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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很简单，用这种模棱两可的传闻激发民众的怒火，从而增加此次疫情的应对难度，要知道当今社会错综复杂，而国家的快速发展和逐步崛起，也让敌对势力有种如坐针毡的感觉，正好此次武汉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不出意料的成为别有用心的人群用来分化社会的素材，毕竟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对于类似的谣言缺乏一定的辨别能力，一旦官方没有及时辟谣给出权威的结论，就会在无形之中增加民众的恐惧感甚至绝望感。 众所周知，当前国际局势依然风云变幻，想要阻止中国崛起和实现伟大复兴理想的敌对势力从未停歇，因此利用新冠病毒的发生究竟是何种原因所造成并且发展为全球性疫情这个契机，精心打造成让人半信半疑的谣言，便会给党和国家的疫情防控造成无形的压力，毕竟传闻的产生并非心血来潮，而是在整合各方面资料和进行资讯汇总之后，才会炮制出令人难辨真假的谣言，将公众的怒火引向武汉病毒所这样的国家重要科研机构。 病毒的形成和爆发，势必会存在不为人知的必然因素，即便是常年从事病毒研究的专业人员，截至目前依然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确切结论，而普通老百姓对于病毒就更谈不上正确的认知，如此一来便给敌对势力营造了散步谣言和加剧恐慌情绪的氛围，但相比较国外敌对势力来说，国内的极少数人竟然利用手中的权利或者渠道，成为了这些可恶谣传在国内大肆传播的帮凶。 由此可见，面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形势，作为国家的一份子应该众志成城并且坚信党和国家的领导，从而成为这场抗击疫情战役中的胜利者，至于让人心慌意乱甚至无从辨别真假的传闻，只要做到不听、不信、不传便会使其失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即便心存疑虑也没有必要传播不实言论，只有保持理性而平和的心态，才能在疫情阻击战中立于不败之地。
因为天天和这些病毒在一起，不感染的几率很小，但是教授说保证无一人感染，确实是能受到质疑的。
石正丽在武汉担任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句话是子产在饱受争议之时说出来的。在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之时，武汉也出现了一位像子产这样的人物。因为一些谣言她饱受争议，可是，她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责任，反而继续奋斗在一线，为新冠疫情的防控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2021年，国家为了表彰她突出的贡献，奉上了“中国科学院先进工作者”的荣誉，而这个人就是石正丽。
1，“不让须眉”石正丽
1964年，石正丽出生在河南西峡，从小她学习就比较优秀，后来考上了武汉大学遗传学专业。大学毕业之后，石正丽选择继续深造，经过了几年的努力，她又拿到了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的硕士研究生文凭。
从武汉研究所毕业后，石正丽便留在了这里工作，一干就是21年。那一年，石正丽从病毒研究所最基层的“实习人员”做起，随后又做到了助理研究员、副研究人员。
工作期间，石正丽尽职尽责，与此同时她也没有放弃自己对知识的追求。1996年，她曾到法国蒙彼利埃第二大学病毒学专业修博士学位，最终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博士学位。
2000年，石正丽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已经工作了十年，她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分子病毒研究室的主任。在此后的十几年中，石正丽一直在带领着她的团队为“国家新发传染病防控”做研究，通过不懈的努力，他们在蝙蝠身上有了重大的发现。
随后，石正丽及其团队将研究对象放到了“蝙蝠携带的病毒”上，在这个领域获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科学发现，为我国的传染病防控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了表彰石正丽的贡献，国家给她颁发了自然科学二等奖，这样的荣誉在国内很有“含金量”。然而，这样一个默默付出的人，却在2020年遭到了谣言的困扰。
2，谣言的可怕
2020年，新冠病毒开始肆虐全球。当年2月份，石正丽发表了一篇与新冠病毒有关的论文，论文的大致意思是：“新冠病毒的来源可能与蝙蝠有关系”。后来，一些“有心人”搜索到了石正丽五年前发布的一篇文章《一个类似SARS的蝙蝠冠状病毒群显示了人类出现的可能性》。
在这之后，“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泄露病毒”的谣言便肆虐开来，印度学者就曾在bioRxiv杂志上发过文章表达自己的质疑。对此，石正丽发文称：“新冠是大自然的一种惩罚，与我们实验室没有任何的关系，我敢用生命打包票，造谣的人请闭上你们的嘴巴。”
病毒这种东西的可怕想必很多人都清楚，虽然石正丽已经发文澄清了，但是相信她的人却非常少。因此，三人成虎之下，石正丽被送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备受网友的猜测和质疑。
当时，甚至有传言称：“石正丽已经准备在外逃，她将会带着她的家人和近千份文件向美国方面求助”。网络谣言有多可怕，不言而喻！面对着这些铺天盖地的谣言，石正丽二度在微博上发文澄清：“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都不会叛逃，我相信一定会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在那段时间里，石正丽及其研究所可谓是饱受质疑，然而他们并没有放下自己的责任，多说不如多做！新冠疫情肆虐时期，石正丽多次前往华南海鲜市场调查，为的就是能够取到样本做研究，以求尽快找到新冠疫情的解决办法。
当时，石正丽面对媒体的采访表示：“这阵好了一点，前一阵把我们骂死了，因为我们所做的点与他们的所想的点不在一条线上，所以很容易产生误解。”“有时候并不是我们不愿意解释，而是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有数据研究作为基础，没有这些东西我们不能乱说，之前发出那样的言论也是情急之下说的。”对于之前的各种谣言，她依然心有余悸：“我已经领教了，我现在害怕。”
3，守得云开见月明
随着事情的推移，新冠疫情得到了暂时的控制，真相也逐渐浮出了水面。彼时，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表明：“新冠病毒的确与武汉研究所无关，它们的来源是自然界。”
终于，世卫组织还了武汉研究所一个清白。不过，对于这些东西石正丽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在意，她依然在夜以继日地奋战，带领着她的团队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各种实验检测任务。
经过了上百天的奋战，石正丽及其团队终于取得了重大性突破，随后又积极参与到了疫苗研制、试剂研制的工作中去了。2021年1月份，武汉研究所、我国疾控中心、医科院率先向世界卫生组织递交了各种关于新冠病毒的资料，让这个成果实现了全球共享，为全世界新冠疫情的防控工作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守得云开见月明：
回想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之初，石正丽饱受很多人的质疑，甚至有人还造谣她要叛国，如今正如她所说的那样：“守得云开见月明”。
为了表彰石正丽在新冠疫情上做出的突出贡献，2021年，在中科院举行的年度总结大会上，研究员石正丽荣获“中国科学院先进工作者”称号。纵览石正丽在病毒防控方面的研究，她的成绩可用“硕果累累”来形容：900多个国家级项目、国际杂志上发表过近200篇论文……在病毒领域方面，石正丽是一个非常权威的专家，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这个称号绝对是实至名归的，也是对她过去一年工作的高度认可。
正如一句话所说的那样：“那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在为你负重前行罢了”。感谢我们拥有像石正丽这样的研究人员，他们承受了不该承受的东西，可是却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值得尊重！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石正丽
从饶毅发表的言论中就可以看出他对王延轶是很不认可的，但是这种不认可，起源于他和舒红兵的恩怨，这种看法带有很多主观色彩，这种评论是有失公允的。
从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冠状病毒、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冠状病毒，再到如今的新冠病毒，蝙蝠被认为可能是多种冠状病毒的自然宿主。为何蝙蝠长期携带冠状病毒而不生病呢？
一项发表于英国《科学报告》的研究以实验验证了蝙蝠细胞可和病毒长期共存的假说。研究人员让MERS冠状病毒对一种大棕蝠的细胞进行长达126天的持续感染，并通过检测蛋白质、转录体和基因等方式分析被感染细胞。研究发现，尽管MERS冠状病毒进入人体后会杀死人体细胞，但却可在蝙蝠细胞中与宿主长期“和平共处”。
研究人员介绍，一旦暴露于病毒之下，蝙蝠的“超级”免疫系统就会维持自然的抗病毒反应，该功能在包括人类在内的很多物种中都被“关闭”了。研究显示，与正常细胞相比，长期被感染的大棕蝠细胞中I型干扰素的基础水平非常高，可能抑制了病毒的持续复制。
与此同时，MERS冠状病毒本身也迅速产生了特定基因突变，从而适应蝙蝠细胞。被感染的蝙蝠细胞还具有抵御病毒重复感染的能力。综合上述原因，大棕蝠可在长达数月时间内持续携带MERS病毒而不患病。
但论文通讯作者、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微生物学家维克拉姆·米斯拉说，如果蝙蝠遇到一些压力，如感染其他疾病、被迫离开栖息地，其免疫系统与病毒的平衡可能会被打破，导致病毒增殖并可能向其他物种传播。
蝙蝠是上千种病毒的天然宿主，有研究认为每种蝙蝠平均携带种可能使人生病的病毒。研究人员曾分析一个含有2805种哺乳动物病毒的数据库，发现蝙蝠身上可能会威胁到人类的病毒数量最多，是排在第二位的哺乳动物——灵长目动物的两倍，啮齿动物排第三。蝙蝠可直接将病毒传染给人类，也可能会先传染灵长目动物等其他动物，再传给人类。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等机构研究人员曾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论文说，他们发现新冠病毒与蝙蝠身上的TG13冠状病毒毒株基因序列一致性高达96%。TG13是迄今已知的与新冠病毒基因最相近的毒株，表明蝙蝠很可能是新冠病毒的自然界宿主。
尽管蝙蝠会携带多种病毒，但科研人员也强调人们不应将其视作“敌人”。西班牙《世界报》网站日前援引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科研人员西蒙·里珀格的话说，蝙蝠远非我们的敌人，它们在某些方面也有助于维护人类和生态系统的健康。比如，热带雨林中有的蝙蝠以水果和花蜜为食，从而帮助花卉传粉和播种。而欧洲的食虫蝙蝠则会捕食大量可能引发虫灾的昆虫。
因为蝙蝠体内一个被称为“干扰素基因刺激蛋白-干扰素”的抗病毒免疫通道受到抑制，使蝙蝠刚好能够抵御疾病，却不引发强烈的免疫反应。
近期，媒体和社交平台上又流传着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一些猜测，诸如“新冠病毒人造论”“新冠病毒起源于实验室”等。然而，国际权威机构及多数病毒学、免疫学领域学者均表示，这些猜测缺乏科学支持，迄今为止所有证据都表明新冠病毒并非人为制造。首先，现有科学证据已表明新冠病毒的特征是人为操作不可能达到的，只能是自然进化的产物。美国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等机构参与的国际团队3月17日在英国《自然·医学》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分析比对包括新冠病毒在内的多种冠状病毒基因组数据认为，新冠病毒刺突蛋白的受体结合域与人体细胞的“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ACE2）”受体结合效率之高，是人类基因工程所无法达到的。此外，新冠病毒独有的分子架构也排除了它是实验室合成的可能，因为人们找不到一个类似的已知病毒分子架构来构建这种新病毒。“通过将（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数据与（其他）已知的冠状病毒毒株相比较，我们可以确定新冠病毒起源于自然过程。”领衔研究的斯克里普斯研究所副教授克里斯蒂安·安德森在一份公报中说。其次，新冠病毒某些进化特征并非独有，科研人员在自然界可以找到相似进化事件，也进一步支持了它起源于自然的结论。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等机构研究人员3月发布的一篇预印本论文说，新冠病毒刺突蛋白两个蛋白质亚基S1和S2之间的裂解位点有多个氨基酸插入，他们从云南蝙蝠体内所获冠状病毒毒株的S1和S2亚基之间也存在类似插入，这表明自然界完全可能出现此类插入。第三，科学家已在野生动物体内找到了与新冠病毒十分接近的冠状病毒毒株，表明这类病毒存在自然界宿主。迄今已知的与新冠病毒亲缘关系最近的冠状病毒是从云南蝙蝠体内分离的RaTG13毒株，与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一致性达96%；此外有研究显示，穿山甲携带的冠状病毒与新冠病毒亲缘关系也比较相近，尤其是在帮助病毒入侵细胞的刺突蛋白受体结合域上与新冠病毒相似度高达，表明穿山甲可能参与了新冠病毒的进化与传播。参与前述国际研究团队的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病毒学研究人员爱德华·霍姆斯日前发表声明说，冠状病毒通常存在于野生动物中，并经常“跃迁”到新的宿主身上，这是对新冠病毒起源最可能的解释。他说，野生动物中冠状病毒的数量、多样性和进化情况均支持新冠病毒是自然进化产物的观点，确定新冠病毒的确切来源需要对自然界中的动物进行大规模采样检测。此外，认为新冠病毒源于实验室的理由也很牵强。法国发展研究所热带病毒学专家埃里克·勒鲁瓦说，法国病毒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吕克·蒙塔尼耶等人认为新冠病毒源于实验室的理由是，新冠病毒基因组的某些片段与艾滋病病毒基因组的片段一样，但实际上某种病毒与其他病毒携有同样的微小基因片段很常见，因为基因组非常庞大。勒鲁瓦介绍，他们通过特定算法对比新冠病毒与其他病毒的基因组后发现，如果所关注的基因片段越微小，就越会发现新冠病毒与关系很远的病毒携有相似的片段。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法德拉·沙伊卜21日说，世卫组织目前正与两种“大流行”斗争，分别是新冠疫情大流行和“虚假信息大流行”。多名专家也强调，要警惕“新冠病毒人造论”“新冠病毒起源于实验室”等谬论背后的政治目的。法国免疫学家、新冠疫情科学委员会负责人让-弗朗索瓦·德尔弗雷西表示，新冠病毒源自实验室的假设是“一种不属于真正科学范畴的阴谋论观点”。澳大利亚乐卓博大学流行病学副教授哈桑·瓦利指出，有些人出于政治目的利用有关谣言，“我们必须小心，不要给谣言生存空间”。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下属“帕斯捷尔”流行病与微生物学科研所副所长亚历山大·谢苗诺夫认为，有些人声称新冠病毒源自人工制造“是为了掩盖其卫生系统的无能或抵御疫情方面的过错”，这类说法实际上欲盖弥彰。
日前，CGTN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采访了彼得·福斯特（Peter Forster）博士，就研究内容进行了解答。↓↓↓ 福斯特介绍，此次研究目的是为了确定“原始病毒类型”。 因为有太多的快速突变，传统手段很难清晰地追踪COVID-19家族树，研究人员专门使用了一种“数学网络算法”技术。此前，该技术主要用于分析DNA以绘制史前人类种群活动图。这是其第一次被用来追踪冠状病毒的感染途径。 研究人员分析了自2019年12月24日至2020年3月4日期间从世界各地采集的160个新冠病毒（SARS-Cov-2）基因组的数据，发现了三个主要SARS-Cov-2变体，并根据氨基酸变化不同将其命名为A、B和C型。 其中A型病毒与蝙蝠及穿山甲体内发现的冠状病毒最为接近，为原始病毒类型，B型衍生自A型，C型衍生自B型。此外，三类变体在全球的分布范围不同，差异极大。A和C型多发现于欧洲人和美国人中，B型是东亚最常见的类型。 福斯特说，在武汉疫情明显时首先被发现的一个基因组是B型病毒。研究人员当时误以为B型是原始病毒，但事实并非如此，A型才是原始病毒，当时在武汉只是少数，不过B型之后成了武汉疫情暴发期间的主要病毒类，并且进一步突变为C型。 研究发现，感染A型的样本将近一半来自东亚以外地区，主要位于美国和澳大利亚，且三分之二美国样本感染的是A型。此外，A型虽然最早出现在武汉，但武汉只有极少的感染病例。有些曾在武汉生活过的美国人被发现携带A型病毒基因组。而B型主要分布于中国及东亚地区，亚洲以外的B型基因组都发生了突变。 C型是在欧洲传播的主要病毒类型，在美国和巴西也都有发现；但在中国大陆的感染样本中未被发现，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皆有分布。 福斯特表示，研究表明新冠肺炎的首例感染病例可能是由蝙蝠传到人，并发生在2019年9月13日到12月7日之间。因此2019年12月24日从武汉采样的病毒基因组根本不能准确地告诉我们疾病的起源
关于石正丽的论文解析如下：
《自然》论文提到，石正丽团队发现新型冠状病毒序列与一种蝙蝠冠状病毒在全基因组水平上相似度高达96%，表明蝙蝠可能是该冠状病毒的来源。这一结论，与该团队1月23日公布在论文预印网站上的结果一致。
冠状病毒是人类传染病流行的一个来源，过去20年里，冠状病毒已经引发2次大规模的流行病：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此前已有研究发出提示，主要存在于蝙蝠体内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相关冠状病毒（SARSr-CoV）可能会导致未来疾病的爆发。
此次论文显示，石正丽及其同事分析了7例重症肺炎患者的样本，其中6人为武汉海鲜市场内的工人，该海鲜市场在2019年12月已首次发现病例。研究团队发现在其中5名病人身上获取的全长度基因组序列，彼此之间几乎完全一致——相似度超过，与SARS冠状病毒有的序列一致。
研究团队进一步将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与实验室早期检测的冠状病毒的部分基因序列进行比较，发现该病毒与来源于中国菊头蝠样本的一株冠状病毒（RaTG13 ）的基因相似，两种病毒序列一致性高达。
同时，研究团队确认了新型冠状病毒进入细胞的路径与SARS冠状病毒一样，即通过ACE2细胞受体。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体内的抗体显示出在低血清稀释度下中和病毒的潜力，但是抗SARS病毒抗体是否能与新型冠状病毒交叉反应，仍需用从SARS病毒感染中痊愈的病人的血清来确认。
此外，研究团队还开发出了一种可以将新型冠状病毒与其他所有人类冠状病毒区分开的测试，并展示在最初的口腔拭子样本中检测到了新型冠状病毒，但随后（大约十天后）采集的样本没有显示阳性病毒结果。
这项发现表明，最有可能的病毒传播途径是通过个体的呼吸道，不过研究团队也指出其他途径亦不无可能，仍需更多患者数据来进一步研究传播途径。
近期，媒体和社交平台上又流传着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一些猜测，诸如“新冠病毒人造论”“新冠病毒起源于实验室”等。然而，国际权威机构及多数病毒学、免疫学领域学者均表示，这些猜测缺乏科学支持，迄今为止所有证据都表明新冠病毒并非人为制造。首先，现有科学证据已表明新冠病毒的特征是人为操作不可能达到的，只能是自然进化的产物。美国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等机构参与的国际团队3月17日在英国《自然·医学》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分析比对包括新冠病毒在内的多种冠状病毒基因组数据认为，新冠病毒刺突蛋白的受体结合域与人体细胞的“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ACE2）”受体结合效率之高，是人类基因工程所无法达到的。此外，新冠病毒独有的分子架构也排除了它是实验室合成的可能，因为人们找不到一个类似的已知病毒分子架构来构建这种新病毒。“通过将（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数据与（其他）已知的冠状病毒毒株相比较，我们可以确定新冠病毒起源于自然过程。”领衔研究的斯克里普斯研究所副教授克里斯蒂安·安德森在一份公报中说。其次，新冠病毒某些进化特征并非独有，科研人员在自然界可以找到相似进化事件，也进一步支持了它起源于自然的结论。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等机构研究人员3月发布的一篇预印本论文说，新冠病毒刺突蛋白两个蛋白质亚基S1和S2之间的裂解位点有多个氨基酸插入，他们从云南蝙蝠体内所获冠状病毒毒株的S1和S2亚基之间也存在类似插入，这表明自然界完全可能出现此类插入。第三，科学家已在野生动物体内找到了与新冠病毒十分接近的冠状病毒毒株，表明这类病毒存在自然界宿主。迄今已知的与新冠病毒亲缘关系最近的冠状病毒是从云南蝙蝠体内分离的RaTG13毒株，与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一致性达96%；此外有研究显示，穿山甲携带的冠状病毒与新冠病毒亲缘关系也比较相近，尤其是在帮助病毒入侵细胞的刺突蛋白受体结合域上与新冠病毒相似度高达，表明穿山甲可能参与了新冠病毒的进化与传播。参与前述国际研究团队的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病毒学研究人员爱德华·霍姆斯日前发表声明说，冠状病毒通常存在于野生动物中，并经常“跃迁”到新的宿主身上，这是对新冠病毒起源最可能的解释。他说，野生动物中冠状病毒的数量、多样性和进化情况均支持新冠病毒是自然进化产物的观点，确定新冠病毒的确切来源需要对自然界中的动物进行大规模采样检测。此外，认为新冠病毒源于实验室的理由也很牵强。法国发展研究所热带病毒学专家埃里克·勒鲁瓦说，法国病毒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吕克·蒙塔尼耶等人认为新冠病毒源于实验室的理由是，新冠病毒基因组的某些片段与艾滋病病毒基因组的片段一样，但实际上某种病毒与其他病毒携有同样的微小基因片段很常见，因为基因组非常庞大。勒鲁瓦介绍，他们通过特定算法对比新冠病毒与其他病毒的基因组后发现，如果所关注的基因片段越微小，就越会发现新冠病毒与关系很远的病毒携有相似的片段。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法德拉·沙伊卜21日说，世卫组织目前正与两种“大流行”斗争，分别是新冠疫情大流行和“虚假信息大流行”。多名专家也强调，要警惕“新冠病毒人造论”“新冠病毒起源于实验室”等谬论背后的政治目的。法国免疫学家、新冠疫情科学委员会负责人让-弗朗索瓦·德尔弗雷西表示，新冠病毒源自实验室的假设是“一种不属于真正科学范畴的阴谋论观点”。澳大利亚乐卓博大学流行病学副教授哈桑·瓦利指出，有些人出于政治目的利用有关谣言，“我们必须小心，不要给谣言生存空间”。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下属“帕斯捷尔”流行病与微生物学科研所副所长亚历山大·谢苗诺夫认为，有些人声称新冠病毒源自人工制造“是为了掩盖其卫生系统的无能或抵御疫情方面的过错”，这类说法实际上欲盖弥彰。
这个话题讨论了一年多了，打开平台此话题又出现了。很多老师还是觉得没有一个定论（部分老师早就认为没有讨论的必要了，我也赞成这样的观点），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分类学范畴上的一点分歧罢了。种群、群落包括病毒吗？说包括也对说不包括也对，就看自己分类的依据是什么了。 一、文献信息（1）病毒没有完全的自身生命系统，必须依赖宿主的酶系统来进行病毒的自我复制、传播，以确保自身物种的繁衍。 文献来源：中国动物传染病学报 发表时间：2010-07-10 （2）噬藻体的生态学研究成果： 噬藻体是浮游病毒群落中的一类特殊的种群，关于浮游病毒的很多知识都是来自于对噬藻体的研究。 文献来源：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发表时间：2007-01-19 （3）我国病毒学家、免疫学家、中国医学病毒学的奠基人之一-----向近敏，他把生态学分为3个层次：经典的宏观生态学、细胞水平的生态学和分子水平的生态学。有些专家也把生态学分为宏观生态学、微观生态学、分子生态学三个层次的。说明生态学的分类还处在一个不断发展、变化、完善的过程之中。二、个人观点 宏观的生态学们是不太愿意把病毒归为种群的，因为病毒没有独立的生命系统。而微观的生态学家们就把病毒作为群落与种群来看待，因为这样的分类有利于他们做更深一层次的研究，因为他们的研究领域中就有一个是病毒界的，理所当然是要给病毒分类的，只不过这样的分类他们也习惯的用到了原来宏观生态学家们的概念（种群与群落），其实也可以不用，他们用的目的可能是考虑到要与生态学这一主学科相联系吧，毕竟微观生态学只是生态学中的一个分支。因此，不同的研究领域就可能会有不同的分类依据与分类方法。比如分子生态学就可能不会去考虑病毒是不是群落与种群的问题了。这种分类思维也与我们平台曾经讨论过的“垂体是属于神经系统还是内分泌系统”的辩证思维有相似之处。记得张洁老师也曾经发表过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清与不清” 。（当然还有如：蓝藻是植物界还是原核生物界呢？）我现在转移到博文来也是希望同行们继续指点，让这一个话题暂时告一段落吧。
近期，媒体和社交平台上又流传着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一些猜测，诸如“新冠病毒人造论”“新冠病毒起源于实验室”等。然而，国际权威机构及多数病毒学、免疫学领域学者均表示，这些猜测缺乏科学支持，迄今为止所有证据都表明新冠病毒并非人为制造。首先，现有科学证据已表明新冠病毒的特征是人为操作不可能达到的，只能是自然进化的产物。美国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等机构参与的国际团队3月17日在英国《自然·医学》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分析比对包括新冠病毒在内的多种冠状病毒基因组数据认为，新冠病毒刺突蛋白的受体结合域与人体细胞的“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ACE2）”受体结合效率之高，是人类基因工程所无法达到的。此外，新冠病毒独有的分子架构也排除了它是实验室合成的可能，因为人们找不到一个类似的已知病毒分子架构来构建这种新病毒。“通过将（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数据与（其他）已知的冠状病毒毒株相比较，我们可以确定新冠病毒起源于自然过程。”领衔研究的斯克里普斯研究所副教授克里斯蒂安·安德森在一份公报中说。其次，新冠病毒某些进化特征并非独有，科研人员在自然界可以找到相似进化事件，也进一步支持了它起源于自然的结论。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等机构研究人员3月发布的一篇预印本论文说，新冠病毒刺突蛋白两个蛋白质亚基S1和S2之间的裂解位点有多个氨基酸插入，他们从云南蝙蝠体内所获冠状病毒毒株的S1和S2亚基之间也存在类似插入，这表明自然界完全可能出现此类插入。第三，科学家已在野生动物体内找到了与新冠病毒十分接近的冠状病毒毒株，表明这类病毒存在自然界宿主。迄今已知的与新冠病毒亲缘关系最近的冠状病毒是从云南蝙蝠体内分离的RaTG13毒株，与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一致性达96%；此外有研究显示，穿山甲携带的冠状病毒与新冠病毒亲缘关系也比较相近，尤其是在帮助病毒入侵细胞的刺突蛋白受体结合域上与新冠病毒相似度高达，表明穿山甲可能参与了新冠病毒的进化与传播。参与前述国际研究团队的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病毒学研究人员爱德华·霍姆斯日前发表声明说，冠状病毒通常存在于野生动物中，并经常“跃迁”到新的宿主身上，这是对新冠病毒起源最可能的解释。他说，野生动物中冠状病毒的数量、多样性和进化情况均支持新冠病毒是自然进化产物的观点，确定新冠病毒的确切来源需要对自然界中的动物进行大规模采样检测。此外，认为新冠病毒源于实验室的理由也很牵强。法国发展研究所热带病毒学专家埃里克·勒鲁瓦说，法国病毒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吕克·蒙塔尼耶等人认为新冠病毒源于实验室的理由是，新冠病毒基因组的某些片段与艾滋病病毒基因组的片段一样，但实际上某种病毒与其他病毒携有同样的微小基因片段很常见，因为基因组非常庞大。勒鲁瓦介绍，他们通过特定算法对比新冠病毒与其他病毒的基因组后发现，如果所关注的基因片段越微小，就越会发现新冠病毒与关系很远的病毒携有相似的片段。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法德拉·沙伊卜21日说，世卫组织目前正与两种“大流行”斗争，分别是新冠疫情大流行和“虚假信息大流行”。多名专家也强调，要警惕“新冠病毒人造论”“新冠病毒起源于实验室”等谬论背后的政治目的。法国免疫学家、新冠疫情科学委员会负责人让-弗朗索瓦·德尔弗雷西表示，新冠病毒源自实验室的假设是“一种不属于真正科学范畴的阴谋论观点”。澳大利亚乐卓博大学流行病学副教授哈桑·瓦利指出，有些人出于政治目的利用有关谣言，“我们必须小心，不要给谣言生存空间”。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下属“帕斯捷尔”流行病与微生物学科研所副所长亚历山大·谢苗诺夫认为，有些人声称新冠病毒源自人工制造“是为了掩盖其卫生系统的无能或抵御疫情方面的过错”，这类说法实际上欲盖弥彰。
从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冠状病毒、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冠状病毒，再到如今的新冠病毒，蝙蝠被认为可能是多种冠状病毒的自然宿主。为何蝙蝠长期携带冠状病毒而不生病呢？
一项发表于英国《科学报告》的研究以实验验证了蝙蝠细胞可和病毒长期共存的假说。研究人员让MERS冠状病毒对一种大棕蝠的细胞进行长达126天的持续感染，并通过检测蛋白质、转录体和基因等方式分析被感染细胞。研究发现，尽管MERS冠状病毒进入人体后会杀死人体细胞，但却可在蝙蝠细胞中与宿主长期“和平共处”。
研究人员介绍，一旦暴露于病毒之下，蝙蝠的“超级”免疫系统就会维持自然的抗病毒反应，该功能在包括人类在内的很多物种中都被“关闭”了。研究显示，与正常细胞相比，长期被感染的大棕蝠细胞中I型干扰素的基础水平非常高，可能抑制了病毒的持续复制。
与此同时，MERS冠状病毒本身也迅速产生了特定基因突变，从而适应蝙蝠细胞。被感染的蝙蝠细胞还具有抵御病毒重复感染的能力。综合上述原因，大棕蝠可在长达数月时间内持续携带MERS病毒而不患病。
但论文通讯作者、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微生物学家维克拉姆·米斯拉说，如果蝙蝠遇到一些压力，如感染其他疾病、被迫离开栖息地，其免疫系统与病毒的平衡可能会被打破，导致病毒增殖并可能向其他物种传播。
蝙蝠是上千种病毒的天然宿主，有研究认为每种蝙蝠平均携带种可能使人生病的病毒。研究人员曾分析一个含有2805种哺乳动物病毒的数据库，发现蝙蝠身上可能会威胁到人类的病毒数量最多，是排在第二位的哺乳动物——灵长目动物的两倍，啮齿动物排第三。蝙蝠可直接将病毒传染给人类，也可能会先传染灵长目动物等其他动物，再传给人类。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等机构研究人员曾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论文说，他们发现新冠病毒与蝙蝠身上的TG13冠状病毒毒株基因序列一致性高达96%。TG13是迄今已知的与新冠病毒基因最相近的毒株，表明蝙蝠很可能是新冠病毒的自然界宿主。
尽管蝙蝠会携带多种病毒，但科研人员也强调人们不应将其视作“敌人”。西班牙《世界报》网站日前援引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科研人员西蒙·里珀格的话说，蝙蝠远非我们的敌人，它们在某些方面也有助于维护人类和生态系统的健康。比如，热带雨林中有的蝙蝠以水果和花蜜为食，从而帮助花卉传粉和播种。而欧洲的食虫蝙蝠则会捕食大量可能引发虫灾的昆虫。
大局已明，群体性过度恐慌是最大的病毒
解筱文
中国的事情，怕就怕走极端，群体性忽左忽右。老祖宗的大智慧告诉我们，不偏不倚，恰到好处，方可长盛不衰。新冠肺炎初期，疾控部门和地方政府隐情不实报，大事化小，以常规手段“冷处理”，向外传达的信息是 “人不传人”“可防可控”，结果事与愿违，造成后患，损失巨大，拖累全民买单。
而当疫情真相大白后，又急剧转到另一个极端。凡是涉及该病毒对人产生影响的可能被不断抛出，诸如眼睛结膜传播、粪口传播、人与人15秒可传染、气溶胶传播、潜伏期最长可达24天、病毒不怕炎热湿润天气等等观点，一些观点缺乏实证性数据支撑或为极小概率的可能。
也许很多观点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在今天这样异常发达的新媒体时代，这些新闻信息的极速扩散和聚合，让相当一部分群众心生恐慌。虽然一些观点也被后来辟谣，但受制于之前“人不传人”误导，很多人还是“宁可信其有”。这个时期，比病毒更可怕的其实是群体性过度恐慌。过度恐慌究其根本，其实是我们对此不知底细的恐惧。
当然，生命至上，每一个鲜活的生命都应该得到珍爱，不在灾难中的个体，很难体会到患者被病魔的折磨，很难体会到医护等一线人员的艰辛努力。对于他们，特别是患者，一定会有恐慌，特别是面对死亡的恐惧。但是，更多远离灾难发生地的个体，除了报以悲悯和同情，而无能为力之时，就应该更好的求生，心向美好，看到更多希望。
让我们看一组组数据分析，这些数据的背后都是鲜活的生命，将此类比，虽有悖我们的情感，但是可以让更多的生者，以更加理性的心态面对，积极消融恐慌，科学坦然应对，主动参与抗击。
截至2月14日16时30分，全国感染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63940人，死亡病例1381人，全国确诊病死率为；武汉累计确诊病例35991人，死亡病例1016人，病死率；湖北省确诊病例51986人，死亡病例1318人，病死率；外省市区，确诊病例人数排第二的广东省，累计确诊1261人，死亡病例2人，病死率,北京市累计确诊病例372人，死亡病例3人，病死率。作为新冠肺炎发病原点城市，武汉市截至2019年末，户籍人口及流动人口共计1400多万人。按照累计确诊病例35991人计算，确诊概率‰，病死率十万。如果将由武汉发病而非武汉确诊就医人数统计在内（非武汉地区确诊和死亡的人数以50%计），确诊率‰，病死率十万。而2018年，武汉市自然死亡人口万人，死亡率‰。远离武汉的北京市，2018年末常住人口 万人，全年人口死亡率 ‰，1998至2017年的20年间，一直在5‰左右。从中可见，新冠肺炎被确诊的概率、病死概率远低于自然死亡率。
再根据国家卫健委法定传染病疫情数据，2018年全国（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共报告法定传染病发病7770749例，死亡23377人。其中，呼吸道传染病发病死亡3163人，血源及性传播传染病死亡19332人。也就是当年呼吸道传染病年死亡人数超过目前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并且艾滋病等血源性传播传染病死亡人数远高于呼吸道传染病发病人数。
实事求是地讲，新冠肺炎确实存在难治疗、难防控，但是不代表不能防控和不能治疗。我认为，它一定有其规律，必然遵循我们已知的三个基本科学常识，即：随距递减原则、能量有限原则、能量守恒定律。如果这个病毒传播超越这三条常识，那么人类现在的科学认知恐怕要彻底颠覆！
第一，随距递减。该病毒作为一种物质，它的传播会随着离传播源的距离越来越远而逐渐递减。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各种隔离措施，拉大或阻断病毒传播距离。从地域看，原发地产生的患者，其病毒携带能量和传播力肯定远高于第二次及第三次等传播者，病毒能量总体处于层层衰减状态。这也就是在同条件下，源发患者病重，而二次传播患者较轻的缘故。这也就是专家所讲的，抗击的最后，病毒不断衰减，越来越弱，变成流感，最终人体适应性增强。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说，该病毒在传播中产生新的种种变异，若与其他物质结合，产生更大威力的病毒，我们怎么办？我想说，如果说该病毒是自然进化而来的，那么它距离上一次类似影响的“非典”才17年，这样的概率就又一次发生在中国，已经令人称奇了，如果在传播中还能短时期再变异成更厉害的病毒，那么不是某些人类有问题，就是大自然已经对这个星球失望了。
第二，能量有限。对于患者个体而言，无论是病毒“超级个体”，还是“普通携带者”，其携带的病毒总量有大小，但是一定是有限的，所散发传播的病毒量是一定的，绝不可能是无限度的。中国疾控中心、北京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等机构学者对截至1月26日30个省的8866例病例进行分析，日前发表的研究论文《2019年中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流行病学和临床特征》中表明，新冠病毒（SARS-CoV-2）的基本传染数R0估值为（基本传染数R0指的是在流行病学上，在没有外力介入，同时所有人都没有免疫力下降情况下，一个感染到某种传染病的人会把疾病传染给其他多少个人的平均数）。对于社会大众，如果不能正确理性认知把握，当看到诸如媒体报道，某商场确诊一名患者，数千名群众居家隔离等消息，难免不引起更大恐慌。
第三，能量守恒。病毒作为一种物质，它必然既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只能从一个载体传递给另一个载体，而且能量形式可以互相转换。无论西医，还是中医，或者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就新冠肺炎的病毒这种物质而言，其本身并不能消失，而是物质形态和能量形态的转换。病急处，西医主杀毒；病缓处，中医主调养转换。最终，不管是人工病毒，还是自然进化病毒，都要被人体适应，包容转换，和平相处。所以，一味地杀毒，并不是源头和系统治病和抗击。从发病源头的武汉和广州等医院的治疗效果看，中医为主，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更佳。这对于治愈二次以上传播患者，以及其他地域非重症患者，中医将可以更大发挥优势，这意味着在实质性西医治疗药物以及疫苗未问世之时，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看家本领预防和治疗新冠病毒肺炎，以护佑更多人的健康，或许将探索出更多可能。
从上可见，我们无疑就没有更多理由过度恐慌。其实，群体性过度恐慌比新冠肺炎病毒更为可怕。因为恐慌，新闻发布中，官员数据反复出错、专家口误，这样必然影响决策；因为恐慌，社区人员，丢下送医的患者，让其在寒夜里不知所措，这样必然伤害群众感情；因为恐慌，加剧防控矛盾，造成人群对立，并且一些群众缺乏科学常识，如有人酒精消毒不慎，引发火灾等等，这样必然造成不必要的次生灾难和社会矛盾。
从公开的数据预判抗击新冠肺炎的周期，迎来拐点，全面制胜，绝非短期可以实现，在这个过程中，更多的人需要强大的心理和决胜的定力，做好持久抗击准备。
截至2月14日16时30分，全国感染新冠肺炎的确诊人数是63943人，较昨日增加3698人；疑似病例10109人，较昨日增加2450人，治愈病例6928人，较昨日增加1282人。按照2月14日以来数据保守估算，从现在开始即使每天平均治愈出院2000人，最快治愈存量患者，最少需要天时间，假设这天内，每天确认患者平均又新增1000人。那么，还需要天，这一共则需要天。假设天后，再基本无疫情上报。那么，从现在算起，最快全面打赢阻击战，应该是3月底，当然这是理想状态，也是极为乐观的期望。参考与之相似的“非典”，曾持续大半年才全面搞定，而新冠肺炎从目前看，危害影响远大于“非典”，折中考虑，也应该在4月底或5月初。
虽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周期较长，但是就在2月13日三件大事，值得我们注意，也预示着正迎来曙光。
2月13日早上发布的疫情数据中，湖北新增新冠肺炎病例14840例，其中新增“临床诊断病例13332例”。也就是湖北地区将新冠肺炎病例定义为实验室确诊或临床诊断确诊，这可以让病源集中地的更多感染者得到及时有效的隔离救治，防止了不必要的扩散，最重要的是盘清了患者底数。
2月13日上午，湖北省、武汉市两级党委一把手同时被调整，新的地方主要领导力量及时到位，这表明上面对疫情局势已有充分把握，对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意志更加坚定。
2月13日晚，中国生物宣布已完成对部分康复者血浆的采集工作，成功制备出用于临床治疗的特免血浆。目前用康复者特异血浆临床治疗11例危重病人，治疗效果显著。这也就意味着，更多的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病情有望由重转轻，病死率进一步降低。
所以，综上所述，我们应该具有科学的判断和认知，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减少广大人民群众无谓恐慌。持续保持冷静、理性的心态，积极主动作为，坚持“两条腿”走路，注重科学防范，有序复工复产，尽可能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争取早日全力歼灭。
因为，集体性的过度恐慌会加重全社会的焦虑，放大病毒的狡猾和可怕，让事情变得更糟糕。
解筱文：战略学者。主评时政、商业、铁路、文化。
地质大学武汉的研究
不是的，一般文章较好的就上传到网上了知网链接
是的，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需要导师和论文作者签字，还有签那个原创性声明，然后以电子版、打印版交给所在院系和图书馆。至于图书馆是否上传到知网，是否公开，看学校和知网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