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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涉及到人的心理学角度（比如骆驼祥子里的一句经典名言，你懂的）
老舍的作品中极少提到皇城大户人家、上流社会的富贵安逸生活：在自家戏园子喝茶听戏，大摆筵席；出入风花雪月之地，躺在大檀木床上抽两口大烟；牵条京巴在中山公园里溜达一圈儿，坐回游船，看场电影；拎着个鸟笼逛逛琉璃厂，或是抱只猫咪躺在槐树下的摇椅上晒晒太阳。这些毕竟是属于极少数非富即贵人家的精英贵族文化，只是北京文化中极小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是通常以城市下层贫民的视角来看北平市民社会，通过对北京市民日常生活的风俗描写，构筑一个广大的市民世界，这个市民世界才是最能体现北京文化或者说是京味儿的核心文化载体，有一种极强的象征意义。两者相比，就像五星级酒店之于地摊夜市，巍峨皇宫之于窄小胡同，但这种市民文化却是俗中带雅，看似朴素老旧，却含着些有年头的文化底蕴，那些略显粗俗的言行总透着那么一股子亲切与热乎劲儿，那一碗豆汁儿、一张烙饼都散发着浓浓的京味儿，置身其中，我们不会感到陌生，更不会有一丝的尴尬与别扭，反而有一种宝玉初见林妹妹时的熟稔，因为这就是老百姓自己的生活，有发自心底的喜爱和依恋，不然祥子怎会在屡遭变故与磨难后虽然痛苦万分，也绝不肯离开北平呢。老舍小说最大的特点是独具北京特色的语言，这几乎成了一种标志性的东西，在《骆驼祥子》里更是有淋漓尽致的展现。像洋车夫的“拉晚儿“，就如同现今北京的的哥跑夜班车；将腰带”杀进腰“，就是紧紧裤腰带，打起精神头儿，好去卖力的拉车；“车口儿上”就是停车处，好比现在火车站外边出租车拉客的地方；还有什么再凑个块儿八角，一百元便可打住，管饭食叫“嚼谷”；当然也不乏一些粗俗的言语，如“来吊棒”便是调情之意，称娼主为“老叉杆”。书中诸如此类北京方言俗语数不胜数，这种以北京话为基础的俗白、凝练的文字，极富有市井色彩，充满通俗的趣味，像白居易的诗歌那样，语言浅近晓畅，老妪也可听懂，正所谓“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但却能做到用常得奇，平易中见精辟。读来如喝路边的大碗茶，解渴消暑又畅快，给人一种亲切之感，在这种语言环境下，好像你已置身于拥挤热闹、人声鼎沸的老北京扬着黄尘的街道上，蹲在皇城根儿下啃个硬面饽饽，乞蹴在茶馆门口喝一壶十个铜子儿的好茶······提到北京话，我们通常会想到“吃了吗，您呐？”、“劳驾”、“回见”、“哥们儿”、“今儿个”这些熟悉的日常用语，北京话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融入了大多数人的话语系统、语言习惯，说起这些个词儿感觉 特有范儿，带着谱儿，有那么点儿潇洒、随意、自在的意思。从中不难看出京腔或是京片子的一些特点：带有明显的儿化音，爱用象声词，有“唏里呼噜”、“七嚓咔嚓”之类，爱打比方，爱说歇后语，如“羊上树”“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也有些俏皮话，什么“肝儿颤”、“老头钻被窝”，还有一些词尾读轻声，比如“大爷”的“爷”就读轻声。书中的主人公祥子是生活在二十年代北平的洋车夫，按说这个职业是靠卖力气挣钱的，也算是吃青春饭，像祥子这样勤恳卖力一天也就挣个七八毛，只够顾上自己的嘴。但不管怎样，洋车与洋车夫已然被打上旧中国的时代烙印，浓缩了那个时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老北京的一个文化符号，成为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它没有只定格在泛黄的黑白照片上，泛着模糊的微光，现在的北京街头、城门楼子下依然能见到他们的身影，只是已经成为旅游观光与拍照的工具罢了。还记得我最初从父亲口中听得的一个名词“黄包车”，这是南方人的叫法，北方叫胶皮车。不知为什么，这个词总给我一种历史变迁的沧桑感，民国时特有的气质，和老北京颇具魅力的文化特质。中国的人力车来源于十九世纪后期的日本，日本当时被称为东洋，所以叫洋车。在缺乏公共交通工具的清末民初，是中国城市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书中的祥子是乡下来的农民出身，事实上车夫里以落魄旗人居多；许多车夫都明白娶妻生后子的巨大压力与艰辛，车夫最好是光棍一人，但历史记载洋车夫已经结婚在家住宿的占62%，其余的38%没有结婚，大多寄宿于车场子。对于他们的收入铜子儿、银元我也深感好奇，具体是个什么概念知之甚少。据记载，1924年，北京的洋车夫平均每天每人能挣130铜元，其中经营性洋车的97%的车夫都是从车场子赁车，所以要交30枚铜元的车份。这样还剩下100枚铜元。20年代北京物价上涨，洋车夫家庭生活困苦，不得不典当借债应付家庭需要，无奈之下，有些车夫的妻子儿女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去粥厂或者成为乞丐。正如书中所写二强子把女儿小福子卖给军官，又逼她去卖淫，两个小儿子出去拾废品。每个行当都有一整套约定俗成的行规，书中写到北平车夫有许多派：年轻力壮、腿脚麻利的，赁漂亮的车；二十以下四是以上的车破，跑得慢，得钱少；跑长趟儿的拉一趟是一趟；东交民巷的高等车夫仗着会一套外国话，吃洋饭，神气！车夫这圈子里的文化也是很有几分味道的，跑两趟喝壶品质低劣的茶，闲着时大家伙聚一块抽几支烟，咂二两白干，赌几把钱，就算解闷解乏了。很长一段时间里，北京都是文化中心，吃喝玩乐样样齐活儿，特别的有吸引力，现在去北京旅游更是如此。我们从来就是一个会吃的民族，吃早已不局限在填饱肚子的层面，几千年的发展使饮食成为一种深厚的文化。关于老北京的吃食，书中有不少描写：祥子从军队里跑回来，便吃了两碗老豆腐，浇上点醋、花椒油、韭菜末，顶香！和虎妞吃熏酱肉、喝白干，小摊子上来碗馄饨，就着个热烧饼夹爆羊肉，那叫一个美味，看着这些文字就流口水。又想到另一位京派作家汪曾祺的文字，写风俗，谈文化，述掌故，虫鱼花草、瓜果食物无不入其散文，饶有兴味。在我看来最具北京风味的当数冰糖葫芦，酸甜适口、老少咸宜，尤其是冬季，街巷胡同里都回响着一声声响亮、悠长的叫卖：“冰糖葫芦，冰糖葫芦”······庙会、厂甸的人潮间四处穿梭着冰糖葫芦的身影。现如今也成了老字号、金招牌。要说这糖葫芦还跟宋光宗皇帝有关系呢，他张榜请来的江湖郎中就是用冰糖与红果煎熬做药救了其爱妃的性命。北京的小吃就是民生化，胡同化，平民化，日常生活吃的马蹄烧饼、扒糕、凉粉、糖炒栗子、落花生、炸酱面之类，都充满浓郁的市井氛围，带给人一种家的温暖和生活的满足感。从老北京这些传统美食的制作与食用方式可以看出北京人特有的审美意趣，而时间也为它们涂抹了一层厚厚的历史意蕴，人的思想智慧凝结在美食的内核中，不管是食物的起源传说、造型艺术还是对食物的命名以及饭桌上交际、用餐礼仪，处处都散发着文化的气息。所以说美食作为一种全面彰显色香味之美的独特文化，已经上升到一定的哲学高度。北京作为历史悠久的古都，历史遗迹、自然景观当然是数不胜数，书中就提到不少：颐和园，万寿山、雍和宫、天坛、孔庙，还有青年男女们爱去的南、北海，划着船在嫩荷间嬉游，去崇效寺看牡丹，在积水潭、西郊的白石桥垂钓，都给人以欢欣蓬勃之感。不由的想起郁达夫曾在《故都的秋》一文中写到“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一处处景，一段段情，一页页历史，在落花流水声中，在亭台院落佳处，在笔墨馨香境里，在诗人吟咏唱叹时，我们流连忘返，沉醉其间，不知归路。我们是在历史与现实间游走，在典雅而古老的文字间观游，厚重的沧桑变迁、无限感慨与轻松地纯美宁静、欢愉畅达在内心交织、融合、升华。要说最受老百姓喜爱，最具逗乐消遣功能的地方还要数天桥，天桥是旧时代老北京练把势的地方，是百戏杂练的市井喧嚣之地，成为数百年来最能体现京城民俗的地方。附近茶馆、酒肆、饭馆和卖艺、说书、唱曲的娱乐场子应有尽有。天桥杂耍项目繁多，而且技艺高超，是为一大特色，尤以“天桥八怪”最为著名。常见的有拉硬弓、耍大刀、抖空竹、崩铁链、硬气功等等。他们先要在地上“画锅”，有了场子就有了饭吃，喊两嗓子我们耳熟能详的“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祥子就好去卖艺场子看看，说相声的、耍狗熊的、变戏法的、数来宝的、唱秧歌的、说鼓书的，虽是市井玩意儿，却富有艺术技巧与美感，文化传承的恒久意义，现在说来都是无比宝贵的民间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化传统的破坏遗失与消亡总是让人痛心的，其中凝结的智慧技艺和曾经给人带来的发自内心的快乐需要延续和发扬。建筑是凝固的艺术，在满足实际的居住需要外，更多的是为人展现立体直观的艺术美感享受，代表一段历史文化风格。北京城里除了故宫天安门之类雄伟的皇家建筑，最具风味的当属四合院与胡同。每每提到四合院，脑子里就会浮现这样一幅画面：安详的午后，阳光温柔的在老槐树下撒上一片斑驳的树影，躺在摇椅上闭目养神，响晴的天空中飞过一群洁白的驯鸽，呼啦啦一阵扑翅声响过，飞过院里的屋檐，在整个城市上空盘旋、俯瞰。四合院文化内涵深刻，营建讲风水，结构繁复严谨，雕饰精美，布置典雅，只是文革时代的大肆破坏和当下城市建设的拆迁对其造成了极大损害，令人惋惜。胡同看似灰墙灰瓦，一个模样，其实每条胡同都有说头儿，自己的名称，自己的故事，自己的传奇。烟花巷陌自古有之，秦淮河畔，贡院彼岸，丹青屏障、偎红倚翠，延绵成含蕴悠长的青楼文化，对于中国的文学、艺术都产生及深远的影响。古时章台装饰华丽讲究，甚有雅趣，多是风流才子去处。书中小福子所在的“白房子”，是低级的脏乱差，藏污纳垢之所。也有转运公司给介绍女学生、大家闺秀，则是门路高用钱大了。说起那时北京城最负盛名的风月场要算八大胡同，多为头等或二等，有较为高尚的清吟小班的女子擅琴棋书画，吟诗作对，在历史上颇有名气的赛金花、小凤仙便是出于此地。不少名流士绅、权贵富商都是趋之若鹜，也包括一些现代著名作家，其魅力可见一斑。老北京人都有一种文化心理：官样、气派、讲排场，重礼仪，就算是社会动荡、外患频仍、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红白事情在大体上还保存着旧有的仪式与气派，出殡用的松鹤松狮，纸扎的人物轿马，娶亲用的全份执事，依旧显出官派大样。刘四爷过大寿，要热热闹闹的办回事，搭个体面地棚，可着院子建，伞面挂檐三面栏杆三面玻璃，玻璃隔扇，挂画屏，画的三国战景，见木头就包红，可真够气派！老舍在另一部作品《四世同堂》里也写道无论战事如何紧张，祁家人也不能不为祁老人祝寿，别管天下怎么乱，咱们北平人绝不能忘了礼节。这种高雅精致的趣味追求有美的一面，可一旦陷入一种过于苛求死板的状态，必定是不合时宜，且成为文化的弊端与桎梏。北平城里的不管是小市民还是底层贫民，身上都不可避免的散发着猥琐、卑贱的痞子气，暂且不说世代居住的市民，他们的恶习是从小浸染出来的，在大杂院里嚼舌根子，肆意传播谣言，或撒泼骂街，在这一点上，上海弄堂的小市民更加典型，他们尖刻、吝啬、排外、小家子气，锱铢必较。像祥子这类在农村实在无法维持生计才进城干活的破产农民，他们的本性善良、淳朴、实诚，由于他们没有任何资本、没文化、没一技之长，只能在城市里扮演最低贱的角色，做最累最脏的体力活，或拉车，或乞讨，或收废品，或挑担子做小买卖，收入微薄不说，还处处受白眼、欺负、压榨，在肮脏的社会底层必然会沾染恶俗习气。单就车夫来说，他们会偷懒、耍无赖，故意挡汽车的路，随处停车，打骂巡警，欠钱不还，横切别的车，拐硬弯，别扭着后边的车，抽冷子搡前边的车，绷大价儿，中途倒车，死等好座儿，使假铜子儿等等。即使是祥子这样要强、正直、体面的人最终也在腐败的环境里堕落了。从虎妞的死我们看到他们的愚昧无知，还在相信巫医神婆可治百病，这不禁让我想到鲁迅父亲的死，还有他那篇《药》。从最后全城男女老幼争相观看阮明游街枪毙，将大街围的水泄不通，甚至起哄叫好。爱看热闹、麻木不仁、不辨善恶、对于同类的斩杀感到痛快，这已不仅仅是北平市民独有的丑陋阴暗心理，而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上的一大块毒疮。这正是老舍作品中对文化的批判与民族性的关注。北京文化厚重深邃，兼有雅俗，又不乏亲切可爱，像磁石深深的吸引着我。沈从文笔端流泻出的淳朴湘西，明净自然，闪耀着人性的光辉；鲁迅记忆里的故乡绍兴，生动有趣，却有着淡淡的哀愁；梁实秋心中的飘渺之乡青岛，还有在戴望舒诗行间徘徊的江南雨巷，都让我们有强烈的归属感，获得心灵的安稳和愉悦，文化永远是我们栖息的乐土。
院和胡同，写市民凡俗生活中所呈现的场景风致，写已经斑驳破败仍不失雍容气度的文化情趣，还有那构成古城景观的各种职业生活和寻常世相，为读者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北京画卷。这画卷所充溢着的北京味儿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具有很高的民俗学价值。“京味”作为小说的风格氛围，又体现在作家描写北京市民庸常人生时对北京文化心理结构的揭示方面。北京长期作为皇都，形成了帝辇之下特有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习惯，以及与之相应的审美追求，迥异于有更浓厚的商业气息的“上海文化”。老舍用“官样”一语来概括北京文化特征，包括讲究体面、排场、气派，追求精巧的“生活艺术”；讲究礼仪，固守养老抚幼的老“规矩”，生活态度的懒散，苟安，廉和，温厚等等。这类“北京文化”的“精魂”渗透于老舍作品的人物刻画、习俗的描绘、气氛的渲染之中。老舍作品处处写到礼仪，礼仪既是北京人的风习，亦是北京人的气质，“连走卒小贩全另有风度”。北京人多礼，《二马》中老马赔本送礼；《离婚》中老李的家眷从乡下来，同事们要送礼，张大哥儿子从监狱中放出来也要送礼；《骆驼祥子》中虎妞要祥子讨好刘四爷更需送礼；《四世同堂》则直接详尽描写祁老人“自幼长在北京，耳濡目染跟旗籍人学习了许多规矩礼路”。这不仅是一种习俗，更表现了一种“文化性格”。《四世同堂》第一章就这样写到：无论战事如何紧张，祁家人也不能不为祁老人祝寿：“别管天下怎么乱，咱们北平人绝不能忘了礼节。”就连大字不识一、二的车夫小崔也熏染了这种北京“礼节”：他敢于打一个不给车钱的日本兵，可是女流氓大赤包打了他一记耳光时，却不敢还手，因为他不能违反“好男不跟女斗”的“礼”！这种“北京文化”甚至影响到中国市民知识分子，《四世同堂》里的祁瑞宣就是这样一个衰老的北京文化在新思潮冲击下产生的矛盾性格。小说写了一个细节，当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人”，他十分振奋，但他没有“高呼狂喊”；“即使有机会，他也不会高呼狂喊，他是北平人。他的声音似乎是专当吟咏用的，北平的庄严肃穆不允许狂喊乱闹，所以他的声音必须温柔和善，好去配合北平的静穆与雍容。”祁瑞宣因此而感叹自己缺乏那种新兴民族的英武好动，说打就打，说笑就笑，敢为一件事，不论是为保护国家，还是为试验飞机或汽车的速度去牺牲了生命。老舍对“北京文化”的描写，是牵动了他的全部复杂情感的：这里及充满了对“北京文化”所蕴含的特有的高雅、舒展、含蓄、精致的美的不由自主的欣赏、陶醉，以及因这种美的丧失毁灭油然而生的感伤、悲哀，以致若有所失的怅惘，同时也时时为 “文化过熟”导致的柔弱、衰败而惋叹不已。对北京文化的沉痛批判和由其现代命运引发的挽歌情调交织在一起，使老舍作品呈现出比同时代许多主流派创作更复杂的审美特征。老舍作品中的“京味”正是这种主观情愫与北京市民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客观描绘的统一。老舍性情温厚，其写作姿态也比较平和，常常处于非激情状态，更象是中年的艺术。他的作品追求“幽默”，一方面来自狄更斯等英国文学的影响，同时也深深地打上“北京市民文化”的烙印，形成了更内蕴的“京味”。老舍说“北平人，正像别处的中国人，只会吵闹，而不懂什么叫严肃”，“北平人，不论是看着一个绿脸的大王打跑一个白脸的大王，还是八国联军把皇帝赶出去，都只会咪嘻咪嘻的假笑，而不会落真的眼泪。”老舍的幽默带有北京市民特有的“打哈哈”性质，既是对现实不满的一种以“笑”代“愤”的发泄，又是对自身不满的一种自我解嘲。总之，是借笑声来使艰辛的人生变得好过一些。用老舍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把幽默看成是生命的润滑剂。老舍作品中的幽默具有两重性：当过分迎合市民的趣味时，就流入为幽默而幽默的“油滑”，有点类似北京“京油子”的“耍贫嘴”，这主要表现在老舍的早期作品中，老舍曾为此而深深苦恼，以致一度“故意的停止幽默”；经过反复思索、总结，从《离婚》开始，老舍为得之于北京市民趣味的幽默找到了健康的发展方向：追求更加生活化，在庸常的人性矛盾中领略喜剧意味，谑而不虐，使幽默“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可不是从文字里硬挤出来的”；追求更高的视点，更深厚的思想底蕴，使幽默成为含有温情的自我批判，而又追求艺术表现上的节制与分寸感。老舍创作逐渐失去了初期的单纯性质，产生了喜剧与悲剧、讽刺与抒情的渗透、结合，获得了一种丰厚的内在艺术力量，读其小说往往不仅使人忍俊不禁，更令人掩卷深思。老舍作品中的“京味”还表现在他的语言艺术上。老舍的语言艺术得力于他对北京市民语言及民间文艺的热爱和熟悉。他大量加工运用北京市民俗白浅易的口语，用老舍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把顶平凡的话调动得生动有力”，烧出白话的“原味儿”来；同时又在俗白中追求讲究精制的美，写出“简单的、有力的、可读的而且美好的文章”。老舍成功地把语言的通俗性与文学性统一起来，做到了干净利落，鲜活纯熟，平易而不粗俗，精制而不雕琢。其所使用的语词、句式、语气以至说话的神态气韵，都有他独特的体味和创造，又隐约渗透着北京文化。这也是“京味”的重要表现。
总得先介绍一下老舍先生的生平、著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贡献什么的，有个概括性的评价，然后就他性格的几个方面逐个剖析（能引用他作品中的原话更好）。最好能把自己写进去（你看的第一部老舍作品？你那时的感想？之类的）。写之前一定要看点他的作品（不会完全没看过吧？）。另外要突出老舍的特色，少用（不用有点难）万金油似的话，老舍有他与众不同之处（光出生就不同，是满族人，家世有些凄凉，但是有充满乐观、热爱生活的精神等等），如果把老舍改成巴金，演讲稿照样通顺，那就是失败了。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如何写好论文答辩陈述词呢？一、熟悉论文参加论文答辩，首先必须对自己所着的论文有深刻、全面、准确的理解；其次，还要对论文内容有横向把握，即理解从论文主题伸出的概念；此外，近期发生的、和论文有关的新闻时事、学术热点等最好多了解一下。二、想好“台词”在答辩前要事先规划好自己的论文陈述都说什么。一般来说应该涵盖这些方面：1、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2、写作目的是什么，为解决什么问题；3、全文的基本框架、结构、行文逻辑是什么；4、通过研究发现了什么；5、论文在选题、观点、方法等方面有什么创新之处；6、论文有什么不足之处（但注意不要把论文的硬伤说出来）。 注意陈述一定要概括、将重点有所总结，而不是记流水账一样地说“第一章写了……第二章写了……”,因为这些内容老师完全通过翻阅纸质档论文了解。三、做好PPT1、内容：每页不超过10行字或一幅画，只列要点，避免放大段文字；2、配色：力求文字清晰、简洁易看，字体颜色要和背景形成鲜明反差，避免过多颜色、过于花哨繁复配色；3、图表：可以适当地在PPT中穿插使用一些能说明论点的图表，不仅能吸引观众注意，还能更形象地表达你的观点。四、练习控制时间一般答辩现场都对学生的陈述时间有限制。在正式答辩前一定要多计时演练几遍自己的陈述，学会控制掌握时间。这样到时显得你对答辩内容的掌握和控制较熟练，给答辩老师一个准备充分的好印象；否则，很可能会刚讲了一半时间就到了，造成尴尬达到结果。五、拿上必备材料1、论文纸质版：自己手上必须有一份，可以不加封面，但页码一定要与送交答辩的论文一致，方便老师提问时自己查找相应页面； 2、纸和笔：有些答辩老师提问较多，或者每个老师分别提问、学生最后一起回答，有纸笔方便在老师提问时记下题目，或在准备回答时简单做思路笔记。六、注意演讲技巧1、控制语速：很多学生答辩时，说话速度往往越来越快，一致答辩老师听不清楚，影响答辩效果。因此一定要注意语速，要有急有缓，有轻有重；2、目光移动：无论是否脱稿，都应注意自己的目光要时常望一下答辩老师和其他同学，这样可以避免观众分神；3、体态相辅：答辩过程中一成不变地站着或低头，很容易使答辩变得单调；而适当地运用体态，尤其是手势语言，会显得更为自信、有力。七、调整心态1、保持自信：面对几位学术水平显然高于你的答辩老师，不要过于紧张，要相信只要准备充分，一般老师是不会为难你的；2、心态谦虚：如果老师指出了你论文中明确的错误，最好就大方承认，不要试图再反复辩驳了；或者如果老师提出的问题论文中已经写出来了，也不要说“我论文中某某页已经写了答案”,只要再复述一遍答案就好。
呵呵 我大一 正在写 写好了
论“京味小说派”与老舍 一、 何谓“京味”？ “京味”就是北京味。它应当包括北京的环境和人文两方面，即北京的风土习俗和北京人的精神气质。具体说大致由三种因素所构成： —曰乡土味。这主要是指北京区别于其他地方的地域特色，如北京的小胡同、四合院、大杂院、古城墙，天桥的杂耍，白塔寺的庙会，厂甸的春节，乃至小酒铺闲聊，马路边唱戏，无不浸透着一种独特的乡土气息。 二曰传统味，或者可以称做“古味”、“文化味”。这是指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文化传统。中国是文明古国，守仪之邦，北京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为历代王朝的故都，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在这里留下了最深的印记，从古老的礼仪风俗，到传统的伦理道德，都积淀于北京人的心灵之中，体现出北京人独有的那种精神气质，如人际交往中重礼节、讲规矩，比较宽容、谦和，也较豁达，善于自我解嘲，有某种幽默感，比较重视文化素养等。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方面对北京人的思想束缚也较重，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封闭性，接受新事物、新风气比较缓慢，封建的宗法观念伦理道德的残余较浓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旗风对北京人的心态习俗的影响不可低估，它使上述传统中的长处和短处得以强化表现愈加鲜明。这一切使北京笼罩着一股比较浓厚的古气，其中有古雅、古朴、古老，也有陈旧、迂腐种种味道。 三曰市井味。这是指下层市民身上体现出来的一种品格、气质。这种下层市民，大体属于小城市中的半无产阶级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例如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小职员以及主要以体力谋生的洋车夫、搬运工、街头艺人、匠人、佣人等，即旧社会所谓“引车卖浆之徒”。他们的生活环境比较简陋，谋生条件又较艰苦。他们一方面保持着劳动人民的一些素朴美德，如勤劳、善良、宽厚、克己；同时又受到统治阶级思想的侵染和传统规范的影响，下层市民的许多弱质、缺陷，如自私、狭窄、虚荣、平庸等所谓“小市民”习气也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最为鲜明。今天，我们所谓“老北京”，多半属于这一阶层。 以上三股味是互相渗透，融会一气的。这三种味共同熔铸成北京人传统的心理习俗、精神气质。当然，就具体环境和人而言，他们的侧重有所不同。比如，在北京中上层的官绅之家所谓“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四合院里，传统味就更浓些。而且往往被官气、洋气、书生气等冲淡了原有的“乡土味”和“市井味”。在京郊农民身上，“传统味”、“市井味”就相对淡化，“乡土味”显得更浓。唯独在北京市内，钟鼓楼下，大杂院内的下层市民“市井味”最浓，而“乡土味”、“传统味”也以种种方式程度不同地表现出来。所以“京味”在这部分人身上体现得最为鲜明、突出。京味的表现不但因人而异，还要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从历史上看，封建王朝统治时期的京味，同民国以后就大为不同，解放前后的京味又不一样(这从老舍的《茶馆》可见一斑)。至于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新思潮、新风气的涌人，久京味变化更大，不可—概而论。 二、“京味小说”与老舍。我同刘颖南同志在《<京味小说八家)后记》里曾提出“京味小说”的三个标准： (一)用北京话写北京人、北京事，这是最起码的题材合格线。 (二)写出浓郁、具体的北京的风土习俗、人情世态。 (三)写出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积淀在北京人精神、气质、性格上所形成的内在特征。 其实，这三条里最主要的是第三条。甚至可以说主要就是第三条。只有第一条的作品，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京味，即便写出了北京的风土人情，仍然可能京味不浓(比如张恨水的《啼笑因缘》、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必须具备了第三条，写出了北京人的神韵、气味，北京人的魂，这才够得上有“京味”。所以，我认为只有老舍先生的代表作如《四世同堂》、《骆驼祥子》、《柳家大院》等，才是京味小说的真正代表。 老舍先生对于“京味小说”有三大功劳： 第一，老舍是“京味小说”的奠基人，有开创之功。在他之前，中国虽有写京都生活、北京风情之作，但却没有显示多少京味特色，比较突出的倒是京派的“官气”。三十年代，沈从文等人曾提倡“京派小说”，但那与“京味”也完全不相干。老舍是第一个真正写出“京味”的作家，无论就作品的数量和质量看都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第二，老舍的京味小说有典范之格，在挖掘北京人的深层心态、传达北京人的神韵、气味上，迄今为止，尚无人能超越。人们不能不承认，老舍笔下的北京人才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具有无可置疑的真实性。这固然得力于老舍对于北京的深刻了解，有深厚的生活根底，同时，也与他的取材对象有密切关系。老舍笔下的人物主要是生活在城区大杂院内的下层市民。在这些人物身上，“京味”所包含的“市井味”、“乡土味”，乃至“传统味”表现得最为集中、鲜明。 老舍刻画小人物成功的原因，还在于他那深切的情感倾向和客观的审美视角。老舍是用一种宽厚仁爱的胸怀和公允和善的眼光来看待北京发生的一切。他既痛恨小市民的庸俗自私，也赞扬下层市民身上体现的善良、豁达和淳朴。这使他笔下的人物往往闪烁出人性善恶的各种光彩，既有可怜、可卑、可悲，也有可敬、可爱、可贵，完整地、真实地反映灵魂的各个侧面。 在驾驭北京语言的技巧上，老舍所达到的那种炉火纯青的地步，是众所公认的。他写的北京话，既保持了民间口语的朴素、生动，又筛选掉那些粗陋的杂质，确实烧出了京韵的香气，精妙传神。这使他的京味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三，老舍的“京味小说”有正宗之美。老舍作品的京味一不靠描写新异的民风民俗取胜；二不靠传奇性的情节故事引人；更不靠猎奇搜异的野趣去逗人。老舍笔下的北京是普普通通的平民大院或四合院。老舍笔下的人物大多是平凡常见的中下层市民。老舍所写的故事也往往是日常生活，家长里短。总之，他是完全以写普通人、普通事，写大众心理来显示出北京最普通存在的“京味”。不仅如此，老舍还以平民百姓的心态去描写北京人，他如同生活在人物中间，同他们同命运、共呼吸，不是高踞于这群小民头上，颐指气使，指手画脚，也不是以一副悲天悯人之态，赐舍廉价的同情。而是让人感到一种融洽无间的亲切感。当然，这决不是意味着降低作者思想高度。老舍对旧文化和旧市民意识的批判是鲜明的，只是这种批判隐藏于平易近人的描述中，而幽默风趣的笔调，又使这种褒贬不那么锋芒毕露而已。 三、“京味小说派”已经基本形成。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大致需要具备三个条件： (一)有一二位杰出的、众所公认的著名作家为核心、为代表。 (二)有一批艺术特色相近的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代表作家的外围或后继。 (三)产生出一批题材、风格相近的、有影响的优秀作品。 倘若这三个条件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以为，“京味小说派”作为当代文学中的一个流派是基本形成了。理由很简单： (一)“京味小说派”已有一位响当当的、卓越的代表作家——老舍。 (二)近十年来，在当代文坛上已涌现出一批擅长于描写“京味”的优秀作家。他们有的自觉地师从老舍，有意识地学习老舍(如苏叔阳)，有的吸取了老舍的神韵，写出了一批京味十足的作品(如邓友梅、韩少华、陈建功)，还有的因写出过一些题材相近，京味特色浓郁的作品，而扩大了“京味小说”的影响(如汪曾祺、刘绍棠)。尽管这些作家各有自己的风格、特色和艺术追求，对“京味小说”也许存有不同看法，但都同老舍创作中表现的“京味”，有密切联系。人们有权利把他们结集在一起，看成一个流派。因为从文学史看，除了那些有纲领、有目的的自觉结成的文学流派外，大多数流派是由读者和后人来归并的。 (三)以老舍为代表的“京味小说”作家们，已经写出了一批京味十足的优秀作品。除了有老舍的一批奠基作品外，这些年又产生了像邓友梅的《那五》、《寻访画儿韩》，韩少华的《红点颏儿》、《少总管前传》，陈建功的《找乐》、《辘轳把胡同9号》，苏叔阳的《傻二舅》等优秀作品。老作家汪曾祺的擅长固然在于描绘他家乡苏北一带的风情，但他在北京生活长达四十年之久，对北京生活的熟悉和把握不亚于自己的家乡，因而他写北京生活的作品，像《安乐居》、《云致秋行状》，无不具有浓郁的京味。热衷于“乡土文学”的刘绍棠，一向以写京东运河风情著称，京郊的“乡土味”本身就染有京城的“传统味”和“市井味”，所以刘绍棠笔下的乡土风情其实也是京味的一种扩张。如果再扩大一点说，浩然的某些作品如《弯弯绕的后代》也属此类。除此之外，显示京味特色的优秀小说还很多，像刘心武的《钟鼓楼》等，不一而足。 其实，“京味小说派”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流派并非偶然。从历史、文化、语言诸方面考察，北京者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具备了产生流派的肥沃土壤。 一是“京味”的独特性和影响力，如前所述，像北京这样具有鲜明的民族标记、丰富的文化传统和独特的地域风貌的城市，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是十分罕见的。所以，“京味”本身就有着独树一帜的光彩。再借助于它作为首都的权威性，影响所及岂止于中国，实可谓名扬中外。 二是“北京话”的权威性和魅力。现今推广全国的普通话，是以“北京话”作为基础的，二者大同小异，这使北京话本身就有了走向全国的便利。北京话虽有一些方言土语，但大多是普通话稍加变化，如儿化韵、双声词并不影响读者的理解。即便偶然在小说中使用几个生僻的俚词(如“敢情”、“找乐子”之类)，往往正是体现京味色彩最浓之处，最富有乡土气息，作者必然会加以解释说明，并巧妙运用，一般只会增添语言的魅力，“烧”出京味的香气。所以，从总体来看，运用纯熟“北京话”写出的作品，在全国推广是没有多大障碍的。 三是北京有着一支强大的作家队伍。当然，北京的作家未必都写“京味”，但至少他们写京味要比其他地方作家容易得多。可以说：“京味小说派”的后备队伍是阵容强大的，这是“京味小说”的出现和繁荣的前提。 当然，所谓“流派，流动之派”也。它不可能凝固不变，更不可能永世长存，文学史上的任何流派都是一个形成、发展直至消亡的过程，有的寿命还较短。有人担心，随着时代的发展，“旧京味”将越来越淡泊以至消失，“京味小说”前途堪忧。其实，只要有北京存在，“京味”仍会存在，即便有一天“京味”完全融化于时代新潮中，那么，“京味小说”作为一种历史，仍将有它存在的价值。像邓友梅的《那五》之类，写的就是历史，并不有损于它的审美光彩。 还需说明，我们认为“京味小说派”基本形成，并不意味它已经十分稳定、成熟，因为流派的发展趋向是难以预测的。文学史上的许多流派除了少数几个代表人物外，大多数是不稳定的；有时甚至于主将都可能脱离(如闻一多之于“新月派”)。“京味小说派”也有两种可能：或许写京味小说的作家会持续不断，日趋增多，蔚为大观，使这一流派日益壮大；或许会逐渐冷落下来；但即从当前的情况，把它看作一个流派是完全够格的。
老舍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京味”。“京味”作为一种风格现象，包括作家对北京特有风韵、特具的人文景观的展示及展示中所注入的文化趣味。因此“京味”首先表现为取材的特色。另外，体现在作家描写北京市民庸常人生时对北京文化心理结构的揭示。老舍用“官样”一语来概括北京文化特征，包括讲究体面、排场、气派，追求精巧的“生活艺术”，讲究礼仪，固守养老扶幼的老“规矩”；性格懒散，苟安，谦和，温厚与懦弱等等。这类北京文化的“精魂”渗透在老舍作品的人物刻画、习俗的描绘、气氛的渲染之中。老舍对北京文化的情感是复杂的。这里既充满了对“北京文化”所蕴含的特有的高雅、舒展、含蓄、精致的美的不由自主地欣赏、陶醉，以致因这种美的丧失、毁灭油然而生的感伤、悲哀，以及若有所失的怅惘，同时也时时为“文化过熟”导致的柔弱、无用而惋叹不已。老舍以其鲜明的创作个性和特殊的幽默艺术独树一帜。老舍小说的幽默艺术与鲁迅、张天翼、钱钟书和林语堂等现代文学名家的幽默艺术互有异同.喜感因素和悲感因素相交织,构成了老舍小说幽默艺术的独特景观。含蕴丰富，独具一格的幽默感。老舍的幽默，是温暖的北平的幽默，简朴、利落、善良、生气勃勃。老舍小说的幽默风格是逐渐成熟的，早期是“为幽默而幽默”，《二马》显示出他的幽默风格趋于形成，《离婚》则标志着他幽默风格的成熟。老舍笔下的幽默以悲喜剧交融的形式，讽刺与抒情的渗透，获得了“笑中有所思”的艺术魅力。老舍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有成就的幽默小说家。论“京味小说派”与老舍作者：许自强来源：《北京老舍文艺基金会年鉴》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0年5月一、 何谓“京味”？ “京味”就是北京味。它应当包括北京的环境和人文两方面，即北京的风土习俗和北京人的精神气质。具体说大致由三种因素所构成：—曰乡土味。这主要是指北京区别于其他地方的地域特色，如北京的小胡同、四合院、大杂院、古城墙，天桥的杂耍，白塔寺的庙会，厂甸的春节，乃至小酒铺闲聊，马路边唱戏，无不浸透着一种独特的乡土气息。二曰传统味，或者可以称做“古味”、“文化味”。这是指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文化传统。中国是文明古国，守仪之邦，北京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为历代王朝的故都，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在这里留下了最深的印记，从古老的礼仪风俗，到传统的伦理道德，都积淀于北京人的心灵之中，体现出北京人独有的那种精神气质，如人际交往中重礼节、讲规矩，比较宽容、谦和，也较豁达，善于自我解嘲，有某种幽默感，比较重视文化素养等。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方面对北京人的思想束缚也较重，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封闭性，接受新事物、新风气比较缓慢，封建的宗法观念伦理道德的残余较浓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旗风对北京人的心态习俗的影响不可低估，它使上述传统中的长处和短处得以强化表现愈加鲜明。这一切使北京笼罩着一股比较浓厚的古气，其中有古雅、古朴、古老，也有陈旧、迂腐种种味道。三曰市井味。这是指下层市民身上体现出来的一种品格、气质。这种下层市民，大体属于小城市中的半无产阶级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例如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小职员以及主要以体力谋生的洋车夫、搬运工、街头艺人、匠人、佣人等，即旧社会所谓“引车卖浆之徒”。他们的生活环境比较简陋，谋生条件又较艰苦。他们一方面保持着劳动人民的一些素朴美德，如勤劳、善良、宽厚、克己；同时又受到统治阶级思想的侵染和传统规范的影响，下层市民的许多弱质、缺陷，如自私、狭窄、虚荣、平庸等所谓“小市民”习气也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最为鲜明。今天，我们所谓“老北京”，多半属于这一阶层。以上三股味是互相渗透，融会一气的。这三种味共同熔铸成北京人传统的心理习俗、精神气质。当然，就具体环境和人而言，他们的侧重有所不同。比如，在北京中上层的官绅之家所谓“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四合院里，传统味就更浓些。而且往往被官气、洋气、书生气等冲淡了原有的“乡土味”和“市井味”。在京郊农民身上，“传统味”、“市井味”就相对淡化，“乡土味”显得更浓。唯独在北京市内，钟鼓楼下，大杂院内的下层市民“市井味”最浓，而“乡土味”、“传统味”也以种种方式程度不同地表现出来。所以“京味”在这部分人身上体现得最为鲜明、突出。京味的表现不但因人而异，还要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从历史上看，封建王朝统治时期的京味，同民国以后就大为不同，解放前后的京味又不一样(这从老舍的《茶馆》可见一斑)。至于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新思潮、新风气的涌人，久京味变化更大，不可—概而论。二、“京味小说”与老舍。我同刘颖南同志在《<京味小说八家)后记》里曾提出“京味小说”的三个标准：(一)用北京话写北京人、北京事，这是最起码的题材合格线。(二)写出浓郁、具体的北京的风土习俗、人情世态。(三)写出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积淀在北京人精神、气质、性格上所形成的内在特征。其实，这三条里最主要的是第三条。甚至可以说主要就是第三条。只有第一条的作品，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京味，即便写出了北京的风土人情，仍然可能京味不浓(比如张恨水的《啼笑因缘》、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必须具备了第三条，写出了北京人的神韵、气味，北京人的魂，这才够得上有“京味”。所以，我认为只有老舍先生的代表作如《四世同堂》、《骆驼祥子》、《柳家大院》等，才是京味小说的真正代表。老舍先生对于“京味小说”有三大功劳：第一，老舍是“京味小说”的奠基人，有开创之功。在他之前，中国虽有写京都生活、北京风情之作，但却没有显示多少京味特色，比较突出的倒是京派的“官气”。三十年代，沈从文等人曾提倡“京派小说”，但那与“京味”也完全不相干。老舍是第一个真正写出“京味”的作家，无论就作品的数量和质量看都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第二，老舍的京味小说有典范之格，在挖掘北京人的深层心态、传达北京人的神韵、气味上，迄今为止，尚无人能超越。人们不能不承认，老舍笔下的北京人才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具有无可置疑的真实性。这固然得力于老舍对于北京的深刻了解，有深厚的生活根底，同时，也与他的取材对象有密切关系。老舍笔下的人物主要是生活在城区大杂院内的下层市民。在这些人物身上，“京味”所包含的“市井味”、“乡土味”，乃至“传统味”表现得最为集中、鲜明。老舍刻画小人物成功的原因，还在于他那深切的情感倾向和客观的审美视角。老舍是用一种宽厚仁爱的胸怀和公允和善的眼光来看待北京发生的一切。他既痛恨小市民的庸俗自私，也赞扬下层市民身上体现的善良、豁达和淳朴。这使他笔下的人物往往闪烁出人性善恶的各种光彩，既有可怜、可卑、可悲，也有可敬、可爱、可贵，完整地、真实地反映灵魂的各个侧面。在驾驭北京语言的技巧上，老舍所达到的那种炉火纯青的地步，是众所公认的。他写的北京话，既保持了民间口语的朴素、生动，又筛选掉那些粗陋的杂质，确实烧出了京韵的香气，精妙传神。这使他的京味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第三，老舍的“京味小说”有正宗之美。老舍作品的京味一不靠描写新异的民风民俗取胜；二不靠传奇性的情节故事引人；更不靠猎奇搜异的野趣去逗人。老舍笔下的北京是普普通通的平民大院或四合院。老舍笔下的人物大多是平凡常见的中下层市民。老舍所写的故事也往往是日常生活，家长里短。总之，他是完全以写普通人、普通事，写大众心理来显示出北京最普通存在的“京味”。不仅如此，老舍还以平民百姓的心态去描写北京人，他如同生活在人物中间，同他们同命运、共呼吸，不是高踞于这群小民头上，颐指气使，指手画脚，也不是以一副悲天悯人之态，赐舍廉价的同情。而是让人感到一种融洽无间的亲切感。当然，这决不是意味着降低作者思想高度。老舍对旧文化和旧市民意识的批判是鲜明的，只是这种批判隐藏于平易近人的描述中，而幽默风趣的笔调，又使这种褒贬不那么锋芒毕露而已。三、“京味小说派”已经基本形成。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大致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有一二位杰出的、众所公认的著名作家为核心、为代表。(二)有一批艺术特色相近的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代表作家的外围或后继。(三)产生出一批题材、风格相近的、有影响的优秀作品。倘若这三个条件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以为，“京味小说派”作为当代文学中的一个流派是基本形成了。理由很简单：(一)“京味小说派”已有一位响当当的、卓越的代表作家——老舍。(二)近十年来，在当代文坛上已涌现出一批擅长于描写“京味”的优秀作家。他们有的自觉地师从老舍，有意识地学习老舍(如苏叔阳)，有的吸取了老舍的神韵，写出了一批京味十足的作品(如邓友梅、韩少华、陈建功)，还有的因写出过一些题材相近，京味特色浓郁的作品，而扩大了“京味小说”的影响(如汪曾祺、刘绍棠)。尽管这些作家各有自己的风格、特色和艺术追求，对“京味小说”也许存有不同看法，但都同老舍创作中表现的“京味”，有密切联系。人们有权利把他们结集在一起，看成一个流派。因为从文学史看，除了那些有纲领、有目的的自觉结成的文学流派外，大多数流派是由读者和后人来归并的。(三)以老舍为代表的“京味小说”作家们，已经写出了一批京味十足的优秀作品。除了有老舍的一批奠基作品外，这些年又产生了像邓友梅的《那五》、《寻访画儿韩》，韩少华的《红点颏儿》、《少总管前传》，陈建功的《找乐》、《辘轳把胡同9号》，苏叔阳的《傻二舅》等优秀作品。老作家汪曾祺的擅长固然在于描绘他家乡苏北一带的风情，但他在北京生活长达四十年之久，对北京生活的熟悉和把握不亚于自己的家乡，因而他写北京生活的作品，像《安乐居》、《云致秋行状》，无不具有浓郁的京味。热衷于“乡土文学”的刘绍棠，一向以写京东运河风情著称，京郊的“乡土味”本身就染有京城的“传统味”和“市井味”，所以刘绍棠笔下的乡土风情其实也是京味的一种扩张。如果再扩大一点说，浩然的某些作品如《弯弯绕的后代》也属此类。除此之外，显示京味特色的优秀小说还很多，像刘心武的《钟鼓楼》等，不一而足。其实，“京味小说派”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流派并非偶然。从历史、文化、语言诸方面考察，北京者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具备了产生流派的肥沃土壤。一是“京味”的独特性和影响力，如前所述，像北京这样具有鲜明的民族标记、丰富的文化传统和独特的地域风貌的城市，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是十分罕见的。所以，“京味”本身就有着独树一帜的光彩。再借助于它作为首都的权威性，影响所及岂止于中国，实可谓名扬中外。二是“北京话”的权威性和魅力。现今推广全国的普通话，是以“北京话”作为基础的，二者大同小异，这使北京话本身就有了走向全国的便利。北京话虽有一些方言土语，但大多是普通话稍加变化，如儿化韵、双声词并不影响读者的理解。即便偶然在小说中使用几个生僻的俚词(如“敢情”、“找乐子”之类)，往往正是体现京味色彩最浓之处，最富有乡土气息，作者必然会加以解释说明，并巧妙运用，一般只会增添语言的魅力，“烧”出京味的香气。所以，从总体来看，运用纯熟“北京话”写出的作品，在全国推广是没有多大障碍的。三是北京有着一支强大的作家队伍。当然，北京的作家未必都写“京味”，但至少他们写京味要比其他地方作家容易得多。可以说：“京味小说派”的后备队伍是阵容强大的，这是“京味小说”的出现和繁荣的前提。当然，所谓“流派，流动之派”也。它不可能凝固不变，更不可能永世长存，文学史上的任何流派都是一个形成、发展直至消亡的过程，有的寿命还较短。有人担心，随着时代的发展，“旧京味”将越来越淡泊以至消失，“京味小说”前途堪忧。其实，只要有北京存在，“京味”仍会存在，即便有一天“京味”完全融化于时代新潮中，那么，“京味小说”作为一种历史，仍将有它存在的价值。像邓友梅的《那五》之类，写的就是历史，并不有损于它的审美光彩。还需说明，我们认为“京味小说派”基本形成，并不意味它已经十分稳定、成熟，因为流派的发展趋向是难以预测的。文学史上的许多流派除了少数几个代表人物外，大多数是不稳定的；有时甚至于主将都可能脱离(如闻一多之于“新月派”)。“京味小说派”也有两种可能：或许写京味小说的作家会持续不断，日趋增多，蔚为大观，使这一流派日益壮大；或许会逐渐冷落下来；但即从当前的情况，把它看作一个流派是完全够格的。老舍与“京味小说”老舍与“京味小说”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京人生活中掀起的“京味文化热”的背景下，“京味小说”以其朴拙大雅的风貌登上北京文坛，引起了京城内外、乃至海内外人土的关注和厚爱。“京味小说”作为一个具有鲜明独特审美内涵与审美外观的文学品类，并非始于今日，那些“旧京小说”，如林语堂《京华烟云》不能说没有一点北京味，然而，真正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京味小说”却是在老舍手中创立的。老舍说过：“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声音，我都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是完整的、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描画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老舍正是靠着这得天独厚的主客观条件，匠心独运地开创了“京味小说”这一文学品类，并不断地从其题材范围、人物形象、语言韵味、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文化意识与美学意蕴等多方面深入开掘，精心淘沥，使得这独具北京风味的艺术佳酿品味更正、更浓、更醇，从而日臻完美，获得了独具特有的美学风格和跨代传世、超越国界的艺术生命。老舍生前虽然没有把自己的作品自封为“京味小说(戏剧)”，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也没有将老舍的小说冠之以“京味”的头衔，然而，在人们的审美感受与审美判断中，“京味”与“老舍味”有着某种特殊的联系，甚或是可以画等号的。如果我们从研究“京味小说”的艺术特征出发去追溯它的起源便会发现，老舍的小说正是“京味小说”的滥觞。京味小说家是老舍风格的继承人。他们写的“京味小说”，或成为京味小说家，应该说是有意为之，是一种自觉的美学追求使然，或者干脆说就是师承老舍的结果。这些作家中的许多人都谈到过，自己曾有意地、自觉地以老舍为师，追求老舍作品的艺术风韵，学习老舍作品的语言风范。北京文坛上这种以老舍为宗师、效老舍之遗风的文学现象，已充分引起了文学评论界的重视，从中可看出“京味小说”与老舍关系的一斑。
老舍是使"京味"成为有价值的风格现象的第一人，"京味小说"这名目，却只是在新时期的当下才被叫了开来。老舍小说的北京色彩虽人所共见，如若没有后起诸人，那不过是一种个人风格而已。应当如实地说，"京味小说"作为一种风格现象获得了研究价值，固然因有老舍，却更赖有新时期一批作家有关的实绩，因有如《那五》、《烟壶》、《红点颏儿》、《安乐居》等一批质、量均为可观的作品出世。这里自然也有城市魅力的当代证明。当代京味小说作者中，邓友梅、刘心武、韩少功、苏叔阳、汪曾祺、陈建功诸家；不断新起而令人不暇搜集的其他家；以及林斤澜、张辛欣的某些作品--岂不也略近于洋洋大观？我不倾向于把后起轻率地指?quot;老舍传人"，更愿意相信他们都是由北京所养育的。幽默作为创作过程中的作者心态，通常正是一种非激情状态，其功能功能即应有对于激情、冲动的化解。老舍曾被称为"幽默大师"，因此而被捧也因此而被批评。鉴于新文学的严肃、沉重的性质，不妨认为老舍式的幽默出于异秉，尽管这幽默也不免有《笑林广记》的气味。幽默作为一种智慧形态，在专制社会，通常属于民间智慧。北京市民中富含这种智慧。帝辇之下的小民，久阅了世事沧桑，又比之别（在封建或半封建的中国，"帝力"所及，并非无远不能至）承受了更直接的政治威慑。有清一代北京市民中大大发展了的语言与幽默才能，一方面出于对上述生活严峻性的补偿，另一方面，如上所说，也由于历史生活固有的幽默性质。满清王朝的覆没，带有浓厚的喜剧色彩。大凡一个王朝终结，总要有种种怪现状。清王朝由于极端腐败，更由于其腐败在近代史特殊的国际环境中，更增多了荒唐怪诞?quot;福大爷刚七岁就受封为'乾清宫五品挎刀侍卫'。他连杀鸡都不敢看，怎敢挎刀？"（《那五》）事情就有这么可笑，可笑得一本正经。北京人以其智慧领略了历史生活的讽刺性，又以其幽默才能与语言才能（幽默才能常常主是一种语言才能）解脱历史、生活的沉重感，自娱娱人。幽默也是专制政治下小民惟一可以放心大胆地拥有的财产。老舍不无幸运地承受了这份财产。他的幽默，他的文字间的机趣，的确大半是源自民间的，其表现形态不同于开圆桌会议的大英国民的那一种。一旦以幽默进入创作，幽默即统一于总体的美学追求；到当代京味小说，更出于自觉的风格设计。在京味小说作者，幽默中包含有他们与生活特有的审美关系。他们敏感于极琐细的生活矛盾。人性矛盾，由其中领略生活与人性现象中的喜剧意味，以这种发现丰富着关于人生、人性的理解，和因深切理解而来的宽容体谅，并造成文字间的暖意，柔和、温煦的人间气息。这里有智者心态。由于所见极平凡细微，他们写的自然不会是令人哄然大笑的喜剧（《钦差大臣》或《悭吝人》之类）。这只是一些人生极琐屑处的通常为人忽略的喜剧性。作为创作心态，幽默节制了对生活的理性评价与情感判断的极端性，其中，包含着有利于审美创造的距离感，却又不是淡漠，不是世故老人或哲人的不胜辽远的目光，而是浸润在亲切体贴中的心理距离，以对象为审美对象同时意识到自己的鉴赏态度的距离感。在一批极其熟于世情、深味人生的作者，这儿自有世事洞明后的人生智慧。 30年代一时并出的小说大家中，茅盾是最能代表主流文学的认识特点和艺术思维方式的一家。他对中国社会的全景观照，对中国社会结构、阶级关系的全面呈现，都体现了一时的文学兴趣。纵然在较短的篇制中，那时的作家也力争较为准确地再现已经认识的社会阶级关系及其动态发展。巴金的创作是主情的，他以自己的方式呼应着革命文学中的社会批判倾向。较之巴金，由表面看来，老舍在艺术方法上更接近主流文学，差异也正在这看似相近中显示出来。最触目的差异是，老舍并不注重阶级特征与阶级关系。较之主流文学以现实社会的阶级结构作为作品艺术结构的直接参照，老舍作品或以人物命运为线索，作纵向的时间性铺叙（如《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月牙儿》），或依呈现世相、人生相的要求而进行空间铺排，在与主流文学相近的结构形态中，透露的是对于生活教材的不同选择，以及艺术结构与生活结构不同的对应关系。如上文所说，他的作品是讲求行当齐全的，但着眼常在出场人物的个性分布，文化风貌的差异，人物职业门类?quot;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伦理层次的老中幼（如《骆驼祥子》中的老车夫老马，中年车夫二强子，顺而下之的祥子、小马等；再如《四世同堂》中的四代，其他作品里的父与子）--是这样的生旦净末丑。其中《骆驼祥子》的创作最能见出普遍文学风气的影响。即使是在《骆驼祥子》里，也并非偶然地，老舍并不着力于车厂老板刘四对车夫祥子的直接经济剥削，将祥子的悲剧仅仅归结为阶级矛盾的结果。用了《我这一辈子》中主人公的说法，他强调的是"个人独有的事"对造成一个人命运的作用，如与虎妞的关系之于祥子，也如《我这一辈子》中"我"家的婚变之于"我"。这使得小说世界内在构成与构成原则，与一时的流行模式区分开来。老舍非但不强调较为分明的阶级，甚至也不随时强调较为朦胧的上流、下层。小羊圈祁家无疑是中产市民（《四世同堂》），牛天赐家（《牛天赐传》）、张大哥家（《离婚》）也是的。在小羊圈胡同中，处于胡同居民对面的，是汉奸冠晓荷、蓝东阳，洋奴祁瑞丰，以至于在"英国府"当差而沾染了西崽气的丁约翰。至于其他胡同居民，"倒是因同仇敌汽而见出平等的。不惟一条小羊圈，在老舍的整个小说世界中，作为正派市民的对立物、市民社会中的异类的，主要是洋奴、汉好、西息式的文人或非文人：仍然是文化上的划分。上述特征在当代京味小说中也存在着。即使现实感较强的刘心武，对于他笔下人物众多的那条胡同（《钟鼓楼》），也更乐于表现作为胡同文化特点的和谐、平等感--包括局长及其邻居之间。老舍长于写商人，那种旧北京"老字号"的商人，所强调的也非阶级（商业资本家），而是职业（所营者"商"）。他甚至不大关心人物具体的商业活动。吸引他的兴趣的是人物的文化风貌，德行，是经由商人体现的"老字号"特有的传统商业文化。在这种时候他对人物的区分，也同样由文化上着眼：以传统方式经营的，如祁天佑（《四世同堂》）、王利发（《茶馆》），以及《老字号》、《新韩穆烈德》诸作中的老板、掌柜；站在这一组人物对面的，则是以凶猛的商业竞争置"老字号"于绝境的洋派商人。他并非无意地忽略了上述商人共同的商人本性（阶级属性），而径自专一地呈现其不同的文化面貌、商业文化渊源与背景。上述总体构思下的人物关系，自然不会是如左翼文学中通常可以分明看到的阶级关系，这里构成人物生活世界的，是街坊邻里，以及同业关系，也即胡同居民最基本的生活关系。其中尤其街坊、邻里关系，往往是京味小说中描写最为生动有味的人物关系。老北京的胡同社会，主要由小生产者、中小商业者、城市个体劳动者构成。生产活动、商业活动的狭小规模，经济层级的相对靠近，都不足以造成充分发展的阶级结构与阶级对立关系；东方城市中素来发达的行会组织，也强调着人的职业身份，人与人之间的行业、职业联系。当代北京胡同情况虽有变动，仍在较为低下的生活水准上保留着居民经济地位的相对均衡（这种"清况近年来才有变化"。这正是构成胡同人情、人际关系的生活依据。京味小说作者的选择在这一点上，又出于对北京生活的谙悉，而不全由形式的制约。来自生活世界的与来自艺术形式、艺术传统、艺术惯例的多方面制约--或许要这样说才近于完全？
老舍文学中最大的特点就是“京味”，用自己独特的艺术笔触栩栩如生的描绘出老北京的人文风貌、文化底蕴和文化心理。对于“京味”的理解需要有不同的层面。1、就地理上和实物上而言，最典型的北京的胡同、四合院、杂耍和庙会等；2、就心理而言，北京是历代王朝的首都，有着一种雍容和大气，积淀着千百年的传统，因为市民们也有着独特的豁达和幽默。就如祥子在生活困境的时候，仍然会对未来抱着美好的幻象。3、反映小人物命运。“京味”还有一点会经常透过小商贩、车夫等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人，他们的生活风貌来反映那个时代，那些文化特征和心理。4、语言上，也经常会用到北京方言，很有地方特色。因为这些，是的“京味”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
可以涉及到人的心理学角度（比如骆驼祥子里的一句经典名言，你懂的）
研究意义就是研究这个有什么用，可以从老舍的文学地位，京味小说的价值，骆驼祥子体现的京味小说特点以及文学史地位来说。话说这题目一看就老生常谈的，你上网搜一篇论文，开头一定会提到研究意义的。然后国内外研究现状就是文献综述啦，你上下CNKI，搜和他相关的论文，然后看过来，总结一下这个题目研究到何种地步，就OK了
可以涉及到人的心理学角度（比如骆驼祥子里的一句经典名言，你懂的）
现代文学史老舍小说研究期刊网上有关老舍幽默的论文都可[参考文献][1]汪倜然.论幽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老舍.“五四”给了我什么[N].解放军报,1957-05-04.[3]老舍.我怎样写《赵子曰》[J].老牛破车,1936,(2).[4]老舍.写与读[J].新文学史料,1981,(2).[5]老舍.谈幽默[J].宇宙风,1936,(2).[6]王晓琴.笑:生命的交响[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7]老舍.老舍谈创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茅盾.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J].抗战文艺,(9).
有更具体的题目吗？
希望对你有帮助。（给分）一、引言 中华民族同世界各民族友好往来的历史有多久，对外汉语教学的历史就有多久。中国同世界各国交往的密切程度，以及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着对外汉语教学的兴衰。至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外汉语教学逐渐成为一门学科和一项语言教育事业。目前这项事业正以崭新的姿态、面向世界、迎接未来。 以此为背景，我们尝试对对外汉语教学事业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创至今的50多年历史中该领域内主要贡献者的观点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整理，并梳理其时间逻辑发展的顺序，力求更直观、更系统、更有层次性地理解对外汉语专业的发展概况。 本文对文献的综述基本上按照对外汉语事业的实际发展进程展开。第二部分介绍对外汉语专业出现的历史渊源和初创阶段。第三部分介绍巩固和发展阶段中、围绕对外汉语事业提出的各种理论与见解。第四部分细致分析对外汉语专业的现状和趋势、展望对外汉语专业的发展前景。二、历史渊源与初创阶段（一）历史渊源 西汉时，我国周边的少数民族就有人来当时的长安学习汉语。而中国真正对外国人进行汉语教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东汉。至唐代，由于国力强盛，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派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如日本派遣了十几次“遣唐使”，每批几百人；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也派遣留学生到长安，每批有百余人。以后的各个朝代也都有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元代实行霸权，留学生数量锐减），其中《老乞大》、《朴事通》等就是明初教朝鲜人学习汉语口语（北京口语）的教材。而明末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和清末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可算当时影响较广的汉语教材。民国期间，中国政府也同外国政府交换了少数留学生，当时也有许多知名学者先后从事过对外汉语教学或相关工作。如老舍先生在1924~1929年间，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汉语讲师，他当年讲课的录音，至今还保存在伦敦。（二）初创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期—20世纪60年代初期） 尽管中国角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历史悠久，然而作为一门专业学科的“对外汉语”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由于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因此在其迅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上、学术界乃至本学科内部对本学科的名称、性质、任务等基本问题尚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存在一些争议。一个学科的名称是该学科的内容和学科的本质特点的反映。在对外汉语专业的起步阶段，学术界对这个学科的名称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这些不同看法也反映了人们对这个学科的认识： 1．“对外汉语”：目前除了本科有对外汉语专业或对外汉语系外，少数学校已经有“对外汉语”专业硕士点和博士点，如北京语言大学把国内唯一一个国家研究基地叫做“对外汉语研究中心”，该中心主任赵金铭教授的专论《对外汉语研究的基本框架》都使用“对外汉语”作为学科名。 2.“对外汉语教学”：这一名称基本上能体现教授外国人学习汉语这个学科的特点和内涵，但客观上说，由于有“教学”两字，很容易让人把它归入教育学或学科教学论等学科中去。 3.“汉语教学”：因为“对外汉语”本来是针对国内教外国人学汉语这一事业所起的名称，明显地带有以中国人的视角来指称这一学科的色彩。“对外”二字无法为国外从事汉语教学的同行所使用，因此它只适用于中国。当国内外的学者在一起讨论学科或学术问题时，这种情况下一般使用“汉语教学”这个名称。 4.“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从科学性上看，这一名称较为精确地指出了本学科的内涵和性质。但由于这一名称太长、不上口，再加上约定俗成的原因，它不太可能被广泛传播。 5.对外汉语教育学。从实际而言，我们认为今后应该加强对“对外汉语”这个学科本身的性质、任务、内涵的研究，没有必要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学科名称的讨论和争论上。 1952年，著名语言学家朱德熙等人首次赴保加利亚教授汉语，这是解放后我国向海外派遣教师教授汉语的开始。这一阶段，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的研究已经开始，能见到的最早的论文是周祖谟的《教非汉族学生学习汉语的一些问题》（《中国语文》1953年第7期）。周祖谟先生一开始便明确了对外国人和汉族人的汉语教学不同于对我国汉族学生的“语文”教学，指出要针对非汉族成年人学习“汉语”的特点进行教学；明确了对外国人和非汉族人的汉语教学是培养他们实际运用汉语的能力；指出结合汉语教学需要加强汉语研究的必要性。 1958年正式出版的我国第一部对外汉语教材《汉语教学书》，以语法为主线，按照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则编排，为建立“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奠定了基础。该教材集中体现了本阶段的理论和方法。三、发展阶段（一）巩固和发展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期—20世纪60年代中期）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我国接受外国留学生和向外派遣留学生的规模都需要扩大。为了加强各院校对外汉语教学经验的交流，高教部决定由北京语言学院创办《外国留学生基础汉语教学通讯》，这是我国第一个对外汉语教学的专业刊物，于1965年创刊，共出版了11期。 这一阶段，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的重点是总结建国以来的教学经验，钟梫的《十五年汉语教学总结》（《语言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4期）反映了这一点。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教学的特点、教学要求和教学原则，努力促进教材、课堂教学法等向规范性的方向发展。比如他提出：教学内容与学生专业相结合的学以致用的教学要求；“精讲多练、课内外结合”的实践性教学原则；“语文并进”，全面训练听说读写，阶段侧重的教学安排；语法的系统性与课文的生动性相结合的教材编写方式；尽可能使用汉语进行课堂教学的相对直接法。 本阶段还编写了《基础汉语》，由于“文革”影响，直至1971年修改后才正式出版，1972年又出版了和它相衔接的《汉语读本》。这套教材突出和强调了实际语言在教材中的地位，是“实践性原则”和“相对直接法”的直接体现。1966年爆发了“文革”，对外汉语被迫中断。（三）恢复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期—20世纪70年代后期） 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我国在对外关系上有了较大进展。此时部分高等学校已恢复招生，许多因“文革”中断在华学习的留学生要求复学。由于“文革”的严重冲击，当时的对外汉语事业在各方面都面临着重重困难，接受留学生的能力还是非常有限。而师资力量不足是本阶段我国对外汉语教学所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 这一阶段的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更加深入，论文主要发表在《语言教学与研究》上，如吕必松的《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实践性原则》、杨俊萱的《课堂教学的“死”与“活”》、郑万鹏的《怎样对留学生进行〈文章选读〉课教学？》、林焘的《语音教学和字音教学》、石佩文和李继禹的《听力训练在语言教学中的作用》，等等。主要特点是：侧重于研究解决教学中的具体问题。但研究范围仍嫌褊狭，未上升到学科建设的高度，局限于教学原则和课堂教学的范围之内。（四）蓬勃发展阶段（70年代末以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政治上的转轨和因此带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引起了国外的极大关注，随之在世界上掀起了一股“中国热”，“中国热”又引起了“汉语热”。对外汉语事业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获得蓬勃的发展。 1978年吕必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北京地区语言学科规划座谈会”上首次提出应当把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1983年中国教育学会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即“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的前身）成立，1984年王力在为《语言教学与研究》创刊五周年题词时指出“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学科”，同年时任教育部部长的何东昌在我国留学生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多年的事实证明，对外汉语已发展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国务院于1987年7月批准成立了由7个部委参加的“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这是主管全国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政府机构。 这一阶段的理论研究成果更为丰硕。如刘珣主编的《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及《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吕必松的《对外汉语教学探索》及《对外汉语教学发展概要》；齐沪扬与陈昌来主编的《应用语言学纲要》；盛炎的《语言教学原理》；赵金铭主编的《对外汉语教学概论》，等等。这一阶段是真正把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从学科建设的高度开展教学理论研究。主要特点为：进行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宏观研究，对各个环节和各项活动展开了全面的研究。 另外，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规定对外汉语教学应当教授普通话和规范字。这是我国第一个涉及对外汉语教学的国家法律。One, forewordThe Chinese nation with the peoples of the world in the history of friendly exchanges have long,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nd history is long. Close degree of China's exchanges with the countries of the world, as well as strength, directly affects the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Until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has become a subject and a language education. At present, the cause is a brand-new posture, face the world, face the this as the background, we try to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from the nineteen fifties initial pioneering contributions in this field since 50 years of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summarized, and reviews the time sequ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 strive to be more intuitive, more systematic, more levels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paper reviews the literature of basically launche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ese enterprise. The second part introduces the history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nd the initial stage. The third part introduces the consolid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tage, various theories and views of Chinese business. The fourth part of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status and trends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he prosp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 the historical origin and the initial stage(a) historyWhe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our country around someone came to Changan at that time to learn chinese. And China's real foreigners in Chinese teaching history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o the Tang Dynasty, because of the powerful national strength, many countries in the world have sent students to study in China, such as Japan dispatched a dozen times "to the Tang Dynasty", hundreds of people each group; Xinluo reunific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send students to Changan, each batch of hundreds of people. Each dynasty after the also have students to study in China (the implementation of hegemony, the number of students, among them "Chinese language" drop), "Park"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that is taught Koreans learn oral Chinese textbook (Beijing dialect). And the "western scholars Trigault's eyes and ears." and the Wade-Giles of "Yuyan zierji" can be considered when wide influence Chinese textbook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th foreign governments to exchange a few students, when there are many well-known scholars has engaged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or related work. As Mr. Lao She in the years 1924~1929, served as a lecturer at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Chinese, his lecture recordings, still preserved in london.(two) the initial stage (the early nineteen sixties the early nineteen fifties.)Although the Chinese angle foreigners learning Chinese has a long history, but as a professional discipline "foreign language" is a young discipline. Because it is a new subject, so in its rapid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still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internal social, academic circles and the disciplines of the name, the nature of the discipline, the task of different views, even there is some controversy. The name of a subject is to reflect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bjects and disciplines.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nd puts forward some different views on this subject name, these different views also reflects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subject:1 "foreign language": in addition to the current undergraduate professional foreign language or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already have a "Chinese" professional master's and doctoral few schools such a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the only national research base is called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center", the center director Professor Zhao Jinming's monograph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study the basic framework of" use "foreign language" as the subject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he name basically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notation of teaching foreigners learning Chinese on this subject, but objectively speaking, as a result of "teaching", let a person very easily subject it in education or courses teaching theory 3 "Chinese Teaching:" because "foreign language" is the name of the domestic teach foreigners Chinese this cause the, obviously has the Chinese perspective to refer to this subject color. "Foreign" two words can not engage in teaching Chinese as foreign counterparts are used, therefore it is only applicable to china. When the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to discuss subjects or academic problems, in this case the general use of the name "Chinese teaching".4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from a scientific point of view, this name is more accurately points out the connotation and the nature of the discipline. But because this name is too long, not catchy, reasons and conventional, it is unlikely to be widely foreign language the practice, we think the future should strengthen the "foreign language" the nature of the discipline itself, task, content of research, there is no need to put too much focus on discussion and debate on the subject 1952, the famous linguist Zhu Dexi et al first visit to Bulgaria to teach Chinese,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our country after liberating to expatriate teachers in teach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This stage, study on the theory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has been, to see the earliest paper is Zhou Zumo's "some problems of the teaching non-Chinese students learning Chinese" ("Chinese language" in 1953 seventh period). Mr Zhou Zumo began with the foreigners 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s different from the Chinese Han students "language" teaching, pointed out the need for non Han Adults in learning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teaching; the teaching Chinese to foreigners and non Han people is to cultivate their
老舍小说创作中的厌女情绪 可以结合文本进行阐释 大赤包 桔子 虎妞都能分析
摘要:老舍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形成是与“五四”新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影响分不开的 ,并在这种影响下逐步走向成熟。三、四十年代的全面抗战把老舍从文学推向了政治 ,导致他的文学思想开始向政治倾斜 ,表现出较为鲜明的功利性。五、六十年代由于受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文艺思想的影响 ,他原来一直没有解决的文学与政治、文学的功利性与作家的艺术个性等矛盾又表现得更加尖锐和突出。他在一片赞颂声中抛弃了自己的独立文化批判精神 ,在不知不觉中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偏离越来越严重
研究意义就是研究这个有什么用，可以从老舍的文学地位，京味小说的价值，骆驼祥子体现的京味小说特点以及文学史地位来说。话说这题目一看就老生常谈的，你上网搜一篇论文，开头一定会提到研究意义的。然后国内外研究现状就是文献综述啦，你上下CNKI，搜和他相关的论文，然后看过来，总结一下这个题目研究到何种地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