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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卡夫卡的小说作品，我们会看到，这一变化里同时也蕴含着对人的孤独而独特的存在，以及人类 文化 勾通的不可能性等哲学思考。下面是的我为你们整理的 文章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变形记卡夫卡 读后感
今夜，卡夫卡的甲虫在我的思维中蛰伏着。喧器的城市与疲惫的身影在我的灯光中四处摇曳，日渐消散。我试图以仰姿与这位生前穷困潦倒，死后声名大振，轰动全球，被誉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人悄悄对话。
卡夫卡的笔记片断中说：“在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写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在我的手杖柄上写着：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共同的是一切。一切——那是什么?城堡，审判，流放地，科学院，乡村医生，噪音尖利的庞大的机器，一卷一卷堆上去又掉下来的公文，甚至饥饿，甚至城墙，甚至飘摇的圣灯……”
而后来者说：“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
事实上，现代人的困境就是秩序化、数字化、信息化与现时的既成现实相背离的产物。因而生活的苦难正需要以某种方式加以救渡，在众多的障碍向卡夫卡的原点袭来的时候，这种挤压状误解的境遇不得不使人产生“变形”以适应当前的生活。格里高尔·萨姆沙在职业的习惯势力和生活的重担的压迫下从“人”变成一只大甲虫，这位奥地利作家通过隐喻的手法，揭示了一个普遍的真理：人们所创造的物作为异己的、统治人的力量同人相对立，并时刻想操纵着人，专心致志于把人变成物的奴隶，最终对人的至尊地位加以驳离，使人变成了“物”或“非人”。
眼下的我们在“变形”，也正一天一天地走向自己的背面，与自己擦肩而过，但绝不是说丧失自我，只是在超越的过程中失去了原我。失意时顾影垂泪，自轻自贱，是变形;得意时自我膨胀，忘形失态，是变形。社会角色的不断变换，比如居家要做好妻子，出外交往要做文明人，在单位要做好同事，在领导面前做好下属等等，如此种.种，实属异化与变形，是压扁了的生活，它与真正“意义”的生活大相径庭。这也许是一种生存的策略吧。社会现代化每向前迈进一步，对人的意识形态领域就是一次强有力的冲击和挤压，这样的结果，难免会使得当代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与其本性错位或发生偏离。
卡夫卡的现实生活表面看来是异乎寻常的，但就其生活和文学的意义来说，没有谁比他生活得更有意义、更接受真实。就其接近生活真实这一点上，现代“新写实”小说或多或少从中汲取了丰厚的营养。他们的作品在展示琐碎、苦难的时候，有意回顾了自己对苦难人生的情感和价值判断。我们被他们如此大胆地苦难描写弄得目瞪口呆，回过头，却只能看到作者那令人费解的冷漠表现。
也许这就是卡夫卡和他的甲虫情绪的背后。
卡夫卡《变形记》读后感
早在高中的时候我们就学过卡夫卡的《骑桶者》，在那篇课文中我初次体会到了卡夫卡的魅力。在大学里我又阅读了卡夫卡写的另外一部作品《城堡》，相比较而言，后者要难懂许多，但是通过这两部作品的阅读我也更加喜欢上了卡夫卡的写作风格。这次大学语文需要我们赏析一篇作品，我也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卡夫卡的作品。
此次我要赏析的是卡夫卡最有名的作品之一《变形记》，相比于《城堡》的让人找不到头绪的情节来说，《变形记》显然更能让我读懂。《变形记》讲的是一个年轻的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变成了大甲壳虫后发生的事。格里高尔变成了甲壳虫后，母亲一看他就会发哮喘病，父亲一直都很憎恶变成甲壳虫后的格里高尔，试图把他弄死。只有那个妹妹在起初的时候还对他很好，给他打扫房间，给他准备他喜欢吃的食物，为他搬掉房间里面的家具让他有更多的空间活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妹妹对他也变得冷淡了，到最后妹妹变成了最憎恶他的一个人，他们都想把格里高尔这个累赘弄走，这样才能使生活变得正常。最后格里高尔在自责中死去了，家人们得知了消息并没有表现是什么难过或者惋惜的心情，他们辞退了那个女佣，避而不谈格里高尔的事，准备去旅行一趟，然后回来开始新的生活。
读完这部作品首先是我就为格里高尔感到不平和同情。格里高尔在父亲的商店破产后一直是家庭生活支出的主要来源。他任劳任怨，不管那个推销员的工作多么辛苦他都不会对家人们抱怨些什么。在每次拿薪水回家时他就会特别高兴。他知道自己的妹妹喜欢小提琴，还曾经秘密的打算把妹妹送到音乐学院去进修。但是这个愿望还没有完成他就突然间变成了一只甲壳虫。在变成甲壳虫之后，父亲就非常憎恨他，狠心的用苹果砸他，导致他的背上一直嵌着一个苹果，这可能也是导致格里高尔最后死去的原因之一。但是格里高尔并没有就因此憎恨他的父亲，他还是喜欢去看看他的父亲在做的那些什么一直维持的习惯。在他们家的经济陷入危机的时候他也担心他们该怎么度过。而母亲在看到自己的儿子变成甲壳虫之后一直都很害怕，不敢去看他，在整个 故事 中她并没有多恶意的伤害格里高尔，但是最后对于格里高尔的死也没有产生多么大的反应。我们试着想一想，如果自己的儿子死去了那会是怎样的情景。但是呢，在这里的那位母亲明显对于自己的儿子已经在意识上抛弃了，这也是格里高尔可悲的地方，连最该疼爱自己的母亲都不管他的死活了。在变成甲壳虫的那段日子里，格里高尔唯一欣慰的是有个妹妹并太不在意自己的变化，为他打扫房间，为他准备食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妹妹也变得失去耐心了，最后她居然强烈的要求把那只甲壳虫弄走。那个格里高尔一直认为是一个好妹妹的，他努力想帮她完成梦想的妹妹，最后居然也放弃了他，在这种众叛亲离的情况下，有谁还能支撑着活下去。而更加可悲的是格里高尔在这种情况下还为他们着想，自己需要马上离开这个家，才能使他们更好地生活。
在这部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这几个人物之间所要表达的含义。格里高尔在变成甲虫后遭到的待遇不正是反映了人性的冷漠，人与人之间所存在的关系由无私的亲情最后变成了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你对我的生活造成了影响，那你就必须离开，不管你是我的哥哥还是我的儿子。在格里高尔死后，一家人解脱的样子就让我反感。在生前，格里高尔拼命地为这个家奋斗，但是他遭到变故后，他的家人是怎么对待他的呢?这种落差，这种冷漠加于他的身上，试想谁都不能承受的。格里高尔在接受命运的同时也不时地表现出自己的孤独和无奈。在大家都欣赏妹妹的小提琴演奏时，他只能小心翼翼的爬过去，他也想看她的表演，但是父亲憎恶他，母亲怕他，他当时是抱着多么矛盾和忐忑的心情慢慢的悄悄的爬过去的呀!在最后大家都抛弃他了，之前那唯一令人欣慰的妹妹也变成了催命的巫婆，利益关系难以维持了，马上显现出来的就是那最真实最冷酷的真相。
在阅读这部作品时不禁让我想到卡夫卡的生平，他曾经三次订婚，但是却终身未娶。其中的原因是不是有这个——害怕亲人之间相互亲热的表层之下藏着的却是一颗相互利用的心，这结果的确会让他十分心寒。而文章中的父亲角色似乎就象征他的父亲，在现实生活中卡夫卡的父亲脾气暴躁，对自己的不关心但是喜欢限制他的生活。我们似乎可以把《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想象成卡夫卡自己，他在生活中受到的来自各方面的的压力都从格里高尔这个人物中表现出来了，其中流露的无奈、痛苦、忧郁正是人类文明中无法抹去的污垢。
在故事的结尾格里高尔带着自责和绝望死了，但是这死至少对他来说是一件好事，他是善良的。也正是他的善良更加反映了他的家人们可憎的嘴脸。这样的设计也更引得我们读者能对人性进行更深刻的的思考和 反思 。
卡夫卡变形记读后感
旅行社推销员格里高尔一夜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壳虫。这一变化，使无数的读者看到了世间的悲凉、人生的辛酸和命运的多舛。没有一个人不用世俗的情感体会到自己令人怜惜的生命脆弱。在随后的阅读里，这一形象象命运的主题时时以凌厉的重音敲击着人们的心弦。
这个如此具有开创性的文学形象使我们瞠目，它到底承载着什么、启示着什么?
有人认为，它有力地揭露了社会制度之缺陷所造成的人的异化。人的丰富的人性、情感、心理等社会性和生物性的彻底物化。这些决定都正确而深刻的揭示了社会制度和文化里的反人性力量的存在。强大的丧失感控制着每一个阅读者的心灵。
但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享受着共有的物质资源、人类文化资源，秉承着千万年人类进化所成就的语言、思维、情感的巨大既有果实。我们生存在具体的有着自然疆域、历史文化和现实的制度阶层的社会关系中。作为人类，我们的特性里有着显着的社会性。社会性的生存是人类生存的本质。
同时，人具有其巨大的生物性特征。人类从自然中获取生命能量，获得文化信息，勾通个体天赋的进化成果，在身心的整合中成长为一个独特的生命个体。人的社会性和生物性的统一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于是，古往今来，在不同的自然、文化背景下诞生了无数不同的人。人，因其独特性，而使人成为区别于他人的人，成为不可超越因此本质上也不可勾通和理解的个性个体。哲学的上不可知论和文学上的悲观主义都是基于人类这个坚实而冷酷的自然与文化现实。
我们成长在社会性与个性、生命的现实性与超越性、对社会勾通的强烈愿望与勾通的不可能性的矛盾之中。
不论是唐诘诃德、浮士德、简爱、夏洛克或卡夫卡笔下的另一文学人物形象饥饿艺术家，都在寻求着勾通和理解。但是人人都在背负着无人理解自己、认同自己的苦痛的负担，人因其独特性而承受着深深的孤独感。
这是为实现自身的社会化或者说深深地溶入社会，而必然经历的生存和存在状态。
精神分析学派认为：人性没有得到展开的人，具有深深的人格的寄生性、依附性，他们的心理的完整性依靠他人的给予，或者说他们承受着令他自己恐惧而永远无可弥补的孤独感。
人性得到全面发展的人，获得了对物质和精神的生产性潜力。他们独特地生存和创造，与这个世界有本质的、自足的勾通。他们也有着人类共有的孤独感。只是他们生产性人格的独特存在，使他们具有长在的幸福感、自由感以及与人类的深深相统一的满足感受。
他们的孤独感表此刻他们的生产性行为的独一无二和独立不依。同时也表此刻常人的不可理解和与他的道德价值潜力的差异上。
人类因为差异而显孤独，而不可交流使人们永感孤独。格里高尔的独特存在方式是寓言式的甲虫一样的生存，他因此没法获得他的上司、父母和妹妹的理解。连他的善意和谦和都无法让他们理解。他被他们遗弃、致命地击打，最终招致死亡。他的死亡，使他们的生活归于平静和满足。
在那里独特的生存，甚至被视为异类。但是，我们能够宽泛地理解为独特的生存使交流成为不可能。
卡夫卡变形记读后感
格雷戈尔，一个担任着重要职位的公司职员，在家里也有着维持家庭生活的作用，没了他，家里就没有一个能挣钱的人格雷戈尔的妹妹，才十七岁，不需要指望她干活挣钱维持家庭生活、格雷戈尔的爸爸，几年之前就破产了，五年没工作了，估计自信心也没了、格雷戈尔的妈妈，更不用说，绕着房子坐一圈都喘气。
而可怜的格雷戈尔，在一天刚刚醒来时却意外的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令人恶心的虫子(⊙o⊙)!。他百般尝试的从床上下来，可刚一下来就撞伤在了床腿上。这只可怜的虫子的惨遇估计谁也无法料到
从此以来，没人愿意再看见他，除了好心的妹妹，给他送来吃的，天天关心着他。格雷戈尔的爸爸妈妈从此一见到他这只恶心人的虫子就会昏过去，而家里的生活一天一天的不富裕了，只剩下五年前格雷戈尔父亲的公司倒闭时营救出来的财产了，厨工和女佣也先后被辞退了，格雷戈尔渐渐成为了被人驱赶的对象，而他感到别人就想要踩扁了他似的。
而行动也始终控制着他，他不能走得太远。一系列的不好的情绪困扰他，最后，可怜的格雷戈尔在凌晨三点呼出了最后一口气。
唉，可怜的格雷戈尔，一个相当受别人欢迎的人，变成了一只可怜的虫子，谁都不能想象他自己该是多么无奈，渐渐地被人疏远，被大家所驱逐，所厌恶。许多人所厌恶的格雷戈尔是多么可怜啊!
卡夫卡变形记读后感
今夜，卡夫卡的甲虫在我的思维中蛰伏着。喧器的城市与疲惫的身影在我的灯光中四处摇曳，日渐消散。我试图以仰姿与这位生前穷困潦倒，死后声名大振，轰动全球，被誉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人悄悄对话。
卡夫卡的笔记片断中说：在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写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在我的手杖柄上写着：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共同的是一切。一切那是什么?城堡，审判，流放地，科学院，乡村医生，噪音尖利的庞大的机器，一卷一卷堆上去又掉下来的公文，甚至饥饿，甚至城墙，甚至飘摇的圣灯
而之后者说：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
事实上，现代人的困境就是秩序化、数字化、信息化与现时的既成现实相背离的产物。因而生活的苦难正需要以某种方式加以救渡，在众多的障碍向卡夫卡的原点袭来的时候，这种挤压状误解的境遇不得不使人产生变形以适应当前的生活。格里高尔萨姆沙在职业的习惯势力和生活的重担的压迫下从人变成一只大甲虫，这位奥地利作家透过隐喻的手法，揭示了一个普遍的真理：人们所创造的物作为异己的、统治人的力量同人相对立，并时刻想操纵着人，专心致志于把人变成物的奴隶，最终对人的至尊地位加以驳离，使人变成了物或非人。
眼下的我们在变形，也正一天一天地走向自己的背面，与自己擦肩而过，但绝不是说丧失自我，只是在超越的过程中失去了原我。失意时顾影垂泪，自轻自贱，是变形;得意时自我膨胀，忘形失态，是变形。社会主角的不断变换，比如居家要做好妻子，出外交往要做礼貌人，在单位要做好同事，在领导面前做好下属等等，如此种.种，实属异化与变形，是压扁了的生活，它与真正好处的生活大相径庭。这也许是一种生存的策略吧。社会现代化每向前迈进一步，对人的意识形态领域就是一次强有力的冲击和挤压，这样的结果，难免会使得当代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与其本性错位或发生偏离。
卡夫卡的现实生活表面看来是异乎寻常的，但就其生活和文学的好处来说，没有谁比他生活得更有好处、更理解真实。就其接近生活真实这一点上，现代新写实小说或多或少从中汲取了丰厚的营养。他们的作品在展示琐碎、苦难的时候，有意回顾了自己对苦难人生的情感和价值决定。我们被他们如此大胆地苦难描述弄得目瞪口呆，回过头，却只能看到作者那令人费解的冷漠表现。
也许这就是卡夫卡和他的甲虫情绪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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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夫卡中篇小说《变形记》读后感5篇
《致父亲：天才卡夫卡成长的怕与爱》（［奥］卡夫卡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一书，实际是卡夫卡写给父亲的一封信，这封信牵涉了事关现代家庭关系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卡夫卡是一个举世公认的文学天才，但是他幼年时的家庭教育却并不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他的父亲勤俭持家有道，但是教育子女无方，以至于卡夫卡几乎终生与父亲不和，三十多年后仍然笼罩在幼年时父亲呵斥他的阴影中。在卡夫卡三十六岁的时候，他终于鼓足勇气，写出了这封《致父亲》的信。借着这封信，卡夫卡将自己三十多年来所受父亲的压抑和盘托出，使得这封信成为文学史上一个颇为奇特的文本，同时也是研究家庭教育、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孩子的成长与身份认同等话题的一个经典文本。 阅读这封信，首当其冲的一个难题就是，教育方式与教育结果之间似乎没有严密的因果关联。一个近乎苛刻暴戾的父亲，却收获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天才。坏的教育并没有影响一个好的收获。这种现象，连同相当开明进步的教育并不必然导致孩子的成功这一我们屡见不鲜的事实一起，一直在困扰着当代家长。 在事关孩子的教育这一问题上，方法与结果之间果真没有必然的关联？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寻找教育方法又有什么意义？这中间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怎样看待这个问题才算正确？ 阅读这封信另外一个要注意的问题是，卡夫卡从孩童时代起就以一种近乎偏执的心理在追求着一个能够独立作出判断的自我。对父亲粗暴冷漠的倾诉同时就是在向父亲证明，本来是可以有另外的一种下判断的方式的，但是这些判断都因为父亲的威严而被压抑了。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确既要看到卡夫卡渴望独立，寻找身份认同，希望实现独立的自我，但是同时也一定不要过于轻信，不要因此而认为一个养育出卡夫卡这样的天才的父亲一无是处。父亲做了什么，父亲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我们应该有一个独立的判断。卡夫卡的倾诉反映了他的直观感受，但是这些感受只能说是一个天才的反思，天才未必是一个全才，他的反思也未必处处有理。 事实上，就连卡夫卡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给挚友的一封信中曾经说道：“你在读信时要理解所有那些律师玩的花招，这是一封律师式的信。”律师最大的特点，莫过于控诉的不遗余力和辩护的全力以赴了。所以在阅读这一封信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慎重对待卡夫卡的批驳，最好能从他的表述背后看出他想表达的真实意愿来，而不必拘泥于其表述的形式本身。仔细研究卡夫卡与父亲的交往，我们还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孩子与父母之间玩的是一场教育游戏和成长游戏。游戏的规则本来是父母先来确定的，在玩的过程中，孩子先是遵守规则，制定相应的参与策略，获得相对应的参与效果，继而质疑规则、躲避规则，最终挑战规则。这个过程的渐变，事实上是发生在每一个家庭中的。但是我们每一代人的粗心大意，导致了对这一过程的忽略，或者说几乎是每一代都在遗忘。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代沟的存在不仅是代与代之间对外在事物看法上的差异，还是作为父母的成人对于家庭游戏的阶段性的不重视、不理解，不能够适时地调整角色、转换角色；同时作为孩子的一方也不能够适时地明白，许多东西只是阶段性的，过了这个阶段再调整是自然的和必然的。双方共同的遗忘（父母一方为主）和无知（孩子一方为主）最终把一个对过程进行认知和把握的东西演化成了对世界进行认知和判断的东西。这就必然导致无谓的冲突。 父亲的严厉喝斥在卡夫卡那里影响深远，事实上，卡夫卡倾其一生都生活在这种教育的阴影里，他的小说也大都因此而附加上了探讨这种关系的主题。从现代人的观点来讲，这绝对不是一个成功的教育个案。 但是如果跳出文本本身，我们就会发现，这封信中所表达的卡夫卡与父亲的关系仅仅是他认为最成问题的一面。而在实际生活中，卡夫卡表现得异乎寻常地遵命与豁达。总体来说，他所做的一切基本上都是在父母的计划与安排当中，他的态度也是尽力不偏离父母的计划与安排。他可以十几年如一日地做好自己的工作，还会十分成熟地劝说朋友：“您要表现出爱。您要用您的平静、宽容和耐心，一句话，用您的爱唤醒您父母身上已经处于消亡中的东西。不管他们怎样打您，怎么不公，您都要爱他们，重新引领他们恢复公正、恢复自尊。因为什么叫不公？不公就是健康状况不佳，迷途，摔倒，在尘土中爬行，不符合人的尊严的姿势。您必须像对待两个迷途的人那样，用您的爱把您的父母扶起扶正。您一定要这样做，就像我们大家一样。否则我们就不是人。您不能因为痛苦而谴责他们。” 卡夫卡的一生充满了悖谬：内省与冲动，懦弱与顽强，绝望与救赎。他文学创作中的悖谬手法奠定了他在人类思想史上的地位。我们在分析他与父亲的关系时，应该看到悖谬的背后是一种激烈的内省。这种内省与他对父亲表面的尊崇构成了一种张力，吸引人们去追索，去解开这位为人类的合理生存而苦苦思索一生的伟大天才的思想之谜。 也正因为如此，这封信成了最终没有送达收信者手中的千古奇书，留下了无尽的思索空间。
《变形记》是卡夫卡的代表作，小说描述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从独立养家的经济支柱，一夜变成了大甲虫的荒诞故事，表现个人被社会异化后的孤立、恐惧和绝望，也反映出人性的冷漠和社会的冷酷。 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家人对待他的态度，随着他对家庭的作用的变化而变化。开始时他还是家庭的唯一经济来源，早上没有正常上班，妈妈担心地在门外提醒他，爸爸边敲门边轻声叫他，妹妹更是关心他的身体。当他一直保持虫子的形状，家人被迫忙于挣钱时，他就被家人视为怪物和累赘。当他吓跑了房客后，连最亲近的妹妹都忍不住要赶走他。当他死后，一家人如释重负，纷纷请假去郊游散心。 现实生活中，人不可能变成甲虫，但人会生病，比如脑梗病人就会失去语言功能，行动不便，食欲减少，视力减退，脑袋却还保持清醒，就和小说中的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的情况一样。假如把格里高尔变虫子的事件，转变为他身患绝症，我们就不会觉得荒诞，常病床前无孝子，家人从最初的关心，到生活负担加重的埋怨，到变成累赘的嫌弃，直到他死亡而高兴，这就是人性。卡夫卡不过是加了一件荒诞的外套，用变成虫子来表现人性的真相，真如东野圭吾所说：“这世间唯太阳和人心不能直视”。 一、为了养家，不喜欢的工作也得拚命干 格里高尔不喜欢当旅行推销员，工作繁忙，出去谈生意麻烦很多，旅途疲惫又烦心，不能准时用餐，食物又相当差劲，充足的睡眠时间。可是他不得不做，因为父母欠了老板一大笔钱，他还得为家人买大房子，给母亲请厨娘和保姆，让父母可以享受安逸的生活。他还想成就妹妹的梦想，让她去上音乐学院。他不敢偷赖，老板也不允许他偷赖，他只能像奴隶一样地受老板驱使。其他的同事可以悠闲自在，不慌不忙享用早餐，他不可以，他怕被老板炒鱿鱼，让一家人陷入困境，只能强忍着痛苦干下去。 这样的职场中人，多么像我们身边那些背着房贷、车贷的中年人，他们上有父母、下有子女，肩上的责任压得他们气都喘不过来。即使这样老板还认为996是职工的福分，你稍不努力，职位马上就被人替代。于是有病也不敢请假，有些程序员甚至在电脑旁放上一张折叠床，加班到受不了了，倒在床上歇会儿，醒来继续干。他们差不多异化为赚钱的机器，而不是血肉之躯。 格里高尔拚命工作，天天出差，入职五年不敢生一次病，没请过半天假。当他变成虫子的当天，四点钟闹钟响时没听到，醒过来已经六点半了，错过了五点的列车，他心里焦急万分，想尽方法准备爬起来去上班，可是他做不到了。六点四十分母亲催他起床，他想把自己的情况说给妈妈听，可最终只说了一句：“好，妈妈，谢谢你，我马上就起来了。” 全家人都觉察到他没去上班而吃惊，却没有人去深究他是怎么啦？父亲用拳头敲着侧门喊：“格里高尔！你是怎么一回事？”妹妹从另一侧门说：“格里高尔，你的身体是不是出了什么状况？”他多么希望父亲能进去帮他一把，把他从床上扶起来，可是他不想让家人担心，而是言不由衷地说：“我马上好。” 我们在外面多么辛苦也不想在父母面前叹声苦，即使生病了也是笑着告诉家人，没事，马上好。我们怕他们担心，只报喜不报忧，让他们放心，心里全是他们，唯独没有自己。有时候我们独自躺在宿舍，发着烧，浑身无力，想说给妈妈听自己难受，但真正通电话时，还是含着泪说：“挺好的，放心吧！” 格里高尔整天和人打交道，却没有一个人可以深交，他就像一座孤岛，没有人可以分担他的痛苦、焦虑和孤独，没有人关心他的身体，也没人考虑他的需求，即使是家人也不行。他本希望继续干五六年，还清父母的债务后，可以开启新的生活，可是还没等到这个时候，他的身体就垮了，变成了虫子。 卡夫卡写作这部小说已经过去了近一百年，今天读来仍会引起共鸣，因为人性是相通的。杭州快递小哥违章被抓到，瞬间情绪崩溃大哭；南京快递小哥，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结果途中猝死；深圳的程序员被公司辞职后，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每天仍然按时出门；北京互联网公司的裁员，一些精英分子也去举牌抗议。为了家人，我们别无选择，唯有负重拚搏。 二、失去了养家的能力，也就失去了做人的价值 格里高尔变成了甲壳虫，只是以为自己感冒了，睡姿不好压麻了手脚，或者像往常一样，痛感只是错觉，他没有为自己的身体担心，而是担心误了列车该怎么办？请病假老板会不会相信，公司来人该怎样应付，一旦被老板炒鱿鱼，老板追债上门父母怎么办？ 公司的首席法律代表还是上门了，五年来他唯一的一次迟到，公司就派人上门问责，全然不顾及他的身体，说什么“商务人士不会在意那些无关紧要的小毛病，毕竟还是做生意最重要”“对于您旷工的缘由，老板早有提示，认为是刚刚接手收帐的工作，所以你旷工。公司并不是没您不行的，您的业绩非常差劲，怎么能让公司接受呢？”格里高尔的业绩那么好，代表却肆意地歪曲他。 他确实是病了，说话不清楚，站不起来，没有力气开门锁，家人还是关心他，想撞开门，想叫锁匠，想叫医生，毕竟他是家里的顶梁柱。他听到家人在想办法时，心里是温暖的，鼓起勇气，费尽周折终于开了锁，然后探出了半个身子。他想留住代表，让他在老板面前美言几句，帮他保留职位，他相信自己是太累了才变形的，休息好了就会恢复原样。他不能失业，不能让全家再次陷入困境。 当大家发现他变成了甲虫，老板代表倒退了，母亲吓晕了，父亲如临大敌，眼神中满是不解，然后就战粟着痛哭。他忍着全身的疼痛，爬出去解释，试图挽留代表，代表却恐慌地逃离了。父亲恼怒儿子吓着代表了，嘘着声，把儿子像动物一样驱赶回房。 格里高尔害怕父母用手杖打他，慌里慌张倒退着回房间，因为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笨拙地转身，强行往门里挤，由于身体太大，卡在了门口，背部都挤伤了，父亲见状狠狠地踹了他一脚，把他踢了进去，让他伤上加伤，然后用手杖把他关进房内。 卡夫卡的父亲非常专制，对子女粗暴，卡夫卡心中一直对他心存畏惧。小说中父亲的形象就有自己父亲的影子，父亲的粗暴、冷漠是他心中最深的痛。家庭陷入债务危机是父亲犯下的错，他为了弥补父亲的错，只能不顾身体拚命工作。现在他生病了，变成虫了，父亲没有帮他，反而认为他生病吓走代表是伤面子的事，怨愤地用脚踹他。 窗外就是一所医院，家人没有送他去医院，也不请医生来医治，更没有想法让他变回来。他饿了一天，妹妹还认他是哥哥，把食物放在门口，一小盆牛奶上面漂浮着面包碎块。 他受伤的身体根本无法自助吃食，费了很大的劲，牛奶泼在了盆外也没能够喝进肚子。妹妹看到牛奶没有少，没想用勺子喂他，而是端走了。 五年来兢兢业业地养家，让家人吃好住好，却没换来家人一天的精心照顾，最疼爱的妹妹也只是把食物放门口的地上，不用手直接端盆子，而是用抹布盖在盆子上再端起来，一副嫌弃的模样。他虽然有了虫子的外形，但是视力、听力还有思维都保留人类的功能，他自己也没有当自己是动物，家人的所作所为真是让他寒心。 房门已经打开，三面的门都可以进入这个房间，却没人愿意进房间去照顾他，倾听他的心声。他为了不给家人带来困扰，让家人包容自己，主动躲到了长沙发下面。他不会赚钱了，觉得自己成了废物，所所以羞于继续享用大床，把自己的姿态放到最低的位置，沙发底下，尽量减少存在感。 想起网上一则消息，48岁的韦先生常年在外打工，因为身体不舒服，回家看病，被医院诊断为冠心病，术前检查听说要花十万元治疗费。他害怕拖累家人便悄无声息地离开，家人苦寻几天后终于找到，但韦先生已离世。 妹妹还送食物来给他，盆子里加点水端了进来，并用旧报约垫在地上，然后放上晚饭时啃光的肉骨头，烂乎乎的蔬菜，杏仁和几颗葡萄干，变质的奶酪，几块面包。完全不再把他当成哥哥，只把他当成了一只动物。哥哥吃剩下的、或没吃的食物通通被她当成垃圾倒进桶里。 家是避难所，是避风港，是最温馨的所在，当你受伤了，有家人为你疗伤；当你疲惫了，有家人为你熬汤；当你失意了，有家人给你安慰。所以你为了家人幸福，倾尽全力也愿意，为了不给家人添堵，天大的压力也一个人背。可是家也会伤人，当家人变成你的寄生虫，对你的付出视为理所应当，对你的辛苦视而不见，一旦你失去赚钱能力，就弃你如废物。 三、孤独和绝望是置人死地的软刀子 格里高尔还活着，变成虫仅仅一个多月，妹妹看他再也变不为人了，就要搬空他房里的东西，把他作为人的一切记忆搬空。这也意味着把哥哥曾经对她的关爱全部清空。母亲刚开始时反对的，但最后还是协助妹妹搬家俱。他为了保存一点人的记忆，不管不顾地伏在墙上的画上，那幢他精心装饰的美女的画。 一个人一生中会死三次，第一次是脑死亡，意味着身体死了，第二次是葬礼，意味着在社会中死了，第三次是遗忘，这世上再也没有人想起你了，那就是完完全全地死透了。——张爱玲 妹妹和母亲正在把格里高尔一点点遗忘，而父亲已经视他为怪物， 用苹果砸进他的脊背之中，深埋下去，腐败发臭，母亲虽然不忍心，却并没有帮他清理伤口。 一家人全靠他的时代结束了，享受悠闲生活的时光一去不返了，父亲重新找工作做银行保安，母亲做针线补贴家用，妹妹当营业员，他们三人的全部收入也不足以维持过去格里高尔工作时的生活水平。 假如他们能够早些这样共同努力，何至于把格里高尔的身体变形到如此程度。他们不反思自己的过错，反而嫌弃他，冷落他。一斗米养个恩人，一石米养个仇人，格里高尔把所有的责任一肩扛，养出了一家子的白眼狼。 变成甲虫的那个早晨，他多么想把细枝末节和母亲说说，可他却说不出口。他最疼爱妹妹，知道妹妹喜欢音乐，喜欢拉小提琴，想出钱供她去学习。可是妹妹却从不问他想什么，要什么？不和他交流。 第一次她把牛奶盛在小盆里放在哥哥门口，让他爬出来自己饮用，然后用抹布盖上小盆端着走，不用手直接拿。第二次送给哥哥的食物是家人吃剩的变质品，然后直接当垃圾扫进桶里。第三次她以哥哥代言人的身份，搬空哥哥房间的家俱。第四次当哥哥爬上房间欣赏她拉的小提琴，从而吓走房客时，她主张把哥哥赶出家门，没有一点怜悯之心。 父亲是个暴君，格里高尔养家的时候，早上走时他还在睡懒觉，晚上来他穿着睡衣躺在安乐椅里挥挥身就算打了招呼。在格里高尔变形的第一天，就逼他从窄门挤进房间，挤不进一脚踹进去，让他受伤。母亲和妹妹搬家俱那天，他为了保护仅有的一点人的记忆，保护墙上的画不让搬，结果母亲看到他的形象吓晕过去，他担心母亲死去，爬出门去探望，被父亲一顿猛追猛打，把苹果钉入他的脊背。 格里高尔死了，在受尽隔绝，孤单，绝望之后，在遭受暴打、饥饿、污秽等非人折磨之下，他死了。像一只遭人嫌弃的臭虫那样死去，死后家人松了一口气，然后纷纷请假去旅游。在家人眼里，那个为了家人拼死拼活的格里高尔在变形的第一天就开始一点点死去了。 四、人的变形缘于社会价值的异化 卡夫卡生活在一战之后，社会上弥漫着混乱、自私、孤独、绝望的情绪，人的价值观和生存观有了不同程度的扭曲，发展到后期出现了希特勒的人种优越论，觉得低贱的、没有价值的生命不配活在世上。《世界的凛冬》中揭露纳粹德国实施四号项目，“对身残和智残的残疾人、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出生畸形的婴儿、瘫痪在床的人、弱智者和单单生活不能自理的人进行大肆杀戮，理由是这些人只会增添社会的负担，没有活着的价值。” 对生命价值认知的偏差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当格里高尔变成虫，失去了为老板工作的价值，失去了为家人赚钱养家的能力时，他也有生存的权利，有存在的价值。但是社会和家人却用冷漠的歧视剥夺了他的生命，这种做法和纳粹的残酷行径没什么区别。 这篇小说让人思考，人的价值，如果以有用没用来衡量，以金钱来定义将是多么可怕的事。反过来也就是告诉人们，人活着不能仅仅为了金钱，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爱。如果没有了爱，工作就是冷冰冰赚钱的手段，如果热爱，工作就是为之奋斗的事业，就是实现梦想的通道；如果没有爱，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就是家庭的累赘，就是被嫌弃的虫子，如果爱，亲人的病痛就是我们的心痛，我们会感同身受，献出自己的关心、耐心和爱心，让他始终被爱包围，充满希望。 在晚年的时候，有人问著名的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鼻祖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对人最重要的是什么？以弗洛伊德几十年的心理学和研究和对人生的洞察，他总结了两句话：“去爱！去工作！” 人生虽然漫长又复杂，其实只要做好两件事就够了，爱和工作。
美 北欧等国 .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是这个流派的杰出 [ 摘 ] 表现主义兴起于 20 世纪初 , 盛行于 20 , 年代的德 , , 要代表 , 其小说的表现主义技巧达到了运用自如 , 登峰造极的境界 .卡夫卡的小说寓荒诞于真实 , 融幻想与怪诞于一体 .他所 创造的艺术世界 , 人称 "卡夫卡式"如同 , "莎士比亚化" 一样 , 也是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体 , 并已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美 学概念 .现代主义属于二十世纪资本主义文化的一部分。卡夫卡作为时代的代表，他的成功和不平凡，不在于他在某一艺术方法和审美特征的追求上达到了极致，而在于他对急速变革和逐步形成中的属于整个大时代的美学风貌作了全景式的呈现，创造了卡夫卡式的"神话"。这是一些关于卡夫卡的资料，希望对你有所帮助！谢谢采纳
卡夫卡是现代表现主义的集大成者。作为一个身处现代主义初期的作家，他无疑有着极其敏锐的艺术、哲学嗅觉和细腻而宏大的悲悯之心。他的长篇作品有《城堡》、《美国》（亦译作《失踪的人》）、《审判》。而短篇作品则为数较多，为世熟知的有《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判决》（和长篇小说《审判》是两回事）、《骑桶者》、《乡村婚事筹备》等。 卡夫卡的作品往往被评价为“孤独”、“焦虑”、“陌生”。这样的评价也许中肯，但就我个人而言，卡夫卡给我留下最深的情感体验只是“焦虑”，就是那种处在风口浪尖的窘境上又不得不承受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的窘境。 废话说多了，楼主，关于你所说的“神话主义”我不知道是什么概念，我不是汉语言文学的学生，只能从自己多年来看过的有关书籍上为你找些线索。据我所知，在克劳斯.瓦根巴赫所著《卡夫卡传》上，曾经提到过卡夫卡的藏书，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各个地方的民间神话传说和童话。同时，卡夫卡本人也曾提到过，受霍桑和托马斯曼的影响较深，而后者的《魔山》，正如我们所知，是以神话为背景的一部讽喻小说（尽管我不确定卡夫卡在世时这部小说是否已经出版）。而在卡夫卡的作品中，那种诡异的荒诞手法势必也受到他本人阅读的影响，拿我们认为最出名的《变形记》为例，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利一觉睡醒，发现自己变成一只巨大的甲虫。这样的开头，无疑作为一个童话故事的序章最为合适，但它偏偏出自卡夫卡的笔下，于是格里高利备受精神折磨，被家人孤立，囚禁，最终孤单地饿死。 这是我所了解的卡夫卡，由于一字一字的码太累，我就先不说太多，楼主你若觉得满意就回答下，有疑惑的我会再补充。如果你的时间不是太紧的话，可以去看一看以下这几部作品，都是和卡夫卡本人及其创作风格有关，想来也很贴近你论文的论点。埃里希弗洛姆：《被遗忘的语言》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瓦根巴赫：《卡夫卡传》残雪：《灵魂的城堡》余华的一篇评论卡夫卡和川端康成的文章，貌似收录在《温暖与百感交集的旅程》布鲁诺舒尔茨《鳄鱼街》（可看可不看，这家伙的风格与卡夫卡一脉相承）安徽教育出版社的《表现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要为了了解表现主义的内涵） 最后推荐你看看卡夫卡的《犹太教堂的宠物》，这是典型的神话题材短篇小说。 字字手码，望采纳，祝楼主成功
一位哲人说：“人会感到孤独，是因为没有信仰。” 可是信仰是什么。 卡夫卡的《城堡》带给我们了彷徨无助。K的信仰就是要进城堡见领导人一面，然而他在城堡外的村子一直进不去，他的生活充满荒谬和不可思议，他一直在诉求和上进，但是一切毫无用处。最终他是得到进入城堡的许可了，但他即将因为心力衰竭而死。 其实我完全看不懂网上对卡夫卡作品的赏析。我能理解的只有他在荒诞中揭示了一种世界就是荒谬的论断。在看完《城堡》的当天夜里我做了一个迷幻的梦，我来到一个熟悉的地方，但一点熟悉的感觉都没有，周围有着许多人，他们笑着说着走着宛如常人，但我只觉得他们都不是真人。在梦里我来到了一个虚无的境地，然后我强烈的感受到了恐惧，这也许就是这时间空间扭曲所带来的晕眩感和无力感。我梦见了卡夫卡？笑话。因为我读不懂他。 以前看了一篇罗萨的短篇小说《第三条河流》。一条现实中的河流，一条生命之河，最后还有一条理想之河。但理想之河是要通过死亡才能达成，因为现实总是如逃不开的梦魇。 我看的书不多，因而像《第三条河流》这样的“现代派”和卡夫卡“表现主义”和萨特的“存在主义”我也分不清。在我印象中我总把他们归在一类：同样的“象征”手法，同样的“荒谬”，同样的很“意识流”，和同样的难懂。但很奇怪这样的类似的小说我会相当喜欢读，然后查资料试着理解，然后再读。 再谈信仰。
建议你读这两本资料，中文资料有限，还是直接读英文的好：1)Franz Kafka's The MetamorphosisBook by Harold Bloom; Chelsea House, )REHEARSALS OF DISCOMPOSUREAlien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in Modern Literature: Franz Kafka Ignazio Silone, D. H. Lawrence T. S. Eliot，by Nathan A. Scott Jr. ，KING'S CROWN PRESS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1952
卡夫卡《城堡》读后感精选三篇
《城堡》是卡夫卡晚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未完成)。它是卡夫卡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最长的一部小说。小说自始至终笼罩着一种神秘的、梦魇般的气氛;寓意深刻，令人回味无穷。以下是由应届毕业生读后感网站为大家精心整理的读后感三篇。
篇一
在文学界一直有这样一种共识：如果要讨论20世纪文学，那么卡夫卡就是无法绕过去的作家。可想而知，卡夫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作为一名读者，我阅读卡夫卡的作品时，会觉得他的小说十分难读，尤其是长篇小说，阅读时甚至几次想到放弃阅读。对我来说，《城堡》就是这样一部作品。
《城堡》是卡夫卡的三部长篇小说之一，和《美国》与《审判》一样，《城堡》也是一部没有结局的小说。《城堡》的故事情节，简而言之就是讲述小说主人公，自称是土地测量员的K受城堡的聘请来测量土地。但是当K来到城堡管辖的村子时，却发现自己不被允许进入城堡。于是K为让自己进入城堡而开始了各种各样的努力。然而K的努力都没有能够实现，城堡当局一直拒绝他的任何要求，连城堡管辖的村庄、村民以及村庄中的小学校、客栈都与K为敌。最终，K还是没能进入城堡。
小说以《城堡》命名，所以“城堡”这一物体也成为这部小说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意向或者说是一个重要的存在。在小说一开头，卡夫卡这样描述了“城堡”：“K到村子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村子深深地陷在雪地里。城堡所在的那个山冈笼罩在雾霭和夜色里看不见了，连一星儿显示出有一座城堡屹立在那儿的亮光也看不见。K站在一座从大路通向村子的木桥上，对着他头上那一片空洞虚无的幻境，凝视了好一会儿。” [1]因此，也奠定了“城堡”存在的一种基调：“城堡”既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又是一个飘渺的难以触摸的虚幻的想象。
随着小说的发展，“城堡”也确确实实表现出了它这种既真实又虚幻的特点。说“城堡”的真实，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首先作为一个个实实在在的存在物，城堡真实的存在于K的面前，在村子的抬头即可以看到城堡。其次，在小说中，“城堡”就是最高当局的代表，它时时刻刻影响着K在村子的生活。K之所以会来到城堡管辖的村子，正是因为接到了来自城堡的聘书。然而当K来到城堡以后他才从村长的口中得知，城堡根本不需要土地测量员，而这一切都是源自于一个错误：就是本应送到A部的文件，可能被送到了B部或者根本是在中途遗失，这样的错误导致了K的到来，而城堡差不多已经把招聘土地测量员这件事忘了。因此，城堡作为最高当局的失误直接导致了K在村子里尴尬的境况。对于此时的土地测量员K，“城堡”所代表的最高当局就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是维持城堡运行的一个机构。
“城堡”的虚幻性也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从小说的描述来看，正如之前所引用的《城堡》的开篇，城堡一直给人一种空洞虚无的感觉，在K进入村子的第二天，他便沿着大路向城堡走去，但是无论怎样走，总给人一种“虽然并没有离开城堡，可是也一步也没有靠近它” [2]的感觉，这样的行走，以及之后所下起的大雪，让城堡增添了更多的虚幻之感，是一种令人无法靠近的虚无。其次，“城堡”所象征的最高当局从来没有以正面的形象示人。村民只是在提起城堡时，表达了自己对城堡的尊重以及对城堡所具有的权威遵从，但是城堡究竟如何(包括城堡的具体形象以及城堡所代表的的当局的运行模式)，没有一个人说的清楚。正如小说中作为城堡形象代言人的克拉姆，村子里的人都尊敬克拉姆，女人以做他的情人为荣，男人甚至以自己的妻子做过克拉姆的情人为荣，但是他们中的所有人，即便是号称见过克拉姆的人，都无法讲清克拉姆究竟长的是什么样子。卡夫卡对克拉姆这样的塑造，实际上正与小说对城堡的塑造相契合。
《城堡》这部小说以土地测量员K为主人公。有一种说法说K是卡夫卡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所以卡夫卡笔下的土地测量员K亦是卡夫卡对于自己的一种塑造，但是这真的就是卡夫卡将土地测量员命名为K 的原因吗?我并不是十分赞同这样的说法。在我看来，以K为名，更多的是一种代号，没有给K取一个具体的名字，也许存在卡夫卡要用K来代表一群人的原因。
在阅读小说时，我发现我对土地测量员K这个角色的感情随着小说逐渐接近尾声而产生了变化。在小说的开头，土地测量员K作为一个外乡人来到城堡管辖的村子，他说的每一句话以及他的每一个行为，都能得到我的认同。尤其是在小说的前半部分，无论是K与村长所进行的谈话还是K与桥头客栈老板娘的谈话，K所讲的话都能得到我的认同，包括他对城堡当局所放下错误的质疑以及他和老板娘关于见克拉姆的种种讨论。可以说，这个时候K的质疑正是我的质疑，K的不解正是我的不解。我作为一名读者同K一样，对于村长，老板娘以及其他村民的言行表示不理解，并且认为K是正确的，其他人都是错误的。但是随着小说的进展，K被证明是错误的，而村长、老板娘以及村民关于城堡的看法是正确的。而我作为读者，对K的感情也发生了改变，从一开始同情K，希望他在村子得到认可最终进入城堡，到后来我发现我竟然发现我对K试图进入城堡的行为产生了怀疑，甚至觉得K更像是无理取闹，而K根本无需在城堡中逗留，他只需要离开，就可以避免一切问题的发生。对于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我自己十分好奇，后来我在吴晓东所著的《从卡夫卡到昆德拉》 [3]一书找到了一个我可以认同的说法。
吴晓东在书中引用了美国人库楚斯的分析说，《城堡》在结构上可以按照叙事方式和时间演变分为两个部分，前三章是一个部分，在中译本中共55页，后十七章是另一个部分，在中译本中共329页。在叙事方式上，前三章基本上是由情节段构成的，而后十七章则有对话构成的。这种从情节段到对话的演变，说明K在现实中的行动越来越少。因此，吴晓东这样写道：“读到小说后半部分，我感到K的形象离经典追寻模式中的主人公形象越来越远，同时K已淹没在其他人物的对话中了，成了越来越模糊的形象，仅仅成为小说众多形象中的一个。” [4]，所以，K作为主人公的权威性也因此受到了质疑。
当我的阅读进入到后半部分之后，我首先感觉到小说开始变得有些难以阅读。也正是在此时，大段大段的对话内容开始出现，我开始对K产生了感情上的转变，小说至此，开始不再以K的行为或者话语为主要内容，而更多地描写了K与他人的对话。K在这些对话的内容中很少发声，甚至不发声。当我听到的来自外界的话语越多，则越发对K产生了怀疑，K的形象反而变得越发的渺小。于是，我质疑他之前的说法和话语是否是真实可信的。吴晓东这样解释了产生这种情感的原因：“这是对以往阅读心理习惯的破坏。以往我们习惯于无条件地认同主人公，但在《城堡》中我越读越觉得K是很难确定的去确定性的对象，我对他的话也开始怀疑了。在阅读体验上就觉得有点被嘲弄了。” [5]而这种解释，在我看来也比较合理。
卡夫卡的作品多运用象征寓意的手法，将表现主义与现实主义有机结合，在描绘日常生活的同时语言严谨，使作品看起来真实又荒诞，揭露出残酷的现实。克拉姆秘书办公室里堆积如山的文件经常倒塌，象征着官僚体制和形式主义；城堡则象征着当时衰败的奥匈帝国。K.没有进入城堡，甚至在村子中都没有居住权，倾其一生除了“转身向东或向西，经历着日出与日落”外，什么也没有得到，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噩梦”。当我们谈论起这场“噩梦”时，不禁感叹、追问生活。大框架的虚幻与具体的现实相结合，梦幻与真实交织的创作，让人们在阅读时反观现代社会的弊病，卡夫卡的困境也正是现代人的困境。 二、权力与追求 关于“城堡”的寓意，许多学者都有自己的见解。马克斯·布洛德认为卡夫卡的作品是宗教式的神谕，城堡是“上帝恩宠的象征”，人类遭到不合理的待遇，是因为人类拥有的智慧和上帝安排给我们的智慧有所差距，人与上帝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上帝的旨意有时就像克拉姆秘书办公室里堆积如山的杂乱文件，随意而又不可改变，比如分配给K.的土地测量员文件、两个无意义的助手和态度敷衍的村长等，都体现了人类的挣扎在上帝安排面前是在做无用功。犹太作家布洛德认为，城堡是饱受欺压的犹太人一直在寻找的精神庇所。他说：“‘犹太人’这个词在《城堡》中没有出现。但显而易见，卡夫卡从他的犹太心灵出发，通过这么一个朴素的小说就今日犹太民族的整体处境所说的话超过了一百篇学术论文可以告诉我们内容。专门的犹太民族的阐释与人类普遍的阐释是手挽着手的，不存在一个排斥另一个或干扰另一个的问题。”（布洛德，1997：189）小说中主人公K.的遭遇是犹太人漂泊流离的生活写照，他们希望得到社会的地位认可，卡夫卡作为一个饱受排挤的犹太人，一直想要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K.其实是作者卡夫卡的化身，K.的反抗精神、追求无果也正是卡夫卡在生活中挣扎流离遭受排挤的真实写照。 也有人说，“城堡”代表了卡夫卡的父亲，这本书体现出来的荒诞和矛盾是他们父子间关系的体现。卡夫卡的一生在社会的残酷与家庭的冷漠交杂中度过，他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希望将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一个出色的男孩，所以在他自己事业有起色后，他开始毫无道理的看不起他，粗暴的对待他，他干涉他的学业、事业甚至爱情，他要求卡夫卡对他有绝对的臣服，对于这种近乎疯狂的“望子成龙”卡夫卡深感纠结，他既想冲破父亲对他的束缚，又在遇到困难时不得不需要父亲的帮助，他在《致父亲的信》中表达了对父亲教育方式的畏惧与不满，控诉了父亲对他冷漠的爱，卡夫卡曾说：“在这个世界上，他颇有被囚禁之感，他感到压抑，被笼罩在囚犯的悲伤、虚弱、疾病和妄想之中，任何安慰都不能使他感到心安，因为那只是安慰而已，只是面对作为囚犯这样的残酷现实的一点脆弱而令人反感的安慰。问他到底想要什么，他无以对答，因为他——这正是他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据——对自由这个概念一无所知。”卡夫卡父子间这种紧张的矛盾关系贯穿了卡夫卡的大部分作品。
卡夫卡说过，我们需要的书应该是一把能击碎我们心中冰面的斧头，《城堡》就是这样一本斧头般的书。《城堡》的故事非常简单：自称是土地测量员的K.在深夜来到城堡附近的村庄，但无论他怎样努力，究其一生都没能进入近在咫尺的城堡，最后在弥留之际有人告诉他，说：“虽然不能给予你在村中的合法居住权，但是考虑到某些其他情况，准许你在村里居住和工作。”（卡夫卡，1995：339）这和卡夫卡在《审判》中提到的《在法的门前》结局相似，乡下人渴望进入“法”的大门，他日复一日不厌其烦地请求守门人放他进去，甚至开始贿赂守门人，直至他的生命已经接近终点时，“每个人都想到达法的跟前，”乡下人道，“可是，这么多年来，除了我以外，却没有一个人来求见法，怎么会是这样的呢？”守门人对他喊道：“除了你以外，没有人能获准进入这道门，因为他是专门为你开的，我现在要去把它关上了。”（卡夫卡，1925）法为你敞开，却不允许你进入，这就是乡下人最后得到的答复。《城堡》中，K.最后被准许在村里居住和工作，但他土地测量员的身份并没有得到证实，在村子里也没有合法的居住权。 一、幻想与现实 卡夫卡的创作主题多围绕着世界的荒诞性、人性的异化和人类的精神困境三方面，追寻、焦虑、困境和挣扎是他一直想表现给我们的，梦幻与现实交织、合理与悖理共存的场景，让我们在荒诞的情节中又能找到现实的对应。小说中的“法”、“城堡”、“父亲”、“权力”这种抓不到摸不着却又无法摆脱的控制力无不影响着主人公的行为，尽管主人公用尽一生抗争，但在至高无上的权力面前都是在做无用功，主人公的反抗甚至让人觉得可笑可悲。但这何尝不是现代人的生活写照，彷徨不前、受控于权，强大的管理体系扼杀许多人的命运，抗争行为不过是可笑的原地转圈。 《城堡》中的故事情节整体看上去是荒诞的，但其中的故事又处处体现着日常生活中的琐碎小事，这正是人们感受到噩梦般真实的来源。《城堡》中，卡夫卡没有用第一人称的回顾性叙述和全知全能叙述方式来描写，而是将叙述者和主人公的视角合二为一，读者借助K.的眼睛来观察城堡，感受城堡那份虚幻空洞的幻景和冷漠怪癖的村民。故事的最后，K.也没能走进城堡，读者也不知道城堡里有什么，而K.又为什么要寻找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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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当代作家对卡夫卡的接受和回应显然是与中国的外国文学领域对卡夫卡的译介分不开的,因为中国作家通常是没有可能阅读到卡夫卡作品的原文的。而中国对卡夫卡的翻译介绍比较晚,解放前对卡夫卡的零星介绍还不足以引起作家们的注意和重视。大概到了1966年,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由李文俊、曹庸翻译的《〈审判〉及其他小说》,其中包括卡夫卡的6篇小说:《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致科学院的报告》、《审判》。但这部小说集当时是作为“反面教材”在“内部发行”,只有极少数专业人员才有机会看到,中国作家恐怕很少有机会读到这个译本。1979年初《世界文学》杂志刊登了由李文俊翻译的《变形记》,并发表了署名丁方、施文的文章《卡夫卡和他的作品》,卡夫卡及其作品才算是第一次在中国公开亮相。接下来,1981年初《外国文学》发表了卡夫卡的4个短篇:《判决》、《乡村医生》、《法律门前》和《流氓集团》。随后,卡夫卡的幽灵便迅速在大江南北弥漫,在各种文艺刊物上出头露面。由于“在卡夫卡这里人们无法获得其他作家所共有的品质,就是无法找到文学里清晰可见的继承关系”,[1]因此,卡夫卡在中国作家心中最初引起的更多的是惊讶和不解,而不是认同和接受。但对于少数敢于探索、勇于冒险的作家而言,他的影响却是深刻而又长久的,并且通过这些作家,卡夫卡终于在中国扎下根来,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将卡夫卡引以为“知音”。一、“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中国作家徐星曾经说过,“现代主义不是形式主义,而是生活方式问题,真正超脱的人实际是最痛苦的人。卡夫卡活着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写什么样的作品是生活方式决定的,是命中注定的。”[2]的确,卡夫卡的生活和写作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模仿的。卡夫卡,这位西方现代艺术的怪才和探险家,他以痛苦走进世界,以绝望拥抱爱人,以惊恐触摸真实,以毁灭为自己加冕……他是现代世界里的唯一的“精神裸体者”,他的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的创作,他的创作完成了他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徐星一句话便道出了卡夫卡生活和创作的本质。卡夫卡的生活虽然是不可模仿的,但他的创作却是可以借鉴的。的确,卡夫卡极大地影响了许多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1999年新世纪出版社推出了一套丛书《影响我的10部短篇小说》,其中莫言、余华、皮皮均选了一篇卡夫卡的小说。皮皮说,那些好的小说“会陪伴你度过各种光阴。每次读起,无论是晴朗的午后,还是小雨的黄昏,你都会跟它们做一次交流,围绕着生死爱恨。”[3](P1)“当年我已经从它们那里获得了超值的享受和补益,今天我再一次从它们那里收获。”[3](P1)在这些好小说中有一篇就是卡夫卡的《在流放地》。皮皮在大学里写的学士论文就有关卡夫卡的,因此她对卡夫卡曾有过一番研究。她在读《在流放地》时,“经历了很丰富的阅读感受,平静、紧张、恐怖、思索、佩服等等,尽管它的篇幅对此而言显得过于短暂。”[3](P12)在影响余华的10部短篇小说里,也有卡夫卡的《在流放地》。余华说:“我之所以选择《在流放地》,是因为卡夫卡这部作品留在叙述上的刻度最为清晰,我所指的是一个作家叙述时产生力量的支点在什么地方……《在流放地》清晰地展示了卡夫卡叙述中伸展出去的枝叶,在对那架杀人机器细致入微的描写里,这位作家表达出了和巴尔扎克同样准确的现实感,这样的现实感也在故事的其他部分不断涌现,正是这些拥有了现实依据的描述,才构成了卡夫卡故事的地基。事实上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如此,只是人们更容易被大厦的荒诞性所吸引,从而忽视了建筑材料的实用性。”[4](P5)面对卡夫卡等的作品,余华说,“我就像一个胆怯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抓住它们的衣角,模仿着它们的步伐,在时间的长河里缓缓走去,那是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它们将我带走,然后让我独自一人回去。当我回来之后,才知道它们已经永远和我在一起了。”[4](P11)余华在其他地方还多次谈到卡夫卡。1990年,余华在一篇名为《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的文章中写道,“1986年让他兴奋不已”,[5]这一年他读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这篇小说“让我大吃一惊……让我感到作家在面对形式时可以是自由自在的,形式似乎是‘无政府主义’的,作家没有必要依赖一种直接的,既定的观念去理解形式。卡夫卡解放了我。使我三年多时间建立起来的一套写作法则在一夜之间成了一堆破烂。”[5]他认为卡夫卡的出现在文学史上是一个“奇迹”。[5]卡夫卡那种异常锋利的思维,他那轻而易举直达人类痛处的特征给余华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小说中有这么一段,描写医生查看病人的病情时,发现了患者身体右侧靠近臀部处一个手掌大小的伤口:玫瑰红色,有许多暗点,深处呈黑色,周边泛浅,如同嫩软的颗粒,不均匀地出现淤血,像露天煤矿一样张开着。这是远看的情况,近看则更为严重。谁会见此而不惊叫呢?在伤口深处,有许多和我小手指一样大小的虫蛹,身体紫红,同时又沾满血污,它们正用白色的小头和无数小腿蠕动着爬向亮处。可怜的小伙子,你已经无可救药。我找到了你硕大的伤口,你身上这朵鲜花(Blume)送你走向死亡。①余华读罢感到震惊不已。这种冷静客观的对血淋淋事实的描写,尤其是用“鲜花”来形容伤口,使余华大开眼界。他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就是在读了卡夫卡《乡村医生》后写成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卡夫卡完成了余华的成名作。在中篇小说《一九八六年》中,余华笔下中学教师自残的场面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他嘴里大喊一声‘劓!’然后将钢锯放在了鼻子下面,锯齿对准了鼻子。那如手臂一样黑乎乎的嘴唇抖动起来,像是在笑。接着两条手臂有力地摆动了,每摆动一下他都要拼命地喊一声:‘劓!’钢锯开始锯进去,鲜血开始渗出来……他喘了一阵气,又将钢锯举了起来,举到了眼前,对着阳光仔细打量起来。接着伸出长得出奇也已经染红的指甲,去抠嵌在锯齿里的骨屑,那骨屑已被鲜血浸透,在阳光下闪烁着红光。”[6](P151-152)余华在这种充满血腥味的、残酷无情的“死亡叙述”中更是将异常冷漠、绝对超然的叙述笔调和风格推向了极至。1999年余华又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卡夫卡和K》的文章,专门论述了卡夫卡与《城堡》中的K之间的关系。余华说:“内心的不安和阅读的不知所措困扰着人们,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没有人们已经习惯的文学出路,或者说其他的出路也没有,人们只能留下来,尽管这地方根本不是天堂,而且更像地狱,人们仍然要留下来。”[1](P46)面对卡夫卡的作品,还包括他的书信、日记,余华“留下来”认真研读、细细体会。他说:“卡夫卡一生所经历的不是可怕的孤独,而是一个外来者的尴尬。这是更为深远的孤独,他不仅和这个世界所有的人格格不入,同时他也和自己格格不入。”[1](P39)至于卡夫卡的叙述手法,余华更是推崇备至:“卡夫卡的描述是如此的细致和精确”,“又充满了美感”,“叙述如同深渊的召唤”。论及卡夫卡日记和小说的关系时,余华又说:“卡夫卡的日记很像是一些互相失去了联系的小说片段,而他的小说《城堡》则像是K的漫长到无法结束的日记。”[1](P40)余华以其作家的敏感和深刻,很快就从卡夫卡那里捕捉到了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在影响莫言的10部小说里,莫言也提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莫言认为,一篇好的小说,应当具有独特的腔调。这种独特的腔调,“并不仅仅指语言,而是指他习惯选择的故事类型、他处理这个故事的方式、他叙述这个故事时运用的形式等全部因素所营造出的那样一种独特的氛围”。[7](P2)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就是这样一篇小说。这是一篇“最为典型的‘仿梦小说’,也许他写的就是他的一个梦。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像梦境。梦人人会做,但能把小说写得如此像梦的,大概只有他一人。”[7](P7)莫言感觉到了卡夫卡的独特腔调,并在他的小说中也有所借鉴和表现。宗璞开始阅读卡夫卡的时间较早,那是在60年代中期。她原本是为了批判卡夫卡才阅读卡夫卡的,但是,她却发现卡夫卡在她面前“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令她大吃一惊。她说,“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是一种抽象的,或者说是原则性的影响。我吃惊于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更明白文学是创造。何谓创造?即造出前所未有的世界,文学从你笔下开始。而其荒唐变幻,又是绝对的真实。在文革中,许多人不是一觉醒来,就变成牛鬼蛇神了吗?”。[8]她的小说《我是谁?》写“文革”期间人变成蛇的异化情态,“孟文起和韦弥同样的惊恐,同时扑倒在地,变成了两条虫子……韦弥困难地爬着,像真正的虫子一样,先缩起后半身,拱起了背,再向前伸开,好不容易绕过一处假山石。孟文起显然比她爬得快,她看不见他,不时艰难地抬起头来寻找。”[9](P38)这种写法,显然是受到了卡夫卡《变形记》的影响。但是,在宗璞的小说的结尾,主人公又直露地发出了我终究是人的愿望,这又使得她与卡夫卡区别开来了。在卡夫卡那里,异化是一种世界观,无时无刻不在;而在宗璞那里,异化只是暂时的现象,是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在卡夫卡那里,变形既是形式,又是内容,在宗璞那里,变形只是形式,而不是内容;在卡夫卡那里,叙述是冷静和客观的,作者置身于故事之外,漠然地注视着这一切,而在宗璞那里则是夹叙夹议,作者置身其中,感情悲愤激越,最后作者甚至直接站出来说道,“然而只要到了真正的春天,‘人’总还会回到自己的土地。或者说,只有‘人’回到了自己的土地,才会有真正的春天。”[9](P61)这样直露的议论,已经不大像是写小说了。宗璞说过,她的作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可称为“外观手法”,另一类则为“内观手法”,后者“就是透过现实的外壳,去写本质,虽然荒诞不成比例,却求神似……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写的是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可是在精神上是那样的准确。他使人惊异,原来小说竟然能这样写,把表面现象剥去有时是很有必要的,这点也给我启发。”[10]可见,宗璞的这种“内观手法”显然来源于卡夫卡,但是,宗璞并不想走向彻底的荒诞变形,她笔下的人物虽然已蜕变为“蛇”,然而,最终仍然是人性占了上风。宗璞的另一篇小说《蜗居》简直就是一篇卡夫卡式的寓言小说。小说中主人公的背上长出一个蜗牛的硬壳,他便像蜗牛一样的爬行。但与卡夫卡不同的是,宗璞具有浓烈的社会意识和政治意识,并且,一有机会她就直接地表露出来。蒋子丹的情形与宗璞有点相似。1983年她在读过卡夫卡等作家的作品后,便想试着写一种荒诞小说,这种小说“所有的细节都真实可信(至少貌似真实可信),没有一句话让人费解,但在骨子里横着一个荒诞的内核,这个内核里又包裹着某种险恶的真实。”[11]她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创作了她的短篇小说《黑颜色》、《蓝颜色》、《那天下雨》和中篇小说《圈》。当时很多读者都看不懂这些小说,但她对自己的选择并不后悔,她说,“我觉得一个作家选择了错误的目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根本没有目标。”[11]格非也非常钟情于卡夫卡,并研究过卡夫卡。他曾对鲁迅与卡夫卡进行过比较分析,他说:“鲁迅和卡夫卡,他们都从自身的绝望境遇中积累起了洞穿这一绝望壁垒的力量,而‘希望’的不可判断性和悬置并未导致他们在虚无中的沉沦。从最消极和最悲观的意义上说,他们都是牺牲者和受难者。而正是这种炼狱般的受难历程,为人类穿越难以承受的黑暗境域提供了标识。”[12]“与卡夫卡一样,鲁迅深切地感受到了存在的不真实感,也就是荒谬感,两者都遇到了言说的困难,言说、写作所面临的文化前提不尽相同,但它们各自的言说方式对于既定语言系统的否定,瓦解的意向却颇为一致。”[12]卡夫卡的这种荒谬感、言说的困难,以及对既定语言系统的否定和瓦解,对格非的创作恐怕不无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也许是通过鲁迅这一中介而得以完成的。在格非的小说《边缘》中有一段描写使人们不由得想起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小说中有一位名叫仲月楼的医生,“他脸上时常挂着一种不经意的笑容,即使是他在手术台上摆弄死人的时候也是如此。”[13](P169)小说里写到这位医生一次给一位重伤员施手术,他似乎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位伤员在痛苦地颤抖、痉挛。他一面不紧不慢地按照某种固定的程序做着他所应该做的一切,一面又津津有味地向小说的叙述者“我”大谈如何勾引女人:① 仲月楼用一把镊子从那处伤洞里伸进去,试着将那枚弹头夹出来,有几次差一点获得了成功,但每次快要弄出来的时候,弹头又像泥鳅一样滑了进去。仲月楼抬起袖管擦了擦脸上的汗珠,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等到女人的身体发软,你才可以撩开她的裙子,然后抚摸她。只要你有耐心,女人最终会支持不住的。”仲月楼自言自语地说着,站在一旁的护士好像早就感到不耐烦了。她提醒仲月楼,那个躺在香案上的伤兵说不定已经死了。仲月楼没有搭理她,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门外。……“我想他的确已经死了。”仲月楼说。[13](170)伤员死了,仲月楼看去毫不动情。一个客观、冷漠、简单的“说”字,令我们对仲月楼的情感状态一无所知。二、通向灵魂的城堡被誉为中国文坛独立特行的女作家残雪,有“中国的卡夫卡”之称。有评论者写道,“如果说,80年代的《苍老的浮云》、《天窗》、《山上的小屋》等作品中喷薄而出、纷至沓来的梦魇般的意象,与卡夫卡那现实主义般地精确刻画荒诞事物的风格仍保持一定距离的话,那么,在90年代创作的那些更为节制、纯熟、理性的小说中,我们隐约地感到,残雪与卡夫卡达成了更深的默契。”[14]1999年残雪推出了一本专门解读卡夫卡的大著《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15]更是让人们吃了一惊。残雪作品中所包含的那种极端个人化的声音一直令许多读者望而兴叹,她笔下的那个冷峻、变态和噩梦的世界也一直难以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她在偌大的中国似乎缺乏知音,然而,她在一个十分遥远的国度里却发现了卡夫卡,并引以为知音。于是,奇迹便发生了,一个20世纪末的中国女作家与一个20世纪初的奥地利男作家在灵魂深处相遇、对话,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让人砰然心动的事。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卡夫卡的评论和著述可以说汗牛充栋,存在主义认为,是卡夫卡首先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和孤独;荒诞派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自己需要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从卡夫卡那里看到的是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看到的却是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认为卡夫卡表现了社会和阶级斗争的本质……而残雪却几乎将所有这些评述都悬置一旁,直截了当地将卡夫卡当作一个作家,或者更确切地说,当作一个小说家来理解。在残雪看来,卡夫卡是一个最纯粹的艺术家,而不是一个道德家、宗教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批评家,他的全部创作不过是对作者本人内心灵魂不断地深入考察和追究的历程。这样一来,残雪似乎一下子就抓住了卡夫卡最本质的东西。的确,写作就是卡夫卡生命中的一切,没有了写作,卡夫卡的生活将变得毫无色彩和意义。卡夫卡说:“在我身上最容易看得出一种朝着写作的集中。当我的肌体中清楚地显示出写作是本质中最有效的方向时,一切都朝它涌去,撇下了获得性生活、吃、喝、哲学思考、尤其是音乐的快乐的一切能力。我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萎缩了。”“我写作,所以我存在。”他“不是一个写作的人,而是一个将写作当作唯一的存在方式、视写作为生活中抵抗死亡的唯一手段的人。”[16]只有写作才能证明卡夫卡的存在。卡夫卡为了写作而拒绝了友谊、爱情、婚姻和家庭,他选择了他自己所惧怕的那份孤独。卡夫卡大概可以算世界上最孤独的作家,而他的小说所表现的也正是现代人的这种孤独感,所以,卡夫卡自己的生活与创作就在这里合而为一了,他成了在生活上最无作为和在创作上最有成就者。残雪对卡夫卡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目的颇有同感,她在一篇名为《黑暗灵魂的舞蹈》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是这种写作使我的性格里矛盾的各个部分的对立变得尖锐起来,内心就再也难以得到安宁。我不能清楚地意识到内部躁动的实质,我只知道一点:不写就不能生活。出于贪婪的天性,生活中的一切亮点(虚荣、物质享受、情感等等)我都不想放弃,但要使亮点成为真正的亮点,惟有写作;而在写作中,生活的一切亮点又全都黯然失色,没有意义。[17](P11)这段话与卡夫卡如出一辙,而与卡夫卡不同的是:残雪并没有拒绝丈夫、儿子和家庭。残雪的孤独更多的是灵魂的孤独,在现实生活中她比卡夫卡幸运得多。对于卡夫卡著名的三部长篇小说,残雪就是从这一角度开始了她的解读。残雪认为,《诉讼》描述了一个灵魂挣扎、奋斗和彻悟的过程。“K被捕的那天早上就是他内心自审历程的开始”,“史无前例的自审以这种古怪的形式展开,世界变得陌生,一种新的理念逐步地主宰了他的行为,迫使他放弃现有的一切,脱胎换骨。”[15](P85)那么,城堡是什么呢?它“似乎是一种虚无,一个抽象的所在,一个幻影,谁也说不清它是什么。奇怪的是它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并且主宰着村子里的一切日常生活,在村里的每一个人身上体现出它那纯粹的、不可逆转的意志。K对自己的一切都是怀疑的、没有把握的,唯独对城堡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15](P192)原来,城堡就是生命的目的,是理想之光,并且,它就存在于我们的心里。《美国》实际上意味着艺术家精神上的断奶,“一个人来到世上,如果他在精神上没有经历‘孤儿’的阶段,他就永远不能长大,成熟,发展起自己的世界,而只能是一个寄生虫。”[15](P38)至于卡夫卡的一些短篇小说,在残雪看来,《中国长城建造时》象征着“艺术家的活法”;《致某科学院的报告》记录了“猿人艺术家战胜猿性,达到自我意识的历程”;《乡村教师》中的老教师体现了“艺术良知”;《小妇人》及《夫妇》描述了“诗人灵魂的结构”;《地洞》则表现了艺术家既要逃离存在遁入虚空,又要逃离虚空努力存在的双重恐惧……看来,残雪完全是以独特的、写小说的方式来解读和描述卡夫卡的作品的,这使得读者在惊讶残雪的敏锐、机智和个性外,也渐渐地开始怀疑,残雪在这里究竟是在解读卡夫卡,还是在构筑她自己心中的卡夫卡?抑或真正的卡夫卡其实就等于她心中的卡夫卡?她究竟是在解读小说,还是在创作小说?我认为,无论残雪的初衷是什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由于有了残雪的解读,卡夫卡在中国的“知音”将会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
你要的是这个吗？外国文学论文论题1．重读《美狄亚》2．重释列那狐形象3．重评希斯克厉夫（《呼啸山庄》）4．对《日瓦戈医生》的再认识5．解读凯尔泰斯·伊姆雷的《无命运的人生》6．解读君特•格拉斯的《剥洋葱》7．解读君特•格拉斯的《比目鱼》8．解读君特•格拉斯的《母鼠》9．解读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10．解读埃尔夫丽德·耶利内克的《钢琴教师》11．解读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象征内涵12．解读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13．解读亨利希•伯尔的《莱妮和他们》14．希腊神话中的女神形象15．简论契诃夫笔下的女性世界16．屠格涅夫笔下的农民形象17．狄更斯小说中的儿童形象18．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父亲形象19．君特·格拉斯小说中的诗歌21．.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主人公霍尔顿·考尔菲德的形象分析22．探析《钦差大臣》的狂欢化23．从《小癞子》看流浪汉小说结构模式24．论《断头台》的复调性（艾特玛托夫）25．分析杜拉斯的《情人》的叙事技巧26．如何理解困扰当代西方的“荒诞”观？27．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中人的异化问题28．从悲剧《禁闭》看萨特的哲学思想29．论萨特的《局外人》的现代意识30．奈保尔的“殖民地文学”反映了被殖民者怎样复杂的思想？31．论卡夫卡对现代派文学创作的贡献。32．《钢琴教师》中主人公埃里卡的自残说明了什么？33．解读迪伦马特的《老妇还乡》的现实意义。34．谈谈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哲学启示。35．论君特•格拉斯小说的忏悔情结36．关于勒·克莱齐奥①勒·克莱齐奥与中国②勒·克莱齐奥创作中的乌托邦情结③勒·克莱齐奥创作的文化解读④勒·克莱齐奥作品的叙事艺术38．布克奖、俄语布克奖39．果戈理与中国（果戈理诞辰一百周年）40.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犯罪心理结构看潜意识的作用41.中世纪文学与基督教的关系42.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形象比较研究。43.试论巴尔扎克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44.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宗教问题研究。45.卡夫卡小说中的异化主题46.莎士比亚喜剧中的女性形象47.论《俄狄浦斯王》的冲突艺术美48.《亨利四世》中的福斯塔夫形象49.《傲慢与偏见》的戏剧叙述50.《呼啸山庄》的叙述技巧与结构艺术51.劳伦斯小说艺术的现代倾向52.从《愤怒的葡萄》看斯坦倍克与基督教文化53.论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孤独意识54.茨威格小说人物精神世界探幽55.卡夫卡及其作品中的荒诞意识56.论福克纳短篇小说的乡土情结57.萨特存在主义“境遇剧”与自由58.艾特玛托夫小说中的神话模式 60.沉默与爆发的魅力——试论苔丝悲剧中的性格因素61.从海丝特的悲剧看《红字》对清教思想的批判62.中西文学中的人文精神63.探析“雷雨”的审美内涵--奥斯特洛夫斯基《大雷雨》与曹禺《雷雨》之比较64.希腊神话与中国神话比较研究65.东西方戏剧“弃妇”形象比较研究66.西方文学与宗教神话原型67.中国近代戏剧形式与外来文化68.中国的武侠小说与西方骑士文学比较研究69.《雷雨》与《娜拉》比较研究70.《雷雨》中的宗教文化色彩71.繁漪和伯莎比较研究72安娜和娜拉比较研究73.由简•爱、娜拉和安娜的命运看女性意识的觉醒74《鲁滨逊漂流记》的基督教色彩75.西方宗教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76.中西长篇小说的结构差异比较研究77.梁启超文学创作中的外来文化因素78.黄遵宪诗文创作中的外来影响79.徐志摩诗歌中的英国形象80.朱生豪译品中的英国形象81.英国浪漫文学思潮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影响82.屠格涅夫和沈从文文学创作中的自然人文景观比较研究83.林黛玉与简爱形象比较84.复仇母题研究---《哈姆雷特》、《基督山伯爵》、《呼啸山庄》、《赵氏孤儿》等相关作品比较研究85.陈白露与茶花女悲剧比较86.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心理描写比较87.拜伦的《该隐》与鲁迅的《狂人日记》比较88.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安娜与繁漪比较研究89.安娜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比较研究90.阿Q与堂吉诃德比较研究91.郝思嘉与王熙凤比较研究92.《俄狄浦斯王》与《雷雨》艺术魅力比较93.郁达夫的“零余人”与西方文学的“多余人”比较94.中西爱情诗比较研究95.中西文学中的“负心汉”形象比较96.中西“风尘女子”形象比较97.屠格涅夫对沈从文文学创作的影响98.中西文学中的“异化”母题比较研究 99.中西文学中的“死亡结局”对比研究100.余华的《活着》与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的老人形象比较研究101.屠格涅夫对中国文学作家的影响102.尼采对鲁迅文学创作的影响103.中西十四行诗比较研究104.“恋母情结”母题在中西文学作品中的对比研究
中国(大陆)当代作家对卡夫卡的接受和回应显然是与中国的外国文学领域对卡夫卡的译介分不开的,因为中国作家通常是没有可能阅读到卡夫卡作品的原文的。而中国对卡夫卡的翻译介绍比较晚,解放前对卡夫卡的零星介绍还不足以引起作家们的注意和重视。大概到了1966年,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由李文俊、曹庸翻译的《〈审判〉及其他小说》,其中包括卡夫卡的6篇小说:《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致科学院的报告》、《审判》。但这部小说集当时是作为“反面教材”在“内部发行”,只有极少数专业人员才有机会看到,中国作家恐怕很少有机会读到这个译本。1979年初《世界文学》杂志刊登了由李文俊翻译的《变形记》,并发表了署名丁方、施文的文章《卡夫卡和他的作品》,卡夫卡及其作品才算是第一次在中国公开亮相。接下来,1981年初《外国文学》发表了卡夫卡的4个短篇:《判决》、《乡村医生》、《法律门前》和《流氓集团》。随后,卡夫卡的幽灵便迅速在大江南北弥漫,在各种文艺刊物上出头露面。由于“在卡夫卡这里人们无法获得其他作家所共有的品质,就是无法找到文学里清晰可见的继承关系”,[1]因此,卡夫卡在中国作家心中最初引起的更多的是惊讶和不解,而不是认同和接受。但对于少数敢于探索、勇于冒险的作家而言,他的影响却是深刻而又长久的,并且通过这些作家,卡夫卡终于在中国扎下根来,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将卡夫卡引以为“知音”。 一、“打开了另一个世界” 中国作家徐星曾经说过,“现代主义不是形式主义,而是生活方式问题,真正超脱的人实际是最痛苦的人。卡夫卡活着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写什么样的作品是生活方式决定的,是命中注定的。”[2]的确,卡夫卡的生活和写作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模仿的。卡夫卡,这位西方现代艺术的怪才和探险家,他以痛苦走进世界,以绝望拥抱爱人,以惊恐触摸真实,以毁灭为自己加冕……他是现代世界里的唯一的“精神裸体者”,他的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的创作,他的创作完成了他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徐星一句话便道出了卡夫卡生活和创作的本质。 卡夫卡的生活虽然是不可模仿的,但他的创作却是可以借鉴的。的确,卡夫卡极大地影响了许多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 1999年新世纪出版社推出了一套丛书《影响我的10部短篇小说》,其中莫言、余华、皮皮均选了一篇卡夫卡的小说。皮皮说,那些好的小说“会陪伴你度过各种光阴。每次读起,无论是晴朗的午后,还是小雨的黄昏,你都会跟它们做一次交流,围绕着生死爱恨。”[3](P1) “当年我已经从它们那里获得了超值的享受和补益,今天我再一次从它们那里收获。”[3](P1)在这些好小说中有一篇就是卡夫卡的《在流放地》。皮皮在大学里写的学士论文就有关卡夫卡的,因此她对卡夫卡曾有过一番研究。她在读《在流放地》时,“经历了很丰富的阅读感受,平静、紧张、恐怖、思索、佩服等等,尽管它的篇幅对此而言显得过于短暂。”[3](P12) 在影响余华的10部短篇小说里,也有卡夫卡的《在流放地》。余华说:“我之所以选择《在流放地》,是因为卡夫卡这部作品留在叙述上的刻度最为清晰,我所指的是一个作家叙述时产生力量的支点在什么地方……《在流放地》清晰地展示了卡夫卡叙述中伸展出去的枝叶,在对那架杀人机器细致入微的描写里,这位作家表达出了和巴尔扎克同样准确的现实感,这样的现实感也在故事的其他部分不断涌现,正是这些拥有了现实依据的描述,才构成了卡夫卡故事的地基。事实上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如此,只是人们更容易被大厦的荒诞性所吸引,从而忽视了建筑材料的实用性。”[4](P5) 面对卡夫卡等的作品,余华说,“我就像一个胆怯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抓住它们的衣角,模仿着它们的步伐,在时间的长河里缓缓走去,那是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它们将我带走,然后让我独自一人回去。当我回来之后,才知道它们已经永远和我在一起了。”[4](P11)余华在其他地方还多次谈到卡夫卡。1990年,余华在一篇名为《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的文章中写道,“1986年让他兴奋不已”,[5]这一年他读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这篇小说“让我大吃一惊……让我感到作家在面对形式时可以是自由自在的,形式似乎是‘无政府主义’的,作家没有必要依赖一种直接的,既定的观念去理解形式。卡夫卡解放了我。使我三年多时间建立起来的一套写作法则在一夜之间成了一堆破烂。”[5]他认为卡夫卡的出现在文学史上是一个“奇迹”。[5]卡夫卡那种异常锋利的思维,他那轻而易举直达人类痛处的特征给余华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小说中有这么一段,描写医生查看病人的病情时,发现了患者身体右侧靠近臀部处一个手掌大小的伤口: 玫瑰红色,有许多暗点,深处呈黑色,周边泛浅,如同嫩软的颗粒,不均匀地出现淤血,像露天煤矿一样张开着。这是远看的情况,近看则更为严重。谁会见此而不惊叫呢?在伤口深处,有许多和我小手指一样大小的虫蛹,身体紫红,同时又沾满血污,它们正用白色的小头和无数小腿蠕动着爬向亮处。可怜的小伙子,你已经无可救药。我找到了你硕大的伤口,你身上这朵鲜花(Blume)送你走向死亡。① 余华读罢感到震惊不已。这种冷静客观的对血淋淋事实的描写,尤其是用“鲜花”来形容伤口,使余华大开眼界。他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就是在读了卡夫卡《乡村医生》后写成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卡夫卡完成了余华的成名作。在中篇小说《一九八六年》中,余华笔下中学教师自残的场面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他嘴里大喊一声‘劓!’然后将钢锯放在了鼻子下面,锯齿对准了鼻子。那如手臂一样黑乎乎的嘴唇抖动起来,像是在笑。接着两条手臂有力地摆动了,每摆动一下他都要拼命地喊一声:‘劓!’钢锯开始锯进去,鲜血开始渗出来……他喘了一阵气,又将钢锯举了起来,举到了眼前,对着阳光仔细打量起来。接着伸出长得出奇也已经染红的指甲,去抠嵌在锯齿里的骨屑,那骨屑已被鲜血浸透,在阳光下闪烁着红光。”[6](P151-152)余华在这种充满血腥味的、残酷无情的“死亡叙述”中更是将异常冷漠、绝对超然的叙述笔调和风格推向了极至。 1999年余华又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卡夫卡和K》的文章,专门论述了卡夫卡与《城堡》中的K之间的关系。余华说:“内心的不安和阅读的不知所措困扰着人们,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没有人们已经习惯的文学出路,或者说其他的出路也没有,人们只能留下来,尽管这地方根本不是天堂,而且更像地狱,人们仍然要留下来。”[1](P46)面对卡夫卡的作品,还包括他的书信、日记,余华“留下来”认真研读、细细体会。他说:“卡夫卡一生所经历的不是可怕的孤独,而是一个外来者的尴尬。这是更为深远的孤独,他不仅和这个世界所有的人格格不入,同时他也和自己格格不入。”[1](P39)至于卡夫卡的叙述手法,余华更是推崇备至:“卡夫卡的描述是如此的细致和精确”,“又充满了美感”,“叙述如同深渊的召唤”。论及卡夫卡日记和小说的关系时,余华又说:“卡夫卡的日记很像是一些互相失去了联系的小说片段,而他的小说《城堡》则像是K的漫长到无法结束的日记。”[1](P40)余华以其作家的敏感和深刻,很快就从卡夫卡那里捕捉到了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在影响莫言的10部小说里,莫言也提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莫言认为,一篇好的小说,应当具有独特的腔调。这种独特的腔调,“并不仅仅指语言,而是指他习惯选择的故事类型、他处理这个故事的方式、他叙述这个故事时运用的形式等全部因素所营造出的那样一种独特的氛围”。[7](P2)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就是这样一篇小说。这是一篇“最为典型的‘仿梦小说’,也许他写的就是他的一个梦。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像梦境。梦人人会做,但能把小说写得如此像梦的,大概只有他一人。”[7](P7)莫言感觉到了卡夫卡的独特腔调,并在他的小说中也有所借鉴和表现。 宗璞开始阅读卡夫卡的时间较早,那是在60年代中期。她原本是为了批判卡夫卡才阅读卡夫卡的,但是,她却发现卡夫卡在她面前“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令她大吃一惊。她说,“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是一种抽象的,或者说是原则性的影响。我吃惊于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更明白文学是创造。何谓创造?即造出前所未有的世界,文学从你笔下开始。而其荒唐变幻,又是绝对的真实。在文革中,许多人不是一觉醒来,就变成牛鬼蛇神了吗?”。[8]她的小说《我是谁?》写“文革”期间人变成蛇的异化情态,“孟文起和韦弥同样的惊恐,同时扑倒在地,变成了两条虫子……韦弥困难地爬着,像真正的虫子一样,先缩起后半身,拱起了背,再向前伸开,好不容易绕过一处假山石。孟文起显然比她爬得快,她看不见他,不时艰难地抬起头来寻找。”[9](P38)这种写法,显然是受到了卡夫卡《变形记》的影响。但是,在宗璞的小说的结尾,主人公又直露地发出了我终究是人的愿望,这又使得她与卡夫卡区别开来了。在卡夫卡那里,异化是一种世界观,无时无刻不在;而在宗璞那里,异化只是暂时的现象,是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在卡夫卡那里,变形既是形式,又是内容,在宗璞那里,变形只是形式,而不是内容;在卡夫卡那里,叙述是冷静和客观的,作者置身于故事之外,漠然地注视着这一切,而在宗璞那里则是夹叙夹议,作者置身其中,感情悲愤激越,最后作者甚至直接站出来说道,“然而只要到了真正的春天,‘人’总还会回到自己的土地。或者说,只有‘人’回到了自己的土地,才会有真正的春天。”[9](P61)这样直露的议论,已经不大像是写小说了。宗璞说过,她的作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可称为“外观手法”,另一类则为“内观手法”,后者“就是透过现实的外壳,去写本质,虽然荒诞不成比例,却求神似……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写的是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可是在精神上是那样的准确。他使人惊异,原来小说竟然能这样写,把表面现象剥去有时是很有必要的,这点也给我启发。”[10]可见,宗璞的这种“内观手法”显然来源于卡夫卡,但是,宗璞并不想走向彻底的荒诞变形,她笔下的人物虽然已蜕变为“蛇”,然而,最终仍然是人性占了上风。宗璞的另一篇小说《蜗居》简直就是一篇卡夫卡式的寓言小说。小说中主人公的背上长出一个蜗牛的硬壳,他便像蜗牛一样的爬行。但与卡夫卡不同的是,宗璞具有浓烈的社会意识和政治意识,并且,一有机会她就直接地表露出来。 蒋子丹的情形与宗璞有点相似。1983年她在读过卡夫卡等作家的作品后,便想试着写一种荒诞小说,这种小说“所有的细节都真实可信(至少貌似真实可信),没有一句话让人费解,但在骨子里横着一个荒诞的内核,这个内核里又包裹着某种险恶的真实。”[11]她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创作了她的短篇小说《黑颜色》、《蓝颜色》、《那天下雨》和中篇小说《圈》。当时很多读者都看不懂这些小说,但她对自己的选择并不后悔,她说,“我觉得一个作家选择了错误的目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根本没有目标。”[11] 格非也非常钟情于卡夫卡,并研究过卡夫卡。他曾对鲁迅与卡夫卡进行过比较分析,他说:“鲁迅和卡夫卡,他们都从自身的绝望境遇中积累起了洞穿这一绝望壁垒的力量,而‘希望’的不可判断性和悬置并未导致他们在虚无中的沉沦。从最消极和最悲观的意义上说,他们都是牺牲者和受难者。而正是这种炼狱般的受难历程,为人类穿越难以承受的黑暗境域提供了标识。”[12]“与卡夫卡一样,鲁迅深切地感受到了存在的不真实感,也就是荒谬感,两者都遇到了言说的困难,言说、写作所面临的文化前提不尽相同,但它们各自的言说方式对于既定语言系统的否定,瓦解的意向却颇为一致。”[12]卡夫卡的这种荒谬感、言说的困难,以及对既定语言系统的否定和瓦解,对格非的创作恐怕不无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也许是通过鲁迅这一中介而得以完成的。 在格非的小说《边缘》中有一段描写使人们不由得想起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小说中有一位名叫仲月楼的医生,“他脸上时常挂着一种不经意的笑容,即使是他在手术台上摆弄死人的时候也是如此。”[13](P169)小说里写到这位医生一次给一位重伤员施手术,他似乎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位伤员在痛苦地颤抖、痉挛。他一面不紧不慢地按照某种固定的程序做着他所应该做的一切,一面又津津有味地向小说的叙述者“我”大谈如何勾引女人:① 仲月楼用一把镊子从那处伤洞里伸进去,试着将那枚弹头夹出来,有几次差一点获得了成功,但每次快要弄出来的时候,弹头又像泥鳅一样滑了进去。仲月楼抬起袖管擦了擦脸上的汗珠,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等到女人的身体发软,你才可以撩开她的裙子,然后抚摸她。只要你有耐心,女人最终会支持不住的。” 仲月楼自言自语地说着,站在一旁的护士好像早就感到不耐烦了。她提醒仲月楼,那个躺在香案上的伤兵说不定已经死了。 仲月楼没有搭理她,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门外。 …… “我想他的确已经死了。”仲月楼说。[13](170) 伤员死了,仲月楼看去毫不动情。一个客观、冷漠、简单的“说”字,令我们对仲月楼的情感状态一无所知。 二、通向灵魂的城堡 被誉为中国文坛独立特行的女作家残雪,有“中国的卡夫卡”之称。有评论者写道,“如果说,80年代的《苍老的浮云》、《天窗》、《山上的小屋》等作品中喷薄而出、纷至沓来的梦魇般的意象,与卡夫卡那现实主义般地精确刻画荒诞事物的风格仍保持一定距离的话,那么,在90年代创作的那些更为节制、纯熟、理性的小说中,我们隐约地感到,残雪与卡夫卡达成了更深的默契。”[14]1999年残雪推出了一本专门解读卡夫卡的大著《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15]更是让人们吃了一惊。残雪作品中所包含的那种极端个人化的声音一直令许多读者望而兴叹,她笔下的那个冷峻、变态和噩梦的世界也一直难以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她在偌大的中国似乎缺乏知音,然而,她在一个十分遥远的国度里却发现了卡夫卡,并引以为知音。于是,奇迹便发生了,一个20世纪末的中国女作家与一个20世纪初的奥地利男作家在灵魂深处相遇、对话,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让人砰然心动的事。 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卡夫卡的评论和著述可以说汗牛充栋,存在主义认为,是卡夫卡首先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和孤独;荒诞派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自己需要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从卡夫卡那里看到的是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看到的却是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认为卡夫卡表现了社会和阶级斗争的本质……而残雪却几乎将所有这些评述都悬置一旁,直截了当地将卡夫卡当作一个作家,或者更确切地说,当作一个小说家来理解。在残雪看来,卡夫卡是一个最纯粹的艺术家,而不是一个道德家、宗教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批评家,他的全部创作不过是对作者本人内心灵魂不断地深入考察和追究的历程。 这样一来,残雪似乎一下子就抓住了卡夫卡最本质的东西。的确,写作就是卡夫卡生命中的一切,没有了写作,卡夫卡的生活将变得毫无色彩和意义。卡夫卡说:“在我身上最容易看得出一种朝着写作的集中。当我的肌体中清楚地显示出写作是本质中最有效的方向时,一切都朝它涌去,撇下了获得性生活、吃、喝、哲学思考、尤其是音乐的快乐的一切能力。我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萎缩了。”“我写作,所以我存在。”他“不是一个写作的人,而是一个将写作当作唯一的存在方式、视写作为生活中抵抗死亡的唯一手段的人。”[16]只有写作才能证明卡夫卡的存在。卡夫卡为了写作而拒绝了友谊、爱情、婚姻和家庭,他选择了他自己所惧怕的那份孤独。卡夫卡大概可以算世界上最孤独的作家,而他的小说所表现的也正是现代人的这种孤独感,所以,卡夫卡自己的生活与创作就在这里合而为一了,他成了在生活上最无作为和在创作上最有成就者。 残雪对卡夫卡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目的颇有同感,她在一篇名为《黑暗灵魂的舞蹈》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是这种写作使我的性格里矛盾的各个部分的对立变得尖锐起来,内心就再也难以得到安宁。我不能清楚地意识到内部躁动的实质,我只知道一点:不写就不能生活。出于贪婪的天性,生活中的一切亮点(虚荣、物质享受、情感等等)我都不想放弃,但要使亮点成为真正的亮点,惟有写作;而在写作中,生活的一切亮点又全都黯然失色,没有意义。[17](P11) 这段话与卡夫卡如出一辙,而与卡夫卡不同的是:残雪并没有拒绝丈夫、儿子和家庭。残雪的孤独更多的是灵魂的孤独,在现实生活中她比卡夫卡幸运得多。 对于卡夫卡著名的三部长篇小说,残雪就是从这一角度开始了她的解读。残雪认为,《诉讼》描述了一个灵魂挣扎、奋斗和彻悟的过程。“K被捕的那天早上就是他内心自审历程的开始”,“史无前例的自审以这种古怪的形式展开,世界变得陌生,一种新的理念逐步地主宰了他的行为,迫使他放弃现有的一切,脱胎换骨。”[15](P85)那么,城堡是什么呢?它“似乎是一种虚无,一个抽象的所在,一个幻影,谁也说不清它是什么。奇怪的是它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并且主宰着村子里的一切日常生活,在村里的每一个人身上体现出它那纯粹的、不可逆转的意志。K对自己的一切都是怀疑的、没有把握的,唯独对城堡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15](P192)原来,城堡就是生命的目的,是理想之光,并且,它就存在于我们的心里。《美国》实际上意味着艺术家精神上的断奶,“一个人来到世上,如果他在精神上没有经历‘孤儿’的阶段,他就永远不能长大,成熟,发展起自己的世界,而只能是一个寄生虫。”[15](P38) 至于卡夫卡的一些短篇小说,在残雪看来,《中国长城建造时》象征着“艺术家的活法”;《致某科学院的报告》记录了“猿人艺术家战胜猿性,达到自我意识的历程”;《乡村教师》中的老教师体现了“艺术良知”;《小妇人》及《夫妇》描述了“诗人灵魂的结构”;《地洞》则表现了艺术家既要逃离存在遁入虚空,又要逃离虚空努力存在的双重恐惧…… 看来,残雪完全是以独特的、写小说的方式来解读和描述卡夫卡的作品的,这使得读者在惊讶残雪的敏锐、机智和个性外,也渐渐地开始怀疑,残雪在这里究竟是在解读卡夫卡,还是在构筑她自己心中的卡夫卡?抑或真正的卡夫卡其实就等于她心中的卡夫卡?她究竟是在解读小说,还是在创作小说?我认为,无论残雪的初衷是什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由于有了残雪的解读,卡夫卡在中国的“知音”将会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
建议你读这两本资料，中文资料有限，还是直接读英文的好：1)Franz Kafka's The MetamorphosisBook by Harold Bloom; Chelsea House, )REHEARSALS OF DISCOMPOSUREAlien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in Modern Literature: Franz Kafka Ignazio Silone, D. H. Lawrence T. S. Eliot，by Nathan A. Scott Jr. ，KING'S CROWN PRESS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1952
一般来说，以格里高尔的心理世界为切入点不是太好写。应为卡夫卡写变形记的初衷是讽刺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的黑暗。我这里有一段资料供参考，是当时的时代背景：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社会动荡，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黑暗的现实，痛苦的生活，使得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失去信心，一方面寻求出路，锐意改革，一方面又陷于孤独、颓废、绝望之中。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一些思想敏锐的艺术家认为世界是混乱的、荒诞的，他们著书立说，批判资本主义的人际关系，批判摧残人性的社会制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现代主义文学应运而生。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冷酷，人对社会的绝望。艺术上强调使用极度夸张以至怪诞离奇的表现手法，描绘扭曲的人性，表现人的本能和无意识的主观感受，开掘个人的直觉、本能、无意识、梦幻、变态心理以至半疯狂、疯狂的言行、心理。现代主义的优秀文学作品探索人的心灵，为揭示人的内心世界提供了新的艺术手法。相信你一定看过这篇文章，格里高尔的家人态度在不断地转变，作者描写这种人情反差，揭示了当时社会生活对人的异化，致使亲情淡薄，人性扭曲。《变形记》的主题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卡夫卡创作的文学作品的主题，不同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体验和理解。有人认为《变形记》的主题是：表现人对自己命运的无能为力，人失去自我就处于绝境。也有人认为，格里高尔变成甲虫，无利于人，自行死亡；一家人重新工作，走向新生活；存在就是合理，生活规律是无情的。所以我认为，这篇论文议论的应该就是这么几个方面，所以，站在客观角度，以第三人称的口吻来写这篇论文比较好，谢谢！这是变形记在百度的网址，可以去看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