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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应对策略论文
在个人成长的多个环节中，大家都接触过论文吧，论文一般由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还是对论文一筹莫展吗？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林业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应对策略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摘要：
国家提倡可持续发展以来,林业经济得到了更好的发展,而人力资源的管理在林业发展中的作用显得更加的重要。本文从林业现状分析了人力资源在林业经济中的作用,研究了人力资源管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关键词：
人力资源；林业经济；作用；
一、林业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
目前，中国林业正处于向生态可持续发展过渡的重要阶段。林业人才队伍建设仍存在总量有限，结构不合理，平均质量低，缺乏专业技能人才，人才选拔激励机制不完善，人才流失严重，资金不足等问题。如果不注意这些问题，从长远来看，将阻碍林业的发展。
1、人力资源的结构性矛盾突出
目前，虽然中国生态城市不断推动人员和效率的发展，但中国生态城市人力资源的结构性矛盾却十分突出，缺乏人员引入和分配渠道，限制了林业人力资源的更替，特别是在生态城市建设下随着林场的停止采伐，使中国生态城市支持的森林资源产业的萎缩，成为影响中国生态城市下林业人力资源结构的重要因素[1]。
仍有一定数量的人力资源不能够得到合理的分配，在专业管理性型林业人力资源的引入上，由于以往没有进行人才扩招，近年来刚刚开展的公开招考也难以吸引有效的人才，导致林场管理型专业人才缺失，而现有的人才队伍难以满足当前的林场管理和规划需求，一定程度上使得林场人力资源结构性问题越发突出。由于城市的转型，有必要引进国内外各类人才，但在市场经济中，中国生态城市位于边缘，生活条件艰苦，缺乏外资，加上机制不活跃，导致森林资源产业难以吸引新人才。
2、人才流失严重
由于生态型林场缺乏现代人才，也存在大量人才流失的现象，导致生态型林场在建设过程中缺乏新技术和管理体系的建设，加之资金困难停止采伐，造成林业经济发展落后越发明显，林场原有的优势无法实现，新型的林场发展模式得不到良性的建设[2]。许多新型管理体系都需要引进人才，但新型体系下若是缺乏人才，即使项目可行性较高，但会因为缺乏业务和技术人才而无法产生，恶性循环的“马太效应”成为生态林场人力资源中十分凸显的问题。根据该国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每个生态型林场，需要充分认识中国生态城市转型中人力资源的比重，令人担忧的是专业技术人员在该领域的比例仅为。近年来，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找工作瓶颈很少在中国生态城市中发挥作用，即使是中国生态城市下降的表面原因也是由于依赖的地区，就业人员宁愿在外地工作也不愿回家创业。
3、相关体系不到位
林场当前的经济体系和保护体系建设不完善，林场内部的员工工资体系分配不均衡，优秀人才引进体系缺乏，科学型、管理型、专业型人才缺乏。其次，很多林场的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缺乏有效的就业结构建设。林场员工的分配和就业矛盾在现有经济体系下比较凸显，在生态城市工作开展时，缺乏生态管理型人才的建设和构建，尤其是在行业规范化中，单位自身的管理存在问题，单位内部的人才考核体系不健全，单位工资待遇采用单一体系，渠道建设比较缺乏，导致林场在进行专业人才建设的时候人力资源的管理和构建能力比较差，严重影响了新鲜血液的“购入”及现有员工积极性的培养和提升。
4、人力资源管理机制不完善
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林业资源的重要性不能够显现出来。中国生态城市单单反映了效率分配的原则。由于不完善的制度和其他各方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生态城市转型的负担，人力资源管理中单一的分配形式和缺乏激励机制。在中国生态城市转型中的“铁饭碗”虽然已被改革多年，但是，对森林地区工资和奖金分配的分析还没有跳出平均分配的“大锅饭形式”，这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城市转型有关。许多员工的收入水平远低于劳动力市场，员工的责任感不强，有必要协调资源、环境和人员的创新，实现生态型城市的成功转型。
二、人力资源管理在林业经济中的重要性
人力资源管理能够运用现代的信息技术，将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对人力进行科学的组织与调配，同时对人的心理和行为进行恰当的引导，使得在工作过程中，能够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发挥最大的作用，为社会做出贡献。现代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已经不仅仅是停留在一个对员工进行档案管理、工资发放的阶段，更重要的是将人力资源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到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及时根据企业的需求、市场的导向，对人力资源进行合理的调整。通过合理的管理，发挥人力资源的最大效用，采取相关措施，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同时，促进企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林业经济的发展不能够仅仅停留在传统的发展模式上，必须对发展的模式进行一个创新，而人力资源的管理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步骤，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对于林业经济的发展是有帮助的，人力资源的规划具有先导性，根据对于人力资源的管理，对林业经济的整体发展做出战略性的策划，结合人力、信息技术的共同发展，提高林业经济发展竞争力。当今的竞争力，说到底就是人力的竞争，任何一个企业、一个项目都不能够离开人力的竞争，对于林业发展来说，更是如此。林业的发展必须以市场为导向，而市场导向必须高度重视人力资源的管理，建立员工激励机制，有利于充分发挥员工的生产积极性，提高林业发展效率，拉近员工之间的关系。推动林业的建设与发展，通过人力资源的科学管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高效利用优秀人才，为林业发展提供保障促进林业发展的优化升级，保持有力的竞争力。
三、发挥人力资源管理作用的措施
1、加强专业培训
首先，要从管理层面入手，通过对领导干部的专项培训，提高领导干部的人才和管理水平。同时，要把重点放在林业基层技术人员的管理培训上，加强对林业科技成果的应用和推广，广大林农面积庞大，应积极开展林农教育和林业技能培训，为基层单位培养大批实用人才[3]。林业经济的科学发展离不开质量管理人才，根据公众认可的标准和出色的表现来管理和评估人才。同时，要抓住社会支持和行业认可的标准来评估技能型和技术型人才，在企业管理和管理人员的评估过程中，应按照市场和资助者批准的标准执行。在林业产业中，要积极建立统一的职业资格考试标准体系，为林业人才队伍的开发和建设提供有力的保障和支持，突出人才的综合技术实力和知识能量。
2、发展林业人才基础教育
抓好林业教育服务管理、协调和控制，支持国家及省部级重点专业、实验室、工程项目、科研、实践基地建设，为领导者培训提供优惠政策，稳步开展林业基础教育建设。此外，林场要注重与专业院校的合作，可以通过定向招生等形式，来帮助林场吸引优秀的大学生人才，然后做好林场的人才分配机制，帮助就业学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工作期许，同时，还可以引入林区志愿服务管理机制，通过建立高校长期机制，解决林业高素质人才的迫切需求。在提高教育质量方面，生态型城市人力资源影响后的产业劳动力技术水平不高。再加上缺乏历史支撑力，导致中国生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型城市对人力资源的需求量很大，文化素质、可持续发展能力滞后。具体来说，它涵盖了人才的引进，保持了原有的身份和利益，充分激发了人才的潜力，使其得到了科学合理的应用。依托市场，以需求为根本，调整市场机制和人才布局，确保动态水平的合理分配。此外，要积极开展宏观管理，确保重点建设项目和基层人才资源的关键需求，实现人才的合理科学流动。
3、建立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在生产要素中的决定性地位日益显示出人力资源体系的设计和有效运行。在生产过程中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并有效利用物质资源和其他生产要素，这种投入是具有丰厚回报的投资[4]。由于中国生态城市林业资源的投资稀缺，没有足够的再生条件，各种原因导致人力资源管理投入不足，人力资源管理一直在减少，质量一直在下降，有必要保持森林资源在人力资源管理发展中的作用。资源从多种资源向综合利用转变，人力资源的作用可以改善其他生产要素的分配，主要是从单一的林业经济到复杂的森林地区开发，减少单位产出的投入，促进生产要素的经济转型，以及相对封闭的内向型经济，开放的外生产量增加，实现增量回报，同时实现林场事业单位形势下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提高。
4、加大投资力度
人力资源作用于中国生态城市的经济发展，而市场的主要参与者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企业和个人，人力资源是生产力的主体。这种城市技术人员是所有生产要素中最活跃的，基于人力资源的转型是内生转型，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它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任何经济活动都需要劳动者的积极参与，以自然的主动性参与经济活动，人力资源是内生和有才能的。因此，生态型城市应利用当前有一定劳动力的森林资源为主的城市生态资源、自然资源优势，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并创造良好的收入来源与经济增长直接相关。资本投入，加速信息技术和促进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推动生态型城市转型，总价值增长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所致，促进城市产业结构优化[5]。人力资源表明，减少人员和提高中国生态城市经济发展效率的重要性也是将先进技术引入生态型城市和采用人力资源的载体。
四、结语
总之，为了促进林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要充分认识林业人才培养和建设的重要性，只有对人力资源进行良好的管理，才能够将林业的发展进行得更加的彻底。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管理在林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促进经济的发展，更是促进社会的和谐。
参考文献
[1]张雄.广东省森林资源管理分析———以九连山国有林场为例[J].林业与环境科学,2018,34(04):119~122.
[2]芦倩倩.中国生态城市转型中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开发研究[D].黑龙江大学,2018.
[3]赵晓光,赵佳欢.黑龙江省国有重点林区林业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空间面板实证分析[J].浙江林业科技,2017,37(05):54~60.
[4]刘凌艳.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分析[J].现代经济信息,2016,(20):91~91.
[5]毛宇飞.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林业人力资本对地区林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北京林业大学,2015.
一、种苗生产基地形成规模。近年来，随着林业生态建设任务的逐年扩大，我县实施的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首都水资源治理工程，任务量大，种苗需求量大，给种苗生产带来了极好的机遇。全县在种苗生产基地建设上，继续巩固发展国有苗圃育苗生产基地建设，积极发展社会育苗，初步形成了以国有苗圃为主体，社会育苗为补充的苗木生产体系。目前全县育苗基在面积发展到4000亩，其中：国有育苗面积达到1800亩，社会育苗发展到2200亩。2005年新育苗面积达到1800亩，年产苗量达到2100万株，基本满足了全县工程用苗，为造林绿化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科技兴种，加大种苗科技含量。实行科研与生产相结合，提高种苗的科技含量，是种苗事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保证。近年来，我们在种苗生产过程中，加大了种苗生产适用技术的推广应用，先后推广了地膜覆盖育苗，营养钵育苗，ABT生根粉，根宝等育苗技术，同时还加大新品种的引种示范工作，先后从中国林科院、辽宁杨树所引进辽育1号、2号、3号、抗虫榆等十多个新品种进行了引种试验、示范工作，逐步培育出适宜当地的良种壮苗，为林业生态建设搞好技术服务工作。在抓好现有科技成果推广应用的同时，2005年国有苗圃又与中国林科院联合开展种苗科研攻关项目，重点研究课题为难生根优良树种的繁育。 三、依法治种，种苗市场秩序明显好转。通过认真贯彻落实《种子法》，初步形成了依法开展种苗生产、经营的良好氛围。一是实行种苗生产“一签两证”制度，严把种苗质量关，严禁不合格苗木到重点工程，从根本上保障了林业建设工程高标准、高质量实施。二是实行种苗供应招投标制，禁止使用“人情苗”、“关系苗”，将合格苗、优质苗用在工程上，保证了工程造林的质量。三是实行种苗价格听证制，坚决制止垄断种苗市场、哄抬种苗价格的行为。通过听取各方意见，确定合理的苗木价格，有效地维护了用苗单位的利益，保障了苗木生产者和合法权益。 四、夯实基础，全力实施种苗工程项目。2000年以来，我县先后实施种苗工程项目四项，涉及三家育苗生产单位，工程总投资438万元，其中国债323万元，地方配套115万元，按照省厅制定的《林木种苗工程管理办法》和“慎用钱、质为优”的要求，严格执行建设程序和审批规定，认真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和工程质量监理制，确保了资金的专款专用、安全运行和工程建设质量。2005年上述工程都已全部完工，并通过了检查验收。 五、深化国有苗圃改革，增强发展后劲。国有苗圃是林木种苗行业的骨干力量，对促进全县林业种苗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2002年，我们对两国有苗圃进行了内部整合，进一步理顺了管理体制，实行了整合资源，合作发展，统一规划，分组管理的体制。规模的扩大，规划的合理，科学的发展，促进了国有苗圃的快速发展。苗圃内部组建了“四组一队”，即育苗一组、育苗二组、科研组、营销组、绿化队。内部实行了严格的目标管理责任制。国有一苗圃，以地理位置的优势，重点以引种、试验、示范新品种和园林绿化树种为主，成为北方林木良种的展示窗口；国有二苗圃，以土地面积大的优势，作为商品苗木的主要产区。同时以国有苗圃技术、信息、市场的优势，与分散的育苗户结成利益共同体，探索了“苗圃+农户”的联合发展路子，实行了集团式发展，低成本扩张，带动了社会发展育苗的积极性。另外，近年来我们在抓好种苗生产供应的同时，拓宽苗圃服务领域，重点在种苗市场营销、营林绿化施工上做了一定的工作，这无疑给苗圃的发展又增添了活力和后劲。一是在种苗市场营销方面，随着种苗基地规模的扩大，加之与河北、河南、内蒙、陕西几家大的种苗基地的经济合作，借助我们的地理位置优势，也正是东西部的一个结合部，我们围绕当前林业生态建设“大工程、大苗木、大市场”的形势，组建了北方林木种苗科技市场，建立了一支营销队伍，有效地解决了地区性种苗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的问题。二是营林绿化施工方面，随着近年来造林绿化任务大，时间紧的特点，作为林业部门的一个服务单位，技术力量雄厚，苗木品种全，施工设施齐备，2003年组建了一支百人造林专业队，投身到全县的林业生态建设中去，在营林绿化施工中，本着“诚信服务，质量第一”的准则，施工质量达到业主满意为止，在社会中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2006年林木种苗工作计划：面对目前我县林业生态建设的发展形势，2006年我县林木种苗工作总体思路是：以建设绿色应县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动力，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加大执法力度，强化行业管理，优化生产结构，选育推广优良品种，努力推进全县林木种苗健康、可持续发展，为全县林业生态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林业企业发展林业经济论文
1、林业发展的重要性
森林的覆盖面积和森林资源的合理利用直接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人们亲切的称森林为大自然的肺，因其自身具备了较强的空气净化功能，不仅能吸收人们排出的二氧化碳，还能释放较多的氧气。在抑制自然灾害上也有比较明显的作用，如洪水、泥石流等破坏性较强的地质灾害发生时，树木可以起到很好的拦截保护作用。同时，森林除了上述的作用之外，还能够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充足的木材资源，由此可见，林业的发展与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2、林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的林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一些较为严重的问题，并且在主观意识上对于林业资源的保护意识也有待加强，这些意识的淡薄在很大程度上就影响了我国林业经济的发展。
林业经济的发展周期较长
如果不能够合理的进行林业资源的开采和种植，将会严重影响林业资源的生长周期，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森林对于人类的保护作用，同时很容易造成大面积的水土流失和沙尘暴天气。
林业经济发展结构比较单薄
我们的国家和企业将林业经济的发展重点大都放在了木材的加工和使用上，忽视了相关的副产品的经济价值。如人们喜爱的菌类和中药材的培育，这些是可以和林木培育共同进行的。
对于林业经济发展的相关制度不够健全
在各项事业改革全面的进行中，林业经济相关的改革进展则是比较缓慢。再加上大部分的林业资源都隶属于国家，因此，林业相关企业则始终处于被动的位置，加上相关的责任和义务之间的界定比较模糊，导致了现阶段我国的林业经济发展缺乏一个有力的保障，竞争意识上就更加的薄弱了。
林业相关的技术性人才比较匮乏
再加上林业相关的工作人员在长期压抑的工作环境中逐渐丧失了工作中的积极性，林业经济的管理团队水平较低等等，这些也是影响林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3、促进林业经济发展的措施
让产业结构得到优化
为了让林业经济结构得到优化，那么林业经济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不仅要不断地进行转型，还应该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以便提高林业经济发展的竞争地位，从而优化林业产业结构，与此同时，在发展林业的过程当中，在对林业经济结构转变的同时，还应该让复合经济得到发展。让林业在多种效益方面实现发展是林业生产的主要目的，所以，为了建立出更加完善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就需要将森林资源作为重要战略资源，这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森林资源和土地资源发展模式的变化，从而使其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这些都为林业经济发展向节约型发展路线转变做好了准备，并且还能储备更多的资源，以便让我国林业经济得到可持续发展。
加大第三产业的发展力度，注重开发林下经济
在发展林业经济的过程当中，为了能够让其他林业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就需要发展林业复合经营模式，这还能让林业经济实现多元发展，注重开发林下经济，就可以让林业经济在从多种途径得到发展，从而实现多元化发展。因此，相关部门应该注重对林下经济发展，在资金方面可以加大投资，让相关林业资源也能够得到一定的发展，尤其是对于林下种植和养殖来说，可以促进它们得到更好的发展，这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拉长林业经济的产业链，从而让产品的附加值得到提高。
加强人才引进力度，合理配置人力资源
林业企业要想更好的完成企业发展目标，让企业得到更好的发展，那么林业企业就应该注重人才引进，合理配置人力资源。在林业企业的发展过程当中，人才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企业人才是确保林业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保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产业结构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所以，林业企业要想得到更好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不会得到淘汰，那就应该明确企业人才的重要性，加强人才引进力度。
4、强化企业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提高管理水平,增强经济效益是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贯穿企业各项生产活动的永恒主题,必须不断加强。过去,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过量的林业采伐消耗了大量资源,疏于管理造成了企业经济效益的.严重流失。大部分森工企业由过去的辉煌陷入了低谷,步入了“两危”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证明,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是增强企业经济效益的根本保证。没有一流的管理,就没有一流的企业效益抓住资金管理这个中心，以增收和节支为重点，加强企业管理，全面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认真加强成本管理
成本是企业运行质量的集中反映,是企业总体素质的综合表现，关系着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与发展。因此，必须从企业经营活动的源头抓起，牵住成本管理这个牛鼻子，有五条途经可以降低生产和产品成本。第一条途径是强化成本目标管理，提高投入产出水平，企业在采取目标控制中应该采用“制定定额、分解目标、控制费用”的办法。
强化财务管理，提高资金运营效益
确定财务管理在企业的中心地位，首先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其次是企业一切管理活动的基础，是企业管理活动的中心环节。财务管理必须研究生财、聚财、用财之道，提高对资金的筹措、运用和分配的管理水平。以最合理的方式标准运用资金，以最快的速度回收资金。建立和完善企业财务自我平衡机制。坚持财务的集中统一管理,加大理财力度，减少国有资产流失。
5、结论
林业做为我们的自然屏障，时时刻刻为我们的生活提供新鲜的氧气和保护，但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无节制的大肆开采，致使我们生活环境和气候日渐恶劣，并且在面对自然灾害的时候显得更加的手足无措。因此，合理的开展林业的经济是有效的缓解这些现象的重要手段，我们必须丰富林业发展的结构形式，并带动林业相关的副产品的发展，形成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双方的共赢局面，同时也要加强林业经济相关人才的培养，并注重提高林业经济发展的管理水平，加强监管力度，实现合理开采、合理种植的模式带动林业经济朝着更加稳健的方向发展，以便于更好更快的实现我国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伟大构想。
一个发达而有效的金融市场不仅可以筹集国家建设所需要的资金，并能保证资金在各经济部门之间的有效分配。因而金融市场的培育和发展一直受到各国政府的普遍重视。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金融市场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占gdp的60%以上，而占用的经济资源只有20%。如何改变资源配置的不平等，扩大中小企业的融资，完善金融融资渠道和体系建设是目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现状
(一)在内源融资方面，中小企业自有资金不足，自我积累有限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小企业在人创业阶段基本上是靠内源融资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这是由于在创业阶段，企业的经营规模尚小，产品沿不成熟，且市场风险较大，因此外源融资作为筹资不仅难度大且融资成本高，于是中小企业不得不把内源融资主要通过企业自筹和向关系人借贷两种形式，自筹通常表现为在流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企业向职工集资;向关系人借贷。两种方式的利率一般高于同期贷款利率。根据广东民营企业融资调查问卷以及温州的实证研究，截2004年末，企业通过内源融资方式在绝大部份中小企业中处于首位。然而，从总体上看，我国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着自有资金不足的现象。以私营企业为例，目前平均每户注册资本才80多万元。在内源融资方面，我国绝大部分中小企业陷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如不能转向外源融资，别说是进行企业扩张，连维持生产经营都成问题。
[](二)在外资融资的直接融资方面，证券市场准入门槛高
目前，我国资本市场还很不完善，大部分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难以通过直接融资渠道来获得资金，从股权融资来看，作为企业发行股票上市的唯一市场，沪深交易所设置了很高的门槛，绝非一般中小企业能问津。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的要求，上市公司股本总额不少于5000万元，并要求开业时间在三年以上且连续赢利。因此,平均每户注册资本80多万元的广大中小企业，根本没有资格争取到上市或发行企业债券的指标。从债券融资看，目前我国企业的债券市场的发展远落后与股票市场的发展，大企业都难以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融资资金，规模小，信誉等级相对差的中小城市企业就更不用说了。靠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来解决我国众多中小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不现实。
(三)在外源融资的间接融资方面，中小企业获得的资金有限。
在我国中小企业的间接融资渠道中，商业银行贷款占绝大部分比重。而商业银行在向中小企业贷款方面一直存在着种种限制。据统计，目前中小企业的贷款规模仅占银行信贷总额的8%左右，这与中小企业创造国内生产总值的1/3、工业增加值的2/3，出口创汇的38%和国家财政收入的1/4的比例是极不对称的。
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分析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并非中国所独有，而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然而，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使得我过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具有不同于别国的一些特点。现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成因进行分析：
(一)中小企业尚未建立起现代企
业制度，财务管理和经营管理不规范中小企业大多是以家庭经营、合伙经营等方式发展起来的。许多中小企业没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产权单一，企业规模小，科技含量低;经营行为短期化，负债多，积累少，投资规模与市场竞争力不足，抗风险能力低，容易遭到市场的淘汰;财务管理和经营化管理不规范。据调查，有80%的中小企业会计报表不真实或没有会计报表。有的企业甚至有四本帐(银行、工商、税务、自己)财务信息失真。此外，由于一些中小企业存在逃避银行债务，多头抵押等情况，因而其资信等级不高。由于银行对其缺乏足够的信心，为保证信贷资金的安全，降低成本和提高经济效益，银行不愿冒险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
(二)中小企业版(创业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作用有限
2004年5月中小企业版在深圳交易所正式启动。建立中小企业版，可以避免中小企业过度依赖银行贷款，为中小企业创造了直接融资方式，有利于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但是这种发展向中小企业融资的资本市场方案，实际上只能解决部分的高风险、高回报的科技型企业的融资问题。我国今后一段时期内资源禀赋结构的特点都将是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丰富，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小企业很难象搞科技型企业那样成为高收益、高成长的企业。因此，通过资本市场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方案，对这些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是没有太大帮助的。
(三)国有银行惜贷严重
国有银行惜贷的原因，可以从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的角度来分析。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确定性，借款人拥有信息优势，贷款人很难收集到有关借款人的全部信息，或者收集、鉴定这些信息需要花费大量的成本。中小企业大多处于初创期，不仅数量多，规模小、而且单个企业需要资金量少、财务管理透明度差，这就造成中小企业信用水平低。此外大多数中小企业处
于竞争性领域所面临的经营风险和淘汰率高，融资风险大，投资回报相对较低。因此，银行对中小企业的信贷将可能成为超过其自身承受能力的信贷，而中小企业也不愿按银行的要求提供相关的财务信息。如此一来，银行的贷款成本和监督成本上升。银行由于缺乏有关中小企业客户风险的足够信息，不能做出适宜的风险评价。此外，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在经营透明度和抵押条件
上的差别，以及银行追求规模效应等原因，大型金融企业通常更愿意为大型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而不愿意为资金需求小的中小型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四)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制度不完善
截至2007年底，全国已组建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各类担保机构600多个，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200多亿元。我国的担保体系是以政策性融资担保为主体、以政府出资为主，民间资本介入很少。政策性担保机构无需自负盈亏，追求的是社会效益，不符合担保的高风险性，有可能使担保规模过大，使担保变为福利。当银行考虑到一旦出现代偿额过大或集中代偿的情况，担保机构无力代偿时，反尔不愿意向中小企业贷款。此外，我国目前的中小企业信贷抵押折扣率过高。一般来说，中小企业规模小，可抵押的物品少，但现行的金融对抵押品的折扣率过高，使的许多中小企业无法获得足够的信贷资金。
三、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对策
(一)加强中小企业公司的治理建设我国很多的中小企业还具有明显的家族特色。用人方面任人唯亲，家庭成员占据重要的管理岗位，决策上独断专行。这种管理模式不利于中小企业引进优秀的管理人才，不利于提高中小企业经营决策的科学性，加大了中小企业的经营风险，降低了中小企业的信用水平，导致银行和投资者不愿意向其贷款和投资。
鉴于此，中小企业应走产权主体多元化的道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实行公司改造，解决家庭制对其发展的束缚，进行所有权的结构调整，引入优秀的管理人才，提高经营效率，降低经营风险，这样才能提高信用水平，增强融资能力。
(二)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大力发展互助性担保制度
充分认识和重视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作用，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建立起多层次，多结构，多种所有制并行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和再担保机构。首先，要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信用担保体系。由各级政府财政出资，设立具有法人资格的独立担保机构，实行市场化公开运作，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其次，成立商业性担保公司。以法人、自然人为主出资，按公司法要求组建，实行商业化运作，以盈利为主要目地。第三，建立互助性担保机构。由中小企业自愿组成，联合出资，发挥联保互保作用，不以盈利为目的。互助担保的优势来自民间担保的产权结构、社区性和互助、互督、互保机制。当面另风险时，政策性担保的通常做法是将风险转移给政府。而互助性担保机构承担的风险最终由会员分担，容易被潜在的被担保者接受，担保审批人于担保申请人相互了解，缓解了信息不对称的危机;互助性担保将银行或政府担保组织的外部监督转化为互助性担保组织内部的相互监督，提高了监督的有效性;处于劣势的中小企业通过互助性担保联系起来，在于银行谈判时能争取到较有利的条件;互助性担保减轻了政府财政负担，可以为政府与中小企业沟通创造新的渠道，容易获得政府的支持。为适应今后的发展需要，宜构建以互助性担保机构为主，政策性担保机构和商业担保机构为基础，以地区和市级，省，国家三级再担保机构为支撑的结构体系。
(三)转变国有商业银行经营观念和经营方式，改进中小企业融资服务
对于进入成熟期的广大中小企业来说，最为关注和期盼的莫过于能够及时获得银行贷款。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无论其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如何，银行信贷融资始终是中小企业的主要来源。
1.调整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政策，强化和健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信贷机构。商业银行要打破以企业规模和所有制结构作为贷款的标准的认识误区，除总行外，一级分行和作为基本核算的二级分行也应尽快分离和设置专门的中小企业信贷机构。
2.修改企业信用等级评定标准，建立一套针对成长型中小企业的信用评估体系。应把企业的行业发展，成长预期，管理团队和科技优势作为评估的主要因素，并以量化指标体现出来，再结合财务状况，综合评估此类企业。
3.从政策上提高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积极性。可考虑扩大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利率浮动区间，对于向中小企业贷款比例较高的商业银行，可以考虑实行诸如冲消坏帐和补贴资金等措施，以增强其抵御风险的能力。
4.运用金融创新工具，改善信贷融资能力。很多成长型中小企业具有高风险性，对其信贷融资，显然具有风险。虽说这类企业也会带来高收益，然而这种高收益并不会增加银行信贷的利息收入。如果将收益的一部分变为权益融资，不仅可以给银行获得中小企业成长带来的收益，也降低了信贷的整体风险。
(四)大力发展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
地方性中小机构包括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地方性中小企业产权交易市场、中小企业债券市场和地方性风险投资公司。现在，我国虽说有五万多家农村信用社和五千多家城市信用社，但其合作性质已经淡化，成为“准国有商业银行”，应在对其清理整顿的基础上，成立商业性中小企业银行，专门为地方中小企业提供商业性贷款。中小金融机构拥有成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的信息优势;中小金融机构一般是地方性金融机构，通过长期的合作关系，中小金融机构对地方中小企业经营状况的了解程度逐渐增加，有助于解决存在于中小金融机构于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公务员之家
(五)发展融资租赁业务
这是因为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融资租赁具有其他融资方式所没有的优点：
1.限制条件少，能迅速形成现实的生产力;能使中小企业保持技术及设备的先进性，提高产品竞争力;与发行股票、债券或通过银行借款等方式相比，受到体制、企业规模、信用等级、负责比例、担保条件等限制较少。
2.融资风险少，中小企业有权选择自己最需要的设备，掌握设备及时更新的主动权。由于租赁期内设备的所有权属于出租人，租赁期满时，承租人有权选择归还或购买，设备过时的风险就由出租人承担了。中小企业出现经营不善无力交付租金时，出租人只好收回设备。与债务融资下的破产清算相比，融资租赁的财务风险更小。
3.保持中小企业财务的合理性与安全性。一方面，避免了流动资金的一次性过多占用，增强了中小企业资金的流动性;另一方面，与股权融资相比，租赁融资可以避免对股权的稀释。
4.能够产生节税效应。按照我国税法的规定，租赁设备的折旧由承租人提取，承租人支付的租金中包含的利息和手续费均可从税前扣除，从而使承租人得到了减税的好处。
内容提要: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给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应对危机,总结事件过程,反思
《金融学毕业论文范文》正文开始>> 内容提要: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给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应对危机,总结事件过程,反思经验教训,西部金融产业发展应注意信贷过度集中的问题,推进并发挥金融创新的积极作用,鼓励适度消费,建立严格的金融风险评估机制,加强财政金融的监管和立法,促进和保障金融产业稳健发展。?
关键词:金融危机;西部地区;教训汲取;发展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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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风暴,给全球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忧虑,尤其是金融业界更是谈虎色变。那么,这场金融危机究竟是如何引发,西部大开发,发展西部金融业从中应当吸取哪些教训?对此,本文作如下分析和思考。?
一、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及相关问题剖析?
2007年4月,新世纪房贷公司申请破产保护,美国次级抵押信贷市场风险危机开始,此后伴随着美联储、欧洲、日本等先后几次向金融体系注资救市,以及美联储利率的不断下调,这场以雷曼兄弟倒闭为代表的华尔街风暴,逐步已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可划为三个阶段:一是债务危机,即金融机构向大量信用不良以及低收入群体贷款购房,贷款者不能按时还本付息所引起的问题;二是流动性的危机,即这些金融机构由于债务危机导致的不能够及时产生足够的流动性来应付债权人变现所引发的问题;三是信用危机,即人们对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金融活动产生全面怀疑所造成。探究这场金融危机的发生,如果从体制机制及相关财政金融宏观管理决策上分析,与美国债务经济模式和金融机制及金融宏观管理决策本身存在的问题有着直接的关系。?
(一)美国不劳而获的经济方式——债务经济模式,是一个地道的空壳经济,培育了美国经济增长的大气泡?
众所周知,债务经济模式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使世界各国对美元的需求大增,以及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放弃美元货币供应量的管制,改用利率作为调控宏观经济的货币手段的背景之下。即美国不再需要一般性的实业企业,除食品以外的一般消费品和一般性工业设备外,其他商品都从国际市场购买,并借此向世界输出美元。其他国家为了国际贸易结算顺利进行,不得不持有相当数量的美元储备,并购买美国债券或其他所谓安全的美元资产以保证美元储备保值增值。在这种金融框架下,只要美元国际结算货币的地位不倒,外国政府就永远需要美元储备,美国欠下的债务就永远不必归还,并且通胀或美元贬值会自然蚕食掉利息率。据统计,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美国GDP制造业所占比例不到10%,制造业投资的增长率更少,而服务业在美国GDP中的所占比例高达80%。按美国著名学者安德森·维金的推算,美国每获得1美元的GDP,必须借助5美元以上的新债务。同时随着国际贸易量增加,美元债务随之也会增大。正是这种债务经济模式,既膨胀了美国经济,也为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埋下了隐患。即一旦消费信贷迅速膨胀引发次债危机,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都会产生急剧下降或增加,进而引发金融危机。?
(二)金融投资激励机制失衡,导致金融过度膨胀?
美国金融投资极度膨胀与金融投资激励机制失衡有极大关系。在债务经济模式下,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家与职业经理人只有把股票、期权等金融衍生产品无限扩大,从中才可获得更多的收益。到2008年中期,美国各类衍生工具的名义金额高达200万亿美元。金融机构杠杆
率高达50~60倍,远远超过几倍、十几倍的正常水平,加剧了自身财务脆弱性?①。而金融家和职业经理人却为其自身利益铤而走险,在证券化分析、系统风险估算甚至毁约概率计算上预测上不断出现失误。这种情形加之华尔街金融家们的不良行径,如各种违规套利,失实的传销手段,导致资产证券化的急剧膨胀。而资产证券化一旦过度,必然加长金融交易链条,金融市场的透明度随之降低,金融风险也会随之被空前放大。?
(三)消费信贷金融监管的缺失?
从Y=C+I+NX可知:美国巨额贸易赤字使净出口NX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为负值。而美国制造业投资增长率不断减小,2006年仅为,投资额仅相当于GDP的,并且金融投资仅能平衡贸易逆差,所以,美国也只有靠增加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仅2007年消费对美国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2%。然而现实是从1971年到2007年,美国民众的绝对收入水平下降,中产阶级人数大幅萎缩,并且失业率不断攀升。为解决这种矛盾,美国政府采取不断鼓励消费信贷的措施。即让原本没有资格借钱的人借钱消费,让原本没有能力买房的人购买住房。而金融监管的缺失,导致金融专家被利益所驱使,经济学家被公司所利用,最后政府监管成为摆设,风险预警能力丧失,这是形成系统性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又一重要原因。?
(四)评级机制失信?
美国众多的金融机构贷款出了问题,与金融评级机构严重失信分不开。由于金融机构的失信,使很多问题债券、问题银行长期被评估为“优等”,其中包括美国著名的三大信用评级机构 (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失信的评级机制蒙蔽了政府、企业和社会大众,也不得不使他们去吞下金融危机这个苦果。?
二、金融危机背景下西部金融产业发展应当汲取的经验和教训?
美国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严重影响,对各国的影响尤其是金融业的影响也正在向纵深发展。危机爆发之初,国际投资大亨索罗斯曾预言:“各国能否有效对付本轮金融危机,关键在于各自的政策效力。”面对危机,中国政府出重拳,采取加大投资,刺激消费,给经济“输血”等一系列有效措施。2008、2009两年新增投资4万亿人民币,2009年新增信贷近10万亿人民币。减税降费、贴现降息、家电下乡、汽车补贴,各地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有效地应对这场危机。正如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面对危机“我们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实施并不断完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很快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趋势”?②。目前这场危机似乎已近尾声,但是这场危机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尤其是中央第二个西部大开发规划即将出台,西部大开发将进一步加速,西部金融产业也面临难得的机遇,在此背景下西部金融产业发展应当汲取哪些教训,注意些什么问题呢??
(一)在宏观经济决策上,必须根据国情区情制定产业政策,合理安排金融产业的发展比重,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平衡发展?
与金融市场有关的论文
金融市场是指资金融通市场，是资金供应者和资金需求者双方通过信用工具进行交易而融通资金的市场，以下是我为您整理的与金融市场有关的论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摘要 ：目前，金融市场对现代企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比较大。当然，金融市场也成为现代企业发展的关键条件，现代企业必须把内部财务管理和金融市场联系在一起。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现代企业的数量不断增多，规模也在不断扩大，而金融市场是在不断变化的，现代企业要想在多变的金融市场中生存发展就必须认识到加强财务管理的重要性，结合内部实际情况合理制定财务管理方案，提高财务管理水平，实现有效管理。
关键词 ：金融市场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理论；实务
在新形势下，金融市场是现代企业资金流体的关键渠道，实际上就是企业之间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进行资金交易，保证现代企业融资、票据办理等业务的顺利运行。
金融市场在现代企业财务管理中的作用不可替代，现代企业在开展财务管理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市场因素，保证财务管理的合理性。
1现代企业财务管理背景分析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金融市场也在不断变化，现代企业的财务管理模式也在不断调整，导致企业的发展模式也必须适当作出调整。现代企业财务的主要模式就是资金运行，但是传统的资金运行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现代企业发展的实际需求。
传统的现代企业经营和发展的前提就是资金不断增长，资金成为企业经营和发展的基础，企业会引进一些先进的设备来提高生产效率，进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企业的经营模式包括：一是资金流动，二是采买，三是投资，四是控股。现代企业财务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责就是提高资金的利用率，保证资金利用的合理性，避免出现资金浪费的情况。
如今，现代企业的运营和发展必须建立在金融市场的基础上，时刻关注金融市场的变动，对金融市场的变动进行研究分析，并形成书面报告，为现代企业财务管理提供数据依据和支持。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必须和现代企业的发展目标相一致，推动现代企业的发展。
2金融市场对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理论和实务的影响
金融市场对现代企业筹资过程的影响
金融市场既然是现代企业资金流通中不可或缺的渠道，各个企业就需要在原有的发展模式下开展现代企业融资和证券交易。金融市场实际也是资金交易市场，交易的对象就是有价值的商品或者产品。
金融市场交易中的构成元素有：一是交易对象，二是交易方式，三是交易渠道。金融市场也是各个企业资金交易的中介，把现代企业的资金交易活动全部纳入到金融市场体系中，金融市场在现代企业运营中的作用就是保证企业资金的纵向流通，资金能够正真流向有需求的企业，降低企业的运营风险，减少企业的资金投入。
现代企业交易的特点是便捷交易，缩短了资金交易的周期。在新形势下，现代企业需要结合金融市场的变动情况来制定财务管理方案，调整内部财务管理体系和结构，把企业的负债率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降低企业的负债率可以减少企业的资金投入，可以给企业带来更多的收益。如果现代企业的负债率比较高，现代企业的运营风险就会提高，企业就会偏离既定的发展目标。现代企业要在金融市场变动的.前提下合理的调整内部负债与权益，降低负债率给企业运营带来的影响。
金融市场对现代企业投资过程的影响
相比于传统的企业财务管理而言，现代企业财务管理具有一定的属性，这也是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进步之处。在金融市场环境下，现代企业可以利用内部基金等来展开资金投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也使得现代企业的资金投入不再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资金投入更加自由。金融市场对于现代企业资金投入起到引导的作用，在现代企业开展资金投入的过程中，很多因素会影响企业的资金投入，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一是利息率，二是通货膨胀率，三是汇率资金。
企业内部对资金投入的影响因素有：一是新兴技术，二是资金投入比例等等。对此，要想降低现代企业资金投入风险，就必须坚持多元化投资原则，降低企业的投资风险。资金投入多元化也符合现代企业的发展需求，资金投入多元化也可以丰富现代企业的财务管理模式，多元化财务管理模式是把企业的某个分支作为管理的重点和主体，并对外展开投资活动。
多元化投资方式比较适合资金额比较大的企业，多元化投资必须建立在用户的实际需求上，而且要结合用户的需求展开生产活动，要有针对性地进行投资。在金融市场环境下，分配权是现代企业的关键属性，也是现代企业所特有的属性，企业可以把现有的资金转换成股权的形式，拥有企业股权就可以成为现代企业的拥有者，而且股权是可以转让的，如果企业的现有资金无法维持企业的运营，企业就可以转让股权，获取更多的资金，维持企业的运营，为企业生产活动提供资金保障。
3我国金融市场现状
从国内金融市场发展现状来看，我国现代企业的数量不断增多，现代企业所发行的证券数量也在不断增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金融市场投资难的问题，也增加了现代企业的投资途径，减轻了国内银行的压力，为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有利于企业发展。从2009年开始，国家开始实行自主创业模块，丰富了金融市场发展形势，提高了现代企业的社会竞争力，让企业能够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近几年，金融市场一直在不断地调整。
但是，金融危机对金融市场的影响非常大，金融市场必须加大调整力度，快速发展。金融市场的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金融产品，二是金融手段等等。创业板是金融市场发展的新形势，创业板扩大了市场经济发展规模，证券行业的快速发展也促进了国家经济发展，提高了资金的利用率，丰富了现代企业的业务形式，解决了现代企业发展中现存的问题，降低了企业的投资风险。我国金融市场正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拥有金融市场特有的属性。
4金融市场环境下现代企业财务管理改革对策
健全现代企业财务管理制度
目前，我国金融市场比较复杂，现代企业要想实现财务管理目标就必须健全财务管理制度，为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开展提供依据和保障。但是，现代企业财务管理制度的建立不是盲目的，必须结合金融市场现状建立适合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随着国内金融市场空间的不断扩大，金融市场为现代企业搭建了更为广阔的资金交易渠道，企业只有保证财务管理制度的合理性，才能发挥出财务管理在现代企业发展中的作用。除此之外，现代企业必须把运营和投资风险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降低企业的投资风险，并对金融市场风险进行评估，做到事先预防，事中控制，事后分析解决。
现代企业必须增强风险防范意识，认识到控制市场风险的重要性。现代企业财务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随着金融市场的变化而调整和变动，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出财务管理制度的作用。
丰富财务管理形式
在金融市场环境下，现代企业必须改变传统的财务管理理念和模式。现代企业管理者必须认识到开展财务管理工作的重要性，结合内部实际情况丰富财务管理形式和手段，创新财务管理观念，在原有财务管理模式上进行调整，扩大财务管理的范围。企业财务管理还包括以下内容：一是风险投资，二是保守估计，财务管理部门要为现代企业管理人员提供投资方案。但是，现代企业投资本身就具有两面性，现代企业可以通过对外投资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但是投资一定是存在风险性的。
金融市场环境下，企业投资的风险性也在提高，汇率等一直在波动必定会加大企业投资风险。现代企业财务管理人员就必须对采用先进的风险技术来控制投资风险，保证现代企业的正常运行。在金融市场环境下，现代企业财务管理对于财务管理人员的专业性和综合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现代企业管理人员首先必须认识到开展人员培训的重要性，加大人员培训方面的资金投入，为人员培训活动的开展提供资金保障。其次，企业必须丰富财务人员培训形式，优化培训内容，丰富财务管理人员的实践经验，提高财务人员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进而提高财务管理人员的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
最后，财务人员也要不断学习，不断对自身的工作进行总结，及时发现自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便及时作出调整。现代企业必须加大会计控制力度，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保证企业资金的安全性。现代企业财务管理工作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开展，找出财务管理的重点和难点，规范会计人员的行为。现代企业还需要在财务人员内部建立并完善奖励机制，对表现优秀的财务人员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提高财务人员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
5结语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现代企业的数量不断增多，现代企业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财务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企业财务管理的合理性对于企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但是，在金融市场环境下，传统的企业财务管理模式和理念已经无法满足企业发展需求。在金融市场环境下，现代企业必须明确财务管理目标和方向，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合理制定财务管理方案，保证财务管理的合理性，发挥出财务管理的作用和优势。
在开展财务管理工作之前，财务人员必须分析金融市场现状，并进行总结分析，降低外部因素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保证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降低企业的投资风险，把投资风险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竞争力，推动现代企业的发展。企业也必须认识到控制风险的重要性，增强风险意识，保证现代企业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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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金融业作为国家经济的命脉与核心，在当代国家中的资源配置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些3000字金融学术论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金融学术论文3000字篇一 《金融危机防范与金融审计免疫系统完善研究》 金融审计作为国家审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防范金融风险乃至金融危机方面具有重要作用。2007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整个金融业的连锁反应。2008年，随着美国两大房产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被政府接管，美国华尔街排名前五位的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破产，美林证券被并购，以及美联储联合其他大银行出资7000亿美元救市并由此引发的全球股市持续低迷等一系列事件的接续发生，使美国金融危机逐渐蔓延至其他国家，形成全球性金融海啸，并波及到我国的一些金融机构。随着金融全球化，我国金融业同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系日趋紧密，如何防范这种输入性金融危机，特别是从国家层面加强金融危机防范十分重要。 2008年3月，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提出了“国家审计免疫系统论”的重要观点。认为国家审计作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免疫系统，首要任务是保障国家安全，即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国家安全包括国家财政、金融、资源、环境和信息安全等。金融审计作为国家审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护金融安全，防范金融危机的重要手段。因此，发挥和完善金融审计免疫子系统功能是本文研究的重点。面对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特别是近期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和蔓延，对深化金融审计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作为中国金融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审计必须注重对影响金融安全问题的研究，发挥其保障金融安全运行的“免疫系统”功能，实现“维护安全，防范风险，促进发展”的目标。 一、金融危机的理论综述和发生机理 (一)金融危机理论综述从金融审计角度有效地防范金融危机，首先要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认识金融危机，为金融审计免疫系统的构建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 经验 。国际上金融危机理论发展至今已有三代历史。从1979年克鲁格曼(Krugman，1979)具有开创性的完全预见能力模型、1994年奥布斯特菲尔德(obsffeld，1994、1996)、萨斯、托美尔和维拉斯科(Sachs、Tomell、Velaseo，1996)的多重均衡和危机的目促成性模型、到1998年克鲁格曼(1998)、Cometti Pesenti和Roubini(1999)的道德风险危机模型，Radelef和Saches(1998)、Chang和Velasco(1998a，1998b)的金融恐慌模型、金融系统不稳定性模型以及危机传染性模型等，每一种理论模型都对当时在不同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进行了解释和说明。 第一代金融危机模型：克鲁格曼的完全预见能力模型。该模型源自对墨西哥(1973—1982)和阿根廷(1978—1981)等国家所发生金融危机的解释和说明，强调外汇市场上投机攻击与宏观经济基础变量之间的联系。根源在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与稳定汇率政策(如固定汇率制)之间不协调。当政府所追求的宏观经济政策与稳定汇率政策不协调时，理性的投机攻击就会发生，最终导致金融危机(朱波，2005)。 第二代金融危机模型：多重均衡和危机的自促成性模型。由于完全预见能力模型没能很好地对1992—1993年爆发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进行解释，因此，理论界进一步发展了新模型。该模型认为政府维护汇率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政策选择过程，维护汇率稳定是一个政策目标抉择的成本收益权衡过程，强调危机的自促成性质。当政府内外政策不协调时，投机者预期汇率最终会贬值，就会提前抢购外汇，结果是国内的经济状况提前恶化，政府维护汇率的成本增加，从而爆发金融危机。 第三代金融危机模型包括道德风险危机模型、金融恐慌模型和危机传染性模型等。为了对以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为代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金融危机进行合理解释，出现了很多新模型。其中，道德风险危机模型认为政府对国内银行负债的隐形担保会导致国内银行借贷政策中的道德风险问题，最终使得国内银行的不良贷款增加引发金融危机。在金融恐慌模型中，银行将存款人存款投资于长期项目，当许多存款人从银行提存时，由于银行流动资金有限，不得不停止贷款所支持的长期项目，导致贷款损失，最终引发金融危机。危机传染性模型，主要包括银行同业市场中流动性危机传染和国际金融危机传染;一方面，信息外部性或银行间信贷关系使得银行间破产进行传染，另一方面，Kodresa和Pritsker(1998)认为，信息不对称和跨市场套期保值能力是国际金融危机传染的根本原因。 (二)金融危机发生机理从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乃至全球性的金融海啸，这些金融危机涉及面广、冲击力强、破坏性大而且持续时间长，因此，应仔细分析这些金融危机发生的机理，从中找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的有效手段。尽管每个国家爆发金融危机都有其当时国内外特殊的经济政治原因，但这些金融危机背后都有一些共性原因。 首先，发生金融危机国一般对外资依赖程度高、外债结构不合理。如1992—1994年，墨西哥每年流入的外资高达250亿—350亿美元，而外贸出口并未显著增长，外贸进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则从1987年的增至1993年的31%，结果造成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高达230亿美元。 其次，透支性经济高增长和不良资产膨胀使投资者信心受到打击。如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最先在泰国爆发，其海外投资者对投资项目失去信心，导致大量资本外逃。当高速增长条件不充分时，为继续保持速度，这些国家转向靠借外债来维护经济增长。但由于经济发展不顺利，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亚洲有些国家已不具备还债能力。在东南亚，房地产泡沫导致大量银行不良资产，挫伤投资者信心。 再次，汇市和股市的联动性，金融政策顾此失彼，加之国际金融市场上游资的冲击。墨西哥金融危机中，政府宣布货币贬值意在阻止资金外流，鼓励出口，抑制进口，以改善本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但在社会经济不稳定情况下极易引发通货膨胀，也使投资于股市的外国资本因比索贬值蒙受损失，从而导致股市下跌。在亚洲金融风暴中，一些国家的外汇政策不当。为吸引外资，一方面保持固定汇率，另一方面又扩大金融自由化，给国际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机。亚洲金融风暴发生时，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7万亿美元的流动国际资本。 最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但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如民族国家问利益冲撞加剧，资本流动能力增强，防范危机的难度加大等。金融危机影响极其深远，其暴露了发生经济危机国家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金融危机为健全我国的金融监管、完善金融审计免疫系统提供了一个契机。 金融学术论文3000字篇二 《创新金融管理与服务的对策》 摘要：金融业作为国家 经济的命脉与核心，在当代国家中的资源配置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金融业面临着各种复杂交错的风险， 文章 通过对当前我国金融业面临的金融风险进行原因分析，提出了完善金融 管理与服务的四条对策，通过创新金融管理与服务，以推动金融业的健康可持续 发展。 关键词：金融业;金融风险;金融管理服务 一、金融业面临的金融风险原因 金融业作为国家经济的命脉与核心，在当代国家中的资源配置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谓的风险，简而言之，就是指一种行为既可能带来收益，又可能带来损失。那么，金融风险就是指“经济主体在金融活动中受损失的不确定性或可能性。或者说，经济主体在金融活动中预期收益与实际收益出现偏差的概率”[1]。一般来说，市场经济 环境下的金融活动都隐藏着金融风险，这种风险只能控制在一定的限制范围之内，一旦风险过大，金融风险便会爆发出来，甚至有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 那么，金融业面临的金融风险原因主要有哪些呢?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分析。 第一，从金融业的布局与发展来看，目前我国金融业存在着单一化的问题。在我国，实行银行改制以来，我国几大国有银行在资金配置上仍然处在绝对支配地位而没有什么改变。资金链主要由国有商业银行控制，融资 渠道 单一，由于广大群众缺的投资渠道过于单一，以及面临着衣食住行的生活成本提高，更多的百姓选择的是宁愿把钱存于银行中。与此同时，企业要发展，则必须对外部资金具有很高的吸纳能力，但是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的限制，直接融资不能够获得自由的发展，百姓的投资渠道缺乏，企业只有靠向商业银行借贷方能生存发展。这就形成了融资渠道的单一和结构的僵化，使得银行风险处于高水平地位。 第二，从操作从面来看，金融机构存在着操作风险。操作风险，顾名思义，就是指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的风险，表现在金融业中，就是在银行的日常业务操作过程中产生的风险。这种操作风险又表现为以下几点：首先，金融行业 工作人员的个人素质风险;其次，业务操作过程缺乏规范，无规章可循。金融活动是一种多主体互动性质极强的经济活动，他们都是以盈利为目的，由于利益诉求的不同，这就导致了金融活动操作的异化。 第三，从利率的变动来看，我国的金融业存在着愈来愈高的利率风险。在我国，由于对利率市场化进程的管制比较严格，因此各商业银行不能自主调整利率。利率的变动受到统一的系统性调度，由此而带来了较大的系统性利率风险。在利率市场化进程势在必行的今天，银行利率的波动将会变得频繁，由于银行的资产和负债主要都是以金融产品的形式存在，所以受利率变动影响较大，这样以来，在利率市场化的前进中，由于金融机构自身应对利率波动能力的不足，将会带来利率风险。 第四，从信用角度来看，金融机构时刻存在着信用风险。信用风险管理是银行风险管理的首要目标，这是因为银行普遍存在着信用风险。商业银行普遍存在着过度借贷的冲动，因为贷款借出越多，也就代表着业务做得越大，最终有可能获得很好的收益。但是，这就存在着盲目借贷的风险。因为借出的资金大多都是流向高风险的行业，因此极易形成呆账、坏账，这就潜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从借贷者来看，他们也在寻求各种手段满足自身利益，从而千方百计逃脱还贷的义务，向银行转嫁风险，使亏损的由银行来承担。于是，各种转嫁风险、贷、拖欠贷款等现象就大有人在，增加了银行的信用风险。 第五，从金融的自由化层面来看，各种金融机构的泛滥，形成了自由化的风险。随着老百姓手中的资金越来越多，而国家已经开始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管制，这促进了银行业的发展。另外，一些人也纷纷采用各种手段来吸收散在的资金，形成地下金融市场，而一些中小企业在从正规金融渠道筹集资金困难的情况下，容易寻求这种地下金融市场等非正规金融渠道。而那些正规的金融机构，也需要获得比自由化之前更多的利益，便更容易从事那些大风险的活动。 从以上五个方面来看，面对着各种复杂交错的原因，应对金融风险，加强应对金融风险体系，控制与防范金融风险的要求势在必行。 二、完善金融管理与服务对策 在金融业面临着那么多风险和挑战的今天，如何从实际困难中寻找有效应对这些风险和挑战的办法，从而能够不断创新金融管理与服务的方式 方法 ，防范和化解风险，以推动金融业可持续发展，是一份十分艰巨的任务。笔者 总结 以下几条，用以加强和完善金融管理与服务。 第一，改变传统观念，用现代的眼光，创新金融服务产品。所谓的金融产品服务创新，“主要指金融行业为客户提供的价值凝聚形态，包括种类用于投资、避险，或者金融操作便利工具，以及附加在这些产品上的其他劳动价值。”[2]传统的金融行业主要通过提供传统的金融工具为客户提供帮助，现代金融业的发展要求金融机构能够积极利用咨询、信息服务等方式，通过银行卡、股票、支票、债券、汇票、期货、保单等新型金融工具，促进服务的现代化与文明化。另外，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时的环境，包括客观环境和主观环境，都要更加人性化，更让人赏心悦目。 第二，从立法的角度来看，要加强金融风险的法律防控。目前，对金融风险的防控已经不是一个要不要实行的问题，而是一个要通过什么方式实行才更有效的问题。首先，我们需要从根本上进行金融立法的完善，从法律层面上规范金融机构及金融主体的合法化行为。另外，要加强金融监管能力。 第三，从准入制度来看，要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市场准入制度是体现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的“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市场准入既是管理金融市场、防范金融风险的第一道关口，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其他一系列金融监管制度建构的基础依据。加强市场准入制度的建设，对各种金融工具、交易机构等注册、审批以及交易的资格都要进行严格的审查，使那些不符合资格的金融机构都不能进入金融市场。 第四，从管理本身来看，要创新金融管理。进行现代化的管理方式，是优化金融机构发展，保证金融机构良好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机构要加强本单位激励机制建设，在人事的 组织、岗位、流程、培训、考核、 市场营销 方式等方面积极创新。特别是在新型金融工具不断涌现的今天，要对员工的个人业务素质、道德素质方面进行培训，以获得良好的口碑，增强本单位的软实力。 参考文献： [1]周昌发.金融风险防控法律机制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1(1):145. [2]何东.金融管理与服务创新对策[J].商场现代化,2011(1):188. 金融学术论文3000字篇三 《试谈互联网金融模式与发展问题》 一、互联网金融模式 互联网金融模式分为第三方支付、P2P网贷、众筹模式、互联网理财四种主要模式。 (一)第三方支付 随着信息高度密集化的迅速发展，人们对支付系统的需求越来越高，因此，第三方支付系统从最初的仅限于支付使用的系统逐渐实现了线上线下、综合应用的各种功能，并涉猎到了人们生活中的各个领域。根据用途把第三方支付分为两种类别。第一是独立的第三方支付模式。此模式仅限于电子商务网站支付使用，例如易宝支付等等;第二是依托于B2C、C2C提供担保功能的第三方支付模式。此模式提供的担保功能具体体现为第三方平台负责托管货款、通知商家到款、发货，待买方收到货品检验确认满意后通知第三方平台付款给商家，平台将款项转至卖方账户后完成整个支付流程的交易，例如淘宝网的支付宝、腾讯旗下的财付通等等。 (二)P2P网贷模式 P2P(peer to peer)网贷即个人对个人的网络借款，可以实现借款人享受网络贷款的便捷与高效率。随着P2P网贷规模的不断扩展，根据《2015年3月网贷平台发展指数评级》 报告 中显示，截至2015年3月我国P2P网贷平台增加到了以十大P2P网贷平台陆金所、人人贷、宜人贷、积木盒子、投赚网、微贷网、拍拍贷、有利网、易贷网、红岭创投为首的2160家。P2P网贷模式主要由直接融资、提供本金与利息担保、信贷资产证券化模式构成。其中的直接融资形式的如拍拍贷是为借贷双方只提供纯粹的信息匹配;提供本金与利息的担保平台是以担保机构形式运作的，工作流程为寻找、筛选客户，提供担保、匹配资金;信贷资产证券化是以陆金所与有利网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模式。 (三)众筹模式 众筹(crowdfunding)即大众、群众筹资。是指用团购+预购的形式，在互联网平台向网友募集项目资金的一种互联网金融模式。众筹模式让更多的人可以加入到创业行列，因为它利用了网络平台向大众募资，大大降低了募资的成本。同时，他又是向大众小额募资，也进一步分散了投资人的风险。众筹模式为各种项目提供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平台，在通过众筹模式获得项目启动资金的同时，为创业人提供了机会与无限的可能性。例如：2012年10月份美微传媒创始人朱江在淘宝店铺的“美微会员卡在线直营店”，该会员卡是在享受订阅电子杂志的权益同时，可以拥有美微传媒的100份原始股最具代表性;再如2015年李丹妮的京东“万壕计划”是京东首例微商众筹品牌。 (四)互联网理财 互联网理财产品随着互联网金融业的迅速发展而不断涌现，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在2014年第三十四次调查报告中显示我国理财产品用户规模已达到了6383万，使用率数据为。报告中分析了互联网理财产品的长尾效应正和个人零散资金的收益回报现象，这不但提高了互联网理财运营商的商业地位，而且个人零散资金的高收入，也使用户的规模得到了迅速的增长。以2015年7月份的累计万份收益排名图表为例，如下图。 二、互联网金融发展研究 互联网在不断优化用户体验中打造了新经济、新金融时代，带着全新的 思维方式 与 商业模式 ，开始了金融业颠覆性的发展行程。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需要创新，互联网金融在未来的行业竞争中也是如此，例如：当前第三方支付模式主要以密码支付为主，“刷脸”支付系统的出现与测试，就是对支付系统的创新与完善，未来还会有更加科学、安全的支付系统丰富第三方支付模式。基于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PC互联网的主要平台局面也会逐渐向移动互联网金融方向发展，更多的互联网金融产品服务将会依托于移动互联网实现，尤其是个人理财方面拥有的庞大用户群。随着互联网金融监管政策的陆续出台，互联网金融的风险频发、鱼龙混杂局面会逐渐步入正规化发展。在P2P网贷模式中，一些制约因素与限制条件也会相聚出现，如：年收入必须达到一定的金额才能投资、投资金额不能超过可投资资产的一定比例等等。 互联网金融模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转化与增加，为了顺应社会经济的发展，互联网金融的旋风式发展越来越专业化，这必将成为金融界的主力军，互联网支付、网贷、金融门户、理财系统会从为大家带来便捷的同时，更加安全、高效、合理与科学化。 猜你喜欢： 1. 金融学术论文3000字 2. 金融专业学术论文 3. 关于金融的专业学术论文 4. 关于金融的国家学术论文
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简单啊 要免费的参考文献就去“文发网”上找嘛 多得很哦城市化与过度城市化摘 要:工业化、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政府的发展规划成为推动城市化的动力。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城市人口过度增长、政府的过度消耗、过度的资源消耗与污染以及过度的非人本指标等现象,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关键词:城市;城市化;过度城市化Abstract: Industrialization, change of rural economic & social structures and government development planning have become the driving force of urban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the phenomena of over-increase of urban population, over-consumption of government, over-consumption of resources and serious pollution and excessive non-human-oriented indexes, etc. bring a series of serious social words: city;urbanization;over-urbanization一、城市与城市化要理解城市化问题,先要了解城市。什么是城市?美国学者曾经指出,有三种定义城市的方法,“在美国,城市是有2500人居住的社区,城市化地区是居民不少于5万人的城市”;“在巴西,人口规模则不是确定城市的依据——城市就是首府”;“按照社会学的传统,城市被定义为在地理上有一定范围并具有某些特征的社会组织形式”① 。中国学者对城市也有定义,有人指出:“城市是大规模高度聚集的人类活动区域。”②城市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基地,是人类文明的历史性产物。城市是特定国家或特定地区居民经过生活演变,在合适的地点逐步发展起来的,有稳定的生产布局和贸易市场,有各种相对完备的政治、法律、宗教、教育和文化事业组织,以及相对严密的专业化管理秩序的大规模人口聚居区。什么是城市化?可以把城市化看成一种指标,一种用以分析城市化实现水平的评估体系;也可以看成形容词,形容一个相对大的区域内城市的密集程度。50年代初期有一个划分城市的标准,3000人口以下的是农村集镇,3000人口以上的叫城镇,或者叫城市,所以在中国有城市、城镇和农村集镇的区别。建国初期江苏的城市化率是14%强,而根据有关统计资料,苏南地区的城市化率是17%强,大约高于全国平均数7个百分点,所以苏南是全国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城市化在当前,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即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当局以扩大城市的规模,强化城市的经济功能,提升城市的辐射能力为手段,加快国家经济建设的一种手段或者方案。站在这个角度上看,城市化就是政府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方针或者策略,具有很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特征。关于城市化的发展方向,有关专家有许多研究,提出了很多设想,比如信息化城市、数字城市、生态城市、和谐城市、创新型城市等。这都是一些十分有价值的想法,实现起来有一个过程。严格说来,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运动,是最近20多年的事情。尽管1949年以后,城市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是,由于发展方针方面有问题,或者限于发展速度缓慢,都不能称之为城市化运动。最近20多年来,城市化运动才有了长足的进步,有以下三组数据能够说明这一点。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数据,笔者选取了四个年份,反映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变化(表1)。综合有关《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笔者选取了1985年以来的四个年份,反映全国城市的建成面积(表2)。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运动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笔者选取了1990和2001两个年份中国城市发展的有关数字对比(表3)。二、过度城市化应该承认,我们的城市化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当然,经验教训也不少,其中过度城市化就是一个值得注意和预防的问题。西方学者曾经提出了“城市化过度”的概念。有学者指出:“城市化过度是伴随着前殖民地国家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状况,即一国城市居民相对于全国人口的比例大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所允许的比例,一般说来,它是迅速城市化的孪生兄弟。”③上述西方学者关于过度城市化的观点,对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启发性。现在看来,城市居民占全国人口的比例高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所允许的比例,当然可以作为讨论过度城市化问题的衡量指标;从占全国人口总数比例的角度上分析过度城市化问题,也是一个现实的因素。不过,由于各个城市的具体情况的差异,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往往并不具备决定的意义。换句话说,在考察具体城市是否已经城市化过度的时候,单纯以其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来衡量,有可能并不十分科学。因为有的城市,虽然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较高,但是它的综合能力所决定的人口涵养能力比较强,因而并没有达到过度城市化的程度。除了人口因素之外,过度城市化的指标,应该包含城市生存质量和城市功能的因素。所谓过度城市化,是指城市发展过程中,产业落后、供养能力不足,管理水平低下,但是人口数量畸形增长,其膨胀速度大大超过了经济、环境与公共设施所能承受的程度,使城市不仅失去了现代化发展的牵引作用,而且成为充满社会不公、环境污染、疾病、贫困、混乱、犯罪、黑帮势力和政治冲突的恶劣生存空间。过度城市化是人口片面增长,经济社会发展失去协调性,城市管理严重失控的结果。在城市发展的历史上,过度城市化是任何国家在一定阶段上都会或多或少地发生的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个更容易发生和更值得重视的问题。一般来讲,城市化的动力有三个:第一个是工业化。近代之前,包括西方世界的城市化,它的驱动力主要是工业化。由于工业化,城市里面兴办了大量的近代化工厂,致使大量人口向大城市流动,这是一个动力。工业化引起的城市发展,在欧洲特别明显:“在欧洲,十九世纪是城市大发展的年代。1816年德国城市人口略多于250万,到1895年就达到了1300万。1846年法国城市居民是850万,而1891年则增加到1450万。巴黎在1800年时只有50万人,1891年达到250万,是1800年的5倍。”④第二个是农村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农民的生存状况恶化,自发流入城市,增加了城市的人口。这个情况在近代以前很明显,据国外有关专家统计,1800年北京人口110万,伦敦万,巴黎万,东京万,柏林万,莫斯科万,开罗万,费城20万,汉城19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计划经济时期,由于人口控制得比较严厉,人口的流动性相对差一些,但是仍然有流入城市的,特别是一些省以上的政治中心城市。据统计,1949年北京市的城镇人口大约178万,1959年达到421万,1979年达到510万,其增长速度还是相当可观的。第三个动力来自政府的发展规划。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化加快,最重要的动力来源于政府的规划和发展战略。政府把城市化率的提高作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过度城市化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城市人口的过度增长。当前城市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城市范围和人口规模的扩张。比如在城市买套房子,就给予城市户口;因各种圈占土地,郊区变成市区,农民成为城市居民;也有工业第三产业投资所带来的经济扩张。但是,有些城市的人口膨胀非常厉害,而其动力不是来自于工业化或者说第三产业的发展。工业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城市化最重要的前提,它们直接造成城市的劳动力需求,保证城市扩容的人口有稳定的职业和生活来源。离开了这个前提,离开了产业基础,盲目地扩大人口,会导致社会的极度不稳定。政府的过度消费。中国的城市化运动,是政府当局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方针或者策略,与此相联系,城市化运动中的过度城市化,也就包括政府的过度消费。或者说,过度的政府消费,自然成为中国这样的政府主导型现代化国家城市化运动中的基本特征之一。公务员和编制外人员数量快速增长,公款消费数额巨大,政府楼堂馆所豪华气派,这实际上是现代化成果的不正当不健康的消耗。在有些城市,政府的消费非常大。有些地方的县政府,办公大楼里豪华的电梯,庞大的空调,加上物管费,每年支出费用极大,这是很大的浪费。应该把这些过度消费的钱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去,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改善经济技术基础,增加物质储备,提高抗击各种社会风险的能力。过度的资源消耗与污染。这一点,有许多报道和研究。城市化过程中的资源透支、水透支、环境透支,已经非常严重,人们深有同感。现在即使到农村去,许多地方也是污水一片,奇臭无比。城市里出现地面开裂或下沉、地下水资源枯竭、噪音、粉尘、废气、酸雨、沙尘、热岛效应等现象。恶性疾病发病率上升,甚至已经成为常见病、多发病。过去讲“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是说苏州和杭州是人间天堂。现在,有哪些地方还可以真正称为人间天堂呢?假如我们不计后果地建设,把自己生活的地方污染到很严重的程度,终将有一天这个地方会成为死亡之域,经济发展再好,又有什么用?这是一件非常恐惧的事情。过度的非人本指标。城市化应该以人为本,致力于建设一个宜居城市,为居民创造优美的生活条件。除了环境的宜居之外,还有生活的宜居,工作的宜居,文化的宜居。这就要求一切发展的举措,都要以人为本。各种规章、制度、管理目标的提出,都要把以人为本放在核心的地位上考虑。要明白,非人本指标与宜居城市的目标是不协调的。过度的非人本指标存在于很多方面,比如市容的过度美化,造成很大浪费。为了城市的美观,造成老百姓生活的不方便,这就是非人本指标。在我们的城市,城管是一个工作难度最大的部门,也是一个群众意见比较集中的部门。有个城市曾经有人公开在店门口贴了“城管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讨论。其实不管理肯定是不行的,问题是怎么管,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用什么方法管。群众对城管意见那么大,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是复杂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管理的某些指标具有非人本化的性质。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和拆迁,也具有非人本化的性质。旧城改造是必要的,特别是城市的商业区、文化区、窗口地区和基础设施改造,有利于改善城市条件,美化环境,提升城市品位。但是,为了拉动房地产市场,不加区别地针对居民区的拆迁改造,只会增加群众负担,加重群众生活成本。国外有些城市,富人住郊区甚至远郊的别墅,公寓区、贫民区在市区。我们反过来,拆迁的困难户都转移到远郊,经济适用房多数建在远郊,他们的生活成本仅交通费就要多花许多。城市的建设为富人考虑多,为穷人考虑少。上海这样一个大都市,新中国成立前那么长时间有棚户区,过去每个城市都有棚户区,就是条件相对差一些的地方,有的甚至是有点破烂的地方,因为居民的经济水平不一样,所以棚户区的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现在美化城市要把那些旧民房大片地拆掉,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人为地加剧了社会矛盾。一些市区边缘的民房拆掉之后,没有便宜的地方能租住。有些地方的教育部门调整学区和学校布局,把农民工办的学校取消掉。这样一来,农民工子女读书很成问题。原来民工子女学校费用很低,现在把他们并入城市学校,他们要和城里孩子交一样的钱读书,农民工的生活成本增加。媒体曾报道,有个地方,政府专门花钱建造了楼房,一间房子放四张床,然后说对农民工说我,给你们谋利益了,一个月可以花一百多块钱用一张床,结果没有一个农民工要。记者采访农民工,他们说:“我在这边打工,工地就可以住,为什么要住那里?我每天工资才几十块钱,住在那边每个月要交一百多块钱,另外工地在城东,房子在城西,每天交通费又要加好几块钱,一个月下来,要多花不少,划不来。”结果政府为农民工造了房子,他们却不肯住。这种事情很多。有些城市建设草坪,大量采购,进口草皮,效果怎么样呢?一些中国土生的草可以上去踩,可以躺在上面,没什么事,外国进口的草很娇嫩,它只能看不能踩,这样做城市建设的成本无意间就扩大了。这些实际上都是为了完成脱离实际的非人本化指标的结果。过度城市化还带来了一些很严重的问题。公共设施跟不上,交通跟不上,电力、煤气、住房跟不上,生态恶化,大量人口失业,大众普遍贫苦化,犯罪率上升,城市管理成本上升等(城市管理是要成本的,我们现在城市管理成本很高,有些重大的案件破案很快,一打110警察就到场,这很好。我们的公安已经从静态管理转入动态管理,这是很了不起的,但要有成本的)。当初,在盲目扩充人口的时候,矛盾可能还不会马上暴露出来,但是这些问题,迟早会成为社会动荡的隐患。城市的各种利益阶层、各种等级之间的利益协调,做得很不够。城市居民各个等级间的利益和愿望要调节好,社会矛盾不能太尖锐。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不是没有矛盾没有差异,但是社会的利益分配,必须维护公平底线。党中央提出要研究收入分配政策,并且提出和切实落实关注弱势和推进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是正确和及时的。城市虽然扩大了,但是还没有建立成熟的社区伦理。城市有城市的伦理,过去西方学者把农村社会称之为通体社会,把城市称之为联组社会,是按照农村和城市的不同伦理精神来分析它们的性质的。通体社会和联组社会,这两个概念有一点玄。什么叫通体社会?在一个村子里面,可能聚集着一个宗族,本来就是一个熟人社区,居民有共同的价值观,也有比较稳定的民间纠纷的处理习惯,社会秩序比较稳定,所以叫通体社会。但城市人口来源于各个地方,他们脱离了原住地,来到了陌生的地方,没有了原住地居民之间在生产上、血缘上、情感上、历史渊源上的密切联系,必须自我奋斗,优先考虑个人利益才能生存,这就导致城市各个群体之间的亲合度不够,所以城市社会是一个联组社会。也有人反过来讲,说农村里是机械团结,而城市是一种有机团结。因为农村里虽然有统一的乡规民俗,但乡民之间缺乏共同利益,缺乏有机的分工合作,所以他们之间的互相团结不是很稳定。而城市里专业分工的程度很高,各个行业之间互相依存度比较高,某一个行业、某一个工种停下来,其他行业、其他工种,甚至整个城市的运转就要停下来。所以城市的人必须互相协作,互相支持,高度紧张地团结在一起,为了共同的生存而结合。城市居民的结合,当然比农村居民之间的结合,要密切得多、有机得多。以上两种看法都有一定道理。这两种看法取了两个极端,有点绝对化,因而可以继续讨论。但是,不管怎么说,城市确实应该有共同的社区伦理。所谓城市的社区伦理,是指城市居民共同遵守的体现都市文化特征的公共规范,包括城市的公共信仰、公共观念、公共权力、公共秩序、公共利益和公共制度等一系列规章性、制度性、观念性、习惯性价值与规则。有这一整套公共的规则,来维护市民的共同利益,把人们共同生活的代价降低下来。共同生活是有代价的,有时社会的组织不协调不合理,共同生活的代价就很大。城市是五湖四海的人的汇集,所以必须确保每一个人的利益,否则大家无法共同生存。只有建立起共同的社区伦理,让这些五湖四海、三教九流的人有一种公认的价值基础,才能团结起来,这是一个很长久的过程。培育新形势下的城市伦理,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目前已经可以看出,在有些城市,城市化的推进,不是提升了城市原有文明的水平,而是降低了水平。原因很简单,在有些地方,外来人口差不多占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超过了原住人口,城市原来的文化特色被消解了,甚至外来人口的语言、民俗、生活习惯、人际网络、利益诉求、群体风气改变了原有文化内涵,成为城市面貌的新的主流特色。多数情况下,这种新的特色带有许多负面意义的内容,或者说,具有负面的性质。怎样才能在人口急剧膨胀的条件下不降低城市的文明水平,强化城市的文明管理,让外来人口尽快融入城市生活,改善他们的文明素质,是一个十分艰巨的现实任务。提供一篇 希望能帮到楼主
引言
信息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大量新数据的涌现。由大数据和开放数据构成的新数据环境正逐渐形成，为城市研究和规划设计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与挑战。区别于过去传统的统计年鉴等数据，本文提及的“新数据”特指十年前未被广泛使用的数据。
新数据在成为规划行业重要工具的同时影响着规划理念的创新。自2013年以来，有关数据在规划中应用的研究思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诞生了如“大数据与小规划”、“众筹众包众创”、“微时代与云规划”、“数据增强设计”、“大模型”等思潮。基于新数据开展规划分析、规划评估、辅助设计和模拟预测成为了技术视角的规划转型主要 探索 方向。
篇幅有限，本文主要采用近几年所进行的研究与应用作为案例。
数据获取、管理与平台
数据获取
数据类型与特征
首先对大数据和开放数据进行辨析。开放数据（open data）指的是一种经过挑选与许可的，不受著作权、专利权以及其他管理机制所限制的，开放给 社会 公众自由出版使用的数据。大数据起源于21世纪以来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目前关于大数据较为广泛认可的是应具有“5V”特征——Volume（数据量）,Variety （多样性）,Velocity（速度）,Veracity（真实性）,Value（价值）。大数据种类多且价值高，但真正投入规划行业使用的数据类型却相对较少，主要有公交卡数据、LBS数据、浮动车数据及手机数据等。
大数据与开放数据共同构成了当下的新数据环境。受限于数据获取成本与途径等各种原因，目前存在着“大数据不开放，开放数据不大”的现象，制约了城市研究及规划实践对数据的获取与运用。
新数据在城市规划中的价值
（1）城市基础数据覆盖范围的扩大
（2）编制手段的革新
（3）参与方式的扩充
新数据获取的 探索
数据管理
针对不同数据源，需要运用不同类型数据库进行存储。其中结构化数据主要运用传统的关系型数据库如Oracle、MySql、SQL Server等，半结构化数据则采用非关系型数据库如HBase等，非结构化数据则需采用Text、HDFS等进行储存。对于数据量较大的新数据，如公交刷卡数据、LBS位置数据等，需要开发专门的平台进行管理。此外还有较常见的为大数据行业广泛使用的Hadoop、Spark等大数据管理平台。但这些平台并非针对规划行业搭建的数据管理平台，因而在应用前还需要作相应的改造。
数据平台
目前已有各式各样的规划数据平台为不同组织所运用，其组织构成框架大同小异，主要包括数据处理平台、规划应用平台、城市画像平台及规划支持平台四大部分（表1）。
目前，专门针对规划行业的综合数据平台正不断兴起。人迹地图规划分析平台、徐霞客计划、BCL数据共享平台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三类（表2）。它们使用了不同的数据源，具有不同的应用领域，但均具有数据处理、城市研究与规划支持的功能意义。
城市研究
城市研究新范式
伴随着时空尺度的扩展，新数据为城市研究带来了新范式，龙瀛等将其提炼为“大模型”。 “大模型”是一种在大范围地理区域上建立的相对精细尺度的城市、区域分析与模拟模型。与传统城市与区域模型相比，大模型由大规模数据驱动，能够兼顾研究精度与尺度（图2右：大空间、细精度）。
在应用方面，“大模型”目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向：一是进行大中小各种尺度城市的分析（图3）；二是从人的视角进行精细化分析与模拟（图4）；三是将城市内尺度汇总的指标与宏观城市指标进行计量分析，以丰富城市理论（图5）。
基于开放数据的研究
针对不同的开放数据，城市研究者展开了不同的研究。如政府开放数据、微博数据、LBS数据等等。总体而言，尽管业内已有一定技术积累与学术成果，但基于开放数据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由于数据精确度与数据量大小问题，该领域的研究仍有较大的发展提升空间。
基于大数据的研究
业内主要运用到的大数据有公交一卡通刷卡记录数据、手机信令数据、智能手机LBS数据等。这种数据起源于基于智能卡的公共交通自动计费系统，它记录了持卡者的出行行为，同时也在个体维度揭示了城市空间的使用模式。其次是手机信令数据。手机信令数据能在落实到个体的时空行为精度基础上兼顾更广的覆盖范围，是一种近乎全样本、全覆盖的数据。此外还有通过与TalkingData合作获得的基于智能手机APP采集的LBS和用户标签数据等。
规划应用
认识城市规律——理解
然而，尽管新数据拥有许多优点，仍存在数据有偏性明显、缺乏个体 社会 经济属性等不可规避的缺陷。新数据虽长于分析城市现象中的特征关系，却短于揭示现象背后的原因。
规划编制——创造
龙瀛与沈尧在 “大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数据增强设计”（DAD，Data Augmented Design）。它是一种以细尺度设计为基础，同时对各个尺度效应进行精准了解与评估的设计模式，是“大模型”理念在规划设计方面的深化与发展。它以定量城市分析为驱动，通过数据分析、建模、预测等手段，为规划设计的全过程提供调研、分析、方案设计、评价、追踪等支持工具（图6），以提高设计的科学性，激发规划设计人员的创造力。
DAD从本质上与过去的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及地理信息系统（GIS）一致，是一种新的规划设计辅助方式。其设计框架主要由大尺度城市设计的时间、空间与人三维度构成（图7）。其中，每个维度都可以细分为尺度与粒度两个刻画指标（图8），并能在尺度与粒度间自如调度。
在具体实践方面，DAD理念已在增量设计案例北京副中心和雄安的总体城市设计及存量设计案例上海城市设计挑战赛中得到应用。对于增量设计而言，DAD可起到 探索 规律、辅助设计的作用。其中，“城市生长基因”方法可用于数据稀缺场地，如北京副中心城市规划设计。借鉴“城市生长基因”，该项目从 历史 数据中 探索 “城市生长基因”，从而对北京未来城市形态和活力展开定量分析与预测。此外，该项目还通过 探索 其他目标相似的城市“生长基因”，从中总结一般性规律并提取模式，以支持新区设计方案的评价和优选（图9）。
对于存量设计而言，DAD还可以提供有助于沟通协作的信息平台。以曹哲静等人在上海衡复城市设计竞赛中的作品为例。该项目的基地在上海衡复 历史 街区，涉及多主体、多产权、多价值观的碰撞与融合。因而该项目在多维数据的帮助下搭建了测度空间数据的动态反馈平台，沟通了设计主体与客体，为空间干预制造了反馈机制。
规划设计评价——评估
城市规划云平台：存量规划时代新的规划形式与技术基础
规划行业未来方向：数据平台支持下的人本主义存量规划
数据化与平台化对规划行业的革命性意义不言而喻，如何顺应并利用DT（Data Techonology）时代成为规划行业内部亟待自我升级与变革的关键命题。如今，传统规划院的部分业务已具备平台化的条件，具有经济价值的案例业已出现。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搭建的城市规划云平台CITYIF正是其中一例。
城市规划云平台的内容与组成
城市规划云平台是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于2014年搭建的服务于政府、市民、规划师的云平台。该平台可分为数据云平台、智慧云平台和动力云平台三个部分，目的在于实现数据汇集、智慧汇集和动力汇集三大功能。
（1）数据云
数据云的任务是实现互联网上微小元素的集成，包括所有新数据以及提供驱动新数据的技术、工具和应用系统。
（2）智慧云
智慧云的任务为构建规划师之间智慧汇集与分享的平台。目前，已有微博、微信、网络论坛、虚拟社区等分享平台。智慧云的任务是在这些平台的基础上建立知识库与智库。
（3）动力云
动力云旨在实现规划众包、动力汇集与公众参与的全 社会 化与全过程化。云平台将促成更多自下而上的微动力通过汇聚。它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联系平台，更是各方面各层次动力的汇集平台。
结论与建议
收获与经验
正如前文所述，新数据已应用在城市规划与研究的方方面面。对于城市规划来说，新数据既是资源 探索 ，更是研究范式，还引发了理念创新，在实践中形成了应用系统。下面将对近几年在这几个方面的收获与经验进行简单的总结：
（1）资源 探索
新数据对于城市规划与研究而言，首先是一种资源。相对于传统数据而言，新数据具有样本量大、动态性、时效性、精细化、多样化等特点，在个体行为捕捉、样本容量、研究尺度、趋势预测、规律发现等方面更具优势。经过几年的 探索 ，业内掌握一定的智能获取多源数据的技术方法。对于规划行业如何与互联网公司合作等现实问题上亦有一定的思考成果。
（2） 研究范式
除了资源外，新数据同样为城市研究带来范式革新。基于新数据环境，笔者将新数据驱动下产生的城市研究新范式提炼为“大模型”。“大模型”能兼顾研究的尺度与粒度，因而它在保证研究粒度的前提下，为城市定量研究带来了尺度的拓展。
（3） 理念创新
伴随着新数据在城市规划实践中的应用，一些新的理念诞生，如数据增强设计（DAD，Data Augmented Design）、人本尺度城市形态（human-scale urban form）、街道城市主义（Street Urbanism）以及图片城市主义（Picture Urbanism）等。这些理念在实际的规划设计中也已有所应用，如北京副中心城市规划设计、雄安总体城市设计及上海城市设计挑战赛衡复 历史 片区更新改造等。在实践中更是诞生了如“城市生长基因”等可直接应用于规划设计的理念细分。
（4）应用系统
基于新数据的规划综合应用平台同样是规划行业拥抱新数据的收获与积累。其中，北规院搭建的城市规划云平台CITYIF是较典型的一例。此系统实现了规划师、政府及市民的在线互动，是真正意义上基于“互联网+”与多源数据的公众参与辅助平台。
教训
新数据为城市规划与研究带来新视角、新动力的同时，也由于数据使用不规范带来了一系列经验教训。在城市研究方面，主要面临的教训是数据使用方法不当产生的“大错误”及一系列道德伦理问题。首先是数据质量及使用方法，如数据收集失真、数据缺失、数据不具备代表性、一致性及可靠性等问题所带来的“大错误”（big error）；其次是伦理道德、个人隐私的问题。在城市规划实践领域同样出现了盲目使用数据，为数据而使用数据的现象，方法严谨性的考究不足使得最终的结果良莠不齐。
总体而言，这些问题的产生与不科学、不规范的数据收集与处理过程有关。不能科学使用数据，就无法科学指导城市规划研究与应用，因此我们必须从中吸取以下几点教训：（1）数据处理、分析方法的科学性；（2）数据供应方的合作模式；（3）不能完全摒弃传统数据采集方式；（4）数据的多源校验；（5）研究伦理的审查。
对未来发展的判断
新数据环境为存量规划时代中的精细化人本主义规划提供了支持，规划行业头一次具备了进行人本主义规划实践的条件。然而当下利用新数据所进行的城市研究与规划应用多还处于现象描述、特征提取阶段。未来对新数据的进一步运用势必需要进一步的数据挖掘与分析方法进步。在下一阶段，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介入城市规划行业势在必得。
因而在此背景下，规划行业改革迫在眉睫。这种改革不同于往日引进CAD、GIS之类的技术革新，而是从方法论上重新构建城市规划的理论基础、编制办法、技术指标与评价体系。但是这种改革单凭规划师群体难以实现，因而整个规划行业也要做好开放与联合行业外资源的准备。
笔者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未来，大数据将不再是少数具有数据科学技能的城市研究者的专属物，而是像CAD和地形图一样每个规划师都会用，能投入生产的生产资料。而这也是数据时代下城市规划行业的自我变革与更新结果。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对比曹秀 提起中国经济，有人肯定会以为中国经济是在改革开放后才繁荣昌盛的，实际上并非如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当中国老百姓刚刚从战乱中走出来的时候，中国经济已经在为复活做准备了。计划经济就是新中国的重要产物，也是最大的经济措施，当时的环境是百废待兴，国家是一穷二白，老百姓也是要吃没吃，要穿没穿，为此计划经济应运而生。 计划经济有利有弊，有利的是老百姓物质平均，人人工资平等，生活水平相同。不利的是，国家发展缓慢，经济基础薄弱，经不起任何风险。换言之，经不住外国经济的封锁，受不了金融市场的冲击，因此中国只能是对内计划，对外抵御。于是，外国人批评中国保守，批评中国落后，叫喊社会主义制度不行。然而中国就是在叫喊中发展着，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成一个富有的新中国，每一个中国人受到保障，以户口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开始有序发展，各式各样票据应有尽有。这就是中国计划经济的利弊，如果没有计划经济，没有当初的封闭政策，就没有后来的商品经济，也没有市场经济，更没有改革开放。 奇怪的是，现在的人一提改革开放，他们就批评计划经济，批评中国过去的措施。实际上中国不这样行吗？当年旧中国的钱财都被旧政府带到了台湾省，剩余的只是一堆破铜烂铁，还有等待援助的老百姓，缺少吃穿的老百姓不计划行吗？家家人口多，底子薄，哪有经济基础，哪有钱财，只有一身病态。在此情况下，不计划经济行吗？即使这样，几亿中国人也活得艰难。 其实说白了，中国幸而有计划经济，如果没有计划经济就没有中国后起之秀，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然而改革者并不是能工巧匠，改革开放并非十全十美，过去改革是针对企业职工，现在改革针对机关干部，计划经济有时也比市场经济具有优越性，其中最大的就是统一计划，第二就是控制物价。现阶段改革开放把物价控制当成自由贸易，认为谁都有控制物价的权力，其实这是最大误解。改革开放不是不要物价，不是谁都有权力调节价格，更不是谁的企业谁说了算。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对比的结果是，职工心情愉快，可是岗位没了。物质应有尽有，可是价钱高了。工资涨了，物价也涨。买卖东西自由了，可是商贩独断专行多了。楼房高了，费用也高了。难怪有人说，过去开会多，现在收费多。计划经济时期，一张介绍信可以走遍天下，现在用不着介绍信也可以走遍天下，只要有身份证就可以完成。过去到处铲草，现在到处种草。过去看不起小商小贩，现在私营经济比国营职工还牛，谁有钱谁就占有社会地位，比如进政协委员，当人大代表，有的还进入人大常委会。由此可见，一个时期一个体制，一个体制一个方式，哪个好，哪个优越，只有老百姓心明眼亮，只有改革者知道内部情况。 现阶段能否试验这样一种办法，计划经济中有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进行计划，在计划经济中发展市场，这也是经济规律。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寻找最适宜老百姓利益的生存之路，如果老百姓生活水平上不去，已经到了四面楚歌，这样的体制就需要打破常规，再次改革。不是说现在的体制不好，改革开放就是寻找最好的办法，哪个办法最好就应用哪个。在这里看看有你要的不？很好的网站哦！市场经济
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时空条件是处在20世纪90年代并向21世纪交替期中的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环境,其目标指向是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而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崇尚经济法治，把法律作为对经济运行实行宏观调控和微观调节的最主要手段，其他各种手段也都必须纳入法制的范围，并要求整个社会生活的法治化与之相适应。只有这样，才能确立一整套完备的市场规则，形成和维护高度规范化的市场秩序，保障市场机制的良性运行。所以，现代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为此，本文特就此主题进行一些法哲学的思考和探索，以期有利于深化对这一重大问题的认识。 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有了商品生产和交换就有了市场。然而，在严格的意义上，作为经济类型和经济范畴的市场经济，则是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并在出现了权利本位、契约自由、法人制度等重要的法权关系和法治状态的情况下才正式形成的。从封建专制体制下的义务本位进展到权利本位，重视人权、自由、民主、平等，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伟大进步。当然，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利本位实质是私权本位，即主张绝对私有权和私有财产神圣，把私权和私利作为推动人们从事一切活动和交往的原动力。这既给资本主义经济注入了活力，又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渊弊。 由于权利本位的确立，使人们的社会关系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重大转换，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和平等权利。特别是契约自由原则又促进了商品生产、经营者在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下进行彼此有利的交往和交易，意味着可以凭靠契约规范来约束交易行为乃至全部经济行为，从而形成所谓"私法自治"的原则，即所谓"协议即法律"。正如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的："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因此，可以说，权利本位、契约自由，这是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法治条件，也是市场经济对法律之需求的深厚基础和源泉。它们并通过民事责任制度中的过错责任原则（即"无过错便无责任"）而得以强化，使对个人人格的绝对尊重和个人意志的充分自由成为市场经济自由发展的宽阔天地。近代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还得益于法人制度的产生和确立。因为生产要素商品化，法人以商品交换为纽带形成交换关系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前提。法人作为"社会积累的新的强有力的杠杆"（马克思语），使获得资本和积聚资本具有了稳定的法律形式。法人制度有利于确认和保护商品生产经营者的主体地位和权利，有利于确认和维护市场经济关系中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它把法律的保护领域和规范范围从经济活动中的自然人个体扩大到社会组织及其行为，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市场机制的社会化程度和进程。 发达的市场经济经由了从自由经济向垄断经济的发展，虽然由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私权本位被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所谓社会本位或团体本位所补充，绝对私有权也受到一定限制，契约自由原则因团体契约和法规限制而有所修正，过错责任原则也因无过失赔偿之成立而受到冲击，但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法治条件不但未被削弱，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市场经济对法律的需求越来越突出、迫切。包括对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及其权利、义务关系的确认；对诸如产权关系、市场体系、市场组织和结构等市场经济制度的规定；对各种生产要素的商品化、市场参加者的行为及相互关系等市场经济关系的界定；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和各环节的规范等等；以加强对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保障，并反对不正当竞争和垄断等失序性行为。特别还有一个重要方面便是规范政府调控市场的行为，以法制权，以权利制约权力。这些都必须要靠强化法治，健全法制体系和完备法律手段，而且它们已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有机构成。法律对经济运行不仅起着规范和保障的作用，而且起着调节、引导、组织、管理、预测等作用，它为市场交易行为和整个经济发展提供一种稳定、明确、普遍的准则和模式，提供一种平等、自由、公正、公开的空间和条件。这正是市场经济发展所极为需要的。因为市场经济运行的根本规律即价值规律所体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以及商品交换的等价原则和竞争机制决定了商品和市场都是"天生的平等派"，都是自由、民主的载体，都要求体现公开、公平、公正。而且市场经济最需要有序化运转，否则，任一方面和环节脱序，都会造成交易行为和经济运行的紊乱。只有法律才是保障经济有序化的最权威、最切要、也最有力的武器，因为法律权威为全社会所共识，法定的权利为全社会所共享、法律规范也必须被全社会所普遍遵行。 市场经济具有二重性，既具有利益原动力和竞争机制所驱使的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和价值规律所蕴含的一定自我调节能力；又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时滞性、波动性等非有序化倾向和强调本位物质利益的消极方面，容易滋生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因此，适度的计划调控和必要的行政管理也是应当的，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所不可缺少的。否则就不利于保证经济总量平衡、防止经济剧烈波动、合理调整重大经济结构，以及保护生态平衡和自然资源等，对于防止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更是无能为力。计划与市场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发展经济的两种不同的手段；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也是既具有相斥性，又具有互补性。只能说作为经济类型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能同时并存，然而计划经济中有市场，市场经济也需要计划，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计划调控必须是以自觉运用价值规律为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计划调控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计划体制。而且无论是计划调控或是行政管理都必须依法进行。要符合法律的规定，由法律授权，受法律所监督和限制。否则，就会使受不到监督和限制的政府意志和权力任意施行和膨胀，从而反过来限制、干扰甚至侵害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关于市场经济的法哲学思考发展的经验表明，在一定的条件下，政府对市场事务的直接干预越小，政府机构的职能越是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市场经济运行的效率就越高。法治经济所需要的是有限的政府权能和受控的政府行为。总之，怎样做到使适度的计划调控和必要的行政管理与市场机制有机耦合，关键也要靠法治。法者度也，只有靠法律的力量才能制衡作为权力主体的国家（政府）的干预与作为权利主体的市场参加者（生产、经营者）的行为之间的关系，使之均不失度、越轨。而且法律的规范性作用在于使社会"摆脱单纯的偶然性或任意性"的支配，以有效地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和国家计划的随意性，保障市场机制的自主、独立和稳定性。正如马克思在谈法律的这种重要社会功能时所说："这种规则和秩序本身，对任何要摆脱单纯的偶然性或任意性而取得社会的固定性和独立性的生产方式来说，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因素。"由此可见，统一都纳入法律轨道的计划调控和市场调节，二者纵横结合，成为市场经济发展所要求的经济法治运作中的两翼。 至干为什么说现代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而不是通常所说的"法制经济"，个中亦有其深刻的意蕴。"法制经济"与"法治经济"这两个概念虽密切联系，但又有严格区别，这正如"法制"和"法治"有严格区别一样。一般含义的"法制"即法律制度之谓，它与国家和法律相伴并随，与民主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是到了近代社会，法制才与民主政治成为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因此，既有专制政体下的法制，当然也有民主政体下的法制，所以秦王朝的严刑峻法和秦始皇的暴政正是导致秦朝很快覆亡的重要原因，而希特勒也可以利用其法西斯主义的法律制度来残害人类，因为这些都可以说是一种"法制"，都可以在"法制"的外衣下推行暴虐的专制独裁。可见专制政体下的法制实际上是人治，法律不过是最高统治者实行专制独裁的工具。而"法治"即依法而治，它与人治相对立，由民主相融而共存。作为一种先进的治国方式，法治乃是近代民主制度的产物，它必须以民主政治为前提，它与任何形式的人治和专制绝难并存。换言之，有了国家和法律也就有了法制，只不过其健全和完善程度不同而已。但有了国家和法律，建立了法制，却并不等于就实现了法治，它还须在法制健全的基础上充分实现了民主政治，即彻底弃绝了人治，禁绝了专制，从而使良好的法律得到有效的执行和一体遵行，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最高权力层的行为都无例外地纳入了法制的轨道和范围。所以"法制"所重视的不过是法律体系的完善和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过程和机构的健全，其关注点是维护公共秩序和约束公众行为；而"法治"所强调的则是整个国家体制和社会机制必须依法而治，其关注点是确保人民权利，有效制约和合理运用公共权力。因此如果仅提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还只能是从形式上说明了市场经济要依靠法制（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前，我们也都知道改革和经济建设离不开法制），但却没有揭示出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法制？是适应市场经济客观规律，合乎民主、自由、公平、正义及效益的法制？还是适应计划经济体制要求的很大程度上是搞人治的法制？只有明确地提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才能更确切地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特征及其根本属性，才能准确地概括市场经济对法的内在的深刻的本质需求，也才能体现市场经济对法律的价值选择和理想追求。 二 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所发展到的一个高级阶段，不仅市场领域和规模都空前扩展，市场机制也更加成熟，而且国家调控手段也相应完善，尤其是法律手段和法治条件被予以高度重视和强化。在现代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各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又各具其优劣和特色。 目前，从有关资料来看，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主要呈现五种模式：（1）美国模式，人称"分散型的市场经济"，有的又称为"宏观需求干预型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微观经济由市场导向，政府通过法律条文和执法程序来保证市场竞争，同时通过财政金融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干预。这样，投资者就敢于冒风险、把资金投入高科技产业，资金流动也比较灵活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2）英国和北欧等福利国家模式。企业和家庭由市场维系，政府作为第三者调节社会福利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3）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微观经济自发调节；宏观关系政府控制，实行"尽可能多的竞争，最必要的计划"。同时实施提供社会保障、社会公正和社会进步的社会福利政策，但它们都不能妨碍市场机制作用的发展，主张使带来效率的市场和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结合起来。（4）法国的指导性计划模式。生产和交换等由市场组织；由政府制定中长期规划进行指导。（5）日本的国家发展导向模式，或称为"协调型的市场经济"或"社团市场经济"。注重经济关系的协调与和谐，在发挥市场作用的前提下，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进行引导，限制过度的市场竞争，并与企业巨头紧密协作实施指导性经济计划，着力解决宏观经济体制的互相约束与彼此协调。 这些均说明，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无论是市场机制或是国家的宏观调控都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因为随着经济规模和领域的扩展，市场体系的日益复杂庞大，市场经济关系的覆盖面、触及面越来越宽广，现代市场经济已不能单靠"私权自治"或"意思自治"而自发运行和发展，还需要有良好的公共权能体系予以宏观调控，进行间接干预，才能保持在高层次、高水平上运转。但是这种宏观调控和间接干预必须适度和具有自控能力，否则就会打乱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破坏市场经济关系，以至走向它的反面，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枷锁。而如何使市场机制与国家的宏观调控有机契合，就只有靠法律，关键就是实行法治。从法治的观点看来，各种宏观调控手段，包括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都可以归结为法律的手段，都必须由法律所武装和整合，受法律的监督和限制，并使其规范化、制度化和更具有权威性，以避免其随意性和偶然性，也便于使计划从指令性向指导性转化，政府职能从管理型转向服务型、协调型。经济调控手段法制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法律手段是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的基础和效力依据。法律的手段比起其他手段所具有的优点在于：法律是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化调整手段，它与经济手段相比更具有权威性、普遍制约性；与行政手段相比也有其特具的优点：第一，它可以避免因政策性变换造成的短期行为等不利后果，有利于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第二，它不是简单地抑制某一种社会现象，而是通过对人们权利、义务关系的调整，力求消除某一类社会现象产生的条件和原因、并保护和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至于制止经济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打击经济犯罪、矫正越轨的行为习惯和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就更得靠法律的手段了。所以法律的调整手段比较有利、有效，也更少产生副作用和后遗症。 法律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对经济发展的总量和全局上进行宏观调控，以及规范协调和统筹各种宏观调控手段，而且还深入到了微观经济领域。即无论是市场或是企业的管理和运行，都要靠法律的规范性作用作保证，都必须依法进行，这已无需赘言。同时，企业和市场的管理和运行所需要的一切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的内部规章、双边及多边协议、契约等，只要是涉及到人们的权利、义务关系或具有一定规范作用，得到有关部门的认可并符合程序，都具有相应的约束力和效力，从广义上讲，都是经济法治的必要补充和组成部分。 由此可见，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与现代法治相融合，其具体含义就是成熟的市场机制与良好的宏观调控机制都通过法律的整合作用而相契合、衔接。其中，法律贯穿始终、深入到各个环节和领域，通过发挥其全方位的整合作用而实现法治的整体效应，从而使现代市场经济成为一种新型的、规范化、制度化了的市场经济，即法治经济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以法律为纽带，以市场为中心，把国家（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的活动和行为紧紧地、广泛地与市场经济的各个环节连结在-起，以充分获求和实现经济活动乃至一切社会活动的效率和效益。在这个过程中，法律的影响和作用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经济利益和法律后果支配和左右着人的各种行为。一方面，有利可图成为人们行为的内在驱动力和经济组织、经济关系产生、形成、发展、变更的吸引力、聚合力；另一方面，行为自由和无所顾忌便是法无限止或有法可依，而法律所不允许者是人们作行为选择时必须最慎重予以权衡的社会禁令。因此，效益原则和合法性原则就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两大基本原则，现代市场经济的利弊优劣都与此相关，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一系列重大矛盾关系都与此相联系。 例如，现代市场经济既要求经济上的自由贸易和竞争，又要求秩序和机会均等；既追求效率和效益，又必须考虑社会公平和公正；既要求民主、公开的氛围和人的行为自由及独立、自主的权利，又要求对各种利益倾向、利益主体、利益集团施以统一、协调、制衡。但是，自由并不是为所欲为，真正实现自由贸易必须以反对不正当竞争为前提，反对对市场的垄断、操纵和诈欺行为，反对以权力等非经济因素来肆意干预、左右经济。正当的竞争是平等的竞争，是机会均等而且又是风险均等的竞争。然而竞争既带来效率和效益，又可能扩大社会差别和经济差距；这种差别和差距如果得不到适度的控制和缓解，就会成为妨碍经济进一步发展乃至社会稳定的因素。因此，即使是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得不采取社会福利政策和社会保险措施来予以缓解，并通过调整生产结构和产业结构使企业得到平均利润。这一切都离不开法律和法治。法治既可以保障自由竞争和效率，又利于保障和协调社会分配，平衡利益冲突，达到必需的社会公平。公平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实现社会公平是一个动态的辩证的过程，它只能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适应，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作到绝对平等和公平，公平和平等都以权利对等和机会均等为参照系。绝对平均主义既丢掉了效率又不可能达到虚拟的公平，因为如果缺乏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机会均等，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社会公平，而只能造成普遍贫困。走上现代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无一不重视运用法律手段来协调和平衡公平与效率的矛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摆脱不了效率与公平这一人类物质生产与生活的固有矛盾，然而通过改革而保持和发挥出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生命力有条件比较更好地解决这一矛盾。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十多年来的经验表明：既不能以单纯追求公平来牺牲效率，因为如果不以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效率的提高为基础，就没有条件实现社会公平；又不可因着意强调效率而忽视、放弃社会公平，因为分配不公、不合理，不仅会刺伤劳动者的积极性，而且会减弱广大人民群众对改革的支持力和承受力，从长远来说，也不利于实现共同富裕。当然，防止分配不公，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即既不能再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又不应加大贫富悬殊、放任两极分化。至于诸如"脑体倒挂""非商不富"等不正常现象，则本身就是国民再分配不当、产业结构不合理造成的，是对按劳分配原则的扭曲，须尽快改变，否则也会加大分配不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导，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就是兼顾社会公平与效率的良好基础，提供了一种在新的基点和层面上来解决效率与公平的矛盾的条件和可能性，既允许先富后富，提倡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分配上拉开档次，经济发展和效益上体现出差距，鼓励在正当、合法的前提下发财致富，以有利于搞活经济、提高综合国力；同时，又要防止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避免加大社会差别和经济差距。特别是制止非法致富，禁止用不正当手段攫取社会财富和他人财富。并通过改革把劳保福利变为国家既承受得起，又有利于调动和保护劳动者积极性，发展社会保障和公益事业，加强人权保障和环境保护等。这样，就便于通过市场竞争机制进行初次分配反映效率和差距，又通过国家调节的作用进行的再分配体现社会公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而这一切，更离不开法律和法治。 为解决好效率与公平的矛盾，还必须处理好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关系以及它们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不能把精神生产排除在国民再生产和再分配体系之外，因为科学技术和教育文化，都直接或间接地形成生产力（科学技术乃是第一生产力），特别在现代社会，它们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正与日俱增。因此，科学技术和教育文化事业不仅要为经济建设服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它们本身就是整个社会生产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智力劳动及其成果，正越来越多地进入市场，变为商品，直接或间接地产生出经济效益。但是，又不能使精神生产、文化领域以及政治行为都一概简单地适用商品交换和市场法则，因为它们有自己特定的价值体系和对经济基础的相对独立性。经济基础的发展只能要求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而不能要求与之亦步亦趋甚至予以销融和吞并。否则，就不仅会妨碍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发挥积极能动的反作用，而且不利于社会分工和社会结构趋于合理，而社会分工，既是任何社会发展的前提，又是社会发展程度的标示，与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互为因果。所以，发展市场经济绝不等于要全民经商和一切社会关系商品化、一切经济关系商业化。现化市场经济越是发达，就越是需要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教育文化与之相配合，否则，经济发展就缺少后劲，还会失去动力。即使是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也是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双重发展，也在努力建设为其物质文明服务的精神文明（只不过性质不同而已）。任何对精神生产和精神文明的削弱和损害，都将导致扼杀经济发展本身。为此，就必须为创造性智力劳动及其产品和服务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使之有力地促进经济建设；同时从法律上明确地区分和界定生产要素和非生产要素，物质生产要素和精神生产要素，直接经济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等等，以避免构建市场经济关系时的简单化，庸俗化倾向。可见现代市场经济使社会关系的商品化、市场化程度更高，领域更宽、范围更广、商品及市场经济关系更复杂、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多样，市场经济运行的有序化要求也更突出，就更需要有完备的市场规则和严密的法制保障。否则就会失序和乱套。 现代市场经济不仅覆盖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领域，而且要求把整个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都作为其运行空间，要求突破区域限制和关税壁垒。因为市场的存在和发展本身就具有广延性，市场机制本能地就趋向于广泛联系性和不受局限性。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市场的空间范围不断扩大，从区域性扩大到全国性，从国内扩展到国际。一般说来，市场空间越宽广，交换成本就越低，效益就越高，资源配置也越易趋于合理。所以，现代市场经济不但与条块分割及地方保护主义尖锐对立，并且与狭隘的关税保护、封闭的双边贸易不相适应，而要求整个世界市场都畅通无阻，连为一体。条块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既是封建主义的遗物，又是权力经济惯性的表现，使企业"婆婆""保姆"争属，令出多门，限制和阻隔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破坏了机会均等，是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顽敌。而关税壁垒不过是它们在对外贸易上的延伸，是闭关锁国习俗遗留下的经济屏障而已，恢复我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可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衔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相接轨，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世界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相合拍。这对我国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既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又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促使我们加快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以及从人治向法治的转换。这就给我们提出了必须使国内法律制度和体系与国际法律体系规范相衔接，国内市场运行规则还应符合有关国际惯例的任务。为此，就既要考虑到中国国情，而不能简单、完全地移植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又必须打破空间界限，不囿于姓"资"姓"社"，积极、大胆地引进和借鉴世界各国市场经济的丰富经验和法律规则，制定既符合中国国情又符合世界通例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以便继承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财富，收到超前和简便之功效，从而大有益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强调国际性与注意中国国情并不矛盾，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在国际化、全球一体化的大格局中来调配、适用各国特色的国情。 三 由此可见，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正发育于90年代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面临的发展条件既有利又有弊。这主要是表现在与世界现代市场经济的关系以及在其发展进程中所处的地位问题上。由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已历经数百年，因此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可以通过人类共同体的"获得性遗传"作用而有一个高的起点，即利用其已有的成就与现代市场经济相接轨，这样就不必从头做起，从而简约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和行程。显然，这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从半封建、半殖民跃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再加之以住"左"的错误的影响，使我国的市场发育至今还不充分，市场机制不成熟，长期计划经济的固有模式、传统习惯和观念都具有顽强的抗力。特别是市场规则和法制环境不完备、不健全，人治习惯还顽固存在。这些都给发展市场经济造成诸多阻力和困难，使我们尚未具备立即直接迈入现代市场经济的主客观条件。因此，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努力创造好条件，排除种种阻力和困难，力争尽快地与现代市场经济接上轨。 在这个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必须高度重视法律在引导和保护市场经济发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深切认识和牢固树立现代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的的观念，以便增强我们运用法律手段来引导和规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从而大力加强经济法制建设以及整个民主、法制建设，加速这一转变过程，使我国经济发展快步迈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新台阶。 为此，就需要正确理解"法治经济"的特征和内涵。 （一）"法治经济"是相对于"人治经济"而言，是人治经济的对立面。而人治经济中弊病最多，危害最大，传统势力也最为顽固的，就是权力经济。因此，为使问题更明确起见，现特就法治经济与权力经济作一比较，二者的对立除了以上所谈及的以外，还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l、权力经济是一种人治经济，无规则的非程序性经济，排斥平等、公开、公平、公正，也无自由、民主可言。封建社会的所谓"官商"，现代社会的所谓"官倒"，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买办"，都是权力经济的一种典型形态，主要是靠手中的权力或特权来操纵控制经济，以攫取超额利润。权力经济习惯势力造成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很容易导致滥施权力，而政府权力无限制地介入经济活动，就必然造成不平等的竞争环境和发展机遇，从而成为市场经济发育、发展的破坏性因素。在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权力经济仍继续以各种方式在顽强地表现自己。如国有企业利用独占生产经营权对市场进行垄断，经济行政管理部门利用行业管理权力实行操纵和控制，行政性冒牌公司牢牢抓权并利用权力抢掠式经营，地方之间为保护地方利益而实行经济封锁等等。这些既是权力经济的恶劣表现，又是计划经济带来的后遗症。以往的计划经济给权力经济准备了土壤和温床，计划经济本质上就是种权力型经济、人治经济。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史来看，计划经济只适合于政权初建和巩固政权并凭靠政权来变革旧的生产关系的
经济增长股票市场论文
对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是一个涉及面比较多的复杂问题。那么，经济增长如何促进股票市场呢？
一、变量的因果关系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采用ADF法进行单位根检验。
检验结果中，AIC是信息秩统计量，用以确定检验模型采用的滞后阶数k，AIC值越小则采用的滞后阶数越理想。
通过检验，可知LGDP、LCAP、LVAL、LTURN几个变量水平序列不稳定，而其一阶差分序列在不同显著水平下拒绝含有单位根的假设，因此为典型的I(1)时间序列。
(二)协整检验
Engle和Granger指出，协整关系是指属于同阶非零单整的两个或两个以上时间序列尽管是非平稳序列，但如果它们的某个线形组合可能构成零阶单整序列，则认为两个变量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从协整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其经济意义所在，两个变量虽然具有各自的长期波动规律，但是如果它们是协整的，那么它们之间就存在着一个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
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是从已认知的经济理论出发选取变量，回归残差往往是非平稳的，不能排除伪回归的现象，而协整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检验模型变量选取是否合适的方法。
协整检验的方法较多，本文采用EG检验。
二、我国股票市场不稳定性分解与经济增长在流动性
过剩和经济增长乏力的大背景下，全球经济显现出了从潜在的不确定性向现实的不稳定性逐渐转化的趋势。
而金融危机爆发的频率加快和强度增加，更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中无法回避的不稳定因素。
因此，对于金融稳定的研究与探讨得到了包括学术界、业界等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而历次金融危机的爆发都与股票市场密切相关，所以对于股票市场发展的不稳定性研究也备受关注。
总体分析，影响股票市场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股票市场自身的影响因素，包括市值、成交金额、上市公司盈利和分红等;二是来自于宏观经济变量以及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产出、投资、消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
学术界对于股票市场发展与宏观经济的关联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领域：首先，由于股票市场具有经济“晴雨表”之称，所以对于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人们研究的重点;其次，货币政策逐渐成为熨平经济波动的主要宏观政策，而作为经济“晴雨表”的股票市场与其之间的直接以及间接关联研究也同样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经济增长对股票市场发展有显著影响
根据研究结果，经济增长是影响股票市场发展的重要原因。
经济增长能提高股票市场的资本化率、提升股票市场收益率，同时能提升股票市场的交易率。
这些研究结论也符合相关的`经济理论。
经济发展有利于企业在股票市场上进行融资，这正是股票市场筹资功能的体现。
同时，由于经济发展，增加了居民资本增值的渠道，这为投资者进行资本市场的交易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经济的发展为股票市场的运行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使得股票市场的发展有一个较好的宏观经济基本面，这对投资者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预期。
(二)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弱。
在本文的实证检验中，交易率、筹资率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作用。
这主要是因为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对经济增长会有明显的作用，加大股票市场的容量，增加了市场流动性;另一方面，股票市场筹资率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它关系着个人、企业等市场主体在资本市场的融资规模以及能为经济发展提供的资金。
此外，股票市场发展的其他选取指标对经济增长会产生干扰作用，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可以通过适当的方法来发展股票市场，培育股票市场的竞争力，以促进经济的增长(万正晓等，2008)。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由于我国多数投资主体投资理念缺乏且股票市场不完善。
这样，股票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弱化，不能提供合适的机制引导社会资金的合理流动。
同时，股票市场不能降低投资者的流动性风险及为投资者提供风险分散，也不能通过股价表现市场信息和配置资源，更不要谈对企业的监控职能。
因此，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较弱。
四、结语
对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是一个涉及面比较多的复杂问题。
本文对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仅作初步探讨。
在本文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值得研究的方向是利用最新的数据，结合计量经济学方法，对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建模分析，探讨二者之间的数量模型;同时，还可以结合模型探讨影响二者之间关系的主要因素，探讨股票市场的微观作用机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或者探讨股票市场的伦理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战颖，2008)等问题。
1、必须加强管理要把创建市场文明工作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必须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切实提高创建文明市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实行菜市场建设标准化。制定和完善市场建设规范，各项建设规范包括环境卫生、市场布局、摊位设备、公共安全设备配套、食品安全检查、检查设备配套等，对不符合具体化、明确规范要求、建设规范的，按照规范进行市场改造和升级的建设。市场实行智能化建设，实行智能化技术渠道建设，建设新式智能农产品市场。利用现代化的科技信息技术，通过智能处理系统、智能监督渠道等，完成市场的业务处理、服务和监督的信息网络化、工作标准现代化处理。2、运营机制现代商业竞争力主要体现在渠道和资本的综合实力上。为了应对连锁超市、新鲜商店等企业加速扩张和不断增强的网络渠道优势，市场也应该转变自己独立的经营理念，根据市场规则发展和建立跨地区市场、市场实力企业、市场和知名品牌之间的战略合作。
农贸市场是一个城市的“基本元素”，是“菜篮子”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考量市民幸福指数高不高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农贸市场有着非常良好的发展前景。随着近几年农贸市场环境的升级，布点规划也在不断增加，作为民生性工程和菜篮子事业，其关注度越来越高。在老百姓满意度变高的同时，政府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体现出政府应尽的职能要求。由于农贸市场存在许多先天的零售竞争优势，加之政府的扶持和倡导，社会各界也积极踊跃参与到农贸市场建设和升级改造项目当中，农贸市场经营管理也在走向专业化，商户的素质也在进一步提高。农贸市场呈现新气象，这些先天和后天的优势都将铸造农贸市场较高而稳定的投资回报率。随着“大数据”技术的不断成熟，不少行业都搭载上了“互联网+”这趟经济列车，实现了“质”的发展。未来的农贸市场也将会是以“互联网+农贸市场“这种智慧农贸为主要模式。通过互联网科学技术，每一个管理决策都有据可依，实现以经营为核心的统一智慧化管理。
农贸市场的发展趋势朝着更加智能化的方向发展，至于智能化，就是通过互联网技术，借助智能化设备，实现农贸市场的智慧化升级。例如智慧收银刷脸支付、线上商城系统、客流分析系统、智能电子秤、农产品溯源系统等，亿店云智慧菜场服务商拥有成熟的智慧菜场系统，目前已经在苏州、上海、昆山、扬州等地落地实施。
农贸市场还是有未来的，虽然现在可以通过网络买菜，但是很多饭店和家庭还是习惯并且需要去农贸市场买菜，毕竟市场的蔬菜种类更多，而且可以直接挑选，优势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