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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堂文化传承的意义与展望
祠堂文化传承的意义与展望，在现实生活中，祠堂在很多人看来都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它庄严肃穆，而祠堂的存在在风水中也有一些说法，为大家分享祠堂文化传承的意义与展望。
宗祠文化作为民族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远在几千年前的夏商周时期便开始萌芽，到宋代形成了较完备的体系，明清时发展到高峰。
宗祠是中国古代农耕社会人们敬畏自然，尊崇祖先的反映，也是服从服务于多数历史朝代“孝道治国”的大政方略。盛世修志，盛世建祠。宗祠文化的繁荣也是侧面反映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现实。
宗祠，俗称家庙、祠堂。它是儒家礼制的产物，是崇孝敬祖的场所，是民间建筑的瑰宝。旧时祠堂又称“家庙”、“祠庙”。按礼记规定，宗庙为帝王专有，继之诸侯、大夫才能设宗庙祭祖 。
后来宋代朱熹始提倡建立家庭祠堂。每个家族可建立一个祭祀高、曾、祖、考四世神立的祠堂神龛。直到明代，朝庭才允许民间百姓亦可建家庙。宗祠多建于家族聚居地中心位置，随着族丁的繁衍兴旺，大家族便分宗专门建起了宗祠或支祠。
祠庙大多建筑宏丽、工艺精美，集建筑、雕刻、绘画、书法、文学于一体，承载体现了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悠远的传统风俗，千百年来为民众所重视。可以说，宗祠文化是博大精深的民俗文化中最为突出的经典。
古时各姓氏都不惜重金聘请风水师，反复勘察，一般都择前有泾，“前水为镜”，人工开凿或引水成池，后有峰，“后树为屏”，若无峰，就堆土成丘，植树造林;左狮右象为对称，正面视野开阔，出入方便，前山层叠绵延，为祠址之地。
现在的宗祠，大多保留延用明代以来的建筑风格。有些宗祠虽建筑规模不一定大，但结构精巧端庄、古朴凝重，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基本保持明清建筑的基本特征。
祠堂一般分为二大类:一是姓氏家族祠堂，即宗祠;二是历史名人祠堂，即历史名人纪念专祠。
姓氏祠堂最大的特征是：内部设有神主堂，供奉的是家族祖先的神主牌位，而且龛前都有香炉、烛台等祭皿，四周墙上有绘画、浮雕，柱上有楹联，横梁上、壁上悬挂匾额，内容或是歌颂祖先功德，或是宣传忠孝德善。祠堂中大多有戏台、厢房，以供娱乐教化之用。正门外绘制门神。
而历史名人堂是则官方或民间建立的纪念性祠堂，堂中有名人塑像或画像供后人瞻仰、陈列名人有关生平、资料、著述和文物等。历史名人专祠，现在大多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或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宗祠的主要功能是祭祖敬祖，宗亲联谊。宗祠是有血缘认同，和宗睦族;缅怀祖德，传承文明;弘扬正气，激励子孙;奖优助学，排忧解难等等作用。如果说寻根敬祖是“继往”，那么激励子孙则是“开来”，也就可以说，宗祠即是继往开来的一处“心灵圣地”。
众所周知，我国的姓氏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作为人人皆有的姓氏，以血缘文化形式记录着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程，并以不断的连续性，强大的凝聚力，对民族融合，国家统一发挥着特殊作用。
以姓氏为徽记，中华民族世世代代传承共祖炎黄，百姓一家的观念和血浓于水，分裂不开的情感，也同时传载了以“和谐”为核心的人文精神。
而传载这些精神的表现形式，诸如谱牒、格言、家规、家训 及家庙、宗庙、祠堂等，即是传承的重要有形载体，为世代留传下这些宝贵精神财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当今，大众普遍对挖掘上述文化形式表现出深厚兴趣，充分说明了社会发展和人文精神的需要，这理所当然的应引起每一个炎黄子孙的重视。
宗祠文化的现代价值
宗祠文化是一个姓氏道德情操、精神风貌、文化底蕴和生产、生活素质的反映，说到底是一种民俗文化，应该抱有历史责任感全面考量宗祠文化的现象和本质，科学、辩证地认识宗祠文化的积极作用，提炼其实质精华，挖掘其现代价值，积极运用于社会发展和社会管理。宗祠文化的现代价值是值得探讨的。
宗祠文化的传承有利于弘扬和发展民族优秀文化。基于宗祠特定空间的民俗活动，是群众千百年来对自然、社会和人本身认知的结晶。节律性的群体活动，寄托人的信仰、调节人的心态、释放人的情感、抒发人的情怀，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保护和传承宗祠活动有利于弘扬和发展民族优秀文化。
宗祠文化的传承有利于群众的思想道德建设。改革开放30多以来，在精神层面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多，“公平、正义”观念淡化，传统的优秀伦理道德加速流失，虽然法制有所进步，但远没有达到有效规范个体行动的程度。当人们感到“道德失灵”而导致社会问题越来越多时，发现宗祠文化恰在这时可以发挥有效的作用。
每个宗祠都有族训家规家风等，其中有敬长老、孝父母、尊师长、崇俭朴、戒奢侈、禁赌博等伦理规范，这是族群共同的精神空间，也成了族群内道德约束的天然资源。此外通过宗祠活动，展示、推广本地区、本族姓辉煌历史和杰出人物，有利于群众增强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彰显本族对社会的贡献，并以这种方式激励族内后人堂堂正正做人，刻苦求学。
宗祠文化的传承依托中华“和谐”文化可以形成朴素的乡约文化，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从1982年我国开始把村民自治写入宪法以来，中央政府就一直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为目标来推进乡村治理。
但在实际操作中，村级组织自然成了政府的代言人，而农民处于失语状态。当两个群体利益产生矛盾多了，就会出现“政府失灵”的尴尬。宗祠文化在这样的真空状态下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促进基层人民的和谐共进。
祠堂，是族人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场所，是我国乡土建筑中的礼制性建筑，是乡土文化的根，是家族的象征和中心，也是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象征和民俗文化的代表。从民俗学家的角度看，祠堂是“用自己存在的方式诠释时代文明”。
作为中国民间保存最好的一种古建筑群体，祠堂留给后人许多珍贵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千秋功过，于祠堂可见一斑；华夏祖先，从祠堂可知谱序流传。
祠堂的由来
祠堂起源于氏族社会逐步解体之后，是由同一个祖先所生、自成系统的血缘亲属集团与地缘组织统一而成的宗族组织，在居室外独立建造的祭祖、尊贤、求神的场所。汉代正式出现祠堂的名称。
宗族通过祠堂尊祖敬宗的功能来体现封建宗法的根本原则，显示宗族至尊的族权。祠堂也就成为宗族祭祀的圣地，它象征着宗族的团结。当然，也有些人通常把祠堂简单理解为死去祖先的家，神灵所聚之地，祭祀祖神阴灵的场所。
祠堂的主要功能
祠堂既然是祖宗神灵聚居的地方，供设着祖先的神主，那么祭祀先祖就是祠堂最主要的功能，祠堂的另一种重要功能是珍藏宗谱、纂修宗谱。
祠堂还是讨论族中事务的会场，也是教书育才之地，亦是家庭法庭，每当风俗年节或族内重大的喜庆活动，祠堂又是全族欢庆或娱乐的场所．
祠堂的文化意义
祠堂是家族或宗族权力和经济文化的象征和标志。它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中，国家统治集团起着核心作用，宗族地域集团及家族血缘组织也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
它们在对封建法制的辅助和补充，维护封建统治的稳定起着重要作用，也长期起到所谓治国安邦的社会作用，所以它仍然是历代统治者确认的保障的一种辅助统治。
一、祠堂的'由来
祠堂起源与始祖社会逐步解体之后，是由同一个祖先所生、自成系统的血缘亲属集团与地缘组织统一而成的宗族组织，在居室外独立建造的祭祖、尊贤、求神的场所，汉代正式出现祠堂的名称。
宗族通过祠堂尊祖敬宗的功能来体现封建宗法的根本原则，显示宗族至尊的特权。祠堂也就成为宗族祭祀的圣地，它象征着宗族的团结。也有人祠堂理解为死去祖先的家，神灵所聚之地，祭祀祖神阴灵的场所。
凡祀帝王先师的祠宗庙，而祀公侯、先贤的称为祠，这些宗祠均为官庙公祠。只有宗族为先祖所建的祠庙，才是通常真正意义上的祠堂。
每姓必建祠堂，必安显祖，名门大族还建多处祠堂。如：杨、顾、朱、王等姓氏，又有总祠、支祠、分祠之别。较多的祠堂附近，就是他们的祠田、祠产。
二、祠堂的构成和分布
（一)祠堂建筑:它是全族祭祀的场所，是用来对族众进行尊祖敬宗为主题的礼仪宣教的所在，重在精神上教化族人。
(二)祠田族产，是全族的公产，大多由族内各界人士募捐义赠，也有的是族内某人的遗产或贤达受封爵、赏赐田产的一部分，祠田多寡不一，无锡地区有些宗族富甲一方，祠田广达数千亩之多，它主要用途之一是用来赈灾恤族、救济本族贫苦族人，它是古代社会福利保障的一种初级形式，重在从物质经济上团聚族人。
(三)宗谱、家谱、家乘等谱牒文献的编修。宗谱最直接反映该宗族及其成员的历史，它是通过对该宗族的祠堂组织、职能机构、血缘、世系、祭祀活动、宗规家训、宗族田产、恤义学等基本内容，作多方面的完整历史记载，使同族人明根论辈.重在维系族众的血缘联系。
谈谈对祠堂文化的理解
谈谈对祠堂文化的理解，对于祠堂大家都不陌生，几乎每一个大家族都是有一个祠堂的，祠堂是后代祭祀先辈，悼念先祖的地方，也是家族传承优良精神的场所。下面来看看谈谈对祠堂文化的理解。
中国的文化很是博大精深，祠堂作为中国很特殊的文化，在历史的扉页上，写着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看电视的时候，也会看到一些家族在举行重大的事情，商议重大的家族事务的时候，会在祠堂里举行。
祠堂，总给人一种肃穆幽深的印象，但是，祠堂也有很多的忌讳，制定了一定的章法，甚至规定了有些人是不能进入祠堂的。
究竟是哪些人不能进出祠堂呢？
第一是小孩子和年轻人如果死在了外面，是不能入祠堂的，因为小孩子和年轻人的煞气很重，死的时候是很不甘心的，所以，会有很大不详的东西跟着。
祠堂是处理家族内的人婚丧，寿喜的地方，如果这些人是在自己的家乡正常死亡，办理丧事的时候，同一个宗族的人，都会帮着在祠堂里给这个人办理丧事，这也是我们中国 民族的古老传统。
今天的我们，谁家有了红事白事，第一个通知的也是自己家族的亲戚，因为这是我们根深蒂固的一个古老观念，自己宗族的人，就跟自己的家人一样，即使平时很少来往，有了大事也得让家族人知道，其他的同事，同学，不通知也不是很紧要的。
一个宗族的人，即使多么繁忙，也会来到办事的人家里进行帮忙，如果两个兄弟关系不和，准备不来往了，首先表现在表面上的就是，有了红白喜丧事情，决不通知这个亲戚，这就算是断了所有的联系。
小孩子和年轻人的阴气比较重，所以，祠堂是不愿意接受的，也就有了小孩子和年轻人死在外面，不入祠堂的说法，而且小孩子和年轻人如果死在了外面，一定要赶紧运回来，当天晚上埋了，而不是像老人死亡一样，需要在祠堂停放几天，召开盛大的丧事礼节才下葬。
年轻人和小孩子，都是当天入土为安，如果当天没有运到老家，会认为是很不吉祥的一件事，埋的时候，还不能挨着祖坟埋，这样也是为了小孩和年轻人的阴气不妨碍自己家族利益的缘故。
还有就是古代的女人，是不能入祠堂的，祠堂是男权社会施展自己权威的'场所，只有男人才能进入祠堂，进行各种家族的活动。女人出入祠堂，除非是是犯了宗族的禁忌，进祠堂接受家族人的惩罚，比如一些有了丈夫的女人，和其他男人发生了不好的关系，被人抓住，就得进祠堂接受家族长辈的惩罚，严重的绑在笼子里，和男人一起沉在水里淹死，也就是俗话说的“浸猪笼”。
另外，就是入赘的男人是不能进自己祖先的祠堂的，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就连女方的祠堂特也是不能进去的，除非是这个男人改姓，才可以进女方的祠堂。试想一个男人姓自己的姓二十多年，入赘让儿子姓女方的姓还罢了还把自己的姓改了，相信很多人感觉很难接受，于是也就不能入祠堂。
因为祠堂代表的是一个家族，一个家族只能有一个姓氏，这个男人倒插门进了女人家里，如果依然姓自己之前的姓，异性之人是不能进祠堂的，他们生的儿子，姓母亲的姓氏，是可以进祠堂的，相当于是家族的一员了。
在我国封建社会的祠堂文化里，祠堂代表着家族的兴衰，大的家族还会找专门的人看护祠堂，如果有女人不小心在祠堂门口望了一眼，也会接受处罚的，严重的还会处死。
虽然祠堂文化对于女性是如此的苛刻严谨，也总有例外发生，在安徽省的省歙县棠樾村西，有一座专让女人进入的女祠堂，它建成于清朝的1805年，是棠樾村的盐商鲍启运所建立，这个女祠堂的名称为“清懿堂”，当时这位大盐商为女性发了慈悲，为了表彰在徽商做出贡献的女性所建立，据说明清两代棠樾村出了很多贞洁烈女，她们遵守福德，出现了很多恪守礼教的名女子
“催乳哺弟”、“送夫经商”、“养老恤孤”这些美好的事迹，是这些女子们作出的榜样，被雕刻成蜡像，成为棠樾村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她们的牌位，历代在清懿堂安放着，叙说着她们贞良清白的品格。
虽然祠堂文化在我们国家成了礼教的代名词，可是毕竟还是有些封建糟粕的，1927年在衡山县的白果，当地的妇女受到先进思潮的影响，进入了祠堂，成群结队在祠堂里大口吃酒，祠堂的家族长辈眼看着她们在祠堂里耍威风，也不敢说什么
这些妇女以后勇敢地进行了新时代的改革，她们解放了自己的小脚，要求婆婆不能再苛刻自己，要求打破封建的余孽，要求丈夫不能随意打骂妻子，我们现在的眼光，很难说这些女人做的对还是不对，但是，在打破旧的习俗，建立新的制度的时候，只有破釜沉舟，勇敢地进行改革，才能让新社会展现新的面貌，
祠堂文化，也许随着它的衰落，成为我们历史组成的一部分，现代的女人不再被祠堂文化束缚，已走出了世界，走向了未来。
一、祠堂是什么呢？
祠堂是举行祭祀的建筑场所，是我们追慕先祖的地方。孔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意思是根深才能叶茂，祠堂浇灌着家族的根，浇灌祖宗，礼敬天地。这就是祠堂最深层次的意义。
二、祠堂的出现
在宋以前，华夏守礼延续的是礼经。宋代的时候，因为时间相去久远，三代之礼的延续有很多已经不适合那时候的要求了。所以朱子根据当时情况重新制礼。这就是《朱子家礼》中提到的：“三代之际，礼经备矣，然其存於今者，宫庐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节，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虽或酌以古今之变，更为一时之法
然亦或详或略，无所折中，至或遗其本而务其末，缓於实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礼之士，犹或不能举其要而因，於贫窭者，尤患其终不能有以及於礼也。”意思是，随着时代变化，礼也应该随之而变。三代之礼虽然完备，但是很多节文已经不适合现在的时代了。当时的饱学之士虽然根据三代之礼以及现实情况进行了酌情的变化，但是详略不一
没有一个比较折中的方案进行普及推广，甚至有的舍本而逐末，或者不重视内在之实而只重视外在节文。从而导致有志好礼之士，不能列出要点而遵从。“是以尝独究观古今之籍，因其大体之不可变者，而少加损益於其间，以为一家之书。大抵谨名分、崇爱敬，以为之本。
至其施行之际则又略浮文务本实，以窃自附於孔子从先进之遗意。诚愿得与同志之士熟讲而勉行之。庶几古人所以修身齐家之道，谨终追远之心，犹可以复见，而於国家所以崇化导民之意，亦或有小补云。”
于是朱子遍览古籍，遵循大原则这些不能变得。而进行损益。大体以诚敬，忠恕之道的原则，以为礼之本。在实行的时候既能体现礼之文而又能重本务实。从而达到修身齐家，慎终追远，以及教化民众的意义。
在三代以前，庶人（普通老百姓）是无庙的，而朱子于此时明确提出了“祠堂法”。这就是祠堂正式的起源了，从此祠堂开始正式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并且其重要意义一直影响至今。“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实有家名分之首，所以开业传世之本也”。这是发明人朱子为祠堂下的定义。
祠堂承担祭祀活动的职能，在朔望日以及俗节要祭祀不辍。同时，祠堂家族各项重要活动的场所，比如封官，主人生嫡长子，等等，都要到祠堂举办活动。现在有些朋友们所居的地方如果有名门望族，应该还可以见得到这些民俗景象。从朱子开始，祠堂成为了华夏人民尊祖敬宗的重要场所，并且延续至今已有接近千年历史。
三、继承宗庙制度
而朱子所倡导开创的祠堂法，其实是宗庙制度的延续。在三皇时代甚至更远的时代，是没有祠堂的，那会只有宗庙。《尚书·舜典》记载：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意思就是在宗庙里舜接受了尧帝的禅让。在古代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就是宗庙之祭。所谓“国之大事，唯祀与戎”。
宗庙是什么？宗庙是祭祀祖先的场所。《礼记?祭义》曰：「右社稷，左宗庙。」在三代之时，宗庙的地位是远大于其余的建筑的。《礼记.曲礼》云:“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次之,居室为后。“在古代的礼乐制度下，整个社会礼别尊卑。别的是什么尊卑？是德行。德行高者自然根深，所以就有了不同序列，其庙也有不同的制度。
《王制》曰：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於寝。三代之时，庶人是不得建庙来祭祖的，只能祭於寝。而且在当时，建庙祭祀是一件非常耗费财力的事情，同时有着诸多的规矩。庶人也承担不起。对于天子以及诸侯来说，都会有专门的籍田，用来提供祭祀所用。
四、祠堂风水的作用
据考察，现在存世的祠堂大部分分布在南方地区，祠堂的出现和南方盛行的风水便很好的结合在一起，三僚风水先生曾庆华（牧之）发现，南方地区，非常重视祠堂的风水，祠堂的风水对后人的影响巨大，历史证明：祠堂风水不仅对后代子孙的兴旺发达起着重要作用，同时风水也有操控房份的作用。
窃以为，祠堂往往是建在这个村子风水最好的地方，客家民族还有聚族而居的习惯，甚至在在祠堂周围建围屋和半围屋结构，如福建的土楼和粤赣地区的客家围屋。其实这些都是风水上的作法。
祠堂往往是从民房演变而来的，老百姓的阳宅，因为风水好，人丁众多，必定要迁到外面去发展，那么这个祖屋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祖厅，祖厅其实还是可以住人的，祖厅由于香火旺盛，祭祀不断，就演变成祠堂了，祠堂是供奉灵牌位的地方，虽是阳宅的结构，其实是阴人所居之所。
另外，祠堂占据村子风水最好的宝地，其实也是为了锁住龙气，如果一旦将祖屋或者祠堂拆掉，分给子孙，每人其实得到的都只是一部分，如果大家都各自为政，各建各的房子，岂不浪费风水宝地，而反致凶祸耶？
最后，祠堂是人类灵魂的居住地，古人言：叶落归根，慎终追远。祠堂不仅仅是一个古代建筑，而是寄托了万千游子乡愁的地方，无论身处何方，有多大的建树，到老了，最后还是希望回到这个故土，因为它是我们灵魂的港湾！
祠堂，是族人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场所，是我国乡土建筑中的礼制性建筑，是乡土文化的根，是家族的象征和中心，也是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象征和民俗文化的代表。从民俗学家的角度看，祠堂是“用自己存在的方式诠释时代文明”。
作为中国民间保存最好的一种古建筑群体，祠堂留给后人许多珍贵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千秋功过，于祠堂可见一斑；华夏祖先，从祠堂可知谱序流传。 祠堂的由来 祠堂起源于氏族社会逐步解体之后，是由同一个祖先所生、自成系统的血缘亲属集团与地缘组织统一而成的宗族组织，在居室外独立建造的祭祖、尊贤、求神的场所。
汉代正式出现祠堂的名称。 宗族通过祠堂尊祖敬宗的功能来体现封建宗法的根本原则，显示宗族至尊的族权。祠堂也就成为宗族祭祀的圣地，它象征着宗族的团结。当然，也有些人通常把祠堂简单理解为死去祖先的家，神灵所聚之地，祭祀祖神阴灵的场所。
祠堂的主要功能 祠堂既然是祖宗神灵聚居的地方，供设着祖先的神主，那么祭祀先祖就是祠堂最主要的功能，祠堂的另一种重要功能是珍藏宗谱、纂修宗谱。 祠堂还是讨论族中事务的会场，也是教书育才之地，亦是家庭法庭，每当风俗年节或族内重大的喜庆活动，祠堂又是全族欢庆或娱乐的场所．
祠堂的文化意义 祠堂是家族或宗族权力和经济文化的象征和标志。它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中，国家统治集团起着核心作用，宗族地域集团及家族血缘组织也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 它们在对封建法制的辅助和补充，维护封建统治的稳定起着重要作用，也长期起到所谓治国安邦的社会作用，所以它仍然是历代统治者确认的保障的一种辅助统治。
三国圣地——成都武侯祠 成都武侯祠肇始于公元223年修建刘备惠陵时，它是中国唯一一座君臣合祀祠庙和最负盛名的诸葛亮、刘备及蜀汉英雄纪念地，也是全世界影响最大的三国遗迹博物馆。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成立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享有“三国圣地”之美誉。 武侯祠博物馆现分文物区（三国历史遗迹区）、园林区（三国文化体验区）和锦里（锦里民俗区）三部分，面积140000多平方米。文物区主要由惠陵、汉昭烈庙、武侯祠等组成。锦里古街和园林区分别在古建筑群的东侧和西侧。园林区为西南地区唯一的北方陵园建筑群；锦里系武侯祠博物馆打造的一条清末民初建筑风格的古街。2008年7月3日，《赤壁》首映典礼在武侯祠园林区隆重举行，展现了武侯祠三国文化发祥地的极大魅力。
巴蜀文化 华夏文化的一个分支。中国四川盆地中成都的蜀和重庆的巴所代表的文化。蜀文化以成都为中心，包括盆地西部及陕南、滇北一带。传说，早建有地方政权，至公元前 316年为秦所灭。考古发现，商至西周时，蜀人与黄河流域民族即有文化交流。出土商代后期陶器如深腹豆形器、高柄豆、小平底钵等，虽具地方特色，但铜镞、铜戈、铜矛却为黄河流域常见器形。出土的西周至春秋的玉石礼器与中原所出者一致。巴文化最早源于湖北西南的清江流域，后活动于盆地东部及附近地区。西周时，建有巴国，受蜀影响，始有较高水平的农业。后与蜀同时为秦所灭。代表巴文化特征的有出土战国时的圆刃折腰钺，短骹式弓耳矛及甑、釜、鍪配套的铜容器。 巴蜀两地相距较近，交流方便，两地出现的船棺葬、扁茎无格柳叶剑、铜器纹饰中出现的虎纹则代表巴蜀文化的共同特征。铜兵器和铜印上的各种符号可能是一种地方文字。巴蜀文化除接受中原与楚文化影响外，它还影响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 在秦以后，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加速融合获得新的发展。川西平原自李冰父子修建了都江堰后 ，得灌溉之利，沃野千里，田肥美，民殷富，成为天府之国。四川自古盛产蚕桑，丝织为中国之冠，汉时成都即成织锦中心。由于锦缎驰名，锦城成为成都的代称。四川很早就发明凿盐井取卤，打气井取气，燃煮卤制盐，其钻井技术为世界首创。蜀道难久为人知，但巴蜀创造的栈道却是一种奇迹。它不仅沟通与中原的往来，也是西南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巴蜀艺术风格独特。川剧是其特有的表演艺术，语言生活气息浓厚，幽默风趣，尤以帮、打、唱紧密结合，川剧高腔最具代表性。四川人很讲究吃的艺术，川菜特点注重调味，有辣椒、花椒、胡椒、豆瓣、姜、葱、蒜，味醇厚，人称“一菜一格，百菜百味”。川酒芳香浓郁、绵醇爽甜。名酒有五粮液、泸州老窖特曲等。 四川盆地在地形上为“四塞之国”，古代交通甚为困难，故李白发出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这一封闭地形对巴蜀文化作为农业文明所必然带来的封闭性肯定会有较大影响。但正是因为如此，又反过来激励起巴蜀先民向外开拓、努力改善自身环境的决心和勇气。于是，环境与文化相交融，造就了巴蜀先民封闭中有开放、开放中有封闭的历史个性。随着时代的推移，开放和兼容终于成为巴蜀文化最大的特色。 巴蜀文化同秦陇文化的沟通，最大的障碍是北方的高山——秦岭。但巴蜀先民以惊人的勇气，创造了高超的栈道技术，打破了盆地地缘的封锁，克服了狭隘的封闭性。蜀王派遣五丁力士开道，迎接秦惠文王所送金牛和五个美女的神话故事，就是上古时代开山通道进行文化交流的生动体现。栈道是巴蜀人的一大发明。司马迁认为巴蜀“四塞之国”的封闭性是靠“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来达到开放的，这是很精到的史家眼光。 逢山必须开道，遇水必须造桥，古蜀先民为了突破封闭，在发明了栈道的同时，又发表了笮桥。笮桥即绳桥，有多种类型，至今尚可见到的藏区的溜索和编网的藤桥，岷山上的竹索桥，滇西北的编网篾桥，都江堰早期的珠浦桥以及攀枝花早期的铁索桥，都是巴蜀先民向外部世界开放的智慧体现。 远在四千年前，四川盆地就存在着几条从南方通向沿海，通向今缅甸、印度地区的通道。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如三星堆出土的海贝、象牙，大溪文化的海螺和象牙，茂汶和重庆涂山出土的琉璃珠，都不是本地所产，而是来自印度洋北部地区的南海，这些都充分证明巴蜀先民与南方世界有所交通和交流。汉武帝时，张骞在大夏发现邛竹杖和蜀布的故事，说明巴蜀到印度（古身毒国）再到西亚早就存在一条通道。这条通道，现代史学家沿用“丝绸之路”称呼的惯例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为西道，即“旄牛道”。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州）、青衣（名山）、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阑县（越西）、邛都（西昌）、叶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进入缅甸和东南亚。这条路最远可达“滇越”乘象国，可能到了印度和孟加拉地区。 另一条是东道，称为“五尺道”。从成都出发，到僰道（宜宾）、南广（高县）、朱提（昭通）、味县（曲靖）、谷昌（昆明），以后一途入越南，一途经大理与旄牛道重合。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最早走这条线路的古蜀先民的知名人物是秦灭蜀后南迁的蜀王子安阳王。安阳王率领兵将3万人沿着这条线路进入了越南北部红河地区，建立了瓯骆国，越南历史上又称之为“蜀朝”。 四川盆地虽为高山和高原所环抱，但山原之间的若干河谷却成为巴蜀得天独厚的对外交通走廊。盆地的西部是岷江、雅砻江、大渡河和金沙江流域，它们穿行于横断山脉，其中可通行的河谷，成为古氐羌民族迁徙的南北走廊。盆地的东部有长江三峡作为出口。盆地北部既有剑门蜀道（金牛道）直通秦陇，又有嘉陵江河谷直通汉中。而盆地以东的清江流域又北与江汉平原相通，南与湘西山地相连。正是依据这样的地理特点，自古巴蜀先民就兼容了南、北、东、西文化，使四川盆地成为荟萃农耕、游牧文化的聚宝盆。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巴蜀文化与以下三方文化有明显的交流与兼容：一为荆楚文化，是耕织结合、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的文化，它崇尚自然，奇诡浪漫，以《楚辞》为圭臬；二是秦陇文化，注意综核名实，讲究耕战和商业；三是中原文化，崇尚周礼，看重历史，以《诗经》为准绳。巴蜀文化兼容了这三种因素：它接受荆楚文化而把《楚辞》发展为汉大赋；它接受中原文化而使蜀人史学趋于发达；它接受秦陇文化而导致“陇蜀多贾”，工商业繁盛。 巴蜀文化又有具有很强的辐射能力，除与中原、楚、秦文化相互渗透影响而外，主要表现在对滇黔夜郎文化和昆明夷、南诏文化的辐射，还远达东南亚大陆地区，在金属器、墓葬形式等方面对东南亚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 元代的双流人费著《岁华纪丽谱》曾说：“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俗尚游乐是巴蜀人的一大特点。所以，巴蜀很早就兴起了旅游习俗，到唐宋时达到顶点。以成都而论，全年的固定的游乐活动就有23次之多，或游江，或游山，或游寺，或游郊野，而且往往是群体出游，并与歌舞娱乐、体育竞技、商贸活动结合在一起，具有很丰富的文化内涵。 巴蜀山川，自古有雄险幽秀之称：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剑阁天下险，夔门天下雄。经过当代的开发，今天更增加了“神奇瑰丽”的特色：九寨沟山水的神奇，黄龙山水的瑰丽，熊猫世界的趣，恐龙世界的奇，是今日旅游者领略的最大感受。从线路上看，有西北线的九寨、黄龙、四姑娘山、贡嘎山，有北线的剑门蜀道，有东线的三峡风光，有南线的蜀南竹海风光和泸沽湖探秘。整个巴蜀景观布局疏密相间，如金线穿珠，珍珠满盆，几乎每个县都有可供旅游的景点。 巴蜀旅游线最大的特色是雄险幽秀的自然景观，往往包含着人杰文昌的深厚的文化内涵。如：剑门蜀道具有丰富的三国蜀汉文化和梓潼文昌文化以及女皇武则天故里的文化内涵；九寨黄龙一线，具有羌族石碉文化、夏禹文化、古蜀岷山文化、三国蜀汉文化的内涵；泸沽湖具有“母系王国”的文化内涵；三峡一线则更是一个古代文化的宝库。这是巴蜀旅游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之所在。 三国蜀汉文化的中心遗迹是成都武侯祠。武侯祠本是刘备墓、祭祀刘备的汉昭烈庙和诸葛武乡侯祠的合祀之地，但人们都用武侯祠这个名称来代称这几处遗迹。诸葛亮作为中国人民智慧的化身，受到万世云霄的崇敬，“武侯祠”这一称谓，让我们深深领略到其中历史文化积淀的况味。从武侯祠出发，沿着当年刘备入蜀的路线，可以陆续拜谒大邑子龙庙、德阳庞统祠、绵竹诸葛祠、绵阳富乐山和蒋琬墓、昭化费祎庙和剑阁翠云廊，北出汉中可到沔县定军山诸葛墓和武侯祠。一路上我们尽可以领略历史淘尽千古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铁马金戈变为渔樵江渚的沧桑变化，从中受到启迪和教益。 前后蜀时期是巴蜀历史上繁荣富庶、文化昌盛的又一高峰时代。永陵（王建墓）为我们留下了这一时代的历史见证。永陵石棺上的廿四乐伎石刻是我们了解唐代音乐的极品，从中可体味清乐与龟兹乐相结合，盛唐的霓裳羽衣舞曲在西蜀流传的情况。前蜀和后蜀各有一位花蕊夫人，究竟是谁写下了留传至今的《宫词》，肯定可以引起在旅游中探索的兴趣。永陵是我国历代帝王陵墓中唯一的一座修建和突出在地面之上又已经科学发掘的陵墓，可供游人参观，这更可以引起人们对于帝王陵寝秘密的兴趣。 三峡风光的雄奇壮丽，举世闻名，再加长江支流大宁河小三峡的青幽神秘，身临其境，自会使人们充分体会到妙如仙境的峡中神韵。三峡库区的考古发掘表明，三峡很可能是人类起源地之一，当我们领略大溪文化的原始意味的时候，自然会引起我们对于洪荒远古的无限遐思。沿岸及上下游的丰富文化遗存，如丰都的鬼城、忠县的石宝寨、涪陵的水文石刻宝库白鹤梁，刘备向诸葛亮托孤的白帝城等，都可以增长我们的知识，启迪我们的智慧。大江大水是巴蜀冲出盆地走向外部世界的活力之所在。当我们巡行三峡之中时，会对巴蜀人为什么从来向往走出夔门做出自身心灵的阐释。 位于长宁县和江安县的蜀南竹海面积有6万余亩，其中还有仙寓洞、龙吟寺等文化景观，既是大自然的奇观，也是邛笮人和僰人等蜀地先民世世代代辛勤的杰作。 岷山是古蜀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发源于岷山的岷江，自古称为“江源”，是蜀文化最先发达起来的地方。这里有人间仙境九寨、黄龙和大草原，有巍峨的四姑娘山，有著名的卧龙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和养殖基地，有古蜀文化的大量遗迹，有全国唯一的羌文化风光。游览岷山，不仅可以使我们体味山川的神奇秀美，更可以使我们领略古老的巴蜀文化的千姿百态。只要我们把山川旅游同文化旅游结合起来，我们就必然会有一次与一次不同的新的收获、新的感受。 怎样写?不了解一下历史,怎写?想天马行空不成?
武侯祠是中国唯一的君臣合祀祠庙，由刘备、诸葛亮蜀汉君臣合祀祠宇及惠陵组成。成都武侯祠为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也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每年吸引上百万游客参观游览，享有三国圣地的美誉。
扩展资料：
修建背景
公元二三四年八月，诸葛亮因积劳成疾，病卒于北伐前线的五丈原（今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城南约20公里），时年五十四岁。诸葛亮为蜀汉丞相，生前曾被封为“武乡侯”，死后又被蜀汉后主刘禅追谥为“忠武侯”，因此历史上尊称其祠庙为“武侯祠”。
全国最早的武侯祠在陕西省汉中的勉县（沔县），但目前最有影响的是成都武侯祠。
据《三国志》的记载，刘备于公元223年病故白帝城之后，灵柩运回成都，下葬于此，史称惠陵。而按照汉制，有陵必有庙，所以在同时期，就有了汉昭烈庙诞生。
大约在南北朝时期，成都武侯祠与惠陵、汉昭烈庙合并一处。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武侯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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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文化也是团结了一部分人的力量，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强大的势力，使得对外的力量更加强大，同时他也是有着很强的严格制度，当时也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让当时落后的社会变得特别的好，发展的特别先进。
中国传统文化 ——戏曲的发展 戏曲是中国传统的戏剧形式。是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各种表演艺术因素综合而成的。它的起源 历史悠久，早在原始社会歌舞已有萌芽，在漫长发展的过程中，经过八百多年不断地丰富、更新与发展，才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戏曲艺术体系。 中国戏曲源远流长，它最早是从模仿劳动的歌舞中产生的。 （一）先秦——戏曲的萌芽期。 《诗经》里的“颂”，《楚辞》里的“九歌”，就是祭神时歌舞的唱词。从春秋战国到汉代，在娱神的歌舞中逐渐演变出娱人的歌舞。从汉魏到中唐，又先后出现了以竞技为主的“角抵”（即百戏）、以问答方式表演的“参军戏”和扮演生活小故事的歌舞“踏摇娘”等，这些都是萌芽状态的戏剧。 唐中后期 （二）唐代（中后期）——戏曲的形成期。 中唐以后，我国戏剧飞跃发展，戏剧艺术逐渐形成。 （三）宋金——戏曲的发展期。 宋代的“杂剧”，金代的“院本”和讲唱形式的“诸宫调”，从乐曲、结构到内容，都为元代杂剧打下了基础。 元朝时期 （四）元代——戏曲的成熟期。 到了元代，“杂剧”就在原有基础上大大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戏剧。它具备了戏剧的基本特点，标志着我国戏剧进入成熟的阶段。其中最为杰出的作曲家为关汉卿，他的代表作《窦娥冤》历来被后人称颂。 明清时期 （五）明清——戏曲的繁荣期。 戏曲到了明代，传奇发展起来了。明代传奇的前身是宋元时代的南戏（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是在宋代杂剧的基础上，与南方地区曲调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戏剧形式。温州是它的发祥地）。南戏在体制上与北杂剧不同：它不受四折的限制，也不受一人唱到底的限制，有开场白的交代情节，多是大团圆的结局，风格上大都比较缠绵，不像北杂剧那样慷慨激昂，在形式上比较自由，更便于表现生活。可惜早期南戏的本子保留下来的极少，直到元末明初，南戏才开始兴盛，经过文人的加工和提高，这种本来不够严整的短小戏曲，终于变成相当完整的长篇剧作。例如高明的《琵琶记》就是一部由南戏向传奇过渡的作品。这部作品的题材，来源于民间传说，比较完整地表现了一个故事，并且有一定的戏剧性，曾被誉为“南戏中兴之祖”。明代中叶，传奇作家和剧本大量涌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汤显祖。他一生写了许多传奇剧本，《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死生离合的故事，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幸福爱情，要求个性解放的反抗精神。作者给爱情以起死回生的力量，它战胜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取得了最后胜利。这一点，在当时封建礼教牢固统治的社会里，是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的。这个剧作问世三百年来，一直受读者和观众的喜爱，直到今天，“闺塾”、“惊梦”等片断还活跃在戏曲表演的舞台上，放射着它那艺术的光辉。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华戏曲应运而生。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为戏曲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蓬勃发展的文化艺术又为戏曲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物质基础，从而大大地推进了它的形成历程。 戏曲遭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随着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西方一些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信息网络技术的优势,实施“文化霸权”、“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继续进行其“文化殖民化”和“西方化”,向我们推销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人生价值观。高校大学生由于求知欲旺、好奇心强,接受新鲜事物快,容易受到多元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给我们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严峻挑战。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渗透和侵袭,使一些高校学生“无意识”地认同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进而怀疑和否定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应当预防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素因为西方价值观念的侵袭而变质,从而失去持续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的危险。3.戏曲受到网络文化的影响。在我国,受网络文化影响最深、最广的莫过于有较高文化层次的大学生了。网络文化一方面以其雅俗共赏、信息量大、知识性与趣味性强、观念开放等特点，极大地吸引着高校学生，给高校教育拓展了新的空间，开辟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由于它的过于开放性以及过多的现代娱乐项目，也给戏曲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新的竞争。 基于中国戏曲剧种历史发展的特性和所具有的丰富性、复杂性及多元多样，也即基于中国戏曲剧种的历时性与现实性，对中国戏曲剧种保护与发展不能一言以蔽之，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区别、划分出戏曲剧种的差级来，是有针对性、保持剧种个性风格和地域特性特色的保护。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缩短了地域和彼此间的物理距离，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结果是人们更似生活在一个地球村，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同样，保持和发扬地方地域文化艺术特色、戏曲剧种特色，才能体现该剧种作为一种艺术的个性独特性，才能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观众，才能在丰富的戏曲大家庭中凸显自己的个性魅力和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当然，象京剧这样的剧种具有更广阔的地域性和涵盖力，同时也更具有民族艺术的代表性、典型性，其艺术价值、文化价值更高，更值得我们去探讨、研究。剧种的发展，其地方地域特征也不是平衡的。面对丰富而历史发展并不平衡的诸戏曲剧种，应实施既有宏观涵盖力、又有具体针对性的政策指导措施，这既是针对戏曲剧种的，也是针对整个戏曲发展的。惟其如此，戏曲、戏曲剧种在新世纪的发展才能适宜适时适地，避免盲目与笼统，才能是健康健全的发展。 对于中国戏曲的发展之路该如何走，不敢妄加评述，但是对于戏曲发展的土壤，对于年轻一代的受众群体该如何培育，觉得有两样必要做的事。第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是长远发展的根本，是变革时代中必须把紧的舵。第二，应该提升美育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地位。 前者——文化，是国之大体，是“皮”，纵使时代纷乱浮华，但表面以下三尺应归于稳定，文化的传承是国家，宗族发展的前提，和繁衍的的动力，是社会稳定的保障 后者——是对文化的认知能力。审美——审视，辨别美好与和谐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标准，这也是衡量人民素质的一杆更高端的称。是建设小康社会，公民必须具备的素质。 我国教育长期以来只注重德育，智育，而美育教育长期滞后，这是造成许多社会文化问题的根源。也是国粹戏曲走向小众的根本原因之一。东方的美学博大而精深，国粹戏曲的审美又自成体系，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个大而精深的领域如无系统的阐释，宣扬何以达到传世，谕世，流芳百世的目的呢。 因此，我认为关于现代国人对戏曲的认知问题，只是中国社会众多存在于文化领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之一。其根本，是国人对本民族历史文化，和民族感的认知程度的问题，说白了还是教育的问题，我们的学院——中国戏曲学院，也不应只是一座艺术与学术的象牙塔，她应该更多的担负起传播传统文化，普及民族艺术的社会责任。而不应只是固守教专业书，育行内人的本位主义。因为在当下的中国，了解戏曲，传统文化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在时下的中国社会，迷失在舶来文化垃圾中的年轻人不是太少，而是太多…….
《尔雅•释亲》云：“父之党为宗族”[1]。也就是说，宗族是指由父系血缘关系联结而成的群体，不包括由婚姻关系联结而成的母族、妻族。这是有关学者们最为普遍接受的关于宗族的定义，也是本文所采用的定义。宗族是一种传统组织，但是，宗族聚居的程度，宗族的形态却是流变的。现在一般所说的宗族或家族，其形态是宋代以后形成，至明清达到全盛的。因此，我们现在所指谓的所谓“传统宗族”或“宗族传统”并非上古的传统，而是宋代以来的传统。本文将阐述中国历史上宗族聚居情况的变化，对不同时期具有普遍性的宗族形态加以简单的比较，描述中国南北方宗族聚居和宗族势力的强弱差异，分析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一、中国古代宗族聚居的历史变迁1、宗法制宗族如前所述，宗族是“父之党”，“但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社会当然没有宗族。一般认为，宗族发源于父系氏族社会时期。考古资料发现，在中国的一些新石器时期遗址中，许多小屋与个别大屋并存，显示出当时已经出现了小家庭，并已经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和社会组织。例如，李玉洁、黄有汉《论仰韶文化的家庭形态》一文认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反映的都是个体家庭为基础的社会家庭形态，是一夫一妻的个体小家庭。并推断，在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之际，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世系群体开始形成，这种群体曾经是介于氏族和家庭之间的一种次生的血缘组织，也就是说，当时有家庭、宗族、氏族三层组织。从传说中部落间战争的频繁情况看，当时在氏族、宗族、家庭三级组织中，是以氏族组织为主导的。至少可以认为，氏族强于宗族。不过，在文字史前的三皇五帝时期，以至有了甲骨文的商代，历史的细节已失。历史上的所谓“宗法制度”，是西周时才完善并达到全盛的。宗法制度的核心是嫡长继承制。王国维在1917年发表的《殷周制度论》中断定商人无宗法制与嫡庶制。陶希圣也认为，西周以前没有完整的宗法。商末以前，嫡长继承还基本是自发的，并未自觉确立为制度，“兄终弟及”在商代王位继承中时有发生，其他贵族更是如此。到了商末，才正式确立嫡长继承制，到了西周终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宗法制度。但在西周，“礼”是“不下庶人”的，也就是说，只有贵族才具备宗法制度下的宗族，当然，贵族的宗族之下也有小家庭，但按照宗法制度，宗族对这些小家庭具有支配地位，小家庭依附于宗族。至于平民，则只有小家庭，无宗族聚居，也不行宗法，而是以小家庭为单位依附于贵族宗族。西周的宗法社会是与分封制相联系的。在分封制下，最高统治者为周天子，天子将其诸弟、诸子及一些功臣等分封为诸候，诸侯分封其诸子及一些家臣为卿(大夫)，卿(大夫)分封其诸子及一些家臣为士。各级当权者同时也是宗族的宗子，并实行嫡长继承制。各级宗族对上称小宗，对下称大宗，“大宗率小宗，小宗率群弟”，这样，自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形成了一个严密的金字塔型宗族结构。各级宗主同时领有封地的政治、军事、司法等等各种权力。天子的领土称天下，诸侯的领地称国，卿(大夫)和士的领地称为家（在这里，与国对称的士大夫之“家”同时是一个政治单位，拥有对领地的政治、军事、司法等各种权力，因此，有孟子有“千乘之国，百乘之家”之说）。各级领主形成层层依附的政治和宗法隶属关系。从而构成了家、国一体，政权组织与宗族组织合一的庞大层级体系。进入春秋时期，分封制度难以为继，宗法制度随之松驰。西周末年，一些诸侯逐渐坐大，周天子逐渐失去了征伐诸侯之力，而在各诸侯国内部，宗法制度的控制力也大为减弱。进入春秋晚期，封建制度崩解，宗法制度离析，乃至正当其时的孔子有“礼崩乐坏”之慨。诸侯之间征战不已，强者吞并弱者，“王道”渐为“霸道”所取代。实行“霸道”并在与其他诸侯征战中不断强大起来的少数诸侯，上对周天子不敬，甚至问鼎之轻重，下对士大夫实行严厉控制，有目的削弱士大夫宗族的力量，于是，各诸侯国纷纷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及分封制度，利用各种机会变贵族封地为郡县，乃至实行“编户齐民”，打破了士大夫的宗族组织，使小家庭变成了普遍的社会基本单位。因为，只有打破内部一体化的宗族组织，使小家庭直接面对国家政权，才能实现国家更高程度的一体化，维护国家的集权统治，并在对外征战中动员全国力量，战胜同样实行“霸道”的其他诸侯国。显然，实行这种“变法”改制最为彻底的是当时的秦国，而正是秦国，最终在争霸中取得了胜利，建立了大一统的秦朝。郡县制替代分封制、官僚制替代宗法制，以及“编户齐民”，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秦统一六国后，直至汉初，除少数六国旧族外，中国很少有大规模聚居的宗族。以小家庭为基本社会组织，很少强宗大族的社会结构一直延续至西汉中期。秦末天下大乱，诸多揭竿而起武装集团中，基本没有主要依靠血缘关系联结而成的宗族化军队，更多的是利用地缘关系和其他故旧关系组织起来。例如，陈胜、吴广起义的基干是征发到渔阳屯戍的闾左；项羽集团的主力是“江东子弟”。刘邦集团的核心人物，如萧何、曹参、卢绾、王陵、周鲽、樊哙、夏侯婴、任敖、周昌与周勃等人都是刘邦的同乡或故旧，绝少刘姓宗族子弟。司马迁在《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说：“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所分封的诸侯王中，与刘邦同宗姓者只有刘贾和刘泽二人。不过，异姓功臣封诸侯王的做法，很快就变成了只封刘姓王，不封异姓王。2、士族、世族宗族西汉二百余年（公元前207年到公元25年）和平环境，养育出了一些宗族。不但分封或派往各地为官的刘姓皇族不断发展，在全国各地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刘姓宗族，其他权贵的宗族也逐渐形成，构成了一种豪强势力。西汉中期以后，儒学的独尊也促进了古代宗族功能的复苏，而对儒学的吸收，使豪强宗族的成员文雅化，一些豪强大族的成员进入了国家官僚体系，把持各级政权，“士族”开始形成。在西汉末年的战乱中，宗族的力量已经显露出来。与秦末不同，这一时期，很多武装集团的核心是由宗族部队构成的。例如，由汉高祖刘邦九世孙刘秀领导的武装集团中，就有许多刘氏子弟，而率宗族、子弟、宾客先后归附刘秀的河北豪强，则是这一集团最终取得政权的有力支柱。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对农民实行了“让步政策”的同时，且对豪强大族也做出了很多让步，豪强大族也进一步“士族化”。又经东汉近二百年（公元25年—公元220年）的成长，到东汉末年，豪强大族，特别是一些成功地实现“士族化”，把持各级政权的豪强大族已成为社会的支配性力量。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宗族的力量更加显露无疑。在各大武装集团中，无不包容了诸多强宗大族。东汉末年的袁绍、袁术、孔融等集团是这样，魏、蜀、吴三国也是如此。在曹操集团中，曹氏宗族、司马宗族，以及其他一些宗族，如有关文献中常被引述的许褚、李典宗族。陈寿着《三国志.魏书.许褚传》云，褚“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李典传》说，典有“宗族、部曲三千余家”。孙吴政权的基础是江东大族。而刘备的蜀汉政权除利用现成的宗族力量外，还采用了刘关张三结义的拟亲形式。两晋南北朝时期，强宗大族聚居格局更是达到了全盛状态。和平时期，这些大族聚居一处，经营财产，兼并土地，吸纳部曲，出仕为官，不断壮大宗族势力。战乱时期，则或者构建坞堡，聚结自保；或者举族流亡，迁移他乡；或者投入更大武装集团，一些宗族成员成为一朝一国的文臣武将。当时的中国北方，大宗族聚居比比皆是，一逢战乱，则坞堡遍布，由北向南迁移的宗族大队部众不绝于途。如《晋书》所载：“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于时豪杰所在屯聚”（《苏峻传》），“关中堡壁三千余所”（《苻坚载记》下）。西晋八王之乱时，庾衮“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晋末“及京师大乱，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晋书·祖逖传》）。《太平御览》上则有：“冀州郡县，堡壁百余”。这类聚居、屯聚或举族迁徒者人数常达数千，乃至数万。对这一时期的一些强宗大族，学术界通常称之为“士族”或“世族”。这些豪强大族常常与政权组织有密切的关系。名门望族为官者众多，并且世代迭出。与春秋以前不同，这一时期的官职并非世袭，而是一种举荐制的选官制度。但是，名门望族相互联姻，结为世交，相互护持，举荐者与被举荐者通常都是世族大家之人，甚至根据门弟选官在某种程度上制度化了。以至牒谱之学大兴，“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有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之说。除这些与政权组织有密切联系的士族、世族外，一般百姓也多有举族聚居者，称为庶族。也就是，宗族聚居是西汉至唐相当普遍的人口聚居格局。不过，“士族”、“世族”在社会中居于支配地位。名门望族互相标榜，把持高级官职的情况至唐遗风犹存，甚至有些名门望族特别是山东望族不愿娶公主入门，因为李氏虽为皇族，但门望不足与山东名门相抵。但是，士族、世族毕竟还是走向了衰落。南北朝十六国时期，尽管士族尚称兴盛，但毕竟战乱频仍，特别是北方，由于少数民族的入迁，汉胡杂居，难免在文化方面融入“胡风”，宗族意识开始弱化。战乱本身也使宗族陷入不稳定状态，一些宗族离散甚至消亡。自隋代始，开始实行科举选官制度，从而剥夺了旧世族的部分特权，弱化了强宗大族与官职的联系，加之隋末农民战争的冲击，世族权势开始衰落。但在隋末的战乱中，宗族力量仍然存在于各路武装集团之中。入唐以后，科举制度逐渐完善，唐朝历代皇帝又有目的地抑制名门望族，因此，唐中期后，士族、世族进一步衰落，已经不能起支配性作用。唐末的战乱则又给了门阀士族致命一击。唐朝后期，藩镇割锯之势已成。唐王朝一旦崩解，便进入了混乱的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相继出现五个朝代，南方和河东地区先后存在十个地方性政权）。战乱时期，武力称尊，除战乱本身的影响外，文人、儒术的地位也自然降低，况且五代中有三代统治者（后唐、后晋、后汉）为北方少数民族沙陀人，对宗族起支持作用的意识形态大大削弱。尽管宗族聚居之风犹存，却失运河了以往士族与政权相联系的权势，内部的凝聚力也大大减弱。3、庶民宗族北宋重新建立统一政权后，为宗族的重新发育成长带来了和平稳定的环境，志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宋儒及其明清两代的后继者则为宗族的重建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政治制度和国家政策的改变为宗族复兴提供了政治合法性和行动的空间，宗族自身利益的诉求则为其提供了微观动力。由此，宗族聚居在一些地区得到了复兴，并在明清两代有所发展，宗族的形态也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面对社会结构松散，秩序混乱，人情谈漠的现实，中原理学家张载、程颐率先提倡重建宗族，以便“敬宗收族”，为建立他们理想中的社会秩序提供微观基础。朱熹更是将这一思想完善化、具体化并付诸实践，设计了一个与古代宗族制度有联系，但又不完全相同的宗族制度和组织模式，包括祠堂、族田、祭祀、家法、礼法、族长等宋代以来民间宗族制度的主要内容。北宋仁宗皇佑元年（1049），范仲淹在吴县设“义田”以养济族众，办“义学”以育宗族子弟。此后，直到清末，宗族一直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和各级士绅的支持。从宋代到明清，以至到民国时期，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包括大批着名文人、大臣，如宋代的朱熹、明初的理学名臣宋濂、清代的曾国藩，大都积极参与宗族活动，他们不但是自己所属宗族活动的参与者、支持者乃至领导者，而且参与亲朋好友宗族的诸如修谱、立碑之类的活动。宋以后，历代政府也对宗族采取了宽容乃至鼓励的政策。很多文献提到，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政权组织“到县为止”。这一概括似乎过于简单化。自中国实行郡县制后，秦汉时期，曾设有“三老”、“亭长”等“乡官”。此后，乡里制度不断变化，但在很多时期，仍有“乡官”。只是到宋代才“完成了由乡官制向职役制的转化”[10]。且不论秦汉至唐代的“乡官”是否属于官，至少可以认为，与以前的朝代相比，宋以后的乡村与国家正式政权组织的联系更为间接，“乡官”的地位也逐渐下降，说“由乡官制向职役制转化”是道理的。而县以下的基层社会是由士绅治理的。这些士绅当然是与其所属宗族相联系的，在宗族聚居的地区，士绅通常也是宗族的代表，并且常常同时具有族长等宗族领导者的身份。因此，士绅的治理也即宗族的治理。而国家政权实际上认可了宗族的某些地域性治理权，包括赋役的组织、教化活动的实施、某些司法权力。当然，其中一些权力并非政府明确宣布，但在实践中，各级政府及其官员对宗族内部事务的治理权常常给以一定的尊重，“无形中使得宗族有了政府认可的某种自治权”[11]。在某些时期，国家甚至明令给予宗族某些权力。如雍正四年（1726）规定：“地方有堡子大村，聚族满百人以上，保甲不能编查，选族中有品望者立为族正，若有匪类令其举报，倘徇情容隐，照保甲一体治罪”[12]。翌年，雍正帝更在实际上给予了宗族组织对于族人的生杀大权，谕曰：“嗣后凡遇凶悍不法之人，经官惩治，怙恶不悛，为合族之所共恶者，准族人鸣之于官，或将伊流徙远方，以除宗族之害；或以家法处治，至于身死，免其抵罪，着定议具奏”，刑部随遵旨定例[13]。宋代以后历朝政府宗族政策的一项重大变化是允许庶民立祠。在宋以前，只有皇家、贵族以及一定品级以上的官员才能建立家庙，祭祀祖先，而且对家庙的规格、祭祀祖先的世代也有一定之规。宋代对庶民建立祠堂的限制虽未明令取消，但在实际执行中已经大大松驰。到明代嘉靖年间，经过朝廷的“大礼议”之辩，国家正式废除了关于建祠及追祭世代的限制，庶民得以置祠庙及追祭祖先。这一政策的改变对宋以来平民化的宗族形态重要支柱之一的宗族祠堂的建立提供了政治合法性，对宗族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政府还常常对族田、义田、祠堂等宗族共有财产提供保护，在意识形态上对宗族提供了各种支持，如对其成员有重大“忠孝节义”行为的宗族给予精神鼓励，如赐予匾额、赐建牌坊等。而科举制度的完善无疑也间接地促进了宗族的发展。当然，当宗族活动干扰了国家行政，构成对政权组织的威胁时，国家就会对宗族采取抑制政策。特别是“对于那些以联宗或联谱的方式跨地域建立的宗族祠堂”，其活动“超越了国家的行政建制”,越出了“国家划定的框架”的宗族，国家会采取抑措施加以抑制。“但大体上在承担赋役、思想教化、维护地方秩序等方面,地域化宗族是与国家保持一致的”[14]。社会环境、政治制度和政策、以及意识形态的变化改变了民众追求自身利益的约束条件。首先，科举制度为普通民众提供了通过仕途向上流动的契机。但是要使机会变为现实，需要对应举者提供经济的和社会关系的支持。普通民众的小家庭显然无力支持子弟长期脱离劳动，没有收入，且需要有不菲的花销，一心准备应试。此外，要在科场上取得成功，需要得到充分的书籍，请更好的老师或进入更好的书院（塾），与更高层次的同学切磋，乃至在科场上舞弊。而这些不能仅靠财富换得，或者单纯用收买的手段成本太高。因此，应举者需要联宗为族，举族为之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和拓展可利用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宗族中有人取得功名，步入仕途，可以给全族人带来荣耀，提高其声誉和社会地位，并为宗族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和政治上的保护。而且，这些宗族的“收益”中，如荣耀、政治保护，并不严格地随宗族的规模而递减。因而，有条件者也愿意联宗支持族内子弟应举。其次，即使不考虑应举，联宗成族，通过修订族谱复述、宣传或伪造宗族历史也有利于提高宗族的社会地位，特别是对于一些历史上曾被视为“贱民”、“蛮夷”的人们来说，就更是如此。对此，科大卫、刘志伟、萧凤霞、叶显恩等人曾经做过深入的研究[15]。再次，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代，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地权流转增加，社会流动性加大。而在多子平均析产制度下，如果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一个富有的家族很容易在两三代间由于析分家产而变为贫民。联宗为族，不仅可以提供经济上的互助，而且设立其产权转移受到严格限制的族田、义田、祠产，可以避免财产流入其他宗族，为宗族成员提供一种保险。复次，宗族可以聚集人、财、物，为全族提供各种公共产品，如修桥造路等。还可以联合同族举办各种需要超出小家庭组织规模的农田开垦和工商业事业，增加全族的经济收入。如明清时代广东沙田的围垦[16]。各地商帮的经营活动也普通地利用了宗族的组织力量、聚集力量。最后，在宗族林立的地域中，各宗族之间常常发生矛盾、冲突，这种冲突有时会引发宗族间的械斗，其惨烈程度有时不亚于敌国异族间的战争。联结为族则可以与其他宗族相抗，保护甚至扩大本族族众的利益。因为在这种争斗中，族众多的宗族常常会占有上风。当然，强大的宗族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御来自地方官吏的侵害。
dfwdtrrew
自己要熟悉宗教啊
你自己都说啦,最好自己写...嘿嘿
摘 要：宗教不是一个空名，而是一个实在，是一个以信仰为纽带把社会成员联系起来的组织。任何宗教都不可能是私人或个人的。强调宗教的公共性，就是强调宗教团体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强调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是西方社会思想的一种发展趋势。中外学者对公共性的理解存在的差异，是他们各自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和处境引起的。历史和现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再走政教合一的“公”的宗教道路，而就政府与宗教团体的关系来说，其最佳状态应当是相互调适，共存共荣，和睦相处。在当代中国，合法的中国宗教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很多。 关键词：宗教公共性；中国传统宗教；当代中国宗教 Abstract：Religion is not hollow but substantial，as an organization to link social this sense，no religion is private or publicity of religion is emphasized here to draw religious groups' notice to public affairs in there is a tendency of development to emphasize the publicity of religion，theology and philosophy in the Western world of social ，in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environments of existence，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 differ in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and status quo，China will not tend to take the road of integrating state with a “public” for the rel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church，the best policy is mutually adapting，sharing woe and weal and harmoniously getting along. Key Words：publicity of religion；traditional Chinese church；contemporary Chinese church 当前有关“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的讨论非常热烈。笔者认为，诸如此论的名称皆是处于不同语境下的思想者为了强调某个具体对象(宗教、哲学、神学)之某种性质(公共性)所使用的术语。这些术语在特定语境下有其具体的内涵及意义，不能到处套用，而应分析其适用性和限度。 一、公共性与宗教的公共性 对“公共性”和“宗教的公共性”进行反思，首先使笔者联想起古希腊哲学家的一个故事。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和犬儒派哲学家第欧根尼在一起讨论哲学。柏拉图鼓吹他的“型相论”(理念论)，并使用了“桌子性”(tablehood)和“杯子性”(cuphood)这样的名词。第欧根尼说：“柏拉图，我可以看到桌子和杯子，但我看不到你的桌子性和杯子性。”柏拉图则说：“那是因为你有一双看得见可见的桌子和杯子的眼睛，却没有可以用来识别桌子和杯子的本质的理智。”[1]在这个问题上，柏拉图肯定事物性质的实在，并进而认定事物的性质有独立存在的地位；而第欧根尼否定事物性质的独立自存。我们可以评价说，柏拉图的睿智穿透了事物的表面，达到了对事物性质的一般性认识，但他将事物的性质视为独立自存则是错误的；而第欧根尼认为事物的性质不可能有像实体那样的独立存在，这是对的，但他要是认为人的认识只能停留在感性经验层面，无法对事物的性质达到一般性的认识，那么这是错的。 现今学界对“公共性”这个概念的解释相对明晰，而在理解“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时若不联系这些名称的具体所指，就会使人感到不知所云。因为，这世上有哪一种宗教、哲学或神学完全不具有任何公共性?又有哪一种宗教、哲学或神学不能在特殊意义上给自己冠上公共之名，或称自己为公共的呢?重要的不是一般地判断宗教、哲学或神学有无公共性，而在于联系具体对象，判断它在什么范围内、什么意义上具有公共性。 我们在英文辞典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解释：publicity是形容词public的名词形式。Public的释义有两大类，第一大类：(1) 公众的，与公众有关的；(2) 为公众的，公用的，公共的；(3) 从事公共事务、群众娱乐活动、社会服务的。第二大类：(1) 向大众公开的；(2) 众所周知的。[2]我们要注意的是，publicity虽然是一个名词，但它的所指仍旧是事物、对象的某种性质，而不是某种事物和对象。 宗教不是一个空名，而是一个实在，一个以信仰为纽带把社会成员联系起来的组织。就此而言，任何宗教都不可能是私人或个人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像宗教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宗教与教育的分离等原则的确立使得宗教团体变得私人化或个人化，乃至于使人们生出这样的幻像——可以有完全私人的宗教或者完全私人的神学。然而，我们只要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所谓宗教、哲学、神学的私人化(个人化)只是表示其公共性的削弱，或公共程度的压缩，而非完全丧失。 一般说来，使用公共性字眼的学者想要倡导扩大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但正因为公共性的概念太一般了，乃至于我们必须将它与具体的对象联系起来，方能判断这样的倡导有何意义，而在这里，在何种领域中扩大公共性就成为最关键的问题。在不同场景下一般性地倡导宗教公共性的扩大是无意义的，甚至是危险的。 默茨(Johann Baptist Metz)强调基督教及其教会具有的公共性，教会(ecclesia)的本义就是一个开放的集合(open assembly)，原本就含有“公共”的意思。启蒙时期以前，基督教的社会功能与西欧社会的方方面面紧密相连。基督教的公共性达到极致，而人民的公共生活受到教会的统治和支配，在教会建制(church institution)中私化(privatised)了。默茨在分析基督教传统的私化时把启蒙时期的教会与国家和社会的分开视为基督教目前所处困境的根源。他说：“区别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是有价值的，但似乎并不能弥补基督教所丧失的公共地位与角色。”[3 ] 新教神学家弗勒斯德尔(Duncan )探讨建立一门公共神学的可能性。他说：“公共神学是一门讨论有关神的神学，它具有指向公共可共享之真理，并参与公共讨论及见证那真理对世上所发生的事之正当性及关怀今日人民与社会所面对的严峻问题。它从所受托的传统提供坚定的信念、挑战和见解，而非寻求共同的表述或重述每人的说法。”[4]这样的呼吁有其特殊用意，其主旨无非是要神学更多地关注公共事务，参与社会的改革与建设。 在我看来，这些倡导呼吁公共性的学者们用来解释公共性的那些概念更加值得注意。例如，潘兰特(Raymond Plant)力陈神学本身的公共性，并指出明了神学公共性的关键在于对一般与个别之关系的理解。他说：“一般与个别的张力位于政治神学的核心。神学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学科，试图寻求达到某些一般的关于神在这个世界上的性质和行为的真理。而另一方面，政治的社团，他们的信仰和价值是非常专门的和个别的。神的本性(至少在古典有神论中)可以被认为是无时间的，无变化的，而政治总是涉及具体的社团在特定的时间和在特定的地点的生活方式。”[5]17他又说：“神学……怎么能够和政治领域相关联呢?政治完全是在一个充满差异的领域中形成的，在其中，不同国家、种族、性别、群体的成员有着不同的、相互之间并不和谐的利益和目标，而这些利益和目标又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下得到不同的解释和拥有不同先后秩序。”[5]18这种意思在莫尔特曼那里说得更清楚。他说：“基督教神学的主题就使它成为一种公共的神学。它涉及社会的公共事务。它在对基督的期盼的光明中思考什么是神的王国的普遍关怀。”“公共神学不得不与神学的公共相关性发生关系，这种相关性处于基督徒身份的核心处，它关心的是神国莅临在人类历史的公共世界中。”“没有公众的关联性就没有基督教神学的定位，反过来说，没有基督教神学的定位就没有公众的关联性。”[6]可见，强调神学的公共性就是强调神学主题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就是宗教信仰的公共关联性。 总而言之，强调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是西方社会思想的一种发展趋势。它是对传统宗教、哲学、神学的一种挑战，是在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全球化以及人类文化多样化和生活世界科技化的处境中建构或重建宗教、哲学、神学的尝试。二、中国传统宗教的公共性 西方学术界有关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的讨论对中国学术界有影响。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中外学者对公共性的理解是有一些差异，但并不大，而且这些差异的产生并非语词本身引起的混乱，而是由中外学者各自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和处境所引起的。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中西差距之缩小，这些理解上的差异将会削弱，不会阻碍中外学者的相互理解。 在现代汉语中，“公共性”一词译自英语publicity。我们知道，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在词法上的最大差别就是喜用双字词，少用单字词。与现代汉语词“公共”最接近的古汉语词是“公”。它作为形容词时的现代释义主要有：(1) 公正；(2) 公有(共有)；(3) 公开。[7] 中国先秦时代的“公”，有三层含义，一是公家、朝廷、官府；二是共同；三是公平、公正。第一层含义是最主要的，而且具有深刻的宗教内涵。那些具有公共身份的国君、贵族就是当然的宗教领袖，是宗教祭仪的主持者。国家、政治、社会、个人、道德、宇宙、自然、宗教、鬼神大都统一在这个“公共”领域(政治统治领域)。 中国古人对宗教的理解也体现出“公”的意思。“宗”指宗族、宗亲、宗庙等；“教”指学说、伦理、规章、教化、教导之意。“礼”亦与今日“宗教”之内涵重合，既有伦理制度、教义思想，亦包括宗教仪式及祭典。“神道设教”更是反映了统治阶级或社会圣贤对宗教公共性的关注。“天”具有先验的公共性与至上性。“天帝”、“天命”、“天意”是中国社会秩序和精神信仰的基础。它以宇宙观形式，成为古代社会秩序合法性证明的基本方法。正所谓“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天”是“公”的起源。“天”是至善、至公、至大。“公”作为公平的准则而演变为公共、公益、公道、公正。天命就是大公无私的意义呈现。 这样一种“公”的模式，既是政治思维方式，又是社会行为规范；既是宇宙秩序，又是道德精神；既是王权专制，又是宗教崇拜。在这样一种模式的制约下，宗教被纳入公共政治的领域，直接成为统治架构中的组成部分。宗教是一种权力或资源，非私人所能完全拥有。相对于“公”的宗教，那些非官方的、非正式的、不合法的事情，比如祭拜私鬼、私建庙宇、私自入道、私自度僧等等，被列为公共性的对立面，称之为“私”。公、私的区别，在宗教是正统与异端，在政治上是合法与非法，在道德上则是公正与偏狭。[8] 中国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不仅使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发生了变化，而且也使中国语言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古代汉语中的“公”的概念经过长期的发展，用于不同的对象，则派生出多项语义，例如公安、公案、公报、公布、公差、公产、公道、公德、公断、公法、公房、公费、公愤、公告、公海、公函、公家、公开、公款、公理、公立、公例、公粮、公路、公墓、公判、公平、公仆、公然、公审、公事、公诉、公堂、公文、公务、公物、公休、公议、公益、公用、公寓、公园、公约、公债、公正、公职，等等。“公”几乎可以添加于任何“在者”，而无论其是实体，还是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上述辨析表明：西方的“公共”概念和中国古代“公”的概念的含义并不完全对称，但经过长期的交流和发展，现代汉语有足够的表达手段转述publicity的各种含义，不会造成太大的误解。[9]相反，倒是这些语词的使用者若是不明了其所指对象的性质，加以滥用或乱用，那么倒是令人困惑的。 三、当代中国宗教对公共事务的参与 就“公”的主要意义而言，中国的传统宗教并不缺乏公共性，但具体不同的宗教在不同时期的公共性有程度上的差异。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公”字的涵义发生了变化，宗教的公共性的存在及其表达形式也已经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简要地说来就是大一统的“公”(官)变成分层次的“公”，原先意义上的宗教公共性弱化，公共空间逐步增大。 新中国建国初期，宗教管理是“内部行政事务”，视宗教为控制性上层建筑，实行了封闭型行政管理方法。正是这种单纯的行政制度安排及管理，依靠少数宗教工作干部，按政策使用行政方法对宗教进行严格的封闭式管理。在此制度空间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管理；宗教团体则在此前提下从事各种宗教活动。这种管理方法，基本沿袭了中国历史上“公共宗教”模式，宗教及其活动难以适应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公共性。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宗教的管理方法，已由单向式行政管理趋向宗教组织的自治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宗教团体能够以“非政府组织”的形式参与社会公共事业。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公共性得到初步呈现。宗教事务具有了公共、公开等性质，改变了原来把宗教作为“内部事务”来处理的行政方法及“宗教不对外”的行政习惯。(注：《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第四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宗教事务，指宗教与国家、社会、群众之间存在的各项社会公共事务。”国务院宗教局局长叶小文曾经在《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历史篇章》中指出：要把宗教工作靠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内部工作，变为进一步由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社会事务来管理，并把这种管理推向法制化、规范化轨道。参见叶小文：《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历史篇章》，《中国宗教》2002年第1期。)这样的公共性成了宗教在中国社会合法存在的标志和必要条件。 在建立现代社会制度的基础上，传统宗教的公共性转换为公共制度问题。宗教的教化功能不再泛化，无所限制，并以社会团体的身份结束了传统公共宗教的发展模式。政府、宗教团体、个人信仰之间的界限得到明确，进而政府与宗教团体各自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关系界限得到明确，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一个重大现象。[10]在这样的宗教制度变迁中，私人信仰取得法律的保障，而宗教团体则消除政府组织的形式，成为社会团体。 这样的社会化将是中国宗教的发展趋势。中国宗教由此将具有越来越大的社会性和公益性。这样的发展趋势相对于传统的公共性(政治性、官性)而言，是私化了，但相对于现代意义的公共性(社会性)而言，则是公共化了。政府对宗教由控制转变为依法管理，而宗教团体则自治自理，非行政、非营利、非市场，以社会团体的身份参与社会公共事务。 在中国这样一个以无神论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国度里，任何一种宗教要想正常地发展，都必须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与其他宗教团体和社会团体的关系。历史和现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再走政教合一的“公”的宗教道路，而就政府与宗教团体的关系来说，其最佳状态应当是相互调适，共存共荣，和睦相处。在当代中国，合法的中国宗教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很多，这就需要宗教团体思考把自己的力量主要用于何处。方立天教授指出中国宗教要走文化宗教之路。他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发挥中国宗教文化内在的积极因素，这是社会对中国宗教的要求、时代对中国宗教的要求；同时，这也为中国宗教开辟了广阔的、健康的、良性的发展道路。”[11]我相信，这条路将给中国宗教带来更多的公共性。
宗教在救灾、救援过程中发挥着比较大的作用。在非典时期，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提到过这个问题。我们生活在无神论社会，这个传统已经非常深厚了。但是，当人们碰到巨大的灾难、碰见命运的无常的时候，仍然会非常本能地回落到宗教。一个正常的社会，宗教应该担当维持社会基础性秩序的功能，一个社会要有秩序，那秩序的基础就是安顿人的心灵，构建一个精神的秩序。胜任这个职能的，肯定是宗教，可能其他东西也有，但宗教是一个最关键的因素。理性的因素，是在宗教因素之后才可能涉及到的。尤其是发生这种较大灾难的时刻，宗教的作用会超过所有的世俗因素，不管是政府，还是一般的民间慈善公益机构。因为，它可以直接触及人的心灵。这次汶川大地震后，我们看到，宗教组织是非常活跃的，只不过我们官方媒体都没有报道，只是报道了一些佛教、基督教组织捐款之类的消息。其实，在救灾现场，活跃着很多宗教组织。我听到比较多的是基督教的一些教会组织，现在仍然活跃在灾区从事救灾工作。面对灾难，宗教可以发挥多重作用，一重作用与一般公益组织相同，提供一些物质性帮助。但是，宗教组织除此之外，还可提供精神上的支援。这一点，不论政府还是民间公益组织都不具备，而对于受灾的民众来说，这却是一个最重要的需求。由此延伸到理论层面，基于自由主义立场如何看到宗教和自由社会的关系问题。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对于宗教与自由社会的关系，有非常恰当、精辟的分析。其基本看法是，一个自由社会是不能没有宗教的，离开了宗教的自由社会是不可能的。离开了宗教，自由的秩序是不可能的。我觉得，这个看法被很多声称是自由主义者的人忽视了。他们恰恰做了与此相反的事情，一门心思摧毁宗教对社会的价值。他们中很多人还在充当社会丑恶势力的帮凶。这是以自由主义之名所从事的非常糟糕、非常阴暗的行径。自由主义当然是一个很伟大的思想传统，但是，自由主义也有一个黑暗的历史。自由主义试图消解宗教，实际上是把人还原到单纯肉体的层面，是一个物质的存在。这样解释自由主义，最终导致我们生活的世界完全物质主义化。现代性产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与此有着深刻的联系，尤其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国历史上，自由主义积极地反对宗教，而这与集权主义、专制主义异曲同工。在中国，如何看待宗教、如何看待传统，更是一个很重要的现实问题。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与现代西方自由主义面临的完全不同。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是一个现代现象，19世纪以后才有现在看到的自由主义。西方形成宪政制度，形成一个好社会的基础性秩序的时候，发挥作用的实际上是另外一套理念，宪政主义。这套理念在自由主义的历史叙事中被忽视了。英国的宪政主义者跟宗教有一个很复杂的关联，我们也可以看看，美国的立宪者是如何对待宗教的，他们是如何看待一个宗教对宪政秩序的价值。我觉得，自由主义应该放宽视野，探究西方在形成现在我们看到这样一套好社会所必需的优良制度体系时，宗教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因为现在中国面临的是构造这么一个几千年来一直梦想的优良秩序的问题。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立宪。那么，在立宪的过程中，宗教以及宗教组织，究竟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关于宗教与宪政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是，我们在宪政结构里面怎么安排宗教。宪政制度要处理宗教和宗教权利问题、宗教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却是，在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宗教可以发挥什么作用？一个是宪政制度发生学中的宗教，再一个就是宪政结构里的宗教。在这两个问题中间，自由主义者更多的考虑了政教分离之类的宪政原则，而没有认真思考，在一个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在现代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貌似保守的宗教，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认真去研究。下面来谈谈儒家或者儒教发挥社会作用的问题。近年来，在救灾的公益活动中，在我们所说的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的场景里面，儒家的表现大概是比较差的。基督教的表现是最活跃的，其次是佛教，尤其是现在，大陆很多佛教组织学习台湾的人间宗教，积极投身于社会自治事业之中。相对来说，儒家的表现是比较滞后的。这与现在所说的大陆儒家复兴形成了一个反差。一方面自己觉得在复兴，但是，当民众真正需要某些带有宗教情怀的关怀的时候，却看不到儒家的身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们儒家的朋友，将怎样处理这个问题？我想起两年前，我跟蒋庆在广东开会，争论过儒教问题。我的基本看法是，不管是考虑到当下的制度环境，还是从应然的角度来说，儒教都应该走“社会化”的道路。它应该从参与、组织、领导社会自治开始做起。我们处在一个现代社会，尤其是处在中国这么一个具体的制度架构里，你去幻想和君王对话，或者是直接改造君王，既不恰当，也不可能。这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在实践当中是不可行的。我觉得唯一可行、而且正当的做法，就是建立一个“人间儒教”，从民众生活的社区、从民众关心的领域开始，组织其具有儒家价值追求的自治组织，儒者在其中充当自治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大概是儒家真正可行的一条出路。如果放宽视野，这本身就是一种立宪的活动。通过广泛的自治上，比如说儒家办学校，办教育，办社会公益事业，文化事业，艺术事业，就成为社会的一个个治理中心。你已经分享了原本属于国家的部分权力，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对权力的一个限制。所以，儒家需要在作为一个宪政秩序的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作用。我自己一直想写一篇文章，讨论儒家的社会治理理论。我觉得，现代儒家缺乏这么一套东西。像现代新儒家发展了形而上哲学，蒋庆发展了公羊家的政治哲学，在这之外，是不是还需要一套儒家的社会治理理论？儒教在现代的这种衰落，社会结构的变化应该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比如，城市化，乡村生活解体，家族不复存在。这对儒家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儒家，或者儒教面临一个根本问题：在现代大社会中，在我们通常说的开放社会或者陌生人社会，也即，在一个血缘关系并不是很重要的社会里面，你的这一套理念、这一套价值的社会依托究竟在哪里？李鸿章讲，中国面临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实际上，这并不是历史上第一次。所有诞生于古典时代的高级宗教都曾经面临过这3000年未有的大变局，这个挑战最早是基督教遇到的。传统的基督教也是依托在家庭的。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现代商业社会发展，是基督教早就面临的挑战。整个教会，从宗教改革开始，一直到罗马教会在当代召开的几次宗教会议，一直都在试图应对这个问题。佛教也是这样的情形。上个世纪初，中国曾经出现过佛学繁荣，可能也是因为面临现代性挑战。而台湾的人间佛教，恐怕就是佛教找到的一个答案，它回答了，在一个现代社会，一个有着3000年或者是2000年传统的宗教，如何找回自己的生命力？我们中国人总认为自己的经历很独特，30年增长以为是奇迹，但其实，现代世界历史上已经发生或几次这样的奇迹了，还有比中国经济增长更好的奇迹，比如美国、德国、日本、甚至苏联。儒家也经常有一种悲怨的心情，认为自己是独家遭遇3000未有的大变局，但实际上，所有的正统宗教、伟大宗教都经历过这样的转折。村子里的宗教作为一个学术研究对象，当然是有价值的，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但作为宗教实践是没有出路的。村子里的宗教永远不可能成为高级宗教。这种高级宗教，比如基督教、佛教的出现乃是伟大的神秘事件，基督、孔子、佛陀这种人物是奇迹，因而才能够创造出伟大的教条，具有神秘的吸引力。村子里的宗教永远是低级的。而且，村子里的宗教通常情况下是反宗教的。高级宗教通常要破除这种迷信。历史上，儒家的伟大人物都是要摧毁这些迷信的。你看韩愈，就写过这类文章。正统的儒家是反对村子里的那些迷信的，包括家族中原始崇拜的因素。儒家确实面临一个根本性的挑战，在汶川大地震就可以看到，在汶川这样一个社会里，似乎没有宗族，每个家庭都是一个小家庭，一个家庭就是父母和孩子，这个时候，你的那套价值依托何处？你必须要找到一种超越血缘关系的组织方式，让儒家的价值理念在那里体现出来。
柳宗元存诗138题164首。在中唐诗坛,于韩孟的雄奇险怪,元白之平易流畅之外,柳宗元独树一帜。20世纪对柳宗元诗歌的研究很有限,对柳宗元研究主要集中在思想和散文创作两方面。 本论文从诗体角度,对柳宗元诗歌的风格进行论述,以期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柳宗元诗歌的特点及在中唐诗坛的地位。引言部分从研究对象柳宗元的诗歌入手,概述其诗歌创作的分期及各体式诗歌在不同时期的分布,并且指出柳宗元的诗歌有很明显的体式分期。再对有关诗体理论进行梳理,提及到每种诗体于不同的诗人诗歌风格有变化的可能性。指出柳宗元诗歌分体研究风格的可实现性。 论文的第二部分讨论柳宗元各体式诗歌的风格这是本论文的主体部分。首先从各诗体的体制呈现到审美特性入手,再到在不同时代此种体式诗歌风格的变化及其形成的本质审美特性,进而联系到柳宗元对此种体式诗歌的本质审美特性的继承以及在风格上的丰富与创新。本人认为,柳宗元各体式诗歌都呈现出鲜明的风格。其五古诗以山水为题材绘出“清”境,结合自身的遭际创造出独特意象,寓于深厚感情形成“清峻”风格。其七古诗以寓言为题材,寓于自己未伸的政治抱负和对自由的向往而形成“悲慨”风格;其五律诗融深深的忧思于一种平和雅正...在中唐诗坛上，柳宗元诗以其清劲纡余、古雅闲淡的风格独树一帜。学术界对柳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艺术特色的探讨上，多是通过比较的方法来分析柳诗的艺术风格，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缺点是文本分析不够，对柳诗的艺术特色和表现手法的探析和把握不够精细。另外，对柳诗的思想特征，也未见专门的、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 本文对柳诗进行了文本阐释，将纵横向比较、美学分析和接受研究等多种方法相结合，试图对柳诗的思想、艺术特色等作一个整体把握。全文分为五部分：一、绪论。对唐以来的柳诗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和评价，并提出本文写作的目的和意义。其中，唐、宋两朝侧重对柳诗的整体把握和评价；元、明两朝开始注重柳诗的单篇分析，对柳诗的用词也有所涉猎。清代的柳诗研究进入了比较全面而细致的阶段，是古代柳诗研究集大成的时期。二十世纪的柳诗研究成绩显著，尤其是后二十年，随着研究方法的革新和角度的多样化，成绩格外突出。这些研究成果都为笔者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启发。二、柳诗的分期分类。通过对将柳诗的分为四个阶段、六个题材，从形式、内容以及创作时间上把握柳诗的特征和变化，为后文的思想艺术研究提供辅助
柳宗元笔下的山水诗有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把客观境界写得比较幽僻，而诗人的主观的心情则显得比较寂寞，甚至有时不免过于孤独，过于冷清，不带一点人间烟火气。这首《江雪》正是这样，诗人只用了二十个字，就描绘了一幅幽静寒冷的画面：在下着大雪的江面上，一叶小舟，一个老渔翁，独自在寒冷的江心垂钓。诗人向读者展示的，是这样一些内容：天地之间是如此纯洁而寂静，一尘不染，万籁无声；渔翁的生活是如此清高，渔翁的性格是如此孤傲。其实，这正是柳宗元由于憎恨当时那个一天天在走下坡路的唐代社会而创造出来的一个幻想境界，比起陶渊明《桃花源记》里的人物，恐怕还要显得虚无缥缈，远离尘世。诗人所要具体描写的本极简单，不过是一条小船，一个穿蓑衣戴笠帽的老渔翁，在大雪的江面上钓鱼，如此而已。可是，为了突出主要的描写对象，诗人不惜用一半篇幅去描写它的背景，而且使这个背景尽量广大寥廓，几乎到了浩瀚无边的程度。背景越广大，主要的描写对象就越显得突出。首先，诗人用“千山”、“万径”这两个词，目的是为了给下面两句的“孤舟”和“独钓”的画面作陪衬。没有“千”、“万”两字，下面的“孤”、“独”两字也就平淡无奇，没有什么感染力了。其次，山上的鸟飞，路上的人踪，这本来是极平常的事，也是最一般化的形象。可是，诗人却把它们放在“千山”、“万径”的下面，再加上一个“绝”和一个“灭”字，这就把最常见的、最一般化的动态，一下子给变成极端的寂静、绝对的沉默，形成一种不平常的景象。因此，下面两句原来是属于静态的描写，由于摆在这种绝对幽静、绝对沉寂的背景之下，倒反而显得玲珑剔透，有了生气，在画面上浮动起来、活跃起来了。也可以这样说，前两句本来是陪衬的远景，照一般理解，只要勾勒个轮廓也就可以了，不必费很大气力去精雕细刻。可是，诗人却恰好不这样处理。这好像拍电影，用放大了多少倍的特写镜头，把属于背景范围的每一个角落都交代得、反映得一清二楚。写得越具体细致，就越显得概括夸张。而后面的两句，本来是诗人有心要突出描写的对象，结果却使用了远距离的镜头，反而把它缩小了多少倍，给读者一种空灵剔透、可见而不可即的感觉。只有这样写，才能表达作者所迫切希望展示给读者的那种摆脱世俗、超然物外的清高孤傲的思想感情。至于这种远距离感觉的形成，主要是作者把一个“雪”字放在全诗的最末尾，并且同“江”字连起来所产生的效果。在这首诗里，笼罩一切、包罗一切的东西是雪，山上是雪，路上也是雪，而且“千山”、“万径”都是雪，才使得“鸟飞绝”、“人踪灭”。就连船篷上，渔翁的蓑笠上，当然也都是雪。可是作者并没有把这些景物同“雪”明显地联系在一起。相反，在这个画面里，只有江，只有江心。江，当然不会存雪，不会被雪盖住，而且即使雪下到江里，也立刻会变成水。然而作者却偏偏用了“寒江雪”三个字，把“江”和“雪”这两个关系最远的形象联系到一起，这就给人以一种比较空蒙、比较遥远、比较缩小了的感觉，这就形成了远距离的镜头。这就使得诗中主要描写的对象更集中、更灵巧、更突出。因为连江里都仿佛下满了雪，连不存雪的地方都充满了雪，这就把雪下得又大又密、又浓又厚的情形完全写出来了，把水天不分、上下苍茫一片的气氛也完全烘托出来了。至于上面再用一个“寒”字，固然是为了点明气候；但诗人的主观意图却是在想不动声色地写出渔翁的精神世界。试想，在这样一个寒冷寂静的环境里，那个老渔翁竟然不怕天冷，不怕雪大，忘掉了一切，专心地钓鱼，形体虽然孤独，性格却显得清高孤傲，甚至有点凛然不可侵犯似的。这个被幻化了的、美化了的渔翁形象，实际正是柳宗元本人的思想感情的寄托和写照。由此可见，这“寒江雪”三字正是“画龙点睛”之笔，它把全诗前后两部分有机地联系起来，不但形成了一幅凝炼概括的图景，也塑造了渔翁完整突出的形象。用具体而细致的手法来摹写背景，用远距离画面来描写主要形象；精雕细琢和极度的夸张概括，错综地统一在一首诗里，是这首山水小诗独有的艺术特色。 写作手法 艺术表现上，除虚实相生、动静相成外，该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用仄韵。五绝是绝句中最玲珑剔透的小品，用仄韵是罕见的，也最难写出神韵，因为仄韵字，容易造成逼仄压抑的心理反应，不利于诗境的开拓。而此诗却用仄韵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绝”“灭”“雪”因为逼仄造成的冷峻刻削之感，正好与雪境的氛围相合，体现出柳诗峭拔的骨力与清冷色调紧相揉合的特色，比较典型地代表了柳诗的基本风格。 这首诗的结构安排至为精巧。诗题是“江雪”。但是作者入笔并不点题，他先写千山万径之静谧凄寂。栖鸟不飞，行人绝迹。然后笔锋一转，推出正在孤舟之中垂纶而钓的蓑翁形象。一直到结尾才著“寒江雪”三字，正面破题。读至结处，倒头再读全篇。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油然生出。 《东坡题跋》：柳子厚云：“千山鸟飞绝……”人性有隔也哉！殆天所赋，不可及也已。《对床夜语》：唐人五言四句，除柳子厚《钓雪》一
柳宗元，字子厚，唐代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市）人，代宗大历八年（773年）出生于京城长安，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客死于柳州。一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享年不到50岁。因为他是河东人，终于柳州刺史任上，所以人称柳河东或柳柳州。 柳家与薛、裴两家被并称为“河东三著姓”。柳宗元的八世祖到六世祖，皆为朝廷大吏，五世祖曾任四州刺史。入唐后，柳家与李氏皇族关系密切，只高宗一朝，柳家同时居官尚书省的就达22人之多。但到了永徽年间，柳家屡受武则天的打击迫害。到柳宗元出生时，其家族已衰落，从皇亲国戚的特权地位跌入一般官僚地主阶层之中。柳宗元曾祖、祖父也只做到县令一类小官。其父柳镇，官秩一直很低。柳宗元非常感慨地说，柳氏到他这一代，已经“五、六从以来，无为朝士者”。安史之乱，使柳家又受到一次巨大冲击。战乱中，柳镇送母亲入王屋山避难，自己携着一家汇入逃亡人流，逃到吴地。在南方，一度生计艰难，有时竟薪米无着。柳宗元的母亲为了供养子女，常常自己挨饿。柳宗元正出生于“安史之乱”后，他的幼年便是在穷困艰难中度过的。柳宗元九岁时，又一次大规模的割据战争——建中之乱爆发，使柳宗元一家再一次饱尝战乱之苦。柳宗元成长于动乱年代，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对人民遭受的苦难有一定的了解，对社会现实有一定的认识，这对他以后的文学成就和思想建树不无影响。贞元九年（793年）春，20岁的柳宗元考中进土，同时中进土的还有他的好友刘禹锡。贞元十二年（796年）柳宗元任秘书省校书郎，算是步入官场，这一年，与杨凭之女在长安结婚，两年后，中博学宏词科，调为集贤殿书院正字，得以博览群书，开阔眼界，同时也开始接触朝臣官僚，了解官场情况，并关心、参与政治。到集贤殿书院的第一年，他便写了《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碑》，颂扬了在朝政大事上勇于坚持己见的谏议大夫阳城，第二年写了《辩侵伐论》，表明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强烈愿望。 贞元十七年（801年），柳宗元调为蓝田尉，两年后又调回长安任监察御史里行，时年31岁，与韩愈同官，官阶虽低，但职权并不下于御史，从此与官场上层人物交游更广泛，对政治的黑暗腐败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逐渐萌发了要求改革的愿望，成为王叔文革新派的重要人物。 王叔文、王（亻丕）的永贞革新，虽只有半年时间便宣告失败，但却是一次震动全国的进步运动，所实行的措施，打击了当时专横跋扈的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利国利民，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柳宗元与好友刘禹锡是这场革新的核心人物，被称为“二王刘柳”。年轻的柳宗元在政治舞台上同宦官、豪族、旧官僚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他的革新精神与斗争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由于顺宗下台、宪宗上台，革新失败，“二王刘柳”和其他革新派人土都随即被贬。宪宗八月即位，柳宗元九月便被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市）刺史，行未半路，又被加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这次同时被贬为司马的，还有七人，所以史称这一事件为“二王八司马事件”。 永州地处湖南和广东交界的地方，当时甚为荒僻，是个人烟稀少令人可怕的地方。和柳宗元同去永州的，有他67岁的老母、堂弟柳宗直、表弟卢遵。他们到永州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后来在一位僧人的帮助下，在龙兴寺寄宿。由于生活艰苦，到永州未及半载，他的老母卢氏便离开了人世。 柳宗元被贬后，政敌们仍不肯放过他。造谣诽谤，人身攻击，把他丑化成“怪民”，而且好几年后，也还骂声不绝。由此可见保守派恨他的程度。在永州，残酷的政治迫害，艰苦的生活环境，使柳宗元悲愤、忧郁、痛苦，加之几次无情的火灾，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竟至到了“行则膝颤、坐则髀痹”的程度。贬谪生涯所经受的种种迫害和磨难，并未能动摇柳宗元的政治理想。他在信中明确表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 永州之贬，一贬就是10年，这是柳宗元人生一大转折。在京城时，他直接从事革新活动，到永州后，他的斗争则转到了思想文化领域。永州十年，是他继续坚持斗争的十年，广泛研究古往今来关于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撰文著书，《封建论》、《非〈国语〉》、《天对》、《六逆论》等著名作品，大多是在永州完成的。 元和十年（815年）正月，柳宗元与刘禹锡等被召回京。但并未被重用，由于武元衡等人的仇视，他们二月到长安，三月便宣布改贬。柳宗元改贬为柳州（今广西柳州市）刺史，刘禹锡为播州刺史。虽然由司马升为刺史，但所贬之地比原来更僻远更艰苦。柳宗元想到播州比柳州还要艰苦，刘禹锡还有80多岁的老母随身奉养，便几次上书给朝廷，要求与刘禹锡互换。后来因有人帮忙，刘禹锡改贬连州，柳宗元才动身向柳州。 柳州距京城长安，比永州距京城更远，更为落后荒凉，居民多为少数民族，生活极端贫困，风俗习惯更与中原大不相同。柳宗元初来这里，语言不通，一切都不适，但他还是决心利用刺史的有限权力，在这个局部地区继续实行改革，为当地民众做些好事。 柳宗元在柳州，决心废除“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的残酷风习，制订了一套释放奴婢的办法，规定那些已经沦为效婢的人，都可以按时间算工钱，抵完债即恢复人身自由，回家和亲人团聚。此举受到广大贫苦人民的欢迎，后来被推行到柳州以外的州县。针对当地百姓迷信落后习俗，柳宗元严令禁止江湖巫医钱害人；举办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兴办学堂，推广医学，并使从不敢动土打井的柳州，接连打了好几眼井，解决饮水问题。柳州荒地很多，柳宗元组织闲散劳力去开垦，仅大云寺一处开垦的荒地、就种竹三万竿，种菜百畦。他又重视植树造林，并多欢亲自参加了植树活动。 柳州四年，柳宗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了一番兴利除弊的改革，遗惠一方，实际是王叔文改革在局部地区的施行。 长期的贬谪生涯，生活上的困顿和精神上的折磨，使柳宗元健康状况越来越坏，确是未老先衰。他的好友吴武陵多次奔走于执政大臣裴度门下，设法营救他离柳州还京。裴度与柳宗元同系河东人，元和十四年宪宗因受尊号实行大赦，经裴度说情，宪宗才同意召回柳宗元。然而为时已晚，诏书未到柳州，柳宗元便怀着一腔悲愤离开了人间，当时年仅47岁。临死前，柳宗元写信给好友刘禹锡，并将自己的遗稿留交给他。后来刘禹锡编成《柳宗元集》。 虽然活了不到50岁，但柳宗元却在文学上创造了光辉的业绩，在诗歌、辞赋、散文、游记、寓言、小说、杂文以及文学理论诸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柳宗元的诗，共集中140余首，在大家辈出、百花争艳的唐代诗坛上，是存诗较少的一个，但却多有传世之作。他在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受的基础上，借鉴前人的艺术经验，发挥自己的创作才华，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代表当时一个流派的杰出诗才。苏轼评价说：“所贵乎枯谈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把柳宗元和陶渊明并列。现存柳宗元诗，绝大部分是贬官永州以后作品，题材广泛，体裁多样。他的叙事诗文笔质朴，描写生动，寓言诗形象鲜明，寓意深刻，抒情诗更善于用清新峻爽的文笔，委婉深曲地抒写自己的心情。不论何种体裁，都写得精工密致，韵味深长，在简淡的格调中表现极其沉厚的感情，呈现一种独特的面貌。因他是一位关心现实、同情人民的诗人，所以无论写什么题材，都能写出具有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的诗篇。 宋人严羽说：“唐人惟子厚深得骚学。”此论相当中肯。柳宗元的辞赋继承和发扬了屈原辞赋的传统。他的辞赋，不仅利用了传统的形式，而且继承了屈原的精神。这或者是因为两人虽隔千载，但无论是思想、遭遇，还是志向、品格，都有相通之处。《旧唐书》本传云柳宗元“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户乙）。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数十篇，览之者为之凄恻。”与屈原之作辞赋，何其相似。柳宗元的“九赋”和“十骚”，确为唐代赋体文学作品中的佳作，无论侧重于陈情，还是侧重于咏物，都感情真挚，内容充实。 柳宗元的散文，与韩愈齐名，韩柳二人与宋代的欧阳修、苏轼等并称为“唐家八大家”，堪称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散文家。唐中叶，柳宗元和韩愈在文坛上发起和领导了一场古文运动。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思想理论和文学主张。在文章内容上，针对骈文不重内容、空洞无物的弊病，提出“文道合一”、“以文明道”。要求文章反映现实，“不平则鸣”，富于革除时弊的批判精神。文章形式上，提出要革新文体，突破骈文束缚，句式长短不拘，并要求革新语言“务去陈言”、“辞必己出”。此外，还指出先“立行”再“立言”。这是一种进步的文学主张。韩柳二人在创作实践中身体力行，创作了许多内容丰富、技巧纯熟、语言精练生动的优秀散文。韩柳的古文运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游记、寓言等方面，柳宗元同样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优秀的作品。“永州八记”已成为我国古代山水游记名作。这些优美的山水游记，生动表达了人对自然美的感受，丰富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领域，从而确立了山水记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因其艺术上的成就，被人们千古传诵、推崇备至。除寓言诗外，柳宗元还写了不少寓言故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等，也已成古代寓言名篇。“黔驴技穷”，已成成语，几乎尽人皆知。有的寓言篇幅虽短，但也同他的山水记一样，被千古传诵。 文学成就而外，柳宗元又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一个积极投身于政治革新的人，必然是一个思想家。柳宗元的哲学论著有《非国语》、《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等。在这些论著中，柳宗元对汉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说持否定态度，把董仲舒这样的大人物斥为“淫巫瞽史”，指责他“诳乱后代”。他反对天符、天命、天道诸说，批判神学，强调人事，用“人”来代替“砷”，这在一千多年前神学迷信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柳宗元还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用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解说“天人之际”即天和人的关系，对唯心主义天命论进行批判。他的哲学思想，是同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水平相适应的。他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中唐时代杰出的思想家。 柳宗元所写的一些关于社会政治的论著，是他的政治思想的具体反映，是他参与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封建论》是柳宗元最著名的政治论文。针对分封制和郡县制两种制度之争，柳宗元认为整个社会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有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的必然趋势。分封制暴露出种种严重弊端，而新的郡县制能克服分封制弊端，有优越性和进步性，因而极力支持郡县制。对秦始皇的评价，也反映出柳宗元政治思想的进步性。《六逆论》、《晋问》等政论文，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世袭特权，甚至认为天子在用人问题上有了错误，也应改正。他重视农战的思想也比较突出，重视劝农耕，修水利，以利民、安民。柳宗元推崇儒学，但不主宗一家。他的不少言论，往往从折衷调和的立场，来对儒、法、释、道等各家学说作调和的解说，这是他思想异于其他思想家之处。 作为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将永远受到世人的尊敬。
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唐代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市）人，代宗大历八年（773年）出生于京城长安，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客死于柳州。一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享年不到50岁。因为他是河东人，终于柳州刺史任上，所以人称柳河东或柳柳州。 柳家与薛、裴两家被并称为“河东三著姓”。柳宗元的八世祖到六世祖，皆为朝廷大吏，五世祖曾任四州刺史。入唐后，柳家与李氏皇族关系密切，只高宗一朝，柳家同时居官尚书省的就达22人之多。但到了永徽年间，柳家屡受武则天的打击迫害。到柳宗元出生时，其家族已衰落，从皇亲国戚的特权地位跌入一般官僚地主阶层之中。柳宗元曾祖、祖父也只做到县令一类小官。其父柳镇，官秩一直很低。柳宗元非常感慨地说，柳氏到他这一代，已经“五、六从以来，无为朝士者”。安史之乱，使柳家又受到一次巨大冲击。战乱中，柳镇送母亲入王屋山避难，自己携着一家汇入逃亡人流，逃到吴地。在南方，一度生计艰难，有时竟薪米无着。柳宗元的母亲为了供养子女，常常自己挨饿。柳宗元正出生于“安史之乱”后，他的幼年便是在穷困艰难中度过的。柳宗元九岁时，又一次大规模的割据战争--建中之乱爆发，使柳宗元一家再一次饱尝战乱之苦。柳宗元成长于动乱年代，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对人民遭受的苦难有一定的了解，对社会现实有一定的认识，这对他以后的文学成就和思想建树不无影响。 贞元九年（793年）春，20岁的柳宗元考中进土，同时中进土的还有他的好友刘禹锡。贞元十二年（796年）柳宗元任秘书省校书郎，算是步入官场，这一年，与杨凭之女在长安结婚，两年后，中博学宏词科，调为集贤殿书院正字，得以博览群书，开阔眼界，同时也开始接触朝臣官僚，了解官场情况，并关心、参与政治。到集贤殿书院的第一年，他便写了《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碑》，颂扬了在朝政大事上勇于坚持己见的谏议大夫阳城，第二年写了《辩侵伐论》，表明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强烈愿望。 贞元十七年（801年），柳宗元调为蓝田尉，两年后又调回长安任监察御史里行，时年31岁，与韩愈同官，官阶虽低，但职权并不下于御史，从此与官场上层人物交游更广泛，对政治的黑暗腐败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逐渐萌发了要求改革的愿望，成为王叔文革新派的重要人物。 王叔文、王（亻丕）的永贞革新，虽只有半年时间便宣告失败，但却是一次震动全国的进步运动，所实行的措施，打击了当时专横跋扈的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利国利民，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柳宗元与好友刘禹锡是这场革新的核心人物，被称为“二王刘柳”。年轻的柳宗元在政治舞台上同宦官、豪族、旧官僚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他的革新精神与斗争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由于顺宗下台、宪宗上台，革新失败，“二王刘柳”和其他革新派人土都随即被贬。宪宗八月即位，柳宗元九月便被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市）刺史，行未半路，又被加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这次同时被贬为司马的，还有七人，所以史称这一事件为“二王八司马事件”。 永州地处湖南和广东交界的地方，当时甚为荒僻，是个人烟稀少令人可怕的地方。和柳宗元同去永州的，有他67岁的老母、堂弟柳宗直、表弟卢遵。他们到永州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后来在一位僧人的帮助下，在龙兴寺寄宿。由于生活艰苦，到永州未及半载，他的老母卢氏便离开了人世。 柳宗元被贬后，政敌们仍不肯放过他。造谣诽谤，人身攻击，把他丑化成“怪民”，而且好几年后，也还骂声不绝。由此可见保守派恨他的程度。在永州，残酷的政治迫害，艰苦的生活环境，使柳宗元悲愤、忧郁、痛苦，加之几次无情的火灾，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竟至到了“行则膝颤、坐则髀痹”的程度。贬谪生涯所经受的种种迫害和磨难，并未能动摇柳宗元的政治理想。他在信中明确表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 永州之贬，一贬就是10年，这是柳宗元人生一大转折。在京城时，他直接从事革新活动，到永州后，他的斗争则转到了思想文化领域。永州十年，是他继续坚持斗争的十年，广泛研究古往今来关于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撰文著书，《封建论》、《非〈国语〉》、《天对》、《六逆论》等著名作品，大多是在永州完成的。 元和十年（815年）正月，柳宗元与刘禹锡等被召回京。但并未被重用，由于武元衡等人的仇视，他们二月到长安，三月便宣布改贬。柳宗元改贬为柳州（今广西柳州市）刺史，刘禹锡为播州刺史。虽然由司马升为刺史，但所贬之地比原来更僻远更艰苦。柳宗元想到播州比柳州还要艰苦，刘禹锡还有80多岁的老母随身奉养，便几次上书给朝廷，要求与刘禹锡互换。后来因有人帮忙，刘禹锡改贬连州，柳宗元才动身向柳州。 柳州距京城长安，比永州距京城更远，更为落后荒凉，居民多为少数民族，生活极端贫困，风俗习惯更与中原大不相同。柳宗元初来这里，语言不通，一切都不适，但他还是决心利用刺史的有限权力，在这个局部地区继续实行改革，为当地民众做些好事。 柳宗元在柳州，决心废除“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的残酷风习，制订了一套释放奴婢的办法，规定那些已经沦为效婢的人，都可以按时间算工钱，抵完债即恢复人身自由，回家和亲人团聚。此举受到广大贫苦人民的欢迎，后来被推行到柳州以外的州县。针对当地百姓迷信落后习俗，柳宗元严令禁止江湖巫医钱害人；举办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兴办学堂，推广医学，并使从不敢动土打井的柳州，接连打了好几眼井，解决饮水问题。柳州荒地很多，柳宗元组织闲散劳力去开垦，仅大云寺一处开垦的荒地、就种竹三万竿，种菜百畦。他又重视植树造林，并多欢亲自参加了植树活动。 柳州四年，柳宗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了一番兴利除弊的改革，遗惠一方，实际是王叔文改革在局部地区的施行。 长期的贬谪生涯，生活上的困顿和精神上的折磨，使柳宗元健康状况越来越坏，确是未老先衰。他的好友吴武陵多次奔走于执政大臣裴度门下，设法营救他离柳州还京。裴度与柳宗元同系河东人，元和十四年宪宗因受尊号实行大赦，经裴度说情，宪宗才同意召回柳宗元。然而为时已晚，诏书未到柳州，柳宗元便怀着一腔悲愤离开了人间，当时年仅47岁。临死前，柳宗元写信给好友刘禹锡，并将自己的遗稿留交给他。后来刘禹锡编成《柳宗元集》。 虽然活了不到50岁，但柳宗元却在文学上创造了光辉的业绩，在诗歌、辞赋、散文、游记、寓言、小说、杂文以及文学理论诸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柳宗元的诗，共集中140余首，在大家辈出、百花争艳的唐代诗坛上，是存诗较少的一个，但却多有传世之作。他在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受的基础上，借鉴前人的艺术经验，发挥自己的创作才华，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代表当时一个流派的杰出诗才。苏轼评价说：“所贵乎枯谈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把柳宗元和陶渊明并列。现存柳宗元诗，绝大部分是贬官永州以后作品，题材广泛，体裁多样。他的叙事诗文笔质朴，描写生动，寓言诗形象鲜明，寓意深刻，抒情诗更善于用清新峻爽的文笔，委婉深曲地抒写自己的心情。不论何种体裁，都写得精工密致，韵味深长，在简淡的格调中表现极其沉厚的感情，呈现一种独特的面貌。因他是一位关心现实、同情人民的诗人，所以无论写什么题材，都能写出具有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的诗篇。 宋人严羽说：“唐人惟子厚深得骚学。”此论相当中肯。柳宗元的辞赋继承和发扬了屈原辞赋的传统。他的辞赋，不仅利用了传统的形式，而且继承了屈原的精神。这或者是因为两人虽隔千载，但无论是思想、遭遇，还是志向、品格，都有相通之处。《旧唐书》本传云柳宗元“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户乙）。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数十篇，览之者为之凄恻。”与屈原之作辞赋，何其相似。柳宗元的“九赋”和“十骚”，确为唐代赋体文学作品中的佳作，无论侧重于陈情，还是侧重于咏物，都感情真挚，内容充实。 柳宗元的散文，与韩愈齐名，韩柳二人与宋代的欧阳修、苏轼等并称为“唐家八大家”，堪称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散文家。唐中叶，柳宗元和韩愈在文坛上发起和领导了一场古文运动。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思想理论和文学主张。在文章内容上，针对骈文不重内容、空洞无物的弊病，提出“文道合一”、“以文明道”。要求文章反映现实，“不平则鸣”，富于革除时弊的批判精神。文章形式上，提出要革新文体，突破骈文束缚，句式长短不拘，并要求革新语言“务去陈言”、“辞必己出”。此外，还指出先“立行”再“立言”。这是一种进步的文学主张。韩柳二人在创作实践中身体力行，创作了许多内容丰富、技巧纯熟、语言精练生动的优秀散文。韩柳的古文运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游记、寓言等方面，柳宗元同样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优秀的作品。“永州八记”已成为我国古代山水游记名作。这些优美的山水游记，生动表达了人对自然美的感受，丰富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领域，从而确立了山水记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因其艺术上的成就，被人们千古传诵、推崇备至。除寓言诗外，柳宗元还写了不少寓言故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等，也已成古代寓言名篇。“黔驴技穷”，已成成语，几乎尽人皆知。有的寓言篇幅虽短，但也同他的山水记一样，被千古传诵。 文学成就而外，柳宗元又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一个积极投身于政治革新的人，必然是一个思想家。柳宗元的哲学论著有《非国语》、《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等。在这些论著中，柳宗元对汉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说持否定态度，把董仲舒这样的大人物斥为“淫巫瞽史”，指责他“诳乱后代”。他反对天符、天命、天道诸说，批判神学，强调人事，用“人”来代替“砷”，这在一千多年前神学迷信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柳宗元还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用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解说“天人之际”即天和人的关系，对唯心主义天命论进行批判。他的哲学思想，是同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水平相适应的。他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中唐时代杰出的思想家。 柳宗元所写的一些关于社会政治的论著，是他的政治思想的具体反映，是他参与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封建论》是柳宗元最著名的政治论文。针对分封制和郡县制两种制度之争，柳宗元认为整个社会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有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的必然趋势。分封制暴露出种种严重弊端，而新的郡县制能克服分封制弊端，有优越性和进步性，因而极力支持郡县制。对秦始皇的评价，也反映出柳宗元政治思想的进步性。《六逆论》、《晋问》等政论文，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世袭特权，甚至认为天子在用人问题上有了错误，也应改正。他重视农战的思想也比较突出，重视劝农耕，修水利，以利民、安民。柳宗元推崇儒学，但不主宗一家。他的不少言论，往往从折衷调和的立场，来对儒、法、释、道等各家学说作调和的解说，这是他思想异于其他思想家之处。 作为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将永远受到世人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