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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原植物鉴别图册》（一） —— （五）作 者：潘超美，黄海坡 主编出 版 社：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时间：2007-6-1字数：160000版次： 1页数： 273 印刷时间： 2007/06/01纸张： 铜版纸 包 装： 平装单册定价：￥ （共5册）编辑推荐本套图册精选了520种华南地区乃至全国分布的野外常见药用植物，用现代摄影技术摄制成原色植物图片，大部分品种附有识别特征部位的特写图片，并配以简练的文字加以描述，部分物种主图中还配有易混淆的近似物种图以示区别，以方便中医药院校的师生、临床医生、科研人员、药业界专业人士以及广大中草药爱好者在采集识别中草药时使用。本册为系列之一。内容简介本图册以图文对照形式，按不同的药用植物入药部位归类编排，收集了常见的药用植物。本册收载了130种野外常见的植物药。每种药均附有原色原貌、逼真清晰的植物图片，大部分药附有识别特征放大图。文字内容包括植物中文名称、别名、拉丁学名、来源、鉴别要点、生境分布、采收加工、性味功用、选方以及易混淆种等，重点鉴别要点在文字下加横线表示。本图册文字简练、图像清晰、内容丰富、版本袖珍、便于携带，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普及性。适合于中医药院校的师生、临床医生、科研人员、药业界专业人士以及广大中草药爱好者在学习、识别中草药时参考使用。作者简介潘超美，女，教授，研究生导师。现任广州中医药大学药用植物学教研室主任、广东省植物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植物生理学会理事。主要从事药用植物学，药用植物种质资源离体保存、再生与开发利用，中药材规范化栽培技术（GAP）等方面的研究和药用植物学的教学工作。近年来，主持和参与部、省级以上的科研课题13项，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主编、参编学术专著和教材8部。目录一、全草类1.三白草2.土牛膝3.土荆芥4.马齿苋5.无根藤6.乌蕨7.凤尾草8.毛草龙9.火炭母10.水蓼11.石韦12.节节草13.半边旗14.地稔15.团叶鳞始蕨16.竹节蓼17.伏石蕨18.华南毛蕨19.江南星蕨20.红花酢浆草21.花脸细辛22.杠板归23.岗松24.杯苋25.松叶蕨26.垂盆草27.金不换……二、根与根茎类三、茎叶、茎藤与皮类四、叶类五、花类六、果实与种子类中文名笔画索引拉丁学名索引书摘与插图
我们要知道，早在上个世纪美国就登上了月亮上，明明白白的告诉了我们月亮上没有广寒宫和嫦娥。当时它也送给了我们国家一克的月球土壤，让我们国家的很多科学家发表了相关的论文。但美国登陆月亮，却总是遭到质疑。因为过程似乎有些不合逻辑。因为那是无国界的人类进步！是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意义非常重大。但就是这样一件大事，阿波罗11号自带的视频却无缘无故丢失了。随着时间长河的流逝，全人类的科学技术也不断的取得了长进，但探月仍然十分困难。以色列的“创世纪”和印度的“月船2号”都在探月中折戟沉沙。 如今我国嫦娥五号通过多次测试并向世人展示了固定的五星红旗后，人们再次质疑美国登月的真实性，因为最早登月的第一面美国国旗似乎是在飘扬的，而且有当时的照片可以证明这一点。要知道月球表面是一个真空状态，没有气流运动，旗子不能飘动的。当时美国的月球样本也已经得到了证实，美国登月是一件真实的事情。那为什么月球上的美国国旗好像在飘扬？ 据了解，当时的美国国由特殊耐高温尼龙材料制成，由一根水平杆和一根垂直杆支撑，另一面并没有固定，所以半边旗看上去皱巴巴的，好像在风中飘扬。 （以上内容均来源于网络）
服饰是社会综合信息的载体，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深深影响着中山装的变迁。辛亥革命不但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也终结了服饰上的等级制度，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孙中山鉴于国人穿西装有诸多不便之处，且影响国计民生（当时西装的硬领等多由外国进口，费事费钱，如辛亥革命后的武昌一地，因改穿西式服装而输出白银就有2000多万两），中国原有服装如长袍马褂既不太实用，又不合时宜，遂精心设计新式服装。中山装端庄大方，方便实用，四个口袋均为明口袋，上面两个小衣袋为平贴袋，底角呈圆弧形，袋盖中间弧形尖出，下面两个大口袋是老虎袋（边缘悬出～2厘米），左右对称。肩部衬上垫肩，胸部垫胸衬，显得平直、丰满；腰节处略加收拢，给人一种凝重干练的美感，它是中西服饰审美理念和谐统一的体现。孙中山毕生为近代中国的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而无私奉献，为实现国家统一、振兴中华而殚精竭虑，他所创制的中山装具有深刻的政治含义，许多重要部位都有丰富的政治内涵：衣领为翻领封闭式，表示严谨的治国理念；左右袖口的三个纽扣则分别表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和共和的理念（平等、自由、博爱）；前襟五颗纽扣代表“五权（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宪法”的权力制衡理想；四个口袋有盖，钉扣，象征“四维”（礼、义、廉、耻）；后背不破缝，表示国家和平统一之大义。“四维”是孙中山所提倡的做人之本，也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他目睹中国积贫积弱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境地，萌发了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形成了改变中国和中国人民命运的坚定信念。他提出三民主义，高举实现民族独立自由和民主革命的旗帜。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山装物化了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中山装不是一种普通的服装，而是一个时代的符号。中山装是在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它的诞生与辛亥革命密不可分，在“剪辫易服”的氛围下，穿着中山装意味着拥护革命、与封建专制主义决裂。因而中山装是一种奋斗精神的象征，是一种民族团结的象征，是一种坚决反抗外来侵略的象征，一种受压迫而不屈的象征，是一种民族复兴的象征，折射着近现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活领域翻天覆地的变革。民国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穿着中山装者多为公职人员，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山装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非常普遍，大有“工农兵学商，都着中山装”之势，其主要原因是政权性质不同所致。新中国成立后，到处是中山装的“海洋”，不分党派，不分年龄，不分贫富，不分地位，甚至不分男女，人人都喜欢穿着中山装。穿着中山装，使人们具有强烈的民族荣誉感和民族自豪感，此时的中山装象征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改革开放后，服装千姿百态，中山装的地位有所下降，但人们对中山装的印象，并未完全淡忘、消失，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一些场合仍穿着中山装，近年来有不少年轻人爱上类似过去学生装的一种新装，也可视为中山装的变化。一百年过去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人民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指引下满怀信心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中山装，业已成为中国人民独立、民主、团结的象征。中山装，历经百年，折射着不同时代的光影，见证了时代前进的步伐，记载了百年中国的奋斗过程，铭刻着民族复兴的曲折历程。今天，挖掘中山装的时代价值，传承中山装的文化精神，是我们华夏儿女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
自己去汉服吧看看吧
帮你写啊，需要你q我
其实，提起旗袍，它还是起源于十六世纪中期满族妇女的民族服装，至于这种旗袍是谁设计的，又是怎样得以推广的呢？满族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故事。传说，从前镜泊湖畔有个满族渔家姑娘，因为长得脸黑俊俏，心灵手巧，人称她“黑妞儿”。她觉得穿着古代传下来的肥大衣裙，打鱼不方便，就自己剪裁了一种连衣带裙多扣拌长衫，既省布合体，又劳动方便。后来，她被选进宫中封为“黑娘娘”，因过不惯官廷生活，穿不惯又肥又大的山河地理裙，就穿起从前自己剪裁的多扣拌长衫。皇上认为她擅自改变官廷服饰有罪，就赶她出宫，并一脚踢中她后心而死去。关东满人听到黑娘娘死的消息，大哭了三天，还穿起她剪裁的那种长袍来纪念她。后来，在旗的妇女认为方便，穿的人多了，就叫它为“旗袍”。说也奇怪，凡穿上旗袍的妇女，都变得十分苗条、俊美，据说那是心灵手巧的黑娘娘在晴中帮助她们打扮哩。 当然，这仅仅是民间传说，但也说明这种满族的民族服饰旗袍由原始的宽腰身直筒式逐渐形成现代汉旗妇女喜爱的线条流畅、贴身合体的流线型旗袍，是经历了多少的漫长演变。最早，旗人穿的旗袍，一般不过脚。只有满族妇女出嫁时，才穿过脚旗袍，作为出嫁礼服。因为，满族贵族妇女都穿高跟木屐，所以，她们的旗袍过脚，以便将脚盖住。清世祖入关，迁都北京，旗袍开始在中原流行。清统一中国，也统一全国服饰，男人穿长袍马褂，女人穿旗袍。以后，随着满汉生活的融合，统一，旗袍不仅被汉族妇女吸收，并不断进行革新。特别随着辛亥革命的风云，旗袍迅速在全国普及。从二十年代未到三十年代初，吸收了西方女装盛行的短袍，旗袍亦随之变短，身长仅过膝，袖口缩口，滚边变窄。三十年代中期，旗袍又渐渐变长甚至曳地，两边的权开得很高，里面衬马甲，腰身变得极窄，以至贴体，更显出女性的曲线。四十年代，旗袍再度缩短，而袖子则短到直至全部取消，几乎又回到二百年前的长马甲时代，所不同的只是更加轻便适体，变成流线型。近年来，旗袍款式又有新的改革，出现了后装袖、有肩缝旗袍，暗褶式开衩旗袍、短连袖旗袍、无袖旗袍等等具有当代开放气息的新款式。 汉族妇女为啥喜爱穿旗袍？主要旗袍的造型与妇女的体态相适合，线条简便，优美大方，所以，有人认为旗袍是中国女人独有的福音，可起到彩云托月的作用。而且，旗袍是老少宜穿，四季相宜，雅俗共赏。根据季节的变化和穿着者的不同需要、爱好，可长可短，可做单旗袍、夹旗袍；也可做衬绒短袍、丝棉旗袍。并且，随着选料不同，可展现出不同风格。选用小花、素格、细条丝绸制作，可显示出温和、稳重的风韵；选用织锦类衣料制作，可当迎宾、赴宴的华贵眼饰。因此，当中国旗袍在日本、法国等地展销对，很受当地妇女人士欢迎，她们不借重金，争购旗袍，特别是黑丝绒夹金花、篓金花的高档旗袍，最为抢手。总之，旗袍正以浓郁的民族风格，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服饰美。它不仅成为我国女装的代表，同时也公认为东方传统女装的象征 旗袍的大概起源——旗袍最早是满族旗人的长袍，宽袍大袖，三百年来没有改变。 “人人都学上海样，学来学去学不像，等到学到三分像，上海已经变了样。”这是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行于世的歌谣，但已形象地反映出上海在当时的服装界占有多么显要的领先地位。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近代女装最光辉灿烂的时期，而30年代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灿烂的顶峰。也就是说在此时，旗袍奠定了它在女装舞台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成为中国女装典型代表。被称作Chinese dress的旗袍，和加入西式风格的海派旗袍，很快地从上海风靡全国各地。让全世界家喻户晓的实际上是三十年代的旗袍，旗袍比较适合中国女性清瘦玲珑的身材特点，尤其很受上海女性的欢迎。加上这一时期外国的面料不断地进入中国，各大报刊杂志上都有服装专栏，还有当时流行的月份牌时装美女画，都推动时装的产生与流行。各大百货公司也常常举行时装表演及展览。尤其是上海，成了全国的时装中心，因为当时欧美的追最新款式仅隔三、四个月就流行到上海，全国各地都以上海为样板，竞相模仿。国内外通商交流的机会越来频繁，欧洲进口的布匹、羽纱、呢绒、蕾丝等纺织品大量涌入，使得人们选择的范围广了、着装的观念也改变了。作为海派文化的重要代表，海派旗袍便成了30年代旗袍的主流了。三十年代的上海上流社会名门闺秀追赶时髦、享受奢华的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她们崇尚西化的生活：游泳、骑马、跳舞、打高尔夫球，这也就要求服装更美观、和体。加上30年代欧美流行收腰就更体现出女性美，这就注定旗袍会变得更修长而紧身，并有高叉，从而符合30年代精致玲珑、开放活泼的理想形象。 30年代旗袍的款式有两个特点：“中西合璧，变化多端”。当时爱美女性旗袍穿着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有局部西化，也有在旗袍外搭配西式外套。局部西化是指领和袖采用西式服装做法。如西式翻领、荷叶袖、开叉袖、还有下摆缀荷叶边，或缀不对称蕾丝等夸张的样子，但这仅是一些明星和贵妇的社交礼服，大多数人还是喜欢将旗袍和西式服装搭配起来穿。比如：在旗袍外穿西式外套、裘皮大衣、绒线衫、背心等，在脖子上系围巾，或戴上珍珠项链显得大方而别致。 当时修长而收腰的旗袍配上烫发、透明丝袜、高跟皮鞋、项链、耳环、手表、皮包，都是最时尚的装扮，女性角色的扮演得到了充分的强调。后来，还出现一种改良旗袍，就是在剪裁中加入很多西式剪裁方法，从而使旗袍更合体、更实用。旗袍，成为中华民族别具一格的“国服”了。 可以说，如果没有近代上海的开埠，没有“中体西用”，“西学东渐”就不存在旗袍西化，也就无所谓“海派旗袍”了。 旗袍作为袍服大家族中的一员，其发源有人认为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深衣。深衣自春秋战国至汉代曾为时人所重，后世的袍服或与深衣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事实上，深衣与袍服颇有差异，前者上下分裁，效果相当于把上衣下裳连成一体；袍服则不分上下，基本失去了上衣下裳的意义，后来袍服逐渐被接纳为一种稳定的服饰式样，与上衣下裳的服制并行不悖。袍服自汉代被用于朝服，起始多为交领、直据，衣身宽博、衣长至附、袖较肥阔，在袖口处收缩紧小，臂肘处形成圆弧状，称为“袂”，或称“牛胡”，古有“张袂成荫”之说。袍服式样历代有变制，汉代深衣制袍，唐代圆领裥袍，明代直身，都是典型的宽身长袍，穿着者多为知识分子及统治阶层，久而久之蔚成风尚。袍服因而代表的是一种不事生产的上层人士及文化人的清闲生活。服饰上的宽衫大袍。褒衣博带，逐渐成为中原地区衣饰文明的一种象征。 流行于少数民族地区或游牧民族的袍服，一般都较为紧窄合体，以利于骑射或其他激烈活动，这种服式多采用左衽、窄袖，袍身比较适体。历史上，汉族人民也曾多次采纳这种窄身合体的袍服样式，赵武灵王所推行的胡服骑射就是比较典型的事例。唐代的胡服也风行一时，胡服在唐开元、天宝年间与胡妆、胡骑、胡乐同为时人趋奉，可算异域文化一次大面积的流行范例，属于长安街头当年的“舶来品”。在辽、金、元及清朝等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时期，合身的袍服都曾一度扮演着服饰的主角，虽然又都经历或表现出变得宽博的过程或趋势。清代由于历时最长且较稳定，故袍服可视为典型服饰。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世祖率兵入关，定都北京，继而统一全国。随着政权的初步稳固，开始强制实行服制改革，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雉发易服浪潮，律令之严性命攸关，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说。至此传统的冠戴衣裳几乎全被禁止穿戴，相传千年的上衣下裳的服饰形制只被保留在汉族女子家居时的着装中。庆典场合不分男女都要着袍，各类袍服名目繁多，有朝袍、龙袍、蟒袍及常服袍等之分。从字义解，旗袍泛指旗人（无论男女）所穿的长袍，不过只有八旗妇女日常所穿的长袍才与后世的旗袍有着血缘关系，用作礼服的朝袍、蟒袍等习惯上己不归为“旗袍”的范畴。清朝统治者强调满语骑射，力图保持其固有的生活习俗和穿着方式，一方面要用满族的服饰来同化汉人，同时又严禁满族及蒙古族妇女仿效汉族装束，从顶治、嘉庆年间屡次颁布的禁令中，满族女子违禁仿效汉族妇女装束的风气之盛，可见一斑。至清后期，亦有汉族女子效仿满族装束的。满汉妇女服饰风格的悄相交融，使双方服饰的差别日益减小，遂成为旗袍流行全国的前奏。 清朝后期，旗女所穿的长袍，衣身为宽博，造型线条平直硬朗，衣长至脚踝。“元宝领”用得十分普遍，领高盖住腮碰到耳，袍身上多绣以各色花纹，领、袖、襟、据都有多重宽阔的滚边。至咸丰、同治年间，镶滚达到高峰时期，有的甚至?整件衣服全用花边镶滚，以至几乎难以辨识本来的衣料。旗女袍服的装饰之繁琐，几至登峰造极的境地。此时的清王朝正摇摇欲坠难以为继，清廷内外交困，国力式微。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攻破了清朝封闭的国门。为挽救危亡，清廷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救国方略，派遣大批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军队也改练新军。在中国学生和军人中最先出现了西式学生的操衣、操帽与西式军装、军帽。洋装的输入，提供了评判美的另一种参照系，直接影响社会服饰观念的变更。日后旗袍演化为融贯中西的新式款型，其受西方影响的改变可说即是由此开端。 1911年辛亥革命风暴骤起，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为西式服装在中国的普及清除了政治障碍，同时也把传统苛刻的礼教与风化观念丢在了一边，解除了服制上等级森严的种种桎桔。服装走向平民化、国际化的自由变革，已经水到渠成，旗袍由此卸去了传统沉重的负担。由于满族统治政权的消亡，旗袍此时穿着者甚少。西式中式装扮熙熙攘攘纷繁并处。旧式的旗女长袍既被摒弃，新式旗袍则在乱世妆扮中开始酿成。 此时的时装流行中心早已由苏、扬移至上海。商埠开放的上海华洋并处，五方杂居，成为十里洋场奢靡繁华之地。上海又是妇女寻求解放的重镇。传教士、商人、革命党人竞相创办女学，掀起了一股女权运动浪潮，寻求解放的社会大气候荡涤着服饰妆扮上的陈规陋习。服装装饰一扫清朝矫饰之风，趋向于简洁，色调力求淡雅，注重体现女性的自然之美。旗袍最初是以马甲的形式出现，马甲长及足背，加在短袄上。后将长马甲改成有袖的式样，也就成了新式旗袍的雏形。据说得风气之先的上海女学生是旗袍流行的始作俑者。当时的女学生作为知识女性的代表，成为社会的理想形象，她们是文明的象征、时尚的先导，以至社会名流，青楼女子等时髦人物都纷纷作女学生装扮。30、40年代是旗袍的全盛期，其基本廓形已臻于成熟。产生于辛亥革命后，北伐战争时期始渐流行的新式旗袍，有别于旗女的长袍。30年代后期出现的改良旗袍又在结构上吸取西式裁剪方法，使袍身更为称身合体，这在以后的章节中将会详细介绍。旗袍虽然脱胎于清旗女长袍，但已遇然不同于旧制，成为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子的标准服装。 旗女与汉女的着装 作为女性着装的旗袍，与旗女有着密切的关系。所谓旗女，是指旗人家庭中的女性成员；旗人，则是清代对被编入八旗的人的称呼。清代八旗的成分以满族为主体，融合了汉族与蒙古族等其他民族在内。八旗中除清朝皇族爱新觉罗的宗室、觉罗以外，还包括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八旗汉军和八旗蒙古分别由归附的汉人和蒙古人构成。清初八旗汉军有26万之众，是八旗满洲、八旗蒙古之和的3倍。因此，旗人不仅是满族人，还可以是蒙古族或汉族人。这样，把旗袍定义为满族人所穿的服装也就有失准确了。满族是生活在北方的少数民族，擅长渔猎并四处游牧，他们所穿着的袍四面开权，有扣绊束腰带，脱卸方便又保暖，非常适合他们的生活方式。后来归附于他们的汉人和蒙古人也采用了这种服式。明末清初八旗制度逐步确立，旗人的袍服有所变化发展，与满洲早期的样式也有所不同，这时旗女所穿的袍可说是旗袍真正的?前身，到民国才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旗袍，称为新旗袍或新式旗袍。旗女的袍装与汉族妇女的两截装束，在清初有着明显差异。
旗袍是一种内与外和谐统一的典型的民族服装，被誉为中华民族服饰的代表。从字义解，旗袍泛指旗人（无论男女）所穿的长袍，不过只有八旗妇女所穿的长袍才与后世的旗袍有着血缘关系。清朝后期，旗女所穿的长袍，衣身为宽博，造型线条平直硬朗，衣长至脚踝。“元宝领”用的十分普遍，领高盖住腮碰到耳，袍身上多绣以各色花纹。领、袖、襟都绣有多重宽阔的滚边，至咸丰、同治年间，镶、滚达到高峰时期，旗女袍服的装饰之繁琐几至登峰造极的境地。1911年辛亥革命风暴聚起，帝国主义的坚船历炮攻破了清朝封闭的国门，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服装走向平民化，国际化的自由变革。旧式的旗女长袍既被摒弃，新式旗袍则在乱世装扮中开始酿成，日后旗袍演化成融贯中西的新式款式。 “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清朝，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女子蓄意要模访男子．．．．．．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二十年代的上海兴起了一种新式旗袍，最初类似无袖的长马甲，罩在短袄外，后来长马甲与小短袄合二为一，长至小腿部，大袖口，有的袖子装上西式的克夫，造型还是直线型，腰线较低比较平正，接着下摆线上升至膝部，当然这就淘汰了长裤，到了30年代是兴收腰，使旗袍更加贴体，牵细的腰身。30，40年代是旗袍的全盛时期，其基本轮廓已臻于成熟，成为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子标准服装。“民国初年的时装，大部分的灵感是得自西方的，衣领减低的不算，领口还挖成圆形，方形，鸡心型。” 从此可以看看出旗袍也在西方文化传入的影响下开始变化。进入50年代，中国人民积极地投入战后重建国家的运动中。广大妇女与男子们一样走上社会的各行各业，献身于新中国的建设。这时的旗袍多数做得很贴身，小袖口，不能适应快步及大幅步的运动，使妇女们在社会活动中感到极不方便，再加上新时代的到来，使人们更乐于接受一些新颖的东西。此时，上下裤的装束代替乐旗袍，但在一些重大喜庆日子和外事活动时还常能看到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旗袍的出现。到了60年代中期，旗袍被斥为“四旧”而被彻底否定，进入80年代，我们才又看到旗袍在街头闪过，这说明，十多年都没有人穿，也没有人提及的旗袍，事实上一直活在广大妇女的心里。旗袍不是一个固定的形式，而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旗女之袍和旗袍是代表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清代旗女之袍与民国新旗袍的主要差别有四点。第一是旗女之袍不显露形体，特别是后期，宽大平直，重视图案；民国旗袍开省收腰，表现体态。第二，旗女之袍内着长裤，有时袍下露出绣花的裤脚；而民国旗袍内穿短裤或三角裤，着丝袜，开衩处露腿。民国旗袍的衩有时开得很高，1934年就有几近臀下的。第三是旗人之袍面料厚重，多提花，装饰繁琐，清代织物纹样多以写生手法为主，龙狮腆麟百兽、凤凰仙鹤百鸟、梅兰竹菊百花，以及八宝、八仙、福禄寿喜等都是常用题材，色彩鲜艳复杂、对比度高、图案纤细繁褥。此外，旗人之袍大量使用花边，曾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民国旗袍面料较轻薄，多印花，装饰简约。第四个差别是旗人之袍等级分明，制度浩繁，而民国旗袍则已走上了平民化的道路，它作为等级身分的标识渐己淡化，而成为显示个人消费水准和审美情趣的一个侧面。旗袍是中西合壁的产物，虽脱胎于清代旗人之袍，却已具备了独立的、与旗人之袍迥然不同的风格韵味。不管旗袍怎么变，有一些关键是没有缺的，各种基本特征组成元素慢慢稳定下来。一．立领：完全是中国式的．在英语中被称呼为‘chinese coller’（中国领）。二.手工盘扣：做盘扣的方法很多，有手逢衬线法机缝明线法，都按照图样把长绳或管状布带手工盘好固定。三．裁剪：最能体现旗袍精神的要素廓形，所以好的裁边师傅不会只是三围，要会量出更多的尺寸，然后加以裁剪。四.装饰图案：旗袍的图案非常讲究，清代装饰曾达到登峰道极，华丽无比，现代图案多提取个性元素放大使用，成者将原有的图案加以简化，繁多的镶、滚中挑出一道作为领、袖、襟、摆等处的纹样。旗袍追随着时代，承裁着文明，显露着修养，作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服装，凝结了整个民族上千年的服装文化之精华，成为中华女性最具代表的传统服装。旗袍的这一独具的品格，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被美国著名的服装设计师肖佛尔所欣赏，他在《服装设计艺术》一书中说：“中用服装的风格是简练，活泼的它的式样是更多的突出自然形体美的效果，柔软的丝调服装并没有欧洲古典服装那样繁琐的折裥，当设计为曲线的轮廓，这是主要的造形手法，使女姓们在行动中能展示她们的苗条的形体，折枝花卉的刺锈用系在服装上是灵活的不呆板的，看来富生气，使人感到愉快。” 旗袍是中国女性着装文化的典型标志，它不仅造型的风格中符合中国艺术和谐的特点，同时又将具有东方特质的手法融入其中，其独特的魅力在于它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因此能在中国民族服装中独领风骚，久盛而不衰，电影《花样年华》中张曼玉亦忧举手足间是东方女性的婉约被淋漓展现，这之间除了了个人气质之外，自然不能抹煞那旗袍所挥之不去的魅力，自《花样年华》放影后，整个中国也掀起了一股旗袍风，各种样式花型的旗袍在大街小巷中出现，设计师们开起旗袍设计工作室，专卖店等等。旗袍流传至今，已从生活服上升为礼服，近年来，在宴会领奖，做秀宣传时，经常看到旗袍的影子如2000年的电景节上身着中国的红色旗袍的巩俐，也有很多其他明星，以旗袍体为礼服出现在各种场合，包括外国明星，又如：每场模特大赛或华商小姐等都会有旗袍专场走秀或领奖的那一刹那，着装旗袍的佳丽们更是散发光彩。不但如此，美丽的新娘们，也愿尽展东方神韵，留下美丽的一刻，2006年3月4日，“我是格格，2006格格旗袍新品发布秀”在北京展览举行，设计师们在清朝传统格格穿着的旗女旗袍中吸取精华，又立创新。本次活动也成为2006中国国际婚博会暨第三届北京结婚展的做一个重大部分。作为礼服，其款式和花样也是随之变得越来越繁多绚丽，在款式方面，除了保持旗袍的线条外，服装设计师们在设计剪裁时，保留旗袍的结构严谨，线条流畅，没有任何不必要的带、袢、袋等附件的特点，在工艺上采用收肩、饰花、穿珠片等手法加强肌理效果,在构造上,采用琵琶襟、如意襟、低襟、高领、低领、无领等，同时又把绘画等姐妹艺术作为旗袍的装饰手段，那些画有花鸟、京剧脸谱等图案的旗袍，不仅设计新巧，而且风格典雅，富有韵味。另外,生产技术的创新,工艺流程的改进,新材料的使用,都为旗袍形成的发展注入新的血液。2007年6月8日，上海公布了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海派旗袍制作工艺被列入83项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之中，[中国纺织报讯] 。旗袍制作工艺是上海艺术研究所和部分老字号服装企业联合申报的项目，专家介绍说，真正的旗袍要求纯手工量身定做，目前旗袍的制作工艺涉临失传，加强保护属当务之急，看来旗袍对现代服装设计影响是很大的。旗袍的历史已达五百多年，当年旗女脚登花盆低鞋身穿长袍时，未曾想到旗袍会一统华人女性天下，日本已故画家原龙之郎总结：“高领托住了下颚，头部姿势必然端正，即使是坐着时，旗袍的开衩处腿并拢的姿势也能收到美的效果。” 旗袍款式上的许多元素，被国内外很多服装设计师所采用，时装化的旗袍或带旗袍风味的时装，是近几年设计界的焦点之一。时装杂、时装表演和参赛的作品中常有旗袍的出现。同时也涌现出一些因此而闻名的设计师。姚红在1983年参加《时装》杂志社和日本《时苑》杂志社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时装文化奖”设计比赛中，以一款“海水江牙纹”旗袍时装奖一等奖。这系列时装很有清式旗袍的风味。宽松的有线造型，倒大袖百色丝织面料镶滚深蓝色天鹅绒边饰、图案提取了清朝官服中的“海水江牙纹”。姚红作品的得奖，反映了评委乃至中国服装界权威们对旗袍的期望。接下的许多品牌，时装发布会上也常见旗袍的影子。 活跃于60－70年代的皮尔·卡丹（Prerre Cardin）,也是一位崇尚旗袍的世界级服装设计大师。他曾说：“在我的晚装设计中，有很大一部分作品的灵感来自中国的旗袍。”此外，日本的三宅一生，意大利的瓦伦蒂诺（Valentino），也都尝试过旗袍的造型。旗袍领、旗袍开衩的方式更是在时装秀和设计大赛中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旗袍能够恰到好处的显现女性的曲线美，这也就是时装设计中所谓的“高贵的单纯”，这种单纯的式样虽然不如西方裙服那么复杂多装饰，但却又能反映人自身的美，这种美来自于身材和气质，使人感到愉快。正因如此，旗袍独特的审美趣味才突破了国界，被全世界所接受和赞赏。综上所诉，新世纪到来之时，世界已经进入到多元化、多样性、多层次文化融合的氛围之中。服装界再也没有数个世纪以前某种风格“各领风骚数百年”的辉煌。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多种风格的轮回和交替，不断涌现出来的新的兴奋点始终在震撼着时装界。快速的变化波及着整个世界，旗袍的民族文化精神以它博大的内涵、独特的审美意韵和丰富的表现形式，给现代服装带来新的冲击，也给现代服装文化增添了新的闪光点，使设计师对其情有独钟，对现代时尚的影响，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模仿和再现，它是现代服装设计师全新的创造。旗袍是一个经典的宝库，从中吸取灵感见人见智。着眼点不同，设计意图不同，借鉴和发挥的手段也不同。“旗袍精神”只有一个，旗袍时装却千姿百态。
nei's基因多样性，基因突变的多样性是基因突变的癌基因年轻化，儿童化癌基因群体遗传进化，突破的癌基因全世界利益集团群体遗传进化。《基因突变进化论》从1937年开始学术界的100万美元主动培养基因突变的癌基因组全球群体无限数学繁殖进化亿？统计学大数据，癌基因组群体繁殖进化，每一代25年全球癌症发病率翻一倍，按照马尔萨斯数学级数增加......例如1979年全球癌基因病率250万人，2015年新增1460万人。基因突变的癌基因多样性，突变肺癌基因，突变的肝癌基因，突变的肠癌基因，基因突变的乳腺癌基因年轻化遗传进化:母亲的乳腺癌基因50岁发病，下一代女儿的乳腺癌基因39岁，年轻化遗传进化50一39=11岁，女儿的基因突变的乳腺癌基因在母亲的癌基因的数学基础上又数学叠加积累进化了11岁。癌基儿童化遗传进化的多样性？基本突变的糖尿病病基因年轻化，胰腺癌基因的多样性年轻化？
这是一个科学家的名字，有这么一个系数，叫做nei氏多样性指数植物分子群体遗传学研究动态分子群体遗传学是当代进化生物学研究的支柱学科,也是遗传育种和关于遗传关联作图和连锁分析的基础理论学科。分子群体遗传学是在经典群体遗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利用大分子主要是DNA序列的变异式样来研究群体的遗传结构及引起群体遗传变化的因素与群体遗传结构的关系,从而使得遗传学家能够从数量上精确地推知群体的进化演变,不仅克服了经典的群体遗传学通常只能研究群体遗传结构短期变化的局限性,而且可检验以往关于长期进化或遗传系统稳定性推论的可靠程度。同时,对群体中分子序列变异式样的研究也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达尔文的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进化学说。到目前为止,分子群体遗传学已经取得长足的发展,阐明了许多重要的科学问题,如一些重要农作物的DNA多态性式样、连锁不平衡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种群的变迁历史、基因进化的遗传学动力等,更为重要的是,在分子群体遗传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兴的学科如分子系统地理学等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文中综述了植物分子群体遗传研究的内容及最新成果。1理论分子群体遗传学的发.展简史经典群体遗传学最早起源于英国数学家哈迪和德国医学家温伯格于1908年提出的遗传平衡定律。以后,英国数学家费希尔、遗传学家霍尔丹(HaldaneJBS)和美国遗传学家赖特(WrightS)等建立了群体遗传学的数学基础及相关计算方法,从而初步形成了群体遗传学理论体系,群体遗传学也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群体遗传学是研究生物群体的遗传结构和遗传结构变化规律的科学,它应用数学和统计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生物群体中基因频率和基因型频率的变化,以及影响这些变化的环境选择效应、遗传突变作用、迁移及遗传漂变等因素与遗传结构的关系,由此来探讨生物进化的机制并为育种工作提供理论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生物进化就是群体遗传结构持续变化和演变的过程,因此群体遗传学理论在生物进化机制特别是种内进化机制的研究中有着重要作用[1]。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群体遗传学主要还只涉及到群体遗传结构短期的变化,这是由于人们的寿命与进化时间相比极为短暂,以至于没有法探测经过长期进化后群体遗传的遗传变化或者基因的进化变异,只好简单地用短期变化的延续来推测长期进化的过程。而利用大分子序列特别是DNA序列变异来进行群体遗传学研究后,人们可以从数量上精确地推知群体的进化演变,并可检验以往关于长期进化或遗传系统稳定性推论的可靠程度[1]。同时,对生物群体中同源大分子序列变异式样的研究也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达尔文的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生物进化学说。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Kimura[2]、King和Jukes[3]相继提出了中性突变的随机漂变学说:认为多数大分子的进化变异是选择性中性突变随机固定的结果。此后,分子进化的中性学说得到进一步完善[4],如Ohno[5]关于复制在进化中的作用假说:认为进化的发生主要是重复基因获得了新的功能,自然选择只不过是保持基因原有功能的机制;最近Britten[6]甚至推断几乎所有的人类基因都来自于古老的复制事件。尽管中性学说也存在理论和实验方法的缺陷,但是它为分子进化的非中性检测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7]。目前,“选择学说”和“中性进化学说”仍然是分子群体遗传学界讨论的焦点。1971年,Kimura[8]最先明确地提出了分子群体遗传学这一新的学说。其后,Nei从理论上对分子群体遗传学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述。1975年,Watterson[9]估算了基于替代模型下的DNA多态性的参数Theta(θ)值和期望方差。1982年,英国数学家Kingman[10,11]构建了“溯祖”原理的基本框架,从而使得以少量的样本来代表整个群体进行群体遗传结构的研究成为可能,并可以进一步推断影响遗传结构形成的各种演化因素。溯祖原理的“回溯”分析使得对群体进化历史的推测更加合理和可信。1983年,Tajima[12]推导了核甘酸多样度参数Pi(π)的数学期望值和方差值。此后,随着中性平衡的相关测验方法等的相继提出[13~15],分子群体遗传学的理论及分析方法日趋完善[16]。近20年来,在分子群体遗传学的基础上,又衍生出一些新兴学科分支,如分子系统地理学(molecularphylogeography)等。系统地理学的概念于1987年由Avise提出,其强调的是一个物种的基因系谱当前地理分布方式的历史成因[17],同时对物种扩散、迁移等微进化历史等进行有效的推测[18]。2实验植物分子群体遗传研究内容及进展基于DNA序列变异检测手段的实验分子群体遗传学研究始于1983年,以Kreitman[19]发表的“黑腹果蝇的乙醇脱氢酶基因位点的核苷酸多态性”一文为标志。以植物为研究对象的实验分子群体遗传学论文最早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20,21],但是由于当时DNA测序费用昂贵等原因,植物分子群体遗传学最初发展比较缓慢,随着DNA测序逐渐成为实验室常规的实验技术之一以及基于溯祖理论的各种计算机软件分析程序的开发和应用,实验分子群体遗传学近10年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相关研究论文逐年增多,研究的植物对象主要集中在模式植物拟南芥(Arabidopsisthaliana(L.)Heynh.)及重要的农作物如玉米(ZeamaysL.)、大麦(HordeumvulgareL.),水稻(OrazysativaL.)、高粱(SorghumbicolorL.)、向日葵(HelianthusannuusL.)等上[16]。其研究内容涵盖了群体遗传结构(同源DNA分化式样)、各种进化力量如突变,重组,连锁不平衡、选择等对遗传结构的影响、群体内基因进化方式(中性或者适应性进化)、群体间的遗传分化及基因流等。同时,通过对栽培物种与野生祖先种或野生近缘种的DNA多态性比较研究,分子群体遗传学在研究作物驯化的遗传学原因及结果等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如作物驯化的遗传瓶颈,人工选择对“驯化基因”核苷酸多态性的选择性清除(selectivesweep)作用等等。植物基因或基因组DNA多态性分子群体遗传学的研究基础是DNA序列变异。同源DNA序列的遗传分化程度是衡量群体遗传结构的主要指标,其分化式样则是理解群体遗传结构产生和维持的进化内在驱动力诸如遗传突变、重组、基因转换的前提。随着DNA测序越来越快捷便利及分子生物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全基因组序列或者基因序列的测序结果被发表,基因在物种或群体中的DNA多态性式样也越来越多地被阐明。植物中,对拟南芥和玉米基因组的DNA多态性的调查最为系统,研究报道也较多。例如,Nordborg等[22]对96个样本组成的拟南芥群体中的876个同源基因片段()的序列单核苷酸多态性进行了调查,共检测到17000多个SNP,大约平均每30bp就存在1个SNP位点。而Schmid等[23]的研究结果显示:拟南芥基因组核甘酸多态性平均为(W)。Tenaillon等[24]对22个玉米植株的1号染色体上21个基因共14420bp序列的分析结果显示玉米具有较高的DNA多态性(1SNP/、=)。Ching等[25]研究显示:36份玉米优系的18个基因位点的非编码区平均核苷酸多态性为1SNP/31bp,编码区平均为1SNP/124bp,位点缺矢和插入则主要出现在非编码区。此外,其他物种如向日葵、马铃薯(Solanumtuberosum)、高粱、火矩松(PinustaedaL.)、花旗松(Douglasfir)等[26～30]中部分基因位点的DNA多态性也得到调查,结果表明不同的物种的DNA多态性存在较大的差异。繁育方式是显著影响植物基因组的DNA多态性重要因素之一。通常来说,自交物种往往比异交物种的遗传多态性低,这已经被一些亲缘关系相近但繁育方式不同的物种如Lycopersicon属植物和Leavenworthia属植物的种间比较研究所证实[31,32]。但是在拟南芥属中则不然,Savolainen等[33]比较了不同繁育方式的两个近缘种Arabidopsisthaliana(自交种)和Arabidopsislyrata(异交种)的乙醇脱氢酶基因(AlcoholDehydrogenase)的核苷酸多态性,结果发现的核苷酸多态性参数Pi值为,远高于的核苷酸多态性(Pi=)。连锁不平衡不同位点的等位基因在遗传上不总是独立的,其连锁不平衡程度在构建遗传图谱进行分子育种及图位克隆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afalski和Morgante等[34]在比较玉米和人类群体的连锁不平衡和重组的异同时对连锁不平衡的影响因素做了全面的阐述,这些因素包括繁育系统、重组率、群体遗传隔离、居群亚结构、选择作用、群体大小、遗传突变率、基因组重排以及其他随机因素等。物种的繁育系统对连锁不平衡程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通常来说,自交物种的连锁不平衡水平较高,而异交物种的连锁不平衡水平相对较低。但是也有例外,如野生大麦属于自交物种,然而它的连锁不平衡水平极低[35~37]。拟南芥是典型的自交植物,研究表明:拟南芥组基因大多数位点的连锁不平衡存在于15～25kb左右的基因组距离内[22],但是在特定位点如控制开花时间的基因及邻接区域,连锁不平衡达到250kb的距离[38]。拟南芥基因组高度变异区段同样具有较强的连锁不平衡[39]。这些研究结果说明拟南芥非常适合构建连锁图谱,因为用少量的样本就可以组成一个有效的作图群体。除拟南芥外,其它自交物种大多表现出较高的连锁不平衡水平,如大豆的连锁不平衡大于50kb[40];栽培高粱的连锁不平衡大于15kb[41];水稻的Xa位点连锁不平衡可以达到100kb以上[42]。与大多数自交物种相比,异交物种的连锁不平衡程度则要低得多。例如,玉米的1号染色体的体连锁不平衡衰退十分迅速,大约200bp距离就变得十分微弱[24],但是在特定的玉米群体如遗传狭窄的群体或者特定基因位点如受到人工选择的位点,连锁不平衡水平会有所增强[43~46]。野生向日葵中,连锁不平衡超过200bp的距离就很难检测到(r=),而栽培向日葵群体连锁不平衡程度则可能够达到约1100bp的距离(r=)[26]。马铃薯的连锁不平衡在短距离内下降迅速(1kb降到r2=左右),但在1Kb以外下降却十分缓慢(10cM降到r2=)[27]。此外,异交繁育类型的森林树种如火矩松、花旗松等同样显示出低水平的连锁不平衡[30,31]。基因组重组对DNA多态性的影响基因组的遗传重组是指二倍体或者多倍体植物或者动物减数分裂时发生的同源染色体之间的交换或者转换[47]。它通过打破遗传连锁而影响群体的DNA多态性式样,其在基因组具体位点发生的概率与该位点的结构有很大的关系,基因组上往往存在重组热点区域,如玉米的bronze(bz)位点,其重组率高于基因组平均水平100倍以上[48];并且重组主要发生在染色体上的基因区域,而不是基因间隔区[49,50]。同时,在基因密度高的染色体区段比基因密度低的染色体区段发生重组的频率也要高得多[41,51];在不同的物种中,基因组重组率平均水平也有很大的差异。如大麦群体基因组的重组率为=7～8×10–3[52],高于拟南芥(=2×10–4)40倍[27],但只有玉米(=12～14×10–3)的一半左右[24]。目前有很多关于重组和DNA多态性之间的相关关系的研究,但是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部分研究显示重组对DNA多态性具有较强的影响。如Tenaillon等[24]研究显示玉米1号染色体的DNA多态性高低与重组率具有较高的相关性(r=),野生玉米群体、大麦及野生番茄也都存在同样的现象[52~54]。而在拟南芥中,重组对DNA多态性的贡献率就非常低[22]。Schmid等[23]用大量的基因位点对拟南芥群体的核苷酸多态性进行调查后发现:重组率与核苷酸多态性相关关系不显著;Wright等[55]调查了拟南芥1号和2号染色体的6个自然群体序列变异式样,结果显示,在着丝粒附近重组被抑制的染色体区域,核苷酸多态性并没有随之降低。说明了拟南芥基因组的重组率与DNA多态性并没有必然的相关关系。Baudry等[31]对番茄属内5个种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也显示重组对种群间的DNA多态性的影响也不明显。基因进化方式(中性进化或适应性进化)分子群体遗传学有两种关于分子进化的观点:一种是新达尔文主义的自然选择学说,认为在适应性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在分子进化起重要作用,突变起着次要的作用。新达尔文主义的主要观点包括:任何自然群体中经常均存在足够的遗传变异,以对付任何选择压力;就功能来说,突变是随机的;进化几乎完全取决于环境变化和自然选择;一个自然群体的遗传结构往往对它生存的环境处于或者接近于最适合状态;在环境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新突变均是有害的[56]。另一种是日本学者Kimura为代表的中性学说,认为在分子水平上,种内的遗传变异(蛋白质或者DNA序列多态性)为选择中性或者近中性,种内的遗传结构通过注入突变和随机漂变之间的平衡来维持,生物的进化则是通过选择性突变的随机固定(有限群体的随机样本漂移)来实现,即认为遗传漂变是进化的主要原因,选择不占主导地位[2~4]。这两种学说,在实验植物分子群体遗传学的研究中都能得到一定的支持。对植物基因在种内进化方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拟南芥菜、玉米、大麦等农作物及少数森林树种。Wright和Gaut[16]对2005以前发表的相关文章进行详细的统计,结果显示:拟南芥中大约有30%的基因表现为适应性进化;玉米中大约有24%的基因表现为非中性进化;大麦的9个基因中,有4个受到了选择作用的影响。选择作用主要包括正向选择、平衡选择、背景选择及稳定选择,它们单独或者联合对特定基因的进化方式产生影响。如花旗松中的控制木材质量和冷硬性状的基因[30]、火炬松的耐旱基因[29]、欧洲山杨(Europeanaspen)的食草动物诱导的蛋白酶抑制基因(Herbivore-inducedProteaseInhibitor)等[57],经检测在各自的群体受到了正向选择、平衡选择、背景选择单独或者多重影响。植物抗性基因(R基因)是研究得比较深入的一类基因,大部分研究结果显示抗性基因具有高度的多态性,并经受了复杂的选择作用[58]。Liu和Burke[26]对栽培大麦和野生大麦群体中9个基因在调查显示其中的8个基因受到稳定选择。Simko等[27]对47份马铃薯66个基因位点调查表明,大部分基因位点在马铃薯群体进化过程中受到了直接选择或者分化选择作用。以上对不同物种的不同基因位点的研究都强调了分子进化的非中性的结果,这说明选择在基因的进化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中性进化的结果报道较少,或被有意或者无意地忽略,事实上即使在强调选择作用的研究文献中,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基因表现为中性进化,说明在种内微观进化的过程中,选择作用和中性漂变作用可能单独或者联合影响了物种内不同的基因位点,共同促进了物种的进化。群体遗传分化分子群体遗传学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是阐明物种不同群体之间甚至不同物种群体之间(通常近缘种,如栽培种及其近缘种或祖先野生种)遗传结构的差异即遗传分化,并推测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从而使人能够更好地理解种群动态。植物种内不同群体间遗传分化的研究案例有很多,典型的有:(1)拟南芥全球范围内的遗传分化。Kawabe和Miyashita[59]利用碱性几丁质酶A(ChiA)、碱性几丁质酶B(ChiB)及乙醇脱氢酶(Ahd)3个基因对拟南芥进行群体亚结构的分析,结果只有ChiB显示出一定的群体亚结构,而ChiA、Ahd的系统学聚类与样本地理来源之间没有表现出任何相关关系,这样的结果暗示了拟南芥近期在全球范围内经历了迅速扩张。Aguade[60]和Mauricio等[61]分别用不同的基因、Schmid等[23]用多基因位点进行的拟南芥分子群体遗传学研究也支持同样的结论。(2)森林树种的遗传分化。Ingvarsson等[62]发现欧洲山杨的日长诱导发芽的侯选基因(phyB)变异方式呈现出纬度渐变方式,表明欧洲山杨出现了明显的适应性分化;Ingvarsson等[63]对多个基因单倍型地理格局分布的研究同样发现欧洲杨具有明显的地理遗传分化。但是研究表明花旗松(Pseudotsugamenziesii)[30]、火炬松(Pinustaeda)[29]、圆球柳杉(Cryptomeriajaponica)等[64]等物种没有发生明显遗传多样性的地理分化。植物不同物种间遗传分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对在栽培种及其野生近缘种的DNA多态性的比较上。由于早期的驯化瓶颈及人工选择繁育等遗传漂变作用结果[65]。栽培物种的遗传多样性通常都低于他们的野生祖先种。Hamblin等[28]利用AFLP结果筛选得到基因片段的DNA多态性,对栽培高粱()和野生高粱()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野生高粱的平均核苷酸多态性大约为(),大约是栽培高粱的4倍。Liu等[26]的研究显示:野生向日葵中,核苷酸多态性达到()、(W),显著高于栽培向日葵的()、(W)。Eyre-Walker等[66]对栽培和野生玉米Adh1基因大约1400bp的序列研究表明:栽培玉米的遗传多样性大约只有野生玉米种()的75%。Hyten等[67]的研究显示野大豆的平均核苷酸多态性为()、(W),地方种则分别为()、(W),大约为野大豆的66%()和49%()。以上结果充分反应了栽培物种驯化过程中曾遭受过瓶颈效应。3分子系统地理学分子系统地理学是在分子群体遗传学的基础上,衍生出的新学科分支。早在20世纪的60年代,Malecot[68]就发现了基因的同一性随地理距离增加而减少的现象;1975年Nei的《分子群体遗传学和进化》一书中也提到在描述群体的遗传结构时要重视基因或者基因型的地理分布[1];1987年Avise等[17]提出了系统地理学概念。在植物方面,分子地理系统学研究取得很多重要的成果。如对第四世纪冰期植物避难所的推测及冰期后物种的扩散及重新定居等历史事件的阐释,其中最为典型的研究是对欧洲大陆冰期植物避难所的确定及冰期后植物的重新定居欧洲大陆的历史事件的重现。如欧洲的栎属植物的cpDNA的单倍型的地理分布格局表明,栎属植物冰期避难所位于巴尔干半岛、伊比利亚岛和意大利亚平宁半岛,现今的分布格局是由于不同冰期避难所迁出形成的[69]。King和Ferris[70]推测欧洲北部的大部分欧洲桤木种群是从喀尔巴阡山脉这个冰期避难所迁移后演化形成的。Sinclair等[71,72]推测欧洲赤松在第四纪冰期时的避难所可能是在爱尔兰岛或者在法国的西部。此外,分子系统地理学在阐明了一些栽培作物的驯化历史事件如驯化发生的次数及驯化起源地等方面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如Olsen等[73]对木薯(Manihotesculenta)单拷贝核基因甘油醛-3-磷酸脱氢酶(glyceraldehyde3-phosphatedehydrogenase)在木薯群体中单倍型的地理分布方式深入调查后推测:栽培木薯起源于亚马逊河流域南部边界区域。Caicedo等[74]利用核基因果实液泡转化酶(fruitvacuolarinvertase)的序列变异阐明了栽培番茄(Lycopersiconesculentum)的野生近缘种(Solanumpimpinellifolium)的种群扩张历史,基因变异的地理分布方式表明栽培番茄起源于秘鲁北部,然后逐步向太平洋岸边扩张。Londo等[75]利用一个叶绿体基因和两个核基因的变异对两个亚洲的栽培籼、粳亚种及其近缘野生种进行了系统地理学研究,阐明了籼、粳稻分别起源于不同的亚洲野生稻()群体,其中籼稻起源于喜马拉雅山脉的南部的印度东部、缅甸、泰国一带,而粳稻则驯化于中国南部,等等。4小结与展望目前,在国际上,植物分子群体遗传学研究方兴未艾,在国内,也开始引起注意。随着植物水稻、拟南芥、杨树的全基因组测序的完成,以及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重要森林树种的部分基因组测序结果及EST序列被发表。人们对这些物种的DNA多态性、连锁不平衡水平、基因组或者个别基因的进化推动力量、物种内种群动态和迁移历史等群体遗传学所关注的问题有了一定的了解,但还远不够深入和透彻。为了推动国内植物分子群体遗传学研究的发展,笔者提出以下建议,权当抛砖引玉。(1)大力借鉴国际上有关分子群体遗传学研究的先进方法,尤其是借鉴以果蝇、人类为研究对象的相关工作。分子群体遗传学研究注重的是分析方法、研究思路以及所要阐明的群体遗传学问题,而这些很容易学习、掌握并深化研究;(2)深入开展比较基因组学的研究。由于植物种类的繁多以及基因组的复杂性,人类不可能对不同植物种一一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只能选取少数物种作为模式物种进行测序,鉴于不同物种之间的同源基因以及基因排列顺序存在一定程度的保守性,因此,利用模式植物的基因组测序结果及物种间的比较研究结果可以推动并加速其他物种的相关研究;(3)更加重视分子群体遗传学研究。分子群体遗传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研究种内(微观)进化的一门学科,而种内微观进化是研究种间宏观进化的前提和基础,进而加深人们对物种形成、生命进化的认识。另一方面,连锁不平衡水平是分子群体遗传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深入了解连锁不平衡水平对于构建高通量的遗传图谱,以及利用自然群体进行复杂性状(QTLs)的定位和相关基因克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4)特别要深入开展我国特有的具典型分布格局的植物类群的分子群体遗传学和分子系统地理学的研究,这对于了解我国植物物种的起源、演变和分布变迁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我国是许多重要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的起源和驯化中心之一,深入了解栽培物种及其近缘野生种的DNA多态性及分布方式,可以为我国的物种保育、重要基因的挖掘、野生物种的驯化栽培、分子育种和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等提供理论指导。
1 理论分子群体遗传学的发.展简史经典群体遗传学最早起源于英国数学家哈迪和德国医学家温伯格于1908年提出的遗传平衡定律。以后, 英国数学家费希尔、遗传学家霍尔丹(Haldane JBS)和美国遗传学家赖特(Wright S)等建立了群体遗传学的数学基础及相关计算方法, 从而初步形成了群体遗传学理论体系, 群体遗传学也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群体遗传学是研究生物群体的遗传结构和遗传结构变化规律的科学, 它应用数学和统计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生物群体中基因频率和基因型频率的变化, 以及影响这些变化的环境选择效应、遗传突变作用、迁移及遗传漂变等因素与遗传结构的关系, 由此来探讨生物进化的机制并为育种工作提供理论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生物进化就是群体遗传结构持续变化和演变的过程, 因此群体遗传学理论在生物进化机制特别是种内进化机制的研究中有着重要作用[1]。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 群体遗传学主要还只涉及到群体遗传结构短期的变化, 这是由于人们的寿命与进化时间相比极为短暂, 以至于没有办法探测经过长期进化后群体遗传的遗传变化或者基因的进化变异, 只好简单地用短期变化的延续来推测长期进化的过程。而利用大分子序列特别是DNA序列变异来进行群体遗传学研究后, 人们可以从数量上精确地推知群体的进化演变, 并可检验以往关于长期进化或遗传系统稳定性推论的可靠程度[1]。同时, 对生物群体中同源大分子序列变异式样的研究也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达尔文的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生物进化学说。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 Kimura[2]、King和Jukes[3]相继提出了中性突变的随机漂变学说: 认为多数大分子的进化变异是选择性中性突变随机固定的结果。此后, 分子进化的中性学说得到进一步完善[4], 如Ohno[5]关于复制在进化中的作用假说: 认为进化的发生主要是重复基因获得了新的功能, 自然选择只不过是保持基因原有功能的机制; 最近Britten[6]甚至推断几乎所有的人类基因都来自于古老的复制事件。尽管中性学说也存在理论和实验方法的缺陷, 但是它为分子进化的非中性检测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7]。目前, “选择学说”和“中性进化学说”仍然是分子群体遗传学界讨论的焦点。1971年, Kimura[8]最先明确地提出了分子群体遗传学这一新的学说。其后, Nei从理论上对分子群体遗传学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述。1975年, Watterson[9]估算了基于替代模型下的DNA多态性的参数Theta(θ) 值和期望方差。1982年, 英国数学家Kingman[10, 11]构建了“溯祖”原理的基本框架, 从而使得以少量的样本来代表整个群体进行群体遗传结构的研究成为可能, 并可以进一步推断影响遗传结构形成的各种演化因素。溯祖原理的“回溯”分析使得对群体进化历史的推测更加合理和可信。1983年, Tajima[12]推导了核甘酸多样度参数Pi(π)的数学期望值和方差值。此后, 随着中性平衡的相关测验方法等的相继提出[13~15], 分子群体遗传学的理论及分析方法日趋完善[16]。近20年来, 在分子群体遗传学的基础上, 又衍生出一些新兴学科分支, 如分子系统地理学(molecular phylogeography)等。系统地理学的概念于1987年由Avise提出, 其强调的是一个物种的基因系谱当前地理分布方式的历史成因[17], 同时对物种扩散、迁移等微进化历史等进行有效的推测[18]。2 实验植物分子群体遗传研究内容及进展基于DNA序列变异检测手段的实验分子群体遗传学研究始于1983年, 以Kreitman[19]发表的“黑腹果蝇的乙醇脱氢酶基因位点的核苷酸多态性”一文为标志。以植物为研究对象的实验分子群体遗传学论文最早发表于20 世纪90年代初期[20, 21], 但是由于当时DNA测序费用昂贵等原因, 植物分子群体遗传学最初发展比较缓慢, 随着DNA测序逐渐成为实验室常规的实验技术之一以及基于溯祖理论的各种计算机软件分析程序的开发和应用, 实验分子群体遗传学近10年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相关研究论文逐年增多, 研究的植物对象主要集中在模式植物拟南芥(Arabidopsis thaliana (L.) Heynh.)及重要的农作物如玉米(Zea mays L.)、大麦(Hordeum vulgare L.), 水稻(Orazy sativa L.)、高粱(Sorghum bicolor L.)、向日葵(Helianthus annuus L.)等上[16]。其研究内容涵盖了群体遗传结构(同源DNA分化式样)、各种进化力量如突变, 重组, 连锁不平衡、选择等对遗传结构的影响、群体内基因进化方式(中性或者适应性进化)、群体间的遗传分化及基因流等。同时, 通过对栽培物种与野生祖先种或野生近缘种的DNA多态性比较研究, 分子群体遗传学在研究作物驯化的遗传学原因及结果等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如作物驯化的遗传瓶颈, 人工选择对“驯化基因”核苷酸多态性的选择性清除(selective sweep)作用等等。 植物基因或基因组DNA多态性分子群体遗传学的研究基础是DNA序列变异。同源DNA序列的遗传分化程度是衡量群体遗传结构的主要指标, 其分化式样则是理解群体遗传结构产生和维持的进化内在驱动力诸如遗传突变、重组、基因转换的前提。随着DNA测序越来越快捷便利及分子生物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越来越多的全基因组序列或者基因序列的测序结果被发表, 基因在物种或群体中的DNA多态性式样也越来越多地被阐明。植物中, 对拟南芥和玉米基因组的DNA多态性的调查最为系统, 研究报道也较多。例如, Nordborg等[22]对96个样本组成的拟南芥群体中的876个同源基因片段( Mbp)的序列单核苷酸多态性进行了调查, 共检测到17 000多个SNP, 大约平均每30 bp就存在1个SNP位点。而Schmid等[23]的研究结果显示: 拟南芥基因组核甘酸多态性平均为( W)。Tenaillon等[24]对22个玉米植株的1号染色体上21个基因共14 420 bp序列的分析结果显示玉米具有较高的DNA多态性(1SNP/ bp、 =)。Ching等[25]研究显示: 36份玉米优系的18个基因位点的非编码区平均核苷酸多态性为1SNP/31 bp, 编码区平均为1SNP/124 bp, 位点缺矢和插入则主要出现在非编码区。此外, 其他物种如向日葵、马铃薯(Solanum tuberosum)、高粱、火矩松(Pinus taeda L.)、花旗松(Douglas fir)等[26～30]中部分基因位点的DNA多态性也得到调查, 结果表明不同的物种的DNA多态性存在较大的差异。繁育方式是显著影响植物基因组的DNA多态性重要因素之一。通常来说, 自交物种往往比异交物种的遗传多态性低, 这已经被一些亲缘关系相近但繁育方式不同的物种如Lycopersicon属植物和Leavenworthia属植物的种间比较研究所证实[31, 32]。但是在拟南芥属中则不然, Savolainen等[33]比较了不同繁育方式的两个近缘种Arabidopsis thaliana(自交种)和Arabidopsis lyrata(异交种)的乙醇脱氢酶基因(Alcohol Dehydrogenase)的核苷酸多态性, 结果发现A. thaliana的核苷酸多态性参数Pi值为, 远高于A. lyrata的核苷酸多态性(Pi=)。 连锁不平衡不同位点的等位基因在遗传上不总是独立的, 其连锁不平衡程度在构建遗传图谱进行分子育种及图位克隆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afalski和Morgante等[34]在比较玉米和人类群体的连锁不平衡和重组的异同时对连锁不平衡的影响因素做了全面的阐述, 这些因素包括繁育系统、重组率、群体遗传隔离、居群亚结构、选择作用、群体大小、遗传突变率、基因组重排以及其他随机因素等。物种的繁育系统对连锁不平衡程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通常来说, 自交物种的连锁不平衡水平较高, 而异交物种的连锁不平衡水平相对较低。但是也有例外, 如野生大麦属于自交物种, 然而它的连锁不平衡水平极低[35~37]。拟南芥是典型的自交植物, 研究表明: 拟南芥组基因大多数位点的连锁不平衡存在于15～25 kb左右的基因组距离内[22], 但是在特定位点如控制开花时间的基因及邻接区域, 连锁不平衡达到250 kb的距离[38]。拟南芥基因组高度变异区段同样具有较强的连锁不平衡[39]。这些研究结果说明拟南芥非常适合构建连锁图谱, 因为用少量的样本就可以组成一个有效的作图群体。除拟南芥外, 其它自交物种大多表现出较高的连锁不平衡水平, 如大豆的连锁不平衡大于50 kb[40]; 栽培高粱的连锁不平衡大于15 kb[41]; 水稻的Xa位点连锁不平衡可以达到100 kb以上[42]。与大多数自交物种相比, 异交物种的连锁不平衡程度则要低得多。例如, 玉米的1号染色体的体连锁不平衡衰退十分迅速,大约200 bp距离就变得十分微弱[24], 但是在特定的玉米群体如遗传狭窄的群体或者特定基因位点如受到人工选择的位点, 连锁不平衡水平会有所增强[43~46]。野生向日葵中, 连锁不平衡超过200 bp的距离就很难检测到(r=), 而栽培向日葵群体连锁不平衡程度则可能够达到约1 100 bp的距离(r=)[26]。马铃薯的连锁不平衡在短距离内下降迅速(1 kb降到r2=左右), 但在1Kb以外下降却十分缓慢(10 cM降到r2=)[27]。此外, 异交繁育类型的森林树种如火矩松、花旗松等同样显示出低水平的连锁不平衡[30, 31]。 基因组重组对DNA多态性的影响基因组的遗传重组是指二倍体或者多倍体植物或者动物减数分裂时发生的同源染色体之间的交换或者转换[47]。它通过打破遗传连锁而影响群体的DNA 多态性式样, 其在基因组具体位点发生的概率与该位点的结构有很大的关系, 基因组上往往存在重组热点区域, 如玉米的bronze(bz)位点, 其重组率高于基因组平均水平100倍以上[48]; 并且重组主要发生在染色体上的基因区域, 而不是基因间隔区[49, 50]。同时, 在基因密度高的染色体区段比基因密度低的染色体区段发生重组的频率也要高得多[41, 51]; 在不同的物种中, 基因组重组率平均水平也有很大的差异。如大麦群体基因组的重组率为 =7～8×10–3 [52],高于拟南芥( =2×10–4)40倍[27], 但只有玉米( =12～14×10–3)的一半左右[24]。目前有很多关于重组和DNA多态性之间的相关关系的研究, 但是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部分研究显示重组对DNA多态性具有较强的影响。如Tenaillon等[24]研究显示玉米1号染色体的DNA多态性高低与重组率具有较高的相关性(r=, P=), 野生玉米群体、大麦及野生番茄也都存在同样的现象[52~54]。而在拟南芥中, 重组对DNA多态性的贡献率就非常低[22]。Schmid等[23]用大量的基因位点对拟南芥群体的核苷酸多态性进行调查后发现: 重组率与核苷酸多态性相关关系不显著; Wright等[55]调查了拟南芥1号和2号染色体的6个自然群体序列变异式样, 结果显示, 在着丝粒附近重组被抑制的染色体区域, 核苷酸多态性并没有随之降低。说明了拟南芥基因组的重组率与DNA多态性并没有必然的相关关系。Baudry等[31]对番茄属内5个种进行了比较研究, 结果也显示重组对种群间的DNA多态性的影响也不明显。 基因进化方式(中性进化或适应性进化)分子群体遗传学有两种关于分子进化的观点: 一种是新达尔文主义的自然选择学说, 认为在适应性进化过程中, 自然选择在分子进化起重要作用, 突变起着次要的作用。新达尔文主义的主要观点包括: 任何自然群体中经常均存在足够的遗传变异, 以对付任何选择压力; 就功能来说, 突变是随机的; 进化几乎完全取决于环境变化和自然选择; 一个自然群体的遗传结构往往对它生存的环境处于或者接近于最适合状态; 在环境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 新突变均是有害的[56]。另一种是日本学者Kimura为代表的中性学说, 认为在分子水平上, 种内的遗传变异(蛋白质或者DNA序列多态性)为选择中性或者近中性, 种内的遗传结构通过注入突变和随机漂变之间的平衡来维持, 生物的进化则是通过选择性突变的随机固定(有限群体的随机样本漂移)来实现, 即认为遗传漂变是进化的主要原因, 选择不占主导地位[2~4]。这两种学说, 在实验植物分子群体遗传学的研究中都能得到一定的支持。对植物基因在种内进化方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拟南芥菜、玉米、大麦等农作物及少数森林树种。Wright和Gaut[16]对2005以前发表的相关文章进行详细的统计, 结果显示: 拟南芥中大约有30%的基因表现为适应性进化; 玉米中大约有24%的基因表现为非中性进化; 大麦的9个基因中, 有4个受到了选择作用的影响。选择作用主要包括正向选择、平衡选择、背景选择及稳定选择, 它们单独或者联合对特定基因的进化方式产生影响。如花旗松中的控制木材质量和冷硬性状的基因[30]、火炬松的耐旱基因[29]、欧洲山杨 (European aspen)的食草动物诱导的蛋白酶抑制基因(Herbivore-induced Protease Inhibitor)等[57], 经检测在各自的群体受到了正向选择、平衡选择、背景选择单独或者多重影响。植物抗性基因(R基因)是研究得比较深入的一类基因, 大部分研究结果显示抗性基因具有高度的多态性, 并经受了复杂的选择作用[58]。Liu和Burke[26]对栽培大麦和野生大麦群体中9个基因在调查显示其中的8个基因受到稳定选择。Simko等 [27]对47份马铃薯66个基因位点调查表明, 大部分基因位点在马铃薯群体进化过程中受到了直接选择或者分化选择作用。以上对不同物种的不同基因位点的研究都强调了分子进化的非中性的结果, 这说明选择在基因的进化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 中性进化的结果报道较少, 或被有意或者无意地忽略, 事实上即使在强调选择作用的研究文献中, 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基因表现为中性进化, 说明在种内微观进化的过程中, 选择作用和中性漂变作用可能单独或者联合影响了物种内不同的基因位点, 共同促进了物种的进化。 群体遗传分化分子群体遗传学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是阐明物种不同群体之间甚至不同物种群体之间(通常近缘种, 如栽培种及其近缘种或祖先野生种)遗传结构的差异即遗传分化, 并推测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从而使人能够更好地理解种群动态。植物种内不同群体间遗传分化的研究案例有很多, 典型的有: (1)拟南芥全球范围内的遗传分化。Kawabe和Miyashita[59]利用碱性几丁质酶A(ChiA)、碱性几丁质酶B(ChiB)及乙醇脱氢酶(Ahd)3个基因对拟南芥进行群体亚结构的分析, 结果只有ChiB显示出一定的群体亚结构, 而ChiA、Ahd的系统学聚类与样本地理来源之间没有表现出任何相关关系,这样的结果暗示了拟南芥近期在全球范围内经历了迅速扩张。 Aguade[60]和Mauricio等[61]分别用不同的基因、Schmid等[23]用多基因位点进行的拟南芥分子群体遗传学研究也支持同样的结论。(2)森林树种的遗传分化。Ingvarsson等[62]发现欧洲山杨的日长诱导发芽的侯选基因(phyB)变异方式呈现出纬度渐变方式, 表明欧洲山杨出现了明显的适应性分化; Ingvarsson等[63]对多个基因单倍型地理格局分布的研究同样发现欧洲杨具有明显的地理遗传分化。但是研究表明花旗松(Pseudotsuga menziesii)[30]、火炬松(Pinus taeda)[29]、圆球柳杉(Cryptomeria japonica)等[64]等物种没有发生明显遗传多样性的地理分化。植物不同物种间遗传分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对在栽培种及其野生近缘种的DNA多态性的比较上。由于早期的驯化瓶颈及人工选择繁育等遗传漂变作用结果 [65]。栽培物种的遗传多样性通常都低于他们的野生祖先种。Hamblin等[28]利用AFLP结果筛选得到基因片段的DNA多态性, 对栽培高粱(S. bicolor)和野生高粱(S. propinquum)进行了比较研究, 结果表明: 野生高粱的平均核苷酸多态性大约为( ),大约是栽培高粱的4倍。Liu等[26]的研究显示: 野生向日葵中, 核苷酸多态性达到( )、( W),显著高于栽培向日葵的( )、( W)。Eyre-Walker等[66]对栽培和野生玉米Adh1基因大约1 400 bp的序列研究表明: 栽培玉米的遗传多样性大约只有野生玉米种(Zea mays subsp. parviglumis)的75%。Hyten等[67]的研究显示野大豆的平均核苷酸多态性为( )、( W), 地方种则分别为( )、( W),大约为野大豆的66%( )和49%( )。以上结果充分反应了栽培物种驯化过程中曾遭受过瓶颈效应。3 分子系统地理学分子系统地理学是在分子群体遗传学的基础上, 衍生出的新学科分支。早在20世纪的60年代, Malecot[68]就发现了基因的同一性随地理距离增加而减少的现象; 1975年Nei的《分子群体遗传学和进化》一书中也提到在描述群体的遗传结构时要重视基因或者基因型的地理分布[1]; 1987年Avise等[17]提出了系统地理学概念。在植物方面, 分子地理系统学研究取得很多重要的成果。如对第四世纪冰期植物避难所的推测及冰期后物种的扩散及重新定居等历史事件的阐释, 其中最为典型的研究是对欧洲大陆冰期植物避难所的确定及冰期后植物的重新定居欧洲大陆的历史事件的重现。如欧洲的栎属植物的cpDNA的单倍型的地理分布格局表明, 栎属植物冰期避难所位于巴尔干半岛、伊比利亚岛和意大利亚平宁半岛, 现今的分布格局是由于不同冰期避难所迁出形成的[69]。King和Ferris[70]推测欧洲北部的大部分欧洲桤木种群是从喀尔巴阡山脉这个冰期避难所迁移后演化形成的。Sinclair等[71, 72]推测欧洲赤松在第四纪冰期时的避难所可能是在爱尔兰岛或者在法国的西部。此外, 分子系统地理学在阐明了一些栽培作物的驯化历史事件如驯化发生的次数及驯化起源地等方面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如Olsen等[73]对木薯 (Manihot esculenta)单拷贝核基因甘油醛-3-磷酸脱氢酶(glyceraldehyde 3-phosphate dehydrogenase)在木薯群体中单倍型的地理分布方式深入调查后推测: 栽培木薯起源于亚马逊河流域南部边界区域。Caicedo等[74]利用核基因果实液泡转化酶(fruit vacuolar invertase)的序列变异阐明了栽培番茄(Lycopersicon esculentum)的野生近缘种(Solanum pimpinellifolium )的种群扩张历史, 基因变异的地理分布方式表明栽培番茄起源于秘鲁北部, 然后逐步向太平洋岸边扩张。Londo等[75]利用一个叶绿体基因和两个核基因的变异对两个亚洲的栽培籼、粳亚种及其近缘野生种进行了系统地理学研究, 阐明了籼、粳稻分别起源于不同的亚洲野生稻(O. rufipogon)群体, 其中籼稻起源于喜马拉雅山脉的南部的印度东部、缅甸、泰国一带, 而粳稻则驯化于中国南部, 等等。4 小结与展望目前, 在国际上, 植物分子群体遗传学研究方兴未艾, 在国内, 也开始引起注意。随着植物水稻、拟南芥、杨树的全基因组测序的完成, 以及更多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重要森林树种的部分基因组测序结果及EST序列被发表。人们对这些物种的DNA多态性、连锁不平衡水平、基因组或者个别基因的进化推动力量、物种内种群动态和迁移历史等群体遗传学所关注的问题有了一定的了解, 但还远不够深入和透彻。为了推动国内植物分子群体遗传学研究的发展, 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权当抛砖引玉。(1)大力借鉴国际上有关分子群体遗传学研究的先进方法, 尤其是借鉴以果蝇、人类为研究对象的相关工作。分子群体遗传学研究注重的是分析方法、研究思路以及所要阐明的群体遗传学问题, 而这些很容易学习、掌握并深化研究; (2)深入开展比较基因组学的研究。由于植物种类的繁多以及基因组的复杂性, 人类不可能对不同植物种一一进行全基因组测序, 只能选取少数物种作为模式物种进行测序, 鉴于不同物种之间的同源基因以及基因排列顺序存在一定程度的保守性, 因此, 利用模式植物的基因组测序结果及物种间的比较研究结果可以推动并加速其他物种的相关研究; (3)更加重视分子群体遗传学研究。分子群体遗传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研究种内(微观)进化的一门学科, 而种内微观进化是研究种间宏观进化的前提和基础, 进而加深人们对物种形成、生命进化的认识。另一方面, 连锁不平衡水平是分子群体遗传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深入了解连锁不平衡水平对于构建高通量的遗传图谱, 以及利用自然群体进行复杂性状(QTLs)的定位和相关基因克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4)特别要深入开展我国特有的具典型分布格局的植物类群的分子群体遗传学和分子系统地理学的研究, 这对于了解我国植物物种的起源、演变和分布变迁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我国是许多重要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的起源和驯化中心之一, 深入了解栽培物种及其近缘野生种的DNA多态性及分布方式, 可以为我国的物种保育、重要基因的挖掘、野生物种的驯化栽培、分子育种和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等提供理论指导。
1.抗癌：对小鼠白血病P388有活性，150和100mg/kg的生命延长率分别为40%和37%。2.抗菌：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痢疾杆菌和伤寒杆菌有较强的抑菌作用。根据俄罗斯国家药典（2006年版）相关记载，花旗松素药理作用如下：1、强抗氧化能力：可有效去除人体内有破坏作用的自由基与毒素，保护修复细胞，促进维生素C的吸收，阻止维生素C被氧化，抑制疾病的发展。2.增强免疫力：可快速缓解疲劳，激活长寿基因，延缓细胞衰老，具有解毒作用。3.防治肿瘤癌症：可抑制磷状细胞癌的生长和恶性淋巴细胞病变；4．防治心脑血管疾病：激活血管壁细胞，增强血管弹性，减少中风和心脏病的发生几率，具有增强心脏活力、改善微循环，改善风湿关节炎等作用。5.平衡血脂：可通过调节酶的活性影响脂代谢，抑制细胞内胆固醇的合成，平衡血液中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6.解毒护肝：可修复肝损伤，帮助肝脏排毒，对肝炎、脂肪肝等有明显的改善和康复作用。7.改善胃肠功能：提高胃动力，抑制肠道有害菌，促进胃黏膜再生，可缓解慢性胃炎、胃溃疡和慢性肠炎等疾病症状。8.美白肌肤：恢复皮肤中的胶原蛋白的弹性，抑制黑色素的生成，淡斑美白，对各种皮炎，皮癣、湿疹、痤疮等皮肤疾病效果独特。应用范围花旗松素是从长白山落叶松根部提取的一种黄酮类化合物,主要产自俄罗斯,全世界年产量不足20吨。产品应用范围广泛，概括为四个主要方面：一是食品加工业：利用其超强抗氧化性和生物活性用作食品添加剂，可延长食品有效期2-3倍；二是医药保健品业：用于制造治疗高血压、延缓衰老、遗传异常，抗辐射，提高免疫力，抑制癌细胞功能，美国专家已对该产品进行了深层次研究，该产品具有抑制和防治皮肤癌的作用；三是工业：花旗松素超过了许多已知的正在使用中的抗氧化剂，如发动机和喷气火箭原料的抗震剂，火箭原料和碳氢化合物原料的稳定剂，颜料和油漆的抗氧化剂。四是农业、林业：以花旗松素提取废料为主要原料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可降低细菌和真菌对植物发芽、生长、结果期的影响，增强其耐寒、旱和贮藏性,提高农作物产量，也可用于林业系统的苗木培育，提高苗木质量和造林成活率。
旗袍是一种内与外和谐统一的典型的民族服装，被誉为中华民族服饰的代表。从字义解，旗袍泛指旗人（无论男女）所穿的长袍，不过只有八旗妇女所穿的长袍才与后世的旗袍有着血缘关系。清朝后期，旗女所穿的长袍，衣身为宽博，造型线条平直硬朗，衣长至脚踝。“元宝领”用的十分普遍，领高盖住腮碰到耳，袍身上多绣以各色花纹。领、袖、襟都绣有多重宽阔的滚边，至咸丰、同治年间，镶、滚达到高峰时期，旗女袍服的装饰之繁琐几至登峰造极的境地。1911年辛亥革命风暴聚起，帝国主义的坚船历炮攻破了清朝封闭的国门，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服装走向平民化，国际化的自由变革。旧式的旗女长袍既被摒弃，新式旗袍则在乱世装扮中开始酿成，日后旗袍演化成融贯中西的新式款式。 “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清朝，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女子蓄意要模访男子．．．．．．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二十年代的上海兴起了一种新式旗袍，最初类似无袖的长马甲，罩在短袄外，后来长马甲与小短袄合二为一，长至小腿部，大袖口，有的袖子装上西式的克夫，造型还是直线型，腰线较低比较平正，接着下摆线上升至膝部，当然这就淘汰了长裤，到了30年代是兴收腰，使旗袍更加贴体，牵细的腰身。30，40年代是旗袍的全盛时期，其基本轮廓已臻于成熟，成为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子标准服装。“民国初年的时装，大部分的灵感是得自西方的，衣领减低的不算，领口还挖成圆形，方形，鸡心型。” 从此可以看看出旗袍也在西方文化传入的影响下开始变化。进入50年代，中国人民积极地投入战后重建国家的运动中。广大妇女与男子们一样走上社会的各行各业，献身于新中国的建设。这时的旗袍多数做得很贴身，小袖口，不能适应快步及大幅步的运动，使妇女们在社会活动中感到极不方便，再加上新时代的到来，使人们更乐于接受一些新颖的东西。此时，上下裤的装束代替乐旗袍，但在一些重大喜庆日子和外事活动时还常能看到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旗袍的出现。到了60年代中期，旗袍被斥为“四旧”而被彻底否定，进入80年代，我们才又看到旗袍在街头闪过，这说明，十多年都没有人穿，也没有人提及的旗袍，事实上一直活在广大妇女的心里。旗袍不是一个固定的形式，而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旗女之袍和旗袍是代表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清代旗女之袍与民国新旗袍的主要差别有四点。第一是旗女之袍不显露形体，特别是后期，宽大平直，重视图案；民国旗袍开省收腰，表现体态。第二，旗女之袍内着长裤，有时袍下露出绣花的裤脚；而民国旗袍内穿短裤或三角裤，着丝袜，开衩处露腿。民国旗袍的衩有时开得很高，1934年就有几近臀下的。第三是旗人之袍面料厚重，多提花，装饰繁琐，清代织物纹样多以写生手法为主，龙狮腆麟百兽、凤凰仙鹤百鸟、梅兰竹菊百花，以及八宝、八仙、福禄寿喜等都是常用题材，色彩鲜艳复杂、对比度高、图案纤细繁褥。此外，旗人之袍大量使用花边，曾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民国旗袍面料较轻薄，多印花，装饰简约。第四个差别是旗人之袍等级分明，制度浩繁，而民国旗袍则已走上了平民化的道路，它作为等级身分的标识渐己淡化，而成为显示个人消费水准和审美情趣的一个侧面。旗袍是中西合壁的产物，虽脱胎于清代旗人之袍，却已具备了独立的、与旗人之袍迥然不同的风格韵味。不管旗袍怎么变，有一些关键是没有缺的，各种基本特征组成元素慢慢稳定下来。一．立领：完全是中国式的．在英语中被称呼为‘chinese coller’（中国领）。二.手工盘扣：做盘扣的方法很多，有手逢衬线法机缝明线法，都按照图样把长绳或管状布带手工盘好固定。三．裁剪：最能体现旗袍精神的要素廓形，所以好的裁边师傅不会只是三围，要会量出更多的尺寸，然后加以裁剪。四.装饰图案：旗袍的图案非常讲究，清代装饰曾达到登峰道极，华丽无比，现代图案多提取个性元素放大使用，成者将原有的图案加以简化，繁多的镶、滚中挑出一道作为领、袖、襟、摆等处的纹样。旗袍追随着时代，承裁着文明，显露着修养，作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服装，凝结了整个民族上千年的服装文化之精华，成为中华女性最具代表的传统服装。旗袍的这一独具的品格，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被美国著名的服装设计师肖佛尔所欣赏，他在《服装设计艺术》一书中说：“中用服装的风格是简练，活泼的它的式样是更多的突出自然形体美的效果，柔软的丝调服装并没有欧洲古典服装那样繁琐的折裥，当设计为曲线的轮廓，这是主要的造形手法，使女姓们在行动中能展示她们的苗条的形体，折枝花卉的刺锈用系在服装上是灵活的不呆板的，看来富生气，使人感到愉快。” 旗袍是中国女性着装文化的典型标志，它不仅造型的风格中符合中国艺术和谐的特点，同时又将具有东方特质的手法融入其中，其独特的魅力在于它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因此能在中国民族服装中独领风骚，久盛而不衰，电影《花样年华》中张曼玉亦忧举手足间是东方女性的婉约被淋漓展现，这之间除了了个人气质之外，自然不能抹煞那旗袍所挥之不去的魅力，自《花样年华》放影后，整个中国也掀起了一股旗袍风，各种样式花型的旗袍在大街小巷中出现，设计师们开起旗袍设计工作室，专卖店等等。旗袍流传至今，已从生活服上升为礼服，近年来，在宴会领奖，做秀宣传时，经常看到旗袍的影子如2000年的电景节上身着中国的红色旗袍的巩俐，也有很多其他明星，以旗袍体为礼服出现在各种场合，包括外国明星，又如：每场模特大赛或华商小姐等都会有旗袍专场走秀或领奖的那一刹那，着装旗袍的佳丽们更是散发光彩。不但如此，美丽的新娘们，也愿尽展东方神韵，留下美丽的一刻，2006年3月4日，“我是格格，2006格格旗袍新品发布秀”在北京展览举行，设计师们在清朝传统格格穿着的旗女旗袍中吸取精华，又立创新。本次活动也成为2006中国国际婚博会暨第三届北京结婚展的做一个重大部分。作为礼服，其款式和花样也是随之变得越来越繁多绚丽，在款式方面，除了保持旗袍的线条外，服装设计师们在设计剪裁时，保留旗袍的结构严谨，线条流畅，没有任何不必要的带、袢、袋等附件的特点，在工艺上采用收肩、饰花、穿珠片等手法加强肌理效果,在构造上,采用琵琶襟、如意襟、低襟、高领、低领、无领等，同时又把绘画等姐妹艺术作为旗袍的装饰手段，那些画有花鸟、京剧脸谱等图案的旗袍，不仅设计新巧，而且风格典雅，富有韵味。另外,生产技术的创新,工艺流程的改进,新材料的使用,都为旗袍形成的发展注入新的血液。2007年6月8日，上海公布了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海派旗袍制作工艺被列入83项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之中，[中国纺织报讯] 。旗袍制作工艺是上海艺术研究所和部分老字号服装企业联合申报的项目，专家介绍说，真正的旗袍要求纯手工量身定做，目前旗袍的制作工艺涉临失传，加强保护属当务之急，看来旗袍对现代服装设计影响是很大的。旗袍的历史已达五百多年，当年旗女脚登花盆低鞋身穿长袍时，未曾想到旗袍会一统华人女性天下，日本已故画家原龙之郎总结：“高领托住了下颚，头部姿势必然端正，即使是坐着时，旗袍的开衩处腿并拢的姿势也能收到美的效果。” 旗袍款式上的许多元素，被国内外很多服装设计师所采用，时装化的旗袍或带旗袍风味的时装，是近几年设计界的焦点之一。时装杂、时装表演和参赛的作品中常有旗袍的出现。同时也涌现出一些因此而闻名的设计师。姚红在1983年参加《时装》杂志社和日本《时苑》杂志社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时装文化奖”设计比赛中，以一款“海水江牙纹”旗袍时装奖一等奖。这系列时装很有清式旗袍的风味。宽松的有线造型，倒大袖百色丝织面料镶滚深蓝色天鹅绒边饰、图案提取了清朝官服中的“海水江牙纹”。姚红作品的得奖，反映了评委乃至中国服装界权威们对旗袍的期望。接下的许多品牌，时装发布会上也常见旗袍的影子。 活跃于60－70年代的皮尔·卡丹（Prerre Cardin）,也是一位崇尚旗袍的世界级服装设计大师。他曾说：“在我的晚装设计中，有很大一部分作品的灵感来自中国的旗袍。”此外，日本的三宅一生，意大利的瓦伦蒂诺（Valentino），也都尝试过旗袍的造型。旗袍领、旗袍开衩的方式更是在时装秀和设计大赛中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旗袍能够恰到好处的显现女性的曲线美，这也就是时装设计中所谓的“高贵的单纯”，这种单纯的式样虽然不如西方裙服那么复杂多装饰，但却又能反映人自身的美，这种美来自于身材和气质，使人感到愉快。正因如此，旗袍独特的审美趣味才突破了国界，被全世界所接受和赞赏。综上所诉，新世纪到来之时，世界已经进入到多元化、多样性、多层次文化融合的氛围之中。服装界再也没有数个世纪以前某种风格“各领风骚数百年”的辉煌。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多种风格的轮回和交替，不断涌现出来的新的兴奋点始终在震撼着时装界。快速的变化波及着整个世界，旗袍的民族文化精神以它博大的内涵、独特的审美意韵和丰富的表现形式，给现代服装带来新的冲击，也给现代服装文化增添了新的闪光点，使设计师对其情有独钟，对现代时尚的影响，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模仿和再现，它是现代服装设计师全新的创造。旗袍是一个经典的宝库，从中吸取灵感见人见智。着眼点不同，设计意图不同，借鉴和发挥的手段也不同。“旗袍精神”只有一个，旗袍时装却千姿百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旗袍在中国时尚前沿上海开始流行，后迅速风靡全国。1929年4月，民国政府将旗袍定为国服。
旗袍最初是满族人不分男女老幼、不分高低贵贱都穿的一种长衣。是因为那时清代满族人实行八旗制度，凡编入旗籍者，都被称为“旗人”，于是他们穿的衣服也就被人们习惯地叫做“旗袍”。满族人的旗袍宽腰直筒，长及脚面，四面开衩，侧面开襟。满族人入关以后，生活逐渐汉化，旗袍也按性别逐渐分化，男人的主要服装变位长袍，马褂和长裤，女人的主要服装仍是宽腰直身筒子式的长袍，而这种女子服装的款式正是现代旗袍的始祖。
辛亥革命以后，受到那时满族女子装束简练自由风格的影响，旗袍也趋于简化，20世界20年代中叶，在上海出现了一种新式的长至脚面的马甲.进入30年代，随着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传入，中国人开始注重强调人的体形，这时出现了一种“改良旗袍”。这种旗袍去掉了以往旗袍所有不合理的旧式结构，采用了西式服装胸省和腰省的设计理念，突出了女子的丰胸细腰，使袍身更为合体，女子的曲线一览无余。
建议楼主不要写旗袍了，可以写写汉服，汉服是汉民族的传统服饰
具体课题是什么呢？
可以雇保姆，或者家里有没有人可以帮着带，或者想想确定要错过孩子的每一个成长阶段
我是带着宝宝读硕士，之前没生的时候也想着等她一岁断了奶，就放老家让我妈帮我带，我就硕博连读一起把博士念了。后来生了之后根本就舍不得，就一直把她带在身边，我婆婆过来帮我一起带，我现在根本就不想再读博了，就想多花点时间陪陪孩子。虽然带着孩子上学挺累，但我一点都不后悔把她带在身边。
我这几年就没怎么回过家，自身专业底子弱，又想要三年按时毕业不想延期，真的牺牲了太多陪孩子的时间，内心实在是太愧疚了，愧对孩子啊！
身为一个博士妈妈，在养娃过程中会更多地去参考一些学术文献，也能沉下心来拿出做科研的劲头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