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是中国及深受中国文化影响过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特有的一种文字美的艺术表现形式。下面是我整理了书法学术论文范文,有兴趣的亲可以来阅读一下!
书法艺术·艺术书法
摘要:此篇论文旨在探讨研究中国传统书法艺术在当代艺术环境中的际遇,通过对书法艺术的学习以及对当代艺术的了解,发现当今的先锋艺术中许多作品(包括架上绘画,新潮美术,装置艺术,甚至行为艺术)都运用到了书法的元素,有的甚至直接将书法作为主要的表现形式。例如,在国内外颇受关注的徐冰等人的艺术作品,还包括近几年在书法界热闹过一番的“流行书风”现象等等。
不难发现,当代的书法艺术越来越远离传统的创作模式`风格,而更多的是对视觉艺术,形式美感的关注,传统的书法艺术逐渐发展成了“艺术书法”。书法艺术的这种逐渐走向多元化的现象是如何形成,其存在的主要表现,对于书法艺术发展的影响,以及人们的此现象的反思是本文主要研究的内容。
关键词:书法;艺术;多元化;现代转型;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新材料,新工艺的产生在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转变的同时,也为书法艺术打破了原有的格局,开拓了新的领域,全方位多维度地扩展了欣赏者的视野。现代书家们已不在一味追求传统的创作模式与风格。而更多的是对视觉艺术,形式美感的关注。可见,书法艺术已逐渐开始走向了多元化。而这种多元化现象产生的原因,此现象对书法艺术发展的影响,以及如何反思该现象是本文需要探讨的问题。
中国是书法的故乡。中国人把书法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以此为骄傲。“书法”一词的意思,一直不十分明确。很早时是说写文章的一种笔法,以后转成为书写汉字的一种规范。然而如果只是把书法局限在书写法度之内会降低、“书法艺术”的高度。如果把“书法”概括起来,无论规范、方法、书迹、评论、分析、鉴赏、考订,甚至文字学、用具等等都积聚梳理在一起,说这是一门“学问”,倒是很合适的。另外,一些书法理论、书法史、艺术理论等论著也做了大量研究,试图对书法的“本质”做出概括和规定。如,书法是“线条艺术”、“造型艺术”、“具象艺术”、“抽象艺术”、“表达情感的艺术”、“生命艺术”、“纯粹艺术”、“最高的艺术”等。这些概括、界定和解说,或出于名家之口,或见于著名论著,它们对“书法艺术”的“高”度、“纯”度等都有认识上的差异,有趋同也有对立,但有一个共同点,即书法是“艺术”,是中国古代传统艺术。这在书法界、艺术界、学术界基本是一个共识。而“书法艺术”这一概念的出现则是在2004年底,文化部直属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的“中国书法院”、标志着归属于人民政府的国家文化机构第一次正式予书法以“书法”身份。
五四以来,书法的存在意义一直遭到质疑。一位知名学者和作家曾哀叹中国书法所依托的“社会氛围”和“人文趋向”已经消失①,“古代书法是以一种极其广阔的社会必须性为背景,因此产生的特别自然、随性、陈恳;而当代书法终究是一条刻意维修的幽径,美则美矣,却未免失去了整体上的社会性陈恳”。更重要的是,由毛笔文化所涵养出来的那种文人品格和人格构架在现代文化语境中也失去了意义,甚至会成为民族生命力和创造性的阻碍。很明显,在当代书法创作中,人们为了推陈出新,想尽办法崭露头角,往往在创作中采用的是背离传统的方式,说的更具体一些,就是利用各种手段的创新来博得大众的认可。在书法界出现的这种现象我们命名它为:艺术书法。
“艺术书法”这一名词是由王镛老师首度提出的。顾名思义是将“艺术”提前,注重艺术的表现,而相对弱化书法的本事。这在当代表现为书法的民间化倾向上,近几年流行的“流行书风”就是其典型代表。纵观这几年来的各大书展,我们都不难发现书法正经历着从“书法艺术”向“艺术书法”转化的过程。导致此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几千年的二王书风,颜筋柳骨看下来的确让人有点累,出现审美疲劳是很正常的。许多作品让人看下来已经不是艺术而是复制品了。于是更多的作品开始追求视觉上的感觉,开始抓形式感,尽管这在有些人看来是丑态百出,但你不得不承认它确实让人有眼前一亮,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第二,展览和比赛的效应不容小觑。近二十余年来,各种书法展览和比赛此起彼伏,尤其是两年一届的全国展和中青展对流行书风的兴起起着十分重大的推动作用。在展览和比赛中,某种风格的作品得到了专家的认可或者受到了媒体的关注,那么效仿这一风格形式的人马上就会一哄而上。为了获得好的名次,参展和参赛者往往会投评委所好,纷纷追摹评委的风格。正是因为书法流行现象的出现,以王镛为代表的几位书法艺术家共同主持了“首届流行书风、印风提名展”,并连续成功做到了现在。展览中的作品坚持汉字书写及线条原则,基本上仍属于传统书法的范畴,与更具前卫意义的“现代书法”有着较大差距。但参展作品基本反映了近二十年来中国当代书法在观念和实践上的一个最主要的趋向:随着书法实用功能在现代社会的日益消减和信息时代东西方文化资源的不断丰富,中国书法的艺术性和创作意识正日益凸显和升华,传统的书法艺术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现代转型,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虽然流行书风遭到了不少人的批判,但其批判者们也许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即“流行书风”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成为多元化时代中国书法艺术的流行风尚,并显示出相当的风格魅力和艺术史价值。
当代书法创作者对书法艺术现代视觉效果的不断追求,是书法艺术家们不甘寂寞的表现,也是书法艺术走向新的发展的富有生机的动力。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传统书法的自娱雅玩和记事交流,而更多地注重用笔墨线条表达自己的创意与性情,并通过幅式、材料、颜色、结构等方面的突破来制造视觉上的特殊效果。现代展览中大多是顶天立地的鸿篇巨制,而且多为竖式,很少见到传统的尺牍和卷轴。这样的幅式比较适合现代化的展厅格局,同时也使观众有仰望之感,增强作品的视觉魅力。在用纸上,书法家们广泛取材,从传统本色的纯白净宣到富丽堂皇的洒金(银)宣,从有作旧效果的仿古宣到简单脱俗的手边纸,不一而足,除了在纸张上以背景色增加厚重感等手法以外,石开等书法家还大胆地以色彩入书,寻求新鲜的视觉感受。当然,更明显的是作者们对文字结构的个性化变形和章法布局方面的大胆探索。另外,从展览的布展风格较过去也有不小的突破,新颖协调,将作品拓裱在统一底色的展板上或装置于精美的画框里,旁边配有考究的标签,印有详细的说明、创作自述和主持人评语等,无形中提升了作品的档次。也极大的增强了观赏者的兴趣。 然而,“书法艺术”转化为“艺术书法”,也是具有自身必然性的。首先,书法在其漫长的历史轨迹中,曾经具有两面性,即书法具有实用性和艺术性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随着现代书写工具的革命性变化,中国人的书写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书法的实用性要求正在减弱,而艺术性要求则日益增长,人们力图在书法中获得艺术情感的表现和人格精神的追求,日益脱离书写实用价值的书法,应按照艺术的本性来发展。艺术的本性是不断地否定自己和永无止境的创造,不满足既有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向传统挑战,追求原创性和超越性。这是艺术得以发展,繁荣的规律。其次,现代审美方式的改变,对书法艺术提出了新的要求。高科技、高节奏的现代信息社会,改变了人们对艺术品欣赏的方式。优雅精美的印刷术和发达的出版业,消除了艺术品的神秘性和复制失真性,人们可以及时掌握大量的艺术信息;良好的展览条件和收藏条件,提高了人们欣赏和品评书法艺术的维度,人们希望书法作为中国文化精髓所体现的艺术感受性和表现力有更为切实的现代体现。最后,书法家们面对书法的日益专业化和高度艺术化,以及大量优秀的异质文化成果的挑战,更有来自艺术消费市场的巨大竞争力,因此,他们无法停留于固有的书法观念和传统书法模式。他们的现实处境使他们不得不探索新的发展途径。
当然,形式上的现代感和丰富性并不能代表作品的本质特征。其关键所在其实是创作者们对传统书法艺术在当代社会发展创新的历史使命感及其作品中所反映出的当代社会文化特色。他们更多地思考传统书法的当下状况和未来走向,或者说他们希望书法艺术不要固步自封,而应再创辉煌。古今之变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艺术的核心理念和书法家的心性品质的改变。古人重“格调”与“意境”的“高”与“低”。因此,从作品的艺术语言上,更多地使致力于从传统的资源中发掘出新的可能性。例如作品以墓志残纸为基调,并掺杂一些破坏性的用笔,力图表现结构、章法的动荡感和上下左右的呼应关系。不过,这样的书风也并不是那么好把握。不少创作者过于重视书法形式技巧上的翻新,而对书法文化本身缺乏深刻体悟,对传统书法艺术语言也缺少系统研究,因而其创新显得底气不足,粗浅浮躁。其次,由于创作者取法相似,观点相近,且互相影响,因而存在风格面目趋同的隐患,在强调个性的同时可能就失去了个性。
中国书法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不断探索这新的发展维度,原有古典的书法系统,正由文化封闭走向文化开发,尝试着汲取其他艺术的养料,来充实自己的表现力。“艺术书法”常常招致人们的非议,斥之为非书法、不识“传统”。但事实上,书法艺术不应躺在传统的、古人的艺术成就上面沾沾自喜,书法家们也不应该是艺术创造方面的懒汉,笔墨技巧固然是书法艺术的基质之一,然而它也能扼杀人的活生生的艺术感受性。由于我们肩负着沉重的历史传统,因此书法艺术的现代转换中,更应注重主体的分辨力,突出主体的创造性,以之开掘新传统,整合新方法,窥视书法艺术现代发展的生长点,在面向新生活的诸种尝试中把握书法艺术现代转型的契机。
由此看来“书法艺术”转向“艺术书法”也未尝不可。当然也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书法艺术的这种发展变化是有贡献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书法形式美的建设。试想,如果一个歌唱家如果只是在舞台上向大家展示她的发音有多到位多准确,仅仅只是展示她的基本功,而不拿自己独具艺术个性的歌声展现给大家看,那观众又如何会有兴趣。中国古代的书法经典精华,被大众认可的就是那么几十个人的几十件作品,如果大家都去宗法他们的作品不去创造,书法艺术就不会形成勃勃生机,风格也不会在竞争中互补,而更严重的,书法这门艺术也会因此而衰落。
注释:①20世纪90年代初,余秋雨先生在《笔墨祭》一文中哀叹中国书法所依托的“社会氛围”和“人文趋向”已经消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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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岳川.流行书风的文化问题[J].2008(7).
作者简介:秦兆诗(1989―),女,湖北武汉人,湖北美术学院硕士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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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恒(252 年~291 年),字巨山,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北)人,西晋着名书法家。卫恒出身书法世家,祖、父、兄弟及子侄均善书。他善作草、隶,特别是其隶书,运用飞白笔法,实为首创。张怀瓘《书断》卷中列卫恒古文、章草、草书入妙品,隶书入能品,可见其书法成就是很高的。《四体书势》是卫恒重要的书学论着,集中体现了他的书学思想,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就,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现择其要者,述其五:1.建立了系统全面的书法观《四体书势》以前的书论,大多就书之一体,或择其一法,发表一得之见,其中自然也有一些视野比较宽阔的论述。但《四体书势》从范围和内容上,第一次系统全面地论述了各类书体的发展源流、形式美特征等有关问题。从书之一体到四体,不仅仅是量的增加,更是质的飞跃,这也说明《四体书势》的视野已经从局部转向全体,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侧面视角转向全方位视角。再从其论述次序看,它依次论述了古文、篆书、隶书、草书,即按照书体出现的先后次序,并且论述了依次出现的时间和缘由,可见其清晰的书体发展脉络观念。四种书体到汉末已基本成熟,经三国,至西晋,已发展得相当成熟了。因此,《四体书势》可以说是对四种书体全面的总结。为此,《四体书势》还专门完整引述了崔瑗和蔡邕的两篇书论,构成更加全面的系统。此间,行书虽也已流行,但出现既晚,社会上论者亦鲜(至今未见有魏晋人论述行书的专着)。它的全面性还体现在论述每种书体时,将此种书体的发展源流梳理得井然有序。如论草书,它先言:“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称善作。后有崔瑗、崔寔,亦皆称工。”[1(]p1065)从草书的起源述起,再述名家出现,相当平实。接着,顺次而下,论述草书在汉代的发展状况,罗列了张芝及其弟、姜诩、梁宣、田彦和、韦诞及罗晖、赵袭等人,揭示了他们各自的书法成就和风格特征,并指出了他们之间出现的时间先后等关系,简直是一部草书发展简史。从整体上看,《四体书势》对各种书体的发展源流都成竹在胸,它的论述使它成为第一篇对中国书法历史做全面梳理的论着。而且,《四体书势》还沿用前人形象描述的方法,通过生动的描写,揭示各种书体的不同特征及其形式之美的相异之处,更见出它对各种书体全面系统的把握。2.确立了历史批评的传统书法毕竟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它的出现和发展也需从历史角度去审视。《四体书势》以往的书学论着在谈到某一书体时,虽也会偶尔涉及该书体出现的时间,但并不能由此而自觉地深入探讨其出现的历史缘由。《四体书势》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相当清醒地认识到了书体出现与演变的历史必然性。就以小篆为例,《四体书势》谈到了秦始皇统一文字的作用:“及秦用篆书,焚烧先典,而古文绝矣。”[1(]p1061)这可以说明小篆盛行的社会政治原因。又说:“及平王东迁,诸侯立政,家殊国异,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损益之,奏罢不合秦文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政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1(]p1062)这段不长的文字,从书法自身规律的角度,多方面地论述了小篆的历史状况。“诸侯立政,家殊国异,而文字乖形”道出了小篆出现的必然性。文字的社会性功能决定了它必须具有一致性,而春秋战国各自为政的局面导致文字的多形难通,言“乖形”,可见《四体书势》的否定态度。它指出统一是客观的必然。“损益之”“罢不合秦文者”“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说明了字型统一的途径和方法,尤其是“损益”“省改”,点出了字体演变的主要规律。后面再罗列当时的主要书家和代表性书法作品,显示出独到的书法史学眼光。对书体的特征,它也作了历史性的审视。如隶书:程邈“从狱中改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损减,方者使圆,圆者使方。”[1(]p1062)虽仍不够具体,但无疑表明《四体书势》已经注意到了前后出现的书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已显其历史眼光。尤为可贵的是,《四体书势》在论述具体书家的风格特征时,也自觉地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令人不仅能从中看到各位书家的特点,还能看到各位书家风格的渊源和流脉。如谈到草书时说:“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称善作。后有崔瑗、崔寔,亦皆称工。杜氏杀字甚安,而书体微瘦;崔氏甚得笔势,而结字小疏。弘农张伯英者,而转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之。……又有姜孟颖、梁孔达、田彦和及韦仲将之徒,皆伯英之弟子,有名于世,然殊不及文舒也。”[1(]p1065)这里显见它对当时草书主要书家的风格,从比较异同以及产生渊源、发展流脉的角度,作了相当明晰的陈述。这种历史比较法,对后代的书法研究乃至诗歌、散文的品评,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朝的《诗品》《文心雕龙》及其后的一些着作中更精彩的比较源流式的论述,不能不说肇始于此。3.提出了主客观交融的书法创作观和审美观:体象书法之源在于自然,古来人们都这样认为,所谓“因彼鸟迹”“象彼万类”云云。但这些说法只是说明文字与自然万物有关或源于自然,至于自然之象如何成为文字之象,则未深入论述。《四体书势》云“:昔在黄帝,创制造物。有沮诵、仓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盖睹鸟迹以兴思也。”[1(]p1061)“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声会意,类物有方。”[1(]p1062)显而易见,《四体书势》已经注意到了“鸟迹”至文字有个过程,其中人作为主体不是无所作为的。“睹”而“兴思”,表明了主体首先要“看到”自然现象,并且通过“思”后,才会有象自然之象的“书契”,即文字。因此,最早的象形文字并不是简单地模仿自然万物,而是包含了主体的领悟、会意。所以“,类物”也有其“方”,决非万物简单的描画,甚至不是简单的模仿。可见,不管早期与实物极其相近,还是后来渐渐与原物相远,成形的文字都是主体与自然万物交融的产物,既有万物原形原理,也有主体的思考领会。这个对自然万物之象观察体会思考以形成文字形体的过程就是“体象”。主体对书法作品的审美也是如此。看到汲冢书的古文字,“恒窃悦之,故竭愚思以赞其美,愧不足以厕前贤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观其措笔缀墨,用心精专,势和体均,发止无间。……睹物象以致思,非言辞之所宣。”“思字体之俯仰,举大略而论旃。”[1(]p1064)“厥用既弘,体象有度,焕若星陈,郁若云布。……聊伫思而详观,举大较而论旃。”[1(]p1065)以上数段,都是《四体书势》论述书法审美情形的文字,与其前代、同时代的书论比较,论述的深度和品位都有了很大提高。这里,《四体书势》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体象”的美学概念。综合来看,“体象”当包含:主体面对客体(书法形象),首先会产生审美愉悦(“窃悦”),这是进行进一步审美的基础和前提;接着,主体进入“思”的阶段,因象而兴思,发挥主体的想象,将书法所“具有”的形象在主体的心灵中呈现(“存象”);再运用理性思维,将作品中所体现的作者的“用心”、法度等主观内涵发掘出来。由此可见,《四体书势》所主张的审美观是主客体相交融的,既有形象思维,又有理性思维,既有愉悦的心理体验,又有深刻的理性启示。4.发展了书法审美方式前代书论中对书法审美方式亦有所涉及,《四体书势》主要在三方面有了明显的发展:一是远观近察的距离变换。《四体书势·字势》中说“:是故远而望之……就而察之”[1(]p1061),《四体书势·隶势》中又说:“远而望之……近而察之”[1(]p1065)。显然,《四体书势》已经非常自觉地运用距离变换方式来欣赏书法作品了。通过它生动形象的描述,我们完全可以体会到,它已注意到同一作品在不同距离下不同的审美效果;而将同一作品置于不同距离欣赏的行为本身,实际上更加突出了书法作品的艺术特征,即将书法的主要功能定格在艺术欣赏上,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二是“玩”的正式提出。西晋成公绥的《隶书体》中已经提出了书法作品“又何可玩”[2(]p10)的看法,《四体书势》中述及梁鹄的手迹时说:“魏武帝悬着帐中,及以钉壁玩之,以为胜宜官。”(p1064)虽然是在讲述曹操欣赏梁鹄的作品,但透露出它对书法作品的态度:玩味。联系前已述及的审美观,我们有理由相信,《四体书势》已体现出对审美体味、玩味特点的进一步的自觉认识,那种寓审美于娱乐之中的意识是非常明确的。三是点明了审美过程中欣赏主体的心理特点。审美过程中主体的心理状况是很多书论注意到的重要问题,而到《四体书势》才相当明确地指出了:可以意会,不能言传。《四体书势》讲:“睹物象以致思,非言辞之所宣。”[1(]p1062)主体对审美客体观察、冥思,内心“窃悦”,有所领会、发现,但无法用言语表述出来。这种似清晰又朦胧的状态,正是审美时的心理特点。5.提出了书法形式美的境界:和谐还是先看《四体书势》中的两段话:“观其措笔缀墨,用心精专,势和体均,发止无间。或守正循检,矩折规旋;或方圆靡则,因事制权。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矫然特出,若龙腾于川;森而下颓,若雨坠于天。或引笔奋力,若鸿雁高飞,邈邈翩翩;或纵肆阿那,若流苏悬羽,靡靡绵绵。”[1(]p1062)这是状古文之美。“随事从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栉比针裂,或砥平绳直,或蜿蜒缪戾,或长邪教趣,或规旋矩折。修短相副,异体同势。奋笔轻举,离而不绝。纤波浓点,错落其间。……”[1(]p1065)这是状隶书之美。表面看来,这两段文字与其他人的状写书迹没多大区别,但仔细品味就会发现,《四体书势》在兼有理性思考与形象描绘的文字中提出了书法形体美的境界:和谐,而且有着两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是形体的势和体的和谐,即“势和体均”。从其描写状态看,“势和体均”体现了书法形体的动静和谐,包括寓动于静和静中显动两个内容。前者如“矫然特出,若龙腾于川;森而下颓,若雨坠于天”等,本是静态之景,但其中蕴涵着“腾”“坠”之势,具有很大的力度和运动感。后者如“穹隆恢廓”“离而不绝”等,“恢廓”是写空间大,自然是静态的,但这种恢弘廓大,实际显示着无限的张力,有不断伸张之势;文字之间,点画之间,自有相离,但书法作品可以用呼应之法,显示其“不绝”之意,似断似连,形断意连。对这种动静和谐,虽然《四体书势》还没有非常明确地用相应的概念表述出来,但已经发现并形象地描述出来了。另一方面是规矩与“制权”的和谐。没有规矩就没有法,没有创造就没有书。《四体书势》之前的论述并非没有意识到,但比较明确论述的则未见。《四体书势》很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也做了明确的表述:“或守正循检,矩折规旋;或方圆靡则,因事制权”,“随事从宜,靡有常制。……或规旋矩折。修短相副,异体同势”[1(]p1065)。无论圆笔方笔,有时则须严守规矩,而有时又需随机应变,最终要达到的效果是和谐“:修短相副,异体同势”。因此,整个书法形体的总体风貌应该在守则与变规之间,也就是在规矩与“制权”、技法与“从宜”之间达到和谐。你可以去abc211文汇找下。
从古人关于 " 南派 " 、 " 北派 " 、 " 碑派 " 、 " 帖派 " 的划分及其艺术特色的评价中 , 也可以看出古代书法美学对阴柔之美与阳刚之美审美特征的认识。尽管这种划分有时并不十分科学 , 但从其总体风貌上来把握 , 可以把南书、北书、帖派、碑派作为这两种美的形态的不同代表。相对说来 , 南派重优美 , 北派尚壮美 ," 北书以骨胜 , 南书以韵胜 "," 南书温雅 , 北书雄健 "( 刘熙载《艺概》 ), 南书婉丽清媚 , 富有逸气 , 北书雄奇峻健 , 更具豪气。重帖者 , 偏于阴柔之美 , 尚碑者 , 侧重阳刚之美。这与南派、北派书风也有密切关系。南书重帖 , 北书重碑。 " 南派乃江左风流 , 疏放妍妙 , 宜于启牍 : 北派则中原古法 , 厚重端严 , 宜于碑榜 "( 钱泳《书学》 ) 。帖宜于行草 , 以流美为能 , 碑宜于楷隶 , 以方严为尚 ," 短笺长卷 , 意态挥洒 , 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 , 法书深刻 , 则碑据其胜 "( 阮元《北碑南帖论》 ) 。北碑书法具有 " 魄力雄强 " 、 " 气象浑穆 " 、 " 笔法跳越 " 、 " 点画峻厚 " 、 " 意态奇逸 " 、 " 精神飞动 " 、 " 骨法洞达 " 等壮美风格。从某种意义上说 , 中国古代书法优美、壮美理想的发展演变 , 也正在重帖、重碑的不同倾向中进行。唐重碑 , 以壮美胜 , 宋、元、明重帖 , 以优美胜。 中国古代书法美学虽然在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两种形态上有不同侧重 , 但并不偏废哪一方。它强调二者的素朴结合、辩证统一 , 反对纯刚纯柔、偏执一方 , 倡导 " 刚柔相济 " 、 " 骨肉相称 " 的 " 中和 " 之致。它认为 " 纯骨无媚 , 纯肉无力 ", 只有 " 肥瘦相和 , 骨力相称 " 才行。从 " 刚 " 与 " 柔 " 来说 ," 直则刚 , 曲则柔 , 折则刚 , 转则柔 , 轻重捺笔则刚 , 首尾匀袅则柔 ," 二者结合," 刚柔相济乃得佳 "( 《明赵宧光论书》 ) 。从 " 阴 " 与 " 阳 " 来看 ," 沈着屈郁 , 阴也 , 奇拔豪达 , 阳也 "," 书要兼备阴阳二气 " 。总之 ," 阴阳刚柔不可偏颇 "," 高韵深情 , 坚质浩气 , 缺一不可以为书 "( 刘熙载《艺概》 ) 。它认为偏执一方 , 便会出现弊病 , 从而降低审美价值 :" 张瑞图书得执笔法 , 用力劲键 , 然一意横撑 , 少含蓄静穆之意 , 其品不贵 "( 梁巘《评书帖》 ) 。纯刚纯柔都不可 ," 纯刚如以锥画石 , 纯柔如以泥洗泥 , 既不圆畅 , 神格亡矣 " (卢携《临池诀》)。因此要求二者结合 , 使其相辅相成 , 刚中有柔 , 柔中有刚 , 达到 " 婉而愈劲 , 通而愈节 " 、 " 飘逸愈沈着、娴娜愈刚健 " 的刚柔相济的 " 中和 " 境界。这种 " 中和 "的 " 火候 " 是较难把握的 , 往往 " 趋稳适蕴藉 , 则无气魄骨力 ; 求气魄骨力 , 则不稳适蕴藉 "( 梁巘《评书帖》 ) 。古代书家们总是不断地探讨着如何把握这种 " 中和 " 之度。古人云 :" 惟笔软则奇怪生焉 "( 蔡邕 ), 指出了毛笔的艺术表现功能。此一 " 软 " 字 , 是刚柔相济之 " 软 " 。 " 能柔能刚之谓软 , 非有柔无刚之谓软也 "( 刘熙载《艺概》 ) 。他们强调 " 以劲利取势 , 以虚和取韵 "(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 达到 " 骨 " 、 " 力 " 、 " 势 " 与 " 韵 " 、 " 味 " 、 " 趣 " 的和谐统一。 古代书法美学的 " 中和 " 美理想 , 还突出地体现在对晋人书法 , 尤其是对王羲之书法的崇拜方面。晋人书法表现出平和自然、含蓄委婉、刚柔相济、尽善尽美的境界 , 成为 " 中和 " 之美的典范。它如同西方古希腊的艺术 , 一直是后人学习的楷模。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美学的发展 , 可以说是在尚晋与叛晋的矛盾冲突之中发展 , 是在不断向晋人书风回溯之中前进 , 这也即在 " 中和 " 与反中和的对立中演变。人们认为 ," 晋尚韵 "," 晋书神韵潇洒 "," 晋人书取韵 " 。这种 " 韵 ", 主要表现在一种平和自然、含蓄委婉的 " 中和 " 美的意境。古人谈到晋书 , 几乎都推崇备至 , 显露出对一种不可企及的美的向往之情。他们认为 " 晋人以风度相高 , 故其书如雅人胜士 , 潇洒蕴藉 , 折旋俯仰 , 容止姿态 , 自觉有出尘意 "( 方孝儒《逊志斋集》 ) 。在晋人书法之中 , 尤其对 " 二王 "( 又主要是大王 ) 崇拜至极 , 认为王羲之达到了尽善尽美的中和美的最高境界 , 是万世的典范 :" 逸少可谓韶 , 尽美矣 , 又尽善矣 "( 张怀瓘《书断》 )," 尽善尽美 , 其惟王逸少乎 !"( 李世民《王羲之传论》 ) 。王羲之 " 思虑通审 , 志气和平 , 不激不厉 , 而风规自远 "( 孙过庭《书谱》 ) 。这 " 志气和平,不激不厉 ", 不正是古人向往的最高的情感境界吗 ? 他们这样来描绘王字 :" 同夫披云睹目 , 芙蓉出水 "," 如阴阳四时 , 寒暑调畅 , 岩廊宏敞 , 簪裾肃穆 "," 如清风出袖 , 明月入怀 "( 李嗣真《书后品》 ), 真是美不胜收。正因为王羲之在人们心中占有如此高的美学地位 , 所以便进一步被当作衡量书法艺术价值的重要标准。如所谓 " 虞世南得右军之美而失其俊迈 ";" 欧阳询得右军之力而失其温秀 ";" 褚遂良得右军之意而失其变化 ";" 薛稷得右军之清而失于拘窘 ";" 李邕得右军之法而失于狂 ";" 真卿得右军之筋而失于粗 "( 李煜 ) 。这些书家虽然都具有王羲之的某一特点 , 却都达不到王字的十全十美的艺术境界。 上面分析的 " 中和 " 美理想 , 是中国古代书法美学中的主导思想。虽然在书法美学的发展中也出现一些 " 反中和 " 的审美思潮 ( 这在后面的历史分析中将提到 ), 但它们都没有象 " 中和 " 美理想那样在古代社会贯穿始终 , 没有成为主流 , 占居主导地位。 二 从中国古代书法美学的“中和” 美思想的历史发展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考察 : 第一个阶段 , 从汉代到唐代 。它以 " 中和 " 美为主 , 又偏于阳刚之美 , 这是一个强调情理统一、又注重理性的阶段。其中,汉代是萌芽发端期。魏晋是发展高峰,达到刚柔相济的“中和” 美典范程度。唐代也强调一种理性的均衡适度的和谐。在这种“中和”之美的总体倾向下,它又强调“骨” 、“力” 、“势” ,追求一种雄强有力的气势。唐代是这种壮美理想的高峰。第二个阶段 , 从宋代到明代。这时以情为主 , 出现了张扬个性的不中和、不和谐的“狂狷” 因素、" 丑 " 的因素。宋代首倡之,明代“狂草” 派达到高潮。从偏于" 中和 " 的优美、壮美理想发展看,此阶段以阴柔之美为主导倾向,元、明两代盛行。第三个阶段,清代。这是一个综合、总结的阶段, 也是向近代美学转变的过渡期。它在综合阐发前两阶段的基础上探求情与理的结合 , 强调在壮美基础上达到优美与壮美的辩证统一。下面具体论述。 汉代 , 特别是汉末 , 是中国古代书法美学的萌芽、发端期 , 是古代书法艺术审美意识自觉独立的时期。汉代在书法创作实践中进行了理论探讨, 提出了所谓 " 上皆覆下 , 下以承上 "、" 左右回顾 "、" 欲左先右 , 至回左亦尔 "( 蔡邕《九势》 ) 书法形式美辩证规律 。从汉代关于 " 势 " 、“力”的论述中 , 从其作为审美联想中介的自然美形象的描绘中 , 可以看出他们崇尚一种有力度、有力势的飞动之美。蔡邕说 :" 藏头护尾 , 力在字中 , 下笔用力 , 肌肤之丽。故曰 : 势来不可止 , 势去不可遏 ,…… "( 《九势》 ) 。他探讨了 " 力 " 、 " 势 " 的审美联系及毛笔在表现 " 力 " 、 " 势 " 方画的独特的艺术功能。有 " 力 " 才有 " 不可止 " 、 " 不可遏 " 的 " 势。汉代首倡了阳刚之美的审美理想。 到了魏晋,从审美理想的总的倾向看 , 人们强调情理统一 , 崇尚一种刚柔相济、骨 肉相称、骨势与韵味和谐统一的 " 中和 " 之美。晋人书法呈现出平和自然、含蓄蕴藉的美的境界 , 达到 " 中和 " 之美的高峰。魏晋追求 " 平和 " 的审美境界 , 讲求书法外在形态的 " 势和体均 " 。卫恒说 :" 观其措笔缀墨 , 用心精专 , 势和体均 , 发止无间 "( 《四体书势》 ) 。王羲之认为 :" 夫书字贵平正安稳 "( 《书论》 )," 凡书贵乎沉静 "( 《书论》 ) 。他们反对恣肆狂乱的笔势 , 要求 " 分间布白 , 远近宜均 , 上下得所 , 自然平稳 ", 指出 " 当须递相掩盖 , 不可孤露形影及出其牙锋 "( 王羲之《笔势论十二章"教悟章第七》 ) 。 " 孤露形影 " 和 " 出其牙锋 " 是不符合 " 平和 " 的美学标准的。魏晋之“和” ,是多样变化之和。他们要求“数体俱入” 、“字字意别” 。但这种变化是 " 和 " 中之 " 不同 "。魏晋书法美学既主张变化 , 又要求不超出整体之 " 和 ", 它强调诸形式美因素达到素朴和谐统一。" 作一字 , 横竖相向 ; 作一行 , 明媚相成 "。" 绵密疏阔相间 "(王羲之《书论》 )。" 不宜伤长 , 长则似死蛇挂树 ; 不宜伤短 , 短则似踏死蛤蟆 "( 《笔势论十二章》 ) 。要求润涩、盈虚和谐统一 , 起伏得当 , 远近适度 , 诸矛盾因素在整体中达到完满的结合。魏晋追求一种以骨为主、骨丰肉润、刚柔相济的艺术美 , 强调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的素朴和谐统一。魏晋书法美学提倡 " 骨 " 、 " 力 ", 反对软弱无力的书风 , 把 " 骨 " 、 " 力 " 作为重要的审美标准,认为“多力丰筋者圣 , 无力无筋者病”( 卫铄) 。魏晋所尚之 " 骨 ", 与后来唐代之 " 峻厉 " 、 " 粗放 " 、 " 雄强 " 之 " 骨 " 、 " 势 " 不同 , 它更主要是一种潇洒俊逸之 " 骨 " 、 " 风流气骨 " 。从当时对书法风貌的描绘来看 , " 王僧虔书如王、谢家子弟 , 纵复不端正 , 奕奕然有一种风流气骨 "( 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 ;" 陶隐居书如吴兴小儿 , 形容虽未成长 , 而骨体甚峻快 ";" 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 , 纵复不端正者 , 爽爽有一种风气 "( 袁昂《古今书评》 ) 。这里 ," 奕奕然 " 、 " 风流气骨 " 、 " 骨体甚峻快 " 、 " 爽爽有一种风气 " 等 , 说明了魏晋骨势的艺术意境。魏晋之 " 骨 " 是 " 骨丰肉润 " 之 " 骨 ", 刚柔相济之 " 骨 ", 它既求骨力、气势 , 又要有华润流畅的韵致。他们强调 " 骨力 " 与 " 媚好 " 的统一 , 既讲求 " 笔力惊绝 ", 又追求 " 风流趣好 " 、 " 笔道流便 " 。王僧虔说 :" 骨丰肉润 , 入妙通灵 "( 《笔意赞》 ) 。 萧衍认为 :" 纯骨无媚 , 纯肉无力;……肥瘦相和 , 骨力相称。 "( 《答陶隐居论书》 ) 可见 , 片面强调 " 骨 " 、 " 力 "," 纯骨 " 无肉 , 是不行的 , 必须 " 骨 " 与 " 肉 " 、 " 媚 " 与 " 力 " 结合 , 达到 " 骨丰肉润 " 、 " 肥瘦相和 , 骨力相称 " 的境界 , 才符合 " 中和 " 美的标准。可以说 , 魏晋之 " 骨 ", 是 " 形 ", 又是 " 神 ", 是 " 意 ", 又是 " 法 " 。在这里 , 外在的 " 骨法用笔 " 与内在的风骨气韵达到了水乳交融般结合 , 形与神 ( 形式与内容 ) 、 意与法 ( 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 ) 达到完满统一。魏晋人尚清逸之气、俊君之骨 , 追求洒脱俊逸的精神、气度。这种对人的内在气质和外在风度的要求 , 表现在书法创作中 , 一种骨肉相称、刚柔兼备、有骨力、有韵味的艺术意境便创造出来了。魏晋所崇尚的 " 中和 " 之美 , 是一种情与理、感性与理性、个性与共性和谐统一之美。其情感之抒发自觉的控制在理性、理智之中 , 个人感性意趣之追求和谐地遵循着理性、共性的法度规范。它不同于以法胜、以理胜的唐书之美 , 更有别于宋以后以意趣、情感、个性胜的 " 狂狷" 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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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论文我之前直接找轻风论文网的老师帮忙指点的,非常专业建议你看下还有些资料,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综述的 近代史研究经过二十世纪的风雨历程,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历史学领域里一门相对独立而成熟的学科。(中国近代史论文)杂志作为专门刊载中国近代史研究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并及时反映学术研究动态的刊物,所刊发的论文代表了近些年近代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反映出近代史研究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在世纪之交承上启下的十几年时间里,中国近代史研究与时代同步发展,发生了很大变化,丰硕成果,同时也面临着如何更好发展通过对1994-2006年间《近代史研究》刊发文章的数量、作者所属单位情况、发表作品情况等进行统计,对学者关注的研究方向、领域的拓展和深入、分布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近些年来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特点和发展趋向主要表现在:研究环境日趋学风更趋实际,更加注重学术研究;研究适时调整,领域不断拓展,内容不断深入;创新研究理论与方法,跨学科研究时尚,实证研究兴盛;研究队伍不断壮大,高校成为主要研究力量;注重学术交流,中外史学互动发展。展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近代史论文研究的发展方向,要根据本国和世界的未来社会发展趋势,按照学术研究本身的发展逻辑,循序渐进地加强、深化以往研究中的薄弱领域,开辟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的研究领域你参考下,如果不行,自己看下轻风论文吧近代史研究作为具有权威性的杂志在学科建设和发展中当发挥规范导向作用,努力加强自身建设,引领中国近代史研究在二十一世纪沿着健康的轨道取得更大的发展。
论述《中国近代史纲要》中国近代史可以说是中国的屈辱史,一个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古国遭到如此的破坏,不得不令我们心痛和反思。从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从此开始了中华民族的噩梦。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为中国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转折点,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在此后的近一百年间,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标,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后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但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在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革命对象和任务性质。在近代史上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有两个: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而前者为最主要矛盾。但两大主要矛盾在历史的进程中,呈现出错综复杂关系和起伏状态,两大主要矛盾规定了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就是要推翻外国资本—帝国主义,该国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争取民族解放,国家富强,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或者说,近代中国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彻底反帝反封建和实现国家近代化,改变中国近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前期综述(1840—1919年)此时期又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旧民主主义革命其性质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外国侵略和该国的封建统治,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为政治目的;以发展资本主义为最终目标的革命,其中辛亥革命是比较完整意义的一次旧民主主义革命)。此时期从1840年鸦片战争始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止,共约80年间的历史。据教材内容的种种历史现象的内在联系及相互关系,形成一个相对完整且严谨的知识体系,既能体现出这个时期发展的特点及客观规律,又能涵容这个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基本知识。可分为以下三个发展阶段。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19世纪40年代—60年代初)此时期的历史大事有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前者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动的非正义的侵华战争,即中华民族的反侵略的正义的民族自卫战争,而后者是农民阶级的革命运动,二者又有十分密切的联系。19世纪前期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成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为扩大海外殖民地,以强占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英国等迫切要求中国的市场开放,用战争暴力作为达到它们目的的主要手段,而此时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到了衰落期。到鸦片战争前,已经走到穷途末路,清政府统治腐败、经济落后、对内极力压制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扼杀新思想、新技术的发展,残酷地剥削人民,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尖锐,对外坚持天朝尊严和闭关政策,最终导致中华民族灾难的到来。虽说在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是民族战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军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由于清王朝的腐败、落后及战争中的妥协投降政策,战争的结局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外来侵略者通过不平等条约,从中国取得了大量的主权,中国的门户被列强用炮舰打开,中国开始论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是指丧失了部分而不是全部的主权;“半封建”是指既保存了封建主义,又发展了资本主义。其两者都有政治、经济和文化内涵)。而第二次鸦片战争是列强对既取得的侵华权益不能满足,力图全面扩大侵华,并趁清政府处于内战的窘境,以“修约”不成制造借口而发动,英法是主凶,美国是帮凶,俄是既追随英法又单独作案的凶犯。中国又丧失了许多主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进一步加深。 由上可知,鸦片战争后的二十年间,中国社会主要呈现出半殖民地特征,到六十年代又呈现出半封建社会的特征。但鸦片战争并未解决中外矛盾,更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虽由于时代,尤其是阶级的局限而最终失败,但有着极重大的意义且承担反封建反侵略的双重任务与一些领导人发展资本主义的新时代特点(社会性质决定),这是以前农民战争所不曾有过的,是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总之此时期的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且在思想界开始出现向西方学习的思潮,而清朝统治者在对待西方侵略的态度上,由对抗到暂时“和好”,在镇压中国革命的基础上勾结起来,从而开始了中外反动势力相勾结的历史。 完全形成时期(19世纪60年代-20世纪初)此时期的主要史实有民族危机加深、洋务运动、资本主义的产生、帝国主义掀起瓜分狂潮、戊戌变法及义和团运动等。此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阶级关系、政治舞台及思想领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社会运动态势看,既有沉沦,也有发展;在中国社会两大主要矛盾中,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显然居于最主要的地位,在中外暂时“和好”的形势下,清建立了总理衙门,为解决内忧外患,掀起了洋务运动,但甲午中日战争战败,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破灭,以失败局面而告终。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19世纪中期的全世界胜利,英法美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俄德日也走上了迅速发展资本主义道路,不久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进程。鉴于此,列强为扩大海外市场及占更多的原料产地,尤其是资本输出的场所,加紧对外侵略,掀起了瓜分世界狂潮,而它们之间既勾结又相互争夺。随着中外“和好”局面的结束,以武力和战争手段造成中国边境地区的普遍危机,以大举输出资本来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政治侵略和文化侵略也日益加深,先后发动侵略中国的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瓜分狂潮、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妄图变中国为其殖民地,《马关条约》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形成的标志,《辛丑条约》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完全确立,清政府完全成了列强统治中国的驯服工具。由于侵华的不断加剧,使清统治集团不得不调整统治政策,也扩大了自身的分裂和形成新的派别,但都改变不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随着外国侵略势力的扩张,中国封建经济的瓦解加快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艰难地产生和发展起来,同时产生了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队伍壮大,而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中国半封建经济的特征已经具备。而软弱的资产阶级形成两个政治派别,都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和挽救民族危亡。甲午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及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维新变法运动和义和团运动都把救亡图存作为主要斗争目标,资产阶级维新派通过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发展资本主义的变法(和平方式)来实现其救亡图存的斗争目标,而演出了一幕戊戌变法悲剧;以义和团运动通过“灭洋”(流血方式)来实现斗争目标,它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尤其是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美梦,使帝国主义改变侵华方针为“以华制华”,而后这两次救亡运动的失败都与清有极大的关系,从此以后,以推翻清政府为主要斗争目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在全国迅速兴起。深化时期(20世纪初—1919年五四运动前)此时期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尤其在政治上变动极大。中国社会两大主要矛盾汇于一流,集中地体现为广大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支持下的清统治集团及北洋军阀统治的矛盾。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为重新分割世界展开激烈的争夺,“一战”的爆发影响到欧洲列强侵华政策的调整,以及列强在华势力的变化,列强利用清政府及反动军阀为工具进行侵华,清统治集团完全俯首听命于列强。慈禧太后为苟延残喘,既要取悦于列强,又要消弭于社会不满,一手出卖国家主权、民族利益,一手耍弄“新政”、“预备立宪”,进行调整,但结果适得其反,直接间接地削弱了统治,促进了革命,而民族资本主义有所发展,资产阶级的政治积极性明显提高。随着民主思想的传播及论战、团体及政党的建立、一系列武装起义的实践、理论的指导,最终导致了辛亥革命。但其革命成果,因其阶级局限性,革命果实为袁世凯所窃取,袁世凯及其后继者对内独裁专制复辟、对外出卖国家主权,投靠帝国主义,而导致了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维护民主共和成果,不断地进行斗争,其斗争的实质为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但最终都以失败局面而告终。这说明民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人民走向胜利,需要新的阶级-无产阶级来领导,而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斗争的焦点为维护民主共和的斗争,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一方面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掀起了复古逆流,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派倡导民主共和和知识分子倡导新文化运动,且随着“一战”期间帝国主义暂时放松对华侵略,辛亥革命、民主共和和实业救国两大思潮的推动下,中国工业迅速发展,这促使中国无产阶级队伍壮大,为以后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化,为中共的建立,提供了阶级基础。在1840年到1949年这109年间,中国经历了中国历史最心酸的时代。1840年以前,中国作为一个东方的文明古国,一个许多人向往的国度,一个灿烂文明的国度,多少辉煌让我们沉浸其中,让我们感到自豪。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非常不愿意翻开中国近代史,因为他让我们又气又难过,但是我们要正视历史,对历史进行思考,使这段历史在中国不再重演。值得庆幸的是,中国还有许多的爱国志士,在这109年间,正是这些中华儿女拯救了中国,保留了中华文明的希望,他们经过109年的奋斗,使中国得以经过这么多年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在这109年间,我们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掠夺,使一个曾今的天朝大国变的满目疮痍,我恨清朝政府,恨你们的软弱无能,带给中国多大的伤害,多少不平等条约机会葬送了中国。我们不可否认,落后就挨打,但是这个代价也太大的。在这109年间,不知有多少中华儿女流血牺牲,没一件事情都让人伤痛。从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再到世界列强瓜分中国,再到日本侵华等,他们在中华大地上犯下了滔天大罪,真的不可饶恕,但是我们要做的是不让这历史重演。中国近现代史,这是中国成长最痛苦的一个时期,在这过程中,中国经历了许多,各个阶级也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进行了不同的尝试。农民阶级进行了太平天国运动,从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封建势力和帝国势力,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农民阶级没能救中国。资产阶级也进行了尝试,从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改良运动,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等等,最终因为各种因素都没能成功。最后是在1919年新文化运动中带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民族复兴的第一步——国家独立,至今共产党领导着我们进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从中我们知道,无论对任何事情,我们都应该去面对他,去尝试各种方法,去学习各种经验,人生需要许多的尝试,尝试也是一种创新。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道路,自己生活学习的方式,但这一切都是在尝试中体会到得。当然我们在工作和学习中也需要持之以恒,通过不断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最后才能成功。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优秀的民族,虽然我们在近代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掠夺,但是我们还是通过不断的抗争,争取到了独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新中国。这109年,我们赶走了各国列强,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些成果都来之不易。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令人悲伤和愤恨的历史,无论它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伤害,我们应该不忘历史,正视历史,去对历史进行反思,不让历史重演,从中指导我们人生的发展。我们也需要领悟中国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无论在今后的学习或工作中,都将对我们有极大的帮助。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国情使得在中国本应由资产阶级领导完成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肩上,无产阶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
中国近代自1840年开始。1840~1919年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其中辛亥革命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标志着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同时标志着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无论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其基本任务是反帝反封。
扩展资料: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伟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进行大规模自主现代化建设的各项基本条件具备,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一个半世纪以来,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变革的努力中,中国社会逐渐发生变化,一步一步地走向现代化。以现代化为基本线索研究中国近代史将会从各个角度、多个层面地研究社会历史生活,而不仅仅局限于阶级斗争和政治生活所涉及的内容。
我们可以说,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而斗争的历史。换一种表述,我们亦可以说,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为实现现代化而斗争的历史。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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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是自己写是比较,要是没有时间再去找别人去写也是可以的。但是一定是要找正规的。
论文写作,先不说内容,首先格式要正确,一篇完整的论文,题目,摘要(中英文),目录,正文(引言,正文,结语),致谢,参考文献。规定的格式,字体,段落,页眉页脚,开始写之前,都得清楚的,你的论文算是写好了五分之一。然后,选题,你的题目时间宽裕,那就好好考虑,选一个你思考最成熟的,可以比较多的阅读相关的参考文献,从里面获得思路,确定一个模板性质的东西,照着来,写出自己的东西。如果时间紧急,那就随便找一个参考文献,然后用和这个参考文献相关的文献,拼出一篇,再改改。正文,语言必须是学术的语言。一定先列好提纲,这就是框定每一部分些什么,保证内容不乱,将内容放进去,写好了就。参考文献去中国知网搜索,校园网免费下载。不懂可追问合适请采纳给你一份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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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主题词】 现代汉语语法;比较;解读
【论文摘要】 文言文,是古人用书面用语写成的文章。本文主要从现代汉语的句法和词法两个方面探讨了如何轻松、快速和准确地解读文言文。
文言文,是古人用书面用语写成的文章。运用现代汉语的语法知识,不仅可以清晰地透视文言文语法现象,快速准确地解读文言文,而且对初次大量接触文言文的初一、高一学生来说,运用这些方法可以更加轻松有效地学懂文言文,从而很好地传承祖国的文化遗产。
一、运用现代汉语句法知识,进行古今句式比较,正确理解句意
现代汉语中常式句一般表达形式为:
(状语)定语+主语+(状语)谓语+(定语)宾语(补语)
我们可以把现代汉语的常式句作为“标准句式”拿来与文言文的句式进行比较,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古今句式的不同之处。从而识别文言文的特殊句式,正确理解和翻译文言语句。
下面以文言文“倒装句”为例来谈谈这一方法在教学中的运用。
文言文的倒装句,也叫“变式句”,就是句子的表达形式不同于现代汉语“常式句”的句子。
1、“大哉,尧之为君也!”此句中“尧之为君也”是个主谓短语,意思为“尧作为君主”。“尧作为君主”怎样呢?没有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需要进一步陈述,说明,形容。而“大”是形容词,意为“伟大”,是要陈述,说明,形容某个对象的。这样“尧之为君”与“大”构成主谓关系,但句子形式是先谓语后主语,不符合我们现代汉语通常的表达习惯,明显属于主谓倒装。说话人为了强调谓语,把谓语前置了。学生有了这样的认识,在理解翻译时只需把主谓关系理顺即可。
2、“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让学生划分此句的句子成分可以发现:蚓(主语)+无(谓语)+爪牙(宾语)。主谓宾完整,“利”似乎多出来了。但依据词类知识,“利”是形容词,意思为“锋利”,在句中应作定语或谓语,“什么锋利呢?”,在句中该词语修饰的对象只能是“蚓”或“爪牙”,而“锋利的蚓(蚯蚓)”是讲不通的,只能修饰“爪牙”。因此,“利”是“爪牙”的定语,应该在“爪牙”的前面。该句是把定语后置了,这是个定语后置句。翻译时,学生只需把定语提放到中心语前面即可。
3、“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李氏子蟠,……不拘于时,学于余”、“形似酒撙,饰以山龟鸟兽之形”。以上三句中“于蓝”、“于余”、“以山龟鸟兽之形”都是“于(以)+名词”构成的介宾短语(介词结构),均置于谓语动词的后面。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分析,它们处于谓语后面,既不能作宾语(介宾短语不能作宾语),也不能作补语,而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实际上,三个介宾短语都修饰句中谓语作状语,分别表示比较、对象、方式,属状语后置。翻译时,学生只要把介宾短语提前,放置于谓语动词前即可。
4、①“沛公安在”;②“一言以蔽之”;③“古之人不余欺也”④“何陋之有”。以上所列四类句式是文言文中宾语前置的四种形式。不管哪一种形式的宾语前置,都可以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辨析。如“沛公安在”一句中“沛公”为名词,是句子的陈述对象。“安”是疑问代词,相当于“哪里”,“在”为介词,表示处所。该句本来要表达的意思是“沛公在哪里?”。在让学生认识这一语言现象时,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相类的现代汉语常式句,如“你在哪里?”与“沛公安在”进行比较:“在哪里”与“安在”的意思一样,但前者是“介词+宾语(疑问代词)”,后者是“宾语(疑问代词)+介词”,显然后者把“宾语”前置了。同样“古之人不余欺也”一句中,构成该句的每个词的意思和现代汉语的意思一样,学生容易理解。但学生对“古代的人不我欺”这种说话的方式却大为疑惑,古人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教者可举一相类句式进行句法分析,如“他不欺我”,“他”是主语,“欺”是谓语,“我”是宾语。两相比较,学生会很容易发现“不我欺”是把宾语“我”放在了谓语动词前面,是宾语前置。这是古人语言表达的习惯之一,是为了强调宾语。可见,利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认识文言文的特殊句式,从而正确理解句意,快速翻译句子,是一种既简便又实用的方法。
二、把现代汉语的词法与句法知识相结合,快速解读句子,全面理解文意
以苏轼《石钟山记》一文第一段为例。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理解这段文字时,教者可让学生有意识地与现代汉语进行比较,并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加以分析。这段文字绝大部分实词含义和用法与现代汉语一致,只有“鼓”、“是”、“鸣”、“名”用法比较特殊。我们可以用词法知识进行分析。“鼓”现代是名词,而在“微风鼓浪”一句中,“鼓”处在主语和谓语之间,由名词活用为动词,陈述“微风”,支配宾语“浪”,意为“鼓动”。“是”现代是判断词,而在“是说也,人常疑之”一句中,“是说”是偏正短语,是“之”指代的对象,作“疑”的宾语,“是说”应是名词性偏正短语,“是”是代词,限制“说”,意思是“这个”。“鸣”是动词,“虽大风浪不能鸣也”一句中,“鸣”后省略代词“之”。补充完整后的句子应是“虽大风浪不能鸣之(钟磬)也”。按照现代汉语句子成分分析法提取该句主干为:浪鸣之。可以看出主语“浪”和宾语“之”之间产生了“主语使宾语怎样”的意味,据此可以判断“鸣”为动词的使动用法,可理解为“使……鸣”。“名”,现代是名词,在“而此独以钟名”一句中,用句子成分分析法可以看出:“名”处在谓语位置,作谓语。但依据现代汉语的词类知识名词一般不作谓语,由此可推断“名”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作谓语,意为“命名”。
同样,用句法知识比较分析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大多数文言句式与现代汉语一致。而“得双石于潭上”、“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两句的表达习惯就与现代汉语不一样。为了让学生清楚地认识古汉语的特殊句式,教者可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分析。“得双石于潭上”这个句子的主语是“李渤”,承前句省略,谓语是“得”,宾语是“双石”,这三个词按现代汉语常式句表达习惯组成一句话就是:“李渤得双石”。而原句中“于潭上”是个介宾短语,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修饰谓语。据此,“于潭上”应作“李渤得双石”这个句子的状语,这样,该句的完整表达应是“李渤于潭上得双石”,把这个句子与“得双石于潭上”比较,学生自然可以发现原文句子介宾短语后置了,从而掌握状语后置句式。“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一句中,“所在皆是也”意为“到处都是这样”,这是个缺少主语的句子,表达完整应该是:“(什么)到处都是这样”。“什么”是该句陈述说明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石”,“石”后“铿然有声”似乎与“石”构成主谓关系,但这样一来,原句就成为两个句子,这两个句子形成并列关系,表达两层意思,即:“石(头)铿然有声”、“石(头)所在皆是”,这显然不符合作者本来要表达的意思。那么“铿然有声”是不是作状语呢?用句法知识分析可以看出,“铿然有声”是动词性状谓短语,一般作谓语。据此,“铿然有声”只有作“石”的定语,意为“铿锵作响的石头”,是一个名词性偏正短语,正好与后面的“所在皆是”构成主谓关系。这样,学生就可以认识古汉语的定语后置句式。
论文摘要:用计算机来处理汉语信息包括“字处理”、“词处理”和“句处理”三个阶段。“句处理”是实现自然语言的处理与理解这一关键性的技术难关。其中遇到的问题比较多:词性的判断;短语、句子的结构分析;歧义现象分析等等,最根本的方法是语言学家尽可能地把语言中的这些现象通过归纳、分析、总结出规律,再用形式化的方式描述出来,以便利于计算机处理。 论文
关键词:中文信息处理 现代汉语语法 句处理
用计算机来处理汉语信息,就是汉语信息处理,又称中文信息处理。中文信息处理包括“字处理”、“词处理”和“句处理”。“字处理”、“词处理”分别与汉字和词汇有关,在此主要谈谈“句处理”。
句处理的主要内容是,怎样使计算机理解自然语言(如现代汉语)的句子的意思,又怎样使计算机生成符合自然语言规则的句子。“句处理”所需要的语言知识,将是一种涉及到语音、语义、语法、语用等诸方面的综合性知识。目前。大家都深感现有的关于汉语的知识远远不能满足中文句处理的需要。单就句法方面的情况说。在中文信息处理过程中将会不断遇到我们想象不到的问题,许多问题在人看来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但计算机就解决不了。也有一些问题,本身在学术界就有不同的观点,那么,就给中文信息处理增加了更大的困难。
用计算机来处理中文信息,遇到了很多困难,从现代汉语语法的角度来看,主要有以下一些问题:
一、词性的判断
由于汉语缺乏形态。汉语的词性判断主要是根据词的语法功能,不同的词,词性意义可能不同,同一个词出现在不同的地方,词性意义也可能不同,汉语中,大多数词有固定的词性,但有些词的用法比较特殊。例如:
1。他花了十块钱买了一盆花。
2。你用那个锁把门锁上。
3。他比雷锋还雷锋。
这三个句子中分别有两个“花”、“锁”、“雷锋”。但它们只是音同、形同,词性和意义都不同。句子1中的第一个“花”是动词,“花费”的意思,第二个“花”是名词,“植物”的意思。句子2中的第一个“锁”是名词,即“锁子”的意思,第二个“锁”是动词,是“锁住”的意思。句子3中第一个“雷锋”是名词,表示人名,第二个“雷锋”是形容词,表示“雷锋的精神、品质等”。具有一定语言知识的人大体上都能分清它们的区别。从传统语言教学的角度来讲,句子1中的两个“花”是词形、读音相同,但词性和意思都不一样,且两个“花”的意思之间没有联系,所以属于同音词。句子2中的两个“锁”,也是词形、读音相同,词性和意思都不一样,但两个“锁”意思间有联系,所以属于兼类词。句子3中的两个“雷锋”词形、读音相同,词性和意思都不一样,意思也有联系,但第二个“雷锋”属于词类活用。Ⅲ从教学的角度看,这种分类比较细致,便于人们的理解和掌握,但是,从中文信息处理的角度来看,这种分法太细,不便于计算机掌握。
目前,在中文信息处理中,是这样来定义兼类词的:亢世勇认为“兼类词有广义兼类词和狭义兼类词。广义兼类词就是中文信息处理中所说的现代汉语的同形词,对于计算机而言,只要词形相同,不管读音是否相同、意义是否相通,是同形异音词、同形同音词,还是一词多义、一词多种用法,都是相同的,都要从多个当中选一个。狭义的兼类词就是指一般的现代汉语着作定义的,‘同形同音、意义上有一定的联系,且具有两类或两类以上词的语法功能的词”’。陆俭明认为,兼类词是“指同字形、同音而意义不同或词性不同的词”。如果按这种定义理解,以上三个句子中的两个“花”、“锁”、“雷锋”都可以称之为兼类词。因为,中文信息处理的目的是让计算机能根据具体环境判断出词的词性,从而准确理解其中的含义就可以了。尽管如此,但是,汉语词类是多功能的,一类词不需要发生词形变化就可以充当不同的句子成分,不同类的词可以充当相同的句子成分,这样就给兼类词区分带来了更多的麻烦。因而,兼类词的选择是计算机词性自动标注的一个“瓶颈”。尽管信息处理专家运用了规则排歧、统计概率排歧或者两者结合起来等多种方法进行排歧,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方法、一种系统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二、短语、句子的结构分析
由于汉语缺乏形态。所以。语序和虚词成了汉语中表示语法的主要手段。有些短语、句子的结构不好理解,需要形式和意义结合起来分析。例如:
A组:a。陕西+甘肃+宁夏 (“陕西+甘肃+宁夏”三者为联合关系)
b。中国+(北京+陕西)(“中国”与“北京陕西”是偏正关系。“北京”与“陕西”是联合关系)
C。中国(陕西(西安))(“中国”与“陕西西安”是偏正关系,“陕西”与“西安”也是偏正关系)这一组中的abe三个短语对人来说,都很容易分清楚,但计算机目前还很难区分,要让计算机分辨清楚,就得把三个处所名词组合在一起构成a类、b类、e类不同关系的条件与规则研究清楚,并将这些条件与规则加以形式化输入到计算机内。
B组:开始讨论(述宾关系)分析研究(联合关系)研究结束(主谓关系)
取下来(述补关系) 看完再说(连谓关系) 叫他回来(兼语关系)
生产管理(定中关系) 讽刺说(状中关系) 介绍写(不构成合法的句法关系)
这组是现代汉语里“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构成的种种不同的结构关系,对人来说,通过讲解大致可以分辨,可是让计算机要分清楚,就非常难,因为我们至今还没有总结出“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构成各种不同句法关系的具体规则。换句话说,“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在什么条件下一定构成合法的什么句法关系,能构成什么样不同的句法关系,我们至今还说不清楚。
C组:天气好——好天气(主谓——偏正)很好——好得很(偏正——述补)
来人了。——人来了。(述宾——主谓)
一张票三元钱。——三元钱一张票。(主谓——主谓)这一组都是由于语序的不同而形成的结构和意义都不同的短语和句子。这些结构对人而言,稍加学习就可以理解,但这些给计算机理解意思增加了难度。需要人们把这些语序的`变化形成的不同的结构概括出规律来,再用形式化的方式描述出来。输入到计算机里。
三、歧义现象
现代汉语短语结构的歧义是进行汉语句法分析的一大障碍。“句处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排歧问题,计算机面对的歧义,不只是我们人所能感觉到的诸如下面这样一些句子的歧义现象:
(1)他正在输血。(他正给病人输血。/他病了,正输血。)
(2)看望的是病人。(你看望的那个人是病人。/看望你的那个人是病人。)
(3)我们急需进口产品。(我们急需进口的产品。/我们急需从国外进口产品。)
某些在人看来不存在歧义的句子计算机会认为有歧义。例如:
(4)a他被警察叫去罚了一百块钱。
b他被警察叫去写了一份检查。例(4)a句和b句,在人的眼里结构是不一样的。a句“被警察”这个介词结构一直管到底。全句意思是“他被警察叫去,他被警察罚了一百块钱”:而b句“被警察”这个介词结构只 管到“叫去”,管不着“写了一份检查”。可是,计算机分辨不清楚。要让计算机分辨清楚,我们就得将“PP+VPI+VP2”(PP代表介词结构,VP1和VP2分别代表紧挨着的不同的动词性词语)这种结构中的PP对后面动词性词语管辖的范围及其条件与规则进行充分、准确的描写,并加以形式化,“交给”计算机。而这一类现象与规则我们过去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更不用说研究了。
其实以上所举的例子都存在歧义问题,因此,也可以这么说,“句处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排歧问题。
中文信息“句处理”的研究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最早进行“句处理”研究工作就是基于规则展开的,但上个世纪90年代初,基于规则的“句处理”研究工作遇到了重重困难与难关,主要是语言学家所提供的语言规则远远不能满足信息处理的需要。目前,为了解决好中文信息处理中的“句处理”难题,出现了一个竞相研究、竞相发展的局面。对于句处理,提出的各种策略和途径,归纳起来。主要有基于规则和基于统计这两种策略。基于规则的研究者,一般求诸专家的理性知识,由人来对语言知识进行抽象:基于统计者,一般求助于计算机对大规模语料库真实文本的统计分析,由计算机来抽象出语言知识。各种策略和途径,目前,我们还很难说哪一种是唯一正确的。各种策略和途径,表面看不同,其实,最终都需要依赖可靠的汉语知识来驱动计算机正确处理自然语言(汉语)。因此,“无论是比较传统的基于规则的处理策略,还是9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的基于统计的方法,在对语言知识的需求这一点上实际上都是共同的。所不同者,走规则路线的研究者一般求诸专家的理性知识,由人来对语言知识进行抽象(比如以带有合一条件的规则形式给出)。而走统计路线的研究者一般求助于计算机对大规模的语料库的统计分析,由计算机来抽象出语言知识(比如以一定的数据结构记录的统计结果等)。两种路线孰优孰劣,不能笼统判断,只能跟具体的应用目标结合起来,由实践结果来评价。”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倡把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因此,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攻克难关,实现计算机对自然语言的处理与理解的目标,使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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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代汉语】1.再论近代汉语“我把+你个+名词性成分”,《河北师大学报》2002年第1期。P72-742.《训世评话》中授予动词“给”,《中国语文》,2002年第3期。P81-833.从汉语比拟句式结构的发展看名词性偏正结构的构成,《汉语学习》2002年第1期。P16-214.简论《逆臣录》在明代词汇研究中的价值,《汉语史学报》第2辑,2002年。P89-1015.近代汉语几种句式结构成分的变化及其句法后果,《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语言文字学》(人大复印资料)2003年第7期转载。P90-916.《十国春秋》禅僧列传校读札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第3期。P77-797.论近代汉语NA状心结构,《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P69-738.从偏正结构的认知基础看近代汉语比拟结构的发展,《对外汉语的跨语言研究——汉语学习与认知语言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3年。9.从 “ ”字说起——浅论会意组合字《汉字论丛》第二辑,崇文书局,湖北,2003 ,P103-11010.词的概念表达与字符取象间异形同构现象中的认知背景,《汉字传播与中越文化交流》,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4年,P37-5111.近代汉语使令动词及其相关的句法、语义结构,《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2期。P96-105《语言文字学》(人大复印资料)2006年第7期转载。P82-9112. The Path of Grammaticalization and Process of Emergence of the Markers of Comparison si, yesi, and si de,《Studies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the 60th birthday of Christoph Harbsmeier》Hermes Academic Publishing and Bookshop A/S, 2709 Solli, N-0204 Oslo, Norway ,2006. P285-302【二.禅宗语言研究】1.《祖堂集》语言研究概述 《中国禅学》创刊号,中华书局,2002年。P332-34215.2.《祖堂集》祈使句及其指令行为的语力级差,《清华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P87-943.从《祖堂集》问句的用法特征看中古语法对其影响,《语言科学》第3辑,2003。P80-914. 《五灯会元》动量词研究,《法藏文库?中国佛教学术论典》第71辑。2003年2月,P399-4455.论宋代禅宗语录的语言特色——从《祖堂集》与《五灯会元》等语言的风格差异入手,第二届韩国佛教学结集大会论文,韩国,.《祖堂集》话题问句,IACL-12国际中国语言学会年会论文,天津.《祖堂集》文献与点校,《中国禅学》第二辑,中华书局,2003年。P1-118.《祖堂集》校录勘误补,徐时仪等编《佛经音义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9.中古汉文佛典中“听”字使役句,北京市语言学会2005年年会论文。【三.明清域外汉语官话专题研究】1.传教士利玛窦的汉语学习与汉语研究,《21世纪的中国语言学》(二),商务印书馆,2006。P515-5362.《华语官话语法》中语法问题分析,《国际汉学》第10辑,大象出版社,2004年。P288-3063.掌握汉语的金钥匙——元明清东西方汉语教材特点比较,《国际汉学》第12辑,大象出版社,2005年。P226-241;收入《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第一届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理工学院出版,2005年。P90-1004.文法と语汇から见た19世纪の域外汉语教材の官话の样相,收于内田庆市?沈国威编,《十九世纪中国语の诸相——周缘资料(欧米?日本?琉球?朝鲜)からのァプロ一チ》,雄兄堂出版,2007年,P33-59(日文)5.清末民初北京口语中的话题标记——以100多年前后几部域外汉语教材为例,《世界汉语教学》,2006年第2期。P63-736.从十九世纪末域外汉语官话教材的变化看当时的国际关系——以日本朝鲜及欧美等国学习汉语官话教材为例,“香港浸会——清华大学第六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提交)7.明治时代の中国语教育とその 特徵,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会编,《中国21》,风媒社,2007年3月。P131-1528.日本明治期间汉语教科书中的北京话口语词,《南京师大文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9.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对十九世纪末汉语官话研究的贡献——《官话类编》专题研究,浸会大学林思齐东西学术研究交流研究所报告(2007年2月26~3月10日)10.《语言自迩集》北京话口语词及其贡献,《北京社会科学》2007年5期。11.清末汉语介词在南北方官话中的区别特征——以九江书局改写版《官话指南》为例,《继往开来的语言学发展之路》,语文出版社2008年。12.十九世纪末汉语官话词汇的南北特征————以九江书局版《官话指南》为例,《韩汉语言研究》,2008年2月,P397-429,远藤光晓主编的《韩汉语语言研究》,韩国学古房出版社。13.《华语官话语法》及其语法问题偏误辨析,姚小平编《海外汉语探索四百年管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