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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发展政策的正确制定必须要有正确的农业战略目标，因为正确的目标是制定正确战略和正确政策的基础，同样正确的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有正确政策来支持。所以政策变量与战略目标这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研究农业政策变量与其战略目标之间的相关性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现阶段我国农业战略目标的选择一般来说，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有四个：一是农业的社会安全目标，即增加农产品产量、保障粮食安全；二是农业的盈利目标，即提高农民收入、保障农民利益；三是农业的社会环境目标，即保证环境友好、生态改善；四是农业的创新目标，即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本文认为我国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选择顺序应该如下，具体理由参见叶堂林博士论文《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下我国农业保护政策研究》第七章相关内容（中国农业科学院，2004年6月）：首先是实现农业的社会目标，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环境友好和社会稳定，即农业生产上，要实现尽可能小的投入产出比，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对农产品数量和质量需求。在农业可持续发展方面，保证农业发展要能吸引各种资源的持续投入，使农业具有自我发展与自我积累的能力。其次是实现农业的盈利目标，促进农民增收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通过改善农产品流通尽可能充分地实现农产品价值，并尽快地使其转化为生产者的实际收入。最后是农业的市场目标和创新目标，这两个目标是为前两个目标服务，不管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还是市场竞争力提高都是为社会目标和盈利目标服务的。也就是说，现阶段我国农业保护必须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保证重要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的安全供给、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支持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建立健全农业支持与保障体系(包括技术、生态环境、生产和流通的基础设施、农村信息网络、制度和法律等)为主要任务。二、本文研究中农业政策变量与其战略目标的萃取在农业政策变量与其战略目标之间的相关性分析上，本文做了农业各政策变量与我国农业保护水平、农民收入、粮食产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及效果分析。其中农民收入数据指标采取的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原因在于本文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与“来自第一产业生产性纯收入”作了相关性分析，两者呈高度正相关，相关系数达，近似于线性，由此可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指标具有较强的代表性；由于同样原因，我国农业保护水平指标本文采取的是“农产品的名义保护率”（“农产品的名义保护率”与“农业平均PSE%”相关系数达）；粮食产量指标采取的是“粮食作物总产量”。本文选取了三类政策变量，由于数据获取的原因，政策变量选取得不多，但这些指标都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政策变量共选取了13项，具体指标如下：国家宏观支农政策：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基本建设投资；市场价格保护政策：农产品政策性补贴支出合计、粮棉油价格补贴、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农产品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比重（%）；其他政策：农业各税、农村非农产业劳动力占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平均每百个劳动力中中专程度及以上。三、农业各政策变量与其战略目标之间的相关性系数计算本文采取的是从1985年到2002年期间的18年数据，原始数据见叶堂林博士论文《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下我国农业保护政策研究》表4－12（中国农业科学院，2004年6月）。数据来源参见本文表1的注释。具体计算结果见表1表1相关性系数表 农业保护水平农民收入粮食产量农业保护水平农民收入粮食产量国家宏观支农政策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基本建设投资市场价格保护政策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农产品政策性补贴支出合计粮棉油价格补贴农产品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比重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其他政策农业各税农村非农产业劳动力占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平均每百个劳动力中中专程度及以上注释：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来自第一产业生产性纯收入、农村非农产业劳动力占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值占整个轻工业产值的比重（%）、农牧业税占各项税收的比重（%）、农产品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比重（%）数据来自《2003年中国农业发展报告》；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基本建设支出、科技三项费用、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数据来自《2002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农产品政策性补贴支出合计、粮棉油价格补贴数据来自《2003年中国统计年鉴》；财政支援农业生产和各项农业事业费支出总额数据来自《2002年中国财政年鉴》；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数据来自《中国物价年鉴》；农业各税、农业基本建设总投资数据来自《中国农业发展报告》（各年）；平均每百个劳动力中中专程度及以上数据来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各年）。中国农产品的名义保护率按生产者价格与口岸价格的差额计算, 农产品平均PSE，资料来自张莉琴博士论文《我国农业政策对农产品的有效保护效果分析》P73 资料来源：来自叶堂林博士论文《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下我国农业保护政策研究》表4－13，中国农业科学院，2004年6月四、农业各政策变量与其战略目标之间的相关性系数计算的结果分析1、从总体来看我们可以看出农业保护水平、农民收入与粮食产量三者都呈高度或中度正相关，其中正相关程度最高的是农民收入与粮食产量，相关程度达，原因在于自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农民收入的增加主要依靠农产品产量的增加，由于篇幅所限具体这方面的阐述可以参见叶堂林博士论文《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下我国农业保护政策研究》第四章第三节。而农业保护水平与农民收入及农业保护水平与粮食产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差不多，这说明国家提高农业保护水平对农民收入的提高和粮食安全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不应该片面强调如何增加农民收入或强调如何实现粮食安全或强调农业保护水平的某一方面的提高，而应该看到农业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用系统的、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农业发展问题，任何局部的、片面的和“临时抱佛脚”的方法都是不正确的，只会导致事倍功半、资源浪费。2、从农业保护水平目标来看一是与其正相关性较高的指标有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平均每百个劳动力中中专程度及以上、农村非农产业劳动力占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等等，这说明国家要提高农业保护水平则应该对农业和农村建设加大支持力度、加强农民的教育培训、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非农产业以及提高农村非农产业劳动力占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二是就其大类指标来看，国家宏观支农政策和其他政策对农业保护水平影响较大，而市场价格保护政策效果并不好。三是从负相关指标来看，总共有三个，分别是农产品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比重、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其中与农产品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比重负相关程度最大，这说明农产品进口额的多少将严重影响我国农业保护水平，所以这要求我们在加入WTO的同时必须加强农业支持和保护力度，否则就会导致农业保护力度下降，进而影响农民收入和粮食安全，2001年以来的农业减产就是例证（2001年底我国加入WTO）。四是我们可以看到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与农业保护水平呈低度负相关，这说明我们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对农业保护水平没有多大影响，原因在于我国农产品收购价格往往在粮食歉收时提价，以刺激供给，而在农产品供过于求需要价格支持时却降价，所以没有起到保护农业生产的作用，反而加剧了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幅度，对农业发展不利。张莉琴在其博士论文《我国农业政策对农产品的有效保护效果分析》第56页中，对1985~1997年间粮棉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价格波动进行了分析，也发现了国内市场价格的变异系数要远远大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异系数 (见表2)，即国内粮棉市场价格波动幅度比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幅度大。表2 粮棉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价格波动，1985~1997变异系数（%）世界市场价
农业技术推广论文2000字篇2 浅谈影响生态农业推广的因素 摘要：生态农业是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我国是农业大国，如何更好推广生态农业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本文以河南焦作市的一个村庄为实证研究对象，通过调查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得出生态农业基建支出和人力资本是影响该村发展生态农业的关键，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建议。 关键词：生态农业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建议 一、引言 生态农业是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经济学原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和现代管理手段，以及传统农业的有效 经验 建立起来的，能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 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马世骏院士为代表的学者就指出，要以生态平衡、生态系统的概念与观点来指导农业的研究与实践。1981年，马世骏先生在农业生态工程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了“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生态工程建设原理。1982年，叶谦吉教授在银川农业生态经济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生态农业—我国农业的一次绿色革命”一文，正式提出了中国的“生态农业”这一术语。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决定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方向。 我国的农业具有发展分散，农业结构单一，粗放式经营的特点，这就要求按照生态农业的理念和规律，因地制宜的建设高产、优质、低耗、可持续的现代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经过30年的发展， 我国生态农业建设从无到有， 从小范围试验到大面积实施， 全国各地区的生态户、生态村、生态乡、生态县蓬勃发展起来。目前， 已初步形成了生态农业的技术体系， 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发展。但同时也应看到其中的很多问题，许多学者也进行了大量的相关研究。 陈学军(2010)在对“生态农业的金融支持”的讨论中得出要加大政府支持力度，鼓励民间资本积极参与;创新金融产品;建立补偿风险机制以及信用担保体系加大资金;张燕(2011)在“生态农业的技术推广”中得出要建立适应生态农业发展需要的科技创新体系和技术推广体系;在生态农业的制度的研究提出了：加快管理制度，科技创新及推广制度，法律制度等的建设;王坚(2007)在中国产业化研究中提出建设农业生态基地;积极推广农产品认证制度;开发生态农业产业链等;王利群(2011)通过规范分析得出要对农民进行学历教育，专业技能，网络信息化， 政策法规 等方面进行培训;在区域化研究领域，有刘亚菲(2006)对江西省生态农业发展现状和模式的分析，指出其制约因素，并提出对策和 措施 ;王金爽等对盘锦市的生态农业发展综述。 但这些研究普遍存在以下问题：1、分析过于笼统，大部分在于理论叙述，很少有数据分析和计量;2、研究缺乏持续性，导致很多对策没有时效性，依旧是几大方向;3、生态农业有很强的区域性，目前对生态农业的研究大多还在全国层面，对区域的研究也不太深入，没有可实施性。 本文对以上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首先选择河南焦作市山阳区百间房乡上马村这一区域进行调查，把影响该区域生态农业推广的因素量化，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影响生态农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同时给出相应的建议。 本文的结构：第一部分主要是模型的建立，包括指标选取和数据说明，初始模型假定，模型检验，模型修正和模型分析;第二部分给出主要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深入。 二、模型的建立 (一)指标选定及数据说明 本文所选的1990—2006年数据是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08》和《河南统计年鉴2008》，以及实际搜集到的资料统计、计算、分析而得。现对相关变量给予说明。 1、生态农业实际产值Yi 已知该地区第i年农业产值占河南农业产值的比重Wi1，调查到的该地区农业中相应年份农、林、牧、渔等生态农业比重Wi2，河南农业产值ni，以1990年的农村消费物价指数为100，算得各年相应的消费物价指数ci，由以下公式算得第i年的生态农业实际产值Yi Yi = niWi1Wi2/ci(i = 1990，1991...2006) 2、生态农业基本建设支出X1i 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即政府财政直接用于发展农业和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各种固定资产投资，是发展农业的物质载体和基本要素。该地区的X1i由下列方式给出： X1i = XWi3Wi4/ci 其中X是河南投到农业基本建设的资金的序列，Wi3是投到该地区的比重，Wi4是投到生态农业的比重，ci同上。 3、人力资本水平2i 由于人力资本存量数据的不易获得性，我们以比例的形式给出。首先使用教育年限法，以该地区历年从事农业人员数和其受教育状况计算人力资本存量，根据该地区人口资料有关受教育的分类，将教育层次分级，以各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权数基值并作适当调整得存量H： H1 = ∑HEimi H2 = ∑HAimi 其中，HEi为第i学历层次的从事生态农业的人数，HAi为第i层从事农业人员总数，mi为第i学历水平的受教育年限，将文盲半文盲m1定为年，小学m2为6年，初中m3为9年，高中m4为12年，大学及以上m5为16年 ， X2i = H1/H2。 4、生态农业科技投入X3i 农业科技资金投入是指用于农业科技引进、研究和推广的支出。同样的，X3是投入河南省的科技资金序列，Wi5是投入到该地区的科技资金比重，Wi6是生态农业所占比重，X3i=X3Wi5Wi6/c 5、生态农业环境投入X4i 环境投入是指用来进行环境改善，环境保护，抵制自然灾害等支出，这些数据由调查直接可得，平减过消费指数即得。 6、其他生态农业支出X5i 其他生态农业支出包括除以上其他以外的所有用于跟生态农业有关的支出，主要包括对生态产出的检测标准的完善投入，产出和市场的对接服务支出，以及相应的政府管理体系的投入。此项主要用剩余法算得，同时随物价做相应调整。 (二)初始模型假定 Y = C0 + C1X1 + C2X2 + C3X3 + C4X4 + C5X5 + e 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初始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如下图： 该模型R2=，2=可决系数很高，F检验，明显显著，但 X1、X3的系数为负，与预期相反，且系数的t检验不显著，这表明很可能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三)模型检验： 算得各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得下列矩阵 由相关系数矩阵可以看出：各解释变量相互之间的相关系数较高，确实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四)模型修正 1、现采用以下 方法 进行模型优化，筛选最佳模型(表中列出了所有回归模型，其中一元回归模型只取了Y关于X2的模型，括号内为t值)： 根据以下标准： I 系数符合经济意义，不能为负 II 所有解释变量全部显著 III 可决系数要高，此模型中要大于 筛选得模型2，3，7，9符合。 2、对2，3，7，9模进行自相关性检验(DW检验) DW3= < DL= DW9= < DL 以上两个模型明显存在正相关，排除。 剩下的2，7模型的自相关性均无法判断，DW介于DU和DL之间。 3、对2，7进行异方差检验(White检验) 结果如下： 模型2 R2 = ，P = 模型7 R2 = ，P = 可以看出两个模型均不存在异方差，但考虑到P值越小越好，综合分析，认为模型2更优。 4、最优模型 Y = + + t值 () () R2 = ，2 = 5、模型分析： 模拟程度分析：由模拟结果可知，最终模型的模拟结果比较满意，拟合度较高，说明最终模型预测效果较好。 经济意义分析： 从预测结果看，基本建设支出每增加1个单位，生态农业产值增加单位，人力资本水平每增加1，产值增加，显然，基建和人力资本对产值有重要的影响。 三、引申 从统计数据的过程来看，现在还很少有具体的关于生态农业直接的数据，这也增加了数据获得的困难，好在该调查地区较小，人口相对较少，作者对此地区又非常熟悉，所以获得了第一手资料。从Y值来看，生态农业产值逐年增加，比率不断上升，说明生态农业正逐步推广，但从相对值上看，生态农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对此地区的模拟回归方程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力度还不够，规模不够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还不足，所占比率不高，推动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的主动力还有待进一步体现。同时，农民的受教育程度不高，严重影响了生态农业的推广，学习渠道和培训机会的稀缺更使得推广难上加难。 虽然模型方程中未体现其他三种因素，但并不代表其次要性。从以下图示可看出 生态科技投入正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只是该地区每年的投入资金相对较少，但可喜的是，每年的增长率正不断上升，可预见以后的10到20年定能成为主要推动生态农业发展的力量。由于生态农业有很强的地域性和时间性，在此地区是根本因素的，不一定是其他地区的根本因素。而且按照目前的情况，以上两点是关键，但随着生态农业的进一步推广和发展，其他因素就很可能成为关键，所以更需要那些关注生态农业发展的人能够实证分析，给予针对性和可行性的建议。这也是本文的目的和意义所在。希望激发更多对生态农业的量化研究，创新出更优的计量模型。 在生态农业的推广中，建立一个良好的的融资环境是必不可少的。从主体上看政府作为基本建设支出的主体，加大农民真正所需的基本设施的投入力度，建立一系列的监督机制，确保资本的有效率，但政府每年的财政支出是有限的，所要投入的领域又是相对无限的。我们不能依靠政府来解决所有的事;所以可以借助市场经济的强大力量让企业进入生态农业领域，这就需要政策上的倾斜，真正形成农业产业化，打造农产品的知名品牌，同时也要建立相应的生态产品的监测标准，定期通过媒体发布检测排名;另一方面作为生态农业的主体农民，可以通过生态农业贷款优惠以及自有资金的 保险 制度来扩大融资渠道;最后要建立健全有关融资的法律法规，减少融资漏洞。 对于农村的人力资本问题，一方面可以对农民再教育，但很显然传统的教育模式已经不适应当前的农村情况，识字率，时间精力以及兴趣，都导致农民进行传统学习的机会成本过高;因此需要创新农民的教育模式，开展专业技能培训但培训方式还有待斟酌。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和笔者的生活经历，典型的示范效应在农村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增加农村现存的人力资本，可以通过政府政策引导大学生回到家乡发展，为农村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还可以通过大学教育的侧重，用巧妙的方式对大学生进行正确合理的引导。 参考文献： [1]齐英.安阳市生态农业建设现状及发展对策[J].生态农业，2004 [2]王利群.提升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素质，构建新农村人才支撑[J].农业与科技， [3]陈学军，周华雯.长株潭城市群生态农业产业化的金融支持研究[J].广西教育， [4]张燕.对我国生态农业技术推广的思考[J].农业经济， [5]张燕.我国发展生态农业的制度路径[J].晋阳学刊， [6]王坚，陈润洋.中国生态农业产业化战略与城乡可持续发展[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7]李文华，刘某承，闵庆文.中国生态农业的发展与展望[J].资源科学， [8]李金才，张士功，邱建军，任天志.我国生态农业现状、存在问题及发展对策初探[J].农业科技管理， [9]徐岩.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回顾与展望[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10]刘亚菲.江西省生态农业发展现状和对策分析[J].农业环境与发展， [11]王金爽，杨玉明，赵丽丽.盘锦市生态农业发展现状及其对策[J]，农业经济 [12]唐芳.河南财政支农资金支出结构分析[J].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13]漆雁斌，陈卫洪.低碳农业发展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J].农村经济，2010年第2期猜你喜欢： 1. 浅谈农业推广毕业论文范文 2. 农业技术推广优秀本科毕业论文 3. 农业技术农业推广研究论文 4. 农业推广论文范文 5. 农业技术推广研究毕业论文
进入21世纪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的加快，人们对建立社会主义农业国的希望迫切，我国出台了许多农业扶持政策，加大了农业方面的财政支出，据统计显示，在财政支农资金方面21世纪初期与20世纪70年代同期比增加了倍。近年来政府加强了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与西方的大国相比，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建设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当下农业经济结构尚不完善，政府农业资金发放不及时，扶持基金利用率较低等等，这些弊端极大的影响了我国农业经济建设的速度和幅度。在资金较为缺乏的基层，政府投入的财政资金是他们主要的经济来源，由于资金的来源途径较单一，资金匮乏极大的影响了农业项目的顺利运作，增加了实现建设目标的难度，降低了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速度。虽然我国政府部门在农业财政支出方面投入较大，但是产生的效果和收益和预期和预期相差太大，这需要政府转变工作重心，不仅要加强农业资金的投入力度更要加强资金运用过程的管理和监督力度。例如，近年来虽然我国的农业财政支出总金额呈现增长的态势，但是农民的年收入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这种情况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投入的资金并没有转化为收益，说明资金运用过程中政府的管理和监督力度不够。因此，要想提高农民的农业收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农业大国，政府应该扮演好领导者，明确管理工作的重点环节应该为投入资金的转化环节，加强管理和监督工作使投入资金转化为农业生产效益。山西省作为我国的西北地区，农业水平较高，具有农业大省的称号。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并且自然资源丰富。为了合理的利用这些自然资源，我国在山西省建立起了五个特色的农业区：雁门关农业区、太行山、吕梁山、晋中盆地和晋南盆地。雁门关农业区是玉米生产地和草食牲畜的重要产地；太行山农业区是主要的玉米和毛猪的生产地；吕梁山生产区是主要的粮食和干果生产基地；晋中盆地成产区是主要的瓜果蔬菜、家畜、家禽、生产基地。山西省深入贯彻落实“一县一业、一村一品”的战略思想，建立起了一些较规范的城乡生产基地，“十二五”期间，建立起了一批设施农业、观光农业和循环农业基地和示范园。现如今，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山西省党委和政府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建设作为农业建设的重心。社会主业现代农业建设阶段使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要搞的工作，决定了我国社会农业大国的建设进程。社会主义农业国的建设过程就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20世纪中叶由我国学者提出，长期受到理论家和农业实践家的关注）的过程。 经济绩效评价在中国起步较晚，还处于初级阶段。农业的相关框架系统和评价标准尚未完善，农业财政项目绩效评估体系漏洞较多。既缺乏相关理论的支持又缺少实践的支撑，仍处在探索研究阶段。我国的农业管理部门和经营部门的管理和经营水平较低。促进我国的农业发展，构建出一个完整的适合我国农业生产水平的经济效益评估体系是我国当下必须和立即进行的工作。 建立健全我国的农业经济效益评估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建设的主要内容。它不仅丰富了农业建设的理论基础，更为今后的实践提供了依据。 一方面， 我国的农业经济绩效评价体系还尚未成熟，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业财政资金的配置工作的进行。经济效益评估体系在今后的实践过程中具有重大的意义，他可以帮助人们发现影响财政资金利用率的因素，使人们及时制定出相应的措施；可以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可以提高管理水平。经济效益评估体系为我国农业财政资金的合理配置、投入力度和利用效率方面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经济效益评估体系加强了各部门之间的联系，从根本解决了农业财政资金利用问题，加强了项目执行力度和实施后的评估工作，有利于资金转化为具体的生产效益。，大大的加快了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另一方面，经济效益评估体系促进了我国农业公共财政体制的建设步伐和完善了相关体系，增强了对农业绩效预算的管理工作。预算绩效管理的核心内容是预算支出资金时必须负责和预算支出资金必须具有较高的效益，必须强调预算资金在资金流动的全过程中带来的影响。财政支出资金是否在起到了应有的效果可以通过绩效评估系统进行检测。加强绩效评价结果的利用程度，提高预算执行部门的工作效率，促进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推动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建设和提高社会主义人均生活水平；实现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农业现代建设的水平处于世界之先列。美国的农业现代化建设起步较早，可追溯到二战时期，那时国家已经将建设的重心放在灌溉系统和土地改革上，到了1972年前后，农业开发的核心开始发生了改变，人力资源开发和经济效益评估体系的建立成为当时建设的重心，具体讲，政府通过鼓励建设评估体系，提高科研水平，加强环境保护和提高农民科学文化水平。到了1990年前后，随着《二十一世纪农业系统纲要》的颁布，美国农业开发进入新的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依靠科学技术促进农业资源的开发，具体的形式包括：试验田、示范农场和环境保护。 与美国相比，以色列地理位置较差和气候条件恶劣，自然资源比较匮乏，但是以色列的农业十分的发达主要是因为国家比较重视科技生产力，善于将科学技术运用到农业中，建立起了现代化农业。以色列的资金评估体系较为完善，农作物品种更新换代快，灌溉技术位于世界先列并且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较高，机械化水平较高。这样高度发达的农业不仅提高了国民的生活水平。高度发达的农业不仅满足了本国的需求而且远销到世界各地，较为发达的生产技术被世界各国借鉴，推动了世界农业的发展。 像以色列和美国这样的国家农业之所以如此发达与本国绩效评估机制的完善程度是密切相关的，一个国家绩效评估体系的科学性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水平。绩效评估系统的科学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把估计生产能力、抗灾水平向开发技术和研发新品种、环境保护力度等方面转化；二是加强农民教育水平、建设农产品科研机构、鼓励资源开发，转变考核标准。为其他国家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我肯定可以农村好的
给你个范文，里面地名自己改就行。 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些问题及建议――横山县新农村建设调查报告调查人：~~~-----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2006级调查时间：2007年7月调查地点：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城关镇调查背景：本人今年暑假参加了我院组织的“您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调查活动，在调查中对横山县城关镇的十户农户以及一处行政村领导机构进行了问卷调查，之后在横山县县委,县政府,国税局以及审计局进行了相关数据的调查。发现了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并总结出了一些个人建议，如下文。根据我所调查，横山县规模较大的行政村年支出需15万元左右，规模相对较小的行政村也不少于10万元。但目前大多数村的经济现状都不乐观。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受政策性制约，企业改制断了收入，税费改革少了收入，招商引资没了收入；二是经济发展空间小，受制于有限土地资源、资金和自然资源；三是财政转移支付入不敷出，不可预见性支出不断攀升，正常运转难以为继。村级集体往往经济薄弱、无钱办事，这成为建设新农村的突出难题。巨额的乡村债务对基层组织运转、农村社会稳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1，是违法行政的重要诱因。乡村出现收支失衡后，乡村干部首先想到的是利用行政资源，巧立名目向行政相对人收取各种费用，因而，农村“三乱”久治不止;为了弥补工作经费的不足，乡村两级均热衷于违规征用土地搞建设，通过炒地皮，从中获取20-30%的收益;由于经费紧张，驱使政府机关和干部采取各种隐蔽手段经商办企业;为确保正常运转，乡村干部千方百计找门路，以项目建设为幌子，通过非正常途径，采取非正常手段，争取上级支持，以弥补工作经费不足。2、直接影响党的执政能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沉重的债务包袱，使乡村主要领导整天处于“借新债、还旧债、躲追债”的状态下，影响了他们谋划经济发展的精力;横山县的干部工资只有榆林市的1/2、西安市的1/3，并且还不能按时发放。乡村干部为垫交税费、垫付工作经费，每人手里攥着几千元、上万元乃至10多万元的“白条”，兑付遥遥无期，乡村千部人心涣散、意志消沉；面对存量和增量均严重不足且强制带病超负荷运行的农村基础设施、亟待完善的社会事业公益设施，乡村二级无力改造和建设，农村公共产品供需脱节的现象更加严峻;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保障，有限的农业技术推广经费和教育经费被乡村挪用已习以为常，直接影响农业科技推广和农村基础教育。沉重的债务包袱，致使乡村二级运转困难，公共服务职能难以正常发挥，势必影响党的执政能力，同时，由于公共投入不足，也直接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农民增收致富。3，有损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巨额的乡村债务使乡镇政府、村委会成为农村最大的债务人。对内，欠乡村干部的工资和公款私垫费用，对外，大到欠金融机构贷款、施工单位工程款，小到欠水电费、运费、餐费、办公用品费，而且在目前状况下，乡村根本不具备偿还能力，只能采取能拖就拖、能躲就躲的应对之策，社会公信度大打折扣。搞得乡村干部声名狼藉，无法开展工作。尽管近年来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促进农民增收，但受多种因素制约，农民增收依然十分困难。农民富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目的，增收困难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挑战。首先是种养业增收难。农业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增收的不稳定性较大。虽然国家对农民实行了种粮补贴，但生产资料和机械作业费等持续涨价，无形中增加了生产成本，农民从事种养业增收困难。二是产业化带动难。近几年农业产业化有了一定发展，但农业竞争力总体还不强，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还不高，带动农民增收不明显。四是政策性增收难。自2005年起，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及其附加，“一免三补”政策提高了农民的种田积极性，但农民依靠政策增收的空间也在缩小，没有更多途径。一、农业政策执行情况税费改革前的2001年，横山县农民的税费负担情况为:农业税28404509元、农业特产税5160000元、生猪屠宰税1352700元、乡统筹47604645元、村提留18886556元，共101408410元。人平负担98元，亩平(按计税面积计算)负担108元。一些临时性摊派和搭车收费(约30元以上/人)尚未计算在内。2002年税费改革时，横山县核减一批不合理计税面积，合理确定计税产量，取消农业特产税、生猪屠宰税，将农业税费门类规范为农业税和农业税附加，2002年和2003年因税费改革使农民减负约30元/亩。2004年农业税税率由7%下调至4%，全县农业税及附加总额3304万元，人平负担元，亩平负担元，较2001年下降。 2005年，农业税全免，全县预计免征农业税万元，从此，农民完全从税费负担的梏桎中解放出来。2003－2004年，横山县共减免农业税万元，得到了上级财政等额专项转移支付。2002－2004年，横山县共下援农业税灾社减免万元，重点照顾贫困村组的农户、五保户、烈军属、残疾人、受灾群众和水库库区内的困难群众。2004年，横山县严格执行国家政策，发放直补资金970万元，粮补资金万元，使农民直接增收万元，人均增收元。二，2000～2004年横山县农民收入情况〈一〉、农民人均纯收入总量及构成的变化情况。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0年的2644元增加到2004年的3681元，5年内增加1037元，增长，年均递增。2000—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度增长具有极大的不均衡性（2000年较1999年增长，2001年较20001年增长，2002年较2001年增长，2003年较2002年增长，2004年较2003年增长）。5年中，农民收入虽稳步上升，但有四年的年间增速低于的年均增速;其增长规律具有较强的阶段性和明显的跳跃性，前四年为低速期，年均增速仅，2004年为快速增长期，较2003年增加516元。增长，首次超过城镇居民纯收入增返个百分点。若没有2004年的高速增长支撑，就不可能实现的年均增速。5年间，农民纯收入的构成基本稳定。家庭经营收入占，5年间的增减幅度稳定在58—之间;工资性收入占，5年间的增减幅度稳定在～之间;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仅占、。横山2004年农业总产值亿元，农业增加值亿元，粮食种植面积万亩，粮食总产量万吨，出栏牲猪万头，农民人均纯收入3681元，分别比上年增长、、、、、。以上数据显示，随着一系列以“多予、少取、放活”为核心的支农扶农政策的颁布实施，农业和农村取得了多年以来难得一见的好形势，粮食生产在短期内实现了恢复性增长，农产品全面丰收，农业效益明显提高，特别是农民收入增幅首次超过城镇居民，成为国家宏观调控下，县域经济特别是农业大县县域经济的最大亮点之一。〈二〉、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特点1、农民收入的增长仍然依赖于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收入来源渠道依然狭窄。2、农民收入增长与国家政策紧密相连，2004年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主要是政策效应。免征农业税不仅使农民减轻了负担，更重要的是从源头根治了农村乱收费的痼疾，使各种巧立名目的搭车收费失去其依附的载体。3、较长时期内农民收入增速一直低位徘徊。以横山县2000~2004年为例，年均增速仅，其中，2000年较1999年仅增长，2001年增长，2002年增长。扣除物价上涨因素，2000~2003年的农民收入增长处于停滞和负增长状态。4、农民收入的内部分化日趋加剧。今年，我调查了1个村10户农户的收入情况，户均收入8400元，其中年收入10000元以上的4户，占40%;年收入在5000~10000元的5户，占50%;年收入1000~5000元的1户，占10%。三、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1、农民增收的空间非常有限。1998年以来，农民收入持续低迷的原因除政策等因素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历了10多年的家庭经营后，农村生产力、单位土地面积的生产效率已经发挥到了极至，在新的经济体制、产业格局、生产经营模式没有出现以前，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必然进入“休眠期”。2004年的增产、增收、增效缘于政策好、市场旺、人努力、天帮忙，政策的引扶效应和市场的刺激效应又一次发挥到了极至，要保持2004年的良好发展态势已属不易，要谋求新的发展和突破，难度可想而知。2004年，我国农产品的平均关税从45%下降到17%，许多农产品的关税普遍下调20—30%，国际农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价格也将下降20—30%，农产品价格回落的压力越来越大。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已经无法经受国际国内大市场的冲击，国内农产品生产和加工企业面临新的考验和挑战。2005年，农产品价格就遭遇“寒潮”，稻谷价格比2004年下跌5～8元/50kg。工资收入己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就业机会增多的影响，尤其是城镇建筑业、制造业等对农民工需求大的产业增长强劲，民工外出务工寻找工作的机会相对较多。。但是横山县的劳务经济至今是一种自发经济，管理松散，组织化程度低，若不引起高度重视，就有可能失去部分劳务输出市场。2、农民增收的风险性系数大。农村是一个庞大的“露天工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农民是“靠天吃饭”。目前，我国农业风险保险制度还很不健全，一遇自然灾害，农民就只能望天兴叹。3、农民增收的自主性非常有限。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受思想观念、认知水平的限制，农民死抱自己的一亩三分自留地不放，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土地浪转机制难以形成，产业结构调整步履艰难。作田、养猪、打工不可能使农民收入出现量的飞跃和质的变化，增收动力明显不足。况且今年以来，农产品价格有较大幅度的下跌，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却一路飚升，因生产资料涨价，2004年横山县“二补一免”政策给农民带来的收益被生产资料涨价几乎全额抵消。透过涨价现象还是可以发现一些不可忽视的深层次的问题。一是近年来，舆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宣传有失偏颇。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把农村形势说得天花乱坠，片面宣传和夸大成就，对仍在存在的各种问题轻描淡定，给人以“三农”问题已经解决，农民已经富裕的舆论误导，各行各业，特别是生产资料生产商和经销商也就争先恐后来分“蛋糕”，为生产资料涨价造势。国家在农业生产资料的“产前”补贴方面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投入大量资金，但真正的“好处”往往落到了生产企业和经销商手中，最终受“挤榨”的还是农民。
自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实行超强的巨集观经济调控，起到了相当明显的作用。以下是我整理分享的关于的相关文章，欢迎阅读! 篇一 积极财政政策下的财政支农政策探讨 摘 要：自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实行超强的巨集观经济调控，起到了相当明显的作用。但大量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妨碍了民生工程。2009年，我国继续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农村财政政策方面也有许多改变。该文通过分析我国近两年的财政支农政策，以及借鉴外国经验，对我国的农村财政提出建议。 关键字：农村财政;农业;积极财政;支农;补贴 一、文献综述 对支农政策的研究很多，其中侧重于效果和不足的研究。蒋和平、辛岭***2009***认为农业补贴是 *** 对农业支援与保护的最主要、最常用的政策工具。温铁军、刘海英***2009***认为“家电下乡”一类的农村补贴由于任何外部主体进入农村都与极度分散的小农经济之间存在高昂的交易成本，实行效果不佳。 这些研究都确定了我国三农政策的可行性，并承认它们的实际效果，同时也看到了不足，提出立足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外国经验，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政策。但是关于危机后农业财政政策却没有单独归纳出来。 本文将结合当今时代背景，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研究自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一些农村农业方面的财政政策及变化，通过分析它们产生的效果来作出评价。 二、我国的支农财政政策发展 ***一***政策总介绍 从2004年开始，中央每年的一号档案内容都是“三农”问题，2009年为保障和改善民生，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加大“三农”、教育、就业、住房、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投入，并向中西部地区倾斜。2009年底到2010年初，国家陆续出台一系列旨在促进“三农”的政策，如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从2009年开始实施，2009年新增农资综合补贴集中用于粮食基础能力建设，加强新增补贴资金管理，完善使用机制等。 ***二***取得成效 1.农村低保方面 2009年继续推进农村低保的应保尽保，保障人数达到4700多万，月人均补助达到60元。城市低保实现了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保，保障人数达到2340多万人，月人均补助达到160元。五保供养人数556万，年人均保障水平集中供养为2500多元、分散供养为1800多元。城乡医疗救助已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全年救助6500万人次。临时救助制度正在建立健全，全年救助800多万人次。为城乡低保家庭、五保物件、享受国家抚恤补助的优抚物件和城乡老党员发放了一次性节日生活补贴，惠及7400多万人。 2.农业补贴方面 我国对农业的补贴绝大部分是“黄箱”补贴，即价格支援、营销贷款、面积补贴以及种子肥料等补贴，这些补贴约占整个农业补贴的70%，从补贴形式来看，暗补是补贴的主要形式，其通过流通领域实现，而明补只占补贴的25%左右。 在发放程式规范上，在各项补贴资金的发放过程中，先向群众与社会公开补贴政策、标准、数量等，后让农民在“五到户”表册上签名盖章认可，再兑付资金，实行专户管理、封闭执行。从2005年开始，采取在银行建立农民个人账户，以存摺形式直接发放到户的办法，把各种补贴资金直接计入农户或受益者个人账户，有效防止了各项补贴资金被截留挪用或抵扣现象的发生。 三、存在的问题 我国农村财政政策在面对金融危机和自然灾害频发的环境下，有其独特的发展空间。但这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在财政政策制定上，农民处于被动地位 无论是改善农民的福利状况也好，还是加快城镇化程序也好，解决问题的根源都在于对农民放权让利，提高他们在政治经济领域的权利与博弈能力。没有权利的提升，农民的福利依然是 *** 财政的“嗟来之食”，没有明晰的土地产权和土地流转的自 *** ，农民将无法解决城镇化后的安家住房问题，城镇化也会成为一句空话。此外，如果农民没有足够的自 *** ，城镇化将缺乏内生的动力，也不可能形成合理的自发市场经济秩序。现在实行的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办法，在一定程度上将民主财政的概念贯彻，但有待改进。 ***二***农村低保、补贴的标准评定，甄别程式等存在漏洞 农村低保和补贴是对农民直接相关的两个转移性收入来源。以低保为例，以收入为基础的准入条件，因为资料来源可能不真实，在现在看来不尽合理，另外在基础评定中也可能出现违规操作的道德风险。现在虽然实行直接发放的政策，但是中间仍会出现 *** 现象，影响农民切实利益。 ***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仍然不足 现在的农村水利设施存在病险水库多，灌溉渠道老化的问题，另外我国河流纵横交错，旱涝频发，但防汛抗旱监测预警系统建设滞后。一些地方农村饮水安全专案实施缓慢。 四、政策建议 ***一***加大财政支农投入力度，突出支农投入重点 不断加大对农村水利设施、标准农田建设和农村饮水安全等工程的投入，突出重点地区和专案，因地制宜，整合支农资金。中央财政要进一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逐步取消对中西部地区财政困难市县农村公益性建设专案的资金配套要求吗，以达到“保增长，保民生，保发展”的目标。 ***二***加强支农政策立法，完善农业投入保障机制 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保障法制的实施，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内外统一、公开透明的农业补贴法律体系。强化农业补贴法律法规建设，要以保障对农民收入的直接补贴为核心。优化“绿箱政策”结构，设定必要的“黄箱政策”条款。是以法律的形式确保对农业补贴的投入量，同时规定补贴结构及补贴方式。 ***三***加强支农资金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财政部、农业部等部门和地方各级 *** 应进一步建立健全责任机制，切实加强对支农专项资金和建设专案的全程跟踪检查与绩效评估，严肃查处资金分配、管理和使用中的违法违规问题，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确保财政支农资金安全、规范、高效地使用。 参考文献： [1]蒋和平,辛岭.改善我国农业补贴的政策建议[J].农产品加工，2009，***7***. [2]王佳伟.关于农村低保制度发展方向的几点思考[J].中国民政,2009,***12***. [3]温铁军,刘海英.家电下乡与问题分析[J].中国金融,2009,***6***. 篇二 “积极+稳健”，改革是关键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组合”已连续实施5年。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延续这样的政策“组合”，既体现了巨集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颇有新意和深意 2015年离我们越来越近。辞旧迎新之际，很多人盘点着今年的得与失，也对明年充满更多期待：安居保障房，能不能轮到我家有一套?办企业做生意，贷款能不能更容易些?融资成本能不能再低一点? 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明年巨集观调控的政策取向定了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意味着，“积极+稳健”，这一“组合”连续实施进入第五个年头。面对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延续这样的政策“组合”，充分体现了巨集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而在具体操作上又颇有新意和深意，方向更明确，重点更突出。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三期叠加”，下行压力增大。这一压力也明显传导到了市场和企业。为了进一步减轻企业压力、激发市场活力，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发力，稳健的货币政策精准发力，这套“组合拳”打出去，对于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常态下，新机遇、新利好很多，但困难和挑战也不少。比如，世界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多，我国经济增长仍面临下行压力，市场需求疲软，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尚未完全缓解。“积极+稳健”这一政策组合，如何主动适应新常态，为明年和今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创造条件、提供动力? 最重要的一点，是把握好稳中求进的主基调。“稳”，就是保证经济转型平稳进行，既不要过度 *** ，追求快速增长，也不能忽视经济下行带来的风险，确保经济执行平稳;“进”，就是要唱好改革的“重头戏”，更多地释放改革红利，使中国经济内生动力澎湃，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变。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意味着明年的财政赤字将会扩大。在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情况下，这样的“积极”取向对经济社会发展十分必要。适当扩大赤字的同时，积极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应当放在如何把财政资金用在实处、花出效益。财政资金有限，就要进一步调整支出结构，分清轻重缓急，优先保障民生，加大社会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的投入，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应稳步推进财税改革，加强预算管理和公开力度，让公众了解国家的钱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产生了哪些效果;通过税收政策的调整完善，进一步公平税负，减轻小微企业负担，让市场活起来。 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就是要保持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确保经济在合理区间执行。特别是在当前融资依然“难且贵”的情况下，货币政策需要下大力气消除经济执行中的“梗阻”，让“金融血液”源源不断流入实体经济，让广大企业获得更充足的发展动力。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快金融改革步伐，打破垄断，鼓励民营银行积极发展，创新网际网路金融，提供更多“量身定制”的服务，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地位举足轻重;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牵一发动全身。深入推进财税金融改革，是明年“积极+稳健”政策组合实施的应有之义。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改革措施到位，释放红利充分，经济的基础才会筑得更牢，百姓得到的实惠也将越多。
农户经济行为理论视角的分析
论文关键词:财政农业投资效果农户理性经济行为二元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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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条件下，中国财政对农业投资的目标与农户理性经济行为不兼容，财政支农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通，影响财政支农政策效果。为改善财政支农效果，必须优化财政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结构，改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的环境。
一、问题提出:财政对农业投资效益的反思
财政对农业投资在世界各国具有普遍性，其原因主要在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独特的地位、作用和农业生产的特殊性。政策目标主要包括稳定农业生产，保证粮食安全，保护生态环境，增加农民收入，促进社会公平等。财政支农政策目标体系内部各项目标之间关系较为复杂，既存在一致性，也存在矛盾性。优化财政支农政策，协调财政政策目标，对于提高财政支农绩效，促进“三农”问题解决和城乡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增长，财政对农业的投人总量也逐年增长，但其占财政支出总量的比重却在降低。从绝对量来看，财政对农业投人从1978年的150. 66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3172. 97亿元，增长了20. 1倍，而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则从1978年的13. 43%下降到7. 85 % 。与此同时，从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产值、主要粮食产量和农民纯收人增加的各项目标和各项目标协调程度来看，效果均还有较大改善空间。
在图书馆里面的数字资源查就行了！
同学，山轻工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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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所谓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 你可以去这个网站解决你的问题，它应该是比较专业的。 参考资料： 论文： “三农”问题是我国长期的历史梦魇，至今未能得到完全解决，它“绝不仅仅是道义或者公正的问题，而是一个横亘在中国现代化道路面前的现实难题。”曾被称为中国农村第三次革命的农村税费改革面临着一个难以绕开的“翘翘板现象”，即基层政权运转难和农民负担反弹。在一个以农村人口为主的大国，全面实现小康必须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发展进程。开拓新的思路，正确认识和把握“三农”问题的实质，是我们进一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全面繁荣农村经济的重要前提。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采用财政社会学分析方法，通过对我国历史上长期以来“三农”问题的研究，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即我国“三农”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我国不合理的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无论是农村税费改革，还是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都要求把农村财政放到一个更坚实的制度基础上来，彻底改变我国传统财政体制下农村城市不当的权力资源配置格局，建立农村城市协调发展的工商基础型公共财政体制，实行民主财政。本文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一个简单的财政社会学分析框架，并建立四种主要的财政体制模型；第二部分分析我国历史上长期以来“三农”问题的财政体制根源；第三部分讨论1949年以后，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三农”问题，第四部分是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财政社会学分析框架及财政体制模型 财政涉及广泛的责权利关系，具有极大的社会经济“联动性”。19世纪的财政学文献表明，重商主义时期的财政学具有鲜明的学科综合化特色，它包含有今天的法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政策学等内容。只是到了20世纪以后，随着各个学科的单方面发展，财政学才变成一门技术性的学科，并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既有理论的虚拟观念的基础上，忽视了财政现象与社会结构之间的有机联系。葛德雪（RudolfGoldscheid）批判了财政学的技术化倾向，提出了财政社会学思想，试图恢复重商主义时期财政学研究的跨学科性质。熊彼特则从财政的侧面抓住国家的本质、形态和命运，指出对财政历史的研究能使人们“洞悉社会存在和社会变化的规律，洞悉国家命运的推动力量，同时也能洞悉具体的条件，特别是组织形式发展和消失的方式。”可惜他们的思想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和发展，财政社会学也始终只是处于萌芽状态，没有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本文以为，财政社会学是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进行社会经济发展宏观分析的最佳视角，它可以通过吸收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革新对财政及财政体制的理解，恢复财政学的古典色彩，从而使其理论更具解释力。下面，作者将根据自己的理解建立一个简单的财政社会学分析框架，并从中引申出四种主要的财政体制模型。 “权力资源”和“生活机会”（life-chance）是本文分析的中心概念。吉登斯（AnthonyGiddens）认为，“权力是实现某种结果的能力”，其存在的前提是各种支配结构的存在。以康芒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派认为，资源配置的决定因素不是市场，而是社会制度安排中的权力结构。权力资源是权力的基础，其占有状态决定了“生活机会”的大小。国家通过控制权力资源以取得财政收入，财政是国家控制权力资源的经济体现，财政体制最充分地体现了权力资源的配置格局，因此，“每个社会问题，实际上还有每个经济问题，说到底都是财政问题”。以财政利益为根基的冲突是社会冲突的基本形式，一定财政利益格局下的冲突和权力的关系总是与权力资源的分配联系在一起的，财政体制构成吉登斯所说的“权力的制度性调配”（Internationalmediation）的载体，即权力存在于财政体制之中，并通过财政体制展现出来。因此，本文认为，财政体制是政府通过其收支结构和活动范围的划定对权力资源在政治、经济两大领域及各领域不同活动主体，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不同阶级阶层的人群之间的分配，是对不同活动主体基本地位、权利、责任和义务的规定和认可，决定了不同主体的活动空间或“生活机会”。权力资源在不同的领域的分配决定了国家合法性的基础，同时由于不同领域权力资源运作机制和活动主体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国家财政收入规模和社会经济发展绩效。一国的财政体制需要在国家合法性最大化、国家财政收入最大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绩效最大化之间达成某种平衡，否则就会引起国家或社会的动荡，从而需要通过改革或革命来重新趋向平衡。这构成了一个简单的财政社会学分析框架。正是由于财政体制的这一内涵，使它对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立宪”层次上的意义，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三农”问题也可以在财政社会学框架内通过对财政体制的研究得到解答。 下面，我们借助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一个简化的模型来分析一定财政体制下的权力资源在政治和经济两大领域以及在城市和农村的配置所产生的长期社会经济发展绩效： Y＝εAaBb 权力资源在政治和经济两大领域的配置具体化为财政直接控制（包括中央财政和各级地方财政）和市场配置（财政间接控制）两部分，分别用A和B表示，a和b则相应表示社会经济发展绩效对该领域权力资源的弹性参数，且a+b=1。ε表示综合绩效系数，Y表示总体社会经济发展绩效。在这个模型中，A=C1+D1，B=C2+D2。C1和D1分别表示在财政直接控制下的权力资源在农村和城市的配置；C2和D2分别表示在市场配置下的权力资源在农村和城市的配置。假定市场配置效率高于财政直接配置效率，即a 模型一：A>B，C1>C2，C1>D1，表示权力资源主要由财政直接控制，且主要配置在农村。 模型二：A>B，D1>D2，C1 模型三：AD2，表示权力资源主要由市场直接控制，且主要配置在农村。 模型四：A 模型一和模型二可总称为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因为在这两个模型中财政直接控制了大部分的的权力资源，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处于绝对支配地位，市场配置的权力资源十分有限，并且常沦为财政的附属物，在为财政的服务中取得自己的存在。在这种财政体制下，国家凸显了其暴力特征，个人和组织的生活机会强烈依附于共同体，无法发展出独立的人格，也无法迸发出创新的冲动，因而整个社会缺乏发展的内在激励，具有强烈的保守性和封闭性。但由于模型一和模型二对权力资源在农村和城市的配置格局不同，因而又具有不同的特点。在模型一中，国家的财政基础以农业为主，限制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本文称之为农业基础型集权财政体制。在模型二中，国家的财政以国家控制的城市工商业为基础，可称为工商基础型集权财政体制。 模型三和模型四可称之为公共型财政。因为在这两个模型中，市场取得对权力资源的主要配置权，财政在为市场服务中取得自身的存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市场取得对权力资源的主要配置权并不与本文在前面所主张的财政体制的涵义相冲突，相反，它是财政体制改革的结果，是财政对权力资源由直接控制转为间接控制的结果。正如希克斯所证明的：市场经济的演化自始至终都离不开国家的介入。在这种财政体制下，国家隐匿了其暴力特征而凸显了其契约色彩。个人取得了公民地位，组织也获得了独立性，具有自主的生活机会，因而社会创新得以持续实现，哈耶克所称的自发秩序得到扩展。同样，由于权力资源在农村和城市的不同配置，模型三和模型四也具有不同的特征。在模型三中，市场的产品以农业为主，工商业为辅，本文称之为农业基础型公共财政体制。在模型四中，市场产品以工商业为主，农业为辅，本文称之为工商基础型公共财政体制。 如果我们进一步将农村与城市关系区分为农村剥夺城市、城市剥夺农村或农村城市协调发展三种主要类型，则可在四种财政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出十二种具体的财政体制模型。不同的国家、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采用何种财政体制，受到各种外在或内在条件的约束，如财政压力、社会权力结构、自然禀赋、国家发展目标、领导人眼光、财政体制形成机制等。由财政社会学分析框架和我们建立的模型可知，每一种不同的财政体制，都会导致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绩效，这也正是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绩效不同的原因。同时，经由这些模型，我们也可以解释市场经济的起源并判断一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因此，我们可以初步得到的结论是：不同的财政体制会导致不同的“三农”问题，农村城市协调发展并工商基础型公共财政体制能取得较好的社会经济发展绩效，并解决好现代化过程中的“三农”问题；而在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尤其是城市剥夺农村的财政体制下，国家各级机关为取得充足的财政收入，必然会给农民增加各种不合理的负担，而农民也不可能在这种体制下得到更多的生活机会，久之则演化为严重的“三农”问题，这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都是如此。下面通过对我国历史和当前财政体制的分析，进一
论文对绝大多数的朋友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为了让朋友们都能顺利的编写出所需的论文，论文频道我专门编辑了“财政分权对地方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及对策研究”，希望可以助朋友们一臂之力！ 一、前言 财政分权是指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权和支出责任范围，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决定其预算支出规模和结构。这种制度使处于基层的地方政府能自由选择其所需要的政策类型，并积极参与社会管理，使地方政府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转型国家，标志分权程度的联邦制程度指数都处于增长状态，导致世界平均的分权程度从1975年的上升到了1995年的（Arzaghi and Henderson，2005）。 与此同时，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关于非传统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的强调，为探讨政府制度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供了理论支持，从而促进了对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相关性的研究。在此背景下，财政分权成为近期经济增长政策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热点，近10年来发展起来的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也日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 根据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分权有助于增加地方政府提供地方性公共品的激励，因为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具有信息优势，能更好地响应地方选民的偏好，有效地提供地方公共服务（Tiebout，1956）。近期的研究认为，由于各种功能的公共支出之间存在竞争性和替代性，有利于当地居民福利的地方公共服务支出就会受到挤占。钱颖一和罗兰（Qian&Roland，1998）认为，财政分权将影响政府支出构成，财政竞争使得基础设施的边际区域价值大于边际社会价值，从而使基础设施的支出份额增加，地方公共产品支出减少。Heine（2006）认为，流动性强的个体会以自己所拥有的退出选择为谈判筹码，不惜损害流动性差的个体的利益，要求政府增加生产性服务的提供。 相对于理论上众多的文献，关于财政分权对公共支出结构影响的研究较少，大多都是关注分权对于某一类公共支出水平或绩效的影响。傅勇和张晏（2007）发现，中国的财政分权对政府的公共支出结构产生了扭曲作用，导致文化类支出不足。一个待检验的假说是，中国特有的政治集权和财政分权的体制会使地方政府之间展开标尺竞争，这种竞争会对政府的支出结构产生扭曲。 二、财政分权对地方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 财政分权之所以能引起地方支出结构的改变，最主要的基础就是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拥有了自主安排支出的权力。因此，现有的文献在探讨财政分权影响地方财政支出结构时，无不将重点集中在支出分权的作用上。而对于这种作用方式，现有的分析思路无非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支出分权使得财政的决策者由全国选民转为地方选民，因此，可以认为财政分权下的支出结构的改变主要是反映不同区域选民的不同偏好；二是从地方政府入手，认为中央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使财政的决策者更接近于居民，从而更容易获得居民偏好的信息，与集权体制相比，会使地方的财政支出发生改变。这两种分析思路虽然角度有所不同，但落脚点其实是一致的，无非都是强调居民的偏好和需求发生了改变，或得到了更好反映。这种分析思路既表明了财政分权会影响地方财政支出的结构，同时，居民偏好的不同也形成了分权体制下的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具体特征。 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其中涉及了各方面的因素，有体制上的也有地方官员本身的原因。各方面的原因纠缠在一起导致了目前这样一个结果，即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上重视基础建设投资，轻视科教文卫支出；重视生产性投资，轻视社会福利支出；重视政绩建设支出，轻视居民生活投资；重视行政管理支出，轻视民生投资。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2008年官方公布的中央财政支出结构。以科教文卫事业为例，其4项支出的总和只占到中央财政支出的，而仅仅一项工业商业事务就占到了。中央的财政支出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地方政府在进行财政支出预算时可能会参考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可以说地方政府重视经济而忽视科教文卫事业是有其根源的。而事权的下放导致了中央在减少科教文卫事业支出的同时，却将财政支出的压力转嫁到地方政府的身上，因此为了保证科教文卫事业的总支出，地方政府不得不加大在这一方面的支出比例，这也就造成了地方财政支出的紧张。为了缓解这种财政负担，地方政府不得不加大经济投入以获得高额回报来缓解财政压力，这就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三、财政分权对地方公共支出结构影响的原因 （一）政府官员的考核标准过分强调GDP 在我国，地方政府最大的激励可能来源于中央所制定的晋升机制，而晋升的标准，据Li and Zhou（2005）的统计分析，认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是中央政府对省级政府官员的重要考核标准。这种考核标准，使得在分权的体制下，我国地方政府的行为越来越呈现商业性的趋向。地方政府往往扮演企业家的角色，或者是将精力投向经营盈利企业（黄佩华，2004），或者是努力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张卫国，2005）。这意味着作为官僚机构的地方政府只对取得生产率和效率等市场目标负责，而不管是否满足了公众的需求和期望。中央政府将更多的支出职责下放给地方政府并赋予它更大的支出自主权，却缺乏合理完善的考核、激励和约束的政策，一味强调经济建设，这是导致教育事业投入比例低的根本原因。 （二）地方政府“投资饥渴症” 地方政府普遍患有“投资饥渴症”，即地方政府部门几乎普遍都有无边无际的投资冲动，甚至相当多的地方政府就象一个企业，一切以投资问题为中心，而对社会、文化、环境等其他问题很少关注。甚至有的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过度让利，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加大了居民的财政负担，这都是不容忽视的现象。这种过度的投资不仅对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造成了不良影响，更是对地方居民的生活带来了不利影响。从出发点来讲，投资与招商引资的努力是积极的，问题是政府为何总喜欢自己亲自上阵？反过来的问题是，为什么地方政府喜欢上项目？显然是因为地方政府、地方官员能在其中获得好处；另一方面，日益沉重的财政压力也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这么做，同时，不合理的干部考核制度更加剧了这一问题。因此，想要治疗地方政府的“投资饥渴症”，必须在确立市场化取向的前提下，加快制度改革，这是解决“近忧”和“远虑”的根本途径。 （三）地方政府追求政绩建设 这个问题也是不难理解的，为了名声与晋升的需求，地方官员在任期间都会或多或少地进行政绩建设，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分税制改革后，分税的比例使财权不断向中央集中，导致地方财政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财政 拮 据，一些领导干部要出政绩、搞建设，不是紧着手中这点钱办事，而是要用这点钱办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事，因此政府拖欠也是必然的。这种投资体制再不改、干部考核机制再不变，这种现象将无法根除。 （四）财权与事权分配的不合理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目标是提高“两个比例”，即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以及提高中央政府收入的比例。第一个比例的提高，在财政收入逐年下降的情况下，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但是第二个比例的提高，却可能会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要支付超过收入能力的责任，地方政府自然要选择首先完成考核的“硬指标”，比如GDP增长，至少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软指标的被忽略，比如说教育质量。 可以说，地方财政过于追求投资性建设也是为了缓解在财政支出上的压力。事权的下放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地方政府的资金不足，如2008年财政性教育经费中央与地方的比重就分别为和。为了确保这一部分的支出地方政府不得不提高政府的财政收入，所以高回报性的投资必然成为政府所追求的目标，这也是事权和财权分配不合理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四、完善财政分权、优化地方公共支出结构的思路与对策 （一）加强民生建设，合理地调整财政支出比例 我国对于GDP过于执着，可以说是在刻意追求GDP的增长。虽然GDP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情况最重要的一个指标，但是它有许多的缺陷，无法反映经济增长对于地区环境的影响，而且存在无效的GDP与消失的GDP，也无法反映居民的幸福程度。所以，经济增长应该采用更为综合的指标进行衡量。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我们要更加注重居民的幸福指数，打造好民生建设与公共基础事业建设。这需要中央政府的合理规划和指导，根据各省的经济 发展状况作出合理的安排，下达相应的指标。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政支出比例倾斜的问题，也能更好地优化地方公共支出的结构。 （二）制定全面的官员考核制度 在我国，当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拥有人事任免权，并以GDP的增长作为考核标准的政治体制下，支出分权导致地方政府偏好于经济建设支出和除科教文卫之外的其他部门事业费的支出，而与居民的福利息息相关的科教文卫支出随着分权程度的加深，则会更加降低。收入分配所产生的激励作用在经济投入的支出上，也是最明显的，但它似乎并不能降低行政管理费用的支出，而且，倾向于地方政府的收入分配也不能使地方政府在支出中将更多的资金用于科教文卫。因此，要纠正我国地方财政这种支出结构的偏向，显然，在分权体制下，必须要改变地方政府所面临的激励。在对地方所制定的晋升机制中，转变GDP的考核方式，以居民利益的实现和提高作为 考核地方政府工作的标准。同时，在不同的地区对官员的考察指标也要有所不同，应该按照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标准，不能一刀切。
多年来，我国地方财政普遍面临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是：地方财政收入远远不能满足地方财政支出的需求。为缓解这种矛盾，各级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及理论部门就如何增加地方财力的问题进行过许多有益的探讨与实践，但有限的收入增长始终难以满足巨大的资金需求，财政困难依旧，甚至有增无减。它表明，对于问题的解决而言，上述思路的能量是有限的。笔者认为，财政收入作为对政府提供公共商品所付财政成本的补偿，与财政支出有着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互为因果，而且，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讲，财政收入是以财政支出为基本前提的。因此，认真研究地方财政支出是促进地方财政状况改善的更有效的手段。 一 自体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支出作为地方政府履行其职能的经济基础，为我国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伴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化，地方财政支出领域中存在的问题也日趋明显，财政支出结构也亟待优化。这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四个方面的矛盾加以剖析： 1.支出总量高速增长与财政支出结构失衡的矛盾 自实施“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以来，地方财政支出在整个财政支出中的份额不断提高。1983年，预算内支出、预算外支出中中央和地方所占份额分别为％、％；％、％。到1995年，上述指标分别变为％、％；％、％。（注：从1993年起，预算外收支中不含国有企业和主管部门收支。但是，这一变化并不影响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的总格局，相反，这更清楚地表明了中央和地方实际使用预算外资金的情况，即地方是主角，中央是配角。）它表明，地方财政支出已占整个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二左右，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实际上已形成“大地方、小中央”的格局。十余年来，地方财政支出迅猛增长，其增幅远远超过同期财政收入的增幅。1986年～1992年同口径比较，地方收支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和％；从绝对量上看，1996 年的财政支出是1985 年的倍。然而，在地方财政支出总量大幅增长的同进， 财政资金所产生的效用并没有同步增长，且财政支出结构失衡，其基本表现是： 一是地方经常性财政支出在整个地方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及增长速度均高于建设性支出所占的比重及增长速度，从而使地方财政具有明显的“吃饭”型财政特征。1992年～1996年地方本级财政支出的情况显示，地方财政建设性支出从未达到过本级财政支出的30％。这种状况似乎表明政府正逐步退出私人商品领域，但问题在于，我国财政建设性支出中绝大部分项目均属市场经济下政府应有所作为的领域。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我国整个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合理。 二是地方财政的经常性支出中， 行政经费日益膨胀。 1992 年、 1994年和1996年，全国地方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公检法支出之和分别为亿元、亿元和亿元，其占当年地方财政经常性支出的比重分别为％、％和％。行政经费的膨胀， 大量挤占了急需的地方公共支出项目，表明我国公共劳务提供的成本过高。 三是在各单项支出中，人头经费远远超过公用经费。以1994年为例，我国文教卫生事业支出、教育事业费支出、行政管理费类支出中人头经费均在80％左右。（注：人头经费包括工资、补助工资、职工福利费、离退休人员费用、人民助学金和主要副食品价格补贴。公用经费包括公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业务费、其他费用和差额补助。）尤其是工资改革后，人头经费在大部分支出项目中更是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进一步扩大了行政经费在整个地方财政支出中的份额，因此，支出总量的扩大，不仅未能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相反还导致了更为明显的不平衡与不合理。 2.越背越重的赤字“包袱”与日益增长的事业发展需要的矛盾 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当前地方财政赤字“包袱”越背越重，资金调度空前困难，部分地方财政不能按期发放工资，不能及时足额报销差旅费、医药费，上级财政拨付的专款因被挪用而常常不能及时到位。因此，部分地方财政成为实实在在的“吃饭”财政，少数地方连“吃饭”财政都难以维持。资料表明，从1986年开始，预算内财政收支中，地方财政几乎年年出现为数不小的财政赤字。此点在少数民族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赤字额呈现扩大趋势的同时，赤字面也呈扩大趋势，使地方财政支出仅限于保工资和办公经费，而且这种“双保”又限于低水平，地方财政实际上是以欠帐“包袱”的加重来换取赤字的减少。而这种状况必然影响“九五”乃至更长时期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基础的稳固，也必然与日益增长的事业发展需要产生矛盾，从而使农业的“基础”地位，教育的“根本”地位，计划生育的“国策”地位，公检法的“重点”地位，无法从财政上得到保证，也使得缓解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变得极为困难。 3.预算内收入短缺与非规范性财政活动大量进行的矛盾 统计资料显示的地方财政收支情况几乎是年年赤字，这表明预算内收入短缺，无法满足正常的财政资金需要。但与此同时，有目共睹的事实是，由财政供给资金的单位，无论发达地区还是不发达地区，干部和职工的生活条件却越来越上档次、上台阶。这显然是一种奇怪的不对称现象。其直接原因在于预算外资金的大量存在及非规范性创收活动的“合法化”。它起码带来如下三个后果：其一，预算内收入难以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其二，为非规范性财政活动的进行提供可能；其三，预算外收入成为地方财政平衡的“蓄水池”，有关机构与部门难以获得地方财政收支情况及其它真实信息。正因为如此，我们基本上只能从预算外收入这个侧面来考查预算内收入短缺而非规范性财政活动大量进行的直接原因。 从全国来看， 同口径比较， 1992 年全国地方预算外收入总额是1984年的倍，年均增长速度为％，而同期地方预算内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只有％。1996年，地方预算外收入较之1993年的增幅更是高达％。从积极的方面看，预算外资金的增长和政府对这部分资金流向的控制，对各级政府综合平衡社会财力，补充国家预算资金的不足，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是也正是这部分资金的相当一部分被用于单位办公条件（包括办公楼和办公设施）的改善，交通、通讯工具的便捷，职工福利（包括职工住宅、补贴、津贴）等额外消费的增加，而这些支出基本上是个人、集团消费方面的非建设性支出。它进一步使整个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出现“一头沉”的不合理局面。 4.不同地区之间以及同一地区不同级次之间支出水平、支出结构失衡的矛盾 当前，我国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的地区，人均财政支出水平极为悬殊。从收入来看，1996年青海省人均财政收入不到广东的2％； 从支出来看，排序最末的贵州省，人均财政支出仅为上海的％。 此种情况直接导致不同地区财政支出结构的差异。例如，仅从财政经费占支出的份额来看，1996年上海、北京、天津行政管理费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而青海、贵州、西藏分别为 ％、％、％。因此，在经济发达地区，财政除满足政权建设和一般支出需要外，还有财力进行建设性支出，而不发达地区，其财政支出主要用于保工资和最低水平的公务支出。这种差别除导致地区之间财政支出结构的失衡外，还进一步拉大了地区之间的差距。上述现象在同一地区的不同级次之间也同样存在，它使得中央和地方出台的统一的支出标准在同一地区的不同级次出现较大差异，从而带来地区内部不同级次之间的支出水平、支出结构的失衡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任何一种现象的出现，都可以从某种或某几种现象上找到原因。当前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诸多问题，离不开以下一些深层次的原因： 第一，在市场经济下，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应十分明确，即市场能做且做得好的应尽量交给市场去做，只有市场做不好或不能做的才应由政府去做。但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的转轨变型期，政府、市场、企业的分工尚未相应转轨，因而在相当的程度上造成了当前财政支出的不合理和财政困难。例如，单纯从我国当前吃“皇粮”者众多，且增长过猛，从而导致财政支出大幅增长的情况就可以说明，当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与我国的改革尚未触及计划经济时期建立起来的大政府行政机构这一历史“遗产”相关。 第二，由于历史、地缘、政策及其他主客观原因，我国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且这种不平衡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总量、人均占有量、城乡人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等等。以农民人均纯收入为例，沿海部分发达地区相当于低收入地区的15倍以上；以省份为例，1996年，贵州人均GDP与上海相差26倍。不仅如此， 在同一省区内部，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区差距，例如，1992年广东最富的珠海市与最穷的河源市，人无GDP相差倍。 而地方财政状况作为一个地区经济水平的综合反映，本身就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一面镜子。财政收不抵支、财政巨额赤字、中央财政补助比重高，很大程度上即是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基本表现形式。而地区之间财政收支水平悬殊，财政收支状况迥异，则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反映。 第三，财政体制作为划分中央和地方分配关系的制度，是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基本法律规范。但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大部分年份实行的是五花八门的财政包干制，即使是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实行操作中也沿袭包干制下的陈旧做法，有其名而无其实。由于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未能从法律上规范，因此地方各级的分配关系也不可能规范，在各级财政普遍困难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地区结构的优化亦难以有效进行。 第四，市场经济的发展，引致对地方性公共商品的需求增大。公共支出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范围项目与规模。其一般发展规律是：范围、项目由少到多，规模则由小到大。我国目前尚处于经济体制的转型期，在这个特殊时期里，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客观上要求提供越来越多的带有明显地域性的公共商品，但是现行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制度不能适应这种客观要求。在有限的财政收入无法满足巨大的财政需求，而“创收”制度合法化的情况下，各种税外收费、摊派、罚款、赞助、集资等非规范性的收入形式大量衍生且鱼目混珠，从而导致大量非规范性财政活动的进行。 三 显然，目前地方财政收支状况及地方财政面临的困难，不是或主要不是财政本身的原因造成的，它是我国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诸多因素综合作用在财政上的反映。因此，缓解地方财政困难，改善地方财政收支状况，也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大工程，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为使短期内收到较好的效果，当前，必须从财政内外部着手，改造现有环境，并重点作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对政府作用进行正确定位，降低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政府与市场分工的基本思路与原体制截然不同，因此，列入地方财政支出的事项大多属于满足地方公共需要的层次，即主要为社会提供难以按市场原则提供的地方性公共商品。公共商品的提供需要成本，但不能带来任何直接收益，这在客观上需要政府通过必要的技术装置使公共商品的享用者为之付费。从这个意义上看，地方财政收入是公民为消费地方公共商品而付出的价格或费用。而从公共需要的决定到公共商品提供出来，中间还需要经过许多环节，需要政府设立相应的科层组织。而且，在公民付费一定的情况下，政府设立的科层组织越庞大，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越高，公共商品的供给数量越少，质量越差。因此，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应切切实实地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要求转换地方政府职能，对地方政府作用领域进行正确定位，借第七次机构改革的东风，下大力撤消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机构；因岗设人，降低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 2.配合市场化改革进程，认真清理财政供给范围及供给成本 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快，许多原来的差额预算单位已变为或逐渐变为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许多原统由财政供给资金的单位无偿供给的商品与劳务已变为有偿供给，并逐渐由低价位供给改为高价位供给，而且，许多单位的收入已进入相对稳定阶段，如自1997年起，大中专院校招生全面并轨，所有通过入学考试的学生都必须交费上学，学费收入已成为此类事业单位的固定收入。因此，在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变型中，应十分注意配合市场化的改革进程，适时清理财政供给范围，对已经或已具备条件按市场化原则提供商品和劳务的单位不再由财政供给资金。同时，重新调整财政供给标准，对提供纯公共商品的单位，应足额供应资金，同时采取措施防止经费的过快增长；对提供混合商品、有一定收入来源的单位，则可分别具体情况采用定额或定项补助的办法核拨经费，以使财政资金的使用真正限于公共需要的满足。 3.整顿分配秩序，建立规范化的地方财政收入体系 当前，非规范的、混乱的分配秩序是造成地方财政困难、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政府行为不规范的主要表现。因此，必须在规范政府行为的基础上，下大力气整顿分配秩序。首先，应将现行各种收费、基金中宜于采用税收形式的非规范收入纳入税收征收轨道；其次，应适应分税制改革，逐步下放税权，适当开征地方性税种，以使地方财政收入能随着地方公共商品需求增加而增长；第三，明确费权，并统一预算管理。费与税均属财政收入的必要形式，但二者之间存在着客观的界限：一般来说，涉及面较广，延续时间较长，收入用于一般性公共支出，而受益的地域性和边界性相对模糊者应用用税收形式；而涉及面较窄，延续时间较短，收入用于专项支出，则受益的地域性、边界性相对明确者可采用收费形式。因此，在确保税收收入占整个地方财政收入主体地位的同进，可通过制定收费决策程序及相应的决策制衡机制，明确各级地方政府，包括乡一级政府取得一定收入的权力。这不仅有助于地方公共收入体系的建立，而且，对于我国分配秩序的改善及财政收支状况的好转也是大有裨益的。 4.加强中央及省一级地方财政的财权和财力，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一般具有配置资源、平衡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的三大职能，其中，后两个事关全局利益的职能主要应赋予中央政府，中央财政在宏观调控中也应居于主导地位。这是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基本保证。而我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听任这种不平衡发展，既不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也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建立科学的转移支付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般来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既包括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支出转移，也包括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的收入让渡。这里，主要是指前者。由于我国的政权组织包括中央、省、市、县、乡5级，因此，要建立科学的财政转移制度， 其前提条件是加强中央和省一级支付的财权和财力，即应使中央财政收入在整个国家财政收入中、省级财政收入在整个地方财政收入中占有较高的比重。其最终目的是使中央财政和省一级地方财政能够以各种灵活多样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对其下级财政进行补助，以平衡不同地区的财政供给能力，缓解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并实现各级政府各自承担的基本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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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发展如何及“三农”问题解决的如何直接关系到我国能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农民”、“农村“农业”是本课题研究的核心。重点在于研究三者的现状与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进入小康社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安居乐业。 一。农村发展的有利因素 １、政治上：由于农民人口占大多数“三农”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大障碍。因此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三农”问题也连续几年成为中央的头号文件，成为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党和政府先后提出“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减免农业税”、“加大粮食种植补贴”、“减免义务教育学费”、“三下乡”等政策和措施来促进我国农村的发展。最近，党和政府又提出“买家电进行补贴”的措施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让我们难以忘记的是，党和政府自2003年以来特别重视“农民工工资”问题，一时间，“农民工”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得到了应有的回报，自身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得到改善。“关注民生“服务民生”是党和政府永远不变的承诺。 ２、经济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农村的经济也有一个质的飞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和发展机遇。农村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加快了农村的城市化进程。农民从中得到了许多实惠，收入增加，生活水平得到提高。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普及，农民可解放自己，一边种地，一边外出打工。现在农民可通过种地、养殖、外出打工、等多种方式增加收入。 3、科技文化。义务教育在城市和农村得到广泛普及，农村的失学率减少，农民的文化水平提高。农民对文化科技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认识。农民家庭在教育方面的开支的比重越来越大，高中生、大学生在农村已不再罕见.据有关资料显示，2004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总计723万，较2003年净增110万名，增幅为17、9%。其中农村考生为398万名，占报名总数的55%，首次超过城镇考生人数。党和政府对教育经费的投入逐步加大。完善农村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农村教育的健康发展。“科技兴农”战略推动着现代农业的发展，“科技下乡”活动丰富着农民的生活，开阔着农民的视野，农民的思想也发生着变化，他们的思想不再那么保守，不再封建。他们开始走出自己的狭小天地，融入城市，开始探寻一种新的生活 4、其他方面：农村的基础设施也在发展中，并有了很大的改变。“要致富，想修路”成为我们共同的认识。党和政府把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点，完善公路网、电网等交通通信设施。农村医疗合作制度也在逐渐完善中，切实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解决农村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问题。让老人不再孤独，不再寂寞。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着他们的心。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还是从社会服务、基础设施等方面来看，农村的发展有着稳定的发展环境和巨大的发展潜力。我们应充分把握些有利的条件和机遇促进加快农村的发展。 二，发展中的问题： 1、尽管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也提出许多措施来解决“三农”问题，但政策实施的力度还是不够，某些对农民不负责的官员不断损害农民利益，从中牟取个人利益。有许多政策到了下面就成了一句空话和口号，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是为什么？问题很大程度上出在官员身上。“民告官”已不再是奇闻，而且胜诉率也在提高。这说明什么问题？官员本来是人民的公仆，我们应该感激他，信任他，但有些官员却损害农民利益。农民本身就是弱势群体，为什么有的官员还要欺农民和损害农民的利益。“说一套，做一套”已是不负责任的官员常用的手段，常常利用农民对他们的信任，为自己牟取私利。官员腐败问题依然存在而且很严重，阻碍了新农村的建设与发展。 2、虽然农村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城乡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农村为自己和城市的发展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如此长期下去，根本就和我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相违背。生态问题越来越严重，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土地荒漠化，在我国西部北部比较严重。耕地锐减，人均耕地减少、水污染、垃圾乱堆乱放成为农村的“特色”.现在在农村，农民的用水安全无法保障。“脏、乱、不文明”成为农村的代名词。我们不能在发展农村的同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我们不能在赢得农村发展的同时，失去我们原来可爱的家园。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是制约农村发展的最大因素. 3、由于外出人员增多，多为青壮年男性，留守在家的多为妇女、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在农村经常发生抢劫偷盗行为，农民的家庭财产得不到保障。冬天是案件的多发期，因此加强夜间巡逻是农村的必要责任。在农村贫富差距拉大，邻里关系有的不太融洽，兄弟之间明争暗斗的现象十分突出。不赡养老人，家庭关系冷淡，家庭暴力等现象依然在一些落后的农村存在。由于农村人口大量外流，留守在家的多是妇女、儿童、老人，使农村失去了原有的生机与活力，日益呈现出萧条、凄凉的现象。尤其在冬天，呆在农村里的人都有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农民外出打工造成的而且也是农民外出打工的原因。因为对他们来说，呆在农村每年的收入实在太少了，很难改变他们贫穷的面貌。所以他们也自然地产生了对城市的向往和追求。他们也想到外面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怎么样？只有春节来临的时候，我们才感觉到家是以前的家，才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才有对家的眷恋和依依不舍。现在的农村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已不是原来的农村了。 4、作为主要劳动力的男性青壮年外出打工，，妇女、儿童、老人成为田地上的劳动力。田地也得不到有效利用，大多数处于闲置或粗放经营的状态，所以现代农村的潜力并没有被充分挖掘出来。独自支撑家庭的妇女操劳过度，体力透支，身心健康也得不到保障。她们大多数处于亚健康状态或身患疾病。和城市同龄人相比，她们过早地衰老，过早地失去了青春，也没有美丽漂亮的外表。美丽、漂亮等女人引以自豪的资本早已被岁月的沧桑与生活的艰辛消磨得没有一点痕迹。如今，当我们回到农村时，看到的是妇女们满脸的沧桑与双手的粗糙。岁月早在她们的头发里留下了痕迹。皱纹也过早地爬上她们的额头。她们的孤独、寂寞、又有谁能够了解，知道。我想，这一切的一切，也只有她们自己最能感受到。毕竟这种感受不是一般人所能体会和理解的。 5、另外，我们不能忽视的就是留守子女。由于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打工，他们由母亲或被别人照顾。他们的情感教育缺乏应有的家庭氛围。于是，安全、情感危机、心理等一系列问题也日益突出广大农民工在揣着求生梦想进入远离故乡故土的另一个“外面世界”的同时，也把牵挂和担忧留在了农村。大多数留守子女有着孤独、寂寞、性格暴躁、自闭等心理问题。他们的童年是浸满思念与孤独的。在外打工的父母在金钱物质方面可以满足子女的需求，但永远也无法弥补自己在情感教育的缺位。是我们去关注、了解留守儿童，进入他们内心世界的时候了 6、由于农村受城市的影响，“打工热”成为农村里最具吸引力的东西。现在不少农村学生已经学会了吸烟、喝酒、打架、赌博、沉迷于上网等不良习惯，甚至还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他们由于缺乏应有的管教而走上了这样的道路。父母的不在或家庭的破裂是导致悲剧发生的重要原因。作为父母的他们也是受害者。孩子是家庭的希望，也是父母活着的最大动力和支柱。孩子的前程被毁了，这对身为父母的他们来说打击有多大啊！他们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孩子外出打工，也不愿意扔下自己的孩子不管不问，就业困难已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这对单纯靠出卖劳动力来谋生并且又无一技之长的农民来说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现在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不景气，不少工厂企业倒闭，许多人失业。这对本来就没有就业优势的农民来说，无疑于是雪上加霜。尤其是高昂的学费和医疗费更使他们难上加难。 7。由于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险制度不完善，农民的身心健康让我们担忧。乡村医疗设施不完善，医疗水平低。农民们最怕得病，如果一个家庭有一人得了重病，那么整个家庭也将被拖跨。这也是为什么农民小病不看，大病忍着的原因。现在在农村，依然有许多孤寡老人无人赡养，有病不看的现象。因为他们并没有享受到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的照顾。这三大问题是我们仍然面临而且必须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三大问题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环节。 8、农民工，依然是我们常说的一个话题。他们从事着城市最脏、最累、最苦的职业。但他们的职业地位是低下的。工作时间长、工作条件差、经济收入没有保障。但他们的生活又会怎样呢，又有人去关心过他们的生活呢？他们为了打工养家糊口，付出了自己的健康代价。那我们有没有想过农民工为什么总是拿生命作为维护权利的最后押呢？身为弱势群体的他们除了生命，还有什么可以作为维护自己权利的资本呢？农民工确实需要我们的关注和理解。现在也到我们认真解决这一问题的时候了。 ９、农村发展的关键在于人才。由于农村的基础设施不完善，和城市相比，无论在哪个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距。随着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城市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强。优秀资源和优秀人才向城市集中。农村发展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提高农村的吸引力，留得住人才。只有留住人才，农村才有发展的可能、资本、与实力从上面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农村的发展是艰难缓慢的。农村能否有更好的发展就在于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如何。 发展 无论是从农村发展的优势来看，还是从农村发展中的问题来看，“农村”、“农民”、“农业”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其中农民是核心，农村是基础，农业是关键。解决“三农“问题，我们应从整体出发，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充分利用有利优势，尽最大努力解决农村问题是我们实现农村突破性发展的成功举措。 1、我们应严格执行党对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文件， 加大对腐败的严查惩治力度，确保让农民真正得到到党和国家政策的好处。 2、我们应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努力改善政府和农民的关系，努力建立服务性政府，树立政府的权威，赢得民心，和农民共同发展农村。 3、坚持树立并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城乡统筹发展，坚持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结合。以实现农民的全面发展为核心，努力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4、大力发展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新农村，树立“新农村、新面貌、新气象”的时代风尚，努力构建和谐新农村。 5、加强对农民的技能培训让农民成为现代性科技性农民，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增加农民就业的砝码，提高农民就业的竞争力。 6、认真解决好农民最为关心的问题，维护好农民的切身利益。并努力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和农民工问题。让这些不再成为农村发展的阻碍。 7、大力发展乡村企业和现代农业充分挖掘其中就业的机会。提高农村的吸引力，缩小城乡差别，让农村真正留得住人才，实现农村的全面、协调发展。 本文的重点在于农村现状与发展的问题，目的在于全面深入分析农村的问题，来引起我们的关注与思考。关于农村发展的措施就显得次要。让我们一起来思考关注农村的发展并为之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努力。本文有些语言是摘抄于其他文献的。 参考文献： 〈〈中国民工调查〉〉隋晓明主编 群言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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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GDP增长看农村社会发展的政策依赖性 中国经济持续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但是，通过对农业部门的分析我们能发现，农业部门始终存在着较总体经济更加不稳定的增长结构，无论农业部门GDP的总量还是其增长率，都能印证这一点，而增长的时序变化则与相应时期农业政策的变革力度息息相关。 1982—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5年发布了中央1号文件，把每年的首要工作布局均放在了三农领域，通过大胆的谋篇布局，切实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农村的生产关系更加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并持续不断地进行了深化调整工作。正是这几年的大动作，使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直接体现在GDP上就是农业GDP增长率迅速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大幅度提高，城乡收入差距明显降低，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一个例证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是农村居民住宅建设的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的政策效果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80年代末。 20世纪80年代末，农村经济进入了平台期，增长幅度逐渐趋缓。自1993年开始，农业GDP又进入了一个快速上升时期，但是，结合当时的经济背景来看，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快速的通货膨胀引起的名义GDP的大幅提高，二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处于粮食保护价政策的发力期。1995—1996年，我国开始全面实施保护价收购政策，由于粮食价格较高，1995年农户家庭当年从粮食作物获得纯收入比1990年增加了1448元，占同期农民家庭纯收入增加值3776元的，占同期农民家庭全年纯收入增加值5635元的。这说明在保护价政策实施的初期，保护价政策对于农民收入增加的推动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但是随着其后粮食价格的不断下滑，农户家庭粮食作物纯收入由1995年的2436元减少到2000年的元，减少元，粮食作物减少值占种植业纯收入减少值的。对于家庭经营中非农产业不发达，种植业结构单一的粮食生产农户来说，粮食价格的不断下降成为农户收入水平增加的主要制约因素[ 2 ]。由此可以看出，在保护价实施初期，由于政府维持了较高的收购价格，使得这一政策对农民收入增加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但其后随着政府不断下调保护价标准，同样又成为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以粮食保护价政策为中心的农村经济政策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十分明确。 1997年以后，农村经济再次进入平台期，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连续多年的负增长。期间，中央虽多次出台农业新政，但均未能扭转发展乏力的局面。究其原因，可以说一是因为农业内部缺少内生增长的有效机制，二是庞大的冗余农业劳动力和二元制的社会结构限制、消耗了农业自身发展的有限资源，而同时又缺少外部资源的注入。 2004—2005年，中央连续出台了两个1号文件，直接将农民增收问题作为政策运作的目标。2004年采取“两减免、三补贴”等更为直接的政策措施，全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达到创纪录的2600多亿元。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着力于努力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直接带有资金支持的政策占到相当大的比例。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进一步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作为2005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心。从2004年的政策效果来看，2004年度仅“两减免”、“三补贴”就使农民直接得到实惠451亿元。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934元，比2003年增加314元，增长12%，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打破了1997年以来的低速增长局面，粮食总产量达到9390亿斤，超过预期的9100亿斤，增产9%，实现了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双重政策目标[ 4 ]。 再回过头来对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农业领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审视，足以看出政策导向式的发展特征伴随了农业经济的每一个高潮与低谷。比较前后两个时期的1号文件，以前的重点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解放农村生产力，可以说是在农村经济的内部进行的成功变革，这一基于体制自身的变革基本上已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达到了其效力的极限；而后两次均把政策目标直接指向了农民增收上。虽然2005年度的中央政策更进一步提出了要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但无论是从政策本身的功能还是从农业领域的现状来说，政策性依赖仍是目前农村经济中最为突出的发展特征。 二、 当前“三农”问题的困境 总的来说，农业经济的最大困境还是其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的不足。仅就2005年与2004年作一个对比，2004年“增收”效果可谓满意，但从2005年的上半年情况来看，同样的政策力度若想取得与2004年相似的目标的难度已明显加大。一方面2004年农产品价格较之2003年有很大的提高，农产品产量达到历史新高，加之自然灾害较少以及减免农业税、增加直接补贴等措施均能对农业的生产生活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2005年一季度，农产品价格已有所回落，同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扬，而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却难以有新的提高。农产品价格的市场制约机制将使农业产出效益在现有的生产率水平上迅速达到封顶状态。长期的发展轨迹说明，政策成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惟一有效的依赖，而这一依赖同时又是不可靠的、难以持久的。 当前“三农”的困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描述。 1. 人口压力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 2003年底，全国农业人口有9亿3千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其中农业劳动力3亿1千万，占农村劳动力人口的％；农业从业人员占社会从业人员的比例为％，农村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占社会从业人员的比例为％；而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仅为％，城乡消费水平比为︰1[ 3 ]。 据有关方面统计，2002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指数为，大大高于世界大多数国家小于的水平；如果考虑城镇居民享受各种福利和补贴的因素，我国这一指数还会更高一些。2002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地区收入差距指数为，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指数为，而美国、加拿大、意大利和印度同期的地区收入差距指数分别为，，和。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占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份额达到80％以上。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一方面，农业经济总量很低，仅占全国经济总量的％，另一方面，农业人口却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70％以上，而2004年之前，这14％的农业经济总量不但要维持占总人口70％的全部农业人口自身的生存、发展的需求，还在很大程度上供养了以地方财政为基础的数量巨大的各类财政供养人员。从每百万美元GDP的财政供养人员比例来看，美国为人／百万美元GDP，法国为人／百万美元GDP，日本为人／百万美元GDP，英国为人／百万美元GDP，而中国则为39人／百万美元GDP[ 5 ]。既使按全国平均水平来衡量农村人口的人均财政负担，比例也相当之高。 与此同时，几乎全部的乡村建设、教育、卫生资源建设等关系生产发展和劳动力资源再生的各项投入，绝大部分都落在了农业人口自己身上，换句话说，农业人口的生老病死花费基本上都依靠其自身的收入，低收入也就意味着低投入。以卫生事业为例，我国卫生财政支出约整个财政的2%，而全部投入资源的80%分布在城市，只有20%分布在农村。 农业社会几乎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而建国后几十年的“抽农补工”政策以及“两种户籍”造成的农业人口的大量积淀，演变成今天似乎回天乏力的局面，几乎任何异乎寻常的大举措在根深蒂固的“三农”问题面前都像是花拳绣腿，人口压力与当前农村经济的现状之间存在着强大的离心力量，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凝结了层次复杂的各种矛盾。 由于农业经济先天的脆弱性以及其长期以来薄弱的基础，农业经济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低，在市场化进程中几乎没有任何主动权、话语权，而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一直都在低产出、高负担的恶性环境中艰难地发展，在这其中，人口的压力又处于一个绝对中心的位置。 2. 社会资源压力与内在发展动力的不足 在人口压力不断增大的条件下，农村社会的自然资源供应总量也已接近其潜在的最大值，在现有条件下，农村社会赖以发展的自然资源基础已出现瓶颈效应。从最基本的耕地资源和水资源来看，形势均不容乐观[ 6 ]。而在社会再发展资源（如金融资源、人力资源、科技资源及社会保障等）方面，同样面临根本性的制约因素。 从表1中可以看出，多年以来，年末实有耕地面积的绝对数量都是减少的，其中生态退耕所占比例最大。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一方面，要还对自然的“过度索取”之债，大力进行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工作，另一方面，城镇化建设也将有新的发展高峰，伴随着城镇化加速，相应的建设用地比重也会提高，这些都必然以牺牲耕地为代价，耕地形势将更为严峻。 表1 1998—2003年中国耕地面积变化[ 7 ] 单位：千公顷 年末实有 年内新增 年内减少 年内净减 年份 地区 耕地面积 耕地面积 耕地面积 建设占用 灾毁耕地 生态退耕 农业结构调整 耕地面积 1998 129, 1999 129, 2000 128, 1, 2001 127, 2002 125, 2, 1, 2003 123, 2, 2, 2, 在人力资源方面，表2列出了2003年农户家庭人口与劳动力的统计情况，同样能看到，对三农发展最具有长远价值的人力资源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局面。“三农”内部人力资源的积累与再生机制已经大大落后于经济发展所需，人力、科技资源的积累能力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和阻碍。 表2 2003年农户家庭人口与劳动力情况[ 8 ] （每个农村居民户） 指标名称 单位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被调查户数 户 20283 家庭常住人口 人 农村人口 人 家庭劳动力 人 其中：农村劳动力 人 在农村劳动力中： 1.文盲、半文盲 人 2.小学文化程度 人 3.初中文化程度 人 4.高中文化程度 人 在农村劳动力中： 有专业技术职称人数 人 受过职业教育和培训人数 人 在家庭劳动力中： 1.从事农业家庭经营劳动力 人 2.从事非农业家庭经营劳动力 人 ……………… 全家劳动力外出从业时间 天 205 195 204 216 全家外出从业劳动力数 人 ……………… 注：…表示省略了部分内容。 从表2数据可以看出，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中有在外出务工，而专职从事农业经营的家庭劳动力只占。以北京市为例，2004年全市万外来农民工中，的人年龄在15岁至49岁之间。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上的人数为万人，占全市农民工的比重为，其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占。在全部农民工中男女比例相差较大，男性万人，女性万人[ 9 ]。可见，农村中最富有生产力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在为城市的发展服务，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这一趋势会更为明显。这也就意味着，在城市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农村经济已经釜底抽薪，所投入的单位人力资本价值日趋降低。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农村家庭劳动力的负担比是，从事农业家庭经营的劳动力占农村人口的比例是，按现有的从事农业经营的劳动力数量并把的人口负担比计算进去，农村户均人口应为，与现有的相比，即使按现状计算，农村人口中完全属于冗余的人口比例也达到了，而这些人口的生存与发展并不能得到多少基于社会的外部给养。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人力资本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社会保障等基础性资源的缺失仍将限制农业人口的发展，即使农村人力资本的产出能够有很大突破，农村经济的弱质性也将阻碍其自身的受益能力，内在发展动力的缺失是三农问题的根本性障碍，任何投入都会像雨水一样迅速渗漏，发展资源的不足与发展动力的缺失将形成三农问题中一个长期的且互为因果的根本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