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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毕业论文是对我们过去一年学习成长践行的一个总结，我还是从进入阳明心学的缘起说起吧。刚开始知道阳明心学是看一位学生每天都在读书，有的时候跟他说几句话，他也只讲重点，从不闲谈，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就问他在读些什么，他就告诉我在学习阳明心学，而且学习之后自己有了很大的改变，每天都会给自己规定很多文章来读，并且从不落下，就算有事情耽误了，晚上不睡觉也会补上，他说这是每天的功课，必须要做完，不能够留到明天。他的这种自律引起了我的好奇，是如何的力量能够做到如此自律？阳明先生的《传习录》我之前也有读过，但也没有如此魔力。之后他看我感兴趣，就发来了我们第九期诚意班的报名链接，告诉我就是在这里边学习让他得到了改变。我当时处于一种好奇的状态也报名进入了诚意班，因为只有一个月，并没有什么压力，我也就顺利毕业。但诚意班结束之后我们进入百日正心班，那是需要三个月，这个期间刚好赶上寒假与过年，我的寒假基本在出行的路上，过年也是聚会与玩耍，根本静不下心来读原文、听导读、写作业，想想这一切事情会成为我的负累，就此有了放弃的念头。但一个月的诚意班已经有了某些习惯，在放弃的时候有很多的不舍，那中间的一周也是处于郁郁寡欢的状态，好像生活中少了什么一样，之后在我学生还有咱们学习小组群里同学的劝导下，我又重新进入了正心班的学习，并且保证学完一年，从这之后也就坚持到了我们致知班毕业。 但在格物班与致知班之间却发生了一件事情，格物班开班不到一个月，我就要手机停用三个月，而我们每天是要听导读、写作业、上交功课的，我却没有办法每天拿到手机，这期间就有了很多纠结。我把这一切消息告知我们姬春娟组长的时候，她就开始帮我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最后终于在她不懈努力下我得到了提前写好功课组长代为上传的允许，就这样，我基本一周或十天左右可以拿到一次手机，就写好近段时间的作业和周六的家书，一次性的转发给我们组长让她每天帮我提交一篇，而自此我的每天读原文也便换成了我们的纸质版。可是导读呢，就有一部分落下了，因为手机消息存储时间的关系，有一些消息我是看不到的，但即便如此，我还是硬着头皮坚持到了毕业进入致知班。当进入致知班的时候又出现了事情，我们需要每天早上传家书，这个是不允许代传的，而在当时我差两周就可以完成三个月的事情拿到手机，我不想在坚持了两个半月之后败给最后两个星期，当时不仅纠结，并且很难过，可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组长又开始不停地为我的事情奔波，因为此时我没有手机，没有办法去联系任何人，她就帮我各方面联系，也层层遭到拒绝，在我自己都要放弃的时候，她却冲破千难万阻，毅然决然地坚持下来。我不知道她用了多少方法，想了多少办法，最后，我的情况被予以特殊对待，两个星期家书的代传也成就了我致知班的继续学习，但此时我的心里却隐隐有种感觉，有一天我会因为手机的关系而退出我们的线上学习，因为手机停用对于我来讲是比较常见的，所以最终在致知班毕业，完成了一年的学习之后我决定停止第二轮的学习，一个是因为手机的关系，另一个我也做到了当时对他人的承诺。虽然有很多的不舍，但对于这一年的学习还算圆满，因为我有认真去走好每一步，对待每一篇功课，认真写好每一次的作业，也做到了坦然。虽然即将离开这个线上平台，但致良知已经扎根在我们心里，相信不管走到哪里，致良知是永远引领我们向前的灯塔，我们会一直以致良知为指引，行走在人生的大道上。 要说学习到什么那真的太多太多了，有告诉我们关于人生终极目标的“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让我们知道人生的终点应该是如何的，当我们站在生命终点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回顾我们的一生，拥有怎样的人生才不负世上走一遭；也有告诉我们如何立志的“立志圣则圣，立志贤则贤”，这个是人生的起点，有了志向我们才有了人生奋斗的方向，不然，浑浑噩噩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就像小人常立志一般，而我们要做到的是君子立长志；也有教会我们自律的“觉懒看书，则且看书”这个便是在我们有了志向之后的奋斗过程，因为每个人难免出现懈怠，在这时我们就应该事上磨，境上练，不想读书的时候偏偏让自己读书，以此来磨练我们的性子，真正做到自律；更有让我们时常自省的“君子常错，小人无过”这个则是告诉我们时刻要内观自己，我们不是完人，也许在自己无意识的状态下就已经犯了错误，那我们要时刻保持警醒，从自己的内心去革除过错，让私欲无处停留。这一切的一切，无不让我们自律、自省、慎独、时刻保持恩悲敬。但我最喜欢博仁老师的两句话，一句是“我的人生我选择，我的选择我负责”，我觉得这句话道出了一种责任与担当，我有选择的能力，也有负责的勇气，我觉得人生就该如此，要自己坚定不移地选择自己人生所要走的路，而选好之后自己踏实、勇敢的向前走，也要承担接下来所有事件的发生。另外一句就是“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除”，我觉得这句是一种自我斗争的过程，战胜别人很容易，最难的是战胜自己，我们经常会给自己放水，找很多很多的借口让自己处于舒适圈中，所以我们就要时刻告诉自己，我们的心中也有贼，我们要去除它、攻破它，这样才能够寻得那个清澈明净的自己，真正走在致良知的路上。 说到收获那也是非常大的，就拿自律与慎独来说，一直我对自己的评价是自律与严谨，但自从在阳明心学线上课堂学习以来，看到同学们每天所做的事情，所写的功课，我才知道自己以往所谓的自律真的仅仅只是擦边球，根本谈不到自律。通过这些学习，我觉得自己还有一些差距，但我已经从开始第一步的未知进入到第二步已知，因为从懵懂状态进入到慢慢觉醒，这是一种思维的提升，是一种自我审视的开端，并且之后升级到了第三部的行动，这是将自己的思维践行的实证，是与生活接轨的诠释，只是博仁老师说“把事情处理在未发生前”，自己现在还达不到这样的境界，但很庆幸已经有了觉知，就慢慢可以进入到“知行合一”，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蜕变的转换，以前的自己在事情发生之后总有些许悔恨，而现在的思维却是，总结已经发生的，考虑还未发生却可以预测的，尽量将事情圆满，应变突发情况，而且也会告诉自己，在下一次要注意，事情要处理在发生前，而不是在之后有任何的抱怨或者埋怨。从这些可以看出内心多了自我的反省，遇事不再焦虑，而是懂得自检，分析与检讨自己在事件中行为的偏差，已备下一次不再重复同样的错误。 在学习阳明心学期间，我们的每天读原文、听导读、写作业自己从未落下，也因此效仿我之前的学生，每天会给自己找出文章来读，也从未落下。这一切的自律让自己都感觉有些惊讶，当这一年走过来回头去看，才发现有些看起来很难做的事情也就一天天这样做下来了，比想象中容易很多，这就又说到了博仁老师的那句“所有的困难都是想象出来的”，我不会应付每天的功课，因为当我有事要忙出现应付念头时，马上又有一个声音跟我讲，如果你今天应付了一次，你会连续不断出现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更多，如果没有第一次你永远不会开始第一次，所以我就听从了另外一种声音，永远不开启第一次，从此便没有了应付。但也有很多次功课都是在喝水的时候或者去卫生间的间隙拿出手机赶紧写两句，也有在走路的时候想到一点写一点，慢慢积累出来。其实现在回头想想，自己又有哪一件事情如此用心去做呢？博仁老师说天大地大功课最大，只要你有吃饭睡觉的时间，就有写功课的时间，现在想想真是这样子的，当你把功课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也就不觉得做不到了。我也因此改变了很多习惯，因为早上传家书睡觉不再关机，在我的四象限法则里功课也被放到了紧急又重要的事件当中。其实这一切的发生与改变无不显示着功课与学习对于我们的重要性，如果我们的人生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像我们的功课一样去对待，那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我们是做不到的呢？我们学习阳明心学不仅仅是学习文字语言，更应该是学习一种精神，一种自律的精神，一种致良知的精神。 不管接下来同学们是否持续学习，我想这种精神要持续不断地留在我们的心中，融入到我们的血脉，让它指引我们的余生，让我们在以后对待每一件事情都像对待阳明心学的功课一般，都像对待我们群组的家人一般，那我们在人生终点的时候也可以说出“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这样的话来，我们的人生也便是无悔的人生，相信它也会照耀更多的人，用爱与良知去传递更多的美好给这个世间。
题目：论《古诗十九首》的抒情艺术 一、选题依据(包括课题研究的意义、研究的现状、主要参考文献等) (一)研究意义 《古诗十九首》在五言诗的发展有重要地位，它以独特的抒情方式表现士子的人生境遇及所带来的处世态度和心灵感悟，抒发的是平凡人最基本的情感，因而可以广泛的引起读者共鸣，长久的感动人。作为五言诗中最早期最成熟的代表作品，《古诗十九首》在谋篇、遣词、摹景、传情等方面都对我国旧诗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尝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适当借鉴其他学者的观点，对《古诗十九首》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情感魅力及其影响几个方面来探讨。在取各家之长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见解，从而更加明确《古诗十九首》在摹景传情、借物抒怀这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及其所形成的独特的抒情风格对后世诗歌创作的认识意义和深远影响。 (二)研究现状 《古诗十九首》是中国文学早期抒情诗的典范，在五言诗发展占有重要地位，因而对它的研究围绕写作年代、作者、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修辞技巧、抒情艺术等多方面广泛展开。在情景交融的艺术领域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古诗十九首》的研究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继承《文选》李善注的诠释型传统，如陈桂的《古诗十九首解》、钱基博的《古诗十九首讲话》，尤其是隋树森的《古诗十九首集释》，包括考证、笺注、汇释、评论等四个部分，是迄今为止收录资料最多，对于研究者最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另一派是继承元人刘履《选诗补注》的分析型传统，如徐中舒的《古诗十九首考》、朱自清的《古诗十九首释》等。 20世纪50到70年代，由于国内政治和社会原因，对《古诗十九首》的研究进入空窗期，但海外汉学者和港台学者的研究成果弥补了中国大陆这一时期的“文化荒漠”，如劳节的《古诗“明月皎夜光”节候释》、台湾学者张清钟的《古诗十九首汇说赏析与研究》等。材料丰富，内容翔实。 20世纪80年代后，《古诗十九首》的研究局面主要表现为研究视野的拓宽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表现出一种可贵的探索精神。如王建华的《论〈古诗十九首〉的抒情艺术》、王亚《试论古诗十九首>的抒情艺术》等。现代学者对《古诗十九首》的研究多重微观分析，在理论层面的论述很少。此外，还有大量关于《古诗十九首》的论文，如黄凌的《欢愉之词难工,忧愁之词易好——谈古诗十九首>的感伤情怀》。这一时期的研究触及了一些本质问题，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综上所述，20世纪对《古诗十九首》的情景交融艺术的研究有继承也有发展，有创新也有局限，关于《古诗十九首》情景艺术的研究，仍然有许多的研究空间。本文试图通过收集整合前人的研究材料，结合自己独到的见解，对《古诗十九首》的情与景的艺术作一个整体的关照和全面系统的探讨，希望对《古诗十九首》情与景的艺术特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 (三)主要参考文献 [1]刘勰.文心雕龙[M].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2]马茂元.古诗十九首初探[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3]王夫之.姜齐诗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4]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5]隋树森.古诗十九首[M].北京：中华书局，. [6]杨树增等.盛世悲音---汉代文人的生命感叹[M].河北：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 [7]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8]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9]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0]张秉光.漫谈《古诗十九首》的情与景的抒写.[J].佛山：佛山大学佛山师专学报，1990(01). [11]孟英.论《古诗十九首》的抒情艺术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8(12). [12]王亚.试论《古诗十九首》的抒情艺术[D].宿州：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04(04). [13]王有景.《古诗十九首》与东汉末文人的生命意识[D].重庆：重庆学院学报，2006(03). [14]彭庭松.论《古诗十九首》之感伤情怀及审美特征[D].山东：石油大学出版社社会科学版.2003(12). 二、研究方案(包括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进度安排) (一)研究内容 《古诗十九首》以抒情见长，本文着重探讨《古诗十九首》长于借用景物烘托情感、融情入景、寓情于景的抒情方法以及所创造出来的句短情长、事俗意真、情与景水乳交融的艺术境界。分别从《古诗十九首》的情感内容、情感艺术和情感魅力及对后世的影响几个方面来分析《古诗十九首》中动人的抒情艺术。为《古诗十九首》能够千古常新、永久的打动人的艺术魅力给出自己的解释。 (二)研究方法 1.文本细读法 反复阅读诗歌，领悟深刻情感内容。 2.文献资料研究法 查找收集本市本校图书馆的文献资料，充分利用丰富的网络资源，搜索相关的研究资料，充实论文的研究素材，从而根据本文的研究方向与大致思路对素材进行梳理、利用。 3.理论分析法 在掌握足够丰富的资料基础上，运用归纳法、演绎法对资料进行分析提炼，准确凝练的用作本文的理论支撑。 4.逻辑论证法 在充分理解所收集的文献资料和著作等相关材料的基础上，运用逻辑论证的方法对本文中有关问题作深入思考，进行深入的理论阐述。 (三)研究进度安排 1.学生选题：20XX年10月21日前。 2.提交提纲：20XX年11月18日前。 3.开题报告：20XX年12月30日前。 4.论文初稿：20XX年3月10日前。 5.论文定稿：20XX年5月11日前。 6.论文答辩：20XX年5月26日。 三、写作提纲 题目：论《古诗十九首》的抒情艺术 一、《古诗十九首》的情感内容 (一)乱世流离——独处他乡的无依感 1. 游子思乡无路 2. 思妇等待无期 (二)功名难就——乱世报国无门的挫败感 (三)人生如寄——生命意识的觉醒 二、《古诗十九首》的情感艺术 (一)巧合无垠的意象选择 1. 暗景抒凄情 2. 乐景写哀意 (二)互藏其宅的情景相衬 (三)婉转附物的托物起兴 三、《古诗十九首》的情感魅力 (一)语简意深的人之常情 (二)伤时叹逝的感伤主义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展与深入，与现代文学文献的整理和挖掘息息相关。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文学类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文学类毕业论文 范文 一：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价值影响
摘要：作品中正文本之旁的副文本，是用以辅助理解内容的相关文本。这类文本既是正文本的映衬文本，也是整个作品的组成部分。我国现代文学占据着不可替代的文学地位，本文对现代文学作品副文本当中蕴含的史料内容进行解析，继而探究副文本在现代文学中的重要作用与影响。
关键词：现代文学;副文本;价值;影响
一、现代文学副文本由来
在我国文学史上，纯文学作品历来备受瞩目，其也是文学研究的重点内容。但从史料内容看，文学史料的来源非常广泛，除纯文本以外还涉及到文学作品中的副文本，例如， 日记 文本、书信文字及年鉴或年谱等[1]。此外，现代文学有别于古典文学，二者史料内容也不相同。现代文学比古典文学多加入了新元素，包括扉页引言、文本封面、 广告 文本等，此类元素出现后，文学文本逐步被划分成正、副文本，其中，正文本表明作品的本质特征，而副文本用以表明辅助信息，带有历史特征。鉴于此，副文本能够用于探究多方面的历史性问题，其史料内蕴相当丰富。
二、现代文学副文本的内含史料
1.序跋
一般而言，正文本附近位置穿插或环绕着副文本，这类副文本的用途是向读者交代、阐明相关信息，因此，借助副文本能够获取当中的史料。不过，多数副文本并不具备信息凸显性，人们需要参照正文本及相关资料才可辨析出史料内容。副文本中的“序跋”囊括了大量的史料内容。现代文学的诸多作品中包含了序跋，其中通常阐述文学史、作品、作家等各方面的内容，可为后世提供有关的史料内容。例如，《<呐喊>自序》叙述了鲁迅本人所经历的转折事件，《无妻之累》序跋交代了当时沪杭凶杀案件的相关情况。此外，序跋是作品和序跋撰写者之间的联系纽带，例如，周作人为所教学生的作品撰写序跋;鲁迅常给左翼派作家书写序跋。从序跋中可看出作品构思、作家思想等内容，借助序跋表达这些内容，可以映射出创作背景、出版过程、传播情况等信息。
2.扉页、题辞、引语
现代文学出现了题辞、扉页及引语，这类文本短于广告，其短小精悍，蕴藏多种史料信息。扉页、引语多来自经典诗词、中外名著等的部分内容，写法接近于“用典”，把经典的中外文句引入现代文本中，既可幻化出新鲜的情境语言，也可体现中、外史料内容。例如，《采石矶》是郁达夫所著作品，当中引用诗句“ 文章 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天末怀李白》杜甫)[2]，用以表达作者自己对胡适的激愤之感。《走到出版界》的扉页卷语借用《庄子•秋水》中惠子和庄子交往 故事 ，用以暗喻鲁迅和作者(高长虹)的关系。这类文本本身兼有史料性质，促使其成为古今、中外史料的“融合剂”。作者自写题辞中可见更多的史料信息，例如，《绿页》为苏雪林作品，当中的扉页题辞写道“给建中--我们结婚的纪念”，由此看出，在结婚之初时，苏雪林的婚姻生活十分甜蜜。此外，引语、题辞仅出现在某个版本里，其余版本则被删去，这一般是为了辨别版本所作的标记，凭借版本标记也可得到作品的版本史料。
3.注释
少量文本中的注释是由作家本人所标，多数是后人按照文本内容添加的注解，因此，注释可视为后生、外生类副文本，这些内容需要放到正文本中才能获得合理解释。从用途看，注释可对文本的细节内容作进一步解释、说明，通过查看注释，读者可更好地把握作品的深层含义及内蕴意义。注释内容揭示出作家、作品的多方知识，让读者能够更为系统地研读作品。可以说，注释的广泛度超出序跋范围。文本注释有文内注、分题注两种，其中，分题注囊括了版本变化、发表出处、作品背景、标题变动等情况内容;文内注包含的信息量更广、更多。
4.图像
作品中的图像有插图、封面画、相关照片等。插图、封面画可传达正文本的相关内容，其作为直观内容具有很强的视觉性、功能性，用以图证文学的史料价值。例如，《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图志》等。部分现代期刊也有图文类作品。如，半月刊《戈壁》由叶灵凤主办，当中“鲁迅先生”系列漫画描绘出叶灵凤和鲁迅间的“ 文化 恩怨”故事。此外，正文本出版之初已经附有的封面画、图像等，同样富含各种史料。例如，《坟》一文扉页穿插着翅收于胸、一眼睁一眼闭的猫头鹰就是作者鲁迅的现状投影和真实写照，《生死场》封面图是由作者萧红所画，展现出东三省处于不断沦陷的真实境遇。
三、副文本在现代文学相关研究中的作用及影响
1.副文本为后世探索现代文学提供史料
文学作品当中的副文本可向人们展现多种类型的研究史料，这些史料主要是：①历史遗物，诸如文人故物、故居及手稿等，此类史料可作为刊登原版文物时所用。②历史文本，大致有年鉴、年谱、方志、著述、家谱等;③文学纯文本，包含小说、 散文 、诗歌、戏剧等;④部分文本介于文学、历史两种学科之间，此种文本亦称作“亚文本”或者“副文学”，主要有人物传记、信件、个人日记、游记、书话、回忆录等。此外，副文本的形式多样，一些类似宣传、传播的文本也可归到其中，好比作品序跋、出版词、刊登语、广告策案等[3]。往深处看，还有一些常被忽略不计的“碎片文本”，包括作品中的笔名、引语、扉页语段、题辞、图像文字、注释等。其实，这些容易被人们忽略的副文本中，蕴含着非常之多的史料，研究学者应当重视这些内容的信息研究。同时，作品文本和碎片文本间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其中一项内容进行探讨时，应当紧密联系另一文本内容，这样才可全面地看待文学作品，副文本的运用价值也才得以充分发挥。
2.副文本是现代文学史学中的构成部分
现代文学中出现的副文本，其形式、内容都有丰富的史学资源，研究副文本相似于探究历史本相，在副文本里可以探析出现代文学之原有面貌。例如，《地泉》中的会集序言、良友丛书的刊发广告等。除了史实价值外，副文本还是人们理解正文本的重要信息，通过了解副文本，读者能发现更多的情景语言及相关信息。作品叙述一个具体背景时，往往需要副文本加以深度刻画，将作者成长经历、阅历情况介绍给读者，让人们全方位认识文本的叙写内容。从大局看，副文本贯穿在现代文学的发展全程中，其参与到文学史论、思潮运动、社团运动、文类动态史的演变发展中。此外，还可编制关于现代文学广告、序跋的史志。
四、结束语
自现代文学中形成副文本及其相关文本后，文学作品得以深度细化。对副文本展开研究，应当注重其史料信息的多方挖掘，以严谨的治学态度看待副文本的价值探究，从文本注解、内容阐述、史料内涵等多个方面进行解读，鉴品副文本中蕴藏的人文价值。在解读文本时，研究者要秉持“从细节入手、立足于边缘”的原则，力求“复原”作品中的原有史貌，并以创新眼光审视文本的价值元素，开发其中的信息研究资源，运用辩证思维考虑文本史料的研究意义。副文本在现代文学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人们对文学文本进行研读时，应当用联系、全局的视角看问题，不能将正、副文本进行孤立，而要整合副文本的诸多信息，综合探讨现代文学众多作品，以彰显文学的特殊魅力。
参考文献：
[1]王云霈,刘进才.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拓展——评金宏宇《文本周边——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研究》[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28):72-74.
[2]张虹倩.二十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之叙事嬗变及修辞策略问题——基于副文本目录的考察[J].当代修辞学,2015,11(2):76-82.
[3]张元珂.论中国新文学文本改写的向度、难度和限度[J].东岳论丛,2014,35(9):131-139.
文学类毕业论文范文二：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
摘要：在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大局环境下，众多文学家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参与到现代文学现代性内涵的逐步完善当中。他们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希望通过文明的重塑来提升民族的精神境界，进而逐步丰富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
关键词：现代文学;现代性内涵;民族精神;人性解放
中国近现代文学有着一定的优越性，它对我国文学事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充分体现了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层面的矛盾与冲突。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精神核心是启蒙，是对封建制度和传统思想的重新审视，它呼吁人性解放、主张张扬个性，同时也主导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发展潮流。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周树人先生一生从事于国民思想和国民性的探索，他的《祝福》一文充分反映现代文学的启蒙潮流。该文以年关之夜匆匆由外地赶回家中的“我”为引线叙述了整个故事，作为一个“现代化”、拥有全新精神世界及语言体系的“外来者”，面对一个封建守旧的鲁镇，“我”所接受的思想 教育 完全不能融入其中，甚至会对鲁镇腐朽的思想观念感到无比沉痛和悲哀，而“我”也被长期遵循封建礼教和思想的鲁四老爷所排斥，见面就寒暄“大骂其新党”。从鲁四老爷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沉浸于 传统文化 不能自拔的老者形象，他们对新生事物充满敌对心理。
从勤快迂腐的祥林嫂身上“我”看到一个备受传统礼教和封建宗法所迫害的女性形象，祥林嫂认为“我”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因此，神神秘秘的来问“我”人死后是否有魂灵，“我”诧异、吃惊、疑惑，为什么一个温饱都不能解决的人关心的不是自身问题，反而是自己死后的情况，可见封建礼教制度对其迫害的程度之深。“我”所看到的有悲哀、失望，对于一个善良朴实的人死后亦然被骂“谬种”时，所发出的各种感叹。从现代文明的视角来看，无论是鲁四老爷还是卫老婆子虽然初衷是好的，但其长期受封建礼教浸淫的本性表露无遗。
精神文化才是治疗疾病的良方，沈从文认为西方文化腐蚀着人们的德行，造成民众精神和人格上的病弱，让民族缺乏生机和活力，传统的民族德行和品质仅存在于不受现代文明浸染的人性之中，只有那里供奉着“人性”和“希望”，《丈夫》就是这样一首人性之歌。青年丈夫让自己的妻子卖身养家在湘西是一项极为寻常的风俗，而它却是现代文明所不能容忍的。通过讲述青年进城看望妻子的见闻，展现其麻木、愚昧，进而觉醒的过程。丈夫进城不仅受到老鸨的款待，就是见到妻子的嫖客水保后，也没有现代人眼中的对立和尴尬，两人相处较为平静，最后丈夫带妻子回到乡下。如果硬性将其归于阶级冲突，还不如将其作为风俗旧习上人性感召的转化。在妻子与别人交易时偷偷压抑喘息，他感到羞愧、懊悔，因水保嘱咐而心中不再平静，在经过一系列心理斗争和挣扎，最终下定决心带妻子返回乡下，这是人性的最终醒悟。在那艘船上他们没有自由、没有尊严，他甚至无法拥有与妻子的片刻温存，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梦的破碎让他幡然醒悟，在船上受到的不仅仅是人身体上的侮辱和侵犯，同时出卖的还有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践踏的是基本的权利，这也是年轻夫妻最终鼓起勇气反抗命运和习俗的主要原因。
无论是水保、老七，还是丈夫中的任何一个人，他们活得都是那么自然、不做作，尽管这个社会存在着种种违背人道主义的陈规旧俗，但是人性会引导其从命运的捉弄和陋习中摆脱出来，会让人们最终步上正轨。正因如此，沈从文认定这样远离现代文明、符合人性的文化方式才是治愈中国民族的良药，这样人们才不会被现代文明中的各种不幸恶果所侵害。无论鲁迅或是沈从文他们自身所接受的文化熏陶极大影响着其文化取向，正因为鲁迅幼年时期在日本的求学经历，使鲁迅对西方国家价值体系产生了认同感，他认为只要是西方的，就是文明且理性的，是值得中国模仿的。而古老的中国封建文化给人们带来的是颓废腐朽，需要摒弃。我们不能否认封建思想、制度当中确实存在着不良因素，但是也不能完全否认其中仍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发扬、去传承。
“中国的现代性起源于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运动，中国人对社会现代化渴望，大于现代化境遇中人对存在本身的探寻，更缺乏对现代性本身的质疑和批判。”因此，周树人以在铁屋中进行呐喊的方式，意图唤醒正在沉睡中的中国人，冀图实现人的现代化发展，从而使我国免于流落到沦丧的地步。然而，沈从文却是背道而驰，他放弃了当时绝大多数读者希冀的视野，反而以超越性的眼光去触摸历史的暗流，并且运用敏锐的洞悉力，去理性的分解文明。所以，沈从文以构筑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形式来 反思 和质疑现代文明，他孜孜以求的诊断“国民毛病”、修正“现实”的文学理想。也正因如此，我们也能从沈从文对现代性的自反特质之中了解到其对人性本体的态度。通过以上解析，现代性这个观念在世界史范畴内的品质、特性、作用等就比较容易把握了。
现代性观念在西方文化里生长出来，它起初是属于西方的，后来变成属于世界的。在各种文化中，西方文化发展出了此时此地的观念，并把这种观念在漫长的文化行程里发展成一种普遍的信仰。____文化与继起的人道主义文化之间存在着正题———反题这样的形式逻辑关系。在基督____，构成普遍理解活动之诠释基础的是“彼地彼时”这样一种观念。从文艺复兴开始的人道主义世界正好是此前历史的反题，西方的就都是好的，只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才是我国文化发展的根本之道，才能够使我国文化源远流长。
参考文献：
[1]张丽，李季.试论《西厢记》几个主要人物形象的现代性特征[J].北方文学(下半月)，2010，(02):41.
[2]贾晶晶.茅盾“为人生”文艺观溯源[J].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04):16-18.
[3]刘勇刚.云间派文学研究[C]//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获奖成果汇编2007-2008年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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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1] 中华民族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古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这也是一些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民族和民族主义的重要原因。然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尤其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后，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并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2]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则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主要标志，便是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的形成，它包括这一观念的提出、确立和得到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 关于“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尤其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兴涛教授有长篇论文《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发表（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2年第1期创刊号），对“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但这些成果很少将“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及其演变过程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或缺失。实际上，“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从提出到确立、再到被各族人民普遍认同，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就“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作一研究，不当之处，欢迎各位批评指正。 （一） 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阶段，[3]也是“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和使用阶段。而最早提出和使用这一观念的便是最早引进和介绍西方民族主义的梁启超。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4] 1902年，梁启超又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观念。他在是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先用诗一样的语言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基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我中华有三十世纪前传以来之古书，世界莫能及。”[5]接着，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时他第一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6]不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4年）等文中他又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就“中华民族”自始是单一民族还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如果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则有无“最重要之民族”以及“最重要之族为何”等问题进行了考察。[7] 继梁启超之后，清末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还有立宪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杨度和著名的革命党人章太炎。杨度在1907年发表的《金铁主义说》一文中不仅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且还比较清楚地说明了“中华”作为民族名称的由来和特征：“中国向来虽无民族二字之名词，实有何等民族之称号。今人必目中国最旧之民族曰汉民族，其实汉为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而非其民族之名也。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即此义以求之，则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别于地域，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远近也。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8]同年，章太炎在《民报》第15号上发表《中华民国解》一文，其中也两次提到“中华民族”，一次是转引杨度的话，另一次是他自己的论述。他说：“中国魏晋以来，异族和会者数矣。稽之谱谍，则代北金元之姓，视汉姓不及百一，今试于通都广市之间四方所走集者，一一询其氏族，旧姓多耶？抑吊诡殊恒之姓多耶？其间固有私自改变与朝廷赐姓者，徵之唐宋人姓氏书中其数犹最微末。夫岂徒中华民族之空模，而以他人子弟充其阙者。”[9] 就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对“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具体使用来看，一方面，无论是梁启超、杨度，还是章太炎，他们都是在“汉族”的涵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梁启超曾明确指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胄”。[10]另一方面，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在“中华民族”是“文化”称谓还是“血统”称谓的理解上又有所不同。具体来说，梁启超和杨度强调“中华民族”是一“文化”的称谓，而非“血统”的称谓，历史上那些接受了中华文化而非汉民族血统的民族实际上已成为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的一部分。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就认为，“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在对其融合过程进行了详细考察后，他“悍然下一断案曰：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11]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更是一再强调，“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 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己含定义于其中。与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之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此可于假借令意而得之者也。”他并且要人们相信，随着各民族之间融合的加强，不久的将来，“不仅国中久已无满、汉对待之名，亦已无蒙、回、藏之名词，但见数千年混合万种之中华民族，至彼时而更加伟大，益加发达而已矣”。[12]就梁启超尤其是杨度对“中华民族”的论述来看，他们不仅认识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特征，而且已经初步具有了“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思想。但和梁启超、杨度不同，章太炎则更看重血统对“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形成的作用，他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就批评杨度“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的观点有“三惑”：一是“未明于托名标识之事，而强以字义皮傅为言”；二是“援引《春秋》，以诬史义”；三是“弃表谱实录之书，而以意为衡量”。他认为杨度对“华”字本意的理解是错误的，“华”的本意或第一义是地域名和国名，不是族名，不能随意将“华”作“文化”、“华美”或“文明”解。他虽然亦承认历史上的汉族对其他民族的融合或同化作用，其他一些民族已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但同时又强调现实中汉族与满族没有完全同化，汉族是汉族，满族是满族，满、汉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血缘区别。用他的话说：“夫言一种族者，虽非铢两衡校于血统之间，而必以多数之间同一血统者为主体。何者？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于此复有殊族之民，受我抚治乃得转移而翕受之。若两血统立于对待之地者，虽欲同化莫由”。而现实中的汉族和满族就“立于对等之地”，满族不仅不受汉族的“抚治”，相反还统治汉族，对汉族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所以满、汉之间不可能像杨度所说的那样完全同化，成为一个民族。[13] 实际上，梁启超、杨度与章太炎认识上的这些不同，是与他们不同的“民族建国”主张联系在一起的。受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民族建国”是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和的共同要求，[14]但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的问题上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严重分歧。概而言之，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则主张“排满”，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主张“合满”，建立一个包括满族在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此，他们曾展开过激烈论战。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一文就是为了批驳杨度的《金铁主义说》而撰写的。在论战中，革命派从“排满”的需要出发，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中所包含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种族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汉民族与满族之间的种族区隔，比如刘师培在《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一文中就一再强调，“满、汉二民族，当满族宅夏以前，不独非同种之人，亦且非同国之人，遗书具在，固可按也”。为了辩明满、汉“种界”，证明满、汉不是一个民族，刘师培还特作《中国民族志》一书。陶成章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叙例七则》中把满族归入蒙古族，以证明满族与汉族不是同种。自称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其《革命军》一书不惜以大量篇幅证明“吾同胞今日所谓朝廷、所谓政府、所谓皇帝，即吾畴昔之所谓曰夷、曰蛮、曰戎、曰狄、曰匈奴、曰鞑靼，其部落居于山海关之外，本与我黄帝神明之子孙不同种族也”。[15]与革命派相反，立宪派则从“合满”的需要出发，继承了传统的“华夷之辩”观念中所包含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华夏之”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满族已经与汉族同化，“不能谓为纯粹的异民族”。[16]康有为的《辨革命书》一文，从种族、文化等多方面论证满族已为汉族的一部分，他说：“今上推满洲种族，则出于夏禹，下考政教礼俗，则全化华风，帝位只如刘、李、赵、朱，满族先于南阳、丰沛，其余无不与汉人共之，与汉人同之。”“故满洲在明时则为春秋之楚，在今则为汉高之楚，纯为中国矣。”梁启超在《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一文中针对革命派引用社会学者对于民族的定义（即（一）同血统，（二）同语言文字，（三）同住所，（四）同习惯，（五）同宗教，（六）同精神体质）以及据此认为满族是中国的异民族的观点一一作了批驳，他以大量的事实说明，“民族之六大要素中”，“语言文字”、“住所”、“习惯”和“宗教”这四大“要素”，满洲人已“纯然同化于我”，“血统”和“精神体质”这两大要素虽然还“不能奋下武断”，说满洲人已与汉人同化或没有同化，但满洲人与汉人有血统关系，以及满洲人在精神体质上与汉人有许多相同之处，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所以，“以社会学者所下民族之定义以衡之，彼满洲人实已同化于汉人，而有（与汉人）构成一混同民族之资格者也”。[17]杨度也一再强调，在汉、满、蒙、回、藏这“五族之中，满人文化又己全同于汉，一切语言、文字、宗教、习惯无不同也”，[18]已成为“同一民族”。[19] 就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民族建国”问题上的论战而言，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可以说立宪派的主张是近代中国建立民族国家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交往中，在血缘上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纯血统的民族存在，在文化上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共同创造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并形成了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记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各民族都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自己的贡献。如果像革命派所主张的那样，通过“排满革命”，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历史上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会发生分裂，满、汉民族之间就会发生仇杀，其结果不仅近代的民族国家建立不起来，而且还会给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提供机会，从而更进一步加重中国的民族危机。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就写道：要是近代中国的民族建国真的像革命派所主张的，是要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满、蒙、回、藏等民族也将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结果是“分一大国为数小国，分一大国之人民为数小国之人民，分一大国之领土为数小国之领土”，那些本以瓜分中国为基本国策的西方列强，如俄国和法国，“一见我五族分立，领土瓜分，岂有不欢欣鼓舞投袂而起，一从北方以取蒙、回，一从南方以取黔、粤者乎？以国内瓜分之原因，而得外国瓜分之结果，此不待蓍龟而可决者。而主张五族分立论或汉族独立论者，实俄、法之所乐闻，而思利用之，以为先驱者也。故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否则，“一有变动，则国亡矣”。[20]所以，到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派则迅速放弃了他们早先提出的“驱逐鞑虏”、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的主张，而接受了立宪派的“合满”建议，主张“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孙中山向海内外明确宣布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的建国方针：“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21]此后不久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又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之建国方针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中华民国的成立，尤其是“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国主张的提出并成为基本国策，对“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和形成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正如常燕生后来在《中华民族小史》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民族之名多因时代递嬗，因时制宜，无一定之专称。非若国家之名用于外交上，须有一定之名称也。中国自昔为大一统之国，只有朝代之名，尚无国名。至清室推翻，始有中华民国之名也出现。国名既无一定，民族之名更不统一。或曰夏，或曰华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然夏、汉、唐皆朝代之名，非民族之名。惟‘中华’二字，既为今日民国命名所采纳，且其涵义广大，较之其他名义之偏而不全者最为适当，故本书采用焉。惟今日普通习惯，以汉族与其他满、蒙诸族土名并列，苟仅以汉族代表其他诸族，易滋误会，且汉本朝代之名，用之民族，亦未妥洽，不若‘中华民族’之名为无弊也。”[22]因此，在民初，“中华民族”观念不仅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使用，而且也更多地具有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涵义。1912年1月5日，孙中山在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的《对外宣言书》中郑重宣示：“今幸义旗轩举，大局垂定，吾中华民国全体，用敢以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民国，布告于我诸邦……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23]就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也是中国的官方文件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3月19日，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刘揆一等领衔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后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在其发起的电文中他们写道：“鉴民国初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同护国权，当务之急，无逾于此。且互相提挈，人道宜然。凡我同胞，何必歧视。用特发起中华民族大同会”。同年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在讲到民国统一时也使用了“中华民族”：“我中华民族本部多汉人，苗瑶各土司杂居其间。西北各地，则为满、蒙、回、藏诸民族所居，同在一国之中，休戚相关，谊属兄弟。”[24]这是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 辛亥革命后，在沙皇俄国的策划下，哲布尊丹巴等部分蒙古封建王公贵族宣布外蒙独立，在库伦成立所谓的“大蒙古国”。哲布尊丹巴等人分裂祖国的罪恶行径，遭到了包括蒙古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反对。1913年1月，西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蒙古族各王公在呼和浩特集会，制订了《西盟王公会议条件大纲》，一致决定“赞助共和”，反对外蒙古分裂。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还给库伦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发去文告，陈述“蒙古疆域，向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现在共和新立，五族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劝诫他们“翻然悔悟，协助中华”，取消俄库协约，不要“堕俄人狡谋”。[25]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第一次采用政治文告的形式，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在此前后，袁世凯也以民国大总统的身份致信哲布尊丹巴，指出“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现在时局阽危，边事日棘，万无可分之理”。[26]袁氏此处对“中华民族”观念的运用，与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致哲布尊丹巴的文告如出一辙。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1931—1945）民族复兴思潮研究”（批准号：09BZS033）和国家民委2011年重大委托课题《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演变及影响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刊发于《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2] 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3] 参见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他》，《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 [4]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11—12页。 [5]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6]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21页。 [7] 梁启超：《历史 上中国翠竹 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专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8]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3—374页。 [9]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0]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1页。 [11]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4页。 [12]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13]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4] 参见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15] 邹容：《革命军》，《猛回头——陈天华 邹容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 [16]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页。 [17]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226页。 [18]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5页。 [19]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20]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页。 [21]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2页。 [22] 常乃德（常燕生）：《中华民族小史》，爱文书局1928年，第5-6页。 [23] 孙中山：《对外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8页。 [24] 《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2年秋版。 [25] 《西盟会议始末记》，《民国经世文编》第18册，第15-16页。 [26] 《袁世凯致库伦活佛书》，见刘学铫《中国历代边疆大事年表》，台北，金兰文化出版社，1979年版，附录1，第483页。
这部小说讲述的故事是女主角对于生活的渴望被慢慢唤醒，从而获得了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解放。
故事开始于19世纪末的格兰德岛，这里是新奥尔良附近富裕的法国后裔的避暑胜地。故事的女主角和她的丈夫以及两个孩子正在这里度假。他们住在勒布朗太太为度假者提供的小屋里。虽然丈夫对她很好，但由于工作繁忙，她经常没有时间陪她，这让埃德娜有机会与传统的妻子和母亲阿黛尔·拉丁裔，以及勒布朗夫人的儿子罗伯特·勒布朗相处融洽。
埃德娜通过与阿黛尔的交往，从阿黛尔那里学会了各种自由表达自己感情的方式，这使她从过去谨慎的行为和压抑的感情中解脱出来。从十几岁开始，罗伯特每年夏天都会选择一个不同的女人作为他的亲密朋友。他们经常去海边散步，聊天，她还学会了游泳。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独立需求。在那之后，罗伯特意识到这种关系的不可能继续下去了，他突然离开墨西哥，以避免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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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罗伯特回到新奥尔良，第一次向艾德娜表白，这让艾德娜重新燃起了对他的爱。她向罗伯特解释说，她不属于任何人，她可以和罗伯特在一起，不需要她丈夫的同意，这让罗伯特感到奇怪。在拜访阿黛尔回家的路上，蒙代尔医生真诚地邀请了埃德娜，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你可以打电话给他。当我到家时，罗伯特一直在等她，他留下一张纸条。埃德娜瘫在沙发上坐了一整夜。她发现连罗伯特都听不懂她的话，她丈夫也听不懂，她来到格兰德岛，她第一次醒来的地方，在大海温柔的怀抱里，她获得了自由，永远摆脱了孤独，她选择了自杀。
有的 找了一篇论文你参考下文艺复兴中的女性复兴——从女性主义角度看《十日谈》[摘要]: 《十日谈》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作，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人们历来从语义批评、句法批评、修辞学、叙事学等多角度研究《十日谈》，但很少有人从女性主义角度着手对《十日谈》进行分析和解剖。本文将关注《十日谈》中所体现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意识的第一次觉醒，从包括女性的话语权、女性人物形象分析以及作品的女性主义倾向等方面阐述《十日谈》中的女性主义色彩，体现《十日谈》在文艺复兴中通过唤醒女性意识来宣扬人文主义精神的作用和对后世西方女权运动思想价值观的影响。近代女权主义运动有两次高潮[1]，第一次高潮是在18世纪末期，法国的妇女活动家玛丽·戈兹代表巴黎妇女俱乐部发表了《女权宣言》，主张女人与男人应有同等的权利，拉开了以美、英、法为首的女权主义运动的序幕，以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和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为主要理论著作。第二次高潮形成于20 世纪60 年代的美国，1970年，凯特·米利特《性政治》的出版，是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形成的标志。 然而这两次女权运动并非世界女性意识觉醒的起点。笔者认为，女性主义所提倡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妇女解放运动的思想启蒙可以追溯到人文主义盛行的文艺复兴时期，其中薄伽丘的《十日谈》体现了明显的唤醒女性意识、宣扬妇女解放的倾向。一、 对女性身份的认同、女性话语的出现与女性意识的觉醒《十日谈》的创作从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对女性本身的关注，尤以对女性身份认同的关注。尽管作者薄伽丘是男性，但他在《十日谈》的序中便开宗明义的写出了他的创作动机和预设的“潜在的读者”： “对于象柔弱的妇女那样播要安慰的人，命运却偏是显得特别吝啬。为了弥补这份缺憾，我才打算写这一部书，给怀着相思的少女少妇一点安慰和帮助，为的是，针线、卷线杆和纺车并不能满足天下一切的妇女。”[2]《十日谈》是部写给女性的书，这本身就是对在男权社会意识主导下、男性话语权把控下的文学世界的一次异军突起和前所未有的震撼。也许后人会赋予《十日谈》更多的文学、社会学、宗教学意义，但作者的原始创作动机却是为了女性，这是一部为女性而写作的书，是 “为他们(女性)的欢乐而写作的”书。把女性与男性共同看作社会阅读群体的一部分，并专门为女性而写作，充分说明了薄伽丘对女性作为与男性平等的社会身份的认同。 《十日谈》的故事框架和结构设计，为女性话语的出现搭建了平台。十个青年男女（注意是七女三男）每人一天讲一个故事，共十天一百个故事。一百个故事又以天为单位分为十组，每天的故事都有一个确定的主题，这些主题又共同构成一个系统的主题。在这个严密的结构中，暗含了一个作者所安插的视角——女性视角。这一视角的确定使得女性的发声成为可能.也暗合了作者为女性而作的目的。 《十日谈》在故事开头首先出现的是七名女性并由她们萌发了去乡下避瘟疫的念头，偶然遇见了三名男青年后，薄伽丘用了“收容”一词形容女青年对男青年的态度，让他们做女性的“跟班”和“向导”。这一冲破男性霸权式的词汇运用充分体现了薄伽丘在创作《十日谈》时的情感倾向与女性意识本位的立场。后来十个人建立了自己的临时“小社会”并订立了“王位”领导制度，在这个制度中，男女平等轮流当“女王”或“王”，这种安排又一次对现实社会中女性地位的现状形成了反差对比，对男权社会制度下的传统女性地位观念进行了冲击和挑战。 另需注意的是讲故事的人都是青年男女。青年男女代表了社会的新生力量。他们的观念代表了对传统的颠覆、抗争，代表了社会前进的方向和未来。可以说正是在上述种种结构的安排下，《十日谈》中的女性真正有了自己的发言权，与男性一样，可以真正在文学世界里第一次发出自己的声音。二、 女性角色、女性形象的大胆、全面、全新塑造法国批评家托多洛夫曾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将《十日谈》的故事大致分为两类：“逃避惩罚型”和“转变型”。在这两种故事模式下衍生出了许许多多奇闻轶事，在这些奇闻轶事中，女性又占了绝大多数故事的主角。从女性角色的数量上便可看出《十日谈》与先前其他文学作品的不同。但更可贵的是，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是大胆、全面、全新的，可谓是前无古人的。在此前的文学文本中： “她(女性)是男人作品中的审美对象，反映着男人的审美理想:她是男人的财产，标志着男人的贫乏成富有……总之她是作为种种物品，确证着男人作为主体的存在和地位，她隶属于男人，屈从于夫权和父权，从不被允许有自己的思想和生活”[4]。 在之前的男性话语完全掌控的文学世界里，人们能在文学作品中看到的女性形象分为两种：“天使型”和“妖妇型”[5]。这两种类型，其实与真实的女性形象相距甚远，根本不能概括女性的所有形象。然而在父权社会男性话语主导的文本中，这一观念始终无法得到拨正。，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实际上就是男性对女性的艺术想象。吉尔伯特和格巴曾一语双关地指出:“男人的一支笔创造了女人，也禁闭了女人。”[6]然而薄伽丘却用他的《十日谈》，塑造了一大批颠覆传统男权观念的女性形象，这种颠覆在仍然以男性话语为主导的社会里可以说是具大胆而富有革命性的。 首先可以关注《十日谈》中的女性角色。从下层的农妇到中层的贵族夫人再到最上层的公主，再加上形态各样的修女，《十日谈》的女性角色覆盖了全社会各个阶层、几乎所有当时主要的女性身份职业的种类，可以说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女性生存状况的分布图。这种角色的遍布性，说明了《十日谈》所反映的对女性问题的重视和思考并非片面的，是有社会共性的，薄伽丘关注并唤醒的正是所有各阶层各职业的女性。 再来看《十日谈》中的女性形象。除了传统文本擅长表现的善良女性形象（如第二天中的第二、三篇）、坚贞殉情型（如第四天中的第一、四、五、六篇），还创造出了许多全新的女性形象。其中尤其值得从女性主义角度加以关注的是“启迪型”、“机智型”、“欲望型”女性的出现。 “启迪型”女性指的是女性作为男性智慧、心理、生理发现的启迪者。这种启迪有时是主动的，但在《十日谈》中更多的是被动的、顺其自然的发生的。如第一天第九个故事中一个受了污辱的太太在讽刺地骂了昏庸无能的国王后，国王竟然变得英明有为起来。太太对国王智慧的启蒙并非是有意识的、而是仅仅为了吐一时之怨言而已。另外更多的女性被视作对男性心理和生理的启蒙对象，《十日谈》中的女性很多都被塑造成某位男性心中的梦中情人，让他们神魂颠倒梦寐以求，但由于各种原因很难追求到。于是男性通过运用各种智慧把握住机遇最后成功得到梦中情人，于是女性便从客观上自动地扮演了男性智慧的激发者。这种“启迪”的本身便从客观上阐述了女性作为“第二性”对男性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提高了女性在男权意识中的地位，男性离不开女性，女性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正视，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属品”的父权观念。 “机智型”女性指的是通过各种聪明且机警的方法躲避灾难、追求爱人的女性。如第六天第七个故事中偷情的菲芭被丈夫发现告上法庭后通过诡辩使得法庭宣判她无罪并更改了相关法律。第三天第三个故事中一个少妇通过欺愚笨的神父搭桥使自己最终能和心仪的小伙子相见。在其他文本的男权主义语境中，女性往往只是男性的玩偶，女人因此也只能是男人玩弄的对象。但是《十日谈》的情景则大不相同.女人以其机智和聪明玩弄着男人。《十日谈》中的女性知道自己的其正需求，所以她们运用头脑来满足其需求。男性往往充当了被玩弄者的角色，而女性则俨然是一个主体的姿态。“从不被允许有自己的思想和生活”的女性在《十日谈》里却为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和身体欲求而有了自己独立的思想，开始有了白己的生活。犹如后世女权主义运动的口号一样，女性开始在思想上拥有了一间“自己的小屋”。 如果说上述两种类型的女性是从社会表象上直接归纳、反映，那么“欲望型”女性形象的出现则是薄伽丘通过对女性肉欲毫无保留的表现对女性深层精神意识的挖掘，这种表现和挖掘具有超越时空性，富有普世意义。《十日谈》的作品中大量表现了婚外情故事，且许多女性形象在偷情过程中扮演着较男性更为主动、大胆的角色。在《十日谈》前的文学作品中，由于话语权被剥夺，女性身体欲望的诉求往往是被压抑的，从精神分析层面讲是失去“自我”的。没有自我的女性正如拉康所说是“不可能说出自己的快乐”的，因为她们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而患了“失语症”[3]。患了“失语症”的女性只能以自己的身体来发声。女性相比理性的男性，本质特征是感性的、以身体为直接感官的。《十日谈》中充分表现了这种以“身体”为本质特征的女人性，表现了女性对自我身体欲望的觉醒、对身体欲求的大胆满足以及对性爱的放纵。这种体现充分表达了作者对女性意识觉醒的呼唤。 值得关注的是，作者薄伽丘作为男性作家对女性身体意识的觉醒以及妇女身体欲望解放的态度始终持正面的肯定、鼓励和辩护。面对故事中妇女婚外情等情景，他的叙述始终是客观的，甚至是带有赞许性质的。在《十日谈》中，他就是用自己的笔代妇女发言，说出了妇女想说又不敢说也不能说的话，表达了妇女自我身体欲望的觉醒，以此来肯定他的时代所应有的观念: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性爱和情爱是人身上不可遏止的原生命力，所以不应该封闭和禁止.而是应顺其自然[3]。 《十日谈》中有个别故事中女性的形象是负面的、受男性愚弄的。有人认为这说明了薄伽丘作品前后思想的不一致性，有些仍然受到了浓重的父权色彩的影响，有前后自相矛盾的一面。笔者认为，其实不然，这种女性形象的出现才恰好体现了薄伽丘男女平等的思想。既然两性的社会地位是平等的，那么有愚弄男性的女性，和愚弄女性的男性形象都是同时被对等接受的。诚然《十日谈》带有明显的女性主义倾向的，但并不妨碍薄伽丘对“矫枉过正”的预防。在后来的女权主义著作中，学者提出了男女之间的关系并非二元对立的，而是存在着“双性同体”，即男女双方都会有另一性别身上体现得特征。也许薄伽丘通过几个个别的反例想的正是通过这种途径来真正的实现两性平等、妇女解放。 三、 《十日谈》女性主义倾向与人文主义、文艺复兴的关系“拜占庭灭亡之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 希腊的古代;在它的光辉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7]古典文化的人本精神成为新兴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文化体系赖以形成的基础。对人的关注，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肯定，对现世生活的追求，猛烈冲击着统治欧洲长达千年之久的宗教神学。 人文主义宣扬以“人”为世界中心，核心思想即“人为万物之本”。“人”自然的分为两性，人性的解放必然要求女性的解放。人文主义对后世产生的“平等”、“博爱”等思想，也必然要求妇女的参与。因此可以说，没有女性意识的惊醒、没有妇女原欲的解放，人文主义就不会完整。《十日谈》中处处可见欲火焚身的修女的逸事。这些对天主教的直接或间接的讽刺带有强烈的反封建反宗教色彩。女性作为宗教压抑人性实行禁欲的直接受害者，《十日谈》对天主教会实施地禁欲主义进行了无情而深刻的批判。 尽管中世纪后期传统的妇女观仍在延续并占有很大市场，但相当一部分精英女性并未受男权意识形态的压制和束缚，一味消极屈从，而是表现出了极大的能动性，为自己的性别辩护，宜扬女性的美德，挑战男权妇女观。有学者以“文艺复兴女性主义”来指称此间妇女捍卫自己性别的思想意识和抗争精神。不公平的命运激发了妇女们反抗男权专制的女权思想，识字率的提高和印刷术的发明应用等作为积极因素又进一步促发了女性主义思想的发展。可见这股以《十日谈》为代表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主义思想萌芽为后世的女性主义的形成和女权运动的兴起打下了历史传承性的伏笔。 综上所述，《十日谈》通过女性主义倾向表现了人文主义的总体思想，引领了文艺复兴各种要素中之一的——女性意识的复兴。 文艺复兴中的女性复兴——从女性主义角度看《十日谈》[摘要]: 《十日谈》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作，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人们历来从语义批评、句法批评、修辞学、叙事学等多角度研究《十日谈》，但很少有人从女性主义角度着手对《十日谈》进行分析和解剖。本文将关注《十日谈》中所体现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意识的第一次觉醒，从包括女性的话语权、女性人物形象分析以及作品的女性主义倾向等方面阐述《十日谈》中的女性主义色彩，体现《十日谈》在文艺复兴中通过唤醒女性意识来宣扬人文主义精神的作用和对后世西方女权运动思想价值观的影响。近代女权主义运动有两次高潮[1]，第一次高潮是在18世纪末期，法国的妇女活动家玛丽·戈兹代表巴黎妇女俱乐部发表了《女权宣言》，主张女人与男人应有同等的权利，拉开了以美、英、法为首的女权主义运动的序幕，以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和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为主要理论著作。第二次高潮形成于20 世纪60 年代的美国，1970年，凯特·米利特《性政治》的出版，是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形成的标志。 然而这两次女权运动并非世界女性意识觉醒的起点。笔者认为，女性主义所提倡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妇女解放运动的思想启蒙可以追溯到人文主义盛行的文艺复兴时期，其中薄伽丘的《十日谈》体现了明显的唤醒女性意识、宣扬妇女解放的倾向。一、 对女性身份的认同、女性话语的出现与女性意识的觉醒《十日谈》的创作从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对女性本身的关注，尤以对女性身份认同的关注。尽管作者薄伽丘是男性，但他在《十日谈》的序中便开宗明义的写出了他的创作动机和预设的“潜在的读者”： “对于象柔弱的妇女那样播要安慰的人，命运却偏是显得特别吝啬。为了弥补这份缺憾，我才打算写这一部书，给怀着相思的少女少妇一点安慰和帮助，为的是，针线、卷线杆和纺车并不能满足天下一切的妇女。”[2]《十日谈》是部写给女性的书，这本身就是对在男权社会意识主导下、男性话语权把控下的文学世界的一次异军突起和前所未有的震撼。也许后人会赋予《十日谈》更多的文学、社会学、宗教学意义，但作者的原始创作动机却是为了女性，这是一部为女性而写作的书，是 “为他们(女性)的欢乐而写作的”书。把女性与男性共同看作社会阅读群体的一部分，并专门为女性而写作，充分说明了薄伽丘对女性作为与男性平等的社会身份的认同。 《十日谈》的故事框架和结构设计，为女性话语的出现搭建了平台。十个青年男女（注意是七女三男）每人一天讲一个故事，共十天一百个故事。一百个故事又以天为单位分为十组，每天的故事都有一个确定的主题，这些主题又共同构成一个系统的主题。在这个严密的结构中，暗含了一个作者所安插的视角——女性视角。这一视角的确定使得女性的发声成为可能.也暗合了作者为女性而作的目的。 《十日谈》在故事开头首先出现的是七名女性并由她们萌发了去乡下避瘟疫的念头，偶然遇见了三名男青年后，薄伽丘用了“收容”一词形容女青年对男青年的态度，让他们做女性的“跟班”和“向导”。这一冲破男性霸权式的词汇运用充分体现了薄伽丘在创作《十日谈》时的情感倾向与女性意识本位的立场。后来十个人建立了自己的临时“小社会”并订立了“王位”领导制度，在这个制度中，男女平等轮流当“女王”或“王”，这种安排又一次对现实社会中女性地位的现状形成了反差对比，对男权社会制度下的传统女性地位观念进行了冲击和挑战。 另需注意的是讲故事的人都是青年男女。青年男女代表了社会的新生力量。他们的观念代表了对传统的颠覆、抗争，代表了社会前进的方向和未来。可以说正是在上述种种结构的安排下，《十日谈》中的女性真正有了自己的发言权，与男性一样，可以真正在文学世界里第一次发出自己的声音。二、 女性角色、女性形象的大胆、全面、全新塑造法国批评家托多洛夫曾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将《十日谈》的故事大致分为两类：“逃避惩罚型”和“转变型”。在这两种故事模式下衍生出了许许多多奇闻轶事，在这些奇闻轶事中，女性又占了绝大多数故事的主角。从女性角色的数量上便可看出《十日谈》与先前其他文学作品的不同。但更可贵的是，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是大胆、全面、全新的，可谓是前无古人的。在此前的文学文本中： “她(女性)是男人作品中的审美对象，反映着男人的审美理想:她是男人的财产，标志着男人的贫乏成富有……总之她是作为种种物品，确证着男人作为主体的存在和地位，她隶属于男人，屈从于夫权和父权，从不被允许有自己的思想和生活”[4]。 在之前的男性话语完全掌控的文学世界里，人们能在文学作品中看到的女性形象分为两种：“天使型”和“妖妇型”[5]。这两种类型，其实与真实的女性形象相距甚远，根本不能概括女性的所有形象。然而在父权社会男性话语主导的文本中，这一观念始终无法得到拨正。，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实际上就是男性对女性的艺术想象。吉尔伯特和格巴曾一语双关地指出:“男人的一支笔创造了女人，也禁闭了女人。”[6]然而薄伽丘却用他的《十日谈》，塑造了一大批颠覆传统男权观念的女性形象，这种颠覆在仍然以男性话语为主导的社会里可以说是具大胆而富有革命性的。 首先可以关注《十日谈》中的女性角色。从下层的农妇到中层的贵族夫人再到最上层的公主，再加上形态各样的修女，《十日谈》的女性角色覆盖了全社会各个阶层、几乎所有当时主要的女性身份职业的种类，可以说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女性生存状况的分布图。这种角色的遍布性，说明了《十日谈》所反映的对女性问题的重视和思考并非片面的，是有社会共性的，薄伽丘关注并唤醒的正是所有各阶层各职业的女性。 再来看《十日谈》中的女性形象。除了传统文本擅长表现的善良女性形象（如第二天中的第二、三篇）、坚贞殉情型（如第四天中的第一、四、五、六篇），还创造出了许多全新的女性形象。其中尤其值得从女性主义角度加以关注的是“启迪型”、“机智型”、“欲望型”女性的出现。 “启迪型”女性指的是女性作为男性智慧、心理、生理发现的启迪者。这种启迪有时是主动的，但在《十日谈》中更多的是被动的、顺其自然的发生的。如第一天第九个故事中一个受了污辱的太太在讽刺地骂了昏庸无能的国王后，国王竟然变得英明有为起来。太太对国王智慧的启蒙并非是有意识的、而是仅仅为了吐一时之怨言而已。另外更多的女性被视作对男性心理和生理的启蒙对象，《十日谈》中的女性很多都被塑造成某位男性心中的梦中情人，让他们神魂颠倒梦寐以求，但由于各种原因很难追求到。于是男性通过运用各种智慧把握住机遇最后成功得到梦中情人，于是女性便从客观上自动地扮演了男性智慧的激发者。这种“启迪”的本身便从客观上阐述了女性作为“第二性”对男性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提高了女性在男权意识中的地位，男性离不开女性，女性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正视，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属品”的父权观念。 “机智型”女性指的是通过各种聪明且机警的方法躲避灾难、追求爱人的女性。如第六天第七个故事中偷情的菲芭被丈夫发现告上法庭后通过诡辩使得法庭宣判她无罪并更改了相关法律。第三天第三个故事中一个少妇通过欺愚笨的神父搭桥使自己最终能和心仪的小伙子相见。在其他文本的男权主义语境中，女性往往只是男性的玩偶，女人因此也只能是男人玩弄的对象。但是《十日谈》的情景则大不相同.女人以其机智和聪明玩弄着男人。《十日谈》中的女性知道自己的其正需求，所以她们运用头脑来满足其需求。男性往往充当了被玩弄者的角色，而女性则俨然是一个主体的姿态。“从不被允许有自己的思想和生活”的女性在《十日谈》里却为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和身体欲求而有了自己独立的思想，开始有了白己的生活。犹如后世女权主义运动的口号一样，女性开始在思想上拥有了一间“自己的小屋”。 如果说上述两种类型的女性是从社会表象上直接归纳、反映，那么“欲望型”女性形象的出现则是薄伽丘通过对女性肉欲毫无保留的表现对女性深层精神意识的挖掘，这种表现和挖掘具有超越时空性，富有普世意义。《十日谈》的作品中大量表现了婚外情故事，且许多女性形象在偷情过程中扮演着较男性更为主动、大胆的角色。在《十日谈》前的文学作品中，由于话语权被剥夺，女性身体欲望的诉求往往是被压抑的，从精神分析层面讲是失去“自我”的。没有自我的女性正如拉康所说是“不可能说出自己的快乐”的，因为她们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而患了“失语症”[3]。患了“失语症”的女性只能以自己的身体来发声。女性相比理性的男性，本质特征是感性的、以身体为直接感官的。《十日谈》中充分表现了这种以“身体”为本质特征的女人性，表现了女性对自我身体欲望的觉醒、对身体欲求的大胆满足以及对性爱的放纵。这种体现充分表达了作者对女性意识觉醒的呼唤。 值得关注的是，作者薄伽丘作为男性作家对女性身体意识的觉醒以及妇女身体欲望解放的态度始终持正面的肯定、鼓励和辩护。面对故事中妇女婚外情等情景，他的叙述始终是客观的，甚至是带有赞许性质的。在《十日谈》中，他就是用自己的笔代妇女发言，说出了妇女想说又不敢说也不能说的话，表达了妇女自我身体欲望的觉醒，以此来肯定他的时代所应有的观念: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性爱和情爱是人身上不可遏止的原生命力，所以不应该封闭和禁止.而是应顺其自然[3]。 《十日谈》中有个别故事中女性的形象是负面的、受男性愚弄的。有人认为这说明了薄伽丘作品前后思想的不一致性，有些仍然受到了浓重的父权色彩的影响，有前后自相矛盾的一面。笔者认为，其实不然，这种女性形象的出现才恰好体现了薄伽丘男女平等的思想。既然两性的社会地位是平等的，那么有愚弄男性的女性，和愚弄女性的男性形象都是同时被对等接受的。诚然《十日谈》带有明显的女性主义倾向的，但并不妨碍薄伽丘对“矫枉过正”的预防。在后来的女权主义著作中，学者提出了男女之间的关系并非二元对立的，而是存在着“双性同体”，即男女双方都会有另一性别身上体现得特征。也许薄伽丘通过几个个别的反例想的正是通过这种途径来真正的实现两性平等、妇女解放。 三、 《十日谈》女性主义倾向与人文主义、文艺复兴的关系“拜占庭灭亡之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 希腊的古代;在它的光辉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7]古典文化的人本精神成为新兴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文化体系赖以形成的基础。对人的关注，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肯定，对现世生活的追求，猛烈冲击着统治欧洲长达千年之久的宗教神学。 人文主义宣扬以“人”为世界中心，核心思想即“人为万物之本”。“人”自然的分为两性，人性的解放必然要求女性的解放。人文主义对后世产生的“平等”、“博爱”等思想，也必然要求妇女的参与。因此可以说，没有女性意识的惊醒、没有妇女原欲的解放，人文主义就不会完整。《十日谈》中处处可见欲火焚身的修女的逸事。这些对天主教的直接或间接的讽刺带有强烈的反封建反宗教色彩。女性作为宗教压抑人性实行禁欲的直接受害者，《十日谈》对天主教会实施地禁欲主义进行了无情而深刻的批判。 尽管中世纪后期传统的妇女观仍在延续并占有很大市场，但相当一部分精英女性并未受男权意识形态的压制和束缚，一味消极屈从，而是表现出了极大的能动性，为自己的性别辩护，宜扬女性的美德，挑战男权妇女观。有学者以“文艺复兴女性主义”来指称此间妇女捍卫自己性别的思想意识和抗争精神。不公平的命运激发了妇女们反抗男权专制的女权思想，识字率的提高和印刷术的发明应用等作为积极因素又进一步促发了女性主义思想的发展。可见这股以《十日谈》为代表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主义思想萌芽为后世的女性主义的形成和女权运动的兴起打下了历史传承性的伏笔。 综上所述，《十日谈》通过女性主义倾向表现了人文主义的总体思想，引领了文艺复兴各种要素中之一的——女性意识的复兴。
美国南方路易斯安那州的女作家凯特·萧邦以她特有的细腻笔触于1882—1885年间出版了小说《困惑》及百余篇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到1899年其主要作品《觉醒》发表前,她已是一位颇具盛名的,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女作家了。而《觉醒》的问世非但未给这位女作家带来荣耀和欢愉,却使她身心疲惫,深受伤害。各报刊杂志大肆抨击《觉醒》“污秽粗俗”,“怪异病态”。图书馆不予收藏,作家的文艺社社员资格亦被撤销。1906年《觉醒》由纽约杜菲尔德公司再版亦告失败。至此作家及其作品均遭到被“流放”的命运。幸而本世纪50、60年代两位欧洲学者慧眼识珠,《觉醒》才得以重见天日。 《觉醒》之所以掀起这样一场轩然大波,是于当时的文化背景休戚相关的。长期以来,由于艺术创造性被视为男性的基本特征,写作被视为男性的活动。妇女在文学中的形象更被视为男性幻想的产物;妇女作家被剥夺了创造女性形象的权利,而必须服从传统父权制的标准 。
【摘要】中国历经几千年封建社会，传统女性的形象固定在“父唱妇随”和“三从四德”的刻板印象上。然而，随着社会的变革，政治、经济、文化相互影响，使得明清文学中女性意识的觉醒是普遍而深刻的。女性的才能开始逐渐展现出来，以女性意识觉醒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也层出不穷，恰如向往爱情、打破门第之念的杜丽娘、爱国忠贞的李香君等女性形象深入人心。本文将从明清社会背景、思想思潮以及明清文学等多方面，探讨女性意识觉醒的表现层面。【关键词】：明清文学；女性觉醒；女性文学女性文学是明清文学及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文学包括但不限于女性作家所创作品和以女性为题材、主题的文学作品。女性文学在明清时期的兴盛象征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具体表现在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社会对女性、女性对自身的确认。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里，女性的角色固定在妻子、子女、母亲三者之间，并且由于思想观念束缚，女性在社会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微不足道。明清文学推动女性意识觉醒的过程是缓慢而又艰难的，但随着社会发展，女性意识和女性文学的发展前景是十分可观的。 一、明清文学女性觉醒 （一）、女性对文学创作方面的觉醒 中国自从历史朝代开辟以来，女性作家和以女性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便不再少数。前有三国蔡文姬、唐代鱼玄机、宋代李清照等知名女性作家，后有唐诗描写女性形象的《清平调》、宋词歌颂女性爱情的《蝶恋花》等文学佳作。然而，女性文学的蓬勃发展却出现在明朝中后期，以明万历为分界点，王阳明心学思想传播，社会思想得到进一步解放，女性意识也逐步挣脱中国传统观念的束缚，女性的社会影响力逐步提升。 女性对文学创作表现出极高的兴趣，创作热情浓厚，并且受到地域和亲缘关系的影响，女性文学聚会的现象已经发生，甚至是通过结社现象来增加女性文人之间的交流。参加统一聚会或者同一社团的女性文人，往往有着类似的思想，语言相通，出身与经历也极度相似。通过此种方式，她们的创作热情被完全激发出来，通过相互交流内心的思想，不断提升自己，而且通过这种方式，传统舆论的指责不再是面对某一个人，她们的群体共同承担这一指责，使她们创作的勇气大增。明清时期，大家族、宗族的文学渊源深厚，家庭文化发展繁荣，在具备足够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后，更加注重家庭教育，不少具备创作才能的女性如雨后春笋，脱颖而出，如阳湖恽氏、阳湖庄氏。同时，女性意识的觉醒也推动了明清文学体裁多样化、丰富化，除诗词外，散曲、杂剧也涉猎颇丰，著名的女性文学家有明代叶小纨（杂剧作品《鸳鸯梦》）、明代马守真（杂剧作品《三生传》）、清代李欢（作品《双鱼谱》）、清代姜玉洁（作品《鉴中天》）等。 其次，女性开始为自己以及其他女性作家的作品结集、刻印。以明清为分界点，明清以前的女性作家作品的保存离不开男性文士的编选和刻印，按照传统，男性在对女性作品编排时，往往根据作者的身份地位、文辞优劣等进行排序，直至明清时期，虽然仍有众多女性文学作品由男性编选和刻印，但随着思想的解放，明清女性的思想意识开始觉醒，她们不再满意男性的眼光，并且为了向社会大众表达自己内心心境的真实反映，她们开始以自身的价值标准开始对女性作品进行编选。明朝著名的女性文人沈宜修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她摒弃了以往男性编排方式，可以称得上大相径庭，她力求展现女性的文笔心境，体现细致务实的风格。她所编选的作品集《伊人思》汇集了同一时代才华出众的十八位女性作品，令人称赞。
1、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较可宝贵之时期也。——陈独秀《敬告青年》
适用主题：青春、时代青年
应用示范：青春是一个人思想、性格成型的关键阶段，也是夯实人生之基的关键时期。
正如陈独秀的那句名言，“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较可宝贵之时期也。”
年青人当以梦为马，不负韶华，珍惜青春时光，奋力向前奔跑！
2、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青年勉乎哉？——陈独秀《新青年》创刊词
适用主题：时代青年、科技兴国
应用示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
我们要于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需要向科技创新要答案。
现在，我们有需要重温一遍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词中的呼吁：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青年勉乎哉？
3、地球即成白首，吾人尚在青春，以吾人之青春，柔化地球之白首，虽老犹未老也。——李大钊《青春》
适用主题：青春、时代青年
应用示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奋斗。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革命先驱李大钊的豪迈语句言犹在耳：地球即成白首，吾人尚在青春，以吾人之青春，柔化地球之白首，虽老犹未老也。
4、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毛主席《七律·忆重庆谈判》
适用主题：家国情怀、建党100周年
应用示范：昨天，我们的党在红船上成立，仁人志士们立下了“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的宏愿。今天，小康即将实现，中华民族正向着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阔步前进。明天呢？明天的道路注定不会平坦，但即使前途艰险我们也风雨无惧，因为坚信“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因为笃定“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5、天下者，我们的天下；者，我们的；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毛主席《湘江评论》
适用主题：时代青年、责任与担当
应用示范：我们是带着国籍出生的，这就像我们的性别，我们的姓氏一样，是我们较根本的属性，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部分。
100年前，青年毛主席在《湘江评论》中写道：天下者，我们的天下；者，我们的；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6、文明其思想，野蛮其体魄，心力体力合二为一，世上事未有不成。——剧中毛主席台词（“文明其思想，野蛮其体魄”出自毛主席《体育之研究》）
适用主题：体育、运动与健康
应用示范：体育不仅能壮筋骨，还能调感情、强意志，是人格教育的较好方式。
《觉醒年代》中有句台词说得好，“文明其思想，野蛮其体魄，心力体力合二为一，世上事未有不成。”
7、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只有自律的人，才有可能脱颖而出，成就大事。——剧中毛主席台词
适用主题：自律
应用示范：人生道路上遍布各种诱惑，如果没有足够的定力，难免就会走上弯路，甚至迷失自我。而抵挡诱惑靠的就是高度的自律精神。
在热播剧《觉醒年代》中，青年毛主席说过一句话，“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只有自律的人，才有可能脱颖而出，成就大事。”
关于理想的规划，每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对现在年代的醒悟，与时事相结合，追求梦想中的坎坷，等等，这些都是可以作为素材来进行写文章的。
《觉醒年代》讲述了革命人士找到的冲破旧思想的罗网，看一场有意义的新 文化 运动。主要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旧礼教、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而后来的五四运动证实了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觉醒年代》 观后感 心得，欢迎阅读!
《觉醒年代》观后感心得1
最近，我观看了电视剧《觉醒年代》，让我感慨万千。
新生的中华民国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很快陷入政治混乱的局面之中。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不甘沉沦，一心想着救国，他们经过痛苦的 反思 认识到：仅有政治制度的革新不足以救中国，必须启发国民新的伦理道德意识，培养国民的独立人格，并彻底荡涤封建旧文化的毒害，进行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革新运动，才能使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空前解放，才能推动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彻底消灭旧中国，建设新中国。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中国共产_上一段广为传颂的佳话。那么“南陈”与“北李”是如何认识，并走到一起的呢?他们的第一次交手，谈论的是什么问题?剧中一开篇，就展现了陈独秀与李大钊相识的过程。
开头几集，于和伟扮演的陈独秀就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有激情却不用力过猛，有气场却不虚张声势。既展现了先进知识分子的深邃思想和澎湃的`激情，又有普通人的无可奈何。人物的塑造有温度有情感，看起来极具感染力。
看《觉醒年代》就像在看历史，年代感、画面感极强。剧情清晰勾勒出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精神风貌。剧中的人物刻画非常生动和形象，往往一出场，便令人肃然起敬，根本分不清谁才是主角。有 故事 ，有思想，有现实，有理想，有情怀，有 教育 。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文化人之风骨，为天下苍生的担当。他们不畏艰难险阻，勇敢地追求真理，以自己的一腔热血和理想抱负，积极投身于革新运动中，着实令人敬佩不已。
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是无数的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更应该珍惜当下，奋发有为，积极探索，刻苦学习，争做国家栋梁，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觉醒年代》观后感心得2
逆历史潮流者，必被时代的洪流所淹没。
——题记
看完老师布置的12集《觉醒年代》后，再次拾起笔来，想在此写写自己对这部影视剧的评价。觉醒年代是由于和伟，张桐，张晚意等一批没有流量的老戏骨主演的，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电视剧展播，没有营销，没有热搜，没有词条，就是这么低调的，过了十多天，没有说教，没有无聊，没有为了献礼而拍摄的臭毛病，有的只是慢慢陈述那段历史，那段峥嵘岁月，讲述她从何而来，又为何而来?
查找《觉醒年代》相关背景资料时，网页上各种声音众说纷纭，有说其演的不好，有说不符合历史的，这些都仅是表层的。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仅看一眼就这般评议它未免也太过跟风了吧，经典就是经典，毋庸置疑，在我看来这反而是一部值得我们全国上上下下的人都细细揣摩的影片。
《觉醒年代》剧如其名，讲述的是从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到中国红船革命之间近十年的历史，短短十年，唤起了中国这沉睡了数百年的巨龙。陈独秀，李大钊，_，胡适，蔡公，鲁迅等人成为这期间中国人思想之启蒙，他们共同经营着新青年杂志社，掀起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他们是光，照耀着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
黑漆漆的“吃人”社会终于觉醒了。
看剧的过程中，我被一些影片细节所打动，李大钊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讲话，“逆历史潮流者必被时代的洪流所淹没"。一群日本 留学 生中斩钉截铁的他似乎象征着中国的意志。还有一幕尤为感人，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立志要靠自己谋取一片新天地，烈日炎炎下，衣衫褴褛的他和弟弟却要看人眼色，饱受折磨，腿脚不方便的老年人背上背着两三大袋粮食没站稳，倒了下来，就要被主子用皮鞭狠狠的抽打，一道道鲜红的血印折射出当时社会之腐败，处处充满酸臭味的吃人社会，平民老百姓过得连牲畜也不如，延年和乔年啃着发了霉的干窝窝头，身为哥哥的延年尽管生在黑暗中，却一心向阳，碗中的一只小蚂蚁也要将它放归自然，这要是放现在，蚂蚁早被人们碾死了。
剧中无声胜有声的细节片段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但从这些英雄的革命先驱身上，我们都不难发现，它们爱才爱国，不畏惧牺牲，心系革命，他们是革命的先驱，是中国14亿人共同的偶像。
这部剧中涉及众多，革命社会底层的婚姻，友情等众多领域来自那个封建时期的韵味，只有细细揣摩才能悟出来，那时似乎每个人不论底层人士还是学术人士，都会有一场无奈的婚姻。
伴随着共产党的成立，影片即将落幕，我想说的是，影片会落幕，而那段深入人心的历史永远都不会落幕。
中国之觉醒并非一朝一夕，而是牺牲，是信念的坚守。
谨以此片献给那些革命先驱者们，历史永存，国家腾飞，都源于你们的坚守。
《觉醒年代》观后感心得3
连续观看了43集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自己心情感慨万千，心灵又一次受到了洗礼。学习观看_题材教育片，可以深化对党的信赖，坚定对党的领导信念，不忘_、牢记_。
从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该剧以李大钊、陈独秀为党的创始人，以_、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使党走向正确道路历史大剧，深刻的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缔造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史。捍卫主权，北大学子行动起来，全国各大学校的学子行动起来，抗议巴黎不平等和约，五四运动代表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掀起了爱国主义运动，100年来历史证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全国人民推翻旧社会走向新社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全国人民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国梦，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全国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100年来历史告诉我们祖国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富裕走向小康，强大的中国屹立在东方，我们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14亿人在欢歌笑语。
自己作为新时代的党员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跟党走，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积极投入到 安全生产 工作中去，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引领作用，树型立标在岗位、在责任区，落实“责任心+责任制+基本功=安全正点”，在创建“_号”式班组中发挥积极作用，勇于担当、乐于奉献，用实际行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觉醒年代》观后感心得4
近期，我们在学校的组织下观看了《觉醒年代》这部作品。这部电视剧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而作，尚未完结，虽说只看了几集，但给我的感触颇深。等不到看完便来写这心得，以下便是我的观感。
《觉醒年代》从新文化运动讲起，陈独秀历尽艰辛从日本回国之后，以文学为基，创办《青年杂志》，力求从思想上改变中国新青年，进行讨袁运动。中国当时处在一个迷茫的路口，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领导者不知道中国应该走哪一条路。袁世凯渴望恢复帝制，开倒车的行为为各路人士所不耻。新一代有思想的人不畏压力将自己的考量，思路说与人们，中国的思想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_等人的努力下不断发展。片中给我感触比较深的是陈独秀由《国际歌》歌词有感说出的话：大到国家，小到个体，自己的命运自己争取。当初的中国刚刚推翻几千年的帝制，新制度正在萌芽阶段，袁世凯却到处借款，依托外国支持，打击新思想，新制度，这是不可取的。且不说袁世凯有复辟之心，就借外债、依托外国过活这一举动来说，他就已经失去了独立之心，一个国家，如果连自立自强，独立更生都做不到，依托外国，与殖民地何异。中国要想发展，独立是必须的，必须有骨气有方向，自己的命运自己争取，不管是对国家还是个人。这句话一律适用，如果一个人失去了独立之心，没了前行道路，说句不好听的，这样活着和等死没有区别。天下的路是给天下人走的，有志者事竟成。当时的中国需要一条独立，民主，科学的道路，陈独秀他们便将民主科学的道路展示给众人看。
《觉醒年代》观后感心得5
古今多豪杰，凭一己之力力挽狂澜，救国、救民之水深火热。——题记
回溯到100多年前，那是一个动荡不安，时局不稳的年代，却也是中国人民在黑暗中觉醒的年代。辛亥革命以来，整个民众的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中国许许多多的有识之士踏上了探索国家新出路的征途。
在这样一个时代，无数青年才俊毅然回到中国，力图“求一可爱国家而爱之”。为了启发民众的思想觉悟，也为了塑造新一代青年、再创一个崭新的国家，陈独秀先生首当其冲。他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创办《新青年》，掀起了现代中国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像一滴晶莹的露珠，落在了中国这棵干枯的小树苗上，使其得以复苏，甚至开出灿烂的花。而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头羊”，陈独秀不忘初心，不负重托，以惊人的才华和毅力，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提倡白话文白话诗。
“如今我们回来了，请你们看分晓吧!”这是胡适之说过的一句话，令我记忆犹新。“我们”——中国有着拳拳之心的青年们回来了，他们将要献身于国家，为国家的尊严、人民的生存而奋斗!那些欺辱中国人、瞧不起中国的人们，请你们看看吧!中国这头沉睡的雄狮要醒过来了，它一定会成为世界强国，成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骄傲!
“时代造就英雄，伟大来自平凡。”每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都是普通人，成为英雄是因为他们对国家的热爱。一百年前的中国，有正直的易白沙、忧国忧民的李大钊、弃医从文的鲁迅;如今，有我们!
我将无我，不负国家。我们身为青少年，应该好好学习，不负韶华。不辜负祖国对我们的期待，不辜负父母和老师对我们的谆谆教诲，报效祖国。我坚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中国一定会强大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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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年代》讲述的是在战火纷飞的时代里，有人不顾小我，依然坚持着战斗。他们充满着正义和力量。这是今年高考作文的主题，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