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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 文化 是经济基础的反映，风俗文化是原始宗教、礼法的上源等观点，英国人的风俗礼仪丰富多彩，很有讲究。他们重礼仪，知常理，在处理事情和工作中，善于为他人着想。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英国风俗文化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英国人的风俗习惯
摘要：英国人的风俗礼仪丰富多彩，很有讲究。他们重礼仪，知常理，在处理事情和工作中，善于为他人着想。英国人事业心责任感极强。反应机智灵敏，处理问题很灵活。本文将简要对英国人的风俗习惯进行论述。
关键词：英国;风俗;习惯;尊重
英国全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其首都是伦敦。伦敦以雾大闻名于世，经常是连续多日浓雾不退，距离两三米以外就什么都看不清了，因此伦敦被称为“雾都”。英国的地理位置处于欧洲的西部，面积约为二十五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不到六千万，其中英格兰人占绝大部分。英国在世界上是最早开始进行工业化发展的国家，工业发展历史悠久，技术水平高，在世界的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英国是世界第四贸易大国，它依靠对外贸易发展本国经济，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原料和食品进口国之一，也是经济发展较早的国家之一。
英国人重礼仪，知常理。懂得理解人、帮助人、体谅人。在处理事情和工作中，善于为他人着想，尽自己做大的努力把事情办好，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留给对方，颇具绅士风度。英国人事业心责任感极强。有钻研的精神，只要认准了一个目标，确定了方向，就会不惜付出一切，把它做好，力求完美。在与人交往中，英国人很平易近人，容易接触，与朋友初次见面行握手礼，不随便拥抱接吻等，注重端庄得体。英国人与人相处懂得推己及人，反应机智灵敏，处理问题很灵活。英国人的风俗礼仪丰富多彩，很有讲究。
如果你有幸被英国朋友邀请至家中做客，若仅是以愉快为目的的邀请，进行交往聚会，那么你若提前到主人家就是不礼貌的行为了，因为主人一旦没有准备充分，你提前的到来会让主人感到尴尬不快，会让他很难堪，所以大约晚到十分钟左右，不超过半小时是最好的。聚会结束后不要在主人家坐的太晚，晚餐结束以后稍作聊天，大约一小时之后，或者在晚上十点至十一点之间离开是最佳的，这样不会影响主人的休息，又显得有礼貌。
英国人的邀请招待客人的方式主要分为宴会和茶会两种。茶会又有正式和非正式之分。在用餐过程中，英国人不会像中国人一样热情的劝客人喝酒尽兴的，他们很尊重客人的选择，随兴趣选择就好。如果没有喝酒的意愿在主人给你斟酒时你只需用手遮住杯口就好，绝不会勉强。当然，英国人大多数是对酒情有独钟的，毕竟英国也是个拥有着丰富酒文化的大国。
英国人习惯食用烧烤、煎炸类的食物，但是却又喜欢清淡的口味。对肉类和海鲜以及蔬菜类食物都有独到的烹饪方式。英国人对牛肉很是喜爱，特别是烤牛肉再加上新鲜的蔬菜，撒上少许的芥末酱或者奶油等精选的作料，香喷喷、油腻腻，咬上一口外酥里嫩，实属英国人的最爱。
中国有句老话叫“一天之计在于晨”，早晨的心情状态等影响着一天的精神状态。同样，英国人也很注重清晨的美好时光。特别是早餐的准备上更是细心周到，讲究丰富的营养，他们的早餐多以熏肉、面包、果酱、果汁、鸡蛋、燕麦粥、炸蘑菇、煎肉肠、咖啡、茶等为主。早餐美味丰盛，精神百倍地开始新一天的工作。英国人的午餐却很简单，大约在中午一点左右，一般都是在单位或外面简单完成的。习惯早晨在家做好三明治带到单位中午食用，十几分钟就解决，继续投入工作。下午四五点钟是下午茶时间，下午茶主要包括茶饮和各种小点心，例如 蛋糕 、饼干、三明治等，是多年来英国人一直保留下来的传统习惯。英国人最重视晚餐，一般称为正餐或者大餐。大餐选择的时间较晚，食物较为丰盛，主要以肉类和菜品为主，持续的时间较长。
在与英国人用餐时还须注意的是英国人在进餐的过程中不喜欢戴帽子、不喜欢用手肘支在餐桌子上、嘴里边吃东西边说话、大声的打嗝等都是极为不礼貌的行为，所以在英国生活了解餐桌礼仪还是很关键的。
英国人很注重外表举止形象，社会交往方面礼貌端庄。英国人总会给人一种高雅、端庄、矜持的感觉。他们不习惯主动与人接近或接触，不习惯激动的感情外露，即使心情很不好有伤心事，但是他们也不会表现出来。他们总是很谦虚谨慎，能够时刻控制自己的情绪。
社会交往中，英国人第一次见面行握手礼，言语客气。不论身份、地位、职业、贫贱、都以礼相待;请求别人帮忙时，态度不强硬不蛮横，讲究委婉真诚，请求帮助;英国人尊重妇女，凡事女士为先，无论是在路上行走、公交站乘坐公共汽车、商场乘坐电梯等男人们都很绅士的请女士先来，漫于在街头，男人也要走在外侧女人则走在内侧，做好随时保护女人的准备，当然也很少有人在大街上散步时手拉手，因为他们很注重言谈举止;英国人习惯“以貌取人”，他们很讲究服装打扮，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选择不同的服饰，佩戴不同的首饰。对于男子来说三件套的西装，打上整齐的领带，笔直的西裤是英国的传统服饰风格。在英国，无论男女只要一外出，精心穿戴一番已经是一种习惯。
英国人在社会交往、谈生意的过程中，态度严谨认真。在商讨一件事的过程中他们不随意的点头或赞许，只有经过深思熟虑后，同意对方的观点或者向对方表示祝贺时，才会宣布最终的决定或与对方握手。在谈生意中，他们一般不邀请对方早餐谈工作，午餐又很简单显得不雅，所以晚餐时间是 职场 人群谈生意最好的选择。因此重大的活动内容都集中在晚餐，也就是正餐时进行。赴宴时，随手带上一束鲜花作为礼物最好不过了。当然，菊花和百合花在某种意义上讲都有死亡的涵义，所以不宜随便送人，其他花就都没有问题了，一定会得到主人的喜爱。
英国人崇尚简朴，摒弃铺张浪费。无论是在饮食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们都以简单朴素为主。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两位朋友到家中做客，他们以茶相待，在泡茶煮水时，他们肯定只煮两份水，不会多煮一点水，因为他们讨厌浪费的行为。英国人热衷于 饮茶 ，不论男女老少都喜欢喝茶，每天清晨以茶开始，夜晚以茶结束，特别是浓郁的红茶更是英国人的最爱，有时还在茶品中添加一些牛奶，味道香浓纯正，醇香可口。英国是一个饮茶大国，英国人每天的饮茶次数绝不低于六次，令人叹为观止。
当然在与英国人交往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一些忌讳： 第一、不能插队。英国人注重良好的生活习惯，讲文明懂礼貌，先来后到，有序排队是英国人的传统习惯。无论是上公交车、还是乘坐火车、点餐吃饭、购物等等他们都井然有序的排队进行。加塞是英国人极为厌恶的一种行为。
第二、不要讲价。在英国买东西人们最讨厌的就是讨价还价，觉得砍价的行为很让人难堪，没有脸面。在选购的过程中如果这件商品你认为值就买下，不值也没有必要多费言语。果断干脆为好。
第三、询问女士的年龄。每一个人都想永远年轻漂亮，害怕老去。英国的女士更是如此，他们视自己的年龄为私人秘密。询问女士的年龄是英国女士极为反感的问题，他会认为你很没有涵养没有礼貌，所以说，对于中年的妇女，如果你夸她一句：“你真年轻!”她是再开心不过的了!当然，在英国，男人的收入问题、婚丧问题、职业以及宗教问题都属于个人的私事，日常交际中都不易随便谈论。
英国人还讨厌“13”这个数字，认为它是一个不吉祥的数字，所以日常生活中都尽量避开它;英国的交通规则和中国也有所不同，它们是靠左行驶，经常多雾，交通行驶一定多加小心;英国的医疗保障体系很优越，一切病人都免除医疗费，即使是来英国的游客有医疗需要的话都可享受免费的待遇。
在英国每年的七月、八月、 圣诞节 和复活节，属于长假期，商务活动明显减少。大多数的商务人士都会休假。所以不方便开展商务活动，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士尽量不要在这两个时间段来英国从商，容易徒劳无获;英国人为了避免贿赂等敏感问题，在接收礼物时，拒绝较大较贵重的物品，从政清廉;英国人很守时，很有时间观念。在商务活动中，要提前预约，不得迟到早退;工商界人，从商严谨认真，不易受感情左右，公事公办，不轻易做出决定，看重沉着稳重的举止言谈。
如果你去英国旅游，见到英国人不要轻易的问对方：“您吃饭了吗?”“最近心情怎么样?”“你要去哪里啊?”等问题，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习俗和生活习惯，这些问题也许在中国看来很普遍很热情，但是在英国人眼中，这些问题却是很隐私很不礼貌的。所以说，要尊重对方的习惯，谈论一下天气状况“今天天气很不错啊!”是很友好和明朗的话题。
在英国旅游要时刻警惕，英国的交通规则是左侧通行，一定要遵守纪律，严于律己，排队有序，过马路行车千万不要粗心大意，安全第一。
英国人讲究消费的礼节。在餐馆用餐、宾馆入住、外出打车等，一般都要按照正常付费的百分之十，给予服务生相应的小费，有时在主人家做客，根据情况而异，都要付给家中佣人一些相应的小费。当然，有时公共场所会把小费列入到账单中，那样就不必再另付小费了。
英国的风俗礼仪讲究很是丰富多彩。通过以上我们对英国人的风俗习惯的了解来看，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传统民族文化特色深深地影响着英国人的生活轨迹，一代一代传承至今。英国人的朴实简单、彬彬有礼也充分的体现了英国 传统文化 的内涵。不屈不挠的英格兰人作为英国的主体民族，其民族性格对英国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英格兰人性格具有务实、重视传统、尊重个人自由的鲜明特点。这些独具的特色，推动了英国创新精神的延续和发展。英国所以能够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保持着自己的优势不受侵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英国人的创新精神。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富，简单而高雅。其实我们在学习一门语言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在学习这种语言的本身，我们更是在学习这门语言的文化。也可以说要想学好一门语言，首先要从这门语言的文化学起。既要学习文化中的语言，也要掌握语言中的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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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英国骑士文化
【摘 要】骑士是中世纪的传奇，国内外对骑士制度的研究也从未中止过。而国内学者主要将骑士制度视为整个欧洲共有的军事文化现象，并对之进行了宏观方面的研究，对单个国家的骑士制度进行的探讨很少。 文章 将英国的骑士制度作为一个整体，对骑士的产生、英国骑士的特点、骑士制度在英国的表现和演变以及骑士文学进行了条理清晰的阐述和对比分析。
【关键词】英国;骑士制度;骑士文学
相信看过第70届奥斯卡金奖影片《泰坦尼克号》(Titanic)的人在感动于杰克(Jack)和罗丝(Rose)伟大浪漫 爱情 故事 之余，一定不会忘记那些将生的希望让给妇女和 儿童 的英国绅士们及在危难时刻依然泰然自若地奏响灵魂安定曲的乐手们。“不惜牺牲生命来保护妇孺、弱小”的信念已成为英国人为人处事不言而喻的指导原则，那么他们这种给人心灵以震撼的翩翩 “绅士风度”从何而来?我们自然会将目光投向英国的历史。穿越时光的隧道回溯过去，我们可以从中世纪英国的骑士制度中找到答案，可以说没有昔日的骑士制度就没有今日的绅士风度。
骑士制度不是英国本土的产物，法兰克王国才是它的祖籍地。骑士制度从法兰传入英国后就在本地扎根、开花、结果，并结合本土的特色产生了一些区别于法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的特征。
一、骑士的产生和册封
约从公元5世纪到15世纪，这1000年被称为欧洲中世纪，当时欧洲大陆封建割据，领地之间经常发生争夺战。在中世纪的欧洲战场上，出现了横刀跃马的骑兵，他们驰骋于战场，英勇奋战，在一些战役中充当主力。骑兵在欧洲战场的作为直接促使了以专门从事作战为职业的骑士阶层的诞生。中世纪本来是一个非常枯燥乏味的时代，但是因为众多骑士的活跃，平添了很多浪漫主义与英雄色彩，这也为西方文学家以及后来的好莱坞导演提供了无数可以混饭吃的素材。
骑士头衔类似现在的学位，只有受完初、中、高各级 教育 并且成绩合格者，才能册封骑士。在英国，骑士们必须从小在大贵族家里经过严格的学习与训练，经历侍童和扈从两个阶段，侍童阶段相当小学，主要干点杂活，跟着贵夫人及其女儿学习骑士礼仪与文化知识，以及 唱歌 、乐器等艺术科目。到了扈从阶段，就与中国古代教育的“六艺”很相似，骑士必须学习“骑士七技”，即骑术、 游泳 、投枪、剑术、狩猎、吟诗、弈棋等，总之是要文明其头脑，野蛮其体格。到21岁之后，就可以被册封为骑士了。册封仪式非常隆重而复杂，需要斋戒、沐浴、忏悔、祈祷、穿戴铠甲头盔、授剑等等，并且花费也比较大，后来由单个册封变成多人集体册封，类似现在的集体婚礼，这样更热闹也更经济一些。
二、英国骑士制度的特点
英国的骑士制度来源于法国，骑士制度的演变深受法国的影响，因此英国和法国的骑士制度在很多方面都显示了相同的特性。但英国的骑士制度又不完全等同于法国或者其他欧洲国家的骑士制度，它还存在自己的特征，正是这些不同给中世纪英国带来了战争的胜利和独特的文化。
(一)骑士直接效忠国王
与法国的骑士制度一样，英国的骑士制度也是建立在封建制度的基石之上的。但不同的是，在当时的法国，国王对王国的土地的所有权近似一种名义。在法国，每一级的封臣只向自己的直接封主宣誓效忠，威廉深刻认识到法国原来的制度不足以巩固他在英国的统治，于是他采取了三项 措施 来加强王权。一是1086年他派专员对各地各级封臣的地产占有和收入情况进行了严格的调查，编订《土地调查清册》。从经济上对骑士进行严格监控。二是威廉同年在索尔兹伯里召开效忠宣誓大会，要求英国所有领有土地的封主对他行臣服礼、宣誓效忠。三是原盎格鲁一撒克逊军队里的主力民兵被威廉加以重组和利用。从威廉起，这种直接控制骑士的传统得以继承和延续。私战在强大的王权下得到遏制，也成为了英国区别于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一大特色。
(二)盾牌钱的实施和骑士军事职能的转化
12世纪初开始，一种以钱代役的盾牌钱(shield money)制度在英国出现，骑士兵役义务也开始转化，这构成了英国骑士制度的第二个特征。早在威廉二世统治时期(William II，1056--1100，1087--1100年)，免服兵役税，即盾牌钱就开始在英国实施了。盾牌钱在英国出现，一方面引起英国军队内部结构、组织关系和作战方式的变化而使英国在战争中多次获得优势，屡战屡胜;另一方面，它对骑士阶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盾牌钱制度实施后，英国国王大量使用雇佣军，步兵和弓箭手成为英国军队的主力。在英法百年战争中，英国用这种由雇佣军和骑兵共同组成的混合编排军队对抗法国传统的骑兵阵容，取得了光辉的胜利。
三、骑士精神向绅士风度的转化
随着骑士军事职能的转换，虽然骑士阶层不再有军务的纷扰，但同时也失去了来自战争的额外收入。14世纪末发起的圈地运动和亨利八世(HenryⅧ， 1509―1547)时期进行的宗教改革所引发的地产转移使当时投身于土地投资的骑士、一些城市富裕的律师、商人及富裕的自耕农获利丰厚。由于有着共同的经济目标，这些人的社会属性逐渐接近，政治上也逐步靠拢，于是慢慢地形成了一个崭新的乡绅阶层。
骑士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会影响到乡绅阶层的其他成员，其具体表现就是整个乡绅阶层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极力模仿上流社会。他们一方面将这种向上模仿所得到的贵族骑士的价值观向市民社会推广传播，一方面也用自身形成的资本主义伦理价值观向上层社会施加影响。在英国社会中不断上升的中间阶层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在客观上促进了英国骑士精神与资本主义伦理精神的交汇融合，从而创造出了独具英国特色的绅士风度。
四、骑士文学
文学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它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状况和理想，同时它又通过鲜活的人物形象来引导和塑造人们的思想观念。骑士文学产生于十一到十三世纪。由于骑士制度的确立、骑士阶层社会地位的提高，产生了他们自己的精神生活和道德准则。他们突破__的出世观念和禁欲主义，要求现世享乐，向往世俗的爱情，追求个人英雄主义的骑士荣誉和侠义的扶弱除强的骑士精神以及温雅知礼的骑士风度等。骑士文学就是这种精神特征的集中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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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综述（此论文资料，可以参考）一、引言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亿老年人口和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3亿未成年人口简单。因此，考察年龄-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研究，它会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 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 （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的定义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因时期和地区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人口年龄结构的类型划分如下：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 4％以下 4%～7％ 7％以上而后，随着世界人口特别是发达国家人口的进一步老化，国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划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国人口咨询局的划分方法如下：年龄结构类型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0～14岁人口 40％以上 30%～40％ 30％以下 65岁及以上人口 5％ 以下 5%～10％ 10％以上老少比 15％以下 15%～30％ 30％以上年龄中位数 20岁以下 20～30岁 30岁以上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后，各国又采用了如下的划分方法：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60岁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 5％以下 5-10％ 10％以上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 （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 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 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 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甚至于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到2000年的，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岁上升到2050年的岁。事实上，近年来， 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1987年又回升到；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更低。人们对目前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众说纷纭，低的低到左右，高的高到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岁，女性为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 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岁，女性为岁，男女合计为岁（姚新武，尹华 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岁，其中男性为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 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 1994）。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岁下降到每年提高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岁。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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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参考书的名称、作者、著作时间等，在论文的最后。
精选了【100个】关于老年护理学论文集供您后续的写作参考,在写老年护理学论文之前,很多大学生总是被老年护理学参考文献怎么写难倒怎么办?请阅读本文！一、老年护理学论文参考文献范文[1]对《老年护理学》教与学的再思考.白玉华，2011全国护理教育研讨会暨第3次护理学院(校)长论坛[2]学生小讲课在《老年护理学》中的应用研究.李芳.许瑞.王艳波.李丹琳，2011全国中医、中西医结合护理学术交流会议[3]《老年护理学》课程开展“研究性学习”的实践.肖宏俊.孙琳，20082008年医学发展中护理新理论、新技术研讨会——全国护理管理、护理科研与心理护理学术交流会[4]《老年护理学》多元化课程改革的探索与实践.崔艳.张宏晨.高丽.杨瑞.徐莎莎，2014第九届全国高等护理教育学术研讨会[5]中国"老年护理学"本科教学改革研究.刘祚燕.张雪梅.陈龑.陈茜.胡秀英，2013第三届中华护理学会科技奖颁奖大会暨第三届护理学术年会[6]"老年护理学"本科课程教学管理改革研究.刘祚燕.陈茜.胡秀英，2013第三届中华护理学会科技奖颁奖大会暨第三届护理学术年会[7]中老年眼疾患者的心理反应及护理对策.张旭虹，2003全国第六届老年护理学术交流会议[8]军队院校老年护理学精品课程的建设与实践.张宏晨.徐莎莎，2014第九届全国高等护理教育学术研讨会[9]老年社区护理与保健.贾凌云，2003全国第六届老年护理学术交流会议[10]120例小切口白内障囊外摘除合并人工晶体植入术的护理.蒙文静，2003全国第六届老年护理学术交流会议二、老年护理学论文期刊参考资料[1].国外老年护理学发展状况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中国护理管理》.被中信所《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收录年1期.刘宇.孙静.郭桂芳.[2].综合设计性实验教学方法在老年护理学教学中的应用.《现代临床护理》.被中信所《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收录年8期.周颂华.范宇.刘英.[3].案例教学法在老年护理学教学中的应用及效果.《护理研究》.被中信所《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收录年19期.张宏晨.高丽.崔艳.段永珂.[4].涉外护理专业学生对开设《老年护理学》双语教学专业选修课的评价.《护理研究》.被中信所《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收录年8期.蒋新军.陈燕.马改红.晋溶辰.[6].护生参加?老年护理学?课程服务性学习的体验及反思.《解放军护理杂志》.被中信所《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收录年7期.刘娜.杨云衣.董志刚.张媛媛.徐燕.[7].6步任务型教学法在《老年护理学》教学中的应用.《护理研究》.被中信所《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收录年10期.崔艳.高丽.张宏晨.徐莎莎.[8].角色扮演法在《老年护理学》实践教学中的应用.《西南国防医药》.被中信所《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收录年3期.杨翔宇.高静.吴晨曦.张婷.柏丁兮.[10].护生作为社工志愿者参与老年护理学实践教学的效果分析.《中国实用护理杂志》.被中信所《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收录ISTIC.被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年6期.徐晶.罗晓云.石冰雪.史崇清.张迎红.路兰.郑一瑾.李金萍.鲁琼芳.唐杰.三、老年护理学毕业论文参考文献[1].目录.基于网络环境下的PBL模式在老年护理教学中的应用.被引次数：3作者：赵文婷.护理学南方医科大学2011（学位年度）[2].“中西医结合养老护理模式”在老年院中的应用研究.被引次数：2作者：张洪.护理学成都中医药大学2012（学位年度）[3].《老年护理学》课程服务性学习模式的研究与实践.作者：刘娜.护理学第二军医大学2015（学位年度）[4].目录.护理干预对老年女性尿失禁患者症状及自我效能影响的研究.被引次数：2作者：孙自红.护理学山西医科大学2011（学位年度）[5].目录.有声思维法在护理本科教育中的应用研究.被引次数：1作者：周亚东.临床医学;护理第四军医大学2013（学位年度）[6].麻醉护理本科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作者：陈文真.护理学泰山医学院2014（学位年度）[7].目录.福州市脑卒中患者家庭护理质量评价的研究.被引次数：3作者：黄丽钗.老年护理学福建医科大学2007（学位年度）[8].目录.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两位一体”社区护理模式及效果的研究.被引次数：7作者：王欣国.护理学第二军医大学2013（学位年度）[9].目录.上海老年家庭照顾者健康状况及社区护理需要的研究.被引次数：14作者：刘腊梅.护理学第二军医大学2008（学位年度）[10].社区T2DM患者抗炎饮食干预后的效果评价.作者：牛惠.老年护理学湖州师范学院2015（学位年度）下面是老年护理学论文集,希望能解决毕业生们的老年护理学参考文献怎么写的相关问题
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综述（此论文资料，可以参考）一、引言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亿老年人口和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3亿未成年人口简单。因此，考察年龄-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研究，它会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 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 （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的定义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因时期和地区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人口年龄结构的类型划分如下：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 4％以下 4%～7％ 7％以上而后，随着世界人口特别是发达国家人口的进一步老化，国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划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国人口咨询局的划分方法如下：年龄结构类型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0～14岁人口 40％以上 30%～40％ 30％以下 65岁及以上人口 5％ 以下 5%～10％ 10％以上老少比 15％以下 15%～30％ 30％以上年龄中位数 20岁以下 20～30岁 30岁以上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后，各国又采用了如下的划分方法：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60岁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 5％以下 5-10％ 10％以上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 （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 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 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 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甚至于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到2000年的，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岁上升到2050年的岁。事实上，近年来， 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1987年又回升到；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更低。人们对目前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众说纷纭，低的低到左右，高的高到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岁，女性为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 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岁，女性为岁，男女合计为岁（姚新武，尹华 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岁，其中男性为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 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 1994）。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岁下降到每年提高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岁。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 1993）。
数字媒体技术论文篇二 数字技术环境下传统媒体发展的再思考 摘 要：文章通过对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对比研究，发现传统媒体虽然在信息形式及信息传播方面面临着新兴媒体的冲击，但在信息内容的质量与易读性方面，传统媒体仍有着自身的优势。为此，传统媒体可通过媒体的构成形态、经营方式以及运作模式的重新调整，来制定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策略。最后，文章还指出，电子商务、物流信息链以及网络信息平台等新的服务内容整合，以及资本运作手段的介入是传统媒体发展所面临的新课题。 关键词：数字技术 传统媒体 新兴媒体 发展策略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4-010-03 一、引言 从媒体发展所面临的环境来看，以互联网、多媒体制作以及光纤电缆通讯为基础的数字技术已经全面介入新闻传播领域，吸引社会大众利用新技术去共享信息和娱乐休闲;同时，网络远程通信技术的全面升级，也促使数字电视、车载移动电视、互联网媒体以及手机媒体等多种新媒体的出现，这为信息传播以及文化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变化与趋势。而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兴媒体无疑具有其无法比拟的优势;传播信息的快速化、内容的综合化以及主体的多元化都使得传统媒体的消费者在逐年减少，并使得新兴媒体成为大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更为严峻地是，随着新兴媒体的全面扩张，传统媒体正面临着以下的连锁窘境：传统媒体消费者规模的缩减，导致传统媒体收益的减少;传统媒体收益的减少，进而导致传统媒体行业人才的流失;传统媒体行业人才的流失，又导致传统媒体传播内容质量的下降;传统媒体传播内容质量的下降，最后再导致传统媒体消费者规模的进一步缩减。与新兴媒体相比，传统媒体虽然有不足之处;但就传播信息的内容质量而言，在文字编排的严谨性与易读性方面，传统媒体也有着自身的优势。因此，传统媒体应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积极地面对新兴媒体的挑战，力争做到与新兴媒体有限竞争与共存发展。 二、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对比研究 为了更好地把握传统媒体面临的现状，以提出可行的发展策略，本文特选取了上海师范大学女子学院于2010年4月所开展的上海都市居民文化消费调研的部分数据，以对比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消费现状，从而发现居民在不同媒体选择上的消费分布，并为数字技术环境下传统媒体的发展提供决策的依据与支持。 本次调研以分布全市徐汇、静安等10个区的上海居民作为调研的对象，通过随机访问的形式完成。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2000份，回收1713份，得到有效问卷1601份。在调研的样本分布上，男女的性别比例、年龄层次、教育程度、职业等级及收入水平等都进行了认真的甄别，并按照各年龄阶层的真实人口分布，以中青年作为调研的主要对象，从而保证了调研的数据结果能够真实地反映当前新兴媒体消费的现状。 (一)调研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1.调研群体的性别比例。从此次调研的性别比例来看，男性人数为766，占调研总体的;女性的比例为835，占调研总体的。这表明，女性的人数略占优势，但是从整体来看，男女双方比例接近，可保证本调研结论因性别差异而造成的内在误差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具体的男女比例分布结果可见表1-1： 2.调研群体的年龄层次。从此次调研的年龄层次来看，25岁-29岁群体占据样本总体的30%，为人数最多的群体;45岁-49岁群体占据样本总体的，为人数较多的群体。这表明，在调研的总体年龄分布上，中青年群体成为本调研的主体;一方面，青年人代表着社会消费的主流趋势，另一方面，中年人因社会地位及购买力使得自身群体成为最有可能的实际消费者，这也从侧面保证本调研的对象在年龄层次的分布比较符合社会消费的现状，从而极具参考的价值。具体的年龄层次分布结果见图1-1： 3.调研群体的教育程度。从此次调研的教育程度来看，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的群体占据总体样本的，将近调研总体的一半比例;具有大专学历的群体占据总体样本的，与高中及以下学历水平的群体比例基本持平。这表明，本调研对象的整体教育素质较高，可以保证调研对象对本调研目的及意图的认知水平。具体的教育程度分布结果见图1-2： 4.调研群体的职业等级。从此次调研的职业等级来看，机关事业单位职员、公司或企业普通职员及一般专业技术人员等初级职位群体占据样本总体的53%左右;机关或事业单位干部、企业或公司部门经理及中级专业技术人员等中级职位群体占据样本总体的30%左右。这表明，本调研群体在职业等级的分布上比较全面，各等级层次上的群体都有所涵盖，并比较符合社会现状中的职位等级分布情况。具体的职位等级分布结果见图1-3： 5.调研群体的收入水平。从此次调研的收入水平来看，4000元以下的较低收入群体占据总体样本的40%左右，基本与4000-7999元中等收入群体在总体样本中的比例持平。这表明，在居民收入分配上，上海保持着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合理消费结构，其在较高层次的媒体文化消费上的现状将具有典型性的代表意义。具体的收入水平分布结果见图1-4： (二)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阅读现状对比分析 在关于阅读“纸质报纸”与“数字报纸”时间的对比研究中，可发现有的调研者表示每天不会阅读纸质报纸，有的调研者表示每天会泛读纸质报纸1-10分钟，有的调研者表示每天会略读纸质报纸10-30分钟，其余的调研者表示每天会精读纸质报纸30分钟以上;同时还可发现有的调研者表示每天不会阅读数字报纸，有的调研者表示每天会泛读数字报纸1-10分钟，有的调研者表示每天会略读数字报纸10-30分钟，其余的调研者表示每天会精读数字报纸30分钟以上。这表明，在即时性信息的传播方面，可能是由于文字编排及易读性的原因，传统媒体比新兴媒体具有更大的阅读优势;同时，在需要对信息进行深入解读时，较多的调研者都会选择传统的报纸作为信息了解的渠道。具体的对比结果可见图2-1： 在关于阅读“纸质杂志”与“电子杂志”时间的对比研究中，可发现有的调研者表示每天不会阅读纸质杂志，有的调研者表示每天会泛读纸质杂志1-10分钟，有的调研者表示每天会略读纸质杂志10-30分钟，其余的调研者表示每天会精读纸质杂志30分钟以上;同时还可发现有的调研者表示每天不会阅读电子杂志，有的调研者表示每天会泛读电子杂志1-10分钟，有的调研者表示每天会略读电子杂志10-30分钟，其余的调研者表示每天会精读电子杂志30分钟以上。这表明，在延时性信息的传播方面，可能由于阅读易读性的原因，传统媒体仍是社会大众主要获取信息的渠道。具体的对比结果可见图2-2： 在关于收看“有线电视”与“网络电视”时间的对比研究中，可发现有16%的调研者表示每天不会收看有线电视，有的调研者表示每天会收看有线电视1-10分钟，有19%的调研者表示每天会收看有线电视10-30分钟，其余的调研者表示每天会收看有线电视30分钟以上;同时还可发现有的调研者表示每天不会收看网络电视，有的调研者表示每天会收看网络电视1-10分钟，有的调研者表示每天会收看网络电视10-30分钟，其余的调研者表示每天会收看网络电视30分钟以上。这表明，在社会大众工作之余的娱乐休闲方式上，传统的收看电视节目消遣仍是其主要的娱乐休闲方式。具体的对比结果可见图2-3： (三)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消费内因对比分析 在关于不购买“传统图书”和“电子图书”的原因调查上，可发现因图书内容质量问题而不愿意买书的人数占样本总体的，因价格原因而不愿意买书的人数占样本总体的，因没有时间阅读而不愿意买书的人数占总体的20%，因网络可以下载的原因而不愿意买书的人数占总体的;同时还可发现因图书内容质量问题而不愿意买书的人数占样本总体的，因价格问题而不愿意购买电子图书的人数占样本总体的，因电子屏幕小而不愿意购买电子图书的人数占样本总体的，因不了解电子图书而不愿意购买电子图书的人数占样本总体的，因拥有传统图书而不愿意购买电子图书的人数占样本总体的。这表明，传统图书在内容质量与易读性方面比电子图书更具优势，而电子图书在价格因素上更为占优。具体的对比结果可见表2-1： 在关于不收看“有线电视”和“手机电视”的原因调查上，可发现因节目质量问题而不愿意收看电视节目的人数占样本总体的62%，因生活忙绿而没有时间收看电视节目的人数占样本总体的，因个人兴趣而不愿意收看电视节目的人数占样本总体的;同时还可发现因屏幕问题而不愿意收看手机电视节目的人数占样本总体的，因价格因素而不愿意收看手机电视节目的人数占样本总体的，因节目质量问题而不愿意收看手机电视节目的人数占样本总体的，因信号问题而不愿意收看手机电视节目的人数占样本总体的。这表明，对于传统的有线电视，社会大众更多的关注于节目的质量因素，而对于新型的手机电视，画面的可视效果是阻碍其发展的主要因素。另外，对于新兴媒体的收费模式，因网络等新技术环境下资源免费的影响，消费者还没有形成良好的付费收看习惯。具体的对比结果可见表2-2： 三、传统媒体的发展策略研究 通过以上的调研分析可以看出，随着新兴媒体的出现，人们的消费习惯开始发生转变，传统媒体在与新兴媒体比较中，传统媒体在信息传播的内容质量、可信度以及易读性方面，明显占据着优势。另外，由于纸质媒体存在的稀缺性，通常情况下，越是稀缺的版面资源，其广告收入越高。因此，在传统媒体发展策略的制定上，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特点，融合新兴媒体互动的多元化、即时性，并结合消费者消费习惯的迁移等特征，寻求在内容和渠道上的创新，以提升传统媒体的竞争力。具体的策略建议如下： 1.媒体的形态应该将传统平媒与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媒体结合起来。传统平媒是由信息的发布方决定信息的内容及形式，其核心价值在于其背后拥有强大的新闻报道团队，能挖掘新闻背后的信息，这不仅是信息，是知识和智慧。因此，传统媒体应在确保传统阵地不失的同时，利用数字技术力求内容及渠道的创新。 以IPAD这个数字出版平台为例，一线平媒纷纷出版IPAD版。如《时代》周刊的IPAD版，《国家地理》杂志的IPAD版。他们充分利用了IPAD的极具视觉优势的功能，对平媒内容组合进行了创新，这种创新给消费者带来了全新的视觉冲击。同时，平媒内容商和掌握数字技术的渠道商的结合也给内容提供商带去了丰厚的利益。 2.媒体的经营应该将付费化与免费化结合起来。传统媒体的业务模式主要是依靠营运收入及版面收费，与网络环境下免费享受的信息咨询相比，消费者无疑更愿意选择后者;因此，在媒体业务的调整上，传统媒体应大力发展版面收费的模式，并采用DM直投来进行发行，以应对新兴媒体免费模式的冲击。在版面收费模式的制定上，传统媒体应根据自身的定位，来选取是以广告版面的收费为主，还是以内容版面的收费为主;DM直投的发行商，也应根据自身消费者阶层，来选择是在公共场所免费发放，还是选择通过定点直邮或在目的地定点投放的方式去发放。 与此同时，传统媒体业务的部分免费化也不是意味着信息质量的下降，相反应根据现代社会的文化特征，针对自身媒体的受众，传播易于该受众群体接受并认可的“共同生活文化形态理念”。所谓的“共同文化生活形态理念”，不仅涉及到目标受众的性别、年龄及收入等浅层次的社会阶层信息，也应包括其相关的爱好兴趣、价值观念等信息综合形成的地理和信息轮廓;并通过此种“共同文化生活形态理念”的形成，来保持自身受众对媒体的兴趣及忠诚度。 3.媒体的运作应该将职业化与业余化结合起来。传统媒体在信息的采集上主要是依靠职业记者通过专业的设备来完成，而在数字技术环境下，业余人员可以简单地通过数码相机或手机等工具来完成对新闻信息第一手的收集。在信息来源的广度及参与度上，新兴媒体具有更大的优势;因此，在媒体具体的运作上，传统媒体应更多地吸引业余人士作为编外记者，以为其提供第一手的新闻线索，并推动自身向专业的纵深向发展。如传统媒体可设立新闻热线，或者在其网络版中设置上传区域，以为社会大众提供信息传播的平台，同时还将对质量高的信息提供者提供奖励，以激发其参与的兴趣与动机，并最终形成所谓的“肖像部落”。 在此“肖像部落”中，参与信息传播的成员，不限年龄与职业等外在的条件，仅以“有社会正义感与偏爱信息传播”作为肖像特征的最好表征;同时，也通过此种媒体信息来源方式的创新，以引导传统媒体从报道角度到新闻素材、从表达方式到话语形态、从外在形式到内在特征的深刻变革，并最终形成媒体文化的再次整合，以新形成的互动性“平民文化意识”去弥补传统单向性“精英文化意识”的局限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传统媒体的变革及新媒体的冲击带给社会的影响和改变是巨大的;而传统媒体也正在面临着新一轮的产业重组与整合。所谓的重组是指传媒的信息内容生产，读者定位以及运营模式都要更为准确与合理，并在广告投放上也要采取创新的理念，以保证媒体自身内容的独特性，从而保持差异化竞争优势;所谓的整合是指，传媒的发布方在信息的采集、编辑、传播及接受方式上进行重新的组合与再造，从而引发信息采编内容及方式的全新变化，并保证信息互动中主体的多元化，以最大程度地聚集消费者的参与。 尤其值得注意地是，传统媒体的变革，将会让许多既定的社会传统与管理控制体系需要再次的重新建构，而不能简单地采用传统的管理思想和体制去强制和保护传统媒体的发展，因为这很可能会抑制因新媒体的冲击而带给传统媒体的开放性和创造性，并让传统媒体丧失了一次通过产业的重组整合而完成自我调整过程的市场机会。另外，如何利用资本运营的手段将电子商务、物流信息链以及网络信息平台等新兴的服务内容整合进传统媒体的发展中，也是传统媒体产业面临的新课题，这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与探索。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女子学院 上海 200042) 看了“数字媒体技术论文文献”的人还看： 1.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论文 2. 数字媒体技术论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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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最后没有被退稿，此类稿件较书写格式规范的稿件被录用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其实作者犯的是一个很低级的错误，让编辑很自然地联想到，该作者不太尊重期刊，还有期刊的编辑以及审稿专家。
因此，作者在投稿前一定要注意期刊参考文献的著录方式，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负面影响。其实，并不复杂，只要稍稍留意即可。
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综述（此论文资料，可以参考）一、引言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亿老年人口和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3亿未成年人口简单。因此，考察年龄-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研究，它会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 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 （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的定义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因时期和地区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人口年龄结构的类型划分如下：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 4％以下 4%～7％ 7％以上而后，随着世界人口特别是发达国家人口的进一步老化，国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划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国人口咨询局的划分方法如下：年龄结构类型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0～14岁人口 40％以上 30%～40％ 30％以下 65岁及以上人口 5％ 以下 5%～10％ 10％以上老少比 15％以下 15%～30％ 30％以上年龄中位数 20岁以下 20～30岁 30岁以上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后，各国又采用了如下的划分方法：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60岁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 5％以下 5-10％ 10％以上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 （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 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 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 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甚至于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到2000年的，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岁上升到2050年的岁。事实上，近年来， 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1987年又回升到；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更低。人们对目前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众说纷纭，低的低到左右，高的高到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岁，女性为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 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岁，女性为岁，男女合计为岁（姚新武，尹华 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岁，其中男性为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 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 1994）。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岁下降到每年提高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岁。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 1993）。
刑法是关于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其渊源有以下几种： 第一是刑法典。刑法典是国家以刑法名称颁布的、系统规定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法律。我国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1997年 经过修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可谓刑法典。当人们院“刑法第xx条”或“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等时，其中的“刑法”都是指刑法典。 第二是单行刑法。单行刑法是国家以决定、规定、补充规定、条例等名称颁布的、规定某一类犯罪及其刑事责任或者刑法的某一事项的法律。1981年6月至1995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23个单行刑法，如《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关于禁毒的决定》等。这些单行刑法要么是针对旧刑法典的漏洞作了增加规定，要么是针对旧刑法典的不完善作了补充规定，要么是针对旧刑法典的缺陷作了修改规定。但随着新刑法典的颁布与施行，其中《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等15个单行刑法被废止；《关于禁毒的决定》等8个单行刑法有关刑事责任的规定失去效力，有关行政处罚与行政措施的规定则继续有效。这是因为上述23个单行刑法的内容基本上都已纳入新刑法典。新刑法典颁布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8年12月29日颁布的《关于惩治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是现行有效的单行刑法。 第三是附属刑法，即附带规定于民法、经济法、行政法等非刑事法律中的罪刑规范。与国外的附属刑法不同，我国以往的附属刑法都没有直接规定犯罪的构成要件与法定刑。旧刑法典公布后，出现了130余个附属刑法条文，对完善刑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随着新刑法典的颁布与施行，这些附属刑法规范基本上都失去了效力。新刑法典颁布后，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律中的一些条款，只是形式上概括性地重申了刑法的相关内容(往往表述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追究刑事责任”)，而没有对刑法做出解释、补充、修改等实质性规定。这些规定很难称得上附属刑法。 此外，民族自治地方的省级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的特点和刑法典的基本原则制定的变通或补充规定，也可谓刑法的渊源。但这种规定只在特定地域适用，没有普遍效力。
澳门历史 [5000年前已有先民足迹] 澳门地区从近几年的考古发掘，特别是十多年前及1995年在路环岛黑沙的沙丘中发掘出土的彩陶以及玉器，经鉴定，证实是四、五年前的珍贵古文物，与其同时出土的石斧等石器，同近几年来在距离澳门不远的珠海地区出土的同类文物，属于同一文化系统，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华民族的祖先，已在澳门一带的地区劳动、生息。澳门、路环、黑沙等地，早已是中国大陆的原始居民足迹所到之处。在商周时期，古代居民已在这些地区居住活动，所以，澳门、珠海出土文物中，有春秋时期的簋、罐以及战国时期的陶器等。 [南宋末年始有华民定居] 一千几百年内，澳门地区虽然有人迹所及，但毕竟还只是舟船随季候风寄泊之地。人们推测澳门半岛之有华人定居，是在南宋皇朝倾覆之际。当几十万南宋军民乘船长驱到达澳门一带，有的可能踏上这片半岛汲取淡水、寻找食物，有的更可能将这片荒僻地辟成藏身之所。召集澳门半岛上名为"永福古社"的沙梨头土地庙，便相传邕建于南宋末年。大约在南宋末年至元初，澳门半岛上的望厦、（虫右加豪）镜等地，已是定居的居民点了。 [葡人未来澳已有妈阁庙] 在明成化年间，由居澳的福建莆田、泉州以及广东潮汕等地的居民集资，兴建妈阁庙。 始建时的妈阁庙，位于娘妈阁，初名海觉寺。妈阁庙历史逾五百年，葡人商船最早来澳的，是在妈阁庙涉头登岸，询问居民地名。据说"马交"（MACAU）之名乃由此而来，实为闽语娘妈的一音之转而至。妈阁庙是天后庙，是澳门三大古庙之首。未有葡人来澳，便已有妈阁庙，便已有华人居澳。 [澳门问题的形成] 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澳门问题是由中国封建王朝的腐败无能和外国列强的入侵造成的。 1535年，葡萄牙人取得在澳门码头停靠船舶，进行贸易的权利；1553年，葡萄牙以曝晒船上水渍货物为由，并通过贿赂当地中国官吏，进入澳门居住；至1557年起，他们每年须向当地中国官吏交纳一定银两的地租，以换取在澳门居住的资格。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晚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之下，被迫割地赔款。葡萄牙政府也趁机发难。1845年，葡萄牙颁布法令，公然宣布澳门为“自由港”，并拒交地租，以武力抢占关闸，驱逐中国官吏，绑架中国士兵。1851年和1864年又先后强行将X仔与路环两岛划入其管辖范围，从而逐步完成了对澳门的占领。 1887年，葡萄牙与中国清政府在北京签订不平等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迫使清政府允许葡萄牙“永驻管理澳门”，但该条约涉及的勘界问题经多次会谈一直无法达成协议。1928年，当《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第四次期满时，中国国民党政府曾照会葡萄牙政府，声明中止该条约，并与葡萄牙政府签订了新的《中葡友好通商条约》。新条约没有提及澳门问题，葡萄牙占领澳门的现状没有得到任何改变。1955年，葡萄牙颁布了《澳门海外省组织法》，擅自将澳门视为其“海外殖民地”。1974年，葡萄牙国内发生了反法西斯政变，宣布放弃所有海外殖民地，承认澳门是中国领土，并于1976年颁布了《澳门组织章程》，规定澳门地区属葡萄牙管治下的特殊地区，享有行政、经济、财政及立法自治权。1979年中葡两国建交，双方就澳门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澳门是中国领土，目前由葡萄牙管理；澳门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在适当时机中葡两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澳门不是殖民地！] 所谓殖民地，通常是指一个独立的国家因被他国占领，管辖而失去应有的主权，以致于沦陷为他国的附属地。如安哥拉曾被葡萄牙占领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澳门虽然也被葡萄牙占领并受其管辖，但众所周知，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地对澳门享有神圣的主权，这一事实决不会因葡萄牙对澳门实施占领或清政府与葡萄牙签订不平等的条约而有所改变，更不会因葡萄牙单方面将澳门视为其“海外省”而有所改变。由此可见，殖民地的概念，对澳门来讲显然是不适用的。 1972年3月8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致函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主席时指出：“香港、澳门是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殖民地’范畴。”这一立场体现了中国政府的一贯态度，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1972年11月，联合国大会以99票对5票的绝对优势，通过了将香港和澳门从世界殖民地名单上除去的决议 澳门历史回顾： 1152年中国政府设立香山县，澳门属香山县范围，旧称香山澳、濠镜澳。 1277年中国军民开始在澳门定居。 1535年葡人在澳门停靠船舶，进行贸易。 1557年葡人进入澳门，并开始在澳门长期居留。 1573年居澳葡人开始向中国政府缴交地租，每年五百两白银。 1584年居澳葡人组成议事局（后来演变成今日的市政厅），作为管理居澳葡人的行政机构。而中国一向在澳门设有官府，专责治理中外居民一切事宜。 1685年清政府在澳门设立“关部行台”，此为当时中国四大海关之一。 1743年清政府为加强对澳门的管理，以肇庆府同知（府官的副手）移驻前山寨，设海防军民同知，“专司海防，查验出入渔船，兼管在澳民蕃”。香山县丞移驻澳门望庆村，专管华民与葡人之间的纠纷和案件。 1849年雅片战争后，葡萄牙人乘清政府战败之机，推行扩张政策，经过30多年的蚕食，占领了关闸以南的澳门半岛。 1851年葡人占领氹仔岛。 1864年葡人占领路环岛。 1887年当时的葡萄牙政府方使清政府先后签订了《中葡会议早约》和《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规定“葡国永驻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与葡区治理它处无异”。中国人民从来不承认上述不平等条约，中葡亦一直未勘订澳门界址。 1928年7月6日当时的中国政府外交部正式照会葡萄牙公使，声明终步1887年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并于12月9日另订《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五条，其中未提及澳门主权问题。 1961年葡萄牙海外部确定澳门为旅游区，特准设赌。同年，澳门政府颁布“承投赌博娱乐章程”，公开招商承投。 1972年3月8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致联合国非殖民地化特委员会主席的信中指出：“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因此，不应列入反殖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区的名单之内。中国将在条件成熟时用适当方式和平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在未解决前维持现状。”联合国非殖民地化特委会于同年6月15日通过决议，向联大建议从上述的殖民地名单中删去香港和澳门。同年11月8日，第27届联大通过该决议。 1974年4月葡萄牙内革命成功，新政府实行非殖民地化政，承认澳门不是殖民地，而是中国的领土。同年澳氹大桥建成通车，全长公里。 1975年最后一批葡萄牙驻军撤离澳门。 1976年葡萄牙法规定澳门是在葡萄牙管辖下的特殊地区。 1979年2月8日中葡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双方达成的协议指出：澳门是中国的领土，目前由葡萄牙政府管理，归还的时间和细节，将在适当的时候由两国政府谈判解决。 1985年中葡两国领导人认为谈判解决澳门问题的时候已经成熟，同意于次年举行正式外交谈判。 1986年中葡双方于6月、9月、10月在北京举行了解决澳门问题的前三轮会谈。 1987年3月中葡双方在北京进行澳门问题的第四轮也最后一轮谈判，26日，双方草签联合声明。 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政府总理代表两国在北京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及两个附件。联合声明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1987年6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葡联合声明》。 1987年9月21日新华社澳门分社成立，周鼎出任首任社长。 1987年12月11日葡萄牙国会一致通过《中葡联合声明》，出席国会的议员全体起立鼓掌。 1988年1月15日中葡两国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互换批准书，正式生效，澳门进入过渡期。中葡联合声明小组、土地小组成立。 1998年9月5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名单，共48人，其中澳门各界人士19人。 1988年10月8日澳葡政府决定兴建第二座澳氹大桥。 1989年3月8日澳门国际机场兴建及经营批给合约正式签署。 1989年4月9日澳门基本法谘询委员会名单公布，共90人。 1989年9月10日澳门赛马会主办的赛马正式开跑，首日投注额1800万澳币。 1989年12月8日澳门国际机场举行动工典礼，澳督文礼治主礼。 1990年5月25日郭东坡抵澳担任新华社澳门分社社长。 1990年8月18日新澳氹大桥正式动工兴建。 1991年2月22日中国外长钱其琛访问葡萄牙，与葡外长达成协议，中文即日起成为澳门官方语言。 1993年1月15日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闭幕，通过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次日，国家主席江泽民会见全体草委。 1993年3月31日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1993年11月2日来往港澳间的客运码头新港澳码头正式启用。 1994年11月15日澳门特别行政区土地基金会投资委员会、谘询委员会成立。 1995年5月19日王启人抵澳担任新华社澳门分社社长。 1995年10月13日澳葡政府与中国银行及大西洋银行签署发钞代理合约，有效期15年。 1995年12月8日澳门国际机场隆重开幕，中国国家副主席荣毅仁、葡萄牙总统苏亚雷斯出席并剪彩。 1996年9月22日澳门选举产生第六届立法会。 1997年11月2日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上海会见澳门企业家代表团，称赞澳门是“东方的宝石”。 1997年12月11日中国外交部驻澳门特区机构大楼奠基。 1998年5月5日全国人大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 1999年12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参考资料：
1535年葡萄牙人贿赂澳门官吏，取得停靠码头、进行贸易的权利。1535年，葡萄牙人借口曝晒水渍货物，强行上岸租占，并通过贿赂当地中国官员于1557年正式在澳门定居，同年开始使用澳门名称。1848年后，葡萄牙殖民者相继占领了澳门半岛、氹仔岛和路环岛。
1887年，葡萄牙殖民者在《中葡会议草约》中塞进了“葡国永驻管理澳门”的字样。同年12月，清政府与葡签订的《和好通商条约》中再次确认《草约》中有关澳门的提法。1928年4月，中国政府通知葡萄牙终止《和好通商条约》。
1979年2月8日中葡建交，两国就澳门问题达成协议，指出澳门是中国的领土，暂时由葡萄牙管理，澳门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在适当的时机，中葡两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1986年6月，中葡在北京就澳门问题举行首轮会谈。
1987年4月，中葡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澳门地区（包括澳门半岛、氹仔岛和路环岛）是中国的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扩展资料
澳门的历史沿革：
澳门先秦属百越地。从秦帝国起就成为中国领土，属南海郡。澳门古称濠镜澳，与广州香山县的历史关系极其密切。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香山已属百越海屿之地。约前3世纪（即秦始皇一统中国之时），澳门被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属南海郡番禺县地。420年（晋朝元熙二年），澳门属新会郡封乐县地。
590年（隋朝开皇十年），废新会郡改属宝安县地，757年（唐朝至德二年），废宝安县，改为广州东莞县辖。自南宋开始，澳门属广东省广州香山县。
1622年，荷兰人攻打葡萄牙租借自明朝的澳门，被击败（澳门之战）。葡萄牙人最初限定只能居住在澳门南方，1623年，葡萄牙政府委任马士加路也为首任澳门总督。
1984年10月3日，邓小平首次公开提出用“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澳门问题。1986年，中葡两国政府开始为澳门问题展开了四轮谈判。
1993年3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于北京通过《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1999年前葡国管治下的一个中国领土，澳门的主权属于中国。
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中葡两国元首见证下，第127任澳门总督韦奇立和第1任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于澳门新口岸交接仪式会场场内交接澳门政权。
参考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澳门回归
“澳门文学”，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名词称谓，在一般叙述中往往是不存有争议的。然而，当我们回溯澳门文学的历史、面向其文学的现实以及考察具体的研究视野，便会发现“澳门文学”一直是一个不断处于建构和争议状态的概念，而澳门独特的历史背景，当下的身份意识、形象确立的渴望，又在很大程度上加重概念归纳过程中的复杂性与多义性。显然，对于一个特定概念的界定，仅通过一篇文章的阐述是无法完成的。概念本身常常具有发展、变化的特质，往往使其只有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才能合理有效的展开并成为具体的话题，而本文正是在秉持上述逻辑的前提下，通过回顾“澳门文学”的生成、发展、确认等系列问题，呈现其概念辨析的意义与价值。
一、缘起与发端
自1984年3月，港澳诗人韩牧在澳门日报举办的“港澳作家座谈会”上呼吁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引起澳门文化人士广泛的共鸣，“澳门文学”的概念便成为建构澳门文学形象、展开澳门文学研究的首要问题。历史地看，“澳门文学”概念的提出与70年代中葡建交、双方共同承认澳门为中国领土以及此后开展的一系列外交活动的背景紧密相关。面对这样的时代契机，澳门知识精英渴望把握历史机遇使澳门文学迈上新台阶、凸显自我形象，更成为“澳门文学”出场的内在动力。1986年1月1日，《澳门日报》“镜海”版发表了澳门学者郑炜明的文章《写在“澳门文学座谈会”之前》。该文在界定澳门文学时曾提出“下列五项标准”：“1.土生或土长，并长期居留澳门的作者的作品。2.土生或土长，但现已移居别地的作者的作品。3.现居澳门的作者的作品。4.非土生土长，但曾经寄居澳门一段时日的作者的作品。5.作者与澳门完全无关的，但若其篇什中，有主题关于澳门的，则该等作品，自应列入澳门文学的范畴内。”上述五项标准由于没有提及作品的语言使用和起止时限，故笼统而言，尚可接受。但如果一旦涉及澳门的“本土视野”和语言使用等问题，则其第4条值得商榷，第5条更是存有争议。此后郑氏又分别于1991、1993年发表文章《澳门文学的定义》、《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澳门华文文学》①，逐步修正其“澳门文学”的概念。在这种修正中，郑炜明曾调整阐释“澳门文学”的角度并综合“（一）创作作品所用的文字；（二）澳门文学作者的身份；（三）作品的内容；（四）关于出版与发表的问题”四方面，提出界定澳门文学的“两项标准”：“①澳门人的任何作品：所谓澳门人的作品是指土生土长并长期居留澳门的作者的作品，或拥有澳门身份证明文件的作者的作品（以其取得该身份证明文件后所创作的作品为准），更准确地说，是以在澳门生活期间有所感而后写的作品为准；②任何人所创作的内容与澳门有关或者是以澳门为主题的作品。”②然而，对比郑氏前后两次关于“澳门文学”的界定，我们不难发现：所谓后来的“修正”其实只是对以前的界定加以了文字的简化，两者在本质上并无太大的变化，而“修正”后“澳门文学”的第二项确认标准仍然只以“内容”或“主题”为依据，未免失之准确。由此推究郑炜明先生在80年代就着手总结的“澳门文学”概念，或许本就为学术研究和史料发掘、整理而来，故此，采取了一种非常宽泛的标准。
香港三联书店编辑兼作家的张志和在随即召开的“澳门文学座谈会”闭幕会上的发言《澳门文学的百花向我们招手》中回应了“澳门文学”的概念问题。在他看来，“‘澳门文学’的作者必须是澳门人或者是对‘澳门文学’活动有真诚投入和一定的贡献的人，他可以是长期定居本地，可以是只在本地求学或短期工作，甚至也可以是不住在本地，但不懈地支持本地文学创作和活动的人。”[1]显然，张志和的“澳门文学”概念注重的是与澳门文学实践的相关性，其强调澳门文学作家应有的身份意识、主体关怀。这一界定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澳门文学”概念在诞生阶段带有的理想化甚至情感化的特质。但无论如何，上述两种提法及其延伸都为后来人们更为深入思考“澳门文学”的概念提供了思路。
从80年代“澳门文学”概念的出场，可以明显感到“澳门文学”的形象建构一直隐含着鲜明的时代性焦虑。如果说1987年4月中葡联合声明的签署已使澳门步入其政治上的过渡期和经济上的转型期，那么，如何在文学上面对回归的趋势显然成为“澳门文学”出场的内在动力。从韩牧所言的“所谓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包括两方面：发掘和发展。发掘、整理澳门文学史料，这是向后看，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鉴往知来，从而增加自信心并看清楚澳门文学应走的路向……”[2]，其实不难看出“澳门文学”在概念层面上长期处于有名无实的状态。然而，渴望、理想毕竟不能等同于现实，何况对于“澳门文学”来说自其出场之日起就需面对史料发掘、把握现实和面向未来三方面几乎是同步进行的过程。结合80至90年代，“澳门文学”界定过程中出现的“‘澳门文学’是否等同于‘澳门华文文学’”、“澳门文学是否属于‘岭南文学’范畴”之类的话题，人们大致可以看到出于不同角度的考量，澳门文学在确定其内涵和边界时一直存有争议性的分歧。应当说，澳门文学历史的特殊性，构成上汉语、葡语创作共存的复杂性等等，都使澳门文学在具有东西方交融特点的同时，难以在短时期内厘定其内涵。然而，“澳门文学”概念以及建立“澳门文学”形象的提出，却反映了澳门文化界对于时代、身份的吁求，同时，它也充分显示了澳门人在新形势下建构自我形象、边缘发声的自信心，这一点就长远看来，自然对澳门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认知及问题
随着80年代末至90年代澳门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澳门文学”的概念认知也有了新的发展，而一些特定的现象也逐渐进入研究的视野之中并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争议。以（一）汤显祖等为代表的古代、近代中国作家在澳门的文学活动及其历史确认；（二）“澳门华文文学”、“土生文学”与“澳门文学”的关系这两个问题为例：第一，经澳门、内地诸位学者（如澳门学者郑炜明、施议对；内地学者徐朔方、潘亚暾、刘登翰等）的多方考证，后为《澳门百科全书》“汤显祖”词条收录：1591年，汤显祖曾在澳门作短暂游历，此行虽未留下专门的剧作（后只在《牡丹亭》中有所提及），但却留下一组脍炙人口的诗篇，成为澳门最早的文学记录。将澳门文学的最早记录上溯至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自然带有明显的正本清源意识。不过，这一符合史实和中国文学“源流”考察逻辑的看法在80、90年代，却由于部分学者强调澳门文学的“本土性”及接受韩国学者李德超的“澳门之中国文学”说法的影响，而将汤显祖等为代表的古代、近代中国作家在澳门的文学活动视为“植入”文学，进而力图重新划定“澳门文学”的边界。然而，无论是那种着眼于澳门本土文学视野而将20世纪30年代因抗战发展起来的澳门本地文学作为澳门文学源流的看法，还是因内地作家的“植入”而使用的“澳门之中国文学”的说法，其实都忽视了可以从“整体和局部”、“古代和现代”认识“澳门文学”的视角。明清两代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内地文人如汤显祖、屈大均、魏源、丘逢甲等，虽以外来“植入”的方式而无法成为澳门的“本土文学”，但从澳门文学历来是中国文学组成部分的角度来看，澳门文学的“源”与自身的“流”其实都属于中国文学。何况，在中国文学历史的各个不同时期，以整体的“源”丰富不同区域的“流”的现象也绝非少见。因此，对于澳门文学源流的探究其实涉及到了澳门文学的发生、发展以及阶段划分的问题：对于古代、近代内地作家以“植入”的方式留下的作品，我们完全可以将其作为澳门的古代、近代文学及其有效的生成方式；而20世纪因战争而催生的澳门“本土文学”则在整体上可以命名为澳门新文学或曰澳门现代文学。至于“澳门之中国文学”以及“植入”的说法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商榷，但其在客观上揭示澳门文学的本源和自身的区域性，却为人们从更为广阔的视野去理解澳门文学提供了某种启示。
第二，关于“澳门华文文学”是“澳门文学”自然毫无争议，但能否说“澳门文学”就等同于“澳门华文文学”？这一提问显然涉及到了应当如何认识居住于澳门的土生葡人的文学创作（即“土生文学”）的问题。由于土生作家多用葡语创作，一般读者难以接受，因此在一段时期内澳门“土生文学”并未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但从诸如汪春的论文《论澳门土生文学及其文化价值》的研究来看，典型的土生人，必是“（1）在澳门出生；（2）是具有葡国血统的混血儿，其中大部分是中葡混血儿。在这类之外，也可把其他几类人按习惯看法纳入土生之内并依次排列如下：①澳门出生的纯葡裔居民；②在澳门以外出生但迁澳居住并接受当地文化的葡国人；③从小受葡国文化教育、讲葡语、融入葡人社会的华人。”[3] “土生人”因澳门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而成为澳门的居住者，在语言、民俗、习惯等方面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他们可以讲地道的粤语，在澳门华洋杂糅的社会中生活，是一个介于葡萄牙人和澳门华人之间的特殊阶层。他们的创作从多方面反映澳门复杂的社会文化和现实生活，并不可避免地带有中西文化相互渗透的艺术特点。不过，由于澳门“土生作家”生活在两种文化的边缘及交汇处，很难秉持一种稳定的文化心理，所以，他们的作品常常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某种矛盾的状态与文化、身份的焦虑。从90年代“澳门文学”研究的现状可知：“土生文学”作为“澳门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基本趋于一致。正如饶芃子在《文学的澳门与澳门的文学》一文中指出的：“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国内对澳门‘土生’文学的研究尚未真正开始，但事实上，撇开‘土生’文学，澳门文学的概念就是不完整的，而更重要的是，‘土生’文学实为不可多得的‘边缘族群’的标本，它所包含的历史积淀与文化意蕴值得高度重视。” [4]饶先生在承认语言差异的前提下，将“土生文学”视为“澳门文学”显然是依据了生活地域、历史背景、现实语境、创作实际等堪称澳门文学实际情况的主客观因素，这种思路同样也为我们理解澳门文学及确证其概念提供了建设性的意见。
除以上两个方面可以证明“澳门文学”概念的厘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之外，“澳门文学”还包含“离岸文学”的问题。所谓“离岸文学”是指到澳门以外的地区发表作品的现象，而与之相关的“离岸作家”是指移居香港或海外但仍与澳门保持密切联系的作者。“由于数百年来澳葡当局疏于澳门的文化建设，因而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在澳门本土甚至找不到一分公开出售的文学杂志和纯粹的文学副刊，更找不到一家愿意接受文学作品付梓杀青的出版社” [5]，所以，许多澳门作家在数十年间不得不将文稿投寄、发表于香港的一些文艺刊物上，进而形成了澳门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文学现象——“离岸文学”及“离岸作家”（即指移居香港或海外但仍与澳门保持密切联系的作家）。“离岸文学”由于作家身份、创作经历等自然可以毫无争议的被纳入到“澳门文学”的范畴之内，但值得注意的是，判定“离岸文学”为“澳门文学”过程中所持的标准其实已再次触及厘定“澳门文学”概念过程中潜在的原则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关于“澳门文学”概念的各种说法，首先应当归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澳门文学研究的自觉展开，然而，展开后的“澳门文学”及其相关概念往往由于研究者立场、视野的差异，而使概念问题本身更加复杂化了。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澳门文学”在观念与实践上存在的差异，一方面深刻反映了澳门文化历史的曲折性，一方面则反映了人文学科命名的隐蔽逻辑，“人文学科所面对的研究对象往往不是通过定量化与逻辑化可以被完全界定的，人文学科中的命名也往往不能使所命名者变得简单明了。实际情况是，可能将被命名者所具有的全部复杂性呈现无遗，从而使研究者在问题的质疑与追索中进入人性与思想的幽深地带。”[6]而从学术史与方法论的角度上看，“澳门文学”概念的界定及其在不同区域、背景下呈现出来的差异，又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马克斯·韦伯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所言的观念作为时代组成成分而具有的文化标识意义的看法。1999年回归之后的“澳门文学”概念与此前同一概念（特别是1987年《中葡联合声明》的签署至1999年澳门回归之前的“过渡期”）之间的某些差异，其实已说明语境及观念的变化会为概念赋予新的内涵和生产的特性，上述现象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对于澳门这一特殊区域文学的命名，或许只有采取动态、发展的眼光，才能适时而有效的加以把握。
三、厘定及走向
即使笼统而言，“澳门文学”概念的确立也至少应坚持中国文学的背景，自身的时代性与现实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三方面原则。其中，澳门文学与中华民族文化一脉相承、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深远的历史，无疑是确立“澳门文学”概念的基础，这一原则在具体展开的过程中必然使汉语写作和中国作家占据主流。与中国文学的背景相比，澳门文学的时代性与现实性其实是一个涉及“本土性”与“当代性”的话题。“澳门文学”之所以在20世纪视野中存有“澳门华文文学”、“土生文学”的概念，归根结底是由澳门文学的时代性特点决定的。与此同时，对“澳门文学”概念的确认也必须立足于澳门本土的实际。作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之所，澳门文学历来存在着“根生”文学/“植入”文学、“本土”文学/“客居”文学之间的二元关系，这样的现实使“澳门文学”在具体指涉上常常存有顾此失彼、似是而非的倾向。因此，最终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角度确认澳门文学的概念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逻辑”。
对于在确定“澳门文学”范畴过程中的一些可能产生争议的现象，比如：英国20世纪著名诗人奥登来到澳门旅游，写过反映澳门社会现实的诗；闻一多的《七子之歌》、郭沫若的《凤凰花》等，在一些学者看来，它们虽会在澳门文学史的书写上留下灿烂的一笔甚至产生非同一般的影响，但却并不属于“澳门文学”的范畴（笔者也持这样的看法）。正如作家地位、创作主题并不是确认某一区域文学概念的决定性因素，“澳门文学”概念的确立应当是作家身份、语言使用、文化记忆以及作品数量等诸多因素综合考量的结果。它应当有“宽容”的底线，但又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在这方面，内地学者杨匡汉在“澳门文学是在离岸的领地里迎着风涛生长的文学，是以中华民族为血脉、以汉语作载体，以东西方文化融汇见长，既母性又有多重声音的新文学”的前提下，提出的“宽容的原则”，即“（一）在澳门生长或在外地生而在澳门长并坚持文学创作者；（二）在外地生长而后定居澳门从事文学创作者；（三）居住澳门时间较长，从事创作且有影响性作品问世，如今离开澳门的作家；（四）土生葡人以汉语或葡语写作，以反映澳门地区的生活与情感为内容的作家作品；（五）羁旅澳门，书写于澳门，且以澳门为话题的作家作品。”④无疑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当然，如澳门青年学者吕志鹏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以“亚澳门文学”的概念，来考察那些在“澳门文学”之外但又具有对照价值的文本，从而实现了一种概念分层的策略，也不失为一种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7]
事实上，结合张剑桦的论文《澳门文学源流与涵义的辨析》及其在文中对刘登翰《澳门文学概观》、饶芃子《边缘的解读——澳门文学论稿》等著述观点的认可，我们不难发现从90年代后期到“回归”后“澳门文学”在概念考察过程中的某些特点。所谓“界定‘澳门文学’的涵义，在总体方法论上我们主张：宜笼统不宜苛细，宜宽泛不宜狭窄，宜开放不宜封闭。当然，也不能漫无边际地‘笼统’、‘宽泛’和‘开放’，等到澳门文学资源得到充分的开发，等到澳门文学研究达到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再对‘澳门文学’涵义作出符合学理的、比较严格的、相对科学的界定”⑤的观点，其实已表明“澳门文学”概念的确定需要一种发展、变化的眼光，需要不断以“历史化”的方式见证澳门文学历史的独特性和阶段性，而渴望确立一种绝对权威、广泛认同的概念并不符合澳门文学的实际。当然，从“回归”的视野看待“澳门文学”，由于文学新起点的确立、文化环境的改善以及历史的自然延伸，“澳门文学”在认知过程中越来越呈现出以“澳门作家身份”、“汉语写作”、“创作实绩”等角度来理解的“时代性”特征。这种趋势充分反映了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澳门文化界已开始着手通过文学实绩的累积缓解“澳门文学”及其文化形象的焦虑，而近年来在澳门基金会资助下“澳门研究丛书”（12卷）、朱寿桐主编的《澳门新移民文学与文化散论》、吕志鹏的《澳门中文新诗发展史研究（1938—2008）》等在北京出版，以及在澳门特区文化局资助下一批由内地联合展开的项目，更可以作为回归后澳门文化界努力建构“澳门文学”新形象的例证。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澳门文学”的概念会在时间增长的过程中达到一种观念上的“自足”，而此前曾经为确立“澳门文学”概念而进行的努力和实践的意义和价值，也正在于此！
作者附识：本文的撰写，得益于暨南大学王列耀教授主持、龙扬志博士后参与的澳门特区文化局资助课题“近十年澳门报纸副刊研究”及相关资料的提供、启发，特此说明。
注释：
①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及收录于《澳门日报》“镜海”，1991年12月18日；余振编：《澳门：超越九九》，香港广角镜出版社有限公司，1993年版；其中，后者又以《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澳门华文文学活动》为题，发表于《学术研究》，1995年6期；后又以本文题目收录于李观鼎主编：《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②见郑炜明的《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澳门华文文学》，李观鼎主编：《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④杨匡汉：《山麓分手，又在高峰汇聚——在澳门笔会的讲演》，是作者于1996年10月澳门笔会上的一次讲演，曾分为上下两篇刊载于《澳门日报》1996年11月20日、27日。后收录于《时空的共享》，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⑤张剑桦：《澳门文学源流与涵义的辨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6期，后收于李观鼎主编：《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参考文献：
[1]张志和：《澳门文学的百花向我们招手》，《澳门日报》“镜海”，1986年1月29日。
[2]韩牧：《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澳门日报》“镜海”，1984年4月12日。
[3]汪春：《论澳门土生文学及其文化价值》，李观鼎主编：《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163页。
[4]饶芃子、费勇：《文学的澳门与澳门的文学》，《文学评论》，1999年6期。
[5]钱虹：《从依附“离岸”到包容与审美——关于20世纪台港澳文学中澳门文学的研究述评》，《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4年1期。
[6]饶芃子、费勇：《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意义》，《文学评论》，1996年1期。
[7]吕志鹏：《澳门中文新诗发展史研究（1938-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31—33页。
张立群
参考文献如果是网页的话应该按照相关要求进行书写。
网站类参考如下：
1、【格式】[序号]主要责任者.电子文献题名.电子文献出处[电子文献及载体类型标识].或可获得地址，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日期。
2、【21】中科院报告:我国现代物流2007年将保持快速发展，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07年2月24日，这里写具体网址。
3、【22】2006年全国物流运行情况通报，中国仓储与物流网，2007年4月29日，这里写具体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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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用文献不宜过于陈旧。文后参考文献的标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学术造诣的程度及对同类文献的检索水平、利用能力。作者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引用的参考文献较新颖，能反映同行业最新科研动态和学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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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标题1(小四、宋体、首行缩进2字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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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标题1 …………………………………..…………………………….30
三级标题1………………………………….……………………………..40
3 一级标题(结论、结束语)……………………………………………………..100
参考文献(不加标题编号)…………………………………………………………102
附录(不加标题编号)…………………………………………………………………104
附录1………………………………………………………………………………110
附录2………………………………………………………………………………115
附录3 …………………………………………………………………………….120
致谢(不加标题编号)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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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表的名称(表序分两级，小四、宋体、加粗、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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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五号、宋体、加黑)：内容(五号、宋体)，有多条注释，用“①、②……”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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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参考文献类型及标识代码文献类型 标识代码 文献类型 标识代码 文献载体类型 标识代码普通图书 M 报告 R 磁带 MT会议录 C 标准 S 磁盘 DK汇编(论文集) G 专利 P 光盘 CD报纸 N 数据库 DB 联机网络 OL期刊 J 计算机程序 CP学位论文 D 电子公告 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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