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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您的要求，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论文都可以写，但是如果要选择其中一种，建议挑选民事诉讼论文，因为它的内容更加丰富，涉及的专业法学知识更多。
你从道德和法律入手，其实这并不负法律责任。哎~现在中国的法律并不健全，像这类的事有很多，但都不负法律责任。很多明明都是很过分的事，法律上却拿他毫无办法。我可以给你个好的建议，你从提高道德教育入手来写，再添加一些实例，实例很好找的，你在网上查，能查出很多。中心是要人们明白道德教育的重要性，也要建议加强道德教育。其实法律永远都有漏洞，没有十全的法律，刑法只能做到惩罚，可到底能不能使人悔改？你写的感情生动些。煽情些。题目我给你一个建议，就叫 刑法可否改变命运我只能给你提示，其他就要看你自己了，加油吧。你要明白一篇好的毕业论文不仅要写的好，也要让你的导师觉得写的好，多想想你们导师的想法再动手写。相信你已经明白了我的意思。
法院主要通过审判活动惩治犯罪分子，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维护公平正义。这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法院学术论文，仅供参考! 法院学术论文篇一 基层法院功能探究 摘 要 自2010年以来，全国已有600余家基层法院开设了官方微博。基层法院官微的预设功能包括但不限于信息公开、释案普法、自我宣传、新闻发布、回应 热点 、转发微博、主题交流、业务探讨等内容。但在实践中，功能定位不当、内容创新不够、互动沟通不畅、专业素养不足成为法院应有功能实现的障碍。 关键词 基层法院 功能 官方微博 基金项目：2013年度江苏省 教育 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层法院的功能厘定与管理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13SJB820015)。 作者简介：徐骏，法学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律系讲师;华震，法学硕士，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 文章 编号：1009-0592(2013)12-115-02 2010年是中国的微博元年，从这一年起微博开始影响并深刻地改变着每一位国人的日常生活。开通微博、与网民进行密切互动也成为国家机构改变工作作风，实现权力公开运行的有效方式。彼时急需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法院，正着力于通过制度创新，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提高司法的社会认知度和认同度。微博的兴盛恰恰为司法公开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互动式平台。 2010年10月，湖北恩施州中级人民法院成为全国第一家认证的法院官微。迄今已有600余家法院开设了官微。表现尤为突出的是河南省法院系统：高院于2011年11月10日开通@豫法阳光微博，至2012年该省三级183家法院全部开通官微。上述600余家开通官微的法院，绝大多数为基层法院。以这些法院的官微为考察对象，可以从一个侧面探究当前我国基层法院的日常工作和实际功能。 一、基层法院官微主要的功能 (一)信息公开 官微成为法院与公众进行沟通的新型平台，发布案件的开庭公告以及对热点案件进行庭审直播成为法院官微的一个基本功能。在实践中，基层法院会通过官微发布本辖区内典型、重大或影响力较大案件的开庭公告，北海中院、广州中院等两广地区的法院还经常借助微博直播个案的庭审。 (二)释案普法 随着社会生活的快速发展，一些新型的社会矛盾涌现出来，法院在裁判新型案件时，往往需要在立法原旨的指导下，能动地适用法律，这就不可避免地引发一些猜测和争议。此外，一些关系到婚姻、继承、住房、环境等具有普遍性和民生性案件的裁判，对公众也具有较强的指引作用。法院往往通过官微，对于这类案件的法律适用、裁判理由和结果，结合个案进行普法宣传、法制教育及法律风险提示。 (三)自我宣传 法院官微的低成本弥补了基层法院建设官网人力物力不足的缺陷，一些基层法院把官微作为法院工作宣传的重要工具和对外窗口。在这些法院的微博上，经常晒出法院或法官所获得的各种荣誉、领导视察、对外交流、重要会议、重大活动、工作创新等信息。 (四)新闻发布 官微也是法院重大活动新闻发布的重要 渠道 。2013年知识产权日到来之际，顺德法院于4月23日召开顺德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新闻发布会，发布了《顺德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08-2012年)》白皮书和十大典型案例。当天官微对该发布会进行了全程直播，并在微博上发布了白皮书的主要内容以及十大典型案例的概要。@京法网事在2013年9月26日李某某等人强奸案宣判后，即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回答了网友的提问。 (五)回应热点 2013年9月，各地法院审理了多起大案要案以及社会影响广泛的案件，如王书金、__、李某某、夏俊峰等案，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为体现司法公开，主动占据舆论高地，受理法院采用了包括微博在内的各种媒介回应了外界的关注。这也促成了一些法院认识和运用到微博的力量， 取得了良好的回应效果。 (六)转发微博 当前基层法院发布的大多数微博仍为转发微博。转发的类型包括时事新闻、上级法院微博、同地区其他政法单位微博等内容。广州中院则别出心裁，每天第一条微博发布的内容是法律警句格言。还有一些法院则会发布一些生活常识、养生之道。北京晚报的记者在各区县的官方微博中各随机选取100条连续发布的博文，经统计分析后发现，涉及商业活动、旅游景点等宣传推介类微博占，养生、生活窍门、天气预报微博占。 (七)主题交流 在最高人民法院“完善司法为民 措施 ，在立案、审判、执行、信访各个环节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使群众更方便地参与诉讼，更好地维护人民权益”思想的指导下，微博成为法院与社会公众进行实时互动、无缝对接的有效渠道。如广东省高院于2013年5月17日上午10点，联合广州白云法院与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共同在线，并邀请两位来自基层刑事审判一线的法官，就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相关的问题与社会公众进行了一场微访谈。 (八)业务探讨 作为主要业务专业性强，且与社会公众并无直接的、日常性联系的法院，其微博的关注者主要集中在行业内部，基层法院的关注者数量就更少。也正因此，有些法院的官微拓展了小众的业务探讨的功能。广东高院在2013年4月3日首次对外界公开发布了奇虎诉腾讯的判决书，全文长达5万字。该条专业性极强的微博获得了远超过其他微博的评论和转发量，评论和转发者多为法律人士。 二、基层法院官微存在的问题 (一)功能定位不当 为数不少的基层法院官微把自己定位为官网或官网的补充，所发的微博中充斥着官方语言，发布的内容也是四平八稳的领导视察、 总结 汇报、工作纪要等流水账，虽难言面目可憎、令人生厌，至少难以使网友产生与之沟通交流的兴趣和欲望，甚至无法吸引网友阅读微博内容，更不要说自愿成为其粉丝。大量的基层法院官微因为缺少关注而逐渐成为死微博。 与高级法院不同，基层法院处理了全国绝大多数的法律纠纷，其所作所为直接影响到法院的公正性和公信力。作为与当事人直接接触的机构，基层法院的口碑直接折射出社会公众对法院的观感。在法院日常工作中，已有机关报刊、传统媒体、官方网站等多种渠道对法院的工作、成绩进行全方位的宣传。如果把官微作为另一个法院宣传的阵地，实属多余，且效果亦不及传统做法。 (二)内容创新不够 基层法院普遍陷入案多人少的困境之中。在审判业务尚无法自如应对的情况下，要求基层法院开设官微必然会给其造成人力和物力方面的负担。目前基层法院的做法多是由法官来兼任微博管理员，或外聘人员进行管理。因为法院官微并非专职法官专门打理，也没有合适的考核和评价手段，管理人员发布微博时就缺乏内容创新的动力。转发时事新闻和上级法院的微博就成为最简单省事，也是最安全的办法。以2013年4月24日为例，在五分钟内，某县法院转发了58条微博;另一个县法院在十多分钟内转发了37条微博。转发的内容则大多来自@豫法阳光。 虽然缺少全国性普遍性的关注，但在所属区域内，基层法院是社会矛盾最集中，群众关注程度最高的国家机关之一。一些法院能够积极地利用官微，通过个案分析的方式，回应社会对热点、敏感案件的追问，提示涉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法律风险，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司法建议，普及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法律适用等常识，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互动沟通不畅 微博是一个基于用户关系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的社交平台，最大的特征在于互动性。微博等新媒体的出现革新了舆论表达的固有模式，打破了传统媒体的话语霸权，实现了弱势群体的媒体接近权，发挥了日益强大的舆论引导与社会监督作用。法院官微的勃兴，理应顺应时代的互动特质，助推司法公开，提升司法公信。 但是，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基层法院把发布微博作为单向宣传的工具，以及上级交办的任务，因此忽视与网友的互动交流。笔者以普通网友的身份向105家基层法院官微提出疑问和建议，约半数官微能够进行简单的回复，只有十余家能够与笔者进行充分的交流和坦诚的沟通。最令人惊讶的是河南某县的一家法院，对于笔者提出其缺少原创性内容、随意转发微博的委婉批评非但置之不理，反而将笔者设置到禁止评论的黑名单。 (四)专业素养不足 相较于高级法院，基层法院工作人员的法律素养有一定的差距。加上基层法院对官方微博重视程度远不及高级法院，人力物力也难有保障，因此发布的微博中就难免会出现一些差错。一类差错属于新闻传播理念和素养的不足，如重庆某县法院官微在转发周克华女友张贵英受审的相关新闻时，仍使用早已被证实为盗用他人的照片作为配图。经笔者提醒后，其及时进行了删除，并未造成不良影响。但另一类差错属于法律理解和适用的错误，这就足以对法院的公信力形成不利的影响。2013年7月12日，湘西34亿集资案主犯曾成杰被长沙市中级法院执行死刑。曾成杰之女发微博质疑称，其父被执行死刑前，家属连最后一面也没见到。长沙市中级法院官微对此先是回应称，“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对犯人执行死刑时，犯人必须跟亲人见面”。该微博迅速引起网友质疑，随后该微博被删除。随即，长沙中院官微又发布微博称，曾成杰临刑前并没有提出会见家属的要求，在其遗言中也没有提出。就该条被删除的微博，长沙中院发布道歉声明称：由于微博管理人员对刑事法律学习钻研不够，想当然办事，导致发出了一条错误信息并在领导发现后删除。 三、结语 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基层法院应牢固树立司法为民思想，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始终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工作出发点、落脚点，确保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工作牢牢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基层法院是贯彻司法为民的主要载体，其应努力通过转变观念、准确定位、提升素养，以充分实现司法的应有功能，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注释： 如河北高院为审理王书金案，特在2013年6月20日开通新浪微博。6月25日庭审当天，粉丝达到了2万。济南中院2013年8月22日开审__案，于8月18日开通微博，粉丝高达38万。 参考文献： [1]公丕祥.司法公开：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重要保证.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7). [2]2012年度新浪政法微博 报告 .，2013-10-6. [3]政务微博缘何爱“养生”.北京晚报.2013-9-24. [4]周强.牢牢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法制资讯.2013(4). [5]苏力.审判管理与社会管理——法院如何有效回应“案多人少”.中国法学.2010(6). [6]徐骏.司法应对网络舆论的理念与策略——基于18个典型案例的分析.法学.2011(12). [7]长沙中院回应未会见亲属质疑：曾成杰未要求.南方都市报.2013-7-14. 法院学术论文篇二 浅议法院执行工作 摘 要 本文旨在讨论民事执行问题，首先阐述当前法院在执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接着就法院执行中形成问题进行原因分析，最后提出一些相关的解决 方法 和措施。 关键词 执行 执行难 措施 作者简介：王丽、王启锐，四川省古蔺县人民法院。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12-133-02 法院执行案件指民事案件、刑事案件、行政案件、仲裁案件通过法院判决，裁定或仲裁机构仲仲裁，被告没有履行，经当事人申请后，法院依法应进行的工作。执行是法院受理案件的最后一个阶段，但它是生效的裁判文书得以实现的保障，故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本文着重讨论民事执行问题。强制执行是行使法律已经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债务人必须服从，这是实现司法公正和维护当事人权利的要求。强制执行有专门的法定机关进行执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对他人的财产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不得强制他人履行一定的义务。当事人的纠纷已经解决，法院已经有明确的判定结果且已生效，但是一方还不履行义务，另一方就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由人民法院执行局作出执行通知开始执行。执行是民事法律程序的最后阶段，在民事法律程序中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当事人通过选择打官司，是因为相信法律能够维护自己的权利，这种维护不仅是打法律白条，而是要让权利最终得以实现，如果仅有法律白条，无法实现当事人通过法律实现权利的目的，反而增加当事人诉累，从而会降低公众对法律的信赖，法律的权威、法治也就无从谈起;只有人民法院的执行机构强制拒不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才能实现民事法律程序的任务，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尊严、法制的统一和人民法院的威信。正如列宁所说：“如果没有一个能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 一、当前法院执行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主要是执行难问题。执行难，是困扰着人民法院工作，并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人们对我国审判机关裁判执行状况的公认评价。造成当前法院执行难的原因是方方面面的，既与法院执行机构运做有关，又与当前的社会法律环境有关。目前，执行难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被执行人无力履行。某些地区经济发展落后，自然人收入偏低，被执行人确实无履行能力，被执行人被迫的逃、废、赖债。现在涉及民间借贷件较多。由于民间借贷是自发行为，不是任何部门的监督和约束，所以使其具有金融机构不能享受的政策上的竞争优势，在竞争环境下，容易诱发金融机构经营违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农村金融秩序。被执行人在无力偿还借款后举家外出，无法联系被执行人，被执行人也无财产可供执行，使得案件不能执行终结。 2.被执行人抗拒执行。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这种情况在现实中交往常见。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无视已经生效的裁判，个别当事人素质低，法律观念非常薄弱，认为只要他坚持不履行法律并不能把它怎么样，藐视法律权威;二是故意折腾，有的当事人即使输了官司也会故意拖延履行义务，给对方或者法院玩猫着老鼠的游戏或者制造各种障碍，给执行造成主客观的难度;三是侥幸心理，认为通过故意拖延，转移财产等办法能够逃脱履行责任，或者逼迫对方做出让步;四是暴力抗拒执行，因为当事人之间存在过往恩怨等，个别当事人受情绪影响走极端，与执行人员对抗，不惜暴力抗拒执行。 3.协助义务人拒不协助执行。协助执行人民法院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要求与执行标的有关的单位协作、帮助执行的一项制度。协助执行人的作用是协助法院完成执行任务，应该是以义务为本位的概念，所以，协助执行人的权利应该是普通的权利，如当受到违法执行和当事人损害其合法利益的情况下，有权要求赔偿。协助执行人务是根据法院的协助通知及时高效的配合，并且尽诚实信用义务全面提供相关信息，为保证执行达到理想的效果，保证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院的司法权威。强制执行权是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执行权利，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可代替法院行使;但是，有的执行标的物或执行财产不在被执行人手中，由有些单位和个人占有、保管，有的与标的物密切相关的财产权证照须由有关单位办理转移手续，这就需要有关单位和个人配合才能完成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当事人的权利才能得以实现。 4.外界干扰。地方政府出于各种目的，往往会做出一些指示，干扰执行。比如，为了保护地方经济，可能就会干扰对一些地方企业的执行;出于安抚当事人情绪，维护地区社会稳定，往往也会干预执行。由于信访维稳考核的不科学等因素，导致地方出于政绩或者维稳压力，造成有关部门不顾事实真相和法院判决，对执行进行干预。另外，社会各界出于自身的一些利益，往往也会为执行设置障碍，配合、协助的少。 二、执行难形成的原因 (一)被执行人 文化 素质问题 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一些被执行人欠缺最基本的 法律知识 ，认为拒不执行也无法将他怎么样，藐视法院裁判的权威，甚至还会纠集亲朋好友、左邻右舍阻扰执法、暴力抗拒执法，辱骂、殴打执法人员。二是许多倍执行人抱有侥幸心理，认为通过隐匿、变卖、转移财产等方式，或者完躲猫猫的游戏就能够逃避执行，或者以此逼迫对方跟自己再次协商和妥协，从而获得更多利益。三是故意拖延，有些被执行人本身知道无法逃避执行，但是抱有折腾对方的心理，故意借口收账、时间太忙等忽悠当事人或者执行人员，不及时兑现履行，增大对方当事人的权利实现成本和法院的执行成本。 (二)法院裁判自身问题 一是裁判质量问题。不可否认，当前在基层法院审理案件的审判人员队伍中，有一些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有所欠缺，加之近年来案件数量急剧上升，法院办案人员比较紧缺，让审判人员应接不暇，故造成案件审理质量不高等问题，从而导致了当事人对裁判的不服和抵触。其次是过分强调调解。当前基层法院的调解撤诉率往往达到80%以上，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对审判工作不科学的考核外，主要是因为调解本身的特点。调解程序相对简化、灵便，能够节省办案时间喝经历，另外调解结案的不能上述，减少办案风险，降低上诉率、改判率和发回重审率等。 (三)执行环境问题 一是有关单位和部门从自身利益出发不予协助执行。法院民事强制执行工作并不是仅仅依靠法律部门就可以解决，它涉及很多部门和行业，需要多个不同部门的配合，这就加大了执行的难度。比如，经常涉及协助履行的金融部门，当法院要求协助履行查询、冻结、扣押、划拨时，往往嫌麻烦或者怕影响业务而拖延履行，或者不予协助履行。同样，要求国土部门、房管等部门协助办理过户手续也相当难，往往延误执行时机，影响了案件执行。二是地方保护主义对执行的干扰。当被执行对象为党政部门，或者一些在当地具有影响力的企业单位时，地方党政部门为了部门利益或者地方经济发展、税收等目的，可能会要求从大局出发，为大局服务，从而对执行行为进行干预。 (四)执行机构之间缺少合力 由于我国目前执行案件管辖多以财产所在地为联结点，对于人财分离，财产分散各地、财产不在本法院管辖区域内的案件，委托执行必不可少。而委托执行往往因无考核要求，且增大自身办案压力，或者因地方利益保护等原因，受委托法院不予积极配合。而上级法院也无有效协调和监督措施，从而不能形成合力。 (五)执行工作缺乏强硬手段 一是执行方面法律规定多为程序性规定，惩戒性规定少，可采取的拘留、罚款等措施的适用条件高、要求严，且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需要院长审批，程序复杂。据不履行生效裁判罪因为条件高、要求严等更是极少适用。二是出于维稳等压力，法院在执行时尽量避免适用强制性措施，久之纵容了当事人暴力抗拒执行，极大影响了执行威慑和法律权威。 三、解决执行难的办法和措施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提出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探讨法治中国建设，当前应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深入推进行政、司法等领域改革，以解决执行难等问题，促进司法权威和提升司法公信力。 1.加大法律宣传，提升当事人法律素质。要借助法律七进等，拓展法律宣传的广度和深度;借助巡回审判和公开审判等，审结一案、教育一片;构建和完善法院公开平台，完善裁判文书公开、裁判流程公开等程序，增强群众对法院审案的认知和支持;完善诉讼服务机制，及时为当事人提供便捷的法律咨询等服务，促进当事人知法、守法、用法。 2.改变不科学的考核指标，坚持依法调解。按照法律规定，调解应以基本事实为依据，以尊重当事人意愿为前提，故应改变对法院调解率的强制要求，和改变和完善对上诉率、改判率、发回重审率等考虑指标，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体系，避免对调解的过分依赖从而导致以判压调等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行为发生，减少和稀泥式判决引起的当事人的不满和抵触。 3.加强培训和监督，提升司法能力。增加对法院审判人员和执行人员的学习和培训，丰富法律知识，提升审判、执行能力，提高裁判文书质量。通过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人民监督员制度等，完善裁判文书公开、审判流程公开等，以公开促监督，以监督促审判，完善促进司法公信。 4.加快改革审判权运行机制，避免司法行政化。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减少裁判文书的审签程序，完善合议庭评议制度和法官联席会议等，坚持合议庭独立办案和法官学习交流制度。 5. 推进改革，减少司法地方化。除着眼于长远，实行法院人、财物由省直管，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还要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重要内容。 6.完善执行组织，形成执行合力。一是加强上级执行机构对下级执行机构的指挥协调能力，构建强有力的层级执行体系。执行组织不同于审判组织，各级法院审判组织之间是相对独立的，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有监督和指导作用，但是执行工作强调配合协作，不同于审判组织，因此要加起上级组织对下级组织的指挥协调，从而形成合力，强化执行力量。二是要探索执行体制改革，推动实行执行权和审判权相分离的体制，避免执审互相影响，实现执行工作的专门化。三是完善委托执行的程序，完善约束机制，将办理委托执行纳入考核，科学限定执行期限，增强各地法院对执行工作的协作。 7.完善强制措施。对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的，坚决依法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扣划、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加强对失信被执行人的惩治力度，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依法对其进行信用惩戒。对故意隐匿、变卖、转移财产的，故意拖延执行、态度恶劣的，或者暴力抗拒执法的，应该完善司法解释，细化适用情形，依法采取罚款、拘留等措施。还应完善司法解释，扩大和明确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裁定罪的适用范围，增强刑罚的威慑力。
你上面讲的,首先没有 刑事责任,要是追究的话,顶多算民事.等,我给你写论文呢 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审理与执行若干问题的思考论文提要：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七十八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这就确立了我国立法对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而遭受损失的经济救济途径为附带民事赔偿，而在司法实践中，针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审理与执行存在着诸多问题，笔者通过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在审理和执行过程中的调解模式、精神损害赔偿及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执行难等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一些看法，希望能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审理及执行有所帮助。全文共8100字。对于因犯罪行为而遭受损失的被害人的救济途径，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设计了一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是指刑事案件的被害人，由于被告人（含法人犯罪）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时，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依法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在判处被告人刑罚时对被告人及相关责任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一并做出裁判的案件。如果是国家、集体财产遭受损失时，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七十八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由此可见，我国的刑事犯罪引发的民事诉讼进行的前提是：一、要在刑事诉讼启动后才能进行；二、要与刑事审判一并进行，例外的才能在刑事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笔者也仅针对所在基层法院在审理与执行刑附民案件过程中存在的调解模式、精神损害赔偿及执行难等问题进行分析，希望能够对刑附民案件的审理及执行有所帮助。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调解模式从近年来的刑事审判实践来看，被告人如果能够积极参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向被害人支付民事赔偿金一般都能作为酌定的量刑情节给予从轻处理，特别是在涉及到死刑案件时常常把刑事附带民事部分能否调解结案作为适用死缓或无期徒刑的一个关键因素。这样做的好处与依据在于对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被告人从轻处罚，能够节约社会司法资源，降低国家与社会在治理打击犯罪方面的成本，提高审判工作效率。同时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是其悔罪的客观表现之一，这表明了被告人主观恶性的减少，其所应受的社会非难与谴责也应相应的减少，其所应受的刑罚也应相应的降低。而且，从我国当前的宽严相济、限制死刑、控制死刑的社会大环境出发，对积极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被告人从宽处理也是对国家、社会、个人都有益的事情。 但是，在适用民事赔偿这一刑罚裁量情节时，仍然存在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在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质疑之声。诸如，适用这一量刑情节是否存在花钱买命、以钱买刑的情况，是否存在被害人强迫要挟被告人甚至法官从而造成对被告人不公平的情况。笔者认为，作为一个基本原则必须承认与重视刑事附带民事部分民事赔偿金的支付情况对被告人刑罚裁量影响的积极意义，同时也要正视在适用这一量刑情节中所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影响。在笔者所在的基层法院，涉及到伤害、交通肇事等附带民事案件的数量约占受理案件总数的70%，笔者认为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可以分为以下两类，采用不同的诉讼调解模式。 1、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而引发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主要适用当事人为主导，人民法院积极参与、正确引导的诉讼调解模式。这类案件的发生往往是因某种琐碎小事而引发，被告人一时意气用事，酿成悲剧，被告人往往会对自己的行为深感后悔，其负罪感、悔罪意识较强，较容易主动向被害方请求民事和解。而从被害方来讲，其也较容易接受对方的悔罪。但是，被害人这种易接受悔罪的心理在客观方面却往往表现为相互矛盾的两种行为，一是积极主动地接受对方的和解，二是基于因与被告人的特殊关系，虽然内心愿意接受和解，但是，考虑到面子或其他周围环境的压力而表示出不愿和解的意向。由此，对这类案件在调解过程中应充分利用当事人之间存在的特殊的亲情、友情、邻里等特殊关系，发挥当事人自我协商、自行和解的主动性、积极性，尊重当事人自行选择的调解时机、调解协商形式，同时人民法院并不是消极等待，而是在调解的启动、进程、终结等方面积极参与，正确引导。但要注意这种诉讼调解模式存在的主要缺点就是调解的启动难，优点是一旦启动较容易达成调解协议。对此，人民法院在适用这一模式时应注重做被害人的思想工作，要使被害人认识到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结案与判决结案都是结案的法定方式之一，两者之间不存在法定效力的不同，更不存在调解是惧怕被告人的问题，而且调解结案有利于民事赔偿金的有效支付。2、对于有预谋地实施杀人、抢劫、绑架等恶性犯罪案件引发的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主要适用人民法院主导，当事人参与的诉讼调解模式。这类案件被告人的主观恶性较大、犯罪手段较为残忍、社会危害性也较大，其悔罪的动机较为复杂，被害方与被告人一般无特定的亲情友情等特殊关系，这类案件调解的启动较为容易，但是达成调解协议较为困难。而且在调解过程中易发生损害一方当事人利益或破坏社会公平正义及法律的统一与尊严的行为。对这类案件进行调解时要强调人民法院的审判职权在调解中的主导作用，在具体工作方式上一方面要注重对被告人进行法律、伦理道德教育，促使被告人首先认识到自己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对被害人造成的伤害，使被告人真心悔罪服法，使其认识到赔偿被害方的经济损失是自己应尽的义务，是自己真心悔罪的具体表现之一。另一方面对于被害方因犯罪所受到的伤害应当表示同情，但要明确具体民事赔偿的数额要体现法律的原则与精神，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要依法索赔，不能因为被告人受到了刑事追究而提一些不合实际、违反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甚至以此要挟被告人。在具体的步骤上要把双方当事人的调解意见汇总到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将汇总、梳理后的调解意见、要求再反馈给相应的当事人，以防止出现以调解为名损害另一方当事人或国家法律的统一与尊严的行为的发生。 二、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我国立法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法院对于精神损害赔偿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精神损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又进一步明确：对于刑事案件的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笔者认为我国的立法在针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精神损害赔偿方面的规定是有缺陷的，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基于个案提出精神损害赔偿是正当的，应受到法律保护。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出发，应允许其就精神损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只有这样，才符合社会利益、被告人利益、被害人利益三者冲突平衡的需要。 有的人认为，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已经承担了刑事责任，如果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对被告人就是二次惩罚。本人对这种观点持反对态度。诚然，对被告人定罪量刑尽管的确能够抚慰被害人受到的精神伤害，但是在有些案件中，仅靠刑罚惩罚尚不足以达到消除被害人内心痛苦的目的。有些案件甚至在被告人被依法判刑后，自己的痛苦可能还会加深。尤宗智教授曾提出“多年来，我们国家以国家利益与个人正当利益完全一致为理论依据，在公诉案件中强调社会普遍利益的维护，强调公诉机关可以代表被害人的要求，却多少忽视了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矛盾性，忽视了被害人的独特要求……”。 按一般人包括法律专业人士的常识，杀人、伤害、强奸等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远远大于一般的侵权行为，犯罪行为对被害人所造成的精神痛苦肯定比一般侵权更为严重，如果将犯罪行为强行排除在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之外，将会造成这样一种现象：侵犯他人的名誉权，如果侵害程度较轻而不构成诽谤罪，被害人有权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如果程度较重而构成了诽谤罪，被害人却无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如果受到一般侮辱，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如果遭到了强奸，却无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以财产作为补偿精神损害的一种方式，其用意不在于单纯将被害人的人格等同于商品。精神损害赔偿的目的和其他弥补精神损害的方式，如赔礼道歉、恢复名誉一样，是作为抚慰被害人精神痛苦的一种形式。 实践证明，在许多案件中， 仅仅有被告人的赔礼道歉是不足以达到消除被害人内心痛苦的目的，甚至在被告人被依法判刑，受到国家公力惩罚的情形下，这种痛苦仍然深深存在。而对被害人加以财产补偿，以被实践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抚慰方式，这种方式已经作为现代各国精神损害赔偿的主要方式，所以，刑事附带民事精神损害赔偿是正当的，也是必要的。三、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执行难的现状及成因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相对于一般民事执行案件而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执行一般难度较大，通常无法全部执行甚至根本得不到执行，致使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随着严打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法院的刑事附带民事执行案件数量越积越多，这对原已堆积的大量得不到实际执行的刑事附带民事执行案件来说，无异是雪上加霜。笔者所在基层法院受理刑事附事民事执行案件约占总受案数的5%左右，且有一部分为外地法院委托执行案件，而这些刑事附带民事执行案件基本上从立案后就难以执行，因此绝大部分案件都会成为积案.（一）被执行主体的特殊性决定了此类案件执行难度大附带民事诉讼属于民事诉讼的性质,但它和一般的民事诉讼又有区别,因为这种赔偿是由犯罪行为引起的,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出的,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其被执行主体具有特定性,即属于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在执行实践中,往往会导致以下几种情况出现：1、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被执行人绝大多数在执行前已因犯罪行为被判处刑罚，除现实的赔偿能力外，因其生命、人身自由已被剥夺，其已不可能再创造价值来履行债务。2、被执行人思想上有抵触情绪。作为被执行主体的被告人一旦被定罪量刑，认为自己被判处了刑罚,附带民事赔偿就不管了, 如有的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被告人说：“案子已经审结了，我现在就欠你几个钱，你法院反正不能再重新判我刑，我不给，能怎么着！” 或声称等刑期服满出狱后再赔。也有的被告人在案子审结后，认为法院处理不公，对履行法律文书产生对抗情绪，拒不履行。3、被告人家属不理解、不配合。认为犯罪是被告人个人的行为，“一人做事一人当”，与家人无牵连，造成受害人经济损失由被告人自己承担。4、相当一部分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被执行人（被告人）为居住在农村的农民，文化素质低，经济收入水平不高，犯罪前本身就没有多少财产，犯罪后，有些被告人及其亲属又搞假分家，假离婚来规避执行，有些甚至通过转移、隐匿、变卖财产来逃避执行。5、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过程中，审判人员一般就民事赔偿部分先行调解，为了达到从轻处罚的目的，被告人往往不顾自己的赔偿能力，同意原告人的赔偿要求，案件判决后对调解协议反悔，或者无赔偿能力而不履行。另外，被告人自身和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差，犯罪所得在案发前早已被挥霍一空,或隐匿不交，家中也无其他财物可供执行。6、申请人提供执行线索困难。由于申请人是附带民事诉讼的受害人，受各种条件和因素的影响，难以掌握被告人及其家庭经济情况。（二）执法思想认识不到位加剧了执行难目前，有相当一部分执行人员对附带民事诉讼执行的重大意义没有深刻领会,导致工作不能积极主动开展，被执行主体一般在看守所或监狱,会见手续比较麻烦,既使会见到被告人也往往徒手而归，误时费力,执法人员对此类棘手案件搁之一旁，领导多次催办，申请人多次来院要求执行，以各种理由搪塞推诿责任。 有些执行员在思想上对刑事附带民事执行认识不到位，觉得这类案件标地小，执行起来费时费力，有点得不偿失，不愿下工夫去执行。有些执行员受“罚了不打，打了不罚”的思想影响，认为既然判了刑，就不能再赔偿。还有些执行员对此类案件有畏难思想，一听说自己分了刑事附带民事执行案件就头疼，不愿执行这类案件。（三）公检法三家协调力度不够人为造成执行难作为刑事案件,从侦查、起诉到审理，每个过程和环节,由于司法机关对案件处理角度的不同,对于附带民事赔偿的重视程度也不一样,公安和检察机关侧重刑事犯罪事实的查处，对受害人的民事赔偿权利，要么不告知，要么对其请求置之不理，使受害人往往在法院审理阶段才能够行使赔偿诉讼权利。一般民事案件,作为原告可以申请财产保全等强制保护措施,而作为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在公安、检察阶段不能提出保全措施,只有到了诉讼阶段才能提起,由于我国《刑诉法》对该问题并没有明确规定，受害人的权利难以保障，导致附带民事赔偿执行风险比一般民事案件风险大的多。四、解决刑事附带民事执行难的对策刑事附带民事执行难的问题已不是人民法院执行机构单方面的努力所能解决的，以往解决刑事附带民事执行难的对策过多地局限在执行阶段，以致于难以有所改变。笔者认为，解决执行难应当将视野扩展到整体运行机制中。（一）层层分流，缓解执行重压1、建立财产状况协作调查制度从刑事案件侦查立案开始，由侦查机关对可能会被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犯罪嫌疑人的财产状况，包括银行存款、固定资产、流动资金等进行调查，并开具清单，随卷将调查结果移送后继机关，以便于后继机关进一步了解、查清财产状况。这一制度应当贯穿于整个诉讼活动中，这样，一方面执行人员在执行初期便对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和执行方向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另一方面申请执行人对被执行人的财产在申请执行前就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也能正确对待执行结果。建立这一制度的意义在于为刑事附带民事的执行提供财产线索。2、完善财产保全制度财产保全制度，对控制被告人的财产，防止其转移、隐匿财产有着重要的作用，是刑事附带民事执行强有力的保障。因此，不断完善财产保全制度，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将有效地缓解刑事附带民事执行难的压力。（1）在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阶段，被害人一方在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提出附带民事赔偿请求时，可以一并提出财产保全申请，由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将被害人财产保全申请移交人民法院执行。（2）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至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前的财产保全，由被害人一方直接向审理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并提供担保。为了督促被害人尽早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应规定在保全措施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期限，逾期不起诉的话，就解除财产保全。（3）人民法院在受理附带民事诉讼后的财产保全，这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相一致。3、适用先予执行制度对于那些如果不先行给付将影响被害人生活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应将执行的时间前移，在诉讼中采用先予执行制度，以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另外，在诉讼中，被告人基于对量刑情节的顾忌，在履行义务时会比较积极，对执行也较为有利。在今后的执行中，可将定期金赔偿方式与先予执行联系起来，使执行更加灵活和实际。4、注重诉讼中调解（1）全程加强调解工作。除了人民法院在附带民事案件审理中主持调解工作外，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阶段针对被害人提出附带民事赔偿请求也应当主持调解。公安、检察机关对附带民事诉讼及时进行调解处理，有利于解纷息讼，使被害人及时得到赔偿。（2）给付方式上要有利于执行。在调解时应注意给付方式的可行性，一般要求即时给付，对于分期支付或在一定时限内支付的，则应当提供担保。（二）改进刑事附带民事执行的方法1、建立协助义务人制度。由于被执行人的财产由其家属实际保管和使用，因此有必要在执行中建立协助执行义务人制度，即在被执行人服刑期间，由被执行人财产的管理人（通常为被执行人的家属）以被执行人的财产代为履行赔偿义务，该财产管理人便是协助义务人。这和负有协助查封、冻结等义务的银行、房地产交易中心等单位一样。这种协助是一种义务，无论其是否愿意都必须履行，如果其不配合甚至阻挠抗拒，就要承担协助义务人妨害执行应承担的责任，如罚款、拘留等。如果其擅自转移被执行人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其限期追回相关财产，在限期内不能追回的，应当在所转移的财产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这时协助义务人就变更为被执行人。此种制度将被执行人家属从原来的案外人上升到协助义务人，其责任的加重可以有效地防止被执行人家属不配合执行的现象发生。2、进一步完善委托执行。从目前刑事附带民事执行的委托案件来看，效果不甚理想。因此，委托执行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受托法院应该在思想上重视起来，并坚决杜绝地方保护主义。同时，笔者认为还应在以下几方面予以完善：（1）简化委托手续。根据规定，现在委托案件由各省市高级法院统一委托给受托地区的高级法院，然后再委托到具体法院，手续复杂，耗时较长，影响了委托执行的效率。因此可以改为直接委托当地法院同时报备高级法院。这样缩短了委托的时间，便于和委托法院之间的联系，又不影响高院对委托案件的监督。（2）改变现在平级委托的原则，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财产所在地的基层法院执行。委托执行的目的在于节约成本，提高执行工作效率，但平级委托使受托的中级法院、高级法院与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财产所在地仍然相距甚远，还是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路途上，体现不出委托执行的优势。因此，应委托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财产所在地的法院执行，这样就近执行，更利于掌握被执行人的财产。这也是世界各国的立法潮流。（3）委托法院应加强对委托案件的监督。包括由专人负责处理案件的委托和催告，对刑事附带民事执行案件中止或终结执行加强把关审查，必要时可以到被执行人住所地了解情况等。3、建立财产追踪制度。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33条规定，人民法院在采取执行措施后，被执行人仍不能偿还债务的，应当继续履行义务。债权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财产的，可以随时请求人民法院执行。根据该条规定，对于那些因被执行人暂无财产可供执行而中止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并不代表被执行人履行义务的责任就此结束。所以无论被执行人是在服刑期间或是在刑满释放后，任何时间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时，人民法院都可以继续执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以较完善的财产追踪制度为前提。如何对被执行人的财产进行追踪，单靠人民法院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人民法院不可能了解被执行人的动向，而且有的被执行人在监狱内服刑较长时间，人民法院没有精力这么长时间地对被执行人进行追踪，这就需要群策群力，包括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都积极参与，同时应建立完善的个人信用网络体系。4、将刑罚执行与附带民事执行相结合。执行人员应将刑事附带民事执行案件的相关情况及时通报被执行人所在的刑罚执行机关，在被执行人申报减刑、假释时，刑罚执行机关及相关人民法院，应综合考虑其服刑表现及履行附带民事赔偿的表现，特别是对那些有能力履行而不履行的，在决定是否减刑、假释时，应从严掌握。当然，被执行人履行赔偿义务的表现仅仅是刑罚自由刑变更的参考因素，而不是必要条件，在处理时应视不同情况加以区分。
1、论刑事诉讼中的代理2、论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3、论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4、论刑事诉讼立案管辖5、论刑事诉讼审判管辖6、论刑事诉讼强制措施7、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8、论我国刑事证据制度9、论证据的审查和判断10、论我国的公诉制度11、论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12、论审判组织13、论刑事简易程序14、论刑事上诉制度15、论审判监督程序16、论死刑复核制度17、论抗诉18、论辩护19、论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20、论检察官的社会角色21、诉讼效率与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之间的关系22、论简易程序23、论证据的法律性24、我国刑事诉讼中口供的证明问题25、论证人制度之完善26、论羁押制度之改革27、论“自由心证”原则28、试论当代中国判断刑事证据的标准29、论“上诉不加刑”原则30、论“上诉不加刑”31、论二审程序中的审理方式32、对刑事再审制度之思考33、论不起诉制度之理论基础34、论控审分离原则35、论无罪推定原则36、沉默权研究37、论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38、论法官的社会角色39、论刑事诉讼中法官之调查权40、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与我国的刑事诉讼41、论犯罪控制和人权保护42、论刑事诉讼职能43、论被害人44、论附带民事诉讼的作用45、论刑事诉讼目的46、论刑事诉讼的实体正义47、论刑事诉讼的程序正义48、论论刑事诉讼的基本要素49、论刑事诉讼的构造50、论中国刑事诉讼模式改革51、刑事诉讼中的“毒树之果”相关问题探析52、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刑事冤假错案的成因53、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之构建54、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多发性侵财案件侦审对策研究55、论新《刑事诉讼法》施行中警察刑事执法面对的挑战与思考56、新刑事诉讼法简易程序实施情况的观察与分析57、刑事再审启动机制调查研究58、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侦查到案制度实施问题研究59、论庭前会议制度的适用60、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的控制下交付研究61、关于我国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探究62、证据能力制度研究63、由上海复旦大学投毒案来谈刑事和解制度64、论我国刑事诉讼人权保障65、论我国刑事二审程序与《两权公约》的距离66、刑事司法国际准则视野下的非法证据排除范围67、论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配置和保障68、刑事被告人知悉权的比较研究69、应对外逃贪官进行刑事缺席审判70、论刑讯逼供产生与存续的原因71、刑事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问题研究72、我国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制度评析73、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刍议74、审查批准逮捕环节翻供问题初探75、刑事冤错案件的成因分析76、刑事审判中辩护律师责任研究77、刑事鉴定人员出庭作证制度探讨78、刑事案件“另案处理”适用的检察监督79、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构建80、刑事鉴定人员出庭作证制度探讨81、刑事案件“另案处理”适用的检察监督82、试述讯问技巧与刑讯逼供、指供、诱供的边界83、刑事诉讼鉴定人出庭作证之困境分析84、关于新刑事诉讼法下的刑事和解制度研究85、建构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86、浅析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难的原因及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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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把刑事抗诉工作作为检察机关强化法律监督职能，“严格执法、狠抓办案”的一项重要任务，突出重点，加强领导。在当前反腐败和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斗争中，刑事抗诉工作的重点是有罪判无罪和重罪轻判的贪污贿赂犯罪大要案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案件及其他有重大影响的犯罪案件。对这些案件一审、二审的判决、裁定均应由承办案件的检察员专门审查并报告分管检察长，逐步完善分管检察长、承办案件检察员依法审查判决、裁定的工作制度。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抗诉时即报告上级、通报下级，做好出庭准备。二、上诉程序的抗诉，务必在法定时限内提出，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也要在判决、裁定生效后及时提出。要加强对死刑案件抗诉工作的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认为同级人民法院或上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确有错误，应当依法改判的，要在判决、裁定作出后，立即提请上级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抗诉并建议法院暂缓执行死刑。对终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要在接到判决、裁定书后，一个月内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在两个月内审结，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三、依法抗诉，极为严肃。要规范抗诉工作，增强抗诉效力，进一步规范抗诉书的格式，下力气提高抗诉书的水平。抗诉书要明确指出原判决、裁定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上的错误，载明抗诉的理由和根据，讲法讲理，以理服人。四、依法承办案件，严格工作制度。提起抗诉或提请上级检察院抗诉的案件，必须是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抗诉理由充分，有抗诉必要的。审查案件时，应由检察员专人阅卷、刑检部门讨论提出意见，报检察长提请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为准确地掌握法院对案件的判处情况，及时进行抗诉工作，各级检察院应依法列席同级法院讨论重大、疑难案件的审判委员会会议。法院决定开庭审理的抗诉案件，同级检察院要选派业务素质好、有经验的检察员出庭;必要时，检察长应亲自出庭。五、各地检察机关要及时总结开展刑事抗诉工作的经验，研究抗诉工作中的问题，及时向上级检察机关报告抗诉工作的重大情况和问题;上级检察院主管业务部门要加强对下级检察院抗诉工作的指导，不断完善刑事抗诉工作制度。【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1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本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时候，应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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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防范冤假错案，转变理念，树立人权保障意识。刑诉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就是要求在加大办案力度的同时，侦查人员必须树立更高的人权保障意识，把犯罪嫌疑人作为平等的诉讼主体来对待，严禁刑讯逼供，同时做好讯问时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工作，促进办案观念和方法的根本改变。规范执法，严格遵照法律程序。以往重视实体，忽视程序的做法已经越来越受到程序正义观念的抨击。学习贯彻新刑事诉讼法，必须转变忽视程序的观念，把程序视为办案质量的保证措施，作为案件优劣的重要评判标准之一，真正树立程序优先的观念，还原程序应有的价值。 综合分析，构建完整证据体系。认定犯罪需要对全案的证据进行综合判断分析。首先要根据各种犯罪案件不同的主客观要件，分析案件中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是否都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其次是不同证据往往是不同办案人员收集的，所以证据之间是否存在矛盾需要仔细的排查。要通过不断查找证据或者重新复核予以排除证据之间的矛盾。最终结合全案证据形成的证据锁链，做出排除合理怀疑的结论，确保案件客观公正。
要进一步完善证据审查判断标准，细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明确非法证据的类型、表现形式、排除方法和有关要求，对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要严格全面地进行审查分析。规范调查取证工作，对所有刑事案件的现场均要进行现场勘查，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全面提高科学取证能力，对刑事案件讯（询）问同步录音录像，准确固定言辞证据，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前，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力进行严格审查，依法排除非法证据，补强合法证据。坚持无罪推定和证据裁判原则。现行刑事诉讼法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但实践中仍然存在着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等现象，为案件质量埋下了隐患。要彻底摒弃“有罪推定”、“宁错勿漏”的错误执法观。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审查、认定证据。认定被告人有罪，应当适用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1、对法律法规从业人员的危害 不得不承认,法律法规从业人员是冤假错案最有话语权的人,换个角度来看冤假错案相比别的人群而言对法律法规从业人员的危害最高。冤假错案的出现能够体现出在现阶段的条件下审判制度的运作缺点,缺点的累积会造成法律法规从业人员对这一岗位的决心降低和不满意。当法律法规从业人员对法规的自信心不乏其人,法律法规不被信念,法律法规无法运作,民主制度便会名存实亡仅仅一纸空文,社会发展友谊稳定也只是当政者勾勒的错觉,那样当政者也将移主。 以审判长岗位为例子,有些专家教授觉得,冤假错案的产生主要是因为法院的不独立而致。一些相近冤假错案的产生全过程以后。我发觉,冤假错案往往可以在存有疑问和失误的前提下斩将,一路走出来,显而易见,从立案侦查到审理结束的全部有关诉讼主体如公、检、法、辩护律师及其对判罪增加了不合理危害的一些统战部门、新闻媒体等都可能承担一定的义务。只不过层度不一样、样貌之别罢了。可是,在每一个要素中,司法机关的疏忽和轻率可说是最为致命的。由于在现如今任何一个我国,都可能会出现警、检行政机关在打击犯罪的岗位不理智下滥行起诉或是刑事辩护律师因水准不高而辩解不到位的问题,但警员的逼供、检查官的不正确起诉或是律师辩护的不到位,都应该可以根据公平的法庭审判得到纠正或是救助。 2、对法科、准法科大学生的危害 法科、准法科学生是法律法规这一行业的人才队伍,她们是法律法规未来的希望。法律法规这一领域关心是指一个国家内全部社会发展的相对性长期性的平稳纪律,这个是一项极大的项目,当我们这代人慢慢变老避开这一领域时,是他们背负着大家对法治建设的杰出理想化,承担着对社会稳定纪律探寻的重任。人们不可估量一个有很多缺点弊端的审判制度会为他们产生如何的影响到,是激发她们开拓进取志向改革创新,或是纵容她们随大流。 在某种程度上,在学校的法科、准法科学合理生来好像驾校学车中的未毕业的学生,法律法规从业人员便是路面里的驾驶人员,法制情况就好像交通管理,冤假错案就好像路面里的道路交通事故。当路面里的道路交通事故一直保持着高暴发率,必须表明是指再多的交通管理安全事故的出现也必然,做为驾校学车中的学生做何感受?冤假错案会对在我国将来法制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 3、对民主制度审判制度的危害 如同以上专家学者所剖析的,冤假错案的产生在公检法司的监督不到位、有一些组织名存实亡、权利岗位职责不独立这些,也就说明了审判制度存在的缺点。在刑事案件审理案件中,逼供、暴力行为调查取证是导致刑事案件冤假错案的元凶。在现阶段看到的刑事案件冤假错案中,绝大多数全是因为严刑拷问导致的,逼供和引供、诱供是造成刑事案件冤假错案的直接原因。尽管在我国刑诉法有明文规定不轻易相信笔录,可是有些单位或是太过听信笔录,有些单位为了能侦破案件采用不当手段获得笔录,其恰恰是迈向刑事案件冤假错案的必由之路。在每一起刑事案件冤假错案的身后,大部分都是有逼供的阴影;一部分稽查人员的思想观念和素养是造成刑事案件冤假错案的主要因素,有一些检察人员思想意识落伍、业务流程素质低下,没有经过技术专业的业务流程的学习培训,习惯传统式的起诉方式,盲目跟风追求完美审理案件指标值,压根不顾及嫌疑人的公民权利。当代刑事诉讼法主题活动对科技创新的依赖感越来越强,但是的办案人员欠缺专业技能,也有可能造成评定客观事实和直接证据上造成重要错漏;有关法律制度的不健全是客观因素,例如:在我国一直不承认嫌疑人、被告沉默权。大家无法想象司法部门制度不健全给社会发展产生多少的危害,司法机关是维护保养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一条防御不可崩溃。
法学毕业论文案例分析型原创 的内容
论转化型抢劫的构成（你自己再修改一下，字数基本吻合）一、案情被告：林某，男，17岁。林某初中毕业后，经常到某面粉厂其姨家中居住，并帮姨做早点。一天，林某向其母亲提出要到外地打工，但遭其母拒绝。为了筹集路费，林某产生盗窃邪念。2003年7月间，林某从其表弟丁某口中得知，在某面粉厂宿舍4栋401室只住一个女人，而且可以从楼下爬上去。同年12月23日下午，林某到丁某家玩时，林某问丁某住401室的女人几点钟睡觉，丁某告诉林某差不多11点多到12点就会睡着“。当晚11时许，林某携带水果刀并戴上毛线帽蒙面爬围墙进入面粉厂职工宿舍区，沿卧室欲行窃时被陈某发现，林某见状，即将陈某推倒在卧室的床上，用水果刀顶住陈某的脖子威胁说：”不要叫，再叫就捅死你“，陈某害怕并表示不叫，林某即按原路逃离现场。案发后，林某被公安机关捉捕归案。2004年3月5日，检察机关以林某涉嫌犯抢劫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对此案公开审理，被告人林某的辩护律师为被告人作无罪辩护。二、分岐法院在审理中，对案件的定性存在两种分岐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林某无罪。理由：被告人林某所实施的行为属盗窃未遂而非既遂，不存在转化问题。被告人林某在被害人发现后有拿小刀指着受害人的后背并威胁“不要叫，再叫就捅死你”，但从其所使用的是一把其表弟从街上买的而被告人原本计划用来撬窗户的小水果刀，并且在受害人发现有人进入房间喝问后就赶快躲到阳台上，在将受害人推进房间后便迅速从原路逃离，这一系列举动来看，被告人的行为仅仅是为了能逃离现场，这里一些过激的行为更多的是出于自身的恐惧。根据1991年6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盗窃未遂行为人为抗拒逮捕而当场使用暴力可否按抢劫罪处罚问题的电话答复》的规定，如果行为人“盗窃未遂”尚未构成盗窃罪，而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情节不严重、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因此，被告人林某不构成抢劫罪（未遂），认为被告人林某无罪。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林某犯抢劫罪（未遂）。理由：被告人林某秘密入户实施盗窃过程中，被发现后采用暴力和持刀威胁方法拒捕，其行为已经符合抢劫罪构成要件。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的规定。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犯盗窃、、抢夺罪，为窝藏脏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是对抢劫罪的规定。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构成抢劫罪的显著特证是“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财物。”。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是关于犯盗窃、、抢夺罪，为窝藏脏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按抢劫罪定罪处罚的规定。根据我国刑法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犯盗窃、、抢夺罪后，因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转化为抢劫罪必须符合以下三个条件：一是转化为抢劫罪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犯盗窃等罪，行为人不仅实施了盗窃等行为，而且已构成犯罪；二是必须具有抗拒抓捕等目的；三是必须具有当场使有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本案中林某不仅实施了盗窃行为，具有抗拒抓捕的目的，也具有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再之，我国刑法第二十三条关于“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的规定。“，本案中被告人已着手实行了犯罪，由于陈某喊叫，即由于林某意识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因而，林某整个犯罪行为中符合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以及我国刑法第二十三条的犯罪构成要件。为此，被告人林某犯抢劫罪（未遂）。三、评析笔者赞同上述第二种意见，即被告人林某的犯罪行为符合抢劫罪（未遂）的构成要件，林某犯罪行为属转化型抢劫罪（未遂），应当认定林某犯抢劫罪（未遂）。（一）对无罪、抢劫罪（未遂）的司法认定1、法律对犯罪和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我国刑法第十三条关于“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2、法律对犯罪未遂的规定：我国刑法第二十三条关于“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的规定。3、法律对抢劫罪的规定：（1）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关于“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的规定；（2）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关于“犯盗窃、、抢夺罪，为窝藏脏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4、法律对盗窃罪的规定：（1 ）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关于“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处……”；（2）1988年3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如何运用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修改后的刑法为第二百六十九条〉的批复》关于“被告人犯盗窃等罪，为抗拒逮捕等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修改后刑法为第二百六十九条）抢劫罪处罚。在司法实践中，有的被告人实施盗窃等行为，虽未达到‘数额较大’，但为了抗拒逮捕等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情节严重的，按抢劫罪处罚，威胁情节不严重、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3）1992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盗窃未遂，只有情节严重的，如明确以巨额现款、国家珍贵文物或者贵重物品等为盗窃目标的，才定罪并依法处罚。”；（4）1998年3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构成盗窃罪。（一）盗窃数额，是指行为人窃取的公私财物的数额。（二）盗窃未遂，情节严重，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盗窃目标的，应当定罪处罚。”；（5）1991年6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盗窃未遂行为人为抗拒逮捕而当场使用暴力可否按抢劫罪处罚问题的电话答复》的规定，如果行为人“盗窃未遂”尚未构成盗窃罪，而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情节不严重、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二）本案认定被告人犯抢劫罪（未遂），不宜认定被告人无罪。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结合本案实际案情，笔者认为：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也方法，强行立即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抢劫罪的主要特征是：1、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不权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同时也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权利；2、在客观方面，行为人必须具有对公私财物的所有者、保管者或者守护者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对人身实施强制的方法，立即抢走财物或者迫使被害人立即交出财物的行为。这种当场对被害人身体实施强制的犯罪手段，是抢劫罪的本质特征，也是它区别是于盗窃罪等最显著的特点。上述所谓胁迫，是指犯罪分子以立即实施暴力相威胁，实行精神强制，使被害人产生恐惧，不敢抗拒，被迫当场交出财物，或者任其随即劫走财物。这个胁迫，一般是针对被害人的，有的也可以是针对在场的被害人亲属、朋友或者其他有关人员的。通常是以明确的语言作出威胁，使有惊恐而不敢反抗。判断犯罪行为是否构成抢劫罪，应以犯罪分子非法占有财物的当场是否实际采取了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为标准。有的犯罪分子作了盗窃和抢劫两手准备，携带凶器，于夜晚潜入作案地，发现作案地的人员睡着等，轻而易举地偷走了财物，应定为盗窃罪；如果盗窃过程中惊醒作案地人员，遭到抵抗或呼喊，当即拿出凶器使用暴动力，将物品抢走，则构成抢劫罪，没有劫走物品，构成抢劫罪（未遂）；3、在主观方面，本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故意的内容必须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目的；4、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一般抢劫罪，应以是否抢得财物为既遂与未遂标准。即抢到了财物，没有伤人，为既遂；没有抢到财物，也没有伤人，或者没有抢到财物，致人轻伤的，均为未遂。抢劫罪与盗窃罪区别主要是犯罪手段不同，盗窃罪是秘密窃取公私财物，它可以利用被害人熟睡、醉酒、重病等难以察觉有人作案之机窃取财物， 它与抢劫用药物麻醉、用酒灌醉被害人，置其于沉睡状态，从而劫走财物不同。其次，按照我国刑法，构成抢劫罪，没有规定被抢的财物数额；而构成盗窃罪等则规定“数额较大”是必要条件。转化型抢劫罪。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这条文所列的情况，综合起来，已使犯罪性质转化成为抢劫罪，该条文：一是前提犯盗窃罪等，一般是指具有这些犯罪行为之一的。有的被告人实施盗窃等行为，虽未达到“数额较大”，但是，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情节严重的，可以按照抢劫罪处罚；二是目的为抗拒抓捕等，抗拒抓捕是指抗拒公安机关或者任何公民特别是失主对他的抓捕、扭送；三是条件以暴力相威胁等，这是指犯罪分子对抓捕他的人实施足以危及身体健康或者生命安全的强暴行为，或者以将要实施这种行为相威胁，情节严重的，这是本条的关键之处，也是区别其他罪的根本点。如果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情节不严重、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如果没有伤害意图，只是为了摆脱抓捕、尽快逃走，而推推撞撞，可不认为是使用暴力；四是时间必须是当场，这是是指犯罪分子实施犯罪的现场；五是犯罪性质，由于上列情况的发生，主要是使用暴力，而使性质转化成为抢劫罪，所以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抢劫罪与盗窃罪区别主要是犯罪手段不同，盗窃罪是秘密窃取公私财物，而抢劫罪是当面以使用暴力相胁迫，当场劫财，遇到抵抗立即施加暴力。本案被告人林某在实施的整个犯罪行为过程中，即林某在2203年12月23日晚11时许，林某窜至某面粉厂宿舍4栋401室陈某家，沿外墙爬上，用水果刀撬开窗户入室，在卧室欲行窃时被陈某发现并大声质问：“谁，你是谁？”。开灯后在阳上找到了被告人林某，林某见状，即将陈某推倒在卧室的床上，用水果刀顶住陈某的脖子，威胁说：“不要叫，再叫就捅死你。”，陈某害怕表示不叫，林某即按原路逃离现场。被告人林某秘密入户实施盗窃过程中，被陈某发现后采用暴力和持刀威胁方法拒捕，其行为构成犯罪上述三点基本特征，也构成犯罪未遂上述三点基本特征，也构成抢劫罪（未遂）上述四点抢劫罪特征和构成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所规定的犯罪性质转化成为抢劫罪并符合其的五点特征，同时符合1988年3月16日最高人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于如何运用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新刑法二百六十九条）的批复所规定的构成案件。特别是林某在被房主发现时拿刀出来威胁房主，即林某用水果刀顶住陈某的脖子并用语言威胁“不要叫、再叫就捅死你”，其情节严重、危害大，林某使用暴力的行为，而使盗窃（未遂）的性质转化为抢劫罪（未遂）。这是本案的关键点。因此，被告人林某犯罪行为构成抢劫罪（未遂）。本案被告人林某在实施盗窃行为时，如果没有拿刀出来威胁房主，而是在房主喊叫后立即逃跑，即没偷到东西跑掉，林某则构成盗窃（未遂）。根据盗窃未遂及情节显著轻微，社会危害尚未达到应当受刑罚处罚的程度等，在此情况下才可以认为林某无罪。本案的案情不是这样，而是林某在盗窃过程中被发现而使用暴力相威胁，性质发生变化，符合抢劫罪（未遂）构成要件。因此，本案不可能认为被告人林某无罪。综上评析，本案应认定被告人林某犯抢劫罪（未遂），而不认为被告人林某无罪。
刑法是规定犯罪与刑罚以及刑事责任的一系列法律规范的总和，是代表国家力量的公权力对私人的一种制裁。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刑法 毕业 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试析敲诈勒索罪认定中若干问题
论文摘要敲诈勒索犯罪的本质特点在于行为人出于非法占有目的，使用胁迫手段对他人施以精神强制，从而获取对方交付的财物。但司法实践中行为人无缘无故对他人进行敲诈勒索的情况较为少见，总是基于一定的理由或藉口，即敲诈勒索行为中又伴随着一定的行使权利行为，如何准确把握刑法对敲诈勒索罪的规定，明确敲诈勒索罪的保护法益，分辨敲诈勒索主观目的与客观行为之间的组合变化，以及区分正当行使权利行为与借行使权利之名行恐吓勒财之实之间的关系，在司法实践中显的尤为重要。
论文关键词敲诈勒索行使权力正当性可诉性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行要挟、威胁，索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我省目前的数额较大标准为1500元以上)。敲诈勒索罪的基本构成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行要挟、威胁——对方产生恐吓心理——对方基于恐吓心理做出处分财物的决定——行为人取得财物。从刑法条文和罪状本身理解，此罪在认定上似乎没什么疑义，但在司法实践中过程中，却经常在很多问题上产生争议，同一性质的案件在不同的司法机关往往会作出截然相反的认定，笔者在下文中将结合一些真实的案例进行简要的阐述。
一、存在权益纠纷时对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如何认定
案例1：王氏兄弟和李氏父子在同一建筑工地干活，干活过程中因琐事王氏兄弟中的哥哥与李氏父子发生打架，王氏哥哥在打斗中因一不敌二受了点轻微皮肉伤，在被人劝开后，王氏哥哥认为自己被打吃了亏丢了面子，遂和其弟弟邀来其外甥等帮手，之后王氏兄弟共计五人在工地下班前将李氏父子拦截住，并采用部分言语威胁的手段索要人民币5000元现金作为被打赔偿，最后索得现金人民币3000元，让李氏父子打下欠条2000元，当时也有部分工友和包工老板在场。当晚李氏父子回家后向亲朋好友一诉说，都认为对方是在讹诈这个钱出的冤，遂在第二天报警，警方调查核实后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将王氏兄弟刑拘。
敲诈勒索案件中，当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不存在任何权益纠纷时，一般不存在认定与适用上的困难，但在实际办案中实施敲诈勒索的一方通常都是基于一定的理由实施敲诈行为，即往往与被害人存在一定的债权债务或侵权赔偿纠纷，如案例1中王氏兄弟就是因和被敲诈勒索一方存在的一定人身侵害赔偿关系，之后采用了部分胁迫手段取得财物，而取得的财物通常肯定大于自己的实际损失，但这种索要金额超出实际损失的行为是否就一定能认定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故意存在争议，案例中王氏兄弟中却有人被打伤属实，尽管属一点皮肉伤从治疗费用上说索要5000元赔偿显的有点多，但也不是绝对没有道理，因为一个人被打既有肉体上的损伤也有人格上的羞辱，从精神损害赔偿的角度索要5000元也有获得法律支持的可能性，退一步说即使达不到法律支持，但其仍有提出主张的权利，比如王氏兄弟向法院起诉要求李氏父子作出其5千元甚至是5万元的赔偿显然也是被允许的，既然从诉讼程序都能被接受，为什么在私力救济程序中就不能主张，显然在此案中不能简单以王氏兄弟的提出的索赔额过大就因此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笔者认为，在存在权益纠纷的敲诈勒索案件中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可根据以下两点作参考：(1)主张的权利是否具有可诉性;(2)主张的权利具有民间道义上的正当性;所谓权利的可诉性即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可能会受到法律的支持，民间道义上的正当性，是指尽管这种权利主张不会得到法律支持，但在民间普遍存在，具备一定的正当性，比如说赌债、高利贷欠款等。如果主张的权利属真实存在且具备上述两点特性之一，就不能简单的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实在两高的司法解释中已经有这样的先例，比如对高利放贷者以绑架、非法拘禁的方式讨要高利债，就不能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二、敲诈勒索中手段上的正当性是否影响定罪
案例2：一天小镇上的胡某发现自己的一辆电瓶摩托车被盗，当即邀了两个好友一起去找车，竟然真的在一条马路边发现了自己的被盗车辆，其后该三人躲在车子附近，当小偷周某来拿车时被这三人抓住，小偷央求不要报警，胡某三人便以此为要挟条件向小偷索要5000元人民币，之后小偷周某筹钱无果后自己托家人选择了报警，胡某三人也因此被警方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刑拘。
在敲诈勒索罪中，进行敲诈勒索的手法通常是暴力威胁(也包含轻微暴力)和要挟两种方式，前一种以暴力威胁的方式实现，就手段本身来说显然就是不合法、不正当的，但要挟的手段有很多种，有揭露隐私、丑闻、举报违法犯罪事实、公布不雅照片视频、向媒体曝光真相等，这其中包括合法手段和非法手段，如案例2中胡某等人采取的要挟手段是报警，从手段本身来说是合法正当的，但手段本身的正当性并不影响对胡某等人构成敲诈勒索犯罪的性质认定。因为敲诈勒索罪从本质上一种财产性犯罪，罪恶本质主要体现于非法攫取他人的财产权，一切手段都是为目的服务，当目的不正当时讨论手段本身是否正当已没有多大意义，这时只需讨论手段本身是否对被勒索对象产生了心理上的强制力。当然也不能说手段的正当合法与否对构罪认定完全无影响，笔者认为，当案件中的行为人在非法占有故意上存在疑问，或者说行为人的勒要财物行为在目的上介于正当和不正当之间，这时手段正当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定罪，笔者在后面还会论述到。
三、消费者维权过程中伴有敲诈勒索行为如何认定
案例3：2006年2月，首都经贸大学黄静购买了一台华硕 笔记本 电脑。买回后电脑运行出现问题，黄静将笔记本送回公司检修后仍不能正常使用，随后黄静请朋友帮忙检修电脑时得知其买回的电脑是检测版的 cpu ，按法律规定不受保证也不得销售。得知此事黄静非常气愤并找到周某作为其代理人与华硕公司进行谈判，周某提出要求华硕公司向黄静作出5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要求，如不接受其将就此事向法院起诉该公司并将此事向媒体披露。此要求遭到华硕公司拒绝，当二人第二次来到华硕公司时，北京市某公安分局将二人刑事拘留。2007年11月9日，海淀区检察院向黄某作出不起诉决定书。2008年6月5日，黄静向海淀区检察院提出刑事赔偿申请。2008年9月22日，检察院做出刑事赔偿决定书，决定赔偿黄静元。在该决定书中指出“黄静采取向媒体曝光，将华硕公司使用测试版cpu的问题公之于众的方式与华硕公司谈判赔偿的方式，虽然带有要挟的意味，但与敲诈勒索罪中的‘胁迫’有本质的区别。黄静在自己的权益遭到侵犯后以曝光的方式赔偿，并不是一种侵害行为，而是维权行为，索要500万美元属于维权过度但不是敲诈勒索。”
案例3是一个在网络上广受评议的真实案件，笔者认为此案也是在敲诈勒索罪认定中一个可供参考的标杆性案件。从网上大众网友评议及专家学者们的论述看，几乎都认为一边倒的支持黄静，认为黄静等人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犯罪，但对于其不构罪的法律理由却大都语焉不详或很难让人信服，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和检察院刑事赔偿决定书中的论述理由相近，即认为黄静等人之所以不构罪是因为黄静等人的行为是一种消费者维权行为，采用的要挟手段只是向媒体曝光，属于正当手段。虽然笔者也赞同黄静等人无罪，但确认为上述理由没有点出问题实质。笔者认为消费者维权并不是使犯罪行为得以豁免的法定理由，可以说任何行业任何人的维权行为超出必要的界限照样可以构成犯罪，消费者维权也不例外。从黄静等人索要金额看显然也大大超出其实际损失，主观故意上存在非法占有故意的可能，从要挟手段上说尽管正当，但如本文前文所述，要挟手段合法正当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影响构罪认定，如案例2中胡某等人的行为，所以仅是从敲诈勒索罪的罪状条文本身看，黄静等人的行为从形式上完全符合。
笔者认为黄静等人的行为之所以难以构罪，是出于以下理由：
1.这类维权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行使权利行为。这种敲诈勒索行为是基于行使一定的正当权利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犯罪，在中外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在刑法理论上有三种学说：无罪说、胁迫罪说和有罪说。无罪说认为，具有正当权利的人，即使将胁迫作为实现权利的手段，也不宜认定为犯罪，因为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胁迫罪说认为，刑法设立财产犯罪是为了保护私法上的权利关系，既然行为人具有接受对方交付的财物的权利，而且只要是基于交付者的意思而交付的财物，对方就不存在财产上的损害，因而不成立财产犯罪。但是，其行使权利的手段超出了法律允许的范围，在国外刑法可构成胁迫罪;有罪说认为，既然行为人使用胁迫手段，使他人基于恐惧心理而交付财物，那么，就侵害了其对财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这一本权的事实上的机能，产生了财产上的损害，具有构成敲诈勒索罪的可能性。
笔者认为对行使权利行为持有限度的无罪说，即行使权利行为不构罪应符合限度两个条件：(1)所行使的权利具有一定可诉性或正当性，即权利内容可能获得法律的支持或可为民间大众所接受。这点在前文已阐述过，其实本质上说案例1和案例3在案件性质上是相似的，行为人都是一种行使权利行为，且该权利基础具有可诉性和正当性，所以客观上成为认定其非法占有故意的阻却事由，而案例2中却恰恰缺少这一阻却事由;(2)行使权利的手段具有相当性，能为社会大众所容忍，私力救济行为没超过必要限度。即行使权利的手段如果超出必要限度，一方面手段本身可能构成犯罪，另一方面使行使权利行为整体上丧失正当性。比如假设案例1中王氏兄弟等人以暴力、非法拘禁方式索要医药费赔偿，则行为本身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假设案例3中黄静等人仅是以手中持有华硕高层领导的个人艳照、隐私作为谈判筹码索要赔偿，则可能使案件性质发生根本性的转化，因为这些行使权利的手段已经超出了社会大众的容忍度，影响了对其权利本身正当性的评判。
2.这类维权行为本质上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任何犯罪都是危害社会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是认定一行为构成犯罪的基础。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商品化的社会，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提供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企业也是也越来越大越专业，普通消费者和大企业在交易过程中更加的处于信息不对称、地位不平等的弱势地位。尽管案例3中黄静等人提出了天价赔偿，主观上具有一定恶的成份，但这类维权行为是处于弱势地位下的非对称性抗争，即使行为本身有所出格也能达到社会大众所包容，因为从本质上说这类行为是促进了生产服务者提高产品服务质量、诚信合法经营，惩罚了欺诈者，使更多的消费者免遭同类遭遇，是在促进和维护社会公益，从行为本身看不出一丝的社会危害性。
浅谈罚金刑数额立法模式的优化途径
摘要：当前，我过的罚金刑适用范围逐步扩大，罚金刑数额立法逐步改进，但对于罚金刑数额的规定并非尽善尽美。对此，应结合我国的实际需要和现实可能性进行完善，即逐步减少无限额罚金制的适用;增强限额罚金制与自由刑的协调性
关键词：罚金刑自由刑数额立法模式
一、逐步减少无限额罚金制
无限额罚金制，不符合刑法的相对确定性原则，弊大于利。我国刑法规定了大量的无限额罚金制，弊病重重。实践中，我国最高院和一些地 方法 院早已有了取代无限额罚金制的尝试。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盗窃罪的无限额罚金制改为了倍比罚金制和限额罚金制。此立法改进在司法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经济犯罪案件适用财产刑几个问题的讨论纪要》中规定：个人罚金的最高数额，有犯罪数额或违法所得的，为犯罪数额或违法所得的五倍;没有犯罪数额或违法所得的，为一万元或犯罪分子所在地的年人均收入的三倍。但毒品犯罪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经济犯罪除外。可见，江苏省高院在罚金数额的确定上也采用了限额罚金制和倍比罚金制取代无限额罚金制。
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在刑法总则中对自然人犯罪的罚金刑数额规定一个总的最高和最低限额，并规定例外情形，如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贪利性犯罪不在此限。最高限额和最低限额为多少则要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居民的收入水平而定。在分则中，对具体的犯罪，可以对同一类的犯罪规定相同的立法模式，如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等同属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的可以适用限额罚金制;侵犯著作权罪均可规定限额罚金制度;扰乱市场秩序罪可规定倍比罚金制。对侵犯财产罪则可沿用关于盗窃罪的司法解释规定，对其处以一千元以上涉罪数额(抢劫数额、敲诈勒索数额、数额、抢夺数额等)的二倍以下罚金，没有涉罪数额或无法计算的，则处以一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贿赂罪都可规定限额罚金制度。
对于《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无限额罚金制规定，应当尽快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细化操作标准，以确保新规的顺利实施。对敲诈勒索罪和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可以按照上文的方式规定罚金刑;对属于危害税收征管罪的持有伪造发票罪可以规定限额罚金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对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笔者认为仍可以按原来的规定处销售金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但对于危害特别的严重的可以不受此限。寻衅滋事罪、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危险驾驶罪和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罪均可规定限额罚金制，具体应适用什么幅度的罚金，将在下文论述。
二、完善限额罚金制
我国的限额罚金制主要存在数额高、幅度大、不协调等问题。笔者认为，首先要确定合理的罚金数额上下限。对于限额罚金刑数额的上限，目前我国刑法的规定是五十万，综合考虑我国当前居民的收入水平、将来一段时间经济发展的水平和控制犯罪的需要，维持这一上限尚可。至于罚金数额的下限，则应与行政罚款相衔接。罚金刑与行政罚款的性质截然不同，但二者并非毫无关系。某一行为因其程度的轻重分别构成犯罪和违法，所处的罚金(特别是单处罚金的情形)必然高于罚款数，至少应当与罚款数保持一致。我们可以根据行政罚款的上限来确定限额罚金的下限，对同样或类似的犯罪行为应适用高于一般违法行为的罚金数额，对我国刑法中个别犯罪的罚金数额与罚款倒挂的条文予以修改。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第61条规定：协助组织或者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1千元以上5千元以下罚款。第67条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千元以下罚款。那么，与此相对应的刑法中的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的罚金数额则应当规定在五千元以上。目前我国的行政罚款上限一般为一千元，因此对于没有相应的行政罚款可供参考或相应的行政罚款较低的犯罪，其罚金数额下限可规定为一千元，这与司法解释的规定也是一致的。如此规定罚金刑的下限，既能体现罚金的刑事惩罚性，又可避免罚金的起刑点过高，也增强了刑法的协调性。
其次，要在罚金刑数额和自由刑刑期之间确立一定的比值关系。我国限额罚金刑的数额幅度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与自由刑刑期的关系不明显。如果犯罪人在判决前被羁押，结果被判处罚金，现行羁押的日期该如何折抵罚金?在规定了自由刑并科或选科罚金刑的情况下，并科罚金刑数额与选科罚金刑数额怎样以示区别?这些问题表明自由刑与罚金刑并非是相互割裂的两种刑罚。而且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人的罪行轻重和刑事责任的大小相适应，自由刑与罚金刑均为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在量刑情节一致的情况下，它们之间就必然存在对等关系，这为它们的相互换算提供了理论支撑。从国外的立法来看，在自由刑刑期与罚金刑数额之间进行换算、折抵也是可行的。如法国新刑法典中，对于一般的犯罪，平均每一年监禁所并科的罚金数额为万欧元，每增加一年的监禁刑，与之并科的罚金数额也随之增加万欧元，形成一定的比例。因此，我们应当抛开“以钱赎刑”的顾虑，在罚金刑与自由刑之间设置合理的比例。
应当设置怎样的比例才合理呢?对此，有学者认为可以从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中获得启示：《国家赔偿法》第26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在特定情形下对监禁刑的金钱价值评断，那么一年监禁刑就和收入扣除基本生活费的差相当。有学者则借鉴俄罗斯刑法的规定，认为1年有期徒刑的犯罪，应规定并处或单处6个月工资收入或其他收入的罚金或最低月劳动报酬10倍的罚金。上述两种方法均有可取之处，至于我国刑法该如何确定自由刑与罚金刑的比例，则需要进行大量的理论和实践的摸索检验。
总之，对自由刑与罚金刑的搭配设置，既要能实现对犯罪的报应，又不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在自由刑与罚金刑并科时，应当以二者的强度共同体现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因此，我国刑法应在分则条文中使自由刑与罚金刑有一定的比例关系，随着自由刑刑期的变化，相应的罚金刑数额也应当按比例变化，从而改变我国罚金数额幅度设置无规律可循的问题。对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以及贪污贿赂罪等，我们在规定限额罚金制时，可以体现这种有序性，如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可对应一万以上五万以下罚金，二年以上七年以下、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对应一万以上十万以下，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可对应二万以上二十万以下等。当然，对于走私、贩毒等经济犯罪，应当作例外规定。因此，对《刑法修正案(八)》中的危险驾驶罪的罚金可限定为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寻衅滋事罪的罚金可限定为一万以上十万以下，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罪，积极参加的，罚金可限定为一万以上十万以下，其他参加的，可为一万以上五万以下。
针对我国限额罚金数额幅度过大、限额罚金制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完善裁量方法以及适时颁布刑法修正案予以克服。当经济发展繁荣，货币大幅贬值以致罚金刑惩罚功能失效时，可以适当提高罚金数额，使罚金数额能与经济发展状况相匹配，以确保罚金刑功效的发挥。
三、改进倍比罚金制
倍比罚金制主要的问题是难以明确所选择的参照基准和比例与社会危害程度的关系，因此，有学者主张改革现行的倍比罚金制，适用“新型倍比罚金制”。所谓“新型倍比罚金制”即以犯罪人的年总收入作为基数，再在刑法分则条文中对某种情节的犯罪明确规定按此基数的倍数或百分数来确定罚金数额。④笔者认为，倍比罚金制虽然有不尽合理之处，但是在我国现阶段它仍有存在的意义，不宜立即废除。“新型倍比罚金制”设置了统一的参照基准，并与犯罪人的经济状况挂钩，避免了参照基准选择难的问题。在参照基数的确定上，必要时应当全面考虑犯罪涉及的多种数额，如违法所得额、造成损失额、销售金额等，择其中对量刑影响最大的数额作为参照基数。
倍比罚金制的倍数或比例的设置则应当满足刑罚梯度的要求，一方面应当避免对同一犯罪的轻行为和重行为设置同样的倍数或比例，另一方面应当避免设置的罚金比例低于行政罚款。正如有学者认为的，基于报应应符合等价性要求的理由，罚金刑应该满足刑罚的梯度要求，从而实现罪刑相适应，否则其为不正当。罚金比例的设置应当与犯罪情节所反映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对不同严重程度的犯罪行为所设定的罚金比率应当具有一定的差异。过失犯罪的罚金比例应当低于故意犯罪，情节一般的犯罪的罚金应当低于情节严重的犯罪。
总之，借鉴国外立法，在我国确立以限额罚金制为主，倍比罚金制和无限额罚金制为补充的罚金刑数额立法模式格局，基本符合当前我国的现实需要。在今后的立法修改过程中，我们还应当注意吸取美国量刑指南式罚金的精细、俄罗斯收入罚金制的周密、欧洲日额罚金制的平等，逐步改进和创新我国的罚金刑数额立法，使我国多样化的罚金刑数额立法体系更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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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犯刑满释放前通过本科论文答辩，事情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
对于进入监狱的犯罪分子吗？我们普通人可能会觉得他们是一些不务正业的人，所以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有的犯罪分子他们却非常的有上进心，有一名男子由于犯了罪，所以就在监狱里边度过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边，他由于了解到了监狱的相关政策，所以在考虑到自己出狱之后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些困难，因此他就决定去学习，并且学习还可以让服刑的生活变得不再那么枯燥乏味，之后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大专文凭，并且最后还通过了本科论文答辩。
这名男子在监狱服刑的过程当中，受到了监狱的管教民警的鼓舞，重新开始审视自己，所以他觉得学习是一种非常好的途径和方式，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在服刑的过程当中，不仅非常积极地向管教民警求助，并且还能够嗯。在服刑的过程当中，充分的利用自己的时间，抓住一切可以学习的机会去学习知识，所以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完成本科论文答辩便是他所有努力的一个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管教民警对他的帮助是非常大的，但是他本人也非常的努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才顺利的完成了论文答辩。
我们国家在对监狱服刑的犯人们进行管教的过程当中，会发掘他们自身的优势条件，帮助他们去学习，认识自己很多在监狱服刑的犯人，他们在服刑的过程当中，不仅获得了一定的技能，而且还重新对自己有了一个认识，在今后重新走入社会的时候，他们也不会因为缺乏生活技能而被他人所排斥，有的犯人在出狱之后还会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新开始全新的生活，这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改变，所以从这些事情我们也能够看出并不是进入到监狱当中的人，他们就没有上进心，没有好学的心理，如果给他们机会的话，他们也可以变得让人刮目相看。
人权入宪的法治意义[论文关键词]人权;宪法,法治意义[论文摘要]人权入宪对中国法治具有重大的影响。人权入宛为权利的发展和实现提供了政治前提,促进了法律的独立性发展,提升了法律的地位,从而为法治奠定了制度性的基础。人权地位的提高,提高了民众的权利观念,从而为最终实现法治目标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前言人权入宪至今已3年有余,关于人权入宪的问题已经有很多研究和讨论。人权人宪的意义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次入宪给我们法治带来什么影响,是怎样影响法治的,却缺乏阐述和论证。人权人宪在中国宪法变迁中具有重要意义。以下分别就人权入宪对法律本体的影响,对权利观念的影响以及宪政的影响展开论证。一、人权入宪对立法的影响中国人权发展经受过历史性挫折。新中国成立50周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始终把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在首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了从贫困到小康的两次历史性跨越,公民政治权利得到了有效的保障.我们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历史,有人称它为政府领导型的模式,或者有人称之为政党领导型的模式。这种立法模式容易导致公民的权利不稳定,这极不利于我国公民对权利的真正享有。政策性的立法模式。长期以来形成了“现在能实行的我们就写,不能实行的就不写”、“只对需要修改的并已成熟的问题作出修改,可改可不改的问题不作修改”,造成了我国宪法和法律对公民权利规定不够全面、不够深入。人权人宪无疑指明了法律的未来走向,法律的权利本位特点得到了加强,这将会固定并实现法律品性的转变。法律具备独立的品格,不过多地依赖于政治。政治调控和法律治理是国家治理过程中的必不可少的两种调整机制。法律应以人权作为维度进行关于人的权利的规定。立法以人权为度,加强了法律的中立性,法律的技术性凸现出来。法治不单纯是一种“统治立法”,它不仅是法律的至上性,最高权威性,具有连续性,程序性的特征,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法律本必须符合“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随着现代国家向民主化法治化和现代社会向多元化发展,以及经济的全球化,国家权力在不断地,逐渐地向社会让出地盘,由国家权力内部的分权,发展到国家向社会分权。政府已不是在所有领域都是惟一的权力中心,很多社会事务已由社会组织运用其社会资源与社会权力来治理。法律符合法治目标:要求加强了自身的特征,而人权入宪为法的自身提供了源泉,从而使法律的独立发展创造了动力和源泉。国家权力与法律的权力源自人民,法的实行有赖于全社会,全体民众的支持。法不应只是控制社会的工具,也是社会制约国家权力和社会自卫的武器。因此国家的法治化,不能没有社会的参与,不能脱离社会的法治化。法治社会包括社会基层群众性组织的自主自治,各事业企业组织,各种社会团体等非政府组织及其社会权力等非政府组织及其社会权力,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的自律和法治范围内对国家权力的监督与制裁。人权人宪强化了权利在宪法中的地位,形成了人权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提升了宪法的权利特征,从而从逻辑上将国家权力纳入了合法性评判的标准即人权标准。要建立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必须要将权力纳入规制的渠道,从而理顺并完成了权利和权力的位次和逻辑关系。有人提出了法律自创生系统理论,该理论认为“自组织是复杂系统演化时出现的一种现象,是指系统形成的各种组织结构的直接原因在于系统内部,与外界环境无关”。’。系统科学认为,自组织是系统存在的一种最好形式。’,因为它在一定环境下最容易存在,最稳定。法律再创生理论认为自创生系统是闭合的而非开放的,这是法治前提。要实现法治首先在于法律与政治的相对独立,在民主社会中,法律已不仅简单的就是当权者肆意妄为的工具,法律的产生有自身规律,法律首先代表了不同利益主体不断斗争、说服而产生的最终倾向,这种倾向依赖于法学家的思考和表述而成为法律草案,最终由民选代表来最终决定是否通过一项新的法律和制度。虽然说关于法律是否是自创生系统性,学者有不同的争论,尤其是法社会学派与规范学派对此不同的观点尤为尖锐,需要说明的是法律是否受外界的影响以及对于法律到底是什么的不同回答,虽是两者争论的焦点,但法律自创性系统理论在强调法律自创性的同时并非否定法律会受政治、经济环境等外界环境的影响,只是说法律首先是闭合的,同时对于外界的输入法律并未完全拒绝,在接受外界环境的影响时,由法学家对其信息进行有关法律价值的判断并进行技术处理,并进而与法律系统内部进行整合。人权入宪提高了权利的地位,无疑为宪法实现权利本位。宪法高价位特性,促使了法律系统以人权为核心的构造。人权入宪在立法上为法律实现自创性系统提供了基础性的条件。二、人权入宪对司法的影响由于宪法基本权利向部门法规定的具体转化存在着“内在精神失真“的可能,同时这种转化的具体化的实质使之既有不周延的可能,也有相互冲突的可能。这样就需要运用宪法解释制度化解矛盾,人权在宪法中的统率地位,也就决定了当法律冲突及法律缺漏时的人权解释了,具体体现为当权利与权力的取舍无疑倾向于权利,当权利之间冲突无疑应作有利于弱势群体的解释。司法活动与直接的政治的,道德的和其他情绪化的社会因素相脱离,从而将司法作为法律自创性系统的一个主要组成部门。“无救济便无法律”,司法的非政治化非道德化,外观上脱离社会,这会进一步从总体上加强法律的权威,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以人权为指向,从而为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与正当性与否的判断提供了正当性依据。日本学者谷口安平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他认为,诉讼是实体之母。逻辑上说,决定权利存在与否,并不仅仅在于实体法这一层次,而应该说主要是在诉讼的层次决定的。另外博登海默对法的弊端也进行了分析,他为法律具有保守性的倾向。因为法律是一种不可朝令夕改的规则体系,一旦法律制度决定了一种权利义务的方案,那么为了自由,安全和预测性,就应该尽可能地快,这种“时滞”就会造成社会发展的障碍。其次是因为法律规范框架中因有的某种僵化性。由于法律规则得以一般的,抽象的术语来表达,所以它们在特殊情形中只能起到约束物的作用,给解决特殊案件带来困难。法律的第三个弊端源于规范控制的约束方面。制定规范是为了反对和防止无序状态的,然而,它始终存在着一种危险,即一些服务于有益目的的制度可能超越了其职责的范围。如果法律制度为了限制和人权利和政府权力而规定的制衡原则变得过分严厉和僵化,那么一些法律和权利的有益形成就会受到窒息。基于以上原因,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便不可避免,但法治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权力制约。人权作为一种理论解释和实证发展的载体无疑为自由裁量提供了方向和共通的标准。三、人权入宪促进权利观念的发展以四代领导集体为比较,我们可以概括如下:第一代时期,人权被标列资产阶级的专利,对之态度若明若暗,从而导致缺失制度的保障。第二代时期,把人权分为“你的”,“我的”,注意区分二者是“两码事”,但已开始注意建设“我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正式承认人权的普遍性,认为它是人类文明共同结晶,敢于与两方交流,合作与对话。第四代领导人实现人权入宪,实现了观念性的权利向实在性的法律权利的转变,从而深入展开的人权全面建设,社会保障法不断制定和落实。人权强调的是国家对公民应有的态度,而不是一种个人的与某种宗教性信仰相类似的排他性的实体信仰。人权的主要防范对象是公共权力,因此,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理解为“个人主义”的意义将使我们通过法律制定将人权观念转变为法律权利,使得那种认定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判断在法律意义上没有任何说服力。中国由于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及其长期以来的传统生产方式的决定了传统中国人的人格特征。孔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哲学,将修身作为后三者必经阶段,在这几个阶段中地位不同。按照孔子的观点,“仁者,人也”,处理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人际关系都必须以仁德为指导。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说的中国是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在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在一个差序格局中,缺乏一个普遍性的道德标准。我们的社会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每个网络有个“己”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这与法律的统一性是背道而弛的,难怪有学者说中国文化传统中缺少一种可以支撑法治的文化和宗教。即使是解放以来的计划经济时代,也是如此,长期以来,出于改造社会的雄心大志,国家通过计划控制了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并通过计划制度进行分配,由此,一个以身份为特征的社会逐步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各自的身份为坐标。在计划体制中,所有社会成员被分别纳入到各种形式的组织之中。这一切都导致个人观念的缺乏,权利观念的缺乏使得缺失普适性的人性关爱。结语人权人宪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步骤,具有法治进程的里程碑.它实现了对国家的行为的合法性的评价,从而将国家的行为从无需自证的的合法性转变为对国家行为评价的正当性。这无疑拓展了宪法进行合法性评价的范围,从而提高了宪法的权威,使得法律的品性发生了转移。从而使法律从以往的片面依赖政治逐步转化为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权人宪改变了以往宪法仅仅作为决定和评判法律合法与否定的政治标准,而且它使宪法和民众的联系得到了加强,从而必将提高宪法的权威和宪法的应用,法治以人权作为桥梁,构筑了广泛而坚实的社会基础。
他在服刑的过程中获得了大专文凭，使得自己服刑的生活变得有趣，不再枯燥乏味，并且通过了本科论文答辩。
被判死刑的某犯人，因发表《浅谈废除死刑的必要性》论文，做出学术贡献，改为死缓。其后发表《浅谈减刑的必要条件》，再次做出学术贡献，改为有期徒刑。最后发表《浅谈提前出狱的必要条件》提前出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