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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生态政治与政治生态化

【摘要】近现代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了巨大进步的同时，由于人类对自然和自身的不正确认识及盲目开发行为，导致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性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产生与发展成为生态政治兴起的动因和基础。在此基础上推动了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生态化的发展。生态政治产生发展是政治生态学、政治生态化形成的前提和基础，政治生态化是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是解决当前全球生态危机的不可或缺的根本措施之一，是全球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未来政治发展的趋势之一。

一、引言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生态危机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这种关注从某个角度上讲已远远超过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类越来越关注自身共有的生态环境和生存家园--地球。对生态危机的关注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类自身原有的思维方式、生产及消费方式、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伦理观、发展观，以及世界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前途和命运。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使得任何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又一次重新走到一起。

基于上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生态政治。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每年以"地球日"、" 世界环境日 "等为契机而不断壮大，至今方兴未艾。80、90年代在生态政治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纷纷建立了众多形形色色的生态组织和生态绿党(简称生态党或绿党)，生态学与政治学由此联姻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传统政治发展观也由此向政治生态发展观转变。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一)生态危机--生态政治兴起的动因和基础

所谓生态危机，指的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由于人为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而引起的生态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过程。

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后50年全球环境遭到空前严重破坏和污染，并被一些生态学家、政治家称为20世纪人类犯下的三大愚蠢行为之一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地球日"发起人盖洛德·纳尔逊曾精辟说道：来自自然的威胁(生态危机)是比战争更为危险的挑战，从德国和日本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从被毁坏的自然环境中迅速崛起。50年代以后，世界环境相继出现"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日趋严重、有毒化学物质扩散、人口爆炸、土壤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十大全球性环境问题。全球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残酷地撕毁人类关于未来的每一个美好愿望和梦想，这一影响不仅会殃及一代、两代人，而且将影响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生存繁衍。

全球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从以下一些数据和事实我们就可窥见一斑。例如，目前地球上的动植物物种消失的速率较过去6500万年之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快上1000倍，大约每天有100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20世纪以来，全世界哺乳动物中3800多种中已有110种和亚种灭绝，另外还有600多种动物和25000余种植物正濒临灭绝。生态学家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如要使其自然恢复至少要一亿年以上。水污染使人类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据统计有17亿以上的人没有适当安全饮用水供应，30多亿人没有适当的卫生设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调查指出，在第三世界由水污染引起的疾病平均每天导致的死亡人数达万人。再如1983~1984年埃塞俄比亚因植被破坏、土壤流失形成的特大旱灾使得100万人因饥饿而死亡，1991~1992年，非洲大陆12个国家持续旱灾，使得约3500万人濒临死亡。因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重，中国古文明中心的发源地--黄河，目前年断流最长达227天，与此同时，长江由于洞庭湖等大湖泥沙淤积加速，湖体面积和容量正逐年锐减，洞庭湖1825年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1949年减少到4360平方公里，到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时湖面面积仅为2653平方公里，据此缩减速度，洞庭湖将可能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成为又一个"罗布泊"，从中国自然地理图册上消失。目前，长江中下游防洪大堤也逐年升高，古时?quot;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悲剧在不远的将来又将可能在长江重演。今年我国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多次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沙尘暴天气，再次使得中国人感受到了环境破坏程度之深和距离之近。

全球环境恶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损失。据估计，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人民币，这相当于20个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仅1998年长江洪水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600亿人民币，而每年全世界因环境污染和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低于万亿美元。因此，生态学家指出地球生态系统正在遭受地球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全球十大环境问题已直接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持续发展，生态危机已经超越局部区域而具有全球性质，来自于生态危机的威胁，已远远超过战争、瘟疫，保护地球家园已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生态学理论认为，人类和其他任何生物一样，都必须以一定的生态环境、特定的生态系统作为其生存繁衍的基础，在整个地球生物圈这个最基本、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中，人类虽在整个生物界中一方面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并无时无刻不对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所谓的"改造"和"征服";另一方面，人类自从诞生之日起又无时无刻不依赖于其他生物和自然生态环境。同时，它与国家及国际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政治又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是人类社会的政治，政治是人的政治。生态危机既然已关系到全人类的生死存亡，因此政治就必然与生态危机发生必然而深刻的内在联系，它必然延伸到社会之外的自然环境之中，因此当今全球性环境问题引发的生态危机对全球人类所构成的巨大威胁，此时的全球生态危机就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政治及政治行为对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生态危机的推动下，政治必须谋求一种全新的政治发展观：生态政治发展观。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生态危机的加剧使人类认识到，社会是身处自然环境中的社会，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辨证的双重互动效应，自然生态环境是社会环境的基础，社会又对自然环境有着深刻的正负效应。因此，到20世纪50、60年代全球环境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日益成为一个敏感而重要的政治问题，生态政治理论也应运而生。生态政治理论认为，人类不仅是社会的人，同时也是受自然环境限制、约束的人，如果政治行为仅仅去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社会属性关系，而忽略自然生态规律对人的影响，甚至违背自然生态运行规律，以人类自身生态环境及资源的牺牲为代价，去达到少数集团、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那么整个人类最终将自掘坟墓，走向自我毁灭的绝境。覆巢之下，焉有安卵?因此，生态政治理论是站在全人类生存利益的高度上指导生态政治有序地进行，一定程度上讲，它是超阶级、民族、种族、国家界限的。

最初的生态政治主要局限于民间自发组织的运动。60年代末，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导致生态政治出现最明显的标志是"生态运动的出现"、"生态党的产生"、"国际环境组织作用的提高与加强"。这标志着全球生态政治的兴起和发展。

60年代后期，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关心的热点。到了70年代，生态政治的目的也已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趋势发展，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态政治已成为环保、和平、女权运动的多元全球性群众运动。最为著名的生态运动当属1970年4月22日美国爆发的有2000多万人参加的公民环保运动，正是这次运动促成了世界"地球日"的诞生和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90年代以来，生态政治从公众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发展为公众与政府共同关心"可持续发?quot;的全球环境问题。"公共决策"过程的"生态化"使生态运动真正成为生态政治。与此同时，从60年代末至今，世界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以及科普学家一道推出了一系列生态环境发展与预测报告。如卡尔逊的《寂静的春天》、米都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加博尔等的《超越浪费的时代》，以及由58个国家152位世界著名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共同编写的《只有一个地球》等。

伴随着生态政治规模的扩大和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绿党"组织应运而生，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影响的日益增强。1972年新西兰诞生了世界第一个绿党，此后的70~80年代，西欧国家出现了绿党组织兴起的高峰，其中德国的绿党组织对全球绿党组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到1983年，德国绿党以的选票出人意料地首次获得27个议席，这标志着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正式步入历史舞台。由于德国绿党以崭新的政治风格展现在公众面前，其党纲将生态、经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反对核军备竞赛，谋求国际和平和女权、人权等，并提出相当完备的持续发展方案，因此在1987年议会选举中得票率突破了8%，并获得42个联邦议席，到两德统一后的1994年，绿党已在联邦议席中占有49个席位，成为联邦议院内第三大政党，到1998年，绿党领导人菲舍尔出任德国外交部长，首次成为国家政府中重要领导人。同时，80年代以来，欧洲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瑞典等国家以及90年代东欧及其他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建立?quot;绿党"组织。据统计，1979~1989年，西北欧15个国家的绿党共有117名成员进入11个国家的议会，并于1999年2月在巴黎召开了欧洲绿党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有28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提出了许多"绿色国际"等国际生态政治发展新概念和新趋势。

在各国绿色组织纷纷建立和民间生态政治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像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UNESCO)、人与生物圈计划(MAB)、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同盟(IUCN)、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WWF)、世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地球之友(FOE)等绿色和平组织政府和非政府间国际生态保护组织也纷纷成立，至今全世界已有7000多个非政府和政府环保组织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他们用生态思想、环境意识、生态伦理、生态哲学、持续发展等理念为解决国际争端、冲突、战争，最终为维护国际和平，为国际间经济、文化、政治协调发展以及跨国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作出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60、70年代西方民间自发的生态政治意义有三方面：一是在生态运动影响下"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各国政治家选举和施政的口头禅，即使最狂妄的政治家也必须首先提倡保护环境，以"生态牌"来夯实其竞选实力和政治地位，例如1976年美国卡特成功当选总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提出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承诺;二是在公众舆论压力下，西方各国政府不得不直接或间接介入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行动中来，并制定相应严厉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法规，增加环境开支比例;三是在公众生态政治宣传下，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文明时代逐步向生态文明时代过渡。到了90年代，公众生态政治发生了新的变化，尤其是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盛会召开以后，不仅发达国家，而且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公众也从纯粹关注环境问题发展为政府与公众共同关心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生态政治几乎触及到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人权等每一个领域。

综上所述，全球性环境问题导致了全球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又成为民众生态政治的源动因和基础，把环境问题作为政治范畴并纳入政治家的视野，用全球性的环保联盟来代替军事、经济联盟，这是全球政治生活和政治战略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由于世界各国绿党的参政，以及民众生态政治的深入和范围的扩大，使得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向新的方向发展，这就是目前国际及各国内部政治发展的生态化趋势。

三、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政治生态化

(一) 政治生态化的内涵--政治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化"一词目前经常出现，比如经济生态化、教育生态化、科技生态化等。"生态化"是将生态学原则和原理渗透到人类的全部活动范围内，用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理念去思考和认识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情况，最优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政治是人类的政治，人类生存发展一刻也离不开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政治的发展与人类与自然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政治生态化"这一概念在国内外还鲜为少见。所谓政治生态化，其实质是把生态环境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而使政治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把政治与生态有机辨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全球政治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环境在宏观上影响着政治区域的结构、功能和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制约着政治区域系统的运行以及政府高层决策者的政治举措。因此，政治生态化的提出就是要正确地解决政治与环境的关系，把环境问题纳入到政府决策、公民政治参与、国际政治行为和政治教育等过程中，使政治过程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有机协调起来。这样政治与环境的内在关系就成为政治生态化研究的核心内容。政治生态化所遵循的是公平性、持续性、协调性、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循环再生、生态平衡等生态学基本原则和原理。在当今世界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过程中，它将成为传统政治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从而构成与生态文明时代相适应的新型政治生态观，以推动世界经济、文化、政治、生态环境间的协调发展，使人类战胜生态危机，走?quot;人类中心主义"的阴影，向"生态中心主义"转变，步入生态文明时代。

(二) 政治生态化对国家及国际政治发展的基本要求

笔者认为，政治生态化认识和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治过程生态化。广义上说，政治过程既包括国家内部的政府行为过程，也包括国际政治环境、政治秩序的动态过程。政治过程生态化对政治发展的具体要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治生态化要求各国政府决策行为生态化。政府决策行为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等对环境保护进行直接干预，同时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对经济发展模式、公众行为的影响又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政府决策行为在促进生态环境持续发展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它可以把各种权利、手段有效结合起来，去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科学素质，去调控人口数量和素质;通过政府实施教育工程去改变人们无节制地追求物质享受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培育全新的政治生态观。

事实上，世界各国都曾因政府决策失误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当今世界面临的生态危机如此严峻，相当部分发展中国家还在继续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先污染、后治理。中国的生态环境破坏及人口问题也正是50~70年代政府决策的严重失误所致。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大跃进"、"大炼钢铁"，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错误政府决策，就不会出现我国北方近年来越演越烈的沙漠化和沙尘暴;没有对马寅初的批判，中国也许就不会有今天如此沉重的人口负担，而这些政治发展观念和政府政策的失误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是无法用数学概念来衡量，这种破坏是快捷、持续、长期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不是一代几代人可以偿还的，往往需要数十代人的不懈努力才可能改变。而这种努力一旦失败，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可能就将付诸东流。这一点从人类曾经消失的古文明即可作为佐证：曾经灿烂一时的楼兰古国"、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印度文明的兴衰都为人类当今面临的生态危机提供了前车之鉴。未来政治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重塑生态地球村的和谐。政府和政治家们将面临社会团体、公众越来越多的压力，政府官员和政治家也必须用更多的财力、物力、人力来维护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以此促进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球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这是未来各国政治和世界政治的必然趋势。因此，当今世界各国亟需一批具有环境意识的、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政治家。将环境保护知识与法律等基础知识同等列为国家政府公务员报考、考核的内容之一是当务之急，同时考核政绩时应对经济政绩对等考核，以此来促进政府政治行为的生态化。

其次，政治民主和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生态化是政治环境生态化的必然要求。当生态环境问题从自然向社会领域转移并危及人类的生存发展时，生态环境问题就自觉转变为政治问题。政府是公民的政府，因此公民的政治参与将对政府决策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的出现不自觉地促进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主要通过政治选举、投票、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活动等方式从而达到对政府环境政策和环境管理起作用;另一方面，公众政治参与又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着促进作用。因此政治生态化中广泛的公众政治参与及意识的增强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从而改变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的传统消极的观念。广泛的政治参与对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政治参与有助于和平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避免社会动荡;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对政府的监督，避免政府决策失灵;政治参与有助于政治决策的科学化、公开化;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公民的环境权这一基本环境生存权利。

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是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①，任何国家如果没有政治稳定，就没有国家、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不稳定的社会使人们把过多的物力、才力、财力投入到权利与财富的斗争之中，经济也因此没有和平环境和可持续的自然资源供应而停止不前，甚至倒退。他的这一论述实际上已经从政治环境生态化的高度上阐述了政治与环境协调发展这一跨世纪战略目标。这一点"“”"就已经经受了惨痛的教训，不但经济倒退20年，而且因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导致对环境、资源的破坏、人口数量的膨胀造成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都难以偿还的恶果和环境债务。另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又会反过来影响政治环境稳定和政治民主。例如，严重的粮食短缺、土地荒漠化、水资源污染与枯竭，人口剧增并超过环境承载量等一系列生态危机的出现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恐慌和不稳定的社会局面，因此，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退化，环境的退化又反过来影响政治的不稳定，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同时，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也具有紧密联系，在遵循环境持续发展基础上的快速经济增长不仅为推进政治民主化提供了经济基础，为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政治民主的进程加快，又会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因此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在解决环境问题和生存危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建立国家、地区间平等、和谐、和平共处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地球村联邦"是政治生态化的另一基本要求。目前，世界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还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1999年的科索沃问题即是有力佐证。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的直接后果是地区、国家、民族间的冲突、战争、核军备竞赛等，这些军事、政治行为的最终后果是对生态环境最大的污染和破坏。由于国际政治旧秩序的混乱，导致60年代以来地区冲突不断扩大和升级。这种冲突最根本目的还是为各自的"狭隘生态利益"。中东地区长年不断的战火的根源就在于争夺水资源是全世界不争的事实。世界各国尤其是核大国，裁军和削减核武器是当务之急，强权、霸权政治不仅加剧地区动荡、国家冲突，更不利于环境的持续发展。目前全球每年军费开支超过一万亿美元，这些费用的十分之一用于环境，那么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自然保护区就可有效地得到保护。

生态学认为，任何生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物种间不论强弱、大小、进化时间的长短，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因此国际政治新秩序中各国也应遵循这一平等性原则，减少或消除强权和霸权政治，避免地区、国家间的冲突，以及对地球生态环境威胁最大的核军备竞赛，以此来保证全球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

因此，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促进国际政治生态化，就必须建立全球伙伴新关系。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既要求推动国际社会间在维护、恢复地球生态环境方面的合作，又要推动国际社会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合作，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必须包含环境与发展两方面，改善国际经济环境，以利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协调的可持续目标;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是公正平等的，建立在平等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之上，要实事求是地考虑造成地球生态环境恶化的不同国家间的责任，并以此确定相应的义务，在制定有关措施时，必须考虑到各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不能不顾及历史和现实而用同一标准来要求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有国际社会共同有效、积极、务实地参与，在承担这一责任时各国之间也必须停止无休止的争吵，因为全球自然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只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才能建立这"新型全球伙伴关系"，确保全球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共同目标。

第四，政治教育生态化。教育是人类改造自身的一种实践活动，教育过程中蕴涵了人类与自身的关系、与身外自然之间的关系。教育对人类自身自然的改造及影响，是以人类对身外自然的改造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教育并非纯粹的精神文化现象，它并没有远离自然界，相反它是以人类自身自然为对象，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作为政治教育亦不例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公民政治文化与政治意识。政治教育生态化是将生态学的基本原理、知识、原则渗入到政治教育之中，将受教育者的政治文化、政治意识提升到全人类的生存文化、生存意识上来，从而促进受教育者的环境素质和环境意识的提高。因此，在生态危机遍及全球的严峻形势下，现代政治教育向生态化方向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它推进政治教育进入一个崭新的教育生态化时代。通过政治教育生态化过程，使人类认识到工业文明时代已走向尽头，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是时代发展的总趋势。

综上所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是全球生态政治兴起的根本原因，而生态政治及各国生态绿党的成立发展成为政治生态化产生发展的基础，政治生态化成为解决当今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和途径，政治生态化也就成为未来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必然选择。

致谢：本文在成文过程中得到云南大学环境科学系段昌群、王焕校教授以及公共管理学院董继美教授的审阅指正，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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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的世纪，资本主义的变化与发展直接影响其历史命运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全面发展。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资本主义发展论文，供大家参考。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最大的贡献是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如果说唯物史观主要通过揭示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破解了人类历史发展之谜;那么剩余价值学说则主要是研究并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破解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之谜，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初期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资本主义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原始积累、自由竞争、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初期的发展也就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

资本主义初期就是原始积累的过程，而马克思揭示了资本积累就是剩余价值资本化的实质，分析了资本积累的必然性和决定资本积累量的因素。马克思从资本积累回溯到资本原始积累，并在对资本原始积累的考察中，揭示出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即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马克思指出：资本积累提高了生产水平，资本主义生产实现了社会化;生产资料日益集中，生产规模扩大;劳动社会化，每件产品都成为许多人共同劳动的结果;生产过程社会化，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各项生产活动联系紧密;市场规模日益扩大，国际市场形成，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成为世界性的生产。生产的社会化要求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并由社会对生产实行统一的计划管理，对产品在全社会范围内根据劳动者的利益进行分配。

随着社会的进步，各方各面都会有新的变化，当代的资本主义也不例外。无论是从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或者阶级结构上来说，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变。比如对于现在的社会现实状态来讲，当代的资本主义与马克思、列宁时代相比，就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变化。对于这种情况，我国的学者都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解读与分析。

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学者们普遍认为，在现在这个科学技术快速发展以及产业结构不断变化的现代，资本主义在生产力的方面得到了长久的发展与进步，主要表现为劳动生产率以及社会财富都得到了快速的增长，信息化、服务化、高科技化的产业结构趋势逐渐显现，脑力劳动增加、体力劳动相应的减少，其劳动工具也随着科技的发达而得到了全面的扩展。

从生产关系层面上来看，当代的资本主义也随之而进行了相对应的调整与改变，在很多方面呈现出了新的特点。比如资本社会化的所有制关系趋势增显，社会福利政策的分配关系得以出现等等。学者将其概括描述为：政府对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进行干预;推行雇员持股计划;实行福利政策;用税收调节收入再分配。另外，在有关生产关系新变化而进行的讨论的问题中，国家、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以及全球化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讨论等也都得到了一定的涉及。

从上层建筑来看，大部分研究者都认为在以下四方面资本主义有着显著的变化。(1)政治制度与法制实现了有效结合;(2)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职能增强，国家的调节作用越发突出;(3)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进一步扩大;(4)意识形态中左翼与右翼的分歧逐渐减弱，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虽然未变，但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却更加鲜明。而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则认为里面的核心主要是资本主义政治统治形式变得更加完善以及精巧，而这样的变化是与其自身所创造出的再生产的条件密不可分的。

在这里，之所以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变化进行研究，其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要预测当代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一个发展趋向。针对于此，学术界开展了积极的研讨，并且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以下三种观点。一种观点是这样表达的，资本主义自身仍具有较强的社会适应性和发展潜能。第二种观点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没有消除其基本矛盾，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第三种观点这样描述，当代的资本主义要看到其中所具有的两面性，一方面要看到这些新变化在缓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和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继续发展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又要看到这种作用的限制，乃至酝酿和加剧资本主义矛盾方面的作用;既要看到这些新变化在延缓资本主义的覆灭、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又要看到它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在经过一个长过程的发展后，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命运。

从我个人角度来说还是赞成第三种观点的，首先来说资本主义就目前来说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还有很大的活力，但这恰恰又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论断，所以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所取代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

摘要：笔者沿着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阐发的观点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了与马克斯•韦伯不同的一些观点，同时深入挖掘历史现象解释了被马克斯•韦伯忽略的一些史实，借助马斯•韦伯同时代的朋友桑巴特的著作对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提出了新的解读。

关键词：资本主义人口压力东西方文明

一、引言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无疑是一本相当重要的社会学著作，该书初稿在1940年和1950年分两次发表于那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刊物《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学文献》，表达了一个德意志帝国的公民在国家统一后迅速壮大扩张，成为继英法美等国家之后的一等强国所具有的民族自豪感，这种感情深深印刻在他所推崇的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形成过程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因此，有理由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看做马克斯•韦伯在二十世纪初业已成熟的资本主义精神、秩序、发了和制度所做的一种理论总结和提供了一种新的原理解读。然而在此文发表之初就引发了强烈争论，包括马克斯•韦伯共同编辑《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学文献》的维尔纳•桑巴特就持有不同看法。随着马克斯•韦伯在学界的影响深入，再次分析讨论此书以及马克斯•韦伯其他著作中涉及到的宗教观点对于我们今天研究整体社会价值观有新的意义，比如我们想要确定，资本主义在本质的形成过程中以及后来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作为宗教力量的新教伦理是否或者在大多程度上起到了哪些作用、为什么东西方在1500年以后分别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以及亚细亚文明能否单独发展成功资本主义。另外本人在研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时，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意愿与方家商榷，并愿意做更进一步的钻研。

二、马克斯•韦伯赞扬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马克斯•韦伯在书籍开篇“作者导论”中开宗明义地阐明了自己的立场“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出现了一个(我们认为;原文如此)其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从这一个立足点出发，笔者认为马克斯•韦伯在开初就否定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文化现象和生存状态是与他所欣赏的具有世界意义和普世价值的西方文明具有可以同等看待的水平，似乎只有西方社会给世界人民提供了可以学习借鉴的模板，别人只要学习照搬就可以了，甚至于可能如果不接受这样的西方文明和价值观遭遇种族屠杀灭绝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整本书籍当中，我们只看到马克斯•韦伯对欧洲移民，他所称道的新教徒开发了美洲大陆，而够小了对原著民族的掠夺和屠杀。无可否认马克斯•韦伯称赞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是有物质基础和科学根据的，正如《韦伯转》作者描述的那样，马克斯•韦伯是有道理自豪的，1904年仲夏他在纽约看到了“耸入云天的摩天大楼和矗立于海岸的自由女神像”。所以马克斯•韦伯再一次被“资本主义精神的巨大创造力量”所震撼。因为此时马克斯•韦伯生活在统一后的德意志帝国已经抛弃了普鲁士时代的诸侯纷争、小邦林立、俯首听认大国宰割的邦国时代成为继英法美之后的一等世界强国，所以有此种民族自豪感情有可原。然而带着这样的心态撰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我们就要发现许多当今重视世界多元文化结构很不一样的东西在里面，所以笔者愿意对该书做出一些新的解读，请方家指正。

三、对“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中心解读

马克斯•韦伯先生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总结出的受新教伦理影响的资本主义精神主要有如下一些：1、“职业责任是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伦理的重要特征;而现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根本基础。”2、“只要干得合法，赚钱就是职业美德和能力的结果与表现”，这里可以比较孔子教导弟子的“君子爱财，取之以道，用之有度”;3、该书第19-22页大段引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最后断言资本主义精神无疑在资本主义秩序出现之前就出现了。而本杰明•富兰克林总结的美国人具有的那种精神无非就是：禁酒、默言、有序、坚定、借鉴、勤勉、诚挚、公正、节制、干净、宁静、贞洁和谦逊。死还没有对屠戮原著居民的忏悔，其他思想家则从完全不同的角度阐释所谓“美国精神”：“在美国，清教精神沦落为一种执拗的小镇精神，只讲究所谓的图面。而世俗霍布斯注意滋养了现代性的主要动机------对无限制经验的贪求;乃至于“追求赋予的冲动取代了禁欲苦行，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淹没了天职召唤。”

因此我们能否做这样的假设和推断，第一、新教伦理是否一定催生资本主义精神?或者没有新教徒侵润的国家和地区从无可能出现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精神?第二、新教伦理或资本主义精神一定优于其他民族或宗教精神乃至于可以对秉承其他人类文化遗产的所谓“异教徒”给以彻底铲除甚至肉体消灭，是全世界人类俯伏与《圣经》的教导之下?第三、如果马克斯•韦伯足够长寿，当他看到了他推崇的资本主义精神哺育下的国家和地区经历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出经济大萧条和随后的希特勒崛起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会作何感想?

仔细分析上面的问题，第一个是充分条件，即新教伦理一定催生资本主义精神，或者马克斯•韦伯自己肯定的那种资本主义精神，实际上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已经断言“资本主义精神无疑在资本注意秩序出现之前就出现了”。我们也知道宗教改革之前，鄂州的强国如荷兰、西班牙以及地中海沿岸贸易频繁，充分展现了即将统治世界经济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活动能力，而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新教徒!更遑论新教伦理!

第二个命题则是必要条件，即使没有新教伦理的国家和地区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精神的巨大创造力量”，也就是不会有马克斯•韦伯先生惊叹的“耸入云天的摩天大楼和矗立于海岸的自由女神像”，那么几乎与卑斯麦统一德国听一时期，通过明治维新而与西方列强争雄的东亚国家日本又是怎样的情况?日本自然是“衣冠唐制度，礼义汉文化”属于儒家文化圈，没有新教伦理侵润的撮尔岛国也能发展出资本主义精神和制度，呢么马克斯•韦伯先生如何解释?至少我们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得不到解释，至于后来马克思•韦伯先生后来不曾看到的亚洲四小龙等经济实体腾飞就不必说了。从此也看到没有新教伦理侵润照样可以有资本主义精神和秩序，如果更仔细地研究东南亚华侨拓殖开发的种植园经济，仿佛可以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南方经济模式相比拟。

至于第三个命题是后来灾难性的事例，资本主义学者都有补充性的说明，至少对于某些坚信资本主义市场放任自由竞争的理论家们是个惊醒;至于更有其甚的希特勒叫嚣优势民族至上论，是否得自于马克斯•韦伯先生的影响，我们难于落实，姑且放在一边。至少从有良心的学着看，马克斯•韦伯不会同意希特勒对犹太诸民族做有理论准备的计划新屠杀;而我们知道那些新教徒的学说很多来自他们反叛过的宗教版《圣经》，而《圣经》可是古代以色列人用希伯来语撰写的犹太民族血泪奋斗历史。当然，里面以上帝正义的名义下动辄灭绝一个城邦，动动手指头就要灭杀一些所谓异教徒的描述他们是不会在教堂传道布教的时候做讲道的引用。

四、对中国没有原发产生资本主义的反思

英国人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与欧洲对比的时候，即深深被丰富灿烂、历史悠久的黄河长江农耕文明所吸引，又怀着一种莫名的惊诧何以中国农耕文明为代表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没有产生出近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故而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之谜”;法国人伏尔泰研究各国历史进程和科技演变，也有同样的疑问;当代著名的美国汉学家马克•伊文(Mark Elvin)则在专著《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 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给出了“高水平陷阱”的诠释;后来不少学者又从中国科举选拔制度在明清两代走入束缚人类思想的角度给与了多重解读。限于篇幅笔者不在此处展开讨论。

综上所述，如果马克斯•韦伯只想表明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过重要影响—仅仅将这种思想作为一种尝试性的假说提出来，把资本主义精神及其后来的制度法律作为欧洲长期孕育发生的一个十分复杂历史过程来看，新教伦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么过分对这一作用的夸大则是有待商榷，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试着做如下的陈述：任何社会现象的存在和发展过程，都是现实与意识的统一。清教徒的宗教、契约与法律观念的生成与演化过程同样也概莫能外，从此演变出的资本主义精神只有立足于清教徒当时的现实处境，才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其相应观念的形成与变迁;同样，资本主义精神的许多优秀品质在各民族的传统中多有体现。恰好是欧洲某个阶层的生存空间和权利诉求在宗教改革之后不能在自己地域上得到满足，随着人口压力增加和财富欲望的不断追求，他们随着远航的帆船漂洋过海传播到世界各地。在这个征服世界、体现所谓“主的意志”过程中，一直以宗教作为理论支持并逐渐成为主导世界的力量就是马克斯•韦伯所称颂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很幸运的是他没有看到后来的经济大萧条和希特勒崛起……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斯•韦伯著，彭强，黄晓京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3. 姬金铎著：《韦伯传》〔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摘要：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社会制度，从16世纪产生以来到现在已经经历了五个世纪之久。尤其二战以后，尽管世界上一些国家已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但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部分，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但生存而且空前发展，表现出较高水平的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甚至占据全球发展的主导地位。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和本质，资本主义终究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我们在肯定其积极历史作用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其固有的矛盾和弊端始终存在的客观现实。

关键词：资本主义;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一、“两个必然”的坚定认识

资本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形态，所以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也要不断深化。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是私有制基础上的雇佣劳动剥削制度，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正是这种矛盾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使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广大劳动人民日益贫困的趋势同时增长。恩格斯在《反社林论中》指出：“机器的改进就造成人的劳动的过剩。如果说，机器的采用和增加意味着成百万的手工劳动者为少数机器劳动者所排挤，那么，机器的改进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机器劳动者本身受到排挤，而归根到底就意味着造成一批超过资本在经营上的平均需要的、可供支配的雇佣劳动者，一支真正的产业后备军。”[1]随着资本积累的发展，私有规模不断壮大，社会化程度提高，他们的矛盾也会加深。这就预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为新的生产关系所代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清楚地表明：“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剥夺了。”[2]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也曾指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的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将处于一种量的积累或量变中的部分质变的发展状态，这表明与之相关的资本主义的灭亡也是一个演进的过程。所以，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等社会指标，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还不能跟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二、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私有制基础上的剥削制度

马克思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两者的结合是少数具有组织大规模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又不依靠自身劳动来满足生产的资本家，以等价交换的方式从市场上找到那些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料、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并把它们的劳动力作为商品购买回来，投入到生产中而实现的。所以，资本主义是生产资料归资本家私人占有基础上的雇佣劳动制度，它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基础。

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制度下，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但在现实生活中，它却被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等价交换关系所掩盖。资本家与工人之间进行的等价交换只是一种形式，这种形式的掩盖下的内容和结果则是不平等交换。工人并不是属于某一个资本家而是属于整个资本家阶级。马克思一针见血的指出：“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的。”[4]

三、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

虽然资本主义有其本质的弊端，但其在历史发展中是具有进步作用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特别强调，工业资本家战胜封建大土地所有者以及工业战胜农业是历史的进步。由封建土地所有制向资本主义所有制过渡是不可抗拒的必然历史过程，任何阻止资本主义发展的行动，都是徒劳的。

资本主义在促进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上曾发挥的历史作用也具有不可替代性：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适应了生产力的性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会蕴藏着这样的生产力呢。”[5]第二，资产阶级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的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消除了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传统观念和见解，确立了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的人本主义的新观念，科学文化的光明冲破了中世纪宗教统治黑暗时代。第三，资产阶级创立并开拓了国际市场，它迫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以及为了开拓世界商品销售市场和获得原料基地所进行的侵略战争，进行了深刻的揭露、抨击和谴责。但同时又辩证的看到这种侵略在客观上又给被侵略国家带来了西方进步文明，尽管这对于被侵略国家和人民来说是极其痛苦和耻辱的。第四，资产阶级日甚一日的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造成了经济的集中，进而又带来了政治的集中。它摧毁了封建割据的壁垒，使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各自有着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结合为一个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民族，实现了民族和国家的统一。

四、社会主义应该理性继承和发展资本主义文明成果

从历史发展的逻辑历程来看，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各个社会形态都依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发挥了自己的历史作用，创造了有利于社会前进的文明成果。这些成就必然为下一个社会形态所继承和借鉴，成为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因素。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后，要采取多种方式继承和运用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物化的生产力，充分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生产，经营的现代化管理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这反映了生产发展和经济繁荣的一般规律，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不能一昧祛除。其中，资产阶级思想家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资产阶级用科学反对封建的迷信，并第一次引起了人类科学观念的更新，人类对客观世界产生了飞跃性的认识。资产阶级在科学上的革命也引起了技术上的革命。另外，资本主义在反封建的斗争中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形式，虽然这种民主共和形式带有明显的阶级性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但它确实比封建专制度进步很多。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都要保留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成熟形式。

虽然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最后的一百年中，生产力具有明显加速度的发展的趋势。可见，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资本主义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还没有彻底用尽，那么我们认为的资本主义很快灭亡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但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的暂时的社会形态。它将不可避免地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取代。因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会过快过慢的发生着变化，正如量变引起质变，这种改变最终会达到极限，旧的社会形态灭亡，新的社会形态会随之产生，资本主义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调整着生产关系，即当代资本主义正一步一步迈向社会形态的高级阶段，为更先进更合理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48.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9.

[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2.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2.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7.

资本帝国主义论文范文

一、正视社会开展规律：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一个国度、一个民族要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是与其历史开展走向亲密相关的，都有其历史决议性。邓小平同志指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假如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让本人们看看历史吧。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分离起来的毛泽东思想，走自己的道路，也就是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中国反动搞胜利了。”这一表述，充沛阐明了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就曾经成为先进的中国人考虑和探究的问题。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他们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谬误，试图按图索骥，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来改造中国，把中国富强的希望寄予于实行和开展资本主义。从洪秀全指导的安定天国反动，到康有为、梁启超指导的戊戌变法，以致孙中山指导的辛亥反动，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国民党也曾在大陆搞资本主义，最后留下的是一个支离破碎、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历史以其血的代价通知本人们，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一方面，封建主义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本人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达两、三千年，在中国构成了世界上最完备也最顽固的封建主义消费关系。固然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开展，曾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封建权力为了稳固封建统治位置，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不允许中国开展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封建权力还与帝国主义相勾搭，压榨中国资本主义的开展。另一方面，帝国主义权力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同志曾说：“假如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迟缓地开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它们的目的，就是要占领中国的市场，掠取中国的资源，使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并以其强大的经济权力扫除和压榨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它们决不允许中国开展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度。而中国的资产阶级也不具备树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脆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整隔绝经济上的联络，所以，他们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更没有推翻封建统治，推翻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才能，只要完整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才干得以生存、开展。因此，靠中国资产阶级的力气，中国最终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度。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封建主义旧统治又持续不下去。中国的出路终究在哪里？合理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感困惑的时分，十月反动给本人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反动的成功中，看到了中国新的出路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谬误同中国反动的详细理论相分离，为中国人民选择了经过新民主主义反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历史性的选择，是中国人民历尽含辛茹苦才找到的，是中国社会矛盾开展的必然结果。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获得了新民主主义反动的成功，从基本上改动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新民主主义反动成功后，中国当时的出路有三条：一是限制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开展民族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互不相干，长期平行开展；三是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开展社会主义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三条道路中，中国的近代历史曾经标明，第一条道路走不通；第二条道路实践上也行不通，不是社会主义打败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打败社会主义，二者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惟有第三条道路，才契合中国的国情，契合消费关系一定要顺应消费力性质这一社会开展的规律，而且新民主主义反动也为中国人民选择这条道路奠定了根底。在政治上，本人们曾经控制了国度政权，确立了工人阶级的指导位置，稳固和增强了工农联盟。在经济上，经过没收官僚资本转化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本人们曾经控制了国度的经济命脉，为完成对消费材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重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发明了最重要的条件。因而，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开展的必然结果。总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实立、稳固和开展，表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巨大、最深入的革新。只要社会主义才干救中国，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历史开展得出的必然结论。所以，邓小平同志指出：“假如本人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沛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践相分离，走自己的道路，中国反动就搞不胜利，中国如今还会是支离破碎，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 二、正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无比的优越性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病而产生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理想社会主义开展的理论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第一，社会主义的产生，彻底改动了人民大众受压榨受剥削的社会位置，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成为国度的主人，从基本上保证了工人、农民、学问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管理国度、社会事务的权利和他们的民主权益。第二，社会主义不是树立在私有制的根底上，而主要是在公有制的根底上开展消费力，从基本上处理了消费的社会化与消费材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为消费力的开展开拓了宽广的道路。第三，社会主义倡导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不时扩展社会福利，完成社会对等，防止两极分化。第四，资本主义的开展，树立在对内剥削、对外掠取的根底上，并用低价商品摧毁弱小国度的民族企业，用坚船利炮把它们变为自己的隶属，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国度实行不等价交流。而本人们的社会主义，主要靠自给自足，艰辛斗争，实行对内变革，对外开放，经过充沛应用外乡资源，不时完善和开展自己。当然，由于社会主义目前还处于理论阶段，本人们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上述认识，还是非常传统的，是不全面的、浅薄的。随着社会主义的不时开展和完善，本人们对其优越性必将会有新的愈加全面、深入的认识。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念和办法，要想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计和自信心，正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本人们必需基于以下前提： 1、由于社会主义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没有现成的经历能够遵照，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立社会主义”，需求不时地理论、认识、再理论、再认识。因而，对其优越性的了解本人们不可能是“先知先觉”，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对其停止全面的描绘，这就需求本人们在理论中不时地去体验、去总结。 2、权衡和比拟哪一个社会制度优越，决不能分开详细国度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片面地从现有的经济开展水平来看，而应当主要看它是不是表现了人民的基本利益，消费关系能否契合社会消费力开展的请求，人民的位置和生活能否得到改善。社会主义的理论证明，这些方面是资本主义制度远远无法比较的。固然目前兴旺资本主义国度经济开展水平和科技程度，普通比社会主义国度要高，这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各自开展的根底和起点不同所形成的，决不是有的人所说的是由于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所决议的。 3、社会主义的开展历史，相比资本主义的开展历史还比拟短暂，还处于理论和开展的初期。资本主义制度从英国资产阶级反动算起，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而社会主义制度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度的十月反动算起，只要不到百年的历史，本人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树立才几十年的历史。所以，相比资本主义来说，社会主义的开展目前还不完善，还不充沛，还处于初级阶段，其应有的优越性还没有完整显现出来。本人们不能拿具有几百年历史开展经历的东西，来比较和权衡只要几十年历史开展经历的东西。 4、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包容的全部消费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沦亡的；而新的更高的消费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呈现的。”所以，新社会制度替代旧社会制度，或者树立和完善一种社会制度，历来不会是历史的霎时，它需求阅历一个漫长的历史开展过程，其行进途中也不可防止地会遇到许多难以意料和想象的艰难与风险，不会是好事多磨的。邓小平同志说，稳固和开展社会主义制度，需求几代人、十几代人以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本人们要充沛估量到建立和开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只需基于上述前提，本人们对社会主义开展过程中呈现的失误乃至波折就会有客观、公正地认识，对社会主义的开展出路及其优越性就不会产生信仰危机。三、正视巨大成就：只要社会主义才干开展中国邓小平同志指出：“建国以后，本人们从旧中国承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简直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收缩，经济非常紊乱。本人们处理吃饭问题，就业问题，稳定物价和财政统一问题，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在这个根底上停止了大范围经济建立。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人们说，你们搞什么社会主义！本人们说，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需搞社会主义。假如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紊乱状态就不能完毕，贫穷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动。所以，本人们屡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如今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干开展消费力，才干改恶人民生活？这就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假如走资本主义道路，能够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有起来，但是绝对处理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有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准绳，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本人国消费力开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这就是一代伟人向世人昭示的：只要社会主义才干开展中国。本人们说，权衡一种社会制度能否契合一个国度、一个民族的利益，最基本的是看在多大水平上推进了社会消费力的开展和人民生死水平的进步。从社会主义制度的树立，到“文化大反动”完毕，本人们党在指导社会主义建立的理论中，虽然在一段时间，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阅历了严重波折，但所获得的宏大成就，是中国以往历史上任罕救嘶个时期都无法比较的。本人们在一穷二白的根底上，独立自主，自给自足，艰辛创业，树立了比拟完好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立奠定了坚实根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立上来的战略决策，完成了本人们党和国度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机，“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建立道路”，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盲目理论。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历史经历的根底上，逐渐构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道路，开拓了建立中国特征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以经济建立为中心，鼎力开展消费力，高度注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立和社会主义肉体文化建立，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全面开展的道路；是一条坚持全面变革和开放的道路；是一条现代化建立分“三步走”，历时70年，逾越两个百年、两个千年，到21世纪中叶根本完成现代化，全面复兴中华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本人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立曾经发明出举世注目的巨大成就。本人国的经济建立成果卓著，人民生死水平大幅度进步，科技事业日益进步，国防建立愈加稳固，人口素质全面进步，民主法制建立获得明显开展，外交事业谱写新的华章，“一国两制”巨大设想已胜利完成。全国人民历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肉体振奋、生活幸福。十多亿人口的中国，不只处理了温饱问题，而且人民生活总体上到达了小康程度，千百年来人们衣食住行无忧的幻想终于成为理想。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成功，是中华民族开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这一切靠什么？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靠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树立、稳固和开展。中国特征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指导集体指导中国人民停止长期探究的结晶，凝聚了几代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理想的追求。这条道路，曾经初步复兴了当代中国，将来中国的全面复兴，只能由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完成。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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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满足他们侵略的野心，无情地朝着我们的祖国大地开炮。清政府的无能使得我们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多少人憋了满腔不甘，多少人想把敌人赶跑，多少人为我们祖国的振兴做出贡献！火烧圆明园、南京大屠杀，侵略者的本性在各种行为中体现出来。每个人都愤起反抗，敌人推倒了一波，马上就有另一波卷土重来。而我们奋战了一个世纪，终于，换来了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的事情。

1945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新中国的成立是用鲜血浇灌而成的，是用无数革命烈士的生命换来的，是一万、十万、甚至百万千万的中国人抢出来的！三亿人民齐聚北京天安门，欢庆新中国的诞生。世界看我们的目光开始变得不同，我们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一个地位。

纵观新中国成立的这70年，我们遇到过挫折，也收获过成功！一五计划的超额完成，三大改造的成功，让我们在工业强国和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尝到了甜头。于是，我们发动了“大【跃】进”，它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但是过去的教训让他们的心情过于急切，最终因为急于求成而失败，而持续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产生了十分严重的后果。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放弃。我们吸取教训，尽量减少错误。于是，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它让中国富了起来！再后来，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更是和平解决了港澳问题，使这两个地区回归祖国的怀抱！

在党的领导下，在人民的拥护下，中国，真正强大起来了！

现在，我们祖国在各个方面都居于世界前列，我国高铁更是国际上最顶尖的。现在，我们再也不用担心吃不饱穿不暖的问题，再也不用担心我们还会被欺负。每个人都对自己是中国人而有着深深的自豪感，我们可以骄傲地对外国人说“我是中国人，我为我生在中国而感到荣幸”，我们可以抬起头，挺起胸膛坦坦荡荡地接受这荣誉。现在，我国更是出了许多青年才俊，正如习【大】大在五四运动100周年作出的报告，青年才是祖国的希望。我们各种研发团队，他们的核心骨干的平均年龄大多只有三十多岁，这令我们的祖国为他们感到自豪。

未来，我们会更加强大，让他国再也不敢欺负我们；未来，我们会更加创新，走在时代的前头，引领着科技的发展；未来，我们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让世界都为之震颤。

我始终相信，我们伟大的祖国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悠悠五千年，泱泱大中华。古代中国，曾经秦关汉月、唐疆元界；中华民族，曾经屹立世界、傲视群雄。然而，由于闭关锁国，国力日衰，饱经沧桑，历尽磨难！曾几何时，我们的祖国是那样的无比软弱。她，沦为了帝国主义倾销鸦片的场所；她，因为清政府的懦弱无能，被迫签订了一个个不平等的条约！圆明园里，英法联军大摇大摆地把里面的东西抢光了，最后还纵火把它烧得一干二净；在南京，三十多万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被日本侵略军残忍地杀害了！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忘的危难关头，涌现出了许多仁人志士。他们，不畏强【暴】，为维护国家主权、求得民族生存而不断抗争，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篇章。林则徐虎门销烟；邓世昌、丁汝昌以身殉国；孙中山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革命先驱，求索奋斗、浴血疆场。是他们，用一股股豪情，一片片忠心，发出了一声声震荡环宇的呐喊，抒写了一首首大海回波的壮歌：红军战士爬雪山、过草地，壮举气吞山河；狼牙山五壮士，豪气惊天地、泣鬼神……终于，换来了天安门城楼，那一声惊天动地的声音--“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新中国，戈壁滩上，“两弹一星”成功研制；香港澳门回归，台湾终将统一；第29届奥运会在北京成功举办，力挫群雄金牌第一；浩瀚太空，“神七”航天员成功漫步，月球火星上必定会出现咱中国人的身影；金融海啸，全球关注我们中国的一举一动！

同学们！圆明园那几根孤零零的柱子、外国侵略者给我们留下的痛苦，是我们心中无比屈辱的记忆，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心里。虽然，战争的硝烟离我们远去，但是，一幕幕黑色与屈辱的历史，我们决不能忘记！虽然，伟大的中华民族--东方的巨龙，正载着高峡出平湖的澎湃诗篇，载着改革开放的伟大旗帜，载着中华民族的美好憧憬，以惊人的速度向前飞奔！但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需要我们几代人的努力奋斗！

我们是中华儿女，我们是炎黄子孙！我们是21世纪新的栋梁，祖国新的花朵。少年强则中国强，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为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这是我们中华少年的责任！

根据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绘制的发展蓝图，到本世纪中叶新中国建立一百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下简称“复兴”）。因此，“复兴”成为我们党在新形势下的一个极具感召力的奋斗目标。“复兴”是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概念。它并不是回归中国昔日辉煌，而是中华民族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重新走在世界各国前列；它不仅是某些经济发展指标的简单放大，而且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和国防等诸多方面的整体意义上的全面繁荣和进步；它是和平发展，是中华民族重新开始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而不是对任何别的国家乃至对世界的威胁；它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发展和创新，而不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离。它是以超过人类总数五分之一的人为主体的伟大实践和历史运动，对21世纪人类世界的影响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将具有极大的穿透力和超越性，因而具有极其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

辉煌古国在一度衰败之后复兴，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人类文明史中，曾出现过许多古老的文明国家，如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古波斯、古希腊、古罗马等，这些在金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产生的古老文明，无不发生过重大的历史断裂甚至消亡，其文化共同体的延继均为外力所中断而没能直接留存下来，而只有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其文化从未被外来力量所中断而一直生存并绵延发展至今。

古老的中华民族能在渡尽劫难之后保持历史文化传统不中断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复兴，这一历史现象本身就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它充分显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同时又能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具有极其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是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精神纽带；中华民族不断培育和弘扬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正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凝结而成，已经成为我们民族历经磨难而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正是因为有着这样一种强大的精神支撑，“复兴”才必定得到实现，同时反转过来“复兴”的不断向前推进直至最终实现又必定会促使中华文明进一步发扬光大。复兴的中国必将重新恢复古代中国的开放传统，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和气度，广泛学习和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化，充实、改进和提升中国文化的现代内涵，经过综合创新，真正建设成为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文化。中华文明将创下人类文明史上第一个由盛而衰，再由衰而盛的旷古奇迹。

“复兴”无疑是对现存不合理世界文化格局的有力冲击和修正，从而改变由于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意识不断膨胀所造成的文化结构失衡或曰文化生态失调，它将使中华文明乃至东方文明摆脱长期以来受鄙视、受压抑的地位，使古老中华文明的传统和价值再次得到肯定，这种自信心的恢复将在多元化的世界文化中出现，从而开创世界各国文化真正平等交流、和而不同、并行不悖、共同发展的人类文明新纪元。

“站起来”是一个历史使命，也是对世界的承诺。“复兴”将从根本上改变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的命运，并将使中华民族能够像他们的先人那样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近代以来，中国多灾多难。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时曾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这主要还是指政治上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获得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推翻了反动阶级的统治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人民获得了自由和解放。现在看来，这个“站起来”的任务并没有最后完成，而只有再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复兴”，中华民族才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在综合国力的世界较量中完全“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