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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中医研究生毕业论文可以在论文网上看到。因为一般的数据都要上传到论文网上。
各学科专业、各研究生导师、各研究生：根据大学《关于做好2022年下半年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工作的补充通知》有关要求，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为更加安全有序、保质保量做好2022年下半年研究生毕业与学位授予工作，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请有关人员认真遵照执行。一、学位论文答辩时间论文答辩时间为11月21日-12月2日。二、学位论文答辩对象已完成培养审核，且已通过学位论文查重、统计学检测、原始资料审查、博士预答辩、双盲评审的学位申请者。截止至11月11日，我院共有拟参加答辩人员42名（附件1），其中个别研究生学位论文双盲评阅结果尚未返回或在复审中，若结果未通过则按规定延期答辩。三、学位论文提交有关要求注意：既往已毕业未获得学位于本次申请学位的人员，应提交纸质学位论文1本。其他人员按以下要求执行。（一）纸质版学位论文正式装订纸质版学位论文3份，注意《原创性申明》页研究生和导师须黑色签字笔手写签名，《原创性申明》之后装订《答辩委员会名单及评定意见》；《统计学检测合格证明》、《学位论文原始数据和资料真实性承诺》（详见本通知中原始资料审查有关内容）、《伦理审查批件》（若有）等材料原件或复印件均置于“致谢”之后。研究生在提交《学位论文档案材料》时将纸质版学位论文放置于档案袋中提交。注意须为最终版论文，且与提交的电子版学位论文一致。（二）电子版学位论文论文要求为PDF格式，每篇论文单独一个文件，须为完整的论文，包括论文封面、《原创性申明》（须带签名扫描）、《答辩委员会名单及评定意见》、中英文摘要、正文、参考文献、附录、致谢、其他附件（统计学检测合格证明、学位论文原始数据和资料真实性承诺、伦理批件等）。文件命名规则为：学校代码_二级学科代码_学号，如：。特别注意：各字段连接符为“_”（ASCII码95），非“-”。“LW”为固定代码不另行编辑。二级学科码区分专业学位如1057+和学术学位如1005+，见附件。电子论文须在12月6日上午8：00前上传至研究生管理系统 “学位论文”栏。注意：电子版论文与纸质版学位论文必须一致；电子版论文用于送交学位评定分委会专家审议，务必在规定时间提交；电子论文同时用于广东省学位论文的抽检，务必是经
广中医图书馆论文接收各研究生导师、各研究生：按照《广州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原始资料审核办法》（广中医研〔2019〕24号）、《第一临床医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检查管理办法（试行）》有关规定，我院现布置开展2022年上半年研究生学位论文原始资料审核工作，具体通知如下：一、参与人员2022年上半年申请学位博士、硕士研究生及其指导老师。二、审核方式研究生向导师提交学位论文及原始资料，由研究生导师审核所指导申请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相关研究原始资料。三、审核内容学位论文相关研究原始资料，包括原始数据、实验记录、调研记录、问卷调查记录、拍摄素材和案例、病例、统计学分析结果等，审核其真实性、完整性和规范性等。四、结果处理1.审核合格，导师和研究生共同签署《第一临床医学院学位论文原始数据和资料真实性承诺》；2.审核不合格，由审核导师提交《研究生学位论文原始资料审核表》，另附问题清单和佐证材料（若有），《审核表》报学院后由学院组织专家复审；审核不合格，学校不受理该研究生当季的学位申请。五、完成时间2022年5月5日前完成审核。有审核不合格情况由审核导师向研究生管理办公室提交《审核表》及相关材料。审核合格者由研究生保管《真实性承诺》，并作为学位论文附件材料之一。六审核说明研究生导师应切实履行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职责，对研究生加强学术规范、学术诚信引导，严格审核研究生学位论文相关原始资料和数据的真实性，保证学位论文质量。
作者自然地由环境想到了绿色，然后围绕“假如生命不再拥有绿色”展开话题，文章开篇通过“过去”、“今天”、“明天”的对比，突出环境正在恶化，绿色正在减少，自然引出忧虑
众所周知，硕士生要想顺利毕业，就必须通过论文查重，还要通过答辩，只有这两步都顺利通过，才能拿到相应的学位证书。很多同学会都有一个疑问是硕士毕业后的论文抽查吗？就跟paperfree小编一起详细了解一下吧。 一，毕业后的研究生论文抽查？ 论文是在硕士毕业后有可能被抽样检测的，教育部是为了制止抄袭学术造假的行为，让各位毕业生重视论文的原创性。抽样调查前一年随机抽样调查硕士研究生论文，所抽查的论文应包括本区全部硕士研究生，且原则上抽样的比例不得少于20％。论文抽查是一项常规程序，大家不必担心，能顺利拿到学位证书，说明你的毕业论文没有什么问题，一般硕士论文都是经过查重、盲审、答辩等环节的，前三个环节都很严格，如果能顺利通过，就证明您的论文不存在问题，即便是抽查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二、论文抽查的重点是什么？ 文献抽查主要包括论文的选题、逻辑性、研究方案、计划和全文，以及与文章初评与复评有关的资料。在抽查过程中，如果发现你这篇论文有什么问题，一般情况下可以让学生稍作修改，如果经核实，发现你这篇毕业论文存在抄袭或篡改、代写等学术不端行为，将直接取消你的学士学位证书。
论文抽查已成为常态肯定会抽查的
硕士毕业论文抽检每年进行一次，由各省级学位委员会和军队学位委员会负责组织，抽检范围为上一学年度授予硕士学位的论文，硕士学位论文的抽检比例为5%左右。 学位论文抽检结果将反馈学位授予单位，并在一定范围内采取适当形式公布。
一般在下半年广东硕士论文抽查时间一般在下半年，2022年在10月份抽查。
黄国平拿了一手“烂牌”，但凭着心头一个“勇”，脑中一个“智”，为自己硬辟出一条路！人生中最苦的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 比起泛滥社交网络的“二十岁年薪百万”的“假鸡汤”，他的故事，才是无名之辈的真实人生，是青年一代的奋斗榜样，是货真价实的网络正能量。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你可以像“三和大神”一样麻醉自己，也可以在“小确丧”中消磨人生，但你向往的星辰大海，必须翻过一座座坡，迈过一道道坎，才有机会到达。 “人的一生中，最光辉的一天并非是功成名就那天，而是从悲叹与绝望中产生对人生的挑战，以勇敢迈向意志那天”！（原标题：拒绝怨天尤人！）
广州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博士毕业答辩一年两次。毕业论文（作业）答辩是审查毕业论文（作业）的一种补充形式。一般来讲，专科毕业论文不参加答辩，其论文成绩就是毕业设计的成绩；本科以上（含本科）毕业生都要参加答辩。所以其毕业设计的成绩，是由文章成绩和答辩成绩组成。最后由评审小组、评审委员会鉴别评定。
中医论文答辩技巧
导语：中医乃我国的传统医学,继承了炎黄子孙的精髓,有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它治标先治本的诊治方法也被世界认同,对现代医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下面我整理了中医论文答辩技巧，希望有所帮助！
一、中医论文答辩流程
①在通过指导老师的审核后，需要将三份毕业论文、草稿、提纲交给答辩老师。
②由答辩组的组长宣读答辩的流程和注意事项，然后抽签，确定答辩的顺序。
③按照抽签结果上台，说明论文的基本内容，包括研究题目、内容、方法、创新、结论。
④老师就论文提出问题，学生需要现场作答（有的学校会给3到5分钟的准备时间）
⑤所有同学完成论述后在教室外等候，答辩老师统计答辩分数，然后确认通过答辩的学生名单。
⑥学生返回答辩教师，答辩组长宣布最后的结果并作简单小结。
二、中医论文答辩步骤
1、在论文答辩时，答辩老师首先要求你简要叙述你的毕业论文的内容。叙述中要表述清楚你写这篇论文的构思（提纲），论点、论据，论述方式（方法）。一般约5分钟左右。
2、第二步，进行现场答辩。答辩老师向你提出2—3个问题后，做即兴答辩。
其中一个问题一般针对你的论文中涉及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提出问题，考察学生对引用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理解是否准确。
第二个问题，一般针对你的论文中所涉及的某一方面的论点，要求结合工作实际或专业实务进行讲（论）述。
第三个问题，根据学生有一定工作经验，提出专业理论或实务中的问题，引导学生以工作实践中遇到的案例和实务，研讨理论依据。
3、答辩中常问的问题
①自己为什么选择这个课题？
②研究这个课题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
③全文的基本框架、基本结构是如何安排的？
④全文的各部分之间逻辑关系如何？
⑤在研究本课题的过程中，发现了那些不同见解？对这些不同的意见，自己是怎样逐步认识的？又是如何处理的？
⑥论文虽未论及，但与其较密切相关的问题还有哪些？
⑦还有哪些问题自己还没有搞清楚，在论文中论述得不够透彻？
⑧写作论文时立论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对以上问题应仔细想一想，必要时要用笔记整理出来，写成发言提纲，在答辩时用。这样才能做到有备无患，临阵不慌。,
三、中医论文答辩的注意事项
1、戒空对空，不接触实际
实践是理论的源头，真实是论文的生命。改革的实践需要改革的理论，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问题需要从理论上去论证、去探索、去研究、去解决。联系实际的.理论才能有时代气息和指导意义。
2、戒论点含混，标题不明
标题是论文的灵魂，论点是论文的眼睛。一篇论文，不仅应立论正确，而且必须旗帜鲜明，主张清楚。
3、戒无真情，枯燥无味
写论文必须有真情实感，即使是命题论文，也须在理解论题、充分感受和准备的基础上溶入感情色彩，才能使论文生动感人，有说服力。
4、戒无侧重，面面俱到
“题不在大，点透为上”，抓住一点深入探讨研究，往往能写出好文章。
5、戒无创见，人云亦云
学术论文不是资料汇编，不是一般性宜传材料，而是科学研究成果的反映和阐述，因此要求文章不仅有较强的理论色彩，而且要求有新意，有创新的观点和独到的见解。有的文章东抄西拼，拾人牙慧，没有自己的见解，读来似曾相识，谈不上什么学术价值。
6、戒层次乱，条理不清
论文的写作要靠抽象思维，要求作者在分析、推理、论证过程中一环一环紧扣，一层一层讲清，逻辑严密，条理分明，切忌拉前扯后，层次不清。
7、“穿靴截帽”，废话连篇
论文要精练，忌冗繁；要充实，戒空泛。马克思曾对论文写作的充实问题提出过“三多”原则：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事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
8、戒语法不通，行文不畅
学术论文作为探讨、宣传科学真理的文章，语言必须平易可读、深入浅出、明白如话。而有的文章，生造词汇、半文半白，文字晦涩；有的文章语法欠通，病句较多语言不畅。
9、戒断句随意，标点混乱
标点是帮助语言准确达意的符号，是书面语言不可缺少的工具。
10、戒粗制滥造、字迹潦草
写论文要反复推敲、字斟句酌、千锤百炼，才能出精品。可有的作者对自己的论文持不负责任的态度，表现在一是不愿下功夫加工，稿子一写出，不经过认真修改，就轻易抛出来；二是草率慌张，错别字多；三是书写潦草，字迹不清。
各位老师，上午好!
我叫魏巧莲，是2006级**班的学生，我的论文题目是《中药提取液絮凝流体动力学的研究》。论文是在康勇导师的悉心指点下完成的，在这里我向我的导师表示深深的谢意，向各位老师不辞辛苦参加我的论文答辩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对三年来我有机会聆听教诲的各位老师表示由衷的敬意。
下面我将本论文设计的研究意义和主要内容向各位老师作一汇报，恳请各位老师批评指导。
首先，我想谈谈这个毕业论文设计的意义。
絮凝法用于中药液的澄清处理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可以减少工序、极大缩短生产周期，节约原料降低成本，并且可以有效保留多糖等类的有效成分;且制剂不吸潮、稳定性好。而乐仁堂的养阴清肺糖浆生产工艺中的关键步骤即在其提取液的澄清工艺上，原工艺采用的醇沉法不但生产周期长(低醇型与无醇型产品的澄清周期占整个生产周期的1/2强)、耗费大量的能源、操作复杂而且有效成分损失严重，已无法满足日益扩大的国内与国际的市场需求。本课题主要是以养阴清肺糖浆为处理对象，用烧杯絮凝实验法对其水提液和醇提脱醇液的絮凝澄清过程进行絮凝剂的筛选和絮凝工艺条件的确定，以达到缩短养阴清肺糖浆的生产周期，从而降低其生产成本的目的，并根据实验过程中观测到的絮凝现象探求中药液的絮凝机理，促进絮凝理论的发展。另外，由于水力条件对絮凝过程的优化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进一步根据实验结果考察分析轴向流和轴径混合流对中药液絮凝效果的影响，同时考察与分析自设计格栅式挡板扰流型式对絮凝效果的影响，为今后中药生产过程现代化的工业化进程提供有益参考资料。
其次，我想谈谈这篇论文的主要内容。
1、采用混凝烧杯实验针对养阴清肺糖浆的水提液和醇提脱醇液分别进行实验，筛选出合适的絮凝剂，并在絮凝剂的最佳用量和最佳药液温度下考察搅拌强度与时间对絮凝效果的影响。
2、从絮体的形态、尺寸及其沉降特性着手，结合絮凝机理，分析水力条件对絮凝过程的影响。
3、考察六直叶圆盘涡轮浆和三斜叶涡轮浆在搅拌过程中产生的径向流和轴径混合流对絮凝效果的影响，并与格栅挡板扰流装置的絮凝效果进行比较与分析，确定能够强化絮凝反应过程的流场形式;最后分析反应器内水流状态对反应器内絮体含量分布的影响，以便研究格栅挡板在絮凝反应中快速混合的程度。
最后，我想谈谈这篇论文存在的不足。
由于客观条件和自身理论知识、研究视野和实际研究水平的有限，在本研究中还存在很多的不足。
答辩前的准备工作：
(一)全力消化自己所写的论文
答辩是学校对硕士论文成绩进行考核、验收的一种形式。研究生要明确目的、端正态度、树立信心，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这一环节，来提高自己的分析能力、概括能力及表达能力。在反复阅读、审查自己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写好供20 分钟用的答辩报告书特别要注意以下几点：1、突出选题的重要性和意义。2、介绍论文的主要观点与结构安排(这部分只说明标题就行，不要论述内容，因老师已经看过你的论文)。3、强调论文的新意与独创性。4、说明做了哪些必要的工作。由于答辩同学太多，现阶段学院还没有开展用PPT，以后，随着规范化，同学们要制作一个图文并茂的简要的提纲，这篇报告书尽量读熟，达到脱稿，照着讲稿或者PPT直接念，效果会比较差。
(二)物质准备
准备参加答辩会所需携带的用品：1.硕士论文的底稿。2.答辩报告书。3.主要参考资料，答辩时虽然不能依赖这些资料，但带上这些资料，当遇到一时记不起来时，稍微翻阅一下有关资料，就可以避免出现答不上来的尴尬和慌乱。4.记录用稿纸。以便把答辩老师所提出的问题和有价值的意见、见解记录下来。通过记录，不仅可以减缓紧张心理，而且还可以更好地吃透老师所提问的要害和实质是什么，同时还可以边记边思考，使思考的过程变得很自然。(以后要准备PPT以备辅助介绍)。 5.着衣冠整洁、庄重，男生穿短袖衬衣，最好打领带，女生穿着尽量职业化些的为好。着衣能给答辩老师一个最直接的印象____你对答辩的重视程度。
(三)调整好心态
要进行答辩，首先就要明确论文答辩想考察研究生什么。硕士教育重在训练科学的思维、如何将科学成果转化为学术文章甚至是创造社会效益。因此，通过论文答辩可以考察到如下：1.论文的真实性。实事求是乃科学研究的基础，论文本身必须真实可靠，弄虚作假难逃答辩委员会专家们的火眼金睛。如果在这方面出现问题，论文势必不能通过专家评审。2.考察相关知识与应用能力。3.考察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包括答辩者的表达能力.。成功的演讲是自信和技巧的结合，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细致周到的答辩准备工作是成功的前提。使用一些答辩技巧也不可缺少，可以充分展示整理研究材料、展示研究成果的能力，让别人知道自己都做了什么。要想这场战争获胜，就必须对答辩的目的、程序、可能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进行深入剖析，做到胸有成竹，不要紧张，要以必胜的信心，饱满的热情参加答辩。
一、论文讲述中的常见问题
1、仪表不够得体
上场答辩，要求答辩人仪表不仅要整洁，而且要得体。问题主要是个别女生不够得体，例如过度化妆，浓妆艳抹，不像是参加学术活动，倒像是参加舞会或相亲会。男生装束打扮也可能出差错，例如有男生戴项链出场答辩，显得怪异，不够庄重。
2、仪态不够从容
面对台下众人，尤其是面对众多教师，仪态不够从容，甚至神情慌乱，声音发抖，眼睛不知往何处看，低头不敢看台下，或看窗户外或天花板以躲避，手足无措，站立不正，或不自然扭动或走动。有的笑不像笑，硬挤出来的笑，很不自然，甚至比哭还难看。或者，死死盯住台下某人，令双方都很不自在。或者说话不流畅，犯语病。
3、声音语速问题
个人音质不由自己定，但声音高低由自己定。有的学生声音太高，如同吵架;有的学生声音太小，如同蚊子在叫，连坐在最前排的教师都听不见，遑论坐在后排的人;更有甚者，简直是用鼻子发音，像是在哼哼。语速，则语速偏快说不清楚的多，语速偏慢不连贯的少。
4、时间把握不准
讲述论文时间太短或偏长。短的，只有1分多钟。报过论文题目，然后说分为若干章，第一章是什么，第二章是什么，直到最后一章是什么，接下来便无话可说。长的，则超时，一般是念论文原文。念论文原文，七、八千字的论文，也得半个小时左右，一万五千字左右的论文，得一个小时左右。讲述论文限定时间十分钟之内，时间到了，才念了个开头，主持教师不得不叫停。
5、讲述不流畅
多数学生不能脱稿讲述，而是念稿子，有的念都念不利索。稍微好的，则是背稿子，不是讲论文，而是背课文。最不好的，是念论文。背论文的情况则显特殊。曾有一名学生把7000多字的论文背下来，背诵约26分钟，一字不差，一气呵成，反映该生记忆力奇好而且对论文极其熟悉，但严重超时，因为讲述应该在10分钟以内。
6、其它问题
例如支持手段不足，缺少挂图，甚至连个目录挂图都没有。还有吐字不清，普通话不标准等问题。综合问题，则是一个学生同时出现上述两方面甚至更多方面的问题。例如，一名男生，上台后从头到尾一直埋着头，恨不得钻到讲台之下，念稿子，声音很软很小，哼哼唧唧，好不容易才把论文“哼”了一遍，严重超时。
二、回答提问时的'常见问题。
1、回答问题态度不积极
避重就轻，绕开主要的、复杂的问题，捡非主要的、容易的问题回答，或者，对需要重点详细回答的问题只作粗略回答，对只需要简略回答的非重点问题作冗长的回答。回避问题，对某些问题避而不答，不作任何交代，好像这些问题不曾提过一样。表情或语气显出不耐烦，等等。
2、老问题都回答不好
有时候，多个学生写相同或相近的论文题目，可能被问到相同或相近的问题。有的问题，前面学生答不好或答不上来，按理，后面的同学被问到同样问题，应该比前面的学生答得好，但实际情况有时是，前面同学回答过的问题，后面的人还答不好，令人失望。例如，“策略”的定义是什么，第一个学生回答不了，过一阵第二个学生还回答不了。
3、回答问题数量少
大学生毕业论文答辩，属于本科或专科层次，不同于硕士生或博士生等的毕业论文答辩，问题不会太多，一般每生被提问5个左右问题，回答至少3个问题即可。问题是有的学生只回答2个甚至1个问题，或者只能答好1个问题，数量太少，占问题总数比例太低。
4、答案有缺陷
答案不完整，例如某学生写关于中国—东盟自有贸易区的论文，回答“东盟包括哪些国家?”时，列举目前东盟国家名称与数量，与标准答案相差不多，但毕竟不完整。回答“中国与东盟哪些经济体经济往来最多?”时，缺陷更大。某国际商务专业毕业生撰写的论文题目是党政官员带病提拔问题，不仅文字内容没有向商务领域倾斜或靠拢，回答问题时也对商务领域党政官员带病提拔的问题浑然不知，对商务部高官被捕概不知晓。某学生撰写有关企业家能力的论文，但该生不仅没有在论文中对著名企业家进行列表分析对比，而且连国内最著名的企业家都数不上几个来，连大名鼎鼎的海信集团的负责人是谁都不知道，显然相关知识不足。
5、答案不正确或答不上来
某学生论文一再提到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回答“沿海发达地区如何界定?”时，答案不正确，因为其答案是“沿海地区就是发达地区”。实际上，沿海也有不发达地区。
某学生写地理文化对FDI(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回答“外商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的区别有哪些?”时，无言以对。还有商科专业毕业生不知道WTO的全称是World Trade Organization，更有甚者，连三个单词中的一个都说不出来。
6、答案根本错误
例如写“孙子兵法在市场营销中的应用”，回答问题时答“孙子兵法第36计”云云，把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混为一谈，违反了起码的常识。论文写兵法，却连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都分不清，缺乏起码的常识，犯了原则性错误。
还有，写区域经济问题，论文中贯穿着“长江三角洲”的用词，讲述中也一再提到“长三角”、“珠三角”如何如何，但被要求回答“什么是长三角?”这样简单的问题时，却一再说长江流域如何如何，原来该生连长三角与长江流域都分不清，经教师现场提示，仍然不清醒。论文主题词都根本理解错误，而且大错特错。
7、对论文摘要英译不熟悉
400字左右的中文摘要，翻译成英语，篇幅会有所增加，但不会增加太多，作者应当十分熟悉。但实际上，有的作者不熟悉自己论文摘要的英语翻译。例如，中文摘要中出现“金融危机”，摘要英译中也有“financial crisis”，但被问及“金融危机”如何翻译成英语时，却答不上来，只回答说自己英语底子不好。类似还有“central government”、“local government”、“furious market competition”等等，都是出现在论文中，但作者答不上来。这种情况下，翻译工作往往不是作者自己完成的。
8、其它问题
例如，审题不清，答非所问。过度回答，画蛇添足。胡蒙乱撞，信口开河甚至狡辩、强词夺理等。
教师看到论文摘要英译篇幅明显短少，并发现有整句甚至整段没有翻译，属于偷工减料或粗心大意，于是提出疑问，有的学生回答是意译，不肯承认是自己工作不足。
吴汉东，知识产权权威
吴汉东，1951年1月出生，汉族，江西东乡人，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2年毕业于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本科，留校任教；1986年中南政法学院民法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1995年中国人民大学民法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1996年1月至1997年3月任澳门立法会议员法律顾问。1993年3月至2000年5月，任中南政法学院副院长、院长；2000年5月，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党委常委。 学术专长：民商法、知识产权法。 现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教育部法学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高校知识产权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校兼职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1992—1993年赴美国锡丘拉兹大学作高级访问学者，1996—1997年赴香港参与香港基本法的制订工作，赴澳门任立法议员法律顾问，1999年参加香港举办的“中国香港与内地法律比较学术研讨会”并作主题演讲，2000年访问德国萨尔大学法学院并作学术报告。 吴汉东教授主要从事民商法理论、知识产权法等方向的研究。主持完成10多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主持的科研项目有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财产权制度比较研究”、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高科技发展中的法律问题”、国家软科学研究项目“知识经济与知识产权法”等。出版《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西方诸国著作权制度研究》、《中国区域著作权制度比较研究》、《无形财产权制度研究》等学术专著6部，主编司法部统编教材、全国自考统编教材《知识产权法》等2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其论著、论文获全国首届优秀博士论文奖、国家教委高校优秀学术著作奖、司法部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政府奖）等10余次。 2001年，中国加入WTO。吴教授审时度势地指出，知识产权战略是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是中国实施市场竞争的战略重点和对外贸易的战略举措，是当时最早提出知识产权战略观念的学者之一。目前为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专家组成员。 主要社会兼职：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民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研究会会长、中国高等学校知识产权研究会副理事长、最高人民法院特约咨询专家、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道德与法律的嬗变内容摘要：法律与道德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分离，二者的关系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中永恒的话题。人类的法律发展史告诉我们，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就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进的过程。道德法律化强调人类的道德理念铸化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过程；法律道德化强调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道德。关键词：礼；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法治；德治不管法治这张天网如何恢恢，总有漏网之鱼；不管法治调整的范围多么广阔，总有鞭长莫及的地方。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凡是法治不及之处，皆是德治用武之地，法治不可能完全取代德治。〔1〕德治是指在社会治理中对道德自律、道德教育、道德建设的重视和适用。法治与德治在社会治理中应是相辅相成、相互呼应的，即法律与道德双管齐下、“综合治理”。中国古代的法律实际上是一种二元体制，就是两种体系或渊源、形态的法律并存。一种是国家制定法，一种是“礼法”、“德法”。这两种社会调节手段相互配合，把各种社会现象纳入其调整范围。而我国当代社会法律是唯一的社会调节手段，道德作为另一种调节手段存在严重缺位。这样的一元法体制亟待调整。因此，有必要考察我国古代“礼”与“法”的关系，吸收其合理内核，建立起德法并治的二元法体制。一、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关系之考察“德”，在西周时是一个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为一体的综合概念。它要求统治者敬天孝亲，对己严格，与人为善，只能在不得已时才使用刑罚，而使用时必须慎重。儒家对“德”加以继承和发展，一方面突出了“德”的政治意义，主要包括宽惠使民和实行仁政，认为“德”是治理国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一方面抬高了“德”的地位，认为“德”高于君权与法律，是行政、司法的指导方针，即主张“德主刑辅”。〔2〕儒家的这种德治是以“礼”做为根本内容的。“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3〕礼的起源与宗教、祭祀、宗法有关，它体现了社会中的宗法身份等级，同时作为身份社会的古代中国也促成了礼的繁衍，两者互为支架。但礼的范围很难界定，它包罗万象，无所不在，既可以是个人生活的基本信仰，又可以是治理家、国的根本纲领；它是对他人做道德评判和法律裁断的最后依据，又是社会所有制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它一方面细腻地对人的行为做出准则式规定，另一方面又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作理论上的抽象。再论及“法”，“灋，刑也，平之如水；灋，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4〕“平之如水”，有公平、正义之义。因此要正确理解礼与法的关系，就必须将其放入中国古代这片土壤中，以中国传统的视角来审视。（一）道德的法律化所谓道德的法律化，主要侧重于立法过程，指的是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1、周公制礼，引礼入法周公制礼就是对夏殷之礼进行整理补充、厘订，使礼的规范进一步系统化，礼的原则趋于法律化。“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5〕“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6〕“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7〕周礼所确定的基本原则是“亲亲”、“尊尊”。亲亲与尊尊的一致性，表现了族权与王权的统一。“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8〕礼与刑在性质上是相通的，在适用上是互补的，违礼即是违法，违法即是违礼，出礼入刑。但是礼与刑的适用对象各有所侧重。正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2、独尊儒术，德主刑辅汉儒董仲舒以天人感应说为德主刑辅的哲学基础，以阴阳五行相辅相成之理，来论证德主刑辅符合天道运行的规律。“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而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也”，“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减其刑”，〔9〕即“德主刑辅”。汉朝的道德的法律化一方面表现为把符合儒家原则的通过法律表现出来，另一方面表现为董仲舒的春秋绝狱，即在司法中引经绝狱。董仲舒对春秋绝狱的解释是：“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着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由此可见，“春秋绝狱”的要旨是：必须根据案件事实，追究行为人的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责；首恶者从重惩治；主观无恶念者从轻处理。此绝狱固然是要解决法律使用过程中的问题，但如果从一个更大的层面上看，就是他同时在重建古代法的伦理结构。案例一：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后长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谓乙曰：汝是吾子。甲以乙本是其子，不胜其忿，自告县官。仲舒断之曰：甲生乙，不能长育，以乞丙，于义已绝矣。虽杖甲，不应坐。〔10〕案例二：甲夫乙将船，会海风盛，船没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论？或曰：甲夫死未葬，法无许嫁，以私为人妻，当弃市。议曰：臣愚以为，《春秋》之义，言夫人归于齐，言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妇人无专制擅恣之行，听从为顺，嫁之者归也，甲又尊者所嫁，无淫行之心，非私为人妻也。明于决事，皆无罪名，不当坐。〔11〕通过春秋绝狱中的案例可看出，它在亲亲、尊尊等总的原则上与汉律是相同而且互补的，也就是说经义与律令绝不可能水火不容。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汉朝法律即使体现了完全意义上的法家思想，但内中也有许多基本合乎儒家信条的内容。这表明了儒、法两种思想实际所具有的共同文化背景，也表明了他们在早期法律实践中的融会贯通。3、德礼为本，刑罚为用唐朝继续并发展了汉魏晋以来的法律儒家化的潮流，使体现宗法伦理关系的礼，基本上法律化了，以至“一准乎礼”成为对唐律的主要评价。具体说来，第一，礼指导着法律的制订。如贞观修律时根据“为臣贵于尽忠，亏之者有罪，为子在于行孝，违之者必诛，大则肆诸市朝，小则终贻黜辱”.〔12〕儒家教条，调整了谋反大罪应诛连父子、祖孙、兄弟的血亲范围。第二，礼的基本规范直接入律。如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子孙违反教令，供养有缺者，徒二年。第三，定罪量刑于礼以为出入。第四，礼法由互补，发展为统一的体用关系。《永徽律疏》序言中明确宣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二）法律的道德化以上考察反映的是中国古代传统道德法律化的过程。下面再谈另一主题——法律的道德化。法律与道德是两种性质不同而有关系密切的社会现象，中国古代社会的“出礼入刑”产生了双重结果：一方面，道德训诫具有了法律的威势，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同时要行道德的职能。所谓法律的道德化，主要侧重于守法的过程，指的是法律主体把守法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以道德义务对待法律义务。请看下面两个案例：案例三：吴重五家贫，妻死之时，偶不在家。同姓吴千乙兄弟与之折合，并挈其幼女以往。吴重五归来，亦幸其女有所归，置而不问。未几，吴千乙、吴千二将阿吴卖与翁七七为媳妇，吴重五亦自知之。其事实在嘉定十三年十一月。去年八月，取其女归家，至十一月，复嫁给李三九为妻，……阿吴既已嫁李三九，已自怀孕，他时生子合要归着。万一生产时，或有不测，则吴重五、李三九必兴词讼，不惟翁七七之家不得安迹，官司亦多事矣。当厅引上翁七七，喻以此意，亦欣然退厅，不愿理取，但乞监还财产，别行婚娶。阿吴责还李三九交领。吴千乙、吴千二、吴重五犯，在赦前且免于断引，监三名备元受钱会，交还翁七七。〔13〕这篇判词绝妙之处不仅在于它解决了一起纠纷，更在于它注重当事人之间关系的调停，以避免日后再因此事起纠纷。执法者着意由道德上立论，使案件的判决合情、合理、合法。从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认为中国古代法律受道德原则支配，为道德精神浸染。案例四：谢登科控戚徐有才往来其家，与女约为婚姻，并请杖杀其女。余曰：“尔女已字人乎？”曰：“未”。乃召徐至，一翩翩少年也。断令出财礼若干劝放，谢以女归之。判曰：城北徐公素有美誉江南，谢女久擅其才名，既两美之相当，亦三生之凑合，况律虽明设大法，礼尤贵顺人情，嫁伯比以为妻，云夫人权衡允当，记钟建之大负我楚季革，从一而终，始乱终成，还思补救，人取我与，毕竟圆通，蠲尔嫌疑，成兹姻好。本县亦冰人也耳，其诹吉待之。〔14〕此案为儿女自由恋爱引起，谢登科以女儿私订终身，违反了礼法“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戒律，而执法官却对传统礼法重新释义，“律虽明设大法，礼尤贵顺人情”，促成一段美好姻缘。这二则判例说明一个问题：当时的执法者已将法律内化为道德，追求一种超法律的境界。（三）中国古代礼与法关系嬗变的特点纵观中国古代的“礼”与“法”的关系，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的嬗变过程表现出如下特点：1、儒家的“仁、义”思想是“礼”与“法”嬗变的基础。儒家的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居于统治地位，其对当时中国的法律发挥着重要影响。“三纲五常”等儒家礼教是中国古代正统道德的一般原则。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自汉唐始便以法律的让步来解决：法律公然规定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制度，公然破坏了自己的尊严而开方便之门。这就是中国古代人的选择。2、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是“礼”与“法”嬗变的条件。经济的发达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人类向更高文明迈进的前提。中国古代的法律史表明，经济的兴衰与法律的道德性直接相关。经济发达时期，人们对社会的道德要求较高，同时自身也表现出较高的道德水准，因此这时的法律体现着更广泛的道德。与此相反，经济萧条时期，人们的道德表现较之以前欠缺，社会总体道德水平也下降，这时的法律就缺少道德的教化。3、维护封建皇权是“礼”与“法”嬗变的核心。不管法律与道德谁主沉浮，二者都要以维护封建皇权为其首要考虑，这也是阶级社会道德与法律所不可逃脱的命运。4、权力阶层的态度是“礼”与“法”嬗变的关键。申言之，“出礼入刑”即道德的法律化，要求道德须是符合权力阶层意志的道德；重“礼”守“法”即法律的道德化，要求法律须是权力阶层内化为其自身道德的法律。二、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法理探析（一）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道德与法律是社会规范最主要的两种存在形式，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范畴。二者的区别至少可归结为：1、产生的条件不同。原始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只有道德规范或宗教禁忌，或者说氏族习惯。法律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以及私有制、阶级的出现，与国家同时产生的而道德的产生则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步，道德是维系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规范体系，没有道德规范，整个社会就会分崩离析。2、表现形式不同。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一种行为规范，它具有明确的内容，通常要以各种法律渊源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国家制定法、习惯法、判例法等。而道德规范的内容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并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它一般不诉诸文字，内容比较原则、抽象、模糊。3、调整范围不尽相同。从深度上看，道德不仅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还调整人们的动机和内心活动，它要求人们根据高尚的意图而行为，要求人们为了善而去追求善。法律尽管也考虑人们的主观过错，但如果没有违法行为存在，法律并不惩罚主观过错本身，即不存在“思想犯”；从广度上看，由法律调整的，一般也由道德调整。当然，也有些由法律调整的领域几乎不包括任何道德判断，如专门的程序规则、票据的流通规则、政府的组织规则等。在这些领域，法律的指导观念是便利与效率，而非道德。4、作用机制不同。法律是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而道德主要靠社会舆论和传统的力量以及人们的自律来维持。5、内容不同。法律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般要求权利义务对等，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而道德一般只规定了义务，并不要求对等的权利。比如说，面对一个落水者，道德要求你有救人的义务，却未赋予你向其索要报酬的权利。向被救起的落水者索要报酬往往被视为不道德。道德与法律又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益、相互推动的。其关系具体表现在：1、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社会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一社会要维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伤害他人、不得用欺诈手段谋取权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类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紧密关系的原则，如博爱、无私等。其中，第一类道德通常上升为法律，通过制裁或奖励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类道德是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转化为法律，否则就会混淆法律与道德，结果是“法将不法，德将不德”。〔15〕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2、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第一，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一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第二，道德对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三，道德对法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一些道德，随社会的发展，逐渐凸现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经常违反的危险，立法者就有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总之，法律与道德是相互区别的，不能相互替代、混为一谈，也不可偏废，所以单一的法治模式或单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时，法律与道德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补的，都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这就使得德法并治模式有了可能。（二）道德与法律的嬗变法律与道德因存在差别而有不可调合之矛盾，同时又因二者之间的联系使矛盾之协调成为可能。法律道德化表达了社会规范系统的最佳结构及各要素之间的协调配合状态。法治社会形成的最基本条件是亚里士多德早就勾勒出的“良法+普遍守法”的框架。普遍守法即法律道德化后的守法精神；良法即善法、符合人类良知与正义道德的法律。称之为良法的法，也即法律道德化后的法律，至少应包含人权性、利益性、救济性三种内在的品格。其中人权性是法律的道德基础，失去人权性的法律即使形式合理但实际价值不合理，最终会被人类所唾弃。〔16〕法律道德化正是通过立法者、执法者、守法者三方将自身的道德修养、人格魅力反映到法治活动中来。“越文明发达、法制完善健全的国家，其法律中体现的道德规范便越多。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法制是否完善和健全，主要取决于道德规则被纳入法律规则的数量。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一个法制完善和健全的国家中，法律几乎已成了一部道德规则的汇编”。〔17〕使法律与道德的精神一致起来，使法律得到道德的有力支撑，让法律精神深入到人们的心灵，成为人们的信念，同道德精神一道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念。只有造就这种法律，才能使法律获得普遍性和权威性，建立法治才有可能。（三）道德法律化的局限性违反道德的并不能当然就是违反法律的。原因在于并非所有的违反道德的行为都能上升为法律或确立为法律。能够上升和确认为法律的道德要求，只是公认的社会道德的一部分。有相当一部分道德要求仍然需要停留在道德领域，由道德规范来加以约束和调整。如果将全部道德问题变为法律问题，那就等于由道德取代了法律，这是不符合人类创设法律的目的和其理想目标的。道德规范不可能全部法律化，另一原因是任何国家的财力都不能支撑道德全部法律化之后所需要的执法成本。但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必须尽可能地把更多的基本和重要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18〕但法律并非万能，其设定的“中人”标准不同于道德倡导的“圣人”标准，因此对虽“缺德”而不犯法的行为往往无能为力。在现代社会中，法律的他律约束作用与道德的自律教化作用只有相互补充和密切配合，才能达到建设社会文明的良好效果。〔19〕在把道德规则、道德观念法律化的过程中，要注意道德与法律在本质和内涵上的一致性，否则会给法治带来灾害。〔20〕不论法律中的道德原则实际上能够被贯彻到什么程度，只要是全面地以法律去执行道德，其结果不但是道德的外在化、而且是道德的法律化，这种外在化、法律化的道德，按我们的界说，其不但不是道德，而且是反道德的了。〔21〕三、历史与现实之间（一）现实中的矛盾在现实社会中，道德与法律存在着不和谐之处。中国的道德至上思潮盛行只是表明人们企图摆脱法律的拘束以求更随心所欲地实践道德、弘扬道德。人们并不是以崇尚道德来追求一种更趋于合理、科学。德国大哲人黑格尔曾有过如下论断：在中国人心目中，他们的道德法律简直是自然法律——外界的、积极的命令——强迫规定的要求——相互间礼貌上的强迫的义务或者规则。“理性”的各种重要决定要成为道德情操，本来就非有“自由”不可。然而他们并没有“自由”。在中国道德是一桩政治事务，而它的若干法则都由政府官吏和法律机关来主持。〔22〕为了说明这一问题请先看下面一则案例：案例五：一对农村老年夫妻闹离婚，按照法律判决，离婚后的一间住房应判归男方。但如果这样下判，女方离婚后就将无所居住，显然与情不合。于是，法院综合考虑后判决将一间房隔为两半，一人一半，解决了女方离婚后的住所问题。这样的判决并未引起男方的“闹事”，双方相安无事。〔23〕这是来自执法第一线很具体的案例，问题随即而提出：在司法实践中要不要考虑道德评价标准？如果要，那么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该怎样取舍？美国法学家德沃金在其著作《法律帝国》中也曾举过一则案例：案例六：埃尔默用毒药杀害了自己的祖父，他知道他祖父在现有的遗嘱中给他留了一大笔遗产，他怀疑这位新近再婚的老人可能会更改遗嘱而使他一无所获，因此他杀害了他的祖父。〔24〕纽约州法院针对该案例确立了一条法律原则，即：任何人都不得从其错误行为中获得利益。问题是：法官以自己的信仰取代法律条文是否冲击了法治原则？（二）让历史告诉未来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通过以上对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关系的历史考察及对二者关系的法理分析，针对前面的问题可得到如下几点启示：1、情法冲突——法治的尴尬。法治社会要求人们在处理问题时，首先考虑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法官判案时，只能以现行法律为依据，不能靠法官的自由裁量。这样势必导致法律无法适应新出现的情况，而道德等非强制性社会规范则可以其主观性调解新生的行为现象。这就是前面谈及的一元法体制的弊端之所在。即在国家制定法与道德之间缺乏过渡、缓冲机制上，造成了法律的僵硬、无力及冷酷，造成了法律与大众心理、社会风习之间的脱离与隔阂，也造成了道德的无力感和被蔑视，甚至鼓励了对道德的违犯，加速了道德的衰落。〔25〕但是，如果以情理断案，就违背了法治的原则。因此，只有在法的体制上作出调整，才能实现情与法的协调、德与法的并治。2、儒家伦理——道德化的法律。良法表明法要包含某种道德价值，故法治的概念本身就体现了法治与道德的深刻关系。失去了道德基础的法为恶法，恶法之治与法治精神是根本背离的。我国古代的儒家伦理法体现了道德与法律的一种结合模式，即把社会普遍承认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纳入国家强制实施的行为规范。解决现实社会中的人们道德缺位、法律的尴尬，是否可以吸取儒家伦理法的合理内核，灵活适用法律，把法治中注入道德的血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申言之，即道德化的法律要行道德的职能，从而使司法过程成了宣教活动，法庭成了教化的场所。3、中庸之道——法追求的品质。法的品质在于公平、正义通过法而得到实现。中国古代的“中庸”思想追求的是一种和谐、平衡、稳定。中庸主义在法律上的意义就是审判案件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包括法律以外的情和理，旨在彻底解决纠纷，平息诉讼。现代法同样面临着效率与正义的挑战。一方面，法律要体现其威严，不可侵犯，人们必须遵守；另一方面，法律还要有其缓和的一面，比如法要体现人道，法要尊重私权等。4、礼法结合——德法并治的模式。法治的理念来自西方，德治则来自中国传统法文化，两者的结合顺应了寻根意识与全球意识相结合、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潮流。当我们执着于法律的继承于移植、法律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探求、迷惘、思索的时候，请让我们把视角拉到社会调控这个高度上来。我们会顿时眼前一亮，耳目一新，发现西方的法治精神对我们进行征服的时候，传统的德治精神正在历史深处遥遥呼唤。应该指出的是，西方的法治，尽管并不排斥道德，但无疑在宣扬法律至上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道德，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情感危机与道德沦丧就是明证；传统的德治却是主张德主刑辅，法是德的附庸，贬抑了法的作用，也与时代的发展不相适应。所以，对二者都要加以扬弃和改造，抽取各自的合理内核，进行结构重组，建立全新的德法并治的二元制法体制。注释：〔1〕郝铁川，法治的源头是德治〔N〕，检察日报，2000-06-14（3）；〔2〕杨鹤皋，中国法律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9；〔3〕许慎，说文解字〔M〕；〔4〕同〔3〕；〔5〕左传。隐公十一年〔M〕；〔6〕礼记。曲记〔M〕；〔7〕左传。昭公二十五年〔M〕；〔8〕荀子。修身〔M〕；〔9〕汉书董仲舒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3；〔10〕九朝律考。汉律考〔M〕；〔11〕太平御览：卷六百四十引〔M〕，北京：中华书局，1960；〔12〕全唐文。黜魏王泰诏〔Z〕；〔13〕宋本名公书判清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14〕蒯德模。吴中判牍〔Z〕；〔15〕〔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邓正来译，华夏出版社，1987，361-365；〔16〕范进学，论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J〕，法学评论，1998（2）；〔17〕王一多，道德建设的基本途径〔J〕，哲学研究，1997（1）；〔18〕郝铁川，道德的法律化〔N〕，检察日报，1999-11-24（3）；〔19〕吴汉东，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J〕，法商研究，1998（2）；〔20〕刘佳，道德法律化及其局限性〔J〕，道德与文明，1999（5）；〔21〕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22〕〔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北京：三联书店，1956，P11；〔23〕转引自刘作翔，法律与道德：中国法治进程中的难解之题〔J〕，法治与社会发展，1998（1）；〔24〕参见〔美〕德沃金：法律帝国〔M〕，李常青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14-19；〔25〕范忠信，中国法律的基本精神〔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希望对您有帮助。
综述经过二十多年的学术探索与追求，吴汉东教授在知识产权法和民商法领域均作了诸多开拓性的研究，在不少问题上为后来者奠定了研究的基础，开拓了研究的视野，特别是在知识产权基础理论、无形财产权理论、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等方面的研究，始终处于学术前沿。知识产权基础理论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吴汉东教授先后在《法学研究》、《法学评论》、《中国法学》等刊物上发表一系列文章，首次提出了知识产权理论范畴，对知识产权基础理论进行体系化研究，其观点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一）知识产权的本体、主体、客体制度吴汉东教授认为知识产权的客体是一种没有形体的精神财富，客体的非物质性是知识产权的本质属性所在，也是该项权利与财产所有权的最根本的区别。对于这一新型权利，在理论上难以采用罗马法以来的物权学说加以阐释，在立法上，也不能简单搬用有形财产的权利保护方法。基于平等精神，知识产权主体制度在原始取得、继受取得及国民待遇方面有别于一般民事主体制度。此外，吴汉东教授倡导在知识产权法领域建立知识产品范畴，以概括科学、技术、文化等精神领域的各类权利客体。同时，他对前苏联法学家将此类客体统称为“创作活动的成果”与我国法学家关于“智力成果”的传统说法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并以比利时法学家皮卡弟的学说为基础，对知识产品的概念、特征与分类进行了描述、说明与概括，认为其种类主要有创造性成果、经营性标记与经营性资信。（二）知识产权的法律定位吴汉东教授对知识产权法进行了细致的定位分析，探讨了知识产权法与民法的关系，认为知识产权是民法对知识形态的无形财产法律化、权利化的结果，属于民事权利的范畴。通过对各国立法体例的考察，他认为在立法史上，凡是范式民法典都没有知识产权编，凡是规定知识产权编的民法典都不是范式。他指出，当代知识产权法是一个综合性、开放式，且最具创新活力的法律规范体系，但是考虑到现代知识产权法含有程序法及公法的规范内容以及其权利范畴不断变动、发展的状况，因此该类制度可单行立法，采取民事特别法的体例较为适宜，而不必整体纳入民法典。吴教授认为，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宜在民法典作原则规定，但同时保留民事特别法的体例。（三）知识产权的基本属性关于知识产权的基本属性问题，我国理论界一直未予足够的关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教科书及相关著述，多将知识产权表述为一体两权，即认为知识产权具有财产权与人身权的双重属性；90年代的知识产权学说，一般从民事权利体系出发，将知识产权区别于财产所有权，对其作出无形财产权的定性分析。但是，关于知识产权的这种认知仍是不完整的。吴汉东教授以《知识产权协议》与《世界人权宣言》为依据，以经典学说观点为参照，从历史考察与现状分析的角度，提出知识产权的私权与人权属性。世界贸易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在序言中宣示“知识产权为私权”。在诸多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中，《知识产权协议》第一次明确界定了知识产权的本质属性，即以私权名义强调知识财产私有的法律形式。以《世界人权宣言》为代表的主要国际人权公约都赋予了知识产权的人权意义。这种权利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创造者对自己的智力创造成果所享有的权利，其次是社会公众分享智力创造活动所带来利益的权利。吴教授认为这一规定揭示了知识产权制度的均衡保护思想，即知识财产独占权的保护与知识财产利益的合理分享，它们构成了现代知识产权法的完整内容。吴教授主张，私权与人权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就人权体系而言，私人财产权即是人权的基础性权利；就知识产权本身而言，它既具有私权属性，同时又直接构成基本人权的内容。在私权与人权的统一范畴中理性把握与认知知识产权，有助于全面考察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价值理念和社会功能。无形财产权理论在现代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的推动下，非物质财富成为社会重要的财产类型，非物质财产的法律制度处于不断的变革之中。吴汉东教授先后在《法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撰文提出无形财产权制度的基本理论问题，并在《无形财产权制度研究》一书中作了详细的阐述和论证，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一） 无形财产权基础理论财产是民事权利的重要客体，是社会经济运动的基础，吴汉东教授认真考察了财产制度从古罗马到现代的萌生及发展变革的过程，着重探讨了当代无形财产权制度的四大发展和变化：传统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不断扩大；新型知识财产陆续出现；经营标记的财产价值日益受到重视；商业秘密与反不正当竞争纳入知识产权体系。物、财产以至无形财产在我国法学及经济学著述中被经常使用,且多在转换意义中使用,因此,学者们多存歧义。吴汉东教授就财产与物这对术语作了仔细的辨析，指出在概念的内涵上（即权利的对象性），财产与物具有客体的同样意义；而在外延上（即客体的指向范围），财产与物所包容的要素并不是等同的；物为一切财产关系最基本的要素，是所有权以及其他物权之客体，因此对物的概念不宜作过于狭义的解释。吴汉东教授并不赞同将智力创造性成果概称为无体物，剖析了作为客体的财产权利是一种制度产品，而作为客体的智力成果是一种精神产品。在对知识财产、无形财产与知识产品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吴汉东教授认为知识产品不仅概括了知识形态产品的本质涵义，明显地表现出客体的非物质性。而且它突出了在商品生产条件下的商品属性和财产性质，因而应将知识产权的客体表述为知识产品，而不是物或智力成果。作为近代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无形财产权是有别于传统财产权的一项新型民事权利，因而难以采用罗马法以来的物权理论加以阐释。吴汉东教授以民法学理论为基础，对无形财产权的本体、主体、客体制度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指出客体的非物质是无形财产权的本质属性所在，也是该项权利与传统意义的所有权的最根本区别。他概括了无形财产主体制度的三大重要特征：一是无形产权的原始取得，从创造的身份资格为基础，以国家认可或授予为条件，二是无形财产权的继承取得，往往是不完全取得或有限制取得，从而产生数个权利主体对同一知识产品分享利益的情形，三是无形财产权制度对外国人的主体资格，主要奉行“有条件的国民待遇原则”，以有别于一般财产权法所采取的“有限制国民待遇原则”。通过对无形财产权的利用、限制、保护、管理、经济分析以及它与反不正当竞争之间的关系等等多角度、全方位的分析，吴教授成功地构筑起无形财产权的基础理论体系。（二） 无形财产权具体制度吴汉东教授认为，以知识产权名义统领下的各项权利，并非都是来自知识领域，亦非都是基于智力成果而产生，“知识”一词似乎是名不副实。从权利本源来看,主要发生于智力创造活动与工商经营活动；从权利对象来看,则由创造性知识及商业性标记、信誉所构成。因此,“知识产权”一词在众多无形财产面前已显得力不从心。由于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财富形态的变化，财产越来越多地变为“无形的”和“非物质的”，因而应当对传统上并不被认为是财产或财产权利的权利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和保护。有鉴于此，吴教授主张，在民法学研究中，建立一个大于知识产权范围的无形财产权体系，以包容一切基于非物质形态（包括知识经验形态、经营标记形态、商业资信形态）所产生的权利。具体包括：1、创造性成果权。包括著作权（含著作邻接权、计算机软件权）、专利权（含发明专利权、实用新型专利权、外观设计专利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商业秘密权（含技术秘密权、经营秘密权）、植物新品种权等。2、经营性标记权。包括商标权（含服务商标权）、商号权、原产地标记权、其他与制止不正当竞争有关的识别性标记权。3、经营性资信权。包括形象权、商誉权、信用权、特许经营权。商业人格利益泛指经营领域中诸如商誉、信用、形象等各种资信。资信类财产本身不具有外在的形体，其无体性指向的是一种商业人格利益。这种商业人格利益在产权制度创新的过程中，被赋予无形财产权基本品格。吴教授对商誉权、信用权和形象权提出了新颖的见解，他认为，商誉是一种非物质形态的特殊财产，由此所生之权利当为财产权。商誉权虽然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但与传统的知识产权相比，又具有非确定的地域性、非法定的时间性、非恒定的专有性等显著特征，并建议在我国民法中规定商誉权为一项独立的知识产权，并采取直接保护的方式，即直接确认商誉权及其侵权责任；吴教授通过信用制度的历史考察，从经济学与法学的角度分析了信用的语义，并将其界定为偿债能力的社会评价，他认为在民事权利体系中，信用权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资信利益，是一种与所有权、债权、知识产权与人身权相区别的无形财产权，并建议在民事立法中确认信用权的独立地位。吴教授关注到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知识形象的某些特征具有“第二次开发利用”的价值。这种利用的目的，并不局限于该形象的知名度与创造性本身，而在于该形象与特定商品的结合而对消费者带来的良好影响，这即是“形象的商品化”。知名形象在商品化过程中，产生一种特殊的私权形态，它已不是人格意义上的一般形象权，而是具有财产价值的（商品化）形象权。形象权与知识产权关联性极大，但真实形象不是著作权的保护对象，虚构形象也不完全符合专利权、商标权的保护条件，形象权是一项独立的无形财产权。财产权体系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新的财产权类型不断涌现，旧的财产权制度渐次嬗变，从而对传统的私法制度带来重大的冲击，也给民法学界如何重新构建财产权体系提供了认真反思的空间。吴汉东教授在总结无形财产权理论的基础上，主张对当代财产权体系作出新的安排，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一）财产权类型扩张与制度变革财产权、人身权的两分法以及物权、债权的二元结构，是传统财产制度体系构建的基本范畴。吴汉东教授精辟地指出，尽管财产权的基本分类与体系构建的一般理论有着其合理意义，但也不能将其看作僵化的分析模式，因而应当适应财产权类型扩张的时代需求，对财产权制度进行创新与变革。他关注到由于所有权各项权能的分离,产生了与所有权迥异的财产权――股权与信托权；考察了在客体物利用途径不断扩展的情况下,他物权制度得以重新规制,出现了环境物权、区分地上权和空间役权等等新型用益物权；把握到债权的“物权化”与“证券化”使得物权与债权的界限日益模糊,租赁权与票据权利由此具有了新的法律属性;分析了知识形态的各种新财产不断涌现,从而导致现代知识产权体系不断扩充;探讨了一般人格利益向商业人格利益的逐渐演变,从而在现代法的框架下构建了与传统人格权有别的商事人格权。（二）财产权体系的理论建构吴教授认为，在进行财产权的法律构造时，既要遵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又要注重内在逻辑的联结关系，即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在构建财产权体系时可以遵循大陆法系的传统，继续采用物权、债权的称谓，但不必坚执所有权绝对中心的理念，也无须恪守物权、债权的二元结构。现代的财产权体系，应是一个开放的制度体系、多元的权利范畴。他主张，我国的财产权体系包括以下三个部分，即是以所有权为核心的有形财产权制度、以知识产权为主体的无形财产权制度、以债权、继承权等为内容的其他财产权制度。在有形财产权范畴中，除所有权外，还应包括土地使用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空间利用权、典权、居住权、相邻权以及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等担保物权；在无形财产权范畴中，除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商号权、地理标记权、植物新品种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商业秘密权等知识产权外，还应包括商誉权、信用权、形象权、特许经营权等非物质性权利。其他财产权包括债权、继承权以及一些具有独立意义的财产权，如股权、信托权、票据权利等。该类权利有些是请求性财产权，有些则是兼具物权、债权属性的特别财产权。（三）财产权立法与民法典编纂自罗马法以来，经过众多立法者和法学家的培育，财产权制度已经形成成熟的概念构成，并产生了具有不同风格的制度体系。吴教授认为，我国的财产权立法，必须采取融经验与理论于一体的建构方法，遵循严格的逻辑概念与体系要求，将各类财产权制度整合于民法典的框架中。大陆法系有两种民法典编撰模式，即法学阶梯式与潘德克吞式，它们关于财产权体系的构建，在19世纪的范式民法典中作了十分经典的表现，但是，它们各有其弊端。吴教授认为，我国未来的民法典可以考虑借鉴20世纪的范式民法典——荷兰新民法典的做法，设置一个财产法或财产权总则。他主张首先应当对财产进行定义，为建构开放的财产权体系提供基本的概念构成；其次，规定“物权一般规则”，以抽象、概括不动产物权和动产物权、所有权与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共同适用的总则规范；第三，规定“债权一般规则”，以统领单独设编的合同法和侵权法，并涵盖不能另行归类的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第四，规定“知识产权一般规则”，既解决知识产权制度“入典”的问题，又能保留其民事特别法的单行体例。吴教授认为，到目前为止，民法典不专编系统规定知识产权，已为多数学者为共识。知识产权制度虽不平行移植入民法典，但在民法典中做出一般规定依然是有必要的；最后规定其他财产权，以包容物权、知识产权、债权、继承权等未能涉及的其他财产权利。知识产权的发展战略在2001年我国加入WTO以后，吴汉东教授就审时度势地指出知识产权战略是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是中国实施市场竞争的战略重点，是中国进行对外贸易的战略举措，成为当时最早提出战略的学者之一。新国际贸易体制的形成，新技术革命的产生以及新民事立法浪潮的出现，都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与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而，他指出知识产权法应当不断修改完善，顺应历史潮流，逐渐步入国际化、现代化与法典化的战略发展道路。吴汉东教授指出，知识产权制度的国际化特征表现了这一制度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则在全球范围的普适性。但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国际化，并不等于在保护内容、保护标准、保护水平等方面的全球法律规范的统一化。按照“最低限度保护”原则，各国立法提供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得低于国际公约规定的标准，这即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国际化的一般要求。中国既是一个传统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在知识产权制度国际化的进程中应当针对我国发展的不同阶段而规定不同的战略措施；既要考虑现实利益，又要具有超前眼光；既要遵循国际公约规定，保护外国的高新技术，也要推动国际合作，保护本国的传统知识。他认为，知识产权制度的现代化特征，表现这一制度与时俱进的时代性。知识产权法从其兴起到现在只有三、四百年的时间，其制度本身就是一个法律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相互作用、相互创新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讲，各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差异，实质上反映了国家间科技、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因此，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必须保持其时代先进性，即通过法律制度的现代化去推动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立法体例的选择，不仅是一种法律传统、法律文化的偏好，而且涉及立法技巧、立法规则的运用，还应受制于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等因素的影响。基于各国立法例的历史考察与现状分析，以及对于知识产权制度定位的认识，吴教授认为，无论何时采取何种途径，法典化将是中国知识产权立法的必由之路。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吴汉东教授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率先对著作权领域的重大难题——合理使用制度作出了系统、具体的深入研究，成为我国知识产权学界首位对合理使用制度进行专题性研究的学者。他以民法学理论为基础，综合运用法历史学、法哲学、法经济学、比较法学、宪法学等研究方法，对合理使用制度进行多维度的分析和研究，并且兼顾了实践性的应对策略探索。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一书，得到学界的高度称誉。（一）合理使用制度的交叉学科研究追求方法创新、理论创新一直是吴汉东教授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学术要求。他从其发展历史的探索、哲学基石的构建、经济品性的透视等研究入手，清晰地勾勒出合理使用制度的理论框架，动态地反映出合理使用制度的基本内容，全景地体现出合理使用制度的多学科研究轨迹。吴教授认真发掘出合理使用制度创设的立法动因——平衡精神，探讨了该制度从判例法到成文法的创制历史；将价值法学理论首次导入合理使用制度之中，赋予其哲学意义；剖析了合理使用制度的法律价值——“理性的公平正义原则”，指出该原则是由公平性、平等性、公益性、合理性诸原则构成，并且得出了结论：“合理使用的价值目标，在于协调创作者、传播者、使用者三者的利益关系，通过均衡保护的途径，促进文化、科学事业发展”；将经济分析纳入著作权研究也是吴教授研究方法创新的大胆探索，他指出，在合理使用领域，效益价值与正义价值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信息——公共产品理论表明，著作权的设定使得信息的产生者通过市场交易得到成本补偿；而根据不相容使用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构建合理使用制度的目的，在于合理划分创作者和使用者的权利区域，减少额外交易成本，实现信息资源优化配置的良好效益。同时，吴教授采用帕累托标准、市场均衡状态、成本——收益模型等理论，概括和描述了合理使用诸规则即正当使用、公平诚信使用、有限使用规则的经济品格。（二）合理使用制度的宪法学研究吴教授开拓性地将宪法学探讨导入合理使用制度的研究，他认为，合理使用与公民宪法权利紧密关联，是公众利用作品进行信息交流与传播的法律形式，是公民实现表现自由权利的基本条件。他发现，西方国家在相关问题的立法和司法上呈现出两大趋势：一是对新闻作品进行有限的权利保护，从而造成合理使用的阻滞；二是赋予合理使用以准宪法权利的意义，对合理使用所涉及的权益以优先保护。通过探讨合理使用制度的私法基础，也凸现出吴教授对该问题研究的崭新视角。（三）合理使用制度的实证研究通过对合理使用相关制度的比较分析，吴教授在内涵上准确界定了合理使用制度的法律定位。他对合理使用中合理性判断标准的悉心研究，进一步为合理使用制度的确立和构建提供理论上的标准，从而找到了合理使用中这一最为艰深的难题的基本解决途径。此外，吴教授还前瞻性地探讨了现代传播技术对合理使用制度的影响，具有理论开拓意义和实用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