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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周礼》中记载的汤沐香、礼仪用香，到汉代开始流行“博山炉”薰香，隋唐的中西交流使香料品种增多，制香用香方式渐渐丰富，到了宋代，焚香已经成为众多文人墨客的雅事，与烹茶、挂画、插花”并称“四般闲事”。 香作为古人居家养生、陶冶情操的必备之物，在古人生活中应用广泛。香文化应该是起源于春秋时期的楚国，楚地潮湿，在室内薰香以除秽、防霉、杀菌。 端午人们会焚烧或熏燃艾、蒿、菖蒲等香料植物来驱疫避秽，杀灭各种害虫以减少夏季的疾病。 现在的蚊香，还有宾馆酒店洗手间常见的卫生香，大概是从驱疫避秽这一功能延伸发展下来。至于《世说新语》等书里记载石崇家厕所里用沉香除臭，那就纯粹是赤裸裸的炫富了。 当时香料珍稀，只有皇家贵族上流社会才用得起。 曹操临终念叨的家务事就有“余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的话。 石崇平生最好就是花样炫富，把家里厕所装修得跟宫殿一样，叫十几个穿着华丽的妹纸在一边侍候。“置甲煎粉、沈香之属，无不毕备”，准备了各种香水香粉，用来洗手抹脸，厕筹用香囊装着（等于喷上香水的厕纸）。客人如厕后还要再撒沉香粉，去除臭味。结果客人去他家都憋着不敢上厕所。 堪称史上最烧包的官二代。《离骚》和《楚辞》中记载了众多香草，“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虽然是诗人表达品格高洁，但也从侧面说明楚人有佩带香草的习惯。 电视剧经常有女子赠送随身香囊作为定情之物的桥段，看过《红楼梦》的人应该也不会忘记那个妖精打架的香囊。 佩带香囊应该是从佩戴香草的习惯演变而来。 香囊也叫香包，无论男女，随身佩戴。可以直接放入香草，或者放入香料、香粉。 在古代用于佩戴的香方很多，贾宝玉的香囊装的是二钱沉香和速香，毕竟是世家子弟。 更多的应该是《香乘》中记载的专供佩戴的梅花衣香、蔷薇衣香、牡丹衣香等。 《金瓶梅》第二十六回中宋蕙莲送给西门庆的香袋便是：“里面装着松柏儿、玫瑰花蕊并跤趾排草”。礼仪用香，一个是宗教用香，所谓烧香拜佛，自古都要祭祀天地祖先神明，寺庙也好庵堂也好，道观土地庙也好，都要用到。 无论平民百姓还是皇家贵族，每年这么大的用量，这么大的市场，足以催生一个行业，驱动技术革新、丰富品种。 宗教用香，可以说是香文化发展的一大驱动力。说到这，就有一个疑问，为什么祭祀拜神要烧香？ 排除掉佛道的理论和讲究，实际是因为焚香散发出的烟。 神明都是虚无缥缈，高居云雾缭绕的天上。 烟的形态特征和云雾相似。 于是古人认为可以通过烟与神明沟通。妇孺皆知，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说明周朝便有烽火台了。 而烽火台，便是通过狼烟传递信息。 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典籍《尔雅》则有记载“祭天曰燔柴。” 注疏解释：祭天之礼，积柴以实牲体、玉帛而燔之，使烟气之臭上达於天，因名祭天曰燔柴也。 火曰炎上，人们焚烧祭品，通过腾空而上袅袅的烟气献予高居天上的上苍神明，并把祈愿传达给神明。 而后才有宗教上信香的概念，如道经说的“宝香焚在金炉内，香烟旋绕达上苍”。在一些皇家或大官出行的古画上，我们经常会看到仪仗中会有一对提长柄香炉的人。 在《红楼梦》元春省亲一节中可以看出宫廷礼仪的用香情况。 大观园中“鼎焚百合之香,瓶插长春之蕊”，元春未至，贾府众人先见到的皇家仪仗：“一对对龙旌凤翣，雉羽夔头，又有金销提炉焚着御香。然后一把曲柄七凤金黄伞过来，便是冠袍带履。又有值事太监捧着香珠、绣帕、漱盂、拂尘等类”。 贾妃在大观园中所见的景致是：“于是进入行宫。但见庭燎烧空，香屑布地，火树琪花，金窗玉槛。说不尽帘卷虾须，毯铺鱼獭，鼎飘麝脑之香，屏列雉尾之扇。”皇家礼仪用香还有一个重要场合，就是接圣旨。 明清时期接旨前要沐浴更衣，堂上摆香案，香案上摆香炉等仪仗用品,才能接旨。在西汉之前，人们是将香草香料放在香炉中直接点燃，烟火气很大。 汉武帝时，龙脑香、苏合香传入中土，人们开始将香料制成香球或香饼的形态，置于炭火之上，将这些香料徐徐燃起，香味既浓，烟火气又不大。 炷香也在这一时期出现。 香的形态变了，器物也需要改进，因此形态各异、巧夺天工的博山炉出现了。 博山炉炉体多呈豆形，炉盖高而尖，往往镂雕成山形，山形重叠，大多刻有珍禽异兽，象征传说中的海上仙山。 当焚薰香料时，氤氲的雾霭从镂空的炉盖上袅袅升腾，有如仙气缭绕，仿佛置身仙境。 香炉在汉代及以前多称薰炉，在战国时期，熏炉的制作工艺已经十分精湛了。 及至西晋时期估计其他形态的香炉出现，用途细分，便逐渐称为香炉，南北朝后，基本就采用香炉之名。关于熏衣服，白居易有首诗：泪湿罗巾梦不成，夜深前殿按歌声。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薰笼坐到明。 这个熏笼就是罩在香炉上的器具，打个最形象的比方，就是个竹筐倒扣在香炉上面，熏香时把衣服摊开罩在上面就可以。 比较常见的是用竹子编织的，贵重的用金银陶瓷制成。 唐人有首《宫词》就写到“每夜停灯熨御衣，银熏笼底火霏霏”，皇帝的衣服每天都要熨烫，用银制熏笼熏香。 苏鹗在笔记《杜阳杂编》中则记载宰相元载的豪奢生活，晾晒罗纫绮绣时，下面放置了20个金银炉来熏香，且“皆焚异香”。熏衣服时为了减少烟火气，使用香丸香膏，隔火加热，慢慢散发出的香气，一点点浸润衣物，香味可以持续几天。 史载赵飞燕“杂熏诸香，坐处则余香百日不歇”，坐过的地方3个月都有余香，过于夸张。 还是三国荀彧的记载比较靠谱，《襄阳记》载“荀令君至人家，坐处三日香”。 魏晋南北朝果然都是一群烧包的人啊。即便使用隔火加热这样的方式，在《红楼梦》第八回里，还是被傲娇的宝钗姐姐嫌弃“好好的衣服，熏得烟熏火气的”。 清人曹庭栋所著《养生随笔》卷四便曾指出：“熏笼只可熏香，若以暖被，火气太甚。”《红楼梦》第十三回秦可卿托梦王熙凤描写到：“这日夜间，正和平儿灯下拥炉倦绣，早命浓薰绣被，二人睡下，屈指算行程该到何处，不知不觉已交三鼓。” 在《金瓶梅》里也有多处熏被褥的描写，第六回：“妇人早已床炕上铺的厚厚的被褥，被里熏的喷鼻香”，第十三回：“晚夕，金莲在房中香薰鸳被，款设银灯”。古代富贵人家睡前都要先把被褥熏香，除了用熏笼，还有一种可以直接放置在被褥中，设计极其精巧的神器。 《金瓶梅》第二十一回中，潘金莲和孟玉楼到李瓶儿屋里商量摆酒席赏雪的事，李瓶儿还没起床，潘金莲把手伸进被窝里，摸到了熏被的银香球。 “香球”在唐朝就已出现，又称“卧褥香炉”、“被中香炉”、“香囊”、“金砸”“薰球”等。 明代田艺蘅在《留青日札》 卷二十二中记载： “今镀金香球，如浑天仪然，其中三层关棙， 轻重适均，圆转不已，置之被中，而火不复无，其外花卉玲珑，而篆烟四出，真闺房之雅器也。” 香球通常是金属制作的镂空圆球,里面放香品焚烧，无论球体如何转动，球内盛装香料的香盂始终保持水平，燃烧时火星不会外漏，香灰也不至于撒落散出而将被褥烫坏，所以李瓶儿睡觉时才能被窝里还放着香球。 唐代诗人元稹曾作诗赞叹：“ 顺俗唯团转，居中莫动摇。爱君心不测，犹讶火长烧。”我们知道古人在比较严肃的场合，会先焚香沐浴以示郑重肃敬。 周礼的汤沐香，最初应该是直接使用艾叶之类香草沐浴。到后来才发展成沐浴和焚香两件事。 沐浴不用说，焚香在这里主要是静心的作用。 比如文人抚琴时焚上一炉香，宋徽宗抚琴图旁边的几上就放置着一个香炉。 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文人诸般雅事，在风雅的宋人手里，也达到了后世难以逾越的巅峰。 焚香一事，可以说到宋朝才达到道的境界，才能称之为香道。朱新建说中国的艺术，琴、棋、书、画、诗、酒、花、香、茶，都是一群高智商的人为了消磨掉过剩的精力搞出来的，因为这批人都读了很多书，都有能力和准备可以去搞政治，可是没那么多岗位安排他们，这些人如果不安生，天天给皇帝捣乱，那就乱套了。 也正是因为这些人都是大智慧家，当他们把精力放在琴棋书画上，把精神世界寄托在上面，中国的艺术才能达到这样的巅峰。杨万里有《烧香诗》：“诗人自炷古龙涎，但令有香不见烟。素馨欲开茉莉拆，低处龙麝和沉檀。” 杨廷秀有《焚香诗》：“琢瓷作鼎碧于水，削银为叶轻如纸。不文不武火力均，闭阁下帘风不起。” 黄庭坚更自称有香癖，曾以他人所赠“江南帐中香”为题作诗赠苏轼。 诗中有“百炼香螺沉水，宝熏近出江南”之句，苏轼和诗“四句烧香偈子，随风遍满东南”，黄庭坚复答又有“一炷烟中得意，九衢尘里偷闲”诗句。爱玩香的苏轼有首《印香诗》，诗题：“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提到的印香与银制香篆则是宋朝开始出现的用香方式。 将各种香材研磨混合，称之为合香。 为了方便点燃，用模具将其压印成以篆文为花样的字型或图形，点燃后循序燃尽，这种用香的方式被称为“香篆”，也叫“香印”，“香拓”。 而苏轼说的银篆盘便是压印香印的模子，称之为“香篆模”。 苏洵也有诗云：“捣麝筛檀入范模，润分薇露合鸡苏。” 看来三苏父子在家没事都爱打香篆。 李清照的咏梅词《满庭芳》，也有“篆香烧尽，日影下帘钩”的诗句。 现在我们说的香道一般都是指打香篆，近年流行的香道课，就是玩这个的。李清照和赵明诚夫妻是金石癖，遇有名人书画，三代奇器，不惜“脱衣市易”。 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写到：“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 她那首著名的《醉花阴》有一句：“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 瑞脑是香料，又称龙脑，即冰片。金兽则是兽形的铜香炉。宋代很流行鸭、兽造型的熏炉，多以金属制作，称为“兽炉”，亦称“香兽”。 《香谱》记载： “香兽，以涂金为狻猊、麒麟、凫鸭之状，空中以燃香，使烟自口出，以为玩好。” 这种鸭、兽形的熏炉在宋词里经常见到。 欧阳修的《越溪春》“沈麝不烧金鸭冷，笼月照梨花”，周紫芝《鹧鸪天》“调宝瑟，拨金猊，那时同唱鹧鸪词”。柳永《祭天神》: “忆绣衾相向轻轻语。屏山掩、红蜡长明，金兽盛熏兰炷。” 最著名的当属周邦彦那首写宋徽宗和李师师的艳词：“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锦幄初温，兽烟不断，相对坐调笙。”说到香炉，不能不说著名的宣德炉。 宣德炉，是由明宣宗朱瞻基在大明宣德三年亲自参与设计监造，参考宋代香炉形制，利用真腊 (今柬埔寨)进贡的几万斤黄铜制造的铜香炉，简称“宣炉”。 宣德炉以色泽为亮点，其色内融。 万历年间鉴赏家、收藏家、画家项元汴（子京）说：“宣炉之妙，在宝色内涵珠光，外现澹澹穆穆。” 炉身形制规整，敦厚之中不失灵巧精致，作为书房陈设颇为雅致。在明清时期的画作中常描绘到文房清玩，典型设施就有炉瓶三事。 即是香盒、香炉、香箸瓶。 炉为焚香之用，盒用来盛放香饼、香块等香品，香箸瓶则是方便放置香铲、香箸。香铲用来翻铲炉中的香灰，香箸用于夹取香品。 《金瓶梅》第四十回中就有描述：“（潘金莲）瞧了瞧旁边桌上，放著个烘砚瓦的铜丝火炉儿，随手取过来，叫：李大姐，那边香几儿上牙盒里盛的甜香饼儿，你取些来与我。”中国古代熏香习俗随着香水的引进，在人们生活中消逝。 而香道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近年渐渐复兴，附庸风雅也好，陶冶情操也好，总是华夏的传统文化还延绵不绝。好过死掉供在神坛，让后世之人怀疑是否存在过，或者只能在纸上怀想古典中华文明的优雅风致。
说到香文化的起源，通常以为，香文化起源于几千前古人的祭祀仪式，其实不然，从考古发掘来看，燔烧物品的“燎祭”很早就已出现，距今4000—5000年。生活用香，大概也在4000—5000年前已经出现了。作为古人生活用品的龙山文化陶薰炉，曾出现在辽河流域，距今约5000年前，长江流域也发现了4000多年前良渚文化的蒙古包形灰陶薰炉。其样式与后世的薰炉一致，造型美观，堪称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奢侈品”。可见，祭祀用香与生活用香早已出现 香的记载同样很早。东汉后期，香已出现在各类典籍中，如医学书、地理(植物)书、史书、文学作品(诗辞歌赋、志怪小说等)、类书、佛道典籍等等，可以说，中国的香文化是始于远古，萌发于先秦，初成于秦汉，成长于六朝，完善于隋唐，鼎盛于宋元，流行于明清。 人类使用天然香料的历史久远。从现有的史料可知，春秋战国时，中国对香料植物已经有了广泛的利用。由于地域所限，中土气候温凉，不太适宜香料植物的生长，所用香木香草的种类尚不如后世繁多。常用的有泽兰(非春兰)、蕙草(蕙兰)、椒(椒树)、桂(桂树)、萧(艾蒿)、郁(郁金)、芷(白芷)、(香茅)等。茅 那时对香木香草的使用方法已非常丰富，已有熏烧(如蕙草、艾蒿)， (香囊、佩戴 香花香草)、 (泽煮汤兰)、 (兰膏)、熬膏 入酒等方法。《诗经》、《尚书》、《礼记》、《周礼》、《左传》及《山海经》等典籍都有很多相关记述 秦汉时，随着国家的统一，疆域的扩大，南方湿热地区出产的香料逐渐进入中土。随着“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 的活跃，东南亚、南亚及欧洲的许多香料也传入了中国。沉香、苏合香、鸡舌香等在汉代都已成为王公贵族的炉中佳品。道家思想在汉代的盛行以及佛教的传入，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一时期香文化的发展。 古代薰香风习多样化，如向皇帝奏事前先要沉香薰香(烧香薰衣)，奏事时还要口含“鸡舌香”(南洋出产的丁子香树的花蕾，用于香口)，汉代还出现了能直接放在衣物中的“熏笼”，以及能盖在被子里的“被中香炉”，即“熏球”。 一炉初热，红袖添香，袅袅馨香助情热意，雅致静心，践行品香四德，“净心契道，品评审美，励志翰文，调和身心”。历代文人都把品香作为修身齐家，提升文化品格的精神追求。在宋代，品香与插花、挂画、斗茶一起，成为文人雅士的“四般闲事”，更成为文人雅士创作的灵感来源及对象：“沉水卧时烧，香消酒未消。”沉香之于古人，不仅是芳香之物，而且已成为怡情的、审美的、启迪性灵的妙物。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长久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色与风格，而香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中的一支，在历史的长流中形成了它独有的特点和魅力。虽然在历史的记载中，香文化最开始的状态是香料，而香料在古代中国是非常稀少的，且大多数香料只生长在南方地区。但是由于其独特的作用，使其逐渐走进了大家的视野中。
中国香文化是在隋唐时期逐渐完善，在宋代和明清时期处于鼎盛，虽然后来由于战争而受到影响逐渐衰落，但是随着中华民族的崛起和国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香文化将再一次成为世界文化中的新秀。
香文化起源于古老的荆楚大地，随着社会的发展，香文化逐渐形成，人们也发现了香的多种用处
在大家的意识中，香一般只用于祭祀和驱除蚊虫，在每年过春节的时候，家里的老人在吃饭前总要给祖先上香，让祖先保佑来年家人的顺畅。其实在史料记载中，用香祭祀在新时期晚期就已经开始了，只是那个时候的人还没有意识到香的概念。
在距今有3000多年的殷商甲骨文上就有关于香的记载，甲骨上刻写着一个“紫（柴）”字，根据多方资料的综合研究，将这一字翻译为：手持燃木的祭礼。
在《尚书.舜典》中对于祭祀用香也有明确的记载，在舜接受尧的禅位时，在祭祀中燃烧火把，让上天知晓君王已经更替。
“正月上日，受始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裎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
在这些祭祀中，只是对于天地诸神的崇拜，对于香本身是没有充分认识的，而在这个时期，祭祀的人群也非常的有限，只有各个部落的首领和一国的君主才有资格祭祀天神，普通人是没有资格走上祭祀台的。
南方因为气候的原因，人们是在温湿的环境下生活的，这样的环境非常适合蚊虫的生长，因此在此地以楚国为首的民族为了驱除蚊虫寻找了不少的办法，有人发现在燃烧带有香味的植物时，被蚊虫叮咬的地方大大的减少了。
因此人们开始使用香草，在随身携带的香包中装入香草或者是制作好的香料。
在史料的记载中，南方民族不管是贵族还是贫民都有用香料熏衣的习俗。用香料熏衣不仅可以让衣服沾染上香味，还可以防止蚊虫的叮咬。《吕氏春秋》中记载：
“荆人畏鬼。”
楚国人崇尚巫术，从史书上记载的祭祀典礼上就可以看出来，而且在最早时期，只有楚国人会在特殊的节日中燃放爆竹。而从这两点中可以看出来在古代香还会用来辟邪、驱鬼。
香文化最早是在楚国盛行，是楚文化的代表，在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香文化并没有随着楚国的灭亡而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反而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发展了起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楚人自古用香草驱虫辟邪的大背景下，随着丝绸之路香料的引入，道教与佛教的盛行，香文化更加深入人心
最早在殷商时期就有关于香的记载了，而历史上关于香料记载最多的是春秋战国时期。《诗经》中有很多“采艾”的诗文，而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和开放的文化环境，在南方生活的楚人对于香又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尚书》中记载：
“至沿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性馨。”
而在《礼记》中更有关于见长辈的礼仪记载，小辈在面见长辈时必须要佩戴香包，以避免自己身上的污浊之气冲撞了长辈。作为儿媳在受到白芷、佩兰等香草的恩赐时，必须要将香草奉献给家里的长辈。
在荆楚一带还有将香草用于沐浴的习俗，在楚人中的习俗以及日常的生活习惯中可以看出，楚人已经将种类繁多的香草类植物充分的利用了，不仅发掘出了香草的实用价值，还发掘出了香草的美学价值。可见此时的香文化已经发展的非常成熟了。
楚人关于香草的诗文非常多，但是最让人记忆深刻的应该就是屈原在《离骚》和《九歌》中的记载了，屈原作为当时极负盛名和极具才华的诗人，香草在他的诗文中逐渐鲜活了起来，屈原用比喻的手法将香草比喻为品德高尚的人，香草也因此而具有了代表意义。
在屈原的诗文中，香草不仅可以用来沐浴还可以用来作为房屋的装饰，用香草装饰房屋可以起到驱虫辟邪的作用。
秦汉时期的到来让香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虽然中国本土盛产的香料非常多，但是对于香料依旧有所欠缺。
却说孙坚引四将直至关前。那四将？
中国传统文化之我见 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足以使中国人、海外华人引以荣耀和自豪,它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凝聚力；另一方面,近代落伍了的中国正在现代化,虽然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思维、行为和生活方式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中国文化也在全方位地转换和发展,但是这种转换和发展本身就是从传统开始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本身具备文化科学价值. 那么什么是文化呢?又如何理解何谓传统文化呢? “文化”的定义,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据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1952年出版的《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中统计,世界各地学者对文化的定义有160多种.从词源上说,在西方,“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culture,原意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所著的《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的表述：“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等凡是作为社会的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习性的复合整体,总称为文化.”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谈到“在一个理性生物中,一种对任意选顶的目的（因而也就是按照他的自由选定的目的）的有效性的产生,就是文化.” 黑格尔“文化是绝对精神对自我外化出的人的教化过程,也即绝对精神自我认识的过程.”日本小学馆《万有大百科事典》（1974年版）表述：“日语的文化即文明开化”.《法国大百科全书》（1981年版）表述：“文化是一个社会群体所特有的文明现象的总和.” 在我国,“文化”一词,古已有之.“文”的本义,系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有文饰、文章之义.《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文.”其引申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以及文物典章、礼仪制度等等.“化”本义为变易、生成、造化,所谓“万物化生”（《易·系辞下》）,其引申义则为改造、教化、培育等.文与化并联使用,则最早见于《周易·贲卦》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最先将“文化”合为一词而用的是西汉的刘向,他在《说苑·指武》中写道：“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束皙《补亡诗·由仪》称：“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南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中云：“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中国古代的这些“文化”概念,基本上属于精神文明范畴,往往与“武力”、“武功”、“野蛮”相对应,它本身包含着一种正面的理想主义色彩,体现了治国方略中“阴”和“柔”的一面,既有政治内容,又有伦理意义.其次,古代很大程度上是将此词作为一个动词在使用,是一种治理社会的方法和主张,它既与武力征服相对立,但又与之相联系,相辅相成,所谓“先礼后兵”,文治武功.有必要说明的是,“文化”一词在中国古代不很流行,现代意义的“文化”一词源于日本.近代以来,人们对文化概念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之共业也.”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庞朴主张从物质、制度和心理三个层面去把握文化概念的内涵,其中“文化的物质层面,是最表层的；而审美趣味、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等,属于最深层；介乎二者之间的,是种种制度和理论体系”.20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在论及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提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式上的反映.” 《现代汉语词典》则把文化定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从以上关于“文化”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出,其实“文化”内涵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广义而言,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总和,或如梁漱溟先生所说,是“人类生活的样法”,它包括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极其广泛的方面.狭义而言,文化就是人的全部精神创造活动,是意识、观念、心态和习俗的总和.一般而言,我们更多的是在狭义文化的意义上使用“文化”这个概念.
儒佛道三教合流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㈠三教合流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影响。它强化了农业社会所必需的身心内外和谐的价值取向，维系着人与人的和谐，自然与人的和谐。儒家文化对于自然与人的和谐要领很少论及，而到家文化则将崇尚“自然”视为第一要义，这就恰好不久了儒家文化在这方面的缺略。同时，道家也从儒家那里得到了人际和谐方面的理论成就。这两种具有不同价值目标的观念在佛教文化的斡旋下，为中国中世纪宗法经济的延续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支撑面。 ㈡三教合流对中国封建政治的影响。三教的归一，不仅使得封建意识形态完全实现了政治、哲学、伦理的三位一体化，而且甚至呈现出政治、哲学、伦理、宗教的四维交织格局。可以这么说，三教合流格局的确立，使得中国封建集权专制空前强化，即政治呈现出独裁化、暴虐化的倾向。并且，以政治作为社会本位从此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三教合流的对大一统的政治结构也有重要的作用。 ㈢三教合流对华夏文化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儒学，上承先秦，中经两汉经学，魏晋玄学，旁及南北朝、隋唐佛、道二教，下启宋明三教归一割据，是中国文化发展重要时期的主题思想，中华文明垂数千年而不断，历诸更迭而不衰，始终保持自己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发展，这显然与儒学有极大的关系。在艺术，绘画等等诸多方面，三教合一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值得我们认真研究。[7]244-250 儒、佛、道三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其融合的过程中演绎得淋漓尽致。三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着重要的地位，贯穿了整个中世纪。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研究了解，以更好地分析其间的关系，更好地认识传统文化。
【摘要】丝绸之路，简称丝路，是指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丝绸之路在古代是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干线，现今的欧亚大陆桥中经由的路线有一大部分是原丝绸之路，所以人们称其为现代丝绸之路，这是目前亚欧大陆由东至西最为便捷的通道。它促进了欧亚非各国与中国的友好往来。中国是丝绸的故乡，在经由这条路线进行的贸易中，中国输出的商品以丝绸最具代表性。19世纪下半期，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就将这条陆上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中外史学家都赞成此说并沿用至今，也简称为丝路。 丝绸之路是沿线各国共同促进经贸发展的产物，是古代亚欧互通有无的商贸大道，也是促进亚欧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友谊之路。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为人类文明史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更是为我国西部发展奠定了基础。【关键字】丝绸之路 东西文化 欧亚【正文】丝绸之路，简称丝路，是指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是古代亚欧互通有无的商贸大道，也是促进亚欧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友谊之路。本文主要描述丝绸之路的由来、丝路上文明的交流史和文明的传播，浅析东西方民族间的交流融合，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及丝路文化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对我国当代西部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丝绸之路的形成丝绸之路，亦称丝路。是指西汉（前202年—138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一般可分为三段，而每一段又都可分为北中南三条线路。东段：从长安到玉门关、阳关。 中段：从玉门关、阳关以西至葱岭。西段：从葱岭往西经过中亚、西亚直到欧洲。 史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即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 或乘牛车”。即西汉初期国力不济，国库空虚，货缺财乏，一片荒凉残破的景象，皇帝想要配齐四匹一色的马来拉车，都办不到，而将军和丞相有的只能乘坐牛车；百姓家中 更是毫无积蓄。北方的匈奴则是以畜牧业为主，“逐水草，习射猎，忘君臣，略婚宦，驰突无垣”。到了公元二世纪，匈奴的势力范围很大，东至辽河，西至葱岭，南临长城，北至贝加尔湖。匈奴自称有控弦之士三十万人随时可以征战，匈奴多次深入到中原地区，肆意抢掠人畜，劫夺财物，严重地威胁着西汉初期的政权。公元前200年，匈奴南下，汉高祖刘邦亲率三十万大军，决心以武力解除北方的边患。但是，刘邦一到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就被匈奴四十万人马围困在白登七天七夜，后因贿赂冒顿阏氏才得以脱险，史称白登之围。因此，怎样解除匈奴为祸的边患，成了西汉政权急待解决的问题。建信侯刘敬提出和亲的妥协政策，他主张与匈奴和亲以换取边境上的安宁，刘邦无奈只得接受了这一建议。汉初对待匈奴以和亲的方式，赠送大量财物求得暂时的相宁，但却没有收到好的效果，匈奴仍然不断南下入侵，掠夺和破坏。文景之治采取休养生息等一系列政策，西汉政府国库日益充实，到了汉武帝时“太仓之 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国家强大起来，汉武帝刘彻为打击匈奴 ，计划策动西域诸国与汉朝联合，于是派遣张骞前往此前被冒顿单于逐出故土的大月氏。公元前139年张骞带一百多随从由长安出发，日夜兼程西行。张骞一行在途中被匈奴俘虏，遭到长达十余年的软禁。他们逃脱后历尽艰辛又继续西行，先后到达大宛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东部）、大月氏、大夏（今阿富汗）。在身毒（今印度次大陆）的市场上，张骞蓦然看到了大月氏的毛毡、大秦（古罗马）国的海西布，尤其是四川的竹杖和蜀布另他瞠目，由此他推断从蜀地一定有路可通身毒。公元前126年张骞几经周折返回长安，出发时的一百多人仅剩张骞和堂邑父。司马迁称张骞的首次西行为凿空即空前的探险。公元前119年，张骞任中郎将第二次出使西域，历经四年时间他和他的副使先后到达乌孙国、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次大陆）等国。张骞通西域，让西汉政府对西域的地理概况，风土人情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汉武帝也从开始的联合大月氏以扼制匈奴，进而向广地万里，重九泽发展，威德遍于四海。为了促进西域与西汉的联系，汉武帝招募了大量商人，利用政府配给的货物，到西域各 国经商。这些商人出西域后大部分成为富商巨贾，从而吸引了更多人从事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剌激了边贸经济的发展，进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原地区与西域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二、丝绸之路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当代西部地区的影响。1.政治方面张骞通西域后，地方政权相继遣使跟汉通好，汉也派使者互访，但由于匈奴不断骚扰、丝路沿线强盗横行，出于安全和加强对边陲控制的考虑，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 前60年），西汉在西域设置了直辖机构——西域都护府，总管西域各项事务，这进一步加强了西汉对这一地区的影响，也增进了西域与中原地区的联系。自此，今新疆广阔地区直接隶属中央的管辖，成为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政治上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对于当代西部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2.经济方面经济方面，丝路是陆路通往西方的必经之路，遍布丝路两侧的大小绿洲城郭，是来往商贾进行贸易活动和贸易联络的处所，互助的集市贸易中既能在这里看到来自中原地区的物 产，也可看到远道而来的舶来品，商品的流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多边贸易的增多，推动了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繁荣。由西域传入中原的如哈密瓜、葡萄、核桃、胡萝卜、胡椒、胡豆、波菜、黄瓜、石榴等 为人们的餐桌提供了丰富的佳肴，西域特产的葡萄酒经过久远的发展也融入到中国的传统酒文化中。中原的商队输出铁器、金器、银器等奢侈品。所有的贸易活动都为经济的发展，民族间的融合提供了契机。这些都为当今西部繁荣与发展有着前车之鉴。3.军事方面军事方面，由于汉在此地屯田，首先解决了边陲驻军粮食问题。古代凡有军事行动，都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而漫漫古道运送粮草的艰辛、困苦又非今人所能想象，且不谈劳民伤财 ，兴师动众，仅是一路的损耗也是数以千万计，造成了惨重的浪费。自屯田始自给自足 后勤保障充裕，纵然西进也无需长途舟车劳顿运输粮草，朝廷将一个个屯田地域作为一个个 桥头堡不断向西延伸。汉班超经营西域30余年，以战养战使西域50多个国家都归附汉朝，不仅维护了汉朝边境的稳定，也增强了边防建设，增加了国家物资储备，大大提高了御敌应变能力，有效地保障了国家边防安全。日后中国前进与发展深受启发。 三、丝绸之路对西部发展的文化意义丝绸之路的开辟，促进了中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在中国当今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中仍然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促进了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相互交融，推动了国内经济发展，更好地带动了我国西部的进一步发展。1、丝绸之路是中国与西方世界相互了解的走廊。中国的西汉和东汉时期，处于公元前202年至公元220年，是中国封建社会初步繁荣阶段 ,当时的欧洲正是罗马帝国时代，处于奴隶制社会鼎盛阶段；中国文化影响了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罗马文化也影响了欧洲和地中海地区，当时东方和西方两大文明地区缺乏的就是相互了解的窗口，中国的丝绸之路边在世界文化交流的历史上有着非凡的意义。丝绸之路带给中国古代的还有后来长期的对外篇二：丝绸之路与中国论文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败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之时起，丝绸之路就作为一条沟通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路径在随后历史上的各时期发挥着无可匹敌的作用。但如此的一条延续了千年的古道，却在人类历史走进了近代文明之时，逐渐地在岁月的风尘中消逝。公元前138年张骞为实现汉武帝夹击匈奴的战略计划而出使西域，但结果却与此行目的相去甚远，当时的大月氏国却因"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远汉，殊无报胡之心"，所以在此意义上，张骞是无功而返。但是他所带回的有关西域的信息却让当时的汉武帝下定了联系西域诸国的决心。所以，公元前119年，张骞受命再次出使西域，不过此行目的却在通商，加强与西域各国的联系，也是自此，中国的包括丝绸在内的商品开始大规模西传。就这样在接下来的历史中，才有了“丝绸之路”这样一条沟通着中国与中亚、欧洲的重要通道，也为此后千百年的历史添上了绚丽的一笔。不得不承认，丝绸之路的开通对中国，对欧洲，对中亚各国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有力地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带动了当时的汉王朝的兴盛，同时中国的各种先进技术传进中亚与欧洲，也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样的一条丝绸之路在中西方交流史上所带来的是精神性质的影响。但是，当中国进入东汉王朝的历史，丝绸之路却被冷落。由于东汉时期内患不断，因此汉朝政府放弃了对西域的控制，但此举也造成了西域各国纷争不断，以至于后期商道难以通行，而当时的政府为了防止战争波及本国，经常关闭玉门关，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丝路东段天山北南路的交通陷入半通半停。此时的丝绸之路已没有当年的繁华。但在唐朝，丝绸之路却又迎来它的第二次繁荣时期。当时的统治者在国家经济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开始重新注意西北方的这条丝路。在后来的一段时期，借战争的机会，又重新打通了这条沉寂了几百年的商道，让它又一次在历史的舞台上焕发生机。而且在当时，唐人已不能满足陆上丝绸之路带给他们的欲望，于是，开辟于西汉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在这一时期得到繁荣发展，当时的中国商品畅销世界，令世界各国瞩目。到了南宋时期，南宋政府早已无法控制整个西北。因而西北丝路的衰落日益明显，而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路的开辟，逐渐有取代西北丝路的现象。在元朝，蒙古人统治当时的中国，他们所征服的辽阔疆域使丝绸之路实际上成为了蒙古帝国内部的交通路线。虽然蒙古帝国的统治者们并没有建立严格的、十分完善的中央集权体系（这也许与其游牧民族的特性有关），各地并没有统一的行政体系，但蒙古帝国也摧毁了以往在丝绸之路上大量关卡和腐朽的统治，令丝绸之路的通行比以往各个朝代都要方便一些。不过沿着丝路前进的人们，大多是以宗教信仰及其他文化交流为使命的人们，而不再是以商人为主导的丝绸之路了。在此后的历史中，随着西域诸国湮没在流沙之下，丝绸之路作为一条商道也逐渐被历史所冷落，丝路走向了它的衰落。在明清时期，由于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并且当时的奥斯曼帝国匪盗猖獗，加上其对西亚的掠夺，丝绸之路逐渐衰落。我们注意到，当时的汉朝所实行的是对外开放的政策，因此才有丝绸之路的出现以及它的初期发展，它加强了与周边国家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也在不断地促进这条商道的发展，国家经济文化也因此得到繁荣发展。而这样的开放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明朝中后期实行“海禁”政策，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这些都直接导致了国家的科技文化水平逐渐落后于世界水平，而丝绸之路的衰落只是它的一个缩影。这样的丝路的兴衰史告诉我们，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是必要的，它所带来的不仅是商业的繁荣，还是与世界先进技术的沟通，因此，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顺应历史潮流之举。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另一方面，当欧洲在中世纪以后开始觉醒，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欧洲各国，中国的各种传统商品再也难以与各种工业产品相竞争。法籍伊朗裔学者阿里-玛扎海里认为：“在促使古老的丝绸之路遭到遗弃的主要因素中，应提到近代技术工业的诞生和发展，这种工业以代用品取代了来自中国的传统产品。”因此，缺少了商品的流动，作为商道的丝绸之路便失去了传统的意义与价值。与此同时，西方的欧洲文明也在此时不断地扩大自己在中亚的影响，中国在古代世界的主流地位被取代。并且，工业革命是交通业大大发展，丝绸古道的徒步履行便不再需要。因此，科技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带给世界的影响，也在丝绸之路的发展过程中被体现。此外，全球航海业的兴起，也冲击着丝绸之路的发展。由于海上航行周期和成本降低，安全性也大大提高，但陆上行程周期长且条件艰苦，因此，陆上商道便被取代。而且在15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崛起，他们阻塞了东方经中亚到达欧洲的商道，即丝绸之路。这导致欧洲一些贸易城市的衰败，为寻求新的商道，他们开始了大航海时代。而“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也间接导致了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败。当代，作为一条古老商道的丝绸之路已经淡出历史的舞台，消逝在漫天的黄沙之中，伴随着的还有那西域诸国古老的文化和古道上叮当的驼铃。但是，当历史的车轮滚进20世纪，古老的丝绸之路转型后又一次焕发出生机。在里海，在波斯湾，从中亚到中东，约占世界储量三分之二的石油被发现，这些地区迅速成为世界能源供应中心。世界各种力量迅速集结，在这一地区展开激烈争夺。古老的丝绸之路变为石油之路，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经不成问题。但走上近代社会后，在中西文明大碰撞中，我们开始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并很大程度上调整了以前对传统文化的看法。但是，这种反思，一直是在十分艰难的过程中前进。有前进，有障碍，有时甚至还会倒退。于是鸦片战争结束已有一百六十年，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仍旧没有根本性的突破。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中，可谓绝无仅有，也使许多人感到大奇不解。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如此困难，有政治环境恶劣的原因。中国的政治家，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其思想文化观点相对保守，对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很容易产生精神上的共鸣。一旦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有了一定前进、突破，总会有一些从特权政治获得甜头的政治家，从幕后跳出来，用政治权力加以打击。近代不是有一些军阀，在国内大肆鼓吹尊孔吗？不懂思想文化，又要对思想文化横加干预，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难以前进的重要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构成复杂，也是一个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有数千年历史。时间长，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要增加一些东西，因此内容十分丰富，构成成份极其复杂。有许多东西是好的。有许多东西是糟粕。而精华与糟粕又往往混在一块。这使后人感到困惑：想说爱你，又不容易。因为分明有着太多的腐朽成份。想恨你吧，又恨不起来。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又有许多至可宝贵的东西。不能不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复杂的这个特点，令后人感到十分尴尬。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难以前进的一个原因。笔者此文主要谈谈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特点及今后发展方向的一些观点。在写作过程中，努力提出自己的一些新想法，这样或许会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一）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优劣，必须把握人类前进的方向。人类社会总在不断前进的，这种前进，在政治上，表现为以民为本，直至后来的由民作主；在经济上，表现在重农重商，直至后来的市场经济；在思想文化上，表现为尊重别人的思想观点，直至后来的思想自由；在对待人上，关心人，爱护人，直至后来的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中国人古代一直存在着以民为本的思想。商周时代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些思想本身，是进步的。在人生态度上，司马迁那种虽处逆境而奋发有为，苏东坡豪放达观的胸怀，张衡、徐霞客那种对真理的执着热爱，孟子“我善养浩然之气”，伟大诗人杜甫“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抱负，均是一种健康的精神境界。对待自然、命运上，荀子“制天命而用之”，柳宗元、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王夫子的“相天”、“造命”说，无不包含着人定胜天的思想光辉。在对待个体生命的权利和自由上，《古诗十九首》和阮籍《咏怀诗》对人生意义的关注，《世说新语》中对个人价值的肯定，《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对自由爱情的热烈追求，都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注入了一般新鲜的血液。在对待个人与社会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位卑不肯忘忧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均是很高尚的精神境界。而对待人与自然上，《棘敕川》、《岳阳楼记》、《春江花月夜》和其它大量的文学作品，更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的特殊感情。登长江，诵“大江日夜流”，顿生一种豪情。临高山，读“一览众山小”，顿生一种斗志。读《腾王阁序》，吟及“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又生一种慷慨。如此厚重，如此不屈不挠，如此强健，唯斯国方有也！但是，同别的国家一样，中国思想文化也有糟粕。由于时间久，在若干年时间里又没有及时进行打扫，使糟粕越积越多，给我们民族带来极大损害。女人有独特生命价值吗？不过是男人附庸。每一个中国女子，应以生活于现代为庆幸，而以生活于古代为悲哀。不但女人如此，男人也没有独立生命价值。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官僚，以及无数苍生，都在皇权高压下葡葡。他们或许渺茫过，怀疑过，反对过，但后来，他们再也不曾有过这个念头，甚至以高呼“吾皇万岁”为终身荣耀。马克思曾经把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蔑视地称之为普遍奴隶制。不是崇高创新，不是倡导一代胜过一代，而是推崇守旧，“天可变，地可变，祖宗之法不可变”。使几千年期间，政治体制、思想观念、科学文化，一直难以进步，终于在近代社会不可避免地落后于国际社会。一方面是皇帝穷奢极欲，三宫七十二院，生活腐朽靡烂，官僚贵族欺压人民、掠夺百姓，另一方面却鼓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忧道不忧贫”，对平民百姓通过商业或其它途径谋求更多的物质利益，进行种种抑制。既使人民生活水平难以进一步提高，又使社会经济发展失去内在动力。压制个性，压制自由思想，压制个体生命正当欲望。哪个人特立独行，即“枪打出头鸟”，导致国民虽众多，实则千人一面，有胆有识的人百中无一。有新的思想，即“鸣鼓而攻之”。有不逊之言，即“祸及九族”、“诛灭十族”。在家听父母的话，在乡听长辈的话，社会上听官僚的话，而全体官僚则听皇帝的话。个人的婚姻大事，听父母的话。否则便是“大逆不道”，群起而伐之。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对外部世界缺乏关心。虽然在鸦片战争被打败，仍不肯认输，以天朝上国自居，不肯放下架子认真学习别人文化的有价值东西。一次次失败，仍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不能对自己体制弊端痛加改革，全面激发自己民族生机活力。好了伤疤忘了痛，这样的情况实在是多得不可胜数！
都是用布做的
中国鞋的发展历史有兽皮鞋、草鞋、布帛鞋、皮鞋、布鞋等等。
1、兽皮鞋
这种鞋的时期要追溯到远古时期，那时候的远古人类在狩猎一只野兽后，将其剥皮抽筋，然后把毛皮割成条，裹在脚上，这样就保护了脚部不被沙石割破，大大提高了捕猎效率。
2、草鞋
三国时期刘皇叔曾以编织草鞋为生，可见在中国古代，鞋已经成为了人们的必需品，每个人必须有鞋才能出门，于是也产生了一系列的衍生行业，例如编织工等。
3、布帛鞋
随着中国古代纺织技术的不断发展，鞋的种类和做法也在迅速扩大。人们开始用丝织品做鞋子，有布制的也有缎制的，五花八门的鞋子开始涌入市场。
4、皮鞋
在秦汉时期，皮革资源逐渐丰富起来，皮鞋开始盛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草鞋、靴子等退出了历史，相反，在某些领域，一样繁盛。在这一时期，鞋子叫作“履”，男人穿方头鞋履，这代表了阳刚从天（这遵循了古代天圆地方说）。
5、布鞋
汉代时候，布匹制作技术渐趋成熟，布鞋开始在民间光为流传。“绣花鞋”开始出现，人们开始在鞋上绣上各种花，甚至一度成为女性出嫁时的嫁妆或者定情之物，赋予了鞋以浪漫的气息。
鞋本为服装中的足衣。上古时常以兽皮制鞋，因此鞋的称呼多以革字为边旁。古代的鞋有许多名称，如履、屐、靴、屣、屦等字均为鞋的别称。最早的鞋子式样是很简陋的。人们推测古人将兽皮切割成大致的足形后，用细皮条将其连缀起来即成为最原始的鞋子。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纺织业的进步，布料、丝绸等物亦用来制作鞋子，并与皮革、麻草组合应用，出现大量的鞋制品。到了殷商时期，鞋的式样、做工和装饰已十分考究，用材、施色、图案也根据服饰制度有了严格的制度。每个朝代鞋的造型、色彩都随着制服形式而变化。周朝末期靴的使用来自北方胡人的鞋式。胡人游牧骑乘多穿有筒之靴，而赵武灵王主张习骑射，以利于战事。汉代的鞋靴在造型上已有很多变化，如丝织的靴有色彩和图案上的变化，造型也很简练，较符合足部的形状。鞋靴使用的材料也很广泛，有牛皮、丝织物、麻编物等。南朝时期盛行木屐，上至天子，下至文人、士庶都可穿着。与此同时，草鞋是一般士人或百姓所着之鞋，由南方多产的蒲草类植物编结而成。唐代靴制袭唐代的六合靴，后改为长靿靴为短靿靴，并加以毡。妇女鞋子的形状，前为凤头式。其他的鞋，有高头、平头、翘圆头等式样，有的绣出虎头纹样或鞋身饰有锦文。宋代的鞋式初期沿袭前代制度，在朝会时穿靴，后改成履。用黑革做成靴筒，内衬以毡，各官职穿着不同的颜色依服色而定。一般人士所穿的鞋有草鞋、布鞋等，按所用的材料取名。南方人多着木屐。如宋诗人“山静闻响屐”，形容着木屐在山中行走的情形。女子的鞋常用红色为鞋面，鞋头为尖形上翘，有的做成凤头，鞋边上加以刺绣。劳动妇女亦有穿平头、圆头鞋或蒲草编的鞋。明代的服制中，对鞋式的规定很严格，无论官职大小，都必须遵守服制。在何种场合得穿着何种鞋式，如儒士生员等准许穿靴；校尉力士在上值时准许穿靴，外出时不许穿；其他人如庶民、商贾等都不许穿靴。清朝鞋制沿明代制式，文武各官及士庶可着靴，而平民、伶人、仆从等不能穿靴。清代的靴多为尖头式。靴底均厚，因嫌底重，采用通草做底。后改为薄底，成为“军机跑”。一般人士的鞋有缎、绒、布料制作，鞋面浅而窄，有作鹰嘴式尖头状鞋，也有如意挖云式。百姓有草鞋、棕鞋、芦花鞋等，拖鞋也在各等人士中流行开来。南方雨天穿着钉鞋，北方冬天则出现冰鞋。近代鞋式的变化根据服装款式的变化而形成了新的格局。造型简洁、精美，尤其是由手工操作慢慢过渡到机器加工，制作愈加精致。各种材料都被合理地应用于鞋靴的设计与制作，各种高新技术使材料的质地、质量更加完美。如果说历史上鞋靴的产生主要以实用为目的，逐渐过渡到使用与审美相结合的形式，当今鞋靴的发展变化则被赋予了更多因素。人们不但追求鞋靴的适用与审美，还不断研究鞋靴的各种功能，如透气性、保暖性、舒适性，并从卫生科学的角度加以追求。
试论利用考古学资料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相关问题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10-10-22 15:53:00 ] 作者：杨杰 编辑：studa090420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是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兴盛时期。在当时和其后的研究中，出现了使用材料杂芜、牵强附会和过分强调考古学资料的两种倾向。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研究关系密切，但不能简单地在二者之间画等号。在研究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文化的层次性。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论文关键词：考古学；百越；民族史；研究 百越作为我国古代早期历史上的一支重要民族群体，曾长久地活跃于祖国南方的大地上。他们是当地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与比之更早的当地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渊源关系。 关于百越民族的情况，在先秦时期就见诸文献记载。正史《史记》、《汉书》等也都有所叙述。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专著或章节也记述了越族的历史情况。这些记载是后人了解和研究越人历史的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由于百越地处南部一隅，社会发展水平又长期落后于中原地区，因而古代文献记载既简略又带有歧视性，百越的历史始终扑朔迷离，众说纷纭。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学科领域的成果令人瞩目，对百越民族史的研究也甚为活跃，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一个高潮。《百越民族史》、《百越民族文化》一、《百越源流史》•等是其中的代表性论著。 《百越民族史》是建国后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第一部专著。全书共分l3章，分别论述了百越的名称、分布、来源、文化特征、社会经济、社会性质、民族关系以及百越对中华民族的贡献等。附有《百越大事年表》，已故著名民族学家翁独健先生为之作序。 《百越民族文化》是同一作者群体在《百越民族史》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写成的，两本书并无本质区别。何光岳撰写的《越源流史》是于l989年底出版的，主要依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其他方面的资料写成。在20世纪80年代还多次召开关于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全国性会议，并出版有《百越民族史论集》、《百越民族史论丛》、《百越史论集》、《百越史研究》、《百越民族研究》等论文集。 《百越民族史》等一批论及百越史的专著尽管已经出版20多年了，但作为开山之作，我们在涉猎百越民族史时不能不读。因为其可谓集那一阶段百越史研究成果之大成，而在那次研究高潮之后，百越史研究并无大的突破。究其原因，一是有一批“文革”前就活跃于民族史学界、造诣颇深的专家学者，经多年积聚，正当年富力强之时，迎来了建国后前所未有的学术繁荣时期。他们的研究成果得以大量发表；二是改革开放后各地基本建设规模空前，考古新发现随之层出不穷。现在重新审视相关考古资料，不难发现为深入研究提供第一手材料、成为综合研究支撑点的重要考古发现成果大多出自20世纪70—80年代。这就为把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相结合进行南方民族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良机。 诚然，我们在把握某一领域学术动态时，必须充分关注最新科研成果，但比起一些昙花一现的所谓学术著作来，那些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旁征博引、论述精辟、经得起推敲而带有经典性质的学术论著更值得我们去仔细玩味。 《百越民族史》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量借助考古资料及成果，经过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尽管其中有许多方面迄今尚无定论，但其仍不失为一家之言。如对百越非夏民族之一支的论述，对东瓯、闽越及西瓯、骆越相互关系及地望的考证都言之成理，颇为精审。《百越源流史》依托历史文献记载，不拘一格地运用各方面材料，对历史上的百越民族及其各支系进行了综合研究，立论大胆而新颖。 《百越源流史》和《百越民族史》反映了百越史研究的两种倾向。 《百越源流史》一书使用的考古资料屈指可数，在其他材料的选用上也略显杂芜，有牵强附会之感。突出表现是将作者认为属于百越族系的各南方族群的源头绝大部分都追根到北方中原甚至是西北地区，对各族群迁移流向的研究也过于宽泛，解释随意，缺乏过硬的证据。由此可以看出，仅仅依靠文献记载和其他更为间接的材料是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 在文献不足征引的情况下，大量运用考古资料是《百越民族史》一大特色。作者在论述族属的来源及分布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借助考古学资料和研究成果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应当说把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相结合进行中国古代史、尤其是早期历史的研究，是史学研究寻求突破的一条有效途径。但《百越民族史》也存在过分倚重考古学资料的倾向，在与文献记载发生矛盾时，往往否定后者。 任何学术著作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时代的局限性就会日益显露，但这又是不可避免的客观现象。那种以今天的结论和视角去恣意评判、指摘前人以显示自己的正确的做法是不足取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首先观其成果是否尽可能充分地占有了当时所能提供的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其次是不苛求于前人，应尽量去吸收前人成果的合理成分，总结他们的得失，在其基础之上吸纳新的东西，力求有所突破，得出新的结论。 通过考察上述有关百越民族史研究的资料，引发出笔者对考古学资料与民族史研究方面的若干思考。 (一)关于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的关系 在中国，考古学是广义历史学的一部分。经过新中国成立后近60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以其数不胜数的重大发现和辉煌成果，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最有成就的学科之一。正因为有如此巨大的成就，所以考古学在学术界中具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在当今中国从事古代史综合研究，完全不理会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是不可想象的，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势必受到局限，对于先秦史的研究更是如此。 尽管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和领域的不断拓宽，其研究成果越来越为历史学界所重视和吸收，但由于考古学本身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使得二者的结合难如人意，尚存在不少问题和难点。“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内的、有一定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应该是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的。但考古学文化是由人通过主观意志对客观存在加以判断后确立的，因而这种主观判断并非总是正确的。事实上，考古学研究只能是不断地接近于历史的原貌，而几乎不可能完全复原之。 正如张忠培先生所说：“对历史的认识只能是愈益增进，即逐渐接近历史的真实，却永不能达到完善的认识”，“一代一代的人们向着历史的真实走去，可是，这一代一代的人们只能接近这历史的真实，却永远摸不着它，更不能全面地认识这历史的真实”。在考古学实践中，我们看到在考古学文化的认定上，就中国而言目前还没有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完全取得一致意见的。即使像“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这类稍有历史知识的中国人就知晓的名称，对其内涵在考古学界仍有许多不同观点。 在考古工作中，只要田野工作基础扎实，科学可靠，并且达到一定的工作规模，那么在量化的基础上较为准确地把握若干遗迹群的整体文化特征是完全可能的。问题在于当这种特征，也就是差别达到怎样的程度就可以确定为一支考古学文化?换言之，就是确立考古学“文化”、“类型”等不同层次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看到，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新乐文化”、“赵宝沟文化”等都是以筒形罐为主的考古学遗存，这些文化尽管略有时间早晚上的不同，但其在特征上的差别似乎并不比“河南龙山文化”中各类型之间的差别更大。这种情况表明，在考古学文化和类型的划分上存在一定的人为因素。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在借助考古学材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就存在一个方法问题。 首先，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否可以和历史记载中的某一族属划等号?笔者认为对此要持慎重态度。完全巧合并非不可能，但显然概率极低。一般来讲，一支考古学文化所涵盖的范围要小于一个部族或民族共同体。因为既然是一族属，其分布范围就不会过分狭窄，其内部的文化面貌也很难整齐划一，而其内部差别在考古学研究中就极有可能被识别出来并确定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张忠培先生说过：“古籍记载的一族，有时恰等于一个考古学文化，有时包含着几个考古学文化，还未见过一个以上的族共有一考古学文化的现象。”事实上，真正从事田野工作的考古学者是不轻易把考古学文化和族属研究相联系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上的差别不一定就是族属上的差别。 当然，在考古学研究达到一定深度和规模时，适时就其族属问题开展研究和讨论是必要的。因为考古学作为一门成熟学科，通过人类遗留的实物资料进行历史研究是其最高目标。考古学分期、分区及“文化”、“类型”的研究仅仅是进行深入研究的手段而绝非目的。然而当我们在掌握已知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对一个事物的描绘越详细，则离其真实情况就可能相去越远，因此笔者以为在目前情况下，运用考古资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具体操作上宜粗不宜细。只要我们能够大致描绘出某一或某些族属分布区内当时人类的物质文化是怎样的，达到什么样的发展水平及其主要文化特征也就可以了。在特征上宜捕捉那些数量多、具有普遍性的最为典型的共性因素，而不能拘泥于考古学本身对遗存的过细区分与描述。严文明先生说：“考古学资料虽然不可能反映当时社会的全貌，总还是那个社会的直接遗留和缩影。通过它不仅对当时社会的许多方面可以有形象的真切的认识，也能了解整个社会大致的轮廓及其发展轨迹，从中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这应当是现代考古学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百越民族史》认为广泛分布于东南部地区的有段石锛、有肩石器及几何印纹陶器等属于百越族物质文化特征的一部分，就是针对最典型因素来说的。 (二)文化及其层次性与国家、民族的关系 广义的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主要是物质文化方面的情况。文化是区分不同民族的最核心的内容，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也就失掉了自己的特性。同时，“民族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都具有民族性。民族性是文化的基本特征。”一个古代国家是否就只有一个民族(即单一民族)、一种文化(此处指广义的文化)?一种文化是否就只能由一个民族所拥有?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情况不是不可能存在，问题是当我们由一支考古学文化反推族属甚或国家时，就不能简单地去画等号，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严文明先生指出：“考古学文化同族的共同体尽管有密切的关系，毕竟还不是一回事，不能在二者间画等号。要通过考古学文化来研究与族类有关的问题，还需要从实践和理论上来加以论证。” 从理论上讲，考古学文化所反映并主要研究的是古代物质文化层面的东西，在此基础上也会讨论更高层面上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问题，但严格意义上说，这已经超出了纯粹考古学所研究的范畴。任何一支考古学文化无疑都属于某个族群，但其所属族群不一定都在历史上留下记载。因此，只有一部分考古学文化可以和古代文献记载的族属相关联，而且我们看到的考古学文化内容只是该族属全部文化的一小部分。这些因素都是通过考古学文化研究古代族群的困难所在。 《百越民族史》从考古学材料出发，认为“句吴”、“于越”、“东瓯”……都是由新石器时代居民发展而来的土著居民，几乎否定了人口迁徙对文化的影响。诚然，从考古学编年谱系角度看，在文献记载中提到的百越民族分布区内的青铜时代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是有不少文化继承因素，但也不应无视来自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尤其是青铜器方面)对南方文化的影响。对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也不应因暂时找不到考古学证据而一概加以否定。 文化是有层次的。平民和贵族的文化从古至今都是不一样的。考古学文化中除大中型墓葬、宫殿衙署、宗教祭祀、礼器等遗迹遗物属贵族文化外，用以确定考古学文化属性的最为重要的陶器、石器、聚落形态、墓葬习俗等，大都属于平民文化。因此，我们现在看到和归纳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所反映的远非当时社会的全部内容。用占主流的平民文化来否定统治阶层可能存在的另有族源和迁徙现象，同样是缺乏说服力的。 总之，在文献资料有限、百越之义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考古学研究成果是寻求突破的有效途径，而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还需要一个艰难而漫长的探索过程，同时也有赖于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的提高和丰富。 (三)物质文化与社会形态的关系 社会形态发展阶段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论述，长期以来被奉为圭臬。在此我们不打算对社会形态论本身发表评论，只是对以考古学文化为代表的早期物质文化史与社会形态的关系进行简略的讨论。 社会形态的表述是以生产关系的状况为基础的，而生产关系又受到生产力的制约，但这只是社会发展的一般状况，生产力某些要素的变化并不一定迅速导致社会形态的变化。因此可以说，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有些学者认为广东发现了青铜文化，其发展阶段当属奴隶制社会。《百越民族史》一书也认为西瓯使用青铜器，青铜器时代即奴隶制。我们认为，青铜器和奴隶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的影响下，使用一些较先进的生产工具，但不一定就会立即引起社会性质的改变。 从目前发现的岭南青铜文化面貌观察，当时确实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和等级差别，但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那些富贵者就一定是奴隶主，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出现了等级和贫富差别，而且这种差别贯穿于其后的所有社会发展阶段，因而也不能以此作为当时就是奴隶制社会的证据。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反对的是青铜文化直接等同于奴隶制的观点，至于岭南青铜文化的具
扫尘 “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 ，据《吕氏春秋》记载，我国在尧舜时代就有春节扫尘的风俗。按民间的说法：因“尘”与“陈”谐音，新春扫尘有“除陈布新”的涵义，其用意是要把一切穷运、晦气统统扫出门。这一习俗寄托着人们破旧立新的愿望和辞旧迎新的祈求。 每逢春节来临，家家户户都要打扫环境，清洗各种器具，拆洗被褥窗帘，洒扫六闾庭院，掸拂尘垢蛛网，疏浚明渠暗沟。到处洋溢着欢欢喜喜搞卫生、干干净净迎新春的欢乐气氛。 压岁钱 春节拜年时，长辈要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压岁钱有两种，一种是以彩绳穿线编作龙形，置于床脚，此记载见于《燕京岁时记》；另一种是最常见的，即由家长用红纸包裹分给孩子的钱。压岁钱可在晚辈拜年后当众赏给，亦可在除夕夜孩子睡着时，由家长愉偷地放在孩子的枕头底下。 民间认为分压岁钱给孩子，当恶鬼妖魔或“年”去伤害孩子时，孩子可以用这些钱贿赂它们而化凶为吉。清人吴曼云《压岁钱》的诗中云：“百十钱穿彩线长，分来再枕自收藏，商量爆竹谈箫价，添得娇儿一夜忙”。由此看来，压岁钱牵系着一颗颗童心，而孩子的压岁钱主要用来买鞭炮、玩具和糖果等节日所需的东西。 贴春联 春联也叫门对、春贴、对联、对子、桃符等，它以工整、对偶、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好愿望，是我国特有的文学形式。每逢春节，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家户户都要精选一副大红春联贴于门上，为节日增加喜庆气氛。这一习俗起于宋代，在明代开始盛行，到了清代，春联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梁章矩编写的春联专著《槛联丛话》对楹联的起源及各类作品的特色都作了论述。 贴窗花和倒贴“福”字 在民间人们还喜欢在窗户上贴上各种剪纸——窗花。窗花不仅烘托了喜庆的节日气氛，也集装饰性、欣赏性和实用性于一体。剪纸在我国是一种很普及的民间艺术，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因它大多是贴在窗户上的，所以也被称其为“窗花”。窗花以其特有的概括和夸张手法将吉事祥物、美好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将节日装点得红火富丽。 在贴春联的同时，一些人家要在屋门上、墙壁上、门楣上贴上大大小小的“福”字。春节贴“福”字，是我国民间由来已久的风俗。“福”字指福气、福运，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美好未来的祝愿。为了更充分地体现这种向往和祝愿，有的人干脆将“福”字倒过来贴，表示“幸福已到”“福气已到”。民间还有将“福”字精描细做成各种图案的，图案有寿星、寿桃、鲤鱼跳龙门、五谷丰登、龙凤呈祥等。 年画 春节挂贴年画在城乡也很普遍，浓黑重彩的年画给千家万户平添了许多兴旺欢乐的喜庆气氛。年画是我国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反映了人民朴素的风俗和信仰，寄托着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年画，也和春联一样，起源于“门神”。 随着木板印刷术的兴起，年画的内容已不仅限于门神之类单调的主题，变得丰富多彩，在一些年画作坊中产生了《福禄寿三星图》、《天官赐福》、《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迎春接福》等经典的彩色年画、以满足人们喜庆祈年的美好愿望。 我国出现了年画三个重要产地：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和山东潍坊；形成了中国年画的三大流派，各具特色。 我国现今我国收藏最早的年画是南宋《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的木刻年画，画的是王昭君、赵飞燕、班姬和绿珠四位古代美人。民间流传最广的是一幅《老鼠娶亲》的年画。描绘了老鼠依照人间的风俗迎娶新娘的有趣场面。民国初年，上海郑曼陀将月历和年画二者结合起来。这是年画的一种新形式。这种合二而一的年画，以后发展成挂历，至今风靡全国。 守岁 除夕守岁是最重要的年俗活动之一，守岁之俗由来已久。最早记载见于西晋周处的《风土志》：除夕之夜，各相与赠送，称为“馈岁”；酒食相邀，称为“别岁”；长幼聚饮，祝颂完备，称为“分岁”；大家终夜不眠，以待天明，称曰“守岁”。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天”，除夕之夜，全家团聚在一起，吃过年夜饭，点起蜡烛或油灯，围坐炉旁闲聊，等着辞旧迎新的时刻，通宵守夜，象征着把一切邪瘟病疫照跑驱走，期待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这种习俗后来逐渐盛行，到唐朝初期，唐太宗李世民写有“守岁”诗：“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直到今天，人们还习惯在除夕之夜守岁迎新。爆竹 中国民间有“开门爆竹”一说。即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家家户户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爆竹，以哔哔叭叭的爆竹声除旧迎新。爆竹是中国特产，亦称“爆仗”、“炮仗”、“鞭炮”。其起源很早，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放爆竹可以创造出喜庆热闹的气氛，是节日的一种娱乐活动，可以给人们带来欢愉和吉利。随着时间的推移，爆竹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品种花色也日见繁多，每逢重大节日及喜事庆典，及婚嫁、建房、开业等，都要燃放爆竹以示庆贺，图个吉利。现在，湖南浏阳，广东佛山和东尧，江西的宜春和萍乡、浙江温州等地区是我国著名的花炮之乡,生产的爆竹花色多，品质高，不仅畅销全国，而且还远销世界。 拜年 新年的初一，人们都早早起来，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打扮得整整齐齐，出门去走亲访友，相互拜年，恭祝来年大吉大利。拜年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是同族长带领若干人挨家挨户地拜年；有的是同事相邀几个人去拜年；也有大家聚在一起相互祝贺，称为“团拜”。由于登门拜年费时费力，后来一些上层人物和士大夫便使用各贴相互投贺，由此发展出来后来的“贺年片”。 春节拜年时，晚辈要先给长辈拜年，祝长辈人长寿安康，长辈可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压岁钱有两种，一种是以彩绳穿线编作龙形，置于床脚，此记载见于《燕京岁时记》；另一种是最常见的，即由家长用红纸包裹分给孩子的钱。压岁钱可在晚辈拜年后当众赏给，亦可在除夕夜孩子睡着时，由家长偷偷地放在孩子的枕头底下。现在长辈为晚辈分送压岁钱的习俗仍然盛行。 春节里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到新朋好友家和邻那里祝贺新春，旧称拜年。汉族拜年之风，汉代已有。唐宋之后十分盛行，有些不必亲身前往的，可用名帖投贺。东汉时称为"刺"，故名片又称"名刺"。明代之后，许多人家在门口贴一个红纸袋，专收名帖，叫"门簿"。
传统文化是中华上下五千年所积淀下来的文化~感觉有很多很多点可以写~你可以看看（心理学进展）、（社会科学前沿）等等这样的期刊论文吧~找下这类的论文好好学习参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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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华远古史
作者：王玉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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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3-04
页数：743
内容简介：
《中国断代史系列(全套)》共16册，分别有：《中华远古史》、《殷商史》、《西周史》、《春秋史》、《战国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上、下）》、《宋史》、《辽金西夏史》、《元史》、《明史（上、下）》、《清史（上、下）》。中华远古史：我国著名古史专家、年届九旬的王玉哲教授毕生治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从中国历史的序幕——中国猿人开篇，一直写到西周末，详尽论述了中国远古历史从史前文明经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演变、发展的过程，尤其对夏、商、周三代的族源、地望、世系、宗法制度、继承制度、政权形式、社会经济及社会性质等问题的论述见解独到。
殷商史：史学界第一部独立、完整、系统的殷商史专著。充分体现了著名甲骨学、古文字学专家胡厚宣先生的研究成果，对处于中国历史远古时期的殷商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等方面作了系统、详细、深入的考释与阐述。1995年，胡先生不幸辞世，其子胡振宇先生乃继承父业，历经数载踵事增华，终于完成了胡先生这部未竟之作。
西周史：著名历史学家杨宽先生积半个世纪研究、历时近二十载完成的一部西周史研究领域的权威之作。系统论述了自公元前十一世纪末叶周武王克商、创建周朝，迄公元前七七一年周幽王被杀、平王东迁洛邑西周时代约280年历史，对西周的井田制度、社会结构、军事制度以及政治、文化制度等方面作了细密的考证和深刻的论述，全面、系统、准确地阐述了中国奴隶社会在西周时代从发展到衰亡的过程。
春秋史：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系统、完整的春秋史专著，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春秋时期凡317年间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礼俗、社会阶层等状况及其发展变化，深刻地阐述了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历史轨迹，以及春秋时代对二千年来中国历史的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战国史：著名历史学家杨宽先生积五十年治学研究之重要成果。着重论述战国时期从分裂割据走向统一，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发生的重大变革和发展，真实地再现了战国时代风云变幻、剧烈变革、百家争鸣、英才辈出的历史与社会状况，是战国史研究的扛鼎之作。
作者简介：
王玉哲 1913年生，河北深县人。1936至1943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及北大文科研究所（昆明）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学位。1943年至今先后受聘于华中大学、湖南大学及南开大学历史系，任副教授、教授及博士生导师等职。兼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等职。著作有《中国上古史纲》、《古集林》等书；主编有《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国历史大辞典・先秦史卷》等；撰有先秦史研究论文百余篇。
1（1重视写人，尤其重视写人的思想性格，这是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传统。 （2）受古典散文的影响，精于艺术构思。 （3）讲究语言精练，追求简约美。 （4）受民间传说和“说话“艺术的影响，形成了讲故事的传统。 （5）受史传文学的影响，形成纪传体的传统和现实主义的艺术传统。 （6）受古典诗词的影响，多在叙事中穿插诗词韵语。 （7）受古典绘画的影响，讲究传神写意，在人物塑造中追求神似。2、我国古代小说有如下特点： ⑴注意人物行动、语言和细节的描写，在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形象。 ⑵情节曲折，故事完整，这是我国古代小说独特的艺术传统。 ⑶语言准确简练，生动流畅，富于个性化。这是古代小说吸收民间口语、继承古代散文的传统而形成的又一重要特点。 ⑷叙述方式明显带有说书人的印记。叙述是表述小说生活内容的一种方式。3、简述明代白话短篇小说反映了哪些时代特征? ⑴反映了明代社会生活的新特点，主要是市民（特别是商人）的生活的思想感情。如《施润泽滩阙遇友》中小手工业者依靠劳动发家致富的故事，生动地反映了明代江南地区丝织业的繁荣情况，以及小手工业者如何依靠自己的劳动发家致富的具体情景。 ⑵爱情婚姻小说中表现出的新思想、新观念。这主要有两类。一类从正面表现市民阶层在爱情婚姻问题上的新观念、新追求，如《卖油郎独占花魁》。另一类是描写情与礼的矛盾，或以悲剧结局来揭露和控诉封建礼教对妇女的迫害，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或以喜剧结局来否定礼而肯定情，如《宿香亭张浩遇莺莺》。 ⑶揭露社会的黑暗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这也可分为两类。一类直接描写恶霸压迫人民，如《灌园叟晚逢仙女》，另一类通过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揭露其凶残阴险的本性，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4、在确立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范围时，应该考虑的三个小说文体的基本要素是： ⑴必须是写人的，以人为中心，比较着意于刻画人物形象； ⑵必须有故事，有情节，反映社会生活中一定的矛盾冲突 ⑶必须有非纪实性的特征，作品在反映生活时有选择、有提炼、有虚构，在艺术上概括和集中。5、古代的史传文学和寓言故事对古代小说的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它们都不是小说本身，它们和小说文体的异同主要是： ⑴寓言故事和小说都重视故事，但是寓言的目的在于说理，而小说则要通过形象的塑造来反映生活、表现作者的思想倾向。 ⑵史传文学和小说都重视叙事和人物描写，但史传文学要符合史实，不容夸饰、虚构，而小说则离不开夸饰和虚构。6、为什么说唐传奇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真正走向成熟？ (1)传奇的作者有了自觉的小说创作意识和山此而决定的小说新的市美特征，这是古代小说走向成熟的最重要标志。 (2)在内容上，由志怪走向现实，题材扩大，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 ⑶在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有很大提高。这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一种质的新变。7、宋元时期的话本小说的基本特点： ⑴创作目的与唐传奇有很大的不同，是为了满足听众的文化娱乐需要。 ⑵题材内容上几乎都是反映现实生活（尤其是作为听众的市民阶层的生活）的。 ⑶表达根据是在口语基础上加工提炼而成的白话，通俗性是其最鲜明的特色。 ⑷故事性很强，有头有尾，线索清楚，生动曲折，关于布置悬念，非常引人入胜。 ⑸注意写人物，特别注意展示人物的命运。在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点时，多从人物自身的语言和行动来刻画，而且多在故事的流动发展过程中完成，很少静止的剖析性的心理描写。⑹在结构形式和表现手法上，开头常有“入话”，中间或结尾常穿插或引入诗词韵语。8、明清小说繁荣的三个标志是： ⑴中国古典小说的各种形式体制都已经完备成熟，出现了全面繁荣的局面。 ⑵作家辈出，名作如林。 ⑶现实主义艺术，在创作方法和具体表现手法上，都已经成熟。总的特色是丰富、细腻、深刻。9、在明清长篇小说名著中有四部代表作，它们分别属于什么小说类型？如下： ⑴历史演义小说，如《三国演义》。 ⑵英雄传奇小说，如《水浒传》。 ⑶神魔小说，如《西游记》；⑷人情小说，如《金瓶梅》、《红楼梦》。 ⑸讽刺小说，如《儒林外史》；⑹公案侠义小说，如《三侠五义》。10、简要谈谈中国古典小说的思想传统； ⑴由于中国古典小说最初的源头来自民间，在后来的发展中又始终同民间文学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它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要求。 ⑵有训诫的传统，同时又强调小说要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要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 ⑶中国古典小说作家有“发愤著书”的传统。
从“女儿国”看时代——《西游记》和《镜花缘》对比赏析 增大字体 泊头师范语文组：黄冬冬 摘要：《西游记》、《镜花缘》都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文化瑰宝，在当今时代仍是魅丽不减，两部书作者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是女儿国这个意象把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从女儿国本身还是他们的荒诞、诙谐之风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许多共性的东西，但“文以载道”、“明其本然”，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表面，还要逐层深入，挖掘实质，找寻其时代意义。关键字： “女儿国” 封建礼教 “女尊男卑” 实质 时代意义 《西游记》、《镜花缘》都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文化瑰宝，在当今时代仍是魅丽不减，两部书作者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是女儿国这个意象把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从女儿国本身还是他们的荒诞、诙谐之风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许多共性的东西，但“文以载道”、“明其本然”，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表面，还要逐层深入，挖掘实质，找寻其时代意义。掀起“荒诞”、“诙谐”的现象外衣，我们要立足于时代背景、作者的社会经历来探求两部书中女儿国所蕴含的社会实质和时代意义： 首先我们从两部作品“女儿国”内女性所处的角色来分析。西游记中“女儿国”虽也有“农士工商皆女辈，渔樵耕牧尽红妆”的涉及，但作者并没有展开来描绘，而是把视角放在女王求爱和举国臣民女子对男人的态度上，说明在这个女儿国中作者目的是突出女性作为爱情主角的实质。而其现实意义也生发于此。《西游记》成书于明中叶，当时程朱理学统治着整个社会，他们主张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为大”，对女子这种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的教化根深蒂固。在这种封建伦理道德的压制之下女性本身也成为扼杀自己的刽子手。在宋元时代作品就已出现了许多列女形象，她们把自己的贞操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有的女性手被男子碰一下就认为有辱自己名节而自断手臂。而如果女子稍有反抗则被舆论灌之为“坏女人、不贞不洁的妖妇”之恶名。《水浒传》中潘金莲、潘巧云和卢夫人等女性由于背叛丈夫、没有从一而终，而只有落得被杀的下场。这些作品中作者的思想还没彻底开化，她们是被封建道德束缚了手脚。而今我们在幻想的“女儿国”中看到另一图景：女王得知御弟驾临，立即对众臣子宣布：“寡人愿招御弟为王，我愿为后，与他阴阳配合，生子生孙”。这是何等大胆的求爱之举呀！而举国上下女子对男女交合之事无任何羞怯之态。作者也敢于涉足这一方面，勇气可嘉!在现实社会中女子从小处于深闺之中，习熟“礼教”，万事遵礼教而行，即使心中青春萌动，也羞于出口，而最终往往在家人的摆布之下葬送个人幸福。构想中“女王”则勇敢的冲出了这个樊笼，女王从没接触过男性，但他对情爱有着强烈的渴求，他对唐僧大胆的求爱实质是理学禁欲主义窒息下妇女们发出的心灵呐喊。但“女儿国”在描述这种正义之举时，也向我们展示了在礼教桎梏下女性心理的扭曲变态发展。唐僧一行刚进入西梁边界就从一中年妇女口中得知：“那年小之人”不忘“风月之事”，“那个肯放你过去！就要和你交合，假如不从，就要害你性命，把你们身上肉都割了做香袋”。这是何等的凶残与变态呀。这正寓指：在现实社会下由于封建道德、礼教的压榨，女性不能自由、合理追求情爱、幸福，最终使她们走上邪恶之路而不能自拔。如《水浒传》中潘金莲、潘巧云等就是这种扭曲人物。两者都是在封建包办婚姻下背夫偷情，更甚者潘金莲和西门庆狼狈为奸毒害亲夫。他们大胆追求幸福的勇气可嘉但不道义的行为又让人生恨。是封建社会扼杀了他们的躯体，泯灭了他们善良的灵魂。《西游记》作者正是站在社会高度逆时代不能为而为之，这种冲破时代枷锁的壮举实为可敬。但《西游记》的“女儿国”只是局限于女性自身情爱角度，没有上升到社会层面。而《镜花缘》女儿国中女性角色则发生了变化，已经成为社会活动参与者。有人会认为《西游记》中“女儿国”也是由女子来掌管国家、处理社会事务。但那只是虚渺的假象，因为在此国中作者向我们突出展现的是：河水受孕、女王求爱、国师说媒和摆席设宴。只要从深层次探求，便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即现实社会中“女主内、男主外”大环境下女主母的行为：处理家务，管理婢妾、内眷。这种“常理”行为对封建礼教冲击力度不大。吴承恩展示的“女儿国”只在个人圈子里徘徊，他本人也难以想象女子还有社会的一面。由于作者这种局限，是他回避了这方面的渲染。而李汝珍则把重点停留于此，而且进行了大胆设想：“女主外，男主内”让女性管理国家，处理社会一切事务。这在其中“治河除水患”中得到精彩体现。此项工程虽是由唐敖这一外来男性协助，但如此庞大的工程一直是女王、国舅操心费力之事，而且这么艰巨而繁重的劳动还是由国中“女百姓”来担负完成的。它们有制铁造具上的“心灵手巧”，也是力量上的强者。书中对此工程的艰巨作了详细描述：挖坑、推坝、搅土且“要费许多力气”。“娇弱”女子们完成如此重任，的确难以想象，但作者所传达给我们得女性却做到了，而且还做的很成功，这不得不让人敬佩、叹服。由此及彼，让我们也会联想到“女儿国”中女性在其他国家事务、社会劳动上的潇洒身影。在此作者把女性的才能、智慧和力量充分体现出来，让现实中的男性看了也不得不汗颜。这些俗人们整天叫嚣“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的谬论，但一向“柔弱”、“浅薄”的女子在“女儿国里”则成了社会的主力军，这对现实社会的冲击非同一般呀。 其次我们从两部作品“女儿国”内：女王外来男性的态度上挖掘深层次的进步性。《西游记》中西梁女王对唐僧总体上采取屈卑的求爱。当女王得知唐僧已来本国，立刻按耐不住向臣子们宣布：“寡人以一国之富愿招御弟为王，我愿为后”，这就把自己放在了第二位上，紧接着又派国师去说媒，“礼”字为上。在见到唐僧后那种娇羞、妩媚、风流尽情展现，且又“御弟哥哥”叫个不停。这表明在她心目中仍是男性占主体地位，男性统治女性才天经地义，男尊女卑的意识没有改变。在这一点上作者仍受时代局限，没有重大突破。与吴承恩相距几百年的李汝珍却提出了“女尊男卑”的石破天惊的设想。在这个王国中女王对外来男性“林之洋”就没有了礼遇，而是强制性的逼娶，逼林之洋“穿耳”、“缠足”，做其“王妃”。在国王眼中“男性”是处于屈卑之地，应顺从自己。此国中体现的“女尊男卑”意识，虽有些矫枉过正之感，实则是作者在向社会呼吁“人人平等”思想，让男女倒置，唤起世间南子正视封建社会对女子近百年的摧残。这种女子苦痛遭遇的转嫁的确让女子们扬眉吐气了一回。这在时代进步和现实意义上已远远优越于《西游记》了。 从以上两大方面的分析对比，让我们切实感受了《镜花缘》中“女儿国”的优越与进步。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两位作者都是在封建专制大环境中成长起来，在逆境的压抑下，使他们有此惊人的创造和成就。但两人所处的毕竟不是同一时代，而他们的个性风格也应有所差异。明中叶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并发展，启蒙思潮也在兴起，但明前期近一个世纪的政治高压和文化封锁，使此时的经济文化在休养生息中没完全摆脱出来。而此书又是作者对前人作品的综合和完善，放不开手脚，创造性不大正是作者的这种成书经历和时代的局限，才使《西游记》中女儿国的现实意义稍逊色了些。到了清中后期，经历了时代的更替、社会的进步和人们思想意识的升华。封建专制虽仍甚严，但也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了”，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人们的思想异常活跃，文学创作也进入繁荣兴盛期，李汝珍正是这个时代的产儿，他虽然和吴承恩有着相似的个人经历，可他生存于高度发展、高度激越的时代，生性乐观豪放，正是时代的熏染和作者的狂放不羁之风才有了我们的《镜花缘》，也才为我们构筑了奇妙的“女儿国”。而我们正是通过两部作品中“女儿国”片断的对比赏析才真正透彻的从立体上审视了时代的进步和作者思想的升华。 参考资料：赖力行 《中国古代文学史》 吕晴飞 《〈镜花缘〉为妇女大唱赞歌》（山东师大学报）章培恒/骆玉明 《中国文学史（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