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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汉学视野中的轻小说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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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汉学视野中的轻小说研究论文

应该是知识 、载体、记录

2009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如果以1949年北平第一次文代会算起,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有了60年历史;如果以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为时间点,那么,新时期文学也已经有了30年,据此,60年的历史又被学界分成了“两个三十年”。近几年来,以变化的历史语境为依托,关于当代文学60年(或者“两个三十年”)的讨论一时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主要话题。特别是2009年,讨论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学术会议不断,刊物上发表的无数论文也相对集中在这个话题上。因此,关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文学批评的反思和作家作品与思潮现象的论述,也就成为2009年文学研究的三大部分内容,而这些内容涉及历史、当下与未来,呈现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整体性推进的轨迹。不妨说,2009年的文学批评集结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诸多关键问题,2009年的文学批评不仅仅属于2009年,文学批评站在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上。因为有了60年的沉淀,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经典化成为一种可能,即便是关于当下创作的分析,也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历史背景”。这一特点,反映在批评之中,便是重返历史现场。最遥远的历史话题是“五四”,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刘再复和李泽厚的对话《共鉴五四新文化》既有交集也有差异,我们未必完全认同其中的一些说法,但再睹20世纪80年代两位思想者的风采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60年历史整体性和阶段性的思考,是重返历史现场的主题部分。在新时期文学初期,文学界是以否定“文革”时期的文学为开端的,因为 “四人帮”提出了“十七年文学”存在一条所谓“文艺黑线”,所以在否定“文革”时基本肯定了“十七年文学”。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十七年文学”的批评和否定的声音逐渐增多,近几年分歧更大,也使“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一时成为热点。“十七年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初阶段,其后文学进程的多数重要问题都与这个阶段相关。因此,我特别重视丁帆在本年度发表的《1949:在“十七年文学”的转型节点上》,这是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联性》的论纲。十年之前的1999年,丁帆便出版了《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其论点曾产生广泛影响。这些年,丁帆始终以文化批判者的独立精神直面历史与现实问题,以鲜明的价值判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这篇论文承接了他以往的基本观点,但对历史的论述更为细致、透彻,特别是比较完整地呈现了他的文学史观。这样一个特点,也似乎是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风格。在我的短视中,大学的学术研究有鲜明风格的已经越来越少了。王彬彬《当代文艺中的“阶级情”与“骨肉情”》分析了“红色经典”的“阶级情”与“骨肉情”的冲突与沉浮,既理清了文本的内在结构,也探讨了历史语境与文本的关系,在一个新的层面上阐释了“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王尧《“关联研究”与当代文学史论述》对“两个三十年”的比较,颠覆了我们所熟悉的一些结论,他的研究以史料见长,本文亦有这样的特点。但我觉得他这些年来一直强调的“关联性”研究,对当代文学史的复杂性的探讨,或许更具方法的价值。对“近三十年文学”的命名,打破了文学分期的局限,从2008年开始,这方面的论文增多。程光炜这些年一直在做“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工作,以此重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合法性。他主编的《八十年代研究丛书》,集中了他本人和学界一些同仁的新成果,当引起关注。他的《历史回叙、文学想象与“当事人”身份》,读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由点带面,讨论了如何认识“80年代”的问题,其方法与结论都拓展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与思想文化的研究空间。黄发有《人化审美到物化审美》,采用朴素、动态、开放性的“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概念,在多元交叉的文化与审美考察中,对近三十年文学的价值选择、审美逻辑的内在演变进行了深入的文化反思与整体性透视,颇具启发性。何言宏《“正典结构”的精神质询》,重读靳凡《公开的情书》和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质疑文学史研究“主流叙述”所形成的“正典结构”,提出了如何将近三十年文学“经典化”的问题。此类研究的反思性特征,也反映在对近三十年文学批评的回顾中。陈思和《艺术批评·新方法论·学院批评》,是他为《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九七九-一九九九)·文学理论卷》所作导言的第三部分,着重回顾了作家作品论的发展。他在文章中提出:“学院派的批评并不意味着要脱离社会现实,脱离文坛话语,把自己当作与世隔绝的怪物,文学批评的生命力就在投入文学实践,介入社会进步,所以,即使是学院派的批评也不应该躲在学院里萎缩自己的学术生命,或者自命清高脱离实际,对社会不发生实际的影响。我以为要发展学院派的批评,还是需要把握与调整与媒体之间的关系,要充分利用媒体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总之,核心的概念就是:学院派的批评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批评与实践、媒介的关系,被揭示为“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切中了文学批评问题的要害。南帆《文学类型:巩固与瓦解》讨论的是一个比较纯粹的理论问题,他在界定何谓文学类型的基础上考察了“巩固”和“瓦解”两种倾向,对文学类型本体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这一深入的理论思考,延续了他近几年来从历史提供的“关系网络”中发现问题的“真正依据”的学术思路,有助于文学批评的转型。郭冰茹《方法与政治》是她的“新时期文学批评研究”系列之一,论文在反思新时期文学批评之中,对热议中的“政治化”和“再政治化”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特别着重揭示了方法背后的“政治”,显示了年轻一代批评家的理论锐气。或许,文学批评面貌的细微处见于作家作品论。本年度这类文章中,如王光东与里程的谈话录《我们为什么看不见〈春香〉》,晓华论《我与父辈》,张新颖论《生死疲劳》,李敬泽论《废都》,程德培论迟子建,施战军论范小青,谢有顺论小说叙事,周景雷和王爽论魏微,孙桂荣《论“八○后”文学的写作姿态》,以及张学昕访谈诗人杨炼、唐晓渡等,都值得一读。我还要特别推荐梁鸿的《小城镇叙事、泛意识形态写作与不及物性——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美学思想考察》和金理的《〈平原〉的虚和实》。梁鸿是近几年来发展迅速的年轻一代学院派批评家,金理的出现让我们对“八○后”批评家怀有期待。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论作家,是文学批评的重要一翼,这个传统在近几年有所恢复。张炜《谁读齐国老顽耿》论陈占敏小说,王安忆《刻舟求剑人》谈朱天心小说印象,都举重若轻,鞭辟入里,是批评中的“好文章”。作家表达的特别,在创作谈、讲演录中,都常有出彩之处,惊人之语。史铁生《理想的危险》、铁凝《文学是灯》、阿来《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在渤海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苏童《八百米的故乡》和艾伟《中国当下的精神疑难》等,在感性的表达中,透露出各自的文学思想。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一直是个不断探讨的话题,著名外国文学研究专家陈众议的《拥抱情节——当今西语小说概览》,为我们认识当代的文学与批评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在“海外汉学研究”领域,王德威《〈诗经〉的逃亡》论阎连科的《风雅颂》,章小东印象夏志清,季进访谈葛浩文以及林源所译三篇海外学者论当代文学的论文,都显示了“西方”研究“中国”的不同路径。这些海外的研究和中国本土的研究,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

文献信息的三个基本构成要素是(C、信息内容)、物质载体和信息符号。

文献信息记录着无数有用的事实、数据、理论、方法、假说、经验和教训,是人类进行跨时空交流,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基本工具。

这类信息经过加工、整理,较为系统、准确、可靠,便于保存与利用,但也存在信息相对滞后、部分信息尚待证实的情况。从整体上说,这类信息是当前数量最大、利用率最高的信息资源。按照各种标准,可以划分出文献的各种类型。

文献栏目方向

1、主要栏目

《文献》设有文献之窗、方志图谱研究、中国刻书藏书史、中国科技史文献研究、少数民族文献与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名人手札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等栏目。

2、读者对象

该刊的读者对象是社会科学专业工作者。

3、发表内容

该刊内容以披露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与其他公私家典藏的、中国国内新发现的、具有重要价值的各种古、近代文献资料及其研究成果为主。着重发表古典文学、史学、古文献学及训诂学、校勘学、目录学、版本学、辨伪学、辑佚学等研究论文,重视中国海外汉学研究进展。

文献信息的三个基本构成要素是(C、信息内容)、物质载体和信息符号。

文献信息记录着无数有用的事实、数据、理论、方法、假说、经验和教训,是人类进行跨时空交流,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基本工具。

这类信息经过加工、整理,较为系统、准确、可靠,便于保存与利用,但也存在信息相对滞后、部分信息尚待证实的情况。从整体上说,这类信息是当前数量最大、利用率最高的信息资源。按照各种标准,可以划分出文献的各种类型。

作用背景

人们通常所理解文献是指图书、期刊、典章所记录知识的总和。文献是记录、积累、传播和继承知识的最有效手段,是人类社会活动中获取情报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来源,也是交流传播情报的最基本手段。

文献对人类的文明、社会的进步至关重要,无论古今中外,凡从事科学研究,都需凭借有关文献。古典文献在许多学科的现代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相信在现代信息社会中,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古典文献定会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文献

国外大学生国际视野研究论文

新同学的大部分情绪问题起源于不及时转换角色,因此调适自己的心理,首先要从这方面入手。社会是个“舞台”,每个人都是个“角色”。人的社会角色不时会转换,由中学生变成大学生,这便是一种角色转换。社会角色转换了,可是有的人的角色意识仍是旧的,例如当了解放军了,仍像个老百姓;当了售货员了,在柜台上仍像个顾客。我们的同学呢?已是大学生了仍像个中学生。许多情绪问题便由此产生了。有的同学不认真学习,爱玩,爱睡大觉,问他为什么,他说:“考完高考,累极了,先歇口气再说。”这是一种过分放松自己的有害情绪。有的新同学才开始上课就哀叹读错专业入错了门,他们常用懒懒散散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意,可以说,他们仍站在角色之外。还有,大学里强调自学,学习方式与中学大不相同,有的同学不了解这点,上课不做笔记,课后不复习,悠闲得很,晚上打扑克最多的是这类同学。他们是“走了样”的角色。可见,角色意识如果滞后,人的情绪便会被扭曲。出名的演员有句共同的箴言:进入角色才能演好戏。同学们应紧紧记住:自己已经是大学生了!角色转换需有个过程,但几周也就够了,不能过长。实现角色转换的好办法是积极参加入学教育。不少同学以为入学教育是光讲大道理,不愿认真参加。这是误解。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有自己的一套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在入学教育时,这些都将详尽介绍。全面了解这些情况,是确立自己的专业思想,顺利地进行学习所绝对必需的。一个聪明的学生决不会拒绝这方面的介绍,相反还会找更多的资料以充实自己这方面的知识。要是你发觉自己生活、学习懒散了,情绪易起伏了,应好好反思一下:我实现了角色转换没有?这会大大地帮助你拥有正常情绪的。大学生活是人生道路定向的阶段,将来向哪个领域发展,在这个阶段就基本定下来了,一定要记住自己扮演的角色,堂堂正正地演好它。及时完成认同过程每个人都在一定的社会单位中生活,如家庭、学校、工厂、机关。承认并意识到自己在这个单位内,愿为搞好这个单位出力,这便是认同感。我们看到不少大学新生入学很长时间了,仍把自己当成“校外人”。宿舍卫生搞不好,他们骂学校;伙食差些,骂学校;教材缺页,骂学校,连走路被树根绊着也骂学校。他们不管事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一有不满意就骂,似乎搞好学校他们没有一份责任。缺乏认同感正是影响他们情绪的另一重要根源。事实证明,有共同的奋斗目标,有共同的责任感,才是搞好一个群体的基础。身在群体内,心在群体外;不为群体尽一份责任,却把群体当成进攻目标,这个群体就一定搞不好。我国经济还落后,大部分大学的生活、教学设施还不能完全满足需要,加上大家都是初来乍到,一时的混乱现象难免,有时问题还可能很突出。如果我们能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这一切,有些问题完全可以大家自己动手解决,如清洁卫生问题、宿舍秩序问题。另一些问题可以采取谅解的态度、协商的态度解决,如生活设施问题、伙食问题。这时学生会和班会能起积极作用,应尽量发挥它们的作用。同学们需要注意的是,窝火、发火会大大伤害自己的情绪,进而影响学习,影响团结,真是得不偿失。要是你发觉自己对这对那都不满意,应及时换个角度想想:如果这是我的家,我该采取什么态度?我们不就是先容忍一下,再想办法解决吗?哪有样样事都大吵大闹的呢?请记住,多一份认同感,多一份风格;多一份建设性,多一份成熟。及时扩大自己的视角我们的同学一般都是从家门到校门,从校门到家门,生活视角是较窄的。跨进大学校园后,就身在大城市中了,外面灯红酒绿,会形成诱惑;囊中羞涩,会感到辛酸;物价攀高,使人处境窘迫,总之,过去由父母承担的心理压力,现在要自己承担了。但他们许多人缺乏心理准备,心理承受力是相当脆弱的,因此也就容易出现心理障碍。河南省某高校一学生,入学仅几个月便弃学当了和尚。他因为经济困难引发对人生的失望,便遁入空门以求解脱心灵痛苦。这对同学们来说应是个教训。要提高心理承受能力,一方面应切实解决经济方面的问题,连买饭票的钱都不够,心理当然就难以承受。家长、学校都有义务帮助他们。只要不采取逃避态度,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而更重要的是要及时扩大自己的人生视角、社会视角,对生活前景、自己的前途看得远些,开阔些,这就可以使自己对困难采取乐观主义态度。中国正在飞腾,大部分人民的生活水平正在提高,本世纪内将达到小康,下世纪变得富裕。中国的进步,连外国朋友也为我们感到欢欣鼓舞。假如你感到生活压力影响你的情绪时,看看报纸,听听新闻,你会从中感到时代的脉搏,获得稳定情绪的力量的。

一、中国所面临大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分为三个方面:1、政治局势:①国内政局整体稳定,局部动荡。2009年的西藏打砸抢烧暴力事件,新疆疆独分子打砸抢事件的浓雾还未散去,持续蔓延到了2010年。东突势力在边境发展力量,部分地区仍然处于不安定状态。另外,台湾问题仍旧需要全力以赴。②国际政局更是云谲波诡,变化莫测。朝核问题始终僵持不下难以解决不说,朝韩关系自古不和如今又生新事端,今日军演明日开火你打我来我打你,还有他国背后倒腾添乱想要谋取利益。另外,日本政局动荡,民主党取代自由党执政,新首相面临新挑战。吉尔吉斯斯坦发生骚乱。巴基斯坦重大恐怖袭击接二连三,印度安全部队遭反政府武装突袭伤亡惨重,泰国红军衫越闹越大,蒙古爆发反政府示威,美国加紧从伊拉克撤军,伊朗选举后遗症未消核为题待摊牌,我国周边国家政局尤为动荡,对我国政局必然产生影响。而美国总统奥巴马面临艰难考验,国会各党派之争激化。总而言之,国际政局极为复杂,各国未谋取利益展开争夺看得见与看不见得硝烟弥漫于整个世界。2、经济局势:经济危机的阴影仍旧笼罩,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推进。经济危机过后,各国经济重新洗牌,开始努力复苏,但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冲击产生的损失巨大,很多国家经济几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难以发展。而走社会主义经济道路的中国,在这次危机中稳住了阵脚,保持了经济稳步发展的势头,并努力稳定世界经济局势,展现大国风范。但是仍要说的是中国的经济制度还是存在不足的,单纯的依靠廉价劳动力而非高科技生产力最终会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一句话说,世界经济局势不容乐观,中国仍需努力发展。3、文化领域的局势:个别国家将侵略战场扩大到文化领域。文化侵略日益严重。就我国来说,日韩文化,欧美文化席卷中华大地。个别国家企图用文化的力量敲开侵略大门,从思想上征服民众。简言之,文化全球化下的文化侵略不可小觑。二、针对我国现在所处的时代背景与国际环境,当道大学生应当肩负以下责任,为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1、当代大学生应有深刻的先进的思想认识。鲁迅先生弃医从文,志在唤起更多的中国人精神觉醒。一个民族的崛起必须首先从思想上从精神上开始。由此,大学生应该首先是精神觉醒的一代。大学生首先应当热爱自己的祖国,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并拥有为祖国明天而奋斗的强大动力。能够积极关注国内外形式政策,了解国际政治经济局面,深刻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努力学习政治经济哲学理论充实自己是自己能够明辨是非。另外大学生应当向中国共产党看齐,确保思想认识行动的先进性。最后,我们必须要有深刻的危机意识与民族责任感,不断地进步自己的思想,让自己成为一个有思想的青年人。2、当代大学生应当拥有强健的体魄。俗话说的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们热爱祖国为祖国奉献力量的前提是拥有强健的体魄。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更好的更长久的为国家奋斗。另一个角度说,青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想象一下,每一个中国人都拥有强健的体魄,每一个人都准备好为祖国的发展贡献力量,那样的中华民族是打不倒的。我不绝不要在成为东亚病夫,我们是东方雄狮。3、具体的方面我们同样担负重任。①从政治方面来说,我们要关心国家政治,认真的行使我们的选举权、监督权、言论自由权。坚决维护国家主权,不参加任何形式的分裂活动和邪教组织。各民族同学和睦相处,团结友爱。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服兵役或参军入伍。②从经济方面来说,坚定的相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支持我国经济,支持国产,抵制日货。国际经济局势动荡,多国觊觎中国经济市场,试图破坏我国经济,我们要做有识之士不被蛊惑,坚决支持我国经济政策,不随波逐流产生躁动。③从文化方面来说,作为大学生的我们要坚定不移的传承保护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并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力。坚决的反对文化侵略。大力的发展宣传传统文化,让更多的走进中国古老美好而充满智慧的传统文化中去。这几年红红火火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我们要去发展继承传统文化,而不是让诸如:古琴,皮影戏,太极八卦,秦腔等等的传统文化随时间尘封。我们完全可以且有能力去传承去关注这些文化。多一些关注,韩国就不会成功申请到端午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多一些关注,去听听那高亢激昂的秦腔而不是《god is a girl》。我们大学生的数量是巨大的,力量也将是无穷的,我们应该把中国优秀文化文化发扬光大。④从科技的方面来说,21世纪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当代的大学生有责任有义务努力学习文化知识,用科学的思想技术武装自己,把自己培养成国家需要的综合性人才。开发自己的聪明才智,为祖国明天的超强综合国力贡献力量。

我觉得你可以提出一些相关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来方便大家进行解决都是比较好的

未来精英的核心竞争力是国际化竞争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年轻人想要在职业生涯中发展得更好,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来自海外人才的竞争。而新时代的学生面临21世纪新挑战,在校的学习仅仅是自我成长的很小一部分。在21世纪学习、就业和生活,要求学生获取更多的技能和知识,更高的国际化视野能力。在这个全球竞争的高科技时代,越来越多企业看重的,是具有国际化竞争力的精英。以美国硅谷为例,在那里就聚集着大量来自世界各地、拥有不同民族和文化的高科技人才。这些人才必须具备国际化的视野,才能在人才济济的硅谷拼得一席之地。未来的国际化人才是指具有国际化意识和胸怀以及国际一流的知识结构储备,视野和能力达到国际化水准,在全球化竞争中善于把握机遇和争取主动的高层次人才。国际化人才应具备以下7种素质:宽广的国际化视野和强烈的创新意识;熟悉掌握本专业的国际化知识;熟悉掌握国际惯例;较强的跨文化沟通能力;独立的国际活动能力;较强的运用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且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思想素质和健康的心理素质,能经受多元文化的冲击。而我们的孩子,如果仅仅依靠高考这一途径训练起强大的记忆力、应试能力和计算能力,即使一时赢了大学的门票,出了社会也依然难以避免被淘汰的命运。未来,这些能力都将被人工智能所取代。观点分享│国际化视野的重要性:如何培养孩子的国际化视野?未来孩子需要的核心能力,是创造力、社交能力、演讲能力、领导力、自我管理能力、思维能力、逆商和情绪管理等能力和国际化的视野。这些能力才是人类真正可以与人工智能抗衡的利器,而拥有国际化视野,是未来在人群中立足的重要法宝。全球化时代更需要从小就具备国际化视野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与我们生活相关的,不再仅限于本土本国。未来十几年,我们国家也将会有大量的国际人才涌入。自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每个国家都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小岛,整个世界已经连接起了一个越来越紧密的大网。只有那些通晓国际规则、具有国际视野、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才能拥有更大的发展平台。因此,新时代的孩子想要融入到大环境去,就应该从小就具备国际化视野。这就需要我们鼓励孩子走出眼前的小世界。观点分享│国际化视野的重要性:如何培养孩子的国际化视野?EDU新视野的专家团队大多是国际教育者组成,我们曾看见过这种从小接受国际化教育给孩子带来的好处。通晓国际规则、具有国际视野、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最容易获得更大的发展平台。现在有不少家长单纯地将学英语视为培养孩子国际化视野,但在实际操作上则更注重孩子对外语的掌握,忽略了对国际文化的熟悉。对此,建议家长一定要意识到,学习国际语言也还要学习国际文化。当孩子走出世界,接触见识不同的人和不同的生活方式,见识不同的思维观点和处理问题方式,他的心灵会受到震撼,他的大脑受到冲击,不仅眼界大开,脑洞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也会随之大开。一个拥有国际化视野的孩子,见识过这个世界的辽阔,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和差异,所以他们会对于这个世界熟稔于胸,行走之间会多一份从容自信,有准确的判断力,也将会更勇往直前地面对未来的人生道路。父母培养孩子国际化视野的核心六要素父母作为孩子走向世界重要的引路人,在孩子的成长中,需要父母为他们打开一扇面向世界的窗口。那么,作为父母该如何培养孩子的国际化视野呢?EDU新视野的资深专家将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解读:一、拼娃不如拼自己,父母要走在孩子的前面;父母是孩子成长的引路人。父母的一言一行是孩子模仿学习的榜样,父母展现给孩子的世界就是孩子拥有的第一世界。作为父母首先自己先要拥有国际意识,而不是闭关自守、闭门造车。如果我们仅仅让孩子为了高考而强化训练背诵、计算能力和应试能力,即使赢得了大学的入场券,在未来的世界里依然难免面临被淘汰的命运。这些能力都将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因此,父母需要主动接触和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理念,才能引导孩子跟上世界的脚步。观点分享│国际化视野的重要性:如何培养孩子的国际化视野?二、从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对多元化世界的兴趣;从小让孩子看世界地图,告诉他各个国家的特色,让他知道原来这世界上有这么多不同的民族和生活方式,这么多新奇的事物,激起他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三、培养孩子独立思考和敢于质疑的精神;在生活中,遇到一些问题,家长不要急于给出答案。不妨多引导孩子去做一些查证,让孩子学会自己去寻找答案。这说明孩子不仅要有理解力,更要有批判性思维——学会提问、学会好奇、学会判断。观点分享│国际化视野的重要性:如何培养孩子的国际化视野?四、通过传统节日让孩子了解和学习不同的文化习俗;不仅给他过中国的传统节日,还可以引导他对世界各国的传统节日感兴趣。不仅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还要了解世界的文化历史。一个孩子对世界的兴趣,是从小培养出来的。元旦、春节、立春、情人节、女儿节、复活节、儿童节、端午节、母亲节、父亲节、中秋节、万圣节、感恩节、圣诞节,等等。孩子们通过庆祝这些传统节日,了解和体验了不同国家的文化,小时候这些愉快的经历,会让孩子们终身受益匪浅。他们长大后,这些过节的体验全部化成了美好的童年回忆,从而对世界各国的文化和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激发他们走出国门、走向更大更广的天地。一个人拥有了全球化视野,就站在了世界的更高处,也就拥有了更大的格局。五、培养服务社区能力、国际合作意识;建议家长可以每月带领孩子清理一次楼道,让孩子帮老人清洁卫生,多参加社区建设性活动,或者帮小区居民解决一个问题、设计一个小发明等等,看似微小的行动,其实都在训练孩子的责任心与执行力。随着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国际交流将会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孩子长大后必然会有非常多的国际合作和海外工作机会,也会遇到很多问题是需要国际合作来解决的。所以在遇到问题时,可以推荐孩子多看看国外的孩子是怎么做的,从而有意识培养孩子跨文化沟通的能力。观点分享│国际化视野的重要性:如何培养孩子的国际化视野?六、鼓励孩子就是走出来,去拥抱更大的世界。走出来,结交不同的朋友,见识多元化的世界,孩子才会发现,原来世界这么大,原来人生有这么多的可能性。他见识到不同的人和做事方式,见识到不同的思想和生活,通过直接模仿吸收为自己的智慧,做到了自己从未想到的事,成为了自己曾经不敢想的那个人。当一个人拥有了全球化视野,就站在了世界的更高处,也就拥有了更大的格局。从小培养孩子的国际化视野,就能更好地帮助孩子树立远大的理想和目标。让他人生不迷茫,不断努力地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小说视角研究论文

王小波的精神结构及其小说的结构模式 {内容提要}:本文从意象分析法的角度,论述了王小波小说中“夜”的意象的意义,进而阐述了他阴阳两界冲突的精神结构和由此形成的其小说的结构模式。{关键词}:王小波 精神结构 阴阳两界 结构模式王小波有部中篇小说《我的阴阳两界》,阅读这部小说,读者首先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何为阴界?何为阳界?在他的杂文中也数次提到类似的说法,比如,话语圈属于阳的一方;世界除阳的一面之外,还有阴的一面;“赖在文学上,可以给自己在圈子中找到一个立脚点。有这样一个立脚点,就可以攻击这个圈子,攻击整个阳的世界。”(1)还有其他衍生的词“阴性的态度”等。我认为,阴阳两界是理解王小波精神世界的一个通道,他的精神结构呈现出阴界和阳界之间不可调和的分野,二者之间像两军对垒一般,上演了一场场攻防战,时而剑拔弩张、势不两立;时而委屈求全、妥协礼让;时而握手言欢。这是内心深处惊心动魄的战争。王小波的精神世界时时表现出搏杀、冲突、紧张、分裂的状态,他精神上的弦绷得太紧,这是一个人的战争,这是分成两半“自我”的格斗,最后终于两败俱伤、琴弦绷断,曲未尽人已失。王小波精神世界的这种特质投射到小说创作中,自然其小说的精神结构与它保持一政,不仅如此,其小说的叙述结构也展现出双线并行、交织、虚实相映、古今对话的结构模式。综合王小波杂文和小说来看,对阴阳两界的界定,大致可列出以下两类词语方阵:阳界:愚蠢、专制、强权、无智无性无趣、乌托邦神话、愚民教育、宗教化政治、煽情伦理、思想牢笼、话语圈文化、精神阳萎、实用功利、机械化一、强势群体……阴界:健康的性、有趣、神奇、智慧、自由、爱情、创造、理性、科学、民主、人的尊严、沉默文化、参差多态、弱势群体……法国文学理论家加斯东·巴什拉尔认为,每个诗人都提供一份意象的综合,我们可以事后去发现它,绘制一幅“曲线图”,重新发现一种逻辑。在此,意象既不是一种修辞形象,也不是文章细节,意象是“一个完整的题材。它呼唤各种不同的来自多渠道的形象的聚合”;它是“一种原则的升华”,它可以上溯到语言和形象思维的起源,同时又表达“凝聚了事物内部的情感世界”。巴什拉尔的批评即是从一个意象出发,重新认识一个世界,艺术家心灵向往的那个世界。(2)笔者通过对王小波小说中频繁出现的“单位意象”或者说“存在编码”“夜”进行分析,以期切入他的精神结构。“包围着他们的是派出所的房子,包围派出所的是漫漫长夜。”(《未来世界》)。《似水柔情》末尾:“眼前是茫茫的黑夜。曾经笼罩住阿兰的绝望,也笼罩到了他的身上。”最典型的是如下大段文字:“夜黑的发紫,星星亮得像一些细小的白点。在京效时我常和铃子钻高梁地,对夜比一般人熟悉得多。这是险恶的夜,夜空紧张得像鼓面,夜气森森,我不禁毛发直立。”“在这种夜里,人不能不想到死,想到永恒。死的气氛逼人,就如无穷的黑暗要把人吞噬。我很渺小,无论作了什么,都是同样的渺小。但是只要我还在走动,就超越了死亡。现在我是诗人。虽然没发表过一行诗,但是正因为如此,我更伟大。我就像那些行吟诗人,在马上为自已吟诗,度过那些漫漫的寒夜。”(3)在他的早期习作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文字:“在我小的时候,常有一种冰凉的恐怖使我从睡梦中惊醒 ,我久久 地凝视着黑夜。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死。到我死时一切感觉都会停止,我会消失在一片混沌之中。我害怕毫无感觉,宁愿有一种感觉会永久存在。哪怕它是疼”(4)。于是到云南插队时,他常常在深夜走出宿舍,在夜色中用自来水笔在一面镜子上写诗,写了又涂,涂了又写。(5)王小波在1979年6月6日写给李银河的信中引了《德国诗选》中他最喜欢的一首诗,并说他尤其喜欢“银色的星光”这个诗句(6):他爱在黑暗中漫游,黝黑的树荫重重的树荫会冷却他的梦影。可是他的心里却燃烧着一种愿望,渴慕光明!渴慕光明!使他痛苦异常。他不知道,在他头上,碧空晴朗,充满了纯洁的银色的星光。王小波在不同的小说中先后引了二次塞利纳杜撰的瑞士卫队之歌:“我们生活在漫漫寒夜,/人生好似长途旅行。/仰望天空寻找方向,/天际却无引路的明星!”(7)并且第二次引用时用的小说题目是《茫茫黑夜漫游》,由此可见他对这首诗及“夜”这一意象的喜受。除此之外,他的一些小说题目多少也透露出一些信息:《红拂夜奔》、《夜行记》、《夜里两点钟》。在王小波的笔下,夜是漆黑的、萧杀的、凄惨的、紧张的、险恶的、森然的、漫无边际的,它意指黑暗、压抑、迷茫、恐怖、绝望、死亡。当王小波把“文革”时期比作漫漫黑夜时,“夜”这一意象的内涵还较为狭小,从王小波整个一生及其创作始终来看,他赋于“夜”以丰富、深邃的意蕴。《茫茫黑夜漫游》好比怪腔怪调的布鲁斯,是一篇心态小说,是作者写作时“当下”心境的流露,在此,作者表达了在强制下永不屈服的信念:“有人可以从屈服和顺从中得到快乐,但我不能。”他说,只有一种生活是可取的,就是迷失在探究小说艺术无限可能性中。王小波对夜的恐惧,即是对受奴役的、乏味的、无创造的生活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如何超越死亡,穿过漫漫寒夜般的人生,他选择了创作,选择了诗意人生因此他称自己是行吟诗人、浪漫骑士,以艺术对抗寒夜,超越死亡,也超越命运、生命、存在。他说:“好诗描述过的事情各不相同,韵律也变化无常,但是都有一点相同的东西。它有一种水晶般的光辉,好像来自星星……我希望自己能写这样的诗。我希望自己也是一颗星星。如果我会发光,就不必害怕黑暗。如果我自己是那么美好,那么一切恐惧就可以烟消云散。”(8)想象一下,一个17多岁的少年在亚热带地区的夜色下,在旷野之中,以他的单纯、真诚试图摆脱当时的话语霸权、语言牢笼,抒发出自己本真的内心情感,这是多么动人的情景。那么,与“夜”对应的意象就是“星星”、“明星”、“银色的星光”,这是王小波的精神源泉,他渴慕星星,寻找星星,梦想化作星星,照亮黑暗,抗争阳界,如果用一句话概括王小波的人生及创作,那就是:星光照彻黑夜。王小波确如一颗划过夜空的流星、慧星,他闪亮的光芒照彻了晦暗的夜空。王小波的另一个重要的“存在编码”就是小说中的“刑场”意象,及由此衍生的“砍掉的头”、“尸体”意象,(9)“夜”和“刑场”都是王小波对人生、对他生活的世界的一种深刻体认。王小波的小说中的人物可分为界线分明的二个方队,即阳界中人和阴界中人;军代表/知青、团知书/受帮教者、大夫/病人、警察/犯人等,在他们之间上演着管制/反抗、改造/抵制、追逐/逃跑的游戏。王小波小说的动态与静态场面也值得留意,当他的叙述落笔于争斗、追逐、逃跑时就自由奔放、生机盎然、谐趣横生,如王二的上山,老鲁捉王二,卫公、红拂出逃、薛嵩抢婚、征战等,而一旦人物在一处停留下去就往往是压抑、郁闷、死气沉沉的世界。与此对应的两类地点(皇宫、宣阳坊、灰色长安、洛阳/凤凰寨、路上)也就有了相反的寓意。下面以《黄金时代》中的3篇小说为例,论述阴阳两界的冲突、对峙、碰撞。在《黄金时代》里,王二是到云南插队的北京知青,二十出头,充满了好多奢望和青春的强烈躁动,这就不可避免地与以当地队长、农场军代表为首的管制体制也就是阳界,发生激烈冲突,当他拿着猎枪和军代表剑拔弩张地对峙时,这种冲突达到顶点,这是箝制与反抗、设置与反设置、情感萎缩与生命激情、道德戒律与精神自由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但个人是无法与整个社会相抗衡的,王二选择了跑为上策,逃往深山老林。在这个阴界世界中,王二和陈青扬在原始山林里的生存方式和生命状态是一个神奇的梦,他们远离人类,远离文明,过着自耕自食的生活,他们活得狂放恣肆、自由自在、随心所欲,他们在大自然里无所顾及地做爱,他们的精神自由和生命激情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和敞开,演奏出一首生命狂欢曲,从这层意义上讲,这的确是王二的黄金时代,他们的生活很像汤恩比所说的人类史前文明的阴的时期的生活。下山后,他们受到阳界势力 的围剿:收审、写交代材料、出斗争差,但王二和陈清扬以精神上、性爱上的放浪不羁、轻松游戏消解了神圣、虚伪、庄严,从而宣告了他们在这场阴阳冲突中的不可战胜。《三十而立》,王二成了大学教师,但他感到无趣机械的生活好像一种酷刑,在他看来,这个世界里存在着两个体系,一个来自生存的必要,一个来自存在本身。就前者而言,就是为了功名利禄虚名浮利,违心地装丫挺,假正经,过表演给人看的生活,这就失去了自己的存在;而存在本身具有无穷的魅力,它没有什么世俗功利性,它就像草长马发情那么自然,二者之间的分野就是阴阳界面的确立。王二在功名利禄和追求真善美之间,在追求真诚和掩饰自己对社会的真实感受之间,在自然人生与生存之累之间徘徊不定,苦闷不安,做着痛苦的抉择。在常态生活中,阳界的一切不像非常态的“革命时期”那样面目狰狞、咄咄逼人,它就像滞重无形的空气弥漫在“阴性人”王二的周围,它无所不在又难以捕捉,王二时时有抗争的冲动,却不知把矛头指向何方,因此,不得不在万般无奈中“荷戟独彷徨”。是苟且生存,还是返回存在本身?在王二死前,在小说结束之前还是个问题。《革命时期的爱情》,是一部关于性爱的小说,也是一部关于个人成长史的小说。个人的成长恰恰框定在一个抹杀个人存在的革命时期,伟大人物设置的乌托邦中,那种命运的被设置感、行货感、玩偶感刻骨铭心,个人意志与集体意志必然格格不入。少年王二与姓颜色的女大学生的爱情是惨痛、凄美的,作为两个触犯游戏规则未被惩办的漏网之鱼,他们在野外树林、河边的爱情可看作逃逸阳界中心的边缘地带里的一次疗伤。他们在此还原到人本位,体验男人和女人的感觉,但王二幼时的惨痛经历在心理上的投影使他无法有所作为。表面革命失败的背后,是肮脏、丑陋的世界作用于个人隐秘的性心理上的挫败感,他们所扮演的革命角色其实是丧失人本性的受愚弄的玩偶、泥人,他们在咀嚼失败中开始的畸形之爱只能以失败告终,这是革命时期曲折隐晦的个人情感悲剧。王二长大成人后,进街道豆腐厂当工人,他和阳界中人、道德牧师、帮教他的女团支书之间由对抗、冲突最终转向枕席之欢,女团支书由肩负拯救精神的使命,自觉不自觉地滑向肉体的放纵、沉沦、做成阴阳苟且之事,这是一场阴差阳错的爱情。在《黄金时代》中,阴阳两界的冲突是紧张、激烈的,也是明朗、单纯的,有两军对垒的气氛,王二和陈清扬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战斗同盟,而《革命时期的爱情》里,这种冲突要隐晦、错综复杂的多,在最隐秘的心理层面,在个人成长史中,也在王二和女团支书的苟且贪欢之间展开,它是多色调多层次的。《我的阴阳两界》,主人公王二选择的生活方式是独特的,他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长期在地下室居住,喜欢寂寞、黑暗,在写小说、译书的思维乐趣里自由地生活。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他阳萎,这其实是一种文化隐喻,是阳界的伤害造成的,他逃跑、隐匿到阴界中去,在阳界中人看来,他是小神经,被列入异类,但长期以来,他和阳界中人过着两不相扰、相安无事的生活。妇科女大夫小孙的冒然闯入打破了这种生活,导致了二者的失衡、冲突、较量,表面上看,在这场较量中,王二大获全胜。与女团支书为青工王二治疗精神为初衷却以捐献肉体告终不同,小孙以奉献肉体来治疗王二肉体阳萎为起点,最后治好了肉体,把王二拉回阳界,却导致他又精神阳萎。两个王二与两个女人的性关系都蕴含着挽救的母题,尽管动机、方式、角色不同,但结局都是失败的,而后一种失败是精神上的大溃败,因而是阴性人王二最大的人生失败。在这三部小说中,阴界的形象化指涉由蛮荒之地、边陲的原始山林转到城市效外河边的小树林,再转为城中医院里阴暗、杂乱的地下室,自然的野性、诗意由强转弱,最终衰退到人群居住之所的凡尘。阴性人王二由在自己的世界里随心所欲的生命狂欢转变为无路可逃中与阳界调情苟合,再变为阳界中的一员,精神境界一路呈现沦落、萎缩、衰退之势,阴阳两界的冲突也由紧张激烈走向淡化、缓和,直到化干戈为玉帛,握手言欢。这是否可称为阴阳三部曲?与王小波及其小说的精神结构相一致,其小说的叙述结构也往往采用双线、多线并行、交织,古今对话、呼应,纪实与虚构、现实与想象、现时与历史、生活与本文构成一个虚实相生真假莫辨亦真亦幻的奇妙繁复的开放性叙述空间,叙述人在这个无限敞开的叙述空间里自由出入、往返。《未来世界》由三大叙述板块组成:描绘叙述人在未来世界里的“当下”现实生活,追忆舅舅在上个世纪的历史中的生活,叙述人撰写的舅舅传记中的生活。《白银时代》的叙述结构是:写作公司里的现实生活,回忆中的大学生活,《师生恋》这部小说中的大学生活,师生恋情及奇谲的沙漠世界。其中,《白银时代》和《2010》的情节核及叙述动机都是一个谜语,小说的叙述流程亦即谜语的破解过程。《未来世界》和《2015》都运用了少年视角,顽皮、刁钻、性萌动期的少年可看作前叙述人,他的叙述起到颠覆人物关系、伦理关系或反讽世界的怪诞荒唐或增加戏谑效果的作用。《红拂夜奔》、《万寿寺》,用现代意识烛照历史传奇,叙述人的现实生活与其虚构的小说中的历史人物生活形成同构关系,历史和现实,过去和现在在相同的主题和动机上被跨越,这种古今对话的叙述方式在另外两篇小说《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伦奴》、《似水柔情》中表现得同样突出。

《试论西方叙事学理论演变与吴尔夫小说中的女性主义立场》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叙事学;叙述者;叙事权威;弗吉尼亚·吴尔夫 [论文摘要]运用女性主义叙事学代表人物之一苏珊·兰瑟关于叙事权威的理论来解读弗吉尼亚·吴尔夫的经典小说《到灯塔去》可以看到,吴尔夫在小说的公开叙事层构建了一个“自我消抹”的叙述者形象,而在隐蔽叙事层,却勾勒出一个无处不在的叙述者形象。通过分析探讨小说的叙述者在隐蔽叙事层的所作所为,可以证明《到灯塔去》的叙述者就好比是1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小说所推崇的那种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的“上帝”,这样一个“上帝”型叙述者依靠和分享了男性作家的叙事权威,而吴尔夫本人对叙事权威的追求和依赖决定了她缘何可以在现代派和女权主义运动中树立自己的双重地位。 《到灯塔去》是现代派小说家和女权运动先驱弗吉尼亚·吴尔夫的经典作品。自1927年问世以来,广受评论家和读者的青睐与追捧。不难发现中外评论家对小说的研究是多角度、多方位的,但迄今为止鲜有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而本文则试图从这些角度对作品进行分析探讨并得出新的结论。 一 西方经典叙事学上承俄国形式主义,中经英美新批评,下接法国结构主义,旨在建构叙事语法或诗学,聚焦于被叙述的故事,对叙事作品的构成成分、结构关系和运作规律等展开研究,着重对叙事文本作技术分析。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起源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女性主义摇旗呐喊,伊莱恩·肖沃尔特认为它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早期为女性形象批评,反思传统文本中的“厌女症”,揭示菲勒斯中心主义;中期建构妇女文学史,并纳入黑人和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近期向理论建构纵深发展,反思以男性文学为基础的传统文学理论,提出建设“女性美学”(female aesthetics)设想。其中,法国学派受拉康、福柯、德里达的影响,关注语言、再现、心理和哲学问题,如克里斯蒂娃、西苏、伊利格瑞提出女性书写(ecriture feminine)和女性行为批评(gynesis)的理论;英美学派关注主题、母题和人物等传统批评观念,重在社会历史研究。肖沃尔特认为从整体看可以发现妇女作家想象的连续性,反复出现的模式、主题、问题和形象,因而提出女性批评(gynocritics)和性属理论(gender theory)。 概而论之,结构主义经典叙事学和早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目标不同:前者属于形式主义范畴,倾向于抽取普遍规则,对文本进行一般观察,强调客观性和抽象化,具有具体化、符号学化、技术性强等特点;后者属于政治批评范畴,在政治参与和主体经验上揭示具体文本的意义,具有宏观思辨、模仿再现和政治化等特点。早期女性主义批评通常不涉及叙述技巧,而经典叙事学研究一般也不考虑性别因素,不讨论叙述声音的语境、社会性质和政治寓意。经典叙事学和早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各有利弊,而两者融合,恰恰能取长补短。 针对经典叙事学忽略文本意识形态和社会历史语境的弱点,可以借用性别,语境和再现等女性主义理论来弥补;针对早期女性主义批评过于印象化的弱点,可以借用叙事学领域系统的形式分析模式来弥补。叙事学是方法,女性主义是思考视角。两者渗透能够引发新的视点,打破西方文学界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之间的长期对立。女性主义叙事学将叙事形式分析与性别视角融为一体,同时关注人物、作者、叙述者、读者和性别因素,关注生产者和读者所处的时代、阶级、性别、性取向以及种族的必然联系。女性主义叙事学隶属于后经典叙事理论:在经典叙事学基础上将注意力转向作者、文本、读者与社会历史语境的交互作用,从共时叙事结构转向历时叙事结构。 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开创人美国学者苏珊·兰瑟,像大多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一样具有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背景,同时受到马克思主义文论影响。她于1981年出版《叙事行为:散文化小说的视角》,率先探讨叙事形式的社会性别意义,1986年发表宣言式论文《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首次使用术语“女性主义叙事学”(feminist narratology),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该学派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随后,两位代表作家的论著在美国面世:一为兰瑟的《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一为沃霍尔的《性别化的干预》。有关论著在《叙事》、《文体》、《PMLA》等刊物纷纷问世,女性主义叙事学渐成显学。 为了证明女性叙述文本的特殊性,仅仅使用叙述话语理论阐释会出现偏差和缺失,兰瑟在《虚构的权威》一书中多次引用分析《埃特金森的匣子》(1832年)这个书信文本——由于新娘有义务向丈夫公开所有的信件,于是她给知心姐妹写了一封信: 我已经结婚七个礼拜,但是我(丝毫不觉得有任何的理由去)追悔;我的丈夫(根本不像)丑陋鲁莽,老不中用……他的信条是,应该把妻子当成……(双方都不该)只能一门心思想着服从(而不应视之为)玩偶;我……不(这样不奢望我能比现在更)幸福。 仔细阅读会发现书信暗含玄机,区别在于是否隔行阅读。词句的重新组合导致语义和语气上的本质变化:丈夫以为赞美自己,知心女友看到的是新娘痛斥丈夫,懊悔婚姻,新娘和女友关心女人的婚姻幸福,而隐含读者读出的是对社会婚姻关系男权思想的抨击。兰瑟指出书信的表面文本是软弱无力的女性文体,拟态模仿卑微元助,柔和依顺;潜在文本却具有能动直接理智、有力度有权威的男性语言特点。私下潜在的受众是心灵相通的女友;表面公开的受众是丈夫。所以,在男权中心社会,女性作家在不被认可的边缘化处境下,为赢得叙事权要采取机智的叙事策略。 兰瑟的著作《虚构的权威》研究在特定的时期女性取得话语权威的策略,意在建构女性叙述声音理论。“声音”这个术语,在叙事学中指叙事讲述者,有别于作者和非叙述性的人物;在女性主义中指身份和权力。兰瑟将两者融入巴赫金的“社会学诗学”中,认为叙述声音和被叙述的外部世界具有互构关系,因此探讨女性叙述声音要联结社会身份和叙述形式、文本与历史;兰瑟创造性地透过作者型、个人型和集体型三种叙述声音模式,总结女性叙事声音实现话语权威的策略。作者型叙述声音指异故事的、集体的并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叙述者采取全知视角点评叙述过程,对其他作家和文本作深层思考和评价。个人型叙述声音即热奈特指称的自身故事叙述,讲故事的我是主角,私人声音公开化。集体型叙述声音指表达群体的共同声音。 二 兰瑟在《虚构的权威》一书中说到吴尔夫“在她的叙事行为中谨慎地加入了。距离感”,这种“没有消抹作者的距离”赋予她的小说以叙事权威。本文正是基于兰瑟对吴尔夫作品中叙事声音的探讨,具体分析《到灯塔去》的叙述者在潜在文本中的所作所为。笔者认为这部小说的叙述者好比是经典现实主义小说所推崇的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的“上帝”。这样一个“上帝型”叙述者依靠和分享了男性作家的叙事权威,从而帮助吴尔夫本人在文学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运动中奠定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达洛威夫人》(1925)租《到灯塔去》(1927)同属吴尔夫中期诗话意识流小说。在这两部作品中,作者采用了多重人物聚焦的叙事方式,关注的重心是人物转瞬即逝的思想感情,但从整体看,《到灯塔去》的叙述者比《达洛威夫人》的叙述者更为隐蔽却也更为重要。在《达洛威夫人》中,叙述者藏匿于人物背后,记录并传达人物的所思所想。在阅读时,读者尽可跳过这个幕后叙述者直接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而在《到灯塔去》中,叙述者却摇身一变成了“主角”。小说描写的重心不是人物的思想而是叙述者本身。事实上叙述者在众多人物意识间穿梭却对他们的意识不予认同。虽然叙述者也曾尝试“垂帘听政”,但总体来说,她失败了,而且是彻底失败了,叙述者的形象“无所不在”,她的“声音”充斥着整个文本。即使是在一直被评论家推崇为“作者自我消抹”典范的第一和第三部分里,读者也可依据那些无所不在的蛛丝马迹找到藏匿于人物背后的叙述者。在小说的第二部分,叙述者更是直接越过人物,跳至前台,发表她对生与死的哲学感悟。 第三人称全知全能型叙述者通常现于经典现实主义小说,他独立于故事之外,像“上帝”那样高高在上,了解故事内外发生的一切,拥有无限的权威。而现代派小说中的叙述者不再能够高高在上,自封上帝,同时也不再需要和要求那种全知全能的外露权威。从总体上看,《到灯塔去》的叙述者扮演的是上帝而不是人的角色,她行使着1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小说中全知全能型叙述者的无限权威。在小说中她对人物的言行进行全面的观察和权威的评论,并最终攫取了原本属于人物的声音。 在《到灯塔去》中,读者可以感受到一个查特曼式“公开叙述者”的存在,因为总是有那么一个“拥有阐释权威的人把人物的思想转化成间接性的表达”。人物声音被压制甚至不被允许进行自我表述,这个穿插其中的叙述者不仅自己说,还替别人说,她成功地攫取了小说人物的发言权。作为“全权代表”的叙述者自由穿梭于众多人物的意识间,居高临下、冷漠超然地向读者讲述人物的所思所想,解释评论人物的一言一行。更有甚者,她还超越时空限制,成功观察到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发生的事情,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广阔的世界。从这种意义上讲,小说打破了经典现代派小说对叙述者观察角度和认知能力的限制,获得了经典现实主义小说叙述者才拥有的那种全知全能。 小说第一部分“窗口”围绕“量袜子”这一外部事件展开,参与其中的是拉姆齐夫人和她的儿子詹姆斯。在拉姆齐夫人“如果今天天气不好,我们就改天去(灯塔)”这样安慰性的话语后,她让詹姆斯站起来比比袜子是否够长。再过几行是,她心不在焉地告诉詹姆斯要一动不动地站好,可这小男孩还处于几分钟前母亲告诉他不能去灯塔的失望中,故而显得焦躁不安,腿不停地动来动去。跳过许多行,我们读到拉姆齐夫人对詹姆斯更加严厉的警告,这次詹姆斯听话了,拉姆齐夫人量了袜子,结果发现袜子太短了。这一外部事件在又一长时间中断后以拉姆齐夫人吻了吻儿子的额头并提议帮儿子另找插图来剪而结束:“拉姆齐夫人缓和刚才的严厉语气,举起他的额头吻了吻。‘让我们另外找一幅插图来剪吧’”。 在“量袜子”这一琐碎外部事件中,作者把许多人物的内心活动穿插其间。牵涉其中的不仅包括前面提及的拉姆齐夫人和詹姆斯,还包括诸如“人们”和“班各斯先生”等事件发生时不在场的人物。是谁在看拉姆齐夫人并得出结论“从未有人看起来如此悲伤”?又是谁在发表那些关于眼泪集结并于暗处掉下的模棱两可,令人匪夷所思的言论。屋里除拉姆齐夫人和詹姆斯以外没有别人,显然那些言论不可能出自她们之口,也不可能是紧随其后开始讲话的“人们”发表的。既然如此,结论只能是:那些言论是叙述者的。 此外,“窗口”还有对其他一些次要外在事件的描述。这些事件与“量袜子”这一主要线索分属不同的时空,如电话交谈和修建房屋就发生在别的时间和空间。在“量袜子”事件开始不久,读者就被带到了一个全新的时空,聆听班各斯先生在电话里和拉姆齐夫人关于火车、旅行的谈话。关于眼泪的那个段落已经把读者带离了他们所在的时空;而这段关于电话交谈的描述更是把读者带人一个无法确定、超越现实的空间。至此《到灯塔去》的叙述者挣脱了人物聚焦,有限视角的束缚,获得了全知全能的观察角度和阐释能力,从而赋予作者以外露叙述权威。 在小说的第一和第三部分中,叙事者自由穿梭于不同身份、背景、年龄、心态的人物内心世界,对他们的内心活动、言行举止进行多角度观察、前方位报道和权威性评判。她时而进入莉莉·布里斯克的内心活动,时而穿梭到詹姆斯的童心世界,时而又陷入詹姆斯夫人的沉思苦想中。她知道詹姆斯认识到“任何事物都是多方面的”;她也了解莉莉懂得了“爱情的脸谱千变万化”。虽然叙述者试图通过自由直接引语把自己的思想和人物的思想混成一团,让读者不易察觉到她的存在,可惜她彻头彻尾地失败了。在阅读小说时,读者可直接越过叙述者进入人物内心世界,叙述者“不存在”的幻觉消炭了,他们很难相信詹姆斯会说出“任何事物都是多方面的”这样与他实际年龄很不相称的话,也很难相信“爱情的脸谱千变万化”是莉莉本身对爱情的领悟。诸如此类的哲学式感悟和格言化表达又是用一般现在时(不同于用一般过去时来表达的人物思想和言行)、来表达并附着在加括号的小说人物上。这种时态上的差异拉开了小说叙述与人物的距离,而距离就意味着叙事权威。 事实上,《到灯塔去》的叙述者暗度陈仓,把沉思、劝谕和预示这些过时的,不再为现代派小说接受的叙事手法置于深层文本中。她通过授权小说人物想什么,说什么而分享了传统全知全能型叙述者至高无上的权威。吴尔夫在这部小说的表层文本中消抹了叙述者,使其融入人物的意识里,在深层文本里却保留了一个完整清晰的叙述者形象。吴尔夫的叙述者就这样通过无所在而达到了无所不在。因为,如果小说人物都众口一词、异口同声地使用叙述者的语言,那么这样的叙事也就建立了一种更高更大,无法复制的权威,而这种权威正是吴尔夫这样的女性作家向往和追求的。 三 自福楼拜开始;以詹姆斯倡导的,珀西·卢伯克支持的新的“间接和侧面”的叙事手法要求用小说人物的感受取代叙述者的“画外之音”。正如乔伊斯借《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斯蒂芬·迪得勒斯之口:所表达的那样:“理想的叙述者应该修炼到无声无形”。现代派小说理想的叙述者,和现实主义小说中公然暴露在读者面前对人物发号施令的“上帝”型叙述者不同,它藏于人物背后,引入不同人物的声音,对这些声音不加干涉,任其自由发展。 每一个人身边涌动着的流旋的生命力,一旦以其勃发之力注入每一个人,他们便会获得一种特有的、无形的美学生命,戏剧性的场面也就即此产生……艺术家就像创世的上帝,出现在自己亲手创造物的上下左右,里里外外,隐而不见,修炼达到无声无形,若无其事地修剪着自己的手指甲。 这样一种美学意识要求现代派小说的叙述者赋予读者一种“消抹”的幻觉,这种幻觉产生于对“叙事者自我意识的压制,对叙述者和受述者之间交流的阻碍,以及对叙述立场外在标记的遮蔽”。 在《到灯塔去》这部现代派小说中,吴尔夫采用了人物聚焦的叙事,试图给读者一个“消抹”的幻觉,但小说没有任何一部分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甚至任何纯粹聚焦于单一视点的叙事也没有。吴尔夫在小说的一、三部分采用了多重人物聚焦,在第二部分里则采用了零聚焦叙事。在公开叙事层面上,她力图让叙述者消融到人物的意识活动里,达到无所在的境地,但在隐蔽叙事层面上,她却保留了一个清晰的叙述者形象,从而构建了一个无所在却又无所不在的叙述者来帮助她本人获得叙事权威。吴尔夫缘何如此渴望得到外露作者权威,笔者认为可以从她的家庭背景和女性主义立场里找到一些答案。吴尔夫成长在一个文学世家,但这样一个家庭却没给她提供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她的哥哥们可以上剑桥接受最正统的英国教育,而她只能呆在父亲的书房里看书学习。长大后的她虽成了自觉的女性主义者,却又不得不置身于并依靠着占主导地位的男性先锋派的庇护。她对现代派小说里,男性一统天下的局面深感不满,也意识到那些患了“失语症”的女性群体有必要站出来发出自己_的声音。 和《到灯塔去》中的拉姆齐先生一样,吴尔夫本人对名声的消逝和死亡的威胁无法释怀。作为一个自觉的女性主义者,她渴望获得永久的名声,渴望和乔伊斯那样的现代派男性小说家齐名。同时她也深知在男性一统天下的英国文学中,一个女性作家要获得这样的名声和地位是何其困难,但吴尔夫尝试并做到了。她不仅在现代派小说潮流里名垂青史,也在女权主义运动中树立了自己的丰碑。对英国文学传统上白人男性独有叙事权威的靠拢和倚靠使得她牢固奠定了自己在一片诋毁女性现代派作家的现代派小说运动和一片批判男性的女权主义运动中的双重重要位置。 当然,吴尔夫的创作历程和她本人女性主义立场的发展也是分不开的。吴尔夫开始是一个旧女权主义者,坚持男女应享有平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权利。但是她很快就觉察到这种思想的局限,认识到在一个父权制社会里,女性即使在家庭之外拥有了和男人平等的权利后,在家庭之内,特别是在人的思想观念之中争取平等的权利却更为艰难。于是,吴尔夫着手去解构男性政治思想即文化霸权,尝试着去确立书写历史的女性视角,从而成为新女权主义的思想先驱。难能可贵的是,吴尔夫没有让思想固化,而是走向了一种更加理想与和谐的女权主义阶段。因为吴尔夫认识到,在父权制社会里,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同样都是不自由的。而人类的解放必须以消除一性对另一性的奴役为前提,必须以两性协调互动达到统一和谐为基础。于是她努力寻求一种新的解决之道,这就是她著名的“双性同体”的理论。吴尔夫从最初片面强调男女法律上平等的旧女权主义开始,到20世纪60、70年代从文化角度去解构男性政治文化霸权、确立女性视角的新女权主义承接,以及最后强调在社会中男女的和谐发展所预示的20世纪90年代后女权主义发展的新方向。吴尔夫没有把获得选举、受教育等法律权利,也没有把女性获得思想文化的平等待遇视为最终目的,而是把实现人类社会的解放定为女权主义的最终目标。从她本人女性主义立场的发展变化出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吴尔夫何以在《到灯塔去》中如此倚重男性小说家所持有的那种阐释和评价的叙事权威来使自己权威化。事实上,小说的叙述者在文本中“就是女性主义者并且还冠以其作者的真名实姓”。

关于沈从文小说创作研究综述摘要:近几十年来文艺界对沈从文作品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由以前对他的文学批评和政治批判发展到后来对他作品的肯定及重视。期间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在研究中还存在着不足,尚须进一步探讨。关键词:沈从文 小说研究 综述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作家,有关他的作品研究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发生。在此,笔者将分“早期沈从文研究”(1949年以前的研究)和“当代沈从文研究”(1949年以后的空白期和新时期以来到现在的研究)两大部分,努力对沈从文研究领域的基本情况和发展形势做一较为全面的论述。一、早期沈从文研究早期沈从文研究有不少地方或者失之偏颇且比较单一,但它毕竟是沈从文先生尚在文坛时的论说评论,不但具有有一定的史学价值,而且也是沈从文作品研究的基石与铺垫。在早期沈从文小说研究中,有关他的小说评论,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批评倾向与模式,其一,以思想性及真实典型论为核心的社会学批评模式,这些批评主要以沈从文早期创作和乡土题材作品为对象,“空虚的作家”[1]“没有思想的作家”[2]“作品人物都是空洞无物的”[3]“那种轻松,那种优美,都是无聊而甚至应该排斥的”[4]等结论。其二,对他作品创作的独特风格的认可,苏雪林堪称这类批评的突出代表。她在《沈从文论》中揭示出沈从文作品“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入到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5]刘西渭的观点也有代表性,在他的《〈边城〉与〈八骏图〉》中,认为沈从文的艺术创作表现了“具体的生命”,而他“所涵有的理想”是融化在作品中“各自的生命里”的建国前夕,则由原来的文学批评转化为政治定性。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一文中,对沈从文的文学活动作了更为全面的批判:沈从文不仅是“桃红色”的代表,“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更为严重的是“特别的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对派而活动着。”表明当时在沈从文的评论和研究上存在着误区。二、当代沈从文研究进入新时期以前,从49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这大约三十年间,没有一篇有关沈从文研究的文字发表。就在沈从文政治上受批判,创作被漠视的30年间,在海外的华人学者中,沈从文研究却取得了明显进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香港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中有关沈从文的论述。这两部文学史对沈从文的评价在这样三个方面是完全一致的。1. 对沈从文“大家”地位的给定、2. 将他的研究纳入世界文学的视野、3. 肯定了沈从文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深层关怀。进入80年代,沈从文从以往被埋没和遭贬抑的状况一变而成为研究的热点,大陆文学界的沈从文作品研究也逐渐从较为零散的一般性文学批评和政治评判发展为科学深入的系统研究,并于1988年沈从文逝世后达到高峰。在此期间编写的如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杨义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等各类文学史开始对沈从文及其创作进行较为重点的评述,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1. 从政治上为沈从文“平反”正名。凌宇的《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及其后来的研究专著《从边城走向世界》皆以相当的篇幅论证沈从文并非“反动作家”,余永祥在《一幅色彩斑斓的湘西历史画卷》一文中进一步提供了沈从文并非反动作家的证据。2. 对沈从文创作方法的辨析。董易在《自己走出去的路子》一文中认为,沈从文的早期创作是浪漫主义的,而在30年代,他的思想和艺术处于成熟之境,已经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进行创作。而另一些研究者认为最能体现沈从文创作风格的是写实与抒梦两者的结合。3. 从乡土文学或抒情小说代表作家交代阐释沈从文创作的美学价值。如高云在他的《沈从文论》中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中国乡土风俗描写得最细致、最充分的”是沈从文;许志英、倪婷婷则认为,沈从文的作品给人们提供了“区别于古代的田园牧歌式的另一种环境下的乡村生活”。而凌宇在《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人生内容的审美选择》中指出沈从文的小说“完成了抒情小说从题材到形式的质的飞跃。”4. 拓展了研究的视野与思路。不少论者从沈从文的创作与民间文学关系的角度来阐述,如笛论富的《植根于民间—沈从文小说的特有风貌》,从沈从文及创作与苗族血缘关系的角度,如龙海清的《论苗族作家沈从文及其创作》,从肇始于五四的爱与美的文学主题之于沈从文的角度,如何益民的《沈从文的〈边城〉》,从沈从文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的角度,如尚喜平的《一个探索者的足迹》等等。这些研究并非处于同一水平,其成果也等次有差,但显示出沈从文作品内涵的丰富性。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继承前一时期的优良传统和巨大成果的背景下,沈从文作品研究进一步发展,向纵深和更加全面系统的方向推进,成果丰硕新论不断,形成一个初步繁荣的局面。本文侧重对其创作主体的背景思想、作品分类及单篇研究、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等这几方面入手, 做一尽可能全面的综合和概括。(一)背景研究如何看待家世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带来的影响,有的研究者认为沈从文从军队出走并踏上文学道路的行为,以及他作品中流露出的贵族气息等都与他的家世有极大的关系。他的整个创作可以看作是“对于那种受人尊敬的家世及家世所照亮的童年情景的追溯与偎依。”[6]另有评论者则认为单凭祖父一代为官便认为沈从文出身官僚豪门是勉强的,他继承了父辈一代的“生存自由”及“生存奋斗”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上的影响为他的一生崇尚自由、执著于理想定下了基调。[7]金介甫先生认为“湘西对沈从文后来偏爱文学可以说影响甚微,原因是他生长在军官之家,而不是出身在书香门第。”[8]总的来说,家世背景并非促使沈从文走上文学道路的直接原因。(二)作品分类及单篇研究对于沈从文小说作品的分类,通常是按照乡土与都市两大题材序列进行,也有研究者按时间的顺序认为沈从文早中期的湘西作品呈现出唐诗的意境美,而后期的湘西小说则是一种宋诗般的理性美。此外也有部分评论者从其他角度进行分类研讨:如韩立群的“军旅小说研究[9]及谭怡楚的“情爱文学研究” [10]均属一家之言,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与讨论,总的说来,对于沈从文作品的分类及相应研究基本上沿袭了80年代的思路与方法,除了在其都市小说局限问题上有一定进展外,新的内容不多。与此同时,单篇作品的研究也有一定深化,关于沈氏的代表作《边城》的探讨自然是重中之重,具体内容可参看吴蕴东《新时期以来〈边城〉研究述评》,而对于沈从文其他的小说研究者引发了一些争议,如《丈夫》是“表现了人性复归的主题,还是自始至终体现了一种夫权压迫和夫权制文化意识?”[11] 《萧萧》的结局是“写出了萧萧及她周围的人过着世代相因的愚昧而麻木的人生”, [12]还是仅仅“通过萧萧命运的戏剧性变化来为湘西人的随其自然的生活态度和处世原则提供一个强有力的证据”? [13]——这些争论都是在一定程度上为形成新的学术争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三)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90年代学术界将沈从文小说与中外文学作品对照起来进行研究,这为其提供了新的视野,也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关于沈从文小说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中,凌宇是最早注意把沈从文与外国文学联系起来研究的探索者。他这方面的研究突出表现在两篇专论中,一篇是《从苗汉文化和中西文化撞击看沈从文》,一篇是《探索生命的底蕴》,书中详细地谈到沈从文创作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及受西方观念的影响。其后的赵学勇在《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一书就论述了沈从文与中外文化思想相呼应的一面,并由此而发现和证明了其创作意蕴中一些独到之处。吴立昌在他的专著《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一书中更是全面深入地论述了沈从文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说的关系。一些研究者以20世纪文学发展的整体性眼光对沈从文小说进行考察时发现了部分现当代作家与沈从文在创作上的联系,有人认为沈从文与当代文坛上的乡土作家贾平凹表现出文化价值取向与审美追求上的相近,也有人从文体角度对比沈从文与汪曾祺,认为后者虽师承前者,但他们在语言、叙事视角、结构、哲学意蕴等方面都有微妙差异。还有研究者在借助乡土文明来批判城市文明这一点上将张承志联系在一起,认为“他们都将同一文化体系中不同层面上的中国城乡文明加以对照,并以人性、道德状况作为揭示城乡文化巨大差异的切入点,但沈、张两人又毕竟存在着文化起点、时代背景等造成的深刻差异。”[14]综观近几十年来学者对沈从文小说的研究,不难看出,研究思路上由注重作品的分析开始向深入细致的主体倾斜,研究的思想从偏狭走向开阔,研究的方法采取了新领域多角度的认识,如引进了西方哲学的理论和方法、结构主义、原形批评、比较文学形象学方法、精神分析法说等,可以说研究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但与此同时研究中还有些问题只是初步地提出,尚须进一步探讨,如沈从文小说与福克纳作品的比较研究,沈从文小说的叙事学研究等,还有一些研究层面仍有待开掘,如小说中湘西的兵政文化、傩戏文化等。随着时间的推移,沈从文的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将不断地为人们所认识。注释:[1] 侍桁 《一个空虚的作家》 载1931年《 文学生活》1卷 1期[2] 贺玉波《 沈从文作品批判》 《 中国现代作家论》 第2卷 上海大华书局 1936年版[3] 贺玉波《 沈从文作品批判》 《 中国现代作家论》 第2卷 上海大华书局 1936年版[4] 李同愈 《 沈从文的短篇小说》 载《新中华》 1935年3卷7期[5] 苏雪林 《沈从文论》 原载《文学》 第3卷第3期 1934年9月[6] 黄献文《 论沈从文家世对其创作道路的影响》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社版)1996 第1期[7] 向成国《自然的精灵》 《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 第3期[8] 金介甫《沈从文传》 时事出版社 1991年版 第28页[9] 韩立群《 沈从文论——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10] 谭怡楚《 沈从文情爱文学论》 《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0 第2期[11] 美 张盛泰《传统夫权失而复得的悲喜剧——重读沈从文的〈丈夫〉》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2第2期[12] 山风 《心灵的悲剧——读沈从文〈萧萧〉》 《名作欣赏》 1996第5期[13] 程丽蓉《创作心理距离与沈从文的小说》 《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第2期[14] 王喜绒《一个独特的文化审美视角——从沈从文到张承志》 《 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第2期参考文献:[1] 《沈从文文集》 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84年版[2] 《沈从文全集》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年版[3] 司马长风 《中国新文学史》 昭明出版社 1975年版[4] 杨义《 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年版[5] 凌宇 《沈从文传》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8年版[6] 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对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的研究》 三联书店 1985年版[7] 金介甫《沈从文传》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2年2月版[8] 吴立昌《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9] 孙冰编《 沈从文印象》 学林出版社 1997年版[10] 巴金、黄永玉等:《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9年版[11] 凌宇《 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 《文学评论》 2002年第6期[12] 王保生《沈从文评传》 重庆出版社 1995年版[13] 高恒文《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

好写。可以从叙事特征,具体从叙事结构、叙事聚焦以及叙事时间技巧三方面进行写。引言作为论文的开头,以简短的篇幅介绍论文的写作背景和目的,缘起和提出研究要求的现实情况,以及相关领域内前人所做的工作和研究的概况。

视野下研究论文

通识教育视域下大学英语教学研究论文

1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现状

综观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的现状,教学过程存在“费时低效”(井升华,1999:21-23)的实际情况:很多学校将大学英语四、六级的通过率设为教学目标,没有将英语作为一种文化来教授,忽视了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2004年2月教育部颁发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以下简称《要求》)指出“:大学英语课程作为一门语言基础课和素质教育课程,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特点,不仅要培养学生的语言技能和语言交流能力,还要使学生通过对语言的学习,了解世界文化以拓宽其知识面,从而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并明确提出了大学英语教学的目标“:培养学生英语综合运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际,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

2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源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自由教育,是一种非专业性的教育,侧重对学生人文精神的熏陶、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达到学生道德、理智、情感各方面的全面发展。首次将通识教育与大学教育联系在一起,他指出大学的通识教育是一种尽可能综合的教育,是学生进行任何专业学习的准备,为学生提供所有知识分支的教学,这将使得学生在致力于学习一种特殊的、专门的知识之前对知识的总体状况有一个综合的、全面的了解。

开展通识英语教育的必要性

大学英语教学内容不仅涵盖对英语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的培养,还包括对学习策略的传授和对跨文化交际的能力训练等。通识教育坚持以学生为本位、以教师为引导的教育理念,通过转变传统的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教学模式,变学生为课堂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充分尊重学生的全面发展。从上述大学英语教学与通识教育的高度一致性可以看出,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融入通识教育是极其必要的'。

开展通识英语教育的可行性

大学英语课程在培养学生的语言修养和交际能力的同时,还要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其成为心理健康、品德高尚、富有学识和创造能力的人。通识教育涉及人文、社科、自然科学等各个方面的相关内容,而大学英语教学内容中的文化内涵决定了它是非常适合融入通识教育思想的一门课程。另外,大学英语在各大高校均为基础公共必修课程,学生人数多、课程学时多、学习时间跨度长、影响面广,由此可见,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融入通识教育是切实可行的。

3开展通识英语教育的具体策略

开展通识英语教育即将通识教育理念融入大学英语课程,强调对学生语言文化素养的培养,通过改变学生单纯的被动接受知识的教学模式,使其成为语言学习与语言交际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从而培养学生运用英语技能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且通过发挥通识教育的作用,达到实现大学英语教学的目标,并培养学生善于探究、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授课内容上融入相关英汉语言文化内容

在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应适当的导入英汉文化内容。教师利用多媒体手段播放本单元涉及的西方文化,介绍名人轶事、圣经故事,引起学生兴趣并使其熟悉西方的价值观念和人文传统。同时,在解读课文的部分可通过组织学生就所学课文的话题讨论对比中西方文化的异同。例如:《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版)第三册第五单元《GracefulHands》,讲解课文前可利用PPT向学生展示东西方国家探望病人的礼节在探视地点、病床、病情、鲜花及礼品五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差异。这样不仅使学生了解了西方文化、激发其学习英语的兴趣,而且在讲解教材内容背景知识的同时,导入了本土文化。

提高教师素质,转变教学观念

对大学生进行通识英语教育,教师的引导和熏陶起关键作用。首先,教师应响应大学英语教学目标的变革,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努力拓宽跨学科知识,突破教授英语基础技能的束缚,改进课程教学方法,组织多样化的课内外教学活动。其次,教师应具备良好专业素质,在通识英语教学过程中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在自己的授课内容中溶入文化因素,引导学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优化自身素质,完善人格,提高修养。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

《要求》明确规定“:各高等学校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采用基于计算机和课堂的英语教学模式,改进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单一教学模式。”通识教育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因此,在大学英语教学中采用课堂面授与网上自主学习相结合的互动式教学模式是一种积极有益的尝试。在此种模式中,自主学习即学生通过互联网接受教师布置的学习任务并进行自主学习;教师通过课堂面授检测学生自主学习的成效、对单元重点难点给予讲解、补充及相关的语言操练。这种模式的构建有助于学生调整学习策略,激发学生的研究热情和学习兴趣,增强学生的合作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4结论

大学英语教学质量和效果不仅关系到培养学生学习语言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终身学习的能力和实际工作的能力,而且关系到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良好的个性、品格和情操。因此,在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通过普及通识教育理念,让学生成为语言学习与交际活动的积极参与者;通过在授课内容上融入英汉语文化背景知识,开阔学生视野,培养学生学习兴趣;通过提高教师自身素质,引导学生在学习英语知识的同时达到自身能力的提升。

作者:苏岩 单位:齐齐哈尔大学

大思政视野下高校思政教育实践育人的模式及其价值论文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基础的内容就是要创建出实践育人的体制,这对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境界,帮助大学生立德成才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文章使实践理论相结合,从思政角度剖析,钻研大学生思政教育思想发展模式,针对大学生思政教育和主体性价值做出具体解释。

1高校思政教育实践育人模式的目的

思政教育模式主要针对课内教学,校内实训,和校外时间的结合方式,充分的安排大学生的时间和课余生活,使之规范自觉的将外在的社会规范和内在的校园规范道德规范相结合,从而获得一种内心世界的升华,最终实现大学生的主题回归。

教育当代大学生回归生活实践

回归生活实践是将大学生在课堂以及文化社会的影响下,还能够继续不受社会中那些新来的西方文化思想的冲击,及不受外界社会价值观扭曲的影响。

教育当代大学生回归价值理性

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里,很多人难以回归价值理性。当代大学生接触这样的环境,甚至出现了意识模糊,价值观扭曲的现象。针对这些问题,教育当代大学生能够回归价值理性显得尤为重要。大思政视野下高度的关注思想教育模式能够正确的引导社会发展的方向,才能真正的体现社会主义价值的核心,体现社会共同价值理性。

教育当代大学生回归社会现实

要想适应社会的不断发展,就要回归到社会现实中去。学校应该坚持将理论结合现实结合实际真正的运用到生活中去,教育要引导学生从第一课堂走进第二课堂,真正地联系实际,让大学生能够深有体会,做到知行合一。

2高校思政教育实践育人的价值体现

实践育人是高校培养人才的一个非常关键性的环节,是将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与自我教育融为一体的新型的育人模式。它不但可以为大学生提供富足的思想政治资源而且还可以提供一个良好的思想政治环境,解决了更多的在校园和社会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整合思政教育资源,理论结合实践

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丰富多样,不仅有在课堂上的理论思想教学还有很多课堂以外的教学实践活动。比如有社团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公益的思想教育活动,甚至校园文化建设活动,真正的将实践和理论思政教育相结合,使大学生的思政观念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

优化思政教育环境,提供良好环境

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环境是指能够关系到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各种方面因素的总的概括,是以大学生的身心发展以及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为根基的基本观念。大思政视野下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不但包括校园环境、社会环境还包括其他环境,将社会和家庭环境结合起来。这个系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建设。这些因素彼此联系相互结合最终达到一个最好的育人环境。

改进思政教育方法,发挥主体作用

加强和改进教育的方法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大家的.,是社会的集体的。比如在社会中开展思政教育活动讲座,请到知名教育讲座专家给那些社会中的人给予思政教育传授,并且使所有人都十分关心和支持。对于学校当代大学生的环境中,可以设立校内实训和校外实践相结合,也能够与社会有交流学习,真正达到品德修养人格的塑造。发挥主体作用,促进大学生成为栋梁之才。

拓展思政教育平台,丰富实践经验

大思政视野下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丰厚的,是被藏起来的丰富的值得挖掘利用的资源,可以为大学生开辟一条更加具有创新可行意义的道路,拓展出一个新的能够真正交流的平台。比如在大学要注重拓展思想政治教育平台工作,学校的每个学院都要在校外建立与专业相关的实习基地,积极探索校企合作新模式,不但要把学生送到校外去实习,还可以将名企业家请进校园甚至请进课堂与大学生面对面交流,设立企业德育导师制度,最终受益学生,为社会提供更多的人才。

3结束语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体制,对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境界,对帮助大学生立德成才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文章将实践理论相结合,从思政角度钻研,深刻挖掘大学生思政教育思想发展模式,针对大学生思政教育和主体性价值做出具体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针策略,将校园与社会生活做到相结合的模式,并有可实践性。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中,一是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二是节约资源,具有很强的生态性;三是在实践实施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作用,有很强的主体性;四是学校要求发展的实际出发,结合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有很强的实践性;最终达到高校教育实践育人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储德峰.试论高校“大思政”教育模式及其构建——以上海政法学院为例[J].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2,04:100-103+109.

[2]宏蕊.高校思政教育资源的多元整合——基于“大思政”视角下的研究[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4,04:65-68.

中国电影比较研究的新视野的论文

电影作为八大艺术之一,于19世纪末从欧洲传入日本后,成为一项极具代表性的大众娱乐,并得到了世界的广泛认可。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电影的论文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关于电影的论文范文篇1 浅析岩井俊二青春电影的美学特征 一、长镜头与交叉剪辑下意境的营造 从长镜头渲染下的青春纯爱电影《情书》、《四月物语》,到交叉剪辑镜头下表现成长历程和蜕变的《关于莉莉周的一切》、《燕尾蝶》。岩井俊二在影片风格和题材上都做了最极端的挑战,在其“青春片”所营造的意境中,爱情的唯美,生活的残酷,青少年心灵的困惑和压抑,都是对青春期少男少女真实精神世界的微妙探询。岩井俊二在影片中多采用长镜头和快速交叉剪辑相结合的方式。在《关于莉莉周的一切》中,身着白色衬衫的少年戴着耳机静静地伫立于青绿的麦田中,沉迷于莉莉周的音乐世界里。在电影片尾处莲见刺向星野的镜头与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小四用刀刺向小马的镜头叙事手法不谋而合。岩井俊二在一次采访中也坦率地回应了这个问题,“我很喜欢杨德昌的电影,但每个人对电影的出发角度不同造就了对电影理解上了差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有一半也是我自己的心声,而另一半我把它放在了《关于莉莉周的一切》中”。“同样是青春成长题材的影片,《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采用的是一种压抑阴冷的含蓄表达,而《关于莉莉周的一切》则强调形式上的动感,热情、夸张、充满爆发力”。 二、弱化情节强化情绪的主观表达 岩井俊二在中国内地的走红,直接联系着“青春文学”,这也是其电影创作的又一特色――建立在小说创作基础之上。当然,“岩井文学”中不可避免的导入了导演本身的价值观,相对于故事情节,他更注重人物的情绪表达和心理变化。一方面,他带着怀旧的情绪追溯逝去的时代,影片中对童年世界的怀旧成为成年人对青春的缺失的一种幻想性解决途径。《情书》中没有强烈的冲突情节,在两条线索下的叙事时空中,通过两个素未谋面女孩的书信联系在一起,渡边博子在寄托哀思中无意探寻出一段尘封多年的爱恋,女藤井树在书信的来往中才发觉青春期的情愫早已生根发芽,只是随男主角的离开戛然而止。岩井俊二没有在叙事的策略上突出对死亡的恐惧,而是通过情绪的升华给予了观众更多的思考空间。另一方面,他通过社会的角度来表达对青年成长和意识形态的思考。影片《燕尾蝶》中,观众可以在碎片式的故事情节中感受到主人公内在情绪的微妙变化,从而引发内心的思考。这也是“岩井文学”所衍生出来的弱化情节而强化情绪的“青春叙事”方式的建构。但是,此类情节弱、情绪浓的主观表达方式并不适用于任何题材的电影,对其后期电影主题的表达也有所限制。 三、青春意象背后人性的共通之处 “意象,指对存在于记忆中的事物在感受上,知觉上的体验。而电影中的意象是表意之象,是导演主观的“意”和客观的“象”的融合,它是艺术创造过程中的产物”。写满藤井树名字的借书卡、刻在凤蝶胸前的燕尾蝶……岩井俊二运用极简的影像风格,将青春的热烈与生命的脆弱透过自然意象和虚拟意象表现出来,对青春期群体的人文关怀贯穿始终。 “《四月物语》中的落满樱花的街道和女主人公手中的红色雨伞是岩井俊二对青春短暂和热烈的意象隐喻”。《关于莉莉周的一切》中,“以太”一词贯穿于影片的始终,是青春的神秘、崇高和超自然力量的代名词。同样,《燕尾蝶》中所营造的并不存在的城市“元都”,象征着青春里欲望的深渊。岩井俊二把所有不可言喻的意象都融入了客观存在里,这也是他对“青春”充满无限可能的另类阐释。 《燕尾蝶》的“蝴蝶”意象含蓄而凄美,暗示着两个女孩成长历程中的蜕变。固力果胸口的蝴蝶纹身是她存在的证明,她来过,以一个饱受生活磨难的姿态,带走了一只蝴蝶的脆弱和美丽;凤蝶,历经世间创伤却依然满怀希望,胸前刻的燕尾蝶是她长大成人的专属记号。她们渴望飞翔,即使是在追求人生破茧而出一刻陨落,岩井俊二采用这种独特的青春意象,表达了他对已逝青春的祭奠。沉沦或者毁灭因其阴暗而被电影避之不谈,但这却是真实人性的一部分,岩井俊二试图将成长中的青年从喧哗虚幻的社会现象中抽离出来,从而理解现实的残酷和真实世界的难能可贵。 岩井俊二是一个主观意识特别强的导演,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创作电影的理念是彻底极端的”。在影片《燕尾蝶》中,他塑造了强盗、妓女和拾荒者的不同身份来展现大城市高速运转中一群病态而畸形的社会底层人士生活的场景,但他并没有将这种阴暗彻底的呈现,而是从他们苍凉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的缺陷里挖掘出了人性深处共有的善良。即使是在动荡不安的青春里,少年依然保留着内心的纯净。 关于电影的论文范文篇2 浅析日本电影中的中国古典文学 1.研究背景 电影作为八大艺术之一,于19世纪末从欧洲传入日本后,成为一项极具代表性的大众娱乐,并得到了世界的广泛认可。特别是于上个世纪50年代,日本电影迎来了其黄金期。以导演黑泽明的《罗生门》(1951年)为首,沟口健二的《西鹤一代女》(1952年),衣笠贞之助的《地狱门》(1953年)等连续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纵观日本电影的获奖史,日本的时代剧,也就是极具日本风格的电影,获得了国际电影界的欢迎。但是,很少为人所知的是,日本电影不仅从自己的“日本风”中取材,同样也将外国文化作为素材,并加以改编。例如作为电影推广初期的明治、大正时期,那时的观众所最为熟悉的外国文化,则是中国的古典文化。 2.不同时代中的以中国古典题材的日本电影 尚处于日本电影草创期的1911年,吉泽商店制作了《西游记》。紧接着1912年,在西游记广受好评的情况下,再接再厉摄制了《三国志》。另外,还有很多例如《豹子头林冲》(1919年、日活向岛摄影所、小口忠导演)、《西厢记》(1920年、日活向岛摄影所、田中容散导演)等一系列以中国古典作为题材的电影被持续不断地搬上了日本大荧幕。 之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电影主流也由无声进入了有声期。战争时期,日本电影又制作了一系列如《孙悟空》(1940年、山本嘉次郎导演)、《水浒传》(1942年、冈田敬导演)、《鸦片战争》(1943年、牧野博导演)等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的国策电影。 日本战败后的1950年代,日本电影进入了转型期,迈入了黄金时代。《杨贵妃》(1955年、沟口健二导演)、《白夫人的妖恋》(1956年、丰田四郎导演)、长篇漫画电影《西游记》(1960年、薮下泰司、手?V治虫、白川大作导演)等各种日本观众喜闻乐见的中国古典文学题材的电影,不但在日本上映,还进入了香港及东南亚等华语圈市场,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1970年代,电视取代电影,走进了日本的千家万户,成为了时代的主流。1978年至1980年,日本电视局制作的系列连续剧《西游记1》和《西游记2》,不但在日本受到广大观众好评,甚至被中国中央电视台引进,走进了中国的千家万户。另外,于2007年制作的电影版《西游记》(泽田镰作导演),以亿日元的票房,位居当年日本本土电影收入第四位。 3.从中国古典文学到日本电影 以《西游记》为首,《三国志》、《白蛇传》等以中国古典为原型的故事,经由日本导演、编剧以及演员的演绎,介绍给了日本的观众。但是,这些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许多地方经过了改编,展现出了与原作颇为不同的风味。 将外国的古典作品翻拍成电影,将具有各种全新的可能性。并且,虽然原作是古典文学作品,但内容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故事随着时代的发展,也一直产生着变化。例如《白蛇传》,最初冯梦龙主编的《警世通言》版本,其中的白娘子的性格,以及最后的结局,都与如今我们耳熟能详地《白蛇传》颇有不同。而日本电影选择哪个版本的故事作为故事底稿,则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历史故事也同样,由于制作方所处国家和立场的不同,讲述出的故事也会具有情节上的差异。上文中提到过的日本版《鸦片战争》这部电影就是最好的例子。研究日本版的各类中国古典或历史故事电影与原版的异同,可以从中发现其政治意图及意识形态,因此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4.结论 因此,狭义上而言,本研究为日本电影研究,但广义上而言,其实为媒体以及大众文化研究。由于本研究所涉及的研究对象可以说是历来未被传统研究所重视,因此,分析此类电影将可一窥日本电影的时代特征、对外来文化的受容史,以及中日电影交流史。更是对日本电影史的一种补充,具有不可轻视的意义。 猜你喜欢: 1. 关于电影论文范文 2. 有关微电影论文范文 3. 电影鉴赏论文 4. 关于大学生电影论文范文参考 5. 电影赏析论文范文

从发展来看,中国电影事业比西方电影事业起步要晚几十年。西方电影尤其是美国电影常常有一些不经意的幽默,不是刻意去营造的而是往往在不经意间一个细节让你忍俊不禁。相比较而言,中国香港电影界的奇迹“无厘头”电影可谓从头到尾让人乐翻天,这不仅仅体现在情节设计上,在人物形象和塑造上,环境的布置以及音乐配置上都是做足功夫的。以我个人的浅薄认识,美国电影是“幽默”,香港电影里有的只是“滑稽”、“搞笑”而已,我无法评断孰优孰劣。电影只是文化的一个缩影,不同风格必然有其文化大背景。另外从影片的题材上来看,西方电影的艺术片、西部片、歌舞片和动画片也是别具一格,常常让人感慨:啊!原来电影还可以这样!而中国电影在发展中也形成了自己含蓄内敛的韵味与风格,在国际电影界的地位逐步上升,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上升。通过音乐与电影的比较,中西方文化的特点差异在我们脑海中都有了一个大概的印象,接下来,我们又探讨了中西方文化的具体典型及其深层原因。在做这一部分内容时,我们查阅了相关书籍并充分利用了网络资源。一 内陆型文化和海洋型文化 :中华民族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三面连陆一面靠海的地理环境使中国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从而使自身文化保持很强的稳定性和历史延续性。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诞生于半封闭大陆自然环境的儒家伦理,教诲人们重土轻迁,安贫乐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使人们在久远的传统中沉淀了一种封闭的惰性心理和惯性思维方法,保守,缺乏开放的意识;眷恋家园故土,提倡清静无为;安于现状,墨守成规,因循守旧,风险意识和竞争精神不强,时间观念和进取意识淡漠。所谓的“山性使人塞,

你的电影方面论文准备往什么方向写,选题老师审核通过了没,有没有列个大纲让老师看一下写作方向? 老师有没有和你说论文往哪个方向写比较好?写论文之前,一定要写个大纲,这样老师,好确定了框架,避免以后论文修改过程中出现大改的情况!!学校的格式要求、写作规范要注意,否则很可能发回来重新改,你要还有什么不明白或不懂可以问我,希望你能够顺利毕业,迈向新的人生。毕业论文怎么写?毕业设计和毕业论文是本科生培养方案中的重要环节。学生通过毕业论文,综合性地运用几年内所学知识去分析、解决一个问题,在作毕业论文的过程中,所学知识得到疏理和运用,它既是一次检阅,又是一次锻炼。不少学生在作完毕业设计后,感到自己的实践动手、动笔能力得到锻炼,增强了即将跨入社会去竞争,去创造的自信心。这里仅将我们教研室老师近年指导本科毕业生论文中的体会整理出来,希望能对学生毕业论文有所帮助。选择一个相关的题目,应该是你感兴趣并且和你所学的专业相关的。进行文献检索,查找有关这个主题的所有研究成果,并且进行深入的研究。在广泛的吸收别人的成果的同时,思考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和看法,这是你能做的最重要的一步。参考科技论文的写作规范,先写出大纲,再增加内容形成草稿,反复修改,最后定稿。需要注意地问题: 标题是文章的眉目。各类文章的标题,样式繁多,但无论是何种形式,总要以全部或不同的侧面体现作者的写作意图、文章的主旨。毕业论文的标题一般分为总标题、副标题、分标题几种。一般说来,篇幅较长的毕业论文,都没有分标题。设置分标题的论文,因其内容的层次较多,整个理论体系较庞大、复杂,故通常设目录。参考文献又叫参考书目,它是指作者在撰写毕业论文过程中所查阅参考过的著作和报刊杂志,它应列在毕业论文的末尾。列出参考文献有三个好处:一是当作者本人发现引文有差错时,便于查找校正。二是可以使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教师了解学生阅读资料的广度,作为审查毕业论文的一种参考依据。三是便于研究同类问题的读者查阅相关的观点和材料。

《集结号》 从某种意义上讲,本片更多地探讨的是《父辈的旗帜》中战士走向和平之后如何适应和平生活的问题,在这部美国影片中,它强调了士兵走出战场之后,应该融合进平凡的人生,但是,在《集结号》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士兵依然沉浸在战争状态,意图用战争的特殊状况来指责和平年代对于他们献身的忽略,借此来凸现一个士兵的悲剧命运。而在美片中,如《兄弟连》、《父辈的旗帜》中,展现了士兵们会忘记战争,在新的生活中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特别是《兄弟连》中有重点一章,表现了士兵们在释放战场对于灵魂的恶的异化之后,重新回归到和平生活。而我们中国电影,却远没有这样泰然地对待战争,影片中的谷子地追求一种名份,一种面子,并且以一种庄严的态度表现出来,甚至他可以用死人的名义压着矿山建设,都反映了一种中国电影在理念上与其他国家文化的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冯小刚在电影恰恰回避了对战争原因的说明,而他所学习的《拯救大兵瑞恩》与《兄弟连》中都没有忘记肯定了美军士兵参与的战争是正义的,应当的。在《拯救大兵瑞恩》中,专门设置了一个美军拯救法国小女孩的戏,变相地说明了美军不远万里来到异国他乡是为了拯救当地人民的,他们连小女孩都要拯救,何况那些本土的当地人?而在《兄弟连》专门用一集表现了纳粹的集中营,用以说明美军为什么而战。而在《集结号》中,没有任何对士兵们参与战争动机的解释,他们服从的只是一个命令,而不是他们自愿地献身于那一场战事。可以看出,我们中国电影却日益惧怕去肯定一场战争的正义性质,以及获得士兵的参与的认同。这样的模糊了战争动机的电影本体,注定是无法让人对士兵的行动产生认同与赞许。这不能不说影片在基调设置上因噎废食走向反面的失误之一。 因此,整个电影与它所模仿的视觉影像的母本《拯救大兵瑞恩》、《太极旗飘扬》虽然有着表象上的近似,但在本质上,影片的后半段的大段冗长的文戏,却是独特的中国题材里特有的由“命令”决定的荒诞。生命的不自由的潜台词,在这一段里得到了隐形的再次发作。 现在冯小刚移用了美式特技(虽然这种特技是由韩国人倒腾出来的),套在了旧有的中国电影的惯性的思维模式上,自然产生如我们前面所云的水土不服现象。影片的前后部分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电影,节奏与处理方法完全不一样,前面的镜头,是对好莱坞摇移镜头的学舌,下面的部分,才真正是冯小刚语言类电影特有的叙事风格。在影片的后半段中,我们看到大段冗长的静止的镜头,再也不见了前面的快速剪切的强悍风格。冯小刚处理文戏镜头时,是不注重镜头的切换的,他基本就是采取让镜头架在那里,让人物在那里侃侃而谈。在影片的后半段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注重语言而不注重镜头的冯小刚。比如,谷子地与二斗在医院里的那一段镜头,只见两个人坐在长椅上,完成了全部的对话,使人想到在《手机》中葛优洗脚的那一场戏,冯导也是采取这种毫无作为的冗长镜头来一笔带过的。可以说,影片的后半段的冗长乏味,显示出冯小刚在处理文戏镜头里,一旦没有了葛优式的幽默的口吻,他的那些文戏便“淡出一个鸟来”。冯小刚在处理文戏时,还不自觉地保留着葛优那种缓慢的沉吟腔,就是在前半段的战争镜头中,冯小刚一旦表现人物对话的镜头时,也是让人物板着一个表现,用葛优的腔调意味深长地讲话,与当时的战争气氛严重不匹配。 可以说,《集结号》的后半段是完全的冯式镜头,而战争场面上,我们看到冯小刚缺乏操纵动作镜头的能力,很多镜头都可以看出冯的视角混乱,镜头杂乱无章。我们回头看看《拯救大兵瑞恩》的开头战事镜头,会发现电影很注重视角的统一,摇晃的镜头,一直是以美国大兵的视角展开的,一直没有发现敌方德军的主观镜头,这给影片增添了许多主观的强烈的视效。但是,冯小刚在《集结号》的战事处理中,我们看到他在镜头上是混乱不堪的。在国民党冲锋的一场战争场面上,冯小刚在表现九连战士进入战壕后,突然迫不及待地用一个镜头放在了国民党军的后边,换成了国军的视角。国军冲锋的镜头,冯导让镜头平行地放在国军队列的左边,这个视角在真实战场上是不可能存在的,是一个电影的客观的视角。而这个客观的视角,冯导也让它摇摇晃晃,而在“拯救瑞恩”一片中,摇晃的镜头,是在表现美军的主观的镜头时才会出现的。可见,冯导滥用了摇晃镜头,甚至把客观的镜头,也莫名其妙地采取了这种方式,可以说违背了电影语言的基本规律,只能说冯导在学舌时,他的习惯于语言类电影的拍摄手法,无法给他的电影以支撑。实际上,冯小刚是从电视剧走上银幕的,没有经过电影拍摄的专业训练,他是在干中学,学中干,能取得这样的进步不是值得一赞的,但是从电影镜头的叙事统一的高要求的角度上来看,我们有必要对他的电影更苛求一些。 下面的混乱,观众完全被美式或韩式的天崩地裂的爆炸场面给弄得七荤八素,但画面的内在的对应关系却相当的混乱,镜头在共、国双方的士兵们之间杂乱地切换着,时而全景,时而特写,或是共军,又是国军,有时候他们还以同一方向在镜头里运动着,镜头之间的逻辑关系几乎看不到,令人对战场场景处于一种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混乱中。在国军坦克进攻的一场戏中,我们看到了“拯救”一片中相似的场景,但看看斯皮尔伯格是如何处理这一场戏,在“拯”一片中,坦克是从地平线上来的,先露出了炮管,而冯导在处理坦克时,直接就用镜头和盘托出,根本无法传达出通过士兵的主观视角感受到的战场压力。 总之,《集结号》是冯小刚学舌好莱坞电影的习作,而骨子里的内核仍是中国电影关注的“命令”的束缚与荒唐问题。过强的理念化操作,使影片里的人物缺乏感人的力量,也注定不会在人性方面有所突然。而电影的战线拉的太长,很多重要的谜底及戏剧冲突都放在了战后,使得影片里的战场镜头里并没有与整个电影等价的戏剧冲突,使得整个电影里的战争徒有轰轰烈烈的形式,但却无益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加之冯小刚一直擅长的语言类镜头的营造,对于处理战争场面有一种黔驴技穷的无奈,也使得整个电影的战争场面与它学习的母本有着很大的差距。而正是这种差距,是令我们失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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