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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立与不败的与对手周旋和游戏。所以政治思想家更加确切。 关键是在思想方面毛主要是受晚清学者的影响，他在政治/军事上的智力和方法之奥秘在于：分清敌我。创造敌人，然后打败他。 很明显，他的动机是没有人能够在当今说：我知道。只能说：我觉得或者我看见。 至于说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也好都是在毛的政治斗争中的参与者而被统一、协同作战的根本目的的差异被毛先生用巧妙的政治手段和抽象能力定义为：仇恨资产者和自由主义，在此我从未在毛的著作里发现西方主义这个词，他是在依赖乡土中国中结合西班牙农民斗争的经验创造性的产生了游击队作战理论给“现代化”思想和装备武装部队造成了一个难题。其次，在乡土农民、无产者、知识分子的队伍里定义出“革命”“反革命”这样的二元对立概念与行动张力。 我想毛先生对西方也是通过一些“二手货”里有所了解的并且是很机敏的发现出自由主义的漏洞的和政治制度的要害的。至于他不懂经济，我觉得这个并不重要，他一定也认为并不重要，因为他知道：经济、政治手段，目标就是一个：生活方式和政治品质。这个才是作为个人或者国家应该去考虑的大问题的应该具备的视野，他了解自己是领袖不是学术专家，他需要的是：因为是领袖所以正确而不是因为正确所以是领袖。 事实上、我想毛先生认为其实敌人正是“现代性”这个概念，而“文化革命”背后的理论依据也在于说他认为危害国家政治品质和生活方式的，不是西方不是枪炮不再是看得见的敌人而是人民内部的“知识大众”正因为“知识大众”的产生毛看出这个是威胁整个国家和社会品质的核心群体而背后值得反思和批判的“敌人”就是“现代性”特别是那些诱人的题目糖衣炮弹的概念“民主”“自由”“平等”“爱”等等，这个正也是柏拉图、孔子时代所看见产生威胁到社会品质的现象被称为“礼崩乐坏”其实现在看看身边也是大家也就清楚了。这个本身也是知识精英对大众品质的一种不信任和怀疑，事实上我想这个立场是正是一个领袖的立场。我想文革的天机是尼采“亲自”告诉毛先生的。可是，结果却让人相当遗憾的是，事实上这样先进、浪漫的想法和行动却没有得到支持和承认，“文科大学不要办，理科只办一点点”到当今大家也看见了，很明显就是不想产生“知识大众”西方的今天不是中国的明天。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想到过这句话，认真思考过生活方式、政治品质的问题，也许这个确实只是精英和领袖的考虑。到底我们需要怎么样的中国，什么才是我们的中国，什么样的人才算中国人群体？是合作和是斗争？这些下次再说。 我想在此应该全部都是知识大众，包括在大放阕词的本人。 以上言论都是凌乱的胡说八道--我说的只是题目，并无内容。希望的是批判包括谩骂也可以，如果你觉得骂的有水平的话，我找单全收。 虽然我的书写方式是让人难以接受的，但是里面有我想说的话，也有我不想说的话，但是我希望我的话是写给瞎子看的。 至于，知识分子我以为有公共知识分子和私人知识分子之分；至于如何选择这个绝对有个人能力、天赋、兴趣来决定；这个是上帝的事情。至于说有些人打着思想的牌子，拿着现实物质的位置的大多数并不沉默的人，也是所谓“知识大众”的中坚分子们才是个问题。 谁获得“人民”这个词的使用权和代理权谁就获得“正义”和斗争的胜利。这个是现代社会的自然法正当性的规则和立场。这个“人民”的群体抽象概念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而且是个大问题。因为，抽象的前提在于人类抽象能力的匮乏和生活经验的不统一。 说实话，我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不在乎我是不是大众的敌人；更不在乎我是不是精英的对手；我只是把自己当一回事的想把这个威胁到我所感知世界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品质的问题。 首先一个问题是，毛先生是怎么“国家”这个问题。第一，他瓦解了中国固有的宗族体系和国家行政体系的二元分立，国家行政能力直达个人，这个是建立起亲中国这个现代国家的主要标志。第二，科教制度统一，语言统一普通话，统一全过计量单位，统一核算地方财政，统一海关、建立起统一以国家名义的军队。这个也完全是现代国家“主权”建立和中央与地方对话方式改变的基本标志。第三，建立全球独一无二的“专政”国家。 而国家政治性质却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首先“人民” “民主”“专政”这些概念直接引出的就是国家性质、政治性质、党的性质！事实上国家性质取决与政治立场，政治立场取决与执政当局的考虑，归根到底就是党的性质，1947年中央内部就有过这样的讨论。 而最主要和最现实的问题就是1921年~1949~1970年里面党员的社会身份有了很大的改变，首先跟苏联一样，是以知识分子为主导的群体性、社团性的社会现状与国家未来的担忧和设想组建的一个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团体。后来进入了斗争阶段，因为实际情况的需要和斗争路线的确立党内就吸引了很多失去土地或者没有土地的农民参加进来，逐渐也吸收了已一部分城市中赤贫的工人加入，直到解放战争完成，也吸收了很多原来的职业军人的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的性质的问题就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因为在党的斗争结束前，党的任务就是“分清敌我”“统一战线”就是说给工农红军、八路军、解放军最基本的内在政治任务就是这个，就是赋予当时的“军人”政治品质和军事品质。正是这个对于内战来说是“神器”---政治神学的武器，使用蒋介石的军队从一开始就输了。~！@#￥%……&*（）
国民党衰退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一，国民党自身阶级的局限性以及其与人民大众特别是占据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作对，把人民搞得死去活来，谁还会去帮他？二，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其中包括军队的腐败。众所周知，从中华民国建立开始，直到蒋介石政府名义上的统一，再到解放战争的胜利，国民党始终是由几个派系组成的，各部队之间互相争宠，勾心斗角，以保存实力为根本目标，根本不会很好地执行上级的作战方案。三，蒋介石个人的自身缺陷，我们知道，蒋介石是一个很有手段的政治家，但他不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而且他犯了一个许多领导人都会犯的错误：越级指挥，一生兼职无数。造成指挥系统的混乱；四，国民党间谍系统的瘫痪，国民党虽然有着令人闻风丧胆的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机构。但他们更多时候只是把枪口对准人民大众和蒋介石的异己。对于共产党他们完全失去了左右，从而他们不仅对敌人的动向毫无所知，就连自己的作战方案也时时暴露在敌人面前，从而彻底失去战场上的主动性，这样的话就算有百万雄兵和精良的全美械装备，也不过是给共产党当运输队而已。从以上四点可以看出，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必败无疑，它的失败是自身的原因，只是时间问题。
稳赚不赔。你不要上学了，开店去
现在，我可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网购高手”了。连比我早“入行”好几年的妈妈也时不时会向我请教一下问题。说起我第一次网购的经历，那可真是啼笑皆非。那是一个空气十分干燥的下午，我百无聊赖的打开电脑想要偷菜。可刚打开网页，一个色彩斑斓的广告页面便吸引了我的眼球。我定睛一看——“淘宝，淘，我喜欢！”哦，原来是网购广告啊。正好无聊，又想起妈妈平时神神秘秘地接到快递货物，不让我看的样子，我不由得心里痒痒的，点开了网页。打开网站，五彩缤纷的图片映入我的眼帘：鞋帽、服装、新奇的小玩意儿……不一会儿，我就头晕眼花、神智混乱了。甩了甩头清醒一下，我才确定了最终目标——礼品。刚好最近有同学要过生日，我就直接将东西邮到她家，非叫他欣喜若狂不可！说干就干，我仔细的挑选起来。经过一番搜索，我眼前一亮——怪叫鸡！哈哈，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欣喜地点开网页，查看详细信息。原来，怪叫鸡并不是普通的发声玩具，而是能发出类似记得参加声的玩具。它外形搞笑，光是一看就让人忍俊不禁。这种怪叫鸡以夏威夷度假为风格设计，男款穿着印花短裤，翅膀上印有英镑的标志。女款穿着比基尼，戴着一副黑墨 镜，俨然一副“时尚女王”的模样。一看价格，我便心动了，两元！而且卖家承担运费！我欣喜若狂，但又转念一想：“天上哪会掉下免费的馅饼？”为了保证自己不吃亏，我查看了一下这个商品的信誉。“哇，50人买东西，还有46人给了好评！而且卖家信誉竟有两钻！”于是我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想要购买商品。就在这时，妈妈回来了，我立即兴冲冲的把整件事的过程讲给了妈妈听。妈妈夸我仔细，但也给我提出了问题：“那你知道要怎么付款吗？”我顿时愣在那儿，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只好让妈妈手把手教我用“百付宝”付款、确认收货……两天之后，同学打电话来告诉我货品已经送到了他家。我立即上网及时确认收货，买家也给了我“好买家”的评价！我高兴地只是笑，连话都说不出了。其实现在“奸商”固然很多，但守信誉的好商家也不少。只要我们认真地“货比三家”，我们一定能找到物美价廉的那个商品！
知足者常乐知足——一个人对欲望的界限，并不是无底之洞，也不是什么“狮子大开口”而是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便停止了自己的欲望，踏实进取，明哲保身。每个人的欲望都是有一定限度的，虽然也是自身的劣根性，但却不会向心灵世界无限延伸，即使是那种“贪心不足蛇吞象”的蛀虫群体，也不会永远地肆意妄为，终有“替天行道”的时刻。而“蛀虫们”也就随着自己的贪念一起深埋黑暗深渊，“永世不得翻身”。相比之下，结果似乎太过鲜明，可也正是这样才表现出一种心灵之美：知足常乐。纵观古今，官场似乎纯粹是藏污纳垢之所，但也能够分两类：小贪与大贪。贪之甚少者，既能养家糊口，解决自家温饱，又不易被人发现，也许还可以安度晚年。贪之甚多者，岁事后想尽办法，“杀人灭口”啦，“衣锦还乡”啦……但是仍躲不过灭亡命运。清官虽然受人爱戴，但若太刚正不阿，仍避免不了受迫害的惨剧。如此说来，便又是知足至上了。现实生活也是如此。中央电视台联合对抗节目有这么一处细节，再挑战者闯关结束后，让挑战者选择与出题者共同分享金钱。设置三个“引爆箱”，让挑战者自己选择。在“点燃”导线后，每点燃一段后会报出数字，所报数字为挑战者所得，导线末端的数字无人知晓。若直到导线点完挑战者还不能做出决定的话，那么所有金钱归出题者所有。也许你会觉得这很荒唐，明明是挑战者赢得的，为什么还要与别人分享呢？而且还有随时都会空手而归是危险。那么这就要看你抱的是什么心态。若抱着挑战第一，金钱第二的心理，便不会争执得到的多与少。如果认为这是一个赚钱的绝好机会，那么即使你闯关成功，但无尽的贪念只会让你头脑眩晕，失去理智，最后空手而归。事情总是这样，哪里有邪恶的贪欲出没，哪里也会有正义的天平现身。知足，也许意味着你不能得到更多，但却会让你变地更理智，不会让你与现实脱轨，走向毁灭地深渊。我也还是那句话：知足者常乐！
英国议会制的开端和封建制度的衰落：亨利二世的改革曼征服标志着英国历史上大变革时期的到来。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竭尽所能巩固自己的权利防止贵族们挑战他的权威。威廉于1087年在诺曼底（Normandy）离世。他有三个儿子。根据威廉遗嘱，他的大儿子罗伯特Robert得到了诺曼底，二儿子“红脸”威廉（William Rufus）获得英格兰，而他的三儿子亨利（Henry）则得到一笔钱财。“红脸”威廉在一次狩猎中意外被一只箭射中身亡，于是亨利自己就于公元1100年8月在西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 Abbey）加冕为亨利一世（Henry I）。亨利一世的女儿和法国安茹的伯爵“金雀花”杰弗里（Geoffrey Plantagenet, Count [similar to British Earl] of Anjou [a historical region] of France）结婚，他们的儿子也被取名为亨利，1154年加冕为英格兰王亨利二世（Henry II）。在英国历史上，亨利二世是“金雀花王朝”（the Plantagenet dynasty）的建立者。他于1152年和法国阿基坦女王埃莉诺（the French Princess Eleanor of Aquitaine）结婚后，拥有了整个法国西部从诺曼底到西班牙边境的领土。事实上，在亨利一世死后和亨利二世加冕（coronation）前这段时间里，英格兰国内的领主就支持谁继承王位分成了几派。英格兰为此陷入了持续十多年的内战。许多贵族利用混乱的时机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扩大了自己的控制范围。当亨利二世继位（1154-1189）时，王国已陷入混乱状态，许多严重的问题亟待解决。为了减少贵族的权利并防止以各种私人名义为借口发动战争，亨利二世迫使外国雇佣军离开英格兰。他还摧毁了大量贵族自己非法修建的城堡并扩大了自己郡长（sheriff [the representative of royal authority in a shire]）的权利，同时，他以民兵（militia）为武装依靠，这些民兵由英格兰自由民（freemen）组成。以“hide”（“a former measure of land used in England, typically equal to between 60 and 120 acre, being the amount that would support a family.”[Concis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revised 10th edition ]）为基础的土地年税（the annual land tax）被取消了，代之以一个臣民的年租金动产的一定比例为税收评定标准（annual rents chattels [all movable property, including slaves]）。在亨利二世即位前已经存在两种庭审方法：盎格鲁—撒克逊的“酷刑”审判法（ordeal: “an ancient test of guilt or innocence by subjection of the accused to severe pain, survival of which was taken as divine proof of innocence.”[Concis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revised 10th edition]）以及诺曼人的“决斗”审判法（duel）。在两种庭审制度下，证人们都被传唤到一起断言某人是否无罪。亨利二世的庭审制度改革产生了一种新的庭审系统——巡回法庭（the circuit courts）和陪审团制度（the jury system）。在巡回法庭制度下，亨利二世派出的法官（justices）到整个王国各个地方巡视以审查案情，这些法官被称为“巡回法官”（itinerant justices）。陪审员（jurors, also known as jurymen or sworn men）由当地的自由民（free men）中选出，他们组成的陪审团同巡回法官会面以审判某人。陪审员由12人组成。最开始他们只是作为证人（witnesses），并不听取证据（evidence）和作出裁决（verdict），但到了后来证据的重要性在判决中越来越重要。到了最后，陪审团承担了听取证词以及做出法庭裁决的职责。原始的庭审方式最终被陪审团制度取代了。亨利二世的巡回法官们作出的法庭裁定的依据主要以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和风俗为基础，因为当时没有成文的法律条文告诉他们如何处理案件以及惩罚违法者。法官作出的判决被称为“先例”/“判例”（precedent: “Law a precious case or legal decision that may be or (binding precedent)must be followed in subsequent similar cases.”[Concis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revised 10th edition]）。所有这些“先例”反过来构成了英格兰“不成文法”（the English Common Law），又被称为“官制法”（the Judge-made law）。当亨利二世准备改革教廷（the Bishops’ courts）时遇到了困难。在亨利二世的时代,教会被看成是学术自由的守护者。被控有罪的牧师、僧侣在教廷接受控诉，但并不会受到体刑（corporal punishment）。被判有罪的人也要求获得神职人员的特权（Benefit of Clergy），只要他们能懂得一点拉丁文（Latin）。亨利二世坚持在宫廷（king’s court）而不是在教廷审判有犯罪嫌疑的神职人员。他的改革计划和坎特伯雷教堂的大主教贝克特（Thomas à Becket, th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发生了冲突。贝克特是诺曼商人的儿子，亨利二世亲密的朋友。他于1154年被任命为“英格兰总理大臣”（Chancellor of England）（the king’s chief secretary）。1162年，亨利二世任命贝克特为坎特伯雷大教堂的主教，以为能帮助自己改革教会。一年后，一个被控谋杀的神职人员在林肯主教的教廷（Bishop of Lincoln’s court）被无罪释放。亨利二世要求这个人应该在国王的宫廷再受审判，但贝克特拒绝了。为了解决危机，亨利二世起草了提高世俗法庭权力降低宗教法庭权力的“克拉伦登章程”（the Constitution of Clarendon）。贝克特不情愿地签了字，但很快就反对该法律。亨利二世对贝克特的行为十分生气，有一次说道：“难道就没人替我除掉这个爱管闲事的牧师吗？”（'Is there no one to rid me of this meddlesome priest?’）四名皇家骑士把国王的话当真，在坎特伯雷教堂圣坛的台阶上谋杀了贝克特。次日贝克特的遗体被葬于地穴里，他的墓地很快就成了朝圣之地。伟大诗人乔叟(Chaucer 1340-1400)的不朽名作《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生动描绘了一群朝圣者去参拜贝克特坟墓的故事。亨利二世也在贝克特墓地前忏悔（penance）。贝克特在遇刺三年后的1173年被追封为圣者（to be canonized）,这个事件被看作是教会的一次重大胜利。艾略特（. Eliot 1888-1965）1935年的《坎特伯雷谋杀》（Murder in the Canterbury）就是众多关于这件事件的戏剧中的一部。
个人主页的方法有很多的理论，然后把那个个人主义的方法，然后转变出来就可以了
百度抽风，私信给你
霍布斯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他的意义就是正为证明他的这个方法论的一个正确点，他的那个方法论的话，也从侧面体现了这个当今社会的一个人性和一个一个人的本质。
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有以下几种可能：第一种是自写部分的论文论据与其他已发表的文章中观点有相似部分，假设你的相似观点文献已发表到互联网或者已经被我们资源库收录，系统检测到该段超过50％相似，就会被判断为抄袭。这种情况很少存在于毕业生论文中，因为只有专业的专家学者才会发表一系列的学术文章，引用了自己以前的创作当然不算超抄袭，又或者你和别人的观点相似，一个选题每年被数以百计的学生选用，观点雷同和相似也是有可能的。第二种：在自写创作的过程中，我们把以前学习过资料主观的判断为自己的知识和新观点，在表述的过程中有一半以上相似，以及专业术语或公共常识在某段中所占的比例较大，都可能被系统查为抄袭。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当然是改重！改重！改重！难道是要任由这些部分拉高论文查重率吗？在Gocheck论文检测专家检测完毕后，第一时间查看检测报告。点击报告中“自写”标红部分右侧会显示原文抄袭链接，这个时候需要同学们仔细对比，发现到底是专业术语公共常识等问题还是客观的抄袭了。假设是前者只需要替换关键词，改变语序即可；如果是后者则需要重新改写这部分内容，或者采用断句法或者删减掉一些不影响正常论述的语句，当然前提是改写之后能够阅读通顺且不改变原意。在这里大家需要注意：系统检测报告只是提供一个检测依据,最终判断是否算抄袭是由您单位决定的。我们的系统资源也是动态更新的，所以建议在在提交给学校/单位进行检测之前再使用我们的系统检测一遍，以保证你的论文是符合学术规范的。最后，祝小伙伴们顺利完成毕业论文，踏上新的征程！
本科论文十年后没事了。
原则上是毕业以后十年之内都有可能被再次抽查论文的，但是大部分论文都是在毕业以后一年进行抽查，如果毕业时没有发现问题，那么后期被抽到的概率就会非常小。但是如果后期被别人举报论文数据存在问题，那么就会随时被抽出来审查。
还是尽早检测论文查重系统，确保论文查重率没问题的比较好。实际上，本科毕业那会儿是会有抽查，而已经毕业工作的不会，查重也是要掏钱的。查重这个事情，没什么关系的，在校期间内没有毕业之前，查重率高了，学校也只会退回来重新修改，也不影响学分。
毕业论文（graduation study），按一门课程计，是普通中等专业学校、高等专科学校、本科院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及研究生学历专业教育学业的最后一个环节，为对本专业学生集中进行科学研究训练而要求学生在毕业前总结性独立作业、撰写的论文。
从文体而言，它也是对某一专业领域的现实问题或理论问题进行 科学研究探索的具有一定意义的论文。一般安排在修业的最后一学年（学期）进行。学生须在教师指导下，选定课题进行研究，撰写并提交论文。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加强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理论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训练；从总体上考查学生学习所达到的学业水平。
十年前的本科论文也要查重，本科毕业论文查重是从2009年开始。
都过了这么久了肯定会有变化的查重结果肯定不一样的。查询结果主要和查重算法以及查询时知网所用的数据库有关
1.《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流派》，姜芄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撰写第12章、第13章。2.《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陈启能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撰写其中第10章。3.《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于沛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撰写其中第5章。 1.《微观史研究与史学的碎化》，载《历史教学》2011年第24期。2.《20世纪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历史反思——以拉丁美洲和印度为主要对象的分析》，载《世界历史》2011年第3期。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2年第2期转载。2012年4月,被收入张卫良主编的论文集:《“城市的世界”:现代城市及其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3.《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社会史学的研究传统及其范式转换》，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2011年第9期全文转载。《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1年第4期摘登。4.《欧美史学新动向——实践史学》，《光明日报》对俞金尧等三人的访谈，发表于《光明日报》“理论·史学版”，2011年9月13日。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2011年第11期转载。5.《从中国人口史看前工业化时期欧洲婚姻家庭的特征》，钱乘旦、高岱主编:《英国史新探:全球视野与文化转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该书的英文版在英国同时出版Chengdan and Miles Taylor, eds.,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Chinese History Conference(Peking University), London: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20世纪世界史中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载《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7.《关于全球史上跨文化交流的评估》，载《北方论丛》，2009年第1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9年第2期“学术前沿”栏目摘要刊登。8.《资本主义与近代以来的全球生态环境》，载《学术研究》2009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世界史》2009年第10期转载。2011年又被收入《环境史：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叙述历史》论文集(田丰、李旭明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9.《“世界历史”与世界史学科定位》，载《史学月刊》2009年第10期。人大复印资料《世界史》2010年第1期转载。10.《什么是世界历史及如何构建世界史体系》，载《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08年第8期转载。11.《“资本主义”与150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载《学海》2007年第3期。《新华文摘》2007年第21期转载。12.《用唯物史观构建16世纪以来的世界史体系》,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4月26日,受该报访谈。13.《历史上中国已婚低生育率说质疑》,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1期。14.《“反全球化运动”与反资本主义》,载《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7期。《马克思主义文摘》2007年第11期摘登。15.《与时俱进的德国社会史》，载《科学文化评论》2007年第3期。16.《社会史的定义及开放性》，载《世界历史》2005年第6期。17.《现代世界起源研究的方法和理论》，载《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12期。18,《近代早期英国经济增长与煤的使用》,载《科学文化评论》2006年第4期。19.《令人困惑的后现代》,载《学术研究》(广东)2004年第4期。《新华文摘》2004年第13期转载。20.《欧洲历史上家庭概念的演变及其特征》，载《世界历史》2004年第4期。该文于2007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六届优秀科研成果论文三等奖。21.《中世纪教会婚姻法中的同意原则》,载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22.《中世纪欧洲寡妇产的起源和演变》,载《世界历史》2001年第5期。23.《儿童史研究及其方法》，载《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24.《儿童史研究四十年》,载《中国学术》第2卷,2001年第4期。后来收入陈启能主编:《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25.《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的寡妇改嫁》,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该文重印于《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社会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人大复印资料《世界史》2001年第2期转载。该文于2002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四届优秀科研成果论文三等奖。26.《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社会文化基础》,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主办《学术动态》1997年第9期摘登本文。该文于2000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青年优秀科研成果论文二等奖。27.《英国18世纪人口和发展的学术史回顾》,载《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3期。28.《从历史人口学到家庭历史学》,载《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29.《商品化、资本主义化及其他——与黄宗智先生商榷》,载《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期。30.《中西方家庭的历史比较:差别及其影响》,载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1.《人才培养和理论创新——论世界史学科发展的机遇和挑战》，载《人民政协报》2011年11月28日“学术家园”版。2.《从“意见”到“决定”:哲学社会科学面临重大发展机遇》，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3月9日第二版。3.《学术创新是时代的要求》，《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3月10日。4.《人口研究要注重社会变革作用和历史延续的影响——访赵中维教授》，载《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5.《最低工资至少应足以养家糊口》,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7月29日“经济学”版。6.《继承和创新明显,发展仍有空间》(评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世界历史》2010年第4期。7.《全球史观下的文明传统与交往》，载《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2期。8.《妇女的历史是一座值得深挖的富矿——评〈西方妇女史〉》，载《世界历史》2010年第6期。9.《养儿防老:中国传统养老方式的基本特征》，载《人民政协报·学术家园》2008年3月10日。10.《访谈英国史学家.里格利》,载《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4期。11.《制度变迁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载《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12.《评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论集>》，载《中国学术》2003年第2期。13.《历史学需要不断创新》，载《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14.《阿里埃斯:<儿童的世纪，家庭 生活的社会史》》，载陈启能主编:《西方历史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15.《斯通:〈英国的家庭、性和婚姻，1500-1800〉》，载陈启能主编:《西方历史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16.《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载《世界历史》2000年第6期。17.《找出一个亚洲来源》，载《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0年3月21日。18.《西方家庭史学的发展》，载《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4期。19.《国内对欧洲妇女史研究的综述》,载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主编:《世界史研究年刊》(1996年),总第二期。20.《传统中国国情的再探索》，《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 1，《探问工业革命》,作者为剑桥大学教授里格利,发表在《世界历史》2006年第2期(4月15日出版)。2，《现代的家庭研究简史》(上、下)，译文，作者为哈佛大学教授奥茨曼，分别载于《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3期和第4期。
韩国磐先生著作概述《隋朝史略》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出版（1955年后改称上海人民出版社），至1956年共5次印刷，印数达5万册。这是韩国磐先生第一部著作，也是建国后第一部断代史专著，曾被不少国内著名高校引为教材，同时被国家教委指定为中学历史教师教学参考书，剑桥大学图书馆馆藏。张国刚《二十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收入《<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20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称《隋朝史略》为隋代史研究的主要成果。迄今为止，该书仍是我国最完备的隋朝断代史专著。《柴荣》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至1961年共7次印刷，印数超过6万册。当时曾有文章评此书"材料丰富，叙述全面，肯定了柴荣的积极作用，也指出了柴荣局限性的一面。"文革后，上海人民出版社拟将此书列入历史人物丛书再版，因先生生病未果。《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至1964年共印刷3次，印数近2万册。《隋唐的均田制度》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均田制的专著，书中关于均田制实施情况及其作用的论述已成为学界定论。该书还是我国第一部将敦煌和吐鲁番文献同时应用于唐史研究的专著，书中应用将大量敦煌吐鲁番资料和史籍文献相互印证的方法，考证了隋唐均田制的推行情况，体现了韩先生注重实证，以出土文献乃至民间文书证史的治学思想，是载入敦煌学史的重要著作，至今仍常被国内外论著引用。该书的出版，使韩先生成为我国均田制研究的代表人物。林甘泉先生《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收入《<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20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以及《林甘泉文集》）即称该书为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著作，李根蟠《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收入《<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20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将该书列为二十世纪土地制庋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卢秀文《敦煌学编年》（《敦煌研究》1989年第2期）也专门介绍该书“引用了大量敦煌吐鲁番文书，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均田制的专著”。该书被日本学界称为"高水平的著作"（见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第37辑及堀敏一《均田制の研究》一书），对俄、日、韩及港台等地学者都有较大影响，是关于均田制的代表作。时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的侯外庐先生读过此书和韩先生的论文后大加激赏，特别邀请韩先生至历史所任职，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先生坚拒不肯，声言要为厦门大学留下一位人才。经双方协商，韩先生以兼职副研究员的身份至历史所讲学，开始了十年的兼职生涯。历史所建所五十年时，林甘泉先生《50年的回忆和思考》（历史所《求真务实五十载》；收入《林甘泉文集》）即言及当年高等教育部对历史所抽调高校著名学者入所的作法颇有意见，遂改以兼职的方式特邀了韩国磐先生等一批著名史学家参加历史所的研究工作和指导青年同志。由于韩先生熟稔典籍考订，侯外庐先生延请韩先生赴京协助历史所编撰《中国思想通史》。韩先生花了两个月的时间编出了一份十余万言的隋唐资料长编，集中了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方面材料，拟成《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唐宋明卷）的总论，为全书的编辑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侯外庐先生晚年在其自传《韧的追求》一书中还特别写了《韩国磐同志的贡献》一节述及此事。
历史研究 1、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专业性学术刊物，1954年2月在北京创刊。毛泽东为该刊提出“百家争鸣”的办刊方针；郭沫若直接领导了编委会和编辑部的组建工作并撰写了发刊词。第一届编辑委员会成员有郭沫若、尹达、白寿彝、向达、吕振羽、杜国庠、吴、季羡林、侯外庐、胡绳、范文澜、陈垣、陈寅恪、夏鼐、嵇文甫、汤用彤、刘大年、翦伯赞。历任主编有尹达、黎澍、庞朴、徐宗勉，现任主编是田居俭，副主编阮芳纪。1979年起为双月刊。 《历史研究》主要刊载史学界较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史学理论和方法论、史学史，史学著作评介并发表重要的历史文献、历史资料及其研究、考证、介绍，设有读史札记和史坛信息等栏目。该刊提倡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探讨历史发展规律，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提倡实事求是、各抒己见，并就史学研究中一些重大问题开展讨论，以促进历史学的发展和繁荣。 《历史研究》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编辑部与东欧、西欧、美国、日本等国的一些著名学者和学术团体建立了较密切的联系；许多优秀论文由《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翻译介绍到国外。 半个世纪以来，《历史研究》共发表文章约4000篇，集中代表和反映了新中国几代史学工作者的成果结晶，作者涵括从郭沫若等20世纪中叶即已名扬天下的史学巨匠，直至新世纪方始崭露头角的学界新秀，体现了五十年来中国历史学研究发展的最高水平及演进路向。因此，从学术史发展与演变的意义来讲，《历史研究》的五十年，也即是新中国史学发展的缩影。 2、《历史研究》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及其鸿篇巨制《历史研究》早已为专业研究人员和广大历史爱好者所熟悉和景仰，但十二卷本的《历史研究》卷帙浩繁，常令众多心仪者望而却步。汤因比在去世前，根据当时史学的最新进展和研究成果，改写了这一巨著，将其压缩为一卷，于1972年由泰晤士·哈德森公司出版。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根据其1995年重印熬，翻译出版了这一享誉于世的著作。 汤因比在这部著作中，以文明为研究单位，从一个宏大的视角出发，将人类史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对已知的至少三十一种文明，汤因比进行了分析和归纳，对文明的起源、成长、衰落、解体加以描述；同时，大一统国家和大一统教会的建立也进入作者的视野；在此基础上，汤因比还广泛地考察了历史长河中各个文明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碰撞、接触和融合。汤因比闻名遐迩的挑战-应战模式贯穿全书并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为什么要从整体上研究历史呢？汤因比认为这是“现实需要”。由于技术上日新月异的进步，人类逐步消除了在空间上的距离，但这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天下一家”的和谐状态。汤因比在有生之年（1889-1975）曾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他不仅看到战争给人类文明造成的巨大破坏，而且深感人类的相互残杀给后世带来的紧张、不安、沮丧和暴力正将人类推向自我毁灭的危险境地。“为此，我们必须相互熟识，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逐步熟悉彼此的历史，因为人类并非仅仅生存于直接的现在。”正是出于这种对人类文明的深切忧虑和对人类文明的无限希望，汤因比怀着一颗“好奇心”和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其杰出的智慧、孜孜不倦的热情，为我们这个时代及后世留下了这笔精神财富。 此外，汤因比不仅从时间的纵向层次考察了人类历史，而且还在各个文明地理分布的横向层面保持了“一种公允的、平衡的全球观点”。汤因比指出：“我们必须抛弃自己的幻觉，即某个特定的国家、文明和宗教，因恰好属于我们自身，便把它当成中心并以为它比其他文明要优越。”这种看待历史和各个文明的宽广视野，自然不同于那些将整个人类历史仅仅看作西方历史的狭隘偏见。的确，随着考古的发现，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历史得以再现，从而使这些地方的文明“可以同其他地方的文明并列”。另外，东亚地区各个时期社会经济史，特别是中华文明也成为汤因比关注的焦点之一。晚年的汤因比对中国的未来寄予了深切的期望：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思想与传统文化熔为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文明的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采用的这种“大历史”的宏观叙述手法，是对二十世纪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而发展的史学界分工日益细化的回应。在本书的第一章“历史思想的相对性”中，汤因比集中阐明了这样的观点：“历史思想，深受思想者所处社会环境中的主导体制的影响。”由于各个文明所处的环境不同，那种试图在历史文献的故纸堆中发现人类历史整齐划一轮廓的努力，只能是徒劳的。 上海人民出版社此次出版的一卷本《历史研究》（修订插图本）与十二卷本以及D·C·索麦维尔的节录本（上海人民出版社曾出过三卷中译本）相比，篇幅当然小了很多，更加易读，这大大方便了读者。另外，虽说也是一部节录本，但与索麦维尔的版本不同，这一版本不仅是汤因比亲自修改完成的，而且保留了大部分支撑其观点的历史例证以及更多的细节。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这一大十六开本的著作是一部插图本，共配有四百多幅黑白串文图、地图、图表和九十幅彩图。制作精美的彩图和丰富的串文图、地图以及图表，配有恰到好处的详细说明文字，赋予了该书新的内容和形式。诚如汤因比所言：“图片不仅增强了文本的效果，而且能传递大量文字无法充分表达的信息。” 阅读《历史研究》，在钦佩汤因比渊博的学识和精彩的分析之余，我们可以徜徉在令人着迷的历史海洋之中，不仅吸取知识，丰富思想，而且能充分获得思考带来的快乐。 3《历史研究》的趋势分析 历史研究定位与趋势分析： 《历史研究》，双月刊 ，逢15日出版，大16开本，每期192页，约30万字，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出版。其主管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负责具体工作的《历史研究》编辑部。该期刊的历史可谓悠久，它与1954年创刊，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版的综合性史学期刊。期刊的办刊指导方针是“百家争鸣、实事求是”和“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和世界历史”。 为了对20世纪的中国史学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在世纪之交的时期，几乎每一期中《历史研究》都邀请了一个研究领域内的专家。对这个领域内百年来的风风雨雨进行回顾和反思，对未来的反战做出预测和展望。这些文章，可谓是对20世纪的中国史学的最好概括和总结。 至于和时事的联系方面，在到一些重要的周年或者大事发生的时候，论文就会加倍加速的产生。例如：1997年设香港历史研究专题；1999年设澳门研究专题；01年的“义和团运动100周年”专题等。 而对于一些热点问题和史学动态，在这个期刊中也有所关注，例如01年第四期的《走马楼吴简研究》，00年的《太平天国幼天王、干王等未刊供词中的新史料及辨证》等。 而从10多年的目录中可以看出，近年来人口问题、对外关系和海外中国学的介绍等开始发热，生态史等领域也开始有所展开，这就可以看出史学研究的范围是不断地在扩展，而跨学科的研究也是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 最后这本期刊的不足之处也有不少：首先综合性压过了具体性，导致了专题研究不足；其次和国外的最新史学动态联系还不是太紧密，中国史部分比重过于庞大，导致世界史研究的领域所收录的文章所占比例过小；再次，虽然本期刊是史学界的最好刊物之一，但是论文学术水平却参差不齐，有些甚至可以说有些低劣；最后关于一些史学界的禁区的研究几乎是没有收录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