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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学生犯罪心理复杂多样，其突出表现在:犯罪动机、价值观念、人格障碍、个体心理偏差等方面。学校要加强对大学生犯罪心理的 教育 与预防，同时，大学生也要加强对犯罪心理的自我防范。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大学生犯罪心理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试谈大学生校园犯罪心理的社会化原因》
摘 要：近几年，大学生校园犯罪的发生率有上升趋势，究竟大学生在犯罪时候的心理是怎么样的?其与社会人员的犯罪心理有何异同?本文将分析大学生校园犯罪时的心理特征，并将大学生犯罪心理与社会人员犯罪心理进行深入比较，分析他们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以此对大学生校园犯罪心理的社会化原因进行分析。根据大学生犯罪的心理特征，本文还提出了相应的一些预防 措施 。
关键词：大学生犯罪;犯罪心理学;社会化分析
大学生作为没有步入社会的人群，在校园这个象牙塔中，他们的生活应该充满了和谐，充满了友爱，很多人在走上社会之后，都怀念大学的单纯和纯粹的生活，但是随着社会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随着大学生可以接触到的媒体的增多，美好的校园已经越来越趋于社会化，现在的校园俨然成为了一个小社会，校园的社会化问题也越来越凸显。
大部分时候，社会学家都会以犯罪率来考量一个地区或者国家的社会治安的好坏。正常情况下，如果一个地区的犯罪率越低，说明该地区的人员素质越高，该地区的治安越好。现代社会的校园已经是一个小型的社会，当人们还在觉得校园是大学生的象牙塔的时候，校园内已经发生了犯罪活动。每当校园里的大学生有犯罪行为发生的时候，每次都能引发很大的反响，社会都会给予最大程度的关注，但是连续几年，校园大学生犯罪现象并没有明显减少。
对于大学生校园犯罪，和社会上的犯罪现象有什么相同点呢?首先，他们都是犯罪行为，任何的犯罪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其次，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所有的罪犯，在他们真正决定犯罪时，其实都是一念之差，不管是有预谋，还是无预谋的，都处于一个异常亢奋的状态;再者，所有罪犯在被抓获后，都会表现地非常平静与后悔，平静是因为多日来紧张的神经终于得到休息和放松，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后悔则是平静之后，在恢复常态的时的一种和正常人无异的心理，因为正常人一般不会犯罪;最后，犯罪活动给自己以及他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损失，一般的犯罪行为至少会给自己以及家人痛苦，甚至对2个或者多个家庭都产生巨大的精神影响。往往校园犯罪对家庭造成的精神损失会更大，一个家庭可能因此而变得支离破碎。
校园犯罪案件的主体一般都是大学生，大学生还没有步入社会，大学生的心理还处于学生所特，和社会人员有着明显的区别。在犯罪心理上，大学生与社会人员主要有如下的区别：1，更典型的激情型犯罪：虽然在社会人员犯罪中，大部分犯罪人员也是由于冲动而犯罪，但是大学生，作为天之骄子，很多时候更容易被激怒，更容易变得歇斯底里，而且大学生由于长期待在学校，很多时候没有学会如何与人相处，导致大学生更容易因为一点小事导致冲突，最终犯罪，我们可以称这种心理为“校园特有的激情性冲动”，据研究表明，社会人员的冲动性是低于校园的大学生的，这也就表示社会人员的理智程度要高于在校大学生;2，幼稚型犯罪：虽然大学生的学历很高，智商也很高，但是大学生的犯罪手段以及犯罪手法都是幼稚型的，这反映了大学生在犯罪时的一种模仿的心态，很多时候大学生的犯罪手段只是简单模仿现有案件或者小说中描述的那样，这样的模仿心理导致他们更易于犯罪，只要看到作案手法，都有去模仿的倾向，然而往往由于其作案手法的简单性，公安机关在刑侦时候很容易就破获案件，这也是大学生校园犯罪案件的一个重要特征;3，动机单纯性：大学生在没有进入社会之前，在校园里经历的事情非常有限，他们不能体会社会的复杂性，常常因为一些小事而犯罪，据调查，近几年的大学生校园犯罪动机常常集中表现为(1)宿舍生活问题：大学生常常是住在集体宿舍中，很多人可能因为性格不合或者生活习惯不符等，长期积怨导致最终犯罪的实施(2)嫉妒性：作为学生，成绩一般都是评判他们优秀的标准，作为个别成绩优秀的学生，如果他们是属于张扬的性格，那么他们很有可能因为被别人嫉妒而成为别人实施犯罪的对象(3)感情问题：在校大学生由于学习压力不是非常大，大学生谈恋爱现象很普遍，大学生由于感情纠纷而导致的犯罪案例实在不是少数。
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在校大学生罪犯的心理其实并不复杂，深入研究并不是难题，然而在以往的很多研究中，大多数研究者并没有结合大学生自身的特点以及校园犯罪的基本特征，也没有从大学生校园犯罪案件的动机出发进行深入研究，而是将大学生校园犯罪心理和社会人员的犯罪心理一起研究，这其实是不科学的。针对校园大学生的犯罪心理，本文针对性地提出预防校园大学生犯罪的几点措施：1，加强学生的自身素质教育：大学生案件发生很大程度上是与学生的个人素质相关的，有不少同学在学校表现地很张扬，这势必会影响到别人，引起别人的不满，所以学校要教大家学会大智若愚、韬光养晦;2，加强学生的心理教育，多给学生心理疏通的机会：大学生发生犯罪案件，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大学生的心智不够成熟，心理不够强大，在困难或者痛苦面前，会有过激的表现，正确教会他们排解负面情绪是很重要的，很多学校虽然有心灵驿站等心理疏导机构，但由于人员配置问题，往往很多学生没有机会真正去进行心理疏通;3，给学生提供尽量多的接触社会的机会：学生在校园待久了，思想就会过于简单、单纯，心智也就很难快速成长，因此给他们更多的接触社会的机会，让他们体会社会的种种滋味，时间久了，大学生的心理也就会变得越来越成熟，也就会降低因冲动、激情导致的犯罪。
综上所述，本文介绍了大学生校园犯罪的特征并与社会犯罪的特征进行了比较，给出了大学生校园犯罪的心理研究，深度剖析了大学生犯罪心理与社会人员犯罪心理的异同点，并结合大学生自身特点以及其犯罪心理，从学校以及社会的角度出发，给出了较为中肯的预防大学生校园犯罪的几点措施，相信只要通过进一步地对大学生犯罪心理的研究，研究者可以提出更多切实可行的针对大学生犯罪的预防 方法 。
参考文献
[1] 李清德. 大学生犯罪心理成因与预防[J].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08， (12)， 195-197.
[2] 韦志兆. 大学生犯罪心理防控体系研究[J]. 广西社会科学， 2010， (7)， 73-75.
[3] 孙胜楠. 浅析大学生犯罪心理的诱因及其预防措施[J]. 法制与社会， 2009， (12)， 76-77.
《浅谈大学生犯罪心理》
摘要：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我们的物质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我们的精神层面还没有到达这样的高度，这样就使我们的社会中出现了很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在这当中很多的犯罪行为就随之出现。对于社会来说，大学生应该是祖国未来的栋梁，但是为什么还会出现那么多让我们心痛的事情了。探讨这些现象的原因则是 文章 所要表达的。
关键词：犯罪;心理;大学生;原因
一、大学生犯罪现象分析
(一)犯罪率
在中国，青少年成为了犯罪的主体，其犯罪的总数达到了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80%，虽然在这几年中有所下降，但是还是占到了，其中大学生的犯罪在这当中占了一个比较大的比例。据有关数据分析，最近几年我国的大学生犯罪率呈上升趋势。
(二)犯罪类型
大学生在经济上没有自己的来源，都是靠家里的给予，因此在这当中不免会受到外界的刺激，对于物质的不满足，对于“朋友”的嫉妒，导致了我们的大学生开始接近犯罪。因此大学生犯罪大多数是以追求享乐，满足报复和寻求刺激而造成的。
二、犯罪心理造成的原因的多方面性
(一)自身原因
1.自我意识的混乱。很多大学生没有明确的认识到自己，我们把“我”分为主体我和客体我，如果在主体我与客体我分化的基础上，能够形成新的认知水平上的协调统一的自我，那么就能建立良好的自我意识，反之则可能出现自我意识的混乱。
2.需要与动机。需要是主体思想和活动的基本动力。如果是正常的需要根本就不会引发犯罪，而犯罪者的需要的最大特点就是永不满足。
3.性格。性格是我们最难改变的一点。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这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什么样的性格更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
(二)社会原因，
现在了解信息的 渠道 多了，很多的不良行为也被我们的学生所传送，接触的人不一样就会导致我们是否会走上这样的道路，还有就是我们在接触这些信息时自己的抵抗力。这样就导致了我们的价值观的冲突，如此就会导致我们价值主体满足需要方式的异化，从而偏离了社会正常的轨道。
(三)学校原因
在我们小的时候学校过度重视成绩，使我们就只为了这一点去奋斗，这使我们有很大的心理压力。因此使得我们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有很多的弊端，就容易逃学，从而去社会上寻找自己想要的，这样就会比较容易接触一些不是很好的人，造成犯罪行为。在大学中很多的都是以我们的学分作为我们的评判标准。对学生的人文素质没有过高的要求，这样就会造成大学生的道德感不强，责任心下降，规范意识不够。
(四)家庭原因
都说家是人的避难所，在我们得意时或是失意时都想回到我们的家。家对我们的影响是多么大。因此家庭的环境，家庭的教育，家庭的完好程度都对我们有着深刻的影响。这当中包含了单亲家庭，贫困家庭以及不和谐的家庭。首先，单亲家庭本身就对孩子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他在这种缺少父爱或是母爱的环境中成长，会招到别人的歧视。因而会形成孤僻，自私，冷漠的性格，很难与人相处;贫困家庭长大的孩子会有很强的自尊心，但是没有满足基本的温饱问题，在这种需要上就会有强烈的欲望，因此会实施盗窃。
家庭的教育才是问题的关键，在教育中很多家长犯了一些错误，导致了他们走了犯罪的道路。
三、现阶段的解决方法
(一)监狱
对于已经实施了犯罪的大学生来说，只要是触犯了刑事法律的基本上都进入了监狱，而这对于他们是一个能够重新做人的机会。
(二)学校的课程开设
在一些大学出现了犯罪的事件之后，学校的管理者们纷纷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加强了 法律知识 的传播，而因此开设了一些特定的课程。
总结
从自身到家庭再到社会，这样的一个环境使我们的生活有了更大的压力，我们的大学生在成人和青少年的过渡时期。很多的问题不是那么明确，因此从众心理的产生，还有就是自己的问题，导致了这么多的犯罪行为。那么怎样使学生拥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我认为，学生自己应该不断的提升自己，这样才会促使自己得以进步;学校应该教会学生更多的为人处世的方法，更应该让他们了解到“人”的真正内涵;家庭应该适当的改变一下现在的模式，和孩子处于平等的地位;社会是一个大团体，更应该为现在的学生搭建一个公平公正的平台。
参考文献：
[1]马斯洛.人类动机的理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001 当代女性犯罪的社会学思考 002 繁荣背后的优思 003 国家工作人员经济类职务犯罪问题研究 004 对二十世纪末中国大陆有组织犯罪研究之考察 005 我国职务犯罪及防治对策 006 网络犯罪探析 007 网络犯罪及其对策 008 家庭社会化功能的嬗变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 009 犯罪测量研究 010 持有型犯罪研究
青少年犯罪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它事关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事关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事关祖国的未来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是长期以来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和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青少年犯罪心理论文2000字，希望大家喜欢!
《青少年犯罪心理学探究》
摘要：青少年犯罪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它事关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事关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事关祖国的未来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是长期以来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和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从最本源的解决方法和研究途径——青少年的犯罪心理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关键词：青少年 犯罪心理学 校园环境
作者简介：吴珊，南开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
狭义的青少年犯罪，是从刑事法学观点出发给青少年犯罪所下的定义，一般指14—25岁这一年龄段的人所实施的依法应当受刑事处罚的行为。这个定义以我国开始追究刑事责任的年龄14岁为起点，我国刑法对不满18岁的青少年犯罪做了相应较轻的刑事处罚的规定。
一、青少年犯罪心理成因
(一)家庭教育不当
青少年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不当是造成其犯罪的一个重要成因。家庭环境不利用于青少年的情况：父母忙于工作忽略孩子，很少与孩子沟通，或父母感情不和，经常吵闹，甚至离婚等，这些都是孩子成长路上的障碍;家庭教育也非常重要，溺爱孩子，容易使孩子养成好逸恶劳、自私自利、的恶习，一旦个人欲望达不到满足就容易偏激;奉行棍棒政策，造成孩子的人格自卑和逆反心理，形成以暴力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放任孩子，易使孩子失去家庭温暖和监护，造成性格孤僻冷漠，经不起诱惑，沾染不良习气，走上犯罪的道路。
(二)校园环境
青少年时期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学校的老师、同学、朋友，都对青少年的成长、成熟起到重要作用，老师在从教过程中体罚学生、不公平对待每个学生，很多老师不喜欢、排斥、甚至责骂成绩不好、调皮的学生，久而久之，会给一些学生心目中蒙上一层影阴，随着不断积聚这种不被重视，被忽视和被排挤的情绪后，引发犯罪的导火索。
(三)模仿他人
青少年阶段好奇心理非常强烈，喜欢模仿，但心智不够成熟，对法律了解不多，对自己行为的合法性缺乏正确的认识，他们在模仿时并不能选择合适的模仿对象。由于好奇心的驱使激起想尝试的愿望。一旦受到不良影视作品、网络、暴力行为或犯罪分子的唆使与诱惑，极易走上犯罪的道路。
(四)青春期叛逆
青少年阶段正处于生理和心理的成长期，沉重的学业和家长的管制与青少年渴望自由的心理发生矛盾，特别是—些成绩差、被认为品行不良的青少年，在学校受到老师的训责、遭到同学的排挤，在家里还要受到父母的责怪，导致他们的强烈不满，在被教唆，或被指使等情形下容易做出报复家庭和社会的行为。
(五)利己心理
现在的青少年大部分是独生子女.在家备受父母的娇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一切都要以自己的想法为宗旨，占有欲望非常强烈，如果得不到满足，长期积压自己的不满，一旦有机会就会爆发释放或通过犯罪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六)互相攀比
在经济大爆发的现代社会，青少年深
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些青少年爱慕虚荣，互相攀比家境，攀比穿戴，攀比各种物质条件。在认为自己的物质条件不如别人时，非常容易偏激，容易冲动，再加上逞强好胜、头脑简单，分辩是非能力差等因素，稍被引诱或者教唆就容易实施犯罪行为，走上犯罪道路。
二、对减少青少年犯罪的建议
(一)注重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
健全的家庭结构、和谐的家庭关系对青少年孩子健康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对青少年不能够只给予物质，而应增加感情沟通和交流，只有青少年感受到父母的爱，他们才能够学会爱别人;青少年的一些行为和想法应当得到父母的支持和关心和有效监督，得不到父母的重视和接受，父母不加以肯定和疏远会激发青少年的
叛逆和自暴自弃;父母就是青少年的模范和榜
样，青少年的很多行为和想法都是父母的言行的复制或扩大变形后的体现，所以父母一定要承担起自己作为父母的责任，做一个正面积极的青少年的领路人。
(二)积极友好的校园环境对青少年有着正面的影响
老师在青少年心目中是非常威严和不可取代的，老师的言行和做法对青少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老师在从教过程中不可以体罚学生、公平对待每个学生，这是最基本的。很多老师只喜欢成绩好、听话的学生，而不喜欢、排斥，甚至责骂成绩不好。调皮的学生，久而久之，会给一些学生心目中带来影阴。我们必须倡导老师一视同仁，并且更应该给那些问题青少年更多的关爱，化解他们心中的不满和极端情绪。
(三)加强心理辅导教育
我们的心理辅导教育系统还并不完善，我们要从父母、老师等抓起，强化心理辅导和指引的作用，在中小学和高校都应当设立心理辅导机构，对青少年及其家长开放，并有效的解决青少年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空壳摆设，将引起青少年犯罪的因素抑制在行为发生之前，而不是发生了恶性事件之后再进行反思和指责。
三、结语
青少年犯罪问题一定要充分引起家长、学校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并积极采取多方行动，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思考和反思阶段。
参考文献：
[1]刘邦惠.犯罪心理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2]景璐石，徐科，冯军，蒋宪君，孟婕.犯罪青少年心理健康与个性特征相关分析.中国公共卫生.2008.
[3]王瑞霞.青少年犯罪心理透视.山西 农业大学学报.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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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犯罪未遂 作为犯罪形态的核心，犯罪未遂一直是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同时，也是司法实务认定的一个难点。在恢复法制20年间，产生了“构成要件（齐备）说”、“主观目的（实现）说”、“犯罪结果（发生）说”等有代表性的学说。一、犯罪未遂的现论与实践概述“构成要件（齐备）说”以是否全部具备犯罪构成要件作为犯罪是否得逞的标准，认为：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未遂，是指已经着实具体犯罪构成的实行行为，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完成犯罪的一种犯罪停止形态。犯罪未遂的“未得逞”就是不齐备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它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含义：从客观的方面看，“未得逞”是犯罪完成状态下犯罪构成应具备的要件未能齐备；从主观方面看，是犯罪分子希望完成犯罪和齐备犯罪构成全部客观要件即达到既遂状态的犯罪意图未能全部展开和实现。此说从语言分析角度讲容易使人产生歧义。一些学者批评道：行为不齐备犯罪构成要件即不构成犯罪，也就谈不上犯罪未遂。其实，犯罪未遂的特征与未遂的犯罪构成不是一个概念，故意犯罪发展过程中完成形态以及未完成形态的犯罪的犯罪构成，都是犯罪的客体、客观、主体和主观这四个方面基本要件的有机统一体。未遂的构成要件本身并不缺乏任何要件，但缺少了某要素。有的学者还用公式作了一个更细致的说明，指出犯罪未遂与犯罪既遂的基本构成要件并无不同，只是前者在客观方面的行为、结果和因果关系等的发展程度和实现程度上不同。“犯罪目的（实现）说”以犯罪目的的是否达到作为犯罪得逞与否的标志，认为“犯罪未得逞”的含义就是指犯罪目的没有达到。其中又有修正的目的说，主张以行为人追求的、受法律制约的危害结果是否发生作为犯罪得逞与否的标志，发生的为既遂，未发生的为未遂。“犯罪结果（发生）说”以犯罪结果是否发生作为犯罪是否得逞即既遂未遂区别的标志，认为“犯罪未得逞”，就是犯罪行为没有产生法律规定的犯罪结果。“构成要件（齐备）说”被认为较合理地阐明了犯罪未遂的特征，几乎被各院校教材所采用，从而成为理论界通说。但随着犯罪未遂原理在分则具体犯罪运用研究的深入，这一学说受到新的质疑，从而产生了“构成要件充分展开说”和“实行行为达到目的说”。前者以构成要件是否充分展开作为判断既遂与未遂的标准，认为在行为人实施实行行为后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使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充分展开的，是犯罪未遂。后者以实行行为是否达到该行为的直接目的为标准区分既遂与未遂，认为在行为人实施实行行为后未能达到行为的直接目的的，是犯罪未遂。以上五种观点中的后四种，在理论界均有一定影响，但未能撼动第一种观点的主导地位。然而，今人奇怪的是，理论界对具体犯罪的未遂形态的分析，并未能始终如一地坚持第一种观点，而实务界对具体犯罪的未遂形态的认定，由于实用主交的功种主义的影响，更是五花八门。由于制度、机制、法官素质等因素的制约，加之学术生产线出来的东西良莠不齐，我们不能奢望学理解释在短期内取得其在德国、日本那样的地位，但司法公正的呼唤、立法与司法已经提供的空间，都要求学术的自省、自律和自我发展。因此，梳理既有观点，分析其间得失，如有可能，再作出必要的推进，也是研究犯罪未遂问题应当进行的工作。二、对现有观点的梳理尽管学界对犯罪未遂问题的探讨一直未曾停止，但实际上通说的整体地位并未动摇，因为争论只是在局部进行。（一）关于犯罪未遂的概念关于犯罪未遂形态的概念，主要有两种主张：一是以法国刑法典为模式的未遂概念。即犯罪未遂是指已经着手实行犯罪，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或障碍，而使犯罪未达到既遂形态的情况。这种主张把因行为人在犯罪过程中自动中止犯罪或自动有效地防止了法定结果发生而未达既遂的情况作为犯罪中止形态，以区别于犯罪未遂。二是以德国刑法典为模式的未遂概念。即犯罪未遂是指行为人已经开始实行犯罪而未达既遂形态的情况。这种主张把犯罪中止形态也包括在犯罪未遂形态中，认为只要犯罪行为已经实施，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而致使犯罪未达到既遂形态的，都是犯罪未遂。只是根据导致犯罪未达到既遂的原因，将犯罪未遂分为两类：行为人因意志以外原因或障碍而未达到既遂的，是障碍未遂；行为人因自动放弃犯罪或自动有效地防止了犯罪结果发生而未达到既遂的，是中止未遂。我国现行刑法与旧刑法均以同样的文字，采用法国模式对犯罪未遂作了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一般认为，这是立法对犯罪概念所作的规定，称之为刑法中的犯罪未遂概念。不过学者们更乐意采用构成要件齐备说的表述作为理论中的犯罪未遂概念。对此并无大的分歧，不过我认为：第一，刑法对犯罪未遂的规定，只是突出了犯罪未遂的主要特征，以形式逻辑的概念标准衡量，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概念，至少，它缺少被定义项，外延也不周延；第二，由于犯罪形态尤其是犯罪的不完全形态只存在于直接故意犯罪中，过失行为无“着手实行”可言，并且过失行为与间接故意行为一样，尚无分则规定的危害结果发生，则不构成犯罪，自无犯罪形态可言，因此，在犯罪未遂概念中应界定“直接故意犯罪”这一外延范围，才能使概念周延。（二）关于犯罪未遂的性质 犯罪未遂究竟是犯罪的一个阶段还是犯罪的一种状态？这是犯罪未遂的性质问题，对此，各国的规定和认识均有不同。由于受《苏俄刑法典》和前苏联刑法理论的影响，我国八十年代的教科书几乎都将其作为犯罪阶段来研究，从九十年代开始则全部改称“犯罪形态”，至今为止，这一定论已无人再持异议。（三）关于犯罪未遂的分类犯罪未遂的分类，又称犯罪未遂的表现形式，或者说类理、种类，即以一定标准，把犯罪未遂分为若干类型。我国理论界通行的划分标准有两种，一是以危害行为是否实行终了为标准，将犯罪未遂分为实行终了的未遂和未实行终了的未遂。这种标准看似简单明了，但其自身建立的标准是什么，却引出了不同认识。在八十年代初，中期，即有绝对的主观说，客观说和折衷说三种观点。前者主张，行为是否实行终了，应以行为人自己的认识为判断标准；客观说认为，行为是否实行终了，是一个客观实际，故应以行为是否足以或已经危害社会为判断标准，后来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以一般人对犯罪行为发展程度的客观认识为判断标准。这一概括，我认为有失准确，因为：第一，它不符合客观说主张者原义：第二，人的认识都属于主观意识范畴，并不因认识主体的多寡而改变其主观色彩。也就是说，认识是否客观，不取决于它是个人的认识还是一般人的认识。客观说还有“法律规定说”，主张犯罪分子已经实行了法律规定的全部行为的是实行终了，否则为未实行终了。折衷说主张，行为是否实行终了，应按照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艰苦既要考虑行为发展的客观情况，又要顾及行为人的主观认识：此说不能解决的问题是：当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与行为发展的客观情况不一致时，究竟考虑和顾及哪一端？修正的主观说在坚持主观说的基础上，对主观说提出了限制性条件，即“犯罪构成行为要件范围内的主观说”。其含义是“在法定犯罪构成要件所限定的客观行为范围内，行为是否终了，应依犯罪分子是否自认为将实现犯罪意图所必要的全部行为都实行完毕为标准。”折衷说昙说一现，未见产生什么影响；绝对主观说的提出者仍坚持原来的观点，并有一定影响。主观说从本质上讲是合理的，因为实行行为全文3页：
以及 大哥大 在此基础上
论犯罪未遂 作为犯罪形态的核心，犯罪未遂一直是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同时，也是司法实务认定的一个难点。在恢复法制20年间，产生了“构成要件（齐备）说”、“主观目的（实现）说”、“犯罪结果（发生）说”等有代表性的学说。一、犯罪未遂的现论与实践概述“构成要件（齐备）说”以是否全部具备犯罪构成要件作为犯罪是否得逞的标准，认为：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未遂，是指已经着实具体犯罪构成的实行行为，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完成犯罪的一种犯罪停止形态。犯罪未遂的“未得逞”就是不齐备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它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含义：从客观的方面看，“未得逞”是犯罪完成状态下犯罪构成应具备的要件未能齐备；从主观方面看，是犯罪分子希望完成犯罪和齐备犯罪构成全部客观要件即达到既遂状态的犯罪意图未能全部展开和实现。此说从语言分析角度讲容易使人产生歧义。一些学者批评道：行为不齐备犯罪构成要件即不构成犯罪，也就谈不上犯罪未遂。其实，犯罪未遂的特征与未遂的犯罪构成不是一个概念，故意犯罪发展过程中完成形态以及未完成形态的犯罪的犯罪构成，都是犯罪的客体、客观、主体和主观这四个方面基本要件的有机统一体。未遂的构成要件本身并不缺乏任何要件，但缺少了某要素。有的学者还用公式作了一个更细致的说明，指出犯罪未遂与犯罪既遂的基本构成要件并无不同，只是前者在客观方面的行为、结果和因果关系等的发展程度和实现程度上不同。“犯罪目的（实现）说”以犯罪目的的是否达到作为犯罪得逞与否的标志，认为“犯罪未得逞”的含义就是指犯罪目的没有达到。其中又有修正的目的说，主张以行为人追求的、受法律制约的危害结果是否发生作为犯罪得逞与否的标志，发生的为既遂，未发生的为未遂。“犯罪结果（发生）说”以犯罪结果是否发生作为犯罪是否得逞即既遂未遂区别的标志，认为“犯罪未得逞”，就是犯罪行为没有产生法律规定的犯罪结果。“构成要件（齐备）说”被认为较合理地阐明了犯罪未遂的特征，几乎被各院校教材所采用，从而成为理论界通说。但随着犯罪未遂原理在分则具体犯罪运用研究的深入，这一学说受到新的质疑，从而产生了“构成要件充分展开说”和“实行行为达到目的说”。前者以构成要件是否充分展开作为判断既遂与未遂的标准，认为在行为人实施实行行为后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使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充分展开的，是犯罪未遂。后者以实行行为是否达到该行为的直接目的为标准区分既遂与未遂，认为在行为人实施实行行为后未能达到行为的直接目的的，是犯罪未遂。以上五种观点中的后四种，在理论界均有一定影响，但未能撼动第一种观点的主导地位。然而，今人奇怪的是，理论界对具体犯罪的未遂形态的分析，并未能始终如一地坚持第一种观点，而实务界对具体犯罪的未遂形态的认定，由于实用主交的功种主义的影响，更是五花八门。由于制度、机制、法官素质等因素的制约，加之学术生产线出来的东西良莠不齐，我们不能奢望学理解释在短期内取得其在德国、日本那样的地位，但司法公正的呼唤、立法与司法已经提供的空间，都要求学术的自省、自律和自我发展。因此，梳理既有观点，分析其间得失，如有可能，再作出必要的推进，也是研究犯罪未遂问题应当进行的工作。二、对现有观点的梳理尽管学界对犯罪未遂问题的探讨一直未曾停止，但实际上通说的整体地位并未动摇，因为争论只是在局部进行。（一）关于犯罪未遂的概念关于犯罪未遂形态的概念，主要有两种主张：一是以法国刑法典为模式的未遂概念。即犯罪未遂是指已经着手实行犯罪，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或障碍，而使犯罪未达到既遂形态的情况。这种主张把因行为人在犯罪过程中自动中止犯罪或自动有效地防止了法定结果发生而未达既遂的情况作为犯罪中止形态，以区别于犯罪未遂。二是以德国刑法典为模式的未遂概念。即犯罪未遂是指行为人已经开始实行犯罪而未达既遂形态的情况。这种主张把犯罪中止形态也包括在犯罪未遂形态中，认为只要犯罪行为已经实施，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而致使犯罪未达到既遂形态的，都是犯罪未遂。只是根据导致犯罪未达到既遂的原因，将犯罪未遂分为两类：行为人因意志以外原因或障碍而未达到既遂的，是障碍未遂；行为人因自动放弃犯罪或自动有效地防止了犯罪结果发生而未达到既遂的，是中止未遂。我国现行刑法与旧刑法均以同样的文字，采用法国模式对犯罪未遂作了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一般认为，这是立法对犯罪概念所作的规定，称之为刑法中的犯罪未遂概念。不过学者们更乐意采用构成要件齐备说的表述作为理论中的犯罪未遂概念。对此并无大的分歧，不过我认为：第一，刑法对犯罪未遂的规定，只是突出了犯罪未遂的主要特征，以形式逻辑的概念标准衡量，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概念，至少，它缺少被定义项，外延也不周延；第二，由于犯罪形态尤其是犯罪的不完全形态只存在于直接故意犯罪中，过失行为无“着手实行”可言，并且过失行为与间接故意行为一样，尚无分则规定的危害结果发生，则不构成犯罪，自无犯罪形态可言，因此，在犯罪未遂概念中应界定“直接故意犯罪”这一外延范围，才能使概念周延。（二）关于犯罪未遂的性质 犯罪未遂究竟是犯罪的一个阶段还是犯罪的一种状态？这是犯罪未遂的性质问题，对此，各国的规定和认识均有不同。由于受《苏俄刑法典》和前苏联刑法理论的影响，我国八十年代的教科书几乎都将其作为犯罪阶段来研究，从九十年代开始则全部改称“犯罪形态”，至今为止，这一定论已无人再持异议。（三）关于犯罪未遂的分类犯罪未遂的分类，又称犯罪未遂的表现形式，或者说类理、种类，即以一定标准，把犯罪未遂分为若干类型。我国理论界通行的划分标准有两种，一是以危害行为是否实行终了为标准，将犯罪未遂分为实行终了的未遂和未实行终了的未遂。这种标准看似简单明了，但其自身建立的标准是什么，却引出了不同认识。在八十年代初，中期，即有绝对的主观说，客观说和折衷说三种观点。前者主张，行为是否实行终了，应以行为人自己的认识为判断标准；客观说认为，行为是否实行终了，是一个客观实际，故应以行为是否足以或已经危害社会为判断标准，后来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以一般人对犯罪行为发展程度的客观认识为判断标准。这一概括，我认为有失准确，因为：第一，它不符合客观说主张者原义：第二，人的认识都属于主观意识范畴，并不因认识主体的多寡而改变其主观色彩。也就是说，认识是否客观，不取决于它是个人的认识还是一般人的认识。客观说还有“法律规定说”，主张犯罪分子已经实行了法律规定的全部行为的是实行终了，否则为未实行终了。折衷说主张，行为是否实行终了，应按照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艰苦既要考虑行为发展的客观情况，又要顾及行为人的主观认识：此说不能解决的问题是：当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与行为发展的客观情况不一致时，究竟考虑和顾及哪一端？修正的主观说在坚持主观说的基础上，对主观说提出了限制性条件，即“犯罪构成行为要件范围内的主观说”。其含义是“在法定犯罪构成要件所限定的客观行为范围内，行为是否终了，应依犯罪分子是否自认为将实现犯罪意图所必要的全部行为都实行完毕为标准。”折衷说昙说一现，未见产生什么影响；绝对主观说的提出者仍坚持原来的观点，并有一定影响。主观说从本质上讲是合理的，因为实行行为全文3页：
关于死刑存废的犯罪学思考论文前言死刑（Death Penalty）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方法，又称生命刑。由于死刑是刑罚体系中诸刑罚方法中最重的一种，因而又称极刑（Great Punishment）。死刑是凭借从肉体上消灭犯罪分子的手段来惩罚犯罪并防卫社会的刑法手段。正因为死刑的严厉性和巨大的威慑作用，历史上各国统治者无不重视死刑的使用，把死刑作为对付危害其统治最严重的犯罪的重要手段。那时候，死刑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人类在适用死刑的过程中，对其认识也不断深化。在死刑被人类适用几千年之后，人们开始对它的作用和存在提出质疑。1764年，意大利伟大的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首次提出废除死刑和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主张，死刑－－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简单的刑罚方法一下子变得复杂起来。世界范围内废除死刑运动风起云涌，许多国家在法律中废除了死刑或在司法实践中已不执行死刑 。我国国内要求减少死刑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很多学者提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的观点。对于死刑存废这个问题，几百年的争论虽然没有使这一问题形成定论，但争论使存废两派的支持者发挥得淋漓尽致，使我们有机会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冷静地看待这个问题：死刑到底应不应该废除？死刑的作用和局限性谁更大些？死刑是应该增加还是减少？它们的依据又是什么？本文拟从犯罪学的角度分析上述问题，同时对我国的刑事立法中的死刑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一、死刑的产生、发展及现状（一）死刑的产生死刑是人类社会应用最久的刑罚。早在自由刑和财产刑应用前很久，死刑就存在了。关于死刑的起源，学术界说法颇多。马克思曾经清楚地揭示了死刑与原始社会复仇制度之间的关系：“死刑是往古的以血还血、同态复仇习惯的表现。”起初，复仇是无规则的、无限制的，因此造成家族、部族间无休止的残杀。为了避免此种结果，无限制复仇进化为同态复仇，即只允许被害人的家人向仇人复仇，并且报复的程度也须与侵害的程度相适应。后来的“杀人偿命”、“杀人者死”都是由此而来。此种说法最为流行，赞成者也最多。除“死刑来自复仇”的说法外，还有“来自战争” 、“起源于原始社会的‘食人'习惯”、“来自于原始社会的'禁忌’” 等多种说法。但是追根溯源，死刑产生的根源，终究还是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结果：从经济根源上看，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增多，出现了私有财产，私有财产保护便成为必需，死刑的威慑力决定用其保护私人财产的有效性；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看，社会上出现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并出现了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需要死刑来维护自己的特权和统治地位，死刑就这样产生了。（二）死刑的发展死刑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上，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当一个国家社会安定、阶级矛盾缓和的时候，法律中规定的死刑相对较少，实际执行的死刑的数量也少，执行死刑的方法也会比较人道。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我国唐代贞观之治的时候，国家一片太平盛世，每年执行死刑的人数只有几十人。相反如果一个国家社会动荡，阶级矛盾激化，法律中规定的死刑就会相对较多，执行死刑的方式会很残忍，甚至出现法外施刑的情况。死刑正是在无数次的起伏震荡中向前发展的，虽然有时会剧烈地反复，但是发展的总趋势是很明显的：从世界范围内看，各国死刑的数量不断减少，实际执行的数量大幅下降，执行死刑的方式也更加文明、人道。（三）死刑的现状目前世界各国对待死刑的政策不尽相同，也不可截然两分。死刑政策的多样性直接表现于各国死刑状况并不是单纯地废除死刑或保留死刑。事实上，各国立法对死刑的规定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第一，绝对废除死刑，又称完全废除死刑，这种情况是指在宪法或法律中明确规定废除刑事法律中的死刑，或者在所有刑事法律中均无规定死刑。自1865年罗马尼亚率先废除死刑以来（1939年又恢复），明文规定废除死刑的国家越来越多。根据有关统计资料，目前世界上以法律规定的形式废除死刑的国家已经有近四十个。第二，相对废除死刑，又称部分废除死刑。这种情况是指法律规定只对普通刑事犯罪废除死刑，对叛国或者政治犯罪、军事犯罪则保留死刑；或者宣告和平时期废除死刑，战时对某些犯罪恢复死刑。目前相对废除死刑的国家共有十八个 。�第三，实质上废除死刑，又称实际上废除死刑或事实上废除死刑。这种情况是指法律条文中虽规定有死刑，但是在过去若干年内从未执行死刑或者从未判处过死刑。在这种情况下，死刑条款形同虚设，从实质意义上讲与废除死刑并无二致。例如：中非共和国自1870年以来一直未适用过死刑；爱尔兰自1954年以来未曾执行过死刑。目前，世界上实质废除死刑的国家已有三十个 。第四，保留死刑，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这种情况是指法律上仍然规定有死刑条款，亦运用死刑条款判处死刑和执行死刑，不特别指明死刑使用的时效限制，但却规定对死刑适用的严格限制条件，比如死刑的适用范围、适用对象、适用程序、执行方式等等。目前保留死刑的国家绝大多数有这种严格限制性规定，并且呈明显的“限制渐强”的趋势。在世界人权运动和废除死刑理论的推动下，世界废除死刑和限制死刑的国家越来越多。从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世界死刑的总趋势已由广泛限制死刑向全面废除死刑发展。写到这里，我们不得不谈谈我国死刑的现状。1997年《刑法》修订后，死刑罪名有68个，与修订前的刑法和单行刑事法律中的74个死刑罪名相比，减少了6个死刑罪名，《刑法》分则的十章犯罪中，除第九章渎职罪以外，每一章都规定有死刑罪名 。《刑法》修订后，对死刑的适用条件作了一些限制。总体说来，我国的死刑制度属于上述第四种情况，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很大，社会治安情况不好，严重犯罪较多，每年被执行死刑的罪犯的数量仍相对较大，一些西方国家总是指责我国滥用死刑，这是带有偏见的。我国关于死刑的政策，可用“不可不杀、不可多杀、防止错杀”三句话来概括 ，在适应死刑的问题上，我国一直保持慎重的态度。二、世界范围内死刑存废观点综述死刑被人们不假思索地使用了几千年，但最终还是被启蒙主义者提出了质疑。启蒙主义者先要使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建筑在“理性”的基础上，即公正的基础上。这必然涉及死刑问题。自1764年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系统地论证了死刑的残酷性、非正义性和不必要性后，死刑越来越为更多的人所怀疑，死刑存废之争更是从未停止过。（一）废除死刑论的主要理由废除死刑论者主要提出了如下几点论点：1.人道主义者认为，天赋人权，人的生命只能自然结束不可以剥夺。处以死刑与杀人同样残忍，必须禁止。2.相对社会契约论者认为，订立契约的人们各自交出微小的权利（不包括人的生命权）组成了国家最高权利。由于人们的生命没有交给国家，因而国家无权剥夺其社会成员的生命。3.终身奴役刑在预防犯罪方面优于死刑。况且死刑对诸如激情杀人、政治犯罪、欲杀人后自杀者等无法形成其内心恐惧。因而死刑并不具有足够的预防刑罚教育的威慑力。4.死刑错用，无法挽回。5.教育刑论者认为，刑罚教育的目的在于阻止有罪者再度危害社会并制止他人实施同样的行为，从而改造罪犯防卫社会。适用死刑与刑罚教育目的相悖。6.各国宪法中均规定保护人的生命权利、却又在子法中规定可以剥夺人的生命，违背宪法精神，应予废止。7.死刑能对公众产生恶的导向作用，助长其残酷心理，从而引发新的犯罪。死刑由来已久，犯罪未见减少便是证明。8.死刑无轻重差别，难以做到罪刑相适应。9.对罪犯适用死刑既不利于解决犯罪造成的损害赔偿，也无助于解决被害人及罪犯家属的生活困难。（二）保留死刑论的主要观点保留死刑论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了死刑存在的合理性：1.“杀人者偿命”是人类社会长期以来承袭的法律观念，至今仍为广大民众所认同，因此保留死刑符合公民的法律观念。2.“趋利避害”是人们衡量利弊得失时的本能反映和选择，因此，死刑对可能犯罪之人具有巨大的威慑作用。3.“绝对社会契约论者”认为，犯罪行为是犯罪者对其所参与订立的社会契约的公然违反，犯重罪而受到死刑处罚是其对社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因而死刑是符合社会契约本意的。4.由于社会状况复杂，难免在一定时期出现穷凶极恶的犯罪，而死刑是对付特定恶性犯罪的必要手段。5.由于终身监禁或终身奴役刑存在浪费资财和罪犯脱逃再度危害社会两个弊端，因此不能以此代替死刑。6.在国民性情躁动的国家，尤其是文化落后尚未开化的国家，死刑对遏制犯罪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7.现代司法制度日臻完备，误用死刑可以避免。8.死刑条文大多同时规定选择性法定刑，法律尚有减轻处罚的规定，因而死刑适用是有伸缩性的。9.刑罚的教育作用只对那些虽犯有罪行却仍存挽救可能性者才有意义、有必要，对敢于面对死刑以身试法的凶恶之徒适用死刑，不违背刑罚的教育功能。10.“罪刑均衡”原理要求对罪犯所施刑罚必须足以平息被害人及其家属的仇恨，如果没有死刑，可能导致“私人司法”的出现。（三）我国学术界关于死刑存废的主要观点以上仅是死刑存废激烈争论的主要论点，双方都有自己有力的论点，但从总体上看，很难说哪一方在这场争论中略胜一筹。但从世界各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中看，似乎支持死刑废除论的国家更多一些。然而，这一潮流在我国似乎没有什么表现，我国在学术界对死刑的态度大致分为几派：一派主张顺应世界潮流，完全废除死刑，持这种观点的人是少数；另一派主张至少要维持现在的有死刑的罪名的数量，并可以考虑适应增加死刑的数量，持这种观点的人也是少数；第三种观点主张在保留死刑的前提下，减少刑法中规定的死刑的数量，限制死刑适用的范围，严格死刑的执行程序，这种观点在我国学术界处于主流地位。死刑到底是废是存？存与废的意义又是如何？这是下一部分要探讨的问题。三、死刑的存在价值及其局限性（一）死刑性质的再探讨死刑的起源在本文前一部分已经做了分析，这里不再赘述。现在，我们对死刑进行一下横向的比较研究，就会对死刑的性质有一个更加清楚的认识。以我国为例（外国也大致如此），刑罚最初是由身体刑和生命刑组成的，我国奴隶社会的“五刑”－－“墨、劓、蔒、宫、大辟”，其中前四个是身体刑，即肉刑，“大辟”属于生命刑。如果我们再研究一下当时死刑五花八门的执行方法，就会发现多数死刑的执行是在追求被执行人身体上的痛苦，造成同时附带达到让被执行人死亡的结果，主要目的还是让被执行人在身体上感到痛苦，被执行人死亡的结果就是次要的了。总之，我认为死刑还是一种身体刑，只是比其他狭义的身体刑多了一个死亡的结果。（二）死刑的局限性正如上文所分析，死刑的本质实为一种肉刑。因此，它和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是相悖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对身体刑使用得越来越少，而且逐渐被财产刑、资格刑和自由刑所取代，死刑的执行方式也越来越文明。这一切渐渐掩盖了死刑属于身体刑的本质。这是大多数身体刑被人类废弃而死刑却得以保留的原因。然而，死刑毕竟是身体刑。仔细想来，无论死刑的执行方法如何文明化，死刑也是极端残酷的。这种残酷的刑罚，不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更不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越来越发达；相反，死刑的作为人类未开化时期继承下来的遗迹，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逐渐走向没落的 。死刑应该说是诸刑种中最重的一种，但如果死刑被大量适用，会造成严重程度不同，甚至相差很大的犯罪都适用死刑，这必然造成罪与刑的不相适应。在人类历史上，曾经用不同的执行方法区分死刑中的轻重，这种做法早已被人道主义所否定，不可能再为使用，否则就是人类社会的倒退。至此，死刑有违罪刑相当原则已无法翻案了。有不少人认为，死刑是人民大众的意志，若民众认为是需判死刑的严重犯罪，那么，该犯罪一定性质恶劣、民愤极大、应判死刑，对这种犯罪判死刑就是符合民意。但人民大众的意愿往往带有很大的情绪性，容易受人误导，而且经常只关心个人的利益。人们多有被盗的经历，多数人就认为一个被抓到的惯窃犯应被判处死刑；如果被抓到的人不是一个惯窃犯，而是一个走私犯，人们因从走私犯的手中买到便宜的走私物品而获益，即使这个走私犯罪分子走私的数额再大，罪行再严重，人们也不会认为他应被判处死刑。举这个例子，我并不是指严重的走私犯罪应被判处死刑，也不是说严重的走私犯罪不应被判处死刑，只是为了说明，对某种严重犯罪是否应处死刑，民意是靠不住的。民意往往受到情绪和利益因素的影响。对死刑这个事关人命的问题，必须进行理性的思考。（三）死刑的存在价值死刑从其诞生以来，一直持续适用了几千年，虽然现在废除死刑和实际废除死刑的国家越来越多，保留死刑的国家适用死刑的数量也越来越少。但是死刑并没有迅速死亡，死刑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几十个国家还保留了死刑（2001年5月16日，美国将在对俄克拉荷马爆炸案的凶手蒂莫西·麦克维以注射毒液方式执行死刑，这是63年来美国联邦政府首次恢复对死刑犯执行死刑），有些国家（如菲律宾）在废除了死刑之后又恢复了死刑；有许多没有死刑的国家和地区（如香港），人民要求对严重犯罪适用死刑的呼声还很高。死刑在现代文明社会的存在，并不是偶然的：首先，死刑表明了国家和社会对某种犯罪的态度，当某人犯罪达到一定严重程度后，国家和社会就会认为这个人已为整个社会所不容必须剥夺他（她）的生命，其他社会成员才能得到安宁。这种设想是完全合理的，愿望也是善良的，要求也是完全正当的。对最严重的犯罪适用死刑，是一个有能力的政府的责任。其次，死刑的威慑作用是其他刑罚方法不可比的。试想哪一种刑罚能比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更可惧。自古以来，人们把死刑列为诸刑种中最重的一种，是经过充分思考和反复讨论的。当时讨论的过程现在不得而知，但可以说，人们的价值选择是正确的。死刑对很多人来说是极为可怕的，每当想到犯罪后可能的结果是死亡，一个罪犯的行为总会有所顾忌。总有人引用某国废除死刑或停止执行死刑后严重犯罪并无明显增加来质疑死刑对犯罪的威慑力。这样的例子（有无考虑其他社会因素姑且不论），也只能证明死刑的威慑力是有限的，即便没有死刑，严重犯罪也是存在的。但无法回避的事实是，死刑的威慑力是相当巨大的。死刑的存在，使人们形成了诸如“杀人者死”的观念，以致死刑废除后，这种观念还能世代相传，这更加证明了死刑的作用。再次，死刑对被害人的抚慰作用是其他刑罚不可比拟的。严重犯罪的被害人，大多已经死亡。他们的家属如果看到杀死自己亲属的罪犯还活着，在监狱里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说不定哪一天就能假释出狱，自然会感到心理不平衡。如此下去，必然导致民众对政府打击犯罪的努力失去信心，这必然导致“私刑”的泛滥，使一些本不应该被判处死刑的犯罪人也被杀死。从这个层面讲，保留死刑，对大多数犯罪人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他们将可能得到公正的司法机关的审判，而不被愤怒的民众草率处死。四、保留死刑、兴利除弊（一）死刑与犯罪的关系死刑与犯罪的关系，最形象的比喻是抗菌素与细菌的关系。正如抗菌素可以杀死细菌，死刑可以剥夺某些犯罪人的生命，使他们失去犯罪能力，同时对其他犯罪人和社会上的不稳定分子产生震慑作用；又如细菌对抗菌素可能产生抗药性，死刑用多了，死刑的威慑力就会减弱，人们（尤其是犯罪人）会对死刑产生一种“麻木不仁”的态度。用更加科学的语言解释，需要引用一些心理学的知识：人们对外界的刺激必然产生反应。人们对刺激的反应会随着刺激的持续而不断减弱；一旦刺激停止，经过一段时间，再进行刺激，又会产生较强的反应。因此，适用死刑，并不是适用得越多越好，必须寻找适当的量和度，才能发挥出死刑的最佳效果。（二）发挥死刑效能的改革方向如上所述，死刑的存在在当今社会的情况下，是十分必要的。为了发挥死刑的作用，克服其缺点，兴其利，除其弊，必须进行变革，以下仅就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一些设想：第一，减少死刑的数量“减少死刑的数量”一语本身是有歧义的：是减少包含死刑的罪名的数量，还是减少实际适用死刑的数量？这里以上两种解释均要包括：既要减少刑法分则中规定有死刑的条文的数量，又要减少实际适用死刑的数量。而且，减少刑法分则中规定有死刑的条文的数量直接导致司法实践中适用死刑数量的减少。首先是减少刑法分则中规定死刑的条款。减少死刑总是有一定范围的，如果减少，就应减少没有被害人的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大部分经济犯罪不涉及暴力，不宜适用死刑 ，还有一些非暴力犯罪，如传授犯罪方法罪，既不涉及暴力，又无直接被害人，完全可以不适用死刑。另外，我国刑法在立法技术上还应作重大改革，应把很多犯罪中的杀人情节都按故意杀人来处罚。这样一来，可以减少刑法中“死刑”二字的出现次数，更加明确了我国刑法中死刑适用的犯罪的种类。还有，对于一些司法实践中实际很少有被判处死刑的罪名取消死刑，这对打击犯罪的影响并不大，但对提高我国的国际声誉的作用却是巨大的。其次，减少适用死刑的数量。在这方面，其实我国建国以来的刑事政策一直都在追求这个目标。我国在适用死刑的政策上，一直都在“坚持少杀”、“可杀可不杀的不杀”，这是一贯的政策。虽然这一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期坚持的力度不同，但可以说，一直是发挥作用的。现在，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有明显错误的激情杀人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往往都不适用死刑，这是我国刑事司法轻刑化的可喜进展，这一趋势应该坚持并得到提倡。第二，调整我国刑罚的整体结构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刑罚分为主刑和附加刑。其中主刑有五种，由轻到重依次是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在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之间，存在着刑罚轻重的不协调。有期徒刑最高15年，数罪并罚也只有20年，罪犯服完一半刑期就可能释放；无期徒刑名义上是终身监禁，但罪犯服刑满10年就可能假释；接下来的死刑，有一个缓期二年执行，如果被死缓，一般都会减为无期徒刑，有的还会减为有期徒刑。这就造成死刑立即执行高高在上，其他所有刑罚都望尘莫及的情况。从死刑到死缓以至下面的无期徒刑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真空，给准确量刑造成了困难，有时甚至是不得不适用死刑。一个比较好的方案是将有期徒刑数罪并罚的最高限制提高为25年或30年，对无期徒刑必须服刑满25年或30年才得假释，对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只能减为终身，不得假释的无期徒刑，死刑立即执行保持不变。这样以来，对严重犯罪量刑的选择余地就更大了，严重犯罪的量刑也有了梯次，不必动辄就用死刑立即执行，罪刑相适应原则也会得到更多的表现。第三，限制死刑的适用对象《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美洲人权公约》等国际性文件规定对审判时怀孕的妇女、犯罪时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政治犯和被指控犯罪时已满70岁的人不适用死刑，这些规定已被许多国家采纳，从而使死刑的适用对象受到严格限制。对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和犯罪时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这在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中已有明确规定，不必多说。对于政治犯是否适用死刑，我认为应该区别对待：如果是政治犯同时又实施、参加、组织、策划、指使其他普通刑事犯罪，如爆炸、杀人等，其普通刑事犯罪行为应单独立定罪，可以适用死刑；如果是单纯的政治犯，不涉及其他普通刑事犯罪，就可以不适用死刑，这也是国际通行作法。对于被指控犯罪时已满70岁的人不适用死刑，我认为完全可以规定入我国刑法。对年迈者的特别照顾，我国古已有之，在封建社会，对年迈者不可刑讯。现在将被指控犯罪时已满70岁的不适用死刑规定入《刑法》，对我国的司法实践不会有太大影响，因为实践中遇到已满70岁的人被指控犯罪的人就很少，有助于改善我国的国际形象，对我国的法制又没有什么冲击。因此，规定此条应尽快列入日程。第四，完善死刑复核程序“防止错杀”是我国死刑政策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本应在本文中加以研究。但由于所涉及的多为刑事诉讼法的内容，这里不做过多分析。五、创造条件，废除死刑上文已反复强调，死刑是残忍的，是和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程不和谐的，死刑总是要消亡的。死刑的消亡不能不靠人，因为死刑是规定在法律中的，而法律又完全是人来制定的。但人们在废除死刑的问题上不能过于积极，如果一厢情愿，为了各种崇高的目的废除死刑，而不顾社会的实际情况，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无奈地恢复死刑，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菲律宾，菲律宾在废除死刑十几年后又恢复了死刑。到底何时才能废除死刑，我们还是在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寻找一些可能正确的答案：（一）社会整体形势稳定社会整体形势稳定，是包括多方面的内容的。社会矛盾缓和，犯罪率低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要废除死刑，必须具备这个条件。否则，人民会无法忍受大量犯罪的发生而政府却显得很无能。人对很多事情是有一定的忍耐力的，对犯罪也是一样。倘若犯罪发生率低，又距离自己较远，人们是不会非要要求政府对罪犯适用死刑的。这时，只要把犯罪的人关起来，不继续危害社会就足够了。（二）社会控制严密首先，不同国家，社会对人控制程度是不相同的。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控制严密，处处设防，犯罪几乎成为不可能，那还用死刑来干什么呢？人们即使想犯罪，也很难犯到要判死刑的严重程度，死刑自然就没有必要了。其次，对一个社会的各个成员来说，相同的刑罚对于每个人的作用是不同的。对于一个有名望的人如果因为犯罪被监禁几日，他的社会信誉全部完了，这比要了他的命还可怕；而对一个社会底层的人来说，也许死刑对他也是无所谓的。人的素质提高了，一个人能清楚地认识自己行为的法律意义，他的行为就能被无形地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有了这些看不见的控制力量，无疑是刑罚的负担又减轻了，更少有要适用死刑的情形了。（三）刑罚的威慑力足够强一提到刑罚的威慑力，人们会立即想到刑罚的严厉性。诚然，刑罚越严厉，其威慑力就越大，这一点是不容质疑的。但是，如果只认为刑罚的威慑力来自刑罚的严厉性，则是片面的。笔者认为，刑罚的威慑力至少是由严厉性、及时性、必然性三个方面共同作用的产物。从犯罪到受到刑罚处罚的时间越短，刑罚的威慑力就越大。“只有使犯罪和刑罚衔接紧凑，才能指望相联的刑罚概念使那些粗俗的头脑从诱惑他们的、有利可图的犯罪图景中立即猛醒过来”。犯罪引起刑罚的必然性，也直接关系到刑罚的威慑力。“对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然性，”试想如果所有罪犯能在犯罪后不久被抓获，并审判定罪，进而入狱服刑（这当然是难以实现的理想状态），有犯罪倾向的人看到的只是犯罪必然且立即带来的不利结果，对犯罪就望而怯步了，刑罚就没有必要那么严厉，死刑的必须程度就相应降低了。当然，这对犯罪的侦查、审判的要求就大大提高了，犯罪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破获且破案率要大大提高，才能实现在刑罚的严厉性下降、最终废除死刑的情况下，刑罚的威慑力不受影响。小结死刑虽然在打击犯罪、预防犯罪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它却有着其他刑罚所不具有的特殊作用。因此，在死刑存废的问题上，应坚持继续保留死刑，同时进行必要的改革，使死刑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后，在社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再一步一步废除死刑。如何写论文写下自己的想法是完善它的好方法。你可能发现自己的想法在纸上会变成一团糟。写作是很痛苦的事情，但是当你越来越熟悉它的时候，就会很快了。如果你把它当作一种艺术，你就会在写作的过程中体会到无穷的乐趣。你也会遇到和其他作者一样的滞碍。这有很多原因，而且不一定能顺利解决。追求完美是一个原因。记住：写作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当你发现所写的不是你开始想写的，写下粗稿，以后再修补。写粗稿可以理出自己的思想、渐渐进入状态。如果写不出全部内容，就写纲要，在容易写具体的内容时再补充。如果写不出来，就把想到的东西全部写出来，即使你觉得是垃圾。当你写出足够的内容，再编辑它们，转化成有意义的东西。另一个原因是想把所有的东西都有序的写出来(in order)。你可能要从正文写起，最后在你知道你写的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再写简介。写作是很痛苦的事情，有时候一天只能写上一页。追求完美也可能导致对已经完美的文章无休止的修改润饰。这不过是浪费时间罢了。把写作当作和人说话就行了。写信也是练习的好方法。大多的文章也会因为风格很想给朋友的信件而易读(can be improved)。写日记也是很好的锻炼。这两种方法还有其他的好处。无休止的修改格式而不是内容也是常犯的错误。要避免这种情况。LaTex（附：CTex）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但是它自己有很多自定义的宏定义
1 浅论网络犯罪概念特点及其预防 2 新生代民工犯罪的社会成因及其控制 3 经济犯罪的成本收益分析及其防治对策 4 激情犯罪探析 5 青少年犯罪预防教育初探 6 当前娱乐场所隐语的特点 7 家庭暴力的危害及其防治对策 8 浅谈大学生犯罪的特点原因及其对策 9 对中心城区侵财类刑事案件的思考 10 论制止和纠正刑讯逼供的策略 11 我国城市外来人口犯罪问题 12 当代大学生犯罪根源浅析 13 基于灰色理论的青少年犯罪预测模型及其应用 14 我国洗钱形态探析 15 恐怖主义资金揭秘 16 社会转型与反邪教 17 地下钱庄的成因及防治对策 18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成因及防治 19 试析网络犯罪 20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新论 21 新时期经济类案件的文件欺诈特点及对策 22 家庭伦理与家庭暴力犯罪的成因研究 23 论犯罪心理学的科学基础 24 论我国团伙犯罪的发展变化趋势与对策 25 浅析如何预防职务犯罪 26 论社区警务对抑制有组织犯罪的作用 27 艾滋病人违法犯罪的预防和处置研究续 28 心理学关于影响犯罪因素的研究进展 29 与“智能犯罪”的较量 30 黑社会性质犯罪的防范对策 31 互联网对青少年犯罪心理形成的影响及防范措施 432 当代犯罪的文化学解读 433 对绑架劫持人质犯罪分子心理因素的初步分析 434 略论我国的金融反恐 435 论对邪教组织犯罪活动的防治 436 论青少年与网络犯罪场 437 完善中国反跨国洗钱犯罪体系之我见 438 析当前我国女性违法犯罪的特点 439 论我国职务犯罪的预防和惩治对策 440 论高等院校职务犯罪及其防控措施 441 职务犯罪成因调查分析 442 防范金融犯罪问题研究 443 云南 犯罪现状浅析 444 城市外来人口犯罪现状及对策探讨 445 跨国 犯罪的形势与对策研究 446 论贫困对犯罪的正效应 447 性侵害案件中女性被害人的调查访问 448 大学生犯罪及对策研究 449 邪教犯罪人员社会化缺陷的再社会化 450 刑讯逼供的原因分析及防范对策 451 论“一把手”腐败犯罪的预防 452 犯罪学理论研究的现实困境 453 重庆地区 犯罪的现状和对策建议 454 城市化与犯罪 455 短信犯罪初探 456 金融监管与洗钱犯罪控制 457 当前金融职务犯罪的新特点和防范对策 458 试论女犯拘禁性心理障碍及其矫治 459 洗钱犯罪的发展趋势原因及其对策 460 转型期女性犯罪原因探究 461 抢劫犯罪的被害预防 462 黑恶势力“保护伞”的危害及其防治 463 家庭伦理与女性违法犯罪原因探讨 464 论金融领域犯罪防控体系的构建 465 犯罪的新形势及应对 466 预防职务犯罪问题的哲学分析 467 公职人员利用职权侵犯人权犯罪的防范机制 468 社会转型期职务犯罪的原因力分析 469 新形势下有组织犯罪的特点及其对策 470 信用卡欺诈犯罪特征及防范对策 471 论都市犯罪与都市管理互动的防控模式 472 女大学生犯罪心理探析 473 洗钱犯罪若干问题探析 474 预防职务犯罪刍议 475 惩治跨国贩运妇女儿童犯罪的现状困境及对策 476 “黑哨”现象犯罪成因的主体分析 477 当前经济犯罪的基本特征及公安机关的对策 478 高智能犯罪及其防控研究 479 网络金融侵财型犯罪及应对机制研究 480 腐败与职务犯罪研究
扒窃犯罪论文提纲
近年来，扒窃犯罪活动突出，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稳定和群众出行安全感的热点问题，且这种犯罪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生活的安定和社会稳定。
一、扒窃是行为犯，不是数额犯，没有数额要求，是否定罪也不主要是看数额。
刑法修正案将扒窃行为入刑，就是因为实践中扒窃行为非常猖獗，很多扒窃案达不到盗窃罪立案标准，只能作行政处罚，由此酿成很多惯犯，抓了放，放了抓，扒窃现象泛滥不止。人民群众对扒窃案处理过轻意见很大，立法机关参考民意，规定扒窃的即构成盗窃罪，并没有规定数额较大或情节严重。从刑法修正案的立法背景及法条表述看，扒窃型盗窃罪明显属于行为犯，即只要实施扒窃行为即构成犯罪，没有数额上的要求，扒窃一元钱，也可以构成盗窃罪。
同时，《检察日报》发表了陈国庆主任对盗窃新解释的解读，指出扒窃没有数额标准，但可以适用刑法第13条的但书规定出罪。对此笔者是赞同的。但书是刑法总则的规定，除分则有特别规定外，可以适用于分则所有罪名，当然包括扒窃型盗窃罪。不过，笔者认为，扒窃行为是否情节显著轻微，不是看扒窃数额，而是看扒窃人是否刚满16岁、是否被人指使教唆胁迫、是否初犯偶犯、是否为生计所迫等。也就是说，如果扒窃数额只有一元钱，但扒窃人乃游手好闲之人，或属于再次扒窃，或组织纠集他人扒窃，特别是有盗窃前科劣迹的，应一律认定犯罪，而即使扒窃数额达数百元，但扒窃人属于年幼无知，或被蒙、胁迫为之，或因一时迷误而初犯，或因生活所迫而初犯的，也可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
所以说，扒窃案是否定罪，数额是不需要着重考虑的因素，因为扒窃行为大部分是无目标性的，别人口袋里有没有钱、有多少钱都是扒窃人无法预知的，扒窃所得数额只是行为结果，这个结果不是扒窃人能决定的，完全看他们的“运气”，所以，以扒窃数额来作为定罪与否的主要考虑因素，其实就是客观归罪。真正体现扒窃人主观恶性的，就是行为人年龄、是否有前科劣迹、是否受人教唆指使、是否为生计所迫等，是否定罪，也应该主要考虑这些情节因素。
二、扒窃案一般不存在盗窃未遂，只有针对特定财物的扒窃未得逞才成立盗窃未遂。
在《人民检察》的疑案精解中，张明楷教授认为行为人扒窃他人口袋，只窃得一元钱的，应认定盗窃未遂。笔者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如前所述，扒窃型盗窃罪是行为犯，只要实施此行为即构成犯罪，既然没有数额要求，一般也就不存在未遂的问题，也就是说，行为人实施了扒窃行为，未窃得分文的，同样构成犯罪，更不用说窃得一元钱的。
为什么这么看呢?理由如前所述，扒窃能窃得多少财物完全看行为人的“运气”，大部分时候，行为人扒窃都是针对被害人口袋、提包来的，并不是针对特定的财物，所以，应受刑法责难的是扒窃行为本身，而不是扒窃行为的后果，只要着手实施扒窃行为，盗窃罪就成立，而不存在未遂的问题。即使扒窃行为未实施完毕，比如行为人伸手扒窃，刚触碰被害人口袋就被抓住，或者手还没有拿出来就被抓住的，这种情况仍然不存在犯罪未遂。
不成立犯罪未遂的另一点理由，是认定未遂不具有可操作性。刑法规定，犯罪未遂的，可比照犯罪既遂从轻或减轻处罚，扒窃行为未得逞的，或者只窃得一元钱的，如果认定盗窃未遂，比照多少数额的既遂从轻或减轻处罚?没有一个比照处罚的数额，根本就无法适用从轻或减轻处罚的规定。
所以说，扒窃型盗窃罪的未遂只有一种情形，那就是行为人针对手提电脑、金银首饰等特定财物进行扒窃，在扒窃过程中即被抓住的'，或者扒窃得手后，在逃跑过程中被抓住的，导致盗窃未能得逞。这种情况的盗窃未遂，以扒窃的特定目标财物或得手的特定财物价值为既遂数额标准，可比照这个标准从轻或减轻处罚。
三、扒窃案件定罪的应严惩不贷，原则上就一律起诉，且原则上应判处实刑。
很多人认为，扒窃案件定罪的，也应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慎重起诉。笔者认为，适适相反，对扒窃定罪的案件应一律严处，不宜作相对不起诉，起诉至法院的，法院也不宜判处免刑、缓刑或单处罚金，而应一律判处一年至三年的实刑。
笔者个人一直是持轻刑化理念的，但为什么认为扒窃案件要严处?主要有两点考虑：
一是对扒窃行为动用刑罚严处是迫不得已之举。刑法是社会治理的最后一种手段，只有不得已而为之时才能动用刑法制裁，而对扒窃的治理正是如此。因为对扒窃的其他治理和预防手段都非常无力，叫群众把口袋捂紧一点?叫群众都不要带现金或贵重物品上街?叫群众尽量不要到公共场合人多的地方去?或者在公共场所到处布满保安?能采取的预防措施无非就是这些，但都不现实。对扒窃这种顽疾，只有加大刑法打击力度，给予严厉刑罚，加大扒窃犯罪成本，遏制犯罪冲动。因为扒窃被查处的概率是有限的，所以只有加大每一次查处的严厉性，才能令扒窃者有切肤之痛，感觉得不偿失，权衡利弊后放弃犯罪念头。
二是如果对扒窃案件处理过轻，难以实现入罪效果，也浪费司法资源。根据人大法工委负责人的解释，扒窃入刑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打击一些盗窃已成习性、以盗窃为业的扒手，如果对扒窃案件过多适用相对不起诉，或者法院过多判处免刑、单处罚金或缓刑，扒窃者没有受到羁押，或者很快就恢复了人身自由，又可以重新开始扒窃了。这和入刑前的对扒手抓了又放，放了又抓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扒窃泛滥成灾仍然无法遏制。并且，入刑之前，公安机关作行政处罚效率很高，而走刑事诉讼程序，将消耗大量司法资源，而结果却是行为人不日又重操旧业了，为此在司法上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都变得毫无意义。
所以说，既然刑法将扒窃入刑了，司法机关就要出重拳打击，不能手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扒窃的受害者，而且被扒窃遭受的不仅是物质损失，更多时候是各种证件、磁卡、资料等紧要物品丢失带给我们的无尽烦恼，这种精神损害是无法用金钱计算的，这也是扒窃相较于其他盗窃最大的危害之处。所以，对扒窃案件的定罪量刑就绝不能仅仅是看数额了，而应该把被害人遭受的精神损害也算进去，这样看来，对扒窃案件严惩不贷也就是理所应当的了。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入刑后，扒窃作为一种特殊的盗窃类型，由“结果犯”改为“行为犯”，但凡扒窃案件，无论扒窃财物金额多少，都以刑事案件处理。在法律无具体规定的情形下，如何确定扒窃的入罪标准和既未遂形态，以及如何正确理解《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法释[2013]8号)第三条第四款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些争议。
一、对扒窃中“随身携带的财物”的理解
通说认为扒窃为偷盗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但该“随身携带的财物”范围究竟有多大，尚存争议。虽然普遍认为该财物须为被害人可以控制、支配的范围之内，但究竟该控制、支配是做扩张理解还是限制理解呢?有观点认为该财物应不限于文义上的与被害人有身体接触的“随身携带”的财物，还应包括被害人实质上可控制之物，包括放在身边目光可及的财物。审判实践中笔者不赞成此观点，更倾向认为行为人扒窃的财物应限于被害人身上所穿衣服兜内的财物、被害人佩戴的首饰等与被害人身体密切接触的财物。理由主要如下：
第一，通说认为“扒窃”是作为行为犯入罪的，如此认定的话，等于将这个盗窃的口子开到了极限，若再不对扒窃做缩小解释，则打击的力度将远远超过目前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社会犯罪率的高低与一国法律的严密有着极大的关系。因此，一个国家的法律严密程度应与该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相适应，不应脱离当前的社会实际，若将原本可以由其他法律部门调整的社会关系交由刑法进行调整，则将大大打破一个社会的平衡体系。因此，不应对《刑法修正案(八)》中的扒窃过宽进行打击，宜做缩小解释。
第二，扒窃不仅仅损害了被害人的财产权益，更是对被害人的人身造成了巨大的潜在危险。辞海将“扒窃”定义为“从别人身上偷窃钱物”，按照文义解释，也仅仅限于他人身上的物品，该“身上”即意味着必须是与他人身体密切接触的财物，否则不能称之为“扒窃”。故将观念上认为可被被害人实际控制但脱离被害人身体接触的财物认定为扒窃的范围，脱离了扒窃本来的立法意思，不应采纳。而何为他人身上的钱物，审判实践中认为即上文所言被害人身上所穿衣服兜内的财物、被害人佩戴的首饰等与被害人身体密切接触的财物。因为只有当某一财物与被害人身体紧密接触时，才会对被害人的人身造成潜在的随时可转化为现实存在的危险，所以刑法才将该类犯罪规定为行为犯，该行为一旦实施，则被害的人身安全岌岌可危。
第三，因为扒窃本身就包含“身上”二字，该财物须与身体有直接的接触，该扒窃行为须已经侵害到被害人的隐私，已经和被害人身体有了一般陌生人之间不可能有的亲密接触。审判实践中比较多的是在公交车上、旅客列车上，由于这类地方乘客较多，乘客之间可能在外衣、随身携带的手提包等物品之间会有碰触，但该外衣口袋内的东西、外衣以内的部分等就不可能会和外界有直接的接触，故当扒窃行为及于该范围之内时，则触犯到被害人的隐私了，故《刑法修正案(八)》才对扒窃行为作如此苛责的规定。所以，笔者认为若将随身携带的包及包内的财物放置于身旁与被害人存在一定身体接触的箱子、包等财物包括在内，既偏离了“扒窃”二字的原意，也不能将扒窃和普通盗窃做真正的区别。只有将是否触犯了被害人的隐私纳入考虑的范围，才能从真正意义上把扒窃和一般的盗窃行为区分开来，“扒窃”也才在真正意义上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罪中的一种特殊的盗窃行为，才符合立法的体系结构。否则，扒窃大开其口，则扒窃案件可能比普通盗窃行为更普通、更普遍。故从体系解释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该财物范围也应仅限于被害人身上所穿衣服兜内的财物、被害人佩戴的首饰等与被害人身体密切接触的财物。
二、扒窃行为是否一律入罪
《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作为盗窃罪的一个独立罪状直接纳入刑法的处罚范围，脱离了普通盗窃以数额较大的入罪标准，但是对扒窃追究刑事责任，既要在主客观相统一的基本上，考虑到整体的犯罪构成，还要考虑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做到罪责刑相适应。社会危害性的判断标准主要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法益，盗窃罪作为一种侵犯财产型犯罪，其侵犯的法益为财产权属关系，而财物损失的直接表现和衡量标准为数额。由此若行为人客观上扒窃数额极小的财物，或主观上只想扒窃数额极小的财物的故意，则尽管有扒窃行为，也不得定罪处罚。因此，扒窃能否入罪，既要考虑到刑法总则和分则的统一性，也要考虑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这样才既符合刑法总则第13条“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也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要求。
三、扒窃是否具有既未遂形态
认为扒窃未遂应当一律入罪的观点，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扒窃行为的犯罪分类产生不同的理解所致，很多学者和法律工作人员将扒窃归为行为犯。所谓行为犯是指以侵害行为之实施完毕为成立犯罪既遂条件的犯罪，而与之对应的结果犯是指以侵害结果的出现才成立的犯罪。在《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以前，人们对“盗窃罪是结果犯”应该不存异议，而现在之所以对扒窃犯罪看作行为犯的一种，是因为对扒窃罪状的描述，“扒窃是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的行为”，但是，这种理解并不正确。因为，行为犯的行为构成与结果之间一般不可分离，且不以出现某种结果为要件，而扒窃的行为和结果不仅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间隔，还必须以扒窃行为本身导致被害人的财产损失这一“外界”变动(结果)，且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故扒窃存在既未遂形态，且既未遂的区分标准在于财物是否“失控”。
四、扒窃未遂下的入罪问题
该问题在于如何正确理解法释[2013]8号第12条规定，该条规定，盗窃未遂，但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珍贵文物为盗窃目标的，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换言之，如不具有以上三种情形的盗窃未遂，不应定罪入刑。扒窃作为盗窃罪的一种，其当然适用本条规定，判断其是否具有严重情节，实质上就是指要考虑扒窃的社会危害性。考虑到法释[2013]8号司法解释的统一性，结合司法实践，对于是否具有严重情节，应从行为主体、主观认识、行为手段、行为对象、行为结果等多方面认定，具体表现为：行为人有犯罪前科或一年内受过受过行政处罚;行为人主观上有盗取数额较大财物的故意;组织、控制未成年人盗窃，在自然灾害、事故灾害、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期间，在事件发生地盗窃，或者以破坏性手段盗窃造成公私财产损失的;盗窃对象是医院病人或者其亲友财物、盗窃救灾、抢险等救助物资，或者盗窃残疾人、老人等弱势群体财物的;造成被害人重伤、死亡、精神失常，或者盗窃行为严重影响生产、公众生活的，等等。
综上，笔者认为，《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行为单独作为盗窃的一种入罪，有其立法目的和现实意义。审判实践中对扒窃行为是否发生在公共场合、扒窃的物品是否为随身携带的密切物品予以明确，这样将很好的解决实际运用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大学生违法犯罪心理研究述评》
摘 要|：大学生违法犯罪是一个社会问题，已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本文主要从大学生违法犯罪的心理特点、犯罪成因、心理干预措施等方面入手，对当代国内大学生违法犯罪心理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价。
关键词：大学生 违法犯罪 心理问题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6-230-02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各方面的转型期，改革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出来，加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的影响，大学生违法犯罪案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刑法分则中规定的犯罪有十类共400余种，而大学生犯罪至少已经涉及其中的五类数十种之多，涵盖了政治、经济、刑事等各个方面。处于大学阶段的青少年，生理发育已基本成熟，但他们的心理发展却相当不稳定，当一些心理矛盾和冲突得不到及时化解时，就可能衍生大学生违法犯罪心理。
一、大学生违法犯罪的内部心理特征
(一)认知特征
在认知特征方面，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大学生的违法犯罪行为与其低水平的认知相关。如韦庆辛(2005)认为，部分大学生的认识水平较低，对道德法纪的认识愚昧无知、观念糊涂，甚至到了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地步，以至于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第二种观点认为，大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已经到了很高的阶段，只是不够成熟和稳定才会导致犯罪。如裴涛等人(2009)认为，由于这一阶段的大学生无法合理地将学习到的理论知识和现实社会的实践经验良好对接，导致自己的观点具有片面性、偏激性和局限性，在处理复杂和困难的问题时，往往难以调控好自己的情感和行为，一旦出现犯罪欲求倾向，就变得难以抑制。第三种观点认为，大学生的违法犯罪是由于其混乱的认知发展所导致的。教育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格局的激烈变动、社会上的一些腐败现象、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的冲突、能力和社会期望值之间的冲突、理想和社会现实的冲突等，都会造成大学生的心理冲突和认知偏差。
(二)情绪情感特征
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大学生违法犯罪者容易急躁，遇事不冷静，好感情用事，不善于用理智去控制情感，对他人缺乏尊重和同情心，有遇事不顾后果的特点。例如，大学生违法犯罪者通常都缺少社会性情感，情绪体验低级、庸俗，有不良倾向的消极情感情绪(如嫉妒、愤怒)，自尊与自卑情感并存。另外，大学生的情感反应具有不稳定性和冲动性，其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他们情绪变化多而且快，而冲动性则主要表现在他们情绪困扰往往很大，无法有效、及时地缓解不良情绪，导致负性情绪累积，产生违法犯罪行为。强烈的交往需要与自我封闭的冲突也是大学生犯罪心理形成的重要原因。大学生在人际交往方面，容易出现心理活动的闭锁性，表现为谨慎、疑虑、不愿坦露内心世界，但同时他们也有一种希望被人理解、与人交往的强烈愿望，由此形成了自我封闭与渴望交往的矛盾，从而引起情绪、情感上的困扰。由于社会阅历浅，大学生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容易被人引诱，从而走上犯罪道路。
(三)意志特征
现有的研究显示，大学生意志力薄弱对违法犯罪行为有显著的影响。大学生价值观念尚未定型，当面对来自社会的各种诱惑时，意志力面临严峻考验，因此，被视为犯罪的“易感人群”。大学阶段的青少年学生意志的两极性明显，一方面是社会要求完成的意志活动，他们难以实现，显得意志力薄弱，在外界诱因的诱惑下，很容易使意志活动偏离正确方向;另一方面，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需求，在实施反社会倾向的活动中，会千方百计地去排除主客观障碍，显示出顽强的意志力。另外，有学者认为，存在侥幸心理也是大学生违法犯罪心理的主要特征之一。例如，姚岚(2001)在分析大学生违法犯罪心理特点时指出，在这些大学生中，“很多人并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犯罪，但由于自以为能够成功的侥幸心理占了上风，驱使他们为达到个人目的铤而走险”。侥幸心理是促使大学生犯罪意识“外化”的心理机制。
(四)个性和行为特征
自我意识的扩张，是处于大学阶段的青少年的重要心理特征。当个人意愿落空时，处于这种意识状态的大学生，往往会降低人的社会需求水平，对自我过分怀疑，压抑自我的积极性，并可能引发严重的情感损伤和内心冲突，其心理体验常伴随较多的自卑感、盲目性、自信心丧失和情绪消沉、意志薄弱、孤僻、抑郁等现象。有的大学生甚至会失去理智，对自己的行为不能以社会道德法律规范进行调节与控制，从而实施犯罪。在违法犯罪的大学生中，存在三种类型的极端个性：虚荣型、暴躁型和抑郁型。虚荣型的人有过高的荣誉需求结构，虚荣心强，名利思想重，嫉妒心强;暴躁型的人性格急躁，社会适应性差，易和他人争执，比较容易酿成恶性事件;抑郁型的人性格内向、孤僻，沉溺于内心体验，过分敏感，有时会产生企图以外部的过激行为达到消除自己精神负担的行动。关于大学生违法犯罪的行为特征，韦庆辛(2005)认为其具有模仿性、冲动性、凶残性、娱乐性、易变性、纠合性等特点，且大学生犯罪动机的产生易为外界诱因引起，具有不稳定、有强烈的情感性和情绪性、未被意识的特征。
(五)人格障碍
人格障碍者在变态心理的支配下会反复出现偏离社会规范的行为。大学生犯罪与人格障碍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大学生常见的人格障碍主要有偏执型、分裂型、爆发型、强迫型和癔病型，具有这些人格障碍的人通常难以与人相处，缺乏社会责任感，遇到困难总是不能合理归因，固执且好猜疑和仇视。由于大学生某些人格特征的极端发展，对其行为有很大的消极控制力，从而引发犯罪。同时，大学生的偏常行为也正是他们偏常人格的反映。例如，犯有盗窃罪的大学生一般具有贪婪、自私、虚荣和多疑等性格;暴力犯罪者则有易冲动、多疑、偏执、刻薄等心理特点。
二、大学生违法犯罪的外部因素
(一)家庭因素
家庭和父母的教育对大学生的一生成长至关重要。大学生走什么样的道路，如何成长，同家庭的关系甚为密切。个别大学生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与他们的家庭有着直接的联系。家庭的过度溺爱、家庭成员关系及性格的负面影响、家庭不良文化氛围的影响等因素都是造成大学生犯罪的“家庭教育失误”。造成大学生违法犯罪心理的家庭因素包括：家庭残缺、问题家庭和贫困家庭等。
(二)学校因素
学校在学生个性品行培养上起主导作用，在大学生成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当今社会中校园人文精神的缺失被认为是大学生犯罪最深层次的思想意识根源。朱云和桂忠孝(1996)通过对入狱大学生的调查研究发现，引起大学生违法犯罪的学校因素主要来自三组对立的矛盾：学生个性培养与人格塑造的矛盾、教学内容理念性与社会现实性的矛盾、教师职业崇高性与少数教师无为性的矛盾。另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薄弱、学校管理存在漏洞等因素，也会对大学生违法犯罪产生消极的影响。
(三)社会因素
1.社会失范
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将“失范”定义为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原有的社会价值准则被破坏，不能继续控制和调节社会成员的行为;社会成员缺乏明确的价值准则的指引，人们找不到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准确位置，难以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进而引起不满情绪、挫折感、冲突以及越轨行为。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失范主要表现在局部的社会机构失衡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社会结构的分化与重组所带来的负向效应、社会价值取向多元化引发的社会价值评价系统的紊乱等方面。社会的失范，会让部分是非辨别能力较差且缺少社会阅历的大学生感到迷惘困惑、无所适从，从而造成部分失去规范约束的青年在社会化过程中出现偏差;同时，也减少了人们相互自然监视和彼此非正式控制的这种传统社会制约的可能性，增加了大学生犯罪的机会。
2.文化冲突
索尔斯坦·塞林(1938)认为，文化冲突的本质是价值观的冲突。在一个具有统一价值观念，拥有社会成员共同承认的规范意识的社会中，文化冲突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在多元复杂的当代社会中，社会整体的价值观与部分社会的价值观是不可能统一的，因此，两者之间极易形成冲突。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冲突主要包括两种类型，即纵向文化冲突和横向文化冲突。其中，纵向文化冲主要是指传统社会文化与现代社会文化的冲突、学生文化与社会(成人)文化的冲突;而横向文化冲突则包括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的冲突、正统渠道的主流文化与社会亚文化的冲突等。大学生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总是在文化冲突中进行错误的价值选择的结果，不同类型的价值选择导致不同类型的犯罪。
3.社会大环境的信息污染直接影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尤其是作为信息传播主要渠道的传统媒体和现代媒体，有意无意地传播大量包含暴力内容的信息，对于违法犯罪行为的产生具有诱导作用。媒体的扩大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学生的极端心理问题，不仅会使处于青春后期期待别人关注的大学生对社会中出现的极端行为产生模仿与认同，也会让大学生以模仿社会中的某些极端行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综上所述，失当的家庭教育方式、尚存欠缺的学校管理和校园文化、不良的社会环境因素都会降低大学生的认同感。吴殿朝(2008)在其研究中引入了社会控制理论的“socialbond”概念，并将其译为“社会腱”，用以指代个人与传统社会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国内大学生的“社会腱”由依恋、认同和信念三个因素构成。认同作为“社会腱”的重要组成因素之一，同时存在于家庭、学校、社会三种教育环境链条中，但是，这一链条中存在的一些负面因素却使大学生的认同降低，致使“社会腱”链条破裂，发生犯罪。
三、大学生违法犯罪的心理干预
目前，大部分研究者都是从思政角度，强调对大学生违法犯罪行为的学校教育。而真正以大学生为对象的犯罪心理干预的实证研究目前并不多，主要散见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自我调适和疏导
由于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水平还比较滞后，从一定程度上讲，大学生的自我调适与防范是目前大学生避免因心理问题而导致违法犯罪的最重要的手段与措施。曹国辉(2005)认为，大学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自我调适和自我疏导：确立新的适合的追求目标;正确对待学习、生活与就业的压力;积极转移注意力，学会正确的自我宣泄;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等。
(二)团体辅导
韦志兆(2010)基于犯罪心理的人格诱因，强调了团体心理咨询技术在大学生犯罪心理预防与矫正中的应用价值。在团体心理咨询中，他将61名同学分成5个小组进行自信心培训。团体活动前后对学生进行16PF人格因素量表测试，将测量得分进行前后比较，结果显示，活动前后成员自信状况差异显著，团体心理咨询对成员人格因素的发展有积极影响。他进一步提出，可以充分利用团体心理咨询的形式为大学生在不同时期的成长需要和面临的问题与挫折提供服务，促进他们健康人格的形成、矫治人格偏差。
(三)人格矫治
对于大学生群体中的人格障碍者，可以通过精神分析疗法、行为疗法、支持疗法和认知疗法进行矫治。
四、总结与展望
刑法关于犯罪概念的规定是对犯罪的性质和基本特征所作的规定，犯罪概念揭示了犯罪所具有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惩罚性的本质特征。但是刑法所规定的每一种具体犯罪行为，犯罪人在行为表现上应由哪些要素构成，尤其在主观条件和客观表现上应当具备哪些构成要件，从而体现出犯罪概念所揭示的本质特征，这就是犯罪的构成要件所要研究的问题。刑法所规定的每一种犯罪行为，其主客观表现形式都是不一样的，每一种犯罪都有具体的目的、动机、手段和方法，比如杀人、放火、抢劫、盗窃等犯罪，犯罪人有不同的目的和行为，同样是杀人罪，犯罪手段也不一样。犯罪构成要件就是从各种不同犯罪行为的主客观表现中抽象出共同的规律，研究犯罪在主客观方面所具有的法定条件，解决构成犯罪的规格和标准问题。因而犯罪构成要件无论对立法还是司法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刑法规定有四百多种犯罪，从构成要件上进行分析，每一种犯罪都具备四个方面的要件：即犯罪主体、犯罪的主观方面、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客体。 (一)犯罪主体。是指实施犯罪行为的人。每一种犯罪，都必须有犯罪主体，有的犯罪是一个人实施的，犯罪主体就是一人，有的犯罪是数人实施的，犯罪主体就是数人。根据刑法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犯罪的，构成单位犯罪，因此，单位也可以成为犯罪主体。 (二)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指犯罪主体对其实施的犯罪行为及其结果所具有的心理状态。犯罪主观方面的心理状态有两种，即故意和过失。比如犯盗窃罪，犯罪人希望将他人财物窃为己有；犯故意伤害罪，犯罪人希望造成他人身体受到损伤的结果。有的犯罪是过失性质的，如失火罪，犯罪人就具有疏忽大意的心理状态。在单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该单位对犯罪行为负有责任的人员也同样具有主观心理状态。 (三)犯罪的客观方面。是指犯罪行为的具体表现。比如犯罪，犯罪人具有虚构事实、欺他人的行为，贩毒罪具有贩卖毒品的行为，等等。 (四)犯罪客体。是指刑法所保护而被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犯罪客体和犯罪对象是不同的，犯罪对象是犯罪行为所直接针对的对象，如杀人罪、伤害罪，犯罪对象是具体的被害人，而犯罪客体是指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人身权利不受非法侵害的这种社会关系.
那是不可能的，可以只有主犯没有从犯，但决不能只有从犯没有主犯。
论文选题一总则部分 1、论共同犯罪 2、论共同犯罪的停止形态 3、论我国刑法中的牵连犯 4、试论我国刑法的累犯 5、我国刑法的时间效力问题研究
1.否定说，认为不存在所谓片面共犯。如日本刑法学者植松正说：“共犯以共犯者间的意志联络为要件……所谓片面的共犯，由于欠缺共犯成立的重要条件，著者认为应当 完全否定它。”[1]又如西原春夫说：“因为作为共犯成立要件的意思疏通，必须是相 互的，例如甲知道乙的犯意，单方面参与乙的犯罪这种片面的共犯的场合，不成立共犯 ；从而甲的参与，除了其本身独立成为某些犯罪的场合外，甲为无罪。”[2]()此 外，前苏联学者M·N·科瓦廖夫、我国学者何秉松等均持此说。何秉松教授指出：“关 于片面共犯是不是共犯，刑法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论。我们认为，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不 应承认它是共犯。因为，他的故意和行为都是单方面的，而不是行为人相互之间的共同 故意和相互利用对方的行为，与我国刑法规定的共同犯罪的概念不符合。片面共犯这概 念自身在逻辑上就是矛盾的。”[3] 2.肯定说，认为能够成立片面共犯。如日本著名刑法学者牧野英一说：“共同加功的意思属于犯罪人心理的事项，其互相交换或者共犯者的双方有此交换，不过是外界的事项。所以我们认为，作为共犯的主观要件的这种意思，即使在其片面的场合也可成立。在该场合，对于有这种意思的一方，产生共犯的效果。”[4]又如冈田朝太郎说：“于条文上曰共同(日刑第60条)、曰教唆(日刑第61条)、曰帮助(日刑第62条)，对于仅一方有共同犯罪之观念之情形，非特未见任何加以排斥之文字，甚至对于具有共同犯罪之观念而共同者之罪恶，于他方已有辩识与未能辩识两情况，亦无差别或者差别甚微，故主义上赞成第三说(按：主张无论正规、教唆犯或从犯均能成立片面共犯)。”[5]此外， 前苏联学者特拉依宁、旧中国学者王觐、当代我国学者陈兴良等均持此说。 (二)片面共犯成立的范围。持肯定说者对片面共犯成立的范围，意见也不一致。归纳起来，主要有五种不同观点。 1.片面共犯存在范围无限制说，主张共同正犯(实行犯)、教唆犯、帮助犯(从犯)都能成立片面共犯。如旧中国学者王觐说：“余以为意思联络，属于犯人心理的事项，相互认识，乃外界之事项，意思联络，既为共犯之主观的要件，则以片面的合意，即生共犯之效果。申言之，有此共同犯罪之认识者，成立一方共犯，对于无此认识之犯罪者，以单独正犯处断。”[6]我国当代也有人认为：“在片面合意的共同犯罪中，不仅帮助犯和教唆犯可以构成片面共犯，实行犯也可以成为片面共犯。”[7] 2.片面共同正犯和片面从犯说，主张共同正犯与从犯都能成立片面共犯。如日本学者佐伯千仞、植田重正既肯定片面共同正犯存在，又肯定片面从犯存在[8]。 3.片面教唆犯和片面帮助犯说，主张教唆犯和帮助犯都能成立片面共犯。如前苏联学者特拉依宁说：“因此，必然得出如下结论，在每个共犯对其他共犯所参加的活动缺乏互相了解的场合，也完全可能有共同犯罪。只是必须注意只有在执行犯不了解其他参加人(教唆犯或帮助犯)的场合，缺乏互相了解才不排除共同犯罪。”[9] 4.片面从犯说，主张只有从犯才能够成立片面共犯。如日本学者大zhǒng@①仁说：“因为共同正犯是根据各共同者互相利用、互相补充其行为而行动，共同实现了犯罪 ，使负担‘皆为正犯’的责任，作为其主观方面的要件，各共同者间互相利用、互相补 充对方的意思的存在不可或缺；所以，共同实行的意思要在共同者间互相存在，片面共 同正犯的观念不应当被承认。与之相反，因为作为从犯的要件，刑法上一方面仅仅认为 帮助正犯的事实存在是必要的(刑法第62条)，同时其处分不过是专门对帮助行为本身追 究罪责(刑法第63条)。所以，只要基于帮助意思的帮助事实存在就够了，与正犯者间的 意思联络不一定被认为必要，片面从犯的观念当能够肯定。这样，我认为通说、判例的 立场是妥当的。”[10] 5.片面有形从犯说，主张无形的从犯不成立片面从犯，而只有有形的从犯才成立片面从犯。如日本学者川端博说：“根据认为使正犯的实行行为容易，即使正犯者不具有获得帮助者的意识客观上也是可能的；第62条法律条文没有要求帮助者与被帮助者之间有意思联络是自然的等，承认片面的从犯是妥当的。但是，精神帮助的场合，正犯如果没有认识帮助行为存在，就不能说犯行变得容易。应当认为片面从犯不成立。”[11]众所周知，帮助行为理论上分为有形的帮助或称物质的帮助与无形的帮助或称精神的帮助，前者例如提供犯罪工具，后者例如指认犯罪对象。此说只承认片面有形从犯，而不承认片面无形从犯。我国学者吴振兴教授亦持此说。 (三)对片面共犯争议的评价 如前所述，片面共犯否定说认为，共犯的成立以共犯者间有意思疏通为成立要件，单方面加功于他人犯罪，由于缺乏意思疏通，不成立共犯；笔者认为，就日本刑法来看，未必妥当。因为日本刑法规定：“帮助正犯的，是从犯”(第62条)，并未要求必须是正犯者知道他人帮助，才构成从犯，因而在解释论上片面从犯能够成立。况且，如不承认片面从犯，主张在不能独立成为某些犯罪时，即认为犯罪，就会使帮助他人犯罪者不能受到应有的惩罚，不利于对社会的保护。所以，此说在日本是非通说观点。就我国刑法来看，由于我国刑法明文规定“共同犯罪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第25条)，很容易使人认为“片面共犯这个概念自身在逻辑上就是矛盾的”，因而一些学者持片面共犯否定说。否定片面共犯的概念，不等于片面帮助他人犯罪的情况不存在，对此如何处理，持此说的学者意见不一：有的避而不谈，有的提出以间接正犯论处。避而不谈是回避矛盾；作为间接正犯处理，明显加重了帮助者的刑罚，并且片面从犯与间接正犯的概念不相符合。于是又有学者提出修改刑法，增加“帮助他人犯罪，他人不知帮助之情的，对帮助者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这自然是比较好的解决办法，但在刑法未 作规定之前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仍然有待研究。在笔者看来，共同犯罪与共犯的概念有 所不同，应当加以区别：共同犯罪，指数人共同实施犯罪的现象；而共犯一词有时指共 同犯罪的现象，有时指加功于他人犯罪者，如帮助犯、教唆犯等，是与正犯相对应的概 念。构成共同犯罪，需要参加人的犯罪意思互相沟通；加功于他人犯罪的，即使没有与 他人沟通也能成立某种共犯，如帮助犯。所以，《德国刑法典》规定：“对他人故意实 施的违法行为故意予以帮助的，是帮助犯”(第27条第1款)，据此，德国著名刑法学者 耶赛克等指出，对于帮助犯来说，“正犯甚至不需要知道他提供的帮助(所谓的秘密帮 助)”[12]()我国刑法没有规定帮助犯，但刑法理论上承认这种共犯形式。笔者认 为，我国对帮助犯也应采用如同德、日等国刑法所作的规定和学者的解释。这样，承认 片面帮助犯，也就不会发生概念本身存在逻辑上的矛盾的问题。 至于片面共犯肯定说，内部意见颇不一致。如上所述，笔者赞同片面帮助犯(从犯)能够成立的观点，进而言之，认为片面有形帮助犯说更为适宜。理由是暗中给实行犯以有形帮助，如暗中提供犯罪工具、设置障碍防止被害人逃跑等，在社会生活中并不少见，对帮助他人犯罪者不加处罚，会放纵犯罪；如要处罚，自然以片面帮助犯论处为宜，因为他毕竟只是给他人实行犯罪以帮助。至于片面共同正犯，在实际生活中很难发生；即使发生了，也可以根据情况，对单方面故意与他人共同实行犯罪者，依单独实行犯论处，没有必要承认片面共同正犯。教唆者教唆他人实行犯罪，他人由于受到教唆而产生犯罪故意并实施了犯罪，即使被教唆者不知他人对其教唆，也无碍于教唆犯的成立。我国刑法第29条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是教唆犯，并未规定必须被教唆人知道他人对其教唆，被教唆人不知道他人对其教唆，只要其确系由于教唆者唆使其犯罪的言词而引起犯意，教唆者就符合刑法关于教唆犯的规定，因而也不需要承认片面教唆犯。在立法例上，1912年《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第34条规定：“知本犯之情而共同者，虽本犯不知共同之情，仍以共犯论。”本条对片面共犯的范围未加限制。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第46条规定：“知正犯之情而帮助正犯者，虽正犯不知共同之情，仍以从犯论。”本条改正了暂行新刑律的有关规定，对片面共犯只限于片面从犯(帮助犯)，这一精神也为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第30条所采用。此外，《泰国刑法》第86条规定：“于他人犯罪前或犯罪时，以任何方法帮助或便利其犯罪者，为从犯……犯罪人不知帮助或便利之情者，亦同。”本条只限于片面从犯(帮助犯)。这些立法例都是承认片面帮助犯(从犯)的，值得借鉴。笔者主张，在立法上可对片面帮助者的刑事责任加以规定，但认为实际上此情况只有在有形的帮助的场合才会存在，刑法未规定前，也可承认片面帮助犯。 二、我国刑法对共同犯罪人的分类问题 我国刑法理论对共同犯罪人采用何种标准分类?如何分类?教唆犯是否共同犯罪人的独立种类?也是现在仍然存在争议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刑法采用了新的四分法，即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这种分类方法主要是以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为分类标准；同时，这种分类方法也照顾到共同犯罪人的分工情况。”特别是刑法“划分出教唆犯这一类，有利于正确地定罪，而且该条又明确规定，对教唆犯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这样就将教唆犯这一分类，纳入以‘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为分类标准的体系中，从而获得了分类的统一性。”[13]()这一观点至今仍有相当的影响。 第二种观点认为：教唆犯，根据情况分别归入主犯或从犯，因而不能与主犯、从犯并列成为共同犯罪人的独立种类。理由是：(1)实行犯、组织犯、教唆犯和帮助犯是在低层次上进行分类所得出的子项，而主犯、从犯、胁从犯是在高层次上进行分类所得出的子项，如将教唆犯与主犯、从犯并列，就犯了超级划分的逻辑错误；(2)分类所得的子 项之和必须与被分的母项正好相等，共犯人是母项，主犯、从犯、胁从犯是分类所得的 子项，他们正好相等，把教唆犯加进去，就犯了分类过宽的逻辑错误；(3)不能因为刑 法中规定“教唆犯”这一名称，就认为它是共犯人的独立种类。如果是这样，刑法中规 定的“首要分子”也是共同犯罪人的独立种类了，这难以令人赞同。[14][15]( 293) 第三种观点：“主观、从犯、胁从犯是按作用分类的共同犯罪人的基本种类，而教唆犯则是按分工分类的共同犯罪人的特殊种类。……在理论上可将我国刑法中的共同犯罪人分为两类：第一类，以分工为标准分为组织犯、实行犯、帮助犯、教唆犯；第二类，以作用为标准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在以分工为标准的分类中，“除教唆犯外，组织犯、实行犯、帮助犯都不是法定的共同犯罪人种类”[16]() 如何评价上述观点呢?笔者仍持第三种观点，认为前二者均有可取之处，但都值得商榷。 第一种观点肯定了教唆犯是我国刑法中共同犯罪人的独立的种类，是正确的、可取的，但有两点值得商榷。其一，认为我国刑法将以分工为标准分类的教唆犯，纳入以作用为标准的分类体系中，从而获得了分类的统一性。这是将两种不同的分类标准混为一谈，须知教唆犯是以分工为标准分类的共同犯罪人的一种，根据刑法规定对其按主犯处罚或者按从犯处罚，只是如何处罚问题，并未因而就将之纳入以“作用”为标准的分类体系中，从而也就谈不到“获得了分类的统一性”。其二，将教唆犯与主犯、从犯、胁从犯并列。这是将两种不同的分类标准混为一谈的结果，根据逻辑规则，一种分类只能根据同一标准，不能根据两种不同的标准。共同犯罪人以分工为标准分为组织犯、实行犯、帮助犯、教唆犯，以作用为标准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将教唆犯列入主犯、从犯、胁从犯的体系，就违反了上述逻辑规则，犯了逻辑错误。 第二种观点指出了将教唆犯与主犯、从犯、胁从犯并列的失误，是应当肯定的；但也有两点值得研究。其一，将我国刑法中共同犯罪人的分类只限于以“作用”为标准的一种，而否认以“分工”为标准的分类的存在，是不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实际的。这种观点认为，共犯人是母项，主犯、从犯、胁从犯是分类所得的子项，子项之和与母项正好相等，在子项中加进教唆犯，就犯了分类过宽的逻辑错误。我们认为，以此来批评将教唆犯与主犯、从犯、胁从犯并列虽有道理，但这不符合第一种观点的本意。第一种观点并不认为教唆犯是按“作用”分类所得的子项，而认为是按“分工”为标准所得的子项。它不否定以“分工”为标准的分类的存在，其错误在于将两种不同的标准混为一谈。 上述的批评否定了教唆犯是以“分工”为标准的分类的子项之一，实际上也否定了以“ 分工”为标准的分类的存在。其二，否认教唆犯是我国刑法中共同犯罪人的独立种类。 的确，教唆犯不能与主犯、从犯、胁从犯并列，但不能因而否定教唆犯是我国刑法中共 同犯罪人种类之一。我们认为，是不是共同犯罪人的独立种类，只能以法律规定为标准 。我国刑法第26条规定了主犯，第27条规定了从犯，第28条规定了胁从犯，第29条规定 了教唆犯。既然承认第26-28条规定的主犯、从犯、胁从犯为共同犯罪人的种类，有什 么理由否定第29条规定的教唆犯为共同犯罪人的独立种类呢?第二种观点为自己的主张 论证说：不能因为刑法中规定“教唆犯”的名称，就认为是共同犯罪人的种类，如果是 这样，则刑法中规定的“首要分子”也可是共同犯罪人的独立种类了。这种说法似乎有 理，实际上却犯了作者曾经指出的超级划分的逻辑错误。根据刑法规定，教唆犯是与主 犯、从犯、胁从犯处于相同地位的共同犯罪人的种类，而首要分子不过是主犯的种类之 一。根据刑法第26条规定，主犯包括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与首要分子以外的 主犯。可见首要分子只是主犯的一种，与教唆犯并不处于相同的地位，或者说处于较教 唆犯低一级的层次，所以刑法规定的教唆犯是共同犯罪人的种类，而首要分子则不是共 同犯罪人的种类。这种观点的失误在于，只看刑法是否规定，而不看刑法如何规定。因 而所作论断，难以令人信服。 持上述观点的学者，在其所著刑法学教材中又宣称：“我国刑法仅将共犯人分为主犯、从犯与胁从犯；至于组织犯、(共同)正犯、教唆犯与帮助犯，则只是理论上的分类。”[17]这里认为教唆犯是理论上共同犯罪人分类的一种，也就是仍然否认教唆犯是我国刑法规定的共同犯罪人分类的一种。我们认为，组织犯、实行犯、教唆犯和帮助犯在我国确实是刑法理论上的分类，但其中教唆犯却不仅仅是理论上共同犯罪人分类的一种，而且也是刑法规定的共同犯罪人的特殊种类。认为教唆犯只是理论上的分类，也就是否认刑法上对它有规定，那么，它在刑法上与主犯、从犯、胁从犯同样有明文规定又该作何解释呢?该书作者随后将主犯、从犯、胁从犯列为“共犯人的法定分类”，“法定”这里自然是指刑法规定；刑法对教唆犯也作了规定，为什么被排除在“法定”之外呢?实在难以理解。 我们仍然认为第三种观点是正确的。有的学者表示赞同这一观点时论述说：笔者认为前述第三种观点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持此观点的论者，一方面肯定教唆犯是共同犯罪人的独立种类，另一方面又坚持分类标准同一性的原则，只是认为教唆犯是以分工为标准分类的结果，主犯、从犯、胁从犯是以作用为标准分类的结果。两种分类结果虽不能并列合一，却可以同时存在。因为分类标准同一，并不意味着对一事物只能作一种分类，事实上，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标准分类是完全可能的。并且采用不同的标准所作的分类之间出现交叉重叠，也是极为普遍和正常的现象，如教唆犯，同时又可能是主犯或从犯，这并非是什么逻辑错误，而是体现了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和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性。[18]这一论述对第三种观点的正确性进一步作了说明。 三、教唆犯是否具有两重性 (一)问题的缘起 西方刑法学者在共犯理论中有共犯从属性说与共犯独立性说的争论。受这一争论的影响，我国有刑法学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研究教唆犯的性质时，就曾提出教唆犯具有二重性的观点，认为教唆犯既有从属性，又有独立性。教唆犯的犯罪意图只有通过被教唆人的决意并实施所教唆的犯罪行为才能达到，所以就教唆犯与被教唆人的关系来讲，教唆犯处于从属地位，因而具有从属性。但是教唆犯的教唆行为本身已显示对社会危害的严重性，无论被教唆人是否去实行犯罪，教唆行为本身就应该认为是犯罪，所以教唆犯在共犯中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因而具有相对独立性[19]。随后，有学者提出我国刑法中的教唆只具有独立性的意见，认为教唆犯的教唆行为本身就是独立的犯罪，被教唆人是否实施犯罪，对教唆犯的成立不发生影响。教唆犯是被处罚的独立主体，并不从属于实行犯，而只具有独立性。[20]再后又有学者提出从属性、独立性、两重性否定说，认为我国刑法中的教唆犯既无从属性，又无独立性，更无二重性可言。我国刑法对教唆犯的规定，完全摒弃了所谓二重性的结论，讨论我国刑法规定的教唆犯是否具有从属性、独立性或者二重性，没有任何理论意义与实际意义。[13]()此后，两重性说得到一些学者的赞同，并在肯定两重性说的基础上提出修正意见：如有的学者提出，教唆犯是一个法律概念，论证教唆犯的独立性或从属性，必须结合一个国家的法律规定来进行。认为我国刑法第26条规定的教唆犯，确实具有两重性，但独立性是主要的。[21]还有学者提出共犯从属性与独立性统一说，认为从属性与独立性是辩证统一不可分割的：从属性是在相对独立性的基础上的从属性，而独立性是在相对从属性前提下的独立性。因 此，在共犯的这种二重性中，不存在孰主孰从的问题。[22]主张两重性否定说的学者， 看到两重性说不仅没有偃旗息鼓，反而有所发展，于是在自己的新著中对两重性展开了 全面的评论。学术研究总是在不断争论中发展的，争论是好事不是坏事。基于此，笔者 对上述争议问题，愿意再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由于论争需要取得共同的标准，因此首 先将西方学者关于共犯从属性与独立性的论述作一介绍。 (二)西方刑法学者关于共犯从属性与共犯独立性的学说 1.关于共犯从属性与独立性的一般论述 日本学者西原春夫教授认为：“所谓共犯从属性说，指共犯为了成立犯罪要正犯者至 少着手实行犯罪的原理。主张共犯从属性的学说，叫共犯从属性说，与共犯独立性说相 对应。共犯独立性说，指共犯的可罚性存在于共犯的行为本身中，共犯为了成立犯罪不 一定要正犯者着手实行犯罪，是主张共犯的独立性的，我国的通说立足于共犯从属性说 。”[2]()需要说明，这里所说的共犯是指狭义的共犯，即仅指教唆和帮助犯(从 犯)。 日本学者大zhǒng@①仁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论述。他指出：共犯独立性说，认为教唆犯、从犯也是行为人的反社会的征表，具有指向犯罪结果的原因力，其本身就应该是可罚的，因而是独立的、固有的犯罪。共犯从属性说，认为处于间接地位的教唆犯、从犯只有从属于处于直接地位的正犯才带有犯罪性，据此可称它们为“从属性共犯”。承认“从属性共犯”有其实质的和形式的理由：从实质的观点看，正犯行为本身具有实现犯罪的现实危险性、侵害性，而教唆犯、从犯行为所具有的实现某种犯罪的危险性、侵害性只有以正犯的存在为介体才表现出来；从形式的观点看，现行刑法明显是以共犯从属性说为基础的，即(日本)刑法第61条规定“教唆他人实行犯罪的”，可看成是规定了教唆犯从属于正犯而成立的旨意。[23] 德国学者耶赛克等在著作中写道：“共犯(教唆犯和帮助犯)是以依赖于故意之正犯的存在而存在的(从属性)，因为只有实施了正犯行为，第26条和第27条规定的不法构成要件才得以实现。”[12]()他们认为《德国刑法典》第26条、第27条的规定是限制从属性的，同时指出：“在责任方面，第29条完全排除了从属性，这是第26条、第27条限制从属性的必然结果。责任独立性原则，意味着有多人参与犯罪的，每个参与人只按其自己的责任大小受处罚。”[12]()《德国刑法典》第29条(对共犯处罚的独立性)规定：“数人共同犯罪的，各依自己的罪责受处罚，而对他人的处罚如何，对其无影响。”这里耶赛克等分别论述了共犯成立犯罪的从属性和责任非难即对共犯处罚的独立性。 2.关于理解“共犯从属性”的不同观点 日本学者齐藤金作认为：“从来上述共犯的从属性，被认为有两种意义。即：第一是成立上的从属性，教唆犯或从犯为了成立犯罪，至少要正犯着手于犯罪的实行；第二是 处罚上的从属性，为了教唆犯或从犯被处罚，必须要正犯被处罚，正犯被处罚，就意味 着教唆犯或从犯亦被处罚。”[24] 平野龙一博士“将共犯的从属性分为三种，分别命名为实行从属性、要素从属性以及罪名从属性。(1)实行从属性，是有关于作为共犯的成立要件，正犯的实行行为是否必要的问题；(2)要素从属性，是正犯的行为中，要求具备什么样的要素的问题；(3)罪名从属性，是共犯是否必须和正犯的罪名相同的问题。上述分类中，(1)是有无从属性的问题，(2)是从属性的程度问题，(3)是有关是犯罪共同还是行为共同的问题。”[25] 山中敬一则指出，共犯从属性的概念在如下4种意义上使用：(1)实行从属性 = 共犯的处罚从属于正犯的实行；(2)罪名从属性 = 共犯的罪名从属于正犯的罪名；(3)可罚从属性 = 共犯的处罚根据从属于正犯的犯罪；(4)要素从属性 = 共犯的处罚从属于正犯的构成要件或违法性或者责任[26]。 上述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都从不同方面阐明了共犯从属性的意义，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共犯从属性的含义和我国刑法中的教唆犯究竟有无从属性与独立性。 (三)对异议的回应 笔者是主张教唆犯具有两重性的。具体论述是：“……要论证教唆犯的从属性或独立性，应当了解从属性指的是什么?从属性通常包括犯罪的从属性和处罚的从属性两个方面。前者指教唆犯因被教唆人实施犯罪而构成，被教唆人未实施犯罪，教唆犯即不成立。被教唆人犯罪既遂、未遂或预备，教唆犯也是犯罪既遂、未遂或预备。后者指对教唆 犯依照实行犯的刑罚处罚。刑法规定的教唆犯完全符合上述情况的，就是具有从属性， 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上述情况的，就是具有独立性或一定的独立性。据此，我们认为我 国刑法规定的教唆犯，确实具有两重性，但独立性是主要的。具体言之，刑法第29条第 1款规定的教唆犯，只有在被教唆人实施犯罪时才能成立。这时教唆人与被教唆人构成共同犯罪关系，被教唆人实施的犯罪行为是犯罪预备、未遂或既遂，教唆犯也是犯罪预 备、未遂或既遂，这就是教唆犯罪的从属性。但这一款规定的刑事责任，则是依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处罚，而不是依照实行犯的刑罚处罚，这就是教唆犯处罚的独立性。第 29条第2款规定的教唆犯，是被教唆人没有犯被教唆之罪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教唆 犯与被教唆人根本不成立共同犯罪关系，刑法却仍然对之规定了刑事责任。这里的教唆 犯既无犯罪的从属性，也无刑罚的从属性，亦即只有独立性。[16]()持两重性否 定说者对这一主张提出了异议，笔者尊重其学术讨论的自由权利，并感到有的提法能给 人以启发，但整体说来，认为其所提出的观点值得商榷。现对驳论观点依其顺序，逐一 予以论析。 首先，这里驳论有三点，其一说：“在教唆犯只有一人的情况下，只有被教唆的人犯被教唆的罪，才有共犯中的教唆犯可言，这显然是就共犯的成立条件而言的，而不能说明教唆犯的从属性。”[15]()根据前面的介绍，日本学者齐藤金作将共犯的从属性分为两种，第一个便是成立上的从属性；大谷实介绍平野龙一所说的实行从属性，也解释为是关于共犯的成立要件问题。可见在日本学者看来，教唆犯、从犯的成立条件从属于正犯的实行犯罪，是从犯从属性的表现之一。笔者的论断正是意图从共犯成立条件上说明教唆犯的从属性的一面，根据也就是上述日本学者的理论。驳论者对此断然否认，显然与上述日本学者的理论相左。其二说：“只要是构成共同犯罪的，不管是教唆犯与实行犯构成共犯，还是教唆犯之间构成共犯，都应当运用第1款。而在教唆犯构成共犯的情况下，并没有实行犯，即没有实行犯的情况下，也应适用第1款，这说明第1款的规定只是与共同犯罪有关，而与从属性无关。”这一驳论也难以成立。如前所述，笔者将刑法第29条第1款分为两个方面论述，就“教唆他人犯罪”而言，只有在被教唆人实施犯罪时才能成立，这正是教唆犯构成共犯关系成立的条件，如同前面其一所说，它是成立上的从属性，并非与从属性无关。就教唆犯的刑事责任而言，由于刑法规定按照他所起的作用处罚，这表明了教唆犯的独立性。驳论者所举的例子，认为可以适用第1款，都是就刑事责任来说的，这当然没有从属性。说它没有从属性，不正好说明在这种情况下教唆犯的独立性吗?其三说：“第29条第1款并没有说明，在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时，教唆者的行为不成立犯罪，因而没有肯定教唆犯的从属性。”其实这种情况即“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已由第29条第2款作了构成犯罪的规定，这正说明了教唆犯的独立性。第1款未规定这种情况下教唆犯不成立犯罪，并不能否定教唆人与被教唆人是否成立
林亚刚教授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法学评论》、《法律科学》、《法学家》、《现代法学》、《法制与社会发展》、《法商研究》等国内核心刊物以及其他公开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1、《绑架勒索罪若干问题的探讨》，载《法学家》，1996年第4期。2、《泷川幸辰刑法思想介评》，载《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学报》。3、《国际反洗钱犯罪与我国的刑事立法》，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5期。4、《关于绑架及相关犯罪的几点探讨》，载《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5、《论特别刑法的立法特点及在分则修改中的吸收》，载《中外法学》1997年第1期．6、《论犯罪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载《社会发展与犯罪新论》武汉出版社1997年4月出版。7、《危害税收征管犯罪若干问题探讨》，载《法律科学》1998年第2期。8、《犯罪过失新探》，载《刑事法学专题研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9、《世纪之交的中国刑法理论研究之精品——读赵秉志主编的《刑法争议问题研究》，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10、《立功制度的价值评判与规范分析》，载1999年《刑法论丛》（第三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12月11、《暴力犯罪的法律规定与社会原因分析》，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12、《试论危险分配与信赖原则在犯罪过失中的运用》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2期。13、《犯罪过失的理论分类中若干问题的探讨》，载《法学评论》1999年第3期。14、《正当防卫限度条件的理解与执行》，载《西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15、《刑法功能的价值评价》，载《中国刑事法杂志》，1999年第3期。16、《信用证罪若干问题研究》，载《新刑法施行疑难问题研究与适用》,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年4月。17、《论过失中的违法性意识》，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2期。18、《论我国刑法强制猥亵妇女罪的立法及规范评价》，载《现代法学》2000年第2期。19、《德、日刑法犯罪过失学说介评》，载《法学评论》2000年第2期。20、《共同正犯相关问题研究》，载《法律科学》2000年第2期。21、《我国古代刑法中的犯罪过失概念剖析》，载《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22、《论侵犯商业秘密罪》，载《刑事实体法学》群众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23、《侵犯商业秘密罪再探》，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0年第1期。24、《论期待可能性的若干理论问题》，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0年第2期。25、《试论德、日刑法中犯罪过失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26、《犯罪过失中的注意能力与与注意义务之研究》，载《刑事法评论》第6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27、《金融犯罪罪数形态的探讨》，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4期。28、《认定抗税罪的若干问题》，载《刑事司法指南》第3辑，法律出版社2000年12月。29、《金融犯罪的概念与构成中若干问题研究》，载《珞珈法学论坛》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30、合作：《斡旋受贿罪的立法及其完善》，载《新刑法研究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5月。31、合作：《金融犯罪防治法律对策研究》中国法学会、武汉市法学会科研项目2000年3月。32、合作：《浅议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概念》，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33、《破坏交通设施罪新解》，载《岳麓法学论坛》，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出版。34、《论持有、使用假币罪的若干问题》，载《中国刑事法学》2001年第2期。35、译西原春夫《日本与德意志刑法和刑法学－－现状与未来展望》，载《法学评论》2001年第1期。36、《论“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和“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规定――兼评的若干规定》，载《法学家》2001年第3期。37、《论集合犯》，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3期。38、《论共同过失正犯及刑事责任的实现》（上）（下），载《江西安全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2期、第3期。39、《共谋共同正犯问题研究》，载《法学评论》2001年第4期。40、合作：《论片面共犯的理论基础》载《法学评论》2001年第5期。41、《暴力犯罪的内涵与外延——兼论几种暴力犯罪行为》，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6期。42、《罚金刑易科制度探析》，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1期。43、《如何理解犯罪中止自动性条件》，载《检察日报》2002年3月4日。44、《对象错误与打击错误——与倪培兴同志商榷》，载《刑事法杂志》2002年第3期。45、《论“共谋”的法律性质及刑事责任》，载《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46、《结果加重犯共同正犯刑事责任的探讨》，载《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47、《片面共同正犯刑事责任的探讨》，载《法学评论》2002年第4期。48、《犯罪中止形态若干争议问题的再探讨》，载《法律科学》2002年第5期。49、《承继共同正犯探讨》，载《法学家》2002年第4期。50、《论犯罪过失本质的学说与责任根据》，载《刑法论丛》第5期2002年1月法律出版社。51、《论刑罚适度与人身危险性》，载《人民司法》2002年第11期。52、《论犯罪预备的若干问题》，载《楚天检察》2002年第1期。53、《经济全球化与我国有组织犯罪的发展趋势及其对策》，载《犯罪研究》2003年第3期。54、《身份与共同犯罪关系散论》载《法学家》2003年第3期。55、《主犯若干问题的探讨》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5期。56、《继续犯的若干争议问题的探讨》载《刑事法杂志》2003年第4期。57、《论犯罪中止的若干争议问题》载《法学评论》2003年第6期。58、《犯罪预备与犯意表示、阴谋犯》载《国家检察官学报》2003年第4期。59、《论共同犯罪的若干问题――以共犯为中心》，载（日）西原春夫主编：《共犯理论和有组织犯罪》（21世纪第2次日中刑事法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成文堂2003年版。60、《论共同犯罪的若干问题――以共犯为中心》，载马克昌、莫洪宪主编：《中日共同犯罪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61、译佐久间修《共同过失和共犯》，载（日）西原春夫主编：《共犯理论和有组织犯罪》（21世纪第2次日中刑事法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成文堂2003年版。62、《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构成及刑事责任中的若干问题》，载赵秉志、张军主编：《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第2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63、《金融犯罪防治的法律对策研究》，载《珞珈法学论坛》第三卷，2003年版。64、《论想象竞合犯的若干问题》，载《法律科学》2004年第1期。65、《论恐怖主义犯罪的内涵及其认定》，载《江西公安高等专科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66、《犯罪未遂意志以外原因的分析》，载《检察日报》2004年2月25日第3版。67、《论吸收犯的若干问题》，载《政治与法律》2004年第2期。68、《论结果加重犯的争议问题》，载《法学评论》2004年第6期。69、《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若干规定的检讨》，载陈兴良、胡云腾主编：《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第二卷《实务问题研究》（上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70、《单位犯罪法律适用中的若干问题－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理解》，载《中国监狱学刊》2004年第6期。71、《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疑难问题研究》，载《楚天检察》2004年第2期。72、《共犯关系的竞合》，载《当代法学》，2004年第3期。73、《论我国经济犯罪废止死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以国际人权公约和废除死刑的实践为视角》，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74、《竞技体育中伤害问题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05年第2期。75、《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的若干规定》，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3期。76、《自首、立功若干规定的理念及反思 》，载《法学评论》2005年第6期。77、《科技手段真能杜绝刑讯逼供吗? 》，载《学习月刊》2005年第6期。78、《酌定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研究 》，载《法学评论》2008年第6期。79、《论妨害公司、企业管理秩序、侵犯公司、企业利益犯罪的若干共性问题 》，载《法学评论》2007年第6期。80、《析侵犯著作权行为与侵犯著作权罪的衔接》，载《法学评论》2006年第6期。81、《我国<反恐怖法>需要重点解决的几个问题》，第一作者，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82、《刑法修正案(七)“组织、领导传销罪”的解读 》，载《政法论丛》2009年第6期。83、《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若干问题的探讨》，载《法学评论》2010年第4期。84、《论非法组织卖血罪的几个争议问题》，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4期。
《大学生违法犯罪心理研究述评》
摘 要|：大学生违法犯罪是一个社会问题，已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本文主要从大学生违法犯罪的心理特点、犯罪成因、心理干预措施等方面入手，对当代国内大学生违法犯罪心理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价。
关键词：大学生 违法犯罪 心理问题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6-230-02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各方面的转型期，改革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出来，加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的影响，大学生违法犯罪案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刑法分则中规定的犯罪有十类共400余种，而大学生犯罪至少已经涉及其中的五类数十种之多，涵盖了政治、经济、刑事等各个方面。处于大学阶段的青少年，生理发育已基本成熟，但他们的心理发展却相当不稳定，当一些心理矛盾和冲突得不到及时化解时，就可能衍生大学生违法犯罪心理。
一、大学生违法犯罪的内部心理特征
(一)认知特征
在认知特征方面，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大学生的违法犯罪行为与其低水平的认知相关。如韦庆辛(2005)认为，部分大学生的认识水平较低，对道德法纪的认识愚昧无知、观念糊涂，甚至到了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地步，以至于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第二种观点认为，大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已经到了很高的阶段，只是不够成熟和稳定才会导致犯罪。如裴涛等人(2009)认为，由于这一阶段的大学生无法合理地将学习到的理论知识和现实社会的实践经验良好对接，导致自己的观点具有片面性、偏激性和局限性，在处理复杂和困难的问题时，往往难以调控好自己的情感和行为，一旦出现犯罪欲求倾向，就变得难以抑制。第三种观点认为，大学生的违法犯罪是由于其混乱的认知发展所导致的。教育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格局的激烈变动、社会上的一些腐败现象、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的冲突、能力和社会期望值之间的冲突、理想和社会现实的冲突等，都会造成大学生的心理冲突和认知偏差。
(二)情绪情感特征
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大学生违法犯罪者容易急躁，遇事不冷静，好感情用事，不善于用理智去控制情感，对他人缺乏尊重和同情心，有遇事不顾后果的特点。例如，大学生违法犯罪者通常都缺少社会性情感，情绪体验低级、庸俗，有不良倾向的消极情感情绪(如嫉妒、愤怒)，自尊与自卑情感并存。另外，大学生的情感反应具有不稳定性和冲动性，其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他们情绪变化多而且快，而冲动性则主要表现在他们情绪困扰往往很大，无法有效、及时地缓解不良情绪，导致负性情绪累积，产生违法犯罪行为。强烈的交往需要与自我封闭的冲突也是大学生犯罪心理形成的重要原因。大学生在人际交往方面，容易出现心理活动的闭锁性，表现为谨慎、疑虑、不愿坦露内心世界，但同时他们也有一种希望被人理解、与人交往的强烈愿望，由此形成了自我封闭与渴望交往的矛盾，从而引起情绪、情感上的困扰。由于社会阅历浅，大学生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容易被人引诱，从而走上犯罪道路。
(三)意志特征
现有的研究显示，大学生意志力薄弱对违法犯罪行为有显著的影响。大学生价值观念尚未定型，当面对来自社会的各种诱惑时，意志力面临严峻考验，因此，被视为犯罪的“易感人群”。大学阶段的青少年学生意志的两极性明显，一方面是社会要求完成的意志活动，他们难以实现，显得意志力薄弱，在外界诱因的诱惑下，很容易使意志活动偏离正确方向;另一方面，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需求，在实施反社会倾向的活动中，会千方百计地去排除主客观障碍，显示出顽强的意志力。另外，有学者认为，存在侥幸心理也是大学生违法犯罪心理的主要特征之一。例如，姚岚(2001)在分析大学生违法犯罪心理特点时指出，在这些大学生中，“很多人并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犯罪，但由于自以为能够成功的侥幸心理占了上风，驱使他们为达到个人目的铤而走险”。侥幸心理是促使大学生犯罪意识“外化”的心理机制。
(四)个性和行为特征
自我意识的扩张，是处于大学阶段的青少年的重要心理特征。当个人意愿落空时，处于这种意识状态的大学生，往往会降低人的社会需求水平，对自我过分怀疑，压抑自我的积极性，并可能引发严重的情感损伤和内心冲突，其心理体验常伴随较多的自卑感、盲目性、自信心丧失和情绪消沉、意志薄弱、孤僻、抑郁等现象。有的大学生甚至会失去理智，对自己的行为不能以社会道德法律规范进行调节与控制，从而实施犯罪。在违法犯罪的大学生中，存在三种类型的极端个性：虚荣型、暴躁型和抑郁型。虚荣型的人有过高的荣誉需求结构，虚荣心强，名利思想重，嫉妒心强;暴躁型的人性格急躁，社会适应性差，易和他人争执，比较容易酿成恶性事件;抑郁型的人性格内向、孤僻，沉溺于内心体验，过分敏感，有时会产生企图以外部的过激行为达到消除自己精神负担的行动。关于大学生违法犯罪的行为特征，韦庆辛(2005)认为其具有模仿性、冲动性、凶残性、娱乐性、易变性、纠合性等特点，且大学生犯罪动机的产生易为外界诱因引起，具有不稳定、有强烈的情感性和情绪性、未被意识的特征。
(五)人格障碍
人格障碍者在变态心理的支配下会反复出现偏离社会规范的行为。大学生犯罪与人格障碍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大学生常见的人格障碍主要有偏执型、分裂型、爆发型、强迫型和癔病型，具有这些人格障碍的人通常难以与人相处，缺乏社会责任感，遇到困难总是不能合理归因，固执且好猜疑和仇视。由于大学生某些人格特征的极端发展，对其行为有很大的消极控制力，从而引发犯罪。同时，大学生的偏常行为也正是他们偏常人格的反映。例如，犯有盗窃罪的大学生一般具有贪婪、自私、虚荣和多疑等性格;暴力犯罪者则有易冲动、多疑、偏执、刻薄等心理特点。
二、大学生违法犯罪的外部因素
(一)家庭因素
家庭和父母的教育对大学生的一生成长至关重要。大学生走什么样的道路，如何成长，同家庭的关系甚为密切。个别大学生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与他们的家庭有着直接的联系。家庭的过度溺爱、家庭成员关系及性格的负面影响、家庭不良文化氛围的影响等因素都是造成大学生犯罪的“家庭教育失误”。造成大学生违法犯罪心理的家庭因素包括：家庭残缺、问题家庭和贫困家庭等。
(二)学校因素
学校在学生个性品行培养上起主导作用，在大学生成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当今社会中校园人文精神的缺失被认为是大学生犯罪最深层次的思想意识根源。朱云和桂忠孝(1996)通过对入狱大学生的调查研究发现，引起大学生违法犯罪的学校因素主要来自三组对立的矛盾：学生个性培养与人格塑造的矛盾、教学内容理念性与社会现实性的矛盾、教师职业崇高性与少数教师无为性的矛盾。另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薄弱、学校管理存在漏洞等因素，也会对大学生违法犯罪产生消极的影响。
(三)社会因素
1.社会失范
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将“失范”定义为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原有的社会价值准则被破坏，不能继续控制和调节社会成员的行为;社会成员缺乏明确的价值准则的指引，人们找不到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准确位置，难以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进而引起不满情绪、挫折感、冲突以及越轨行为。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失范主要表现在局部的社会机构失衡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社会结构的分化与重组所带来的负向效应、社会价值取向多元化引发的社会价值评价系统的紊乱等方面。社会的失范，会让部分是非辨别能力较差且缺少社会阅历的大学生感到迷惘困惑、无所适从，从而造成部分失去规范约束的青年在社会化过程中出现偏差;同时，也减少了人们相互自然监视和彼此非正式控制的这种传统社会制约的可能性，增加了大学生犯罪的机会。
2.文化冲突
索尔斯坦·塞林(1938)认为，文化冲突的本质是价值观的冲突。在一个具有统一价值观念，拥有社会成员共同承认的规范意识的社会中，文化冲突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在多元复杂的当代社会中，社会整体的价值观与部分社会的价值观是不可能统一的，因此，两者之间极易形成冲突。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冲突主要包括两种类型，即纵向文化冲突和横向文化冲突。其中，纵向文化冲主要是指传统社会文化与现代社会文化的冲突、学生文化与社会(成人)文化的冲突;而横向文化冲突则包括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的冲突、正统渠道的主流文化与社会亚文化的冲突等。大学生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总是在文化冲突中进行错误的价值选择的结果，不同类型的价值选择导致不同类型的犯罪。
3.社会大环境的信息污染直接影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尤其是作为信息传播主要渠道的传统媒体和现代媒体，有意无意地传播大量包含暴力内容的信息，对于违法犯罪行为的产生具有诱导作用。媒体的扩大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学生的极端心理问题，不仅会使处于青春后期期待别人关注的大学生对社会中出现的极端行为产生模仿与认同，也会让大学生以模仿社会中的某些极端行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综上所述，失当的家庭教育方式、尚存欠缺的学校管理和校园文化、不良的社会环境因素都会降低大学生的认同感。吴殿朝(2008)在其研究中引入了社会控制理论的“socialbond”概念，并将其译为“社会腱”，用以指代个人与传统社会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国内大学生的“社会腱”由依恋、认同和信念三个因素构成。认同作为“社会腱”的重要组成因素之一，同时存在于家庭、学校、社会三种教育环境链条中，但是，这一链条中存在的一些负面因素却使大学生的认同降低，致使“社会腱”链条破裂，发生犯罪。
三、大学生违法犯罪的心理干预
目前，大部分研究者都是从思政角度，强调对大学生违法犯罪行为的学校教育。而真正以大学生为对象的犯罪心理干预的实证研究目前并不多，主要散见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自我调适和疏导
由于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水平还比较滞后，从一定程度上讲，大学生的自我调适与防范是目前大学生避免因心理问题而导致违法犯罪的最重要的手段与措施。曹国辉(2005)认为，大学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自我调适和自我疏导：确立新的适合的追求目标;正确对待学习、生活与就业的压力;积极转移注意力，学会正确的自我宣泄;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等。
(二)团体辅导
韦志兆(2010)基于犯罪心理的人格诱因，强调了团体心理咨询技术在大学生犯罪心理预防与矫正中的应用价值。在团体心理咨询中，他将61名同学分成5个小组进行自信心培训。团体活动前后对学生进行16PF人格因素量表测试，将测量得分进行前后比较，结果显示，活动前后成员自信状况差异显著，团体心理咨询对成员人格因素的发展有积极影响。他进一步提出，可以充分利用团体心理咨询的形式为大学生在不同时期的成长需要和面临的问题与挫折提供服务，促进他们健康人格的形成、矫治人格偏差。
(三)人格矫治
对于大学生群体中的人格障碍者，可以通过精神分析疗法、行为疗法、支持疗法和认知疗法进行矫治。
四、总结与展望
我国就目前青少年犯罪的心理现象的调查中发现，青少年犯罪中绝大多数是心理扭曲后，不同的犯罪行为有不同的犯罪心理，在同一个人身上也会有不同的犯罪心理出现。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青少年犯罪心理学分析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青少年犯罪的特点及其心理分析》
摘要：近几年来，我国青少年犯罪已成为全社会注目的一个社会问题。青少年犯罪不仅人数不断增多，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在全部犯罪人员中，青少年犯罪的比例最高，而且杀人、抢劫、强奸、恶性伤害等案件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家庭、学校和社会的重视。本文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青少年犯罪的特点，且分析了他们犯罪的心理因素。
关键词：青少年 犯罪 心理分析
作者简介：梁军，甘肃联合大学政法系教师，讲师职称，2009年兰州大学法律硕士研究生毕业。
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最新资料统计表明，我国青少年犯罪总数已经占到了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其中十五、六岁的少年犯罪案件占到青少年犯罪案件总数的70%以上。据南方某市教育局老师估计，跨校跨区的校园敲诈勒索事件占到整个校园敲诈勒索滋扰事件的60%左右，有关调查显示有50%以上的“问题少年”。愈演愈烈的校园暴力已经到了令人痛心疾首的地步。暴力事件的不断发生，给我们的家庭和学校教育现状带来了警示。众所周知的药家鑫案又给我们每个家庭每所学校甚至每个人都带来怎样的反思?“青少年犯罪”在世界范围内被列为吸毒、贩毒、环境污染之后的第三大公害。我国未成年人的犯罪人数呈现逐年增多并且向低龄化、团伙化、恶性化发展的趋势，对社会稳定造成很大的危害。当然，造成青少年犯罪的原音有很多，其呈现出的特点也是多样化的。本文就综合考虑阐述一些青少年犯罪的主要特点。
一、青少年犯罪呈现的特点
(一)犯罪呈现“疯狂性”和“突发性”
青少年时期正处于人生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时期。由于某些青少年在社会进化过程中没有形成健全的人格，往往容易走向歧途;由于年轻人逞强好胜，在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中，常常带有很大程度的疯狂性;由于少年的犯罪动机往往比较简单，其目的单一，随意性强。一般来说，较少有预谋，没有经过事前的周密考虑和精心的策划，常常是受到某种因素的诱发和刺激，或一时的感情冲动而突然犯罪，这种突发性行为反映了青少年情感易冲动，不善于控制自己，有的仅仅是为了偷点钱去上网而杀人。
(二)组织结构的团伙性和犯罪结合的偶然性
从组织结构看，一般都是临时纠合，时聚时散性的，而且这种组合往往是一拍既合，一哄而起的团伙性犯罪。这与有组织、有策划的团伙性犯罪有所区别。这种偶然性的纠合也往往随着一个犯罪活动的终结而自行解体。如：浙江校园暴力升级，学生组团买枪对抗黑社会。这个学校的学生为了对抗黑社会对他们正常的学校生活的干扰，组织了一个组织，并购买了一只猎枪来保护自己。他们弄的这个团伙是一种偶合性的临时纠合，而并非有组织、有策划的团伙，虽说他们能是偶合性的团伙，但他们对社会的危害性也是非常大的，对于这样的团伙，学校要是发现一个及时解决一个，把他们都消灭在萌芽状态中。
(三)犯罪动机的单一性和犯罪目的的荒诞性
青少年犯罪的动机往往是出于好胜好奇，对照模仿，其目的往往是好奇、好玩或争强好胜。他们的行为多数是模仿电视、电影中的某个镜头和情节，有的是同学或朋友之间所谓的争强好胜，显示自我的“天不怕，地不怕”而犯罪。有的出发点是为了偷钱，却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后果，这也可见青少年犯罪行为的严重盲目性和不计后果性。
(四)犯罪心理的报复性和犯罪心态和逆反性
青少年虽年幼无知，但同样渴望人格上的独立和自主，能够获得平等的权利和尊重，不愿意受管束，这种心理随年龄的增长有时会越来越强烈，特别是他们具有一些不良行为而被管教时，他们轻则对抗，重则予以报复。
(五)青少年违法犯罪呈现出“四高一低”的趋势
即：青少年暴力犯罪比例偏高;14岁至18周岁年龄段强奸、抢劫犯罪比例偏高;18周岁至25周岁年龄段盗窃、抢劫犯罪比例偏高;农村青少年犯罪比例偏高及青少年违法犯罪年龄低，潜伏着巨大的社会危害性。
二、青少年犯罪的心理分析
我国就目前青少年犯罪的心理现象的调查中发现，青少年犯罪中绝大多数是心理扭曲后，不同的犯罪行为有不同的犯罪心理，在同一个人身上也会有不同的犯罪心理出现。
(一)“攀比嫉妒”心理
这是造成心理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总觉得社会对他来说不公平，别人有的自己却没有，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于是就有夺回“应得”的欲望和冲动。如“某中学一位年仅13岁的中学生张某，家庭条件也不错，但是因为同班同学有一辆轻骑摩托车，张某要父母也给他买一辆，未能如愿，于是他就开始想办法，在某一天中午十二时许，张某趁邻居曾某家无人，翻窗进入屋内，盗得现金3850元，2000元首饰。张某正准备享受其得来的胜利品时，被公安机关抓获。就张某而言一个年仅13岁的中学生，对于同班同学的一辆轻骑摩托车，就能产生如此大的攀比嫉妒心理，这是非常可怕的。现在的孩子生活非常优越，他们怕吃苦，怕受累，不愿干活，提起学习就摇头，连学生最起码的作业有时候也得让家长代劳。轮到自己打扫卫生、大扫除之类的，家长们得拿着扫帚去“义务劳动”，这些家长的行为真让人费解。
(二)“孤注一掷”心理
这相当于赌徒的心理。他们把人生看成是一场赌博，认为“赌注越大，得利越多”。甚至认为“这年头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些青少年心理一般都孤僻，不爱与人沟通，他们往往发生在单亲家庭。他们缺乏父爱和母爱，缺乏人生坐标的指引，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不考虑别的因素，我行我素，我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对于社会公德、法律、公约等一概不看、不问、不知。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已经触犯法律也不知道，自己应该负什么责任也不知道，这些青少年的存在对社会的危害性特别大，建议社会多关心、开导这些青少年。这些青少年的存在对社会的危害性特别大，建议社会多关心、开导这些青少年。
(三)“浓缩人生”的心理
一些青少年心理深处有这样的想法“艰苦一辈子，不如潇洒走一回”，“吃苦一辈子，不如享受一阵子”，“多活几年受苦受累，不如少活几年图个快活”。有的人甚至认为“只要今天能享尽天下福，过上神仙般的日子，即使明天与世无缘也值得”。在青少年犯罪团伙中绝大多数承认自己是为图一时享受、刺激和痛快。这些青少年都是“享乐主义者”，“怕苦、怕累、多享受”是他们的宗旨。他们大多都没有什么理想，也不想有什么成就。如果有理想的话那就是“吃喝玩乐”。这种人和“寄生虫”没什么分别，只知道寄生在社会身上，从不对社会做什么贡献，吃喝玩乐虚度自己的一生，这样的心理不值得推荐。
(四)“青春期的浮躁”心理
个别进入青春发育期的女孩子，由于受家庭和外界环境的影响，好奇心强，求富心切，急不可耐。一旦自己的愿望不能实现，就情绪浮燥，感情冲动，丧失理智，就走向极端，不惜挺而走险。如“去年五月，某公安机关抓获一少女，不仅自己卖淫，而且还介绍容留他人卖淫”。像这样的一位生理进入发育期的女孩子，对“性”有无知感、探索感。脾气暴躁属于发育期综合症，某件事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对于能赚钱的行业，不识别它的好坏以及合法性，只要能赚钱就干，从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正确的性教育，可以使青少年树立科学、健康、进步和有益的性观念，提高他们在性问题上的辨别力、鉴赏力和选择力。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我们不仅受自己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且必然收到外来文化的冲击，性的各种信息和思潮靠禁是禁不住的，不向青少年传授科学的性知识，非科学的东西就会影响他们”。只有向青少年传授正确的性知识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减少社会上的青少年“性”犯罪。
(五)“法不责众”心理
一些青少年认为“法不责众”，“法也不难治众”。中国这么大，违法犯罪经常出现，“混水摸鱼，被抓获的是少数”。在调查心理青少年犯罪中，就有80%明知违法，触犯了法律，但又普遍心存侥幸。有的甚至认为我不够法定年龄，即使进去了，我还是尽快出来，不相信，甚至认为不可能会绳之以法。如：小强和小明均出生于1994年，2010年两人因涉嫌抢劫被逮捕。后来，两人分别被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和1年。听到判决，两人傻了，不是说未成年人犯罪不用负刑事责任吗?我国《刑法》的十七条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她的家人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根据刑法的规定这个案件中的两位少年已经犯了罪，犯罪以后认为自己不是成年人，不够刑事处罚年龄，这是明显的无知性，这是“法盲”的表现，他们能根本不知道法律是怎样规定的，也不学习法律，最终导致了受到法律的制裁，后悔也晚了。
(六)对某种事物的“好奇”心理
由于社会上的阅历浅，辨别事物是非的能力差，缺乏正确的、良性的、积极向上的诱导，好奇心驱使青少年去干某种事情，去体验某种享受。如：一位品学兼优的少女禾某，因好奇去吸毒，结果沦落到以卖淫换取毒资的地步。这个案例中的少女乔某，只是因为看到别人吸毒，心想，这是什么味呀?这种心理驱使她去尝试，结果上了瘾，不能自拔，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七)“贪慕虚荣”心理
因贪慕虚荣而走向犯罪是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最突出的。现在青少年受西方资本主义享乐观的深刻影响，认为自己这一代就应该吃好、穿好、玩好。处在这种负面的阴影下生活，青少年的身心在高消费的虚荣心的强烈驱使下就开始偷、抢、等等，利用各种手段满足自己的强烈愿望。
综上所述，青少年在心理和生理上都不成熟，有的就是跟在一起玩，从思想上根本不考虑这件事为什么要干，能干不能干，干了以后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些后果严重不严重。这些严重的后果对自己有没有影响，有些青少年在他们的思维中就没有罪与非罪的界限，只知跟在后边瞎胡闹，最终走上了犯罪道路。因此，我们的家庭、学校以及整个社会不得不重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和法制宣传的进一步落实，或许会对根本上解决青少年犯罪的问题，起到一定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曲新久主编.刑法案例教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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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湛.预防青少年犯罪要内外并举.人民日报.2003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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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学生犯罪心理复杂多样，其突出表现在:犯罪动机、价值观念、人格障碍、个体心理偏差等方面。学校要加强对大学生犯罪心理的 教育 与预防，同时，大学生也要加强对犯罪心理的自我防范。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大学生犯罪心理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试谈大学生校园犯罪心理的社会化原因》
摘 要：近几年，大学生校园犯罪的发生率有上升趋势，究竟大学生在犯罪时候的心理是怎么样的?其与社会人员的犯罪心理有何异同?本文将分析大学生校园犯罪时的心理特征，并将大学生犯罪心理与社会人员犯罪心理进行深入比较，分析他们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以此对大学生校园犯罪心理的社会化原因进行分析。根据大学生犯罪的心理特征，本文还提出了相应的一些预防 措施 。
关键词：大学生犯罪;犯罪心理学;社会化分析
大学生作为没有步入社会的人群，在校园这个象牙塔中，他们的生活应该充满了和谐，充满了友爱，很多人在走上社会之后，都怀念大学的单纯和纯粹的生活，但是随着社会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随着大学生可以接触到的媒体的增多，美好的校园已经越来越趋于社会化，现在的校园俨然成为了一个小社会，校园的社会化问题也越来越凸显。
大部分时候，社会学家都会以犯罪率来考量一个地区或者国家的社会治安的好坏。正常情况下，如果一个地区的犯罪率越低，说明该地区的人员素质越高，该地区的治安越好。现代社会的校园已经是一个小型的社会，当人们还在觉得校园是大学生的象牙塔的时候，校园内已经发生了犯罪活动。每当校园里的大学生有犯罪行为发生的时候，每次都能引发很大的反响，社会都会给予最大程度的关注，但是连续几年，校园大学生犯罪现象并没有明显减少。
对于大学生校园犯罪，和社会上的犯罪现象有什么相同点呢?首先，他们都是犯罪行为，任何的犯罪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其次，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所有的罪犯，在他们真正决定犯罪时，其实都是一念之差，不管是有预谋，还是无预谋的，都处于一个异常亢奋的状态;再者，所有罪犯在被抓获后，都会表现地非常平静与后悔，平静是因为多日来紧张的神经终于得到休息和放松，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后悔则是平静之后，在恢复常态的时的一种和正常人无异的心理，因为正常人一般不会犯罪;最后，犯罪活动给自己以及他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损失，一般的犯罪行为至少会给自己以及家人痛苦，甚至对2个或者多个家庭都产生巨大的精神影响。往往校园犯罪对家庭造成的精神损失会更大，一个家庭可能因此而变得支离破碎。
校园犯罪案件的主体一般都是大学生，大学生还没有步入社会，大学生的心理还处于学生所特，和社会人员有着明显的区别。在犯罪心理上，大学生与社会人员主要有如下的区别：1，更典型的激情型犯罪：虽然在社会人员犯罪中，大部分犯罪人员也是由于冲动而犯罪，但是大学生，作为天之骄子，很多时候更容易被激怒，更容易变得歇斯底里，而且大学生由于长期待在学校，很多时候没有学会如何与人相处，导致大学生更容易因为一点小事导致冲突，最终犯罪，我们可以称这种心理为“校园特有的激情性冲动”，据研究表明，社会人员的冲动性是低于校园的大学生的，这也就表示社会人员的理智程度要高于在校大学生;2，幼稚型犯罪：虽然大学生的学历很高，智商也很高，但是大学生的犯罪手段以及犯罪手法都是幼稚型的，这反映了大学生在犯罪时的一种模仿的心态，很多时候大学生的犯罪手段只是简单模仿现有案件或者小说中描述的那样，这样的模仿心理导致他们更易于犯罪，只要看到作案手法，都有去模仿的倾向，然而往往由于其作案手法的简单性，公安机关在刑侦时候很容易就破获案件，这也是大学生校园犯罪案件的一个重要特征;3，动机单纯性：大学生在没有进入社会之前，在校园里经历的事情非常有限，他们不能体会社会的复杂性，常常因为一些小事而犯罪，据调查，近几年的大学生校园犯罪动机常常集中表现为(1)宿舍生活问题：大学生常常是住在集体宿舍中，很多人可能因为性格不合或者生活习惯不符等，长期积怨导致最终犯罪的实施(2)嫉妒性：作为学生，成绩一般都是评判他们优秀的标准，作为个别成绩优秀的学生，如果他们是属于张扬的性格，那么他们很有可能因为被别人嫉妒而成为别人实施犯罪的对象(3)感情问题：在校大学生由于学习压力不是非常大，大学生谈恋爱现象很普遍，大学生由于感情纠纷而导致的犯罪案例实在不是少数。
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在校大学生罪犯的心理其实并不复杂，深入研究并不是难题，然而在以往的很多研究中，大多数研究者并没有结合大学生自身的特点以及校园犯罪的基本特征，也没有从大学生校园犯罪案件的动机出发进行深入研究，而是将大学生校园犯罪心理和社会人员的犯罪心理一起研究，这其实是不科学的。针对校园大学生的犯罪心理，本文针对性地提出预防校园大学生犯罪的几点措施：1，加强学生的自身素质教育：大学生案件发生很大程度上是与学生的个人素质相关的，有不少同学在学校表现地很张扬，这势必会影响到别人，引起别人的不满，所以学校要教大家学会大智若愚、韬光养晦;2，加强学生的心理教育，多给学生心理疏通的机会：大学生发生犯罪案件，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大学生的心智不够成熟，心理不够强大，在困难或者痛苦面前，会有过激的表现，正确教会他们排解负面情绪是很重要的，很多学校虽然有心灵驿站等心理疏导机构，但由于人员配置问题，往往很多学生没有机会真正去进行心理疏通;3，给学生提供尽量多的接触社会的机会：学生在校园待久了，思想就会过于简单、单纯，心智也就很难快速成长，因此给他们更多的接触社会的机会，让他们体会社会的种种滋味，时间久了，大学生的心理也就会变得越来越成熟，也就会降低因冲动、激情导致的犯罪。
综上所述，本文介绍了大学生校园犯罪的特征并与社会犯罪的特征进行了比较，给出了大学生校园犯罪的心理研究，深度剖析了大学生犯罪心理与社会人员犯罪心理的异同点，并结合大学生自身特点以及其犯罪心理，从学校以及社会的角度出发，给出了较为中肯的预防大学生校园犯罪的几点措施，相信只要通过进一步地对大学生犯罪心理的研究，研究者可以提出更多切实可行的针对大学生犯罪的预防 方法 。
参考文献
[1] 李清德. 大学生犯罪心理成因与预防[J].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08， (12)， 195-197.
[2] 韦志兆. 大学生犯罪心理防控体系研究[J]. 广西社会科学， 2010， (7)， 73-75.
[3] 孙胜楠. 浅析大学生犯罪心理的诱因及其预防措施[J]. 法制与社会， 2009， (12)， 76-77.
《浅谈大学生犯罪心理》
摘要：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我们的物质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我们的精神层面还没有到达这样的高度，这样就使我们的社会中出现了很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在这当中很多的犯罪行为就随之出现。对于社会来说，大学生应该是祖国未来的栋梁，但是为什么还会出现那么多让我们心痛的事情了。探讨这些现象的原因则是 文章 所要表达的。
关键词：犯罪;心理;大学生;原因
一、大学生犯罪现象分析
(一)犯罪率
在中国，青少年成为了犯罪的主体，其犯罪的总数达到了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80%，虽然在这几年中有所下降，但是还是占到了，其中大学生的犯罪在这当中占了一个比较大的比例。据有关数据分析，最近几年我国的大学生犯罪率呈上升趋势。
(二)犯罪类型
大学生在经济上没有自己的来源，都是靠家里的给予，因此在这当中不免会受到外界的刺激，对于物质的不满足，对于“朋友”的嫉妒，导致了我们的大学生开始接近犯罪。因此大学生犯罪大多数是以追求享乐，满足报复和寻求刺激而造成的。
二、犯罪心理造成的原因的多方面性
(一)自身原因
1.自我意识的混乱。很多大学生没有明确的认识到自己，我们把“我”分为主体我和客体我，如果在主体我与客体我分化的基础上，能够形成新的认知水平上的协调统一的自我，那么就能建立良好的自我意识，反之则可能出现自我意识的混乱。
2.需要与动机。需要是主体思想和活动的基本动力。如果是正常的需要根本就不会引发犯罪，而犯罪者的需要的最大特点就是永不满足。
3.性格。性格是我们最难改变的一点。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这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什么样的性格更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
(二)社会原因，
现在了解信息的 渠道 多了，很多的不良行为也被我们的学生所传送，接触的人不一样就会导致我们是否会走上这样的道路，还有就是我们在接触这些信息时自己的抵抗力。这样就导致了我们的价值观的冲突，如此就会导致我们价值主体满足需要方式的异化，从而偏离了社会正常的轨道。
(三)学校原因
在我们小的时候学校过度重视成绩，使我们就只为了这一点去奋斗，这使我们有很大的心理压力。因此使得我们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有很多的弊端，就容易逃学，从而去社会上寻找自己想要的，这样就会比较容易接触一些不是很好的人，造成犯罪行为。在大学中很多的都是以我们的学分作为我们的评判标准。对学生的人文素质没有过高的要求，这样就会造成大学生的道德感不强，责任心下降，规范意识不够。
(四)家庭原因
都说家是人的避难所，在我们得意时或是失意时都想回到我们的家。家对我们的影响是多么大。因此家庭的环境，家庭的教育，家庭的完好程度都对我们有着深刻的影响。这当中包含了单亲家庭，贫困家庭以及不和谐的家庭。首先，单亲家庭本身就对孩子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他在这种缺少父爱或是母爱的环境中成长，会招到别人的歧视。因而会形成孤僻，自私，冷漠的性格，很难与人相处;贫困家庭长大的孩子会有很强的自尊心，但是没有满足基本的温饱问题，在这种需要上就会有强烈的欲望，因此会实施盗窃。
家庭的教育才是问题的关键，在教育中很多家长犯了一些错误，导致了他们走了犯罪的道路。
三、现阶段的解决方法
(一)监狱
对于已经实施了犯罪的大学生来说，只要是触犯了刑事法律的基本上都进入了监狱，而这对于他们是一个能够重新做人的机会。
(二)学校的课程开设
在一些大学出现了犯罪的事件之后，学校的管理者们纷纷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加强了 法律知识 的传播，而因此开设了一些特定的课程。
总结
从自身到家庭再到社会，这样的一个环境使我们的生活有了更大的压力，我们的大学生在成人和青少年的过渡时期。很多的问题不是那么明确，因此从众心理的产生，还有就是自己的问题，导致了这么多的犯罪行为。那么怎样使学生拥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我认为，学生自己应该不断的提升自己，这样才会促使自己得以进步;学校应该教会学生更多的为人处世的方法，更应该让他们了解到“人”的真正内涵;家庭应该适当的改变一下现在的模式，和孩子处于平等的地位;社会是一个大团体，更应该为现在的学生搭建一个公平公正的平台。
参考文献：
[1]马斯洛.人类动机的理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