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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文化对比——中西方小说的比较 一、中西方小说的发展史 中西方的小说，都是以神话传说为其渊源的。古时候，科学不发达，出于对大自然的敬畏，劳动人民想象出了许多主宰世间的“神”，对神人格化的描写，就是神话；将人神化的描写，就是传说。中国的盘古开天地的故事，三皇五帝的故事，西方的希腊神话，罗马神话，北欧神话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作品。 东西方最初的小说，是与历史紧密相连的，是作为史料的补充记载事件的。中国先秦散文中的寓言故事，汉代史书中的人物传记，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志人小说；西方古巴比伦的《吉加美士史诗》，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伊索寓言》等都属于这一类小说，这类小说已具有小说讲求虚构的特点，但仍不是文人的创作，是直接从民间搜集记录下来的，所以这类小说情节比较简单，文笔比较粗糙。班固所说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造”是对这类小说准确、形象的评价。 中国的小说是到唐代才脱离历史记录而成为文学创作的。唐代的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文人的思想也更加开阔，这时传奇应运而生，李朝威的《柳毅传》、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的《长恨歌传》等，都是依照传说创造而成的。唐代小说多为虚构想象而讲求文采，不仅仅是历史性质的东西了，但作为史的志怪志人小说也并没停止。传奇小说到宋代就逐渐衰落了，随之而兴起的话本，经过文人加工就变成了许多话本小说和演义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这类小说是文人采用民间创作而再创作的，以描绘精彩动人的情节场面和塑造生动活跃的人物性格见长，有明显的说书人的语言风格。由这里再发展，便成为文人的独立创作而不再加民间的东西来加工了，这一类代表作是《金瓶梅》，它开辟一条写平凡人和生活的道路，是现实主义文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后的《红楼梦》更是把中国古代现实主义小说推到了顶峰。“五四”以后，中国小说家开始借鉴西方小说的写作手法，逐步走出了一条新路。 西方小说，则是在“文艺复兴”后快速的发展、成熟起来的。中世纪的西方小说发展近乎停滞，14世纪末的“文艺复兴”推翻了教会对文学的控制后，15世纪末西方出现了提倡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以描写现实生活和刻画各阶层的人物形象为内容的人文主义小说，这类小说是为配合当时欧洲反封建而产生的，同时它也定下了西方小说以记叙凡人凡事为主的基调。意大利 伽丘的《十日谈》，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等是这类小说的代表作品。随之出现是古典主义小说，其主张用典雅的民族规范语言去写作，这种小说在17世纪的法国发展得最完备。代表作为注 高乃依的《熙德》，古典主义小说的的兴起使西方小说语言得到了一次大幅的提高。18世纪开始流行以宣传科学知识，启蒙大众意识为目的的启蒙主义小说，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德国歌德的《浮士德》，英国笛福的《鲁滨逊飘流记》，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等，这类小说的出现是为了给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大造舆论。19世纪，浪漫主义小说，现实主义小说和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交替占据小说领域的主导地位。浪漫主义小说如法国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富于想象、构思奇特、语言奔放、感情炽烈。现实小说则着力反映生活的本质，描绘典型人物和典型生活现象，英国的狄更斯、法国的都德为这类小说的代表作家。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着力暴露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深刻批判现实的罪恶，法国巴尔扎克和莫泊桑，英国的夏洛蒂、勃朗特，。俄国的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美国的马克·吐温等一大批作家的作品都属于这一类。时值今日，这三类小说仍是西方文坛最主要的三类小说。 东西方小说发展史就大致如此。 二、中西方小说的特点 除了小说的基本特点外，中西方小说还具有如下各自的特点： 1、中国传统小说注意人物行动、语言和细节的描写，在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形象，但性格单一，少变化，缺乏主体感。西方小说则多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强调挖掘人物内心的潜意识，善于写出丰满、变化、主体感强的人物性格。再《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只有通过人物的对话及动作引出矛盾冲突，但安娜·卡列尼娜卧轨前的一系列矛盾却只用他的心理描写就能够表达清楚；林黛玉在吟诗作对中表现她的才气，而保尔用内心独白表明他的理想；张飞只具有忠勇这一性格特点，但简·爱的性格却是由勇敢、坚强、热情、善良等许多性格揉和而成的。总之，在人物描写方面中西方各有特色。 2、中国小说较之西方小说情节更加曲折，故事更为完整。情节曲折、故事完整是中国小说独特的艺术传统。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志怪小说就具有曲折生动的特点。唐传奇中许多名篇的布局，异常宏伟，严谨而巧妙，故事情节发展富于戏剧性。明清的长篇小说内容参差错落，波澜起伏，错落有致，结构缜密，浑然一体。如《红楼梦》，处处设伏，回回转折，写尽贾府故事。西方于情节方面出众的作品虽也不少，但终不能与中国小说相比较。 3、中国小说语言简练生动，西方小说内容丰富翔实。中国小说吸收了民间艺人语言，同时继承了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常常寥寥数语便能勾勒出事件、人物。西方小说中包含着作者广博知识，涉及社会许多方面，因而内容丰富翔实，人们可以从中获得许多领域的知识。恩格斯就曾说过他在巴尔扎克小说中获得有关的19世纪法国国内的状况比他从任何报告中获得的都多。中西方小说有这样不同的特点，也与中西方的美学观念不同有一定关系。 4、中西方小说都曾受封建统治文化的压迫摧残。封建文化使得中国小说发展极为艰难，明清人士更以写小说为耻辱，以致许多伟大的作家生活、创作条件都无法保障，许多伟大的作品不知道作者是谁。封建文化使得西方小说在几乎整个中世纪中发展极端缓慢，许多有才华文学家被迫为教会服务，写一些宗教性质的枯燥空洞的文章。 三、中西方小说未来的发展前景 清朝末年，中西方已开始系统的认识对方，中西方小说的优点也不断地被对方借鉴。当然，由于历史原因，中方借鉴的多一些。直到今天，中西方的小说家们仍不懈的努力研究者两方小说中的艺术魅力，虽然语言的不同对相互的艺术鉴赏有一定的影响，但美是相通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西方小说艺术最终会取长补短，融为一体，共同发展，到达新的艺术高峰
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探源分析，通过对比研究，剖析其不同的自然观、世界观，寻求不同意识形态的表征语言。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中西文化对比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中西禁忌文化对比研究
摘 要：禁忌是世界各民族共有的文化现象，是跨文化交际中的一大障碍，本文通过对中西文化禁忌的对比研究，提高人们的文化意识，避免交际冲突和失败，以此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关键词：禁忌;文化差异;跨文化交际能力
禁忌(taboo) 源于太平洋汤加群岛的Togan(汤加语)，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指通过禁止人们实施某种行为或者回避某些话语表达对神灵的敬畏或达到消灾避祸目的的规范。由于文化不同，各国间的禁忌习俗也不尽相同。
禁忌是世界各国共有的文化现象，只是禁忌的内容和形式有所不同。禁忌几乎无处不在，按照禁忌的范畴来分，可分为宗教禁忌和生活禁忌，其中生活禁忌包含其中生活禁忌包含饮食禁忌、服饰禁忌、婚姻禁忌、丧葬禁忌等方面，本文主要从宗教和生活禁忌两个方面探讨各国文化的异同。
一、宗教禁忌
世界各国人民都有不同的信仰，英语国家的人主要信仰基督教，另外还有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中国的宗教的有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宗教不同，禁忌也有很大差异。
1.基督教禁忌
基督教忌讳拜除上帝以外的偶像，进入教堂要严肃，保持安静，以表达对神的敬意。忌食带血的食物，忌衣冠不整和在聚会或礼拜中吸烟等。同时， 在西方信奉基督教的国家里，人们都记得耶稣被叛徒出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故事。因此在耶稣受难日的当天，绝对不能从事与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有象征性联系的事情，如：理发、钉马蹄，钉钉子等。
2.天主教禁忌
天主教是基督教的三大教派之一，除基督教的某些禁忌外，天主教还有自身独特的禁忌。如：天主教的主教、修女和神父是不能结婚的，因此他们的相关隐私如子女问题是不能问及的。参加丧礼忌穿色泽艳丽的衣服，忌说笑;丧礼后两三星期死者亲属忌见客人，一年内忌参加大型宴会或舞会等。
3.佛教禁忌
佛教禁忌包含身体行为方面的禁忌如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语言方面的禁忌如不妄语，不恶口;意识方面的禁忌如不贪欲等。因此，信奉佛教的人忌吃荤食、不结婚、不蓄财。僧侣和教徒非常注重头部，忌讳别人提着物品从头部经过，忌随便抚摸小孩子的头部。忌当着僧侣的面杀生，喝酒，吃肉。女士面对僧侣忌穿着暴露;对于女信徒，在生理期间不得进入寺院朝拜，以免亵渎神像。
4.伊斯兰教禁忌
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信奉者遍布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在饮食方面，信仰者忌吃自死和非正常死亡的动物，忌饮酒。妇女忌外出工作，忌与男子相互观看，妇女在陌生人面前要带面纱。(《中国实用禁忌大全》，1991)①他们认为妇女除双手、双足和面部外，其余身体部位，不能显露给丈夫以外的男子观看。在卫生方面，禁止用右手处理污秽事物，如大小便均需用左，忌讳用左手给人传递物品尤其是事物。
二、生活禁忌
生活中禁忌很多，比如在英国，避免问他人私事，不能插队，忌购物时讨价还价等。下面着重谈一下饮食和饮酒方面的禁忌。
1.饮食禁忌
饮食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饮食禁忌包含饮食内容和饮食方式两个方面。中国人的饮食禁忌主要表现在饮食规矩而不是饮食内容上。中国人几乎什么都吃，包括动物的头脚和内脏。英语国家的人忌吃肥肉、粘骨，忌食动物的头脚或内脏制成的食品。忌食狗肉、蛇肉等特殊动物制成的食品。忌食大蒜等有酸辣味道的食品。在饮食规矩方面他们也有一些禁忌，如喝汤时忌出声，进餐时忌狼吞虎咽，用刀叉进菜时忌叮当作响。餐毕，刀叉忌乱放。忌当众挑牙，口中有食物时讲话。
2.饮酒禁忌
中国和英语国家在饮酒禁忌方面有较大差异。西方酒类繁多，讲究不同场合，不同饭菜配不同的酒。比如，饭前喝开胃酒，饭中喝佐餐酒，饭后喝鸡尾酒或威士忌酒等。隆重的宴会上，他们会一道菜换一种酒，有时会把几种酒参在一起混饮。而中国人主张隆重场合喝一种酒，混饮现象更是少见。西方人喝酒忌畅饮，一醉方休，而中国人忌牛饮或急饮。主人给客人斟酒宜勤，但忌浅、忌溢。
三、社交禁忌
在英语国家里，拜访某人需提前预约，否则会打乱别人的安排，造成不便。突然造访被视为粗鲁无礼的表现。以前中国人除了大事没有预约访客的习惯，但随着社会节奏的较快，预约访客逐渐开始实行，但没有那么严格。在预约到达时间上，中西方也存在差异。在西方晚到十分钟被视为正常现象，美国人习惯晚到3-5分钟，因为一般情况下女主人忙于饭菜，饭前5分钟才有时间换衣服，早到会使主人感到尴尬。在中国，人们习惯于提前4-5分钟到达以示尊敬。
在西方国家，隐私是最大的禁忌。与西方人交谈时切忌谈论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如年龄、收入、婚姻等。而在中国上述问题则被作为关注的话题加以讨论。中国人也有忌谈的东西如涉及个人尊严、缺点、短处等方面的事情。
在英语国家，有一火不点三支烟的忌讳。也就是说点一次火只能连续给两个人点烟，如果给第三个人点烟时需重新点火，否则会给其中一个人带来不便。
英语国家的人们在传统的节日互送小礼品是常有的事儿，但忌送重礼，重礼被认为是一种行贿行为。在美国，忌讳在公共场合或者业务交往过程中送礼，忌讳送有公司标志的东西(好像是在为公司做广告)。在英语国家，毫无缘由的送礼会使受礼者感到莫名其妙，这和中国相似。
四、其他禁忌
关于颜色的忌讳。在欧美国家，尽量少用黑色，比利时人忌讳蓝色，巴西人忌讳黄色。在中国，忌用红笔写自己的名字和写信。
关于数字的忌讳。西方人把“十三”视为不吉利的数字，公共场合尽量避免使用这个数字。“星期五”在西方被视为黑色星期五。据说耶稣是在这一天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亚当夏娃是在这一天偷吃禁果的，大洪水也是在这一天爆发的。
中国人忌讳使用“四”和“三”(散的谐音)，在喜庆场合避免使用这些数字。
由此可见，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不同的禁忌，不了解对方国家的禁忌就会导致友谊破裂，交际失败，种族冲突等严重问题。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要想达到交际成功，避免文化冲突，必须了解对方的文化禁忌。通过深入的对比研究，提高文化意识，减少文化冲突，促进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 杨宗、聂嘉恩、郭全胜，《中国实用禁忌大全》，1991，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2] 胡文中、杜学增，《中英文化习俗比较》，1998，北京：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3] 李建军、李贵苍，《跨文化交际》，2011，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西餐桌礼仪文化禁忌的对比
摘 要：随着各国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了解西方的餐桌礼仪文化对于了解西方文化至关重要。本文主要从餐具摆放及使用方面介绍中西餐桌礼仪文化的差异，来比较中西文方餐桌礼仪禁忌的差异，并剖析这些差异背景，加深我们的了解。
关键词：禁忌;餐桌;礼仪;中西方
一、引言
餐桌礼仪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自然也不可小觑。中西方餐桌礼仪文化主要由入席离席、餐具使用与摆放、上菜顺序及品酒四个方面组成。本文旨在介绍中西餐桌礼仪文化禁忌的差异，主要从餐具摆放及使用这一方面来比较中西文方餐桌礼仪禁忌的差异，并剖析这些差异背景，加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
二、问卷的数据分析
通过对问卷进行发放，采访被调查者，我们了解到大家对中西方餐桌礼仪禁忌的认识很局限，并且极少数人对其后的文化背景进行过探析，下面是我们分析问卷的详细情况。下面是我们分析问卷的详细情况，通过分析问卷，我们可以得出被调查者中大二的较多，占有效百分比为;大一占，大三占，而大四的最少，占有效百分比为。被调查者中英语类所占比例为，非英语类占，英语类和非英语类所占比例几乎相当。通过这些问卷的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对中西餐桌礼仪文化的禁忌了解程度一般，而相当一部分人对此不了解。
具体分析问卷得出，大家对于极少数禁忌了解比较深，但是却很少有几个人了解到其中的文化渊源，对于其它中西文化餐桌礼仪禁忌的了解有限，有待加强。因此，我们将主要从中西文化餐桌的餐具使用及摆放这方面的对比和背景进行分析，系统的分析中西文化餐桌礼仪并究其根源。
三、正 文
餐桌礼仪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餐具的摆放及使用
(1)筷子的摆放、使用及禁忌(忌讳、讲究)
通常就餐之前，在中国筷子的摆放应该放在饭碗的右侧，并且一定要两端对齐的整齐地摆放。如果是就餐期间使用筷子夹完菜之后，但是并没有连续进食，筷子则应整齐地竖向饭碗的正中间。
在中国餐桌上会看到一些这样的场景，客人拿起筷子夹菜时会举棋不定，不知道夹什么好，这种现象被称为“疑筷”，在正式的场合中疑这是较为忌讳的，在非正式的场合中则不是很严格。在夹菜时一些客人用筷子在菜盘里来来回回扒拉到底要夹什么菜，这种现象被称为“脏筷”。脏筷从浅层意义上来讲是不礼貌的。有时候大家会在中国的餐桌上看到两个人同时夹同一道菜时，不小心筷子撞在一起的情形，这一现象被称之为“抢筷”。为避免尴尬，人们在遇到这种情况时会巧妙地半开玩笑地说一句：“让我来帮你夹怎么样?”或者一方表示谦让地让对方来先夹。一般在连续就进餐时，筷子上仍然留着吃上一道菜留下的残迹就去夹菜的情况被称之为“粘筷”，这是忌讳的，所以在打算夹菜时要轻轻小嘬筷子，来避免夹别的菜时筷子上还粘着东西。
在吃放间隙聊天的时候，筷子的一大禁忌就是“指筷”，及用筷子指人。在用餐之时，最为忌讳的是“供筷”，就是将筷子插在饭菜上或者自己的饭碗中央。在中国的传统当中，一般在祭奠去世的人会上香叩拜，如果将筷子插在饭菜中央就与这一情形及其相似，因此，供筷不论在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中国餐桌上都是最大的禁忌之一。
除了以上描述的之外，中餐当中使用筷子的禁忌还有忌“刺筷”，即在夹不起菜的时候将筷子当叉子用，扎着夹;忌“别筷”，就是拿筷子当刀使用，用筷子撕扯肉类菜;忌“泪筷”，即在夹菜的时候使菜上有的汤汁淋了一桌;忌“敲筷子”。在等待就餐时，不能坐在桌边一手拿一根筷子随意敲打或用筷子敲打碗盏或茶杯。忌“叉筷”。 筷子不能一横一竖交叉摆放，不能一根大头，一根小头。用餐完毕，筷子应整齐地搁在靠碗右边的桌上。
(2)西方餐具的摆放、使用以及禁忌
相对于中餐，西餐的餐具则更为复杂。狭义上的西餐餐具有：刀、叉、匙三大件。刀子分为食用刀、鱼刀、肉刀(刀口有锯齿，用以切牛排、猪排等)、黄油刀和水果刀。叉子分为食用叉、鱼叉、肉叉和虾叉。匙子则有汤匙、甜食匙、茶匙。公用刀、叉、匙的规格明显大于餐用刀叉。而广义上的西餐餐具则包含：刀、叉、匙、盘、杯、餐巾等。其中盘又有菜盘、布丁盘、奶盘、白脱盘等。
在餐具摆放中，各个西方国家摆放西餐餐具遵循的共同规则是：“垫盘居中，左叉右刀，刀尖向上，刀口向内”。具体的规则有：“盘前横匙，主食靠左，餐具靠右”，其余用具酌情摆放;酒杯的数量与酒的种类相等，摆法是从左到右，依次摆烈性酒杯，葡萄酒杯，香槟酒杯，啤酒杯;西餐中餐巾放在盘子里，如果在宾客尚未落坐前需要往盘子里放某些物品，餐巾就放在盘子旁边。
西餐用餐餐具摆放为八字形，如果在用餐中途暂时休息片刻，可将刀叉分话盘中，刀头与叉尖相对成”一”字形或”八”字形，刀叉朝向自己，表示还是继续吃。用餐结束的摆置方式有两种：用餐结束后中，可将叉子的下面向上，刀子的刀刃侧向内与叉子并拢，平行放置于餐盘上。在宴会中，每吃一道菜用一副刀叉，对摆在面前的刀叉，是从外侧依次向内取用，因为刀叉摆放的顺序正是每道菜上桌的顺序。刀叉用完了，上菜也结束了。刀与叉除了将料理切开送入口中之外，还有另一项非常重要的功用：刀叉的摆置方式传达出“用餐中”或是“结束用餐”之讯息，而服务生是利用这种方式判断客人的用餐情形，刀叉柄朝向自己并列放在盘子里，则表示这一道菜已经用好，服务员就会把盘子撤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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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杜莉， 孙俊秀. 西方餐饮文化，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二、轴心时代的变革 轴心时代是二十年代带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他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里提出的概念。他说，从公元前600年左右一直到公元之交的600年时间以内，在旧大陆的三个文明地区，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批伟大的人物。三大文明就是指西方、印度和中国。而这些伟大的人物对自己的文明所产生的影响，是其后没有任何人可以望其项背的，他们基本奠定了这三种文化的精神脊梁。比如说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一直到后来的耶酥都出现在这段时间，印度的佛教创始人释迦摹尼，中国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诸子百家全部都是出现在这个时代。所以这个时代被称为“轴心时代”。 我认为，就这个概念的提出来说，是雅斯贝尔斯的一个伟大的创举，但是比较遗憾的是有两个问题他没有阐述清楚。第一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近乎奇迹的情况？第二是在这个时代中西方文化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关于这两个问题，我在一本书里谈到：首先看中国，它的变革是经历了一个三步曲的过程。轴心时代来临之前的商代，中国和其他原始文明一样，都是一种亲代文化，都带有很浓郁的迷信色彩。我们最早的甲骨文就是一种专门用于占卜的宗教文字，为祭祀所用。西方学术界有一种观点，就是文明最早产生于寺庙之中，庙就是最早的城市中心。“尊神祀鬼”是殷商人的特点。帝是他们崇拜的最高神，帝在甲骨文里是代表一种花蕊，象征着生生不息的本根，也就是对生殖的崇拜。 周朝取代商代，不仅仅是政权的更替，更为主要是宗教的变化。周人不再相信自然神，天成为至高神，天和周人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他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神。那么他根据什么来保佑人们呢？是根据德，“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所以，周代呢就把德看作是取得天命的一个核心。而周代的“德”还不是指内心的道德，而是指外在的礼仪。“遵礼守法”是为德，“非礼枉法则无德”，所以周朝是一个非常讲究礼仪的朝代。“遵礼敬德”是周人的一个显著特点，所以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到他们的精神内核的变化。 接下去是先秦的孔子孟子们所进行的儒家思想的变革。变革的最重要的就是把外在的礼仪规范转化成为一种内心的道德自觉——仁。这个变化是中国轴心时代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所以孔子一生当中都在谈一个字“仁”，这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仁”是“礼”的基础，人首先要有内在之仁，才会有外在之礼。所以“礼蹦乐坏”的实质是人心不古，人心不仁。所以，表面上看孔子好像是一个守旧派，面对“礼蹦乐坏”感到很悲哀，而事实上他是一个革新派，他不是要恢复周礼，而是要把周礼的外在之礼建立在内心之仁的基础上。尽管对“仁”有很多种理解，我们认为最为经典的就是“仁者爱人”，就是爱人之心。后来，我们又把它进一步理解为“忠恕之道”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欲欲人，己欲达达人”啊！说到底也就是仁爱之心。 到了孟子，对此又有了系统化的解释，他认为“仁”就是“亲亲”嘛。就是每个人都爱自己的亲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此推出一个社会的泛爱关系，然后，他提出“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之心是与生俱来的。因此，一个人只要去向自己本性发掘，就一定能把自己本性中的美好善良的东西发掘出来，成为一个善人和圣人。因此，只要每个人都“修身、齐家”就能“治国、平天下”，最后达到一个大同的理想世界。 这就是轴心时代，中国文化完成的一个重大变革，这个变革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现世的人自我的道德修养，而不太关注外在的上帝鬼神之类的东西。也就是说，中国儒家把大同社会的理想最后落实到每个人的修身养性的工夫之上。 同样，西方文化在这个时候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过希腊文化、到罗马文化以及基督教文化，它是一个超越的过程，而不是内敛的过程。到最后，中国文化强调一切从内心做起，西方文化强调一切由外在的上帝决定即上帝决定论。中世纪有一句名言：没有任何一只麻雀从树上掉下来，不是出于上帝的特殊意志。（笑）中国文化强调内心的修炼，“内盛外王，成己成物 ”，由内向外。所以，这就是中西方文化在“轴心时代”发生的根本变化。 三、中西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国完成了由外向内的收敛的过程以后，所有的知识分子就开始在内心的道德上下工夫了。因此，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人特别是儒家的知识分子对外在的宗教逐渐淡漠起来，他们更多是注重自己内心的道德自觉，而不是外在的上帝决定论。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更具有人文主义的色彩，而不是神本主义。 但是，中国人对六合之外的东西是不太谈的，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儒家知识分子对鬼神一贯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推崇父母在世的时候尽孝，君主在世的时候尽忠，讲究的是现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道德标准，而不讲究彼岸的那些东西。其实这个思想在周公旦的时候就说的非常清楚了：“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归”，也就是说，说的是鬼神，其实是用鬼神来推行道德教化，是劝告你此生此世好好的做善事。孔子也始终对鬼神之事不感兴趣，“子不语怪力乱神”之事，“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孔子的很多话语都表明了他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一次他的一个弟子问他“人死后，有知也？无知也？”，孔子的回答可谓充分表现了他的大智慧：“吾欲言有知，又恐孝子贤孙妨生送死；吾欲言无知，又恐不孝子孙弃而不葬；至于死后有知无知，死后自知之”。（大笑）也就是说，论鬼神的目的是为了起到教化人从善的，无论多么高深玄奥的东西，都必须以现实的行为准则为落脚点，从善、积德，方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涵，是一种协调的现实精神。在西方，学术界称它是一种伦理文化。 西方文化主要是以基督教文化为主，它是一种超越的浪漫精神。它不断地超越现实，对六合之外的事情更为关注。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讲了很多，在此只是做一个总结。下面讲第四个问题
对不起，没空给你做作业。谢谢
论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历史文化语境弥 沙1,李育红2(1.东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2.渤海大学中文系,辽宁 锦州 121013)[摘 要]审美主义是中国当代文艺的主潮,它以审美为文艺的最高价值和本质,确立了一种审美主义的文艺观。不仅如此,它还将审美主义从一种文学观念提升为一种绝顷陵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它既是我国当代文艺潮流的一种转变,也是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一部分和重要表征。它带来的文艺转型和文化转型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一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对极左文艺思潮的反拨,一是改革开放后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制导。这两种历史文化语境深深嵌入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机体,使它表现出巨大的历史合理性,但同时也存在较为严重的历史局限。[关键词]审美主义;文学工具论;文学审美论;现代性;审美现代性[中图分类号] I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541 (2008) 03-0034-05On the Historical Culture Context of the IdeologicalTrend of Literature and Art of Modern AestheticismMI Sha, LI Yu-hong(1. College ofHumanities,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30;2. Department of Chinese, Bohai University, Liaoning, Jizhou 121013, China)Abstract: Aestheticism is the main stream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art, and it takes aesthetic as highest value and substance ofliterature and art. Furthermore it improves the viewof literature toworld view, the viewof value and philosophy. Itwas not only the changeof Chinese modern trend of literature and art, but also the part and important signal of Chines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t bring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literary context: one isthe criticismto extreme leftist literary and artistic ideas; two isreferringtowest aesthetic the-ory. The two historical cultural contexts inset the body of modern aestheticism deeply, and showed great historical rationality, but it has theserious limitation of words: aestheticism; the theory of tools of literature; literary aestheticism; modernity; aesthetic modernity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是我国当代文艺思潮中出现较早,渗透面较广,影响力较大的一种文艺思潮。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当代中国快速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中国特色的审美主义文艺思潮萌生并迅速发展壮大,压倒了政治化的革并戚命文学,成为我国当代文艺领域中的主流。这种文艺思潮的核心观念,强调文艺的审美独立性、自律性,以审美为文艺的最高价值、最高本质。这种文艺观念渗透于当代文艺活动的各个方面,并成为我国当代文艺理乎晌论研究、文艺创作、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唯一标准。审美主义文艺思潮,不仅确立了一种审美主义文学观,还将审美主义从文学观上升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因此,它既是当代中国文艺潮流的一次转变,也是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一部分和重要表征。因此,深入分析中国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产生的语境,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这一文艺思潮的性质。中国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最直接的文化语境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对极左思潮的拨乱反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兴起是作为对我国文艺极端政治化、泛政治化的极左文艺思潮的强有力反弹而出现的。而从更大的范围和长远的历史发展状况来看,它受到了西方现代性的深刻影响,与我国的现代化发展息息相关。西方的现代性思想和实践,作为我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他者”,深深地介入了我国当代各个方面的现代化发展过程,这在文艺领域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一、对文学“政治工具论”的反拨新中国的文学长期以来是以“为工农兵服务”,特别是“为政治的文艺”为宗旨的,它秉承和延续着革命战争年代解放区的文艺与政治相统一的新型革命文学传统。因此,新中国的文学一直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强调文学的政治性在建国之初,是完全必要的,是有其合理性的。然而,随着“左倾”思潮的逐步膨胀和极端发展,文学的政治性因素不断被强化、被体制化,导致思想领域中的带有专制色彩的非人化,造成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扭曲和畸变。在这种语境下,“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被“文艺为政治服务”所取代。文艺沦为政治的奴仆,沦为表现政治思想的图解,沦为描写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工具。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以拨乱反正为目的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了打破人们的精神枷锁,求得与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相一致的社会和文学的新发展,开展对极左政治思潮的批判,是正当的和正义的,是非常及时和完全必要的。新时期文学就在这种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语境中形成,开始了对政治挤压、剥夺文学的反拨。这种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准确地找到了极左文艺思潮的思想核心和基础———“政治工具论”,相继展开了对“政治工具论”的批判和阶级斗争工具论的批判,进而转向了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历史性扬弃。但是,文学界也把政治确定为文艺的“外部规律”,以隔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进而切断文学与政治的一切联系。至此,对文学的政治工具论的否定经历了一个越来越激进的道路:从反对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推进到以文学立法的方式确定政治属于文学的“外部规律”,最后发展为文学“远离政治”、要求文学具有“非功利性”、“非政治性”和“非社会性”。就在对文学“政治工具论”拨乱反正过程当中,一些学者发出了“文学回归本位”的呼声,认为文学“政治工具论”抹杀了文学本身的特征,泯灭了文学的审美品格、忽视了文学的“内部规律”。这种“文学回归本位”的学术要求在批判极左文艺思潮的过程中越来越强烈,最后终于以傲然独立的面貌出现,变成新时期之初最有感召力的文学主张。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正是在对文艺政治工具论的反拨的基础上,循着“文艺回复自身”的道路出现并发展起来的。审美主义文艺思潮对我国文学从被政治的束缚和扭曲状态中解放出来,恢复文学的自身活力,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审美主义文艺思潮作为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一翼和重要的组成部分,有力地批判了“左倾”文艺思潮,使文学的审美特性得到重视,使文学具有了一定程度的自觉,从理论到实践,包括文艺创作、文艺评论到文学史的书写都取得了突出的实绩。这是必须充分加以肯定的。然而,这种正义的批判和清算具有历史合理性的同时,始终存在着问题的另一面。人们不禁要问:难道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重要吗?难道没有好的肯定人的政治吗?难道不存在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的政治吗?难道不存在有利于推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政治吗?我们在拒斥文艺与不好的、非人的、危害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政治的同时,又怎样处理文艺与好的、宜人的、有利于社会的历史发展的政治的关系呢?克服文艺与政治的不正确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学术上的矫枉。矫枉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过正。但真的一定要矫枉必须过正,只有过正才能矫枉吗?事实上,这种矫枉过正的理论与实践,相当长的时间内,造成了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误解,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偏见,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学说和意识形态理论的遮蔽,造成了当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狭隘理解和冷漠态度,造成了文学内部的政治、审美、道德等因素的失衡。当然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既保证文学与政治各自的独立力量,又使二者在有机关联中达到互相推动,至今仍然是个尚待解决、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更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回避的任务。审美与政治的关系,并没有因时代的演进而消失,所改变的只是这个问题的存在方式和提问方式。其实,政治具有不同的形态:政治的思想形态和观念形态、政治的制度形态和体制形态,政治的生活形态和实践形态等等。同时,政治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不同时代的政治的质态和表现形式是很不一样的。如果狭隘地理解政治,就可能会导致狭隘地理解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然而,尽管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但政治对社会关系和国家群体意志的重要性,对文学的制导作用的内在机制是不会改变的,所改变的只是影响文学创作和审美活动的形式。中国的当代文学应该以此调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对此,王杰说:“从当代中国文艺实践来看,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仍具有现实意义。其一,文艺、审美必然具有政治性。这个命题所揭示的是政治性只是审美、文艺的一个属性,但它决不等于文艺、审美必须为政治服务。文艺不被规定为‘为政治服务’时,文艺仍然具有政治性或者意识形态性。其二是什么是‘政治’?政治不能被简单地界定为‘党派政治’,政治并不狭隘地局限于政党之间的争权夺利。相反,当代社会直接的政治斗争具体、广泛地以文化冲突的形式在作品文本中得到曲折表现。其三,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看来,现实生活中人与自然界、个体与社会、人的内在要求与外在现实相统一。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要性在于,它要求我们在正视现实矛盾的前提下,把生产力的巨大力量以及个体的心理内驱力转化为与人类幸福生活这个目的相一致的建设性力量。美学通过对艺术和审美现象的分析而把握现实关系,通过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而实现对现实的改造。”[1]因此,一概不加分析地、笼统地忽视、轻视或漠视文学的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的观点都是不妥当的。二、西方的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改革开放之后,当代中国明确以实现现代化为发展目标,预示着我们已经自觉地加入到世界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之中,这标志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进步。在此进程中,西方现代性的范导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是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诉求,一方面是西方现代性本土化的必然结果。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为我国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复杂的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现代性,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反映着西方社会历史自身内部的一种巨大变化。这种变化现在已席卷全球,变成了世界性的社会历史过程。社会历史现代性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表现为两个具体的现代性层面,即社会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社会现代性,主要指社会的物质层面和经济、政治等制度层面的现代化;而文化现代性则主要指社会的思想文化层面。这种文化现代性,从精神性质上说,可以划分为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前者倡导一种以培育和弘扬启蒙理性为宗旨的启蒙精神,后者则往往表现为对启蒙精神的反思和批判,特别关注和追求人们对社会现代性的负面因素的感受和体验,宣扬一种与社会历史现代化进程不相协调的审美现代性精神。历史现代性是以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开端的。启蒙理性和启蒙精神是历史现代性的主导的和重要的精神意向和思想内涵。正如康德所指明的:“人从自我蒙蔽的状态中走出来”。为此,必须“强烈地意识到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开发心智”“成为启蒙运动最响亮的口号之一”。[2]()在这种精神指引下,现代社会取得了巨大进步。在思想文化等精神领域,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实现“理性的塑造生活”,“坚定不移地推进客观化的科学、道德与法律的广泛基础以及独立的艺术的发展,但同时也要把如此积累的认知潜能从其深奥的阳春白雪形式中解放出来,将其运用到实践。”[3]()“那是一个拥有原理和世界观的时代,对人类的精神解决它的问题的能力充满信心;它力图理解并阐明人类生活———诸如国家、宗教、道德———和整个宇宙。”[4]()。这种现代性与主体构型连接起来,使现代人摆脱外在权威的辖制,赋予主体以一种改变自己和批判自己的气质。社会的物质文化和经济政治制度领域中的变革,促进了物质生产的飞跃发展,使社会财富急剧增加,形成了合理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民主政治制度,同时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正是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需要、才能、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岂不正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5]()但是,以启蒙现代性为主导的历史现代性同时存在着严重的负面因素,诸如社会层面的资本主义和技术主义,制度层面的工具理性,精神层面的感性与理性的不平衡。最严重的是由于资本和雇佣劳动所造成的人的异化。当时的一些学者对以理性为依托的历史现代性进程中的负面因素进行过种种批判。法国思想家卢梭较早地对西方现代文明提出了质疑。黑格尔、马克思、尼采、阿多诺、马克斯·韦伯、哈贝马斯等思想家和一些无政府主义者都这样那样地对历史现代性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加以反省,寄予忧思。马克思对“异化劳动”所导致的人的异化进行了无情的批判。马克斯·韦伯称现代合理化和官僚化的社会制度已使现代生活成为“铁笼”。斯宾格勒觉察到西方文化开始“日落西山”,走向“文化悲剧”的时代。海德格尔把破坏了人的完整性的技术统治一切的时代指称为“贫困的时代”,指出“技术越来越把人从地球上连根拔起”[6]()。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说:“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了巨大的不幸。”[7]()马尔库塞提出“单面人”的概念,指出“技术解放的力量”不仅导致“物的工具化”,而且造成“人的工具化”[8]()。审美现代性在批判启蒙现代性,克服社会现代性的负面作用中,功不可没。当时的西方社会,用审美现代性来批判历史理性和启蒙现代性逐渐成为一种时尚。它反对工具化、科学化的目的理性的思想,反对体制和制度的一体化、总体化和绝对的完美化,赞美和追求个性、差异、分化和多元,关注“内在的自然”和“灵性的抒发”,倡导“不纯粹性”。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将审美现代性表述为“背离传统”,“通过否定的思维方法建立一种肯定的东西”,“在不缺少规定性的情况下把辩证法从这种肯定的本质中解放出来”。反对主张“理性与现实和解”的黑格尔的保守的辩证法,把黑格尔宣扬的绝对统一性的哲学本体论说成是戕杀事物的差异、矛盾和运动的根源。强调艺术“对个体进行更高层次的全面塑造”,“必须抛弃那种靠再现正面的东西来帮助社会干欺买卖的现实主义”[9]()。他批判“文化工业”生产的“大众文化”是以丧失艺术的自律为代价,通过制造“虚假的同一性”导致公众意识的“物化”,削弱了批判能力和超越意识。海德格尔提出只有艺术才是守护“亲在”和自身的“诗意地栖居”的护法神。然而,审美现代性批判本身所存在的问题是非常明显的。一是审美乌托邦的倾向。席勒主张审美能弥合人的感性与理性的分裂,是人类要达到的理想状态和理想境界,审美教育是改变社会零散化的唯一途径。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则认为艺术是现代社会负面作用的解毒剂,是被理性高度抑制、高度异化的现代人的解放之路。阿多诺认为“艺术救赎”是一剂消除理性控制的良药,因为艺术具有形式上的颠覆能力,可以消除统治阶级行使意识形态的理性条件。马尔库塞主张通过“文化心理本能革命”来解决社会问题和实现人的解放。海德格尔则认为,人的本真生存是诗性生存,艺术是存在的家园。这些理论都陷入了不切合实际的审美乌托邦。马克思指出:“意识的一切形成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批判来消灭的……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10]()审美现代性批判的另一个问题是对现代性的阻碍。丹尼尔·贝尔认为:“现代主义文化扰乱了文化的一统天下,动乱来自三个方向:对艺术和道德分治的坚持以及把自我(热衷于原创与独特性的自我)奉为鉴定文化的准绳。”[11]()伯林一语中的地道破了催生了审美现代性的浪漫主义的局限:“整个运动,事实上,是一种要将审美模式强加于现实的企图,……对于艺术家,事实上,浪漫主义的一些主张是非常合适的。但他们企图将生活转变成艺术假设在我看来是荒谬的。”[12]()卢卡契批评处于异化状态下的艺术家往往企图以谋取内心的自由来对抗现实的异化,他说:“自由便缩小为一种灵魂的实际,缩小为个人行动的一种特有的方式”。[13]()通过以上地分析我们看到,历史现代性本身存在的问题是十分明显的。历史现代性内部更存在着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西方学者对现代性进行反思,但大多把现代性所带来的弊病归结为启蒙理性,倾向于认为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冲突是全部问题的关键,倾向于从精神方面解决二者的对立,建构二者的和谐,或用审美现代性取代启蒙现代性。这种审美现代性的精神价值取向在文化现代性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它一方面夸大了启蒙现代性、社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矛盾,另一方面加深了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冲突。最主要的这些学者将问题的解决寄托于精神层面,试图通过审美现代性来战胜工具理性,克服启蒙现代性的弊端,解决社会现代性的问题,表现出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马克思批判现代社会的人的异化,人性的分裂,艺术与社会的敌对,但并不认为这只是精神的问题,他不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归结为精神矛盾。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私人占有制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冲突,因此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出路在于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解放生产力;归根结底,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生产力要求之间的矛盾造成了人的异化。西方大多数反思现代性的学者,虽然也看到了制度与人的矛盾,但把这种矛盾的本源理解为精神之间的冲突。因此,他们不去反对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的物质关系和政治关系,而试图从精神上反对启蒙理性和工具理性,加剧了审美现代性批判精神的紧张;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提出的用审美现代性解决现代社会矛盾的方法的乌托邦性质,所以他们看不到解决社会问题的真正出路和历史发展的光明前途,从而感到悲观和绝望。这种理论、思想的偏失诱发出历史与人文的对立,社会的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对立,造成西方文学艺术及其理论对审美的批判性的过度强调。三、西方审美现代性对我国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西方审美现代性对我国的文艺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西方的审美现代性作为“他者”,遮蔽了中国的现代性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性的诸多差异,导致对中国现实的误解,导致我们对西方审美现代性缺乏必要的反思,使审美主义文艺思潮走上了批判社会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的审美现代性的道路。当代中国的现代性与西方的现代性是存在着诸多差异的。一是时间上的差异。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现代性并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现代性水平,我们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推进现代化进程,走向现代性的历史深处;二是制度上的差异。我们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我们所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途径不能全盘照搬西方。人们思想中对我国这两个关键性现实还存在着极大的误解,或急于改变我们的不发达状况,主张走向资本主义;或忽视了我国现有的制度基础,误认为通过改革走向资本主义,把实行的商品经济误当作实现资本主义的必经之路。对中国当代基本现实的这两种误解,一方面,使我们忽略了对西方现代性、特别是对审美现代性的反思;另一方面,限制了我们具有而且应该创造新型社会制度、新型审美现代性的勇气和创造性智慧的发挥。当代中国既有现代性发展不充分和不成熟之处,又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将两者结合起来,创造一个新的“和谐社会”。这既是人类的理想,又是现实的运动,绝不是一种乌托邦幻想。为了推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西方的现代性经验,尤其是西方审美现代性的批判精神,对我们具有极大的警示作用。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审美现代性的限度。中国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是深受西方审美现代性影响的。其核心理念“审美”及其理论基础“美学”主要是通过吸收西方审美现代性而建构起来的。在较为匆忙地以他山之石攻己之玉的过程中,不可能会对西方审美现代性进行较为深入的反思。现在看来这种反思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目前学界也已展开了对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反思。周宪运用社会批判理论对“审美现代性”进行了全面地反思。他着重指出了审美现代性的悖论性质,尤其是审美现代性本身的内在矛盾。他指出这种内在矛盾有三种:第一,肯定与否定的矛盾。这一矛盾在于,审美现代性并非只是单纯地批判否定现存社会,它同时也承担了肯定现存社会的功能,但这二者之间并不是否定之后的重建,审美用它自身感性的或“身体的话语”对抗理性的绝对命令,这种张扬感性的路径同时产生两个后果,一种是对现存社会生存状态的反叛,一种是提供工具理性无法达成的另类体验或欲望的满足,这又是对现存社会的一种补充或弥合。这两个后果之间是矛盾的。第二,是精英与民粹的矛盾。它指的是,现代艺术自律性包含着精英主义和贵族立场,它往往把艺术退守到很小的专业圈子范围内,因而呈现出某种“自恋”特征。而自律性艺术又采取一种社会批判路径,社会批判是要通过对社会公众的影响来实现的,既然自律的现代艺术并不以广大社会公众为目标,那么它的颠覆力量从何谈起呢?第三,普遍人类学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矛盾。审美趣味、天才、艺术自律性、审美价值等本是资产阶级为了更有效地施行统治而设置的意识形态观念,但是它们又被提升为人类的普遍要求和价值,资产阶级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使自身成为普遍的人类主体,但在资本社会的现实中,他们又只代表自己的利益,因而,这种意识形态策略是不能服人的。这就是自律那么软弱无力的原因[14]()。在西方,查尔斯·泰勒对审美现代性的思考在众多的对现代性的反思中独树一帜。他不仅描述现代性精神的两个方面———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冲突和紧张,而且,在历史的追索和分析中,他恢复了这两者各自给现代性、现代生活中的人们带来的精神滋养和道德力量,并指出人们应该宏观、客观的看待两者。在泰勒看来,审美现代性从其来源———浪漫主义对现代自我的支撑是重要的,也是正确的。它保证了我们的自由和自主。但这种取向却有一个过于狭窄的道德容量,它排斥、无视其他的同样是道德的自我构成因素,尤其是启蒙运动的分解式理性带来的自我构成因素———自负其责、自我控制和对日常生活的肯定。由于这种排斥和忽视,致使它混淆了自由和自主或自我实现的两个不同层面———行动的方式和行动的质料。前者是指真实的理想是自我指示的,它必须是我的取向,这是对的,但这不意味着我的目标或自由、自主的内容也是自我指示的,也是由自我决定的。相反,这种内容应该是以某个外在于我的东西为背景。否则,自我实现可能会滑入肤浅和主观主义。简单地说,审美主义与理性主义是冲突的,但两者并不是不相容的,它们带给我们的都是有效的道德价值理念。在现代,由于没有了前定的、统一的意义秩序背景,于是,它们变成了探索性的东西,因而会给人带来不确定的误解,使现代人无所适从。而一旦我们知道他们虽然是可探索的,但他们都已成了支撑我们的道德力量,我们应当恢复他们的道德效力,而不是使他们你死我活的斗争。面对西方现代性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必须对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和现代化发展程度作出比较准确的科学定位,从我国特殊的国情、人情和文情出发,追求和探讨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相适应的文学的现代性。当代中国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是推进启蒙现代性。我们的审美现代性应当受到有利于实现现代化历史使命的规定和制约。一切反对和不利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现代性,特别是阻碍当代中国启蒙现代性的审美现代性都应当加以检视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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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艺录》、朱光潜的《诗论》等，在某个方面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奉献。7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在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成绩斐然。产生于19世纪的比较文学，是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即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文学与文学，或者文学与其他的艺术形式、意识形态的关系的新型边缘学科。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着眼，充分揭示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民族文学所持有的发生、发展的过程，探索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乃至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是比较文学的任务。歌德是比较文学的先驱。世界上目前主要有法、美两派。前者注重研究一国文化对另一国文学的影响；后者注重研究在相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民族文化的比较，找出异同及缘由，以找出共同的规律。什么是比较文学呢？让我们先从发生在中国文学史上并持续达千年之久的一桩“公案”谈起，并循此步步走近并认识比较文学。远在唐代，就有人对南朝时吴均在《续齐谐记》中所写的“许彦鹅笼”故事的来源作过研究。“许彦鹅笼”故事说的是，阳羡（即今江苏宜兴）地方一个名叫许彦的人，在途中遇到一位十七、八岁的书生，这位倒在路边的书生声称脚痛，要求坐进许彦的鹅笼里。许彦以为是说着玩的，谁知书生真的入笼与双鹅并坐，而许彦提起鹅笼竟不觉得重。等走到树下休息时，书生出了鹅笼，说要设宴答谢许彦，说完就从口中吐出美酒佳肴来款待许彦。过了一会，又从口中吐出一位芳龄十六的美女来陪伴宴饮。又过一会，书生酒醉睡着后，此女子竟从她口中也吐出一个二十三、四岁的男子来作伴。许彦正同此男子寒暄之际，书生却象要醒的样子，美女忙又吐出丝绵屏风来遮住，并同书生一道睡了。可那男子却从他口中也吐出年约二十的女子一道饮酒嬉戏。过了许久之后，听到书生响动声时，此男子忙将二十岁的女子吞入口内；年方十六的美女醒后，也忙吞入那男子，并独对许彦而坐。书生起来后，就次第吞下美女与各种餐具，然后留下一个大铜盘给许彦留作纪念，并告别而去。晚唐时与李商隐、温庭筠齐名的诗文家段成式，在他于九世纪中期写成的《酉阳杂俎》一书中，通过与印度佛经《譬喻经》中的“梵志吐壶”比较后就曾说过：“释氏《譬喻经》云：昔梵志作术，吐出一壶，中有女子与屏，处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复作术，吐出一壶，中有男子，复与共卧。梵志觉，次第互吞之，拄丈而去。余以吴均尝览此事，讶其说以为至怪也。”后来，还有多人提及此事，直到鲁迅，才对这一“公案”作了透彻明断。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然此类思想，盖非中国所故有，段成式已谓出于天竺（即古代印度）……当又为梵志吐壶相之渊源矣。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如晋人荀氏作《灵鬼志》，亦记道人入笼子中事，尚云来自外国，至吴均记，乃为中国之书生。”鲁迅说得极对，这一故事源自印度，随佛经传入中国后，开始还说这是外国道人，如晋代荀氏所作的《灵鬼志》中说：“太元十二年，有道人外国来。”到了南朝吴均手里，就被吸收消化成了纯为中国的人、事与地点了。当然，这种“蜕化为国有”的过程，一直绵延到现当代。1981年台北出版的台湾作家张晓风的小说《人环》，就进一步将许彦鹅笼的故事，演变为有心理活动、环境衬托与细腻描写的当代小说了。然而，其题材、基本故事情节与主要人物关系，依然如故。象鲁迅与段成式二人，对中印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学作品进行的这种研究，比较其相似，追溯其渊源，探究其联系与原因，实际上就是一种比较文学的研究。由于各民族的文学之间，在历史上存在着大量的相互交往的联系，因此就出现了如下文学现象：日本的古典小说《源氏物语》中，就运用了不少中国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作；我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能七十二变，就吸收了印度佛经中神猴哈奴曼会三十六变的成分，孙悟空大闹天宫又发展了印度佛经《贤愚经》中顶生王闹天帝宫殿的故事；相传李白首先创作了《菩萨蛮》，但据考证，《菩萨蛮》是古代缅甸的乐调，经云南而传入中原；更早的《楚辞•离骚》，开头就是“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维庚寅吾以降”。这难以理解的“摄提”、“孟陬”等词，有的专家研究认为，它们是从国外传入的星座译名，极可能是希腊文，也可能是撒马里亚语等。这类研究，由于主要是寻溯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交往联系，研究其渊源、媒介、流传、翻译、接受等等的影响事实，所以就叫它为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这一类研究，一百年前兴起并盛行于法国、德国，并一度还曾主宰了比较文学的全部领域，因此“影响研究”的成绩可谓硕果累累，有关“影响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也较成熟完备。凡着重这方面的研究，因其主张研究各民族文学现象之间确实存在的影响事实联系，因此对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及其方法，大家习惯称之为“影响研究”学派。又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的国际比较文学界的争论中，其争论的一方多是法国学者，故又被称为“法国学派”。这一学派对比较文学的认定，可以梵•第根和基亚对比较文学所下的定义为代表。梵•第根在1931年的《比较文学论》一书中说：“真正的‘比较文学’的特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特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而基亚于20年后出版的《比较文学》中说得更明白：“比较文学就是国际文学的关系史。比较文学工作者站在语言或民族的边缘，注视着两种或多种文学之间在题材、思想、书籍或感情方面的彼此渗透。”然而，无论在中外文学还是各国文学之间，也无论是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还是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或是文艺思潮、流派和运动之间，都还存在着众多的并无影响事实联系却又十分相似的情况。如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写过无声之美：“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情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无独有偶，英国诗人济慈在他的《希腊古瓮颂》中也写道：“听得见的声音固然美，听不见的声音则加倍幽美。”同为抒写对意中人的倾慕之爱，明代《乐府吴调》中有一曲写道：“变一只绣鞋儿，在你金莲上套；变一领汗衫儿，与你贴肉相交；变一个竹夫人，在你怀儿里抱；变一个主腰儿，拘束着你；变一管玉萧儿，在你指上调；再变上一块香茶，也不离你樱桃小。”而欧洲的诗歌、小说也常有这类描写，古希腊的诗人写过：“愿变为心上人的口边之笛。”西班牙十七世纪剧作家罗哈斯民剧中也写过：“愿变为意中人腰间之带。”甚至在德国文学中还写过：“愿变为心上人身边的跳蚤与虱子。”还有一些作品，不仅人物性格相似，连反映性格的细节也几乎一样。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家莫里哀的名作《悭吝人》中的阿尔巴贡，同中国古典小说《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都同样爱钱“胜”命，悭吝而无情，如阿尔巴贡要掐掉两支蜡烛中的一支，才称心如意；而严监生要灭剩油灯芯中的一根，才咽气罢休。在白居易与济慈、明代《乐府吴调》与欧洲古代戏剧、《悭吝人》中的阿尔巴贡与《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等之间的异同，并非彼此有过“影响联系”，而是作家们在各自民族的现实生活中观察、体验与加工塑造的结果。要说受到“影响”，倒是在东西方各自文化体系与文学传统中可追溯到各自的源头。如严监生之前的元杂剧《看钱奴》中的贾生，就同严监生临死前的吝啬劲十分相似，不同的是贾生要儿子舔尽沾了油渍的手指方肯咽气；更早的可追溯到北魏《笑林》中的“俭吝老人”，甚至战国时《商君书》中的“东郭敞”，都是以爱物胜过爱人的吝啬与贪欲而影响后世。同样，莫里哀塑造的阿尔巴贡，可上溯到古罗马剧作家普拉图斯的喜剧《一罐金子》中的守财奴，和更早的古希腊作家西俄夫拉斯培斯的论文《性格论》，因为论文里勾勒出了吝啬人的性格类型。崇尚古典主义并又热衷于从古希腊罗马文学中汲取创作题材的新古典主义作家莫里哀，受其欧洲文学传统的影响，连他本人也直言不讳。因此，在研究这二者相似的问题上，就要撇开影响研究而从经济、政治和社会历史等方面去探索其“文心相通”的规律。通过对阿尔巴贡与严监生这组中外文学形象的比较，可以更清楚地发现：贪欲与吝啬尽管古已有之，然而到了资本降世之时，由于金钱渐渐成为取代封建社会等级与特权的一尊“至圣”，于是在市民中最早出现的那批商人资产者身上，吝啬就是他们积累财富与货币的一种手段，又同他们拼命猎取剩余价值的贪婪与世俱存，从而构成了他们性格习惯与心理状态的一大特征：吝啬到将一钱一物都视为一本万利的万能之神的典型性格，才各自成为中外文学史上的不朽艺术形象。这种对各民族文学所作的比较研究，由于其研究的对象是彼此之间并无直接影响交流的各民族文学，恰如互不相交的平行线，因此，被称为比较文学中的另一大类——“平行研究”。又由于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学者首先提倡与实施的，故又被称为“美国学派”。20世纪60年代，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雷马克教授，其给比较文学所下的定义最被学界称道：“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这一定义，除了强调对并无相互影响或联系的各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也是比较文学外，它还提出了比较文学还应包括对文学与其他学科或信仰等“表现领域”的关系研究，即被学界称之为“跨学科”研究，也属比较文学。如将心理学、生理学的“通感”说来研究文学创作中的修辞手法，就可视为一种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了。对事物的繁多，如何描写？无声的景物又如何描绘？夜空的星星够多也够亮晶晶的了，诗人们又作过什么出色的抒写？而一般的批评家又作何评说？宋代诗人宋祁写的《玉楼春》中有“绿阳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用一“闹”字形容无声杏子的茂盛。但明代的李渔却批评道：“此语殊难著解。争斗有声谓之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闹春，余实未之见也。闹字可用，则炒字、斗字、打字皆可用矣！”而宋代的大诗人苏轼则更进一层，他在《夜行观星》中写无声的星星也说“小星闹若沸”。同样，清代的大学士、总纂了《四库全书》的纪晓岚也说此句不好，还批注为“似流星”。无独有偶的是，这种把无声的事物写成有声的佳句，在西方文学中也有：19世纪意大利诗人巴司古利（Pascoli，Giovanni，1855—1912），有句写星星的名句：“碧空里一簇星星啧啧喳喳象小鸡儿似的走动。”18世纪的圣•马丁（Saint Martin）也说：“听见发声的花朵，看见发光的音调。”以李渔、纪晓岚之见，这些写法都违背了常识，因为无声的繁星怎么可能有声呢？是写错了。但是，心理学与生理学告诉我们，人的感觉会有“感觉挪移”的现象，叫“通感”。即视觉、听觉、嗅觉、触觉与味觉往往可以打通、相交。颜色似有形象，冷暖会有重量，气味变有锋芒。如：臭气刺鼻，高音区响亮，颜色有冷色热色之别等。这些不是比喻，比喻是同类特征的扩大与缩小，而且不发生“感觉挪移”。同样，星星太多，此闪彼闪，影闹如沸水；红杏盛开在枝头，你红我更红，似乎在争闹一样。从通感来说，这正是作家形象地反映了人类感知通感规律的记录，因此才成为千古流传并魅力不减的修辞佳句。无论是影响研究还是平行研究，或是跨学科研究，它们都是不同于通常的文学史、文学批评或文学理论的一种文学研究。这种被称作为比较文学的文学研究新兴学科，有其自己的研究对象，即都是以不同国家与民族的文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是一种更注重打破地理空间与学科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这种研究不是为了比优劣、赛高低，而是以世界文学与总体知识的视野，来参照比较地认识自己的民族文学和他者的外国文学，以构建更为科学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体系。因此，比较文学为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顺应当今全球化进程的认识新天地。我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季羡林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曾在《人民日报》上著文，对什么是比较文学作过准确而又精当的回答：“比较文学就是把不同国家的文学拿来加以比较。这可以说是狭义的比较文学。广义的比较文学是把文学同其他学科来比较，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在内。”而到了20世纪末，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博士，在她《比较文学批评导论》一书的开头也说：“对什么是比较文学的简明回答是，比较文学是关于跨越两个以上文化的文本的跨学科研究，也是对跨越了时空的两个以上文学相关模式的关系研究。”可见，跨国族界、跨语言界和跨学科界的比较文学，是一门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新兴人文学科，它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体系，自己的任务，自己的特点与要求。它是产生于各国文学文化交往的基础上，随之发展而成熟，并与当今全球化时代认识同步的文学研究综合性学科。“比较文学”这个说法是法国的学者在一百多年前提出来的。在当时的欧洲，由于民族国家的形成，各国学者都致力于各自民族文学的整理和研究，研究的方法，是从社会背景，作家生平来诠释作品，也就是所谓“知人论世”的套路。后来，法国的学者却认为仅仅对国族文学的整理和研究是不够的，文学的研究应当跨越国族的界限。德国的大诗人歌德（J．W．Goethe）支持这种超国界的视野，晚年甚至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然而不管是法国学者的“比较文学”还是歌德的“世界文学”，着眼点都在欧洲，这是需要说明的。法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从事的是一种“影响的研究“，关心的是一个国族的文学怎样被另一个国族的文学家接受，模仿和创造性地转化，追溯和清理文学跨越国族疆界旅行的轨迹。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留学西洋归国的作家学者如梁宗岱、钱钟书、陈铨等人都曾努力推动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遗憾的是四九年以后中国大陆比较文学研究有相当一段时间的停滞，直到七十年代末才重新有了拓展，幸亏台湾和香港的学者不曾因政治的负面影响而使研究有所中断。二战以后，美国的比较文学学者提出了所谓“平行的研究”，即国别文学之间即使没有发生过关系，照样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所以莎氏比亚可以和汤显祖比较，《红楼梦》可以和《源氏物语》比较。比较文学研究甚至可以跨越学科，比如文学与音乐、与哲学、与宗教、与心理学甚至数学，都可以进行比较。中国的古诗中的一些名句中的美丽意象，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据说无非是在用文字图解几何学中的诸如“垂直”、“相切”的概念，而“骚人遥驻木兰舟”和“万户捣衣声”都可能在暗示性活动，所以可以给人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等等。近一、二十年来，比较文学研究又开始朝比较文化研究转向，比如所谓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性别批评等等。一、比较文学学科的基本学理1、定义：比较文学是一门将研究对象自觉地由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文学扩展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民族和地区文学中进行“跨文化的”综合性考察和研究的学科。简而言之，比较文学是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对要素A和要素B 之间关系的研究。所谓“自见者不明”（《老子•二十四章》），认识“自我”需要借助将“他者”作为参照，才能更好地把握事物。2、“比较”的意义： 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这里的“比较”是指“双边”或“多边”的“跨文化（跨文学）”研究，这里说的“跨文化思维”，指的是“比较文学”学科对于“文学”的思考，必须是从“超越一种文学”，“超越一个民族”，“超越一种语言”和“超越一种文化”的视角考量面临的学术问题。这是比较文学学科的最基本学理。 因此，比较文学是与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最贴近的边缘学科，能够最迅带地感知和接受各方面的最新信息，将触角伸向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阵地。比较文学尊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强调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实践东西方、中外关系上的平等对话，进行双向阐释，以达到互证、互补、互惠的新人文主义目标。………………注：（1） 布吕奈尔等著《什么是比较文学》第2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2） 转引自孙景尧《简明比较文学》第6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
音乐，从广义上来说，我觉得应该是文化的外延，是文化孕育出来的精华的一种结晶形式。从这种意义说，中国传统音乐是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活动中积累的丰富的审美经验，由于滋生土壤（错综复杂的文化）的差异，它显然有别于西方古典音乐（主要是交响乐）。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从下面的例子中得到验证：一曲《高山流水》旋律古朴、典雅、优美、深沉；节奏平稳、舒展；音调缠绵、柔婉秀娟；体现出阴柔美。一曲《命运交响乐》节奏明快、急促、音域宽广，曲调明朗、刚健、情绪激昂、气魄宏大；体现出阳刚美。因此推广到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古典音乐，你会发现以上不只是两首乐曲风格的差异，更是东西方文化背景差异在音乐审美观点和艺术表现形式上的体现。说到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古典音乐的差异，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技术层面上西方古典音乐有理论，有规范，有大量的文字和音响文献，易于流传；而中国传统音乐，没有一套完备的作曲理论与法则，较易失传。中国传统音乐以线条为主，而西方古典音乐更讲究和声。中国传统音乐注重气息，而西方古典音乐更讲究节奏。两者技术方面的最大不同在于音色与演奏方法。艺术层面上中国传统音乐主要表达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并且讲求悟性慧根，因此比较主观。西方古典音乐着重美学及功能性，故此比较客观。中国传统音乐境界的表现特点与西方古典音乐不同，西方古典音乐以深刻严肃见长，突出主客对立，大都带有正剧或悲剧色彩，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艺术精神的“壮美”；而中国传统音乐以旷达悠深见长，突出“情”和“景”的交融，主客统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和合”精神的“幽美”。归根究底，艺术方面上的最大不同在于审美取向和价值观。因而，也就不奇怪——西方人爱玩交响乐，台上的乐手和乐器越多越显得气派；中国人不这样也能取得同样的艺术效果，一把琵琶就能弹出悲壮的垓下之围，一架古筝就能奏出连海之春江潮水，一只古埙就能吹出千古兴衰之幽思。总之，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带来音乐创作手法及审美观的差异：在保持原有风格的基础上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将是二者今后发展繁荣的必经之路！
以《乱世佳人》和Ⅸ红褛梦))的剧中音乐为切入点，从声、调、器等方面i展秀了中西艺术音乐的比较研究。笔者认为，中西艺术音乐的差另I}根本源萱_备自的文化侉系的；|!：：同。l关键词】影视音乐声调器自然人工灾化引曹本课题所论及的影视艺术音乐是指中西著名的、业已成经典的、具有艺术性的影视剧作品剧情音乐：所说的中西洲艺术音乐也是指业已成为经典的、能够体现民族特色的、区域特征的、具有艺术性的经典音乐。电影音乐是随着现代电影艺术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音乐体裁．是电影艺术综合体的有机组成部分．电影音乐在突出影片的抒情性、戏剧性、烘托剧情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音乐已是优秀影视剧的的点睛之笔、点金之手：是影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优秀的、经典的影视剧音乐常常使人难以忘怀。这些音乐往往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富于民族性和地域特色的。如电影《乱世佳人》、电视剧《红楼梦：》(以下乖躐乱》《红》)为代表的影视音乐。这些音乐也往往与自己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认知体系有着紧密的联系。欣赏这样的作品往往使人产生不同的审美体验。就拿着以上两部风格绝然不同的中经西典影视音乐来比较的话，我们发现以《乱》为代表的西方的影视艺术音乐的创作，一般是建立在欧洲古典音乐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无论是从乐队的编制、配器、音响、调性色彩的运用，几乎都是以西方交响音乐的骨架为母本进行剧情创作的。币蘸红》的音乐的民族音乐是建立在民族管弦乐基础之上的．它所依据的是民族的乐器、民族的调性色彩、民族的配器、编制。如在《ILl,为代表的西方影视音乐中，我们时而感到背景音乐的气势磅礴整体划一．时而感到弦乐的丝丝蝉鸣、优美华丽，时而感到木管的和煦如春、娓娓道来：又时而感觉到铜管的惊涛骇浪、乌云压顶。同样的审美体验，我们也可在电视居0《红》中找到。但是，这种感觉体验的产生是明显不同于以上的、而由另一种声音色材料所引发的。拿弦乐来说，《红》中我们听到的是胡琴近乎人声的吟唱、倾诉、叙说：而在《乱》中的弦乐几乎听不到这种近人声的吟唱诉说，更多感受到的是整体弦乐近乎人造的、中庸的“器声”的表现。类似的情况还可以在音乐本体的调性、乐器的材料、记谱法等诸多方面找到差异。因此。本课题就以《tL)、《红》为切入点，在音乐本体及外延的一些方面做一些比较研究。本体涉及的主要是一些形而下的、具体的、技术层次的本体形态。外延主要涉及形而上的文化思想、价值观念、哲学认知等对音乐的本体有着具体影响的抽象形态。声这里所指的“声”是指中欧音乐的音色特征。也就是乐音的音质特征。我国的学者认为中国乐器的音色与欧洲乐器的一个明显不同，是欧洲的乐器在音质上远离人声，而中国乐器则接近人声【1]。所谓“器声”也就说。这种声音在自然界并未有。而是人为制造的结果。所谓近“人声”．就是指乐器发出的声响接近自然人的声音。欧洲乐器在很早就完成了自身的标准化和统一工作，很早就将音乐处理成具有相当抽象性的形式体系，这就决定了欧洲乐器在发声一个突出的倾向：是音质尽量远离“人声”，而接近“器声”。而欧洲古典艺术音乐所使用得乐器，也均是人为制造的器物。而接近“器声”的结果可以使各种材料乐器、各种声部的乐器，在音色上获得一种“共和”、“共通”、“协调、统一”的效果。这种共性的音色可以使得许多不同声部不同材料的乐器。在演奏时获得一种整体的有机、有效融合的效果．从而大大提高乐队的整体表现力。我们在《乱世佳人》、《叶赛尼亚》等欧洲经典音乐中所听到的就是这种接近“器声”的演奏。这种音色“共和”、“共通”、“协调、统一”，或者说是“中庸”，其特色不明显，个性不突出，强调的是整体的有机融合。这种音色即使在单独使用某一组如铜管或弦乐时，也是在不危害整体音色协调统一的条件下实施的。中国音乐的音色，从先秦时期礼崩乐坏时期就进入一个以民间音乐为美，以人声为美的审美价值取向中。没有将自身从人的嗓音中超越出来，抽象成单纯的形式体系，进入一般的“器声”．而是始终停留在处于自然自发的“人声”的层面．始终以接近人声为自己最高的智趣。从另一层面来说。中国乐器之所以近“人声”，除了以上所说的礼崩乐坏有直接的关系外，还与自己几千年的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古人日：“奠酬而工。升歌发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贵人声也”【2】o《尚书大传粉i云：“古者帝王升歌《青庙》，大琴练弦达越，大瑟朱弦达越。以韦为鼓。不以竽瑟之声乱人声”[3]。这说明在先秦时期。人声的歌唱就其地位来说是高于其他乐器的。在汉代风靡一时的相和歌就有着“千人唱万人和”的记载。唐代段安节《乐府杂录》说：“歌者，n。习l生王I竖士l乐之声也。故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迥居诸乐之上”[4]。陈B粼乐书》日：“以无所因为上．已有所待为下。”人声，即“无所因”者，故贵之：匏竹，则“有所待”者，故贱之”[5】这说明在中国古代的歌唱一直有着高于器乐的地位，而且对于器乐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时至现代。中国乐器的发展也是按着“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的审美观念进行的。近“人声”成了所有乐器价值审美的标准。纵观中国的“丝”乐器的琴、瑟、琵琶、二胡等乐器的音色几乎都是有着近“人声”的特点。在各地的不同剧种和说唱曲艺伴奏当中，这些乐器在今天还可以模仿出各种人声和动物的叫声。在《红涮中，我们听弦乐的胡琴演奏，就好似人声在诉说一般，充满了人世间的苦辣酸甜：听古筝的音色好似在表现柔弱女子的铮铮风骨’《红涮中音乐很好地体现了这个特点。中西追求“器声”“人声”的不同，与各自的文化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西方与客观自然世界的关系是征服与被征服、认知与被认知。由此产生了认识自然世界征服世界规律的知识体系。西方的乐器制造也同时深受这一传统观念体系的影响。就小提琴来说。其音色抽象概括。不受地域、国别、时代等艺术客观环境因素的影响．皆可发挥其表现力。其音色几乎可以胜任与其声部相适应的任何角色。和小提琴一样。其他的西方乐器也同样具有同效。／与西方乐器不同的中国乐器，则讲究个性的张扬、色彩的独立、表现力的独到。由于在现实生活中，长期受封建礼教的约束．使得中国古人在反映主观内心精神为主的艺术方面，表现的更为洒脱、自由、独到、脱俗。与此息息相关的音乐音色也受其影响．极具个性色彩。与现实整体化一。伦理井然的封建秩序大相径庭．个性色彩极为突出、张扬、洒脱、自由。就拿《乱》《红》剧中的乐队演奏效果来说，《乱》的乐队演奏几乎是严格规整。整划一，逻辑性极强。其重在突出整体。而《红》的剧中音乐重在突出角色个性，所以在配器时不同色彩的乐器融合性较差，乐队编制多以小型为主．尤其在突出一些个性十足的丫环仆人等角色时．配器就更加独特。把民族器乐的个性发挥到了极致。因此，二者的差异皆可追溯到各自的文化、哲学、价值体系的差异。调这里所说的调就是指中欧的调式体系。也就是乐音的组织方式。乐音的组织方式所形成调性调式的不同，也是造成中欧艺术音乐根本区别的原因之一。西方音乐体系的调式结构的基础是四音列。有三种不同的四音列克组成十二个调式，这些调式称为“中古调式”或“教会调式”。在文艺复兴时期在专业创作中和民间调式结合产生演变为自然大调：爱澳利亚调式、弗利吉亚调式和多利亚调式也逐渐合为一组，演变为自然小调。后来进一步演变，又逐步形成了和声大小调，旋律大小调。其无论是大调还是小调均是七声调式。其后又发展为十二平均律体系。万方数据与西方调式体系不同的是，中国音乐调式的构成是五声性。由五声音阶构成的各调式统称“五声调式”。根据“宫、商、角、徵、羽”．ttl：；N位置的不同．便有五声宫调式、商调式、角调式、徵调式、羽调式等物种五声调式。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五声”是古人的称法，属于古代阴阳五行的哲学范畴。在中国乐理中．“五声音阶”的地位十分重要。它是传统音乐各种音阶的基础o《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日：“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6】。古人将超过五声的音阶如七声音阶种基本的“五声”称为“五正声”。在中国，也有各种七声音阶。是由七个“声”构成的音阶。这些七声音阶只是不占主要的杨b作用。起“奉五声”的辅助作用。比较而言。中国的五声体系与西方的七声体系有一定的区别。五声音阶较为简洁、质朴、单纯、调性突出、个性鲜明、区域风格独特o《红涮中．主旋律的四度、五度大跳是经常性的。这并没有破坏剧情．反而使剧情更为紧凑简洁。西方七声体系相对来说较为复杂、精致、细腻。音乐的语言共通、共有，区域风格较为接近，相同的乐思的表现手法接近。在《乱捌中。整体弦乐组对斯佳丽内心的刻画细腻、精致、有度，而在西方其他的经典影视音乐中如(叶赛尼亚：}也有类似的手法。中国的五声音阶体系与西方的七声体系相比。并没有孰先进孰落后之分，就象《乱涮和《红涮一样都是优秀的经典的作品。差别的之处在于风格的不同，风格的不同源自各自不同的文化体系。中国艺术一直走的是从繁就简的道路。先秦时期的编钟编磬也是复杂化、标准化、统一化。用的调式也有七声性．到后来．越来越简单。受此影响．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影视音乐的创作．几乎都采用的是五声性的调式。西洋则是一个由筒到繁的过程。从早期教堂简单的圣咏到后来复杂的交响乐，欧洲的艺术音乐的发展与其科技文化的发展极其相似．影视音乐的创作同样不例外。中国艺术的发展和精神一直受中国文化精神的深深浸润，中国在文化方面一直是以儒家精神为主，佛道是其有益的补充。这必然造就了出世与入世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形态。一则社会秩序井然有序，一则内心深处的恣情无序．纵情山水、率性使真、体验生命的欢乐、享受生活的惬意!反映在艺术领域则多是后者。因此．中国艺术文化属于内省式的，艺术讲究重生命、享受生活、讲就诗意、重顿悟、返璞归真!因此。溅红涮听音乐，在中国式园林、五声调性的音乐、传统诗词歌赋等中国文化符号的烘托下。我们就好像进入富于诗意的、山水般的中国文化大观园．是那样的空灵、玄妙．不仔细品、咂摸、推敲．是参悟不了其中的内涵和韵味的!而在该剧的外围又隐隐笼罩着一层摸得着打不破的封建伦理纲常。西方文化则属于海洋性文化。征服海洋需要合作，需要同舟共济，需要创新。因此，其思想活跃、外向协作能力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他们可以得出客观世界的规律性认识，可以建立起庞大的哲学体，可以推演出复杂的逻辑系统，计算出微乎其微的差距，建立起科学的知识体系。与此相适应的艺术也有着复杂的体系。浑厚的织体．高度概括抽象的语言等等。可以说，欧洲文化充满了理性之美、进取之美，一方面是与自然的搏斗进取，一方面是艺术的高度规范性。我们从《乱》剧的剧情和音乐中可以个明显地感到这种文化力量。如家道败落后的斯佳丽一方面显示出与世抗争的不屈精神，而另一方面背景音乐却是整体划一地、如暗潮涌动般在烘托这种气氛．鼓励这种拼搏精神。因此．调式的不同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文化的不同!曩这里所说的“器”是指中西乐器的风格和制作材料的不同。前面讲了，中西乐器在音响上的区别是进“人声”和“近器声”。这也造就了中西乐器音响上的天壤之别。中国乐器一直以人声的富于歌唱作为自己的审美标准。人声的千差万别个性突出。受此影响中国乐器的音色也是千差万别。总的有一个特点是个性十足、色彩鲜明，无论是古琴、琵琶．还是笛子、唢呐等，几乎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曲目和演奏技法。而西洋乐器由于受标准化、统一化的影响，追求和同、融合．所以其各种声部的乐器在音色上有一个统一的尺度和标准。这也形成了西方乐器与中国乐器比较个性不突虬色彩不鲜明，整体融合性较强的特点。在乐器的虚用上。中国乐器的集体合作演奏的能力较差，乐器的合奏一般以小型为主．大型的合奏非常少。在作品的织体方面，中国乐曲的乐思以单线的横向思维为主。有时也有纵向的交叉但不多。这与中国独特的人文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具体说来，中国的审美文化是以时间性展开的。从先秦的文字、建筑到后来的诗赋书法字画等均是以时间性、线条性展开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是其真实的写照。受此影响。中国乐器也好乐曲也好．均体现出强烈的个性倾向。一只结构简单、材料质朴的小喇叭(唢呐)可以演绎出一场动物狂欢会《百鸟朝凤》)．一把两根弦索的胡琴可以演绎出一场场旷世奇观的悲欢离合：一把五弦的琵琶可以演绎出一场千古战争：一张古朴的七弦琴又可导引出～段段千古佳话!《红嬷9音乐如同剧情一样。是在“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大观园中进行的，线性的旋律、不断变化的动机．既有诗词歌赋的韵味．又有书法线条的道劲、明快，同时又有乌云压顶的不安，总之给人以无穷尽的感觉。其乐队以小型化为主，乐器以张扬个性为其主要特色。如以古筝表现宝黛的不屈。以二胡、笛、箫等来刻画人物的咖厶：而象征封建势力的音响则非常简单就用一个大铜锣。因此．在《红》乐器不多，乐队不大，以小取胜。这丝毫没有影响其对剧情、人物、关系的刻画、描写和烘托渲染。西洋乐器的整合能力非常强，常常善于大规模的组合演奏，而且题材、体裁多样丰富．音响的交响性特强，能够做到整齐划一。在音乐织体的组织应用方面，乐思是以空间性展开的，讲究n司l生丑生士l织体的浑厚、立体、交叉、虚实等等。这种交响性融合性必然要求乐器要以付出个性追求共性为代价。个性多色彩强必然会损害整体的融合性。此根源可以追溯到西方文化艺术精神的特点。大致说来，西方艺术精神是以空间性的展开为主，从油画的透视、明暗、色块的写实应用．到西方建筑的高耸等等皆源于此。因此，在《乱》中我们聆听到的剧情音乐大多为整体乐队演奏．即使是局部刻画内心的弦乐。也是以弦乐组为核，厶演奏的，单独的小提、大提刻画内心的并不多。总的说来，《乱》的音乐以整体取胜，但是这并不影响对剧中人物、形象、关系的将厶刻画、烘托和渲染。在制作材料方面，中西的区别较大，各有不同的倾向。西方注重人工化、标准化统一化的材料，如提琴家族的木质选料．管乐家族的金属选料等等都是经过人工细细遴选。在制作上，更讲究不同声部乐器的严格标准尺寸。中国乐器的制作材料比较自然化、特性化。如埙就是利用泥土烧制的。笛子就是将竹子掏洞定音即可吹奏．二胡、琵琶等乐器的制作也是同样的道理。天然材料的使用意味着对材料属性的尊重和保护，自然材料的多样性又赋予乐器更多的个性色彩。在制作尺寸上。中国乐器的制作没有严格的标准，同一调的笛子用不同地域的竹子差异很大，音色因材料的地域不同而不尽一样在演奏发声方面。中国乐器是尽量发挥材料的自然属性，因而使得音色独特。西方乐器则尽量减少材料在发生中的作用，进而达到音色的统一一致。以上的差别．还是根源于不同的文化艺术精神。西方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的，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西方人一直以驾驭、改变、征服自然为荣。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是对立的、疏远的、冷漠的。西方的艺术到18、19世纪才出现自然的作品。中国与自然的关系则不同于西方。中国并不把自然作为自己的征服对象。中国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是亲近的、相互尊重的、和谐的，把自己作为宇宙的一部分。“天人合一”“神人以和”是最好的说明。因此，材料、发声的自然化个性化就不难理解了。总之，中西艺术音乐的区别很大。还可以从其他的一些方面作一些比较的研究。笔者只是仅仅以中西两部不同的影视音乐作为切入点．选其中有代表的一些方面作了一些探索式的比较。不妥之处望予指正。
网上找的，希望帮到你...中西音乐之渊源各异,除了因民族性所产生的色彩差异之外,主要表现于中国音乐注重的是情韵,而西洋音乐注重的是和谐。溯本求源,西洋的和谐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数学与几何学的科学性及数理协调性;而中国的情韵则可说是源于先秦诸子的哲学,甚或是源于古代钟鼎的花纹及原始壁画的动物飞腾之象。因为,“飞舞跃动”之美始终是中国诸艺术的主要特色,当代美学巨擘宗白华也认为:“舞”是中国艺术意境的灵魂。归根结底,中西方的宇宙观、世界观的不同,是中西音乐风格形成各异的根本原因。西洋人看世界,是采取科学的、数理性的态度,是“物我对立”的。而中国人则全然相左,如老、庄,认为宇宙是个虚灵的空间,其间只有鼓动“万物”的“气”才是实在的。因此,中国人的宇宙空间意识是人在“虚、空”中,是宇宙的造化;人自在虚空中,“伏仰自得”,尔我不分,浑化为一。中国历史沿袭下来两种美学观点,即“错采镂金”之美与“初发芙蓉”之美。汉以前,艺术美还是“错采镂金”之美;时至魏晋发生了一个变革,提出“初发芙蓉”与“错采镂金”并列。至宋,美学观点转移为“初发芙蓉”较之“错采镂金”更为美。这也是对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发展———既然一个“虚灵的空间”充满了“鼓动万物之生气”,又何必再“错采镂金”呢?还“宇宙”的本来面目吧。所以艺术不再是装饰性的了,而加入了进步的思想色彩了。也因此,建立在以重情韵基础上的中国单音音乐体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尽管在唐时有向复音音乐发展的萌芽)。“和谐”的概念,中西方也不尽相同。如纯指对感观的刺激来说,中国人认为单音是最和谐的(指乐音),八度叠置其次,然后是四、五度叠置。这从中国传统民间乐器上也能看到:胡琴的定弦一般是四、五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笙,它的传统发声指法决定了一个“主音”和一、两个“辅音”同时发声,从而形成一个四、五度叠置的和弦。对于和弦西洋人则认为,三度叠置才是最和谐的,至少是半和谐的,而四、五度叠置的和弦反而是不和谐的!其实,和谐应该是相对的。我想,三度叠置的效果并不旨在追求其和谐,而是旨在追求其丰满。如果说,“形式”美是艺术中很重要的一环,对于中国则不然了。固然,也需要和谐,也需要科学,但一切都要服从于“韵味”,服从于“情”。对西洋音乐来讲,“形式”美才是主要的一环。“摹仿自然”与“形式美”本是西方美学思想的两大中心。西方音乐从浪漫主义晚期起,写作技法日趋繁富。其对传统的叛逆大致从斯特劳斯开始,经过德彪西的“质的飞跃”,勋伯格的“异化”,一直到斯特拉文斯基、梅西安、斯托克豪森,技法愈来愈精细,其装饰性因素之多,正可说是前述之“错采镂金”。而中国人更习惯于音乐的韵味,“情”和“韵”始终贯穿于中国音乐的指导思想之中。因此,一切技法(包括写作、演唱、演奏)都围绕着“情、韵”二字进行。是否可以提中国音乐只注重“空灵”,不注重“充实”呢?我认为这个问题需要辨证地看。中国音乐基于中国艺术意境中的空间意识,所以它要“空灵”,重“情韵”。虽然道儒两家“实、虚”分歧很大,但最终都表现了“虚”是最“实”的,是“实”的升华。如此说来,中国音乐是重虚不重实了?否!中国音乐在其发展中,为不断臻于至美,一直在努力克服其音响“不厚实”的缺憾;从民间乐器的沿革看是这样,从民间戏曲演唱的发展道路来看也是这样。唐代的宫廷音乐,其乐队编制之庞大,恐怕今天的西洋人见到也要惊叹不已。但这种“厚实”的音乐到了宋朝就销声匿迹了。当然,在充实方面,西洋音乐更注重科学,无论在管弦乐队的组合音响方面,还是在声乐的发声共鸣方面,均较中国音乐更容易表现。但是,中国音乐却另辟蹊径,没有单在音响等方面下功夫,而是转向丰富的内涵和深邃的意境上面。中国的一个小姑娘用二胡演奏了阿炳的《二泉映月》,直令一位国际音乐大师当场拜伏的事例,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如此说来,中国音乐也不是不注重“充实”的。中国音乐能否表现“壮美”的事物?的确,从音响丰厚来说,西洋音乐更适合于表现“壮美”的事物。贝多芬的《爱格蒙特》序曲,开始的一个F音是乐队全奏。凡听过此曲的人都不会忘记,这个全奏的F音是何等地震撼人心啊!假若用中国的传统乐队演奏,其音响厚度远远达不到。可以说,中国的传统乐队,无论从音域上,还是从音色的融合性及音响的平衡上,均比不上西洋管弦乐队,但“壮美只是人的心理感受,只要能引起这种感受都可以说是壮美的”。比如说柴可夫斯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序曲中冲突一段,与中国古曲《十里埋伏》,同样表现格斗时的刀光剑影,你能说谁表现得更激烈些吗?同样,听完全曲后,你又能说出哪个引起的心理感受更“壮美”些吗?诚然,音乐是听觉的艺术,中国的音乐毕竟不符合这门艺术的原始含义。因此,止于至美,还需继续“充实”,当然还是在继承传统(注重情韵)的前提下去“充实”。一个注重“情韵”,一个注重“和谐”,从理论到实践自始至终走的就是两条路,这就是中西音乐差别的根本所在。责任编辑 潘小平三皖讲堂安徽文学ANHUI WENXUE 三皖讲堂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学者梁燕城访谈：太初有道、道(Logos)是信息的意思。神的话成为万有的根据，也成为万有的规律。当代的量子力学就非常奇妙地发现，万有事实上是根据很多信息的秩序组成。这主要是由戴维•玻姆（DavidBohm）,著名的量子力学大师提出说：万有有一个看不见的秩序，叫“ImplicateOrder”，里面都是非常复杂的信息系统，造成我们看见的秩序，叫作“ExplicateOrder”。中文“道”这个字也有信息、语言的意思。老子那个时候非常奇妙地体会到，宇宙背后是有真理的信息存在。《庄子》里面提到：“夫道，有情有信”。从前后文里还可以看到，庄子心中的神是有位格的。这个传统一直到1911年，就是上帝是没有形像的。天坛里没有偶像，祈年殿里一个偶像都没有，里面只有一个牌子，叫“皇天上帝”。中国祖先本来就相信无形的上帝，老子、庄子事实上是继承这个传统而来。这正是《圣经》里的内容，上帝是个灵、而且恨恶世人崇拜偶像。在牛津的博德莱安图书馆里有一份手稿，作者名叫马斯——乌迪。他在这份手稿中宣称所谓胡夫的金字塔是埃及王苏里特叫人建造的，而这个苏里特是在大洪水前统治埃及的。根据其它文献记载，这位目光深远的苏里特王命令他的僧侣们，写下他们的全部常识，藏在金字塔里，给洪水后的人们留下必要的知识。《圣经》创世记前11章，关于人类早期共同史的记述，在中国古经中几乎都可以找到印证：《周易》也神秘地说：七日来复，天行也；《圣经》说：上帝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淮南子》上说：天下有四水，凡此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药，以润万物；《圣经》说：伊甸园里有四条河，流出珍珠玛瑙。《山海经》上说：当初有不死树和圣树，圣树又叫睿木，“食之令人圣智也”；《圣经》说：伊甸园中有生命树和智慧树。《尚书》和《国语》上说：人犯了罪，上帝命令重黎堵绝天路，上下不相来往；《圣经》说：人类始祖贪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被上帝赶出伊甸园，并有基路伯和火焰之剑，阻断了人神通路。《老子》说：天地之母，万物之根，众妙之源，从无中生有，乃天地之始；《庄子》说：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圣经》说：太初有道，道就是上帝，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是人的光。一位伟大的学者在美国神学院读书时，发现《老子》与《圣经》有奇妙相通之处。老子的道，是自有永有者，造化养育者，超越者，启示者，生命者，公义者，拯救者，这七点很像上帝的属性。无神论者把道归于自然神，其实老子的道不乏人格特征，有信实、有恩德、有慈爱、有赏罚、能赦罪、能教化。更神奇的是，惜字如金的老子竟然着重笔墨描述一位道的化身圣人：自有永有者，造化养育者，超越者，启示者，生命者，公义者，拯救者。说他承袭上天大道的光明和永恒，来普救世人。知其荣、守其辱、知其白、守其黑、成为世人认识大道的中介。圣人秉持大道本像，普天下的人都前往归向他，领受平安。他外表粗卑、内怀宝贝，能将众人从过犯中领回来。最后，老子竟然暗示这位圣人要受辱受难，却作主作王，直到永远，是谁?查考世上所有的经典、教门的主子都对不上号，唯独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非常酷似。这2500年前的古人是怎么知道《圣经》中“道成肉身的耶稣”的呢? 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神圣的、跨越时空的谜团。老子说：道是万物之主、是善人的宝贝、罪人的中保。美好的言辞固然可以博取尊荣、美好的行为固然使人得到敬重，然而人的不善怎能被剔除干净呢? 所以,就是立为天子,身为太师、太傅、太保，财宝无数、荣华加身，还不如坐进这大道里呢。古时候为什么重视道呢? 不就是因为在道里面，寻求就能得着，有罪可得赦免吗? 所以道是天下最宝贵的啊！老子的笔墨中展示给人间的不正是《圣经》中上帝的天国、耶稣的救赎吗? 《尚书》、《诗经》都记载着：中国人来自上帝。早在老子古经中便记载旧约《圣经》预言中的“耶稣”。而且两千多年来，举凡太平盛世，竟无一不是遵循了老子之学说。顺天道治国的皇帝，囊括了仅有的几百年辉煌时代。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开元之治等等。孔子倾注毕生心力宣扬敬天爱人的忠恕之道，当代多个皇帝均尊纯了老子“天道”的统治方式，那么老子的神学知识是那里来的呢？就目前世界不管任何一种教门的国家，他们的统治方式都在努力提高到上帝的道上来，这又是为什么?清皇康熙说：中国人的“上帝”就是真神，天不是物质的天。康熙亲临宣武教堂，题写了“敬天”和“万有真原”两副扁额，又作诗称颂耶稣：“功求十架血成溪，百丈恩流分自西。”在《生命之宝》一文中，康熙明确表示：“天门久为初人闭，福路全是圣子通。我愿接受神圣子，儿子明分得永生。”古人老子、孔子、孟子对“道”的认识，已如此入神境界，实令人难以置信。其代表着中国的古人，代表着中国的文化。他的“道”影响着整个中国尽至世界的每个人的行为和思想。可悲的是现今一辈自己不进去，却连急俗得到真知走进真理的下辈也挡在门口。而至今只能在未接触过这批“贵人”的最低层中找到蛛丝马迹：《广东新闻网》2011年10月21日10:12王华报道：10月13日晚，两岁女童小悦悦在佛山市某市场内被两辆车相继辗过，肇事车辆逃逸。18名路人陆续经过均对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孩子视而不见。让人想不到的是，最后伸出援手的竟然是一位俗世里被视为生活在最底层的人，捡垃圾的阿婆。期间，阿婆想向附近店主要块纸皮为孩子遮挡有些凉意的秋雨，亦被拒绝。 历史以来，司机驾车交通肇事撞伤了人，伤者都是理直气壮责令司机赔偿，司机都是礼亏连连道歉。可是现今被车撞伤者爬起来就逃，问曰何故?答：我怕又是高校大三的大学生药家鑫！老辈人们看到读书人都会夸耀说：“读书人讲句话都特别有道理，不像我们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的文盲，开口就只知道讲女人、男人那一点东西”。可是现今算是文化的中国，耳朵听到的、眼睛看见的，千篇一律。都是男人、女人的那个“爱”。或者几个男的争一个老婆、或者几个女的争一个老公。一夫多妻、一妻多夫，杀人的、放火的也是自家园子，通行无阻。现今的文化已经傻到随眼见到的都是胡编乱造，谎话连篇累牍，而真话却无处寻觅的朝代。当然聂耳、洗星海已经死了这是事实，但活着、真正有一定艺术水准、记录写实的近代作品也被挤到角落里，成了葱蒜。古人早已给后人作过警告，就汉字信息也明白罢着：一人二女则是“爽”字，不难发现一人两边颈上是4个“杀”字的头，按麻衣相法用语：即凶多没吉。你若认真地去看一下，也是斜着的罗马人死刑犯用的4个十字架；就国内而论，刚好是冲军犯人戴在头颈的一个枷(锁)。古人说：“万恶淫为首”，冲军路上小心“爽”死。60岁的粗人都知道，古人对这个字的造词指向是十分狭隘的，往往都只两个人、夜里床上才好轻声说的话，可怜的今天打开电视就能听到，“爽XX”、“XX爽”还作为光彩照人的时尚广告。什么话还讲不清楚、刚学说话的婴孩却先会“爽XX”！你若反对恐怕就得挨罚款，因为是国家批准当产品商标的。公安不辞辛苦天天在扫黄，而名牌的幼儿用、小儿科教片打开就听见“谈恋爱啦！” 2010年4月8日《杭州日报》B11版告诉人们：开发商的卖房广告：“卵巢寻找精子”、“如果你不能给她一个名分，那就送她一套房子”、手提红裙露出大腿的靓女画旁“要提，还要往上提”等雷人广告已经出现。60岁的人答不出的有关男女问题，现今6岁的孩童都能回答。不论看的、听的若不加上男的女的哪些事休想出版、上架。历史以来关于男、女哪些事，没有一个朝代能写得如此透彻、细腻，比现今更精粹了。若借着有把“靠椅”就是为了“机不可失”、调节一下精神，倒是情有可原，否则，哪中国的爱国人士该放声大哭了，它所折射的已不只是一付简单的中国画像。2009年8月6日《杭州日报》B7版文章：八岁儿子给他们女班长写情书；2007年3月9日《钱江晚报》A12版文章：11岁女孩遇害，谜底令人震惊，凶手今年12岁。文章说：11岁的小女孩就因为不接受12岁小男孩歪歪斜斜的“我爱你”三个字送了命。更可悲的是，党中央再三强调“社会和谐、人民稳定”的今天，“弱肉强食”斗争“进化论” 新、老剧本通行无阻，而历史悠久极力推行的孔子、孟子、老子优良传统的“天道”实体；世界上最古老的人类道德源头、中国文化背景；劝人为善、不要犯罪、否认地上“有神论”的《圣经》有关文章出版界成了一条不可碰的红线、上不了架。人啊! 一个失去了心灵的口头道德世界，用子弹是无法收服的。我国祖先文明建设靠的就是： 一直传到今天从未分离的“道德”二字，若没有了“道”还有什么“德”呢?
物流是现代国民经济的一个新兴产生的服务业，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迅速，势不可挡。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物流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1国际物流课程改革相关教学方法的研究
教师引导式教学方法
教师在讲授国际物流相关理论知识时，应该改变原有的灌输式教学方法，教师应更多地引导学生进行提问和讨论。提问引导式教学方法和讨论引导式教学方法都应该基于预习的质量上。在课程改革中，教师应强调学生积极做好预习工作。在预习的基础上，学生可以通过讨论的方式，积极解决教师上课时设定的问题;教师通过提问的方式，学生就可以了解课程的重点和难点知识。通过引导式教学方法，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还可以巩固学生的基础理论知识。
能力分层教学方法
在实际学习过程中，学生的学习能力、认知能力、理解能力都是层出不穷的。为了让每位学生都能够提高自己的学习效率，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能力进行分层教育。例如：教师可以将国际物流课程分为三个模组实施教学计划：一是基础教学模组，该模组适用于基础较差的学生;二是巩固教学模组，该模组适用于能力良好的学生;三是提高教学模组，该模组适用于能力较高的学生。在实行分层教学时，教师应该对每一位学生都保持积极的态度，不能因为学生能力有问题就加以冷落，这样不利于分层教学地实施。
专案实践教学方法
国际物流课程改革的重点在于实践。学生通过大量的实践不仅可以巩固现有理论知识，还可以提高实际物流作业中的经验。专案实践教学方法主要是通过实践专案对学生进行教育和启发，将学生置身于专案实践过程中，并让学生积极、独立完成专案中的各个任务。在完成相关专案之后，教师应该根据专案实践的情况对学生进行评价指导，帮助学生提高实际作战能力。专案实践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团队交流能力、思考能力，让学生能够获得书本上没有的知识。
理论案例教学方法
教学改革中不能缺少实践教学，但理论知识的传授方法也应该进行改革。理论案例教学方法是一种启发性强并兼具实践性的教学方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既定的教学目标，让学生通过案例巩固自己的理论知识，并在巩固理论知识的同时提高自己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例如：教师在讲述进出口检疫、国际货物流通、进出口货物入境等相关知识时，应该先向学生展示准备好的教学案例，学生通过阅读、分析、讨论案例，最终得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以此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多媒体教学方法
国际物流课程会跟码头、口岸挂钩，但是某些学校并没有时间或者财力组织学生到这些地方进行参观。教师就可以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向学生展示港口、口岸实际工作情况，国际物流园区的工作情况，以此增加学生整体性认识。通过多媒体教学，学生不仅可以了解物流的实际背景，还能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同时，这种新颖的教学形式能够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根本上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考试手段改革
考试手段的改革是国际物流课程改革内容中的一部分。传统考试形式无疑是选择、填空、解答、名词解释等等。这种考试主要考察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情况，并不是针对学生的实际能力进行考察。久而久之，学生只会死记理论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并没有长进，这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地提高。改革传统的考试形式，就是要在考试中加入分析题、计算题、制作表单题等等，这种型别的题目不仅可以考察学生理论知识，还可以考察学生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让学生感觉到，考试不再是考试，物流问题离自己根本不遥远。
2结语
总而言之，国际物流课程地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还需要经过长期的探索和研究。教师在教学改革中应该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地培养，避免学生出现“纸上谈兵”的现象。同时，教师还需要根据班级学生实际的情况进行教学方法地改革，这样有利于提高教学效率。
1增值税转型对物流产业税收影响的研究现状
增值税转型不但会影响到财政收入，还会对企业经营管理产生明显影响。卢锐、许宁2011认为增值税转型会导致企业推迟固定资产投资[2]。胥佚萱、林志伟2011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增值税转型会导致企业提高固定资产投资[3]。夏红雨2009认为增值税转型会导致企业财务杠杆效应降低[4]。骆阳、肖侠2010通过研究发现，对于高新技术企业和非高新技术企业来说，增值税转型对其实际的税负产生的影响不同[5]。李亚婕2011研究了增值税转型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发现增值税转型会降低增值税税额和营业税金及附加，增加所得税税额[6]。当前针对实行全面的增值税转型后对物流企业纳税波动影响的研究成果较少，多数研究选取2009年全国范围实行消费型增值税以前的资料，因此本文以四川省为例，通过模型分析增值税转型对物流行业纳税造成的影响，并用增值税转型后的资料，采用逆向计演算法推算转型前的物流行业应缴税款，建立增值税转型影响物流企业纳税的模型，并验证模型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2增值税转型对地方物流产业税收收入波动影响分析建模
［摘 要］在界定边境口岸物流类别的基础上，从口岸物流的概念出发，分析边境口岸物流的定义与内涵、特征、现状与问题、需求预测、发展模式、影响因素、规划与发展对策、综合评价等方面的研究动态，提出了边境口岸物流研究的四个发展趋势：边境口岸物流与载体城市经济的协调发展、空间再造、区域效应及系统规划。 ［关键词］边境；口岸物流；陆路边境大通关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2)07-0023-03 作者简介：张必清（1977-），男，云南宣威人，昆明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物流经济、区域经济。 基金项目：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点课题（JD2011ZD25）。 一、边境口岸物流的分类 口岸是国家对外经济贸易的门户和窗口，包括供人员、货物和交通工具出入国境的港口、机场、车站和通道等。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将口岸进行分类（见表1）。 根据口岸的上述分类，口岸物流概括为三大类：港口物流、航空物流、边境口岸物流。本文研究的是边境口岸物流，包括沿边境线的公路口岸、铁路口岸等陆路口岸物流。根据口岸功能及口岸物流的特点，本文重点研究陆路跨国边境口岸。 二、我国边境口岸物流研究主要成果 1.口岸物流的概念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前会长陆江指出：口岸物流是指口岸城市利用其自身的口岸优势，以先进的软硬件环境为依托，强化其对口岸周边物流活动的辐射能力，突出口岸集货、存货、配货特长，以口岸产业为基础，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以优化口岸资源整合为目标，发展具有涵盖物流产业链所有环节特点的口岸综合服务体系。但此定义中未突出口岸物流以进出口贸易和转口贸易为支撑的特点，同时也未阐述口岸物流的产生机理。由于口岸的主要组成部分有交通运输、检查检验、供应服务、外贸及口岸综合管理等。口岸物流是一个综合物流网络，是口岸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口岸为中心对周边地区的物流进行辐射，形成一个物流综合体系来进行运输、仓储和装卸等业务。 2.边境口岸物流的定义与内涵 边境口岸物流具有口岸物流的显著特点，也受边境交通、区位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边境口岸物流是指利用边境口岸的地缘区位优势，以境内外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相互交换流通为基础，汇集于边境口岸，以边境口岸进出境的货物为服务对象，涵盖存储、运输、流通加工、装卸搬运、保税和通关等多个环节的物流活动。边境口岸物流不仅包括一般的集散、仓储和保税功能，而且还可以为进出口加工、境外营销、境外加工、会议展览等提供相关的物流服务活动（江建能，2007）。而郁竹君（2006）则把边境口岸物流看作一个体系，给出了边境口岸物流体系的概念，认为边境口岸物流体系是以口岸为依托，结合口岸边贸、旅游、加工、生产、保税、金融和保险等行业的发展，提供快速、准时、多样化服务的口岸配送服务体系。并把边境口岸物流体系结构分为四层：物流基本功能层、物流功能载体层、物流企业层和政策管理层。这些定义都从边境口岸的特殊作用出发，认为其具备以边境口岸为依托的各种物流服务功能，但上述定义中，缺少了重要的一种物流服务功能，即信息处理，它是物流服务最重要的功能及服务之一，尤其在口岸物流中，物流信息服务是实现大通关、大物流的关键。 3.边境口岸物流的特征 很多学者对边境口岸物流的特征进行了表述。江建能（2007）认为边境口岸物流具有五大特征：（1）与其他口岸相比，边境口岸交通条件较差；（2）中外边境口岸彼此相对应，缺一不可；（3）边境口岸物流活动涉及的管理机构较多且其设置位置也相对集中；（4）边境口岸的进出口货物多来源于内陆腹地，更多的是发挥着联系双边通道的作用；（5）通过边境口岸进口的多属于能源、原材料、矿产品等初级产品，出口的多为轻纺、服装和农产品等。 王彦庆、江建能（2007）认为中俄边境口岸物流具有五个主要特征：（1）边境口岸物流规模迅速扩大；（2）边境口岸物流基础设施大为改善；（3）边境口岸物流中心（园区）建设加快；（4）边境口岸物流信息化推进速度加快；（5）边境口岸物流一体化步伐加快。 冯祥、解琨（2009、2010）认为边境口岸物流具有四大特点：（1）边境口岸物流活动所涉及的管理机构多且相对集中；（2）边境口岸物流活动的集中度很高；（3）边境口岸物流具有很高的国民经济价值；（4）边境口岸物流效率对经济的影响较大。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边境口岸物流是指边境口岸利用其区位优势和先天的地缘条件，以先进的软硬件设施为依托发展起来的综合物流体系。从广义上说是指以边境口岸为中心，在一定的区域环境中，整合边境口岸物流资源，结合边境口岸物流辐射的腹地范围，以区域经济规模和范围为基础，将区域内外的各类货物或商品通过边境口岸从供应地向目的地进行有效的实体流动，并将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及信息处理等物流基本活动有机集合，根据边境口岸物流基础设施条件，将公路、铁路、水运及管道运输等多种运输方式及物流节点有机衔接，实现在边境口岸的通关、报检，以服务于本区域的经济发展，扩大边境口岸物流活动的规模和范围，提高本区域物流活动的水平和效率，进而提高本区域的综合经济实力。 4.边境口岸物流的现状与问题 江建能、刘凯、王彦庆（2007）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分析了边境口岸物流的主要影响因素，并详细阐述了东北地区边境口岸物流的发展优势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王彦庆，江建能（2007）在分析中俄边境口岸物流发展的六个主要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中俄边境口岸物流发展的思路、一体化要求和具体的对策建议。对中俄边境口岸物流发展环境及趋势特征进行分析，其系统地提出了我国对俄边境口岸物流发展的基本构想，采取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重点研究了我国对俄边境口岸物流发展全局中各边境口岸的层次和定位问题。 刘一霖（2008）较为细致地分析了中俄边境物流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提出中俄边境物流及各口岸节点的功能定位。
从古希腊时代开始，西方美术 教育 就崇尚“自由教育”追求真实的色彩。在中国偏重于主观意识，讲究意境。纵观中西方美术教育的发展过程，无论是 文化 差异还是教育思想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浅论中西方美术教育差异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从发展过程比较中西方美术教育》
摘 要：从古希腊时代开始，西方美术教育就崇尚“自由教育”追求真实的色彩。在中国偏重于主观意识，讲究意境。纵观中西方美术教育的发展过程，无论是文化差异还是教育思想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采用比较的 学习 方法 能更直观的从中领略中西方美术教育的魅力。
关键词：发展过程;美术教育;比较
在《大不列颠 百科 全书》中，对美术的定义是非功利主义的视觉艺术，或主要与美的创造有关的艺术。随着时代的发展，美术囊括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在我国，我们对美术的理解也已经由传统的绘画扩大到包括绘画、雕塑、设计、工艺等门类。美术教育是以美术作为载体的，随着美术的概念在不断的扩张，那老师和学生也得需要在满足自我发展或社会需求的同时，有计划的提高美术技能。
一、西方美术教育发展过程
在西方，美术教育从古希腊时代就存在着一种理想化的方式――“自由教育”，从小培养 儿童 对美的认识，促进他们身心健康。这种非功利目的的教育方式，作为一种美育手段，对儿童的自身成长有很大帮助。到了中世纪这个充斥着宗教神权的时期，传教士在宣传宗教的同时，美术也随之成为一种很好的传教工具。美术教育得到重大意义的转型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具有知识含量的专业美术学院应运而生，如达芬奇学院，弗洛伦萨绘画学院等，这些学院的教育方式不仅继承了古希腊时期全面性的美术教育方式，并且进一步加强了学生技能，素养等方面。19世纪，工业革命爆发，不仅带动了工业发展，而且带动了美术教育的发展。由于工人阶级的审美水平有限，所生产的产品销量受到阻滞。为了适应市场需求，在培养审美教育的同时，美术教育得到很大范围的普及。20世纪的美术教育已经不再仅限于绘画技能方面，这时产生了更深层次的艺术教学理论，进步主义教育思想也在学校的地位得到重视。随着社会的发展，美术教育的思想更加多样化，在不断改善教育方式同时，把美术教育推向较稳定的阶段。
二、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过程
在中国的古代，由于美术教育对象不同也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教育模式：其一，提高个人素养的贵族。一般采用拜师学艺或私塾师授的方式。在美术教育的过程中，临摹是最主要的学习方法，在临摹至具有基本技能后逐渐形成自己的画风。其二，以美术为生存方式的工艺者。这类的美术学习中囊括的知识面很广，技巧性很强，大都是采取族内传承或者拜师的教育方式。这两种不同的传统的美术教育模式，对中国的美术教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洋务运动之后，美术教育逐渐以学校教育的组成部分出现在历史舞台上。1902年清政府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中规定学堂开设图画等课程，标志着美术教育渐渐走入学校。此后，在以培养师资为目的的师范学校也开设图画手工科。在辛亥革命后，上海 国画 美术院成立，这标志着中国美术逐渐踏上专业美术教育的路程。在此后本着用教育方式来救国的一批新青年，留洋后回国，他们把西方美术和日本美术带回了中国，专业美术迅速发展。近代的美术教育也开始延续古代传统美术的教育方式，实用技能教育和审美教育并行前进。现代学校美术教育在“”期间受到重创，但是社会美术却异常活跃。漫画也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得到很好的发展。在_粉碎后，学校教育恢复正常，图画课也改名为美术课，打破了原来图画课的局限性。在教育部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美术教育逐渐成为学生基本素质的一部分。
中西方的文化虽然存在着差异，但是美术教育的发展都走上了正轨。当代社会的美术处于一种多元化的状态，在主流和非主流教育中，美术或多或少得会受到影响。从整个美术教育的发展历程来看，我们应该有意识的去认识和分析，影响美术教育发展的因素。
三、文化差异因素
中国古代哲学家主张中庸思想，强调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美术教育符合中国的传统思想，注重陶冶情操，用绘画等表达内心的思想世界。多数作品将篆刻、书法和绘画相互呼应，创造中国画的形式美和意境，具有独特的表现力，充满浪漫主义的思想，更丰富的抒发内心的情感，更形象的表现高尚品德。这 种植 根于中国民族性的思想和文化对美术教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西方的美术教育却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中世纪的神学思想提倡压制思想，抵制异教文化。在____的兴起后，摧毁了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建筑、绘画等文物。西方美术教育的发展在这种神学思想的影响下，画家的思想受到控制，继而培养了一批画神像的工匠。在西方美术中，油画是常见的画种，用颜料在特制的布和板上完成。作品追求的是色彩丰富和真实感，注重科学和逻辑，且多以人和神为创作范围。中西方不同的历史文化，也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教育思想模式。
四、教育思想因素
不同文化差异，必然存在着一些不同的教育思想。在西方，德国美学家席勒最早提出“美育”的概念，他把古希腊和近代社会相比较，让人们感受到古希腊时期的人格解放，来实现人性的改造。席勒的思想让美育具有独立的地位，让美育产生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对于具有悠久美术教育史的中国产生了很重要的作用。在中国，蔡元培把席勒和中国美育结合在一起，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与教育，以陶冶感情为目的者也。”1他强调了陶冶情操的重要性。蔡元培及其他的美育思想体系把美育与科学放在同等高度上，并且在五四运动前，提出“文化进步的国民，既要实施科学教育，又要普及美术教育”。在王国维，蔡元培、鲁迅等人的推动下，才形成了现在两种美术教育思想，即实用和审美教育。他们以独特的美术教育思想，才慢慢推开中国美术教育阴霾的天空。
五、社会经济因素
中国的美术教育从受众群体来看就已经注定了经济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发展模式的差别。在西方，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科技在社会经济中所占比例逐渐扩大。由于工人审美水平有限，导致产品销量受到阻滞。在普及美术教育后，不仅增大了产品的销量，而且促进了美术教育的发展。在信息时代的现代环境里，无形中人们慢慢的接受这种大众化的美术普及教育。
另外，美术教育的发展，还会受到国家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影响。
比较是一种直接明了的学习方法，在比较过程中较直观的体现各自在美术教育上所持的观点，较明智的分析各自的优势和劣势。西方的美术教育思想的模式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但是我们并不需要抄袭西方的教育思想。中国美术教育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着，逐渐趋向于多元化。美术教育在对发展历史因素不断 总结 过程中，针对现实社会的需要，吸取有利于中国美术发展的国外美术教育思想，不断的调整自己，争取做到传承和创新。
参考文献：
[1] 《蔡元培美学文选》第17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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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艺术歌曲审美差异分析论文
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工作中，大家肯定对论文都不陌生吧，论文是学术界进行成果交流的工具。如何写一篇有思想、有文采的论中西方艺术歌曲审美差异分析论文文呢？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中西方艺术歌曲审美差异分析论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不同国家由于文化特征的差异，其歌曲艺术的表现形式也不同，但表达情感是共通点。中西方音乐美学在思想内涵、演唱方法、思维模式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摘要：
中西方艺术间存在着差异，又有一定的融合之处，由于文化环境不同以及社会环境不同，使得中西方艺术存在差异。中国艺术审美习惯于综合，而西方艺术审美则惯于分析，加强中西方艺术差异性研究，有利于促进中国艺术文化的发展，具有学术研究价值。本文从音乐美学视角出发，对造成中西方艺术歌曲审美间差异的原因，做以一定的论述。
关键词：
中西方艺术;歌曲;审美;差异;音乐美学
1中西方艺术歌曲审美的相同点
重视创作形式
中西方艺术歌曲审美在创作形式方面存在着共同点，均重视改编民歌。西方艺术歌曲是基于本国民歌发展而来的，我国的艺术歌曲则是受西方文化影响，在发展传统文化的同时加强民族音乐的研究，使得我国的民族音乐得以发展。在民歌创作方面，西方以美声唱法为主，譬如《我的太阳》《友谊地久天长》等，这些作品被广泛的流传。而我国本身是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不同，民歌演唱的形式较多，以民歌为主题的代表作包括《玛依拉》《在银色月光下》等，是基于民歌进行改编的。
重视织体调性的创作技巧
中西方艺术歌曲重视伴奏织体的创作技巧，因为伴奏织不仅能够使得歌曲的情感更加的丰富，同时能够烘托歌曲的气氛，展现和声的优美之处。西方艺术歌曲多以浪漫的旋律为主，发挥伴奏织体与调性的作用，使得歌曲的艺术情感更加的浓郁，代表作包括《菩提树》与《魔王》等。与此同时，中国的歌曲创作者也重视旋律伴奏的创作，多采用民族调性的织体，进行歌曲写作，极具本民族特色，代表作包括《茉莉花》与《教我如何不想他》等。
2中西方艺术歌曲审美的差异分析
美学思想上的差异
由于地域环境以及人文环境不同，使得中西方艺术歌曲的美学思想存在差异。中国音乐美学思想在不同时期的发展不同，最早起源于西周，受礼乐思想的影响较深。在春秋战国时期，受百家争鸣的文化思想影响较深，观点迥异的音乐美学思想层出不穷，与此同时，中国音乐美学思想也深受儒家与道家思想的影响。但是由于受到封建统治思想的制约，使其处于保守发展状态。
而西方音乐美学思想最早起源于古希腊，西方音乐美学在中世纪时期，受宗教思想的禁锢，在近文明时期-20世纪期初，才得以发展。音乐成为专业学科，是以“五线谱”的出现与应用为标志，伴随新美学思想的出现，使得西方音乐艺术得以快速发展，西方美学思想呈现批判创新的发展态度，重视联系具体作品，以解决作品中的审美问题。
由于时代背景与文化的差异，影响着作曲家们的音乐视角与审美情感。以中国的《玫瑰三愿》和西方的《野玫瑰》为例作比较：这两首歌曲均是将玫瑰花作为创作素材，其中《玫瑰三愿》这首歌曲是以“淞沪会战”为创作背景，歌曲表达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采用小提琴与钢琴作为伴奏，旋律以淡雅宁静为主，弥漫着忧郁的情绪，而作品《野玫瑰》是歌德根据德国的一首民谣改编的，作品具有浪漫主义情怀，旋律较为明亮简洁，内透着欢快活泼。
歌曲演绎方法上的差异
歌曲的演绎方法最能体现歌曲的情感内涵，不同的演绎方式与方法，则会给观众带来不同的感受。西方艺术歌曲多为美声唱法，注重胸腔共鸣发声，采取科学的发声方式，演唱时追求感情细腻，声音较为宏大，并利用声音来描绘作品的意境。美声唱法咬字较为靠后，需要演唱者做到气息流畅，咬字圆润，善于运用声音的穿透力，来展现歌曲作品的欢快情绪。中国艺术唱法融合了美声唱法与戏曲唱法、民歌唱法等，歌词咬字的位置相对靠前，利用喉咙的上下移动，来调整歌曲的声音，注重淡雅，追求高洁的`艺术意境，这与我国民族歌曲的审美相符，譬如：作品《玫瑰三愿》的演绎，注重旋律强弱的变化，歌曲的整体速度较慢，演唱者不仅要表现出女性柔情的一面，还需要确保音色统一。
思维方式上的差异
第一，思维方式的差异分析。中国音乐作品审美观念注重感性思维，不受固定思维观念的拘束，属于非逻辑性思维。中国歌曲作品讲究意境美，歌曲追求的深远意境，能够给人遐想的空间，使个人的思想情感能够得以升华。而西方音乐审美思维方式则重视科学与逻辑思维，在20世纪前，由于西方在包括心理学、数学、生理学等领域的发展，使得西方音乐思维方式，也朝向科学与逻辑思维方向发展。在创作作品时，创作者重视调式和声的合理布局，以及伴奏织体技巧的使用，其作品多崇尚理性思维，歌曲结构鲜明，且技法细致，多数艺术歌曲作品中，大胆采用了调式和声。
第二，以歌曲作品为例分析。以中国的《玫瑰三愿》和西方的《野玫瑰》为例做对比分析：作品《玫瑰三愿》采取单二部曲式结构，共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使用的是E大调，这部分的旋律优美，但略一丝伤感，主要对绽放的玫瑰其绚丽多彩的形象进行刻画，而另一部分，采用关系小调#c，进行调性调整，旋律逐渐增强，将歌曲推向高潮来描述玫瑰花，同时抒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使得歌曲耐人回味。而舒伯特的《野玫瑰》是采用调试和声，在转调与变和声等方面，进行了创新，作品共由三段歌词组成，采用的是G大调，歌曲旋律悠扬，富有逻辑性，歌曲将前4小节，作为创作主题动机，贯穿于歌曲的全部，其曲调明亮且流畅，同时，使用临时升降记号来转换调性，旋律多采用四度与六度跳进，歌曲中的钢琴伴奏旋律较为简洁。至于歌曲的间奏与尾奏，多使用顿音与装饰音，作为写作手法，营造活泼的气氛。
创作方式上的差异
就音乐作品的创作方式而言，中西方音乐审美艺术存在差异。中国音乐作品的创作方式具有集体性与一体性，多数作品不是作曲家的个人行为，而是凝聚了多人的共同创作思想，作曲家还需身兼作品歌唱者或演奏者的双重或多重角色，与此同时，作品演奏或者歌唱过程具有即兴性。然而西方音乐作品创作具有个体性，其一度与二度创作是分离的。而且西方歌曲作品主要是作曲家的个体劳动，具有较强的个性化特点，作曲家不需要兼顾演奏家的职能，只需完成乐谱创作即可;再则，中国音乐作品强调意境与气韵，追求创作妙趣，作品较为含蓄与婉转，而西方音乐作品则带有浓烈的宗教气息与道教色彩，作品表现形式较为固定，作品具有神圣感。西方后期作品更多融合了生活气息，使得作品的表达更加直白与强烈。
本文基于音乐美学视角，对中西方艺术歌曲审美差异做以了简要的论述，试图强调中西方艺术歌曲审美差异主要表现在美学思想差异、歌曲演绎方法差异、思维方式差异、创作方式差异等方面，以帮助受众更好地理解中西方艺术歌曲审美趣味的区别。
参考文献：
[1]王健.从音乐美学视角看中西方艺术歌曲审美差异——以黄自《玫瑰三愿》和舒伯特《野玫瑰》为例[J].艺术百家，2015(05)：228-229.
[2]彭小哲.从对艺术歌曲的赏析分析中西方音乐审美差异[J].大家，2011(24)：41-42.
一、中西绘画艺术特质的差异
无论你的艺术造诣有多高，你就无法很清楚的看到中西方在绘画时的特质，因为我们知道，要想看清这一点首先要知道他们二者的特质是什么，当你看过中方的画展之后，你会被里面的山水画的美丽风景所迷住，好像畅游在其中不能自拔，而这时如果让你突然去看西方油画时你就会发现，这二者完全是处在不同的一个世界中，因为这二者的绘画艺术的特质不同。无论是从色彩、形状。还是画面的层次感来看都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二者的特质不一样的缘故。也许从绘画艺术的角度上来说其本质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他们都是有着自身的特质，这种特质就是在特定环境下所造就的艺术形式的不同。
在中国由于封建和古老的神学影响下，使得画面不能出现任何反抗的情绪体现，更加注重对美学形体的概念的描绘。情调黯然，强调用真实的环境描写来体现自身情感，大多都是封建神学的描写，所以缺乏真实性和科学性。对于这一点我们要清楚认识到，不能再用以前的眼光来看待绘画艺术的特质，要用一种发展的眼光去对待新事物，是中方的绘画艺术能够上到一个更新的层次中。视觉感官使我们观察事物的唯一途径也是最直接最明确的方式。我们都是需要用眼睛去观察事物的，用笔画出来的也是如此，都需要用眼睛去观察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审美情趣。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地理位置的不同，所以造就的审美感官也就不同，中方和西方在观察事物方面是存在差异的，这也就造成了二者在绘画艺术方面存在不同的表达方式。所以我们要求同存异，兼容并蓄的对待绘画艺术的特质。
二、中西方绘画艺术形态的差异
绘画艺术形态是中国与西方存在着不同的世界观和艺术观所形成的艺术意识形态，在世界观和艺术观上，中国和西方就有着自身不同的特点，例如在绘画风格上就有着很大的不同，中国在绘画上以温柔婉转为主，画风柔情，能够很具体的表现出作者的个人思想感情。只有一少部分，有一些写实的部分，他们喜欢对一些细节进行描写，例如风景画。中国的风景画的特点显而易见，带有虚幻的绘画艺术特点，忽隐忽现，若现若离。这样的画风会让欣赏者产生一种莫名的好奇感和神秘感，会增加对艺术的审美情绪。大大提高了绘画本身的艺术性，从而获得一种特殊的艺术形态。而西方就大大不同，一般来讲，西方的绘画更加真实和可靠，因为他们往往喜欢描写一些真是的场景和画面，他们强调人对自然地作用，在他们的绘画艺术形态下，从画中可以体会到人对自然的控制和改造。而中国认为人是自然地一部分，人应该与自然和谐发展，不应该破坏自然来满足自身的需要和欲望。
而西方认为人类是万物的主宰者，人是自然地救世主是自然的主人。这样的观念差异使得中西方在绘画艺术形态上的表达方式存在很大的差异，例如在中国的绘画中动物的地位很高，绘画者在绘画时多注重对动物细节的描写，他们会去看画中的花鸟鱼虫是否有生气、有灵性，是不是栩栩如生。而西方则注重人物的细节描写，无论是在什么环境和场合人物的形象都是最突出的。所以这就是二者的绘画艺术形态的差异。我们在对待这种差异时应该把二者的特点结合在一起去看待，要不偏不倚，只有这样才能使中西方的绘画艺术形态水平不断提高，共同进步。
参考：中外艺术，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两者差异非常明显。从音乐、建筑，再到绘画舞蹈以及其他艺术表现形式，中国传统文化都十分突出地表现出自身独特的艺术特质。但它们却也相融在一起 ，在区别中，它们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我认为其中的中西文化，特别是中西伦理道德观的因素比较突出，直接影响到各自审美意境及角度的选择。从中西文明的发展轨迹可知，中外文化因其产生的地域、时代、文化背景的不同而特点各异。它是一种固定的文化和历史的解释联系在一起的艺术样式分类.西方艺术，特别是到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创作的基点越发注重以人为本，比如各种人像雕塑，人像绘画以及其他以人为尺度的建筑造型风格，并以人体美作为大部分艺术作品的根本依据。而中国的古代艺术，更加注重自我修养以及对淡雅意境的不懈追求。以其自由多样的线的运动和构造，表现出书写者的自我情感，并加以与周围事物环境加以结合，提升出新的更高的意境。因此，中外艺术的差异体现了中西伦理道德观上的差异。西方文化讲究天赋人权，强调个体本位，追求独立人格，个性解放；而中国古代艺术则反映出中国人自律自省，从集体本位出发的文化观，进而形成独特于西方世界的民族文化传统。我就以雕塑的艺术来对中外艺术进行简单的探讨。中国古代较少纯粹的雕塑艺术品，这是一般人不重视中国古代雕塑的主要原因。西方雕塑发源于古代希腊，古希腊人重视人体，将神塑造成完美的有血有肉的人。中国古代社会的制度、文化、哲学与宗教，并且同样也形成传统，影响深远。例如一般欣赏南朝王陵石刻辟邪和唐代顺陵石狮。实用性除反映在装饰雕刻上以外，还反映在明器艺术与宗教造像上。明器是随葬用品，其中雕塑品占有重要地位，主要是俑和动物雕塑。 俑是人殉的取代物，动物雕塑也用来代替活体陪葬，它们的实用性很强，并非纯粹的雕塑艺术品。宗教造像也是如此，它们是供信徒顶礼膜拜所用的，以佛教造像最有代表性。中国有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特殊性，也有其艺术的特殊性。因此，中外艺术都有着自己的历史积淀，因为历史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中国古代雕塑语言精练，但中国古代雕塑始终没有发明西方雕塑的造型术来精确地塑造物象，中国画一般运用经济的语言，简练、明快的语言的运用，给人艺术享受。夸张乃至变形来强调人与动物的神韵，是普遍运用的手法，例如汉代四川说唱俑和霍去病墓石兽最有代表性。西方近现代雕塑一反传统的写实为变形，追求雕塑语言的多变性和雕塑空间的自由性，不被客观物象所役，使艺术创造更纯粹.中国人是直观的艺术，注重的原模原样的照着做出来，是一种刻意的模仿。虽然也带有部分夸张的色彩，但更注重的尊重事实，尊重事务的本来面目。中国人的艺术，是一种没有创意的艺术，美观华丽的外表下，掩盖不住其内涵及主题的苍白和无力。也许它作为记录历史的一种文档更为合适。但是，外国人表达的是自己的理解，要反映的是自己的思想，是一种自主自立的意识状态，也说明他们更加注重的创新和独立的思考。中外雕塑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流派。写实的现实主义与写意的理想主义是中外艺术家的最大不同。中国作品带给你赏心悦目的视觉享受，外国人的作品带给你的深邃的思考和心灵的触动。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但对我们来说，华丽的作品需要的时间和耐心。简约的作品讲究的效率，给人精神上的触动。西方文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是传统获得新的生机的前提；中国传统雕塑也是如此。感谢这种新的撞击，它让我们在中国传统雕塑看到了新的希望。中外艺术相互汲取是一中联系的发展。中国与外国，都有着博大精深的艺术积淀，它们都属于人类的宝贵财富。它们给了我们震撼与欣悦。艺术世界的绚烂多彩和美不胜收，我们获得了更多的东西。
写作思路：首先可以开篇点题，直接给出文章的主旨，接着表达自己的想法以及观点，用举例子的方式来进行阐述论证自己的看法，中心要明确等等。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现象，对于同一个对象，中西医采用的是极为不同的技术手段。比如中医的脉诊规定了三十几种脉象，每一种都有重要的诊断意义；再如中医描述的许多症状，诸如"背寒如掌大"、"项背强几几"等等。
在特殊情况下，往往具有关键意义。可是把这些脉象和症状资料拿到西医系统里，则多半是难于理解的，因而也就难于被西医采用。因为这种诊断技术在西医的文化系统中得不到有意义的解释，无法在西医体系中得到认同。
反之亦然，西医的望、触、叩、听和理论诊断技术不断发展，分辨能力日益提高，可获得大量临床资料，这些资料对西医而言，其诊断意义是十分清晰明确的。
可是如果把这一套临床资料，如化验单、超声报告或断层照片等送给一个纯粹不了解西医的中医师面前，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对这一套临床资料能进行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处理吗？显然不能。
那么这种现象是单单的技术差异造成的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先来看一看中西医的技术差异有哪些：中医学对技术的认识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特别强调知识和操作规则，每每把它视作要素；如《内经》中便把具备一定医药知识、经验和操作技能的、出色的行医者称为"上工"。
而把那低劣的，"诊不备三常，疗不慎五过，不求余绪，不问持身，亦足为粗略之医"者称为"粗工"；二是技术也包括从师学习而获得的，或自己积累起来的经验、技巧、能力和方法；故倘若"不终师术，惟妄是为，易古变常，自动循已"（王冰语，见《素问o?账氖?邸纷ⅲ??虺1怀庵??妄作杂术"。
三是基本不包含物化的手段。西医学的技术观念与中医学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它较少地含有理论、知识规则的成分；二是继听诊器、注射器、手术器械等诊疗物质手段和工具的发明及应用之后，对技术中工具和设备的地位及其作用就日益加强，今日之技术越来越成为科学理论物化的结果。
三是技术中的经验、技能、规则和方法不再只是贮存于人脑中，而是以电子计算机等设施进行物化的"软件"了。
由此可见，中西医的技术差异是很大的，对于前一个问题，我们并不能责备中医师不懂西医，或西医师不懂中医，即使通晓中西医的人，在处理中西医各自技术获得的诊断资料时，也是分别运用两个技术系统去操作的。
那么构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何在？技术的差异是表层的，不是主要的和本质的。因为医学不仅是实用技术，同时也是社会文化。技术作为文化系统中的子成分，不但不能脱离文化整体论文联盟，反而要受文化整体的制约和支配。
技术只是文化的物化形态，它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形式，总是接受某种文化指令的产物。由此，不同类型的文化，便支配了不同类型的技术。根据这一原则，中西医的技术差异，本质上是由中西医文化差异决定的。
中医理论起源于中国古代文化，从而使中医具有极其鲜明的人文医学特征。独特的地理环境造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和欧洲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异。古代中国，一面为大海所围，另一面被高山峻岭、戈壁荒漠所隔，这一复杂的地理环境使得中国与其他文明古国相互隔绝，使中国传统的文化和学术思想可以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中持续地发展。
而不至于中断或异化。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学术思想既有一脉相乘、独立完整、日臻成熟、内容积累极为丰富的一面，又具有相对封闭、创新能力较弱的一面。广义而言，从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乃至后世余绪，大多出自殷商时代的巫史文化，大都尊崇自然力，强调天人合一。
顺其自然，不可违逆；各家学说又多崇尚权威，易于调和；推崇祖先"慎终追远"；重人伦礼乐而轻自然事理；重思辨顿悟而拙于逻辑论证。
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主张知行合一，注重实践，求实精神和实用主义倾向明显。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特点在中医学发展过程中都有着充分的体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更成为了中医理论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