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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现实城堡:官僚机构的投影 之所以把城堡称为官僚机构的投影，是因为卡夫卡从始至终未让读者得见城堡真容。在小说中，城堡始终矗立远方，是一座可远观而不可近瞧的庞大建筑。读者对它的认知只能通过一些人的描述。 首先是信使巴纳巴斯眼中的城堡。 巴纳巴斯是城堡的信使，他来往于城堡与村子之间，给城堡官员克拉姆和土地测量员K传递信件。他到城堡去领任务时，要在公事房等待，他看到的是城堡的下层办事机构。这里的人好像都忙于自己的工作，但又不知在忙于何事。巴纳巴斯可能连着等几天也没有任何任务。所以在克拉姆给他分派任务之前，他得在那间观众厅里站上几小时，有时甚至是好几天。即使得到一个送信的任务，那封信也已发黄，好像是从故纸堆中抽出来的一样，城堡办事效率可见一斑。 在巴纳巴斯眼中还有个奇怪的现象，他看城堡的哪位官员都感觉似曾相识，但又不敢确认，即使曾打过交道，下次见面也不见得能认出来。他是专门给克拉姆送信的，但他却不敢确定自己见到的就是克拉姆。当他在村子里看到了克拉姆并自认为已记住他的长相，因此有了充分准备，一定能认出克拉姆了，可是后来他在城堡里走进公事房，别人指着几位官员中的一位对他说，那就是克拉姆，他却又不认识了。这就是所谓的现代社会中人的性格趋同性最传神的描绘。城堡官员身上的官僚习性使他们有了趋同性，外形上的相似让读者感知的是官员们的工作、心理状况。卡夫卡作为现代派作家不注重典型形象的塑造，而是通过外在的表象来表达本质的真实。城堡中的工作使官员们丧失了人的个性，整日忙于公务，人已异化为整部官僚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即使再以个体的形象出现也很难被认出来。 通过巴纳巴斯，读者了解城堡官员的工作状况、办公效率，以及官僚机器对人的异化，是卡夫卡对现代社会生活的绝妙反讽。 其次，卡夫卡引领读者通过村中的女人来理解城堡。 在城堡与村子之间还有一个使者就是女人。通过女人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认识城堡以及城堡中的官员。村中的女人时刻准备着成为城堡官员的情人。官员可以随时看上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就不能不爱他，这对做了情人的女人来讲是一种荣耀，是身份的提高。就像克拉姆，他可以随时把自己看上的女人召来，也可以随时把她们赶走，跟谁都长不了，他叫她们走，就像叫她们来一样快。女人成了城堡官员泄欲的工具，并且这些女人除了顺从毫无办法，稍有抵抗其下场就会像阿玛丽亚那样受到惩罚，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由此可见，城堡不仅支配了村中人的生活，男人也支配了女人的一切，女人是男人的附庸，是第二性的，永远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还要对男人的眷顾感恩戴德。 通过这些女人的遭遇可见城堡官员生活的腐化堕落，他们高高在上的职位使女人丧失了平等争取爱情的权利，只能屈服于城堡的淫威之下，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在这里，城堡成为主宰力量，男人支配着女人。 再次，理解城堡最直接的方法是通过卡夫卡对城堡官员办公生活的描写。 K被召去与城堡官员谈话一段描写得尤为精彩。一边是人们在表扬这些官员如何兢兢业业，克己奉公;一边读者看到几乎每个官员的办公场所都是在床上，宽大的令人昏昏欲睡的床就是他们的最佳选择。被召来谈话的人只能站在走廊上等待着官员们醒来接见自己，万一回城堡的时间到了而官员们还没睡够，他们就只能白等了。那些铁面无私、秉公办事、严守职责的老爷们对当事人求之不得的最大关怀就在他们的睡梦中度过了。 跟班给城堡官员分发档案一节巧妙地反映出官员与官员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明争暗斗，其炫耀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从发放档案捆儿的大小来表现自己的重要程度，档案多的老爷故意放在门口不取，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这些同僚之间勾心斗角、斤斤计较，如果档案分发错了，想收回就难了，已拿到档案的不肯退回，认为那是对自己的污辱。该拿到档案的因不能及时拿到而大吵大闹。谁也不肯让步，苦的是那些分发档案的跟班们，哪位老爷都得罪不起，只能受尽两方的欺辱委曲求全来平息此事。跟班们小心翼翼地恭敬奉迎正好反衬出城堡官员们飞扬跋扈。 所以从“社会学的观点则认为城堡中官僚主义严重，效率极低，城堡里的官员既无能又腐败，彼此之间充满矛盾，代表着崩溃前夕的奥匈帝国的官僚主义作风，同时又是作者对法西斯统治的预感，表现了现代集权统治的症状”。
《城堡》通过对话的形式，实现了对于传统小说叙事方式的挑战。传统小说的线性结构模式，又称之为时间方式，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或主人公经历事件的因果关系来组织故事情节的。这种方式也被称之为“转喻”。
其小说结构就像“糖葫芦”：以主人公的经历串起一个个事件的“糠葫芦”。而且，只要竹签足够长，事件可以被无穷地串下去。因此．传统的线性结构模式的根基和底部是无数的事件。
主人公K与小说中人物的多重对话——尤其是较长篇的对话，如同给主人公K打开了一扇扇的窗子，让我们得以从不同的角度认识我们“所见”的和所“经历”的一切。不仅如此，“对话”还扩展了《城堡》的时间和空间。
因此，《城堡》以其占到小说一半以上篇幅的“长篇对话”，形成了对于传统小说的线性叙事结构的挑战。这种独特的对话结构方式给我们打开了无限“隐喻”的空间，使得我们对于小说的线性结构形式的假想受到冲击。与此同时，对话也不再是传统小说所假设的消晰、连贯、统一的形式，而是在悖谬和相互矛盾中跟随K完成对“城堡”的立体的建构。
《城堡》以相当大的篇幅描写妇女的遭遇和命运，桥头客栈老板娘的自述，奥尔加叙述自己和阿玛利亚的故事，弗丽达的故事，各占了一整章甚至几章的篇幅，妇女的故事在一篇小说中占如此大的比例，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
扩展资料：
卡夫卡的《城堡》的主要内容：
土地测量员K受命赴某城上任，不料却受阻于城堡大门外，于是主人公K同城堡当局围绕能否进入城堡之事展开了持久烦琐的拉锯战。城堡就位于眼前一座小山上，可它可望而不可即；它是那样冷漠、威严，像一头巨兽俯视着K。
它代表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那儿等级森严，有数不尽的部门和数不尽的官吏，可又有数不尽的文书尘封在那里，长年累月无人过目，得不到处理。面对这座强大的城堡，K很无奈，直到最后也没有进入城堡，也没见到城堡当权者。小说至此戛然而止。
据有关资料说， K在临死前终于接到城堡当局的传谕：K虽然缺乏在村中居住的合法依据，但考虑到某些原因，允许他在村中工作与居住。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城堡
卡夫卡的作品多运用象征寓意的手法，将表现主义与现实主义有机结合，在描绘日常生活的同时语言严谨，使作品看起来真实又荒诞，揭露出残酷的现实。克拉姆秘书办公室里堆积如山的文件经常倒塌，象征着官僚体制和形式主义；城堡则象征着当时衰败的奥匈帝国。K.没有进入城堡，甚至在村子中都没有居住权，倾其一生除了“转身向东或向西，经历着日出与日落”外，什么也没有得到，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噩梦”。当我们谈论起这场“噩梦”时，不禁感叹、追问生活。大框架的虚幻与具体的现实相结合，梦幻与真实交织的创作，让人们在阅读时反观现代社会的弊病，卡夫卡的困境也正是现代人的困境。 二、权力与追求 关于“城堡”的寓意，许多学者都有自己的见解。马克斯·布洛德认为卡夫卡的作品是宗教式的神谕，城堡是“上帝恩宠的象征”，人类遭到不合理的待遇，是因为人类拥有的智慧和上帝安排给我们的智慧有所差距，人与上帝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上帝的旨意有时就像克拉姆秘书办公室里堆积如山的杂乱文件，随意而又不可改变，比如分配给K.的土地测量员文件、两个无意义的助手和态度敷衍的村长等，都体现了人类的挣扎在上帝安排面前是在做无用功。犹太作家布洛德认为，城堡是饱受欺压的犹太人一直在寻找的精神庇所。他说：“‘犹太人’这个词在《城堡》中没有出现。但显而易见，卡夫卡从他的犹太心灵出发，通过这么一个朴素的小说就今日犹太民族的整体处境所说的话超过了一百篇学术论文可以告诉我们内容。专门的犹太民族的阐释与人类普遍的阐释是手挽着手的，不存在一个排斥另一个或干扰另一个的问题。”（布洛德，1997：189）小说中主人公K.的遭遇是犹太人漂泊流离的生活写照，他们希望得到社会的地位认可，卡夫卡作为一个饱受排挤的犹太人，一直想要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K.其实是作者卡夫卡的化身，K.的反抗精神、追求无果也正是卡夫卡在生活中挣扎流离遭受排挤的真实写照。 也有人说，“城堡”代表了卡夫卡的父亲，这本书体现出来的荒诞和矛盾是他们父子间关系的体现。卡夫卡的一生在社会的残酷与家庭的冷漠交杂中度过，他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希望将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一个出色的男孩，所以在他自己事业有起色后，他开始毫无道理的看不起他，粗暴的对待他，他干涉他的学业、事业甚至爱情，他要求卡夫卡对他有绝对的臣服，对于这种近乎疯狂的“望子成龙”卡夫卡深感纠结，他既想冲破父亲对他的束缚，又在遇到困难时不得不需要父亲的帮助，他在《致父亲的信》中表达了对父亲教育方式的畏惧与不满，控诉了父亲对他冷漠的爱，卡夫卡曾说：“在这个世界上，他颇有被囚禁之感，他感到压抑，被笼罩在囚犯的悲伤、虚弱、疾病和妄想之中，任何安慰都不能使他感到心安，因为那只是安慰而已，只是面对作为囚犯这样的残酷现实的一点脆弱而令人反感的安慰。问他到底想要什么，他无以对答，因为他——这正是他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据——对自由这个概念一无所知。”卡夫卡父子间这种紧张的矛盾关系贯穿了卡夫卡的大部分作品。
二、 梦幻城堡:K的终极目标 《城堡》的主人公是K，小说讲述了K只身来到城堡脚下，并试图进入城堡而进行的各种努力。城堡并非壁垒森严，也非关隘重重，好似就在眼前，但却始终难以到达，卡夫卡在描写城堡时给读者营造了一种可望难即的梦幻之美。城堡的出场朦朦胧胧。当K抵达城堡时，天色已晚，城堡山笼罩在雾霭和夜色中毫无踪影，也没有一丝灯光显示巨大城堡的存在。K只能站在那儿仰视似乎虚无缥缈的空间，第一次谋面城堡就呈现出一种神秘的色彩。城堡的难以琢磨更在于它对K的无形控制，K刚到达村子，城堡里的人好像就已经掌握了他的一切必要情况。书中第二次描写城堡就更加神奇了。在冬天一个晴朗的早晨，K看到了山上的城堡，衬着蓝天，其轮廓很鲜明地显现出来。于是K就向城堡走去，他盯着城堡，此外他什么也不关心。可是路很长，并不直接通城堡山，它只是通到城堡附近，接着像是故意似的，改变了方向，即使并没有离城堡越来越远，但也没有靠近它。明明就在前面的城堡，却无论如何也走不到。这种神秘莫测更增添了城堡的梦幻感。但进入城堡却是K的努力方向，城堡的难以接近并没有使K绝望，自己走向城堡不能成功，那么他就转向借助外在力量实现自己的理想。 K有个信使叫巴纳巴斯，是他与城堡官员克拉姆之间的联系人。巴纳巴斯可以去城堡办事，于是K就想借助他的帮助去城堡。当他读完巴纳巴斯从城堡给他带来的信后就缠上了他。K以为巴纳巴斯要回城堡，于是就跟着他走，虽然他赶不上巴纳巴斯的步伐，还妨碍他的活动自由，但为了进入城堡，他能委曲求全，他发誓，不管路多么难走，甚至也不管自己对回去的路多么担心，他也决不停止前进。但最终他却发现巴纳巴斯只是回家而已，并不去城堡，这使K非常失望，但他没有绝望，他还在努力寻找其他的解决方法。 K在酒吧遇到了克拉姆的情人弗丽达，这使他眼前一亮，好像又看到了希望。弗丽达是克拉姆的情人，而克拉姆则是K无法见面的顶头上司。K要想在村子里住下去，要想进入城堡只有通过克拉姆来实现，他达到目的的过程也就是要见到克拉姆的过程，这就突显出弗丽达的重要性。K认为通向克拉姆的捷径就是结识弗丽达，因为在那个饭店里只有弗丽达才能接近克拉姆，所以K与弗丽达走到了一起。他们的关系与其说是男女间的情欲，还不如说是K为了达到自己进入城堡的目的而采取的一种措施。在卡夫卡对他们的关系描写中，可以看到弗丽达积极主动，而K则默默无言、心不在焉。他只把这个女人当做可利用的工具而已，所以当K听到弗丽达拒绝克拉姆对她的召唤时，他意识到一切都已暴露，再也不能从弗丽达那儿得到什么了。在他与老板娘谈话中也表明他对弗丽达的利用，K曾说:“您，老板娘，凭您这么通达人情世故，还有弗丽达，昨天还是克拉姆的情妇……一定能够轻而易举地给我弄到一次同克拉姆谈话的机会……”无论他和弗丽达表现得如何恩爱，而最彰显的还是他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是通过克拉姆的情人见到克拉姆本人，以便解决自己进入城堡的问题。而当弗丽达不再可能接近克拉姆时，K竟有了这样一种感觉:“与克拉姆亲近，使她具有如此巨大的诱惑力，正是这种诱惑力使K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现在她在他的怀抱中枯萎了。” 当弗丽达无法帮他实现愿望时，他就又去寻找新的解决办法。他接近奥尔加、阿玛丽亚、培枇，以及汉斯的母亲等女人无不缘于他渴望通过这些女人的帮助而进入城堡，因为这些女人都与城堡有关。即使一线希望他也不会放过，但最终还是失望了，于是他又转变了策略。他开始接受来自城堡官方的讯问，希望在与官员们的联络中实现他进入城堡的愿望，为了这个终极目的，他矢志不渝。虽然直至临终都不曾获准进入城堡，但得到了村中居住权。他的所作所为就像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为了自己恒定的目标在充满荒诞的世界上永不言弃地奋斗着。
卡夫卡《城堡》读后感精选三篇
《城堡》是卡夫卡晚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未完成)。它是卡夫卡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最长的一部小说。小说自始至终笼罩着一种神秘的、梦魇般的气氛;寓意深刻，令人回味无穷。以下是由应届毕业生读后感网站为大家精心整理的读后感三篇。
篇一
在文学界一直有这样一种共识：如果要讨论20世纪文学，那么卡夫卡就是无法绕过去的作家。可想而知，卡夫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作为一名读者，我阅读卡夫卡的作品时，会觉得他的小说十分难读，尤其是长篇小说，阅读时甚至几次想到放弃阅读。对我来说，《城堡》就是这样一部作品。
《城堡》是卡夫卡的三部长篇小说之一，和《美国》与《审判》一样，《城堡》也是一部没有结局的小说。《城堡》的故事情节，简而言之就是讲述小说主人公，自称是土地测量员的K受城堡的聘请来测量土地。但是当K来到城堡管辖的村子时，却发现自己不被允许进入城堡。于是K为让自己进入城堡而开始了各种各样的努力。然而K的努力都没有能够实现，城堡当局一直拒绝他的任何要求，连城堡管辖的村庄、村民以及村庄中的小学校、客栈都与K为敌。最终，K还是没能进入城堡。
小说以《城堡》命名，所以“城堡”这一物体也成为这部小说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意向或者说是一个重要的存在。在小说一开头，卡夫卡这样描述了“城堡”：“K到村子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村子深深地陷在雪地里。城堡所在的那个山冈笼罩在雾霭和夜色里看不见了，连一星儿显示出有一座城堡屹立在那儿的亮光也看不见。K站在一座从大路通向村子的木桥上，对着他头上那一片空洞虚无的幻境，凝视了好一会儿。” [1]因此，也奠定了“城堡”存在的一种基调：“城堡”既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又是一个飘渺的难以触摸的虚幻的想象。
随着小说的发展，“城堡”也确确实实表现出了它这种既真实又虚幻的特点。说“城堡”的真实，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首先作为一个个实实在在的存在物，城堡真实的存在于K的面前，在村子的抬头即可以看到城堡。其次，在小说中，“城堡”就是最高当局的代表，它时时刻刻影响着K在村子的生活。K之所以会来到城堡管辖的村子，正是因为接到了来自城堡的聘书。然而当K来到城堡以后他才从村长的口中得知，城堡根本不需要土地测量员，而这一切都是源自于一个错误：就是本应送到A部的文件，可能被送到了B部或者根本是在中途遗失，这样的错误导致了K的到来，而城堡差不多已经把招聘土地测量员这件事忘了。因此，城堡作为最高当局的失误直接导致了K在村子里尴尬的境况。对于此时的土地测量员K，“城堡”所代表的最高当局就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是维持城堡运行的一个机构。
“城堡”的虚幻性也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从小说的描述来看，正如之前所引用的《城堡》的开篇，城堡一直给人一种空洞虚无的感觉，在K进入村子的第二天，他便沿着大路向城堡走去，但是无论怎样走，总给人一种“虽然并没有离开城堡，可是也一步也没有靠近它” [2]的感觉，这样的行走，以及之后所下起的大雪，让城堡增添了更多的虚幻之感，是一种令人无法靠近的虚无。其次，“城堡”所象征的最高当局从来没有以正面的形象示人。村民只是在提起城堡时，表达了自己对城堡的尊重以及对城堡所具有的权威遵从，但是城堡究竟如何(包括城堡的具体形象以及城堡所代表的的当局的运行模式)，没有一个人说的清楚。正如小说中作为城堡形象代言人的克拉姆，村子里的人都尊敬克拉姆，女人以做他的情人为荣，男人甚至以自己的妻子做过克拉姆的情人为荣，但是他们中的所有人，即便是号称见过克拉姆的人，都无法讲清克拉姆究竟长的是什么样子。卡夫卡对克拉姆这样的塑造，实际上正与小说对城堡的塑造相契合。
《城堡》这部小说以土地测量员K为主人公。有一种说法说K是卡夫卡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所以卡夫卡笔下的土地测量员K亦是卡夫卡对于自己的一种塑造，但是这真的就是卡夫卡将土地测量员命名为K 的原因吗?我并不是十分赞同这样的说法。在我看来，以K为名，更多的是一种代号，没有给K取一个具体的名字，也许存在卡夫卡要用K来代表一群人的原因。
在阅读小说时，我发现我对土地测量员K这个角色的感情随着小说逐渐接近尾声而产生了变化。在小说的开头，土地测量员K作为一个外乡人来到城堡管辖的村子，他说的每一句话以及他的每一个行为，都能得到我的认同。尤其是在小说的前半部分，无论是K与村长所进行的谈话还是K与桥头客栈老板娘的谈话，K所讲的话都能得到我的认同，包括他对城堡当局所放下错误的质疑以及他和老板娘关于见克拉姆的种种讨论。可以说，这个时候K的质疑正是我的质疑，K的不解正是我的不解。我作为一名读者同K一样，对于村长，老板娘以及其他村民的言行表示不理解，并且认为K是正确的，其他人都是错误的。但是随着小说的进展，K被证明是错误的，而村长、老板娘以及村民关于城堡的看法是正确的。而我作为读者，对K的感情也发生了改变，从一开始同情K，希望他在村子得到认可最终进入城堡，到后来我发现我竟然发现我对K试图进入城堡的行为产生了怀疑，甚至觉得K更像是无理取闹，而K根本无需在城堡中逗留，他只需要离开，就可以避免一切问题的发生。对于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我自己十分好奇，后来我在吴晓东所著的《从卡夫卡到昆德拉》 [3]一书找到了一个我可以认同的说法。
吴晓东在书中引用了美国人库楚斯的分析说，《城堡》在结构上可以按照叙事方式和时间演变分为两个部分，前三章是一个部分，在中译本中共55页，后十七章是另一个部分，在中译本中共329页。在叙事方式上，前三章基本上是由情节段构成的，而后十七章则有对话构成的。这种从情节段到对话的演变，说明K在现实中的行动越来越少。因此，吴晓东这样写道：“读到小说后半部分，我感到K的形象离经典追寻模式中的主人公形象越来越远，同时K已淹没在其他人物的对话中了，成了越来越模糊的形象，仅仅成为小说众多形象中的一个。” [4]，所以，K作为主人公的权威性也因此受到了质疑。
当我的阅读进入到后半部分之后，我首先感觉到小说开始变得有些难以阅读。也正是在此时，大段大段的对话内容开始出现，我开始对K产生了感情上的转变，小说至此，开始不再以K的行为或者话语为主要内容，而更多地描写了K与他人的对话。K在这些对话的内容中很少发声，甚至不发声。当我听到的来自外界的话语越多，则越发对K产生了怀疑，K的形象反而变得越发的渺小。于是，我质疑他之前的说法和话语是否是真实可信的。吴晓东这样解释了产生这种情感的原因：“这是对以往阅读心理习惯的破坏。以往我们习惯于无条件地认同主人公，但在《城堡》中我越读越觉得K是很难确定的去确定性的对象，我对他的话也开始怀疑了。在阅读体验上就觉得有点被嘲弄了。” [5]而这种解释，在我看来也比较合理。
卡夫卡的作品多运用象征寓意的手法，将表现主义与现实主义有机结合，在描绘日常生活的同时语言严谨，使作品看起来真实又荒诞，揭露出残酷的现实。克拉姆秘书办公室里堆积如山的文件经常倒塌，象征着官僚体制和形式主义；城堡则象征着当时衰败的奥匈帝国。K.没有进入城堡，甚至在村子中都没有居住权，倾其一生除了“转身向东或向西，经历着日出与日落”外，什么也没有得到，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噩梦”。当我们谈论起这场“噩梦”时，不禁感叹、追问生活。大框架的虚幻与具体的现实相结合，梦幻与真实交织的创作，让人们在阅读时反观现代社会的弊病，卡夫卡的困境也正是现代人的困境。 二、权力与追求 关于“城堡”的寓意，许多学者都有自己的见解。马克斯·布洛德认为卡夫卡的作品是宗教式的神谕，城堡是“上帝恩宠的象征”，人类遭到不合理的待遇，是因为人类拥有的智慧和上帝安排给我们的智慧有所差距，人与上帝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上帝的旨意有时就像克拉姆秘书办公室里堆积如山的杂乱文件，随意而又不可改变，比如分配给K.的土地测量员文件、两个无意义的助手和态度敷衍的村长等，都体现了人类的挣扎在上帝安排面前是在做无用功。犹太作家布洛德认为，城堡是饱受欺压的犹太人一直在寻找的精神庇所。他说：“‘犹太人’这个词在《城堡》中没有出现。但显而易见，卡夫卡从他的犹太心灵出发，通过这么一个朴素的小说就今日犹太民族的整体处境所说的话超过了一百篇学术论文可以告诉我们内容。专门的犹太民族的阐释与人类普遍的阐释是手挽着手的，不存在一个排斥另一个或干扰另一个的问题。”（布洛德，1997：189）小说中主人公K.的遭遇是犹太人漂泊流离的生活写照，他们希望得到社会的地位认可，卡夫卡作为一个饱受排挤的犹太人，一直想要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K.其实是作者卡夫卡的化身，K.的反抗精神、追求无果也正是卡夫卡在生活中挣扎流离遭受排挤的真实写照。 也有人说，“城堡”代表了卡夫卡的父亲，这本书体现出来的荒诞和矛盾是他们父子间关系的体现。卡夫卡的一生在社会的残酷与家庭的冷漠交杂中度过，他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希望将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一个出色的男孩，所以在他自己事业有起色后，他开始毫无道理的看不起他，粗暴的对待他，他干涉他的学业、事业甚至爱情，他要求卡夫卡对他有绝对的臣服，对于这种近乎疯狂的“望子成龙”卡夫卡深感纠结，他既想冲破父亲对他的束缚，又在遇到困难时不得不需要父亲的帮助，他在《致父亲的信》中表达了对父亲教育方式的畏惧与不满，控诉了父亲对他冷漠的爱，卡夫卡曾说：“在这个世界上，他颇有被囚禁之感，他感到压抑，被笼罩在囚犯的悲伤、虚弱、疾病和妄想之中，任何安慰都不能使他感到心安，因为那只是安慰而已，只是面对作为囚犯这样的残酷现实的一点脆弱而令人反感的安慰。问他到底想要什么，他无以对答，因为他——这正是他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据——对自由这个概念一无所知。”卡夫卡父子间这种紧张的矛盾关系贯穿了卡夫卡的大部分作品。
卡夫卡说过，我们需要的书应该是一把能击碎我们心中冰面的斧头，《城堡》就是这样一本斧头般的书。《城堡》的故事非常简单：自称是土地测量员的K.在深夜来到城堡附近的村庄，但无论他怎样努力，究其一生都没能进入近在咫尺的城堡，最后在弥留之际有人告诉他，说：“虽然不能给予你在村中的合法居住权，但是考虑到某些其他情况，准许你在村里居住和工作。”（卡夫卡，1995：339）这和卡夫卡在《审判》中提到的《在法的门前》结局相似，乡下人渴望进入“法”的大门，他日复一日不厌其烦地请求守门人放他进去，甚至开始贿赂守门人，直至他的生命已经接近终点时，“每个人都想到达法的跟前，”乡下人道，“可是，这么多年来，除了我以外，却没有一个人来求见法，怎么会是这样的呢？”守门人对他喊道：“除了你以外，没有人能获准进入这道门，因为他是专门为你开的，我现在要去把它关上了。”（卡夫卡，1925）法为你敞开，却不允许你进入，这就是乡下人最后得到的答复。《城堡》中，K.最后被准许在村里居住和工作，但他土地测量员的身份并没有得到证实，在村子里也没有合法的居住权。 一、幻想与现实 卡夫卡的创作主题多围绕着世界的荒诞性、人性的异化和人类的精神困境三方面，追寻、焦虑、困境和挣扎是他一直想表现给我们的，梦幻与现实交织、合理与悖理共存的场景，让我们在荒诞的情节中又能找到现实的对应。小说中的“法”、“城堡”、“父亲”、“权力”这种抓不到摸不着却又无法摆脱的控制力无不影响着主人公的行为，尽管主人公用尽一生抗争，但在至高无上的权力面前都是在做无用功，主人公的反抗甚至让人觉得可笑可悲。但这何尝不是现代人的生活写照，彷徨不前、受控于权，强大的管理体系扼杀许多人的命运，抗争行为不过是可笑的原地转圈。 《城堡》中的故事情节整体看上去是荒诞的，但其中的故事又处处体现着日常生活中的琐碎小事，这正是人们感受到噩梦般真实的来源。《城堡》中，卡夫卡没有用第一人称的回顾性叙述和全知全能叙述方式来描写，而是将叙述者和主人公的视角合二为一，读者借助K.的眼睛来观察城堡，感受城堡那份虚幻空洞的幻景和冷漠怪癖的村民。故事的最后，K.也没能走进城堡，读者也不知道城堡里有什么，而K.又为什么要寻找城堡。
《变形记》是卡夫卡的中篇小说，只有三章，用象征的艺术展现异化的现实主题。 第一章成为甲虫的萨姆沙知道大家都在房门外焦急，他拼命地打开了房门，大家被他吓跑了，他被赶回到自己的房间。第二章成为甲虫的萨姆沙开始了甲虫的生活，可是他的心他的情还是萨姆沙，他不能成为一个纯粹的虫子，他生活在忧虑中，为家人操心得自责不已，可是家人恐惧他根本不理解他的情绪也不了解他的需要，他们要搬空他的房子，在搬家具期间，他吓到了母亲，父亲回来后不问青红皂白，用苹果攻击他，他受了重伤，再也不能享受虫子独有的乐趣。第三章甲虫被妹妹的琴声吸引爬出房间引起不满和大家的嫌弃，这个夜晚，甲虫了断了自己，家人知道后很开心地出去游玩祝贺终于摆脱了一个怪物。 整部小说的情节不是童话，童话中的野兽都最终恢复了人形，而萨姆沙没有，他变成虫子之后到死都是虫子，几乎没有被善待过。童话彻彻底底地消失了，于是，现实的丑恶嘴脸就到处都是。没有人关心他身上发生的一切，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以致成为一个巨大的甲虫，同事不关心，家人也不在乎，他们一起抛弃了他，因为他再也不能带来任何的经济利益和好处，在他成为虫子的那刻，他就已经被抛弃了。萨姆沙大概也知道这个将要到来的现实，所以，在那个早晨，他拼命地打开房门让大家看见自己证明自己是可以的一如既往地能干今儿的情况只是例外只是偶发的状况，他不停地解释，当然都是徒劳，没有人听得懂，只看到一个巨无霸向他们爬来，协理跑了，母亲晕倒了，他自己被父亲赶进了房间。童话里美好的场面没有出现，没有人陪伴在他身边而是恐惧他抱怨他，不是童话的错，不能说是童话人的。事实是童话是真实的，因为童话的哲学基础是被认可的。启蒙哲学家康德说人不仅有工具理性还有理念理性，人区别其他生命的就是理念理性，这是人超越性的体现，是可以创造奇迹的。野兽能够恢复人形获得幸福就是这奇迹的体现，让人显得不凡与神圣。但家人和同事和其他人都没有让这样的奇迹显现，他们甚至都没有尝试努力这样做，他们努力去做的就是用各种方法否认他的人性，他就成为了纯粹的物，无关紧要，也就不值得他人牵挂和费心与尽力，这是人的超越性丧失而有的灾难性后果。甲虫永远是甲虫，没有任何人努力用人所独有的力量去改变残酷事实，他们弃他不顾任他受苦受难。他们惊慌，害怕，厌憎，对他暴力，让他饥饿，他们遗忘了人之为人的真正含义，那就是有义务有责任救他人于水火之中，因为人的尊严必须得到捍卫，人不能成为非人，无论肉体还是精神，人必须站立在天地间。所有的人都已被工具理性异化而遗失了世界最重要的大道。甲虫虽然自己是圣徒般的，但他是一个非人，他的外形不是人，他的精神也不是人该有的。他忘记自己是一个人，而只记得自己要工作要让家人生活无忧，他根本不曾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他无止境地压榨自己，慢慢地他成了一个工作机器，所以当他不能工作时，他自己都不能接受这样的自己，请问这样的自己有什么价值呢，何况其他人又怎可能接受这样的他，累赘一个，这是他也接受的对自己的评价，因此死亡只能是他最喜欢的结局。可惜这不是朝闻道夕死足矣的彻悟，而是糊涂的死，他不是作为一个人去死的而是作为一个也被自己嫌弃的无用物去死的。他遭受了无情无义的对待而没有怨言，这正是他不能醒悟的表现。他没有通过自己经历的一切意识到问题症结的所在，就是人已经被物化，反而认同现实对他的态度，他就是物，价值几何是可以计量的，其实，这就是丧失了理念理性被工具理性异化了。他没有意识到人是不能像虫子这样生活的，人不应该匍匐于地乞求活命，也没有意识到人不能像虫子那样被对待，他应该被爱被同情而不是爬出房间就要受到伤害，他的人的意识对人的理念根本就是没有的，他觉得他受到的一切待遇关在房子里没有可口的食物受了伤也没有得到治疗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种下意识的自轻自贱表明他也拿自己当做物对待，就是觉得自己无足轻重别人怎么对自己都没有关系自己就是那么几斤几两不值得为自己的遭遇惊动世界也不配得到眼泪，深入到骨髓的异化以致忘记作为人就得有尊严地活着不能被役使成为物和工具而蒙羞受辱，他到死都没有明白一个道理，人的生和死都应该像人而不是个虫子和物件般。他为家计发愁悲伤，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个虫子，始终为没有为家人分忧而痛苦，这真是可悲啊，他的形态是虫类而心是人类的，也就是他一直都对自己的真实处境没有清醒的感知，这说明他对人的本质真是一窍不通。而他的家人亦把他当做赚钱的工具，或把他当做废物，此种态度都缺乏人性的关怀，他们做起来却理所当然。本来，童话里的结局应该由他们创造出来的，于情于理，他们都应该肩负对他的责任，可是，他们害怕他攻击他嫌弃他，他们的言行摆明就把他当异物看，亲情荡然无存，他们置他冰冷的处境没有良心的愧疚。在自己的家人遭难时，他们没有想到用能够治愈一切的爱去帮助他度过难关，反而搬空他的房间，而这意味着已然把他当做纯粹的虫子待，他们要清空他作为人的一切痕迹，这个房间从此没有人住只有一个甲虫在爬来爬去，虽甲虫拼命想要保住一切，那是他作为人的记忆，终是徒劳，他的房间渐渐成为一个容纳废物的空间，他也被当做废物一个，没有人愿意提起他把他作为家中的一员来照顾。这种忘恩负义的雪上加霜的行为，加速了甲虫的死亡。他们面对儿子的现实面对生活的现实，功利的态度冷酷而绝情没有温暖与关爱缺乏当担与觉悟。他和他们都被工具理性塑造，遗忘了人之超越性的本质。理念理性的丧失，工具理性的流行，人不再拥有他高贵的样子，人被深深异化。难怪卡夫卡要对这样的异化社会批评。人被理性异化，他不再有爱的能力，也不再有梦的情怀，他不再具备超越的属性，他成为理性的奴隶，于是，无论甲虫还是其他人，就只有这个现实的世界而不再能够有童话的世界。他们只能在这个世界哭泣与欢笑。这是理性带来的灾难。人被贬低到与万物同一的位置，成为一个渺小的存在者，没有爱没有梦当然更不可能再有童话，工具理性摧毁了一切把人还原为一个苟活的存在者把世界还原为一个毫无魅力的自然，一切都失落了。于是，小说深处的哭泣就永远不能停止，没有童话可安慰。 异化是深重的。甲虫以为自己死了，是对大家的解脱，是大家幸福生活的开始。小说的结尾好像是圆满的，家人露出了笑容，又能够对未来充满希望。真是天真。他们都没有意识到一个无可改变的事实，甲虫的命运谁也不能避免。萨姆沙一早醒来发现自己是甲虫，这好像是一种偶然的命运，只是他的不幸，大家不可能和他有同样的命运的。大家之所以没有意识到甲虫命运的普遍性，是因为他们已然丧失了对自己命运的反思能力，看不到真相。他们被蒙蔽了。萨姆沙自己变成甲虫，他没有反思这样的命运，他的家人也没有反思甲虫的命运对所有人意味着什么，不把此看做对他的惩罚也不把此看成是天谴，没有人要去追究这背后的原因，所有的人都接受了这个已成的事实，把它当成不可改变的事实接受。本来这是个反思的机会，拯救的机会，能够意识到工具理性不是万能的，也不可能实现对幸福的许诺。如果工具理性是万能的，萨姆沙就是最好的儿子最好的哥哥最好的员工，可他却承受着最坏的命运。这变形就是让人们反思理性信仰是否万能，否则，怎可能人会变成甲虫，一定哪里出错。看起来错不在他本身，他对自己的职责可是一刻也没有怠慢过，就是成了甲虫也想着上班想着自己的人世责任，他几乎是完美的。是的，错就在他的完美。他没有了自己，把自己当做儿子哥哥职员，尽职尽责，他全然忘记自己到不可理喻的地步。对自己变成甲虫没有了人的模样这巨变没有强烈的痛苦感，他感到痛苦的是工作上自己的辛苦自己不得不拼命地做事，等到他听到协理在门外的声音时抱怨也没有了，立马拼尽全力开门，追着他解释害怕他影响自己的工作连伤口也顾不上了。变成甲虫这么巨大的灾难，他不操心不痛苦也不关心自己身上发生的巨变，处之泰然，所思所想还是工作，他完全忘记了此时此刻自己的遭遇一心一意在工作上。太可怕的异化现象，他的情绪反应里竟然没有自己只有工作，哀怨也是为工作而不是为自己此刻的不幸，打动他的是工作上的人与事，他对自己变为甲虫几乎无动于衷，否则，他会为自己的命运痛不欲生的。他不为自己哭泣，那他的家人应该为他哭泣，因为他对他们有一颗忠犬八公的心，即使变为甲虫也不改此心的忠诚，可他的家人并没有为他遭受的厄运悲伤。他们看到的是甲虫而不是儿子，根本意识不到这是儿子变成的甲虫，当作如是观时，他们的痛苦之情就失去了父母的揪心之感，他们只是惊恐只是怒气冲冲，没有感觉到这个甲虫是自己的儿子反而认定甲虫就是甲虫，他完全被排除在他们的日常情绪感受里也不在他们深夜忧愁担心的梦里，他和他们是界限分明的，这人世不属于他，于是，他们就可以随随便便对待他，一切因生活的不如意积攒起来的戾气都可以发泄在他身上，砸他虐待他任他自生自灭，没有任何的内疚感，他们根本不承认这是儿子。甲虫死去了，他们高兴得不得了，简直以为这是意外之喜，哪里会想到这是儿子。他们杀死了自己的儿子，他们是刽子手，他们把人间的家变成了他的地狱，没有光没有暖更无爱，给他的只有人性最龌蹉的一面，那是无尽的冰冷。这样的情况比人变甲虫还可怕，他们的内心丝毫没有仁慈对自己可怜的儿子的命运，没有一滴眼泪为着儿子。真相怎可能被看见，感觉都已经异化。对失去人的外形感觉不到痛苦，对失去自己的儿子感觉不到痛苦，无论是他还是他们都没有切肤之痛，麻木地接受了现实的一切，而追究真相的动力不就是来自心中那灼热如岩浆翻涌的痛苦感吗，但是一切都平淡如水不起涟漪，真相又怎可能获得。 异化是彻底的。所有的人都意识不到自己的丑陋，因此反思的机会是彻底地不能出现，因为美感的丧失，路已经被堵死。甲虫有颗圣徒的心，看见母亲晕倒，他担忧地爬出房间，他却不知道自己造成的恐惧，以致让自己受到更糟糕的打击，父亲用苹果砸中他的背，他受了重伤，后来他又忘乎所以地爬出听琴声，终于让大家觉得对他忍无可忍，他感到了自己是多余的，在夜半死去。萨姆沙是在意识到大家对他的嫌弃时死去的，而大家嫌弃他无非是他的甲虫外形总是造成动荡与恐慌，不是母亲晕倒就是房客吓到或是父亲动怒，他却总是不合时宜地出现在他不该在的场合，让家人再也不能容忍他，可以说他的死亡是他自己一次又一次不懂别人的脸色造成的，不作不死。圣徒般的他，如何如此没有眼色，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丧失了美感，对美丑已经没有感觉。萨姆沙变成甲虫，但还是拥有人的意识，可对自己的外形毫不在意，没有意识到它的丑陋不堪。其实，甲虫萨姆沙可以不用受这么多人与事的磨难的，如果他有美的意识。当他发现自己变成甲虫时，他并没有惊慌失措，因为他的心思全在工作上，既使他看到母亲晕倒协理逃跑，他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外形有何不妥。问题的严重性显现，就是他已经人虫不分了，异化得如此彻底。他还是人的思维可是有着甲虫的外貌，他完全不曾意识到他已经是个怪物，他还以为自己仍是父母的儿子小女孩的哥哥还是公司的职员。巨大的甲壳都没有对他产生当头棒喝的效果，他没有对自己的外形有一点点的厌恶和恶心，他以这样的外形到处爬。只能说，美感在他那儿是不存在的，他意识不到人的外形和甲虫的外形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不都是外形吗不都是血肉构成的不都可以在受伤时感到痛吗，人的身躯和甲虫的甲壳是有本质之别的，可是他仅仅从功能来感觉，能用就行，用人的手可以打开门，用甲虫的嘴也可以打开门，人的腿可以走路，甲虫的细腿也可以，他的确把自己当做物来使用，于是，人虫一样，人体的美和甲壳的丑陋在他都没有不同，因此，他可以看自己的腿变成细小的虫子腿时没有感觉，当然也无法给他造成巨大的心理冲击力，让他意识到他自己现在是虫子而不是人了，让他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是多么异化，因为他内心是人而外在是虫子，可是他竟然接受了这样非常怪异骇人的组合，不曾意识到这个能够去爱去痛苦的灵魂怎么可能寄寓在这样的躯壳里，行动又笨拙外形又臃肿又不能传情达意，这个躯壳怎配得上他的灵魂，一颗默默无言爱着家人的灵魂，而不正是这个躯壳让他内在的光完全被封印让他永远不能表达自己最美好的心，不能言语不能哭泣，正是这个躯壳置他永恒的黑暗中，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之所以无视甲壳没有感到甲壳对他心灵的束缚，没有为丑陋的甲壳痛苦，因为他的心灵太贫乏太无趣，整日想着的就是工作和家人，而想着家人也无非就是拼命工作而已，三言两语就可概括的内心世界，不会对春花秋月有感，不会对自己受到家人的虐待有泪，忘了还有世界的无限，忘了人生还有诗，世界的美丽和神秘都不吸引这颗心的向往，生活压弯了他的腰，他的内在世界如干涸的河床裸露，不再流水潺潺如音乐悦耳不再生机勃勃如春日艳丽，他的内在也一如甲壳那么僵硬。他本是人，可是甲虫的躯壳使得他的外形成为虫样也凸现了他的内在也像甲壳，真正是人虫一体，有虫子的外形内在也如虫子一样泛善可陈，也难怪美丑不分，最终导致所有人嫌弃他。正如他妹妹所说，他不是我哥，我哥绝不会这样的。如果有美丑分别心就会有自知之明，正是他的所做所为，到处乱爬留下肮脏的痕迹和令人作呕的外形，人怎会有如此猥琐的形象，他只能是虫子。自然，他受到一万点暴击，毫不光彩地死去，没有人把他当作人来安葬而这样耻辱的命运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如果他有美丑的感觉能力，他第一眼看到自己的细腿时就会自断经脉死去，可是他没有，他接受了这个自己，没有感到有什么区别。当他接受这样的自己而心安理得时，他也就得接受所有的人对他的羞辱蔑视，也就不配得到有尊严的照顾。人的五官感觉不同于动物，人的耳朵有音乐感，人的眼睛有形式感，可是他的五官感觉的鉴赏力在面对自己时不起任何作用，对人和虫的差异麻木不仁，不起任何的诧异之感，异化如此之深，反抗的道路又怎可能有。美丑不分也不仅是他，他的家人同样。一只甲虫就引得他们丑态百出，他们被甲虫的丑陋吓到却对自身的丑恶毫无所知。与萨姆沙并不介意的态度相反，他们明知道甲虫是儿子，却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无法掩饰对这个丑陋家伙的厌倦。甲虫其实没有做什么不可饶恕的事情，可他们就是没法克制对甲虫的不满，见一次就打一次就吓唬一次，直到他安静地死去。他们的丑就这样显现。他们是甲虫的家人，却对他没有一点眷顾怜悯，是自私的人类，灵魂不美，心灵难看。甲虫是外形丑，他们是内在丑到不可救药。他们对自己的丑陋之处都不自知，甲虫不知自己外形丑，家人不知他们自己内在丑，因而也就没有人觉悟到异化的可怕事实，他们已经美丑不分，美的令人解放的力量就起不了任何作用。 卡夫卡说，书必须是用来凿破人们心中冰封海洋的一把斧子。全方位的异化，不用象征就不能够说出事实和真相，因为太惊心动魄。
卡夫卡的《变形记》要表达的主题是： 人的“非人的”思想变形。当人的“个体性”与自我心灵被忽视时。就不可避免与人产生”公共性“矛盾而导致命运毁灭。《变形记》表现出人作为生命主体在社会中的虚无和异化。《变形记》是奥地利作家弗兰兹·卡夫卡创作的中篇小说。《变形记》在整体上是荒诞的，这个看似荒诞古怪的故事正是当时人们生存状态的一种写照。在金钱社会中，竞争异常激烈，生存的压力使许多人精神被扭曲、摧毁。
《变形记》是我阅读的第一本德国文学作品，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现代主义文学当中的表现主义。这部作品是卡夫卡众多作品中最为人熟知的一部，因其写作手法的独特性和其主题的深刻性，自面世以来，就吸引着众多学者去研究和分析。
卡夫卡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山祖师，《变形记》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在本书中卡夫卡描述了小职员格里高尔·萨姆沙突然变成一只使家人都厌恶的大甲虫的荒诞情节，借以揭示人与人之间--包括伦常之间--表面上亲亲热热，内心里却极为孤独和陌生的实质，生动而深刻地再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在荒诞的、不合逻辑的世界里描绘"人类生活的一切活动及其逼真的细节"，这正是著名小说家卡夫卡的天赋之所在。读《变形记》，有一种思维的乐趣，有一种睿智的感觉，思想上的所得显然多于心灵的收获，能从那极度的变形与夸张里体会到生命的悸动与冲突。本书比较完整地代表了卡夫卡的思想深度与创造特点，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卡夫卡的《变形记》把我们带往不熟悉的另一世界，而其实，那另一世界原本属于我们的人性之邦，只是卡夫卡试图用另一套叙述方式与技巧来展示我们人性内部的黑暗王国。因为我们平时不朝它看上一眼，初见之下，才会感到它是如此的陌生、怪异和难以理解。《变形记》超越时空的限制，对事件的交代极其模糊，不指明具体的时间、地点和背景。甚至泯灭了幻象和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虚幻与现实难解难分地结合成一个整体了。看来，卡夫卡的《变形记》把我们带往不熟悉的另一世界，而其实，那另一世界原本属于我们的人性之邦，只是卡夫卡试图用另一套叙述方式与技巧来展示我们人性内部的黑暗王国。因为我们平时不朝它看上一眼，初见之下，才会感到它是如此的陌生、怪异和难以理解。卡夫卡的小说是"梦与真实的绝妙混合。既有对现代世界最清醒的审视，又有最疯狂的想像"。所以如果我们联想一下现实生活中类似的事情，当我们自身的存在被一些谁也无法预料、无法逃避的境况所决定时，生活的荒诞与这个故事的荒诞就有了一种比拟的联系，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尖锐了：当我们突然无法动弹，在完全无能为力，丧失了人的一切自主性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卡夫卡的小说带出了我们深深的疑问。显然，在如此荒诞的突变中，卡夫卡敏锐地觉察到现实生活某些带本质性的问题，才用这种象征、夸张甚至荒诞的手法加以表现。卡夫卡冷峻的眼光聚焦的是"真"。在他看来，"真"若要体现，就必须借助于"丑"。于是《变形记》中出现了大量的丑陋的意象，卡夫卡毫不客气地放逐了文学的审美价值，似乎他觉得丑就是丑，甚至根本没必要用美作为小说结束之前的一点安慰。所以，一直到小说的结尾，卡夫卡也没有让这些丑陋的意象从背面发出一点美的光芒。
建议你读这两本资料，中文资料有限，还是直接读英文的好：1)Franz Kafka's The MetamorphosisBook by Harold Bloom; Chelsea House, )REHEARSALS OF DISCOMPOSUREAlien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in Modern Literature: Franz Kafka Ignazio Silone, D. H. Lawrence T. S. Eliot，by Nathan A. Scott Jr. ，KING'S CROWN PRESS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1952
【 #读后感# 导语】以下是 无 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卡夫卡变形记读后感1000字范文，仅供大家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卡夫卡和格里高尔后者是《变形记》一文中蜕变为一巨型甲壳虫的主人公，旅行推销员。而前者则是这只巨型甲虫的一手制造者，现代派文学作家，〈变形记〉的作者。 细读《变形记》，竟发现以上两位人物颇有相似之处。 同样的无归属感。 这一点在卡夫卡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记传中提到，他是*人，出生在布拉格，讲德语，臣服于奥匈帝国，集*，斯拉夫，德意志民族的成分混杂于一身。如此复杂的身世，无疑使这位文坛巨匠陷入了重重的归属选择中。可是事实并没有更多的回旋余地——他最终成为孤独流浪的游客。在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可是我没有祖国，因此什么也不能抛弃，而是想着如何去寻找或创造一个祖国。” 同样的情形发生在格里高尔身上。他的身体发生了突变，失去了说话能力，也同时使他被排除在人类之外。因此，“他扭了扭脑袋，痛苦而愤懑地把头挨在地板上磨蹭着”，他没有勇气提高嗓门让妹妹听到他的声音。 同样的陌生感。卡夫卡曾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现在我在自己家里，在那些最亲近的，最充满爱抚的人们中间，比应该陌生人还要陌生。”陌生，就是当看到一盆水时，天真无邪地认为是一盆液态玻璃。 同样但却又相反的情形发生在格里高尔身上。同样，是因为他俩都与陌生有着瓜葛，只是卡夫卡对别人陌生，而格里高尔则陌生于别人——这是相反之处。 他(格里高尔)到处碰壁，先是吓着了秘书主任，然后又遭到父亲的攻击，最后，连一向关心他的妹妹竟也开始表现得不友好。莫大的陌生感让他的心理遭受了空前巨大的打击。心理的创伤成为格里高尔最终死亡的重要因素。同样的孤独感。 “实际上，孤独是我的目的，是对我极大的诱惑。”——卡夫卡语。 “因为家人忽视自己而积了一肚子火。”——格里高尔。很显然，卡夫卡在作品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了自己的情绪，文如其人，莫不如是。
纵观卡夫卡的小说作品，我们会看到，这一变化里同时也蕴含着对人的孤独而独特的存在，以及人类 文化 勾通的不可能性等哲学思考。下面是的我为你们整理的 文章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变形记卡夫卡 读后感
今夜，卡夫卡的甲虫在我的思维中蛰伏着。喧器的城市与疲惫的身影在我的灯光中四处摇曳，日渐消散。我试图以仰姿与这位生前穷困潦倒，死后声名大振，轰动全球，被誉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人悄悄对话。
卡夫卡的笔记片断中说：“在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写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在我的手杖柄上写着：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共同的是一切。一切——那是什么?城堡，审判，流放地，科学院，乡村医生，噪音尖利的庞大的机器，一卷一卷堆上去又掉下来的公文，甚至饥饿，甚至城墙，甚至飘摇的圣灯……”
而后来者说：“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
事实上，现代人的困境就是秩序化、数字化、信息化与现时的既成现实相背离的产物。因而生活的苦难正需要以某种方式加以救渡，在众多的障碍向卡夫卡的原点袭来的时候，这种挤压状误解的境遇不得不使人产生“变形”以适应当前的生活。格里高尔·萨姆沙在职业的习惯势力和生活的重担的压迫下从“人”变成一只大甲虫，这位奥地利作家通过隐喻的手法，揭示了一个普遍的真理：人们所创造的物作为异己的、统治人的力量同人相对立，并时刻想操纵着人，专心致志于把人变成物的奴隶，最终对人的至尊地位加以驳离，使人变成了“物”或“非人”。
眼下的我们在“变形”，也正一天一天地走向自己的背面，与自己擦肩而过，但绝不是说丧失自我，只是在超越的过程中失去了原我。失意时顾影垂泪，自轻自贱，是变形;得意时自我膨胀，忘形失态，是变形。社会角色的不断变换，比如居家要做好妻子，出外交往要做文明人，在单位要做好同事，在领导面前做好下属等等，如此种.种，实属异化与变形，是压扁了的生活，它与真正“意义”的生活大相径庭。这也许是一种生存的策略吧。社会现代化每向前迈进一步，对人的意识形态领域就是一次强有力的冲击和挤压，这样的结果，难免会使得当代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与其本性错位或发生偏离。
卡夫卡的现实生活表面看来是异乎寻常的，但就其生活和文学的意义来说，没有谁比他生活得更有意义、更接受真实。就其接近生活真实这一点上，现代“新写实”小说或多或少从中汲取了丰厚的营养。他们的作品在展示琐碎、苦难的时候，有意回顾了自己对苦难人生的情感和价值判断。我们被他们如此大胆地苦难描写弄得目瞪口呆，回过头，却只能看到作者那令人费解的冷漠表现。
也许这就是卡夫卡和他的甲虫情绪的背后。
卡夫卡《变形记》读后感
早在高中的时候我们就学过卡夫卡的《骑桶者》，在那篇课文中我初次体会到了卡夫卡的魅力。在大学里我又阅读了卡夫卡写的另外一部作品《城堡》，相比较而言，后者要难懂许多，但是通过这两部作品的阅读我也更加喜欢上了卡夫卡的写作风格。这次大学语文需要我们赏析一篇作品，我也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卡夫卡的作品。
此次我要赏析的是卡夫卡最有名的作品之一《变形记》，相比于《城堡》的让人找不到头绪的情节来说，《变形记》显然更能让我读懂。《变形记》讲的是一个年轻的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变成了大甲壳虫后发生的事。格里高尔变成了甲壳虫后，母亲一看他就会发哮喘病，父亲一直都很憎恶变成甲壳虫后的格里高尔，试图把他弄死。只有那个妹妹在起初的时候还对他很好，给他打扫房间，给他准备他喜欢吃的食物，为他搬掉房间里面的家具让他有更多的空间活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妹妹对他也变得冷淡了，到最后妹妹变成了最憎恶他的一个人，他们都想把格里高尔这个累赘弄走，这样才能使生活变得正常。最后格里高尔在自责中死去了，家人们得知了消息并没有表现是什么难过或者惋惜的心情，他们辞退了那个女佣，避而不谈格里高尔的事，准备去旅行一趟，然后回来开始新的生活。
读完这部作品首先是我就为格里高尔感到不平和同情。格里高尔在父亲的商店破产后一直是家庭生活支出的主要来源。他任劳任怨，不管那个推销员的工作多么辛苦他都不会对家人们抱怨些什么。在每次拿薪水回家时他就会特别高兴。他知道自己的妹妹喜欢小提琴，还曾经秘密的打算把妹妹送到音乐学院去进修。但是这个愿望还没有完成他就突然间变成了一只甲壳虫。在变成甲壳虫之后，父亲就非常憎恨他，狠心的用苹果砸他，导致他的背上一直嵌着一个苹果，这可能也是导致格里高尔最后死去的原因之一。但是格里高尔并没有就因此憎恨他的父亲，他还是喜欢去看看他的父亲在做的那些什么一直维持的习惯。在他们家的经济陷入危机的时候他也担心他们该怎么度过。而母亲在看到自己的儿子变成甲壳虫之后一直都很害怕，不敢去看他，在整个 故事 中她并没有多恶意的伤害格里高尔，但是最后对于格里高尔的死也没有产生多么大的反应。我们试着想一想，如果自己的儿子死去了那会是怎样的情景。但是呢，在这里的那位母亲明显对于自己的儿子已经在意识上抛弃了，这也是格里高尔可悲的地方，连最该疼爱自己的母亲都不管他的死活了。在变成甲壳虫的那段日子里，格里高尔唯一欣慰的是有个妹妹并太不在意自己的变化，为他打扫房间，为他准备食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妹妹也变得失去耐心了，最后她居然强烈的要求把那只甲壳虫弄走。那个格里高尔一直认为是一个好妹妹的，他努力想帮她完成梦想的妹妹，最后居然也放弃了他，在这种众叛亲离的情况下，有谁还能支撑着活下去。而更加可悲的是格里高尔在这种情况下还为他们着想，自己需要马上离开这个家，才能使他们更好地生活。
在这部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这几个人物之间所要表达的含义。格里高尔在变成甲虫后遭到的待遇不正是反映了人性的冷漠，人与人之间所存在的关系由无私的亲情最后变成了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你对我的生活造成了影响，那你就必须离开，不管你是我的哥哥还是我的儿子。在格里高尔死后，一家人解脱的样子就让我反感。在生前，格里高尔拼命地为这个家奋斗，但是他遭到变故后，他的家人是怎么对待他的呢?这种落差，这种冷漠加于他的身上，试想谁都不能承受的。格里高尔在接受命运的同时也不时地表现出自己的孤独和无奈。在大家都欣赏妹妹的小提琴演奏时，他只能小心翼翼的爬过去，他也想看她的表演，但是父亲憎恶他，母亲怕他，他当时是抱着多么矛盾和忐忑的心情慢慢的悄悄的爬过去的呀!在最后大家都抛弃他了，之前那唯一令人欣慰的妹妹也变成了催命的巫婆，利益关系难以维持了，马上显现出来的就是那最真实最冷酷的真相。
在阅读这部作品时不禁让我想到卡夫卡的生平，他曾经三次订婚，但是却终身未娶。其中的原因是不是有这个——害怕亲人之间相互亲热的表层之下藏着的却是一颗相互利用的心，这结果的确会让他十分心寒。而文章中的父亲角色似乎就象征他的父亲，在现实生活中卡夫卡的父亲脾气暴躁，对自己的不关心但是喜欢限制他的生活。我们似乎可以把《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想象成卡夫卡自己，他在生活中受到的来自各方面的的压力都从格里高尔这个人物中表现出来了，其中流露的无奈、痛苦、忧郁正是人类文明中无法抹去的污垢。
在故事的结尾格里高尔带着自责和绝望死了，但是这死至少对他来说是一件好事，他是善良的。也正是他的善良更加反映了他的家人们可憎的嘴脸。这样的设计也更引得我们读者能对人性进行更深刻的的思考和 反思 。
卡夫卡变形记读后感
旅行社推销员格里高尔一夜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壳虫。这一变化，使无数的读者看到了世间的悲凉、人生的辛酸和命运的多舛。没有一个人不用世俗的情感体会到自己令人怜惜的生命脆弱。在随后的阅读里，这一形象象命运的主题时时以凌厉的重音敲击着人们的心弦。
这个如此具有开创性的文学形象使我们瞠目，它到底承载着什么、启示着什么?
有人认为，它有力地揭露了社会制度之缺陷所造成的人的异化。人的丰富的人性、情感、心理等社会性和生物性的彻底物化。这些决定都正确而深刻的揭示了社会制度和文化里的反人性力量的存在。强大的丧失感控制着每一个阅读者的心灵。
但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享受着共有的物质资源、人类文化资源，秉承着千万年人类进化所成就的语言、思维、情感的巨大既有果实。我们生存在具体的有着自然疆域、历史文化和现实的制度阶层的社会关系中。作为人类，我们的特性里有着显着的社会性。社会性的生存是人类生存的本质。
同时，人具有其巨大的生物性特征。人类从自然中获取生命能量，获得文化信息，勾通个体天赋的进化成果，在身心的整合中成长为一个独特的生命个体。人的社会性和生物性的统一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于是，古往今来，在不同的自然、文化背景下诞生了无数不同的人。人，因其独特性，而使人成为区别于他人的人，成为不可超越因此本质上也不可勾通和理解的个性个体。哲学的上不可知论和文学上的悲观主义都是基于人类这个坚实而冷酷的自然与文化现实。
我们成长在社会性与个性、生命的现实性与超越性、对社会勾通的强烈愿望与勾通的不可能性的矛盾之中。
不论是唐诘诃德、浮士德、简爱、夏洛克或卡夫卡笔下的另一文学人物形象饥饿艺术家，都在寻求着勾通和理解。但是人人都在背负着无人理解自己、认同自己的苦痛的负担，人因其独特性而承受着深深的孤独感。
这是为实现自身的社会化或者说深深地溶入社会，而必然经历的生存和存在状态。
精神分析学派认为：人性没有得到展开的人，具有深深的人格的寄生性、依附性，他们的心理的完整性依靠他人的给予，或者说他们承受着令他自己恐惧而永远无可弥补的孤独感。
人性得到全面发展的人，获得了对物质和精神的生产性潜力。他们独特地生存和创造，与这个世界有本质的、自足的勾通。他们也有着人类共有的孤独感。只是他们生产性人格的独特存在，使他们具有长在的幸福感、自由感以及与人类的深深相统一的满足感受。
他们的孤独感表此刻他们的生产性行为的独一无二和独立不依。同时也表此刻常人的不可理解和与他的道德价值潜力的差异上。
人类因为差异而显孤独，而不可交流使人们永感孤独。格里高尔的独特存在方式是寓言式的甲虫一样的生存，他因此没法获得他的上司、父母和妹妹的理解。连他的善意和谦和都无法让他们理解。他被他们遗弃、致命地击打，最终招致死亡。他的死亡，使他们的生活归于平静和满足。
在那里独特的生存，甚至被视为异类。但是，我们能够宽泛地理解为独特的生存使交流成为不可能。
卡夫卡变形记读后感
格雷戈尔，一个担任着重要职位的公司职员，在家里也有着维持家庭生活的作用，没了他，家里就没有一个能挣钱的人格雷戈尔的妹妹，才十七岁，不需要指望她干活挣钱维持家庭生活、格雷戈尔的爸爸，几年之前就破产了，五年没工作了，估计自信心也没了、格雷戈尔的妈妈，更不用说，绕着房子坐一圈都喘气。
而可怜的格雷戈尔，在一天刚刚醒来时却意外的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令人恶心的虫子(⊙o⊙)!。他百般尝试的从床上下来，可刚一下来就撞伤在了床腿上。这只可怜的虫子的惨遇估计谁也无法料到
从此以来，没人愿意再看见他，除了好心的妹妹，给他送来吃的，天天关心着他。格雷戈尔的爸爸妈妈从此一见到他这只恶心人的虫子就会昏过去，而家里的生活一天一天的不富裕了，只剩下五年前格雷戈尔父亲的公司倒闭时营救出来的财产了，厨工和女佣也先后被辞退了，格雷戈尔渐渐成为了被人驱赶的对象，而他感到别人就想要踩扁了他似的。
而行动也始终控制着他，他不能走得太远。一系列的不好的情绪困扰他，最后，可怜的格雷戈尔在凌晨三点呼出了最后一口气。
唉，可怜的格雷戈尔，一个相当受别人欢迎的人，变成了一只可怜的虫子，谁都不能想象他自己该是多么无奈，渐渐地被人疏远，被大家所驱逐，所厌恶。许多人所厌恶的格雷戈尔是多么可怜啊!
卡夫卡变形记读后感
今夜，卡夫卡的甲虫在我的思维中蛰伏着。喧器的城市与疲惫的身影在我的灯光中四处摇曳，日渐消散。我试图以仰姿与这位生前穷困潦倒，死后声名大振，轰动全球，被誉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人悄悄对话。
卡夫卡的笔记片断中说：在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写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在我的手杖柄上写着：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共同的是一切。一切那是什么?城堡，审判，流放地，科学院，乡村医生，噪音尖利的庞大的机器，一卷一卷堆上去又掉下来的公文，甚至饥饿，甚至城墙，甚至飘摇的圣灯
而之后者说：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
事实上，现代人的困境就是秩序化、数字化、信息化与现时的既成现实相背离的产物。因而生活的苦难正需要以某种方式加以救渡，在众多的障碍向卡夫卡的原点袭来的时候，这种挤压状误解的境遇不得不使人产生变形以适应当前的生活。格里高尔萨姆沙在职业的习惯势力和生活的重担的压迫下从人变成一只大甲虫，这位奥地利作家透过隐喻的手法，揭示了一个普遍的真理：人们所创造的物作为异己的、统治人的力量同人相对立，并时刻想操纵着人，专心致志于把人变成物的奴隶，最终对人的至尊地位加以驳离，使人变成了物或非人。
眼下的我们在变形，也正一天一天地走向自己的背面，与自己擦肩而过，但绝不是说丧失自我，只是在超越的过程中失去了原我。失意时顾影垂泪，自轻自贱，是变形;得意时自我膨胀，忘形失态，是变形。社会主角的不断变换，比如居家要做好妻子，出外交往要做礼貌人，在单位要做好同事，在领导面前做好下属等等，如此种.种，实属异化与变形，是压扁了的生活，它与真正好处的生活大相径庭。这也许是一种生存的策略吧。社会现代化每向前迈进一步，对人的意识形态领域就是一次强有力的冲击和挤压，这样的结果，难免会使得当代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与其本性错位或发生偏离。
卡夫卡的现实生活表面看来是异乎寻常的，但就其生活和文学的好处来说，没有谁比他生活得更有好处、更理解真实。就其接近生活真实这一点上，现代新写实小说或多或少从中汲取了丰厚的营养。他们的作品在展示琐碎、苦难的时候，有意回顾了自己对苦难人生的情感和价值决定。我们被他们如此大胆地苦难描述弄得目瞪口呆，回过头，却只能看到作者那令人费解的冷漠表现。
也许这就是卡夫卡和他的甲虫情绪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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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卡夫卡所表现的是格里高尔的变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不公平,主人公的父母和妹妹在之前都是依靠他的工作来生存的,但到他变成一只甲虫后,却对他百般歧视,他父亲甚至用苹果砸他,致使他生命垂危,直到他去世后,才注意到他的妹妹已经成长了.很惨吧!
余华自己在<内心之死>里有文章论及。
中国(大陆)当代作家对卡夫卡的接受和回应显然是与中国的外国文学领域对卡夫卡的译介分不开的,因为中国作家通常是没有可能阅读到卡夫卡作品的原文的。而中国对卡夫卡的翻译介绍比较晚,解放前对卡夫卡的零星介绍还不足以引起作家们的注意和重视。大概到了1966年,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由李文俊、曹庸翻译的《〈审判〉及其他小说》,其中包括卡夫卡的6篇小说:《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致科学院的报告》、《审判》。但这部小说集当时是作为“反面教材”在“内部发行”,只有极少数专业人员才有机会看到,中国作家恐怕很少有机会读到这个译本。1979年初《世界文学》杂志刊登了由李文俊翻译的《变形记》,并发表了署名丁方、施文的文章《卡夫卡和他的作品》,卡夫卡及其作品才算是第一次在中国公开亮相。接下来,1981年初《外国文学》发表了卡夫卡的4个短篇:《判决》、《乡村医生》、《法律门前》和《流氓集团》。随后,卡夫卡的幽灵便迅速在大江南北弥漫,在各种文艺刊物上出头露面。由于“在卡夫卡这里人们无法获得其他作家所共有的品质,就是无法找到文学里清晰可见的继承关系”,[1]因此,卡夫卡在中国作家心中最初引起的更多的是惊讶和不解,而不是认同和接受。但对于少数敢于探索、勇于冒险的作家而言,他的影响却是深刻而又长久的,并且通过这些作家,卡夫卡终于在中国扎下根来,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将卡夫卡引以为“知音”。一、“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中国作家徐星曾经说过,“现代主义不是形式主义,而是生活方式问题,真正超脱的人实际是最痛苦的人。卡夫卡活着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写什么样的作品是生活方式决定的,是命中注定的。”[2]的确,卡夫卡的生活和写作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模仿的。卡夫卡,这位西方现代艺术的怪才和探险家,他以痛苦走进世界,以绝望拥抱爱人,以惊恐触摸真实,以毁灭为自己加冕……他是现代世界里的唯一的“精神裸体者”,他的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的创作,他的创作完成了他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徐星一句话便道出了卡夫卡生活和创作的本质。卡夫卡的生活虽然是不可模仿的,但他的创作却是可以借鉴的。的确,卡夫卡极大地影响了许多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1999年新世纪出版社推出了一套丛书《影响我的10部短篇小说》,其中莫言、余华、皮皮均选了一篇卡夫卡的小说。皮皮说,那些好的小说“会陪伴你度过各种光阴。每次读起,无论是晴朗的午后,还是小雨的黄昏,你都会跟它们做一次交流,围绕着生死爱恨。”[3](P1)“当年我已经从它们那里获得了超值的享受和补益,今天我再一次从它们那里收获。”[3](P1)在这些好小说中有一篇就是卡夫卡的《在流放地》。皮皮在大学里写的学士论文就有关卡夫卡的,因此她对卡夫卡曾有过一番研究。她在读《在流放地》时,“经历了很丰富的阅读感受,平静、紧张、恐怖、思索、佩服等等,尽管它的篇幅对此而言显得过于短暂。”[3](P12)在影响余华的10部短篇小说里,也有卡夫卡的《在流放地》。余华说:“我之所以选择《在流放地》,是因为卡夫卡这部作品留在叙述上的刻度最为清晰,我所指的是一个作家叙述时产生力量的支点在什么地方……《在流放地》清晰地展示了卡夫卡叙述中伸展出去的枝叶,在对那架杀人机器细致入微的描写里,这位作家表达出了和巴尔扎克同样准确的现实感,这样的现实感也在故事的其他部分不断涌现,正是这些拥有了现实依据的描述,才构成了卡夫卡故事的地基。事实上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如此,只是人们更容易被大厦的荒诞性所吸引,从而忽视了建筑材料的实用性。”[4](P5)面对卡夫卡等的作品,余华说,“我就像一个胆怯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抓住它们的衣角,模仿着它们的步伐,在时间的长河里缓缓走去,那是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它们将我带走,然后让我独自一人回去。当我回来之后,才知道它们已经永远和我在一起了。”[4](P11)余华在其他地方还多次谈到卡夫卡。1990年,余华在一篇名为《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的文章中写道,“1986年让他兴奋不已”,[5]这一年他读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这篇小说“让我大吃一惊……让我感到作家在面对形式时可以是自由自在的,形式似乎是‘无政府主义’的,作家没有必要依赖一种直接的,既定的观念去理解形式。卡夫卡解放了我。使我三年多时间建立起来的一套写作法则在一夜之间成了一堆破烂。”[5]他认为卡夫卡的出现在文学史上是一个“奇迹”。[5]卡夫卡那种异常锋利的思维,他那轻而易举直达人类痛处的特征给余华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小说中有这么一段,描写医生查看病人的病情时,发现了患者身体右侧靠近臀部处一个手掌大小的伤口:玫瑰红色,有许多暗点,深处呈黑色,周边泛浅,如同嫩软的颗粒,不均匀地出现淤血,像露天煤矿一样张开着。这是远看的情况,近看则更为严重。谁会见此而不惊叫呢?在伤口深处,有许多和我小手指一样大小的虫蛹,身体紫红,同时又沾满血污,它们正用白色的小头和无数小腿蠕动着爬向亮处。可怜的小伙子,你已经无可救药。我找到了你硕大的伤口,你身上这朵鲜花(Blume)送你走向死亡。①余华读罢感到震惊不已。这种冷静客观的对血淋淋事实的描写,尤其是用“鲜花”来形容伤口,使余华大开眼界。他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就是在读了卡夫卡《乡村医生》后写成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卡夫卡完成了余华的成名作。在中篇小说《一九八六年》中,余华笔下中学教师自残的场面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他嘴里大喊一声‘劓!’然后将钢锯放在了鼻子下面,锯齿对准了鼻子。那如手臂一样黑乎乎的嘴唇抖动起来,像是在笑。接着两条手臂有力地摆动了,每摆动一下他都要拼命地喊一声:‘劓!’钢锯开始锯进去,鲜血开始渗出来……他喘了一阵气,又将钢锯举了起来,举到了眼前,对着阳光仔细打量起来。接着伸出长得出奇也已经染红的指甲,去抠嵌在锯齿里的骨屑,那骨屑已被鲜血浸透,在阳光下闪烁着红光。”[6](P151-152)余华在这种充满血腥味的、残酷无情的“死亡叙述”中更是将异常冷漠、绝对超然的叙述笔调和风格推向了极至。1999年余华又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卡夫卡和K》的文章,专门论述了卡夫卡与《城堡》中的K之间的关系。余华说:“内心的不安和阅读的不知所措困扰着人们,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没有人们已经习惯的文学出路,或者说其他的出路也没有,人们只能留下来,尽管这地方根本不是天堂,而且更像地狱,人们仍然要留下来。”[1](P46)面对卡夫卡的作品,还包括他的书信、日记,余华“留下来”认真研读、细细体会。他说:“卡夫卡一生所经历的不是可怕的孤独,而是一个外来者的尴尬。这是更为深远的孤独,他不仅和这个世界所有的人格格不入,同时他也和自己格格不入。”[1](P39)至于卡夫卡的叙述手法,余华更是推崇备至:“卡夫卡的描述是如此的细致和精确”,“又充满了美感”,“叙述如同深渊的召唤”。论及卡夫卡日记和小说的关系时,余华又说:“卡夫卡的日记很像是一些互相失去了联系的小说片段,而他的小说《城堡》则像是K的漫长到无法结束的日记。”[1](P40)余华以其作家的敏感和深刻,很快就从卡夫卡那里捕捉到了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在影响莫言的10部小说里,莫言也提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莫言认为,一篇好的小说,应当具有独特的腔调。这种独特的腔调,“并不仅仅指语言,而是指他习惯选择的故事类型、他处理这个故事的方式、他叙述这个故事时运用的形式等全部因素所营造出的那样一种独特的氛围”。[7](P2)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就是这样一篇小说。这是一篇“最为典型的‘仿梦小说’,也许他写的就是他的一个梦。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像梦境。梦人人会做,但能把小说写得如此像梦的,大概只有他一人。”[7](P7)莫言感觉到了卡夫卡的独特腔调,并在他的小说中也有所借鉴和表现。宗璞开始阅读卡夫卡的时间较早,那是在60年代中期。她原本是为了批判卡夫卡才阅读卡夫卡的,但是,她却发现卡夫卡在她面前“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令她大吃一惊。她说,“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是一种抽象的,或者说是原则性的影响。我吃惊于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更明白文学是创造。何谓创造?即造出前所未有的世界,文学从你笔下开始。而其荒唐变幻,又是绝对的真实。在文革中,许多人不是一觉醒来,就变成牛鬼蛇神了吗?”。[8]她的小说《我是谁?》写“文革”期间人变成蛇的异化情态,“孟文起和韦弥同样的惊恐,同时扑倒在地,变成了两条虫子……韦弥困难地爬着,像真正的虫子一样,先缩起后半身,拱起了背,再向前伸开,好不容易绕过一处假山石。孟文起显然比她爬得快,她看不见他,不时艰难地抬起头来寻找。”[9](P38)这种写法,显然是受到了卡夫卡《变形记》的影响。但是,在宗璞的小说的结尾,主人公又直露地发出了我终究是人的愿望,这又使得她与卡夫卡区别开来了。在卡夫卡那里,异化是一种世界观,无时无刻不在;而在宗璞那里,异化只是暂时的现象,是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在卡夫卡那里,变形既是形式,又是内容,在宗璞那里,变形只是形式,而不是内容;在卡夫卡那里,叙述是冷静和客观的,作者置身于故事之外,漠然地注视着这一切,而在宗璞那里则是夹叙夹议,作者置身其中,感情悲愤激越,最后作者甚至直接站出来说道,“然而只要到了真正的春天,‘人’总还会回到自己的土地。或者说,只有‘人’回到了自己的土地,才会有真正的春天。”[9](P61)这样直露的议论,已经不大像是写小说了。宗璞说过,她的作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可称为“外观手法”,另一类则为“内观手法”,后者“就是透过现实的外壳,去写本质,虽然荒诞不成比例,却求神似……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写的是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可是在精神上是那样的准确。他使人惊异,原来小说竟然能这样写,把表面现象剥去有时是很有必要的,这点也给我启发。”[10]可见,宗璞的这种“内观手法”显然来源于卡夫卡,但是,宗璞并不想走向彻底的荒诞变形,她笔下的人物虽然已蜕变为“蛇”,然而,最终仍然是人性占了上风。宗璞的另一篇小说《蜗居》简直就是一篇卡夫卡式的寓言小说。小说中主人公的背上长出一个蜗牛的硬壳,他便像蜗牛一样的爬行。但与卡夫卡不同的是,宗璞具有浓烈的社会意识和政治意识,并且,一有机会她就直接地表露出来。蒋子丹的情形与宗璞有点相似。1983年她在读过卡夫卡等作家的作品后,便想试着写一种荒诞小说,这种小说“所有的细节都真实可信(至少貌似真实可信),没有一句话让人费解,但在骨子里横着一个荒诞的内核,这个内核里又包裹着某种险恶的真实。”[11]她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创作了她的短篇小说《黑颜色》、《蓝颜色》、《那天下雨》和中篇小说《圈》。当时很多读者都看不懂这些小说,但她对自己的选择并不后悔,她说,“我觉得一个作家选择了错误的目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根本没有目标。”[11]格非也非常钟情于卡夫卡,并研究过卡夫卡。他曾对鲁迅与卡夫卡进行过比较分析,他说:“鲁迅和卡夫卡,他们都从自身的绝望境遇中积累起了洞穿这一绝望壁垒的力量,而‘希望’的不可判断性和悬置并未导致他们在虚无中的沉沦。从最消极和最悲观的意义上说,他们都是牺牲者和受难者。而正是这种炼狱般的受难历程,为人类穿越难以承受的黑暗境域提供了标识。”[12]“与卡夫卡一样,鲁迅深切地感受到了存在的不真实感,也就是荒谬感,两者都遇到了言说的困难,言说、写作所面临的文化前提不尽相同,但它们各自的言说方式对于既定语言系统的否定,瓦解的意向却颇为一致。”[12]卡夫卡的这种荒谬感、言说的困难,以及对既定语言系统的否定和瓦解,对格非的创作恐怕不无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也许是通过鲁迅这一中介而得以完成的。在格非的小说《边缘》中有一段描写使人们不由得想起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小说中有一位名叫仲月楼的医生,“他脸上时常挂着一种不经意的笑容,即使是他在手术台上摆弄死人的时候也是如此。”[13](P169)小说里写到这位医生一次给一位重伤员施手术,他似乎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位伤员在痛苦地颤抖、痉挛。他一面不紧不慢地按照某种固定的程序做着他所应该做的一切,一面又津津有味地向小说的叙述者“我”大谈如何勾引女人:① 仲月楼用一把镊子从那处伤洞里伸进去,试着将那枚弹头夹出来,有几次差一点获得了成功,但每次快要弄出来的时候,弹头又像泥鳅一样滑了进去。仲月楼抬起袖管擦了擦脸上的汗珠,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等到女人的身体发软,你才可以撩开她的裙子,然后抚摸她。只要你有耐心,女人最终会支持不住的。”仲月楼自言自语地说着,站在一旁的护士好像早就感到不耐烦了。她提醒仲月楼,那个躺在香案上的伤兵说不定已经死了。仲月楼没有搭理她,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门外。……“我想他的确已经死了。”仲月楼说。[13](170)伤员死了,仲月楼看去毫不动情。一个客观、冷漠、简单的“说”字,令我们对仲月楼的情感状态一无所知。二、通向灵魂的城堡被誉为中国文坛独立特行的女作家残雪,有“中国的卡夫卡”之称。有评论者写道,“如果说,80年代的《苍老的浮云》、《天窗》、《山上的小屋》等作品中喷薄而出、纷至沓来的梦魇般的意象,与卡夫卡那现实主义般地精确刻画荒诞事物的风格仍保持一定距离的话,那么,在90年代创作的那些更为节制、纯熟、理性的小说中,我们隐约地感到,残雪与卡夫卡达成了更深的默契。”[14]1999年残雪推出了一本专门解读卡夫卡的大著《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15]更是让人们吃了一惊。残雪作品中所包含的那种极端个人化的声音一直令许多读者望而兴叹,她笔下的那个冷峻、变态和噩梦的世界也一直难以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她在偌大的中国似乎缺乏知音,然而,她在一个十分遥远的国度里却发现了卡夫卡,并引以为知音。于是,奇迹便发生了,一个20世纪末的中国女作家与一个20世纪初的奥地利男作家在灵魂深处相遇、对话,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让人砰然心动的事。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卡夫卡的评论和著述可以说汗牛充栋,存在主义认为,是卡夫卡首先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和孤独;荒诞派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自己需要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从卡夫卡那里看到的是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看到的却是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认为卡夫卡表现了社会和阶级斗争的本质……而残雪却几乎将所有这些评述都悬置一旁,直截了当地将卡夫卡当作一个作家,或者更确切地说,当作一个小说家来理解。在残雪看来,卡夫卡是一个最纯粹的艺术家,而不是一个道德家、宗教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批评家,他的全部创作不过是对作者本人内心灵魂不断地深入考察和追究的历程。这样一来,残雪似乎一下子就抓住了卡夫卡最本质的东西。的确,写作就是卡夫卡生命中的一切,没有了写作,卡夫卡的生活将变得毫无色彩和意义。卡夫卡说:“在我身上最容易看得出一种朝着写作的集中。当我的肌体中清楚地显示出写作是本质中最有效的方向时,一切都朝它涌去,撇下了获得性生活、吃、喝、哲学思考、尤其是音乐的快乐的一切能力。我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萎缩了。”“我写作,所以我存在。”他“不是一个写作的人,而是一个将写作当作唯一的存在方式、视写作为生活中抵抗死亡的唯一手段的人。”[16]只有写作才能证明卡夫卡的存在。卡夫卡为了写作而拒绝了友谊、爱情、婚姻和家庭,他选择了他自己所惧怕的那份孤独。卡夫卡大概可以算世界上最孤独的作家,而他的小说所表现的也正是现代人的这种孤独感,所以,卡夫卡自己的生活与创作就在这里合而为一了,他成了在生活上最无作为和在创作上最有成就者。残雪对卡夫卡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目的颇有同感,她在一篇名为《黑暗灵魂的舞蹈》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是这种写作使我的性格里矛盾的各个部分的对立变得尖锐起来,内心就再也难以得到安宁。我不能清楚地意识到内部躁动的实质,我只知道一点:不写就不能生活。出于贪婪的天性,生活中的一切亮点(虚荣、物质享受、情感等等)我都不想放弃,但要使亮点成为真正的亮点,惟有写作;而在写作中,生活的一切亮点又全都黯然失色,没有意义。[17](P11)这段话与卡夫卡如出一辙,而与卡夫卡不同的是:残雪并没有拒绝丈夫、儿子和家庭。残雪的孤独更多的是灵魂的孤独,在现实生活中她比卡夫卡幸运得多。对于卡夫卡著名的三部长篇小说,残雪就是从这一角度开始了她的解读。残雪认为,《诉讼》描述了一个灵魂挣扎、奋斗和彻悟的过程。“K被捕的那天早上就是他内心自审历程的开始”,“史无前例的自审以这种古怪的形式展开,世界变得陌生,一种新的理念逐步地主宰了他的行为,迫使他放弃现有的一切,脱胎换骨。”[15](P85)那么,城堡是什么呢?它“似乎是一种虚无,一个抽象的所在,一个幻影,谁也说不清它是什么。奇怪的是它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并且主宰着村子里的一切日常生活,在村里的每一个人身上体现出它那纯粹的、不可逆转的意志。K对自己的一切都是怀疑的、没有把握的,唯独对城堡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15](P192)原来,城堡就是生命的目的,是理想之光,并且,它就存在于我们的心里。《美国》实际上意味着艺术家精神上的断奶,“一个人来到世上,如果他在精神上没有经历‘孤儿’的阶段,他就永远不能长大,成熟,发展起自己的世界,而只能是一个寄生虫。”[15](P38)至于卡夫卡的一些短篇小说,在残雪看来,《中国长城建造时》象征着“艺术家的活法”;《致某科学院的报告》记录了“猿人艺术家战胜猿性,达到自我意识的历程”;《乡村教师》中的老教师体现了“艺术良知”;《小妇人》及《夫妇》描述了“诗人灵魂的结构”;《地洞》则表现了艺术家既要逃离存在遁入虚空,又要逃离虚空努力存在的双重恐惧……看来,残雪完全是以独特的、写小说的方式来解读和描述卡夫卡的作品的,这使得读者在惊讶残雪的敏锐、机智和个性外,也渐渐地开始怀疑,残雪在这里究竟是在解读卡夫卡,还是在构筑她自己心中的卡夫卡?抑或真正的卡夫卡其实就等于她心中的卡夫卡?她究竟是在解读小说,还是在创作小说?我认为,无论残雪的初衷是什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由于有了残雪的解读,卡夫卡在中国的“知音”将会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
是在兰州学刊发表的《变形记》。 1、卡夫卡的创作不仅深刻地反映出"现代人的困惑",反映出他们的异化、恐惧、危机、孤独的切身感受,而且以其精湛的艺术,对现代西方文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他被尊奉为"现代主义文学之父"。 2、《变形记》是卡夫卡的短篇小说代表作之一,作者在悲哀的情绪流露中,完成对人和现实的审视。本文通过表现主义分析《变形记》中人的异化、人际关系的异化、人的软弱和不可摆脱的悲剧命运、荒诞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