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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市生活垃圾资源化 摘 要：通过对~~市生活垃圾产量、成分及处置现状的分析，提出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并阐述了~~市生活垃圾资源化的潜力，给出生活垃圾资源化措施的见意，对~~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方案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及指导意义。 关键词： 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分类收集 城市生活垃圾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或为日常生活服务过程中所产生的废弃物，若处理得当，可以是一种资源。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就是将生活垃圾变废为宝，使其转化为肥料、能源等造福于人类[1]。~~市自1992年建成洪河特种垃圾焚烧厂，其垃圾无害化处理工作已全面实施，至2004年成都市生活垃圾无害化率达到，中心城区为[2]，只是资源化至今仍是空白。~~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西南地区重要的商贸、金融、科技中心、交通和通讯枢纽，研究与推广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对于其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市生活垃圾的现状 市生活垃圾的产量 城市生活垃圾是城市的代谢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垃圾产量呈现出逐年增加的态势。至2005年未[2]-[3]： ~~市生产总值是亿元，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仅次于广州、深圳、杭州，居第四位；~~市总人口为万人，市区总人口为万人，在全国特大城市中，人数仅次于重庆、北京、上海，居第四位；中心城市垃圾产量为3400吨／日。与1996年相比，十年间GDP增长了％，总人口增长了％，市区人口增长了％，中心城区垃圾日产量增长了％。平均每年垃圾日产量增长了％左右。 市生活垃圾的成分 随着垃圾产量的变化，~~市生活垃圾成分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以下给出了~~市中心城区近十年内生活垃圾成分曲线图[2]。 从图1可以看出，~~市生活垃圾的特点是：有机物成分含量高、特别是可燃烧有机物含量至2004年已达到％[2]，无机物逐渐下降，可回收物逐年增加，这些变化特点为成都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带来了机遇。 图1 ~~市生活垃圾各成分历年所占比例 市垃圾的处置现状 ~~市现行的垃圾收运模式是混合收集。除医院、涉外宾馆等产生的大约30t特种垃圾被运往洪河特种垃圾焚烧厂焚烧处理外，其余全都生活垃圾被运至距市区公里的~~固体废弃物卫生处置场作卫生填埋处理[2]。该填埋场一期工程于1993年建成，投入使用至今已经饱和，二期工程2003年峻工。两期工程共耗资亿元，设计库容3209万立方米，计划使用30年。由于处置场距市区远，运管费用高，且垃圾产量大，处理方式单一，对~~市这样一个人口密度大、用地紧张的特大城市来说，当填埋场库容再次饱和时，又不得不寻找新的用地来消纳与日俱增的生活垃圾。因此，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是其唯一出路。 2~~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的潜力 城市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处理是指对城市生活垃圾进行仔细分类，然后根据分类后的垃圾的不同性质分别采用适宜的方法处理，使不同种类的垃圾均能加以利用，从而真正做到城市生活垃圾的减量化、地害化和资源化[4]。对于分类后垃圾的处理，最有效的资源化途径是堆肥、焚烧以及卫生填埋的沼气回收利用。~~市生活垃圾资源化技术研究在国内起步较早，对分类收集、焚烧、堆肥、卫生填埋方面都有一些自已的经验、研究成果及总结，另外关于生活资源化有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2]。所以~~市走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道路有巨大潜力。 ~~市早在64年就开始进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的尝试，83年11月又在市内四个文明街区试行分类收集，为~~市以后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的研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焚烧处理是指在高温条件下[5]，垃圾中的可燃成分与空气中的氧进行剧烈的化学反应，放出热量，转化成高温的燃烧气和量少而稳定的固体残渣。其中燃烧气可作为热源回收利用热能。~~市环卫科研所从1988年开始进行城市垃圾焚烧实验及焚烧炉研制工作，并自行建成LTF-03垃圾焚烧炉，于93年用于洪河特种垃圾焚烧厂试行至今，运行状况良好。1998年，市环卫部门开始了《~~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技术研究》课题，在LTF-03的基础上，完成了SHNB垃圾焚烧发电锅炉技术方案。该技术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与引进国外同类设备相比，可减少投资60％以上，节约资金，适合成都这样一个资金并不充沛的西部大开发城市。 堆肥技术是将有机垃圾送入机械消化机中[6]，利用自然界广泛存在的微生物，在好氧和厌氧条件下降解垃圾中的有机质，并发酵转化产生可被农作物吸收的腐殖质，成为农作物的营养，变废为宝。~~市环卫部门于1986年8月承担了《城市有机生物质垃圾系统处理工程技术》的研究课题。该项课题在发酵工艺、沼气利用、肥料试制及肥效实验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并将这些先进工艺、技术在~~等地的垃圾处理工程中也得到了实际应用，被国家环保总局定为国家环保示范工程项目的都~~垃圾堆肥处理厂就是该工艺技术的继承和发展。1999年4月，市环卫部门又进行了《~~市200T/d生活垃圾制有机肥示范工程可行性研究》课题的研究，该研究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报告中提出的采用堆肥、磷矿为原料生产有机肥的方案，为垃圾堆肥出路提供了新的选择，有利于促进垃圾堆肥的发展，为~~市生活垃圾堆肥资源化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八十年代以来，~~市根据本地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条件，在城区大力提倡使用清洁能源，使我市城区居民生活用气普及率居全国首位，2004年未已达到％[2]。城区垃圾中易腐有机物含量增大，2004年未城区生活垃圾中有机物达％，热值在，另外成都市土壤的特点是富氮贫磷，因此~~市已具备作焚烧和焚烧处理的基础条件[2]。结合以上两种垃圾处理方式的技术研究水平，所以在实施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基础上，~~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和堆肥的资源化技术前景广阔。 关于卫生填埋，~~市目前已建成了国内较高水平的固体废弃物填埋场。若将填埋垃圾产生的沼气进行回收，可以得到一种宝贵的能源。针对卫生填埋技术，考虑到传统的厌氧填埋方式存在种种弊端，所以~~市环卫科研所与西南交通大学于2003年9月开始研究目前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在国内还没正式应用的垃圾填埋技术——准好氧填埋技术。该项技术完全符合我国有关城市垃圾处理“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改善环境卫生条件，大大加速了垃圾的降解，垃圾降解稳定时间大约在2年左右，而一般厌氧填埋的稳定时间在10年以上，甚至长达几十年，又由于准好氧填埋是通过自然通风来达到垃圾快速降解之目的，所以节约处理成本，每吨垃圾的处理费用仅为传统厌氧填埋的83％[2]。所以~~市目前已具备填埋产沼的各项配套技术、设施，卫生填埋产沼资源化处理方式前景也是广阔的。 政策支持 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是建国以来西部地区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国家拟继续增加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入，并制定了向西部地区倾斜的政策和措施，还将进一步研究、制定有关垃圾资源化利用的价格、投资、财政、信贷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市作为西部中心城市，在全国经济发展战略位置上居于“三中心、两枢纽”的重要地位，可以优先享受国家有关加快西部地区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
行书地名：昆明、大理、丽江、建水、巍山、会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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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 称 级 别 批准时间 批准机关 1 昆明历史文化名城 国家级 1982年2月 国务院 2 大理历史文化名城 国家级 1982年2月 国务院 3 丽江历史文化名城 国家级 1986年2月 国务院 4 建水历史文化名城 国家级 1994年1月 国务院 5 巍山历史文化名城 国家级 1994年1月 国务院 石屏县郑营村、禄丰县黑井镇、孟连县娜允古镇等省级历史文化名村（镇）已于2003年9月上报建设部，正在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名镇。
上虞自秦王嬴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置县，迄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是浙江建县最早的县份之一，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以历史悠久、文化兴盛、山川秀美、人杰地灵而独树一帜。客观地审视上虞的自然风貌、物质资源和2000多年历史进程积淀的文化成果、人文景观，我们不难发现，丰厚又颇具特色的历史文化，无疑是上虞最具价值和开发前景的元素。 一、 上虞的文化地理及人文 上虞是中华农耕文明的重要源头——河姆渡文化的发源区域，也是越文化的核心区域之一，境内有属于河姆渡文化第一层的五星村遗址和相当于河姆渡文化的第三至第二层牛头山遗址。越文化源自河姆渡文化，经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而趋于繁荣。越文化不仅对长江以南地区、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有重大影响，使长江下游东南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又一摇篮，而且也是惟一跨海北上进入朝鲜、日本，南下经台湾至东南亚、大洋洲走向海洋的文化。古老的文脉，面临海洋(杭州湾)的地理区位，使得作为越文化核心区域的上虞，在文化地理上至少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地位。 1、上虞是古代部落文化的重要衍生地。“舜避丹朱于百官”、“舜与诸侯会事讫，因相娱(通虞)乐，故日上虞”、“大禹治水驻夏盖山”等等，都证明上虞不仅是古代舜、禹部落的重要活动场所，也是以舜、禹、古越等为代表的部落文化的重要衍生地。 2、上虞是春秋制造文化的中心之一。春秋以来，上虞一带的酿酒、烧瓷、制茶、冶炼等著称全国，牛山为当时越国的冶炼铸造地，金银山出土的刀、锄、镰等铁制工具，其冶炼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商代中期，章镇等地就用叠压“龙窑”烧制印纹硬陶和外敷青釉的瓷器，直接造就了汉代小仙坛一带越窑青瓷的滥觞，使其成为中国青瓷的发源地。 3、上虞是中国隐逸文化的重要平台。东晋时以谢安为代表的东晋群贤雅聚东山，和稍前的竹林七贤嵇康隐居广陵等，有力地推动和助长了中国隐逸文化的兴盛。 4、上虞是中国学术文化的一大苗圃。王充写《论衡》、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谢灵运开创山水诗、章学诚奠基近代方志学、杜亚泉创办《亚泉杂志》、罗振玉立说甲骨文、马一浮树帜国学等等，使上虞成为中国学术文化不可或缺的一大苗圃。 作为越文化的核心区域，上虞的民俗基本趋同于长江以南吴越文化区的民俗，但就区域特色而言，又有其个性色彩。上虞民性素称敦厚，“习勤俭，重耕织；勤诵读，尊师友；廉耻为尚，气节相高”为其最主要的民俗特色 上虞虽为河姆渡文化和古越文化的核心区域之一，但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极大多数居民一样，其真正意义上的“土著”少而又少，大多数为外来移民的后裔。自秦至南宋，上虞经历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外来移民迁入。一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将一批中原移民迁至杭州湾南岸绍兴、上虞一带；二是东晋和南朝期间，随晋室南渡的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两大家族从建康南迁江南，绍兴和上虞一带成为王、谢两氏的聚居地；三是南宋建都临安(杭州)，绍兴成为陪都，南宋皇室在绍兴居住达一年零八个月，南宋政权统治者、文武官员、军队、随从等大量从北方迁入。此外宋将焦光瓒本率部降金，宋室贬其部率为“堕民”，迁入浙江境内的“堕民”大都集中在绍兴、上虞、嵊州一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虞的人文和文化除了以越文化为底蕴外，很大程度上也是与外来的北方文化、中原文化南北融合、互相掺入的产物。事实上这恰恰也是上虞人文和文化的活力所在。
历史 文化 是城市的宝贵资源，是塑造大连城市形象的要素，大连古代历史文化悠久、近代历史文化更具特色。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大连历史文化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大连历史文化论文篇1 试谈大连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摘要：近年来大连市发展建设加速，新区面积增加，建设质量不断高，但能够代表大连历史的历史文化街区建设质量升级却迟迟未能推进，导致城市特色及风貌逐渐缺失。加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工作，使历史文脉、城市记忆在延续传承的同时，街区本身也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自身得到发展;保证历史文化街区得到整体保护，挖掘和强化历史风貌特色，提升环境品质，完善区域功能。 关键词：大连 历史文化街区 保护 发展 一、现状概括 新中国成立后到现在，大连城市经历了翻天腹地的变化，城市规模进一步拓展，同时在城市规划中也非常注重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现状保存较完整的历史文化街区主要有：胜利桥北历史文化街区、南山历史文化街区、黑石礁历史文化街区和中山广场历史文化街区。 胜利桥北历史文化街区是沙俄租借时期(1898-1904)形成的，是当时沙俄的行政区，沙俄的大连市政官衙公署等机构均集中于此，市政官吏、港口及城市建设工程技术人员以及东清铁路公司办事机构、俄籍铁路员工宿舍、俱乐部、医院、商会、公园也均设在这里。除行政办公职能外，这里还是俄国人住宅区，住宅地块以小路分割成均匀的，中间建有二至三层坡顶式的半木结构或全原木的花园式住宅。随着年久失修，街区建筑开始破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大连市政府对团结街两侧进行了保护式改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俄罗斯风情一条街。目前，街区内建筑许多均破败不已，街区内居住人口多为无业流动人口。 中山广场历史文化街区形成于日俄占领大连时期。俄国人占领时期(1898-1904)把城市规划为行政区、欧罗巴区、中国人区三个区。欧罗巴区即为现在的中山广场历史保护街区，该区是城市的中心地带。规划的莫斯科大街(今人民路及青泥洼桥以东的中山路)贯穿东西，规划的码头、火车站均设在此，交通便利。市区的主轴线规划是自港湾广场通向中山广场而直达西公园的莫斯科大街(中山路、人民路)，它串联着几个广场，联系着码头、中心广场再经欧洲市场到达中华剧场(群众剧场)。在日本占领大连时期(1905-1945)实施了俄国人的规划，1909年规划在广场周围安排了大连民政署厅舍(现大连工商银行)等大型公共建筑。在道路广场及有轨电车方面，首先实施了沙俄的规划，修建了直径为213米的大广场即现在的中山广场。中山广场历史街区保护较好，广场周围历史建筑保护完好，街区功能仍为商业金融，但街区内部历史建筑存在一定程度的破坏。 黑石礁历史文化街区始于俄国人占领大连时期(1898-1904)，是俄国高官富豪的高级住宅区。日本人占领大连时期(1905-1945)为日本人的居住区。现在这一地区为部队用地，用地功能仍为居住，但街区内历史建筑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南山历史文化街区是日本占领时期日本人居住区，建筑多以全木质结构建造，外形则融合了欧洲古典风格与日式风格，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由于南山地区风景优美，适宜居住 ，许多历史人物曾居住于此，有张作霖、林彪、博爱医院创始人孟天成、孙传芳西班牙领事、德国领事等。近年来通过小规模改建、新建，仿照日式风格建设部分别墅，以步行街形式形成日式风格一条街，两侧分布日式酒馆、饭店、会所，成为城市旅游亮点之一。 这些历史街区集中反映了大连市城市建设的发展历史，是城市发展中凝固的记忆。每一个历史街区都代表着不同的历史特色，是大连仅存的历史记忆，但由于年久失修和“改造性的破坏”，部分历史街区正在丧失它原本的特色，并有遭到进一步破坏的危险，保护工作刻不容缓。 二、保护原则 1、坚持历史保护与有机更新并重的原则 历史街区存在大量的历史遗迹，应做好对历史街区整体空间格局及路网肌理的保护、文物古迹及历史建筑的修缮、测绘、存档等工作，坚持历史街区历史保护的原则。防止大拆大建，实现逐步有机更新历史街区面貌。 2、坚持新老城区统筹发展的原则 历史街区部分职能可以疏散到周边地块或其他城区，促进历史街区协调和整体统筹发展。 3、坚持功能提升与整体风貌保护统筹的原则 在充分尊重历史环境、保护历史文化的前提下，应对一些历史街区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完善历史街区功能。城市建设和发展要有历史眼光，重点着眼于城市功能和城市风貌的历史性演化，形成与城市自然格局、历史格局相适应的物质形态。 4、坚持公众参与、管理创新的原则 历史街区保护不同于一般的城市建设，无论是文物古迹的修复和保护、历史街区房屋修缮和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还是城市整体格局、水系的恢复与建设，都需要大量的投入，应唤起社会的共同关注，推动公众对历史保护工作的积极参与。同时，可以通过组建民间团体、基金会、非营利组织等形式，推动市民和社会各界人士对保护工作的直接参与，鼓励制度创新，协助政府共同推进历史街区保护和更新工作的开展。 三、保护与更新策略 1、历史保护策略 关注原住民及原生文化。历史街区文化遗产的传承延续，需要一定的载体。街区中的文物古迹、历史建筑，是静态无声的载体;而街区中的原住民则是动态有声的载体。保护历史街区，应该留住原住民，保存其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趣，这样才算得上是真正的保护。历史街区功能的延续与产业发展都是基于当地无形文化的基础展开，没有用外来文化替代。此外，都试图将无形文化“有形化”，通过赋予无形文化有形的场所与载体，创造“动态生活场景”来实现街区文化的传承。 增加文物保护单位数量。目前的在册文物单位大多是当年的公共建筑，如学校、银行等。应组织下一步的文物单位扩充工作，将反映出历史居住形态的历史建筑添加到文物保护名录里。 2、感知体验策略 大连作为一个山海辉映的旅游城市，应增强街区周边山体、滨海的开放度，成就山体、滨海开放空间，将历史遗产的保护与城市开放空间结合。为更好的感知体验空间格局、特色开放空间，应设置景观路、景观视廊、标识系统等。预留近海通道、观海视廊;预留进山通道并在山体上设计观景平台;设置感知游览城市历史路线，并结合历史价值片区设计驻留点、浏览线。 3、政策配套策略 在政策支持上，要考虑到对历史街区内搬迁的工企业提供相对优惠的政策支持，比如给以土地政策的优惠。同时完善民间力量的参与机制，考虑要促进历史街区无形文化保护的民间力量的发展，必须要把它设定在国家和社会互补的关系格局中，政府需要强有力的推动力，完善其参与历史街区保护的机制。应以立法的手段将遗产保护的责任切实分散到社会各阶层。在完善相关法律的基础上，还应该为相关个人和团体建立对话、合作的平台，以协调不同利益团体间的冲突，保障参与合作机制的公平与公开。 参考文献： [1]尤坤，王华新.国内外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发展案例分析研究.城市，2012，(01) [2]赵中枢，胡敏.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再探索.现代城市研究，2012，(10) [3]李晨.“历史文化街区”相关概念的生成、解读与辨析.规划师，2011，(04) 大连历史文化论文篇2 试谈由移民历史看大连 民俗文化 【摘 要】大连是由移民组成的城市，移民的历史之长、规模之大都是在我国各地区的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大连民俗文化是由山东民俗、旗人民俗、东北民俗等各种文化融合而成，具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点。 【关键词】大连;移民;民俗 大连位于辽东半岛的最南端，是沟通东北腹地白山黑水和中原大地的海上通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研究大连的古代历史，会发现一种现象：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大连地区屡遭“灭顶之灾”，在历次的战乱中经常受到毁灭性的打击。等到新政权建立以后，统治阶级就会采取多种 措施 移民大连，生产力重新发展。然后再遭遇新的一轮战乱，百姓又要流离失所，大连地区再被重新毁灭掉。然后再在新政权稳定后，重新移民，继续发展。可以这样说，大连地区移民的规模之大�p移民历史之长，在中国各地区的文化中是独具特色的。 一、山东移民及其民俗文化 老大连人的祖先基本都来自于山东，大连文化受山东文化影响明显，尤其是鲁东沿海文化对大连文化影响尤甚。目前大连地区山东移民的祖先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明末的战乱是大连历史上遭受到的又一轮毁灭性打击，人口减额严重。后来随着清朝统治的日趋稳定，大连地区的人口有所增加，其中大部分人是山东�p河北�p江浙一带的移民，尤其以山东人居多。这就是所谓的“闯关东”现象。由海上进入辽东的人们首先经过的地域就是大连，所以大连成为了许多山东人的新家园。山东的风俗文化自然流传到了大连地区。 其实对于山东本身来说，山东也存在着移民现象。如明初，朝廷推行“移民宽乡”的政策，从明洪武二年到永乐年间大批移民由山西迁至山东滨州、德州、济宁、聊城、菏泽、泰安一带，其中一部分又先后东迁。所以山西移民几乎遍布山东各地，山西风俗影响到整个山东。再如明初移民到山东的四川人，多集中在莱州地区，形成了莱州独特的风俗。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地区的人们移民山东，所以山东各地民俗也各不相同。 山东的移民们由于生活所迫，远离祖辈生活的故土家园，来到人生地疏的大连。移民们以无比勇敢的豪气，克服重重困难，在大连地区扎下了根。而隔海相望的家乡又是每一个山东人难以忘记的心灵家园，所以一代又一代的山东移民及其他们的后裔便把胶东大地上的民风民俗顽强的保留了下来，以极其坚强的意志力代代相传，把山东各地的民俗民风大量融入到了大连地区风俗文化之中。比如旧时在 春节 前，小年结束，祭完灶神，威海等地就会选一天蒸饽饽。饽饽分为插枣的“枣饽饽”和没有插枣的“光头饽饽”两种。还有的人家要蒸一些“圣虫”和“葫芦”，分别放在面缸和窗台上，称为“压面缸”、“压窗台”，待到农历二月二“龙抬头”的时候再拿出来吃。这种风俗在老大连人的家里是一直保留的。再如山东、中原等地流行的祭灶神，也是大连百姓必做的节日风俗。还有山西人寒食节期间不生火做饭的民俗也早就由山西移民带到了山东，而此遗风在大连地区也可见到。 二、旗人移民及其民俗文化 大连的移民当中还有一些人是旗人的后代。八旗文化是满清统治时期所特有的一种文化。清政府派了大量的八旗将士驻扎于现在的辽宁地区，当然也包括大连。八旗兵有从北京来的，也有从黑龙江等地来的。驻扎在大连的“八旗”士兵分为满八旗、蒙古巴尔虎旗和汉三旗总计十二旗的兵丁将士。金州以南地区主要由汉军正黄�p镶黄和正白三旗驻防。当时编入旗籍的人称为“旗人”， 没有编入旗籍的人称为“民人”。 大连的老住户中，有相当的一些人是清朝八旗的后人(准确的说，其中很多人应该属于汉军旗人)，因此满洲八旗的习俗文化也融入进了大连的本土文化当中。 大连地区文化自清以来就有明显的满汉文化共存的现象。如春节 除夕 夜，满族人家院中常常要立有索罗杆子，高数丈，杆子顶部安装一个浅方形的锡斗，锡斗内装有猪的五脏供乌鸦、喜鹊去吃。相传这是因为乌鸦、喜鹊曾救过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命，为报答乌鸦、喜鹊救命之恩，所以满族就形成了这样的习俗。 这一习俗在大连农村至今还能看到。再如满族的住房习俗是以西房为尊贵，家中长辈一般是住在最西端的房间，以表示对长辈的尊重，这一点在大连农村部分地方至今保留。当然从这些文化习俗中也能看出明显的满汉文化融合痕迹。比如汉军旗人及其后代，在住房的安排方面，西房为大的习俗就不是十分明显，有时会保留汉族以东为大的习惯。而且在节日祭祖进行供奉的时候，满族人一般要在西房和西墙供奉祖宗板，而汉军旗人供奉的是具有鲜明汉族特点的家谱，地点也往往在中厅。这和满族习俗都有所区别。 三、近代以来的移民及其民俗文化 清末洋务派开发旅顺口，当时围绕着大连地区的海防建设进行了一次移民，这是大连历史上带有选择性的、素质较高的一次移民。当时清政府从山东和天津等地招募了一批能工巧匠，由政府发给工资，这些人可算是中国第一代的产业工人。后来在俄国和日本统治大连时期，殖民统治当局也从山东�p河北等地以及江浙一带招募了大批的劳工。可以这样说，大连的老住户基本上都是祖上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移民到大连地区的。 大连位于东北三省的最南端，对于东北腹地和内蒙古地区的文化发展向来是有着重大影响的。同样道理东北的黑土地文化也对大连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大连城市的发展，大连对于东北地区的整个发展起到了窗口示范作用和模范带头作用，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优秀人士聚集到了大连，其中尤其是以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地区的人为多。新的城市移民，也为大连的文化建设带来了新的移民文化。黑土地和内蒙古大草原的民俗文化逐渐影响到了滨城大连。走在大连的街头巷尾，只要稍加注意就会看到富有东北地区饮食文化特点的东北菜馆和具有内蒙古大草原饮食习惯的火锅城。 大连是由移民组成的城市，移民文化铸造了大连的本土文化，大连民俗文化是胶东文化、满族文化、八旗文化、蒙古草原文化�p东北文化、海洋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 传统文化 、现代文化、东方文化、西方文化等融合在一起经过长期的磨合而最终形成的不同于其他任何文化的具有鲜明地方特点的文化体系。 历史文化论文篇3 试谈城市文化和城市历史文化保护 摘要：本文从城市文化的角度探讨了文化对城市发展的意义和保护城市文化的核心。提出保护城市历史文化必须将形式与内涵统一起来，延续城市独特的文化。 关键词：城市;文化;历史;保护 在为一个城市做规划的时候，无论是发展战略，或是总体规划，再或是城市设计，我们总是以解读一个城市为开始。这种解读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城市物质环境的解读，包括城市的地理条件、气候条件、路网格局、城市形态等等;另一方面是对城市经济环境的解读，包括区域经济地位、城市经济水平等等。如果将这两者喻为解读城市的两只眼睛，那么城市文化是解读城市的第三只眼睛。 一、文化的第三只眼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和标志。而城市文化是一个特定的空间发展起来的历史范畴。―个城市的文化是多样性与同一性的统一。即使是两个在建筑风格上极为相似的城市，在本质上也会使在城市中活动的人产生完全不同的社会认知感。因而，除了从物质、经济这两只眼睛来研究城市发展动因外，还必须用文化眼来研究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因。 以文化眼解读城市的另一个原因在全球化经济影响下，中国本身的传统文化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外来文化的冲击。因此，以文化眼解读城市的意义除了了解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因外，也是提炼城市文化精髓，使城市在全球化过程中保持自身特质的重要手段。 二、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性 基于以上两点，以文化作为理解城市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规划过程中的意义是必须注意保护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使城市文化具有一定程度的连续性。因此，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意义在于： 1、保护城市的发展脉络，使依附于城市物质实体上的城市文化能得以延续; 2、丰富城市的空间和文化，使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城市文化得以互相交融，从而反作用于城市客体，丰富城市的空间和文化; 3、具有 教育 和回味的作用，使城市居民产生认同感。 三、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原则 城市旧区作为城市历史文化的物质载体之一是城市的组成部分，是具有生命力的有机体。要保持城市文化的魅力，使城市文化得以延续，就有必要保持城市旧区内建筑的“原真性”，这是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最根本的原则。 “原真性”是对旧区建筑表现形式和文化意义内在统一程度的衡量。保持旧区建筑原真性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其本身具有重要的历史、美学等有形的价值，另一方面在这些建筑背后还隐藏着与之价值相关的意义，它是其精神意义的物质载体。因而，旧区建筑等物质实体，如果离开了它所承载的文化意义的话，就丧失了它们的“原真性”，其本身只能是一堆毫无意义的构件。 四、关于保护城市历史文化 方法 的观点 城市向前发展的趋势和要求是无法遏制的。城市在进行大规模更新时，对如何进行旧城改造，如何保存城市的历史文化，陷入了困惑：一方面是旧城中不断恶化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是有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害怕投资之后得不到回报。 为了打破这样的僵局，政府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制定产业导向，极力推进旧城改造的速度。由于政府在旧城改造中为投资者树立了信心，各大城市的旧城改造速度也超乎想象。然而伴随这个过程的，是旧城中原本蕴涵着历史文化意义的大批城市景观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以商业性开发和贵族化区域。尤其是大城市，商业化与贵族化趋势尤为明显。 因此，由于旧城改造，使得宝贵的城市历史文化丧失了其原真性。产生这类现象的原因是城市旧区内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再利用是一种多元主体参与的方式，其结果难免不受到其中某几个主体的主导和控制。在这些主体中，决策者是政府，利益相关者是直接参与的公众、企业、业主等，参与者是社会团体、专家等几类。 政府――政府是城市旧区改造和历史建筑保护最重要的主体，在历史建筑的保护和再利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的责任是全面发展，不仅是历史文化保护，还要兼顾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其他问题。 公众(社会团体)――作为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保护主体，实际是指生于此地、长于此地、并将子孙后代的发展希望寄托于此地的城市市民。 企业(业主)――市场经济下，企业的本性就是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各种资本追求历史文化所拥有的潜在经济效益，但企业的价值取向往往以直接经济利益为主。 专家――包括文物、建设、规划等不同行业的专家学者，在价值取向上，能站在时代的前沿，把握方向。专家习惯于依据他们的知识和价值标准来判断事情，成为一种“由少数专业人员表达他们的意志，并以此来规范城市各类群体和个人行为的手段”。 由于各主体的利益出发点不同，价值取向不同，致使利益指向多元化，使得它们在旧城改造过程中产生复杂的博弈行为。在这由多元主体结成的网络中，政府、专家与企业基本是整个保护与发展更新过程中的控制者、主导者和实施者。从根本上说，他们决定了旧城改造的实施方向。而公众、社会团体仅仅处于监督、建议的地位，对整体的发展没有实质性的把握。 五、政府在保护城市文化中的作用 我们把城市看成物质和精神的总和，认识到城市文化的存在能体现城市的个性和特征，保持城市文化的延续性，保证社会各个层次的群体的利益是他们保护旧城、开发新城成功的关键。 政府作为调配社会公共资源的主要角色，其价值观与工作方式对历史文化保护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为了使我们的城市文化得以延续，政府有必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做出努力： 1、确立一种正确的保护观念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政府的价值倾向直接影响到社会公众的利益。如果政府能始终将公众利益放在首位，将城市建筑与城市文化看作不可分割的统一体，那么在旧城改造和历史建筑保护与再利用过程中，商业化与贵族化的倾向就难有滋生的土壤。 因此，政府有必要树立一种正确的保护观念，首先把旧区改造行为与历史建筑再利用行为放到“公众利益”天平上考量，同时将历史文化保护与历史建筑的保护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那样城市的历史文化才能得以延续，公众的利益才能得以维护。 2、提供一种良好的保护机制 观念转变之后，必须有良好的机制作保障。而这个机制必然包括一份良好的保护规划、一种有效的开发模式和一个严格的管理体制。 “一份良好的保护规划”指在保护规划中除了规划中所必须考虑的物质因素外，还要考虑人文的、历史的、社会的等等其他非物质因素。 “一种有效的开发模式”指为平衡改造成本，同时为保持历史文化的原真性，所采取的突破一般开发方法的开发模式。 “一个严格的管理体制”指在改造的审批过程中，每一个建设改造环节、每一种再利用想法都要有严密的论证体系和严肃的评审过程，保证历史文化的原真性。 而在整个改造和再利用过程中，公众参与也必须作为一个法定程序贯彻整个过程始终。 六、结语 以文化眼来解读城市、理解城市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城市发展的方向，发现城市的特质。而如何保护城市的历史文化，还有相当多的难题需要攻克。这些难题不仅仅是规划手法上的，还包括了管理模式上的、运作上的，甚至人们的价值观念上的。 因此，尊重城市的历史文化，必须把城市的实体与文化统一起来、保护起来，使城市在空间上与文化上都能得以延续，这才是一个城市长久的生命力所在。 参考文献： 1、“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真性” 阮仪三林林 “理想空间”第四辑 2、“市场经济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再认识――以曲阜为例” 刘海涛朱新社 “理想空间”第四辑 3、“城市历史保护的生态观”张松“城市规划汇刊”1992年第四期 4、“历史地段保护的价值观：追求可持续的资源、环境与效益”赵志荣“城市规划汇刊”1999年第一期 猜你喜欢： 1. 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范文 2. 历史文化名城论文范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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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蜀文化旅游资源评析与开发建议成都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其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是一种无价的旅游资源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丰富的蜀文化资源是古蜀先民留给我们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珍宝，我们应充分挖掘其文化内涵，将文化优势转化为旅游优势，推进成都文化旅游的纵深发展。一、蜀文化及蜀文化旅游资源的涵义“蜀文化”简而言之即蜀人的文明，是蜀地人民在数千年社会实践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蜀文化”的概念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徐中舒、蒙文通等老一辈史学家率先提出的，它是以一个族称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它包含了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和战国时期的文化（又称青羊宫文化），是继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宝墩文化之后的考古学文化。蜀文化旅游资源是指以蜀文化为支撑，客观存在于“蜀”这个地域空间并因其独特的文化价值而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的旅游吸引物。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谭继和研究员曾以时间为线索对蜀文化人文旅游资源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江源文明水利工程系列；古蜀文明历史古迹遗址系列；秦汉与三国蜀汉历史文物古迹遗址系列；唐宋至明清四川历史文物古迹、遗址、陵寝系列。二、成都蜀文化旅游资源具有内涵丰富、文化厚重的优势成都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城市文明的起源地之一，有4500年以上的文明发展史。成都早在一万多年前就已成为蜀族先民活动的中心和舞台。成都作为蜀汉政权的首都，处于蜀文化的核心地位。成都的蜀文化旅游资源具有内涵丰富、文化厚重的优势，具体表现在：①以“金沙”为代表的古蜀文化旅游资源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和旅游价值。成都城市是在灿烂的古蜀文化的基础上孕育而成，众多新石器遗址广泛分布于成都平原及岷山区域，金沙遗址、十二桥商周建筑遗址、新都区水观音、羊子山土台、古蜀船棺葬等遗址望帝、丛帝陵等均是古蜀文明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址，它们神奇、神秘和神妙，令人叹为观止。当然还有有关古蜀的各种传说、文献和民俗，也是蜀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极具浪漫色彩的诗文及传说，同样是具有极大开发利用价值的文化旅游资源。两者组成了一条完整的古蜀文化链条，充分展示了古蜀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具有重大科学研究价值和旅游开发价值。②以武侯祠、南郊公园为代表的三国文化旅游资源蕴涵大量的历史文化典故。三国文化影响深远，遍及欧美等世界各地，成都是蜀汉政权的首都，三国文化积淀在成都地区特别丰厚，在现今的城市中，成都留下了最丰富的三国遗迹。武侯祠是三国文化中最主要的代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是是全国最负盛名的诸葛亮、刘备纪念地和全国最大的三国遗迹博物馆。馆内拥有诸葛亮殿、刘备殿、刘备陵园、鼓楼、桂荷楼、琴亭等重要古迹，以及大量具有珍贵价值的牌匾楹联和馆藏文物。三国文化长期以来已经渗透到成都人生活中的各个层面，在在人们的记忆中、市民的口碑中，都能看到三国文化的影响，除了武侯祠，成都的大街小巷，许多为人熟知的地名皆因三国而来，如九里堤原叫糜枣堰，又称刘公堤、侍郎堤。始建于唐代乾符年间(874～879年)，宋代重建，是为了防洪而建。从清代中后期开始，因“蜀人每事好归诸葛亮”，九里堤又称“诸葛堤”。③“诗歌文化”旅游资源展示出成都优雅的人文氛围。灵秀的蜀地山川、古代成都的闲适富庶和神秘的古蜀文化养育和熏陶了中国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墨客。古代的“三苏”、扬雄、司马相如、李白、杜甫、苏轼、陆游，再到现代的巴金、郭沫若……，虽然有的并没有出生在成都，但曾经在成都获得更多灵感，迎来他们创作的高峰期，如：我国唐代“诗圣”杜甫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先后居住近四年，留下诗作二百四十余首，其中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春夜喜雨》、《蜀相》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成都杜甫草堂因诗名扬天下，借诗圣而后世流芳，被视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圣地”。还有许多中国古代的著名诗人都到过蜀中，在成都留下了一处处风流胜迹，如：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风流佳话而演绎的琴台、文君井等一系列古迹，还有薛涛望江楼、陆游祠、杨升庵桂湖，等等。诗宗文豪的创作活动为成都留下了魅力无穷的诗歌文化宝库，给成都营造出非常优雅的人文氛围和社会生活情调，使成都成为文化旅游的向往之都。④以青城山、青羊宫为代表的道教文化旅游资源是本土宗教的重要载体。道教是在中国古代社会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宗教，具有民族思想和信仰的特征。中国道教从创教以来，～直道脉不断，成为中国的本土宗教。成都是道教的发源地和发祥地。相传东汉末年，道教创始人张道陵曾在此设坛布道，晋唐以后宫观林立，极盛时达一百余座，称为“第五洞天”，自古为探幽访胜和隐居修炼之地。青城山也成为了道教的祖庭和圣地。青城山列入联合国文化遗产保护区后，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成为了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之地和朝拜、观光的圣地。成都青羊宫则是中国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道观，是中国著名的道教宫观。殿内九米多高的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等像，堪为全国道观一流。青羊宫原名青羊肆。据《道藏辑要》记载，这里曾是老君为关令尹喜真人演法传道之所，后名青羊观，玄中观。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年）扩建后改名为青羊宫。⑤以文殊院、昭觉寺、宝光寺为代表的蜀禅文化旅游资源是佛教文化重要载体。佛教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宗教，据考古材料证明，早在东汉时佛教己传入蜀地。成都作为中国佛教文化的重镇，历朝历代高僧大德辈出，对蜀文化的影响极为巨大。入唐以后，佛教禅宗在蜀地发展极盛，产生了一大批杰出人物，如唐代禅宗十大家中就有马祖道一、圭峰宗密等五家是蜀中人，隋唐、两宋时期，蜀中佛教文化更一度冠盖于全国，以至于宋代第一大文豪、大诗人苏东坡曾赞叹道：“成都，西南大都会也，佛事最胜。”蜀中佛教文化的影响深远，至今仍在海内外享有崇高威望。成都著名的寺院有文殊院、昭觉寺、石经寺，宝光寺，灵岩寺等。众多的禅林古刹，既是众多佛教徒朝圣拜祖的圣殿，同时也构成了蜀文化的一大景观。⑥以马镇、平乐古镇为代表的古城古镇旅游资源是蜀地乡土文化最典型、最生动、最直观的写照。距成都郫县县城9公里的古城镇古名“马镇”，又称马街，早在三国时代，蜀汉大将魏延曾在此屯兵养马而得名，20世纪40年代初改称古城。古城内的蜀汉街古韵犹存，唐街古风遗响，宋街、明清街更是阡陌交通，人来车往。街道两旁的仿古建筑，旌旗猎猎，商贾云集，展现的是一派古文化、古街坊、古建筑的韵律。古城还是成都平原上著名的竹编、棕编、草编的“三编”之乡，其编织工艺源于宋代，产品精巧纤丽，远销东亚、东南亚一带，是颇具地方特色的旅游工艺品。古城的武术源远流长，早在三国蜀汉时代就已开展。成都周边有十大著名古镇，各具特色，或历史久远，或文化深厚，或建筑精巧，或依山傍水，或习俗奇异，或地理位置突出。其中，邛崃平乐古镇、大邑安仁古镇、黄龙溪古镇、洛带客家古镇都是成都市古镇代表，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情。邛崃平乐古镇始建于隋代，史为南方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安仁古镇秀美清丽；黄龙溪古镇以浪漫水乡表达浓郁的民俗风情；洛带古镇是中国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客家古镇。⑦以川菜、川酒、川茶为代表的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品位独特。成都美食源远流长，川菜、火锅、特色小吃闻名遐迩，享有“中国美食之都”的美誉。川菜在我国八大菜系中名列第二位，仅次于北方菜的代表鲁菜，具有干烧、干煸、鱼香、宫保、麻辣、怪味、椒麻、红油八大特色，拥有4000多个菜肴点心品种，原料有江团、岩鲤、雅鱼等珍品以及银耳、竹荪、香菇等土特产。著名的菜点有：宫保鸡盯麻婆豆腐、回锅肉、夫妻肺片、赖汤圆、龙抄手等。醇香浓郁的川酒最能体现四川天府之国精髓，五谷精华和着四川人性格的火辣、善良、辛勤、勇敢、智慧都尽在川酒那醇、香、辣、回味悠长的酒水里被一一体现得淋漓尽致。四川几千年的文化、风俗都溶进了清洌、酣香的酒水里。另外，自古就有“蜀土茶称圣”的说法，唐宋时期，川茶产量居当时各地首位。⑧以成都灯会、花会为代表的民间节庆旅游资源尽显蜀地遗风。每年的节庆盛会都是传承数千年的民俗和民间风情，无疑也是蜀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蜀地民风纯朴，一向为人所称道。蜀地风范和遗风在我国民俗史上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丰富多彩的传统民俗至今仍保留在大众的生活中，影响着一代代成都人。成都的民俗文化类资源丰富多彩历史悠久，如：正月元宵灯会起于唐时。唐玄宗幸蜀曾在元霄上街现灯，有青羊宫的道灯，昭觉寺的佛灯，大葱寺的水灯，从此形成极富特色的成都灯会。新中国成立后，成都灯会集中到青羊宫举办，一年一次，成为春节期间人们游乐的重要去处。除此之外还有流行于郫县一带的望丛歌会，新津龙舟会，都江堰清明会和放水节等。三、成都蜀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建议①设立以展示蜀文化为主题的旅游标志形象。成都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底蕴深厚，值得作为标志的形象很多，但确立为旅游标志的形象应该具有独特性和易识别性，具有较强的传播功能，并能彰显文化。几年前，与三星堆考古齐名的金沙遗址震惊中国考古界，其间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更是让人兴奋不已，叹为观止。太阳神鸟金箔图案为十二个火焰组成的圆环，内有镂空的四个“三组鸟”。“太阳神鸟”的形象是古代先民“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体现，作为古蜀人崇拜太阳神的象征，表达了追求光明、团结奋进、和谐包容的精神寓意，不仅是古蜀先民勤劳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风貌的体现。它激情洋溢，轻盈飞扬，极富美感，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并且，它已被确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这是成都1060万人民的荣耀，同时，太阳神鸟作为古蜀文明的表现，具有作为成都旅游的标志物形象的特点和优势，能较好的突出成都的特色。②整合蜀文化旅游资源，建设旅游精品线路。成都文化旅游的发展应遵循“文化——商品——品牌——名牌”的轨迹发展，即通过“利用蜀文化优势——创造特色旅游商品——树立旅游品牌——打造精品名牌”来发展旅游市场。以蜀文化为主线，尽快整合现有蜀文化旅游产品，将分散的景点按一定的主题串连起来，根据其分布状况，推出几条精品线路：第一，古蜀文明遗址游：a.金沙遗址——十二桥商周建筑遗址——成都古蜀船棺合葬墓——水井街酒坊遗址。（成都市区内小环形旅游圈）；b.新都区水观音——郫县杜宇的杜鹃城——温江区柏灌墓、鱼凫墓——双流县瞿上王城。（成都大环形旅游圈）第二，陵寝文化游：望帝丛帝陵——后蜀和陵——前蜀永陵——武侯祠——明蜀僖王陵。第三，诗歌文化游：杜甫草堂——望江楼薛涛纪念园林——郫县扬雄庐墓园。第四，蜀禅文化游：宝光寺——昭觉寺——文殊院——大慈寺——石经寺。第五，道教文化游：青羊宫——青城山——鹤鸣山——纯阳观。第六，古镇文化游：黄龙溪古镇——平乐古镇——西来古镇。第七，民俗文化游：文殊坊——宽窄巷子——民俗公园。第八，美食文化游：成都名小吃——成都茶馆——川菜——火锅。③加大民间艺术的保护，发展特色旅游商品。成都拥有像川剧、皮影戏、四川木偶戏、杨琴、金钱板、清音、花鼓、车灯等大量民间文艺资源，加大对它们的保护和利用对成都发展文化旅游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成都还有大量的民间制作工艺，且都具有较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历史文化价值、科学研究价值和市场经济价值。如：成都的蜀锦绚丽多彩，美如云霞，是我国织棉工艺中的一朵奇葩，它与云锦、宋锦并誉为中国三大名锦。蜀绣更是驰名世界，它与苏绣、湘绣、和粤绣被称为中国“四大名绣”。此外，漆器久负盛名，金银丝织品、瓷胎竹编闻名遐迩。成都拥有如此丰富的民间艺术资源和制作工艺，因此，探讨如何把文化与经济结合起来，把民间艺术与市场效益结合起来就显得尤为重要。首先，应进一步保护民族工艺和民间艺术，提高民间工艺品制作水平，尤其是蜀锦、蜀绣、漆器、瓷胎竹编、竹丝画、树皮画等工艺。其次，政府应在财政税收上给予优惠，鼓励根据市场需求及时组织旅游商品生产。此外，还可建立成都蜀文化工艺美术展览馆，一方面，为国内外旅游者充分展示成都民间工艺美术作品；另一方面，为他们提供欣赏、购买的场所。④举办形式多样、文化品位高的旅游节庆活动。旅游节庆活动既是一种专项旅游产品，而且还是一种有效的旅游促销活动，更是旅游娱乐的重要形式。节庆己成为许多城市和地区的文化品牌。节庆旅游可以使旅游者获得知识和精神上的享受，各种节庆活动己经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由于各地历史条件、地理环境的不同，各地的地区文化、民俗等差异性，各地所举办的节庆活动也各不相同。因此，各地应举办极具本土特色的节庆活动，以独特的形象吸引区域内外的游客，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全面发展。节庆活动也为蜀文化的展示提供了有效的平台，如：都江堰的“放水节”就是一个以水为媒，融乡情、文化、经贸于一体，充分展现都江堰千年水文化风采的一个大型节庆活动。另外，蜀文化精品展、武侯三国文化节等活动展示了古蜀和三国文化的厚重；草堂人日吟诗会、“草堂听琴”中秋赏月等活动则体现了唐代诗歌文化的典雅，反映了四川成都的民俗文化特色。蜀文化中可以为旅游开发利用的资源异常丰富，如果将这些文化资源中的民俗风情和旅游结合起来，可以打造出更多、更具吸引力和高品位的旅游产品。如：以“永陵”为载体，依托王建墓24乐伎石刻，复原制作其乐器，创作一台“蜀国弦”或“蜀宫伎乐”，作为永陵博物馆的经常演奏曲目可以恢弘“古代东方世界的音乐之都”的特色；以“金沙”为载体打造精品文化品牌可以展示古蜀文明，成都已推出了具有轰动效应的《金沙》音乐剧和极具特色的《梦回金沙》的4D电影。并于2009年春节开始打造首届金沙太阳节，推广金沙文化和古蜀文明。
我的家乡——韩城，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一个山清水秀、鸟语花香，非常美丽的地方。 那里有好多名胜古迹，像有司马迁的祠墓，有明清建筑代表的“党家村”，有保存完整的老城，有魏长城遗址。这些都是令我骄傲的地方。 我的家乡很美。在山上，在路边，到处可见许多不知名的野花野草，花有紫色的，蓝色的，白色的等各种各样的颜色，漂亮极了。 现在，我的家乡都种满了果树，有苹果，核桃，樱桃…………，还有闻名的大红袍花椒，到了秋天，到处都是果实累累，红彤彤的果实无不透着农民伯伯的微笑。 我爱我的家乡。 我的家乡——韩城，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一个山清水秀、鸟语花香，非常美丽的地方。 那里有好多名胜古迹，像有司马迁的祠墓，有明清建筑代表的“党家村”，有保存完整的老城，有魏长城遗址。这些都是令我骄傲的地方。 我的家乡很美。在山上，在路边，到处可见许多不知名的野花野草，花有紫色的，蓝色的，白色的等各种各样的颜色，漂亮极了。 现在，我的家乡都种满了果树，有苹果，核桃，樱桃…………，还有闻名的大红袍花椒，到了秋天，到处都是果实累累，红彤彤的果实无不透着农民伯伯的微笑。 我爱我的家乡。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研究论文
摘要 ： 文章主要介绍了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三个层次，即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保护区以及历史文化名城。
关键词： 保护单位；保护区；历史城；历史文化遗产
当前阶段我国的历史文化古城正处于关键的时刻，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以及城市化的不断推进，目前对于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因此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是在进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时，需要对历史文物进行一定分层，进而更为针对性和准确性的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因此探究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层次是具有重要意义的[1]。在此背景下，文章主要介绍三个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层次，旨在增加人们对于历史文化保护的重视程度，以下是具体内容。
一、第一层次：各级重点文物的保护单位
（一）保护单位的保护方法
在对历史文化遗迹保护单位进行保护时，首先就需要确定保护的方式，根据国家在这一方面的规定可知，在进行保护时维修时主要需要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
（二）保护文物古迹历史环境
在保护重点文物单位维修保障为原状的前提上，同时在我国的相关法律上还规定，需要建立保护历史文物的古迹的历史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历史文化环境和保护文物单位是同样重要。对于任何一个文物而言期都是具备一个自身的存在环境的，这个环境自身也蕴含着历史的遗迹，其和文物相辅相成，共同呈现着一个时代的历史沧桑。对于古迹历史环境而言，保护其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体现了历史文化文物的功能和地位，并且会对历史事件的细节进行揭露；同时也对于文物的设计意图以及艺术效果进行了表达，其对于历史的坐标进行了揭示，同时也可以对于那些已经不在的建筑进行合理的猜想。
二、第二层次：历史文化保护区
（一）正确理解保护区的价值
历史文化遗迹保护的第二个层次便是建立历史文化保护区，首先我们需要正确的理解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价值和意义。在一些古城之中我们通常可以看见一些地区，其存在大量的历史古迹，新的建筑较少，同时在该地区的居住人民也较少。对于这些地区有一些人认为已经是没有存在价值了，但是同时这些地区也是历史的最佳体现。从历史信息保护的角度进行观察，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历史时期的最原始面貌，这属于城市历史的一个篇章，属于城市记忆的一部分，所以其和文物单位的层级是具有一定差别的，其更为完整的体现了一个时代的城市历史，它的价值和环境一体化的遗留了下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保护区保护方法
通常而言对于历史文化保护区而言，其居住的环境较差，并且其成片的面积很大，因此其和文物单位的保护是具有一定差别的。其在保护时应该给以一些特殊的保护，即在保护外观的同时，允许给以合理的内部改造，但是必须保障整体化的风貌。就现阶段的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措施而言，其已经很为成熟，起保护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五点：1、具体的文物保护需要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进行恢复原状的保护；2、对于一些保存十分完整的历史建筑，其可以对外观进行细微的装饰，在其内部进行合理的改造；3、对于一些外貌应经有一些较大改造的建筑文物，应当进行的改建将其恢复至原始的面貌；4、当建筑物的'内部结构已经受到了很大破坏，进而致使古建筑成为了危房的情况，则需要将建筑结构进行重建，但是在其外观上仍然要保障其为历史的原貌；5、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内部的新建筑，可以将其和历史建筑进行协调化的调整，对于一些难以实现协调化的建筑，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迁移。
（三）和第一层次的差别所在
与第一层次的文物保护单位不同，其和历史文化保护区是存在一定差别的，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为并不是对于历史文物的保护均给以原汁原味的保护，只是在外貌上要求完美的保存，但是在其室内上是可以进行一定改造的，这样的保护措施相较之文物单位的保护是更为容易实现的，对于古迹建筑物而言，其在保存了历史遗迹的同时，还可以充分使用建筑的价值；第二为对于在历史文化区的原始居民而言，可以继续在历史文化区生活，不需要强制的迁出。
三、第三层次：历史文化名城
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第三个层次便是创建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原则为需对城市中的历史文化古迹进行完美的保存，但是同时还需要保障城市的发展，居民的正常生活。故此历史文名城层次的保护，其保护的内容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归纳：其一为保护历史地段以及文物古迹、其二为延续和保护古城的风貌以及格局的特殊；其三为发扬和继承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就现阶段，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措施主要有三种。第一种为进行仿古建筑的建设，这属于是一种历史遗迹的抢救方式，但是防建的历史建筑其自身是不具备历史价值的，更多的只会为了商业上的利益，其最大程度上只能说是一种历史遗貌的延续；第二种为深度挖掘传统建筑的特点，在原有历史遗迹建筑的基础在进行新建筑的建设，同时在其形式、布局、格调等方面均和传统的建筑保证一定的联系，这是一种较为成功的古城保护措施；第三种为抓住古城的历史传统精神，进行精神上的再创作，让古城其特殊性、历史性得以完美的延续，这一种极佳的保护措施。结束语综上所述，就现阶段的中国历史文化遗迹而言，加强对其的保护措施是十分必要的，在进行保护时给以历史文化遗产分层次化保护，也是一种加强保护措施效益的手段之一。就目前而言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保护区以及历史文化名城是现阶段较为合理、科学的层次分化方式，值得各个城市历史保护单位进行合理的使用。
参考文献：
[1]张希晨,郝靖欣.城市历史文化街区遗产保护可持续发展途径研究——针对无锡历史文化街区遗产保护工作的整体分析[J].四川建筑科学研究,2014,40(4):338-343,356.
晕~我发现了,你真的是懒到一定程度了,还有这样写论文的?
旅游网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国家建委、国家文物局、国家城建总局向国务院提交的《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
保护文物,不容小觑我国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水平大大提高，中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也趋向于城市建设和发展领域，这给我国的城市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然而，国家和地方财政对城市建设的投资非常有限，城市发展资金主要靠各城市独立解决，所以不少城市都把发展提到了新的高度。 根据国内外多年的实践证明，在城市建设中，规划是龙头，规划必须先行。在城市发展中道理也是一样的。因此，城市发展的规划方略研究，十分重要。城市规划走向发展性的城市规划，城市规划本身就可以创造价值，城市规划本身就是城市经营。一个好的建设规划、小区规划就可以创造上亿的价值，上海文化佳苑就是一例。一个好的城市总体规划创造的价值更是不可估量，周庄、平遥的规划最有说服力。 概括起来，城市发展的规划方略，主要有如下方面：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长远考虑城市发展；优化城市环境，以环境美提升城市资产价值；基础设施区域共用，节约投资并增加效益；规划先行，搞好城市发展性规划。这些问题是城市发展与城市规划建设的热点与难点问题，也是城市发展急待解决的问题。那么，各城市如何在实际工作中正确地面对并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和难题，以推动城市的建设健康顺利发展？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上海同济联合城市规划与景观设计研究所所长、中国城市研究专家李秉毅，请其主要就“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长远考虑城市发展”的城市规划方略发表看法。 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意义何在？ 李秉毅介绍说，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主要有4个方面：历史研究——历史文化价值、科学研究——科学价值、发展旅游——经济价值及可持续发展。我们首先从历史研究着眼，来看待城市文化价值。城市文化遗产是城市历史发展的见证，是城市历史研究的重要依据。研究城市、人类发展历史，借古明今，有利于促进城市发展。在历史科学研究进程中人们发现，历史古城、建筑、构筑物（如中国的赵州桥、都江堰，埃及的金字塔）等有很深奥的科学道理，有的甚至是现在人们还不清楚的科学理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尤其是保护凝聚了3000多年历史文化的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对科学研究有重要的意义。李秉毅说，正是这些人类前进中创造的城市文化遗产，为我们的城市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发展城市旅游业，用经济价值去直观地表现城市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有利于更好地发展城市。中国5000多年的历史文化遗产丰富而迷人，它吸引着无数的中国人，更让外国人向往，这些都是发展城市旅游业的重要资源，也是人们游憩、观光、获得美的享受的重要场所。小小的周庄（小镇），年旅游收入达2亿元，增长率也是惊人的。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旅游业所带来的收益不断提高，旅游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不断增长。我国城市历史文化旅游的潜力很大。我国张掖市比日本的高山市的历史文化遗产丰富得多、有价值得多，然而，我国张掖市的旅游收入占国内生产值的比例却比日本的高山市低得多，张掖市不到10%，而日本的高山市在70%以上。总之，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有重要的意义。国家每年拿出2000万元用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遭受地震时，国际上给了相当数量的捐助。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经营的长远战略
历史 文化 是城市的宝贵资源，是塑造大连城市形象的要素，大连古代历史文化悠久、近代历史文化更具特色。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大连历史文化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大连历史文化论文篇1 试谈大连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摘要：近年来大连市发展建设加速，新区面积增加，建设质量不断高，但能够代表大连历史的历史文化街区建设质量升级却迟迟未能推进，导致城市特色及风貌逐渐缺失。加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工作，使历史文脉、城市记忆在延续传承的同时，街区本身也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自身得到发展;保证历史文化街区得到整体保护，挖掘和强化历史风貌特色，提升环境品质，完善区域功能。 关键词：大连 历史文化街区 保护 发展 一、现状概括 新中国成立后到现在，大连城市经历了翻天腹地的变化，城市规模进一步拓展，同时在城市规划中也非常注重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现状保存较完整的历史文化街区主要有：胜利桥北历史文化街区、南山历史文化街区、黑石礁历史文化街区和中山广场历史文化街区。 胜利桥北历史文化街区是沙俄租借时期(1898-1904)形成的，是当时沙俄的行政区，沙俄的大连市政官衙公署等机构均集中于此，市政官吏、港口及城市建设工程技术人员以及东清铁路公司办事机构、俄籍铁路员工宿舍、俱乐部、医院、商会、公园也均设在这里。除行政办公职能外，这里还是俄国人住宅区，住宅地块以小路分割成均匀的，中间建有二至三层坡顶式的半木结构或全原木的花园式住宅。随着年久失修，街区建筑开始破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大连市政府对团结街两侧进行了保护式改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俄罗斯风情一条街。目前，街区内建筑许多均破败不已，街区内居住人口多为无业流动人口。 中山广场历史文化街区形成于日俄占领大连时期。俄国人占领时期(1898-1904)把城市规划为行政区、欧罗巴区、中国人区三个区。欧罗巴区即为现在的中山广场历史保护街区，该区是城市的中心地带。规划的莫斯科大街(今人民路及青泥洼桥以东的中山路)贯穿东西，规划的码头、火车站均设在此，交通便利。市区的主轴线规划是自港湾广场通向中山广场而直达西公园的莫斯科大街(中山路、人民路)，它串联着几个广场，联系着码头、中心广场再经欧洲市场到达中华剧场(群众剧场)。在日本占领大连时期(1905-1945)实施了俄国人的规划，1909年规划在广场周围安排了大连民政署厅舍(现大连工商银行)等大型公共建筑。在道路广场及有轨电车方面，首先实施了沙俄的规划，修建了直径为213米的大广场即现在的中山广场。中山广场历史街区保护较好，广场周围历史建筑保护完好，街区功能仍为商业金融，但街区内部历史建筑存在一定程度的破坏。 黑石礁历史文化街区始于俄国人占领大连时期(1898-1904)，是俄国高官富豪的高级住宅区。日本人占领大连时期(1905-1945)为日本人的居住区。现在这一地区为部队用地，用地功能仍为居住，但街区内历史建筑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南山历史文化街区是日本占领时期日本人居住区，建筑多以全木质结构建造，外形则融合了欧洲古典风格与日式风格，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由于南山地区风景优美，适宜居住 ，许多历史人物曾居住于此，有张作霖、林彪、博爱医院创始人孟天成、孙传芳西班牙领事、德国领事等。近年来通过小规模改建、新建，仿照日式风格建设部分别墅，以步行街形式形成日式风格一条街，两侧分布日式酒馆、饭店、会所，成为城市旅游亮点之一。 这些历史街区集中反映了大连市城市建设的发展历史，是城市发展中凝固的记忆。每一个历史街区都代表着不同的历史特色，是大连仅存的历史记忆，但由于年久失修和“改造性的破坏”，部分历史街区正在丧失它原本的特色，并有遭到进一步破坏的危险，保护工作刻不容缓。 二、保护原则 1、坚持历史保护与有机更新并重的原则 历史街区存在大量的历史遗迹，应做好对历史街区整体空间格局及路网肌理的保护、文物古迹及历史建筑的修缮、测绘、存档等工作，坚持历史街区历史保护的原则。防止大拆大建，实现逐步有机更新历史街区面貌。 2、坚持新老城区统筹发展的原则 历史街区部分职能可以疏散到周边地块或其他城区，促进历史街区协调和整体统筹发展。 3、坚持功能提升与整体风貌保护统筹的原则 在充分尊重历史环境、保护历史文化的前提下，应对一些历史街区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完善历史街区功能。城市建设和发展要有历史眼光，重点着眼于城市功能和城市风貌的历史性演化，形成与城市自然格局、历史格局相适应的物质形态。 4、坚持公众参与、管理创新的原则 历史街区保护不同于一般的城市建设，无论是文物古迹的修复和保护、历史街区房屋修缮和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还是城市整体格局、水系的恢复与建设，都需要大量的投入，应唤起社会的共同关注，推动公众对历史保护工作的积极参与。同时，可以通过组建民间团体、基金会、非营利组织等形式，推动市民和社会各界人士对保护工作的直接参与，鼓励制度创新，协助政府共同推进历史街区保护和更新工作的开展。 三、保护与更新策略 1、历史保护策略 关注原住民及原生文化。历史街区文化遗产的传承延续，需要一定的载体。街区中的文物古迹、历史建筑，是静态无声的载体;而街区中的原住民则是动态有声的载体。保护历史街区，应该留住原住民，保存其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趣，这样才算得上是真正的保护。历史街区功能的延续与产业发展都是基于当地无形文化的基础展开，没有用外来文化替代。此外，都试图将无形文化“有形化”，通过赋予无形文化有形的场所与载体，创造“动态生活场景”来实现街区文化的传承。 增加文物保护单位数量。目前的在册文物单位大多是当年的公共建筑，如学校、银行等。应组织下一步的文物单位扩充工作，将反映出历史居住形态的历史建筑添加到文物保护名录里。 2、感知体验策略 大连作为一个山海辉映的旅游城市，应增强街区周边山体、滨海的开放度，成就山体、滨海开放空间，将历史遗产的保护与城市开放空间结合。为更好的感知体验空间格局、特色开放空间，应设置景观路、景观视廊、标识系统等。预留近海通道、观海视廊;预留进山通道并在山体上设计观景平台;设置感知游览城市历史路线，并结合历史价值片区设计驻留点、浏览线。 3、政策配套策略 在政策支持上，要考虑到对历史街区内搬迁的工企业提供相对优惠的政策支持，比如给以土地政策的优惠。同时完善民间力量的参与机制，考虑要促进历史街区无形文化保护的民间力量的发展，必须要把它设定在国家和社会互补的关系格局中，政府需要强有力的推动力，完善其参与历史街区保护的机制。应以立法的手段将遗产保护的责任切实分散到社会各阶层。在完善相关法律的基础上，还应该为相关个人和团体建立对话、合作的平台，以协调不同利益团体间的冲突，保障参与合作机制的公平与公开。 参考文献： [1]尤坤，王华新.国内外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发展案例分析研究.城市，2012，(01) [2]赵中枢，胡敏.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再探索.现代城市研究，2012，(10) [3]李晨.“历史文化街区”相关概念的生成、解读与辨析.规划师，2011，(04) 大连历史文化论文篇2 试谈由移民历史看大连 民俗文化 【摘 要】大连是由移民组成的城市，移民的历史之长、规模之大都是在我国各地区的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大连民俗文化是由山东民俗、旗人民俗、东北民俗等各种文化融合而成，具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点。 【关键词】大连;移民;民俗 大连位于辽东半岛的最南端，是沟通东北腹地白山黑水和中原大地的海上通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研究大连的古代历史，会发现一种现象：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大连地区屡遭“灭顶之灾”，在历次的战乱中经常受到毁灭性的打击。等到新政权建立以后，统治阶级就会采取多种 措施 移民大连，生产力重新发展。然后再遭遇新的一轮战乱，百姓又要流离失所，大连地区再被重新毁灭掉。然后再在新政权稳定后，重新移民，继续发展。可以这样说，大连地区移民的规模之大�p移民历史之长，在中国各地区的文化中是独具特色的。 一、山东移民及其民俗文化 老大连人的祖先基本都来自于山东，大连文化受山东文化影响明显，尤其是鲁东沿海文化对大连文化影响尤甚。目前大连地区山东移民的祖先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明末的战乱是大连历史上遭受到的又一轮毁灭性打击，人口减额严重。后来随着清朝统治的日趋稳定，大连地区的人口有所增加，其中大部分人是山东�p河北�p江浙一带的移民，尤其以山东人居多。这就是所谓的“闯关东”现象。由海上进入辽东的人们首先经过的地域就是大连，所以大连成为了许多山东人的新家园。山东的风俗文化自然流传到了大连地区。 其实对于山东本身来说，山东也存在着移民现象。如明初，朝廷推行“移民宽乡”的政策，从明洪武二年到永乐年间大批移民由山西迁至山东滨州、德州、济宁、聊城、菏泽、泰安一带，其中一部分又先后东迁。所以山西移民几乎遍布山东各地，山西风俗影响到整个山东。再如明初移民到山东的四川人，多集中在莱州地区，形成了莱州独特的风俗。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地区的人们移民山东，所以山东各地民俗也各不相同。 山东的移民们由于生活所迫，远离祖辈生活的故土家园，来到人生地疏的大连。移民们以无比勇敢的豪气，克服重重困难，在大连地区扎下了根。而隔海相望的家乡又是每一个山东人难以忘记的心灵家园，所以一代又一代的山东移民及其他们的后裔便把胶东大地上的民风民俗顽强的保留了下来，以极其坚强的意志力代代相传，把山东各地的民俗民风大量融入到了大连地区风俗文化之中。比如旧时在 春节 前，小年结束，祭完灶神，威海等地就会选一天蒸饽饽。饽饽分为插枣的“枣饽饽”和没有插枣的“光头饽饽”两种。还有的人家要蒸一些“圣虫”和“葫芦”，分别放在面缸和窗台上，称为“压面缸”、“压窗台”，待到农历二月二“龙抬头”的时候再拿出来吃。这种风俗在老大连人的家里是一直保留的。再如山东、中原等地流行的祭灶神，也是大连百姓必做的节日风俗。还有山西人寒食节期间不生火做饭的民俗也早就由山西移民带到了山东，而此遗风在大连地区也可见到。 二、旗人移民及其民俗文化 大连的移民当中还有一些人是旗人的后代。八旗文化是满清统治时期所特有的一种文化。清政府派了大量的八旗将士驻扎于现在的辽宁地区，当然也包括大连。八旗兵有从北京来的，也有从黑龙江等地来的。驻扎在大连的“八旗”士兵分为满八旗、蒙古巴尔虎旗和汉三旗总计十二旗的兵丁将士。金州以南地区主要由汉军正黄�p镶黄和正白三旗驻防。当时编入旗籍的人称为“旗人”， 没有编入旗籍的人称为“民人”。 大连的老住户中，有相当的一些人是清朝八旗的后人(准确的说，其中很多人应该属于汉军旗人)，因此满洲八旗的习俗文化也融入进了大连的本土文化当中。 大连地区文化自清以来就有明显的满汉文化共存的现象。如春节 除夕 夜，满族人家院中常常要立有索罗杆子，高数丈，杆子顶部安装一个浅方形的锡斗，锡斗内装有猪的五脏供乌鸦、喜鹊去吃。相传这是因为乌鸦、喜鹊曾救过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命，为报答乌鸦、喜鹊救命之恩，所以满族就形成了这样的习俗。 这一习俗在大连农村至今还能看到。再如满族的住房习俗是以西房为尊贵，家中长辈一般是住在最西端的房间，以表示对长辈的尊重，这一点在大连农村部分地方至今保留。当然从这些文化习俗中也能看出明显的满汉文化融合痕迹。比如汉军旗人及其后代，在住房的安排方面，西房为大的习俗就不是十分明显，有时会保留汉族以东为大的习惯。而且在节日祭祖进行供奉的时候，满族人一般要在西房和西墙供奉祖宗板，而汉军旗人供奉的是具有鲜明汉族特点的家谱，地点也往往在中厅。这和满族习俗都有所区别。 三、近代以来的移民及其民俗文化 清末洋务派开发旅顺口，当时围绕着大连地区的海防建设进行了一次移民，这是大连历史上带有选择性的、素质较高的一次移民。当时清政府从山东和天津等地招募了一批能工巧匠，由政府发给工资，这些人可算是中国第一代的产业工人。后来在俄国和日本统治大连时期，殖民统治当局也从山东�p河北等地以及江浙一带招募了大批的劳工。可以这样说，大连的老住户基本上都是祖上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移民到大连地区的。 大连位于东北三省的最南端，对于东北腹地和内蒙古地区的文化发展向来是有着重大影响的。同样道理东北的黑土地文化也对大连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大连城市的发展，大连对于东北地区的整个发展起到了窗口示范作用和模范带头作用，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优秀人士聚集到了大连，其中尤其是以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地区的人为多。新的城市移民，也为大连的文化建设带来了新的移民文化。黑土地和内蒙古大草原的民俗文化逐渐影响到了滨城大连。走在大连的街头巷尾，只要稍加注意就会看到富有东北地区饮食文化特点的东北菜馆和具有内蒙古大草原饮食习惯的火锅城。 大连是由移民组成的城市，移民文化铸造了大连的本土文化，大连民俗文化是胶东文化、满族文化、八旗文化、蒙古草原文化�p东北文化、海洋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 传统文化 、现代文化、东方文化、西方文化等融合在一起经过长期的磨合而最终形成的不同于其他任何文化的具有鲜明地方特点的文化体系。 历史文化论文篇3 试谈城市文化和城市历史文化保护 摘要：本文从城市文化的角度探讨了文化对城市发展的意义和保护城市文化的核心。提出保护城市历史文化必须将形式与内涵统一起来，延续城市独特的文化。 关键词：城市;文化;历史;保护 在为一个城市做规划的时候，无论是发展战略，或是总体规划，再或是城市设计，我们总是以解读一个城市为开始。这种解读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城市物质环境的解读，包括城市的地理条件、气候条件、路网格局、城市形态等等;另一方面是对城市经济环境的解读，包括区域经济地位、城市经济水平等等。如果将这两者喻为解读城市的两只眼睛，那么城市文化是解读城市的第三只眼睛。 一、文化的第三只眼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和标志。而城市文化是一个特定的空间发展起来的历史范畴。―个城市的文化是多样性与同一性的统一。即使是两个在建筑风格上极为相似的城市，在本质上也会使在城市中活动的人产生完全不同的社会认知感。因而，除了从物质、经济这两只眼睛来研究城市发展动因外，还必须用文化眼来研究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因。 以文化眼解读城市的另一个原因在全球化经济影响下，中国本身的传统文化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外来文化的冲击。因此，以文化眼解读城市的意义除了了解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因外，也是提炼城市文化精髓，使城市在全球化过程中保持自身特质的重要手段。 二、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性 基于以上两点，以文化作为理解城市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规划过程中的意义是必须注意保护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使城市文化具有一定程度的连续性。因此，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意义在于： 1、保护城市的发展脉络，使依附于城市物质实体上的城市文化能得以延续; 2、丰富城市的空间和文化，使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城市文化得以互相交融，从而反作用于城市客体，丰富城市的空间和文化; 3、具有 教育 和回味的作用，使城市居民产生认同感。 三、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原则 城市旧区作为城市历史文化的物质载体之一是城市的组成部分，是具有生命力的有机体。要保持城市文化的魅力，使城市文化得以延续，就有必要保持城市旧区内建筑的“原真性”，这是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最根本的原则。 “原真性”是对旧区建筑表现形式和文化意义内在统一程度的衡量。保持旧区建筑原真性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其本身具有重要的历史、美学等有形的价值，另一方面在这些建筑背后还隐藏着与之价值相关的意义，它是其精神意义的物质载体。因而，旧区建筑等物质实体，如果离开了它所承载的文化意义的话，就丧失了它们的“原真性”，其本身只能是一堆毫无意义的构件。 四、关于保护城市历史文化 方法 的观点 城市向前发展的趋势和要求是无法遏制的。城市在进行大规模更新时，对如何进行旧城改造，如何保存城市的历史文化，陷入了困惑：一方面是旧城中不断恶化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是有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害怕投资之后得不到回报。 为了打破这样的僵局，政府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制定产业导向，极力推进旧城改造的速度。由于政府在旧城改造中为投资者树立了信心，各大城市的旧城改造速度也超乎想象。然而伴随这个过程的，是旧城中原本蕴涵着历史文化意义的大批城市景观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以商业性开发和贵族化区域。尤其是大城市，商业化与贵族化趋势尤为明显。 因此，由于旧城改造，使得宝贵的城市历史文化丧失了其原真性。产生这类现象的原因是城市旧区内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再利用是一种多元主体参与的方式，其结果难免不受到其中某几个主体的主导和控制。在这些主体中，决策者是政府，利益相关者是直接参与的公众、企业、业主等，参与者是社会团体、专家等几类。 政府――政府是城市旧区改造和历史建筑保护最重要的主体，在历史建筑的保护和再利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的责任是全面发展，不仅是历史文化保护，还要兼顾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其他问题。 公众(社会团体)――作为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保护主体，实际是指生于此地、长于此地、并将子孙后代的发展希望寄托于此地的城市市民。 企业(业主)――市场经济下，企业的本性就是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各种资本追求历史文化所拥有的潜在经济效益，但企业的价值取向往往以直接经济利益为主。 专家――包括文物、建设、规划等不同行业的专家学者，在价值取向上，能站在时代的前沿，把握方向。专家习惯于依据他们的知识和价值标准来判断事情，成为一种“由少数专业人员表达他们的意志，并以此来规范城市各类群体和个人行为的手段”。 由于各主体的利益出发点不同，价值取向不同，致使利益指向多元化，使得它们在旧城改造过程中产生复杂的博弈行为。在这由多元主体结成的网络中，政府、专家与企业基本是整个保护与发展更新过程中的控制者、主导者和实施者。从根本上说，他们决定了旧城改造的实施方向。而公众、社会团体仅仅处于监督、建议的地位，对整体的发展没有实质性的把握。 五、政府在保护城市文化中的作用 我们把城市看成物质和精神的总和，认识到城市文化的存在能体现城市的个性和特征，保持城市文化的延续性，保证社会各个层次的群体的利益是他们保护旧城、开发新城成功的关键。 政府作为调配社会公共资源的主要角色，其价值观与工作方式对历史文化保护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为了使我们的城市文化得以延续，政府有必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做出努力： 1、确立一种正确的保护观念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政府的价值倾向直接影响到社会公众的利益。如果政府能始终将公众利益放在首位，将城市建筑与城市文化看作不可分割的统一体，那么在旧城改造和历史建筑保护与再利用过程中，商业化与贵族化的倾向就难有滋生的土壤。 因此，政府有必要树立一种正确的保护观念，首先把旧区改造行为与历史建筑再利用行为放到“公众利益”天平上考量，同时将历史文化保护与历史建筑的保护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那样城市的历史文化才能得以延续，公众的利益才能得以维护。 2、提供一种良好的保护机制 观念转变之后，必须有良好的机制作保障。而这个机制必然包括一份良好的保护规划、一种有效的开发模式和一个严格的管理体制。 “一份良好的保护规划”指在保护规划中除了规划中所必须考虑的物质因素外，还要考虑人文的、历史的、社会的等等其他非物质因素。 “一种有效的开发模式”指为平衡改造成本，同时为保持历史文化的原真性，所采取的突破一般开发方法的开发模式。 “一个严格的管理体制”指在改造的审批过程中，每一个建设改造环节、每一种再利用想法都要有严密的论证体系和严肃的评审过程，保证历史文化的原真性。 而在整个改造和再利用过程中，公众参与也必须作为一个法定程序贯彻整个过程始终。 六、结语 以文化眼来解读城市、理解城市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城市发展的方向，发现城市的特质。而如何保护城市的历史文化，还有相当多的难题需要攻克。这些难题不仅仅是规划手法上的，还包括了管理模式上的、运作上的，甚至人们的价值观念上的。 因此，尊重城市的历史文化，必须把城市的实体与文化统一起来、保护起来，使城市在空间上与文化上都能得以延续，这才是一个城市长久的生命力所在。 参考文献： 1、“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真性” 阮仪三林林 “理想空间”第四辑 2、“市场经济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再认识――以曲阜为例” 刘海涛朱新社 “理想空间”第四辑 3、“城市历史保护的生态观”张松“城市规划汇刊”1992年第四期 4、“历史地段保护的价值观：追求可持续的资源、环境与效益”赵志荣“城市规划汇刊”1999年第一期 猜你喜欢： 1. 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范文 2. 历史文化名城论文范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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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这个题目太大了。中国城市化过程主要涉及人口与土地两方面。人口就可以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等的转型，土地的研究范围更广，包括土地的使用权、所有权，土地用途的变迁，土地监督等等，在城市边界的土地纠纷争议特别突出。在城市化过程中问题层出不穷。虽然“城市化”经常挂在嘴边，但由于字数才8000，建议你还是将题目范围缩小一点，针对某一个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去探讨，简洁而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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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问题的要素集成研究摘 要：从要素互动、协调发展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城市化问题，采用集成和系统研究的方法，将城市化环境划分为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并构建了系统的组成要素。由于内外影响力有机结合且相互平衡才能促使城市化车轮正常运转，所以分析中国城市化的历史问题是由于内外影响力不协调、要素增长错位所致。同时，也应看到世纪的新动态对中国城市化的潜在影响。关键词：城市化；要素；环境系统；城市化车轮城市化的实质是资源和生产力在城乡之间再配置的过程。城市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不同阶段城市化的违度、规模、结构不同，是影响城乡资源和生产力配置的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城市化的环境系统城市化作为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其要素配置过程是周围复杂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这里所指的环境是广义的环境概念，城市化的环境系统是指对城市化过程有影响的所有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总和，它们构成城市化的边界条件。(一)城市化环境系统的结构分解对城市化有影响的所有因素构成了城市化的环境系统，这是—个复杂、动态的发展系统。进行系统结构分析可以防止对有关内容的遗漏，明晰城市化的一个过程和阶段都是受内外部环境综合影响的结果。通过环境系统的因素分析，还可找出因素之间的作用关系，揭示其对城市化的影响。将城市化的环境系统分成外部环境子系统和内部环境子系统。外部环境子系统是指城市化中非流动要素自身衍生的因素之和，一级分为经济环境、制度环境、技术环境，一级以下又分为二级，详见表1。内部环境子系统，多数是与城市化过程中流动要素自身密切相关的因素。一级分为：社会、人口、意识等，详见表10由于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和空间的互动过程，某些内外因素之间在某些阶段可能是无法区分的，某些阶段可能有特殊的因素，表1所描述的为一般情形。表1 城市化环境系统结构(二)构造城市化车轮外界环境的综合作用对城市化产生影响，可称之为外生力量。内部环境的各因素综合结果也对城市化产生一个影响力——内生力量。内生力量与外生力量之间并不是简单、线形的关系，而是各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互动的综合过程。某个阶段某个因素的作用可能比较明显，而它又通过与其他因素的相关反应综合作用于整个城市化的过程。城市化的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之间非互相孤立，而是相互联系和有机互动的关系，使得外生力量的作用只有通过内部系统的回应和吸收才能对城市化本身产生影响。同时内外力量之间只有保持平衡、协调一致，才能推动城市化的平稳、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