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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个长达14年的复杂 历史 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共两党、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各族人民、海外侨胞，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共产党在处于非执政和受围剿、遭打压的条件下，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义无反顾地奔赴抗日前线，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并逐步成为支撑抗战走向胜利的中流砥柱，成为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力量。
“中流砥柱”的观点，最早源于毛泽东于1941年5月25日为中共中央所写的党内指示，即《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一文。文中指出：新四军虽被宣布为“叛变”，八路军虽没领到一颗弹一文饷，然无一刻不与敌军搏斗；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我们应发扬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反对一切失败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
几十年过去了，随着史料的进一步丰富和史学界研究的不断深入，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雄才大略，又身处抗战相持阶段的艰苦环境中，他对中国抗战的过往和前程均有深刻的感悟和科学的预测。该文虽然很短，却是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最经典的概括。
一、坚持了东北抵抗，构筑了抗战全史
我们将抗日战争正式界定为14年，这源于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过的，中国的抗日战争“从1931年就开始了”。由于国民党在东北放弃了抵抗，所谓8年抗战，只能理解为“九·一八”事变后的全面抗战。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首先表现在她坚持了东北抵抗，构筑了抗日战争的全史。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是亚洲的资本主义强国，对中国东北早有窥视和插足。但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则是关东军提前恶意挑动的，日军本土总部尚未部署兵力。当时，日军在辽宁的关东军只驻有1个师团约万人，另有“满铁”支队3000余人，事变发生后，该师团才请求国内增援。日本军部于19日开会讨论时还作出决定，遵照内阁决定“不扩大”办理，但暗中又表扬和支持了关东军，才从驻朝鲜的2个师团中调入东北1个旅团。同时，当时日本全国的军力除海军外只有17个师团，约34万人，能调入中国东北的多则3—5个师团6—10万人。
反观当时的东北军，至少有正规军35万人。其中，步兵25个旅、骑兵6个旅、炮兵10个团、空军5个飞行大队，可作战飞机约100架，另有海军3000人，军舰21艘，吨位万。从武器装备水平看，在中国各地方实力派中，东北军最好，与日军差距不大。其中，轻机枪和坦克进口于欧洲， 科技 含量高于日本，具有很大的陆战优势。事变发生时，东北军有20万人因之前参与中原大战和反对石友三，驻扎在平津、热河一带，若日军从本土调兵，这20万大军即可随时回援。但张学良听从了蒋介石“不抵抗”的指令，有愧于东北人民，这也是他后来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原因。
东北土地广袤，资源丰富，粮食充足，既是清末重点保护的“龙兴之地”，也是中国当时最富庶的地区之一，东北军抵抗作战的潜力很大。日本关东军提前发动事变，其实就是一种冒险和豪赌，他们赌的是“少帅打仗比老帅差好几个段位”，没想到赌出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否则，“九·一八”事变引发的东北战局必会改写。 历史 不能假设，但可以做出科学的逻辑推理和基本的正确判断，东北的沦丧，为日本掠夺资源，强化作战潜力和敢于对华全面开战提供了极大方便，也恶化了中国对日本作战的实力对比。
与国民党政府相反，9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号召全民积极抗日和推动东北军“兵变”抗日等。1932年4月15日，远在江西的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了《对日战争宣言》。事变后的10月19日，黑龙江守军以1个团的兵力组织了“江桥抗战”；东北各地产生了多支“抗日义勇军”和共产党发起的抗日游击队。为统一抗战力量，1936年，东北各抗日武装合并组织为“东北抗日联军”。“抗联”是一支英雄的部队，其主要将领和骨干多为共产党员，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朝鲜第一代领导人金日成将军曾在抗联任过师长，与杨靖宇将军和东北抗日军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由于义勇军、游击队和抗联的存在，日本不断向东北增兵。据周保中将军后来推算，抗联及其前身对日作战达上万次，共歼灭日、伪军万人，1937年后又牵制了大量日军（约为20万。1940年日军增至76万，主要是为了屯兵准备进攻苏联），对14年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推动了国共合作，引领了全民抗战
日本在“九·一八”事变的轻易得手，助长了其在华侵略扩张的野心，导致了中国在尔后祸患不断。从1932年的“上海事变”开始到1935年的“华北事变”为止，国民党政府步步妥协，先后与日军签署了四个丧权辱国的协定（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其中，淞沪停战协定使日本得以在上海驻军，塘沽协定为日军侵入华北提供了极大方便，它与1915年的“中日21条”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蒋介石在日军侵华问题上，一直寄希望于美英出面调停，因而直到1941年12月9日，即战略相持后第二年才敢于明确对日宣战。也正因如此，国民党地方军中便产生了大量投靠日军的伪军和汉奸。
在日本步步紧逼的几年中，蒋介石始终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先后动用了几十万大军对中共及红军开展了五次“围剿”，迫使红军主力从江南中央苏区突围西撤。在西撤后的目的地上，张国焘曾主张进入大西南，口号是“打到四川吃大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则以拯救民族危亡为己任，坚决主张北上抗日。根据中共中央的集体决定，各路红军经过了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到达陕甘会师。因此，长征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战胜国民党围追堵截的不朽史诗，而且是爱国主义的伟大壮举。
1935年8月，针对“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根据共产国际会议精神，撰写了《八一宣言》（10月1日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并建立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言发表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正在长征途中，到达陕北后得知这一宣言时，便于12月召开了“瓦窑堡会议”，确认和贯彻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12月9日，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领导和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抗日请愿游行活动，史称“一二·九运动”。
“一二·九运动”虽然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但它对宣传和推动全民族抗日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6年6月，蒋介石借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去世之际，企图以国民党中央名义收复两广地方兵权。广东的陈济棠联合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宣称举兵北上反蒋抗日，史称“两广事变”。“两广事变”前后，中共中央为推动全民族抗日，以不同途径和方式分别向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以及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绥远的傅作义、陕西的杨虎城、张学良等，开展了统一抗日或合作抗日的工作。这些国民党地方军政要员，均表达了接受中共联合抗日的正确主张。
1936年12月12日，在中共领导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杨虎城与张学良联手策动了“兵谏”，将蒋介石在陕西临潼以武力扣押，劝其将“剿共”矛头转向抗日。蒋介石大为恼怒，坚决不从，史称“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在国内各界引起极大震动，何应钦放言中央军攻打西安，国民党面临着再一次内部大战，蒋介石也是命悬一线。对此重大事件，中共中央不是推波助澜，而是以抗战大局为重，由周恩来亲赴西安助推放蒋抗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达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第一次为北伐）。国共合作抗日原则的形成，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主干和决定力量，推动国共合作、引领全民抗战，是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重大贡献。其中，以各种方式逼迫和监督可能投降的国民党走上抗日道路，对凝聚全民抗战合力具有深层意义。
三、形成了科学理论，提供了战略指导
抗日战争，必须有先进的政治思想和科学的军事理论来指导。国民党一直未解决这个问题，而是产生了汪精卫的“亡国论”和蒋介石的“妥协论”，以及轻视游击战的“速胜论”。针对这些错误思想和国民党正面战场多次失利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在吸收朱德、周恩来等同志持久战思想和前期作战经验的基础上，于1938年5月写作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持久战的基本思想是“持久和必胜”，并将抗日战争全过程预判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文中全面分析了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的四个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敌强决定了我不能速胜，敌非正义和寡助与我正义、地大、多助，决定了敌必败和我必胜。但我必胜又是一个艰难曲折和敌我实力对比逐步转变的过程。其中，战略相持是敌强我弱向敌弱我强转变的“枢纽”，也是毛泽东持久战理论的要点。
毛泽东认为，在战略相持阶段，敌我之间处于犬牙交错的形态，必须科学地组织指挥不同的战役，灵活机动的运用不同的战术战法，以利于实现战略持久与战役战术的速决。在专论游击战一文中，他将游击战这一战术问题提到了战略层面来考量，认为在一个大而弱的中国，与军力强大的苏联不同，游击战已不仅是一个战术问题，而是一个以弱胜强和关系全局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关于持久战和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是建立在人民战争理论基础上的。因此，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是毛泽东关于抗战军事理论中最重要的政治思想。他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广泛地动员和发动人民群众投入到游击战之中，让日军逐步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一大创举，也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根本原因。这与蒋介石压制各界抗战呼声、脱离人民群众，形成了鲜明对照。
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国民政府在湖南衡山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制定了第二期抗战方针。蒋介石在会上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这说明蒋介石已接受了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观点。1939年2月，国民党军训部在湖南开办游击战干部培训班，特别邀请了中共方面叶剑英任培训班的副教育长，由中共又派出了29人前往任教。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的白崇禧，还向任教育长的汤恩伯推荐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摘要印发学员作为重要教材。另据老一代革命家陈云同志的回忆，他当年读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后，感到很受教育和启发、十分佩服。
抗日战争的实践表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的战略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八路军、新四军和江南游击队的科学理论武装和军事战略指导，对国民党在抗战相持阶段的战略战术指导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召开过多次军事会议和制定对日作战的指导方针，均未达到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政治远见和军事水平，因而在多次大会战中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四、领导了敌后抗战，转变了实力对比
国民党在战略防御阶段的被动防御作战，打掉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企图。1939年10月，正面战场的广州和武汉相继失守，日军因兵力不足，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毛泽东认为，在战略相持阶段，敌我双方处于犬牙交错形态，这个阶段努力的好，敌强我弱的实力对比就会发生根本转变。史实确实如此，而完成实力对比根本转变这一任务的，正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
过去认为，敌后抗战主要起牵制日军的作用，只是正面战场的辅助力量，或者用“互相配合、相辅相成”来圆场。现在看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既是时间认知上的错位，也是对敌后游击战战略地位缺乏深入分析的表现。时间认知上的错位是指，把国民党在战略防御阶段的主力作用也视为战略相持阶段及以后的主力；对敌后游击战战略地位缺乏深刻的认识，主要是指只看到游击战作战规模小，起不到大兵团的决战作用。从表面上看，游击战是多股小股部队分散作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但成千上万个小股部队的游击战，合起来就是多次大兵团作战，是积诸多小胜为大胜；是发挥我国地广人多之优势和克服装器装备落后之劣势的有效途径，是以弱胜强的法宝和必由之路。为说明这个问题，本文列出以下两组数据。
第一组是共产党在敌后战场所对应的日军兵力及在国共两党各占的比重（不含东北）。1939年，日军对敌后解放区作战使用兵力为54万人，占侵华总兵力的62%；1940年为47万，占58%；1941年至1942年为40万，占70%；1943年末为35万，占58%。
第二组数据是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发展。八路军列编组成时只有5万人，其中，奔赴抗战（二战区）前线的主力部队为万人，在延安留守的约4000人；新四军刚组建时为万人，“皖南事变”后仅剩2000多人，后由陈毅任军长、刘少奇兼任政委，重新组建和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两者合计的兵力变化是：1938年为万；1939年为32万；1940年为50万；1941年为44万；1942年为45万；1943年为万（含华南游击队万）；1944年为万（含华南游击队2万）。1945年8月前为91万，另有民兵已达到200万人。
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以105个团的兵力发起“百团大战”后，日军便将侵华的重点转入对准共产党及其八路军的多次“大扫荡”，对国民党则实行以诱降为主的政策。从全面抗战八年的时段划分看，国民党作为主力抗战，主要集中在战略防御阶段的一年多之中；共产党作为领导敌后武装力量和民众的抗战，则存在于相持阶段的五年多之中。从战略相持阶段开始，敌后战场已转变为主战场，共产党已逐步为抗日战争的主力。
可以说，“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是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一个突出特点。1944年4月至12月，日军为打通从中国北部通向越、缅的陆上交通，建立与南洋日军的联系，在已处于走向弱势情况下发动了“豫湘桂大战”。在这次大战中，日军从东北和华北抽调的兵力为51万人，国民党守军中的第一、四、九的三大战区共有130万守军，兵力是日军的倍。但在双方作战中，国民党一路溃败，有的则不战而逃。“豫湘桂大战”中，日军损失3万人，国军则损失了60万人，战损比为1：20，国民党军队在此役后已完全丧失了对日作战的主力地位。
五、冲破了反共逆流，实施了战略反攻
在抗日战争中，国共实现了必要的合作，但蒋介石对于合作是被迫的，始终包藏着祸心，共产党在抗战中也始终面临着腹背受敌的风险。因此，在抗战期间，坚定的立场、顽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装抗战的精神支柱，也是实现对日战略反攻的基本条件。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曾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第一次产生于1939年12月，主要是胡宗南在西北指挥其部对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阎锡山在山西对八路军和山西新军发动进攻。第二次是指1941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国民党以7个师8万人的兵力“围剿”新四军，使新四军牺牲了80%以上。第三次发生于1943年6月，蒋介石借共产国际解散之际，要求“取消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并密令胡宗南以2个集团军的兵力分九路围攻延安。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逆流，对共产党造成了巨大损失，但在国内外舆论压力和共产党的抵制下未能最终得逞；反倒使共产党百炼成钢、不断发展壮大，并成为抗日战争中实施战略反攻的主要力量。
在抗日战争进入局部反攻后，考虑到蒋介石对日作战的败多胜少和指挥无能，毛泽东于1944年4月12日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就明确提出，我们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过去更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在1944年的局部反攻中，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共作战2万多次，歼灭日伪军近20万人，攻克县城20多座和敌据点2500多个，收服了大量失地，与国民党的大败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进入1945年后，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各游击队，又发起了春季攻势作战，形成了在华北、华中、华南和含陕甘宁边区在内的18个大片区根据地（约有1亿人口），使日军只能蜗居于若干大城市和防守于部分交通干线。
1945年8月6日，美国抢在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之前，向日本投放了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向日本宣战。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同日午夜12时，朱德总司令向解放区居民发布了大反攻第1号令。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但是，这时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还远在大西南，这就是说，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就没有参与战略反攻作战。
为抢占胜利果实，蒋介石于8月11日电令解放区居民“原地驻守待命”，不得向日、伪军“擅自行动”。同时，蒋介石还与侵华日军司令冈村宁茨相勾结，以赦免“战争罪犯”为条件，令其不得向共产党投降；并由美国派飞机和军舰向东北和华北为其运兵。对此，毛泽东在1945年8月13日所发表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就指出：国民党在抗战中发动过三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在抗战中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果然，现在胜利了，这位委员长要下峨眉山“摘桃子”了；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权必夺、寸土必争，人民得到的权力和果实绝不允许丧失。
在长达14年的时间内，日本军国主义者投入的侵华总兵力累计达200万，仅“南京大屠杀”就残杀了中国军民30万人，造成中国战争消耗和经济损失6000亿元，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为奋起反抗，中国投入的兵力累计达560多万，伤亡380多万，民众伤亡以千万计；毙伤日军150余万，毙伤伪军约125万；战争结束时，接受日军投降128万人，接受伪军投降146万人。其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作战万次，自身伤亡56万多人，毙伤日军万人，毙伤伪军占比95%左右，作战绩效远高于国民党。
结语：
八路军115师“平型关大捷”的重大意义，不在于歼敌与俘获的多少，而在于它出师即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全国军民树立了敢打必胜的典范。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突出表现为她在抗战全过程中的坚定立场和英勇善战的先锋模范作用。
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不佳，没有起到执政党和占有大量资源应起的作用，反映了其右翼势力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局限，突出表现为战略指导上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战役指挥上的“消极防御、尽力避战”。因此，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以其“抗日立场的坚定性、战略指导的科学性和战术运用的创新性、灵活性”，必然地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和最终决定力量。但我们对国民党中广大爱国官兵则不应以“胜败论英雄”，其中，1935年的“长城抗战”等则虽败犹荣。他们对抗日战争做出的牺牲和贡献，同样值得我们纪念和尊敬。
当今世界，武器装备的 科技 化和军队建设的现代化具有了更重要的作用，但人心向背和战略指导仍然具有决定意义。抗日战争的 历史 表明，好战必亡、惧战必危，要想和平崛起，必须“导弹竖起”；爱好和平与守护国家安全，必须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树立“敢打必胜”的坚定信心。
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之际：谨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作战的前辈们致敬！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的盟国和友军致敬！
参考文献与注释：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合订一卷本。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 历史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
[3]军事科学院军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再版。
注释：
近年来，史学界对中共党史中“歼灭”日伪军数量有较大争议。本文作者经查阅相关资料(含日本“靖国神社”记载)和研究后认为，将国共两党“歼灭”日伪军数界定为“毙伤”日伪军数更为妥当。
（作者简介：王保庆，河南理工大学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太行发展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军事科学院原战略研究部研究员；王艳红，河南理工大学宣传部部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时间在日出日落间慢慢消磨，带走了我们很多东西。抹掉了某些记忆，然而，走过必留下痕迹。有些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因为它经过的是血与泪的洗礼！ 8月15日是个特别的日子，65年前的这一天是中国人民激动万分的时候，因为抗日战争在这一天得到了胜利！回首这段血雨腥风的岁月，我们的不甘、悲叹、愤怒都无法形容那段岁月的动荡不安。这是一部沉重的灾难史，是每一个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一百多年来, 我们中国无数次地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压榨和宰割，从1874年起, 日军陆续占我台湾, 吞并琉球, 发动甲午战争,加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 在我东北进行惨无人道的日俄战争, 侵占我旅顺、大连, 划南满为其势力范围……这一件一桩的数下来，可知我们这大半个世纪过的是如何艰苦。可我们并没有向邪恶势力低头！无数的同胞开始了在白山黑水间的战斗，让世界知道，你可以占领我们的土地，可以烧毁我们的家园，可以屠戮我们的亲人，但是永远也不要妄想征服我泱泱中华！ 六十五年前卢沟桥的枪声，揭开了中国人民反击日本法西斯侵略、全民抗战的序幕。1937年，侵略者踏着中国将士的血泊，华北人民的泪水，侵占了北京。那道曾经阻挡多少异族入侵的雄伟长城此时是那么的苍白无力。在这民族存亡的关头，人们不仅仅是发出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悲叹，更有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怒吼，这条沉睡世界东方的巨龙彻底的觉醒了！在中华民族存亡的非常时刻，多少热血儿女毅然奔赴抗日前线，加入救亡图存的行列，他们为赶走日本鬼子，求得民族的解放，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在枪林弹雨中写就了他们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的人生篇章。历时八年的峥嵘岁月，中国人民终于熄灭了日寇在华夏大地燃起的战火硝烟。六十五年了，六十五年弹指一挥间，中华民族自此扭转百年衰败沉沦的历史，古老的中国从此走向民族的独立与自强。 ,三查三看 战争总是邪不压正的，正义的力量总会取得胜利，然而胜利也是要代价的那便是鲜血。没有人清楚知道有多少生灵在那场全人类的灾难中消逝，有多少文明在战火中湮灭……我们回首战争，因为珍爱和平，在无数英烈用鲜血浇灌的土地上，在战士用生命换来的和平中，我们在抗战胜利65周年到来之际，更多的应该是一种缅怀，一种反思……缅怀先烈：80后的我们不能切身体会先烈们的牺牲，不能明白如何放弃小我成全大家，做出这样决定的坚决。可是我们也了解这样的付出、这样的坚决是多么的难！我们只能通过文字，通过资料，通过老一辈人的回忆去了解。即使是这样通过了修饰，没有同现实一样血淋淋般的惨烈。我们听到的、学到的、看到的也是超出我们能够想象的范围。怎能想象，丧尽天良的日寇在南京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怎能想象，灭绝人性的日寇对我东北同胞的活体实验；怎能想象，关内关外，大江南北，日军铁蹄所至，生灵涂炭，屠刀所向，尸骨成山！这样就越来越明白和平的重要，越来越懂得现在的和平年代来的多么的不易！
七十年前卢沟桥的枪声，揭开了中国人民反击日本法西斯侵略、全民抗战的序幕。历时八年的峥嵘岁月，中国人民终于熄灭了日寇在华夏大地燃起的战火硝烟。七十年了，七十年弹指一挥间，中华民族自此扭转百年衰败沉沦的历史，古老的中国从此走向民族的独立与自强。侧耳细听，似乎还能听见七十年前的炮声，还能听见抗日先烈气壮山河的呐喊，还能听见八百里太行烈马追踪的嘶鸣。我曾经偶然看到过一些惨绝人寰的图片。其中最令我震撼的一幅是一个革命老汉的头颅被架在一段破烂的木桩上，木桩上蚂蚁成群。那位老汉的脸上仿佛挂着轻蔑的笑容，嘴里还叼着一截烟屁股，那一道道深如沟壑的皱纹如菊花般地在他瘦削的脸上绽放出最伟大的光彩，那一缕英魂永垂不朽……艰苦的磨难，压不垮中国人民；残暴的敌人，只能激发起中华民族誓死抗争的英雄气概。“风在喉，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振聋发聩的吼声，伴随着黄河的滔滔水声，流传至今。这是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誓言，是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宣言，是抗战精神生动、有力的诠释和展现。壮烈浩气长存，公道自在人心。历史女神高悬天际，如今，她扇动翅间清风，吹散迷雾，还长眠于九泉之下的中华英烈们以公道，令他们的英雄事迹永载史册，万古流芳；令他们的名字永远在中国人的心扉上熠熠生辉。历史无言，精神不朽。我以我最深最真的笔触，走过时间的沧桑，空间的辽阔。我想令人们回忆起70多年前那场悲壮激越、一寸河山一寸血的反法西斯斗争；我想揭示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一个国家和民族所迸发出的神奇力量。我们纪念这场战争，不是为了仇恨，而是着眼于未来。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忘记意味着背叛。这段历史，本应渗入我们的血脉，合成在我们的DNA中，成为子孙后代与生俱来的记忆。就像一个永远醒着的伤口，以一种永远无法回避的痛楚，时时提醒我们落后就要挨打，中华当自强！70个春夏秋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已70周年了，由此而激发出的爱国主义热情在神州大地上激荡，在华夏儿女心中涌流。“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当前，我们每一个华夏儿女都应为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这个大局，把满腔爱国之情化为发愤学习之动力，热忱报国之行动。就让我们飞扬的青春和年轻的生命在为祖国强盛而奋斗的过程中闪耀出夺目的光彩吧！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对于广大青少年来讲，必须牢固树立国耻的意义、忧虑意识和危机意识。一个国家对自己民族遭受的耻辱，往往比得到荣誉更能刻骨铭心。而建立在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忧虑意识，更是当代青少年建功立业的现实压力和动力！目前一个不忘国耻而愤然前行、充满忧患意识而始终居安思危的民族，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在伟大祖国通往现实化的不平坦的征途上，我们广大青少年理应警钟长鸣，勿忘国耻，具有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变压力为动力，把爱国精神和国耻的危机转变为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
什么才是中国人的抗战精神呢？伟大领袖毛主席有一句经典的概述：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在这句话中，血战到底的气概和光复旧物的决心，应该就是中国人的抗战精神。这样的论文选题，其实稍微宽大了一些，而且2000字也不能论述透彻，应该缩小范围或是加一个副标题。
我是这方面专业，人士我来帮你
选题背景及意义：讲清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来研究，即阐述该研究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对国计民生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等。文献综述：对本研究主题范围内的文献进行详尽的综合述评，“述”的同时一定要有“评”,指出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讲出自己的改进思路。研究方法：讲清论文所使用的科学研究方法。论文结构安排：介绍本论文的写作结构安排。“第2章，第3章，……，结论前的一章”的写法是论文作者的研究内容，不能将他人研究成果不加区分地掺和进来。已经在引言的文献综述部分讲过的内容，这里不需要再重复。结论是对论文主要研究结果、论点的提炼与概括，应准确、简明，完整，有条理，使人看后就能全面了解论文的意义、目的和工作内容。主要阐述自己的创造性工作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本学术领域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同时，要严格区分自己取得的成果与导师及他人的科研工作成果。
七十年前卢沟桥的枪声，揭开了中国人民反击日本法西斯侵略、全民抗战的序幕。历时八年的峥嵘岁月，中国人民终于熄灭了日寇在华夏大地燃起的战火硝烟。七十年了，七十年弹指一挥间，中华民族自此扭转百年衰败沉沦的历史，古老的中国从此走向民族的独立与自强。侧耳细听，似乎还能听见七十年前的炮声，还能听见抗日先烈气壮山河的呐喊，还能听见八百里太行烈马追踪的嘶鸣。我曾经偶然看到过一些惨绝人寰的图片。其中最令我震撼的一幅是一个革命老汉的头颅被架在一段破烂的木桩上，木桩上蚂蚁成群。那位老汉的脸上仿佛挂着轻蔑的笑容，嘴里还叼着一截烟屁股，那一道道深如沟壑的皱纹如菊花般地在他瘦削的脸上绽放出最伟大的光彩，那一缕英魂永垂不朽……艰苦的磨难，压不垮中国人民；残暴的敌人，只能激发起中华民族誓死抗争的英雄气概。“风在喉，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振聋发聩的吼声，伴随着黄河的滔滔水声，流传至今。这是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誓言，是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宣言，是抗战精神生动、有力的诠释和展现。壮烈浩气长存，公道自在人心。历史女神高悬天际，如今，她扇动翅间清风，吹散迷雾，还长眠于九泉之下的中华英烈们以公道，令他们的英雄事迹永载史册，万古流芳；令他们的名字永远在中国人的心扉上熠熠生辉。历史无言，精神不朽。我以我最深最真的笔触，走过时间的沧桑，空间的辽阔。我想令人们回忆起70多年前那场悲壮激越、一寸河山一寸血的反法西斯斗争；我想揭示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一个国家和民族所迸发出的神奇力量。我们纪念这场战争，不是为了仇恨，而是着眼于未来。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忘记意味着背叛。这段历史，本应渗入我们的血脉，合成在我们的DNA中，成为子孙后代与生俱来的记忆。就像一个永远醒着的伤口，以一种永远无法回避的痛楚，时时提醒我们落后就要挨打，中华当自强！70个春夏秋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已70周年了，由此而激发出的爱国主义热情在神州大地上激荡，在华夏儿女心中涌流。“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当前，我们每一个华夏儿女都应为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这个大局，把满腔爱国之情化为发愤学习之动力，热忱报国之行动。就让我们飞扬的青春和年轻的生命在为祖国强盛而奋斗的过程中闪耀出夺目的光彩吧！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对于广大青少年来讲，必须牢固树立国耻的意义、忧虑意识和危机意识。一个国家对自己民族遭受的耻辱，往往比得到荣誉更能刻骨铭心。而建立在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忧虑意识，更是当代青少年建功立业的现实压力和动力！目前一个不忘国耻而愤然前行、充满忧患意识而始终居安思危的民族，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在伟大祖国通往现实化的不平坦的征途上，我们广大青少年理应警钟长鸣，勿忘国耻，具有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变压力为动力，把爱国精神和国耻的危机转变为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
一、思路
1、第一段写疫情是一次大考。
2、第二段写疫情控制是关键。
3、第三段写中国疫情的防控重要性。
4、第四段写疫情防控成果。
二、论文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一次危机，其程度之严重、其局面之严峻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这也是一次大考，无论如何都要交出一份成绩满分的答卷。
目前，疫情扩散蔓延势头得到进一步遏制，防疫抗疫阶段性成果进一步巩固，胜利在望，人心大振。在这样的时刻，打一场这样的人民战争、阻击战、攻坚战，国家制度的显著优势愈益引起世人瞩目并得到高度首肯和称赞，同时国家治理精细化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也愈益凸显，而且不可有丝毫轻视。
中国共产党有大担当。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迅速作出部署，全面加强对疫情防控的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果断决策、果断出击，发出了打赢抗击疫情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强大号令，采取了人类社会疫情防控史上最严厉、最坚决、最有效的非常之举。
扩展资料：
从疫情学到的东西：
1、人类在灾难面前是脆弱的，同时也是坚强的。
新冠疫情是残暴的，在武汉爆发期间，我国有四千多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国民经济也受到了巨大冲击。而在目前，世界上已经有十九万多人由于感染新冠而死去。我国在党的领导下，群策群力，全民抗疫，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进入了尾声。
2、珍爱生命，注重健康。
国内疫情过后，大家都非常深刻地认识到了生命的可贵和健康的重要。只有健康地生活下去，我们人类才会有希望，才会不断地战胜各种各样的灾难，而且生活得更加幸福。
3、在重大灾难和灾害面前，所有人应当统一思想，共同面对。
我们伟大英明的党在疫情之初，就高瞻远瞩，对被疫情感染者实行隔离，国人宅家，封城武汉，最大限度地阻止了疫情的蔓延，全国人民一切行动听指挥，共同抗疫，终于取得了伟大的抗击新冠肺炎的胜利。
“不计报酬，不论生死”！“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随时听从命令，绝不退缩”！一封封来自各地相关单位、组织的请战书犹如最响亮的战斗号角，吹响了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战“疫”冲锋。 本该是家人团聚，可是包括武汉在内的各地医务工作者却挡在疫情之前，在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护佑人民健康的坚固长城。不仅仅是医务工作者，“逆行者”还有很多各行各业的人们：加班加点紧急生产紧缺的医用口罩、医用防护服的工厂工人们，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建筑工人们、铁路、警察、环卫、街道、战士等等。当然，“逆行者”中从来不会缺少党员。 “敬爱的党组织，我志愿加入中国 *** ……”驰援武汉的第二天，年轻护士金珊递交了入党申请书。金珊的母亲是一名退役军人，2003年抗击“非典”时作为医院检验科大夫战斗在第一线，当时金珊还是一名护校学生。“母亲给我作了榜样，所以这次我毅然决然报名来到了武汉。我身边不少优秀的医护工作者都是 *** 员，他们都非常棒，我决心向他们靠拢，发挥自己的专长，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甚至有的退休老党员也递交了请战书：“虽然我们年纪偏大了点，但 *** 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的精神没退！”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刻，党员从不会缺席。 在疫情面前，我们看到医院和医疗卫生单位基层党组织积极靠前指挥调度，组建党员突击队、设立党员先锋岗，组织广大党员医护人员冲锋在前、战斗在前，视病房如战场、视病人如亲人，临危不惧、恪尽职守，争当“最美逆行者”。各级街道、社区则围绕疫情防控工作，建立党员责任区、设置党员责任岗、组建党员防控先锋队，组织党员和干部带头分片包干、全覆盖登记排查、宣传普及疫情防控知识。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为你负重前行。”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攻坚战中，党员们纷纷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展现担当作为，把疫情防控作为巩固扩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的重要检验，为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提供坚强有力的保证。 牺牲小我、成就大我。他们虽逆风而行，却向阳而生、绽放光彩。
在2019快临近春节的日子里，一种新型冠状病毒突如其来，大家因此只能宅在家中学习，休闲，上网课。本来一个热闹的春节显得那么单调，那么无聊。
在这样等待。等待春天赶快到来的日子里。我们能及时地及早地控制住病毒，那时候将会春暖花开，鸟语花香，春色满园，落红如雨，千树琼花，草长莺飞，兰馨蕙草，杨柳拂提，碧波涟漪。
终于经历了无数的期盼之后，我们盼来了这一天，疫情被我国的医学专家基本上控制住了，春天也悄然的到来，爷爷兴奋地打来电话说，乡下也解封了。爸爸在艳阳高照的一天，带我们去了老家春游。
午饭之后我便去寻找春天的足迹，我悠然自得地漫步着，我走着走着，就来到了油菜花田，油菜花的身上有种诱人的金黄色远远的望过去金灿灿的一片耀眼极了，也许那就是春天的颜色了吧，油菜花还散发着一种它本身就特有的那种气味，也许那就是春天的气味了吧，春天，你好，我在油菜花中发现了你，在小河边我也发现了你，小鱼儿欢快地游，在枝头，我也发现了你，小鸟叽叽喳喳地叫，仿佛在说：“春天到了，太好了。”妹妹们手拉着手，一边奔跑，一边唱着：“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青翠的山林里。”走着走着就开始连蹦带跳，特别特别开心。现在春天真的来了，代表着抗疫的日子也快要结束了，春天十分美好，但是抗议的过程也十分不容易。
不出门，不聚餐出门必须要带上口罩，在家要经常开窗通风透气，勤洗手，将手上的病毒消除在下雪天不要用手去摸雪，因为它可能会带有空中的病毒，出门回来后要多用消毒水消一消毒。
现在疫情被控制住，解封不是放松，零新增并不是零风险，不能放松警惕，加油，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战斗。
岁末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牵动着亿万人民的心，全世界的目光也都聚焦在中国的中心城市“武汉”，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疫”。全国各族人民正全力为“疫”而战。然而，却有些不法分子假以“知情者”和“土专家”的身份在网上发表不实传言，散布谣言，跟人民唱反调。对此，我们应坚决抵制，疫情关系每一个人的生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人人有责，不得乱“谣”。
保持清晰头脑，不乱“谣”。最近在网上不断流出关于疫情原因、武汉疫情、终南山院士、应对疫情等诸多谣言，一定程度造成了民众恐慌，可谓是在全国人民的“伤口”上“散盐”。人民坚决抵制各类谣言，谣言惑众者必将受到法律的严肃惩罚和人民的唾骂。越是这种危难时刻，我们越要时刻保持清晰的头脑，越是要明辨是非，要时刻与人民在一起，正确采取措施做好疫情防控。网上发表个人言论，谈心情，谈想法，无可厚非，但发表时需三思而后行，不道听途说，或只听只言片语，不编造和散布不实言论，切勿变“留言”成“流言”，“发言”变“谣言”，以致妖言惑众，扰乱军心，影响稳定。
理性看待问题，不信“谣”。如今的网络世界，是个“万花筒”。越是在这种非常时期，网络上更是鱼龙混杂，也是谣言满天飞的“温床”，有些为钓网民胃口，到处要求转发、转播，甚至转发转播还发新年红包的。殊不知稍不注意一点就成散布谣言的“罪人”，特别是微信朋友圈、抖音视频等社交网上，传播快，范围广，影响恶劣。对此，我们要时刻警醒自己，理性看待网络上各种流言细语，做到心中有“数”。对于社交网上的各种信息，心中要加一个“过滤器”，谨言慎语，决不能道听途说，或只听只言片语，不能不加辨别，不加思索而随意转发转播。
传播正能量，抵制“谣”。这场战“疫”是一场全民战争。“自古邪不压正”，要将谣言击垮，那就是让正能量“发声”，让主流声音成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号角”。疫情就是命令，连日来，全国各地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全力抗击疫情。广大“白衣天使”和无数名专家学者逆向而行，日夜奋战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一线，成为最勇敢的“逆行者”，也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我们微信朋友圈、抖音视频、腾讯说说等网络平台应为这些“逆行者”鼓劲加油，为他们的勇敢和付出“点赞”，让正能量和正向舆论成为抗击疫情一线战士的内心动力。防控就是责任，作为后方的广大人民群众，更是要团结协作，同舟共济，以实际行动，配合中央关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抓落实，该为疫情出力的积极出力，该在家休息的应停止不必要的外出活动感染，该隔离的应配合做好隔离，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不为抗战一线添“堵”，不为抗击疫情添“乱”。
抗击疫情不仅是中国的事情，也是世界人民的事情。打赢这场“战疫”，人人有责。需要我们坚定信心，万众一心，同舟共济，构筑起抵御疫情的严密防线。相信在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向抗击“非典”那样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健康是人最基本的，也是很难达到的目标。一些病菌的入侵直接危害着我们的身体，影响着我们的健康，如今的禽流感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动物的病菌就会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命。预防禽流感珍惜健康也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问题。
今天，你能开口说话，能用眼睛、耳朵、鼻子去感知身边的一切事物，能正常地用双腿行走，无病无痛……这些看起来是很轻而易举的，但是你是否想过这些却是极度重要且来之不易的，如果某一天你失去了，怎么办？
人们总是为了某些目的，就肆意花费自己的健康：大人们为了多赚点钱，总是熬夜工作把身体摧垮；学生们为了考得好成绩，无休止地看书做题，所以会得近视，常常生病发烧……但是当你纵使达到了目的，却无健康去享受，是否值得？当父母年老生病时，父母和你是否都急切期望他们的身体健康？当你患了某种痛疾，你是否千方百计地让自己恢复健康？
那就赶快行动起来，锻炼身体，让身心健康吧！要清楚意识到自己目前的健康状况是稍纵即逝的，明确健康是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本钱，要懂得珍惜健康！
要珍惜所拥有的健康！祝你身体健康！
好作文开头结尾 话题：友谊 开头：现代人的友谊，很坚固又很脆弱。
它是人间的宝藏，需我们珍爱。友谊的不可传递性，决定了它是一部孤本的书。
我们可以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友谊，但我们不会和同一个人有不同的友谊。友谊是一条越掘越深的巷道，没有回头路可以走的，刻骨铭心的友谊也如仇恨一样，没齿难忘。
结尾：长留史册的，不是锱铢必较的利益，而是肝胆相照的情分，和朋友坦诚的交往，会使我们留存着对真情的敏感，会使我们的眼睛抹去云翳，心境重新开朗。 话题：团结 开头： 结尾：一滴水是微不足道的，渗入泥土，便会消失不见，可汇聚成河却是川流不息。
如同我们，在许多的困难面前，一个人总是凸显著单薄，而无法作为，可当我们团结起来，却可以创造无数的奇迹。 话题：宽容 开头： 宽容是人类生活中至高无尚的美德。
因为宽容包含着人的心灵，因为宽容可以超越一切，因为宽容需要一颗博大的心。因为宽容是人类情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这种情感能融化心头的冰霜。
而缺乏宽容，将使个性从伟大堕落成连平凡都不如。 结尾： 生活，往往纷繁，又常常平淡。
正因为宽容如水，使纷繁经过过滤变得纯净；正因为宽容似火，使平淡通过锻烧日趋鲜明；更因为有这诗般的宽容，才赋予人生以艺术，赋予生命以永恒。 话题：谅解 开头：谅解如一杯清茶，冲淡彼此之间的误会；谅解像一缕春风，吹化人间隔膜的冰层；谅解像一只寒梅，预示心灵来春的温情；谅解是一架彩虹，让就不相逢的情感放射光彩。
结尾：逝者如斯，历史的浪花淘尽了王朝的恩怨情仇，当今既没有了一方霸主，也没有了雄风王者；我们在追求团结、奋进、和谐、平等，我们同样应该独守那份恬然与空明，用每一句话没一种表情向人们昭示谅解，协同人们用谅解交往。
党的正确领导，基层的认真执行，群众的密切配合。媒体的正确引导，多年的财富积累，国家有实力，群众有保障
论点是中国制度的优势，论据是中国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和取得的成果。围绕相关制度，给出对应在疫情中采取的措施取得的成果来证明这个制度的优势。
议论文写作要体现出论点、论据和论证，而且论点要鲜明、准确，论点最好放在文章的开头，用一句话，而且是判断句式，把中心论点都摆出来，同时文章内容结构要严谨，逻辑性也要强，议论文的语言必须是准确、生动、符合逻辑。
下面是一则范例：
在这次抗疫斗争中，我们党所具有的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的非凡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有力彰显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只要我们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善于运用制度力量应对风险挑战冲击，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给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冲击，也考验着各国的国家治理。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过去8个多月时间里，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经受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历史大考，付出巨大努力，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创造了人类同疾病斗争史上又一个英勇壮举。
一、抗疫斗争充分展现我们党无比坚强的领导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中，我们党正是依靠人民形成无比坚强的领导力。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我们党所具有的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这次抗疫斗争，再一次充分展现了我们党无比坚强的领导力。
我们党无比坚强的领导力，体现为党中央统揽全局、果断决策，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新冠肺炎病毒是一种新病毒，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考，没有现成答案可以参考。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全局、果断决策。
我们党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实施集中统一领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召开21次会议研究决策，领导组织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大会战，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明确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总目标，周密部署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因时因势制定重大战略策略。
我们党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派出中央指导组，建立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并提出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防控要求，确定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救治要求，把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作为突出任务来抓。
回望这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果断关闭离汉离鄂通道，实施史无前例的严格管控，无疑是危急关头最重要的决策。作出这一决策，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需要果敢的历史担当。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作出这一决策，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正是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迅速形成统一指挥、全面部署、立体防控的战略布局，有效遏制了疫情大面积蔓延，有力改变了病毒传播的危险进程，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一个政党面对重大风险挑战时的表现，最能检验其领导力。我们党在抗疫大战中所发挥的坚强领导核心作用，充分展现了党无比坚强的领导力，充分发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只要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永远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就一定能够形成强大合力，从容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和风险挑战。
二、抗疫斗争充分展现中国制度的优越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能够有效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力，凝聚起同心同德、奋勇前行的磅礴力量。在这次抗疫斗争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发挥出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独特优势，有力彰显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
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艰苦卓绝的历史大考，要经受住这场历史大考，必须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充分发挥制度优势，迅速组织动员起各方面的力量。各行各业都自觉扛起责任，国有企业、公立医院勇挑重担，46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冲锋陷阵，400多万名社区工作者在全国65万个城乡社区日夜值守，各类民营企业、民办医院、慈善机构、养老院、福利院等积极出力，广大党员、干部带头拼搏，数百万快递员冒疫奔忙，180万名环卫工人起早贪黑，千千万万志愿者和普通人默默奉献。依靠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数量庞大、构成多元的社会群体团结凝聚起来，使全国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形成万众一心、同甘共苦的团结伟力。
非凡的统筹协调能力。中国是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有效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是一项非常艰巨复杂的任务，各项工作千头万绪、各方面关系都要协调。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19个省区市对口帮扶除武汉以外的16个市州，最优秀的人员、最急需的资源、最先进的设备千里驰援，在最短时间内实现了医疗资源和物资供应从紧缺向动态平衡的跨越式提升。在抗疫形势最严峻的时候，经济社会发展不少方面一度按下“暂停键”，但群众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社会秩序总体正常。我们党准确把握疫情形势变化，立足全局、着眼大局，及时作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坚持依法防控、科学防控，推动落实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复产，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生产生活。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全面展开，展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非凡的统筹协调能力。
三、非凡的贯彻执行能力
在这次抗疫斗争中，我们不仅采取了正确的防控措施，更展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非凡的贯彻执行能力。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坚决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全面落实“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总要求，在大战中践行初心使命，在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
54万名湖北省和武汉市医务人员同病毒短兵相接，率先打响了疫情防控遭遇战。346支国家医疗队、4万多名医务人员毅然奔赴前线，很多人在万家团圆的除夕之夜踏上征程。人民军队医务人员牢记我军宗旨，视疫情为命令，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我们用10多天时间先后建成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大规模改建16座方舱医院，迅速开辟600多个集中隔离点。
我们注重科研攻关和临床救治、防控实践相协同，第一时间研发出核酸检测试剂盒，加快有效药物筛选和疫苗研发，充分发挥科技对疫情防控的支撑作用。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部署，各级党委和政府积极作为、主动担责。依靠非凡的贯彻执行能力，我们不仅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国也成为疫情发生以来第一个恢复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四、不断发挥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场严峻的斗争深刻启示我们，发展环境越是严峻复杂，越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健全各方面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我们坚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做到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努力提高面向未来的“答卷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显著优势，是抵御风险挑战、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的根本保证。”只要我们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善于运用制度力量应对风险挑战冲击，我们就一定能够经受住一次次考验，不断化危为机，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论文，希望大家喜欢。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看，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原因看，既有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奋起抵抗的内在原因，也有世界各国人民给予支持和帮助的外在原因。从两个原因的主次关系看，内在原因起了决定性作用。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内在原因看，起作用的因素又是多方面的，但历史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我就围绕这个问题作个发言，谈五个问题与大家探讨和交流。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论文 1 我谈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最早宣传者、动员者和最坚决的抗击者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采取什么态度，这是衡量一个政党是否能得到民众拥护、是否能领导和影响民众的一个重要标尺。而能否广泛地组织和发动民众，这是抗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的前提和条件。众所周知，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从日本帝国主义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的。这个时间比1939年9月德国侵略波兰早8年，比1941年6月德国进攻莫斯科和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爆发太平洋战争早10年。尽管这时中国的抗日战争还是局部的，但是中国共产党毅然决然地立即发起了抗战号召和组织开展了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和第三天即9月19日、20日，中共满洲省委和中共中央就先后分别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和《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 1932年4月，成立还不到半年时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发布了《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对日宣战，这比国民党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早9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和武装当时虽然力量还很弱小，而且没有所谓的合法地位，还不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但是，却表现出了对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重大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组织开展了东北地区抗日游击战争，推动中国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由局部抗战逐步转向全民族抗战。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各阶层人民和爱国官兵奋起抵抗，组织了各种抵抗武装。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加强同东北抗日义勇军等武装力量的联系，并组织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斗争。在此前后中共中央陆续派出了杨靖宇、赵一曼等多批干部到东北工作，加强各级党组织的 领导力 量。这两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干部最后都英勇牺牲，成为受后人景仰的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日英雄。到1933年初，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巴彦、南满等几支游击队相继成立，逐渐成为东北的主要抗日武装力量。从1936年初到1937年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东北抗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等抗日武装陆续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 这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部队共有11个军3万多人，开辟了三大游击区，同日伪军进行了数千次的战斗，曾粉碎敌人上百次“讨伐”，歼灭日军1万余人，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牵制了大量侵华日军，支援、鼓舞和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努力下，中国大地形成了一股要求团结抗日的历史潮流。中国共产党还积极参与和推动国民党内的抗日派进行局部抵抗。1932年1月，日军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国民党第19路军发起淞沪抗战，中国共产党通过上海党组织发动群众积极支援。1933年6月，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等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掀起了察哈尔抗战，中国共产党派遣了300多名共产党员参与其中，这次抗战曾乘胜收复了察东重镇多伦等大部分失地。吉鸿昌就是这次抗战中涌现出的闻名全国的抗日民族英雄。1936年，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发起了绥远抗战，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声援。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从局部抗战走向全民族抗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承担起了抗日民族先锋的历史重任。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论文 2 我谈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促成、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团结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的杰出组织者、鼓舞者和坚强的政治领导核心 抗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团结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是根本保证。那么，中国全民族的抗战力量是由谁团结凝聚起来的呢?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全民族抗战是谁领导和主导的呢?按理说应该由当时处在全国执政地位的中国国民党及其政府领导和主导。但是，从中国抗日战争的整个历史过程看，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历史的特殊原因，中国的抗战则是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和主导的。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是如何形成的?又是谁倡导的、谁促成的、谁坚持和维护下来的呢?历史告诉我们，是中国共产党。 如前所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尔后，1935年又制造了华北事变。在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顺应人民的愿望和时代的要求，适时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早在1933年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一二六指示信”，首次提出并开始在东北组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又适时提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1936年间，中国共产党逐步实现了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政策转变。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发生和和平解决，标志着国共十年内战的结束，两党合作抗日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和发展趋势。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始终以民族解放为己任，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宽广胸怀，捐弃前嫌，放下了国民党对共产党人血腥屠杀的深仇大恨，努力促成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为标志，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中华民族最终取得抗日战争完全胜利创造了基本条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又始终尽力维护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和统一，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中国的抗战就有倒退的危险，就有失败的危险，也就有使历史的悲剧再次重演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从中国抗日战争的大局出发，提出“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在抗战防御阶段，国共两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合作抗日的旗帜下协同作战，对日军进行了有效的抗击，使日军实力受到较大损耗。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手段，英美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再加上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发展壮大的敌视和畏惧，中国抗日几度出现逆转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和原则，维持了国共合作抗战到底的局面，避免了倒退，克服了危险，防止了分裂，成为引导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光辉旗帜，中国共产党也实际上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坚强政治领导核心。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论文 3 我谈的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实施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是中国抗日战争正确战略的提出者、指导者和引领者 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军事力量又非常弱小，如何抗战、怎样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就至关重要。从全民族抗战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号召全国人民实行总动员，主张开放民主，改善民生，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实行全体人民参加战争、支援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强调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下，必须实行全国军队和人民的总动员以及革新政治等一整套办法。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会议，讨论制定了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并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把实行全民族抗战与争取人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把反对外敌入侵与推进社会进步统一起来，正确处理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途径，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这与国民党实行的仅仅依靠政府和军队进行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形成鲜明对照。这两种不同的抗战路线，决定着中国抗日战争的不同方向和中国人民的不同命运。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中国必胜，日本必败，而且这个胜利将会是人民的胜利。如果按照国民党片面的抗战路线，则会得到相反的结果。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和不懈努力，历史和人民作了第一种选择。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为党领导下的广大抗日军民提供了战胜敌人的科学思想和正确 方法 。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即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提出“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的观点。1936年7月，他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提出了通过持久战取得胜利的方针。 1938年5月，他集中全党的智慧撰写了《论持久战》。这部光辉的军事哲学著作深刻分析了中日双方的特点，科学揭示了中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正确回答了中国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的、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最后胜利为什么属于中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并以极富前瞻性的战略眼光，描绘了中国持久抗战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的路线图。持久战总的战略方针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广大军民，也在国民党及其政府和军队中产生积极影响，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中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全国抗战形势后来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科学预见。中国共产党还提出了游击战的战略理论及一系列与之相配合的战略战术。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略战术是由中国的国情和中日双方各自的特点所决定的，它也是持久战战略总方针下正确战略战术的展开和具体实施。1937年8月1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指出红军作战的原则，是“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 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强调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和作用。由于敌强我弱以及由此产生的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主要不是在内线、在战役战斗上配合正规战，而是在外线即在敌之深远后方独立作战，担负配合友军作战、开辟敌后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它是长期贯穿于抗日战争的战争形式，是敌强我弱形势下人民战争的最佳方式，是不断削弱敌人、壮大自己，积小胜为大胜，从游击军和游击战逐步向正规军和正规战发展，最终彻底战胜日本侵略者的独特有效战法。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论文 4 我谈的第四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了广大敌后战场和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逐步成为整个抗战的有生力量、中坚力量和主力 如上所述，领导和主导中国全民族抗战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中国抗战的特殊领导和组织形式。而中国的抗日战场由于国共领导的武装力量不同、抗战路线和战略战术不同，形成了正面和敌后两大战场，这又造成了中国抗战的特殊战略布局。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1937年七七事变中国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领导的武装力量，采取先山区、后平原，波浪式向前推进的方式，先后开辟了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战场，创建了19块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些敌后战场的形成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不但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图谋，而且构成了对日军后方的致命威胁。敌后战场的开辟是侵华日军对中国停止战略进攻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逐步上升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成为敌我力量消长变化的关键因素。到战略反攻阶段时，敌后战场成为全面反攻、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前沿阵地。敌后战场经历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发展轨迹，逐步成为中国坚持抗战和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这些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与敌人作战的立足点，是牵制、袭扰、消灭敌人的出发地和前沿阵地，是实施游击战争的基本条件。这些区域不是从国民党政府的手中划定而得到的，而是从已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又从日本侵略者的手中夺回来的。在抗日根据地内，中国共产党把坚持抗战与实现民主统一起来，加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 文化 建设。通过各项建设，抗日根据地不仅成为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坚强阵地和全国抗战的重要堡垒，而且成为抗日民主建设的典范和新中国社会的雏形。 这一切与国民党统治区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和强烈的反差。在开辟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逐步发展成为中国抗战的骨干和主力。在战略防御阶段，随着日军进攻的深入和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败退，八路军、新四军果断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友军作战，创建抗日根据地，成为遏止日军持续进攻的生力军。全民族抗战一开始，八路军115师就取得平型关大捷，歼灭日军1000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有力地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抗战信心。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在战略防御阶段的一年多时间里，八路军、新四军同日伪军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5?4万余人，八路军发展到15?6万余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包括游击区)总人口达到5000万以上。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普遍展开，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范围，从陕甘宁一隅迅速发展到华北、华中、华南的广大地区。在战略上造成对日军重点占领城市和交通线的反包围态势，形成犬牙交错的战争局面。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作战1824次，毙伤日伪军2?58万人，俘虏1?8万余人，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0公里，桥梁、隧洞和火车站260多处，导致日军赖以运输兵力和物资的华北主要交通线瘫痪，迫使日军将兵力转向后方，迟滞了日军南下的步伐。从抗战全局看，构成了与正面战场相对应，在战略上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互相策应的，独立的广大的敌后战场。在全民族的抗战中，敌后战场抗击着约60%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逐渐成为主战场，减轻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压力，成为促使国民党抗战到底的重要因素。 这里有一组数据可以有力地证明这个问题。从1938年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击侵华日军的比例是：1938年59%，1939年62%，1940年58%，1941年75%，1942年63%，1943年58%，1944年64%，1945年69%。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因为与正面战场常规作战的一次次战役不同，敌后游击战的重点是面而不是点，是持续而不是阶段，是整体而不是个别，是战略而不是战役，实质上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一场特殊的战略大会战。在极为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敌后军民创造了很多极为有效、灵活多样的歼敌方法，如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围困战、水上游击战、铁道游击战等等，使日伪军犹如困兽，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不可自拔。日本旧陆海军档案和战史丛书里，有众多“治安战”的记载，充斥着对中共游击战无可奈何的感叹。 可以说，这一时期，敌后游击战成为消耗日军力量最为恰当的攻势战略，也成为消耗日军胆略与士气最为有效的心理战略，为改变中日战争力量对比，促使中国度过最为艰难、也最为重要的相持阶段发挥了决定性作用。1943年敌后战场部分地区开展了攻势作战，1944年开始进入局部反攻阶段，1945年8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开始全面反攻。由于日军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已处在解放区包围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实际上承担起对日军全面反攻的主要任务。到1945年底，在全面反攻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共歼灭日伪军近40万人，收复县以上城市250余座。在八年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对敌作战万余次，消灭日伪军万人，其中日军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支万余支，各种炮1800余门，收复国土100余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约1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开辟的敌后战场，坚持长期艰苦抗战，不断发展壮大，成为独当一面的抗日战场，同时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中坚力量。1945年3月18日，日本东京《同盟世界周刊》写道：“根据我们的见解，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的是中国共产党。”连当年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也认为：八路军“作战勇敢，内部团结，只是武器装备太差”。由此可见，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阶段敌后游击战场的关键作用和决定性作用是不容抹煞的，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论文 5 我谈的第五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弘扬和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被侵略、受欺辱的中华民族能否取得胜利、能否获得解放，精神的力量不可或缺，精神的作用十分重要。在中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野蛮凶狠，惨无人道，其铁蹄践踏之下，中国大地到处是人间地狱，城市遭到轰炸，村庄遭到焚毁，无辜平民遭到杀戮，妇女遭到奸淫，大好河山遭到蹂躏。面对侵略者的残暴与横逆，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不怕牺牲，以高昂的抗日热情和旺盛的革命斗志感染和激励着中国人民。 毛泽东就曾指出：“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了民族自尊与人类正义，为了中国人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重大代价而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我们的方法就是战争与牺牲，拿战争对抗战争，拿革命的正义战对抗野蛮的侵略战。”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正像同志指出的那样，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中国共产党人以最富于牺牲精神的爱国主义、不怕流血牺牲的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 中国共产党人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为铸就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精神输入了新鲜血液，注入了深刻内涵。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敌后开展的游击战争，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艰苦卓绝的战争。他们兵力弱小，装备落后，却要面对强大的日军的反复“扫荡”，而日本法西斯实行的是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敌人包围中创建的抗日根据地，大多是穷乡僻壤，物质条件极为贫乏，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就是在这样的条件和环境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不怕困难，不畏强暴，英勇杀敌。因此，在消灭了大量敌人的同时，自己也付出了巨大牺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抗战中指战员伤亡60余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伤亡600余万人。其中，晋察冀根据地伤亡的群众约71万人，晋冀鲁豫根据地伤亡的群众约120余万人。 当时，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最大时才100余万平方公里，只占全国总面积不到1/9。人口最多时也才约1亿，也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约1/4。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以非常有限的资源，直接取得如此巨大的抗战胜利成果，实属不易。最后，我以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一点感悟作发言的结束语同志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回顾和重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这段历史，它告诉我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伟大历史转折点，也成为人类和平正义事业不可逆转的伟大历史坐标。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华民族的危难时候，它一诞生就肩负起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重任。 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力推动者、践行者，也是人类和平正义事业的坚定捍卫者、维护者。历史启迪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命运所系，前途所在。今天，我们研究和回顾这段历史，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就是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大力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以此来唤醒我们的历史记忆。历史是不可忘记的，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历史可以警示当下，烛照未来，它可以作为我们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同志为的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开拓进取，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伟大的抗日战争及其胜利,在中国近代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不仅是中国革命史上最伟大、最活跃、最生动的一个新阶段,而且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因此,抗战胜利成为中华民族从衰亡走向振兴的转折点.这种转变,给予中国人民和中国历史进程以深远影响.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由衰败到重新奋起的历史转折点,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振奋了民族精神,凝聚了民族力量,开启了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胜利进程,为中国走向和平发展道路创造了重要条件,从而奠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础. 200字够了么？不够的话给我说
你是不是成工院的
伟大的抗日战争及其胜利,在中国近代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不仅是中国革命史上最伟大、最活跃、最生动的一个新阶段,而且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因此,抗战胜利成为中华民族从衰亡走向振兴的转折点.这种转变,给予中国人民和中国历史进程以深远影响.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由衰败到重新奋起的历史转折点,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振奋了民族精神,凝聚了民族力量,开启了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胜利进程,为中国走向和平发展道路创造了重要条件,从而奠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础. 200字够了么？不够的话给我说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法学论文的参考文献引用应当实事求是、科学合理，不可以为了凑数随便引用。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法学论文参考文献外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一) [1]范愉.司法制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3. [2]付子堂.法律功能论W].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52. [3]罗斯.社会控制[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353. [4]王利明.法治的社会需要司法公正[M].北京：法制出版社，2005. [5]程竹汝.司法改革与政治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5. [6]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和近代转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7]董必武.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M]北京：法院出版社，1982. [8]罗.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8-9. [9]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54. [10]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42. [11]孙万胜.司法权的法理之维[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34. [12]苏力.送法下乡一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00. [13]范偷.纠纷解决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547-555. [14]田有成.乡土社会的民间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4. [15]顾培东.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纠纷解决之道[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4:1.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二) 1.沈跃东：《乡镇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职权的法规范分》，《法治研究》2012年第3期。 2.徐亚文：《口述历史与法律》，《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3.陈瑞华：《从 经验 到理论的法学 方法 》，《法学研究 》2011年第6期。 4.薛以胜：《法学研究方法初探》，《科技信息》2011年第3期。 5.崔二玲：《浅析法律方法》，《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1期。 6.罗旭南：《法学方法多样化在中国法律史教学中的适用》，《海南大学学报》(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7.刘颖：《法学方法与法律方法的耦合》，《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8.李云海：《中国法学研究方法浅》，《经济研究导刊》2011年第31期。 9.谢晖：《论规范分析方法》，《中国法学》2009年第2期。 10.冀海虹：《司法过程中法学方法之解读——以价值分析法为核心》，《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11.王丽霞：《<法学方法论>与法学方法 教育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12.冯 果：《法解释学等传统法学方法——未来中国经济法学的主流研究方法》，《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5期。 13.刘连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方法在宪法研究中的局限性——以“分离命题”为中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14.张传新：《法律方法的普遍智力品格及其限度——从法律方法与法学方法称谓争论谈起》,《求是学刊》2008年第5期。 15.魏治勋：《“规范分析”概念的分析》，《法学论坛》2008年第5期。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三) [1]王名扬:《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黎宏:《不作为犯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马生安：《行政行为研究—宪政下的行政行为基本理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罗豪才主编：《中国司法审查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5]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陈新民：《公法学札记》，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7]陆伟明：《服务行政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8]周叶中：《代议制度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9]袁裕来：《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Ⅷ》，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版. [10]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1]应松年主编：《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12]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3]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4]梁津明、郭春明、郭庆珠、魏建新：《行政不作为之行政法律责任探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版. [15]王振宇：《行政诉讼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四) [1]任丁秋.私人银行业与资产管理---瑞士范例[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2]邢毓静,巴曙松.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金融运行[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3]倪受彬.国有商业银行资本信托运营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4]盛学军.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监管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5]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分析小组.中国金融稳定 报告 2012[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 [6]连建辉,孙焕民.走近私人银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7]李春满.私人银行业务[M].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 [8]曹彤,张秋林.中国私人银行[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9]李开国,张玉敏.中国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10]徐保满.金融信托与租赁[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11]孟建华.洗钱与银行机构反洗钱[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12]卓泽渊.法律价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13][英]莫德.全球私人银行业务管理[M].刘立达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14]王征宇,于江等编著.美国的个人征信局及其服务[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 [15]丁邦开,何俊坤等.社会信用法律制度[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五) [1]陈卫东主编《模范刑事诉讼法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 [2]张月满着《刑事证人证言规则》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3]《法国刑事诉讼法典》译者：罗结珍，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4]孙孝福《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运行机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6月版 [5]田圣斌着《刑事诉讼人权保障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 [6]宋英辉孙长永刘新魁等着《外国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7]刘根菊等着《刑事司法创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 [8]陈永生：《刑事诉讼的程序性制裁》，《现代法学》2004年第1期 [9]孙晶：《亲属作证特免权研究》，吉林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10]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第二版》群众出版社2004年5月版 [11][德]尧厄尼希着，周翠译，《民事诉讼法：第27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 [12]程海霞：《刑事诉讼中的证人作证特免权制度研究》，安徽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13]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着(宋金寿主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 [14]厦门大学法律系编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5]韩延龙、常兆儒编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猜你喜欢： 1. 法学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2. 法学论文参考文献 3. 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4. 法学论文的参考文献 5. 法律本科毕业论文的参考文献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个长达14年的复杂 历史 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共两党、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各族人民、海外侨胞，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共产党在处于非执政和受围剿、遭打压的条件下，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义无反顾地奔赴抗日前线，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并逐步成为支撑抗战走向胜利的中流砥柱，成为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力量。
“中流砥柱”的观点，最早源于毛泽东于1941年5月25日为中共中央所写的党内指示，即《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一文。文中指出：新四军虽被宣布为“叛变”，八路军虽没领到一颗弹一文饷，然无一刻不与敌军搏斗；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我们应发扬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反对一切失败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
几十年过去了，随着史料的进一步丰富和史学界研究的不断深入，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雄才大略，又身处抗战相持阶段的艰苦环境中，他对中国抗战的过往和前程均有深刻的感悟和科学的预测。该文虽然很短，却是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最经典的概括。
一、坚持了东北抵抗，构筑了抗战全史
我们将抗日战争正式界定为14年，这源于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过的，中国的抗日战争“从1931年就开始了”。由于国民党在东北放弃了抵抗，所谓8年抗战，只能理解为“九·一八”事变后的全面抗战。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首先表现在她坚持了东北抵抗，构筑了抗日战争的全史。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是亚洲的资本主义强国，对中国东北早有窥视和插足。但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则是关东军提前恶意挑动的，日军本土总部尚未部署兵力。当时，日军在辽宁的关东军只驻有1个师团约万人，另有“满铁”支队3000余人，事变发生后，该师团才请求国内增援。日本军部于19日开会讨论时还作出决定，遵照内阁决定“不扩大”办理，但暗中又表扬和支持了关东军，才从驻朝鲜的2个师团中调入东北1个旅团。同时，当时日本全国的军力除海军外只有17个师团，约34万人，能调入中国东北的多则3—5个师团6—10万人。
反观当时的东北军，至少有正规军35万人。其中，步兵25个旅、骑兵6个旅、炮兵10个团、空军5个飞行大队，可作战飞机约100架，另有海军3000人，军舰21艘，吨位万。从武器装备水平看，在中国各地方实力派中，东北军最好，与日军差距不大。其中，轻机枪和坦克进口于欧洲， 科技 含量高于日本，具有很大的陆战优势。事变发生时，东北军有20万人因之前参与中原大战和反对石友三，驻扎在平津、热河一带，若日军从本土调兵，这20万大军即可随时回援。但张学良听从了蒋介石“不抵抗”的指令，有愧于东北人民，这也是他后来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原因。
东北土地广袤，资源丰富，粮食充足，既是清末重点保护的“龙兴之地”，也是中国当时最富庶的地区之一，东北军抵抗作战的潜力很大。日本关东军提前发动事变，其实就是一种冒险和豪赌，他们赌的是“少帅打仗比老帅差好几个段位”，没想到赌出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否则，“九·一八”事变引发的东北战局必会改写。 历史 不能假设，但可以做出科学的逻辑推理和基本的正确判断，东北的沦丧，为日本掠夺资源，强化作战潜力和敢于对华全面开战提供了极大方便，也恶化了中国对日本作战的实力对比。
与国民党政府相反，9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号召全民积极抗日和推动东北军“兵变”抗日等。1932年4月15日，远在江西的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了《对日战争宣言》。事变后的10月19日，黑龙江守军以1个团的兵力组织了“江桥抗战”；东北各地产生了多支“抗日义勇军”和共产党发起的抗日游击队。为统一抗战力量，1936年，东北各抗日武装合并组织为“东北抗日联军”。“抗联”是一支英雄的部队，其主要将领和骨干多为共产党员，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朝鲜第一代领导人金日成将军曾在抗联任过师长，与杨靖宇将军和东北抗日军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由于义勇军、游击队和抗联的存在，日本不断向东北增兵。据周保中将军后来推算，抗联及其前身对日作战达上万次，共歼灭日、伪军万人，1937年后又牵制了大量日军（约为20万。1940年日军增至76万，主要是为了屯兵准备进攻苏联），对14年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推动了国共合作，引领了全民抗战
日本在“九·一八”事变的轻易得手，助长了其在华侵略扩张的野心，导致了中国在尔后祸患不断。从1932年的“上海事变”开始到1935年的“华北事变”为止，国民党政府步步妥协，先后与日军签署了四个丧权辱国的协定（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其中，淞沪停战协定使日本得以在上海驻军，塘沽协定为日军侵入华北提供了极大方便，它与1915年的“中日21条”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蒋介石在日军侵华问题上，一直寄希望于美英出面调停，因而直到1941年12月9日，即战略相持后第二年才敢于明确对日宣战。也正因如此，国民党地方军中便产生了大量投靠日军的伪军和汉奸。
在日本步步紧逼的几年中，蒋介石始终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先后动用了几十万大军对中共及红军开展了五次“围剿”，迫使红军主力从江南中央苏区突围西撤。在西撤后的目的地上，张国焘曾主张进入大西南，口号是“打到四川吃大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则以拯救民族危亡为己任，坚决主张北上抗日。根据中共中央的集体决定，各路红军经过了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到达陕甘会师。因此，长征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战胜国民党围追堵截的不朽史诗，而且是爱国主义的伟大壮举。
1935年8月，针对“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根据共产国际会议精神，撰写了《八一宣言》（10月1日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并建立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言发表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正在长征途中，到达陕北后得知这一宣言时，便于12月召开了“瓦窑堡会议”，确认和贯彻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12月9日，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领导和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抗日请愿游行活动，史称“一二·九运动”。
“一二·九运动”虽然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但它对宣传和推动全民族抗日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6年6月，蒋介石借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去世之际，企图以国民党中央名义收复两广地方兵权。广东的陈济棠联合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宣称举兵北上反蒋抗日，史称“两广事变”。“两广事变”前后，中共中央为推动全民族抗日，以不同途径和方式分别向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以及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绥远的傅作义、陕西的杨虎城、张学良等，开展了统一抗日或合作抗日的工作。这些国民党地方军政要员，均表达了接受中共联合抗日的正确主张。
1936年12月12日，在中共领导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杨虎城与张学良联手策动了“兵谏”，将蒋介石在陕西临潼以武力扣押，劝其将“剿共”矛头转向抗日。蒋介石大为恼怒，坚决不从，史称“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在国内各界引起极大震动，何应钦放言中央军攻打西安，国民党面临着再一次内部大战，蒋介石也是命悬一线。对此重大事件，中共中央不是推波助澜，而是以抗战大局为重，由周恩来亲赴西安助推放蒋抗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达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第一次为北伐）。国共合作抗日原则的形成，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主干和决定力量，推动国共合作、引领全民抗战，是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重大贡献。其中，以各种方式逼迫和监督可能投降的国民党走上抗日道路，对凝聚全民抗战合力具有深层意义。
三、形成了科学理论，提供了战略指导
抗日战争，必须有先进的政治思想和科学的军事理论来指导。国民党一直未解决这个问题，而是产生了汪精卫的“亡国论”和蒋介石的“妥协论”，以及轻视游击战的“速胜论”。针对这些错误思想和国民党正面战场多次失利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在吸收朱德、周恩来等同志持久战思想和前期作战经验的基础上，于1938年5月写作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持久战的基本思想是“持久和必胜”，并将抗日战争全过程预判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文中全面分析了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的四个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敌强决定了我不能速胜，敌非正义和寡助与我正义、地大、多助，决定了敌必败和我必胜。但我必胜又是一个艰难曲折和敌我实力对比逐步转变的过程。其中，战略相持是敌强我弱向敌弱我强转变的“枢纽”，也是毛泽东持久战理论的要点。
毛泽东认为，在战略相持阶段，敌我之间处于犬牙交错的形态，必须科学地组织指挥不同的战役，灵活机动的运用不同的战术战法，以利于实现战略持久与战役战术的速决。在专论游击战一文中，他将游击战这一战术问题提到了战略层面来考量，认为在一个大而弱的中国，与军力强大的苏联不同，游击战已不仅是一个战术问题，而是一个以弱胜强和关系全局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关于持久战和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是建立在人民战争理论基础上的。因此，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是毛泽东关于抗战军事理论中最重要的政治思想。他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广泛地动员和发动人民群众投入到游击战之中，让日军逐步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一大创举，也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根本原因。这与蒋介石压制各界抗战呼声、脱离人民群众，形成了鲜明对照。
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国民政府在湖南衡山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制定了第二期抗战方针。蒋介石在会上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这说明蒋介石已接受了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观点。1939年2月，国民党军训部在湖南开办游击战干部培训班，特别邀请了中共方面叶剑英任培训班的副教育长，由中共又派出了29人前往任教。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的白崇禧，还向任教育长的汤恩伯推荐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摘要印发学员作为重要教材。另据老一代革命家陈云同志的回忆，他当年读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后，感到很受教育和启发、十分佩服。
抗日战争的实践表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的战略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八路军、新四军和江南游击队的科学理论武装和军事战略指导，对国民党在抗战相持阶段的战略战术指导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召开过多次军事会议和制定对日作战的指导方针，均未达到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政治远见和军事水平，因而在多次大会战中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四、领导了敌后抗战，转变了实力对比
国民党在战略防御阶段的被动防御作战，打掉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企图。1939年10月，正面战场的广州和武汉相继失守，日军因兵力不足，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毛泽东认为，在战略相持阶段，敌我双方处于犬牙交错形态，这个阶段努力的好，敌强我弱的实力对比就会发生根本转变。史实确实如此，而完成实力对比根本转变这一任务的，正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
过去认为，敌后抗战主要起牵制日军的作用，只是正面战场的辅助力量，或者用“互相配合、相辅相成”来圆场。现在看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既是时间认知上的错位，也是对敌后游击战战略地位缺乏深入分析的表现。时间认知上的错位是指，把国民党在战略防御阶段的主力作用也视为战略相持阶段及以后的主力；对敌后游击战战略地位缺乏深刻的认识，主要是指只看到游击战作战规模小，起不到大兵团的决战作用。从表面上看，游击战是多股小股部队分散作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但成千上万个小股部队的游击战，合起来就是多次大兵团作战，是积诸多小胜为大胜；是发挥我国地广人多之优势和克服装器装备落后之劣势的有效途径，是以弱胜强的法宝和必由之路。为说明这个问题，本文列出以下两组数据。
第一组是共产党在敌后战场所对应的日军兵力及在国共两党各占的比重（不含东北）。1939年，日军对敌后解放区作战使用兵力为54万人，占侵华总兵力的62%；1940年为47万，占58%；1941年至1942年为40万，占70%；1943年末为35万，占58%。
第二组数据是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发展。八路军列编组成时只有5万人，其中，奔赴抗战（二战区）前线的主力部队为万人，在延安留守的约4000人；新四军刚组建时为万人，“皖南事变”后仅剩2000多人，后由陈毅任军长、刘少奇兼任政委，重新组建和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两者合计的兵力变化是：1938年为万；1939年为32万；1940年为50万；1941年为44万；1942年为45万；1943年为万（含华南游击队万）；1944年为万（含华南游击队2万）。1945年8月前为91万，另有民兵已达到200万人。
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以105个团的兵力发起“百团大战”后，日军便将侵华的重点转入对准共产党及其八路军的多次“大扫荡”，对国民党则实行以诱降为主的政策。从全面抗战八年的时段划分看，国民党作为主力抗战，主要集中在战略防御阶段的一年多之中；共产党作为领导敌后武装力量和民众的抗战，则存在于相持阶段的五年多之中。从战略相持阶段开始，敌后战场已转变为主战场，共产党已逐步为抗日战争的主力。
可以说，“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是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一个突出特点。1944年4月至12月，日军为打通从中国北部通向越、缅的陆上交通，建立与南洋日军的联系，在已处于走向弱势情况下发动了“豫湘桂大战”。在这次大战中，日军从东北和华北抽调的兵力为51万人，国民党守军中的第一、四、九的三大战区共有130万守军，兵力是日军的倍。但在双方作战中，国民党一路溃败，有的则不战而逃。“豫湘桂大战”中，日军损失3万人，国军则损失了60万人，战损比为1：20，国民党军队在此役后已完全丧失了对日作战的主力地位。
五、冲破了反共逆流，实施了战略反攻
在抗日战争中，国共实现了必要的合作，但蒋介石对于合作是被迫的，始终包藏着祸心，共产党在抗战中也始终面临着腹背受敌的风险。因此，在抗战期间，坚定的立场、顽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装抗战的精神支柱，也是实现对日战略反攻的基本条件。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曾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第一次产生于1939年12月，主要是胡宗南在西北指挥其部对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阎锡山在山西对八路军和山西新军发动进攻。第二次是指1941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国民党以7个师8万人的兵力“围剿”新四军，使新四军牺牲了80%以上。第三次发生于1943年6月，蒋介石借共产国际解散之际，要求“取消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并密令胡宗南以2个集团军的兵力分九路围攻延安。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逆流，对共产党造成了巨大损失，但在国内外舆论压力和共产党的抵制下未能最终得逞；反倒使共产党百炼成钢、不断发展壮大，并成为抗日战争中实施战略反攻的主要力量。
在抗日战争进入局部反攻后，考虑到蒋介石对日作战的败多胜少和指挥无能，毛泽东于1944年4月12日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就明确提出，我们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过去更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在1944年的局部反攻中，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共作战2万多次，歼灭日伪军近20万人，攻克县城20多座和敌据点2500多个，收服了大量失地，与国民党的大败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进入1945年后，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各游击队，又发起了春季攻势作战，形成了在华北、华中、华南和含陕甘宁边区在内的18个大片区根据地（约有1亿人口），使日军只能蜗居于若干大城市和防守于部分交通干线。
1945年8月6日，美国抢在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之前，向日本投放了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向日本宣战。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同日午夜12时，朱德总司令向解放区居民发布了大反攻第1号令。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但是，这时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还远在大西南，这就是说，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就没有参与战略反攻作战。
为抢占胜利果实，蒋介石于8月11日电令解放区居民“原地驻守待命”，不得向日、伪军“擅自行动”。同时，蒋介石还与侵华日军司令冈村宁茨相勾结，以赦免“战争罪犯”为条件，令其不得向共产党投降；并由美国派飞机和军舰向东北和华北为其运兵。对此，毛泽东在1945年8月13日所发表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就指出：国民党在抗战中发动过三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在抗战中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果然，现在胜利了，这位委员长要下峨眉山“摘桃子”了；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权必夺、寸土必争，人民得到的权力和果实绝不允许丧失。
在长达14年的时间内，日本军国主义者投入的侵华总兵力累计达200万，仅“南京大屠杀”就残杀了中国军民30万人，造成中国战争消耗和经济损失6000亿元，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为奋起反抗，中国投入的兵力累计达560多万，伤亡380多万，民众伤亡以千万计；毙伤日军150余万，毙伤伪军约125万；战争结束时，接受日军投降128万人，接受伪军投降146万人。其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作战万次，自身伤亡56万多人，毙伤日军万人，毙伤伪军占比95%左右，作战绩效远高于国民党。
结语：
八路军115师“平型关大捷”的重大意义，不在于歼敌与俘获的多少，而在于它出师即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全国军民树立了敢打必胜的典范。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突出表现为她在抗战全过程中的坚定立场和英勇善战的先锋模范作用。
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不佳，没有起到执政党和占有大量资源应起的作用，反映了其右翼势力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局限，突出表现为战略指导上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战役指挥上的“消极防御、尽力避战”。因此，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以其“抗日立场的坚定性、战略指导的科学性和战术运用的创新性、灵活性”，必然地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和最终决定力量。但我们对国民党中广大爱国官兵则不应以“胜败论英雄”，其中，1935年的“长城抗战”等则虽败犹荣。他们对抗日战争做出的牺牲和贡献，同样值得我们纪念和尊敬。
当今世界，武器装备的 科技 化和军队建设的现代化具有了更重要的作用，但人心向背和战略指导仍然具有决定意义。抗日战争的 历史 表明，好战必亡、惧战必危，要想和平崛起，必须“导弹竖起”；爱好和平与守护国家安全，必须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树立“敢打必胜”的坚定信心。
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之际：谨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作战的前辈们致敬！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的盟国和友军致敬！
参考文献与注释：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合订一卷本。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 历史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
[3]军事科学院军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再版。
注释：
近年来，史学界对中共党史中“歼灭”日伪军数量有较大争议。本文作者经查阅相关资料(含日本“靖国神社”记载)和研究后认为，将国共两党“歼灭”日伪军数界定为“毙伤”日伪军数更为妥当。
（作者简介：王保庆，河南理工大学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太行发展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军事科学院原战略研究部研究员；王艳红，河南理工大学宣传部部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