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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妇女好面妆，奇特华贵，变幻无穷，唐代前后都未出现过如此盛况。
唐代妇女的化妆顺序大致如次：一敷铅粉;二抹敷脂;三涂鹅黄;四画黛眉;五点口脂;六描面靥;七贴花钿。
花钿是唐代面部装饰的一大特点。这种在脸部额间贴上花钿进行装饰和点缀的方法，在唐时十分盛行，尤其是唐的后期更为时尚，并且有多种效果，这在王建的诗中记得十分详细:“腻如云母轻如粉，艳胜香黄薄胜蝉。点绿斜蒿新叶嫩，添红石竹晚花鲜。鸳鸯比翼人初贴，蛱蝶重飞样未传。沉复萧郎有情思，可怜春日镜台前。”从诗句中我们能体会到当时花钿视觉效果如何，从而知道花钿的质地是薄而轻的，色是腻而艳的，样式有鸟、虫、花叶等。这在当时的壁画、绢画上都有反映。
靥钿又称“贴花子”。靥钿是在脸颊上点画出如星如月的形状，然后用胭脂、丹青涂抹上去。从新疆吐峪沟出土的绘画残片上，发现妇女面部有红花子的装饰痕迹，又从《捣练图》中看到妇女额头上有红瓣花片的装饰，《木兰诗》中“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的“花黄”即指将金箔剪刻出花形，装饰在面部贴在额头上的叫花钿，贴在两颊的是靥钿。
唐女画眉千奇百态。唐代妇女用青黑色颜料将眉毛画浓，叫做“黛眉”。“黛眉”是汉代以“黛”画眉风气的延续。《太平御览》中记载 :“染青石谓之点黛。”白居易的《上阳发白人歌》中“妇人去眉，以丹紫三四横钓于目上下，谓之血晕妆”，十分明确地记述了“黛石”的质地、颜色和功能，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当时妇女修眉，除剃掉原来的淡眉外，还要刮净额毛，用“黛”画出各种眉毛式样。唐玄宗曾命令画工设计数十种眉形，以示提倡。如鸳鸯眉、小山眉、五岳眉、三峰眉、函烟眉、拂云眉、倒晕眉、挂叶眉、黑烟眉、半额眉等。最常见的是蝴蝶眉。张籍《倡女词》中记“轻鬓丛梳阔扫眉”。白居易的《上阳发白人歌》中描述“青黛点眉眉细长”以及“莫画长眉画短眉”等都是记载了画眉的长、短、宽、窄和浓淡。李商隐诗“八岁偷照镜，长眉以能画”。这说明唐女画眉之风已及未成年的女孩，可见流行之盛。
隋唐时画眉，各个时期有变化。隋炀帝的殿脚女吴绛仙就是善于画长眉，而且用青黛画眉，唐初尚宽与浓，至开元、天宝年间，则尚细淡的画法，又尚细细八字式低颦。后又时尚过蝴蝶眉、八字眉等。到晚唐时化妆趋于怪诞，一时有以悲以怪为美，以病态为美之风尚，八字眉、画黑唇、臃肿发式的悲啼妆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例子。总之，唐初、中期的发式与化妆多趋于多样、自然、健康活泼，而晚期则有变态、压抑、愁闷、病态的倾向。
斜红是妇女面颊上的一种妆饰。从唐代墓葬里出土的女俑，脸部常绘有两道红色的月牙形妆饰，这种妆饰色泽浓艳，形象古怪，有的还被故意描绘成残破状，远远看去，宛如白净的脸上平添了两道伤疤。这种妆饰被称为斜红。
据张沁《妆楼记》载，三国时，魏文帝曹丕的宫中新添了一名宫女，叫薛夜来，文帝对她十分宠爱。一天夜里，文帝灯下读书，四周有以水晶制成的屏风。薛夜来走近文帝，不觉一头撞上屏风，顿时鲜血直流，伤处如朝霞将散，愈后仍留下两道疤痕，但文帝对她宠爱如昔。其他宫女有见于此，也模仿起薛夜来的样子，用胭脂在脸部画上这种血痕，名叫“晓霞妆”。时间一长便演成一种妆式――斜红。
除斜红之外，唐代还流行一种面部妆饰叫“面靥”。“面靥”与“斜红”不同，它是施于面颊酒窝处的一种妆饰，也称“妆靥”。更古老的名称叫“的”。刘熙《释名・释首饰》中“以丹注面曰‘的’”，即指此。根据传说，妇女在脸上注“的”，原来并不是为了妆饰，而是宫廷生活的一种特殊标记。当一位宫女月事来临，不能接受帝王的“御幸”，而又难以启齿时，只要在脸上点上两个小点即可表意。以后这种做法被传到民间，逐渐变成一种妆饰。
“面靥”通常以胭脂点染，也有用金箔、翠羽等物粘贴而成。在盛唐以前，妇女“面靥”一般多作成黄豆大小的圆点 ;盛唐以后，有的形如钱币，被称为“钱点” ;有的如杏核，被称为“杏靥”。也有饰以各种花卉的，俗谓“花靥”。晚唐五代以后，妇女“面靥”妆饰之风愈益繁缛，除了施以圆点、花卉之外，还增加了鸟兽图形，有的甚至还将这种花纹贴得满脸皆是。
在古代妇女的面部妆饰中，还有“点唇”的习俗。所谓的“点唇”，就是以“唇脂”一类的化妆品涂抹在嘴唇上。我国最早出现的点唇材料，叫“唇脂”，它的主要原料是“丹”。“丹”是一种红色矿物，也叫“朱砂”，用它调和动物脂膏制成的“唇脂”，具有鲜明强烈的色彩光泽。随着社会风气的变迁和审美观念的演变，唐代妇女的“点唇”形式也出现多样的造型。如石榴桥、大红春、小红春、半边娇、万金红、露珠儿、内家圆、天宫巧、淡红心等。也有以形状大小或妆容姿色取名，如嫩吴香、圣檀儿、洛儿殷等，这里的“唇脂”就是后来的胭脂锭。
粉脂是胭脂和素粉的合称，这是当时妇女们离不开的化妆品。由于唐装多有袒露肌肤，因此要求除面部敷粉以外，胸、臂等 *** 部分也要求敷粉。现在可以看到的形象资料是出土的陶俑和壁画仕女图，上面有半圆形和圆形的红粉化妆痕迹。在当时，宫中的女人也有少数只以素粉扑面的化妆方法，并形成了宫中一种不正常现象，人们称它为“泪妆”，认为它属于奇装异服一类。
“额黄”是以黄粉涂抹额头。
“鸦黄”是以黄粉涂抹双眉中间，又称“眉黄”。
“靥颊涂黄”是在面颊涂抹大面积的黄色，当时取名“拂妆”。
在封建社会，广大妇女一直是深受礼教的约束，笑不露齿，站不倚门，行不露面，被奉为妇女必须恪守的信条。唐代妇女摆脱这种羁绊，大胆尝试，从而带来唐时服饰崭新多彩的面貌，这又是一次人之本性――表现个体存在――与封建礼教的抗争。它也只有在唐代这个以开放安民为策、兼用礼教的时期才能一突而起。它是在开化的社会意识、繁荣的经济条件、人体的自我表现三者兼备的基础上开出的鲜花。女穿男装、女穿胡服，这当中体现了大唐的青春、自由、欢乐的风貌。唐代女子的服饰精神归功于盛唐的统一、协调、广阔、开放、活跃、昌盛、发达、文明。
唐：华丽，开放，暴露宋：简单朴实元：有股男人的味道明：基本承袭了宋元的发式，待嘉靖以後妇女的发式起了明显的变化，“桃心髻”是当时较时兴的发式，妇女的发髻梳理成扁圆形，再在髻顶饰以花朵。以後又演变为金银丝挽结，且将发髻梳高。髻顶亦装饰珠玉宝翠等。“桃花髻”的变形发式，花样繁多，诸如“桃尖顶髻”、“鹅胆心髻”及仿汉代的“堕马髻”等。清：汉族妇女在康熙、雍正时期还保留明代款式，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衣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再加云肩，花样翻新无可底止；到晚清时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满族妇女着“旗装”，梳旗髻（俗称两把头），穿“花盆底”旗鞋。至于后世流传的所谓旗袍，长期主要用于宫廷和王室。清代后期，旗袍也为汉族中的贵妇所仿用。
唐代长安地区不同时期的女子妆容分析
三、中晚唐――兼收胡风，大胆夸张
中晚唐是唐朝由盛转衰的时期。经过安史之乱的唐朝，国力开始衰落，加上政局黑暗，藩镇动荡，即使有不少励精图治的皇帝，却也难以挽救大唐的没落。这一时期的女子妆容主要以红妆为主，吸收异邦元素，风格标新立异，体现了长安女子大胆追求时尚的个性。
元和时世妆就是这一时期标新立异妆容的突出代表。《新唐书・五行志》记载说：“元和末，妇人为圆 鬟 椎髻，不设 鬓 饰，不施朱粉，惟以乌膏注唇，状似悲啼者[10]。”元和时世妆一出现就遭到了当时无数文人墨客的抨击，其中最具代表的文章就是白居易的《时世妆》了。“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 媸 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圆 鬟 垂 鬓 椎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昔闻被发伊川中，幸有见之知有戎。元和妆梳君记取，椎髻面赭非华风。”白居易在诗中对此妆容进行了深刻的反讽，认为这种怪异的妆容不是华夏儿女应有的。和白居易持类似观点的还有他的好朋友元 稹 。元 稹 在寄给白居易的书信中说：“近世妇人，晕淡眉目，绾约头 鬓 ，衣服修广之度及匹配色泽，尤剧怪异”，同样觉得现今妇人的装扮令人难以接受。
如果你觉得元和时世妆已经让你突破想象那你就错了，流行于长庆元年的血晕妆才真正让你大开眼界。《唐语林・补遗》记载道：“长庆中，……妇人去眉，口丹紫三四横约于目上下，谓之血晕妆[10]。”妇女在化妆时把自己的眉毛去掉，在眼睛上下画三四条或红或紫的线条，看上去就好像被什么抓伤了一样，给人一种鲜血斑斑的伤痕感。
但不管元和时世妆和长庆血晕妆有多么新奇怪异，这一时期的妆容还是以艳丽的红妆为主，“傅粉贵重重，施朱怜冉冉”(元 稹 《恨妆成》)、“金缕浓薰百和香，脸红眉黛一时新”(罗虬《比红儿》)、“射生宫女宿红妆，请得新弓各自张”(王建《宫词》)，可见在诗人眼中，红妆还是比较符合他们审美的。
对于妆容来说，斜红的修饰是不可少的。“莫画长眉画短眉，斜红伤竖莫伤垂”(元 稹 《有所教》)、“一抹斜红傍脸斜，妆成不语独攀花”(罗虬《比红儿》)、“圆 鬟 垂 鬓 椎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白居易《时世妆》)，从这些诗句中可以感受到斜红对脸的修饰作用。
除此之外，花钿也是中晚唐妇女们所喜爱的妆饰。这在周昉的《 簪 花仕女图》、晚唐的《宫乐图》都可以看到相关实例。王建在《题花子赠渭州陈判官》：“腻如云母轻如粉，艳胜香黄薄胜蝉。点绿斜蒿新叶嫩，添红石竹晚花鲜。鸳鸯比翼人初帖，蛱蝶重飞样未传。况复萧郎有情思，可怜春日镜台前”中对花钿的形状、手感、重量等进行了细致的描述。
除了脸妆外，中晚唐妆容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眉形了。在此，首先一提的是在元和年间走红长安城的八字眉。对于八字眉，很多人都不陌生，不少诗人对此也有过描述，“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白居易《时世妆》)、“金丹拟驻千年貌，宝镜休匀八字眉”(韦应物《送宫人入道》)、“寿阳公主嫁时妆，八字宫眉捧额黄”(李商隐《蝶》)。很多人认为八字眉是在元和年间出现的，但从韦应物的诗句中却可得知，八字眉出现的时间要早于元和。不仅如此，八字眉在《宫乐图》中还有实例，左二吹笙的宫女所画的就是八字眉(见图)。
(图 晚唐《宫乐图》中画八字眉的宫女)
除此之外，还有就是在《 簪 花仕女图》、《引路菩萨图》中广为人后人所知的桂叶眉(见图)。这种眉形整体粗短，倒八字形，是中晚唐粗眉的另类代表。
(图 《 簪 花仕女图》中画桂叶眉的贵妇)
结语
从初唐到中晚唐，从含蓄婉约到雍容华贵，唐代女子对于妆容的大胆创新不仅反映了作为国际大都市的长安其经济、政治、文化的繁荣，更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风气的开放。唐代对于女性的宽容程度是前朝所未有的，女子不仅可以着男装、露面出行、参与男性的社会活动(如打马球)，还可以离婚再嫁、入仕为官等。
总的来说，正是由于唐代经济的繁荣，政治的开明，女性地位的提高，才为长安女子追求美提供了必不缺少的条件，并给唐妆史的发展添上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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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文人卫泳在《悦容篇》中写到：“饰不可过，亦不可缺。淡妆与浓抹，惟取相宜耳”。从卫泳的诗句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对女子化妆的理解：“化妆不可以太过艳丽，但是又不能不化”。所以自古以来，女子就一直十分注重自身的仪态，其中包括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女子的妆容。人类行为学研究认为，人类80%以上的思想 情感 与精神意识都通过人的面部来传达，因此化妆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我国 历史 上，唐代是女子面妆最丰富的朝代，也是我国古代女性妆容巅峰的朝代，本文就将通过研究唐代女子面妆的不同部位来向大家讲述唐代女子的绝代风华，把盛唐带到大家的面前。在《全唐诗》中有着对于唐代女子化妆比较详细的步骤解读。元稹 《恨妆成》 描绘了一位女性上妆的详细过程：“晓日穿隙明，开帷理妆点。傅粉贵重重，施朱怜冉冉。柔鬟背额垂 ， 重鬓随钗敛。凝翠晕蛾眉，轻红拂花脸。满头行小梳，当面施圆靥。最恨花落时，妆成独披掩。”由此我们可知唐代女子化妆的一般步骤是：一敷铅粉、二抹胭脂、三画眉黛、四染额黄或贴花钿、五点面靥、六描斜红、七涂唇脂。其中的花钿作为唐代女子妆容中最具特色的部分，把最繁华的大唐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本文也将对花钿进行比较详尽的叙述。 我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底妆产品，而在唐代，底妆分为白妆和红妆。白妆就是指只涂抹铅粉，不上胭脂的一种妆容；而红妆则是使用胭脂晕染面部的妆饰。白妆和红妆的美各不相同，因此也要分开来讲述。白妆就是指只涂抹铅粉。在唐代，人们把自己的化妆用具都用精致小巧的盒子装起来。铅粉就是白色的粉，唐代 社会 以白为美，所以很多人都会涂抹铅粉，在白居易的《江岸梨花》中“最似孀闺少年妇，白妆素袖碧纱裙。”中可以看出白居易也是十分喜爱这样的妆容的。根据铅粉的涂抹部位，也产生了不同的妆容。其中包括汉桓帝时期的啼妆（一种将铅粉薄涂于眼睑下方的妆容，因为很像泪痕所以叫啼妆），还有铅粉与乌唇共同构造的一种外族妆容。凡是用胭脂晕染面部的妆容都可以叫做红妆。在唐代，杨贵妃非常喜欢胭脂，每次化妆时她都会把胭脂涂抹到很多地方，有时甚至连耳后也有。据说杨贵妃初入宫时和父母道别，泪流满面，她的眼泪掉下来直接结成了红冰，就足以得知杨贵妃有多爱胭脂。在唐代的很多诗句中，都有关于胭脂的叙述，可见当时唐代女子对胭脂的喜爱。根据胭脂涂抹的部位，面积，轻重不同，在唐代也产生了很多不同的妆容，其中包括桃花妆，酒晕妆，飞霞妆等等，在此笔者不再一一讲述。眉妆是唐代女子妆容的重中之重，即使是在现在，眉毛能不能画好在女生眼里仍然是非常重要的。罗隐《宫词》中写到：“巧画蛾眉独出群，当时人道便承恩。”说明眉毛对于女性的容貌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据说虢国夫人可以不施脂粉，但是却不能不画眉，就足以得见唐代人对于眉毛的重视。唐代眉毛的颜色和样式都十分丰富，因为画眉时作用的材料不同，所以眉毛的颜色也不同。唐代女性的眉色主要有三种：“翠眉”、“青眉”、“黑眉”，眉毛的颜色和她们画眉时所使用的材料有很大关系，唐代人一般使用青黛、石墨和烟墨来画眉，所以唐代的眉色主要以这三种为主。虽然眉色很少，但是唐代的眉毛的样式却是极多。据说，唐玄宗时期研究了很多种眉毛的样式，但是更多的女子还是以柳叶眉为主，宋代范成大在《行唐村平野晴色妍甚》中诗写到：“柳眉翠已扫，桑眼青未放。”足见柳眉作为中国女子眉妆的盛行之况。有诗文中描写到唐代女子的眉毛形如柳叶，色如翠柳，可见唐代女子的眉毛和柳叶有着不解之缘。为何中国古代女子的眉妆与柳树的关系紧密呢？这可能与古人对柳生殖功能的崇拜有关。自唐代伊始，古人就有清明节插戴柳枝以迎接玄鸟的习俗，《永平府志》中载 ：“插柳枝标于户，以迎玄鸟。”玄鸟既是燕子，在中国文化中是生殖之神，在中国古代先民中既有“玄鸟生商”的传说，所以插以迎接玄鸟的目的与祈求生殖关系密切。在佛教中柳枝也常常作为送子观音的手作，象征赐子赐福。同时，在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柳树也与生殖繁衍关系紧密。在西藏，柳树被作为生命树栽种在拉萨神庙前，满族也曾以柳枝作为始母神的标记而被奉祀为柳叶娘娘。古人以柳树祈求生殖繁衍是由于柳树具有旺盛顽强的生命力，《韩非子》中说柳树：“横树之即生，倒树之即生，折而树之又生。”而且，柳树的发芽返青时间比一般树木早，象征着春天，也使其在中国文化中成为生命的象征，代表着旺盛的繁衍生殖能力。此外，从面相学上分析，女性的眉毛是夫妻宫，主系夫妻关系与生育，《云笈七签》云 ：“眉间神三人 ：南极老人，元光，天灵君也。”因为眉是南极老人所居之地，而南也是太阳照射之地，所以“南”在中国文化中是与“生”联系在一起的。如此，我们便知为什么中国古代女性一般都会画柳叶眉。 花钿，即花子。是用金箔、鱼鳞、茶油花子或云母片等材料剪制成花样，呵胶粘于眉心、额际或双颊的女性面饰，色彩艳丽且形状多样。花钿是唐代女性妆容中最具特色的部分，简单来说就是女子在眉心处或描画或粘贴的各种图案。关于花钿来源的史学记载有二，一曰其为寿阳公主所创，《太平御览 • 时序部》引《杂五行书》有详尽记述 ：“宋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曰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公主额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看得几时，经三日，洗之乃落。”此段记载的是寿阳公主在含章殿下额前落花而无意间创下花钿装饰的梦幻传说。但关于花钿来源的第二种说法却更有说服力。唐人短成式谓，“今妇人面饰用花子，起子唐上官昭容所制，以掩黥迹也”另，唐人宇文士及谓“今妇人面饰花子，起自唐上官昭容所制，以掩黥迹也”此两处将花钿的源起归为唐代才女上官昭容始创。据唐 • 段公路《北户录》卷三记载，上官昭容的才华得武则天赏识后委与帝后帘下书记献策，但因昭容窃窥帝后与宰臣对事而被帝后觉知，获在额间黥面之刑。虽然事后昭容再获帝后的赏识，但日后皆以花钿掩饰面部瘢痕。宫人见其面贴花钿的样子格外妩媚而竞相模仿，此后花钿便在坊间广为流传。此外，还有史书记载花钿也是唐代民间女性掩饰面部瘢痕的常用手段，又因花钿的位置不同在唐代也产生了不同的妆容。 额黄又称“鹅黄”，就是化妆的时候女子把自己的额头涂上黄色，但对于她们所使用的材料目前并没有具体的文献记载，所以我们现在对于额黄是什么仍不可知。不同的学者对于额黄所使用的物质有不同的猜测，在此笔者不再进行过多的讨论。面靥是唐代女子在酒窝处的一种装饰。面靥的式样多种多样，有像月亮一样的，有像钱一样的，还有像花一样的，还有的只是单纯的一个小点。斜红，是唐代女性用胭脂等红色染料，描画于鬓眉之间的一种特殊妆饰。这种妆饰以残破为美，多呈红色新月形，也有的呈瘢痕状。据史料记载，斜红源自于魏文帝曹丕宠爱的妃子薛夜来，因为她无意间撞到了水晶屏风便在脸颊上留下了伤痕。这个伤痕并没有让曹丕讨厌薛夜来，反而让薛夜来看起来更加楚楚可怜，魏文帝对她更是喜爱了，因此宫人们便用胭脂在脸颊上竞相描画模仿，就这样一直延续到唐代。据相关史料记载斜红还引起了唐代女子对血痕妆的热情。在长庆年间还曾流行过血晕妆，就是用浓艳的红紫色颜料，在眼眶上下涂抹出大块血迹，从远处看双目如血泪泣流，赫然醒目。明末清初的徐震在《美人谱》中运用以物比形的方法，对中国古典女子的各部位形态进行了具象写实的描述，但是在描写眼睛的时候作者只用了秋波二字。纵观唐代女子的妆容不难发现，唐代女子的眼睛比起其他的部位所用的修饰甚少。李芽曾述 ：“在历代仕女画中，我们很难寻觅到对眼睛的刻意修饰，全然一派“素眼朝天”。这可能也是唐代女子在浓妆中的寻到的一丝宁静，虽然她们对眼睛的修饰甚少，但是这并不影响她们的美丽。笔者个人觉得这反而是他们气质的一种展现。 唇妆是面妆的收尾。唇妆，在中国古代又称点唇，用唇脂涂抹口唇又称“点唇术”，早在史前时期，中国就已出现了崇尚女性美唇的现象。1980 年，在辽西建平、凌源两县交界之处的牛河梁红山遗址出土一尊女神头像，年代距今约 5500 年 -5000 年左右，其出土时眼眶与面颊红艳，唇部涂朱。通过考据红山文化出土女神像的朱唇，以及三星堆青铜面具廓尔昌的唇边上涂抹的朱丹等大量出图文物，有学者认为，先民对朱唇的追求往往跟早期人类的生存需要和原始宗教活动有关。原始人类艰难的生存环境必然使其对血与火的红色充满敬畏，而唇色与生死 健康 紧密关联也必然驱使先民通过涂抹朱唇而使个体生命被衬托的更有活力、更加容光焕发。所以在中国古代，女子的嘴巴一直都是这样画的，也有很多人夸赞女子美丽，说她的嘴巴是樱桃小嘴。以上就是笔者对于唐代女子妆容的全部理解，其中可能有不足之处，还请读者见谅。唐代女子的妆容是我国古代女子妆容的鼎盛时期，从她们面部的每一个部分都有所体现，尤其是花钿、斜红、胭脂等装饰，还有京城女孩妆容的相似程度，都像我们表现出在唐代文化的开放和包容性，也体现出了大唐的繁华盛世。这仅仅只是大唐盛世的一个表现，这让我们遥想当年的大唐，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场景。参考文献
导语：“变文”属于唐传奇中的一种，是人们对于传奇的改良与发展，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文种吧！ 变文简称“变”，是唐代通俗文学形式之一。它是在佛教僧侣所谓“唱导”的影响下,继承汉魏六朝乐府诗、志怪小说、杂赋等文学传统逐渐发展成熟的一种文体。郑振铎认为，“变文”的意义，和“演义”差不多，就是把古典的故事，重新再演说一番，变化一番，使人们容易明白。变文长期以来一直湮没无闻，直到敦煌藏经洞发现大批手抄写本变文以后，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和重视。变文包括讲唱佛经故事和世俗故事两类作品。讲唱佛经故事的'变文，其内容主要是宣扬禅门佛理和封建迷信，有时还掺杂着儒家道德观念。表现形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故事展开之前先引一段经文，然后边说边唱。另一种是前面不引经文，直接讲唱佛经神变故事。变文在艺术形式上也有独特的创造，除了叙事曲折、描写生动、想象丰富、语言通俗外，体制上韵文与散文相结合是其重要特点。变文的韵句一般用七言诗，也夹杂三言、五言、六言句式。散文多为浅近的文言和四六骈语，也有使用口语白话的。变文对唐代文人创作，特别是传奇的创作，具有一定的影响。唐初传奇《游仙窟》通篇以散文叙事、以韵语对话，便与变文散韵夹杂、唱白并用的形式基本一致;而且描写细致生动，语言通俗易懂，也接近变文的风格。中唐时期的传奇《柳毅传》、《莺莺传》、《长恨歌传》等，都明显地受到变文的影响。此外，从唐代传奇到宋、元以后的话本、拟话本等白话小说，它们那种长篇铺陈叙事的表现手法，也是跟变文相通的。
“变文”是唐代民间创作的一种新文体，其体裁是有说有唱的，后来为佛教俗讲所借用，所以在敦煌发现的说唱文学里保存较多。 所谓“变文”之“变”，是指变更了佛经的本文而成“俗讲”的意思，但当“变文”成了一个专称后，便不限定是敷演佛经的故事了。 唐五代间，佛教宣传教义有两种方式，即变相图与变文，均取经典中的神变故事作为题材，一为绘画的，一为文辞的，以绘画为空间的表现者为变相图，以口语或文辞为时间的展开则为变文。根据现存敦煌写卷中种种“变文”与“变相”相辅相成的迹象，大致可以认为“变文”之得名，和佛家所谓的变相有关系，变文就是变相的说明文字，眼看变相，耳听变文，两者相辅而行。
宫体诗－－指以南朝梁简文帝为太子时的东宫，以及陈后主、隋炀帝、唐太宗等几个宫廷为中心的诗歌。“宫体”既指一种描写宫廷生活的诗体，又指在宫廷所形成的一种诗风，始于简文帝萧纲。萧纲为太子时，常与文人墨客在东宫相互唱和。其内容多是宫廷生活及男女私情，形式上则追求词藻靡丽，时称“宫体”。后来因称艳情诗为宫体诗。初唐四杰－－指初唐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他们扩大了诗歌题材，初步摆脱了南朝柔弱绮丽的文风，给诗坛带来清新健康的气息，上承梁陈，下启沈、宋，在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闻一多先生称他们是“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的作家。王孟－－盛唐诗人王维和孟浩然的并称。他们均以山水田园诗著称，而且好用五言描写自然景物。他们的诗歌都不注重词藻的华美，而是以极自然生动的文笔，表现一种高远而清幽的意境。立意新颖，诗歌的形象富于个性特征，艺术风格较为相近。“诗仙”－－诗才飘逸如仙。白居易诗云：“诗仙归洞里，酒病滞人间。”（《待漏入阁书事奉赠元九学士阁老》）后来专指浪漫主义大家李白。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人言太白仙才，长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词，长吉鬼仙之祠耳。”（1）*“诗仙”——诗仙指的李白。李白那追求理想、反抗权贵、要求自由的精神，高傲豪迈的性格，恣肆纵放、雄奇飘逸的诗风，以及他诗歌的“惊风雨”、“泣鬼神”的艺术魅力，不仅深深地吸引和影响着当时众多的诗人，而且也给后代的诗人和词人以强烈的鼓舞和启迪。很多诗人都是从李白那里汲取丰富的养料而取得杰出成就，他的许多优秀诗篇一千多年来一直照耀着我国文坛，哺育和影响一代又一代的诗人和作家，同时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深受广大人民喜爱而得以广泛流传，故称之为“诗仙”。（2）*“诗圣”——诗圣指的是杜甫。杜甫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在诗歌艺术上，他能够吸取和总结前人的成就，融合众长，兼备诸体，并形成特有的沈郁顿挫的风格。以诗歌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的激动人心的变化，他以盛唐人的眼光，带着盛唐诗歌的伟大气魄，全面反映战乱以后的现实，既对现实矛盾、人民痛苦作了深刻的揭露，又洋溢着积极乐观的精神。同时，也为中唐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在诗歌史上占据着划时代的地位。后世称之为“诗圣”。“三吏”、“三别”－－杜甫所作组诗名。共包括六首诗：《新安吏》、《潼关吏》和《石壕吏》总称“三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总称“三别”。这组诗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诗人由洛阳至华州沿途所见安史之乱中的社会情景，深刻揭露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揭露了封建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利害冲突，表现了作者忧时丧乱的深切感情。这组诗在形式上均采用乐府诗体，以对话或独白的方式刻画人物的内心活动，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明、饱满的形象，在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新乐府－－新乐府是与古题乐府相对而言的，是一种用新题写时事的乐府诗。它始创于杜甫，元结、顾况又有所发展。白居易在《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的基础上扩充为五十首，名曰“新乐府”，遂得名。新乐府的形式采用乐府歌行体，大多三言、七言错杂运用。*新乐府运动——中唐新乐府运动是由张籍、王建、李绅等人的创作开始的。张王以大量新乐府著名于世。李绅写《新题乐府》二十篇，元和四年元稹以为“雅有所谓，不虚为文”，遂“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盖十二而已。”这就是《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博十二首》。白居易又在元稹的基础上扩充为五十首，名曰“新乐府”，并在序里明确提出其诗歌创作的主张。于是新乐府的创作从杜甫开始，经过元结、顾况，到白居易就形成一个现实主义诗歌运动。古文－－古文是与六朝以来重辞藻、讲音韵和对仗的骈俪文相对而言的，指以文言所写的散文。韩愈把自己所写的那种继承三代两汉文体的散文称为古文，以别于流传已久的骈文。从此有了“古文 的这个概念。*古文运动——古文运动是唐德宗贞元时期，由于韩愈的大力提倡，古文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许多人向韩愈请教，一时韩门弟子甚多。李翱、皇甫湜等都追随韩愈积极作古文，到了唐宪宗元和时期，又得到柳宗元的支持，古文逐渐压倒了骈文，占据了文坛的主要地位，这就是文学史上所谓古文运动。*韩柳——韩柳是指韩愈和柳宗元。他们都是唐代杰出的散文家和诗人，也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的散文内容比较丰富，形式也多种多样，擅长于论说文，韩文的风格雄壮奔放，波澜曲折。柳宗元的寓言小品，讽刺社会上种种腐败现象，一针见血，有相当高的艺术性；他的杂文提示社会矛盾，具有现实主义精神。永州八记－－永州八记是唐代古文家柳宗元贬永州司马时所写的八篇游记的总称。作者用清新秀美的文笔记写了永州的自然山水，并寄寓了自己政治上遭受逼害的激愤之情。柳宗元继郦道元之后，使山水游记成为一种独立的体裁，永州八记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韩孟诗派－－韩孟诗派是中唐时期与新乐府运动同时崛起的一个影响较大的诗派。其代表人物是韩愈、孟郊，此外还包括贾岛、卢仝、刘叉等人。这个诗派创作的特点是通过抒写个人的不幸遭遇来揭示社会的弊病，追求深险怪僻，刻意推敲。*（唐）传奇—— “传奇”是由于晚唐时裴铏写了一部小说集叫《传奇》，后来就以这个书名做为这一类小说的统称。唐传奇是在六朝志怪小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唐传奇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唐传奇的出现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次大飞跃，它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进入了成熟的阶段。变文－－变文又称敦煌变文，指在敦煌发现的、唐代俗讲僧和民间艺人讲说故事的底本。变文的得名与佛家所谓变相有关。变文采用诗文相间、有说有唱的形式。散文部分是口述，韵文部分是吟唱。在讲唱变文时，有的还配合着图画。变文的内容分为讲唱佛经故事和讲唱人世故事两种。变文是后世各种说唱文学的先驱，它代表了文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词——词是曲子词的简称，就是歌词的意思。曲子词是唐五代时的通称，词是后起的名称。又叫诗余、乐府、长短句等。词是由乐以定词，根据词调的要求填词；而乐府诗则是选词以配乐。*花间词人——五代后蜀赵崇祚辑录了晚唐五代时期温庭筠、皇甫松、韦庄、薛昭蕴、牛峤、张泌、毛文锡、牛希济、欧阳炯、和凝、顾夐、孙光宪、魏承斑、鹿虔扆、阎选、尹鹗、毛熙震和李珣十八家词五百首，编为《花间集》十卷。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词集。这十八家除温庭筠、皇松和孙光宪以外，都是西蜀的文人。他们的词风大体上一致，后世因此称之为花间词人。（此题待校对、修改）*戏文—— 戏文是在杂剧和南方民间歌舞基础上形成的戏曲形式。西昆体－－西昆体因杨亿编集《西昆酬唱集》而得名，为北宋初年出现的一个诗派。其代表人物有杨亿、刘筠、钱惟演三人。这个诗派取法唐代的李商隐，要求抒写诗人内心世界和追求形式的华美，注重音节的铿锵，词采的精丽，又喜用典故，力图表现才学功力。浮艳是西昆体的大病。这个诗派散文的风格与诗相同，也称西昆体。乌台诗案——“乌台诗案”是元丰二年发生的文字狱，御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苏轼的诗歌确实有些讥刺时政，包括变法过程中的问题。但此事纯属政治迫害。*三苏——三苏是指苏轼、苏洵、苏辙父子三人。都是著名的散文家。苏轼的散文自由之至，自然之至，而又极富变化。无论论说文、记叙文、杂文、散文赋，均多佳作。他的词在词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苏洵的成就主要在政论文；苏辙也以政论文见长。*苏门四学士——北宋后期的作家几乎无不受到苏轼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号称“苏门四学士”。 黄庭坚在诗歌方面影响很大，他的诗论颇引人注目。秦观是元佑时期主要词作家，词不仅情辞得兼，而且又合乎音律。晁补之诗歌创作以古乐见长，辞格俊逸。张耒的诗受白居易和张籍的影响颇深，诗风平易浅近。《六一诗话》－－北宋欧阳修晚年所撰。共一卷。原名《诗话》，因欧阳修号六一居士，后人遂改书名为《六一诗话》，书中多评述北宋诗人的作品，亦涉及唐诗。以“诗话”名书，此书最早，这就为诗歌评论开创了一个新的形式，后人多有效仿者。江西诗派－－江西诗派因南宋初年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并刊行《江西宗派诗集》而得名，为宋代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代表人物有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他们后来又被称为这个诗派的“三宗”。这个诗派最主要的特征是在语言技巧方面“以故为新”，讲求“点铁成金”、“夺胎换骨”，去摹古、变古，追求奇险硬涩的风格。江湖派－－南宋后期出现的一个诗派，因南宋书商陈起曾刻印诗集《江湖集》而得名。集中多收录在野诗人的作品，其中有议论朝政、讥讽当权者的诗篇，因而造成江湖诗祸。江湖派作家大都浪迹江湖，但个人作品的思想、风格及艺术成就并不相同。其中戴复古和刘克庄的成就最高，影响也较大。慢调－－慢调是词曲的一种格调。因曲调舒缓而得名。其意义与“长调”有别。（“长调”是从体制上划分的，一般指篇幅长于“中调”者，一说九十一字以上为“长调”）也有由单调小令演化而成的，如《江西月慢》、《木兰花慢》。依慢调所填的词称慢词。一般来说，慢词的字句较多，如柳永为乐工作慢曲所填的词，便是以篇幅较长、句子错综不齐为特色。但慢调毕竟不同于长调的意义。诚斋体－－南宋诗人杨万里字诚斋，“诚斋体”即指他独特的诗歌风格。其突出特点是“活脱”，具体表现为构思新颖奇特，语言通俗活泼，风格爽朗轻快。大晟词人－－宋徽宗时创立大晟，制作新乐，并以周邦彦为提举，会集词人乐师，讨论古音，审定古调，又增慢、引、犯等新的曲调。作者多依其体格填词，也称大晟词。又称周邦彦、万俟咏、晁端礼等在大晟府供职的词人为大晟词人。大晟词人的词作“言情体物，穷极工巧”（《人间词话》），开南宋姜夔、吴文英的先河。格律词派－－格律词派是南宋词两大流派之一。这个词派以姜夔为代表，其余重要的词人还有吴文英、史达祖等。南宋后期词坛学苏辛者流于粗豪，学柳秦者流于鄙俗。姜夔有意在艺术上矫正这些弊病，作词讲究章法、章律、追求完美蕴蓄的意趣。后继者更注重音韵格律的严整和辞藻的雕琢，故讲求音律与辞句的精美便成了格律词派的共同特点。*中兴四大诗人——中兴四大诗人是指陆游、杨万里、范大成、尤袤。陆游南宋时期杰出的诗人，诗今存九千二百多首。四十二以前的诗百余首，晚年在山阴写的诗七千多首。他的作品除悲愤激昂的爱国诗篇外，还有大量闲适诗。杨万里著有《江湖集》、《荆溪集》、《西归集》等九个诗集，共存诗四千二百多首。范大成著有《石湖集》，出使金国写下七十二首绝和一卷日记《揽辔录》。尤袤的诗集已散失，现有辑本《梁溪遗稿》。苏辛——苏辛指的是苏轼和辛弃疾。辛弃疾虽然与苏轼并称“苏辛”，同为豪放词派的代表，但两人的词风仍有很大的不同。辛弃疾一方面继承苏轼，高唱大江东去，一方面又以词体的当行本色出之，加以履行，豪放而谐音律。苏轼的词风是“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辛弃疾的词风，则以苍凉、雄奇、沉郁为主调。易安居士——易安居士是李清照自号。李清照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女作家，在诗、词等方面都有所成就。她的词是南北宋之交的大家，是婉约派的代表。词的主要内容是踵继前人抒写爱情与离情别恨。诚斋体—— 杨万里自号诚斋野客，一开始学江西诗派，后转向学习唐代诗人，最后又转而师法自然。终于创辟了一种新鲜泼辣的写法，被称为“诚斋体”放翁体——“放翁”是陆游的晚号，陆游是南宋时期最杰出的诗人，他出自江西诗派而又不局限于江西诗派，诗歌以其高度的爱国思想和独具一格的诗风，称之为“放翁体”，在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声誉。稼轩居士——稼轩居士指的是辛弃疾。辛弃疾的创作以词为主，《稼轩词》存词六百多首。他的词，激荡着“整顿乾坤”的豪情壮志，忧虑国事与感叹自己的遭遇成为他的词的一个重要内容。怀古之作是他的一大成就。说话——“说话” 是唐宋以来一种表演伎艺的名称，就是“说书”，讲说故事的意思。从事“说话”伎艺表演的人，称为“说话人”。“说话”作为一种表演伎艺的专用名称。始见于唐代，但是我国的说唱艺术，却早在唐代以前就已经存在了。秦汉时期就已流传着一种带有说唱性质的演唱体歌谣或娱乐表演。说经——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司道等事。讲史——讲史，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诸宫调－－诸宫调是说唱艺术之一种，产生于北宋，兴盛于金代及南宋，至元代渐趋衰亡。它取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联成短套，首尾一韵；再用不同宫调的许多短套联成长篇，杂以说白，说唱各种故事。此种艺术有说有唱，而以唱为主。因用多种宫调曲子联套演唱故事，所以称“诸宫调”，又因它用琵琶等乐器伴奏，故亦称“弹词”，现存的作品有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等。*诸宫调——诸宫调是说唱艺术之一种，诸宫调产生于北宋，盛行于金及南宋，至元便渐趋衰亡。它用若干宫调的套曲联成长篇演唱各种故事，所以称“诸宫调”。（2）话本－－话，即故事，话本原是“说话”艺人演讲故事所依据的底本，是宋元时期随着民间“说话”伎艺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学形式，是从群众中产生的白话小说。分为讲史话本和小说话本两类。前者多用浅近文言。讲述取材于历史长篇故事（如《新篇五代史平话》），又称“平话”，后来发展为章回体的长篇小说；后者则多为取材于现实生活的白话短篇（如《错斩崔宁》），又称“短书”。鲁迅说：“这类作品，不但体裁不同，文章上也起了改革，用的是白话，所以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话本——话本原是“说话”艺人表演时所依据的底本，只供说话人表演之用
在诗歌发展取得辉煌成就，散文文体文风进行了影响深远的改革的同时，唐代在其他文体的发展上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小说出现了新的体式唐传奇。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文言小说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它的发展与散文的文体文风改革大致同步，中唐达于极盛，至晚唐而稍衰。除唐传奇之外，此时还出现了通俗文体俗讲和变文。俗讲和变文，不仅扩大了文学的传播与影响，而且在文学渐渐由雅而俗的发展过程中，有其不容忽视的意义。
浅谈唐传奇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在日常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都经常看到论文的身影吧，论文是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一种说理文章。写起论文来就毫无头绪？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浅谈唐传奇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论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摘 要：唐传奇作家中的爱情作品，大都是描写“佳人”和书生的恋爱的。这类“才子佳人”的恋爱要比封建包办婚姻、买卖婚姻进步得多，揭示了她们的内心世界，充分地表现了她们的心灵之美，使她们不但有美丽的外貌，还具有冰清玉洁的胸怀。她们大都心地善良，纯正，爱情专一。本文就霍小玉、崔莺莺的形象做了一点分析，她们是古代敢于反抗封建礼教、努力争取婚姻自由的妇女的典型形象。
关键词：唐传奇 女性形象 生死不渝
唐代，是我国古典文学的黄金时代。唐代的文学家们，除了留给我们一座光芒四射的诗歌金山之外，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色彩斑斓的小说艺术宝库，这就是唐代的短篇文言小说——唐传奇。
唐传奇中的爱情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本文就爱情作品中有代表的女性形象，试加分析。
一、失足妇女的形象
在唐代传奇爱情作品的女性形象中，失足妇女的形象闪烁着夺目的光彩。唐传奇的作家们，就像玉工雕琢玉一样，去了在失足妇女身上的丑恶顽石，还给她们美玉的面貌，热情地歌颂了她们的高贵品质。这类作品中，蒋防的《霍小玉传》是最突出的。这篇作品，历来被称为唐传奇的压卷之作。其中的霍小玉这个人物，也是整个传奇作品中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形象。
霍小玉是一个容貌美丽而又多才多艺的少女。作品一开始就由媒婆鲍十一娘的嘴介绍小玉说：“资质浓艳，一生未见；高情仪态，事事过人；音乐诗书，无不通解。”可见她的才貌双全。她和李益第一次见面，便深深地爱上了这个“才调风流，仪容雅秀”的待官的青年进士。在其欢爱之际，为打动李益，她流涕观生曰：“妾本倡家，自知非匹。今以色爱，托其仁贤。但虑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萝无托，驮扇见捐。”这些话，表现了她对李益狂热的爱，也表现了一个风尘女子的可怜地位，预示了她的悲剧结局。两年以后，李益终于得安（授“郑县主簿”），小玉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日夜担心的事就要来到了。“盟约之言，徒虚语耳”，她对李益的盟约，不抱任何幻想。如果说前次她对李益的话还主要是怀着爱极怕失的话，这一次她冷静地考虑了自己和李益今后的关系。她清楚地认识到，在当时社会里，像她这样身份的妇女，是绝不能与李益成长久夫妻的。作为李益，本来因“转盼精采射人”才爱上小玉的，一旦成了朝廷的.官吏，他怎能放弃自己一步步向上爬的机会来要霍小玉为妻呢？因而一到家里，他就立刻遵母命聘表妹卢氏，千方百计，到处借贷以凑成百万聘财，无情地抛弃了小玉。小玉不但温柔多情，而且刚烈不辱，以死来殉美好的爱情，以死来控诉“负心汉”的罪恶。
由上分析，不难看出，霍小玉的悲剧，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作者正是凭借这一形象，揭露了封建婚姻的不合理，谴责了“负心汉”的罪恶行径，高度地赞扬了生死不渝的爱情。
二、贵族少女的形象
唐传奇爱情作品女性形象的另一类是贵族少女的形象，作者通过这类形象，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对少女们精神上的桎梏和虐杀，大胆地赞美了少女们为争取自由的爱情生活所作出的努力和反抗，这类形象以元稹的《莺莺传》中的莺莺为代表。莺莺是唐代“三大姓”之一的崔氏之女，她家里“财产甚厚，多奴仆”，生就在这样一个家庭里，莺莺从小受着良好的封建教育，故而她不可能像身为失足妇女的霍小玉那样多少带点野性地去爱，去自由抒发自己的感情。封建礼教把青年男女之间正当的爱情，视若洪水猛兽，极力地加以扼杀，而这种感情，却正像“离离原上草，春风吹又生”，在封建礼教的强压下，顽强地生长着。莺莺形象的可贵之处、动人之处，就在于作者深刻地揭示了人物内心的这种矛盾，细致地描写了莺莺在“情”与“礼”的斗争中艰难地向前跨进的每一步，展示了“情”最终战胜“礼”的全过程。
但是，悲剧终于来了，莺莺在经过了痛苦的心灵折磨，挣脱了封建礼教的束缚之后，却被张生凭借礼教的观点，冠冕堂皇，轻易地把她抛弃了。在绝望中，她出嫁了。她没有像霍小玉那样去怒斥张生、为情而死。当张生再次要见她时，她不见，只赋以短诗：“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这里面有愤愤的不平，有淡淡的哀怨，也有含蓄的讥讽，这就是崔莺莺式的反抗。作者就是从现实生活出发，描写了崔莺莺这个特殊的性格。但从莺莺的身上，我们又看到了处在封建礼教束缚下的千万贵族少女的影子。尽管《莺莺传》的作者从封建礼教的观点出发，诬蔑莺莺是“尤物”，“不妖于身，必妖于人”，称张生这个伪君子为“善补过者”，然而说教总是苍白无力的，形象才是有血有肉的。读过《莺莺传》的人，首先激动人心的就是莺莺这个敢爱敢恨的形象，恐怕这是作者开始所未料到的，这就是所谓的“形象”大于思维吧！
唐传奇的女性形象，无论从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占有首要的地位。作家们对这些形象，都倾注了深情，给予了高度的赞扬。这是由于传奇的作家们大都是出身于寒门的知识分子，他们当中许多人虽然中了进士，但由于受制度的限制，在社会上大都是不如意的，他们满腹经纶，但怀才不遇，广大妇女们的遭遇就引起了他们的共鸣。另外，由于他们受城市居民（主要是商人、手工业者）的思想影响，要求个性解放，加上唐代没有像清代那样残酷的文字狱，因而他们能大胆地述写社会底层的妇女，热情地赞扬她们的高贵品质，暴露唐帝国若干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寄托个人和人民的美好理想。所以他们笔下的妇女形象，大都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型。这些形象的塑造，奠定了传奇作品在我国小说史上的突出地位，并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周晨译注《唐人传奇选译》.巴蜀书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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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克善等主编《中国古代文学简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3年3月.
[5]李简著《元明戏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
[6]《文艺理论争鸣辑要》.上海文艺出版社,上册,1983年.
丫头 居然跑来搞这种东西 自己写
1、论《豆棚闲话》作者对儒释道的态度，《东北师大研究生学刊》1993年第4期2、漫谈古人的优生优育观，《吉林人口》1994年第11期3、谈郑板桥的咏竹诗，《南方论刊》1995年第6期4、论“经师”与“人师”的统一，《吉林教育科学》1995年第2期5、论《诗经》中的“鸿雁”意象，《郑州市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6、诸子散文寓言群落类型分析，《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7、诸子散文寓言群落成因初探，《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中国人大复印资料》1997年第4期8、魏晋小说中的儿童故事管窥，《辽宁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全国高校文摘》1997年第3期9、《小雅·鹤鸣》是廋词隐语吗，《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5期10、《三国志后传》君臣形象论，《明清小说研究》2000年第4期11、论魏晋风度在志怪小说中的折射，《辽宁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新华文摘》收目12、明末清初的小说续书理论批评，《语言文学论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2月版13、论《水浒传》两种续书的艺术缺失，《中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1期14、论郑振铎的古代文学研究，《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15、明清小说续书理论初探，《中国语文论译丛刊》（韩国）2001年第1辑16、晚清学者对小说续书的批评，《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17、明清小说续书艺术得失及其成因，《中国语文论译丛刊》（韩国）2002年第2辑18、《明清小说续书研究》论文提要，《中文自学指导》2003年第2期19、红楼梦续书创作理论及裕瑞的批评，《红楼梦学刊》2003年第3辑20、明末清初小说续书理论及批评，《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21、文史贯通、纵横交错——评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中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1期22、晚清时期的两篇小说理论文章，《清末小说研究》（日本）2004年第1期23、一则长期被误用的材料，《文献》2004年第3期24、《西游补》所附“杂记”考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年第1期25、论续书创作的两难性——小说续书研究之一，《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论集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2月26、论明清小说续书的接续方式，《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27、传统戏曲“翻案”与明清小说续书，《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中国人大复印资料》2007年第8期28、“水浒续书”面面观，《水浒争鸣》第十辑2008年9月29、袁枚和蒲松龄小说观念比较，《明清小说研究》2009年第四期30、近三十年《红楼梦》续书述评，《红楼梦学刊》2009年第六辑31、从文化背景看两种《红楼梦》俄译本差异，《华西语文学刊》2011年第2辑32、阅读文学作品与海外汉语教学，《乌克兰高校学术会议文集》2011年6月33、《红楼梦》金陵十二钗判词的两种俄译比较，《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34、《金瓶梅》俄译版本及评论，《俄罗斯文艺》2013年第2期35、《史记》俄译百年历程初探，《中国翻译》2013年第3期36、“三言二拍”俄文翻译历程，《明清小说研究》2013年（待发）37、唐代传奇俄译和研究初探，《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待发）38、阿列克谢耶夫《聊斋志异》俄译百年历程，（待发）学术著作1、《中国历代公文选读》，副主编，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版2、《儿童文学教育价值论纲》，合著，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年1月版3、《中国古代分体文学史》，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4、《中国文学史》（上下），下册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版5、《明清小说续书研究》，专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2月版6、《古代小说续书序跋释论》，专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5月版7、《中国古代文学》，参编，商务印书馆，2007年8月版科研课题1、2002年，主持辽宁省教育厅课题，小说名著续书研究LJ2021108072、2004年，参加教育部科研项目，20世纪红学历程与学术思潮研究、2005年，主持浙江省规划课题，古代小说续书序跋释论NX05WX014、2005年，主持浙江师范大学教改课题，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探索200410355、2008年，主持浙江师范大学青年教改课题，大学与中学古文课程的衔接6、2009年，主持教育部规划课题，中国古典小说在俄苏的传播和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81获奖情况1、2001年6月博士论文《明清小说续书研究》获2001届上海市高等学校优秀毕业论文奖2、2002年8月论文《明清小说续书理论初探》，获辽宁省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三等奖3、2003年11月获辽宁省社科联2002-2003年度优秀学会工作者荣誉称号4、2004年6月入选浙江师范大学“四级人才梯队”第三层次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5、2005年12月入选浙江省“新世纪151人才工程”第三层次培养人员6、2006年1月专著《明清小说续书研究》获浙江省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7、2008年1月专著《古代小说续书序跋释论》获金华市第十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8、2008年11月，荣获浙江师范大学2007-2008学年优秀班主任称号9、2010年10月，荣获乌克兰卢甘斯克国立大学颁发的“优秀国际文化交流”证书10、2012年12月，获浙江师范大学2009-2012年度工会积极分子称号
2006年，撰写学术论文《唐代咏史诗的时代特点》 发表于中文核心期刊《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并获2006年度学院科研类单项奖；2007年，调研论文《农村小水电企业电力体制改革初探》 发表于国家核心期刊《中国水能及电气化》（2007年第9期），获奖成果编号：NO.:11-221-23；2009年，调研论文《构建地勘单位安全生产长效机制的思考》 发表于国家核心期刊《安全》（2010年第2期）；2010年，调研论文《提高企业工人技能素质的思考》 发表于国家核心期刊《当代职业教育》；2011年，学术论文《在实施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中加快地勘单位改革发展》荣获2011年中国地质研究“优秀论文”并被收录入《中国地质矿产经济学会2011年学术年会论文集》。
（2018·黄石）隋朝开始设置进士科，主要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面对唐朝重视考诗赋。这种变化直接导致了唐朝诗歌创作的繁荣。
(1)社会因素唐代立国之初至安史之乱前, 国势强大, 经济富裕, 朝廷百官宴游, 多唱诗互和, 以为谈佐之乐。而国家的统一, 南北交通无阻, 文人有机会饱览祖国的大好山河, 激发诗情。诗歌的酬唱流传, 蔚成一时的风气。至於安史之乱后, 藩镇之祸继起, 唐室中衰, 加以外患日极, 以致诗人大多饱历离乱, 为其提供丰富的生活素材, 及刺激文学创作的灵感, 郁结之情, 正可用诗歌来抒发, 也促成唐诗的兴安。(2)政治因素/ 君主提倡唐代几个有权力的皇帝, 不仅都爱好音乐, 并大加提倡。高宗、武后, 好乐章, 常自制新词, 编为乐府。到了玄宗, 此风更盛。他自己是诗人、乐师兼优伶, 爱好文艺, 附庸风雅, 对於文艺的发展, 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另外唐代以诗取士, 於是诗歌一门, 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捷径, 对加强诗歌技巧的训练和诗歌的普及, 有重要的作用。(3)诗体的进化/ 文学本身的发展从先秦的《诗经》、《楚辞》、两汉的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 建安、正始和两晋的诗歌创作, 以至南北朝声律说的提出和应用, 都为唐代诗歌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七言古诗及律体、绝句的新诗体, 在六朝时代, 才开始形成, 格式音律初具规模。到了唐代, 社会生活日益复杂, 诗人的思想感情丰富, 在诗歌创作上, 新的内容, 要求新的形式, 唐代诗人正好运用新兴的形式来表情达意, 使这些新体诗在形式、声律、辞藻各方面都趋於成熟。(4)思想、文化的活跃/ 其他艺术对诗歌发展的影响唐诗在发展时显然受到其他艺术的影响。唐代的音乐、雕塑、舞蹈、绘画等, 在中国传统的基础上, 又吸收了外来的影响, 对诗歌的内容和风格有积极的影响和启发作用。如王维的山水诗, 号称「诗中有画」, 显然受到山水画的影响。至於李颀、岑参、杜甫等人描写音乐、舞蹈、绘画的诗歌, 可以看出当时作家勇於接受新鲜事物的时代精神。(5)诗歌应用价值的提高诗歌在唐代社会的应用价值得到空前的提高, 如向达官名流谒求进用、送人出使也用诗。自帝王、贵族、文士、官僚, 以致道士、歌妓, 均有佳作, 此当与诗歌应用价值的提高有关。补充参考资料：唐诗兴盛的原因诗歌进入唐代，文质彬彬，蔚为大观。三百年间，诗家辈出，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辉耀千古的巨星之外，还有“初唐四杰”、陈子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刘长卿、韦应物、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等数不清的璀璨的星星。可以说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子僧尼。三百年间，名篇浩瀚，据不完全统计，有五万五千多首。诗歌反映生活面之广阔，内容之丰富，情感之饱满，技巧之纯熟，音律之严整和谐，达到前所未有，后人也难以攀越的高度。诗在唐代，是一个鼎盛的时代！一个黄金的时代！然而，关于唐诗兴盛的原因，却没有一致的见解，虽争论不断，然难归于统一，其观点主要有下列数种。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原因：一、 诗人地位的转移。认为唐诗的内容之所以丰富，涉及到各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诗人的地位有了变化。唐以前的诗坛大部分掌握在君主贵族手中，而唐代诗人大多出自民间，他们都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并对现实社会有深切的体验。譬如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孟郊、张籍、元稹、白居易等等，大都是从穷困或是从流浪中奋斗出来的。“唐代用科举考试，打破了过去几百年的门阀制度，使得中下层知识分子，通过考试，可以登上政治舞台。这不仅在政治上反映出进步性，同时在文学上也反映出进步性，这是一个文化普及的解放的新时代。从此被压迫的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文化上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于是文学的创作，就冲破了六朝贵族文学的束缚，深刻广泛地反映了人们的生活与感情，丰富和提高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从君主贵族掌握的诗坛，转移到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手里，实在是使唐诗发达起来光辉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二、 统治阶级的提倡。刘大杰先生举太宗、高宗、武后、中宗及玄宗为例，说明唐统治者无不爱好文艺音乐，提倡风雅，尤其是在科举中，把诗歌的创作作为一项考试的内容，使诗歌一门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终南捷径”和“青年的必修科目”。这种大力的提倡，使诗歌的兴盛发达与普及成为“必然的现象”。三、 诗体进化的规律所致。六朝开始形成七言古诗和律、绝新体诗，在形式、音律和词藻各方面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代诗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大显身手，“来完成诗歌本身尚未完成的生命”，从而造成光辉灿烂的成就的。另外，南北文风的融合与民族的创造力量也是唐诗繁荣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南北朝时，两个政权虽然相互对立，但文化与血液交流的激荡，一刻也不曾停止。到了唐代统一，南北文风，得到进一步的融合，形成新的风格，表现出民族强大的创造力量。北京大学中文系专业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从多方面分析了唐诗兴盛的原因，然最为强调的是唐代的经济繁荣与阶级斗争。书中说：如前所述，国家的富强昌盛，社会的和平安定，生活的富裕安乐，不仅使诗人们能够“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丰富了生活经历，扩大了眼界，而且培养了诗人乐观的精神以及为祖国建立功业的理想，激发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而阶级社会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以及诗人个人政治上的失意，又直接或间接地使诗人接触现实，正视现实，从而孕育了他们对现实的叛逆精神，或批判现实的精神。这种分析问题的“视角”显然带着时代的政治特点，但不无道理。北京大学1955级的《中国文学史》所揭示的其它原因约略同于刘大杰先生的。吉林大学中文系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稿》更加重视从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上寻找原因，他们认为的原因主要有：一、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对农民采取一些让步政策，阶级矛盾有所缓和，使生产力得以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相对繁荣，文化艺术亦随之欣欣向荣；二、唐王朝不断巩固边防，并扩张疆土，促进了中外贸易和文化的交流；三、商业城市的兴起和市民阶层的形成；四、由于实行科举制度，中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成为统治的基本依靠力量。这四个方面都对唐代文学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所述的原因中有一个原因是之前学术界未提到的，即“文禁松弛”。书中说：就整个唐代来说，是封建社会中的繁荣上升时期，统治者对自己的统治力量还具有一定的信心，在文禁方面也比较松弛，不像以后的宋、元、明、清的统治者那样在文禁上一代比一代更加严密而残酷。该书认为，这一个原因对于文学的发展相当的重要。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所揭示的原因与他人略有不同，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说唐代诗人对文学遗产采取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态度，他们既不拜倒在古人脚下，又能虚心地向古人学习。二是诗歌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这固然是唐诗繁荣的结果，但反过来又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发展。马茂元在《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中也探讨了唐诗繁荣的原因，他主要讲了三点：一是唐代诗人继承和发扬了过去诗歌的优秀传统，二是对民间文学高度重视，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三是“诗不言法”，“他们没有被任何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所束缚，被嵌在一个模子里，而是每个诗人，都能以自己独有的面貌与我们相见。”马氏因为没能从社会基础——政治经济的视角去分析，还遭到了时人的批评。1979年之后，文学批评的禁区被打破，唐诗繁荣原因的讨论又活跃了起来。《文学评论》于该年第1期刊登了梁超然的文章，对之前的看法提出了商榷。认为将诗歌的繁荣与经济的繁荣直接联系起来是一种“庸俗化倾向”，亦与唐诗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符。例如唐太宗贞观时期的经济高涨就并没有带来诗歌的高潮。再者，作者也不同意把庶族地主阶级视为唐代诗坛的主要阶级基础和唐诗繁荣的决定力量，认为那种说法夸大了世、庶斗争的意义，夸大了庶族地主的进步性。实际上，“庶族地主”是个极其复杂的概念，是否是一个统一的阶层以及能不能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都值得怀疑。同一期的《文学评论》上，还发表了皇甫煃的《唐代以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一文，该文对于把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视为“促成唐诗繁荣的一个直接原因”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科举制度只是一种考试制度，庶族地主可以利用它，世族地主也可以利用它。”“笼统地说唐代以诗赋取士因而促成了唐诗的繁荣，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初唐这一百年间，不用说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连律诗的最后定型也要到沈佺期、宋之问那时候，更不用说像后来那样用五言排律来考试进士了。然而初唐时期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而诗歌已相当繁荣，这说明唐诗繁荣还有其它更重要的原因。”之后，许多专家仍坚持经济繁荣与唐诗兴盛有直接的关系。王水照《再谈唐诗繁荣的原因》（《文学评论丛刊》第7辑）一文，分析了其关系的具体内容：① 经济的繁荣为诗人创作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的创作环境。② 经济繁荣造成的国力强大，直接影响到唐诗的创作精神，那就是“蓬勃向上、奋发有为的理想”、“表现于不同题材、体裁中的开阔境界和昂扬的气象”。③ 经济繁荣所造成之交通、旅游和商业的发达，促进了诗歌内容的丰富和题材范围的扩大。④ 经济繁荣为诗歌的发表和流传提供了物质手段（“发表和流传”指驿寄、投赠、“温卷”、题壁等）。最近出版的章培恒等人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强调了多种思想并存的局面对唐诗繁荣的积极影响。该书说：显然儒家思想在唐代是公认的正统思想，儒家经典是士人必读的书籍，在进士科和明经科的科举考试中，也都要考经书。而且，自唐立国以后，一些文人要求重兴儒学的呼声时起时伏，从未停止。这些都证明，儒学的地位在唐代较之魏晋和南朝有所提高。但是，儒学却并没有获得统治性的地位。道教和佛教，无论在统治集团还是在整个社会中，受重视的程度都不低于它。这种思想多元化的状况，使得思想界较为自由活跃，文学创作也很少禁区。仁智之见，都不无道理。但是独取哪一家之说都显得不够全面，可否将上述各点全部列上，都算作兴盛之原因呢？（朱恒夫，见《中国文学史疑案录•诗赋词曲编》）初唐诗研究概述（许总）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乃至整个中国学术史上，唐诗研究无疑算得上其中之一大宗，而初唐诗作为唐诗整体进程中的重要部分和盛唐诗艺术高峰出现的前奏，自亦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近二十多年来，随着唐诗研究的深入发展，初唐诗研究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文献资料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唐诗学界向来有重视文献的传统，在初唐诗研究中，首先值得注意的也正是文献资料建设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为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二十年来，初唐时期重要诗人的诗集，几乎都有整理校注本出版。王绩诗文集在其去世后由吕才辑为五卷，中唐时被陆淳删节为二卷本，元明以后通行的便只有删节本。韩理洲发现了五卷本王绩文集的三种清代传抄本，便以东武李氏研录山房抄本为底本，参校他本而成《王无功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共收王绩诗文一百五十余篇，比删节本多收诗文九十余篇，同时还辑入有关王绩的文献资料，成为现存王绩文集最完备版本。另外，王绩诗文集还有王国安的《王绩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和康金声、夏连保的《王绩集编年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初唐四杰”诗文集的整理有徐明霞校点的《卢照邻集•杨炯集》（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以张燮编《幽忧子集》和童佩编《盈川集》为底本，并补入若干佚诗佚文。任国绪的《卢照邻集编年笺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是第一部卢集的编年笺注本，材料详赡，考辨精细。此外，祝尚书有《卢照邻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出版），李云逸有《卢照邻集校注》（中华书局1998年出版）。“文章四友”诗集的整理有徐定祥的《杜审言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和《李峤诗注•苏味道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出版），这两种书都属“唐诗小集丛书”。同属这一丛书的初唐诗人集还有陈文华的《刘希夷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以及王启兴、张虹的《贺知章包融张旭张若虚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其他重要诗人诗集整理本还有彭庆生的《陈子昂诗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卷一为《感遇诗》，卷二、卷三按编年顺序收录其他作品，每篇作品先校后注，并指出编年理由；连波、查洪德的《沈佺期诗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是第一部沈诗全注本，注释简明，并附有历代评论资料；项楚的《王梵志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共收诗三百九十首，详加校勘、注释和解说，是迄今搜罗王梵志诗最为完备的注本；钱学烈的《寒山诗校注》（广东高教出版社1991年出版）及《寒山拾得诗校评》（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出版），据现存宋版为底本，收寒山诗三百一十三首、拾得诗五十五首以及二人佚诗十首，并详加注释。总之，文献资料建设方面几乎涉及到初唐时期所有的重要诗人。在初唐诗的研究中，诗人群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这主要集中在对初唐时期两个最重要的诗人群体即“初唐四杰”和“文章四友”的研究上。有关“初唐四杰”的论著有骆祥发著《初唐四杰研究》（东方出版社1993年出版），该书分生平行踪、德才品评、作品剖析三编，附录有《“四杰”年谱》，是建国以来第一部全面论述“初唐四杰”的专著。张志烈著《初唐四杰年谱》（巴蜀书社1993年出版）则是一部四杰合谱，该书不仅对四杰的人生经历、思想变化以及诗文系年加以详细钩稽考证，同时兼及义理辞章分析，创获甚多。杨柳、骆祥发著《骆宾王评传》（北京出版社1987年出版），前十章叙述骆宾王传奇式的一生经历，后五章评述骆宾王文学创作的特色和影响，以及历代对骆宾王的评价问题，对骆宾王研究有开拓性贡献。除此之外，浙江省古代文学学会还编有《骆宾王研究论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收录论文二十九篇，从各个方面探讨了骆宾王的人生、思想及文学创作。有关“初唐四杰”的论文甚多，主要有：葛晓音《初唐四杰与齐梁文风》（《求索》1990年第3期），探讨了四杰虽然批判齐梁浮靡文风但自己又不脱齐梁习气这一复杂情形及其成因；任国绪《初唐四杰非“浮躁浅露”说》（《北方论丛》1984年第2期）和骆祥发《初唐四杰与“浮躁浅露”说》（《浙江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两文，对《大唐新语》所载唐人有贬四杰“浮躁浅露”的说法加以驳难；徐尚定《四杰诗歌艺术渊源考辨兼析〈昭明文选〉与初唐诗风》（《文献》1993年第2期）、《卢骆歌行的结构模式与艺术渊源》（《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两文，前者论述了“选体”、“选学”对四杰的重要影响，后者勾勒出唐代七言歌行体的发展进程，说明四杰在其中的重要作用；许总《论四杰与唐诗体式规范》（《学术研究》1995年第3期）、《论四杰诗在唐前期诗风变革中的作用与意义》（《华中师大学报》1996年第2期）、《论四杰诗歌的昂扬基调与壮大之美》（《江淮论坛》1996年第2期）、《宗经与辨体——四杰文学思想二重特性与唐前期诗史演进》（《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等系列论文，分别从唐诗体式规范、唐代前期诗史进程、唐代前期诗风变革、四杰文学思想的性质、四杰文学创作的审美追求等方面，对四杰加以多角度的研究。有关“文章四友”的论文主要有：聂永华《玲玲如振玉，累累若贯珠》（《南都学刊》1994年第2期）、许总《论“文章四友”与唐前期诗歌艺术进程》（《中州学刊》1994年第6期）、郑伯勤《论“文章四友”》（《文学遗产》1995年第4期），皆着眼于在综合研究“四友”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四友”在近体诗规范定型中的作用，并且努力在整个唐代前期诗史进程的背景上把握其文学史价值和意义。另外，毛水清《杜审言四题》（《广西师院学报》1990年第4期、1991年第1期连载），就四友中的杜审言吉州之贬的原因、杜审言的“謇傲”性格、杜审言是否宫廷诗人以及“文章四友”之称始于何时等问题进行考索；葛晓音《创作范式的提倡和初盛唐诗的普及——从〈李峤百咏〉谈起》（《文学遗产》1995年第6期），认为李峤的大型咏物诗集《李峤百咏》是唐初以来对偶声律风气中的产物，实际上是以诗体撰写的作诗入门类书籍，成为当时初学律诗写作者的范本。除此之外，初唐时期的其他重要诗人王绩、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张若虚，通俗诗人王梵志、寒山，唐太宗李世民以及宫廷诗人李百药等，都有专论发表。比较重要的有：张锡厚《应当全面评价王绩的题酒咏隐诗》（《唐代文学论丛》第7辑）、张明非《论王绩的田园诗》（《文学遗产》1990年第1期）、许总《王绩诗歌的时代类型特征新议》（《齐鲁学刊》1994年第3期），分别对王绩的题酒咏隐诗、田园诗加以重新评价，论述王绩诗歌超脱于唐初时代而与其后时代特征暗合，颇能启人心智。查洪德《沈佺期新论》（《唐都学刊》1991年第3期），提出沈诗艺术成就高于“四杰”而与陈子昂比肩；许总《“沈宋体”形式与内涵新论》（《江西师大学报》2002年第3期），认为“沈宋体”并不全工近体，而是在古体方面也有重要的贡献。韩理洲《陈子昂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是有关陈子昂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创获甚多，韩理洲还有《陈子昂评传》（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亦属陈子昂研究中的填补空白之作。吴明贤《陈子昂论考》（巴蜀书社1995年出版），考论结合，论述全面。另外，分别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香港中国和世界出版公司于1989年、1993年出版的两次陈子昂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收录论文七十篇，展示了近年陈子昂研究的成果。单篇发表的有关陈子昂的论文很多，在此不一一赘述。关于张若虚的重要论文有程千帆的《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与被误解》（《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许总的《刘希夷与张若虚——唐诗意境新指向》（《江汉论坛》1994年第12期）等。关于王梵志、寒山，有张锡厚《王梵志研究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项楚《王梵志诗论》（《文史》第31辑）、张家鹏《再说寒山诗》（《沈阳师院学报》1986年第1期）等。有关唐太宗李世民以及唐初宫廷诗研究，主要有余美云《论唐太宗》（《唐代文学论丛》第3辑）、王玉梅《宫体诗与唐太宗》（《浙江师大学报》1993年第1期）、许总《时代精神与艺术传统的不稳定构合——对李世民诗的客观解析与价值评估》（《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唐前期宫廷诗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1期）、《唐初杰出的宫廷诗人——李百药》（《古典文学知识》1995年第1期）等。试题库填空：1． 被闻一多先生赞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的诗是。2． 宋代诗人苏轼评价的艺术成就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名词解释：王孟背诵：1． 王维《终南山》。2． 孟浩然《秋登万山寄张五》问答题：1． 《春江花月夜》中的名句“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涉及对宇宙永恒和人生短暂的思考。请你参照其他诗作，谈谈古代诗人的自然观，以及你对这种自然观的看法。2． 陶渊明和王维都是田园山水诗歌创作方面的大家，两人也都有隐居不仕的生活经历。请以《渭川田家》与陶渊明《归园田居》一诗进行对比，比较一下两人诗歌意境的异同。
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一个秋天的夜晚,诗人泊舟苏州城外的枫桥.江南水乡秋夜幽美的景色,吸引着这位怀着旅愁的客子,使他领略到一种情味隽永的诗意美,写下了这首意境清远的小诗.题为“夜泊”,实际上只写“夜半”时分的景象与感受.诗的首句,写了午夜时分三种有密切关连的景象：月落、乌啼、霜满天.上弦月升起得早,半夜时便已沉落下去,整个天宇只剩下一片灰蒙蒙的光影.树上的栖乌大约是因为月落前后光线明暗的变化,被惊醒后发出几声啼鸣.月落夜深,繁霜暗凝.在幽暗静谧的环境中,人对夜凉的感觉变得格外锐敏.“霜满天”的描写,并不符合自然景观的实际（霜华在地而不在天）,却完全切合诗人的感受：深夜侵肌砭骨的寒意,从四面八方围向诗人夜泊的小舟,使他感到身外的茫茫夜气中正弥漫着满天霜华.整个一句,月落写所见,乌啼写所闻,霜满天写所感,层次分明地体现出一个先后承接的时间过程和感觉过程.而这一切,又都和谐地统一于水乡秋夜的幽寂清冷氛围和羁旅者的孤孑清寥感受中.从这里可以看出诗人运思的细密.诗的第二句接着描绘“枫桥夜泊”的特征景象和旅人的感受.在朦胧夜色中,江边的树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之所以径称“江枫”,也许是因枫桥这个地名引起的一种推想,或者是选用“江枫”这个意象给读者以秋色秋意和离情羁思的暗示.“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伤春心”,“青枫浦上不胜愁”,这些前人的诗句可以说明“江枫”这个词语中所沉积的感情内容和它给予人的联想.透过雾气茫茫的江面,可以看到星星点点的几处“渔火”,由于周围昏暗迷蒙背景的衬托,显得特别引人注目,动人遐想.“江枫”与“渔火”,一静一动,一暗一明,一江边,一江上,景物的配搭组合颇见用心.写到这里,才正面点出泊舟枫桥的旅人.“愁眠”,当指怀着旅愁躺在船上的旅人.“对愁眠”的“对”字包含了“伴”的意蕴,不过不象“伴”字外露.这里确有孤孑的旅人面对霜夜江枫渔火时萦绕的缕缕轻愁,但同时又隐含着对旅途幽美风物的新鲜感受.我们从那个仿佛很客观的“对”字当中,似乎可以感觉到舟中的旅人和舟外的景物之间一种无言的交融和契合.诗的前幅布景密度很大,十四个字写了六种景象,后幅却特别疏朗,两句诗只写了一件事：卧闻山寺夜钟.这是因为,诗人在枫桥夜泊中所得到的最鲜明深刻、最具诗意美的感觉印象,就是这寒山寺的夜半钟声.月落乌啼、霜天寒夜、江枫渔火、孤舟客子等景象,固然已从各方面显示出枫桥夜泊的特征,但还不足以尽传它的神韵.在暗夜中,人的听觉升居为对外界事物景象感受的首位.而静夜钟声,给予人的印象又特别强烈.这样,“夜半钟声”就不但衬托出了夜的静谧,而且揭示了夜的深永和清寥,而诗人卧听疏钟时的种种难以言传的感受也就尽在不言中了.这里似乎不能忽略“姑苏城外寒山寺”.寒山寺在枫桥西一里,初建于梁代,唐初诗僧寒山曾住于此,因而得名.枫桥的诗意美,有了这所古刹,便带上了历史文化的色泽,而显得更加丰富,动人遐想.因此,这寒山寺的“夜半钟声”也就仿佛回荡着历史的回声,渗透着宗教的情思,而给人以一种古雅庄严之感了.诗人之所以用一句诗来点明钟声的出处,看来不为无因.有了寒山寺的夜半钟声这一笔,“枫桥夜泊”之神韵才得到最完美的表现,这首诗便不再停留在单纯的枫桥秋夜景物画的水平上,而是创造出了情景交融的典型化艺术意境.夜半钟的风习,虽早在《南史》中即有记载,但把它写进诗里,成为诗歌意境的点眼,却是张继的创造.在张继同时或以后,虽也有不少诗人描写过夜半钟,却再也没有达到过张继的水平,更不用说借以创造出完整的艺术意境了.（刘学锴）在我国文学史上唐诗是一座令世人叹为观止的奇伟高峰.大凡识得几个字的中国人都会吟得出几句唐诗来,唐诗就好象碗中的饭粒,你总可以捞上那么几粒来.长期以来国人也就是嚼着唐诗长大的.说起李白杜甫白居易,就好象在拉爷爷姥姥的家常,总有扯不完的话头.唐诗虽然高雅,文质俱美,但能进入民间,是可以挂在老百姓口头的艺术.唐诗的妙处就在这里.我们今天看唐诗只有惊叹.惊叹唐代怎么盛产诗人,唐时的文艺园地怎么盛开诗的奇葩,我们还惊叹唐代的诗人哪有那么雄豪,哪有那么缠绵,哪有那么大江南北,那么花前月下!可是,历史的烟尘湮没了一切.古人的情怀我们今人已无法把捉,我们只有透过历史的烟尘,撩开历史的帷帐,去遥想那秦时明月汉时关了,去感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苍茫,去欣赏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美.一部《唐诗三百首》给我们大致描绘了唐诗脉络起伏的轮廓.初唐的诗人总是那么青春年少的样子,骨子里就充满激情充满奇幻,其诗情激扬,有奔放傲视环宇睥睨群雄的气慨,有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气度.盛唐的诗人却又是那样平和大度,其诗其情不免流露出功成名就的旷达,有直挂云帆济苍海的豪气.而晚唐的诗人难免沾染了沉沉暮气,其笔力不再俊美飘逸陷入苦涩之境,大有凭轩啼泗流的落寞感慨.唐诗的高产与盛传是与唐代的社会背景时代风尚有关.唐朝的鼎盛给一大批追求仕途的文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济济仕途使那些文人墨客穷经皓首一个个把那些长长短短的格律诗打造得珠圆玉润灿烂辉煌.唐时的天空是诗的天空,诗人是最耀眼的星星,人们仰望星空无不为灿烂星空感到惊异.当我们遥望唐时的星空我们还惊异的发现,星空不仅灿烂而且出现了诸多的星座,赫然排列,灼灼夺目.即使是今人我们还是把李白杜甫看成是唐代的最耀样眼的双子座,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老李老杜真好象是难兄难弟,在官场混得不如意,一个是彻底绝望,高唱着天生我才必有用,从此退出江湖,一个是且战且走,一把濞涕一把泪却又常怀千岁忧,吟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仕俱欢颜千古绝唱.作为诗坛比肩的兄弟,一个豪放旷达,藐视权贵,把诗的激情点燃,写出了自屈子以来最浪漫最灿烂的华章,一个执着内敛,朴实本色,用自己的行动书写生命的篇章.李白的诗属于长空明月高山流水,属于风的呼啸和心的召唤,杜甫的诗则属于大地属于庄稼属于人民.有人说李白出世,属道,骨子里透出道风仙骨,为人狂放不羁,心地坦荡无拘无束,行文犹如天马行空,白发三千丈愁怨似个长.而杜甫入世,是儒,是儒中的大儒,为官,则能恪尽职守,造福一方百姓,为民,则能布衣粗食,体恤民间疾苦,杜甫用诗的形式记录了唐代的民间历史,《三吏》《三别》以及悲壮的《兵车行》,莫不活画了一幅幅戚戚惨惨戚戚的民间画卷.杜甫的诗是可以入史的,是诗中的历史,是历史中最耀眼的部分.如果说李白把诗的浪漫情怀发挥到了极致,那么杜甫则把诗的现实关怀推到了平常百姓之中,在唐时的灿烂星空中李杜这两颗双子星座,一儒一道,交相辉映,体现了中国文化最本质的东西.其实唐诗中还有异类的东西,也是灿烂夺目的.王维就是唐诗中的异类,也是中华文化中的异类.王维属禅,禅是佛道的结晶,是佛的中国化,王维的诗是入了禅境的.王维的诗空亮明静,表面淡然,而内含机趣和意味,粗看淡茶一杯,细品却意蕴丰厚绵长,真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王维的诗把属于心灵的那份情趣融化到自然中,并通过清新的自然表现出来,因此,读王维的诗就有一种置身鸟鸣山更幽的境地之感,可以一洗俗世的浮尘,使躁动的心灵得到休憩.王维的诗是人的心灵栖息之地.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所,人要诗意的栖居,那么王维的诗就可以作为人的心灵的寓所,安妥我们日益躁动的灵魂.王维以其独特的诗意的书写,无可争比的成为唐诗的又一高峰,成为唐时灿烂星空的又一颗耀眼的巨星,与李白杜甫一道构成三足鼎立的巨星系.这样作为唐代艺术高峰的唐诗,就有了包蕴中国文化特质的三位诗坛巨星,这样当我们仰望灿烂的星空,我们总是为那耀眼的诗坛巨星惊叹不已,为灿烂的唐代诗文化惊叹不已.当然好花需要绿叶扶,如果没有初唐四杰没有边关诗人没有那些宫厅写手没有那些知名的和不知名的诗人诗作,李白杜甫王维也就没有这么辉煌这么耀眼了.
读《宋词》 思念疯长的杨柳岸边，暮色蔼蔼的烟波中，晓风残月浅斟的醉意里，柳永乘一叶扁舟自烟水迷离中驶来，浅诉着万种风情。执手相凝的泪眼，满心渴望的相逢，一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成为传颂千古的爱情盟誓。 盛满苦楚的黄滕酒，泪眼浸湿的鲛绡，一阕《钗头凤》暴露了全部的心思。“瞒、瞒、瞒”，却再也瞒不住，泪眼涟涟的眸子，错综交织的心绪，早已化作沈园墙上的墨迹，凝固成永远抹不去的印痕。 听那龙吟般的剑鸣声，不能横戈跃马，只能深夜里醉意中挑灯看剑。任那剑气再利，亦无法疆场饮血，可怜一位原拥万军的将军，只能鬓如白霜之际在梦里“沙场点秋兵”。 那欲乘风归去的明月间，纵是琼楼玉宇灿然，怎比得上月下跳舞，清影随人的人间生活，只是舞动长袖的潇洒比不过被离愁别绪束缚的落寞。共道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 缓缓合上书卷，脑海依然被宋词里的风景充满。这自词人们指尖流出的光影流往了天幕，化作了烁烁的星，不知疲倦地照耀着大地万载千年。 ——山东省沾化县二中 于佳婧 小编点评1：四段文字串联四段经典，最后点睛，作者的文字驾驭能力比较强。 小编点评2：品味唐诗宋词，探寻作者内心，可以陶冶情操啊！ 累死人了！不过很高兴帮助了你！我是“儿文”粉丝！
盛唐气象在宋元明清时代是一个文学批评的专门术语，指盛唐时期诗歌的总体风貌特征。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等著作最推崇盛唐诗，指出盛唐诗的特征是“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并对此在其诗话中多有阐述。以后明清诗论家承严羽之说，常把雄壮、浑厚二者（有时合称雄浑）作为盛唐诗歌的风貌特征，并称之为盛唐气象。后来林庚在论文《盛唐气象》中，正式提出“盛唐气象”一词，后来也被指为盛唐时代的整体风貌。
一 唐诗与唐以后的诗 研究唐诗，原本是范畴明确边界清晰的，如许文玉的《唐诗综论》、胡云翼的《唐诗研究》、苏雪林的《唐诗概论》、杨启高的《唐代诗学》、王士菁的《唐代诗歌》，直到陈伯海的《唐诗学引论》都是有关唐一代诗歌的研究，视野完整或者说对象完整，论述也完整。我曾经说过，做唐诗研究“可以完全忽略不计与宋诗的纠缠”。但做宋诗研究的人与唐诗的纠缠太多、太深的缘故，孤立地谈唐诗似乎也就缺乏一个比较的视角。因此最注重唐诗学科建设意义的《唐诗学引论》首篇“正本篇”中也不得不先要提到“宗唐宗宋”的历史争议，也要就唐宋诗比较的学术意见中引出自己的思考。钱钟书《谈艺录》开篇第一节就是“诗分唐宋”，明确提出“诗分唐宋乃风格性分之殊非朝代之别”，他有一段很著名的话称：“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态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钱先生这段话概念很清楚：唐诗不必出于唐人，即唐人写的未必就是唐诗；宋诗不必出于宋人，即宋人写的也未必就是宋诗。——唐诗宋诗应以审美质性来划分，即以“体态性分”来判别，所谓“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所谓“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这个诗学审美意见影响极大，流播极广，将唐诗的时代概念打破了，或者说打通了，然而它也只是诗学理论上的一种极有价值的审美见解（德国的席勒与清代的吴雷发均有类似的意见），“美学”上固然有突破的意义，而在“历史”上的雷池却仍无法跨越。——唐诗仍有它天然的、不可移易的历史规定性。我们看钱先生的《宋诗选注》，就没有选收一首唐朝人的诗歌，尽管他谈过杜甫、韩愈、白居易、孟郊都写出过真正的“宋诗”，开出宋调之先河。 严格意义上的“唐诗”，无疑即见于《全唐诗》与《全唐诗》的各种“补编”（包括《全唐诗逸》、《补全唐诗》、《补全唐诗拾遗》、《全唐诗补逸》、《全唐诗续补遗》和《全唐诗续拾》等）里的诗——全唐的诗的数目亡佚的无疑要大大超过存世的，在辨识上似乎也应撇去《全唐诗》始作俑收录在这些书里的五代诗。从唐人孙翌第一部编选唐诗的《正声集》开始，《南薰集》、《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才调集》等著名的“唐人选唐诗”以来，历王安石《唐百家诗选》、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元好问《唐诗鼓吹》、高�秉《唐诗品汇》、胡震亨《唐音统签》、钟惺、谭元春《唐诗归》、王士礻真《唐贤三昧集》、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到孙洙《唐诗三百首》，到余冠英主编的《唐诗选》，再到葛兆光选注的“中国古典诗歌基础文库”的《唐诗卷》，千余年唐诗精华不断被人甄选推扬，唐诗的精魂血魄已沉潜于中华民族的灵魂里，融化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成为一个古老诗国的光辉灿烂诗歌遗产的顶峰与典范。以至于鲁迅先生要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而中国的文化巨匠的成长几乎无不受到过唐诗的雨露沾溉，如郭沫若在《少年时代·我的童年》里就说到他的母亲，“她完全没有读过书，但她单凭耳濡目染，也认得一些字，而且能够暗诵得好些唐诗。在我未发蒙以前，她教我暗诵了很多的诗。”——这又可见出中国民间唐诗之深入人心，这也正是《唐诗三百首》这样的普及读物，不断有“新注”，又不断有“新编”的原因了。 当然我们应看到从唐代以来对唐诗的认识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唐人眼中的唐诗似乎更应该引起我们研究的兴趣，我们要更多看一看唐人对唐诗的地位的认识与理解、唐人审美趣味的承续与演化、唐人对唐诗人成就的评价及其依据的文化价值、哲学内涵的思考。这里我只想就唐人眼中的唐诗，包括唐人选诗评诗的实践扼要指出三点：一、唐人选唐诗各家标准差异很大，宗旨也大异其趣。有的对唐诗（盛唐为主）评价很高，如殷＠③的《河岳英灵集》；有的批评甚峻，如元结的《箧中集》；有的树“察风俗之邪正”，“审王化之兴废”为选评准则，强调政治讽喻“系国家之盛衰”，如顾陶的《唐诗类选》；有的以韵美调新、风情宛然为艺术追求，宣扬“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的审美趣味，如韦谷的《才调集》。这里可以见出唐人对唐诗的认识差异很大，文学主张与审美趣味各呈其词，颇有一种百花齐放、众声喧哗的自由局面。二、编选范围五花八门，有的主要甄选一个时期如初唐，如盛唐，也有主要选大历诗人的。前期的几种选本往往将唐诗与六朝诗编在一起，以为一脉承传。也有的企图目观全唐，尝试集大成打通一代诗歌。目光一路朝放大走，一路朝精细走，呈现多元的认识判断，唐诗史的历程初具界碑。三、在诗人取舍上更是目断心审，标准林立。最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几种重要的选本都不选杜甫。如果说《箧中集》因局格太狭窄，主张太偏激，不选杜甫可以理解的话，殷�《河岳英灵集》的不选杜甫似实难理解。从他完备且明确的理论主张，如“神来、气来、情来”的创作意识，如“既多兴象，复备风骨”、“既闲新声，复晓古体”，称美建安气骨又不忘太康宫商的审美标准来判断，不选杜甫更是不可思议。他的选诗以盛唐为主，也确实反映了盛唐诗歌的气象风貌，他甚至有意识地要通过诗歌评选和理论概括立出自己的文学主张。然而他竟没有注意到杜甫，或者说竟放弃了杜甫！殷�选诗时密切注视诗坛动态发展，敏锐地探捕新星，荐拔佳篇，而且认真分析寻索同时代诗人的风格特点。再如果说殷�之不选杜甫还有其客观条件的限制，如杜甫彼时进入诗坛不久，诗名不很大，信息交通不发达等等，那么，晚唐人韦谷的《才调集》不收杜甫，则更令人无法解释。《才调集》十卷，规模宏大，选诗一千首，初、盛、中、晚齐全，而且还选了和尚和妇女的诗，却不选杜甫。而且此书明显是承接韦庄《又玄集》的模式框架，人又与韦庄同在西蜀先后做官，应该是信息资料上可以沟通接续的。《又玄集》三百首，选了杜甫，《才调集》一千首却不愿选杜甫，而且从审美主张上他能独具只眼地选白居易的《秦中吟》，竟不肯选杜甫。这跟后来的千家注杜局面真是不可同年而语，这一点应引起我们足够的学术兴趣。——总的来说，唐人眼中的唐诗与我们今天理解中的唐诗有很大差异，这个差异或正是我们今天的唐诗研究者不可忽略的。同时代人的认识与评介或许更有人文层面上的研究意义和历史文化及其接受领域上的判断价值。 唐以后的诗基本上笼罩在唐诗的影响下。五代十国五十年，与晚唐往往看作一体，与宋初又混沌接续，不易分割。宋初六七十年间，宋人学白居易，学李商隐，学韦应物，学张籍，学贾岛，又移步到学韩愈，学杜甫，沿王禹�、梅尧臣到欧阳修始出露自己的面目，到王安石、苏轼与黄庭坚三大家，才真正形成宋诗体制。所以严羽说：“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但到了南宋的中晚期，四灵、江湖派又掀起回归唐诗的大潮，学贾岛、姚合，学晚唐的风气，一直绵延到南宋的灭亡。元诗不甚发达，无论是元诗四大家，还是刘因、姚燧、杨维桢、萨都剌等都在一片宗唐学唐的潮流里沉浮，学李杜，学白居易，学韦应物、学李商隐，尤其是元末的一股学李贺旋风，仙灯鬼火，大放异彩。明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说：“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元诗的学唐近唐，大多趋于“�缛绮丽”的一路。胡应麟所谓“元人诗如缕金错采，雕绘满眼”。——元人学的唐也在“中晚”，不过不同于宋季学的“中晚”，一条趋走的是李贺、李商隐绮丽之路，一条追尚的是贾岛、姚合“清苦”之风。或许正是出于反拨归正的心理，元之后的明代，从高�秉到前后七子重新打出严羽的“诗必盛唐”的旗号。南宋的严羽曾心怀忧患地指出：“唐诗之说未唱，唐诗之道或有时而明也。今既唱其体曰唐诗矣，则学者谓唐诗诚止于是耳，得非诗道之重不幸邪。”——故他提出了“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的明确口号。——明前后七子“诗必盛唐”不仅总结了严羽的理论经验，也总结了元诗学唐的创作实际。由于他们的诚挚提倡与逼真实践，明诗在公安、竟陵之前的“盛唐”面目尽管傀儡装束、肤廓皮相，却是唐诗传承史中最辉煌的一段。 清初的诗人与学者，显然眼孔放得大了，晚明乱提口号，师心自重，闹哄哄的诗坛局面使他们多了个心眼，不肯轻易跟着别人走。但大的样板却只有两块：唐与宋，正如钱钟书所说，没有第三条道路。到了那个时候，无论是谁，“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于是，宗唐宗宋形成了胶着状态，宗宋的黄宗羲、吕留良、吴之振、叶燮拼命拉抬宋诗的地位，顾炎武、朱彝尊、王士礻真、毛西河等“大家”则力主唐音，又偏重盛唐。吴乔、贺裳、冯班等一批小批评家则又花言巧语鼓励引诱学晚唐。王夫之干脆说宋一代无诗，他评选古诗、唐诗、明诗，独不取宋诗（因为元一代在异族统治之下，他干脆也一笔抹去了元诗）。清初特定的政治文化和思想史背景左右着人们的审美旨趣和批评情绪，诗坛人物多少有些情绪化的表现，理性思维气氛淡薄。难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论及这个局面时要说：“尊唐抑宋，未为不合。而所谓宋诗，皆未见宋人得失，漫肆讥弹，即所谓唐诗，亦未造唐代藩篱，而妄相标榜”。到了乾嘉时，唐宋诗之争才趋于调和——恰恰本于人心思想的趋于平和——诗坛上可以各自宣明旨义，不必漫肆讥弹。沈德潜主唐音，讲求温柔敦厚；翁方纲喜宋调，尤好辨析肌理；袁枚出入唐宋，唯性灵为归的；赵翼则更是放大眼孔唱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互相不见倾轧与攻击。但沈德潜有两句话还是相当委婉精到地道出了他主唐音美学上的原因：“唐诗蕴蓄，宋诗发露。蕴蓄则韵流言外，发露则意尽言中。”——这段话与钱钟书先生的“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有些貌似，但钱说更多有一点双峰并峙的意味，而这种双峰并峙的具体阐释无疑要以缪钺《论宋诗》中“唐宋诗之异点”之“论其大较”一段名句为代表。总括而言，唐人的诗更多一点主动性的感情发抒，自主且真率；更多一层心灵的自然流荡，澄净而明朗；更显出一种自由的独特风格，唐人评判外部世界的意见主观单纯，往往带有唯美的意绪。宋诗及宋以后的诗不免多一层模仿的味道。王闿运《论唐诗诸家源流》（《王志》）说：“三唐风尚，人工篇什，各思自见，故不复模古。”而宋人则不免被认为是最要模古的，后来的宋诗派更是有意标榜宋人处处是学着唐人的，好用唐诗的标准来评判宋诗，好以唐诗的模式来比附宋诗。如陈衍在《宋诗精华录》卷一的“按语”里，以唐诗发展的过程阶段来套宋诗发展的脉络线索，仿严羽、高�秉的初盛中晚四唐说来规画初盛中晚的四宋说，不仅四期一一对应，而且四期的代表人物也一一对应。——不管这种刻意模古是否道出历史真相，也不管宋诗的面目是否被人误解，宋诗以及宋以后的诗实际上已被主流的诗学批评家们人为地与唐诗的形体血脉粘连在一起，而唐诗与唐以后诗的魂魄气骨、精神风貌的区隔却是更清晰可辨了。 二 唐诗学术与唐学术 张潮《秋星阁诗话》小引云：“李唐之世，无所谓诗话也。而言诗者，必推李唐。……夫唐人无诗话，所谓善《易》者不言《易》也。”——诗话以北宋欧阳修《六一诗话》为始作俑。唐一代无诗话，但不能说唐一代没有诗歌的理论建设，没有有关诗歌的“学术”。但是唐人不是善《易》而不言《易》，只是用力在《易》也即是诗的致“善”之道。致“善”之道大抵有二：一、为做诗做好各种充分的准备工作——各种文学类书的编纂；二、为做诗定出细密的格式、法则——各种诗格、诗式的编撰。 类书，是介乎文学与学术之间的（或者说是混合了两者的）一种做文做诗的参考书。体制上以语词、文句、典故、事实、妙语镌策汇编为主，所谓“英词丽句，以类相从”，所谓“事类联属，便于采撷”。这种类书有唐一代名目繁多尤以初唐产品为夥：《文思博要》、《累璧》、《瑶山玉彩》、《三教珠英》、《芳林要览》、《事类》、《文府》、《碧玉芳林》、《玉藻琼林》、《笔海》等等。如今存世名声最大则有《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和白氏《六贴》（大部分都亡佚了）。闻一多在《类书与诗》（《唐诗杂论》）说它是“太像文学的学术和太像学术的文学”，“不过是《兔园册子》的后身，充其量也不过是规模较大品质较高的《兔园册子》”。这一类文学参考书或者做诗实用手册，从中央编的大部头巨型类书到民间比如敦煌发现的《珠玉钞》、《随身宝》之类的微型“兔园策”，在一个相当广泛层面上凝聚了一支自觉的诗人创作队伍，因而在实践上大大推动了诗歌创作的繁荣兴旺。难怪闻一多嘲笑说：唐初是个“大规模征集词藻的时期”。“词藻”——英词丽句的巨量镶嵌——也便成了一个时期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与形式特征。病态的文藻与浮华不仅给初唐的诗坛带来了畸型的繁荣，而且为有唐一代的诗歌创作的世俗化普及大开了方便之门，尤其为那些天分不高、才气不足且被一个时代的做诗潮浪卷了进去，拼命努力要做出成就的大量中下等诗歌作者鼓足了做诗的信心。——唐诗研究者有的已经发现了这种“兔园册子”深刻地影响到较高层次文人的创作（后来的李商隐还精心自制“兔园策”，如《金钥》、《杂纂》、《蜀尔雅》等，为自己做诗时随心调用故典镌策而预为之备），而且不自觉中规范与牢笼了一批诗人的词语选择与表达形式，为诗歌创作唱酬、联句、应对、测试的机械化、公式化、标准化铺设了便道，不管这种类书“指导”诗歌的理论意义如何，它已是唐诗学术的一种，对唐诗的创作发生了独特的影响。 第二点便是诗格、诗式的大量撰作。明胡应麟《诗薮·杂编》中存录了一批名单：“唐人诗话，入宋可见者：李嗣真《诗品》一卷、王昌龄《诗格》一卷、皎然《诗式》一卷、《诗评》一卷、王起《诗格》一卷、姚合《诗例》一卷、贾岛《诗格》一卷、王睿《诗格》一卷、元竞《诗格》一卷、倪宥《龟鉴》一卷、徐蜕《诗格》一卷、《骚雅式》一卷、《点化秘术》一卷、《诗林句范》五卷、杜氏《诗格》一卷、徐氏《律诗洪范》一卷、徐衍《风骚要式》一卷、《吟体类例》一卷、《历代吟谱》二十卷、《金针诗格》三卷。今唯《金针》、皎然、《吟谱》传，余绝不睹，自宋已亡矣。”——“诗格”、“诗式”、“诗法”均是讨论诗歌体式、法度与规则的“金针”，实际上也是传授写诗的基本格式与形式的要诀，王夫之斥为“画地为牢”。——先是为社会大众服务，像函授的诗学教程，“三家村”知识分子最得益。后来诗赋取士，又理所当然成为一种“高考参考资料”，刻意为公式化、标准化操作服务。等皎然因《诗式》而获荣名，一批有志通外学、修文辞的和尚也嗜好此道，借以光耀佛门。此类“诗格”、“诗式”著作有的比如皎然《诗式》不仅着眼在形式法则、声病偶对的探讨，而且涉及到创作论、艺术论、审美特征的讨论，如“取象”、“取境”，已经在诗歌理论上颇有建树与开拓，对晚唐五代乃至两宋的诗格理论发生过巨大影响。——当然对有唐一代诗歌创作产生推动作用的则主要还是初盛唐的著作，这些著作从上官仪的《笔札华梁》开始，较有积极影响的如崔融《新定诗格》，王昌龄《诗格》、元竞《诗髓脑》、皎然《诗式》多因日本释空海的集大成《文镜秘府论》六卷的整理而得以保存。所谓“唐人卮言，尽在其中”。张伯伟有《全唐五代诗格校考》一书，校辑考释甚为精详，对“诗格”形式的历史演化、利弊功用的分析评判也甚客观。——客观来说，诗格、诗式与类书“兔园策”一样，尤其是初盛唐的，都是为唐诗的创作繁荣、唐诗发展高潮作了准备工作、后勤工作、服务工作。——严格地说，它们谈不上理论建设，更无所谓学术建树。一为征集词藻，一为规范形式，当然征集词藻的还附有作品大全的展示，规范形式的也偶备审美经验的传授。从某种形式的意义上来说，这两者或可以构成唐诗的理论建树与学术规模。尽管它们是如此的简陋、粗糙，与唐诗实际上取得的巨大成绩远不相配，也几乎没有人肯承认两者之间的直接因果关联。——唐诗的繁荣与它的学术建设、理论指导是一个悖论。 唐诗的学术建设与理论指导更多的融化在时代实践中政治的引导和文化的诱导。我们知道，有唐一代，由于初盛的几个皇帝的大力提倡和躬自表率，以及一些诸如开科诗赋取士、礼敬厚遇文人的行政措施，唐诗到开元年间已是十分繁荣。唐玄宗即位不久，在答一位臣子的手诏中还专门强调“夫诗者，动天地，感鬼神，厚于人，美于教矣。朕志之所尚，思与之齐，庶乎采诗之官，补朕之阙”（《旧唐书·崔日用传》）。——玄宗本人便是一个酷爱文艺、酷爱美的皇帝。“开元天宝的时代在文化史上最有光荣。开国以来一百年不断的太平已造成了一个富裕的、繁荣的、奢侈的、闲暇的中国，到明皇时代，这个闲暇繁华的社会里遂自然产生出优美的艺术与文学”（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册）。我们看看《旧唐书·音乐志》里记载的玄宗如何热心提倡和指导音乐艺术——音乐直接关系到有唐一代乐府诗的发达，而乐府诗的发达与衍变正是唐一代诗歌兴旺繁荣的关键。（注：胡适在《白话文学史》第十二章《八世纪的乐府新词》中说：“盛唐是诗的黄金时代，但后世讲文学史的人都不明白盛唐的诗所以特别发展的关键在什么地方。盛唐的诗的关键在乐府歌辞。第一步是诗人仿作乐府。第二步是诗人沿用乐府古题而自作新辞，但不拘原意，也不拘原声调。第三步是诗人用古乐府民歌的精神来创作新乐府。在这三步之中，乐府民歌的风趣与文体不知不觉地侵润了，影响了，改变了诗体的各方面，遂使这个时代的诗在文学史上放一大异彩。”）《音乐志》还记载，玄宗亲自创作乐曲：“玄宗新曲四十余，又新制乐谱”。——这同唐太宗亲自写诗与宫廷大臣唱和酬答一样都有一种躬为表率的作用。——唐诗的繁荣原因诸多，但帝王的提倡尤其是带头实践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们的文艺才性与实践作品虽不是第一流的，但为第一流的诗人与诗的诞生铺开了红地毯，也正是在唐玄宗时李白、杜甫大步走上了文化舞台。 唐诗在初盛唐乃至整一代的繁荣发达又引出一个与唐代整个思想文化学术的关系。尽管李姓皇帝提倡道教，武姓皇后抬高佛教，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却大多秉持儒教正宗观念，并且不反对严重鲜卑化了的艺术形式（音乐歌舞）。故在主流形态的文化生活层面上真有一派三教并兴、百花齐放的局面。魏晋六朝以来的文学传统（尤其是乐府文学的传统）垂直影响或者说严重熏染了一大批士大夫知识分子，随着南北文风融合的完成，意识到了的审美追求大大激活了他们的文学审美才性，文学的兴趣、绘章雕句的习惯几乎贯穿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而且考科名由进士入仕途还得备习诗赋，《文选》几乎是最热门的一部必读书，莘莘学子固然案头必备，士大夫官员也必须时时温习，用心揣摩。在官场的应酬中，有文学的修养素习才能潇洒地周旋俯仰，才能引得圈子里的尊仰与朝廷的敬重。比如张说为宰相时曾把王湾《次北固山下》中“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一联亲手题在政事堂，让朝中文士作为人才及其作品的楷模。——《文选》本身即是文学的一部集大成的参考书，一个文学经典的样板。“选学”是炙手可热的学问，理所当然也成了一种正宗学术。朝廷在刚刚流行的李善注本之外，又迫不及待命工部侍郎吕延祚等五位大臣合注《文选》，以求完备新颖。文学的学术化又拉动了学术的文学化，朝廷上上下下、江湖幽深之处都弥漫着追逐文学的浓烈气氛。一个直接的结果是人人都写诗，王公大臣、士大夫知识分子自不必说，林泉隐逸、岩樵渔父、和尚道士、闺阁名媛、娼妓宫嫔也都写诗，响应一种上下合流的时代精神，陶醉在这个诗化的时代之中，唐一代文化格局几乎就沉浮在诗歌的大潮之中。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唐代的史学高度发达，尤其是初唐。但初唐的史学又恰恰是文学味最浓重的。初唐官修的几种重要断代史都染有非常浓重的文学气味，绮藻丽句、文学的笔触随处可见。闻一多说：“只把姚思廉除开，当时修史的人们谁不是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艺——尤其是《晋书》的著者！”这话虽偏激一点，但触到了一个史的诗化的问题，即史学叙述中调动文学手段的问题。其实，这一种我称之为“史的诗化”的现象上可追溯到《史记》、《汉书》，而尤以范晔的《后汉书》最为典型。司马迁著《史记》，抑止不住内心的文学描写的冲动，诗的才性与激情不自觉中流荡而出，一部《史记》直可当文学书来读，故鲁迅先生有“无韵之《离骚》”之赞颂。两《汉书》也是文采飞扬的，班固、范晔都是文章高手，都是文学当行，作史时忍不住时时调动文学手段，使严峻的史的叙述染浸上浓重的诗的情调。至初唐的几位史家更是踵事增华，不惜要“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艺”了。这种风气与趋势到盛唐的刘知几出来大声疾呼直言其弊，才被刹住，而且是永远的刹住了。刘知几的《史通》在史的理论上把中国诗化史学的传统截断了，从此以后历史与文学严格分了家，正史均秉笔直书，精炼简核，不敢再有文学的夹羼染绘，连润色都很少见到了。甚至欧阳修这样的大文学家修史时也严格按照了刘知几的规矩，不敢涉入文学一步。 刘知几在那个时代几乎是唯一的一位守住学术阵地、拒不肯让文学浸漫过来的纯粹学者。他在《史通·自叙》中说：“予幼喜诗赋，而壮都不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幼喜诗赋”是时代习染，及壮，则明确对诗赋说“不”！“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学术的家学渊源，“著述”的崇高使命，扬雄以来不为雕虫小技的文化眼光使刘知几自身与盛唐文学风气划清了界限。刘知几的例子是很有认识意义的，他的著述立场与学术态度在盛唐以后是不可能再有的。开元以后，天下士人“耻不以文章达”，诗赋取士的制度确立并固定化之后，攻诗赋、擢科举是一代人心所向，是一代人才精英的正途出路。刘知几虽把文学驱除出了史学领地，但在一个诗与文学光焰万丈的时代里，史家守住自己的贞节的同时也只得忍受自己的寂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唐一代的学术（包括史学）在精神上已被诗赋冲垮了，人才流失，光芒黯澹，虽然成果累累，但在整个时代文化大格局中只有默坐隅角的地位。 唐一代学术大抵有两端：史学与佛学。史学最称发达，成果十分丰厚，除了姚思廉、李百药、令狐德、李延寿等正史作者之外，还有撰“国史”的吴兢、韦述、柳芳、令狐�亘、于体烈等名家。《贞观政要》（吴兢）、《东观奏记》（裴庭裕）、《顺宗实录》（韩愈）都是重要的“国史”专书。特别值得称道的当然是刘知几的《史通》和杜佑的《通典》。杜佑《通典》是我国第一部典章制度的通史，后世所谓“九通”、“十通”之首。开元间修撰的《唐六典》、《大唐开元礼》也是十分重要的典礼类专书。唐一代通俗史事类杂著笔记也相当纷繁，著名的如《通历》（马总）、《大唐创业起居注》（温大雅）、《明皇杂录》（郑处诲）、《安禄山事迹》（姚汝能）等。另外，唐僧玄奘口述辩机编纂的《大唐西域记》也应列入山川地域史志的范畴，此书已开了释僧撰属的先河。 唐代的佛学相当繁盛，著名的佛学家，有学术性著述可考并声名显赫的就有玄奘、窥基、神秀、慧能、神会、法藏、湛然、宗密、怀让、马祖、怀海等等。唐代的佛学固称辉煌，但内典佛藏、方外奥义毕竟不是严格意义的中国学术，也不是纯正形而上范畴的哲学思考。唐代哲学一般不称发达，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主要诠释官方的经典见解，陆德明《经典释文》也只是儒典的一般音韵、训诂的著作。儒学在佛学（也包括道学）的重重压迫之下，几无成绩可言。那是胡适所谓“印度思想哲学泛滥的时代”，儒学的复兴要等到两宋才开始酝酿并最终完成。唐初的傅奕力主反佛，影响所及有中唐韩愈的排佛，但韩愈的主要哲学文章《原道》、《原性》以及李翱的《复性书》也并无严格意义的学术推进。而对哲学问题深感兴趣（也困扰半生）的刘禹锡、柳宗元们却用心在宏观的天人关系的探索与寻绎，《天论》、《天说》、《天对》固有一些深辟的见解，闪耀出睿智的思想火花，但于中国哲学的发展影响有限。而“文中子”王通的《中说》旨在调和三教，不但入不了儒家的“经”，自立一“子”也似乎是非常勉强的。——有唐一代在汹涌奔腾的诗歌潮流的映照之下，学术的音响总觉空杳渺远，学术的景色显得暗澹无光。 唐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赋相对沉寂，连新近出版的《中国文学通史·唐代文学史》都几乎没提到）。这个时代盛产诗人与诗歌，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拼命写诗，引吭高歌，率性任情，阔步前行，——整整一个时代，诗是生命的原旨，诗是文化的正色，诗是学术的主调。几乎整整一代人高张着感性的风帆，喷薄着生命的热力，内心激涌着诗的冲动，笔下铺展开锦绣玉缀，只认创作，不思其他。诗人们关于时代的对话，同行间技艺与情思的交流，生命的理解，审美的实践，功名进取成功的矜夸、失败的怨屈，诗几乎是唯一的媒介。读读《高氏三宴诗集》、《断金集》、《元白继和集》、《三州唱和集》、《刘白唱和集》、《汝洛集》、《彭阳唱和集》、《吴蜀集》、《三舍人集》、《汉上题襟集》的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