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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韩信的生平,可以着重写对韩信影响重大的事件,譬如胯下之辱,以此为依据来论述对他军旅/政治生涯的影响.从任人看不起的"懦夫"到攻无不克的"将军"到赫赫"楚王"又到"淮阴侯"以致最后死于一个女子(吕后)的手下.或者可以写他和项羽,刘邦之间的关系(若可以的话,还可以写些吕后).刘邦应该是很想除掉韩信的,但却是由吕后下手.还可以比较一下韩信和张良萧何这一类的最终得以善终的文臣或者同为武将的樊哙曹参.张良虽然是刘邦的"心腹",却在天下大定之后毫不犹豫的转身离去,没有一丝留恋,而韩信则气焰嚣张,终于成了六版的心腹大患,欲除之而后快.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写,关键是看重点是在哪里------赞颂韩信的战才,或者论述他为人臣者缺乏的"情商"等等.
史记》是一本既生动有趣又能增长知识的值得一看的好书。
其实，孔子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决不会说话不讲逻辑，没有条理；《论语》的编著者中有子思这样的大师级学者，他们也决不会把互不联系的三句话随便地放在一起。仔细研究后就会发现，这三句话是孔子主张的读书治学的“三个境界”：第一境界是“学而时习之”，包括读书、练习、复习、实习，甚至包括社会实践。这是治学的基础，初级阶段。第二境界，是与志同道合者讲谈、研讨、论辩，从而加深造诣，使学问提升到高级阶段。《学记》说，“独学而无友，必孤陋而寡闻。”第一境界，就是这种“独学而无友”，“孤陋而寡闻”的浅境界。提升的方法，就是要有“友”，有“朋”，通过同“友”“朋”的讲谈、研讨和论辩，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思维的火花在碰撞中迸发，于是大家的学问、思想渐渐进入新的境界。这种境界，正如《兰亭集序》中的“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大家在“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中列坐其次，“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现代人组织各种“学会”和“研讨会”，其实也是为了达到这种境界。对这两个境界，《论语正义》这样解释：“‘时习’是成己，朋来是成物，但成物亦由成己：既以验己之修功，又得以教学相长之意。”由此我想，新课标提倡“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也不妨认为，“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是孔老夫子早在2500多年前就已提倡并实行的学习观念。最难达到的是第三境界。学问有相当造诣之后，却也没有受到当权者的赏识和重用，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当不了官，发不了财，评不上职称……，然而也不因此怨恨，仍然安贫乐道，孜孜以求，就像身居陋巷的颜渊一样，那便是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做成的“君子”了。第三境界实际上说的是才与德、治学与修身的关系。我理解，一方面，做学问者要经过“人不知”的磨练才能有所成就。想想看，孔、孟、老、庄、墨这些思想的巨人，哪个不是被当政者所“不知”呢？如果他们官高爵显，都弄个司寇之类的职位一直做上去，中国的思想史恐怕就要暗淡很多。如果施耐庵、罗贯中不是生在那个“九儒十丐”的年代，如果吴敬梓、蒲松龄能科场得意，如果曹雪芹一直过着玉粒金莼噎满喉的贵族生活，文学史上大概也不会有六大名著。另一方面，孔子强调“人不知”时要“不愠”，也就是保持一种澹泊宁静的心态。做学问，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至远。如果在人生的不顺、社会的不公面前牢骚太盛，心理太不平衡，一“愠”而弃学从政从商，或者一“愠”而消极怠惰，失去奋斗的高标，还能在学问上有什么成就？只有那些心灵超脱尘俗，不为繁华所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人，才能在学问上达到高境界，同时也在心灵上达到高境界。程颢有诗述怀：“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这种豪雄男儿，正是孔子第三境界之“君子”。王国维的“三境界”，是只限于治学，最多是限于成就事业而言的，而孔子的“三境界”，已经超出了这一范畴，把治学和修身都包括在内，并以治学和修身的结合为最高境界的。
希望这几篇论文对你有帮助
篇名： 《史记》《汉书》表体略说
作者： 王令樾
刊名： 辅仁国文学报
卷期／年月： 21 民 页25-51
篇名： 史记研究成果的总汇--《史记研究集成》简介
作者： 陈水福
刊名： 国文天地
卷期／年月： 22:5=257 民 页94-97
篇名： 形象塑造之范式与「史记」叙事艺术--「史记」叙事话语研究(2)
作者： 李秋兰
刊名： 东方人文学志
卷期／年月： 4:2 民 页19-48
篇名： 「史记」中的黄老之学析论
作者： 陈伯适
刊名： 台中师院学报
卷期／年月： 18:2 民 页125-154
篇名： 隐喻与叙事--「史记」叙事艺术探究之一
作者： 李秋兰
刊名： 东方人文学志
卷期／年月： 3:2 民 页13-40
篇名： 「史记．游侠列传序」章法结构探析
作者： 王胜忠
刊名： 中国语文
卷期／年月： 94:2=560 民 页80-85
篇名： 《史记》兵谋探析--以所载兵家及征引兵法为主
作者： 阳平南
刊名： 中国文化月刊
卷期／年月： 314 [民] 页26-70
篇名： 试论《史记》的「越位性谬误」--文化学意义的讨论
作者： 孙世民
刊名： 国立台中护理专科学校学报
卷期／年月： 4 民 页105-130
篇名： 李广：《史记》与《汉书》
作者： 金伟孝
刊名： 洄澜春秋
卷期／年月： 2 民 页51-55
篇名： 「史记」互见法之方式及功用
作者： 魏聪祺
刊名： 国教辅导
卷期／年月： 44:5=367 民 页11-18
篇名： 「史记」与「论语」
作者： 陈桐生
刊名： 孔孟月刊
卷期／年月： 40:10=478 民 页9-18
篇名： 「史记」述「周易」探微
作者： 郭琼瑜
刊名： 中国学术年刊
卷期／年月： 22 民 页33-55 469-470
篇名： 司马迁与「史记」
作者： 叶橘
刊名： 古今艺文
卷期／年月： 27:3 民 页4-11
篇名： 从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看《汉代书序》的体制--以「作者自序」为中心
作者： 车行健
刊名： 中国文哲研究集刊
卷期／年月： 17 民 页263-287
篇名： 「史记」「汉书」「游侠列传」较析
作者： 黄榕
刊名： 中国语文
卷期／年月： 84:2=500 民 页64-70
==等概率圆==
篇名 《史记》“戏剧性笔法”探析
作者 李晓风
刊名平原大学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24卷3期(2007/06)
页次60-63
篇名 《史记》编纂体例之数的意义
作者 向燕南
刊名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卷期／出版年月 2007卷3期(2007/05)
页次113-118
篇名 清代《史记》的研究成就
作者 董焱
刊名社会科学论坛
卷期／出版年月 2007卷4B期(2007/04)
页次174-179
篇名 《史记》论赞对古代杂文文体的影响
作者 谌东飚
刊名云梦学刊
卷期／出版年月 28卷1期(2007/01)
页次117-119
篇名 《史记》中人物肖像描写方法的现代意义
作者 马玉琛
刊名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8卷3期(2006/09)
页次86-89
篇名《史记》中的处所词语作状语
作者余贞洁
刊名江西教育学院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26卷1期(2005/02)
页次64-66
篇名 《史记》采《战国策》略论
作者 董常保
刊名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23卷1期(2006/03)
页次86-89
篇名 《史记》所见辞书未收词语续释
作者 王彦坤;周若虹
刊名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卷期／出版年月 24卷1期(2006/01)
页次16-20
篇名论《三国演义》对《史记》笔法的继承
作者张次第
刊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卷期／出版年月 32卷6期(2005/11)
页次136-140
篇名论史记五体的体系关联
作者 阮芝生
刊名台大历史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7期 (1980/12)
页次1-30
篇名論史记五体及“太史公曰”的述与作
作者 阮芝生
刊名台大历史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6期(1979/12)
页次17-43
我这里有篇原创的。正好是我们前几天的考试题目。史记，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反而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做了预言。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鲁迅先生誉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谓入木三分。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讲史记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 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这本书的体例，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关，《李将军传》也值得一读（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传》和《卫将军传》的前边）。他讲李陵之祸，着墨不多，对比《汉书》，好像一笔带过。这种省略是出于“不敢言”还是“不忍言”，我们很难猜测。但他在赞语中说：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如果只是一般的毕业论文，特别是非正规全日制毕业论文，只要内容严谨就行，不必太在乎创新性，多参考前人成果，但不要全盘照抄。在“中国知网”查一下相关论文，外网虽然只能看提要，但这些提要会起到很重要的提示作用，此外，里面列的“参考文献”也是非常有用的东西，可以找一些来看看，对启发思路作用很大。如果想写好一点，可以看一看张新科的《史记学概论》，里面涉及了当前史记研究的各个方面。
《史记》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学名著，原称《太史公记》。列“二十四史”之首，《史记》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司马迁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西汉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芝川镇）人。著有《史记》，《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司马迁赋》八篇；《隋书·经籍志》有《司马迁集》一卷。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司马迁早在20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 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38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官藏的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司马迁就开始撰写《史记》。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而被关入监狱，并处以宫刑。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直到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记》全书得以完成。 作者年表 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生于龙门。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6岁，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史公自序》：“谈为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公元前136年（汉武帝建元五年），10岁，在夏阳耕读。《太史公自序》：“耕牧河山阳，年十岁，则诵古文。”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11岁。窦太后死，汉武帝罢黜黄老之言，发动尊儒。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元光元年），12岁。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时在夏阳耕读，时在长安求学。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朔二年），19岁，从夏阳迁居长安。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孔安国为侍中。 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元朔三年），20岁，开始外出游历，回长安后，为汉武帝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36岁。汉武帝封禅泰山，司马谈病死洛阳。司马迁到泰山参加封禅。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38岁，正式做太史令，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42岁，《太初历》完成，开始编写《史记》。 公元前99年（汉武帝天汉二年），47岁，汉武帝攻打匈奴，骑都尉李陵投降。司马迁为其辩护，下狱，遭宫刑。(不过《史记》一半左右都是在他入狱的时间中完成的) 公元前96年（汉武帝太始元年），50岁，汉武帝改元大赦。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 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55岁，《史记》全书完成。[编辑本段]【成书原因】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成书原因】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编辑本段]【最激动人心的思想】 表现进步的民族观 进步的经济思想 强烈的民主性批判性 贯穿全书的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编辑本段]【创作态度】 严谨实录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 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客观公正 司马迁坚持“实录”精神，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 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 司马迁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汉武帝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评价分明 项羽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 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 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 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编辑本段]【内容体例】 内容结构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 “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 “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 “列传”是重要人物和少数民族的传记。 文章内容 《史记》的文章可分成两个部分：前面的正文是人物的生平描述，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衔接交杂而成；正文后面会加上作者的评论或感想，通常以“太史公曰”为起头，内容或有作者的个人经历，或有对人物的评价，或有收集资料的过程，但仍以评论题材人物的性格与行事为主，这也呼应司马迁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际”的写作目标。 编撰主旨 按司马迁所说，编写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究天人之际”：是探究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 “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 参考内容 《史记》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等，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司马迁还亲自采访，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对材料精心选择使用，治学态度异常严谨。 汉代之前的历史著作在内容、史事、材料、作者编撰水平上都无法和《史记》相比。《史记》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基本都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 体例结构 本纪 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 “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书 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孔子世家 是记载诸侯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分封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 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 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 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 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 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 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 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编辑本段]【全书篇目】 本纪
1、论文题目：（下附署名）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3、内容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计算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 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分析，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参见《汉语主题词表》和《世界汉语主题词表》）。5、论文正文：（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 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 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a.提出问题-论点；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c.解决问题-论证方法与步骤；d.结论。6、参考文献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研究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英文：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获取最佳论文选题的途径：1、选择你有浓厚兴趣，而且在某方面较有专长的课题。2、在不了解和了解不详的领域中寻找课题。3、要善于独辟蹊径，选择富有新意的课题。4、选择能够找得到足够参考资料的课题。5、征询导师和专家的意见。6、善于利用图书馆； 图书馆的自动化、网络化为读者选题提供了便利条件。
关于《史记》思想性的几点思考传统观点认为，《史记》是一部有着丰富人民性的著作，并认为司马迁的思想是与封建正统思想相对立的。这种观点的最大缺陷是割离了个人与社会的联系，把司马迁超然于时代之外《。史记》的思想性是丰富的、多层次的，也是矛盾的，司马迁的价值观还是统治阶级的，他的历史观依然是帝王史观，是英雄创造历史，人民群众不过是帝王将相的有益补充，其人民性不过是司马迁正统思想价值的偏移。!关键词《#史记》；司马迁；价值取向；历史观；封建正统思想目前关于《史记》思想性的论述甚多，但对于其思想性的定位似乎都不够准确，故旧话重提，结合笔者研读《史记》的体会谈几点思考。首先要承认的是，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各种思潮斗争激烈的时代，儒、道、名、法等思想间既相互斗争又兼容并蓄。这种时代特征，反映到司马迁思想上就表现为多面性与矛盾性，那么反映到《史记》中，其思想性肯定就不会是单一的、纯粹的，而应是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甚至是矛盾的。同时，在《史记》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各种倾向思想的地位也不会是同等的，其中肯定有个核心，有个主流。一、关于《陈涉世家》陈胜、吴广起义为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之滥觞，特别是陈胜，虽然仅只“王六月”，但对推翻秦朝统治是功不可没的。为此，司马迁把他归入与诸侯等列的“世家”篇。《太史公自序》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把陈涉与汤、武相提并论，这个评价不能说不高。那么，司马迁到底是如何看待陈涉起义的？把他列入“世家”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这两个问题是我们认识《陈涉世家》的基础，也是我们界定《史记》思想性的一个突破口。韩兆琦指出：“《陈涉世家》是为整个农民军而不是只为陈涉一人立传。”!"#$%&’(“)司马迁高度地评价陈涉，是与他一贯地重视下层人民、重视人民群众力量的进步思想分不开的。”!"#$%&’’)并由此而得出结论说“：这是一首最早的农民战争的颂歌，是作者进步历史观的集中表现。”!"#$"*+)杨燕起认为：“司马谈父亲司马喜‘为五大夫’，这是秦爵二十级中的第九级。汉初治用，相当于大夫，虽为高爵，得免役，但仅是统治阶级中的一个下层人物。《史记》记述之能关注社会经济生活及下层官吏与民众的疾苦，与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家世也会有重要关系。”&!（’()*#）还有的研究者甚至说：“《史记》是一部‘人民历史’，而司马迁是‘人民历史’的开创者……司马迁站在农民的立场，歌颂了农民起义。“”司马迁是‘人民歌手’。”&+’上面提到的几段论述都出自《史记》研究名家，具有一定代表性。笔者认为，这些看法没有把握住司马迁的本意，将其思想中的人民性因子夸大了，因而也就把司马迁的思想性拔高了。谢贵安指出：“建国以来，史学界一直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史记》有‘人民性’，‘处处从人民立场上来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支撑这种观点的主要证据有四：一是司马迁‘大胆地歌颂农民起义领袖的历史功绩’；二是‘写了不少游侠、刺客、龟策、日者、货殖等下层社会的人物’；三是‘热情地颂扬了那些对国家民族有贡献、对广大人民有过好处的历史人物’；四是‘司马迁从同情广大被压迫人民出发’，‘敢于揭发和抨击那些强暴的统治者及其御用的大小爪牙的各种罪行’。这种观点及其证据是错误的。”&,’显然，尽管这四点证据反映了司马迁有同情人民、反对暴政的一面，但要证明司马迁“一贯地重视下层人民”《、史记》是一部“人民的历史”是不够的。“史书的整体性质是由其价值取向来决定的……而价值取向有时会因作者本人感情波动的冲击而偏离整体性质。”&,’那么，就《史记》的价值取向而言，笔者认为应该还是统治阶级的。《太史公自序》说：“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泽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从这段文字中能梳理出三条信息：一是表现出了一种对汉家盛世的自豪感，这也是对汉武帝文治武功的最大肯定；二是说明《太史公书》的内容是“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录先人所言”；三是表明了司马迁在写作方法上，是尽力保持历史的原貌，尽量避免将个人的情感掺杂其中。前两条都说明《史记》的价值取向是为汉王朝歌功颂德的，是为表彰明主贤君、忠臣义士的。清人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世家”篇除了陈涉和孔子外!，其余不是诸侯就是显贵，而“列传”中除《日者列传》等极少数篇幅外，其他的传主都与“人民群众”扯不上关系。这也证明了《史记》记人叙事是以帝王将相的活动为中心的，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是统治阶级的价值观。第三条信息表明：对于帝王将相也好，对于平民百姓也好，司马迁都是意图按照“实录”的原则把他们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即其所说的“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他对《陈涉世家》的处理也是这样，只是尽量展现这次农民暴动的整个过程。当然，记载历史不是像兰克"所强调的那样，严格奉行“纯粹客观主义”，超然于历史之外的历史学家是没有的，历史学家的情感体验必然会干预历史，甚至左右历史。《史记》一书中有司马迁自己的影子，这是必须承认的。作为一位思想家，他的感情是丰富细腻的，也是异常敏感的。在其统治阶级的价值观里面，包含有人民性的因子，凭着思想家的敏锐观察力，他从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下层人群所受的苦难，从而表现出同情，这就是《史记》整体性质的偏离。白寿彝说：“有人把司马迁抬得太高，说他歌颂陈胜等农民领袖，歌颂农民起义。实际上没有这种事情。但他的思想，在当时来说，的确反映了人民群众的一些愿望。”&.’（(/"）但更主要的是，司马迁从秦末农民战争中看到了下层群众的巨大威力，认识到要想巩固汉王朝江山一统的牢固地位就必须调解、缓和社会矛盾，特别是缓和统治阶级与广大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司马迁如实纪录这场农民暴动，其用意是很明显的，就是想要给汉朝统治者以警醒。所以，从这个角度看，“《陈涉世家》是为整个农民军而不是只为陈涉一人立传”的说法是有道理的，这是司马迁写《陈涉世家》的第一层意思。其次，西汉王朝是秦末农民大起义的产物，刘邦虽是个亭长，但在秦二十级爵位中是排不上号的，只能划入“民”一类。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汉是一个由农民政权建立的王朝，那么这个政权与陈涉的“楚”政权之间是有传承关系的。之所以把陈涉写入“世家”，司马迁看重的是“由涉首事也”，陈涉对西汉政权的建立是有功的。事实证明，整个西汉一朝，从来没有把陈涉当成过“盗贼”，相反，“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砀，至今血食”&%（’卷,《)陈涉世家》，(/#./）。汉景帝时，黄生与辕固生之间关于“汤武弑君”与“汤武受命”的著名辩论，正是肯定了陈涉起义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司马迁的这种思想不但与“人民性”毫无关联，而且是相当正统的。这应该是司马迁高度评价陈涉及把他写进“世家”篇的真正原因。二、关于“帝王史观”与“人民史观”司马迁的价值观就其主体来说是统治阶级的，但是包含有人民性的因子。问题是，司马迁思想中人民性因子到底占多大的比重？这个比重会不会随具体情况的变化而改变？另一个问题是，司马迁所说的“人”的作用，究竟指的是哪些人？侯外庐说：“《史记》大量记录了普通人民的生活，这正表现了他是把人民的生活作为历史主体和研究对象的。”!"#这是把“民”与“下层劳动人民”等同起来了。白寿彝说：“司马迁所说的人的作用，究竟是指哪些人？从《史记》看来，还是指杰出的个别人物……司马迁认为在历史上起作用最大的还是帝王将相……司马迁怎样估计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我认为，他在一定程度上是看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有的同志认为，司马迁歌颂了农民起义，我认为司马迁还做不到这一点。我的看法是：他还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起了决定作用，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认识到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司马迁承认人民群众有一定的作用，但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并不是他们，而是个别的领袖人物。”!$#%&’’(黑格尔有一句名言“：人们总是很容易把我们所熟悉的东西加到古人身上去，改变了古人。”!)（#&’’’）一些研究者正是把现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不恰当地加到了司马迁身上。班固给《史记》下的论断是“不虚美，不隐恶”，这个论断对于当今我们评价司马迁和《史记》也同样适用。张大可说：“（《史记》）发凡起例的宗旨有三端：一曰效周公歌文武之德；二曰继《春秋》效孔子‘修旧起废’，为人伦立准则；三曰颂汉兴一统，论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合此三端，即以人物为中心，帝王将相为主干，颂一统之威德，正是秦汉中央集权政治在学术思想上的反映……司马迁推崇道家，只不过是文景时代政治思想遗留的一种反映而已。他反对独尊儒术，但倡导融会百家思想为一体，自成一家之言，与汉武帝统一思想的方向是一致的。”!’*（#&+"）这个分析是比较理性的。另外，《史记》固然是一部以帝王将相为研究主体的通史，但人是社会性的，帝王将相的关系必然要涵盖整个社会，只有把他们放到整个社会之中去考察，才能揭示出他们的本来面目，像《史记》这样的宏篇巨著，它的笔触必然要涉及到普通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作为封建士大夫的司马迁以及他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只可能把帝王将相作为他的历史研究主体，普通人民的生活只能是帝王将相生活的补充，所谓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是不折不扣的“为统治阶级献治安策”。其实，《太史公自序》向我们交代了《史记》的写作动因：“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这就是说他的《史记》是以宣扬西汉盛世、以载明圣盛德、以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为内容的。他的道德观、价值观都是以儒家正统思想为标准的，他理想的政治模式，还只是停留在“王道”的水平上。另外，从《史记》的体例来看，也能明确地看出这一特点。“《本纪》编年，广载军国大事，摘载诏令制诰，以象征历史发展的统绪。《世家》述开国承家的诸侯。《列传》叙人臣事迹，辅弼君上，如众星之拱卫北辰。这种不同的题名及载述笔法，是一种等级序列。所以纪传史是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形象地照映了封建政体的等级秩序，适应了封建统治者的思想体制。这就是纪传史之被封建王朝颁令为正史的内在原因。”!’’#%&),-)+(所以，司马迁的历史观还是帝王史观。三、关于“正统”与“叛逆”《汉书·司马迁传》中有一段评论.“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卷$/，&/0,"）除此之外，历来的研究者还有几个共识：一是认为司马谈的思想是道家，而汉武帝时代的思想主流则是儒家，司马迁受其父影响，所以他的思想是非正统的；二是认为司马迁反对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学说，而这些东西在当时是正统的；第三是认为司马迁揭露批判了以汉武帝为首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种种罪恶，“歌颂了农民起义和游侠、货殖、龟策、日者等下层人民”，这是一种“叛逆”思想。由此得出结论：司马迁的思想是与正统思想相对立的叛逆思想。如白寿彝说：“和董仲舒的正统思想相反的，是以司马迁为代表的一派思想。”!$#（&/’“）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实际上是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阴阳五行禁忌学说、正统儒学相对立的。”!$（#&,*“）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把自然现象的天和阴阳五行的迷信说法分开，并把迷信说法的历史来源、迷信活动的历史过程加以揭露，是对汉武帝封建专制主义政权的一个打击，本质上是和统治阶级思想对立的。”!$（#&,1）俞樟华也认为“：汉武帝为了控制舆论，统一思想，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在儒家思想成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而占据整个社会之际，司马迁的一家之言是不受欢迎的，是必然要受到冷落，乃至于遭到打击的。”&’()其实，班固的这个评论是站不住脚的。比如他说“是非颇缪于圣人”“，圣人”是以谁为标准？在当时而言无非是指孔子了，而实际上司马迁就是以孔子的继承者自居的，他的《史记》也是仿效《春秋》而作，司马迁的思想在许多方面都是与孔子相同的，这“是非颇缪于圣人”又从何说起？司马迁的思想主流是正统的，这点是无疑的，否则封建统治者也不会把《史记》列为正史之首。至于班固与司马迁的分歧，我们应该从更深层次去认识，实际上，两人的思想指向都是一样的，都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不过是方式不同而已，两人是“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至于司马谈父子的思想倾向问题。汉武帝虽然“独尊儒术”，但他并没有压制其他思想。而司马谈父子的思想体系中儒家思想的底蕴是很深厚的，只不过他们是偏向于先秦的“醇儒”而远离西汉的“俗儒”而已，所以司马谈父子与汉武帝之间思想冲突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太史公自序》说：“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这说明司马谈之“发凡起例”，一为效法孔子总结历史，二为宣汉之盛世。所以清代钱大昕指出：“《史记》的微旨有三：一曰抑秦，二曰尊汉，三曰纪实。”&’*)（卷(《*与梁耀北论史记书》）这恰恰说明司马谈父子的思想是与汉武帝以及整个潮流合拍的，是正统的。张大可说：“（《史记》）发凡起例的宗旨有三端：一曰效周公歌文武之德；二曰继《春秋》效孔子‘修旧起废’，为人伦立准则；三曰颂汉兴一统，论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合此三端，即以人物为中心，帝王将相为主干，颂一统之威德，正是秦汉中央集权政治在学术思想上的反映……司马迁推崇道家，只不过是文景时代政治思想遗留的一种反映而已。他反对独尊儒术，但倡导融会百家思想为一体，自成一家之言，与汉武帝统一思想的方向是一致的。”&’")（+*,）当然，“尊汉”不等于唱赞歌，“所以《史记》的主题既是尊汉，为巩固中央集权的西汉王朝服务，却又暴露了一些专制主义的黑暗，讽刺汉朝皇帝的一些隐私”&’"（)+-）。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向统治阶级献治安策”，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另外，对于司马迁对董仲舒思想的继承问题，我们也应该有个正确认识。董仲舒思想体系中既有“天人感应”思想，也有“灾异”学说，司马迁所批判的，正是董仲舒在当时受到打击的“灾异”学说，而对他被尊为正统的天人感应思想，司马迁则是全盘继承了的。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分析《史记》的思想性，也应该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既要看到司马迁思想中的个性，也要看到他所具有的共性。否则，对司马迁思想倾向的把握就不是全局性的，对《史记》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评价就会失之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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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史记」互见法之方式及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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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名： 孔孟月刊
卷期／年月： 40:10=478 民 页9-18
篇名： 「史记」述「周易」探微
作者： 郭琼瑜
刊名： 中国学术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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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期／年月： 27:3 民 页4-11
篇名： 从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看《汉代书序》的体制--以「作者自序」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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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名： 中国语文
卷期／年月： 84:2=500 民 页64-70
==等概率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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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名平原大学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24卷3期(20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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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期／出版年月 2007卷3期(2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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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清代《史记》的研究成就
作者 董焱
刊名社会科学论坛
卷期／出版年月 2007卷4B期(20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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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史记》论赞对古代杂文文体的影响
作者 谌东飚
刊名云梦学刊
卷期／出版年月 28卷1期(2007/01)
页次117-119
篇名 《史记》中人物肖像描写方法的现代意义
作者 马玉琛
刊名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8卷3期(2006/09)
页次86-89
篇名《史记》中的处所词语作状语
作者余贞洁
刊名江西教育学院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26卷1期(2005/02)
页次64-66
篇名 《史记》采《战国策》略论
作者 董常保
刊名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23卷1期(20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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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史记》所见辞书未收词语续释
作者 王彦坤;周若虹
刊名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卷期／出版年月 24卷1期(2006/01)
页次16-20
篇名论《三国演义》对《史记》笔法的继承
作者张次第
刊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卷期／出版年月 32卷6期(2005/11)
页次136-140
篇名论史记五体的体系关联
作者 阮芝生
刊名台大历史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7期 (1980/12)
页次1-30
篇名論史记五体及“太史公曰”的述与作
作者 阮芝生
刊名台大历史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6期(1979/12)
页次17-43
《史记》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学名著，原称《太史公记》。列“二十四史”之首，《史记》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司马迁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西汉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芝川镇）人。著有《史记》，《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司马迁赋》八篇；《隋书·经籍志》有《司马迁集》一卷。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司马迁早在20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 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38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官藏的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司马迁就开始撰写《史记》。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而被关入监狱，并处以宫刑。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直到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记》全书得以完成。 作者年表 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生于龙门。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6岁，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史公自序》：“谈为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公元前136年（汉武帝建元五年），10岁，在夏阳耕读。《太史公自序》：“耕牧河山阳，年十岁，则诵古文。”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11岁。窦太后死，汉武帝罢黜黄老之言，发动尊儒。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元光元年），12岁。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时在夏阳耕读，时在长安求学。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朔二年），19岁，从夏阳迁居长安。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孔安国为侍中。 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元朔三年），20岁，开始外出游历，回长安后，为汉武帝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36岁。汉武帝封禅泰山，司马谈病死洛阳。司马迁到泰山参加封禅。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38岁，正式做太史令，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42岁，《太初历》完成，开始编写《史记》。 公元前99年（汉武帝天汉二年），47岁，汉武帝攻打匈奴，骑都尉李陵投降。司马迁为其辩护，下狱，遭宫刑。(不过《史记》一半左右都是在他入狱的时间中完成的) 公元前96年（汉武帝太始元年），50岁，汉武帝改元大赦。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 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55岁，《史记》全书完成。[编辑本段]【成书原因】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成书原因】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编辑本段]【最激动人心的思想】 表现进步的民族观 进步的经济思想 强烈的民主性批判性 贯穿全书的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编辑本段]【创作态度】 严谨实录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 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客观公正 司马迁坚持“实录”精神，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 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 司马迁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汉武帝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评价分明 项羽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 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 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 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编辑本段]【内容体例】 内容结构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 “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 “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 “列传”是重要人物和少数民族的传记。 文章内容 《史记》的文章可分成两个部分：前面的正文是人物的生平描述，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衔接交杂而成；正文后面会加上作者的评论或感想，通常以“太史公曰”为起头，内容或有作者的个人经历，或有对人物的评价，或有收集资料的过程，但仍以评论题材人物的性格与行事为主，这也呼应司马迁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际”的写作目标。 编撰主旨 按司马迁所说，编写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究天人之际”：是探究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 “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 参考内容 《史记》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等，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司马迁还亲自采访，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对材料精心选择使用，治学态度异常严谨。 汉代之前的历史著作在内容、史事、材料、作者编撰水平上都无法和《史记》相比。《史记》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基本都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 体例结构 本纪 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 “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书 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孔子世家 是记载诸侯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分封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 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 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 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 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 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 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 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编辑本段]【全书篇目】 本纪
它有史书价值！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开始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司马迁，字子长，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此书记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下限到汉武帝时期，前后跨越三千多年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列传”是重要人物传记。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按司马迁所说，编写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是探秋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 《史记》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他还亲自采访，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对材料精心选择使用，治学态度异常严谨。 汉代之前的历史著作在内容、史事、材料、作者编撰水平上都无法和《史记》相比。可以说，《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基本都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评价也很高。 司马迁去世之后，《史记》并没有立刻流行，被人重视。到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经过努力，才开始流传，但到东汉时已经有了残缺。 注释方面，南朝宋的裴 著有《史记集解》，是现存最早的旧注本，唐朝司马贞撰写《史记索隐》，有很多新见地，唐朝的张守节用毕生精力写成《史记正义》，成就较高。 该书现存早期的版本之一南宋黄善夫家塾刻本，被公认为善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明朝的《二十一史》本、清朝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参考价值都很高。 我只知道这些
史记》是一本既生动有趣又能增长知识的值得一看的好书。
我这里有篇原创的。正好是我们前几天的考试题目。史记，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反而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做了预言。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鲁迅先生誉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谓入木三分。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讲史记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 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这本书的体例，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关，《李将军传》也值得一读（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传》和《卫将军传》的前边）。他讲李陵之祸，着墨不多，对比《汉书》，好像一笔带过。这种省略是出于“不敢言”还是“不忍言”，我们很难猜测。但他在赞语中说：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篇一：思想上帝是个爱开玩笑的老头，创造人类的时候为了使之区别于其他动物，便赋予人类最伟大的宝物——思考。思考让人类文明的车轮飞速前进，成就了如今这个绚丽多彩的世界。正是由于有了思考，人类的思维方式才会与众不同，但又是由于人拥有不同的思维模式与思考角度，才会造就各种哲学流派。因而对于不同的思想，我们不应该一味地否定，而应从别人的角度出发，用换位思考的方式来看待问题。中国历史上有一场重大的历史浩劫——焚书坑儒，为了追求所谓的思想统一，用武力让知识分子屈服，在暴力的统治下妄图使文明低头，焚毁了众多文化典籍。对于这场浩劫，我们只能用管中窥豹来略见一斑，或许社会的前进伴随了挫折，正如婴孩的出生伴随着母亲的痛苦一样，但历史的悲剧让中国与当时西欧的差距由二十年变成了一百年，这种饱含泱泱大国血泪的历史悲剧绝不能重演，这种用暴力方式来寻求思想统一的事只能用“可悲”二字来形容。了解这段历史的外国人都会扼腕叹息，人类对他人思想的驾驭欲望是恐怖的，文化思想领域应该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待事物，我们不应轻易下结论，而该用一种冷静思考的方式去对待。法国大革命期间也兴起了一场著名的运动，即伏尔泰领导的启蒙运动，提倡“自由、平等、博爱”。思想自由创造了人文领域的繁荣，平等与博爱造就了充满爱意的世界。人世间的关爱会像春日的阳光那样融化冷冻在人们心头上的坚冰，会像烈火那样焚烧横隔在心与心之间的藩篱。当然，我们说的允许不同的思想存在并非指允许暴力的、非正义的思想存在。像封建思想，自私自利的思想应该为人类所摒弃。希特勒所宣扬的种族主义是对人类文明的践踏，这种思想应该被博爱的思想所取代。思想的取代并不能用人为的方式进行，而应遵循一个客观规律，先进文化终究会代替腐朽文化，又何必用人力去改变呢？篇二：用思想包装灵魂巴尔扎克说：“一个有思想的人才是真正力量无边的人”大江东去，不尽滚滚流，历史上无数英雄人物、文人墨客让我们铭记，为什么？对，是包装，他们用思想包装了自己世俗的心灵。“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一代奸雄，曹操，你奸诈，为此你失去了很多。陈宫弃你而去，徐庶不愿为你效忠；你自负，乌植边，赤壁旁，多少无名将士因你而去，白骨遍野，哭声响彻天边；你猖狂，挟天子以令诸侯，华佗死于你手，你宁可负天下人、、、、、可是谁敢说你不是英雄，你有思想，你包装了自己，他成就了你。“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至今留唱千古。“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你没有李清照的婉约，却集豪迈惆怅于一体。你时而狂妄，时而惆怅。“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你有远大的抱负，却又为酒所困，以致“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情随酒飘逝，你藐视权贵，不摧眉折腰，你更喜欢去做“谪仙”。五花马，千金裘，呼尔将出换美酒，与你同销万千古。你就是你，愁也要那样诗意。君不见，高唐明竟悲白发，朝如青丝暮如雪。“用思想包装自己，人生才有价值”你说。梳洗罢，独倚望江楼，余晖脉脉，水悠悠，秋风撩起了你的头发，摸不平你满面的愁容。花自凋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面对国恨家仇，你一介女流，虽无力狂澜，但你还有诗词，还有思想。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到海棠依旧。历史怎能不留下你的大名---李清照。“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这是思想漫出的无尽哀愁；“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笑谈渴饮匈奴血，”这是思想谱写的壮志豪情。用思想包装自己，不要只做匆匆过客。篇三：思想的升华 早就觉得这个世界是疯狂的，今夜无眠实在让人难耐，心像是被绑架一般的恐惧；我边写稿子，边欣赏电影《金刚》，眼看它就要死去，不停的呐喊、呼唤着它的名字，可就是无法挽回这命运对它开的这一次玩笑，玩笑好开，但结局难收；我好久都没这么伤心过，但今天并不只为了伤感，只为这无法让人解读的长篇大论，让我明白生命是多么的可贵与无奈，天大的谜底是永远都会残留在心底，那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因为它是我们生活中的“鬼”，只为灵魂而叹息，为那夕阳的灿烂而微笑，可能是可笑的，也可能是强大的。父亲就很相信命运的存在，但那是我们对生命的一种理解罢了，因为我们都是在为自己打着准备，不得不去操守一些言行上的准则，所以才会有困难重重的感觉，就像我对我这一生的理解，它是自然的一种火焰，无时不刻在燃烧着你的身体，在侵蚀我们的血肉与思想，因此，对思想的升华，我是具有一定体会的，眼前所知道的只不过是能够抵达命运深渊之处的思想通道，蓦然间会突然冒出对情感二字的想法，对于它我仍然是没有办法能收敛自我的独特的办法。老谋深算的人们认为他们是最聪智的，但他们却从来也没有想到过真正的“活”的含义，我也是不以为然，因为面对它实在太庞大了，他那强大的雄厚的实力是常人所看不到的，有时只在梦里见过某些恐怖的身影，那是完全不能触摸的幽灵，来聆取人世中的精华，我们对自己的思想的看法太狭窄，甚至根本就不懂得怎样去对付它，根源在于自己，因为有了生命才有了人的思维变化，如果操之过急反而事倍功半，那是谁也想象不到的结局，像童话一样的激烈斗争与厮杀，残忍的手段与内心活动，对着我们拿起生命做赌注，这也正是我们所不希望的。一瓶酒可以对我们的思想进行麻醉式的催眠，喝醉了就等于是与命运做了一场圆满的梦，那儿很甜，且又很酸；可以充分的想象到，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个人给予的，那人是它，乃是人类内心眼神的余光，我们有时可以通过这道余光看到思想升华的整个过程，它是真实的，也是客观存在的。思想的升华，是我们人类进一步成功的步伐，能认识到自己的一点点不足和承受一定的挫折，并且，若干年后，我们会自省的。篇四：论思想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这样。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在课堂、课后，总会听到一些令我厌恶的东西。在上课的时候，只要谁说话，不管谁说的，老师说的，同学站起来回答问题也罢。但凡读音关于意思关于“性”的正常讲课的时候，就会引起全班，几乎全班的学生窃窃私语，并浮想联翩，然后成为一些不堪入耳的话，再就是想入非非，讲完以后的课堂的纪律要维持好一阵子才得以继续进行。为什么会出现以上情景呢？我认为有以下三点。一是在于家长。在平时言谈中不注意口头语言和行为，导致孩子在潜移默化中形成错误的思想，从而使孩子进一步想象，最后不堪入耳。二是在于老师。比如上述情景，有觉悟的老师会正确的引导，使学生在不经意间明白事理，最后感悟。但那些对事物没有正确认识的老师，会难以启齿，最会使学生也在思想上有了错误，并继续传播下去。最可气的是那些自己也是一个“思想病人”的老师，会视而不见，甚至与学生一起来误入歧途，使学生思想中的那颗毒瘤越来越大，最后走上犯罪之路。这并不是夸大事实。三是在于同学之间。上课老师灌输的良药，到了下课，会被思想肮脏的学生全部翻盘。而没有自己思想和见解的学生，也会被他们拖下水，把低俗平庸当成正道，这样一来，恶性循环，结果不言而喻。处在儿童期的孩子，接触到这些东西，必然有好奇心，但如此扭曲事物的本质，实在是毁灭自己的前途啊。我现在已经离开了小学，想想曾经身边的同学和现在就耳目濡染的言行，我不由的担忧他们的未来。篇五：思想人生“他们在想什么？”“做事情的时候，他们想的又是什么？”近来，我在看旁人甚至看电视里的人物时都在内心里不动声色地想着这些问题，想知道在人们形形色色表面之后的思想到底是怎样的。我认为，思想是人禽之辨的最大标志，是人生价值的“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思想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而“其本乱，则末治者否矣”。所以，一个人最让人痛心的莫过于丧失了思想。痴人空洞的眼神，疯子狂舞的肢体，他们只是用一具没有灵魂的肉身参与了这纷繁复杂、百味杂陈的人生盛宴，他们终究无法用自己独特的思想去品味出人生的酸甜苦辣。思想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如此的重要，甚至有贵于生命。所以，推己及人，不能去伤害他人的思想就成为了做人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一旦丧失了最基本的道德，人生价值就要大打折扣，甚至毫无价值可言。遗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总有那么一撮人好像未脱离动物攻击的本性，不时地就会侵入他人的思想领地。这些人轻则挖苦嘲讽以扰乱他人的思想，重则压迫驱使以控制他人的思想，更有甚者发动人身攻击，直接毁灭了他人的思想。如果说这一撮人如此明目张胆地去伤害他人的思想是一种蓄意“明杀”，那么，其他间接伤害他人思想的就是一种阴谋“暗杀”。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看那些“民困不知救，盗起不知御”的“昂昂乎庙堂之器者”，鲜衣怒马却不知“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每天乐在其中的是琢磨着如何让一己之私获得更大的满足。这样的厚黑行为表面上也只是职业道德沦丧，但深究其后却是严重违背了纳税群体供养他们的初衷，亵渎甚至抹杀了黎民百姓希望他们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些人处心积虑地想以伤害他人的思想来成就自己的思想，却不知在思想上也存在着力的反作用。除了因为伤害了他人的思想会反弹回程度不一的反作用力外，其最大的致命反作用力，就是自作孽地搅浑了自己那个受之于天地原本也是自然纯洁的思想世界。浑浊不堪的思想使他们只知与人争斗唯利是图，一生的忧乐都只是囿于动物本能的习性；他们忽视了人生还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错过了享受思想境界上升华的机会。他们的人生志趣南辕北辙，错把妖艳的罂粟花看成了天山上洁白的雪莲，人生最悲哀的莫过于此，对此只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了。“唉，其实我也不想去伤害他人呀！可是没办法。”对于别人的指责，有人声声长叹，满腹冤屈，“做这些东西一点意思都没有，可是不做又不行。”“那人实在无法理喻，但没办法，不听他不行呀。”“要是有钱，我肯定辞职不干了！”……与那些伤害了他人的思想不以为耻还自以为得了便宜而沾沾自喜的人不同，这类人其实知道自己思想的问题，只是“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其思想与行动最终相背离了，人生最无奈的莫过于此。无奈的背后其实是自己的思想与他人的思想在发生着激烈冲突。对此，有些人抱着难得糊涂的态度，想着“反正也不是我一个人的错”，渐渐地接受 了他人的思想，这样的一生倒也过得庸庸多厚福；有些人则是无休止地掂量着鱼和熊掌，难以取舍间心为形役痛苦不堪，这不仅影响了他人，更使得自己思想扭曲郁郁一生；而有些人徘徊歧路时思想冲突豁然解决，认为“人生不得行胸臆，纵年百岁犹为夭”，于是毅然决然地与一滩浑水划清界限，泾渭分明地回到了自然纯洁的思想世界中。泉水叮咚，流水淙淙。自己的思想源泉终于可以自由流动了。于是，不用为生计发愁的人可以坐茂树濯清泉，流水曲觞，赋咏自适；也可携竹杖穿芒鞋，游历名山，遍访高士，日子过得飘飘乎遗世独立，思想得到了从未有过的放松。其他短褐穿结、箪瓢屡空之人，为了生活可以去当个负责任的“执鞭之士”，不害人守本分，心安理得地过着平静生活；或者干脆就躬耕南山陲，“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农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在思想的自由中尽享这情真意切的人伦世情。可是，活得自由自在的时候，有些人仍然会不时地仰天长叹，壮怀激烈。淙淙流水终是不如飞流直下三千尺来得酣畅淋漓，鱼翔浅底到底比不上鹰击长空来得气贯长虹，何况浩瀚的大海上还有那翼若垂天之云的大鸟在水激三千里，扶摇直上九万里，这又是何等的自由境界！农夫与英雄虽然在思想价值上并无优劣之分，但是在思想境界上却有大小之别！我们不必强求要成为一个英雄。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仅仅是以过上平静自由的生活为目标毕竟是“举秋毫不为多力”，大部分无用武之地的思想力量，就只好耗在了漫步杨柳岸闲谈风月，指望苍天空言着凌云壮志。“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在这浮华充斥却也机遇遍地的时代里，我们可以挥舞思想重剑精确地为自己劈开一条路，树立一个切实的人生目标，让思想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日日新，又日新”，逐渐地切身体会到思想力量的“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剑指目标让思想力量聚集于一点，一马平川时尽可欢快奔驰，遇到障碍可以轻松绕过，身处绝境也有魄力背水一战，一生的痛苦与欢乐都是真实地产生在前行的道路上，思想境界也由此逐渐展开。所谓“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我们无法保证一定会达到目标，过上一个成功人生，但我们绝对可以做到先让自己的思想不可战胜，可以拿出毫不逊色的勇气坚守思想阵地。于是，政治人生者，忧民所忧，乐民所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师道人生者，甘当人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科技人生者，废寝忘食，深入钻研，不知老之将至；乡间闾里真正的手工艺人，尽职尽责，捧出了令人叹为观止的件件精品，也是一个艺术人生者……君子百行，殊途同归，过得都是一个思想人生。人生最快乐的莫过于思想的极大自由，灵魂汪洋恣肆，行动放任自如。人生最欣慰的莫过于发现自己的思想与行动不仅没有伤害到他人，而且还有助于他人获得思想上的自由。不过，这一切归根结底最大的受益者还是自己，因为利己利人，善之善者也。篇六：冲破思想的束缚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小孩子用刀横向切苹果，他的爸爸大喊切错了，而小孩子一刀下去，却意外地发现苹果核的部分组成了一个美丽的一角星。看完后，我不禁反思，为什么这个孩子能有这意外地发现，而大人却没有？答案似乎很明显。大人的思想已经被“要竖着切苹果”所禁锢，他从未想过去试试其他办法，而孩子还小，他并未被输入这种思想。因此，我们在生活中要学会冲破固定思维的束缚，拥有不断创新的精神。美国哈佛大学校长普西曾经深刻地指出，一个人是具有创新能力，是一流人才和三流人才之间的分水岭。的确，具有创新能力的人问题会不断开拓新的领域，并且勇于探索，不断进取，这样最终会有许多意外的发现，甚至会给生活帯来许多影响；而那些没有创新精神的人，只会遵守旧的套路，只能反复咀嚼别人嚼过的东西，这样应该是食之无味的吧！而他们最终也只是跟在别人的身后，碌碌无为而终其一生。因此，拥有创新精神是很重要的。袁隆平是我国的农学家，被称为“杂交水稻之父”他解决了几十亿人民的吃饭问题，而他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成就呢？毋庸置疑还是因为他的创新精神，因为他不灌于现状，积极思考；因为他能够冲破思想的束缚，努力探寻；因为他不被困难所吓倒，勇攀高峰，因此才会有如今的成就。让我们反过不想一想，倘若他并没有这种创新精神，会是什么样的呢？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在耕作的农民而已，而世界几亿人口都会面临没饭吃而饿死的危机。由此可见具有创新精神有多么重要。冲破思想的束缚，才能化蛹为蝶，为这世界增添一份美好，让我们从现在做起，拥有创新精神的意识，并不断创新，开拓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明天！仅供参考
肩负着父母的期盼，担任着国家建设发展的使命，但在这个压抑而忙碌的季节里，偶然也会遇到的茫然使我不知所措。教室里赫然立着的倒计时牌鲜明的亮着那几个大数字。时间在一天天减少，距离20xx年的高考也剩的不多了。一年的时间说快也不快，说慢就一瞬转逝。在茫然中，或许应该及时走出困境，去迎接属于你的黎明。这一刻，一切都在鞭策你。
纵观历史的长廊，无数人都在痛苦的风雨中锻炼后始成功。透过历史的画面，你是否看见司马迁书桌上倚叠如山的竹简，一部巨著《史记》，让我们永远记住了他的名字。他曾生活安乐，可在经受宫刑后，毅然矢志不渝，继续笔耕，于是《史记》在风雨中永存。望着沧桑的古战场，你是否可以看见孙膑取得一次又一次成功的战役，一部传世《兵法》，让我们不得不对他赞叹。他曾是朝气青年，可在经受酷刑后，毅然拾起自信，不畏暴敌，于是他的神话故事永远为人称道。穿过香园小径，你是否看见那消瘦的伊人，独自守着窗儿，泣涕涟涟，愁绪不堪解。每当读那宋词，就让我们想起了她的名字----李清照。她在饱经家仇国恨后，变得更加坚强，晚年的创作成就更令无数文人墨客惊讶歆羡。
历史的风雨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真正的美好，中国如此，世界亦如此。你一定记得那美丽动人的女科学家居里夫人，她在丈夫辞世后毅然坚定对科学家的信念，坚定走完科学之路，最终成为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女巨人。你一定记得那疾病缠身的史蒂芬·霍金，疾病使他越挫越勇，最终成为科学界中的巨人。
你也一定记得曾经穷困潦倒的梵高，在荆棘密布的丛林里高声歌唱，最终登上了美术的高峰。而现在，我们毅然记得千手观音中的倩影，我们毅然为洪战辉的风雨人生历程而感动，我们依然为女排的愈挫愈勇的精神所折服。温室里花香难吐，如果要实现心愿，必须披荆斩棘；安乐窝里的雨燕无法展翅，如果要翱翔蓝天，必须要减肥锻炼。任何人如果要走向成功的彼岸，必须走出安乐，勇敢的迎接风雨，甚至雷电，在曲折坎坷的人生之路上一路高声歌唱。
贺舒婷的一篇《你凭什么上北大》震撼人心，一个在高一被时光磨成绣的不能再绣的废铁，经过思想的挣扎与洗礼，终于开始鲤鱼跃龙门，生活在那个小山村，生活在一个只有三个能考上二本的山村学校，更可笑的是那三天全是复读生。压力与阻碍可想而知是有多大。就是凭借着要冲破这层阻碍的信念，于是，她开始奋斗，经历了与泪的斗争，与血的抗拒。最终，她，创造了一个神话般的故事：没有什么事不可能做到。古前，当下。
一个个的真实故事展现在眼前，自己现在受的这点小心酸算的了什么：你还在为今天没有迟到好吃的而不舒服么？你还在为今天遇到一些小事而计较的要死么？那你真的是还未长大。时间的痕迹已在高考倒计时牌上体现，我们的时间不多了，面对那场人生中最重要的考试，你是否已经准备开始奋斗了？因为我们也生活在小县城，没有大城市的繁花似锦，没有大世界的红灯绿酒。因此，唯有直面困难，克服高考这重大关，走出搭讪去，你品味外界生活的美好，去开阔自己内心的视野，去体验文化交集的文学......号角已经响起，我们要亮出自己的宝剑，学习李云龙的毅力，哪怕倒下，也要化成一座山，一座岭。将来，你可以回顾自己所遗留下来的美好，随手著作一片《你凭什么走出大山》而闻名天下。
及时当磨练，振翅始高飞。千古于今，永当牢记。
致正在高三的你，美好的大学在向你摇摆着双手。感叹时光流年，今夏，我们高三了。
肩负着父母的期盼，担任着国家建设发展的使命，但在这个压抑而忙碌的季节里，偶然也会遇到的茫然使我不知所措。教室里赫然立着的倒计时牌鲜明的亮着那几个大数字。时间在一天天减少，距离20xx年的高考也剩的不多了。一年的时间说快也不快，说慢就一瞬转逝。在茫然中，或许应该及时走出困境，去迎接属于你的黎明。这一刻，一切都在鞭策你。
纵观历史的长廊，无数人都在痛苦的风雨中锻炼后始成功。透过历史的画面，你是否看见司马迁书桌上倚叠如山的竹简，一部巨著《史记》，让我们永远记住了他的名字。他曾生活安乐，可在经受宫刑后，毅然矢志不渝，继续笔耕，于是《史记》在风雨中永存。望着沧桑的古战场，你是否可以看见孙膑取得一次又一次成功的战役，一部传世《兵法》，让我们不得不对他赞叹。他曾是朝气青年，可在经受酷刑后，毅然拾起自信，不畏暴敌，于是他的神话故事永远为人称道。穿过香园小径，你是否看见那消瘦的伊人，独自守着窗儿，泣涕涟涟，愁绪不堪解。每当读那宋词，就让我们想起了她的名字----李清照。她在饱经家仇国恨后，变得更加坚强，晚年的创作成就更令无数文人墨客惊讶歆羡。
历史的风雨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真正的美好，中国如此，世界亦如此。你一定记得那美丽动人的女科学家居里夫人，她在丈夫辞世后毅然坚定对科学家的信念，坚定走完科学之路，最终成为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女巨人。你一定记得那疾病缠身的史蒂芬·霍金，疾病使他越挫越勇，最终成为科学界中的巨人。
你也一定记得曾经穷困潦倒的梵高，在荆棘密布的丛林里高声歌唱，最终登上了美术的高峰。而现在，我们毅然记得千手观音中的倩影，我们毅然为洪战辉的风雨人生历程而感动，我们依然为女排的愈挫愈勇的精神所折服。温室里花香难吐，如果要实现心愿，必须披荆斩棘；安乐窝里的雨燕无法展翅，如果要翱翔蓝天，必须要减肥锻炼。任何人如果要走向成功的`彼岸，必须走出安乐，勇敢的迎接风雨，甚至雷电，在曲折坎坷的人生之路上一路高声歌唱。
贺舒婷的一篇《你凭什么上北大》震撼人心，一个在高一被时光磨成绣的不能再绣的废铁，经过思想的挣扎与洗礼，终于开始鲤鱼跃龙门，生活在那个小山村，生活在一个只有三个能考上二本的山村学校，更可笑的是那三天全是复读生。压力与阻碍可想而知是有多大。就是凭借着要冲破这层阻碍的信念，于是，她开始奋斗，经历了与泪的斗争，与血的抗拒。最终，她，创造了一个神话般的故事：没有什么事不可能做到。古前，当下。
一个个的真实故事展现在眼前，自己现在受的这点小心酸算的了什么：你还在为今天没有迟到好吃的而不舒服么？你还在为今天遇到一些小事而计较的要死么？那你真的是还未长大。时间的痕迹已在高考倒计时牌上体现，我们的时间不多了，面对那场人生中最重要的考试，你是否已经准备开始奋斗了？因为我们也生活在小县城，没有大城市的繁花似锦，没有大世界的红灯绿酒。因此，唯有直面困难，克服高考这重大关，走出搭讪去，你品味外界生活的美好，去开阔自己内心的视野，去体验文化交集的文学......号角已经响起，我们要亮出自己的宝剑，学习李云龙的毅力，哪怕倒下，也要化成一座山，一座岭。将来，你可以回顾自己所遗留下来的美好，随手著作一片《你凭什么走出大山》而闻名天下。
及时当磨练，振翅始高飞。千古于今，永当牢记。
《史记·信陵君列传第十七》记载：信陵君窃符救赵以后，意骄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说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也。且矫魏王令，夺晋鄙兵以救赵，于赵则有功矣，于魏则未为忠臣也。公子乃自骄而功之，窃为公子不取也。”于是公子立自责，似若无所容者。分工日趋细密的今日，人很容易被职业定型，讲究专业之下，古代淹通博知的“通儒”，或中古西方兼擅不同领域的“文艺复兴人”，都极难见诸今日。“专精”当然没什么不好，对社会来说，每一份子的专精，就是整体进步的基础；但单就一个“人”来说，心力、知识太过集中在一个地方，往往会让眼光随之狭隘，心灵日渐局蔽，造成与他人、社会，乃至天地的隔阂。周志文当然有工作上的专业，但却不易以某个职称范围之，他任教上庠多年，无疑是个学人；又常在报端媒体发表作品，小说、评论、散文等结集成书者各有数种，当然也拥有文人的资格；对音乐、绘画也有甚深见解，极早就为报纸写艺评。但周志文作为一个学者，却不在乎各种奖助的业绩，不立山头，不争地盘；身为作家，他鲜少谈论自己的作品，更别说“打书”了，文稿一经出版，便完全放手，让作品与读者自行接触，绝不饶舌介绍。这些行为，都与当下一般的学者、作家不同。所以要定立他的身份，倒不如用传统的“士”来说明。今天习惯用“知识分子”来格义传统“士”这个观念，但两者毕竟是不太相同的，除了深厚的知识外，传统的士人，总得能写一笔好字，对音乐艺术有一定的鉴赏能力，文学上要有拿得出来的表现。才艺学识外，更为重要的是“士”必须是一个有理想与原则的人，也就是孟子所谓的“尚志”。然而有理想，免不了惄如疢如地忧时怀民；坚持原则，免不了磕头碰脑地遇到许多挫折；高尚其志的结果，当然是满肚子不合时宜……这些现象，周志文大概都有。“忧时”大概是中国士人最常见的情感了，他们对世间有无比的热情，以国家的休戚、百姓的苦乐为自己的责任，所以总是将注意力放在安危治乱上。他们目光敏锐，看到许多危乱的病根与潜伏的祸患，免不了先天下之忧而忧，但手上又没有权力势位可以解患矫弊；纵使揽辔登车想要澄清天下，但易退难进的性格，使他们不能也不愿参与权力斗争，而有权力的人也未必想听，或根本听不懂他们的话，所以只能将这些忧患转为文字著述，期待有一天能被注意。从作《易》者的忧患，到黄宗羲处明夷之时而“待访”于将来，莫不是这个道理。周志文文如其人，冲澹恬静，从不用贾谊“天下大事可堪痛哭者一、流涕者二”那样耸动的言词，但仍然经常可以看到他对时事世情的忧虑。但忧时向来不能发挥什么实质上的作用，滔滔天下，不能家喻而户晓，即使焦唇弊舌，依然是没多少人理睬的。如此一来，焉能不寂寞？周志文的散文，从笔调到内容，几乎时时可以感受到寂寞，这种寂寞，大多来自周志文的不与俗同，倒不是标新立异，而是品味太过精致高华，饮茶、音乐、思考，莫不如是。认真品味，原本是文化提升的必然现象，但在一个粗糙的时代，讲究品味是违俗逆时的事儿，我们习惯将价值信托给价格，把美感交付给流行，至于是非善恶，则选择一个群体投靠，一如投身庄园的中古农民，放弃身为人的自由，以换取心理上的安全感。习惯KTV的耳朵，怎能分辨演奏家指下的表情？嗜好声光影像的眼睛，如何判断画中简单的线条？政商广告过度刺激后的情绪，焉得察觉幽微细腻的情思？流行以外的精致，我们既没能力，更没兴趣。在举世齐唱下里巴人的时代，周志文仍旧不愿随俗地讲些大家听不太懂的话，所以他的书从未登过畅销书排行榜，他的意见，从未被多数人接受，大部分人甚至根本不在乎他说了什么，其孤寂自是难免。这种众人皆醉我独醒，世莫我知的寂寞，当然不自周志文开始，而是每一个时代的常态。《论语》中最能见圣门气象的“浴沂风雩”章，肇自孔子对着子路、曾晳等学生的一段问答，原文是这样的：“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移为白话，大概是“别认为我年纪稍长于你们（而不敢放怀直言），你们平日常说‘没人了解我’，假如有人了解你，愿意用你，你们将有什么作为呢？”这里面“居则曰：‘不吾知也’！”很传神地描摹出了孔门弟子世莫我知的不甘。子路等人虽然不为世用，但并不寂寞；虽然心有不甘，但不至于悲怆，因为上面有孔子这样的老师，身边又有志同道合的友朋；然而后来的人就没那么幸运了，最为典型的是屈原，整本《屈赋》，几乎无处不在呐喊时乖俗逆，不为人理解的痛苦。因此，“求知音”便成了千古以来知识分子的共调，伯牙绝琴于子期的故事，被一遍遍地引用；但知音难逢，岂是努力寻求即可获得的？所以寂寥之士只能将目标放在渺不可知的其他空间，如屈原的“上下求索”；或寄托于遥不可及的未来，如司马迁的“以俟后圣君子”。这些求觅知音的背后，正藏着无数寂寞的心灵。照理来说，伴随世莫我知，知音难求的悲凉，自然极容易兴起另一种文学主题：怀乡。怀乡在传统的诗词歌赋中数不胜数。所谓的怀乡，自然是生长环境的家乡，但中国的怀乡之作，却远不止这个层次。怀乡，是因为人在异乡；而“异乡”，并不只是地理坐标上的意义，更是心灵上的存在感受。所谓的“异乡人”，表面上固然是指独居客地的人，但更多时候，“异乡”是由主观心态上形成的。无论身处故里或是异地，只要周围没有知音、没有了解我的人，那么这个环境对我而言就是一个陌生的“异乡”——一个理念不能被了解、感情没有交集，甚至连语言都无法沟通的异乡。既然是怀乡，免不了会在故乡与异乡间作些对比，通常将心目中的故乡写得祥和美好，而异乡则是幽冷阒黯，像王粲登楼所见的异乡荆州便是“风萧瑟而并兴兮，天惨惨而无色……原野阒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以景写情，对照出身在异乡的寂寞愁苦。周志文当然有心灵的故乡，笔下那些伟大的音乐艺术，以及精彩的人物事迹，无不展现作者故乡的生气勃然与丰盛多姿。但有趣的是，周志文作品中很少有“异乡”之感。即使在更为异乡的异乡布拉格，似乎也没见到周志文有什么异乡人的感觉。在布拉格的一年，不是没有沮丧，但主要的基调，却是徜徉在布拉格璀璨耀眼的建筑音乐人文历史之中，大有“此间乐，不思蜀矣”之感。所以，虽然周志文的散文时时有着寂寞，时时有着对故乡的向往，却看不太到他对异乡──现实环境的愤懑与怨怒。周志文对存在环境的感受，呈现了逐渐平和的趋势，《三个贝多芬》（1995）中，还不时可以看到周志文对时局、文化的不满，以后，就很难看到这类谴责性的口吻了。这不是说此后的文章开始“未央歌”化，周志文依然直视人性的幽暗面，但对社会与个人的种种不善，不再诟斥责难，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同情，乃至于衷心忏悔，甚至连造成大灾难的纳粹、文化大革命，都以向内的反省戒惕取代了向外的指责。有了美好的心灵故乡，仍能对现实环现不疏离，不怨怼，随遇而安，这是相当难能的。周志文之所以如此，大概因为他特别能欣赏或同情他人，不管是煊赫一时的大人物或是微不足道的小老百姓。他的同情，不是站在优势地位的滥施怜悯，而是“彼亦人子也”，那种以同为“人”的立场，设身处地地同其情。这种视角之下，无论是卑微鄙琐的小人物、巨奸大猾的坏蛋，都有身为人的一面，既有人的脆弱，也有人的善良。因为这种同情，所以使得周志文特别能看到一些被我们忽略的人物。钱宾四先生说我国历史，特别看重一些“无表现之人”。所谓“无表现之人”，是指那个人并未在所处当下的政治、社会有所作为，像是夷齐、颜渊，对殷周鼎革，春秋兴坏，绝无贡献，甚至关联性都极少，如果以记录历史大事为标准，原本是没资格进入史书的。但司马迁却将他们写入了《史记》。此例一开，以后的二十五史，也都为这些“无表现之人”另辟汇传。为什么史家特别重视这些人呢？原因无他，因为社会的治乱、百姓的苦乐，并不是只靠政治经济手段就可以解决的，政治经济军事，最多只能满足人类动物性的存活（而此一存活，又蕴涵了更多的不安定），而这些无表现的人，反而能指出向上的路，说明我们除了动物性存活外的更高可能。周志文的散文，也爱写“无表现之人”，像是平常我们不会注意的小人物，在庞大的交响乐团中，将注意力放在伴奏位置的长笛手（《长笛》）；在舞台上，将目光转向巨星背后的伴舞者（《配角》）；在社会上，不讨论政商名流，而写小巷里的算命师、公园中的老人、地下道的小贩、出租车司机，甚至对草木鸟兽，也撇开松柏竹菊等传统诗词的千年主角，或潮流当红的玫瑰、兰花，而写一些随处可见的相思树、野姜花，乃至过猫、马齿苋等野菜。即使写到了富贵的牡丹、营销全球的郁金香，也一定要黜落人工精心培育后的国色，别有寓意地强调土生野长的美。倒不是因为受“五四”影响，带着知识分子赎罪的心态去写小人物，而是真从小人物身上看到了些什么。像是在理发妇人身上可以看到天使（《皮匠与理发师》），从乞讨者的姿势看到了赎罪（《布施》）。《配角》中说：“我愈来愈注意在主轴之外可能发生的故事，在其间，原本是配角的人常常扮演主角的角色。”这与年鉴学派的看法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年鉴学派认为历史不应该将焦点放在英雄人物身上，而该注意长时间的一些东西，像是社会制度与时代心态，乃至气候地理，因为真正决定历史事件的，正是这自然环境、制度文化与庶民思想。周志文当然不是年鉴学派，但他笔下这些无表现的人所展现或美或丑，或同或异，种种平实凡庸的表现，反而是许多历史事件的源头。但周志文也不是全然悲观，另一篇《警语》，记载了与光头党的邂逅。光头党源自德国，可算是纳粹种族意识的余裔，因为经济因素或某些情绪，总以仇视或攻击外国人来宣泄无名的愤怒。在布拉格时，朋友警告他小心当地这些“民族主义分子”，结果周志文遇到的光头党，却是晒着太阳，拿香蕉逗小孩玩儿，周志文的结论是：“一个在和暖的太阳底下吃甜甜的香蕉的人，一个爱逗小孩的‘民族主义分子’，绝不至于对其他族类做出什么仇恨或暴力的动作吧！”周志文笔下的一般人，虽然有愚昧、冷漠等各种缺点，但只要一点美的感召，人性中温情善良的一面，依旧会出现的。王尔德说：“在惠斯特勒的画出现前，伦敦没有雾。”天地万物，虽然有着物理性的存在，但我们不一定能看得到，必须透过某些观念，才能看到种种现象，了解它们的意义。换句话说，得要先有那些心思敏锐的聪明人，为我们架构出一个观念，我们才能看到某些价值。《易·乾·文言》说“圣人作而万物睹”，就是这个道理。文学的功用之一，正是让我们多看到一些东西。读周志文的散文，就经常可以获得这方面的惊喜。也正因这种敏锐的同情心，使得周志文对逝去的过往，有着特殊的掌握。周志文的散文，经常有种沧桑感。东海变为桑田当然是可能的，只要给地球足够的时间；但生活在都市，却根本用不着地理时间，只要数年工夫，人文景观便能给我们足够的沧桑之感，这便经常成为周志文书中的底色，比如学校的图书馆、巷口的海产店，无不在写生活周遭的沧桑。这种今昔的比勘，呈现出来的不止是景观的变化，更多的是某种东西的失落。周志文对一些美好事物的消逝，是极为敏感与重视的，但沧桑本是世间常态，变化更是时光推移的必然，《新天堂乐园》说：“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任谁也没有办法挽回。附属于那个时代的所有东西，也一个个地被带走，终于一个也不剩。对于这件事，只有如安东尼奥尼说的：‘我们只有调整自己去适应它。’面对变异世界的一切事，除此之外还有更好的方法吗？”但周志文的散文似乎并不甘心只是被动地适应，反而努力地“记录”，想要透过翰墨，替已然逝去的东西留下泥爪，让后死者与于斯文。人世的一切美丑善恶，文化的各种意义，都必须依附事实方能显现，而事实则有待被人意识之后才算存在，而意识则靠我们的记忆保存。如果记忆消失，历史不复记载，那么对人而言，事实等于从未存在，意义也就跟着丧失；意义的丧失即是文化的死亡。对此，周志文显然是极端关切的。“记忆有点像漫漶的石碑，上面龙飞凤舞的字迹都慢慢不见了，到后来，石碑的模样也整个变了，只成了一块普通的石头，横放在地上，让人家当垫脚用。”对记忆与历史，周志文是充满焦虑的，反映在散文中，便是好写过往，经常是当下有所见闻，便拏着过往的经验知识相互比勘，从而产生各种情思感触。稍有年纪的人，大概都喜欢追忆过往，何况是有着三千年记忆的周志文。但他记录过往，不是好汉吹嘘当年之勇，也不是白头宫女指点昔日繁华，更不是《洛阳伽蓝记》的铜驼荆棘；周志文笔下所有过往的起点与终点，是在当下。人不能失去记忆，但记得就一定好吗？有道是：“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有些东西，忘却了反而好，时过境迁后，倒也了无挂碍；但周志文记得，所以饱尝了几十年的折磨。所以他说：“还好人的记忆有限，一些伤痛的事，过一段时间就会忘了，深藏在内心的事，久不提起，也就淡了、忘了，最后终于消失……再严重的悲伤，包括国恨家仇，在时间的淘洗下都会消失无踪的。”（《像风一样》）我们之所以痛苦，除了生物性的压力外，很重要的另一来源，便是记忆，减少一些记忆，就减轻一些负担，日子将过得更逍遥自在。证据在另一篇《蒲公英的族裔》：吉普赛人因为没有记录，没有历史，所以无法团结振作，千百年来受尽欺压；但也正因没有历史，不记录苦难，使得吉普赛人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每天都能快乐而轻盈地过着日子。人毕竟不能真的没有记忆，我们靠着记忆才能定位当下，解释现象，建构未来，了解存在的价值。但记忆却又是不太可靠的，个人的记忆会随着时间与心理因素模糊、消失、纠缠、偏颇；至于集体的记忆，也就是历史，未必比脑神经的传导与储存可靠，更可能因为时空的转变、情感的作用与人为的操作，而遗忘、误植，乃至于扭曲。记忆与历史决定我们的存在感受，因此决定了我们的未来，但人又善于选择性地记忆与遗忘，有意无意地扭曲过往。如果所记得的都是丑陋、痛苦与仇恨，那将会有什么样的未来呢？借用章学诚的书名《文史通义》，不但六经皆史，文士翰墨、词人篇什，莫非史录。前人说“《诗》亡而《春秋》作”，在拥有历史发言权者陷入意识形态或零碎化的今天，周志文以散文点出这个时代我们所忽略的一面，其用心，或可说是“《春秋》亡而《诗》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