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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验光就是电脑验光，只是反映眼睛的状态，不能作为配镜处方来直接配镜；而主觉验光是通过被检查人自己的主观感受，验配出被检者觉得看的清楚，看的舒服，看的持久的处方，所以现在正规眼镜店和医院基本都是主觉验光
主觉验光右眼一百五十度近视视力一点零，此眼配镜可达正常视力。左眼远视加近视散光，实际上是远视性质的散光，配镜视力只有零点五，可判为弱视。厅眼加小孔镜视力不提高，进一步说明此眼弱视。
比较精确实用的只有两种：电脑验光仪检测、检影镜验光。其他方法在定量检测方面难于达到临床屈光矫正的要求，如、检眼镜检测、超声波检测、角膜地形图检测等。
你好，主觉验光是借助仪器综合验光仪进行的主观的检测方法。该方法以客观验光结果（电脑验光和检影验光）为基础，然后根据患者的主观反应进行精确调整，其处方更加准确，舒适。可直接用来配镜。电脑验光相比于主觉验光，其结果不够准确，容易受到人眼调节因素的影响。其结果不能直接验配眼镜。希望能帮到你。
应该眼科医师更加专业。
呵呵，糊涂的人多呢，不需要多说，我只要说一个专业名称你就知道了。这个专业叫“眼视光学专业”这个专业是专门学习验光知识的，当然围绕眼睛方面的医学知识都是学习的，但学习重点是为验光配镜服务的，其实验光知识最主要的是光学方面的知识，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自己在百度里输入“眼视光学”四个字搜一下就会知道了。一般这个专业出来的称为验光师。而眼科医生一般都是医学专业出身的，他们在校所学的知识是看病方面的知识， 在大学期间是没有学习验光方面的知识的，有关这一点医学出身的医生们应该明白的，但眼科医生为什么会验光呢？那是毕业后进修和培训出来的，与在大学期间就专门学生验光知识的验光师是无法相比的。但眼科医生对眼病方面的知识比验光师精通。验光的话应该找验光师，看眼病应该找眼科医生，在英美国家这两类人是严格分开的，眼科医生是不允许验光的，相反的验光师也是不允许看眼病的。专业对口是非常重要的，只要专业对口了才能保证准确无误，这一点在英美国家控制得非常好。以上所说的验光师是真正的专业出身的验光师，其实中国验光师的构成很混乱，中国目前从事验光的人员可以分为四大类。一，什么都没学，仅用电脑验光再加减镜片的方法给人验光的。二，初步培训速成人员，这样的人所学有限，学得不深入，简单的可以，稍有难度就不行就错配。三，医生验光，对验光懂一些，但不深入，水平说实话和普通验光员应该差不多。但对眼球结构眼病方面了解甚多，这里所说的还是真正的眼科医生，普通医生对眼睛了解的就更少了。四，验光技师验光。验光其实是“眼视光学”专业所学的知识，所学内容包括眼球结构，眼各组织的功能，眼病的鉴别等，最主要的是学习光学知识，凹透镜，凸透镜，柱面镜，三棱镜，成像规律，双眼协调能力等。他们的所学都是为验光服务的，也可以说是对验光知识懂得最多的人，他们的学习重点就是验光，这样的人出来后称为验光师。学习内容比较深入，特别是一级验光技师在取得此资格的时候要求懂得所有的验光方面的知识，特别是高难度的验光知识必须要掌握，必须有论文写作与论文答辩过程才能通过。验光的很多操作必须要求验光的人懂得原理才能操作，如果没有学通有些项目是做不了的。一个低级别的技术人员不可能懂得高级别的东西，打个比方就象一位小学生不可能会做初中生的题目一样。如果眼睛难度不高，大多数人都可以验，但精度怎样那就难说了，如果眼睛情况比较复杂，那就必须找验光技师才能解决。验光级别的划分是这样的：一级/高级技师二级/技师三级/高级技能四级/中级技能五级/初级技能一级二级才是真正的验光师，后面有技师两字，三四五级为验光员，后面是技能字样。资料参考：国家一级验光技师安徽四大验光师之一钱广来
首先要取得眼视光学专业毕业证以后，参加学校的考试，从五级考四级，四级考三级，三级考二级，二级考一级，一级级往上考。如果不是眼视光学专业毕业的是考不过的，三四五级好考，考一下简单的理论与操作就行了，基本上就是一个形式，一级与二级在考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还要求写论文与论文答辩以及综合评审三道程序。 参考资料：国家一级验光技师安徽四大验光师之一钱广来
这不能一概而论，两类人中各有强手，也都有二把刀。关键是找什么样的人验光。
验光配镜诸因素的理性分析验光配镜不但是一门技术,同时也是一门艺术,是因为它几乎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与衡量标准,虽然配镜基本上是正负相削,凸凹相平,但接受它的是有思想、有心理活动的人。每个人的年龄、性别、体质、眼的调节、屈光间质的屈折力、视网膜、视细胞、视通路、视中枢等的不同,工作性质、工作时间长短、生活条件、生活及工作习惯、用眼习惯、视力需求等不同,所以验光制镜技术再高,不考虑以上这些因素(尤其是心理因素)的影响,所配眼镜不一定适用。1897年Strat-ton在自己身上做了一个试验,他给自己戴上一副倒像镜,马上看到外界的物体都是倒过来的,造成行走困难,但他坚持配戴了一段时间后,看到的物体又正过来了,症状完全消失了。但当他摘掉眼镜后,看到的物体反而倒过来了,一段时间才又恢复正常。其实这都是视觉心理的作用,视觉心理又与本体感受系统协调一致,所以视觉心理又可以通过锻炼与经验而改变,这就要求我们验光师对所开具的验光处方有一个全面的认知,充分估计配出的眼镜戴在患者眼前时会产生怎样的预后,并对患者有一个预后说明。比如:高度散光患者初戴眼镜,要告诉其可能出现视物变形的现象,要坚持配戴就会使这种感觉消失。预后说明还该包括戴上眼镜能够后可能出现的其它不适症状,出现这种情况是正常现象,该怎样去适应,这种症状大约会持续多长时间等,只有这样,才会使患者有适应的心理准备,才会配合适应。尤其渐进多焦点眼镜,此类说明更为重要,并且要教会患者正确使用眼镜的各光区,如没有这个预后说明,患者一旦出现了不适症状,无论如何解释,患者也会心存怀疑,并认为验光师是在推卸责任,从而失去对验配人员及眼镜店的信任[1]。所以,一个配镜人员必须具备较高的专业水平、熟练的技术和良好的素质,才可以胜任此项工作。1视觉对心理的影响人们看到美好的事物产生愉悦的心情,看到龌龊的事物产生厌烦的心理,在没有参照物的夜空,如果有浮云飘过,会看到星星或月亮在云中穿行,但如果用树枝缝隙或其它静止的事物作为参照物,则会看到浮云在飘动,而不是星星或月亮在穿行,所以前者是一种视觉的错觉,也是视觉心理错误的判断。在高大孤立的建筑物下面,看其顶部会产生建筑物向一边倒下去的错觉。如果从其顶部再往下看,这种感觉会更明显,闭上眼睛这种感觉就会消失,而经常在高处工作的人就不会有这种感觉。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是因为被咬的人看到了咬他的蛇,才会“怕”如蛇形状的井绳,如其没有看到咬他的蛇,也就不会怕井绳了,还有“望梅止渴”,没吃过梅的人也不认识梅的人是不会看到梅而产生止渴的作用的,这两句成语是视觉心理的真实写照。在验光配镜工作中,经常遇到一些视觉心理产生的问题。如散光眼在没有矫正之前视物是变形的,可患者除视物模糊外,并不感到变形,这是因为其在不戴镜的情况下生活了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凭着对事物的认知经验而生活,一旦戴镜矫正后,在视力提高的同时产生了视物变形,这是因为改变了其原来的那种变形的习惯而产生的错觉。1·1实例举偶一位67岁妇女验光结果为-20·50DS/-1·00DC×90(R), - 20·00DS/- 1·50DC×85 (L),矫正视力为3·9(0·08),因初次配镜给-10·50DS(R), -10·00DS(L)试戴,其主诉:“不行,太清楚,太亮了,我接受不了”。模糊了几十年,稍微清楚点反而不习惯了;一位19岁的中学生,验光结果为-3·00DS/-1·25DC×180(R), -2·75DS/-1·00DC×175(L),但矫正的最佳视力为4·8,查其原镜为: -2·50DS/-1·25DC×95(R), -2·25DS/-1·25DC×85(L)当把试镜柱镜按原镜轴位调整时,矫正最佳视力为5·0+2。经电脑及检影验光再次确定,柱镜轴均为水平,但矫正视力不佳,患者也反映有不适感,为其按水平轴做了眼镜,并讲明他以前的眼镜是不对的,患者同意适应,戴镜两周后复查,矫正视力为5·0+3,而且无不适感。有些原镜在光心与实际瞳距相差较大者,年龄越小,更改后适应越快,有些患者拒绝适应,那么只能少许调整或按原镜配。有很多初配的患者,在试戴过程中,反映头晕、眼睛酸胀等不适症状,为其减低光度,矫正视力降至4·7同样头晕不适,但当为其调整回初次试戴的度数,并告之“这次调整就不头晕了,降到最低了”时,结果就真的不晕了。从理论上讲,屈光参差相差2·50D以上时,即不能双眼单视,但曾为一单纯近视性屈光参差相差6·00D的患者和一混合性屈光参差相差10·00D的患者配镜,配戴舒适。这些都是在试镜时对其合像、融像、立体视做了详细检查后才给予处方配镜的,并告诉患者检查的目的和适应的方法。患者愿意配合,故验配成功。教科书记载,配镜原则为近视是最佳视力的最低度数(包括近视散光及复性近视散光),远视是最佳视力的最高度数(包括远视散光及复性远视散光),但这个原则是不可能适用于所有配镜者,比如:一较高度数的初次配镜者,一次给足光度可能会无法接)受,所以只能降低分次给足光度,这样就不能按照最佳视力来验配了[2]。2讨论对屈光度较高的眼在配镜时要分几次矫正,最后达到双眼视力参差平衡,提高视力;验光要准确,试镜的目的应使屈光不正者既提高视力,又感到舒适,戴镜后不头晕,视物不变形、不走样[3]。经反复试戴后再确定配镜处方,一般须试镜30min左右。如有不适尽快寻找原因;试镜时要询问以往戴镜情况,尤其是散光轴的改变对配镜者很重要,有人习惯旧眼镜的轴位,故一般不进行大的调整,以免戴镜者不适应;对近视,尽量用低度数矫正最好的视力;对远视,尽量用能接受的度数矫正最好的视力,同时,要根据年龄决定屈光度,如伴有内斜视时应尽量戴足度数;常见矫正视力不理想的原因有高度近视、高度远视、高度散光等。由于度数太高,眼底又有改变,矫正视力常不理想。弱视是青少年矫正视力差的主要原因,因此,对弱视眼佩戴足够的度数后,应要求病人加强用眼训练,以利于视力的恢复和提高;散瞳验光消除了人为的主观因素,排除了因睫状肌紧张所造成的假性近视,反应了真实的屈光度,也为下一步试镜提供可靠的数据,所以12岁以下的儿童均应采取散瞳验光;对单眼近视或双眼屈光参差较大的人,可考虑佩戴隐形眼镜。总之,验光配镜的目的是使屈光不正者提高视力、佩戴舒适,以达到最好的矫正视力。对矫正视力不能提高者,应进一步查找原因[4, 5]。参考文献:[1]张萍·验光配镜是一门艺术[ J]·中国眼镜科技杂志, 2008, 3(4): 59·[2]徐广第·眼科屈光学[M]·北京: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1998, 56-59·[3]叶秀荣,赵红地,郭淑萍·屈光不正562例验光配镜体会[J]·人民军医, 2006, (01)·[4]杨永松·简述与验光配镜有关的几个问题[J]·中国眼镜科技杂志, 2003, (3): 23·[5]朱政法·验光配镜中视力不能矫正的原因[J]·中国眼镜科技杂志, 2003, (1): 19·
1,The application of the Theme-based plus Communication-based in English class英语课堂中交际主题的应用2,中文：汉字“好”的语义功能研究英文：A Study on the Functions of Chinese Character HAO3,中文：浅析凯特·肖邦《觉醒》中的女性主题英文：A Brief Analysis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in Kate Chopin's The Awakening4,中文：初中英语口语的错误类型及其对策英文：Error types in Junior students' oral english and their countermeasures5,中文：试论艾米莉?迪金森自然诗中的女性意识英文：On Female Consciousness in Emily Dickinson's Nature Poetry6,论文题目是BinaryOppositionalAnalysisoftheCharacterofHamlet《关于哈姆雷特双重性格的分析》。
中文英语化，还是英语中文化？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1] 中华民族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古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这也是一些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民族和民族主义的重要原因。然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尤其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后，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并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2]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则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主要标志，便是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的形成，它包括这一观念的提出、确立和得到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 关于“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尤其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兴涛教授有长篇论文《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发表（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2年第1期创刊号），对“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但这些成果很少将“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及其演变过程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或缺失。实际上，“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从提出到确立、再到被各族人民普遍认同，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就“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作一研究，不当之处，欢迎各位批评指正。 （一） 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阶段，[3]也是“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和使用阶段。而最早提出和使用这一观念的便是最早引进和介绍西方民族主义的梁启超。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4] 1902年，梁启超又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观念。他在是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先用诗一样的语言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基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我中华有三十世纪前传以来之古书，世界莫能及。”[5]接着，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时他第一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6]不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4年）等文中他又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就“中华民族”自始是单一民族还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如果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则有无“最重要之民族”以及“最重要之族为何”等问题进行了考察。[7] 继梁启超之后，清末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还有立宪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杨度和著名的革命党人章太炎。杨度在1907年发表的《金铁主义说》一文中不仅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且还比较清楚地说明了“中华”作为民族名称的由来和特征：“中国向来虽无民族二字之名词，实有何等民族之称号。今人必目中国最旧之民族曰汉民族，其实汉为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而非其民族之名也。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即此义以求之，则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别于地域，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远近也。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8]同年，章太炎在《民报》第15号上发表《中华民国解》一文，其中也两次提到“中华民族”，一次是转引杨度的话，另一次是他自己的论述。他说：“中国魏晋以来，异族和会者数矣。稽之谱谍，则代北金元之姓，视汉姓不及百一，今试于通都广市之间四方所走集者，一一询其氏族，旧姓多耶？抑吊诡殊恒之姓多耶？其间固有私自改变与朝廷赐姓者，徵之唐宋人姓氏书中其数犹最微末。夫岂徒中华民族之空模，而以他人子弟充其阙者。”[9] 就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对“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具体使用来看，一方面，无论是梁启超、杨度，还是章太炎，他们都是在“汉族”的涵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梁启超曾明确指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胄”。[10]另一方面，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在“中华民族”是“文化”称谓还是“血统”称谓的理解上又有所不同。具体来说，梁启超和杨度强调“中华民族”是一“文化”的称谓，而非“血统”的称谓，历史上那些接受了中华文化而非汉民族血统的民族实际上已成为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的一部分。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就认为，“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在对其融合过程进行了详细考察后，他“悍然下一断案曰：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11]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更是一再强调，“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 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己含定义于其中。与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之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此可于假借令意而得之者也。”他并且要人们相信，随着各民族之间融合的加强，不久的将来，“不仅国中久已无满、汉对待之名，亦已无蒙、回、藏之名词，但见数千年混合万种之中华民族，至彼时而更加伟大，益加发达而已矣”。[12]就梁启超尤其是杨度对“中华民族”的论述来看，他们不仅认识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特征，而且已经初步具有了“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思想。但和梁启超、杨度不同，章太炎则更看重血统对“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形成的作用，他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就批评杨度“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的观点有“三惑”：一是“未明于托名标识之事，而强以字义皮傅为言”；二是“援引《春秋》，以诬史义”；三是“弃表谱实录之书，而以意为衡量”。他认为杨度对“华”字本意的理解是错误的，“华”的本意或第一义是地域名和国名，不是族名，不能随意将“华”作“文化”、“华美”或“文明”解。他虽然亦承认历史上的汉族对其他民族的融合或同化作用，其他一些民族已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但同时又强调现实中汉族与满族没有完全同化，汉族是汉族，满族是满族，满、汉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血缘区别。用他的话说：“夫言一种族者，虽非铢两衡校于血统之间，而必以多数之间同一血统者为主体。何者？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于此复有殊族之民，受我抚治乃得转移而翕受之。若两血统立于对待之地者，虽欲同化莫由”。而现实中的汉族和满族就“立于对等之地”，满族不仅不受汉族的“抚治”，相反还统治汉族，对汉族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所以满、汉之间不可能像杨度所说的那样完全同化，成为一个民族。[13] 实际上，梁启超、杨度与章太炎认识上的这些不同，是与他们不同的“民族建国”主张联系在一起的。受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民族建国”是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和的共同要求，[14]但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的问题上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严重分歧。概而言之，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则主张“排满”，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主张“合满”，建立一个包括满族在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此，他们曾展开过激烈论战。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一文就是为了批驳杨度的《金铁主义说》而撰写的。在论战中，革命派从“排满”的需要出发，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中所包含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种族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汉民族与满族之间的种族区隔，比如刘师培在《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一文中就一再强调，“满、汉二民族，当满族宅夏以前，不独非同种之人，亦且非同国之人，遗书具在，固可按也”。为了辩明满、汉“种界”，证明满、汉不是一个民族，刘师培还特作《中国民族志》一书。陶成章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叙例七则》中把满族归入蒙古族，以证明满族与汉族不是同种。自称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其《革命军》一书不惜以大量篇幅证明“吾同胞今日所谓朝廷、所谓政府、所谓皇帝，即吾畴昔之所谓曰夷、曰蛮、曰戎、曰狄、曰匈奴、曰鞑靼，其部落居于山海关之外，本与我黄帝神明之子孙不同种族也”。[15]与革命派相反，立宪派则从“合满”的需要出发，继承了传统的“华夷之辩”观念中所包含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华夏之”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满族已经与汉族同化，“不能谓为纯粹的异民族”。[16]康有为的《辨革命书》一文，从种族、文化等多方面论证满族已为汉族的一部分，他说：“今上推满洲种族，则出于夏禹，下考政教礼俗，则全化华风，帝位只如刘、李、赵、朱，满族先于南阳、丰沛，其余无不与汉人共之，与汉人同之。”“故满洲在明时则为春秋之楚，在今则为汉高之楚，纯为中国矣。”梁启超在《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一文中针对革命派引用社会学者对于民族的定义（即（一）同血统，（二）同语言文字，（三）同住所，（四）同习惯，（五）同宗教，（六）同精神体质）以及据此认为满族是中国的异民族的观点一一作了批驳，他以大量的事实说明，“民族之六大要素中”，“语言文字”、“住所”、“习惯”和“宗教”这四大“要素”，满洲人已“纯然同化于我”，“血统”和“精神体质”这两大要素虽然还“不能奋下武断”，说满洲人已与汉人同化或没有同化，但满洲人与汉人有血统关系，以及满洲人在精神体质上与汉人有许多相同之处，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所以，“以社会学者所下民族之定义以衡之，彼满洲人实已同化于汉人，而有（与汉人）构成一混同民族之资格者也”。[17]杨度也一再强调，在汉、满、蒙、回、藏这“五族之中，满人文化又己全同于汉，一切语言、文字、宗教、习惯无不同也”，[18]已成为“同一民族”。[19] 就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民族建国”问题上的论战而言，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可以说立宪派的主张是近代中国建立民族国家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交往中，在血缘上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纯血统的民族存在，在文化上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共同创造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并形成了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记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各民族都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自己的贡献。如果像革命派所主张的那样，通过“排满革命”，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历史上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会发生分裂，满、汉民族之间就会发生仇杀，其结果不仅近代的民族国家建立不起来，而且还会给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提供机会，从而更进一步加重中国的民族危机。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就写道：要是近代中国的民族建国真的像革命派所主张的，是要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满、蒙、回、藏等民族也将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结果是“分一大国为数小国，分一大国之人民为数小国之人民，分一大国之领土为数小国之领土”，那些本以瓜分中国为基本国策的西方列强，如俄国和法国，“一见我五族分立，领土瓜分，岂有不欢欣鼓舞投袂而起，一从北方以取蒙、回，一从南方以取黔、粤者乎？以国内瓜分之原因，而得外国瓜分之结果，此不待蓍龟而可决者。而主张五族分立论或汉族独立论者，实俄、法之所乐闻，而思利用之，以为先驱者也。故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否则，“一有变动，则国亡矣”。[20]所以，到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派则迅速放弃了他们早先提出的“驱逐鞑虏”、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的主张，而接受了立宪派的“合满”建议，主张“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孙中山向海内外明确宣布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的建国方针：“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21]此后不久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又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之建国方针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中华民国的成立，尤其是“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国主张的提出并成为基本国策，对“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和形成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正如常燕生后来在《中华民族小史》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民族之名多因时代递嬗，因时制宜，无一定之专称。非若国家之名用于外交上，须有一定之名称也。中国自昔为大一统之国，只有朝代之名，尚无国名。至清室推翻，始有中华民国之名也出现。国名既无一定，民族之名更不统一。或曰夏，或曰华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然夏、汉、唐皆朝代之名，非民族之名。惟‘中华’二字，既为今日民国命名所采纳，且其涵义广大，较之其他名义之偏而不全者最为适当，故本书采用焉。惟今日普通习惯，以汉族与其他满、蒙诸族土名并列，苟仅以汉族代表其他诸族，易滋误会，且汉本朝代之名，用之民族，亦未妥洽，不若‘中华民族’之名为无弊也。”[22]因此，在民初，“中华民族”观念不仅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使用，而且也更多地具有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涵义。1912年1月5日，孙中山在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的《对外宣言书》中郑重宣示：“今幸义旗轩举，大局垂定，吾中华民国全体，用敢以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民国，布告于我诸邦……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23]就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也是中国的官方文件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3月19日，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刘揆一等领衔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后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在其发起的电文中他们写道：“鉴民国初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同护国权，当务之急，无逾于此。且互相提挈，人道宜然。凡我同胞，何必歧视。用特发起中华民族大同会”。同年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在讲到民国统一时也使用了“中华民族”：“我中华民族本部多汉人，苗瑶各土司杂居其间。西北各地，则为满、蒙、回、藏诸民族所居，同在一国之中，休戚相关，谊属兄弟。”[24]这是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 辛亥革命后，在沙皇俄国的策划下，哲布尊丹巴等部分蒙古封建王公贵族宣布外蒙独立，在库伦成立所谓的“大蒙古国”。哲布尊丹巴等人分裂祖国的罪恶行径，遭到了包括蒙古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反对。1913年1月，西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蒙古族各王公在呼和浩特集会，制订了《西盟王公会议条件大纲》，一致决定“赞助共和”，反对外蒙古分裂。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还给库伦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发去文告，陈述“蒙古疆域，向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现在共和新立，五族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劝诫他们“翻然悔悟，协助中华”，取消俄库协约，不要“堕俄人狡谋”。[25]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第一次采用政治文告的形式，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在此前后，袁世凯也以民国大总统的身份致信哲布尊丹巴，指出“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现在时局阽危，边事日棘，万无可分之理”。[26]袁氏此处对“中华民族”观念的运用，与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致哲布尊丹巴的文告如出一辙。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1931—1945）民族复兴思潮研究”（批准号：09BZS033）和国家民委2011年重大委托课题《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演变及影响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刊发于《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2] 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3] 参见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他》，《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 [4]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11—12页。 [5]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6]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21页。 [7] 梁启超：《历史 上中国翠竹 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专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8]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3—374页。 [9]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0]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1页。 [11]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4页。 [12]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13]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4] 参见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15] 邹容：《革命军》，《猛回头——陈天华 邹容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 [16]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页。 [17]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226页。 [18]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5页。 [19]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20]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页。 [21]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2页。 [22] 常乃德（常燕生）：《中华民族小史》，爱文书局1928年，第5-6页。 [23] 孙中山：《对外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8页。 [24] 《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2年秋版。 [25] 《西盟会议始末记》，《民国经世文编》第18册，第15-16页。 [26] 《袁世凯致库伦活佛书》，见刘学铫《中国历代边疆大事年表》，台北，金兰文化出版社，1979年版，附录1，第483页。
无论是什么编辑，良好的判断能力都是很重要的。它使你可以分辨作者的优劣、作品的优劣。并且使你在拿到一个工作的时候判断它适合用哪种风格表现，谁最适合表达这类风格，然后发挥编辑的能力，让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理解能力：杂志的视觉编辑需要把文字转化为视觉语言（图片、图表、插画等），所以首先需要对文字有准确的理解。比如一张图片的好坏，摄影师可以做判断，但一张图片“是否准确”可能就是考验编辑的时候了。这需要他充分理解文字的要点，找到适合的视觉表达方式沟通能力，视觉编辑/图片编辑在很多时候需要担任中间人的角色。将文字编辑的需要转达给摄影师，将摄影师和文字编辑的需要转达给美术编辑，等等。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在面对完全使用“两种语言”的两拨人，这时就需要“翻译”。另外还有耐得住性子、耐得住寂寞。听得进意见、经得起批评。广纳百川，视野开阔，活学活用，举一反三。
作品再好，心坏了，也就不值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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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洺是郭敬明在07年开始的新连载《小时代》中的男主角（不容置疑）。本书目前在《最小说》上连载中。10月1日单行本上市。在《小时代》中，宫洺是杂志《》的执行主编兼模特，冷漠严谨却神秘的人物，被认为是郭敬明翻版。 有严重的洁癖。（他觉得最脏的就是人。打扫卫生的阿姨需要每天一大早，在他还没有来公司之前把整个地毯用强力的吸尘器清扫一遍，并且一个月会做一次地毯的杀菌处理。他如果使用了钥匙之后，就会反复反复地洗十次手。他每次要干洗的衣服看上去和新的一样。）讨厌苦的东西。（咖啡中需要双份到三份的糖浆量，生病时也需要治疗发烧感冒的非常甜蜜的药丸和药水。）办事喜欢干净利落。（和他说话或者打字或者发短信的时候，不能用任何逗号和句号之外的标点符号，特别是感叹号！因为逗号和句号可以表现出冷静和有条不紊。）喜欢白色。（连锅子也需要是白色的。）语言刻薄。（“林萧你陪我一起去和艺林模特的总监吃饭。”“我穿成这样，不太适合去高级的餐厅吧……”“那也不代表因为你穿成这样，我们就需要去大娘水饺吃饭。”“……”）对杯子疯狂的迷恋。（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一套用来喝各种东西的杯子。从喝咖啡的，到喝水果茶的，到喝中国茶的，喝纯净水的，喝可乐的，喝果汁的，喝蛋白粉的……当然家里还有一套一模一样的。）有着清瘦的体形却要每天喝蛋白粉。（他保持着足够把自己塞进所有Dior衣服的清瘦身形，但是却每天都会让林萧帮他冲一杯蛋白粉。蛋白粉是一种可以加快雕塑出完美肌肉轮廓的东西，）讨厌鱼。（他对鱼的厌恶已经上升到了讨厌看《海底总动员》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