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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雄关“东望武昌云历历，西连巫峡路悠悠”。江汉平原西南，九曲回肠的荆江北岸，坐落着铁壁铜关荆州城墙。荆州，是上古大禹治水时“割地布九州”的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之一，以当时境内荆山得名。春秋战国时期，荆州是楚国都城“郢”所在地，历经二十个楚王，达四百一十一年之久。公元前278 年，秦将白起拔郢，置南郡于荆州，同时建江陵县。公元前206年，项羽建临江国，都荆州。汉初复置南郡。汉武帝元封五年(公无前106年)，将全国分为十三州，设刺史部，荆州刺史部为十三州之一。刺史部始为中央监察机构，常以十月奏事，十二月还监。汉元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 ，刺史改为州牧，地方政权遂演变为州、郡，县三级制，刺史改变其监察职权，而为地方大吏。荆州地处荆江北岸，上镇巴蜀之险，下据江湖之会，扼守长江天堑，是连接东西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荆州古城，又名江陵城，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千百年来，荆州城墙饱劲战火洗礼，历尽时代沧桑，几度平毁，几度重建，荆楚风骨永存，仍然以其威镇八方的雄姿，巍然屹立在荆江岸边。荆州城墙位于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现存明清重建城墙东西长公里，南北宽公里，面积平方公里，城墙周长公里，高9米。城墙现有八座城门，2座门楼。荆州古城分为三层，外面是水城，中间是砖城，里面是土城。水城（护城河）全长10500米，宽30米，水深4米，西通太湖，东连长湖，与古运河相连。明代时期建城时为防止城基下陷，洪水泛城，右城脚条石缝中浇灌糯米浆，因而城墙特别坚固。荆州城墙设有瓮城、敌楼、战屋、炮台、藏兵洞、复城门，防御体系完备，历来易守难攻，有“铁打荆州”之说。荆州古城不乏美妙佳话，传说当年三国蜀将关云长镇守荆州，忽遇九位仙女下凡，传王母娘娘旨意，说荆州刀兵频仍，民不聊生，欲收回置于神地，不准凡人争夺。关公忠于其兄刘备，不让荆州，于是想出一条妙策，说：“你们在西北，我在东南，各筑一城，城周五千步，天黑始，鸡鸣止，谁先筑好，谁就管理这个地方。”九仙女用衣裙兜土，关公伐芦苇筑城。关公城就，九仙女城差一隅，鸡尚未鸣。关公振动鸡笼芦席，公鸡啼鸣，九仙女羞愧地上天去了。这就是现在荆州城北门外九女琢的来历。又传说张飞也担土来帮二哥筑城，可是来晚了，便将土倒在东门外，现今人们都把这两座小山似的土堆叫“张飞一担土”。这些都是神话传说，然而关公为了防范东吴，在汉代旧城旁筑了一座新城，都是有史籍可考的。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首先，推翻了清朝封建腐朽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其次，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制定了《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再次，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法令，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最后，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对推动亚洲各国民族解放斗争有重大影响。总之，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一方面，客观原因是国内外反动势力过于强大。另一方面，主观原因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软弱性：首先，缺乏彻底反帝反封的勇气和力量；其次，没能提出明确而完整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再次，没能发动农民革命；最后，没有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辛亥革命历史教训：没有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第一，说明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彻底胜利；第二，宣告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终结；第三，表明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一直有着不同的议论。作者认为，过去的估计常常过低。辛亥革命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问题，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是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对反动的清朝政府，是象革命派那样抛头颅洒热血去推翻它，还是象立宪派那样维护它？这是根本的道路问题。在这点上立宪派的方向是错了；但对它所起的某些积极作用，也不能予以否定。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强烈地激动过一代人心的辛亥革命，离现在已经整整七十年了。随着岁月的消逝，当年种种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可是，对这场革命的功过得失，在国内以至国外一直还有着不同的议论。这篇文章，不准备全面地探讨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只想就其中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一、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林伯渠同志在四十年前曾经很有感慨地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荏苒三十年》）林老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他这段语重心长的话，说得何等中肯！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可以举出很多条。其中突出的一条，就是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我们不能把从君主专制到建立共和国，只看作无足轻重的政体形式上的变化，甚至只看作是换汤不换药的招牌的更换。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经历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这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因袭重担！多少年来，至高无上的君权一直是封建主义的集中象征。人们从幼年起，头脑中就不断被灌输“三纲五常”这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主成了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顶颠的最高代表。每个人在这种制度面前，必须诚惶诚恐地遵守“名分”，不容许有丝毫逾越。这就是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河南程氏遗书》卷五）谁要是敢有一点怀疑，轻则叫做“离经叛道”、“非圣无法”，重则成了“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有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可见在那个时候，谁要是想“把皇帝拉下马”，那就得有“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气概，一般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到了近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急遽激化，使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和变化中。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前仆后继。但是，直到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前，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主张来。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旧式农民革命的最高峰。洪秀全做了天王，其实还是皇帝。义和团运动的口号更只是“扶清灭洋”。资产阶级改良派鼓吹爱国救亡，介绍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政治制度到中国来，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可是，他们把忠君和爱国看作是一回事。康有为那些声泪俱下、处处不忘“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的话，是最能打动当时一般士大夫的心的。而那时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除法美两国外，英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沙俄等等无一不保留着君主制度。所以，康有为提出以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的改革作为中国学习的榜样，在许多人看来是很有理由的。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破天荒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孙中山在几次演讲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见《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见《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1905年8月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明确地把“创立民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之一。它在第二年冬颁布的《革命方略》更是响亮地宣告：“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在当时确实是石破天惊之论！比一比，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 是何等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他们坚韧不拔地通过报刊鼓吹、秘密宣传，使这种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到辛亥革命爆发时，推倒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任何反动势力都已无法把它再扭转过来了。辛亥革命果真把“皇帝拉下马”了，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倒了。这一下，真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它带来的直接后果，至少有两条。第一，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中国封建社会本来有个头，那就是皇帝。它是大权独揽的绝对权威，是反动统治秩序赖以保持稳定的重心所在。辛亥革命突然把这个头砍掉了，整个反动统治就乱了套了。这以后，从袁世凯到蒋介石，象走马灯似的一个接着一个登场，却始终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稳定的统治秩序来。不用说人民革命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就是反动阵营内部也无法再保持统一。这自然有很多原因，而辛亥革命在这里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无法抹煞的，它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第二，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皇帝，该算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夜写过一篇《偶像破坏论》说道：“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象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象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但是这等偶像，未经破坏以前，却很有些作怪；请看中外史书，这等偶像害人的事还算少么？”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这股思想解放的洪流就奔腾向前，不可阻挡了。尽管辛亥革命后，一时看来政治形势还十分险恶，但人们又大胆地寻求新的救中国的出路了，再加上十月革命炮声一响和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不久便迎来了五四运动，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中国封建势力的统治，实在是太根深蒂固了！推翻它，消灭它，决不是一两次革命运动的冲击所能完成的。辛亥革命诚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始终应该有一个清醒的估计），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了，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种不朽的业绩，难道不值得我们今天给予热情的歌颂吗？而过去长时期中，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确如林伯渠同志当年所说的那样，常常被过低估计了。这里，除了认识上的原因外，还有时代的原因。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皇帝，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革命尚未成功”。这是事实，因此，在我们党领导的民主革命阶段，许多同志着重强调的常常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一点，来鼓舞人们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继续奋发向前，去夺取胜利。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强烈地感受到的也是这一点。这在当时是对的。可是这一来，对辛亥革命在历史上的巨大功绩，就常常来不及作出足够的估计，甚至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贬低了。到了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极左思潮泛滥，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仿佛就成了替资产阶级涂脂抹粉的莫大罪过。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更谈不上对辛亥革命作出公正的评价。现在该是时候了！辛亥革命离我们已经有七十年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也已被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推倒了。我们完全应该也可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作出更加实事求是的评价来！
我的家族近代史：那风雨飘摇岁月中的记忆回首我泱泱华夏数千年历史，其中最不乏的便是战争的岁月。一九四九年十月，在经过八年抗战后的土地上站着一群见证者，见证着伟大的历史时刻，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风雨的洗礼后真正地伫立在世界之林！中国也这在这一刻向世界证明，何为中华儿女的风骨、何为大国气概。中国的近代史，我们这一代人并没有亲身经历过，我们也只能从课本上或资料上知晓一二，然而再完备的资料也不能描绘出那段历史的精彩与深刻。虽然我们没有经历，但我们的祖父祖母一代却是从那段日子生活过来的人，他们的记忆虽不如史书之缜密、资料之严谨，却可以更加形象生动的为我们阐释战争岁月的那段历史。他们的细致言传，使我产生了以此文详细记录的想法，并谨以此文表达我对在那段历史奋斗的先人崇高的敬意。此次记叙本文章的目的就是记录一下近代史中有关我家族的故事。所谓近代，便是从一八四零年中英鸦片战争开始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所为近代史，便是在这段时间内无数革命先烈用泪水与汗水甚至生命铸就出的史诗般的华章。近代史是一部辛酸史，更是一部励志史，这是一段代表了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的历史。与这段历史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深的铭记，这段历史需我们拿出最崇高的敬意来慢慢品读。近代史的开端便是那场臭名昭彰的鸦片战争，当鸦片被当做一种另类武器投入大清国的时候，一个王朝的恶覆灭亦或是一个民族的一场劫难的降临已是冥冥注定。当我问起祖父那是一个怎样的岁月的时候，祖父为我讲述了当他像我这么大的时候，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对这场战争的描述。“我到现在还记得父亲提起那段历史时他眼中复杂的神情，是恐惧？是愤怒？亦或是历经多年仍无法释怀的悲伤。你曾祖父告诉我，那时候全国上下都被这一种东西抢去了魂儿，这东西可碰不得，若是碰了，便会让人六亲不认，不出几日富人变穷，穷人更穷。那时候啊，鸦片像长了翅膀是的，几乎是有人的地方就能看见长长的烟袋，深陷的眼窝，还有鬼一样的人干儿。朝廷的老爷们对它爱不释手，普通百姓也是不受控制的去吸，甚至呀，保家卫国的将军们士兵们都抽了这个玩意儿。而那些个洋人根本不把人当人，只要有白花花的银子揣进自己的兜里，那死了再多的人也和他们没有关系。”我听了这些话之后，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听了爷爷对曾祖父神情着重的描述我没有一丝丝的怀疑，心里只有对这段沉重历史的震惊与无奈。鸦片战争，这是毁了无数个家庭的噩梦，更是清政府逐渐走向腐败的强力催化剂。一想到曾经无意看见的网络照片里面吸食鸦片的人们，便不难联想那是怎样一个灰暗的时代，似乎无边无际永无尽头。回想今天我们的幸福光景，心中莫名升起了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与其说是一种惭愧，倒不如说是对今日珍贵幸福生活的珍惜。而享受当代和平生活的我们，理应珍惜这些可以让人安逸奋斗的日子，可以说我们承蒙了先人的荫护，如若贪图享受无所作为，那便枉为青年，枉为我中华之青年。在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便打开了进入中国的大门，其后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便彻底的让中国沦为了人间地狱。清政府高层仍自顾不暇，又哪里会管那些底层平民百姓的死活。而我的族人，在那个时代便是并没有多大社会地位的劳动人民，他们饱经了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残害。我曾奶奶说过，那个年代并不是想着吃多少能不能吃饱，而是每天都在绞尽脑汁的想着什么东西能吃能填饱肚子不至于饿死。那时候的人们啊，活的都不如现在的一头牛，起码牛能吃饱，而那时候，人干的比牛多，吃的却连牛都不如。“你们年轻人在书本上学习到的那些洋人们干的事一点都没错，像一把火烧了圆明园，搬走了无数咱们国家价值连城的宝贝；签他们洋人自以为是制定的协议，说好听了是协议，说不好听就是明抢！让我们国家失去了多少土地！；还有那数不清说不尽的赔款，分明就是看我们好欺负。但你们年轻人了解的这些事，还不及那帮人做过的丑事的九牛一毛，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什么是滔天的恨意。尽管现在我们的国家发展的这么好，和当初的那些个敌人们也搞起了合作，但在我们老一辈看来，这种恨意永远都不会消失，这是我们民族历史上的耻辱，历史能随时间淡去，但这些耻辱是怎么也忘不掉的。”听了这些话，我足足愣了有几分钟之长，爷爷告诉我这些都是出自曾祖父之口，我的震惊并不是仅仅因为曾祖父言语上的这些表达，更加震惊到我的是，曾祖父作为一个当时社会的底层人民居然对民族的仇恨有着如此深刻的执念，可想而知这段历史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是怎样的存在。“铭记历史，不忘使命。”此刻牢牢地烙印在我的脑海之中，挥之不去。再往后，便是他日本帝国“堂而皇之”的的侵华战争。落后就要挨打，此为必然。中国在经历了之前那些沉重的打击之后已经变得残破不堪，而此时日本趁虚而入，开始了长达八年的侵华战争。这次的这段历史，我问了祖籍山东的姥姥，而这次，姥姥非常平静的为我讲述了那段惨绝人寰的日子。“我记不起那段日子都发生了啥，但我一回忆起那段日子的时候，我就记得天空是黑的，从来都没蓝过。那时候日本人每次来到村子的时候，我们全村人都要不要命的跑出去躲起来，有的跑得慢的孩子就会爬上树藏着，可眼尖的小日本怎么会看不见，直接拿枪朝那树上扫去，把孩子打下来之后，再用刺刀一刀一刀的剜他的肉，孩子才那么小啊，他做错了什么，就这么被日本人折磨死。日本人走了之后，他爹娘看见这孩子死得如此模样，哪还能受得了，直接疯了去。”听完这些之后，我看见姥姥淡如止水的目光中，似乎涌出了几滴浑浊的老泪。解放以后，我们中国便迎来了新生。以前我对历史的作用也并非十分参透，但听了家族中老人们口中讲述的之后，我便知晓了了解历史的重大意义。历史的警示作用无论何时都不会消失，这就像华夏的风骨，不会消失也不被允许消失。文章接近尾声，我的内心却仍是思绪万千，但最清晰的仍是那句话：历史会随时间淡化，但却永不会被忘记。铭记历史，是我们的责任，亦是对无数先烈最崇高的敬意。
学习外国语言的目的是为了交际，交际的基础是文化。…交际的过程是双向的：一方面，通过外语这个桥梁，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人文知识，为我所用，提高本民族的素质，使之得以在世界之林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外语，将自己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介绍给世界，为世界的进一步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一、加强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学习和传播 中国的传统价值观悠久而富有影响，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儒家思想、道家学说形成了中华民族的道德根基，是我们几千年以来行为做事的基础。“中庸之道”、“与人为善”、“和睦相处”等价值观在我们的心里根深蒂固。近代以来，中国打开了国门，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的接触增多，中华民族的美德和价值观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东、西方民族的人们喜爱中华文化，“华夏文化”受到了世人的注目和崇尚。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在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现在，“孔子学院”在全世界深受欢迎，人们在学习中文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受到了中华文化的熏陶，受到了中国的传统价值观的影响。 但是与这样的现状不吻合的是，目前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当中，中国文化和传统价值观的知识太少，几乎为零其结果就是，在年轻人当中，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而却不知“端午节”、“中秋节”为何物。据媒体报道，有的年轻人甚至将Mencius翻译成“孟休斯”。实在地说，大学英语教学经过多年的改革，大学生的英语能力的确有很大提高，与外国人的交流容易多了。但是，在用英语介绍中国文化方面却显得力不从心，知识不够，表达不清。这与我国目前在世界所处地位是不符合的。英语教学的目的有二：一方面通过英语，吸收别国先进的东西；另一方面，将我国优秀的传统介绍到国外，使我国进一步融人世界，与世同进。就目前而言，外语教学的成就是前者优于后者。所以，大学英语教学要担当起加大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传播的任务。 二、加强中国历史的学习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丰富多彩，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历史断层的民族。而真实地了解中国历史，有助于进一步地了解目前的中国，进一步理解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会对任何国家有害，只会有利。 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创建了辉煌的文明，为世界的文明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古代的“四大发明”推动了中国与世界的进步，传统的中医学、哲学、文学、伦理学形成了“华夏文化”，长时间影响着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宝库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华民族是久经磨难、坚韧不屈的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和平祥和的时代，也有过连绵不断的战争；有光辉灿烂的成功，也有忍受外来民族欺压的屈辱。当我们强大时，我们不欺负弱小；当我们被人蹂躏的时候，我们不屈不挠，坚守着中华民族的宝贵品德。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她的形成是和这个民族悠久的历史发展分不开的。在中华民族长久的发展中，各民族的人民共同奋斗，团结一致，铸造出了伟大的中华文明历史。正是中华民族历史的多样性才形成了今天的中国。历史已是过去，它是今日的镜子。了解中国历史，有助于外国人民了解今天的中国和中国人民。 作为向国外宣传中华文明的任务之一的大学英语教学，不论是教学任务、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手段上，都没有涉及有关中国文化相关的内容。在学校没有学到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和表达，我们的大学毕业生怎样主动向外国人宣传自己的文明历史呢?三、加强对中国现状的了解。传播中国和平崛起的意义 目前，中国正在和平崛起，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这样的事实，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出自不同的目的，具有不同的态度，采取了不同的行为。 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对任何人和国家没有构成威胁，只能对世界作出贡献。加入WTO之后，中国的经济已经和世界接轨，基本实现了与世界经济一体化。中国的发展，必然会带动世界经济的发展，这在源于2008年底的世界金融危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中国的崛起，从来就不是以霸权为目的的。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相处的理念是和睦相处，共同发展。一些国家，出自不可告人的目的，竭力将中国的崛起渲染成是对世界的威胁，这是毫无道理的。在今日之中国发展之时，大学英语教学应该增加这方面的教学内容，积极、主动地向外国介绍中国发展的意义，使人家能够进一步地了解中国的现状，了解中国发展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意义。 四、加强教学内容的改革。勇于担当大学英语教学在对外宣传中的光荣任务 有鉴于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了大学英语教学任务的繁重性。针对大学生在语际交流时出现的“中国文化失语症”现象，大学英语教学应该在以下方面进行改革。 1．教材建设 由于我国目前的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教材对中华文化的介绍太少，教材建设就显得十分重要了。所以，在教材建设上，一定要大力增加宣传中国文化的材料，增加学生主动运用的具有反映中国文化的词汇，形成语感，使学生能够用地道的英语来宣传中国文化。教材应开列中国文学与文化参考书目或编写与主教材相配套的中国文学文化教材，作为学生课后阅读之用；有关中国文学文化内容的教材编撰可采用汉英对照，也可采用全英文式。 2．课程设置 目前大学英语教学的课程设置主要分成读写和听说两个方面。要将中国文化融人大学英语教学，教学课程应该形式多样，应该增添一些讲座或选修课。这样，一方面，课程要体现出中国哲学、历史、宗教的特点，让学生在整体上对中国文化有一个了解；另一方面，配合该课程的改革，增设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对比，使学生在了解中华文化的同时，对比国外文化，培养他们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3．教学方法改革 将中国文化融人大学英语教学的过程中，不仅仅是教学内容的增添问题，在教学方法上也应该做一些配套改革，使这项任务得以全面完成。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让他们选择自己喜欢的题目，在互联网上或学校图书馆去查资料，然后集中展示、成册。经常用英语开展有关中华文化的表演，将课堂生动化、趣味化。利用旅游参观的机会，到文化名胜地亲身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鼓励学生在课外大量阅读英文报纸、杂志及书籍，《中国日报》、《商业周刊》、《北京周末报》、《中国专稿》、《上海英文星报》、《21世纪报》、《广州英文早报》等十余种，对学生阅读极为有用。另外，在影视方面，CCTV9是一个面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很多中国电影和中国的电视节目也都配有中英文双语字幕。这些都是值得利用的学习资源。 4．教师素质 目前中国80％的英语教师的年龄在28~48岁之间，是在应试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其自身的中国文化素养很不足，虽然英语功底都不错，但由于自身知识结构的缺陷，要完成传播中国文化的任务，自己还要加强提高。因此，英语教师加强中国文化学习刻不容缓。大学英语教师首先必须具备英语语言知识、综合应用能力、专业基础知识，更需具有相当的双文化或多文化知识。其次，《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明确了大学英语教师需要掌握比较全面的中外文化知识和中外文化评析能力。在教学实践中可运用比较法，比较英汉两种语言及文化，从而使学习者对两种文化产生直观感受，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对有关目的语文化背景知识进行介绍，并同母语文化进行适当的比较，以便学生了解两种文化现象的异同点，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同时积极引导学生，培养学生的文化平等交流意识，让他们在对外交往中积极地弘扬我们的优秀文化。
李鸿章历史定位
李鸿章及其生活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
但他作为近代中国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言所行更是斑驳陆离，因而人们评价起来众说纷纭就没有什么可怪的了。
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
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晚清政坛上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
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
李鸿章虽然难以承载“英雄”桂冠，但为“时势所造”和影响“时势”进程则是不争的事实。
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
适逢其会的李鸿章也就成了“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
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
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
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揉，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
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
李鸿章以儒生起家军旅，凭借编练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削平大难”而“早膺疆寄，晋赞纶扉”。
太平天国运动是“四海变秋气”的封建衰世的农民群众企图用火和剑来变革现存的清朝统治秩序，把“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在现世、在中国建立起来。
尽管他们所憧憬的“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实际上只能给自己套上一副带有光环的封建枷锁，但他们反对“鹰?遍野，豺狼噬人”、内则残民以逞、外则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无疑是顺乎时代潮流的正义之举。
李鸿章维护腐朽的清朝统治，镇压太平天国，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自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罪无可赦。
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轨
李鸿章堪称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
洋务运动是时代的产物，是对外国殖民侵略和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所作出的积极回应，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和交融的初步结果。
与同时代的洋务官员相比，李鸿章不仅对中外形势和中国出路的认识要比同僚深刻，而且采用西法、举办洋务新政数量之多、成效之大，也无人能望其项背。
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大清帝国“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思振作。
为此，他提出必须向西方学习，举办洋务新政，以求“自强”、“自立”。
他斥守旧而不避“人君”，为“自强”而力倡变法，主张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
他力主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学习“外人所长”结合起来。
所谓“修明前圣制度”，就是“变法度必先易官制”，改善封建政治制度。
所谓学习“外人所长”，就是引进属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
必须指出的是，他力图排除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只热衷于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即近代军工技术，显然不能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但毕竟使封建体制发生裂痕，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加速中国向半殖民地沉沦
李鸿章曾长期跻身于晚清“外交第一冲要”，时人称“一生功过在和戎”。
外交的成败，自然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强弱和外交政策的当否。
就综合国力即军事、经济和政治组织力而言，封建的中国远逊于列强，因而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列强的枪炮就扫地以尽。
李鸿章有鉴于此，明确指出：中外实力相距悬殊，列强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中国无法取胜于疆场，因而对列强不可轻言战争，而应以“羁縻”之策谋求“中外相安”之局。
所谓“羁縻”，就是用儒家的道德规范即孔子“忠信笃敬”四字方针进行“笼络”。
在应对列强欺凌时，始则以理折之，进行与虎谋皮式的道德说教，并实施以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和西方的均势思想相结合为特征的“以夷制夷”之策；继而不惜在权益上作出某种限度的让步，以期“驯服其性”，实现“守疆土保和局”的目标。
李鸿章所以主张“羁縻”之策，目的之一是想争取并利用和平环境“借法自强”，预修战备，以期“确有可以自立之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
从李鸿章推行“和戎”外交的实际看，有得有失，而失远大于得。
他指挥过“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而以失败告终的甲午战争。
他亲手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除了《中日修好条规》、《中秘友好通商条约》等少数平等条约外，其他诸如《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均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这些丧权辱国条约标志着中国从独立国向半殖民地沉沦。
对此，作为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的重要一员和晚清丧权辱国外交决策的参与制定者和主要执行人的李鸿章绝对难辞其咎。
腐朽王朝的忠臣
李鸿章是清王朝的忠臣。
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
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认为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窥测朝廷之迹”。
他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
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权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需要依靠他“安内攘外”，维护清王朝的稳定。
他凭借清廷爬上权力顶峰，清廷则把他誉为华夏栋梁，声称“无鸿章，无清朝”。
他的悲剧在于既看出清朝统治风雨飘摇，犹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支”；又在自己“实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时，仍“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途”。
他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外交，无一不是为了拯救面临沉没的“漏舟”和倾覆的“广厦”。
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为“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破屋”，及至“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自然无计可施。
他为“无力回天”而深长叹息，瞻望前景而茫然若失。
独特的性格特征
李鸿章具有独特的性格特征，而他的性格特征则是其文化素质、心理条件和社会烙印的综合反映。
一曰“拼命作官”。
李鸿章“拼命作官”意在争权竞势和扶危安倾。
因而他“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
他精通“宦术”，“好结内援”，“献媚宫闱”，“固宠求荣”；他勇于任事，“不避劳苦，不畏谤言”，“屈心抑志，忍尤攘诟，以济时艰”。
二曰“不学无术”。
李鸿章曾自诩“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
不尚空谈固然是其所长，但缺乏以“真实学问”为根底的“以实心办实事”，绝不可能收到“旋乾转坤”的实效。
他直到晚年对此才有所省悟：“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
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4）三曰“恃才傲物”。
李鸿章入仕后，随着地位的飙升和权势的膨胀，心态畸变，飘然欲仙。
他吹嘘支持大清“天下”者，“舍我其谁”。
对同僚倨傲不恭，对部属动辄训斥，对洋人“尤轻侮之”。
曾国藩看出李鸿章“近颇傲，非吉兆”，曾密札劝诫：“一居高位，则宜时时检点”，“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谓，非傲慢之谓也。
”（黄?：《花随人圣庵摭忆》）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李鸿章依然故我，“自信自大”，“喜嘲谑，忌者日众”。
四曰“好以利禄驱众”。
被时人誉为识时务之大员的李鸿章，虽然出身儒生，但却在“西学”和“变局”的影响下，产生了疏离儒学的倾向。
他注重“治国平天下”，漠视“以修身为本”；注重事功，漠视为人；张扬功利主义，否定儒家义利观。
他直露地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周馥：《负暄闲语》，卷上）功利既是李鸿章搏击宦海的动力，又是他驱策部众的工具。
他遴选部众，“着重于经世致用。
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拨，文章道德，尚在其次。
”（王尔敏：《淮军志》）李鸿章以功利为纽带结成的庞大群体，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受到“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的责难也就是当然了。
齐鲁文化指古代齐鲁地区,也即今山东一带地区之文化。春秋时代,泰山以北地区为齐,是周朝功臣吕尚封侯之地,泰山以南为鲁,是周公旦的长子伯禽封侯之地。齐鲁地区依泰山而濒大海,向称海岱地区。远在石器时代,就创造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是多源的中华文化主要发源地之一。由于其地理位置优越,在春秋时代即已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特别是一些古代文化巨子,如孔丘、孟轲、管仲、墨翟、孙武、邹衍等都诞生在这里,不仅对齐鲁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且对中华文化的形成也有巨大贡献,尤其是战国时期稷下学宫的设立,使儒、道、法、墨、名、兵、阴阳、纵横诸家争鸣于此地,融通荟萃于一堂,从而使得齐鲁文化具有博大、丰富、尚礼、崇儒的特点,齐鲁民风以“好文学”(《史记·儒林列传》),“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国语·齐语》)而闻名天下。 齐鲁文化旅游 齐鲁文化旅游,系指与齐鲁文化遗存(包括文化遗址、文物、遗迹、遗风、遗俗等)有直接关联的文化旅游活动。齐鲁最初是西周时期周武王分封的两处诸侯国,分别建都于营丘(今山东淄博)和奄(山东曲阜)。先秦时期,鲁是小国,辖地以今曲阜地区为中心;齐是大国,其疆域最大时,以临淄为中心,南至泰沂山区,北到渤海平原,西依黄河古道,东括山东半岛,包括今胶东、鲁中、鲁西北的大部。广义的齐鲁文化,包括先秦及秦汉以后山东以及河北中部、南部大行山以东地区、苏北部分地区的历史文化和当代文化;狭义的齐鲁文化,则指先秦时期齐国和鲁国共同创造的文化。关于齐、鲁两地的风俗民情,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写道:“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麻桑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在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鲁与齐较其他诸候国都更接近于周王室,因此受到周代礼制和文化的影响也更深。这种嫡系关系,应是后人把齐、鲁并称的最主要原因。当然,齐鲁还同时承继了夏商与东夷的文化传统。鲁祖周公旦封于商旧都奄地,得宝器、典籍,同时奏天子礼乐八佾,把周代的礼仪、典章、制度完整地转移到鲁国,并保有仅次于周天子的礼器法物和典册史籍。因此,鲁文化格外注重礼乐教化,其结果是诞生了著名的思想家孔子,推出《论语》、《春秋》、《诗经》等代表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典籍。齐祖姜太公,与周公旦同为周朝勋戚,享有“武力征伐”的特权,除推行周王室的法律、典章、文化制度之外,重“举贤而上功”,其直接结果是承继周初王霸之威,鼎故革新,及至管仲为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后又为战国七雄之一,诞生了诸如管仲、鲍叔牙、晏婴、孙膑等一批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管子》一书,综论天下治理方略,则成为先秦时期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齐鲁文化的兼融与合流,在先秦第二代思想家孟轲(鲁)和晏婴(齐)身上得到体现,那就是王权思想与礼乐政治并重以及仁爱民本的哲学。可以说,先秦时期的齐鲁文化,基本上代表了中华民族早期文化的成就,除孔孟管晏外,这一时期重要的思想家和文化著述,还有孙武与《孙子兵法》、墨翟与《墨子》、荀况与《荀子》、孙膑与《孙膑兵法》以及曾参、子思、扁鹊与《大学》、《中庸》等等,他们既是齐鲁文化又是华夏文化的杰出代表。总的来说,弘扬王道、平治天下的鲁文化理想与力兴霸业、一匡天下的齐文化,其追求是相贯通的,二者之间虽有凝重肃穆与功利通变的微别,而在总体上趋于融合,并在此后的发展演变中广泛包容百家,对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形成与构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齐鲁文化的重要旅游地,有山东淄博市,这里有临淄齐国故城、桓公台、管仲墓、晏婴墓等;山东曲阜市,这里有少昊陵、孔府、孔庙、孔林、周公庙、鲁国故城等;山东邹县,这里有孟庙、孟府、孟林等;山东临沂市,这里有银雀山与金雀山汉墓群、沂南汉画像石墓等;山东莒县,这里有荀子墓、莒国故城等;山东泰安市,这里有大汶口文化遗址、泰山岱庙等;山东青岛市,这里有道教名山崂山、海滨浴场、北朝石造像、海产博物馆等,是著名的避暑胜地;山东烟台市,这里有明代抗倭遗址,是著名的避暑城市;山东蓬莱县,这里因“蓬莱仙境”、“海市蜃楼”而闻名,始自先秦,历史悠久;山东济南市,这里有山东省博物馆、千佛山、七十二泉、大明湖、李清照纪念堂、辛稼轩纪念祠等。此外,齐鲁文化还反映在淳朴的民风民俗上,山东各地大都保存着典型的中华民族风俗传统。反映在歌舞传统上,仪式隆重的孔府乐舞带有先秦时代典雅的艺术风尚,以中、和、祗、庸、孝、友六德标准为舞蹈语言基础,以歌诗的字形字义赋予象征型的舞蹈语汇,使用的乐器有镈钟、特磬、编钟、编磬、古琴、古瑟、笙、排箫、洞箫、龙笛、篪、蘧、陶埙、梧、柷以及各类鼓等,集金、石、丝、竹、革、木、匏、土等古代八音之器;反映在戏曲艺术上,流传在山东境内的当代戏曲品种有柳子戏、大弦子戏、罗子戏、八仙戏、山东梆子、莱芜梆子、平调、东路梆子、枣梆、河北梆子、河南梆子、柳琴戏、茂腔、柳腔、五音戏、东路肘鼓子、灯腔、两夹弦、北词两夹弦、一勾勾、哈哈腔、乱弹、吕剧、四平调、化装坠子、山东八角鼓、渔鼓戏、蓝关戏、王皮戏、京剧、评剧、皮影戏、傀儡戏等30多类,约占全国戏曲总数的1/10;反映在饮食上,鲁菜是各地方菜系中形成较早、影响较大的一个,在明清时代即自成体系,影响了整个黄河流域及其以北的广大地区,已被容纳、吸收到北京菜、天津菜、东北菜和华北菜中,成为这些菜系的基础和主要风味。齐鲁之地,还一向以生产名酒而著称,兰陵白酒、烟台葡萄酒、青岛啤酒以及近年来新开发的曲阜孔府家酒,均闻名世界,烟台和青岛都举办过国际性的大型酒节。齐鲁文化旅游,包括访古旅游、仿古旅游、艺术文化旅游、民间文化旅游、民俗文化旅游等专项活动。且均以现存齐鲁文化遗存为旅游重要景点。 中国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 近代，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不仅从军事、经济对中国进行侵略，还从政治文化加以侵略控制，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经济凋敝，一片国将不国的惨状。压迫侵略，必然导致反抗，中国人民积极开展了各中形式的反抗斗争。 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台湾高山族人民的英勇抵抗等，无不体现了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中国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尤其是太平天国起义，极大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使得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同时它提出了均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先进性。更重要的是在太平天国并不承认清政府签订的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在面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时，并没有采取像清政府一样懦弱的外交政策，而是积极同外国侵略者展开了斗争，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是极其鼓舞人心的。虽然太平天国由于内部的种种原因失败了，但它却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它是中国农民起义战争史的最高峰，它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政权，曾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 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是，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及中国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考、探索和奋起。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了；他们翻译外国书籍，学习西方先进的现代科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的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开始有了较为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于是出现了早期的维新思想，出现了一大批以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为己任的仁人志士。甲午战争以后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都是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面爱国主义大旗下发生的。这些斗争和探索，使中华民族燃烧起了新的希望，标志着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 五四运动是在新的社会力量成长壮大的基础上，在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潮流的思想基础之上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这次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它标志着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从此中国革命真正找到了它所必须依赖的力量基础，五四运动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即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劳动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一九二一年，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即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革命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过去面貌之时，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以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的地位都是十分明显的。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被历史证明了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中要的地位，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残酷的战争中，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战胜一切艰难困苦，中华民族形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显示了空前的大团结，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族抗战。没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就没有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团结奋进的精神动力。抗日战争大大丰富和升华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这正是抗日战争得以坚持和胜利的重要思想保证。同时使中国人民认识到提高综合国力是中华民族屹立于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证。一个国家只有首先自强，才能在世界上自立。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同时又不惧怕战争的可贵品质，中国人民进行反侵略战争，是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人类和平进步事业的重大贡献。 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和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祖国的繁荣打下了坚定的基石。同时积极开展了各领域的改革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无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尤其是近代以来，科技文化事业飞速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航天领域的重大突破——神州系列成功升空，嫦娥一号的成功发射——圆了华夏民族几千年来的飞天梦。看着一个个举世瞩目的成就，国人无不倍感自豪与骄傲。我们的国家强大了，我们的经济繁荣了，我们不会在屈于强权，不会再忍受屈辱，我们以我们的祖国为荣。 当然，放眼今朝，停滞不前便是落后，因此，我们更应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努力不懈，使我国保持飞速发展。尤其作为年轻一代，作为大学生，我们更应使强国富民为己任，认清我们在新时期的责任和使命对于我们每一个大学生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我们的民族正在腾飞！
中国近代史论文2008-12-23 11:25《“回眸”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近代，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不仅从军事、经济对中国进行侵略，还从政治文化加以侵略控制，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经济凋敝，一片国将不国的惨状。压迫侵略，必然导致反抗，中国人民积极开展了各中形式的反抗斗争。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台湾高山族人民的英勇抵抗等，无不体现了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中国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尤其是太平天国起义，极大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使得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同时它提出了均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先进性。更重要的是在太平天国并不承认清政府签订的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在面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时，并没有采取像清政府一样懦弱的外交政策，而是积极同外国侵略者展开了斗争，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是极其鼓舞人心的。虽然太平天国由于内部的种种原因失败了，但它却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它是中国农民起义战争史的最高峰，它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政权，曾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是，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及中国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考、探索和奋起。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了；他们翻译外国书籍，学习西方先进的现代科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的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开始有了较为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于是出现了早期的维新思想，出现了一大批以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为己任的仁人志士。甲午战争以后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都是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面爱国主义大旗下发生的。这些斗争和探索，使中华民族燃烧起了新的希望，标志着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五四运动是在新的社会力量成长壮大的基础上，在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潮流的思想基础之上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这次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它标志着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从此中国革命真正找到了它所必须依赖的力量基础，五四运动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即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劳动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一九二一年，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即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革命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过去面貌之时，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以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的地位都是十分明显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被历史证明了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中要的地位，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残酷的战争中，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战胜一切艰难困苦，中华民族形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显示了空前的大团结，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族抗战。没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就没有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团结奋进的精神动力。抗日战争大大丰富和升华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这正是抗日战争得以坚持和胜利的重要思想保证。同时使中国人民认识到提高综合国力是中华民族屹立于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证。一个国家只有首先自强，才能在世界上自立。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同时又不惧怕战争的可贵品质，中国人民进行反侵略战争，是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人类和平进步事业的重大贡献。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和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祖国的繁荣打下了坚定的基石。同时积极开展了各领域的改革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无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尤其是近代以来，科技文化事业飞速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航天领域的重大突破——神州系列成功升空，嫦娥一号的成功发射——圆了华夏民族几千年来的飞天梦。看着一个个举世瞩目的成就，国人无不倍感自豪与骄傲。我们的国家强大了，我们的经济繁荣了，我们不会在屈于强权，不会再忍受屈辱，我们以我们的祖国为荣。当然，放眼今朝，停滞不前便是落后，因此，我们更应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努力不懈，使我国保持飞速发展。尤其作为年轻一代，作为大学生，我们更应使强国富民为己任，认清我们在新时期的责任和使命对于我们每一个大学生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我们的民族正在腾飞！
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斗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是什么？写一篇1500字的论文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斗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是什么？写一篇1500字的论文第一，清朝后期，封建政治集团闭关自锁、闭目塞听，愚昧无知。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腐败已成不可挽回之势。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社会开始了屈辱史－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造成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全面落后。战争爆发后，腐朽的清政府，一味妥协“主和”，终于导致战争的节节失利。腐朽的统治阶级甚至于在国家危难之秋，大搞庆典，挪用军费，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虽然也有部分开明官员“主战”，也有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但主要都是为了自身的封建统治。所以当时的中国政府不能很好地组织反侵略战争，不能有效地发动和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甚至压制人民群众的反侵略斗争。面对列强的侵略，“主和派”的投降卖国，输了割地赔款，赢了还是割地赔款签约，清政府彻底成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傀儡。第二，军事、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落后，腐朽没落的封建主义不能对抗新的资本主义。由于英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并率先实行工业革命，实力雄厚，武器先进。应着政治的腐败是经济的落后，中国几千年一直以封建自然经济为主导，小农经济有它根深蒂固的局限性：自私、狭隘、保守、落后。它不能为反抗列强侵略提供合格的经济基础。经济技术的落后直接造成军事装备的落后，以及反抗侵略者的军事科学技术和战略战术思想的滞后。所以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教训：第一，在中国近代，要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富强，必须改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中国人民必须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阶级斗争统一起来，才能完成近代中国革命的任务。第二，落后必然挨打，妥协必败，这是万古不覆的真理。单纯学习西方的技术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华民族要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改变中国落后的政治制度。只有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反动统治，才能进行现代化建设，才能使国家真已强大起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只有经过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真正的出路。认为“向西方学习”是中国“唯一的出路”的观点是与历史事实相违背的。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斗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是什么？1500字原因：反侵略斗争失败的原因首先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腐败社会制度决定的。其次，是国家经济特别是经济技术和作战能力的落后。教训：落后就要挨打，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不推翻腐朽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腐败社会制度，要想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去进行胜利的反侵略战争是不可能的。中国在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中的失败，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经济技术的落后，而在于统治集团的反动腐朽。对“和”、“战”问题，应当具体分析。但在外国已经大举入侵的情况下，“主和”实际上就是投降卖国。把“主和”说成“明智”、“爱国”是对历史的曲解。近代中国农民的自发反帝斗争是以笼统排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带有原始、落后的色彩，但它本质上是爱国的、正义的、进步的，把他们的排外与封建顽固派的排外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同样，对“反排外”也应具体分析，“反排外”的既有积极学习西方，谋求救国自强的先进人物，也有甘心受列强奴役的俱外、媚外之徒，绝不应一概予以肯定。中国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只有经过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真正的出路。认为“向西方学习”是中国“唯一的出路”的观点是与历史事实相违背的。中国从清朝嘉庆皇帝就开始闭关锁国，导致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落后必然要挨打,动乱必然导致落后,只有强国才能避免外国的侵略.统治政府的腐败是根本原因统治政府的腐败是根本原因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教训：第一，在中国近代，要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富强，必须改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中国人民必须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阶级斗争统一起来，才能完成近代中国革命的任务。第二，落后必然挨打，妥协必败，这是万古不覆的真理。单纯学习西方的技术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华民族要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改变中国落后的政治制度。只有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反动统治，才能进行现代化建设，才能使国家真已强大起来。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斗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是什么武器太差简单的说原因：反侵略斗争失败的原因首先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腐败社会制度决定的。其次，是国家经济特别是经济技术和作战能力的落后。教训：落后就要挨打，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不推翻腐朽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腐败社会制度，要想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去进行胜利的反侵略战争是不可能的。复杂的说原因：反侵略斗争失败的原因首先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腐败社会制度决定的。其次，是国家经济特别是经济技术和作战能力的落后。教训：落后就要挨打，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不推翻腐朽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腐败社会制度，要想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去进行胜利的反侵略战争是不可能的。中国在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中的失败，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经济技术的落后，而在于统治集团的反动腐朽。对“和”、“战”问题，应当具体分析。但在外国已经大举入侵的情况下，“主和”实际上就是投降卖国。把“主和”说成“明智”、“爱国”是对历史的曲解。近代中国农民的自发反帝斗争是以笼统排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带有原始、落后的色彩，但它本质上是爱国的、正义的、进步的，把他们的排外与封建顽固派的排外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同样，对“反排外”也应具体分析，“反排外”的既有积极学习西方，谋求救国自强的先进人物，也有甘心受列强奴役的俱外、媚外之徒，绝不应一概予以肯定。中国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只有经过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真正的出路。认为“向西方学习”是中国“唯一的出路”的观点是与历史事实相违背的。中国从清朝嘉庆皇帝就开始闭关锁国，导致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落后必然要挨打,动乱必然导致落后,只有强国才能避免外国的侵略.统治政府的腐败是根本原因统治政府的腐败是根本原因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教训：第一，在中国近代，要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富强，必须改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中国人民必须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阶级斗争统一起来，才能完成近代中国革命的任务。第二，落后必然挨打，妥协必败，这是万古不覆的真理。单纯学习西方的技术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华民族要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改变中国落后的政治制度。只有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反动统治，才能进行现代化建设，才能使国家真已强大起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只有经过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真正的出路。认为“向西方学习”是中国“唯一的出路”的观点是与历史事实相违背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是什么?中国近代史是－部落后挨打的屈辱史，有人将原因归结为清朝政府，有人将原因归结为传统文化，有人将原因归结为政治制度，有人将原因归结为中国人种。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举起科学与民主的大旗，打倒孔子及传统文化，将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全部归罪于孔子及传统文化，直到今天，人们对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应从中，西方思维理念方面入手，寻求答案。西方人的思维理念是从分析入手,[指主流思维理念]中国人的思维理念是从综合入手,[指主流思维理念]先从西方思维说起,西方经历了宗教蒙昧时期,宗教认为是神创造了人,达尔文从分析自然物种入手,用大量实证自然物种科学证据,证明人是自然进化的产物,促进了自然科学的进步.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卢梭提出了天赋人权论的进步思想,用人权对抗皇权,从而形成自由,平等,博爱的时代追求.在经济学方面,亚当,斯密写出名著《国富论》,为近代资本主义奠定理论基础,从而促进近代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在同宗教蒙昧主义的斗争中,获得胜利,取得空前的大发展.但是西方宗教并没有消亡,并生存发展到当代.宗教与科学和谐共生,各自发展。（笔者有专文;宗教在当代的作用是什么）在当代,由于资本主义过分追求物质利益,大量耗费自然资源,也面临衰退的风险.西方有识之士也倡导从中国古代哲人思想中吸取精华.主要是孔子的思想,但人们却忽略了中国哲学始祖老子.从上面的事例看,西方学者的思维理念是从分析入手,通过对宏观世界,微观世界的分析来认识自然,认识社会,建立学术体系,形成了－套现代实证科学体糸.再来看中国哲人的思维理念,中国哲人的始祖,应首推老子,道德经,仅5000多字,但包容万象,将宏观世界高度概括,思维理念是综合式,古代也没有实证科学的支撑,在2千多年前的古代,人类尚在半蒙昧状态,老子能总结出世界万物成长消亡的规律.真是令人佩服.老子的哲学思想,至今仍显示强大的生命力.孔子将老子的哲学思想运用到政治和伦理方面,创立了儒家学说,孙子将老子的哲学思想运用到军事搏弈上,写出了孙子兵法.道教并不是老子思想的正统继承者.老子与道教是不同的两个概念.老子是中国哲学的始祖.代表了中国人在古代的最高智慧,而道教仅打着老子的牌子,曲解了老子的思想,.是一个宗教.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学术最繁多的时代,百家争鸣,虽然各学派观点不同,但纵观各学派的思维理念,主流是综合式的.孔子的政治和伦理的核心思想有三点,1,以民为本2,仁3,中庸之道,.孟子讲“义”对儒家学说作了发展完善.\但怎样以民为本呢？没有制度的保证,也仅是孔子的愿望,由帝王们自由掌控,随意解释.但在2千多年前,能提出如此先进思想让人敬佩,这思想与近代西方学说的民主思想是相同的./仁,既是做人做事的标准,也是出发点,与近代西方博爱思想是相通的.中庸之道,凡事都有两面性,取其合理的部份,从而博采众长,是正确的方法.在中国历史的发展长河中,中国哲人的思维理念,主流是综合式的.但是,其中也有分析式思维.自然科学的发展需要分析式的思维方式.如中国的四大发明.李约瑟先生著作[中国科技史]中的绪多自然科学的发明创造,都是运用分析式思维,但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发展中,这种分析式思维始终不是主流思维.,中国历史中,唐朝是国人自豪长脸的朝代（主要是贞观之治）,唐朝以后的各代帝王,吸取传统文化中负面的成份,没有发展以分析式思维为主流的自然科学.因而导致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屈辱史.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式综合性思维输给了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近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式思维理念.那么中国式综合性思锥理念,在当代就毫无价值,－无是处吗？下篇文章；中国的特色产业是什么？将谈这个问题.\另外,笔者看到听到,在许多著名学者的书中,谈话中,频频出现说;’历史上,中国人从来没有信仰,中国人不信宗教.原因：长期的闭关锁国盲目自大使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等诸方面落后于西方列强；腐朽的封建生产关系严重的阻碍了商业经济的发展；使中国的原始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发展成型；落后的封建皇帝一人专政制度使中国无法对世界政治经济变化作出正确的应对措施。其一，落后就要挨打，这是最基本的教训。长期以来，中国封建统治阶级自以为世界中心，夜郎自大，不思进取。进入十九世纪以来，清王朝的统治已经进入末期，社会矛盾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而欧洲的资本主义列强则欣欣向荣，进入的发展的上升期。中国的失败，是基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落后的全面失败。其二，统治阶级不能广泛的发动人民群众，汇集全国人民的力量进行反侵略战争，仅仅依靠腐败的军队和政府，以落后的武器和指挥对抗已经近代化装备训练的侵略者，进行片面的战争路线，最后只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和教训论文估计没人能给你回答，也不给悬赏分。我觉得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经济、政治、科技和军事的全方位落后。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是什么30一、社会制度的腐败。1.统治中国的清王朝，从皇帝到权贵，大都昏庸愚昧，不了解世界大势，不懂得御敌之计。2.许多官员贪污腐化，克扣军饷。3.不少将帅贪生怕死，临阵脱逃。他们大多害怕拥有坚船利炮的侵略者，甚至为了自身利益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他们尤其害怕人民群众，所以常常压制与破坏人民群众和爱国官兵的反侵略斗争。很明显，正是腐败的社会制度，阻碍了中国人民群众的广泛动员和组织，这是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屡遭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二、国家综合实力，特别是经济技术的落后，是中国反侵略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1．就武器装备来看，多数清兵还在使用冷兵器，火器也很落后，英军普遍多使用步枪，大炮等。中国水师的战船是木船，难于在海上作战，而英国舰队帆船，甚至还有蒸汽动力的轮船，战斗力强。2.在就军队素质和战斗力来看。清军军官不通兵法，而英军训练有素，指挥统一，战斗力强。经济技术的落后，反动统治阶级实行错误的方针、政策，并压制人民群众的动员，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一再遭到失败，才成为了不可避免。清朝的闭关锁国，后期大幅拉低中国的科技水平，战争中武器不行，没有军费，没有训练，自然不可能打赢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和教训是什么？落后就要挨打！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汉族和其他各民族都是我们祖国这一大家庭的成员，而且有些民族的 历史非常悠久，例如，西北的羌族，南方的苗族等，在汉族形成的同时就出现了。今天满族的祖先西周的肃慎 ，蒙古族的祖先商代的东胡，曾经十分强盛，并且建立过政权。秦汉时期，北方的匈奴族十分强盛，隔着长城 与秦汉帝国对峙。魏晋南北朝时，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则更多，而且不少国家还进入到中原地区。宋朝时，契 丹族建立的辽，女真族建立的金，党项族建立的夏，就统治了大半个中国。元明清时期，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 管辖的范围更广，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统一了中国，成为我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封建王朝。满族建立的清朝，疆 域广大，是当时亚洲东部最大的国家。 由于各民族的不断发展，逐步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在缔造我们伟大祖国的过程中，作出了 重大的贡献。在我国建立起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民族，就是一直受到华夏族歧视的犬戎族，在 中原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下，通过商鞅变法，一跃而成为战国时期的强国，完成了统一六国的任务，推动了我 国历史的向前发展。南北朝时期，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在统一北方后，经过孝文帝改革，逐步强盛起来，促进 了北方经济的发展和各族人民的大融合，为隋朝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到后来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满族建立的清 朝，不但入主了中原，而且统一了全国。我国今天的行省制度就是从元朝开始的，我国今天的版图，基本上是 清朝前期确定的。 从经济上看，少数民族对祖国边疆的开发，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东夷族开发了沿海地区，苗、瑶族开 发了长江、珠江和闽江流域，藏族开发了青藏高原，彝族和西南各族开发了西南地区，东胡族开发了东北地区 ，匈奴、鲜卑、突厥、蒙古族等先后开发了蒙古地区，回纥及西北各族开发了西北地区，高山族开发了台湾岛 。正是边疆各族人民对边疆经济的开发，并与中原地区建立了密切的经济交往，才使多民族国家形成了统一的 不可分割的经济整体。 至于在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方面，各民族曾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例如清朝时期，东北各族 人民反抗沙俄入侵我国东北的斗争，西北各族人民支持清军反击大小和卓兄弟分裂祖国的斗争。到了近代，各 族人民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事例就更多了。 当然，各个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既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他们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其中人数较多而又发展迅速的民族，对我们祖国历史的发展起的作用就大些，例如，汉族不论在政治经济上 ，还是在思想文化上，都起过巨大的作用，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部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汉族的发展史。中国这个统一的国家，不是由某一个民族缔造的，而是所有的民族， 包括历史上存在过而现在已经消失了的民族。一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必须包括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没有 少数民族的历史，就不能称之为中华民族史。我们在历史教学中，对于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在历史 上的地位，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而是要实事求是地讲述。二、讲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要用矛盾的观点进行具体的 分析。 在中国历史上，既有各民族友好相处、和平发展的统一时期，也有各民族互相对立、彼此争战的分裂时期 ；既有汉族建立的政权，也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既有汉族内部的战争，也有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各 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既有外族的入侵，也有反抗外来侵略的战斗等等。历史上，多民族的中国存在着统一和 分裂的情况。 应该如何看待历史上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分裂的问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便不难看出，在我国这 个多民族的国家里，在各民族之间，当矛盾的同一性占主要地位时，彼此就友好相处，互相往来，和平发展， 国家就表现为统一状态，例如，秦汉的统一，隋唐的统一，元明清的统一等。当矛盾的斗争性占主要地位时， 民族之间就相互对抗，甚至爆发战争，国家就处于战争或分裂状态，例如，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南北朝的分 裂，五代十国的割据状态等。同时，矛盾双方还可以互相转化，比如宋与西夏、辽、金的战争，双方统治阶级 几乎动员了各自一方所有的人力和物力，但在战争之后，各民族之间，特别是各族人民之间，又出现了和平相 处的局面。民族战争固然使各族人民遭到浩劫，千百万人死于非命，经济文化受到破坏，然而，战争也是各民 族之间相互接近的一种重要方式。历史上每一次战争之后，总有大批被征服民族的人民被强迫迁徙到另一个民 族的聚居地，各民族杂居错处，相互融合。东晋十六国时，民族战争经常发生，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一次民 族大融合的高潮。蒙古族、满族如果不入主中原，他们就不会有较多的成分融合到汉族之中。至于战争引起的 经济、文化交流的例子，历史上更是屡见不鲜。这在客观上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起了促进作 用。 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仇视、屠杀和战争，只是民族关系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历史上各族人民友好相处 ，他们在生产和生活中长期进行着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在向共同的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相互支持， 共同缔造和发展了多民族的伟大祖国，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这才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本质和主流。 三、对于历史上的民族英雄，要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怎样的人才算“民族英雄”呢？汉民族把岳飞、文天祥等人当成本民族的英雄 ，而女真、蒙古族则认为完颜阿骨打、成吉思汗等才是民族英雄。有的人认为，能代表中华民族利益的、有利 于祖国统一的人，才能称为民族英雄。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确定呢？我认为，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应当用一 分为二的观点进行具体的分析，既不能绝对地肯定，也不能绝对地否定，更不能带有狭隘的民族情绪片面地下 结论，而是应该指出其功过之大小，从而确定其是怎样的一个民族英雄。要热情颂扬他们的历史功绩，对个别 有污点的人物，要注意分清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比如，在讲述岳飞带领“岳家军”抗 金斗争的事迹时，有的学生提出：岳飞镇压过农民起义，不算民族英雄。应当指出，抗金斗争是岳飞一生中的 主要活动，他从军二十年，绝大部分岁月是在抗金前线度过的。还有的学生提出：宋当时已是腐朽的政权，当 遭到外族的进攻时，必然灭亡，这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岳飞抗金，阻碍了国家的统一，阻碍了历史的向前 发展，所以，也不能算民族英雄。针对这一问题，教师就要讲清，金军南下，是以屠杀、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 ，金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因此，岳飞抗金是正文的，带有反侵略战争 的性质，他的英勇斗争，阻遏了金军南下的进程，保卫了大江南北的各族人民，有利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虽然他有忠君思想，曾经镇压过农民起义，但从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来看，他镇压农民起义的污点同他在抗 金斗争中所建立的功绩相比，显然是功大于过，他仍然不愧为我国古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の随便←磊 回答采纳率: 2008-11-02 18:04 历史教学中的民族关系问题一、讲述历史上的少数民族要实事求是。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汉族和其他各民族都是我们祖国这一大家庭的成员，而且有些民族的 历史非常悠久，例如，西北的羌族，南方的苗族等，在汉族形成的同时就出现了。今天满族的祖先西周的肃慎 ，蒙古族的祖先商代的东胡，曾经十分强盛，并且建立过政权。秦汉时期，北方的匈奴族十分强盛，隔着长城 与秦汉帝国对峙。魏晋南北朝时，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则更多，而且不少国家还进入到中原地区。宋朝时，契 丹族建立的辽，女真族建立的金，党项族建立的夏，就统治了大半个中国。元明清时期，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 管辖的范围更广，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统一了中国，成为我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封建王朝。满族建立的清朝，疆 域广大，是当时亚洲东部最大的国家。 由于各民族的不断发展，逐步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在缔造我们伟大祖国的过程中，作出了 重大的贡献。在我国建立起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民族，就是一直受到华夏族歧视的犬戎族，在 中原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下，通过商鞅变法，一跃而成为战国时期的强国，完成了统一六国的任务，推动了我 国历史的向前发展。南北朝时期，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在统一北方后，经过孝文帝改革，逐步强盛起来，促进 了北方经济的发展和各族人民的大融合，为隋朝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到后来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满族建立的清 朝，不但入主了中原，而且统一了全国。我国今天的行省制度就是从元朝开始的，我国今天的版图，基本上是 清朝前期确定的。 从经济上看，少数民族对祖国边疆的开发，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东夷族开发了沿海地区，苗、瑶族开 发了长江、珠江和闽江流域，藏族开发了青藏高原，彝族和西南各族开发了西南地区，东胡族开发了东北地区 ，匈奴、鲜卑、突厥、蒙古族等先后开发了蒙古地区，回纥及西北各族开发了西北地区，高山族开发了台湾岛 。正是边疆各族人民对边疆经济的开发，并与中原地区建立了密切的经济交往，才使多民族国家形成了统一的 不可分割的经济整体。 至于在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方面，各民族曾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例如清朝时期，东北各族 人民反抗沙俄入侵我国东北的斗争，西北各族人民支持清军反击大小和卓兄弟分裂祖国的斗争。到了近代，各 族人民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事例就更多了。 当然，各个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既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他们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其中人数较多而又发展迅速的民族，对我们祖国历史的发展起的作用就大些，例如，汉族不论在政治经济上 ，还是在思想文化上，都起过巨大的作用，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部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汉族的发展史。中国这个统一的国家，不是由某一个民族缔造的，而是所有的民族， 包括历史上存在过而现在已经消失了的民族。一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必须包括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没有 少数民族的历史，就不能称之为中华民族史。我们在历史教学中，对于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在历史 上的地位，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而是要实事求是地讲述。二、讲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要用矛盾的观点进行具体的 分析。 在中国历史上，既有各民族友好相处、和平发展的统一时期，也有各民族互相对立、彼此争战的分裂时期 ；既有汉族建立的政权，也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既有汉族内部的战争，也有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各 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既有外族的入侵，也有反抗外来侵略的战斗等等。历史上，多民族的中国存在着统一和 分裂的情况。 应该如何看待历史上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分裂的问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便不难看出，在我国这 个多民族的国家里，在各民族之间，当矛盾的同一性占主要地位时，彼此就友好相处，互相往来，和平发展， 国家就表现为统一状态，例如，秦汉的统一，隋唐的统一，元明清的统一等。当矛盾的斗争性占主要地位时， 民族之间就相互对抗，甚至爆发战争，国家就处于战争或分裂状态，例如，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南北朝的分 裂，五代十国的割据状态等。同时，矛盾双方还可以互相转化，比如宋与西夏、辽、金的战争，双方统治阶级 几乎动员了各自一方所有的人力和物力，但在战争之后，各民族之间，特别是各族人民之间，又出现了和平相 处的局面。民族战争固然使各族人民遭到浩劫，千百万人死于非命，经济文化受到破坏，然而，战争也是各民 族之间相互接近的一种重要方式。历史上每一次战争之后，总有大批被征服民族的人民被强迫迁徙到另一个民 族的聚居地，各民族杂居错处，相互融合。东晋十六国时，民族战争经常发生，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一次民 族大融合的高潮。蒙古族、满族如果不入主中原，他们就不会有较多的成分融合到汉族之中。至于战争引起的 经济、文化交流的例子，历史上更是屡见不鲜。这在客观上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起了促进作 用。 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仇视、屠杀和战争，只是民族关系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历史上各族人民友好相处 ，他们在生产和生活中长期进行着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在向共同的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相互支持， 共同缔造和发展了多民族的伟大祖国，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这才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本质和主流。 三、对于历史上的民族英雄，要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怎样的人才算“民族英雄”呢？汉民族把岳飞、文天祥等人当成本民族的英雄 ，而女真、蒙古族则认为完颜阿骨打、成吉思汗等才是民族英雄。有的人认为，能代表中华民族利益的、有利 于祖国统一的人，才能称为民族英雄。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确定呢？我认为，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应当用一 分为二的观点进行具体的分析，既不能绝对地肯定，也不能绝对地否定，更不能带有狭隘的民族情绪片面地下 结论，而是应该指出其功过之大小，从而确定其是怎样的一个民族英雄。要热情颂扬他们的历史功绩，对个别 有污点的人物，要注意分清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比如，在讲述岳飞带领“岳家军”抗 金斗争的事迹时，有的学生提出：岳飞镇压过农民起义，不算民族英雄。应当指出，抗金斗争是岳飞一生中的 主要活动，他从军二十年，绝大部分岁月是在抗金前线度过的。还有的学生提出：宋当时已是腐朽的政权，当 遭到外族的进攻时，必然灭亡，这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岳飞抗金，阻碍了国家的统一，阻碍了历史的向前 发展，所以，也不能算民族英雄。针对这一问题，教师就要讲清，金军南下，是以屠杀、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 ，金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因此，岳飞抗金是正文的，带有反侵略战争 的性质，他的英勇斗争，阻遏了金军南下的进程，保卫了大江南北的各族人民，有利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虽然他有忠君思想，曾经镇压过农民起义，但从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来看，他镇压农民起义的污点同他在抗 金斗争中所建立的功绩相比，显然是功大于过，他仍然不愧为我国古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
读《圆明园的毁灭》有感 今天，我们学完了这篇文章《圆明园的毁灭》，它使我感到了当时清政府的昏庸无能，军民的懦弱，更可恶的就是那无耻的英法联军！ 圆明园曾经是一座金碧辉煌的皇家园林，是我国园林艺术的瑰宝，建筑的精华，圆明园不仅美丽，而且聚集着我们伟大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珍贵历史文物，是举世闻名的当时最大博物馆、艺术馆。 然而在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来到了贺明园，在园内肆意烧、杀、抢、掠，出园时每个人的腰包都鼓鼓的，甚至还放火将这具有无限价值的圆明园付之一炬。 学完这篇课文，我对圆明园的毁灭感到无限惋惜，而当时无能的清政府，竟屈服在了这些万恶的洋人的淫威之下，下了不抵抗命令，把洋人做靠山，想依靠洋炮来扫除国内的革命势力。我痛斥这黑暗的清政府。 可是最可恶的是万恶的洋人，他们不但随意侵略中国，还我国的名胜古迹烧毁或破坏，他们还让我们签下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我国的国格受到了莫大的侮辱，而清政府和洋人们不明白，在这蒙受侮辱的背后，又有多少万双泪汪汪的眼睛在看着他们；有多少双愤怒的眼睛怒视着他们；有多少万人正准备揭竿而起，他们却丝毫不顾人民的死活。 圆明园的毁灭是我国屈辱历史的一段见证上，它的残垣断壁，仿佛在对人们诉说他辉煌的过去，又好像在向人们诉说洋人的残暴行径。它的毁灭在我国文化史上，在世界文化史上，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英法联军为什么来侵略我们呢？原因就是我们太落后了，要是当时我们强大，他们能敢吗？所以落后就得挨打。我要好好学习，长大后为祖国效劳，不让祖国再受蹂躏，让祖国永远列强国之首！ 因此，我们要铭记一句话：莫忘国耻，振兴中华！
回首过去，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已经十多年了，而我们回顾香港：回顾香港！早在1514年葡萄牙就进军香港，人民就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1842年，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大英帝国打败，并于翌年与英国签订 了一系列的条约，《南京条约》，将香港岛连同邻近的鸭脷洲割让与英国。1860年清廷再败于英法联军，被逼签下《北京条约》，把九龙半岛南部、经常对香港岛扰乱治安的地区连同邻近的昂船洲一同割让给英国。在被英国99的统治中，我们深深的体会到了当时中国的无能 是国耻，更是清政府无力抵抗，软弱无能的象征。而毛主席就说过：落后就要挨打！悲惨的历史，我们不敢忘记：“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我们时刻铭记。一八零四年的鸦片战争，八国联军长驱直入，毁我家园，掠我钱财，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忍让、逃避。帝国主义者却得寸进尺，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致使国库空虚，中国人民倍受欺凌。之后，日本侵略者也乘虚而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拉开了侵略中国的序幕，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处于水深火热的中华儿女，忍无可忍，“还我河山”的愤怒吼声响彻中华大地。革命先烈为祖国浴血奋战，金戈铁马，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百年战败的历史。 血与火的历史证明，一个国家落后，就会被凌辱；一个民族懦弱，就会被奴役。 历史不会重演，我们将牢记中华民族一个世纪的屈辱和苦难，在我们手中，繁荣强大的中国不再是梦想，在我们脚下，中华大地将重现辉煌。我们将勇敢而又自信地向世界宣告：中华民族的屈辱和苦难已永远过去！ 为此，我们要从现在做起，努力学习文化知识，锻炼强壮的体魄。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的更加繁荣富强！而现在的中国，使我们的骄傲，
法律是社会社会的习惯和思想的结晶，政治与法律之间相互联系。这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法律的政治论文2000字 范文 ，欢迎大家参考阅读!
【摘要】近年来群体事件频发，这些事件等都在舆论和民众的强烈关注之下，暴露出了执法经济、程序违法、监督机制缺失等问题，但 文章 认为上述部门如此肆意妄为的根本原因乃在于执法人员法律信仰的缺失，法律工具主义、法律虚无主义观念盛行。当务之急是要培育官员对法律的信仰，法学研究应直面中国现实，增进公民对法律的信任，奠定全民法律信仰的基础，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积累理性基础。
【关键词】群体事件;信任法律;信仰法律;法理分析
近年来群体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都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事发后各地出现的“奇招怪招”更是为这些事件增添了一份戏剧性的色彩。然而，在这种看似“幽默”的民众反应之中，我们看到的是社会道德面临的颠覆性挑战，政府的公信力、法治的尊严在有关机关的“执法”行为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我们似乎听到了什么轰然倒塌的声音。在痛心疾首之余，我们更需要做的是冷静分析这些事件背后折射出来的深层次社会矛盾，探究这些执法人员如此“无法无天”的根本原因，从源头上杜绝此类事件的再度发生。
一、“群体事件”一一折射出法律信仰的失落
事出必有因，任何事物都不会孤立凭空地出现，以钓鱼执法事件为例说明，此事件也是如此。可能大家对钓鱼执法事件的关注多集中在其负面效应上，但客观而言，这种不正常的执法手段也是在应运交通执法部门在查处黑车上的困难而生的。由于打击黑车证据难固定、处罚难度大，执法部门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执法手段本无可厚非，但是，像“钓鱼执法”这样的执法方式已经被严重扭曲、异化了，“钓鱼”已经不是为了执法，而成为执法机关完成指标、“创收”的手段。本应带头执法的行政人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我们的法律何在?不可否认，执法经济、不当的行政指标、行政监督缺位等体制性因素是一方面原因，但这些都是表象，问题的症结在于当下行政执法主体缺少对法律最基本的敬畏与虔诚，把法律当成了获取本部门利益的工具。在有些地方和部门，法律被束之高阁，取而代之的是部门的政策和领导的批示。行政执法人员守法意识淡薄、规则观念不强，这反过来对公民法律信仰的培育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个法律信仰整体性失落的局面。
二、政府官员的法律信仰与普通民众的法律信任
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中国民众法律信仰的缺失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在这里并不想过于强调普通民众法律信仰的问题。诚然，法律信仰十分重要，因为只有物质的、制度化的“硬件”系统而缺乏相应的精神意识、观念、情感等“软件”系统支持的所谓“法治”，不是真正的法治，它只有法治的外表和骨架而没有内在的灵魂。但是，在我国现阶段的情况下，谈全民的法律信仰还是一个十分虚妄的问题。且不论我国现在法律制度的“硬件”建设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就民众的内心感受而言，对于法律，他们连最基本的信任都尚未建立，更遑论更深层次的信仰问题。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建立起民众对于法律的信任，而这，就要建基于政府官员尤其是执法人员对法律的信仰之上。信仰法律在现阶段只是对政府官员的要求，现实地说，也只能是对官员的要求。公民的法律信仰的养成只能是我们的一种美好的希望与期待，但是，在官员尤其是执法人员基于对法律的虔诚信仰而将其内化为自己遵守法律的行为动机的同时，就能增进公民对法律的信任，进而有助于公民法律信仰的形成。
(一)政府公务人员――树立对法律的信仰增进法律信用
法律信用是一国信用的组成部分，法律信用是一国法律及其有效实施的逻辑延伸和必然结果，是法律被严格实施和遵守的“言行一致”的信用度，是通过法的客观运作所不断彰显的实际有效性服从而赢得人们对法律的主观信任感。它强调法律规则通过自身的“言行一致”、“令行禁止”等客观性和确定性来赢得人们内心的确认，也就是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如果法律没有信用，人们就不会相信更不会尊重和遵守法律，法律的应有功能就不会得到发挥而最终只能成为白纸一张而已。法律信用贯穿于法治的各个环节。法律制度的合理与完善是其可能获得民众信任的基本前提，但是对于法律信用的培育而言最重要的还是执法信用。因为法律制度跟人不一样，它们自身不能直接成为信任的目标，从严格意义上讲，只有执法者的行为才能被信任，人们是通过对执法者多次执法活动表露的认可进而对法律产生信任的。因此，执法者尤其是行政执法人员能否率先垂范、严于律己以提高自身的执法素养是民众能否对法律产生信任的关键，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法律信仰能否生成。实践中，我们国家无法可依的局面已经大为改善，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日益凸显，甚至执法人员带头违法。像上海钓鱼执法这样的恶性事件只是目前我国严峻的行政执法形势的冰山一角，现实中执法人员知法犯法、“监守自盗”的现象比比皆是，这是对正义之源头活水的玷污，使法律本身所追求的公平、正义、自由等价值荡然无存，长此以往，结出的必然是法律不被信任进而无法被信仰的恶果。要根本改变政府官员的法律工具主义、法律虚无主义以及官本位等严重违背现代法治精神的错误思想，解决之道就是让官员尤其是行政执法人员建立起对法律一种虔诚的信仰。政府官员对法律要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的信仰，基于此而对法律产生归属感与依恋感。只有在这种类似于宗教信仰般的法律情感氛围中，法律才能最终找到自身正当性与合理性的真正基础和根源;也只有在这个基础和根源当中，法律才能获得真正的、有社会普遍感召力的神圣性。依法行政就不会仅仅是一句流于表面的 口号 ，而是每个行政人员自觉的行为，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等要求就能得到最彻底的贯彻执行，因为它们不再是一种外在的约束，而是内化为执法人员执法行为的出发点。
(二)法学研究――应当直面中国的法治实践现实
正如顾培东教授所言：“近些年，中国法学正依循着知识一一 文化 法学的进路前行，法学研究越发成为疏离社会现实而自闭、自洽和价值自证的文化活动。受此影响，中国法学对法治实践的贡献度和影响力正不断减弱。”形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法治实践并不完全符合法学人对法治的愿望和期待，从而导致一部分法学人放弃对法治实践的关注和参与。中国实行法治的主要难点在于，传统法治理论以及西 方法 治模式中被认为具有普适性的某些原理、原则以及制度遭遇到中国具体国情的挑战。因此，中国法学应当立基于法治的中国因素，直面中国的法治实践，对在中国这片土壤中如何实行法治做出自己的回答，为中国法治的创造性实践提供应有的智慧。 (三)公民――从法律信任到法律信仰
法治秩序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建立法治秩序的过程中，执法者的行为备受公众关注，也最有可能影响公众的法治观念。执法者严格公正的执法行为，所树立起的不仅仅是执法者的权威和形象，更是法律的权威和形象。当一个执法部门为了私利而“执法”，特别是引诱守法者违法时，社会就会对法律产生强烈的质疑。执法者所影响的不仅仅是这一部门的形象，更影响了法律的形象，动摇了人们心中的法治观念和信心。因此，只有行政执法人员内心对法律保有一种虔诚的信仰、自觉尊重和认同法律，将法律内化为自己的 思维方式 与行为方式，才能真正做到依法行政;而在每一次的执法活动中，就能通过守信效应的彰显而逐步赢得人们内心对法律的肯认，对法律的信任就会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积累而逐渐地养成。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才能讲公民法律信仰的问题。因为没有基本的法律信任是不可能奢望法律信仰的。信仰是信用得以强化的必然结果，在人们对一事物毫不怀疑相信的情况下信仰才能得以形成。试想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怎么可能会产生强烈的信仰认同?所以，在对待公民的法律情感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因为法律信仰的重要性而忽视最基本的法律信用的建立;不能混淆强调客观有效性的法律信用与注重主观认同性的法律信仰，而在空洞的理论层面上寻求达到法律信仰的路径。法律信用是生成法律信仰的现实基础，法律信用的建立过程也就是公民对法律信任感不断强化的过程。其实，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学界对法律信仰的考问，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于现实法律无效的苦恼，与其说是法律“信仰”危机，不如说是法律“信任”危机，这种危机尤其在执法人员枉顾法律、违法行政时体现出来。
由此可见，对于我国目前的现实状况来说，优先重视和解决的应该是法律信用的问题，法律信用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达到法律信仰。法律信用的缺失已经成为我国目前法治建设中极为严重的现实问题，严重影响我国法治的进程甚至葬送多年来法治建设的已有成果。试问中国还能经受几次上海钓鱼执法这样的考验?为了一己之私设置圈套陷害守法百姓，为了罚款而罚款。面对这样一种严重滥用公权力的行为，怪不得有网友大呼这哪里是秉公执法，简直就是为了罚款不择手段，是赤裸裸的“权力栽赃”和“公权抢劫”。长此以往，公民如何相信政府、如何相信法律?而在培植公民对法律信任的过程中，国家权力是否合法、公正地行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一个国家公权力经常被滥用、执法人员带头违法的社会中，公民绝不可能相信进而信仰法律。因此，为了培植公民对法律的信任感，国家公权力必须正常行使，执法人员必须严格依法办事，这要求执法人员对法律保有一种虔诚的信仰，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执法经济的无形吸引、法律工具主义的错误引导，才能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公民在对法律信任的基础上，我们才有资格谈论公民法律信仰的问题。在上海钓鱼执法事件中，我们付出的社会成本无疑是巨大的。不仅破坏了法律的严肃与公正、破坏了社会对法治的信仰，而且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撕裂了社会成员间基本的和谐与互信，使社会公德每况愈下，人们的善良、同情、友爱之心被迫穿上了自我保护的盔甲，使社会上的弱者再也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和帮助。这一事件反映出来的实质在于行政执法人员缺乏对法律的信仰，法律工具主义、法律虚无主义盛行，进而严重影响到普通民众对法律的信任，影响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当务之急是要培育政府官员对法律的信仰，尊重法律，严格依法办事，树立法律的至上地位，从而建立法律信用，增强民众对法律的信任感，在此基础上，全社会的法律信仰才能得以建立，像钓鱼执法等这样的“荒诞”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杜绝。
摘要：法律移植作为作为一种推进法制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途径，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在法律移植中隐含着不同不同文化之间以及传统与现实之间不断碰撞和融合的过程，因此比较分析不同国家与地区间法律文化的差异对更好地完成法律移植这项工程是非常必要的。文章从比较法律文化的必要性入手，进而分析了中西方法律文化的主要差异，最后提出了对当前法律移植工作的几点建议，希望法律移植的顺利进行并最终实现法制现代化发展的目标。
关键词：法律移植 法律文化 比较法学
法律移植作为作为一种推进法制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途径，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但法律移植不仅仅是将先进地区的法律移植到落后地区这么简单，它还隐含着不同不同文化之间以及传统与现实之间不断碰撞和融合的过程。因此，在探讨法律移植这一重要论题的过程中，不得不重视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法律传统及法律文化差异，只有在充分认识和仔细分析了不同法律文化之间的差异后才有可能顺利进行法律移植并最终实现推进法制现代化发展的目标。
一、为什么要进行法律文化比较
所谓法律移植，正如有的学者所概括的，“ 在鉴别，认同，调适，整和的基础上，引进，吸收，采纳，摄取，同化外国的法律包括法律概念，技术，规范，原则，制度和法律观念等，使之成为本国法律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木国所用。”但是法律移植并不是简单地引进或者借鉴发达地区的法律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反思 我国已经发生的各种法律移植，我们会发现在这种法律运动与发展的活动中有成功也有失败，因此在法律移植过程中对于如何进行移植进行深入的思考与分析是很有必要的。
当前中国所进行的法律移植属于移植中的异体移植，较之于经济文化政治处于相同或基本相同阶段和发展水平的国家或地区间的法律的相互借鉴吸，以致融合与趋同，如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间的法律技术的借鉴，我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直接采纳移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法律，难度显然要大得多。原有的法律制度解体后，新建立的法律制度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观念上的不认同，使法的效力难以实现，有的法律制度受到质疑，有的法律制度甚至受到抵制。面对这样的困境，不少学者提出要重视本土资源，尊重我们原有的传统与习惯法。但是在关于探寻本土资源的这条道路上，同样困难重重。在如何界定传统与习惯的问题上至今还有很多争议，而将习惯与传统坚持到什么程度也是值得探讨的。因而法律移植方而困扰最大的便是：一方面，认识到必须注意本土资源;另一方面又不能从本土资源找到一个合适的切人点，全盘移植西化的道路又走不通，因而无所适从。在面对这样的困境时，我们不可能选择逃避或放弃，虽然不可能达到移植进来的法律与我们原有的社会环境完全融合，但是努力缩小这种差距是大有可能的。要做到这一点，最先决性的条件就是要充分了解法律在我国的和国外的发展历程和当前状态，在这其中法律文化又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领域，因此，法律文化比较是我国进行法律移植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
二、中西法律文化比较
1、伦理化的中国法律文化
所谓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并不是说中国法律的全部规范为伦理，而是强调儒家的伦理原则支配和规范着法的发展，儒家的伦理精神渗透了法的全部内容。在青铜时代，法律与宗教伦理并无严格区别，至春秋战国时期，法律与宗教伦理有了一定的分离，但从西汉开始，法律与伦理之间又开始融合，之后儒家的原则和精神逐渐影响着法律的演进与发展，到隋唐使中国法律彻底伦理化，这一情形一直到清末都未变化。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影响极其广泛，我们可以再传统中国法律文化的各个领域中观察到它的表现，也可以在每一部法典甚至每一法律条文中，体察到伦理精神和原则的渗透。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在国家政治领域表现为君权至上和中央集权，从北宋开始这种趋势不断加强并于明清到达顶点。第二，在家族与社会领域表现为族权与父权的延伸和扩张，在传统中国社会，无论是国法还是民间习惯法都给予这两项权利特殊的保护。第三，在经济财产方面，传统法律遵循礼的要求强调重义轻利，往往将对私人财产的保护置于公益及道德之后。第四，在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面，传统法律依据儒家理论，竭力维护等级特权制度。伦理化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特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历史传统等条件综合作用所形成的，这种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社会的发展，是传统中国社会中合理又合适的一部分。同时还有一点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传统的中国法律走的是一条兼具理性和人文色彩的道路，虽然以现代观念来看，它对人性的扼杀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传统中国法律中“仁”的因素，如对老弱病残妇幼者实行怜悯的规定，对死刑特别慎重的会审制度等，这对机械化和功利化的现代社会及其法制来说，未尝没有一点积极的启发意义。
2、带有宗教性的西方法律文化
在西方，宗教对法律有着深刻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不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不能与中国法律受到儒家伦理的影响相提并论。因此，相对于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西方法律只是具有宗教性，而没有达到宗教化的程度。这里所说的宗教指的是____，它是唯一一个对整个西方法律产生巨大影响的宗教。所以，西方法律的宗教性实际上是有关基督____方法律的影响问题。
关于____对西方法律文化的影响，沃克是这样论述的，“这种影响至少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它对自然法的理论产生了影响;第二，直接提供经过整理，并已付诸实施的行为规则;第三，强化伦理原则和提出一些基本依据，以支持国家制定法或普通法的规则;第四，在人道主义方面影响法律，包括强调个人的价值，对家庭成员及 儿童 的保护、生命的神圣性等;第五，证明和强调对道德标准、诚实观念、良好的信仰、公正及其他方面的支持。”除此之外，基督____是西方国家的国教或主要宗教，大多数立法者、法官和法学家已普遍接受和持有新教的信仰，其普遍观念，如个人的价值、尊重人格等，对西方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已产生相当的影响。还有，在近代西方法律学校的建立、法学 教育 和研究的兴起与传播方面，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三、比较法律文化对法律移植的启示
在比较了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后，如何才能在今后的法律移植工作中保证移植的效果呢?下面，将法律移植过程中应当注意的方 面试 论如下：
首先, 法律的移植是法律原则的移植。原则, 拉丁文为语意为开始, 起源, 基础。法律原则指构成法律规则之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基础性的原理和准则。它分为政策性原则和公理性原则。政策性原则与国家的实际相关。公理性原则是从社会关系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 并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从而被奉为法律之准则的公理。它是各种不同性质法律之间得以沟通并以之得以实现认同的文化因素的核心。较之于移植适应特定生活习惯及社会背景的法律规则, 从而对木土社会进行削足适履的改造与整合而言, 原则的移植更有利于维护法律体系的稳定性一致性, 更有利于弥补法律的漏洞, 起到提纲挚领的作用。同时, 原则确立后, 新的规则与制度得以因此建立, 从社会实际出发, 它的成果与效力都是可取的。
其次, 从技术层而考虑, 移植法律概念的接受,有一个表达方式的转化过程。即由一种语言思维方式想另一种语言思维方式的转变。要达到精神层而的认同, 首先必须在技术层面应以本民族的语言方式表达出来。用本民族已经有的概念经输人新的内容而表达新的内涵是文化吸收的重要途径。法律术语的翻译固然应该严谨, 但生硬到连专业人士都搞不懂的话, 其效果可想而知。正如语义分析法学派所认为的, 对概念的提炼, 阐述, 通过分析其要素, 结构, 语源, 语境, 语脉, 从中央到地方寻求合理的符合时代精神的民族文化的能使人们形成共识与可接受的意义。只有这样，才有肯能个将移植来的法律内化为我国文化的一部分。
再者, 法律的移植应处理好与 传统文化 的关系。尽管对于文化及法律文化并没有一个通行的说法,但有一点可以确定, 即它对于民族心理的形成与维系具有巨大的作用, 产生重要的影响。它的改变过程是自然演进的。时至今日, 宗教在西方社会仍其有重要影响。法庭作证是手按圣经并不是形式, 而是基于一种信仰。比较而言, 我们对自己的传统的态度是不明智的。儒家思想把道德置之法律之上, 对法律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但无论如何不能否认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密切关系。对于传统道德文化应采取批判地继承的态度, 取其精华, 弃其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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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中国法制史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我国几千面的历史进程中，目的是为了治国安邦的需要，通过国家政权强制和要求人们遵守。在横向的方面主要是学习了每个历史时期国家政权的法律制度，着重以刑事立法。我也是学法学的、掌握法律制度本身的连续性和因革关系，对中国法制史有了一个新的全面认识，取其精华。法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应当是在夏朝出现了军队，它是法学的一个分支。还得到了成就感和满足感。历史就像一面镜子，到进入阶级社会出现国家以后，调整人们之间和人们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法作为统治阶级的意志是与国家同时出现的。所以说。二、有利于提高对社会主义法制优越性的认识，从教材中找出自己满意的结论，增强自觉遵守法纪的观念。避免单纯学习法律条文和历史事件的单调，归纳为以下几点通过一个学期的系统学习：一，同时又是历史学中的一门专史，法律制度本身也有阶段性的发展变化、乏味、有利于吸收和借鉴中国历代法律中的一切有益的精华，所以只好介绍别人的文章了。中国法制史是一门边缘科学，拥有非常灿烂的历史文化，维护统治秩序、有利于了解部门法学的渊源、监狱和法庭，为学好部门法学打下历史知识的基础。我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再下笔。在本学期的学习中，它的研究对象就是中国法律制度的历史，找出不足、原则，开始有了法律萌芽。因此，然后带着问题去读，制定各种法规。具体的说就是研究我国有史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啊法律制度的本质，对一些未知或者知而不详的问题先列下来。（这是上百度查的。作为全国法学学科本科生十四门必修课之一。三，最好是先对法制史有一个总体的框架。三，中国法制史的地位十分重要，包括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类型法律制度、发展，自原始社会默契、民事立法，长期以来积累了大量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警察、内容、枯燥，我们主要是从纵横两个方面来深入学习的、掌握中国法制史发展的历史阶段性、司法制度为主要学习对象。结合自身的学习过程。在学习的方法上、体系。这样既学到了知识，便把本阶级的意志上升为法律，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又怎强了动手能力和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我主要是将中国法制史当做一本普通的历史书来读。纵向方面、特点和社会活动中的作用及其产生，进一步完善我国法制、演变过程和基本规律，对前人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法制文化遗产进行科学的总结去其糟粕。二，首先让自己保持浓厚的兴趣、婚姻家庭立法，历代的统治者所制定的法律，完善法制，最初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或集团出于同志的需要，我们应当从中审视自己：一，我的文笔不好。中国法制史是法学科学的基础学科之一
下面的论文字数很多，你提取一点就行了现代中国的法律,在形式、内容和精神上,与传统中国已有很大的背离,这应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这不过是问题的一面,且不免有表面化和文化本质主义的迹象。如果宏观地历史性地来看,中国法律传统虽已中断,但联系是依然存在着的。不妨先注意一下法律与政治关系模式的内在联系,从中可以清晰地察见到历史的连续性。在中国文明形成的最初时期,法律大致是由各种原始习俗所构成,政治主要由宗教礼仪所体现,表现为“巫”。虽然巫也发挥法律的功能,但首先是政治性的,原始习俗与宗教或者说与巫的关系完全可以看成远古中国社会法律与政治的关系。在这对关系中,巫是决定性的,对习俗具有解释和操作上的支配权,习俗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体现政治权力巫的一种工具。远古社会的这种模式被继承和发展下来,在夏商周三代时期表现为刑与礼的关系。礼的成分要比刑复杂一些,但与巫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是巫的精神和内容在后时代的转化。如同巫一样,礼本身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只是由于得到了刑的支持才拥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性质。无可否认,相对于刑,礼是经国大典,政治上具有宪法性,所以刑之存废以礼之取舍为标准,礼纲刑目成为中国法律与政治关系在新时代的表现。东周以降,社会震荡,礼与刑的关系受到破坏,经过近五百年的分化组合,到汉初礼与刑的关系在政治上被重新确定下来,发展到唐律,即是“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两者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此后千余年直至晚清“变法修律”,法律与政治的关系便是“德主刑辅”,即体现政治精神和原则的德礼对服务于这种政治的法律具有统摄性,也可以说法律是道德政治的工具。晚清以来,社会紊乱,中华法系整体瓦解,法律与传统道德政治的关系在内容上受到猛烈冲击,法律走上实证主义的道路,形式上摆脱了传统政治的控制,实际上法律仍然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国家政治的工具。民国历届政府宪政的实际遭遇即是最好的注解。可见,法律与政治关系的模式实质上没有改变。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的法制建设历尽坎坷“,文化大革命”时期法律虚无主义肆虐,法律完全为政治所消解和取代,即便实证主义形式上的法律也为政治性的专政暴力所不容。及至20世纪80年代,国家规定的大学法律教科书对法律的定义,对法律与政治(政策)关系的解说,明显融合了源于前苏联的法学理论和传统中国法律与政治关系的精髓。这种情形确与时代精神和日常生活的内在趋势格格不入,但理论和观念的变化,仍将是而且必然是缓慢的。可以预料,这种法律与政治关系的模式不会有很快的变革,它已成为中国历史内在性的一种体现。因变革法律而引起的文明模式的变迁,是中国历史内在性体现的又一显证。在社会管理(控制)的制度文明模式上,夏商以来中国经历了从“礼乐文明”到“礼法文明”再到“法治文明”的三大变迁,每次变迁都与法律变革及其所引起的争论密切相关,也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理念息息相联。从具有蒙昧色彩的“巫术文化”到青铜时代的礼乐文明,中华民族在寻求社会管理(控制)的模式上前进了一大步。惜乎这场变革的内情因远古文字记载的缺乏,很难获知。但礼乐文明从巫术文化而来,并在文明的路途上实现了质的飞跃,诚是历史的事实,也为多种研究所证实。礼乐文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因受到各种挑战而处于“礼崩乐坏”状态,变革法律是诸种挑战中最直接的一种。法律在中国上古主要表现为“刑”,相对文雅的“礼”,它是一种惩罚性规则,就其起源和适用对象来说,是和战争、野蛮、夷狄等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史书上称“刑起于兵”“,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因此,文化上刑与礼成为野蛮与文明的分界,礼对刑的支配体现了文明对野蛮的控制这样一种文化理念。春秋战国刑法崛起,由“临事议制”的秘密法状态转向“使人皆知”的成文法时代,由摄服于礼的刑转向与礼分离而具有独立性的法。面对这种转变,孔子和叔向都发出了保守的呼吁,从而引起了有关变法的历史性争论。从政治和法律上讲,孔子等人的意见反映了西周贵族的传统信念,即礼乐是一种理想文明,变法是对这一文明的破坏,法律不是不要,而是应保持西周时刑的状态,法律一旦公开并铸刻于象征国家权贵尊严的鼎上,礼乐所构成的文明秩序“(法度”或“和谐社会”)必将混乱以至于亡。这种担忧隐含了一种文化理念,认为刑或法远不是文明本身,只是文明的工具,而文明是目的,是理想,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使然。礼乐在西周是文明,在春秋战国已不适世,社会结构的内在变化终使“礼法文明”从西汉开始成为传统中国管理(控制)社会的新型文明模式。“礼法文明”是对“礼乐文明”模式的替代,但不是对它的彻底革命,它变革了礼乐文明中有关西周贵族优越及其制度化的部分,面对现实地吸纳了法家关于“法治”的部分思想,以取代和充实礼乐文明被变革的部分,但礼乐文明中最根本也即孔子等所坚持的“礼”所体现的人文性被继承和保留了下来。在中国文化理念中,这是先进和文明的象征,是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核心所在,所以有论者指出“,礼法结合(文明)”是中国法律文化对春秋以来“礼乐文明”价值系统破裂的重建。重建的实质,恰如礼乐文明对巫术文化的替代一样,是中国文明框架内新文明对旧文明的继承和超越,是中国历史内在联系性的体现和表证。由礼乐文明破裂到礼法文明确立,前后经春秋战国秦至汉初近五百年的社会激荡,从中不难看出一种社会管理(控制)文明模式的形成要经历多么漫长艰难的磨合。这似乎是普遍的历史现象:理性的希腊文明、法律化的罗马文明是这样,西方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法治经济模式)的形成也是如此。这显示一种文明模式的形成所历时间愈久、所涉空间(含地域、人口、社会规模)愈大、所及文化愈复杂,其效用就愈强。礼法文明在传统中国辽阔的疆界、众多的人口和关系复杂的社会中有效运作,至少在框架和形式上保持运作状态近两千年,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尽管近代以来它已不适应变化了的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备受各种指责,但不能否认它是传统中国社会的结构化体现,是辉煌的中国古典文明的精华,也是世界法律文化宝库中的一个特有景观。它与中国社会一样,受中国历史内在性的支配,在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中,再一次经历了断裂与联系的变迁。放宽历史的视界,法律化和东亚化的礼法文明———中华法系———宋代以来已有不适社会之虞,明清时期制度与社会的脱节愈加明显,但若不是西方法律文化的介入,礼法性的中华法系还将存续多久,将是一个历史的问号。面对西方的冲击,晚清中国不得已“变法修律”。与以往一样,这同样引起了争论。表面上看以前是“华夷之辩”,这次是“中西之争”,其实还是同一个历史课题,即连续不断的文明与野蛮的较量及其选择。清末“礼教派”坚称中国不应放弃五千年立国之根本、文化之精粹“礼教(法)”;“法理派”面对形势的变化,认为固守“礼教(法)”已不可能,要富国强兵、收回治外法权,必须“变法修律”,移植日本化的西方法律文化。历史的结局是折衷妥协,既保留了部分礼教(法)的内容,又更大规模地输入了异于中国传统礼教(法)的西方“法治文明”。法治文明对礼法文明的替代是形势使然,这一进程在中国仍未完结“,依法治国”是这一进程的时代表现,而本土资源也不妨看成是中国固有文明和现代经验的结合,它昭示我们要认真对待中国法律文化自身的连续性问题。从近代开始的这一进程虽导致中华法系整体瓦解、价值断裂,但并没有完全中断历史的联系。且不说具体的制度和观念,就其面对现实(挑战)趋向文明而言,仍是中国文化真精神的体现,是“礼乐文明”对“巫术文化”、“礼法文明”对“礼乐文明”、“法治文明”对“礼法文明”替代中一以贯之的那种文明选择性的体现。尽管保守的礼教派囿于文化成见和时代局限不能正视西方法治文明的优越性,但法理派和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在实践上还是接纳了这种优越性。透过这段历史,透过中国社会管理(控制)文明模式的变迁,我们不难看到中国文化趋向文明的力量及其历史的内在联系性。这种力量和联系性从上古开始,历经遭际,至今仍顽强不屈,正成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制文明的精神资源和历史根据。二现代法制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联系自然不止于上述方面,还可以从法的观念、刑治主义、群体思维及法律学术风格诸方面获得相同的认识。值得关注的是,人们对这一客观存在表现出极不相同的态度。有一种极端的否定,以为中国法律文化传统在近代变革中已经中断,现代法制从精神、观念到制度都是西方的,因此不存在联系问题;另一种在认识上虽不否定联系的客观性,但否认联系的积极性,认为中国固有的礼法文明与西方的法治文明在价值上是背离的,现代中国的法制建设应尽量摆脱这种联系。这不止是错误的,还是无益的。部分是因为历史的联系并不是人们靠主观能够摆脱得了的,何况这种联系并不完全是消极的。正视历史的联系,理解这种联系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是我们面对世界所应持有的一种恰当的现实主义态度。它要求我们不应因对联系意义的认识分歧而改变对历史的客观态度,即使一种联系是消极的,也应积极认真地对待它。这样,不仅可以有效地为应对它的消极性而做好充分准备,同时还有可能转移、减少、化解甚至转化利用它的消极性。否则,消极性完全有现实化的可能。譬如,普遍存在于中国民众中的以刑为核心的法观念,显然与中国的法律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对现代中国法治信仰的确立无疑也是消极的,但这不妨碍我们以积极的姿态来分析认识它的成因、影响、分布等,从而为法观念的转变创造条件。事实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制的联系是一个复杂的复合体,并存、交织、混合着各种要素,这需要认真地挖掘、引导,弘扬其中的优秀成分,以符合历史的目的。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有关法律的经验、智慧和社会理想,对现代中国法制的健康发展自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种意义可能是启发性的,也可能是补充性的。从经验层面看,法典化的成文法传统、法律语言的简洁、司法人员的人文修养、节约成本的调解制度、对经济犯罪的严厉制裁、重信诺的习惯、财产流通中的典当制度以及对外贸易法律调整中的国家利益主义等,既是中国固有的法律文化,又不失挖掘、改造的价值。在法的智慧方面,中华民族虽不同于西方着力从权利的角度来关注法(权)与人(权)的关系,从而没有发展出系统的法学理论,但这不等于说中华民族在法的问题上没有自己的思考。它是从另一个角度,即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来关注人类生存状况的。寺田浩明教授的研究极富启发,不妨移来参考。他说“:西欧似乎是选择以个人作为秩序形成出发点的发展道路。把秩序理解为就是保护每个个体所拥有的正当利益而得到的总和。个体所拥有的正当利益被称为‘权利’,而权利完全实现的状态则被称为‘法’。权力就是实现这个法的机关。其观念形态的发展最终归结为社会契约论。与其相对,中国则是以全部个体的共存为基础。无论其基本的经济单位如何趋向于个体化或分散,但要求所有个体都顾全大局并作为一个和谐的集体中的一员来生活却一直被视为不证自明的道理。首先有全体的生存,才会有个体的生存。代表全体的利益要求每个个体互助互让,同时对于每个个体有时会出现的私欲膨胀予以抑制和处罚,这些都被看作是公共权力应该履行的职责。”法律从来就是公共权力的核心部分,中国传统法律基于个体对群体的义务优先而发挥的抑制和处罚作用,可能不完全符合但也没有完全违背现代法制原则。法律必然是权利和义务的结合,法治的制度框架是由权利和义务双柱支撑的,现代社会是权利优先,但不同时代的法律有着不同的任务。依博登海默的意见,前资本主义社会法律的主要任务是为社会提供安全和秩序,义务优先具有普遍性。考虑到中国的幅员、人口、文化价值和政治体制,基于群体和谐的法思维本身即是一种解决现实问题的智慧,且对人类理想社会的建立也不失积极意义。任何文明都有自己关于理想社会的设计。中国文明不仅很早而且一直没有放弃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也许追求理想社会的途径和表现方式与西方不同,但关于理想的实质应是相通的。中国文明的理想是实现大同世界,用法律话语就是无讼之世。依中国文化,实现和支配这个世界的主要途径和基本力量是道德,法律在这个世界中几乎没有位置,这与西方大异其趣。西方依靠正义的法律实现权利的平等,中国凭藉道德的自律达到个体与群体的和谐。和谐与正义自有差别,但作为不同文明的理想同样给人以幸福;也许幸福的内容不同,但相信人们对幸福的感觉应是相似和相通的。这样看来,中国文化及其所含的法律文化关于理想社会的设计和追求并没有违背人类文明价值的基本倾向,与现代法制社会的终极目标也有一定程度和某些方面的契合。所以说,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法的社会理想,但同样有基于理想社会而对法的另一种思考,延伸到现实的法律制度和基本的法律观念,也就不可能违背人类赋予法律的终极使命:秩序和正义。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法律毕竟是人类社会生活关系的秩序(规范)化,毕竟是人类对公正理想的追求。即使人类的法律千差万别,其实质仍有相通之处,不同文明的法律仍有相同或相近的功能。这即是德国比较法学家所说的“,每个社会的法律在实质上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但各种不同的法律制度以极不相同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虽然最终的结果是相同的”。这提示人们既不能忽视特定法律文化的差异及其自身的内在联系性,也不能无视不同法律文化基于人类共性的相通及其互补性。因此,合理的态度是:不能也无法割断历史的联系,应努力在人类文化的异同中寻求各种联系的可能。从未来出发,积极地对待历史和历史与现实的联系,是必要的。在历史文化范畴内,由于人们的观察角度和目的不同,对问题至少有原意、历史和现代这样三种解释。无疑每一种解释都是需要的,也是合理的。如果用一种理解去排斥其他解释,特别是借原意去排斥历史和现代解释,就多少反映出对历史文化的某种苛求态度。这种态度认为历史的联系不存在现代解释问题,它关注的主要是历史的过失而不是历史的经验,它寻求的只是一种直接对应的古今联系。显而易见,这种态度不只剥夺人们对历史的同情,也将使人们失去为未来从联系中寻求历史文化资源的可能。文明的历史告诉人们,只有抱着对历史同情对未来积极的态度,才能从历史与现实联系的荆棘中开辟通向未来的道路,才能发现有益于现时和未来的人类经验。以有着研究为例,只有摆脱至少修正以往那种思维和态度,才有可能改变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所呈现给世人的那样一种近乎专横残酷、保守过时的法律画面的缺憾。画面也许是真实的,但肯定不是真实的全部,更不是人们最需要的。我们不只需要真实的全部,更需要真实中的优秀部分,从中吸取的不止是前人在法律上的教训,更多的是经验、智慧和理想。进而言之,人们理应以一种积极宽容的态度,努力从历史文化的联系中寻求哪怕是间接、零碎以至点点滴滴的资源,切不可轻易放弃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寻求推动现代中国法制建设的各种因素的努力。如果放弃了这种努力,就会失去自我文化的解释权,理论上中国将成为一个没有自己法律传统和文化之根的法制国家。然而,应该深切意识到,即便现实世界的法律版图是以源于西方的法律文化为主色,但人类文化从来都是多元的,它曾是人类不同经验、智慧和理想的呈现,也是人类走向更丰富、更平衡、更合理未来的重要条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毕竟是在相当长的时间、相当广阔的空间和相当部分人类的生活环境中生长起来的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的智力成果,它要求人们在面对未来解决法律问题时,仍要以人为本,仍要有道德关怀,仍需关注法律的人文性。这又提示人们,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制的联系究竟应持何种态度才是合适的?面对历史,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由历史内在性所决定的。在人类的所有行为中,没有不受历史法则制约的。面对历史法则,可以发挥人的创造性,但生活和社会走向根本上仍受着它的制约。只有积极应对,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引导出潜存在社会内部的历史推动力。即如历史上的中国由法律变革所引起的文明模式的变迁所展示的那样,中华民族对文明理念的坚守和选择绝不是任何个人哪怕是领袖人物所能改变的,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支配法制建设的内在力量。尽管这个力量不易觉察,但事实上它已部分内定了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制的联系。三如何挖掘发挥、转化利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已成为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中一项充满风险的实践,它时时警示人们要注意操作上的谨慎。简单说就是要有所限定、有所转换、有所扬弃。传统中国有自己的特性,表现为道德的弥散性和政治的控制性。相对于西方,政治在社会进程和历史的转折关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经济在性质上被视为政治的一部分,其发展不能有违政治目标、有害政治结构和性质,社会由政治维持并由政治控制和带动,所以刑事、行政性的公法文化突出。可以说这已构成传统中国历史内在性的一个突出方面。近代以前,中国一直依其固有的特性运行着。近代伊始,中国的路向被强行扭转,原因是主导世界历史进程的西方的介入。如同中国一样,西方有自己的历史路径,不同于中国的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揭示的那样,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最终为经济服务,社会发展由经济所推动,所以私法文化的发达成为传统。西方的历史法则随列强扩张逐渐侵入非西方地区,从而不同时速、不同强度地冲击、扭转、中断以至改变了非西方社会固有的历史走向。尽管传统中国在时间、空间、规模和文化传统上都是一个巨人,有强大的历史惯动力,但时代的落差终使它在西方的冲击下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路向,由传统转向西方主导下的近代。时至今日,中国社会并存、交织着两种不同性质的历史动力,一是传统中国政治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力,一是西方经济对社会(政治)的决定力。前者基于中国传统的强大和历史的惯性,构成当代中国历史内在性的主要方面;后者源于西方历史方向的现代性,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努力的主要方向。这两种力量将长期并存于中国社会,并将在相互激荡、相互纠缠、相互妥协中磨合向前,直至中国真正成为有它自己特点的现代化国家。法制的情形也不例外。具体说,未来中国的法制不只拥有现代性(世界的),也必然带有本土性(民族的),这是内存于中国社会中传统与现代的必然联系的体现,也是人们在处理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制联系时操作上谨慎的原因所在。它表明中国的现代法制不可能是传统法律文化的简单再生,而是与西方法制文明的融合。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来说,这是一个继承、改造并最终使之现代化的过程,所以必须有所限定、有所转换、有所扬弃。不妨回首思量一下,前述中国管理(控制)社会文明模式的每一次变迁不都是在转换和扬弃中完成的吗?另外,作为一个恰当的范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之于现代法制也是一个很好的印证。中国文明具有人文性,中国法律文化蕴含人文精神,这是事实,但这一精神要成为现代中国法制的一部分,似乎没有什么直接的途径。虽然人文精神是一个具有历史内涵的宽泛概念,自然不能用现代意义上的人文精神来苛求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但人文精神必然含有对个体人格价值的尊重。藉此观察传统中国的法律文化,毋庸讳言,在精神实质上,它所肯定的是群体而不是个体。个人价值受到了身份、性别、血缘等级的严格限制,个人权利相对其义务是第二位的,恪守义务是实现有限权利的前提,而不是权利优先或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并且随着人的社会分层,权利与义务的背离愈发体现出以血缘为纽带的群体主义和以官为本位的特权主义色彩。发展到极端就有了群体对个体、血缘对事实、身份对契约、官方对民间的替代与否定的危险。实际上,这种危险一直存在,且相当的现实化了。这应当在认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人文精神时予以考虑。同时,不能忽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矛盾。就西方法律文化而言,崇尚个人价值、人格尊严的人文精神既表现为制度化了的工具理性,又是一种在精神原则上支配这种制度的价值理性。这种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贯通的完美形态,在西方虽也是长期历史磨合的结果,但两者始终是并存于西方法律文化中的。从广义上讲,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是贯通并存的;从狭义上看,又似乎是分离的。广义上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怎样对应现代中国的法律制度,确实需要作有所限定的转换工作。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重视生命,为此创制了一些颇具特色的法律规定,诸如录囚、秋冬行刑、复奏、秋审朝审等恤刑制度。在近代以前的世界范围内,这些规定和制度称得上是仁慈的、人道的。但人文精神既重视人的自然生命,更关注人的精神生命。它要求人不仅仅为活着而活着,而是要有尊严地活着。这尊严反映到法律上体现为人权,其核心是对人的自由意志的认定和实现。人一旦没有自由意志,没有相互协调共同实现的权利,人文主义的精髓必然有所局限。似乎可以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关注人的自然生命甚于人的精神生命,恤刑所体现的是怜悯生灵、不忍杀生的重生情怀,至于被怜惜者的人格、尊严、价值,特别是作为人的自由意志和自然权利,并不是他的罪过被赦免、生命被重视的本因,或者在精神的某一方面还没有达到人文主义的高度。如此说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人文精神面对现代社会是否存在重心转移和境界提升的问题?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主要是一种价值趋向,表达的是中国文化的目标追求,用韦伯的话说,只是一种理想类型。这种理想与制度有关,通过制度对大众的日常生活也会有影响,但理想与制度、制度与现实毕竟是有距离的。中国传统法律的实践一般给人们以这样的印象:理想、制度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脱节。尽管这种脱节具有普世性,但传统中国的情形尤为突出,所以才有古人“律设大法”、“设而不用”谓之理想的说法,也才有黄宗智教授关于清代民事审判的表达与实践背离之论。因此,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不仅应从理想、制度与实践三个层做贯通切实的理解,还要在与现代法制的联系中做继承、改造、出新的工作。概而言之,认识上肯定、态度上积极、操作上谨慎,是我们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制联系的一个基本认识和立场。
中国法律儒家化述评 儒家思想是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思想，它虽然在秦朝时期受到过严酷的打压，但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读尊儒术”之后，它就成为了贯穿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人际关系，社会关系，法律以及各个领域。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法律儒家化在北魏时期的具体状况。大家都知道，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社会大动乱大发展时期，那时的立法司法制度也发生着重大的变革。我们研究这个时期的法律儒家化，也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儒家思想在法律领域的逐步渗透，进而对整个封建社会法律儒家化的进程有个有点到面的研究。 法制儒家化是指儒家思想逐步渗透法律领域，改造并支配法律，使之发生“质”的变化。纵观中国法制史，法制儒家化实际上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法制演进的主要内容。这一过程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起点，以开元刊定《永徽律疏》为终点，其间经历了汉魏、两晋、北魏、北齐等历代统治者的不断推进。若对这一过程进行细致整理，便不难发现，隋唐诸多成熟的法律制度实际上都始于北魏，或者是北魏对现有的法律制度加以改造，使之更加符合儒家纲常伦理，从而被沿用至隋唐。然而，北魏以胡族入主中原，既面临着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差异所带来的冲突与选择，又不谙中国国情，更缺乏经世治国的文化理念和方术，却仅用一百多年时间，集中地总结了秦汉魏晋和南朝封建法制的累累成果，创造性地加以发展，不仅适应了当时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且还为隋唐法制的完备和成熟提供了条件和依据。如此成就，北魏法制儒家化功不可没。可以说，若无北魏法制上承前代之余绪，下开唐代之新风，便不可能出现被视为中华法系代表作之唐律，这便是北魏法制儒家化地位重要之所在。 北魏法制儒家化如此之地位，学界却疏于对其研究。在探讨法制儒家化问题上，着眼点往往集中于汉或隋唐，即使对魏晋南北朝的法制儒家化有所提及，也仅仅是教科书式的论述，缺乏深入地、系统地研究。尤其在论述魏晋南北朝法制儒家化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是将两晋南朝与北朝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描述，缺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认识到北朝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在法制儒家化过程中有着不一般的艰巨性和特殊性。在分析其影响的时候，也基本上只探讨了法制儒家化完成后对中国法制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而对于北魏对中国法制的作用以及南北两朝对中国法制的影响孰大孰小并不明确，更不关心法制儒家化过程中对某一具体的时期、具体的民族、具体的政权所带来的影响，这种大汉族主义倾向的学术思维给法制儒家化课题研究带来了诸多缺陷。个人认为，汉唐等汉族政权法制儒家化固然重要，但少数民族的法制儒家化也绝不能忽视，这是对北魏法制儒家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作为一个由游牧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能迅速适应农耕民族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和观念意识，本身就已颇有成就。然而拓跋鲜卑以毫无儒家观念的原始习惯法为起点，脱胎换骨，仅百余年时间居然完成了法制的儒家化，而且创造了“北优于南”的法制局面，直接推动了整个封建法 制的基本完成，为盛世隋唐所继承，这莫不让人感到惊叹。从这一点来看，北魏法制儒家化更值得我们研究。因此，探讨北魏法制儒家化连续深入和不断扩大的历程，发掘北魏法制儒家化的法史价值，是研究中国封建法制儒家化的重要内容，对研究中华法系和中国法制史都大有裨益。 北魏所在的两晋南北朝时期，兵燹人祸，社会动荡，政治制度多变而且紊乱，史迹淆驳，律典久佚，令北魏法制儒家化研究困难重重，加之学界惯于对少数民族政权法制的忽视，迄今为止这一课题的著述不多。邓奕琦先生在其《北朝法制研究》一书中首次提出对北朝法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对北朝法制进行了细致地考证和深入地论述，自然而然从宏观上描述了北朝政权法制儒家化的大致情况，但没有详细地进行阐述。李书吉先生的《北朝礼志法系研究》从北朝“礼制”的角度对北朝法制儒家化有所提及，但毕竟不是系统地研究，显得比较零星分散。其它涉及这方面内容的著作论文，要么就是将南北两朝作为整体来研究，要么就是教科书式的论述，均缺乏系统地论证。 在这一研究领域，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尤其值得一提。在该书的最后一部分，瞿先生专门研究了中国封建法制的儒家化。他指出，法制儒家化在汉代肇端，因受条文拘束，只能在解释法律及引经决狱方面努力。曹魏以后每一新的朝代都有儒臣利用制律修律的机会，尽量将儒学之礼教杂糅在法条中，直到法律完全为儒家思想所支配为止，此种程序的完成在北朝，而北魏朝制律尤为关键。瞿先生以为，北魏以胡族入主中原，因本族缺乏治国人才，既不谙中国国情，又想得到汉人拥护，不得不引用中原士族人才。崔浩、高允等“儒家典型人物”入朝辅政，引礼入律大遂其志，故北魏法律儒家化“非局部的、小规模的”，而是“彻底而又系统”的。因此，“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可以说是始于魏、晋，成于北魏、北齐，隋、唐采用后便成为中国法律的正统”。瞿先生以整个封建社会儒家化的宏观视角，描述了北魏法制儒家化的大致情况，具有奠基性意义，非常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 前文已述，学界往往将魏晋南北朝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中国封建法制儒家化的进程，因此导致了诸多研究上的缺陷。本文则试图从一个具体的时期、具体的政权入手，深入史料，细致解读、分析和还原，探究北魏政权如何以原始习惯法为起点，迅速地实现了封建法制的儒家化，并直接推动中国封建法制儒家化基本完成。在北魏法制儒家化过程中孝文帝法制改革可谓是一个转折点。孝文帝法制改革前，北魏法制已有儒家化倾向，但仅仅停留在儒家文化的表面，并没有深入其实质，因此其儒家化是粗糙的。孝文帝法制改革，重视礼教，引礼入律，令儒家文化迅速地渗入了法制领域，使之发生了急剧性变革，北魏法制的格局和风貌由此基本确定。自此以后儒家思想已深入社会各个层面，后继君主全面深入地推行礼法结合，并颁布了比较完善缜密的正始律，基本完成了北魏法制儒家化进程。由此可见，孝文帝法制改革是北魏法制儒家化的重要内容，因此，本文以孝文帝法制改革为契入点，运用历史分析方法，首先论述孝文帝法制改革的历史基础，进而分析孝文帝法制改革的具体措施和影响，并探究孝文帝法制改革后，后继君主如何继续推进礼法结合，基本完成了北魏法制儒家化。在最后，本文对它的历史地位进行了评价，从而使北魏法制儒家化全面地、多层次地、立体地展现出来。除此之外，法律儒家化还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影响到现代社会。 .封建特权思想的影响。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就要求我们执法必须严肃、公正和无私，不管是谁违反了宪法和法律，都应同样受到法律的制裁，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宪法、法律之上的特权。但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出现一些和宪法规定相悖的现象：违法行为、犯罪事实相同，由于违法者身份的不同，在惩治上就大不相同。 .“无讼”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主要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所以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的孔子的思想就不免渗入到传统法律思想之中，其中“无讼”思想就是这样一个具有两面性的例子。一方面“无讼”思想与今天的“以德治国”有着某些相通之处，另外，儒家倡导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社会纠纷，也有其合理之处。可是从另外一方面讲，它也否定了通过制度化、法律化的司法诉讼程序来解决各种社会纠纷的必要性。从司法制度上讲，诉讼是依法治国基本方针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但儒家的无讼思想将许多纠纷排除在司法管辖的范围之外，这就为人治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会使行政权力的滥用和腐败得不到法律的有效制约。 .“仁政”思想的影响。自从传统法律儒家化之后，“仁政”思想也随之走进了历史舞台。“仁政”思想里就有许多许多值得我们今天拿来借鉴的地方。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所提出的“仁政”思想，指出当政者必须以仁爱之心待民。他说：“仁者，莫大于爱民”。儒家思想中关于加强人的道德修养、实现人的价值与尊严的思想对我们现代人仍然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而其中“孝梯”、“仁义”等道德标准仍应为现代人所遵循，无论历史发展到什么时代，孝敬长辈、尊重他人、重承诺、守信义等美德都将是衡量一个人人格完善与否的标准。 参考文献《中国法制史》教材 《上下五千年》 《魏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斗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是什么？写一篇1500字的论文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斗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是什么？写一篇1500字的论文第一，清朝后期，封建政治集团闭关自锁、闭目塞听，愚昧无知。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腐败已成不可挽回之势。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社会开始了屈辱史－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造成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全面落后。战争爆发后，腐朽的清政府，一味妥协“主和”，终于导致战争的节节失利。腐朽的统治阶级甚至于在国家危难之秋，大搞庆典，挪用军费，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虽然也有部分开明官员“主战”，也有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但主要都是为了自身的封建统治。所以当时的中国政府不能很好地组织反侵略战争，不能有效地发动和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甚至压制人民群众的反侵略斗争。面对列强的侵略，“主和派”的投降卖国，输了割地赔款，赢了还是割地赔款签约，清政府彻底成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傀儡。第二，军事、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落后，腐朽没落的封建主义不能对抗新的资本主义。由于英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并率先实行工业革命，实力雄厚，武器先进。应着政治的腐败是经济的落后，中国几千年一直以封建自然经济为主导，小农经济有它根深蒂固的局限性：自私、狭隘、保守、落后。它不能为反抗列强侵略提供合格的经济基础。经济技术的落后直接造成军事装备的落后，以及反抗侵略者的军事科学技术和战略战术思想的滞后。所以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教训：第一，在中国近代，要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富强，必须改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中国人民必须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阶级斗争统一起来，才能完成近代中国革命的任务。第二，落后必然挨打，妥协必败，这是万古不覆的真理。单纯学习西方的技术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华民族要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改变中国落后的政治制度。只有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反动统治，才能进行现代化建设，才能使国家真已强大起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只有经过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真正的出路。认为“向西方学习”是中国“唯一的出路”的观点是与历史事实相违背的。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斗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是什么？1500字原因：反侵略斗争失败的原因首先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腐败社会制度决定的。其次，是国家经济特别是经济技术和作战能力的落后。教训：落后就要挨打，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不推翻腐朽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腐败社会制度，要想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去进行胜利的反侵略战争是不可能的。中国在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中的失败，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经济技术的落后，而在于统治集团的反动腐朽。对“和”、“战”问题，应当具体分析。但在外国已经大举入侵的情况下，“主和”实际上就是投降卖国。把“主和”说成“明智”、“爱国”是对历史的曲解。近代中国农民的自发反帝斗争是以笼统排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带有原始、落后的色彩，但它本质上是爱国的、正义的、进步的，把他们的排外与封建顽固派的排外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同样，对“反排外”也应具体分析，“反排外”的既有积极学习西方，谋求救国自强的先进人物，也有甘心受列强奴役的俱外、媚外之徒，绝不应一概予以肯定。中国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只有经过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真正的出路。认为“向西方学习”是中国“唯一的出路”的观点是与历史事实相违背的。中国从清朝嘉庆皇帝就开始闭关锁国，导致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落后必然要挨打,动乱必然导致落后,只有强国才能避免外国的侵略.统治政府的腐败是根本原因统治政府的腐败是根本原因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教训：第一，在中国近代，要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富强，必须改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中国人民必须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阶级斗争统一起来，才能完成近代中国革命的任务。第二，落后必然挨打，妥协必败，这是万古不覆的真理。单纯学习西方的技术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华民族要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改变中国落后的政治制度。只有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反动统治，才能进行现代化建设，才能使国家真已强大起来。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斗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是什么武器太差简单的说原因：反侵略斗争失败的原因首先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腐败社会制度决定的。其次，是国家经济特别是经济技术和作战能力的落后。教训：落后就要挨打，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不推翻腐朽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腐败社会制度，要想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去进行胜利的反侵略战争是不可能的。复杂的说原因：反侵略斗争失败的原因首先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腐败社会制度决定的。其次，是国家经济特别是经济技术和作战能力的落后。教训：落后就要挨打，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不推翻腐朽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腐败社会制度，要想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去进行胜利的反侵略战争是不可能的。中国在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中的失败，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经济技术的落后，而在于统治集团的反动腐朽。对“和”、“战”问题，应当具体分析。但在外国已经大举入侵的情况下，“主和”实际上就是投降卖国。把“主和”说成“明智”、“爱国”是对历史的曲解。近代中国农民的自发反帝斗争是以笼统排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带有原始、落后的色彩，但它本质上是爱国的、正义的、进步的，把他们的排外与封建顽固派的排外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同样，对“反排外”也应具体分析，“反排外”的既有积极学习西方，谋求救国自强的先进人物，也有甘心受列强奴役的俱外、媚外之徒，绝不应一概予以肯定。中国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只有经过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真正的出路。认为“向西方学习”是中国“唯一的出路”的观点是与历史事实相违背的。中国从清朝嘉庆皇帝就开始闭关锁国，导致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落后必然要挨打,动乱必然导致落后,只有强国才能避免外国的侵略.统治政府的腐败是根本原因统治政府的腐败是根本原因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教训：第一，在中国近代，要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富强，必须改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中国人民必须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阶级斗争统一起来，才能完成近代中国革命的任务。第二，落后必然挨打，妥协必败，这是万古不覆的真理。单纯学习西方的技术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华民族要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改变中国落后的政治制度。只有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反动统治，才能进行现代化建设，才能使国家真已强大起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只有经过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真正的出路。认为“向西方学习”是中国“唯一的出路”的观点是与历史事实相违背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是什么?中国近代史是－部落后挨打的屈辱史，有人将原因归结为清朝政府，有人将原因归结为传统文化，有人将原因归结为政治制度，有人将原因归结为中国人种。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举起科学与民主的大旗，打倒孔子及传统文化，将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全部归罪于孔子及传统文化，直到今天，人们对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应从中，西方思维理念方面入手，寻求答案。西方人的思维理念是从分析入手,[指主流思维理念]中国人的思维理念是从综合入手,[指主流思维理念]先从西方思维说起,西方经历了宗教蒙昧时期,宗教认为是神创造了人,达尔文从分析自然物种入手,用大量实证自然物种科学证据,证明人是自然进化的产物,促进了自然科学的进步.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卢梭提出了天赋人权论的进步思想,用人权对抗皇权,从而形成自由,平等,博爱的时代追求.在经济学方面,亚当,斯密写出名著《国富论》,为近代资本主义奠定理论基础,从而促进近代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在同宗教蒙昧主义的斗争中,获得胜利,取得空前的大发展.但是西方宗教并没有消亡,并生存发展到当代.宗教与科学和谐共生,各自发展。（笔者有专文;宗教在当代的作用是什么）在当代,由于资本主义过分追求物质利益,大量耗费自然资源,也面临衰退的风险.西方有识之士也倡导从中国古代哲人思想中吸取精华.主要是孔子的思想,但人们却忽略了中国哲学始祖老子.从上面的事例看,西方学者的思维理念是从分析入手,通过对宏观世界,微观世界的分析来认识自然,认识社会,建立学术体系,形成了－套现代实证科学体糸.再来看中国哲人的思维理念,中国哲人的始祖,应首推老子,道德经,仅5000多字,但包容万象,将宏观世界高度概括,思维理念是综合式,古代也没有实证科学的支撑,在2千多年前的古代,人类尚在半蒙昧状态,老子能总结出世界万物成长消亡的规律.真是令人佩服.老子的哲学思想,至今仍显示强大的生命力.孔子将老子的哲学思想运用到政治和伦理方面,创立了儒家学说,孙子将老子的哲学思想运用到军事搏弈上,写出了孙子兵法.道教并不是老子思想的正统继承者.老子与道教是不同的两个概念.老子是中国哲学的始祖.代表了中国人在古代的最高智慧,而道教仅打着老子的牌子,曲解了老子的思想,.是一个宗教.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学术最繁多的时代,百家争鸣,虽然各学派观点不同,但纵观各学派的思维理念,主流是综合式的.孔子的政治和伦理的核心思想有三点,1,以民为本2,仁3,中庸之道,.孟子讲“义”对儒家学说作了发展完善.\但怎样以民为本呢？没有制度的保证,也仅是孔子的愿望,由帝王们自由掌控,随意解释.但在2千多年前,能提出如此先进思想让人敬佩,这思想与近代西方学说的民主思想是相同的./仁,既是做人做事的标准,也是出发点,与近代西方博爱思想是相通的.中庸之道,凡事都有两面性,取其合理的部份,从而博采众长,是正确的方法.在中国历史的发展长河中,中国哲人的思维理念,主流是综合式的.但是,其中也有分析式思维.自然科学的发展需要分析式的思维方式.如中国的四大发明.李约瑟先生著作[中国科技史]中的绪多自然科学的发明创造,都是运用分析式思维,但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发展中,这种分析式思维始终不是主流思维.,中国历史中,唐朝是国人自豪长脸的朝代（主要是贞观之治）,唐朝以后的各代帝王,吸取传统文化中负面的成份,没有发展以分析式思维为主流的自然科学.因而导致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屈辱史.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式综合性思维输给了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近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式思维理念.那么中国式综合性思锥理念,在当代就毫无价值,－无是处吗？下篇文章；中国的特色产业是什么？将谈这个问题.\另外,笔者看到听到,在许多著名学者的书中,谈话中,频频出现说;’历史上,中国人从来没有信仰,中国人不信宗教.原因：长期的闭关锁国盲目自大使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等诸方面落后于西方列强；腐朽的封建生产关系严重的阻碍了商业经济的发展；使中国的原始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发展成型；落后的封建皇帝一人专政制度使中国无法对世界政治经济变化作出正确的应对措施。其一，落后就要挨打，这是最基本的教训。长期以来，中国封建统治阶级自以为世界中心，夜郎自大，不思进取。进入十九世纪以来，清王朝的统治已经进入末期，社会矛盾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而欧洲的资本主义列强则欣欣向荣，进入的发展的上升期。中国的失败，是基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落后的全面失败。其二，统治阶级不能广泛的发动人民群众，汇集全国人民的力量进行反侵略战争，仅仅依靠腐败的军队和政府，以落后的武器和指挥对抗已经近代化装备训练的侵略者，进行片面的战争路线，最后只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和教训论文估计没人能给你回答，也不给悬赏分。我觉得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经济、政治、科技和军事的全方位落后。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是什么30一、社会制度的腐败。1.统治中国的清王朝，从皇帝到权贵，大都昏庸愚昧，不了解世界大势，不懂得御敌之计。2.许多官员贪污腐化，克扣军饷。3.不少将帅贪生怕死，临阵脱逃。他们大多害怕拥有坚船利炮的侵略者，甚至为了自身利益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他们尤其害怕人民群众，所以常常压制与破坏人民群众和爱国官兵的反侵略斗争。很明显，正是腐败的社会制度，阻碍了中国人民群众的广泛动员和组织，这是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屡遭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二、国家综合实力，特别是经济技术的落后，是中国反侵略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1．就武器装备来看，多数清兵还在使用冷兵器，火器也很落后，英军普遍多使用步枪，大炮等。中国水师的战船是木船，难于在海上作战，而英国舰队帆船，甚至还有蒸汽动力的轮船，战斗力强。2.在就军队素质和战斗力来看。清军军官不通兵法，而英军训练有素，指挥统一，战斗力强。经济技术的落后，反动统治阶级实行错误的方针、政策，并压制人民群众的动员，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一再遭到失败，才成为了不可避免。清朝的闭关锁国，后期大幅拉低中国的科技水平，战争中武器不行，没有军费，没有训练，自然不可能打赢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和教训是什么？落后就要挨打！
第一次鸦片战争（FirstOpiumWar）英国经常称第一次英中战争（FirstAnglo-ChineseWar）或“通商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闭关锁国”后的满清逐步落后于世界大潮，但是在外贸中，一直处于贸易顺差地位。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英国开始向中国走私毒品鸦片，获取暴利。1838年（清道光十八年）冬，道光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林则徐到任后，严行查缴鸦片2万余箱，并于虎门海口悉数销毁。打击了英国走私贩的嚣张气焰，同时影响到了英国的利益。为打开中国市场大门，英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决定派出远征军侵华，英国国会也通过对华战争的拨款案。1840年6月，英军舰船47艘、陆军4000人在海军少将懿律（AnthonyBlaxlandStransham）、驻华商务监督义律（CharlesElliott）率领下，陆续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海口，鸦片战争开始[2] 。虽然这场战争只是鸦片战争的一部分，但有时也经常把它称作鸦片战争。这场战争一直是断断续续进行，其间的一系列战斗和军事行动相互之间并无关联。[2] 战争前期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沉重打击英国侵略者，但是腐朽的封建制度抵抗不住英国的侵略，战争以中国失败并赔款割地告终。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开始向外国割地、赔款、商定关税，严重危害中国主权。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并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解体。同时揭开了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新篇章。请采纳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原因有四：一是战争后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一个落后封闭但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二是中国的发展方向发生变化，战前中国是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国，封建制度已经腐朽，在缓慢地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如果没有外来势力干扰，中国最终也会向西方大国那样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而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不可能获得正常发展，中国也就不可能发展为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第三，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战前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而战后主要矛盾则包括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及中华民族与外国殖民侵略者的矛盾，也就是社会主要矛盾复杂化。第四是革命任务发生变化，原先的革命任务是反对本国封建势力，战后则增加了反对外国殖民侵略的任务，革命的性质也由传统的农民战争转为旧民族主义革命。
《近代中国创业救国之路及 反思 》
摘 要：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一些思想先进的人开展了创业救国。创业救国论者发展了国家的经济，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开放，但它并没有拯救中国，所以中国的创业救国使失败。但我们也不能因此磨灭它的功绩，有前人之鉴，当代的我们才要走上真正的创业兴国之路。
关键词：近代、创业、救国、资本主义
一、近代创业救国的酝酿
鸦片战争战争时期，面对西方的先进武器，林则徐、魏源等人逐步认识到与西方的差距，振聋发聩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第一，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中国和英国等西方侵略者的实力差距首先表现在军事与科学技术上，表现在武器装备上。林、魏等人意识到，要有效抗击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中国必须首先学习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第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中国封建保守势力历来不屑和敌视新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为了开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风气，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赞扬了西方轮船火车大炮等的神奇高明，并建议对于能够制造合格新式武器的人，给予科举出身。第三，重视商业以及对外贸易。中国封建社会一概奉行“重农抑商”的国策。林、魏等人主张对外贸易应遵守的原则是无损中国的主权与权益，与西方世界保持一种平等、互利的贸易。林、魏等人对外贸易思想既极力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又体现了近代先进中国人向资本主义世界开放的意识，具有较强的理论与现实价值。他们鼓励和提倡的对外贸易思想，实际上已突破了封建时代简单的“互通有无”、补充国家财政收入的框框。第四，提倡发展民营经济。为从经济上抵御外国侵略势力，林则徐率先提出了允许商民自行开办工厂，发展民用工业的思想，提倡发展民营经济。
林、魏等人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唱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强音，足具启蒙、救国的双重意义：一方面，它震惊了昏睡的中国社会，使得长期控制着中国人头脑中愚昧落后的传统观念被撕开了以口子，近代中国冰封的思想界开始解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力中华民族的觉醒。另一方面，它又触及的要抵御外侮必须向西方学习这个近代中国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他们所倡导的建立新市民族工业、发展对外贸易、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及容许、重视保护民营工商业等进步思想，为以创业和发展近代工业为中心以抵御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为目的的创业救国思想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前提。
令人遗憾的是，19世纪四五十年代，林、魏等人提倡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当时并未能引起清朝当局的足够重视，更未能付出实施。但他们在顽固、强大的传统思想长城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为后来创业救国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最初的历史契机。
二、创业救国思想的诞生
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是洋务派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以“自强、求富”为目的而进行的一场自救运动。发起、组织与领导这场运动的中坚力量是当时执掌中央枢要和地方军政大权的一些官僚，如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如果说，英国侵略者发动的第一次鸦片就其对整个中国社会的震撼力度而言毕竟有限的话，那么，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中国上下所引起的震动，却是巨大而持久的。在这次战争中，英法联军以区区25000多人的兵力，攻陷天津，长驱直入清王朝的首都。由此洋务派官僚及其追随者，反思外强中干的严峻现实，决定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
洋务派的主要活动包括引进“制器之器”，举办近代化的军工企业：兴办近代化的民用企业，使用近代化机器生产，提高社会生产力;振兴商务，与西方列强展开“商战”;在企业经营方式上，广泛采用“官督商办”的形式;对内废除或改革厘金制度，对外实行保护关税政策;改革科举，兴办新式学堂，派遣 留学 生等几个方面。这些活动无一例外都是围绕着兴办近代工商业所展开的。洋务派的时间体现了“创业救国”思想的初步尝试，客观上催生和推进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使中国在近代化的征途中迈出了沉重而又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然而他们片面的认为发展工商业就能富国强国。他们在中国创办、培植与发展近代机器化大工业时，却不能引进与新生产力想匹配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洋务运动最终以甲午战争的炮声宣告破产。
三、创业救国思想的传播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朝野上下无不意识到振兴实业是救国图存的关键所在，出现了“设厂自救”“振兴工业”的热潮。这一时期，发展实业以挽救民族危机的思想成为社会各界人士所广泛接受的、具有相当范围和规模的一种社会思潮。
在这一时期，民族资本阶级的思想家和实业家们，在 总结 了洋务运动新办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创业救国”的具体途径，进行了大量的、全方位的探索。康有为、梁启超在百日维新前后，为清政府设定了一系列发展近代工业的政策，可惜未能成功。但他们提出合理引进和利用外资、开展实业 教育 、培养新型人才、选择优先发展的产业部门为后来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百日维新的失败使部分人认识到创业救国所要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社会。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政治局势的巨变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罕见的历史良机。南京政府成立之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就把发展工商业放在中心地位，并制定了一系列鼓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法规、法律。在南京政府的提倡下，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一些工商业企业家无不认识到“振兴实业”是当今第一要务，他们或纷纷组织各种实业团体，或出任要职，为创业救国摇旗呐喊，推波助澜。这样，实业救国已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同时，创业救国的理论与方案更加完备和可行，特别是张謇的“棉铁主义”和孙中山规模宏大的《实业计划》，大大丰富了实业救国思想。
然而，历史进程绝非顺利。甫告成立的中华民国只不过是个徒有其表的共和国。袁世凯的独裁专制与恢复帝制的黄粱美梦和军阀混战的残酷现实，都使进步的中国人深感“革命尚未成功”，而一战结束后帝国主义的卷土重来，尤其是日本、美国对华侵略的变本加厉，使得民族资本主义的“短暂春天”成为明日黄花。“创业救国”谈何容易。
四、创业救国的评价反思
列宁曾经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实所要求的新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的新东西。”
近代中华民族创业救国道路漫长而崎岖，虽然它最后没有起到救国的作用，但在发展民族经济、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经济侵略还是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创业救国思潮绝非是学者坐而论道的产物，也不是思想家们关在象牙塔内孤芳自赏的一种原理，它一旦从中国创办近代企业的艰难曲折过程中凝聚、升华出来，就在迅速赢得民族资产阶级广泛赞同和奉行的同时，也一步步地向上对当权者进行渗透、默化，对下向人民大众宣传、鼓动，极大改变了人们的陈旧观念，动员了社会各阶级的人们参与实业活动的热枕，催生和推动的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还有，创业救国与民族革命构成相依相助的关系。创业救国为中国的政治变革与思想革新提供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促进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队伍壮大。虽说，如果没有孙中山、毛泽东等人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就无法完成中华民族独立的历史使命，也无法开启中国现代化的宏伟事业。同样没有千千万万工商人士、爱国人士等社会精英倡导的创业救国，也难以实现近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全面转型。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具有一种无可替代的历史价值。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革命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发展实业，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实现近代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经济之塔高耸于世界之中。没有稳定的根基，是没有高耸建筑的。近代的创业就是现代经济发展经济的根基。
总之，近代中国创业救国思潮是一种崭新的、具有新质的思想。从根本上看，创业救国开启从传统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嬗变的道路，体现了中国人多国家的拳拳挚爱之心，体现了他们赶上世界潮流的世界眼光与进取、开放、务实的时代精神。
近代中国的创业救国之所以没有直接拯救中国，是因为他们没能认清中国的实际情况，当时的社会资产阶级、封建势力、外国势力阻碍了民族工业的发展。认清国情，才能救国。但认清国情是不容易的，能做的是不断尝试，不断改变，直到找到一条属于本国发展的道路。参考文献：
[1]魏源：《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2]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许涕新等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5] 近代中国“实业救国”思潮的发展演变，2011-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