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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研究》、《世界宗教研究》、《中国哲学史》、台湾《哲学与文化》等海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一百篇。1、梁启超的南京之行 《南京史志》1990年第1、2期合刊2、从“元”到“仁”——康有为哲学体系思维轨迹之探讨《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3、以己意进退佛说的康有为 《禅学研究》第一辑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4、学术界关于儒学的种种定义 《学术信息》1992年3月5、题内题外话《集成》 《历史大观园》1992年版12期6、佛教禅学生命观之初探 《中国历史上的佛教问题》台湾佛光出版社1993年7、陶弘景与道教茅山宗《中华文化》1993年第3期8、孙叔平传 《二十世纪中国哲学》1993年版9、康有为哲学体系新探 《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10、吴地道教的发展及其特色台湾《中华文化月刊》第194期11、禅玄社会观之异同《漳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1期 （与人合作）12、禅玄人生观之异同台湾《孔孟月刊》第二十三卷，第五期（与人合作）13、吴地道教概述 《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3期14、试析康有为对中外文化的双向选择 《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15、如来禅与中国佛教文化 《中国哲学史》1997年第2期 （与人合作）16、中国佛教禅与行、禅与悟及其相互关系之研究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论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17、论楞伽师、楞伽禅与中国禅学《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3期（与人合作）18、早期全真道心性论的理论旨归 《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19、佛教禅学生命观初探《佛教研究论文集》台湾佛光出版社20、论《太平经》的妇女观及其对道教发展的影响 《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2期21、论道教仙学两次转型的哲学基础 《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22、论佛教戒律的特点与作用 《佛学研究》1998年刊23、从《上清大洞真经》看上清派的特色 《中国道教》1999年第3期24、惠能“三科三十六对法”思想研究 《佛学研究》1999年刊25、张伯端“道禅合一”思想述评 《中国哲学史研究》2000年第1期26、论道教女仙崇拜的特点——从杜光庭《墉城集仙录》谈起 《中国道教》2000年第1期27、杜光庭“经国理身”思想初探——兼论道教的终极理想与现代意义 《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28、论宗教伦理的两重性及社会影响 《探索与争鸣》2000年第4期29、从“籍教悟宗”到“教外别传”再到“禅教合一”载《两岸当代禅学论文集》台湾中华大道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30、达摩祖师西来与中国禅新阶段《中国文化论坛》2000年第3期31、对宗教伦理的哲学思考《探索与争鸣》2000年第2期32、武夷山与道教文化《世界宗教文化》2000年第2期33、论道教的终极理想与现代意义《中国道教》2001年第1期34、论净明道“道禅合一”思想《道韵》第九辑，台湾中华大道出版社2001年版35、从三教融合看净明道的特点《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第2期36、论道教在21世纪的发展《中国道教》2001年第5期37、哲学思考的现代关怀《孔子研究》2002年第2期38、西方宗教学的历史回溯与未来展望《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39、中国佛教文化的新开拓《江海学刊》2002年第4期40、记孙叔平教授的治学理念与方法《文史知识》2002年第5期41、论汉唐《道德经》注疏与老学思想的发展《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4期42、仙道多途：论杜光庭对成仙之道的看法 香港《弘道》第16辑（2003）43、全真而仙——论全真道对道教仙学的发展 《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5期44、杜光庭重玄学思想初探 《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45、试论当代道教的理论建设 《道教教义的现代阐释》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46、杜光庭心境论初探 《中国道教》2003年第4期47、杜光庭与天台山道教 《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48、论杜光庭对“道生”、“德畜”的理论阐发《玉溪师院学报》2004年第1期49、杜光庭与钟吕金丹道《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1期50、论杜光庭的生死观《中国道教》2004年第3期51、论道教神仙信仰与法术的关系《道教与神仙信仰》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52、论杜光庭对蜀地道教发展的贡献《宗教学研究》2004年第2期53、论道教伦理的两重性及其现代意义《当代宗教研究》2005年第1期54、论惠能禅在海外的影响 《韶关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55、试论道性论的哲学意蕴与理论演化《哲学研究》2005年第5期56、《虬须客》与《虬髯客传》 《中国道教》2005年第6期57、中国宗教与传统文化的新探索——评《概说中国宗教与传统文化》《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2006年5月9日58、论道教宇宙论中的两条发展线索 《世界宗教研究》2006年第2期59、论道教身心观的文化特质及现代意义 《杭州师院学报》2006年第3期60、论道教心性论的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 《道家文化研究》第21辑61、从《录异记》看道教生态思想之特色《中国道教》2006年第5期62、论杜光庭对儒佛道三教的融合《中国哲学史》2006年第4期63、杜光庭的修道思想初探 《宗教研究》第1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64、论杜光庭对道教斋醮科仪的发展与贡献 《宗教学研究》2006年第4期65、论道教思想中的人间关怀精神 台湾《宗教大同》2006年第5期66、宗教学研究与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载《基督教与中国》第四辑 恩福基金会2006年版67、禅教、禅心与社会和谐《禅和之声》 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68、《道德真经广圣义》述论《上海道教》2008年第1期69、论道教诗词的思想意境与艺术特色《道教文化研究》第24辑，三联书店2009年版70、论全真道的“真性”观念《齐鲁文化研究》71、论全球化境遇中道教的发展——以道教戒律建设为例《中国道教》2008年第1期72、论道教在全球化时代的发展 《中国宗教》2008年第7期73、论道教思想中的人间关怀精神 《崂山论道》 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74、“灵化二十四”考释《杭州师院学报》2008年第5期75、论佛教思想对全真道的影响 《佛学研究》2008年，总第17期76、论张三丰内丹之特点《武当道教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08年77、论道教的生态智慧与环境保护 《当代宗教研究》2009年第1期78、论道教诗词的思想意境与艺术特色 《道家文化研究》第24辑，三联书店2009年版79、论全真道对老庄思想的诠释向度——以《丹阳真人语录》为例载《全真道与老庄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版80、惠能禅由广东向海外的传播《韶关师院学报》2009年第1期81、论道教的和谐思想及普世价值 《江苏民族宗教》2009年第5期82、论道教宫观经济的特点及其对道教发展的影响《中国宗教》2010年第1期83、道教与基督教幸福观的比较《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84、论全真道龙门派在江南地区的传播与影响 《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3期85、艾香德牧师与中国佛教：民国时期一个宗教对话的案例《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6期86、什么是宗教对话的准则？《世界宗教文化》2011年第1期87、葛洪与魏晋玄学《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88、论道教幸福观的特点与现代意义《浙江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89、从《周易参同契》看易学在道教中的传播与影响《周易研究》2011年第2期90、宗教和平学刍议《世界宗教文化》2012年第1期91、黄梅禅宗的历史地位与文化影响《第二届黄梅禅宗文化高峰论坛论文集——黄梅禅研究》上，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92、从幸福观的角度解读《庄子》的生命哲学《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93、福永光司中日文化视野下的道教观初探台湾《哲学与文化》2012年第5期（ssci）94、实用与玄想兼备的道教身体观《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8月27日宗教学版95、空海与中国唐密向日本东密的转化《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5期96、从跨文化视域看道教在越南的传播与影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97、论乾元观在江南全真道中的地位与影响香港《弘道》2013年第4期98、品味国学中的幸福观《新华日报》2013年7月24日，B7版：讲坛99、论道教星斗信仰在朝鲜半岛的传播方式《宗教学研究》2013年第3期100、摄山三论学派与道教重玄学初探 《中国哲学史》2014年第1期
“本源—本体”论的建构——论隋唐重玄学对道家思想的承续与建设摘要：本文主要在佛道交涉的视域中论述了隋唐重玄学对其道本论的建构，并且指出：作为道家思想的第三期发展，在历经了原始道家的本源说到魏晋玄学的本体论的嬗变、并同时导入了与道家的道本论相反的佛教中观以后，隋唐重玄学以其区别于前期道家的“本源－本体”论坚守住了道家“崇本论”的基本立场，而这一立场，恰恰是与佛教中观缘起性空的反本质主义背道而驰的。 关键词： 道家思想 佛教中观 崇本论 反本质主义 “本源—本体”论 作为道家思想自先秦道家和魏晋玄学之后的第三期发展，昌隆于隋唐时期的重玄学无疑代表了这一时期道家哲学的主流。在目前学界的共识中，隋唐重玄学以其借鉴于佛教中观学“非有非无”的双遣双非而迥异于先秦道家和魏晋玄学，那么在此我们需要追问的是：经历了道家学说从先秦原始道家的本源说到魏晋玄学本体论的转变、并同时导入了与道家学说的“崇本论”截然相反的反本质主义的佛教中观以后，隋唐重玄学最后的理论形态对于道家思想的发展来说究竟是一种理论建构上的全面颠覆还是一种终究未能偏离原旨的因循沿袭？如果隋唐重玄学并未能偏离道家思想的基本立场，那么它又将以何种面目承续道家学说？ 一 如所周知，道家学说自先秦原始道家至魏晋玄学，有一条基本的理论脉络贯穿始终，这就是崇本论。虽然先秦道家的“本源”与魏晋玄学的“本体”在内涵上已不尽相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道家学说自《道德经》以来，从未放弃过对万物之“本”的探寻和追问，而这正是道家思想的特出之处。那么，在借鉴了与之相反的反本质主义的佛教中观以后，隋唐重玄学是否就此放弃了道家思想这一“崇本”的基本立场呢？在回答这一问题以前，或许我们应该首先回溯到原始道家的道论，以此作为探究这个问题的开始。 道论是道家得以立足之本，道家的一切理论都奠基于其道论之上，原始道家道论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一再强调道的无可规制性。据此，《道德经》以“无”释道：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1]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缴，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2] 然而正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所指出的，这个“无”并非与俗常的“有”决然对立的空无一物的“无”，而是超越于具象的“有”、“无”等二元对立之上的无可确定性： 在道家以及中国的佛教徒看来，绝对的原则，一切事物的起源、最后者、最高者乃是“无”，并可以说，他们否认世界的存在。而这本来不过是说，统一在这里是完全无规定性的，是自在之有，因此表现在“无”的方式里。这种“无”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无或无物，而是被认做远离一切观念、一切现象，——也就是单纯的、自身同一的、无规定性的、抽象的同一。因此这种“无”同时也是肯定的，这就是我们所叫的本质。[3] 虽然原始道家的道（“无”）并非如黑格尔所说已成为一种抽象的“本质”，毋宁说，它只是“本源”，而这一对“道”的进一步本质化是由魏晋玄学完成的。但在《道德经》对于“道无”的一再强调中至少可以见出：“道”的这种无可感知和视听的“无状之状”、“无象之象”是其最为显著的特征。然而自《庄子》以降，《道德经》中的这个“无”却一再被误读为具象的、与俗常的“有”相对的空无。据此，在《庄子》中，对“无”提出了质疑，《庄子·知北游》中说：光耀问乎无有曰：“夫子有乎？其无有乎？”光耀不得问，而孰视其状貌，窅然空然，终日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搏之而不得也。光耀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无矣，而不能无无也。及为无有矣，何从至此哉！” 在《庄子》看来，所谓“无”只是与“有”相对的俗常的“无”，并未达到无为之最高境界，因而更以“无无”进一步否定“无”。而对于“无”的这一缺憾，在魏晋玄学中同样亦被发掘了出来，在何劭的《晋书·王弼传》中记载了王弼对《道德经》之“无”的置疑：时裴征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征一见而异之，问弼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其所不足。” 据此，王弼将其最高本体称之为“至无”，而这一似乎更高于“无”的“至无”，其实不过仍是为了表达“道”的无可规制性而已。于是从《庄子》中的“无无”到王弼的“至无”，道家思想一直试图沿着遣执去滞的理论进路推展道的这种无可确定性，在这一条似乎是漫漫无尽的遣执去滞的道路上，隋唐重玄学由于导入了佛学中的双遣双非而走得似乎更为彻底。初唐的重玄大家成玄英在其《道德经》疏中说：有欲之人，惟滞于有；无欲之士，又滞于无，故说一玄，以遣双执，又恐学者滞于此玄，今说又玄，更祛后病。既而，非但不滞，亦不滞于不滞，此则遣之又遣，故曰玄之又玄。[4] 从初唐的成玄英李荣到唐末五代的杜光庭，无不将这种双遣双非的双重否定运用得出神入化、炉火纯青，在这些重玄学的著作中，诸如“非……非……”“不……不……”等的语义模式所处可见。隋唐重玄学正是在运用了这种看似圆通的双遣双非、不落两边而使得其“道”更为无所滞碍，因为在隋唐重玄学的双遣双非中，“道”不但超越了有无，更超越于诸如阴阳、刚柔、因果、本迹、本末等等一切的二元对立： 道性者即真实空、非空，不空亦不不空，非法非非法，非物非非物，非人非非人，非因非非因，非果非非果，非始非非始，非终非非终，非本非末，而为一切根本。[5] 道之为物，非阴非阳，非柔非刚，泛然无系，能应众象，可左可右，无所偏名，故庄子曰“夫道未始有封。”[6] 是知道德为正体，非果非因，非本非迹。[7] 按照隋唐重玄学的解读，魏晋玄学的崇有说当然是滞于有了，而王弼等的贵无说虽然是对于“有”的否定，但是却同样落入了“无”的局障之中，那么这个“无”同样也要被坚决地否弃。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与《庄子》的“无无”说是对《道德经》“道无”论的误解相类似，隋唐重玄学的“非有非无”对王弼的“至无”说亦作出了历史重演式的误解。正是基于这种误读，隋唐重玄学方才得以用“非有非无”进一步否弃王弼等的“至无”。然而隋唐重玄学在这条否定的理论进路上似乎走得还有些意犹未尽，因为他们以为这种中道仍然是一种执着，因而连这“非有非无”的中道亦要遣去，于是就是“玄之又玄”的重玄。毋庸讳言，在对“道”的无规定性的铺展中，隋唐重玄学运用了“非有非无”的双遣法，而这一方法正是源于佛教的中观学。如所周知，佛教的中观是奠基于缘起性空的教义之上的，亦即：中观学意义上的“非有非无”指向的是万物的空无自性。正如印顺法师所说：“中观者的二谛中道观：缘起即是性空，因为诸法空无自性，所以是缘起法，要由众缘而现前，……中观则说无自性与缘起相即相成，彼此有深切的关系……然这里要郑重指出的，性空即缘起本相，不应作形而上的实体看，也不应作原理而为诸法的依托看；这是形上形下或理事差别者的拟想，而非缘起性空的实相。”[8]由此，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在导入了佛教反本质主义的中观学以后，隋唐重玄学的“道体”是否就此化约在这“非有非无”的双遣双非之中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隋唐重玄学中，无论道是“非有非无”还是“非古非今”，甚至是“非非有非无”，“非非古非今”等，这种有鉴于中观学的双遣双非所要导出的却绝非是“道”的空无自性，恰恰相反，它要成立的乃是作为万物最高之本体的“道”的真实存在，而所谓“双遣”的表述，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指出的，仅仅是为了彰显“道”的无有规定性，“双遣”本身决不是自反性地指向自身的。正如成玄英在《道德经》疏中所说：至道微妙，体非五色，不可以眼识求……故夷然平等也，无色无声无形……明至道虽言无色，不遂绝无，若绝无者，遂同太虚，即成断见。今明不色而色，不声而声，不形而形，故云希夷微也，所谓三一者也。[9] 道虽然无色无声无形，然而却并非象太虚一样地“绝无”，只不过因为道的微妙玄通，无法以常人的耳目感觉罢了，所以决不可将道视为虚无，否则将堕入断见。不但如此，隋唐重玄学还一再肯定了道作为超然物外的最高本体的存在：重玄之道，本自无名，从本降迹，称谓斯起。[10] 恍惚中有象，恍惚中有物。非有非无之真，极玄极奥之道，剖一元而开三象，和二气而生万物。[11] 道之为物，非阴非阳，非柔非刚，泛然无系，能应众象，可左可右，无所偏名，故庄子曰“夫道未始有封。”[12] 在隋唐重玄学中，佛教的中观之道显然已经失却了般若空观的原意，它不过是作为最高实有本体之道的修饰语而被使用着，而这种旨在指向“道”之无可规定性的双遣双非反而更证明了“道本”的实存——这一运思结果显然是与佛教中观的反本质主义背道而驰的。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在借用了佛教中观的双遣法之后，隋唐重玄学并未偏离自先秦道家和魏晋玄学以来道家思想“崇本论”的基本立场。当然，与前代的道家思想有所不同的是：由于隋唐重玄学借用了佛教中观的双遣法而使得其理论构架变得更为精巧和圆融无碍。二如前所述，隋唐重玄学对于佛教中观的导入并非一场极具颠覆性的范式革命，恰恰相反的是，由于隋唐重玄学对于“道本”的无有规定性的进一步推展更为确凿地证明了“道本”的实存，因而这种变革在道家思想的发展中依然延循了其“崇本论”的基本理路。那么接下来使我们感兴趣的是：隋唐重玄学的所谓“道本”究竟成立于何种意义之上？或者说，在历经了自先秦的“本源”到魏晋玄学的“本体”的嬗变后，隋唐重玄学将以何种面目承续和建设道家的“道本论”？首先，继魏晋玄学将《道德经》中的“道”由本源说抽象为本体说后，隋唐重玄学将魏晋玄学的这一抽象本体进一步推展。在这一推进的过程中，隋唐重玄学不但借鉴了佛教中观的双遣法将其“道”的无可规制性进一步推进（而这一点我们在前文中已详细论及），而且径直将“道”等同于“理”。成玄英可谓隋唐重玄学家中言“理”最为频繁的一位。在他的著作中，道即是理、是“无为之妙理”、“自然之正理”、“玄理”、“真理”等的表述随处可见：道者，虚通之妙理，众生之正性也。[13] 至理无塞，恣物往来，同行万物，故曰道也。[14] 真理既绝于言象，至教亦超于声说，理既常道不可道，教亦可名非常名。[15] 紧跟其后的李荣也基于道的抽象本质将其等同于“理”：（道是）“虚极之理体，不可以有无分其象，不可以上下极其真。”[16]而后代的唐玄宗、杜光庭则无不是沿着这一“道理”说的思路继续前进的： 夫至理精微，玄宗隐奥，虽假言以诠理，终理契而忘言，故了悟者得理而忘言辩说也。[17] 穷极万物深妙之理，究尽生灵所禀之性，物理既穷，生性又尽，以至于一也。[18] 从以上引文可以见出，隋唐重玄学的这个等同于“道”的“理”的一大要义在于其虚通无碍、超绝言相的无有规定性，正如孟安排《道教义枢·道德义》中所说：“道者，理也。……言理者，理实虚无。”[19]而正由于“理”的这种无有规定性，使得它能够遍在于万物之中。正如成玄英所说：“理不逃于物，教亦普遍无偏矣。”[20]在隋唐重玄学的“道理”说中，道与物决不可能仅仅象先秦原始道家那样如母子般血肉相连，因为“理”将不再作为万物的最高生化本源而是一种抽象普遍的存在。不但如此，由于其导入了佛教的本迹说，因而道物之间的关系比起魏晋玄学来说显然更为精致圆融。因为在所谓本迹说中，本既高于迹又不离于迹，本在迹中，迹中现本，本迹不二。运用本迹说阐发作为“理”的道本与万物之间的关系，显然是最合适不过的。成玄英可谓重玄家中援用本迹说最多的：有名，迹也。重玄之道，本自无名，从本降迹，称谓斯起。[21] 无物者，妙本也。夫应机降迹，即可见可闻，复本归根，即无名无相。[22] 在《庄子疏·序》中，他甚至将《庄子》的内外篇分判为本迹之别：“《内》则谈于理本，《外》则语其事迹。”[23]而本迹说自成玄英的一再使用，似乎成为隋唐重玄学描述道物关系的固定用法了。如李荣在《道德真经注》中也说：“顺理则契于妙本，顺俗则同尘降迹。”[24]而唐玄宗则说：“摄迹归本，谓之深妙，若住斯妙，其迹复存，与彼异名等无差别，故寄又玄以遣玄，欲令不滞于玄，本迹两忘，是名无住，无住则了出矣。”[25] 在隋唐重玄学的理论识度中，“迹”是显而易见的，而将“迹”与“本”对举的意义就在于：由可识可见的万物之“迹”中更见出妙本理体的微妙难识，则当然隋唐重玄学的道理说比起魏晋玄学的本体说来是更为精致圆融了。隋唐重玄学将道等同于理并非毫无意义的语言游戏，其意义首先在于：理作为道的无可规制性和普适遍在性从道作为生化之本的本源性中剥离出来并成为了万物的最高本体，不但表明隋唐重玄学的“道本论”区别于原始道家的“本源论”，更意味着其在延循魏晋玄学的本体论时的确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理论转换。因为这个作为万物的最高本体的理将不会再象重玄学家们所指摘的魏晋玄学那样陷落于“有”或“无”的拘禁之中，正如成玄英所说：“理归无滞，既不滞有，亦不滞无。”[26]它将取代任何“有”或“无”的偏执而成为万物之最高本体。尽管如此，我们仍需要一再强调的是：隋唐重玄学的“理”虽然似乎超越了所谓“有”“无”的禁制，但是它仍然是作为万物的最高本体而存在的，虽然隋唐重玄学一再宣称破滞去碍，然而这种似乎颇具革命性的口号却并没有带来对最高本体（道或理）的全面颠覆，亦即：那个自先秦《道德经》以来所一直被道家思想所延循的道本说即使是在借用了佛教中观的双遣双非以后，也仍然在隋唐重玄学的理论建构中贯穿始终。隋唐重玄学将道等同于理的另一种意义在于：如果说隋唐重玄学以前的道教一直将修命作为成仙了道的唯一途径，那么在隋唐重玄学将“理”导入了其道本论以后，所谓的智慧解脱也随之成为了道教修仙论的重要内容。因为既然道就是理，那么修道不单只是命功那样简单，由悟理而契道必将也成为道教修道论的不可或缺的一种途径。如前所述，隋唐重玄学的“理”是沿着魏晋玄学的本质主义而向前推进的。与魏晋玄学将“道” 抽象本质化相区别的是，在先秦道家的《道德经》中，万物之“母”的最高本源——“道”是一种流动的、极富生命力的活象，这个作为万物生化之本源的“道”与万物有着母子般的血肉联系。而自魏晋玄学将道抽象本体化以来，这个作为万物之本的道却似乎在这种纯粹概念的形上标举中流于偏枯和空疏。那么，沿着魏晋玄学本质主义向前发展的隋唐重玄学是否也因其“玄之又玄”的遣滞去执而将其道论最终抽象为一个毫无生气的、干瘪空疏的理体呢？值得庆幸的是，由于道气论的引进，隋唐重玄学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正好相反的回答。在《道德经》中早有“专气致柔”的表述，但是老子对此并未进一步发挥。而相比之下，《庄子》倒是对气要有兴趣得多。在《庄子》中，“气”不但是一般具象的物质，而且还有阴阳之别，如在《秋水》中他说：“自以此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在《天运》中他说：“阴阳者，气之大也。”“受去气而养乎阴阳。”不但如此，《庄子》更有将气视为万物之本源的倾向：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故圣人贵一。[27] 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28] 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29] 在《庄子》看来，万物包括人都是气之所化，人之生则气聚，人之死则气散。他甚至认为“通天下一气耳。”在《大宗师》中庄子称：“伏戏得之（道）以袭气母”，以气为母，则其中的本源意味不言自明。关于气与道的关系在《庄子》中尚未被揭橥出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而将气等同于道，却是自隋唐重玄学肇始的。如前所述，成玄英是隋唐重玄学家中对“道理”说推举最力的，但是即便是成玄英的道本论也未曾否弃过道气说。在注《老子》“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中他说：“专，精专也。炁，道也。致，得也。柔，和也。只为专精道，致得柔和之理，如婴儿之无欲。”[30]在这里，成玄英明确指出道即是炁；而在疏《老子》“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时他说：恍惚中有象，惚恍中有物，中有物即是神，神妙物为名也，虽复非无非有，而有而无，故是妙也。中有象即是炁，虽复非象，非色而为色为象；故是炁也，言道种种变见（现），故不物而物，不象而象也。[31] 虽然成玄英的“道”非有非无，非象非色，但是道却决非一个空疏之“理”所能全部囊括，因为这个即使是被成玄英名之为“妙理”、“玄理”、“理境”的“道”中还是蕴含着万物之生化本源的炁的。唐玄宗在《御注道德经》中，更是径直将道气并称为万物之生化本源：“人既知身是道炁之子，从冲炁而生也，当守道清净，不染妄尘，爱炁养神，使不离散。”[32]其后的杜光庭则干脆说：“道者，虚无之炁也，混浊之宗，乾坤之祖，能有能无， 包罗天地。道本无形，莫之能名。无形之形，是谓真形；无象之象，是谓真象。先天地而不为老，无形而自彰，无象而自立，无为而自化，故曰大道。”[33]隋唐的重玄学不但基于元气作为万物质料的意义将其视为万物之本源，更将“气”等同于一种推动“大道”运行的动力或作用力。而这种“气”的意义在司马承祯的道气论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开展，在《服气精义论》中他说：夫气者，道之几微也。几而动之，微而用之，乃生一焉，故混元全乎太易。夫一者，道之冲凝也。冲而化之，凝而造之，乃生二焉，故天地分乎太极。是以形体立焉，万物与之同禀；精神着焉，万物与之齐受。[34] 司马承祯认为气是道的极微妙的内核与动力之所在，而当这个作为道的内核与动力的气运动起来，道也随之成了一种动态，这样道便在气的推动之下生出太极，然后生化天地和万物。而不论气是作为万物的质料还是生成万物的动力，在隋唐的重玄学中都几乎受到了相当的重视。正是基于此道气同位同体的理论识度，所以隋唐重玄学在将道“理”化的同时，也从来不曾否弃过这个至道妙本的生化之用，于是，这个在魏晋玄学纯粹概念的形上推举中曾被一度干瘪化和空疏化的“道”又在隋唐重玄学的道气论中被重新激活而流动起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不可不谓是对原始道家道论的一种回归： 恍惚中有象，恍惚中有物。非有非无之真，极玄极奥之道，剖一元而开三象，和二气而生万物。[35] 道本包于元炁，元炁分为二仪，二仪分为三才，三才分为五行，五行化生万物。[36]道动，出冲和之气，而用生成。有生成之道，曾不盈满。[37] 然而隋唐重玄学毕竟已不全同于原始道家，因为在原始道家那里，“道”作为生化之本源的意义是道的全部内容。而如前所述，隋唐重玄学是在历经了魏晋玄学的本体说以后再重新导入其道气论的。这就是说，在隋唐重玄学的道体论中，本源论和本体论是同时并存的。这样，隋唐重玄学就将必然遭遇到无论是先秦道家还是魏晋玄学都不曾有过的理论困境，这就是：这两种道本论究竟是谁更为至高无上？抑或两者同样重要？基于重玄学的立场，成玄英以本迹说解决了这一问题：至道妙本，体绝形名，从本降迹，肇生元气。又从元气变生阴阳，于是阳气清浮升而为天，阴气沉浊降而为地。二气升降，和气为人，有三才，次生万物。[38] 在成玄英看来，虽然道在生化万物时可等同于元气，但是这毕竟是有迹可寻的，因而相对于那个超言绝象的“理”化了的道本，这种生化功能只能是迹。在这个关于本和迹的分判中，道理说与道气论的高下之分已不言自明，而集重玄学之大成的杜光庭在他的《道德真经广圣义》中则更为明白地阐发了这一点：其一生化之域，二气之内，阴阳所陶之所也；其二妙有之域，在二气之外，妙无之间也；其三妙无之域，居妙有之外，氤氲始凝，将化于有也；其四妙无之外，谓之道域，非有非无，不穷不极也。[39] 虽然隋唐重玄学并不拒斥道气论，但是本着其遣滞去执的重玄立场，隋唐重玄学是很难将这一似乎落于“有”执的道气说升格为究竟之境的，于是运用本迹说或是四分法将道气说纳入其重玄体系而与道理说同时并存倒也不失为一种两全其美的方便法门，而这种基于重玄立场的圆融和会通使得隋唐重玄学的道本论在延循道家崇本论的基本理路后，最终成为了一种与先秦道家和魏晋玄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崭新的“本源—本体”论。而在此我们需要再一次强调的是：从先秦道家的“本源说”到魏晋玄学的“本质说”，最后再到隋唐重玄学的“本源－本体”论 ，道家思想中崇本的基本立场是从来不曾被否弃的，而这种道家思想的基本立场无疑是与佛教、特别是中观思想的反本质主义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的。注释：--------------------------------------------------------------------------------[1] 《老子·四十章》[2] 《老子·十四章》[3] 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中国哲学》，第13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4] 《道德真经玄德纂疏》卷一引，《道藏》第十三册，第三六一页。[5] 63《本际经》卷四，《道性品》。[6] 《道德真经疏》卷四，《道藏》第十一册，第七七五页。[7] 《道藏》第十四册，第三三八页。[8] 印顺：《中观今论》199-200页，台北：正闻出版社，1992修订1版。[9]《道德真经玄德篡疏》卷四，《道藏》第十三册，第四零七页。[10]《道德真经玄德篡疏》卷一，《道藏》第十三册，第三六零页。[11]《道德真经玄德纂疏》卷一二，《道藏》第十三册，第四五七页。[12]《道德真经疏》卷四，《道藏》第十一册，第七七五页。[13]《道德经义疏》卷下，蒙文通著《道书辑校十种》第五零二页，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14]《庄子·天地》疏，郭庆藩撰《庄子集释》第二册，第四零五页。[15]《道德经义疏》卷上，《道书集校十种》第三六七页。[16]《道德真经玄德纂疏》卷三，《道藏》》第十三册，第三五八页。[17]《御疏道德经》卷八，《道藏》第十一册，第七九三页。[18]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一，《道藏》第十四册，第三一一页。 [19] 《道藏》第二十四册，第八零四页。[20] 《庄子·知北游》疏，郭庆藩撰《庄子集释》第三册，第七五一页。[21] 《道德经义疏》卷上，《道书辑校十种》第三七六页。[22] 《道德经义疏》卷上, 《道书辑校十种》第四零三页。[23] 郭庆藩撰《庄子集释》第一册，第六页。[24] 《道德真经注》，《道藏》的十四册，第三八零页。[25] 《御疏道德真经》卷一，《道藏》第十一册，第七五零页。[26] 《道德经义疏》卷上，《道书辑校十种》第三七七页。[27] 《庄子·知北游》。[28] 《庄子·至乐篇》。[29] 《庄子·知北游》。[30] 《道德经义疏》卷上，《道书辑校十种》第三九四页。[31] 《道德经义疏》卷上，《道书辑校十种》第四一八页。[32] 《御疏道德真经》卷七，《道藏》第十一册，第七八九页。[33] 《老子说常清静经》注，《道藏》第十七册，第一八三页。[34] 《道藏》第十八册，第四四七页。[35] 《道德真经玄德纂疏》卷一二，《道藏》第十三册，第四五七页。[36] 《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道藏》第十七册，第一八四页。[37] 《御注道德真经》卷一，《道藏》第十一册，第七一七页。[38] 《道德真经玄德篡疏》卷一二，《道藏》第十三册，第四五七页。[39]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二一，《道藏》第十四册，第四一五页。
玄学与中国传统哲学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玄学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历史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它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乃至整个传统文化）的某些基本性格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在沟通当时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也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这篇文章中，我不可能全面来评论玄学的历史作用和地位，而只想就两个题目来谈一谈玄学在形成中国传统哲学的某些基本性格方面的贡献。一是玄学的"自然合理"论，一是玄学的"忘言得意"论。前者，确立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理论形态；而后者，则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中最主要的思维方式之一。玄学的"自然合理"论玄学的理论体系以儒道融合为其基本特征，这在学术界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关于玄学究竟是以儒为主？还是以道为主？是儒表道里，还是道表儒里？则有各种不同的分析和结论。因此，在学术界中有的称玄学为"新道家"，有的则称玄学为"新儒家"。这两种称呼，各自都有充分的史料作为根据，因而都是有道理的，也都可以成立。但是，我认为，玄学就是玄学，不必再冠以"新儒家"或"新道家"等称号，以至造成人们对玄学的某种先入为主的偏面之见。大家知道，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是玄学讨论的中心题目之一。而这两者（名教、自然）分别是道家和儒家理论上的主题，也是两家矛盾、争议的焦点所在。玄学在理论上的任务，就是如何使自然与名教最和谐地统一起来。在这方面，玄学家们作出了特殊的理论贡献。王弼所谓圣人体无，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故恒致归于无，已表明了他将儒道有无之说熔于一炉的理论特色。玄学发展到了郭象，高唱"内圣外王"之道，论证所谓"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庄子•逍遥游注》），则更是将儒道两家的理论主题--名教与自然，融合到了无法再分你我的极高明地步。这一点正是玄学在理论上的最根本特色，因此在南北朝时期即已玄儒并称，玄道同言了。如果一定再要把玄学加以分析，将其定性为"新儒家"或"新道家"，那末反而会使玄学本身十分鲜明的特色失去光辉。玄学融合儒道的理论，以自然与名教为中心，深入地讨论了有无、本末、性命、物理、圣王等问题。对于这些具体问题的分析和论证，玄学家们有同有异，从而形成了玄学内部的不同派别。对此本文不准备作详细讨论。我只是想指出，不管这些玄学家们在具体问题上有多少异同，然而他们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理论特点，即采用"自然"而"合理"的理论形态来论证上述各种具体问题。王弼玄学的主题是"以无为本"，这里所谓"无"的基本内容之一是指"顺自然"（《老子》三十七章"道常无为"句注）。他认为，"万物以自然为性"（同上二十九章注），因此"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天地不为兽生刍，而兽食刍；不为人生狗，而人食狗。无为于万物而万物各适其所用，则莫不赡矣"（同上五章注）。同样，与此相关的另一个主题，即"圣人体无"，则是要求"圣人达自然之性，畅万物之情"，"因而不为，顺而不施"（同上二十九章注）。"辅万物之自然而不为始"（二十七章注）。总之，"天地之中，荡然任自然"（五章注）。这是宇宙、人生的根本法则，只有任其自然，才合万物之本性。万物是有理的，万物之自然本性也就是它的理。换句话说，万物的本性也就是自然而合理的。所以他在指出"物无妄然，必由其理"（《周易略例•明彖》）的同时，反复强调这样一点，即他认为，一切事物均"自然已足，益之则忧。故续凫之足，何异截鹤之胫？"（二十章注）又说："自然之质，各定其分。短者不为不足，长者不为有余，损益将何加焉？"（《周易•损卦•彖传注》）玄学的另一位主要代表郭象，不讲"以无为本"，而以"独化自足"为其学说的主旨。但是，郭象在论证其"独化自足"的主旨时，所采用的理论形态则同样是"自然"而"合理"论。郭象是明确宣布"造物无物"（《庄子序》）的，其结论自然是"物皆自然，无使物然"（《齐物论注》）。如果说，王弼在论证万物的自然发生和存在时，强调一个统一的必然的根据的话，那末郭象在论述万物的自然发生和存在时，则强调"物之自造"（《庄子序》），即事物各自的独立自得，而否定一个统一的根据。从郭象反复申述"物之生也，莫不块然而自生"（《齐物论注》），"掘然自得"（《大宗师注》），"忽然而自尔"（《知北游注》）等等来看，似乎郭象否定了事物发生和存在的必然之理。其实不然，他同样十分强调各个事物自然所得之性，并非自己可以决定或更改的。如所谓"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养生主注》）。又如说："大物必自生于大处，大处亦必自生此大物，理固自然。"（《逍遥游注》）这也就是说，事物虽自生自得，而这种自生自得也是有其自然而必然之理的。所以，郭象不仅承认事事物物都有其必然之理（如说"物物有理，事事有宜。"《齐物论注》），同时也认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虽是"自然相生"的，但又是"不可一日而相无"的（《大宗师注》），这是一种"必至之势"（《胠箧注》）的体现。这就如同"君臣上下，手足内外，乃天理自然，岂真人之所为哉！"（《齐物论注》）由此，他又说："顾自然之理，行则影从，言则响随。"而归根结蒂也是由于"物无妄然，皆天地之会，至理所趣。"（《德充符注》）就这方面来说，郭象与王弼的观点是一致的。至此，我想玄学"自然合理"论的理论形态已十分清楚了。这种"自然合理"论的理论特征是，通过顺物自然之性（王弼说），或自足其自得之性（郭象说），来论证事物各自地位的合理性，以及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合理性。玄学家王弼和郭象都肯定"物无妄然"，认为事物都有其"所以然之理"，即一种必然性。而这种"所以然之理"的根本特性，在玄学理论中也就是"自然而然"。王弼说："自然，其瑞兆不可得而见也，其意趣不可得而睹也。"（《老子》十七章注）郭象说："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庄子•逍遥游注》）就这一点来说："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老子》二十一章注）。但是，此所以然之理又不是全然不可知的。所以王弼又说："识物之动，则其所以然之理皆可知也。"（《周易》乾文言注）这是说，所以然之理体现在事事物物的性用之中，通过观察事物之性用，则其所以然之理也就可以把握了。由于玄学家们还不能完全正确解释事物的所以然之理，同时也由于他们所处时代的限制，在他们的理论中存在着严重的命定论内容。但是，我们应当看到，他们把命归于"自然合理"之自性，而没有把命归之于造物主的决定，这在理论思维上是有重要意义的。就此而言，玄学的"自然合理"论是一种具有理性思辨形式的理论形态。正是这种理论形态，在改变两汉的神学目的论的理论形态，以及开创宋明理学的理论形态，以至确立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性格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与西方传统哲学和文化相比较，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中宗教的色彩相对地比较淡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表现为一种非宗教的特征。它在内容上表现为注重人事、注重现世，因而伦理的和政治的成分十分突出。而在理论形态上，则表现为强调自然本性的合理（或合于天理），注重理性的自觉。过去，人们在分析中国哲学或文化这一非宗教传统的特征时，往往追溯到先秦儒家的传统上去。经常引用《论语》中孔子的话，诸如"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进》），"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雍也》），等等作为证明。我们不能否认，孔子上述言论对中国传统哲学非宗教特征的形成，确实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是我认为，对于中国哲学或文化非宗教化发展起关键作用的，是由魏晋玄学所建立起来的"自然合理"论。从儒家孔孟思想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人格化的上帝（神）已基本消失。但也不可否认其中仍保留了非人格的意志之天，天命观念相当严重。汉代的今文经学家可以说是着重地发挥了儒家的天命观。他们吸收阴阳五行，以及象数纬候等学说，炮制了一套相当精致的天人感应理论，把儒家的天命观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西汉著名的今文经学家董仲舒，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 董仲舒举出孔子说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一语，并且明确地定义说："命者，天之令也"（《汉书•董仲舒传》），"王者，必受命而后王。"（《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因而，他认为，王者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承天意以从事"，"承天意以顺命"（《汉书•董仲舒传》）。他还认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即人类社会一切最基本的政治制度、道德规范，都源于天。他声言，"天虽不言，其欲赡足之意可见也。"（同上《诸侯》）推而广之，人的一切行为，特别是人君的行为，都会引起天的反响（感应），或呈瑞祥，或降灾异，从而显示天意、天命。总之，在董仲舒眼中，天是"百神之大君"（同上《郊祭》），天除了无人格形象外，其至高无上的绝对地位和意志，比之殷周时期的上帝，诚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从董仲舒起，还开始了一个神化圣人（圣王）的"造神"运动。董仲舒说："唯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同上《重政》），"圣人能系心于微而致之著也"（同上《二瑞》）。这就是说，只有圣人能沟通天与万物和百姓之间的关系。他特别推尊孔子，认为"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物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同上《俞序》），把孔子打扮成一个为万世立法的教主。这种动向到了纬书和《白虎通》中更有进一步的发展。圣人不仅在智慧上不同凡人，而且在外貌上也与众不同。《白虎通•圣人》篇中不仅鼓吹"非圣不能受命"，圣人"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等等，而且还特别强调"圣人皆有异表"。诸如"尧眉八彩"，"禹耳三漏"，"皋陶鸟喙"，"文王四乳"，"周公背偻"，"孔子反宇"等等。而在某些纬书中，这些圣人的形象就更是神奇古怪了。如《孝经纬》中描述的孔子容貌是："海口"、"牛唇"、"虎掌"、"龟脊"、"辅喉"、"骈齿"等等。按照这种描述，孔子已完全超出了凡人的范围，而升入了神的行列。于是，又出现了孔子为黑帝之子的神话。此外，东汉光武帝建武初（公元24年）召令尹敏、薛汉等校定图谶，至中元元年（公元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从此，谶纬被统一起来，作为东汉王朝官定的辅助儒家经典的文献，使儒家经典也神学化了。由此可见，从董仲舒，经谶纬，至《白虎通》，两汉今文经学制造了至高神（天）、经书（谶纬）、教主（圣人、孔子）等，走的是一条企图把儒家变为宗教（儒教）的道路。两汉时期的古文经学派，缺乏理论，在思想上的影响是无法与今文经学派相匹敌的。两汉之际的杨雄、桓谭，东汉的王充等，特别是王充的《论衡》一书，着重发挥了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从理论上有力地批驳了今文经学的神学目的论，是有着重要历史意义的。但是由于王充这本书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没有能够广泛流传，其影响也不足以遏止今文经学把儒学宗教化的趋向。 玄学趁西汉经学之弊而起，接过王充自然无为的理论，但是作了重要的改造。王充的自然无为论有以下主要特点：一是建立在气为天地万物之本的基础之上的，二是主要从宇宙万物生成方面来论述的，三是针对神学目的论，而强调自然无为的偶然性。玄学主要不从气化方面论天地万物之生成，而是主张"归一于无"或"独化自足"。因此，玄学所说的自然无为，不是指某一实体的特性，而主要是指一种普遍的、客观的、抽象的必然性，或者说是决定一种事物得以生成、存在，以及与他种事物之间构成某种关系的所以然之理。就这一点说，玄学在理论上克服了王充自然无为论中过分注重偶然性的缺陷。这样，玄学既以自然无为论否定了两汉今文经学的神学目的论，又以"物无妄然，必由其理"，肯定了事物存在的客观规定性和必然性。玄学把自然无为推演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抽象的必然之"理"，对于东晋以后的名教理论，以至于宋明理学的以理为本的哲学体系的确立，是有重要影响的。如东晋袁宏作《三国名臣赞》，在夏侯太初赞中就说道："君亲自然，匪由名教"（《晋书•袁宏传》）。又如《宋书》《傅隆传》载其《议黄初妻罪》文中有云："原夫礼律之典，盖本之自然，求之情理，非从天堕，非从地出。"总之，大都强调礼律名教出自人的自然性情，是自然合理者。理学创始人之一的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二程外书》卷十二）但是，我们从他们对天理的解说来看，理学的天理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玄学的启发。这样说，大概不能说过分或牵强。如程门高弟谢良佐曾说："所谓天理者，自然底道理"，"学者只须明天理是自然的道理，移易不得。"（《上蔡语录》卷上）这里明确地强调了天理即是自然的道理，与玄学所讲的"自然"而"合理"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理学家确认万物皆有理，一物有一物之理，而这些理都是自然的、必然的。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可以说俯拾皆是。如程颢说："万物皆有理，顺之则易，逆之则难。各循其理，何劳于己力哉？"（《二程遗书》卷十一）这与王弼、郭象之说，何其相似！程颐则更是把自然之理推广到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中去。如说："气有淳漓，自然之理。"（同上卷十五），"动极则阳生，自然之理也"，"生生之谓易，理自然如此。"（同上卷十八）"道二，仁与不仁而已，自然之理如此。"（同上卷十五）"质必有文，自然之理。"（《程氏易传》卷二贲卦彖传注）"自古治必因乱，乱则升治，理自然也。"（同上蛊卦卦辞注）"夫满则不受，虚则来物，理自然也。"（同上卷三益卦六二爻辞注）同样，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也十分强调理的自然而必然。如他说："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当然也。自然合理，故曰乐天。"（《孟子•梁惠王下》注）"愚谓，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顺而循之，则为大智，若用小智而凿之以自私，则害于性而反为不智。"（《孟子•离娄下》注）。在宋明理学时代，哲学中有气本、理本、心本等不同的学派，他们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的差别，有的甚至于对立。因而对于理的地位、作用等看法也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在理具有自然而必然性这一点上，各派基本一致。这以至于到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和以后的戴震那里，也仍然是这样的。当然，关于理的理论，宋明理学比之于玄学要丰富得多，深刻得多。如果说在玄学那里还只是一株小苗，而到理学那里则已长成一棵参天大树了。但是，关于理的基本性格，即作为事物之所以然，既是必然的，又是自然的；理即顺物自然，顺物自然即是合理等等则在玄学那里就已基本确定了。这正是玄学在中国传统哲学（以至文化）中所具有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玄学的"忘言得意"论忘言而得意，是玄学在认识方法上提出的一个主要观点，它与当时的言意之辨有密切的关系。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论稿》的《言意之辨》一文中说："夫具体之迹象，可道者也；抽象之本体，无名绝言而以意会者也。迹象本体之分，由于言意之辨。依言意之辨，普遍推广，而使之为一般论理之准量，则实为玄学家所发现之新眼光，新方法。"并认为，"玄学统系之建立，有赖于言意之辨。"汤先生的这一番分析是很重要的。在当时的言意之辨中，关于言意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认为言尽意，其主要代表为欧阳建。他认为，言与意的关系"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矣。苟其不二，则言无不尽矣。"（《言尽意论》）他还说："诚以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辨。"也就是说，言能尽意，离言不能得意。二、认为言不尽意，以荀粲、张韩、郭象等为代表。如荀粲认为："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三国志•魏志》卷十《荀彧传》注引何劭《荀粲传》）张韩则更主张不用舌。他说："卷舌翕气，安得畅理？余以留意于言，不如留意于不言。"（《全晋文》卷一?七，《不用舌论》）郭象则说："意尽形教，岂知我之独化于玄冥之境哉！"（《徐无鬼注》）"不能忘言而存意则不足"，"故求之于言意之表面后至焉。"（《则阳注》）此派对言象持根本否定态度，因而强调"意会"和"冥合"。三、认为言以出意，得意在忘象，以王弼为代表。如他明确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他还认为，"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所以，此派对于言象的作用并不完全否定，而是认为言象只是出意的工具，如果停留在言象上，就不可能得其意，因此必须忘言忘象，"乃得意者也"。（以上均见《周易略例•明象》）其主旨在于强调通过言象去得意。上述二、三两种观点由于均为重意轻言象，以强调得意为主，因此常被混为一谈，而不作分别。我们这里所说的玄学"忘言得意"的方法，也是综合这两者的意思而言的。关于忘言得意的方法在当时学术思想界中所起的作用，汤用彤先生在上述一文中，从五个方面作了详细的论述。即：一、用于经籍之解释；二、契合于玄学之宗旨；三、会通儒道两家之学；四、于名士之立身行事亦有影响；五、对佛教翻译、解经亦有重要影响。对于这些本文不准备重复，以下只想就玄学阐发的"忘言得意"论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思维方式之一，对于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影响，补充一些意见。忘言得意的方法，主要是从探求对于事物现象之本源、根据的认识中提出来的。玄学作为一种玄远之学，诚如汤用彤先生所分析的那样，"论天道则不拘于构成质料，而进探本体存在。论人事则轻忽有形之迹。而专期神理之妙用。"这一点，可以以王弼之说为证。如他说："夫欲定物之本者，则虽近必自远以证其始。夫欲明物之所由者，则虽显而必自幽以叙其本。"（《老子指略》）这里所谓的"本"、"始"也就是他所谓的无形无象、无称无名的道。郭象也同样强调，欲求圣人之道，不应停留在有形之"迹"上，而应当进而把握其"无迹"之"所以迹"。因此，忘言得意的实质，也就是要求人们不要停留在事物的迹象上，而要深入到事物的内部去把握其根本。就这方面说，玄学的"得意"之论，反映了人们对于宇宙、社会认识的深化的要求，"忘言"（"借言"）以"得意"，即是取得这种深化认识的玄学方法。"得意"之论，在王弼那里还是肯定要通过言象去获得的，这从他的"故可寻象以观意"（《周易略例•明象》），以及本文上引他所说的"识物之动，则其所以然之理皆可知也"等论述中都可以得到证明。但是，到了郭象那里则不仅仅讲"寄言以出意"了（《山木》注），而是更多地强调通过"超言绝象"的"冥合"去"得意"。他说："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极，循而直往，则冥然自合。"（《齐物论》注）又说："至理之极，但当冥之，则得其枢要也。"（《徐无鬼》注）郭象的自然冥合论是一种通过主体修养，使主客体合而为一的自证、意会的方法，它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 后人所解理的玄学"忘言得意"论，常常是合王弼、郭象两者的方法而言的。无论是因言象而得意，还是超言象而会意（冥合），其中的关键都在于强调要充分发挥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没有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是不可能得意的，而得意之深浅，又与认识主体的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此而言，这种认识方法包含了由外而内，由内而外，得之于外，证之于内，内外合一，主客通明的过程。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法中的一些最重要的特点。我认为，著名理学家朱熹在论述"即物穷理"时所说的那一番话，即"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大学注》）正是对于王弼、郭象"得意"论思维方法的继承和进一步的发展。玄学的"忘言得意"论不仅在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方法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创作论和欣赏论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得意"是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最主要特点之一。在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中，认为文学艺术的创作，最重要的是"立意"。这里所谓的"意"，从字面上说是泛指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而进一步具体地讲，这种思想内容往往又是指带有某种一定倾向的、一个历史时期的最根本的政治、伦理之道。三国时吴郡著名文学家陆机（261-303）在其《文赋》一文中就说道："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常常担心自己的意思（认识）不能符合事物的实际情况，而所写的文章又不能完全表达出这些思想内容。这里的"意"虽然还是比较笼统地指一般的思想内容，但也可以看出，他是把表达"意"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的。在梁刘勰的名著《文心雕龙》《原道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这里所说的道，既有"观天文以极变"的自然之道的含义，也有"察人文以成化"的社会政治、伦理之道。这句话的意思是，"道"通过圣人而流传于文章中，圣人借助文章来阐发"道"。这里已经表露出了文是用以明道的意思。沿此而进，到了北宋的周敦颐那里，就十分明确地提出了这样的命题，即"文所以载道也"。（《通书•文辞》）"达意"、"明道"、"载道"，都是从文学、艺术思想内容方面来说的，而从文章、诗歌（特别是在一些形象性的艺术作品中，如绘画、书法、戏曲等）的技巧表现上来讲，则即是人们常说的贵在"传神"（晋代著名画家顾恺之就明确提出绘画应当"以形写神"）。上述各点构成了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创作论上的最主要的理论和特点，而这些理论的形成又是与玄学"得意"论的影响分不开的。比起对文学艺术创作论的影响来说，玄学"忘言得意"论对于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欣赏论的影响，更为巨大。对于文学艺术，中国传统的欣赏习惯，最注重于得意于言外（形外），喜欢那些"意犹未尽"、"回味无穷"的文学艺术作品。因而对于那种只能就眼前呈现的形象来评论文学艺术的人，则认为根本不够一个真正欣赏者的资格。如北宋文学家苏轼（东坡）在一首论画诗中写道："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书鄢陵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之一，见中华书局1982年版《苏轼诗集》卷29）不仅如此，人们在观赏中所得到的"真意"（包括对文艺作品的观赏和对自然风光的观赏），也往往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的，而是超出言语之外，而靠自我去心领神会。如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365-427），在他那首脍炙人口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诗中，其最后两句就说明了这样的观赏特点。诗曰："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是说，他当时在十分轻松自在（"悠然"）的心情中所领略到的"南山"风光："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其中的"真意"，是无法用语言表述清楚的，而只有忘却语言，去自我体会、回味。 中国传统的文艺欣赏中，最喜欢谈"诗情画意"，"韵味"（"气韵"、"神韵"等）、"境界"等等，都不是停留在表面言象上所能领略到的，也不是语言、形象所能明白表达的，真所谓"只可意会，不能言传"。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不拘泥于言象，而注重于得意的欣赏论，给文学艺术欣赏者带来了极大的自由性。同一作品，同一自然风光，不同的欣赏者从不同的角度去观赏，用不同的心情去体会，结果对于作品所包含之意，以及各人所得之意，往往相去甚远。而且，即使是同一人欣赏同一作品或自然风光，在不同的环境和心情下，也往往前后有极大不同的体会和所得。借用一句中国的老话来讲，即所谓"诗无达诂"。在这里，欣赏者可以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以至可以完全离开创作者的原意，而体会出另一种新意来。在玄学"忘言得意"论影响下形成的这些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创作论、欣赏论上的特点，构成了中国古典文学艺术中以表现主义为主的鲜明特点和传统。玄学的"忘言得意"论，无论在认识的思维方法上，还是在文学艺术的欣赏习惯上，都表现出一定的主观随意性。这从一方面来说，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中缺乏精确性的弱点、缺点，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却又反映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的主观能动性和灵活性，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起到解放思想的作用。如玄学本身，即是借用这种思维方式，把人们的思想从两汉今文经学的荒诞和古文经学的繁琐中解放出来。从而开创了一种简约而深邃的义理之学。宋明理学正是继承着这一方法而发展起来的。 玄学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以至整个文化）发展的深远影响，远不止本文以上所列两点，本文只是希望起一抛砖引玉的作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玄学：道家：
杜甫（公元712--770），汉族，字子美，河南巩县（今郑州巩义）人，世称杜工部、杜拾遗，自号少陵野老，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诗圣，世界文化名人，与李白并称“李杜”。杜甫祖籍襄阳（今湖北襄樊市），远祖为晋代功名显赫的杜预，乃祖为初唐诗人杜审言，杜甫本人出生于河南巩县（今郑州巩义）。杜甫曾任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被誉为“诗史”。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被后世尊为“诗圣”。杜甫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别”，并有《杜工部集》传世；其中“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杜甫的诗对后世影响深远。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以最普通的老百姓为主角，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生平详见《旧唐书》卷一九〇。 “三吏”、“三别”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杰作。它真实地描写了特定环境下的县吏、关吏、老妇、老翁、新娘、征夫等人的思想、感情、行动、语言，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现实和广大劳动人民深重的灾难和痛苦，展示给人们一幕幕凄惨的人生悲剧。在这些人生苦难的描述中，一方面，诗人对饱受苦难的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对官吏给于人民的奴役和迫害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他又拥护王朝的平乱战争，希望人民忍受苦难，与王朝合作平定叛乱。这种复杂、矛盾的思想是符合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面貌的。 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是杜甫到成都后的住所。
我也是霸州一中的 找到了杜甫眼中的人间疾苦杜甫的诗歌一向以雄浑顿阔的风格著称，中国千年诗坛上还没有一个人能以如此的大气磅礴、深沉博爱和他平起平坐。李白虽然飘逸脱俗、高高在上，但没有杜甫的博爱。苏轼虽然才华横溢，激情豪放，但没有杜甫的深沉。我每每读起杜甫的诗，不仅被他那炉火纯青的诗歌才华所服膺，更被他那颗崇高、善良的灵魂深深地打动了，有时竟为他的怀才不遇感到愤愤不平，有时为他那多蹇的命运感到深深的同情，更为他那种虽九死而不悔的执着振臂高呼，激情澎湃。有时我不禁地问：杜甫既然得不到狗皇帝的信任，那就算了，干脆学李白那样，不做官了，过着“散发弄扁舟”的隐士生活，倒也落着个清净闲适。况且他还可以凭借着年轻时的盛名为自己捞点好处颐养天年是不成问题的。他早年的结交多是一些政治、文坛上的大腕人物，再加上他那显赫的家族史，足以使他有条件过着处尊忘忧的贵族生活。然而他却“笨”得很，偏偏不走这条路，他好象天生就像耶酥、释珈磨尼那样为拯救苍生甘愿承担痛苦，他很自觉地走上了那条承担痛苦的不归之路。在漫长的旅途中，他经历了凄惨的战乱，刻骨铭心的骨肉分离，极度恐慌的大逃难，亲朋好友的分离聚散，疾病的折磨，他亲眼看到了战乱给天下苍生带来的深重的苦难，看到了他所誓死效忠的唐王朝一天天地走向自我毁灭，看到了自己这一生注定难酬壮志的悲惨人生。总之，人世间所有最悲惨的事情他都经历过，尝试过，品尝过，吞咽过。这么多的苦难岂非常人所能包容呢？然而杜甫的伟大独特之处就在于他的博爱容忍了这些凄风苦雨、装下了那么多的人间悲苦，然后用他最深沉的声音唱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诗歌。人们至今还被这个崇高的灵魂所吸引着、感动着。“诗圣”这个响当当的荣誉称号，他绝对是当之无愧的，舍他还有谁能够负得起这个沉重的称号呢？杜甫的诗歌多采用境界开阔的意象，他总是从大处落笔，或如燕赵之士慷慨悲歌，易水送寒，或如北方游牧少年策马奔腾，谈笑风生，或如才气纵横、壮志满怀的志士目极八荒，壮志凌云，或如不可一世的魏武曹操包举宇宙，囊括乾坤，或如英雄暮年虽年老，仍强打万丈豪情，其勇绝不输少年时代的血气方刚。十四五岁的杜甫气概就与众不同，有诗为证： 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俗物皆茫茫。 试问除了杜甫，谁又能年纪轻轻就写出这样睥睨八极，霸气十足的诗来呢？即使有也是强装出来的，让人一看就知道底气不足。而杜甫确实是有资本的，他的狂是天然的。少年杜甫，从七八岁起一直到弱冠，都是在枯燥的书斋里度过的。他少了与外界的接触，同时也少了很多世俗味，书斋虽小，但他的世界却很丰富。可以说，书斋是个没有时春夏秋冬，寒暑交替的永恒世界，杜二在这里看到了永恒，沿着上下五千年的绳索，他看到了屈原、贾宜、诸葛亮，还有庾开府、何逊、谢灵运等，更使他感到骄傲的是他在史书上看到了他那文治武功都赫赫有名的十三世祖杜预，还有他的祖父杜审言——初唐大名鼎鼎的宰相，“文章当得屈宋做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如此显赫的家族史，怎能不让他产生一种高高在上的精英意识呢？所以当前辈诗坛领袖催尚、魏启心称赞他的文章可压倒杨雄、班固时，他也默认了，他当之无愧的。这种高高在上的精英意识很自然地溶入到他的诗歌里，他在诗的国度里，他就像一位天神，鸟瞰着人间的一切，他不仅熟悉这个世界的过去，更清楚如何构建世界的未来。他是他那个时代独一无二的天才。二十岁的子美带着匡扶社稷的志向，远离家乡，游历四方，寻求功名。二十四岁的子美登临巍峨挺拔、突兀而起的泰山，就雄心四起，写下了千古传诵的《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看来，他这次的出游，是铁了心要干番轰轰烈烈、名垂青史的大事，而且是那么的有信心。这段时期，杜二的诗歌明显有一种建安风骨，积极进取，信心十足。这一时期的诗歌多数是写快马、苍鹰之类让他意气奋发的动物，如“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房兵曹胡马〉），“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画鹰〉）。 然而，自古英雄磨难多，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受到了他根本没有预料到的冷落和打击。二十四岁的子美在洛阳考功名落第了。虽然，他并没有因此自卑，因为他知道那些考上去的士子他们的小脚文章哪能和自己比呢，但是他确实失去了一次难能可贵的为官的好机会，毕竟他也是个没落的贵族士子，没有皇亲国戚的提拔，也没有得到达官显贵的重视，子美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最好的办法还是通过科举走上仕途。这是没有办法的，谁叫他生活在科举盛行的唐朝呢？然而他对科举实在很不屑，同时，狭小的科举场也容不下子美“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让一般士子看了就汗颜的天才。杜甫毫不犹豫的放弃洛阳的功名，直奔他日夜盼望的长安城，希望在那里能够像历史上的诸葛亮一样，得到唐皇帝的信任和重用，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可是英雄的命运注定是悲惨的。他在长安的十年，不仅没有捞到半点功名，而且还寄人篱下，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生活。最后他的自尊受不了，不得不离开他曾经神往的长安城，开始漂泊四海，浪迹江湖。 他的这次出游，是唐王朝开始由盛转衰的最后十年，在这十年里，那些达官显贵，尤其是那群皇亲国戚都过着糜烂腐朽的生活。昏庸无能的玄宗宠信杨贵妃，荒淫糜烂，耽于政事；那奸相杨国忠、李林甫搬弄是非，淆乱朝纲，杀害忠良，几乎葬送了李唐天下；北边的野心家安禄山正在磨刀霍霍，准备改朝换代。还有西边的吐蕃、回纥也在虎视眈眈。这一切，亡国的征兆，杜甫看在眼里，痛在心上。有爱才有恨，有热爱才有憎恨。对于唐玄宗的荒淫误国，杜甫是毫不留情面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句醒世警言写的如此的露骨、如此的激愤，如果他对天下苍生没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怜悯之心，如果他对李唐天下缺乏强烈的责任感，他能如此激愤、忧虑、大胆吗？“诗圣”这顶帽子，只有他一个人才能戴的起！除了他，谁都没资格，谁都戴不起！ 公元756 年，唐王朝终于在它长期埋下祸根、国家积贫积弱的形势下爆发了一场导致它从此走向衰落的内乱。俗话说：“乱世出英雄。”、“乱世识忠良。”杜甫原本就有管乐之才干，苏武之忠节，像他这样的奇能异士不在乱世建立奇功伟业，那真是历史的悲哀。事实证明唐王朝确实病入膏肓，无药可救。唐肃宗虽有力挽狂澜、王朝中兴的决心，然而终究能力有限，再加上是非不分，听信谗言，任用小人，排挤忠良，杜甫也在这些不必要的权力斗争中丧失了报效国家、中兴唐朝的机会，而且彻彻底底地丧失了，从此历史上就少了一位中兴名臣，添了一位悲情诗人。或许历史就是因为有了像屈原和杜甫这类为了追求光明理想，虽九死而不悔的仁人志士才显现出他它的伟大，它的光辉，它的魅力。杜甫那发自肺腑的诗歌，总是刺激着人类那根善良博爱的神经，读来不禁潸然泪下。那首〈登高〉至今还在后人的耳边荡气回肠。 风急天高鸟飞回，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做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我特地要提一下历史上的一位伟人，是他，只有他可以牵动杜甫那根独特的神经，人们可以通过看他的一生就能想象杜甫如果被皇帝重用将会是什么样子，他就是“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的诸葛亮。杜甫对诸葛亮的崇拜简直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有诗为证：诸葛大名垂宇宙，忠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 万古云霄一羽毛。 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一种崇敬之情流于诗表，杜甫还有很多诗歌都是颂扬诸葛亮其人其事，杜甫一生都在效仿诸葛亮，对自己的报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江汉〉写于他逝世前两年，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公远，永夜月同孤。落日心尤壮，秋风病欲苏。古来存老马，何必取长途。 这首诗是杜甫一生的漂泊史、血泪史，读罢掩卷，不忍再想象下去了。 在杜甫后半辈子流浪的生涯中，那些弃妇、少年得志但晚年魄的故友总是拉动着杜甫那根敏感酸苦的心弦，他对这些人实在太敏感了，他每遇到这样的人，他总是要吟诗挽唱。〈佳人〉写的凄切哀婉，如果没有倾注了他自己感时不遇的悲愤之情，是绝对写不出来的。“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岁暮将终，壮志仍未伸展的杜甫在落花时节遇到了当年红顶一时，如今却穷困潦倒的著名歌手李龟年，他再忍不住了，他不发牢骚怎么行呢？。还有一代名画师曹霸、一代大文豪郑虔、还有他的莫逆李白、高适，这些好友相继落魄不得志，一个个先他而逝，给他的精神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使得他的晚年遭受了人世间最大的悲哀，“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这是杜甫在经历了风雨飘零、尝透了人间种种苦难的一生后发出的最惨痛的嘶喊，这声音犹如杜鹃啼血，嘶哑而深沉。这歌声震动了那个黑暗时代的每个角落，这歌声浸入到每个炎黄之孙的心灵里面。这歌声穿洋过海，传到了世界七大洲，；陶移着大洋彼岸的人们的情操。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那段历史的不幸给造就了杜甫的不幸，然而杜甫的不幸却光辉灿烂了那一段历史，使后世看到，那个时代除了血泪、卑污之外，还有崇高和光明，这就是我读杜甫诗最大的心灵收获
唐代诗人。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因曾居长安城南少陵，在成都被严武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称之为杜少陵，杜工部。 杜甫生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是著名诗人杜审言之孙。7岁学诗，15岁扬名。20岁以后可分4个时期。 玄宗开元十九年（731）至天宝四载（745），杜甫过着“裘马清狂”的浪漫生活。曾先后漫游吴越和齐赵一带。其间赴洛阳考进士失败。天宝三载，在洛阳与李白结为挚友。次年秋分手，再未相会。杜甫此期诗作现存20余首，多是五律和五古，以《望岳》为代表。 天宝五载至十四载，杜甫困守长安，穷困潦倒。他不断投献权贵，以求仕进。六载曾应试“制举”；十载献“大礼赋”三篇得玄宗赏识，命宰相试文章；但均无结果。直到十四载十月，安史之乱前一个月，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之职。仕途的失意沉沦和个人的饥寒交迫使他比较客观地认识到了统治者的腐败和人民的苦难，使他逐渐成为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创作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产生了《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样的不朽名篇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警世之句。此期流传下来的诗大约100首，其中大都是五七言古体诗。 肃宗至德元载（756）至乾元二年（759），安史之乱最盛。杜甫也尽历艰危，但创作成就很大。长安陷落后，他北上灵武投奔肃宗，但半路被俘，陷贼中近半年，后冒死从长安逃归凤翔肃宗行在，受左拾遗。不久因房案直谏忤旨，几近一死。长安收复后，回京任原职。758年5月，外贬华州司功参军，永别长安。此时期的杜甫，对现实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先后写出了《悲陈陶》、《春望》、《北征》、《羌村》、“三吏”、“三别”等传世名作。759年，关辅大饥，杜甫对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后辞官，经秦州、同谷，于年底到达成都。此期流传下来诗歌200多首，大部分是杜诗中的杰作。 肃宗上元元年（760）至代宗大历五年（770）11年内，杜甫在蜀中八年，荆、湘三年。760年春，他在成都浣花溪畔建草堂，并断续住了五年。其间曾因乱流亡梓、阆二州。765年，严武去世，杜甫失去凭依，举家离开成都。因病滞留云安，次年暮春迁往夔州。768年出峡，辗转江陵、公安，于年底达岳阳。他生活的最后二年，居无定所。飘泊于岳阳、长沙、衡阳、耒阳之间，时间多在船上度过。770年冬，杜甫死于长沙到岳阳的船上，年59岁。逝世前作36韵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有“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之句，仍以国家灾难为念。这11年，他写诗1000余首（其中夔州作430多首），占全部杜诗的七分之五强。多是绝句和律诗，也有长篇排律。名作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八首》、《登高》、《又呈吴郎》等。 杜诗现存1400多首。它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生动地记载了杜甫一生的生活经历；把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紧密结合，达到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代表了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被后代称作“诗史”。但杜甫并非客观地叙事，以诗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广泛反映现实的同时，通过独特的艺术手段表达自己的主观感情。正如浦起龙所云：“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天宝后期以来，杜甫写了大量时事政治诗。短篇如《洗兵马》、《有感》、《丽人行》、《三绝句》、《病橘》、《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呈吴郎》，长篇如《夔州书怀》、《往在》、《草堂》、《遣怀》，虽内容各异，但都是个人情感与事实相结合，抒情色彩较浓。战争题材在杜诗中数量很大。杜甫对不同性质的战争态度不同。反对朝廷穷兵黩武，消耗国力的有《兵车行》、《又上后园山脚》等；支持平息叛乱，抵御外侮的有《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观兵》、《岁暮》等。《前出塞》、《后出塞》两组诗，既歌颂了战士的壮烈英勇，又谴责了君王拓边无厌和主将骄横奢侈；以一个战士的自白概括了无数英勇士兵的不幸命运。“三吏”、“三别”中，诗人同情人民的痛苦，愤恨野蛮拉丁；但大敌当前，兵源缺乏，他只能忍痛含泪劝慰被征者。表现出作者内心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杜甫有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歌咏的对象，往往是既联系自己，也联系时事，是情、景与时事的交融，而不仅仅是情景交融。最具代表性的是《春望》、《剑门》。 杜甫还有些歌咏绘画、音乐、建筑、舞蹈、用具和农业生产的诗，同样贯注了作者的感情，具有时代特色。杜集中也有些诗，时代气氛不浓，个人感情较淡泊，尤其是在成都草堂写的一部分诗。这是他经过长期飘泊，得到暂时休息后心境的表现。在《屏迹》、《为农》、《田舍》、《徐步》、《水槛遣心》、《后游》、《春夜喜雨》等诗中，诗人对花草树木、鸟兽鱼虫的动态有细腻的观察，无限的喜爱和深刻的体会。体现了杜甫诗歌和为人的另一侧面。杜甫怀念亲友的诗，大都缠绵悱恻，一往情深。如《月夜》怀念妻子，《月夜忆舍弟》怀念弟弟。众多怀友诗中，以怀念李白的最为突出。从与李白分手直到晚年，追念或谈到李白的诗有15首。表现了他对李白的推崇和情谊。杜甫还以诗论诗，在《戏为六绝句》、《偶题》、《解闷十二首》（其四至其八）中，表达了“转益多师”、“别裁为体”，扬弃古今而自铸伟辞的艺术主张。在困守长安和飘泊西南时期，为求仕进和维持生计，杜甫也作过一些内容无聊、格调不高的投赠权贵、奉和应酬的诗。其中有不少五言排律。 杜诗体制多样，奄有众长，兼工各体，并能推陈出新，别开生面。其五言古诗融感事、纪行、抒怀于一炉；博大精深、无施不可，开唐代五古境界；代表作有《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羌村》、《赠卫八处士》、“三吏”、“三别”。七言古诗长于陈述意见，感情豪放、沉郁，风格奇崛拗峭；如《醉时歌赠郑广文》、《洗兵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岁晏行》等。其五、七言律诗功力极高；五律如《春望》、《天末怀李白》、《后游》、《春夜喜雨》、《水槛遣心》、《旅夜书怀》、《登岳阳楼》，七律如《蜀相》、《野老》、《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宿府》、《白帝》、《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登高》等；唐人律诗很少能超过它们。杜甫还有许多五言排律，几首七言排律，使排律得到很大的发展。其《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长达1000字。但杜甫排律亦多堆砌典故、投献应酬之作。其绝句即景抒情，反映时事，并开绝句中议论之体，别开异径，贡献颇大。杜诗内容广阔深刻，感情真挚浓郁；艺术上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和发展；在内容与形式上大大拓展了诗歌领域，给后世以广泛的影响。杜甫也被后人尊为诗圣。杜甫一生潦倒，其诗“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杜甫《南征》）。但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倍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 近千年来，治杜之风不绝。宋代有许多杜诗的编年、分类、集注等专书，如王洙《杜工部集》、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鲁编次、蔡梦弼会笺的《杜工部草堂诗笺》、徐居仁编辑的《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后世注释杜集的亦在百种以上，较流行的有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仇兆鳌《杜诗详注》、杨伦《杜诗镜铨》、浦起龙《读杜心解》。新、旧《唐书》都有杜甫本传。两宋以后，诗话笔记中评点、解释杜诗的文字非常丰富。中华书局1964年编有《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上编《唐宋之部》。明末王嗣有《杜臆》、清施鸿保有《读杜诗说》。另外，中华书局还将五四运动以来较重要的论文汇编成《杜甫研究论文集》。传记和新的研究专著有冯至《杜甫传》、萧涤非《杜甫研究》、傅庚生《杜甫诗论》、朱东润《杜甫叙论》。较详实的年谱有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和四川文史研究馆的《杜甫年谱》。
八月 我走进成都草堂 看见 唐朝清瘦瘦的目光 忧国忧民 透明锐利 悲愤而忧伤 穿梭时空的思维 在你的眼光里 我看见 盛唐的光辉 一闪即逝 在你的茅屋里 我听到 怒吼的秋风 冰冷剌耳 在你的诗句里 我读到 铮铮的白骨 呐喊千古 在你的草堂上空 我还看见 总有一只孤雁 成为太阳的影子 以及你那宽厚的布衣里 裹满了沧桑 而你 只用一滴眼泪 便把家园 淋湿 你的草堂 是民族精神的家园 伟人朱德的诗句 “草堂留后世，诗圣著千秋” 便是最好的赞美 不能和你在草堂上 相遇相识 不能和你在茅屋里 饮酒交谈 惟有在你诗圣杜拾遗像前 用深情的目光怀念 思索你诗歌的精神 你在茅屋惨淡经营的诗句 那是在苦难艰难中挣扎 我知道 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八月 你家园的天空 秋风怒号 你和你的妻儿在黑暗和冰冷中 叹息 就是南村的孩子 都欺你老无力 今夕何昔了 我们的家园已充满温馨 我们的孩子已在千万间 用水泥和钢筋构筑的房屋里 用你的诗歌 取暖 读你的诗句 怀念 一位名叫杜甫的号称诗圣的 唐朝 诗人说到杜甫这个话题，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我到各个地方去参观一些历史名人遗迹的时候，非常注意观察各地的雕像。我觉得好的，在唐代诗人中间，一个是四川江油李白纪念馆李白的塑像，还有一个就是河南巩县杜甫陵园的杜甫的雕像。江油的那尊李白雕像雕的是李白青年时代，将要走出四川那样一种意气风发的形象，昂首阔步，非常像我们想像中间的李白；而巩县的杜甫雕像就像我们所想像的那样，是一个垂暮的老人，愁眉苦脸，往下怜悯地看着满目疮痍的大地，使人看了以后觉得很沉重。 我们说杜甫一生当然并不都是这样子，杜甫也有过他的青年时代，有过他的少年时代。我们在杜甫诗中间看到过他对自己青少年时代生活的种种回忆，譬如说，他在《壮游》这首诗里面，他回忆自己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山东、河南这一带游玩，他说是“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邱旁”。他春天那个时候在一个台上面唱歌，秋冬之季在村边上打猎，过着一种裘马清狂的生活。他甚至还有对更早年的生活的回忆，他在五十岁的时候写过一首诗，叫做《百忧集行》，回忆他十多岁时候的情况，他说“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大意是说，他十五岁的时候还像一个孩子那样活泼，心完全是一个孩子的心灵。像小牛犊子一样的健壮，跑来跑去。他的院子里面有梨树、枣树，到了秋天这些果实成熟以后，他一天爬上树去要一千回，不停地爬上去采着吃。我们可以看出杜甫在他35岁以前，曾经是一个裘马清狂的青年；在他十多岁的时候，曾经是一个活泼健壮的少年。但是假如我们现在有一位雕塑家，塑造一个青年时代裘马清狂的杜甫，像李白那样子，或者进而塑造一个少年时代的杜甫，爬在树上摘果子，然后给大家看说，这是诗人杜甫。尽管你说明这是青年杜甫，这是少年杜甫，我想大家都不会认可，因为我们认可的杜甫就是那样一种忧国忧民的形象。 宋代的黄山谷有一首诗写杜甫画像，里面有一句写得非常好，叫做“醉里眉攒万国愁”。就是杜甫即使在喝醉的时候，他对天下的忧虑，天下的一种忧愁都聚集在他的眉间。后人评黄山谷这一首诗说“状尽子美平生矣”，这一句话把杜甫一生都写透了。所以我想，杜甫他的形象已经被历史定格为一位忧国忧民的这样一种形象，那么杜甫这个话题必然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大家听了以后，也许会觉得有几份沉重，但是正像古人所说的，宋代的严沧浪在他的《沧浪诗话》里说，我们读有些作品需要进入这样一种境界，譬如说读《离骚》，怎样最好地读《离骚》呢？你一定要读到抑扬顿挫，读到涕泪满襟，读到你读了《离骚》以后，泪如倾盆雨，衣服都打湿了，这个时候，你才真正懂《离骚》了。我个人的阅读经验也是这样，我最喜欢读的诗，读了以后使我肝肠如火，使我热泪盈眶，那样一些诗，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受到最大的审美感动。所以我们今天尽管是讲这么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我希望大家还是能够耐下心来听我从容道来。 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大诗人，伟大的诗人。这一点似乎不用再讲，可以说地球人都知道。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杜甫在文化史上的意义，就是他的影响，他的意义，早就溢出于文学之外，溢出于诗歌之外，是在整个文化史上这样一个意义。那么这一点我们从哪里来看？我想我们首先从后人对杜甫的评价来看。 大家都知道，杜甫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是由宋代人开始奠定的。我们先从宋人看起，北宋有个政治家叫王安石，他是我心目中的人品最高尚的、理想最远大的一位政治家，真正是政治家而不是政客。王安石对杜甫就非常尊敬，他在一首题杜甫画像的诗里面，他就这样说，他说“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就是我推测一下您的这颗心灵是古代也非常少有的，非常高尚、非常伟大的一颗心灵。我非常希望您能够起死回生，让我跟您交友，让我做你的朋友。他对古代的杜甫非常仰慕。 我们再看一下南宋理学宗师朱熹的评价。大家都知道，理学家，尤其是南宋的理学家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是非常严格，甚至是苛刻的。朱熹就是这样，我们看一部《朱子语类》，里面不受到他批评的历史人物是非常少的。在他们这种非常严格的道德标准的审视之下，很多历史人物都被他们无情批评。但是朱熹认为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五位人物是伟大的人物，这五位人物是哪五位呢？第一是汉代的诸葛亮；然后是唐代的三位：一个是杜甫，一个是颜真卿，一个是韩愈；最后是北宋的范仲淹。诸葛亮和范仲淹这两位人物我想不用我多讲，大家都很熟悉。他们在政治上面，在道德上面有很高的建树，这是历史早有定评的。值得讨论的是唐代的三位，朱熹所提出来的，他把这五个人称为“五君子”。唐代的君子中间，第一位就是杜甫。第二位颜真卿，大家也许知道他是伟大的书法家，颜体的创始人，但是颜真卿也是一位著名的忠臣烈士，他是为了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坚决反对藩镇的叛乱割据而被杀害，被李希烈杀害。那么第三位韩愈，大家当然知道他是儒学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也是文学史上的大人物，“文以载道”的提出者，发动了唐代的古文运动。同时韩愈在他一生的政治行为中间，每当国家需要有人站出来说话的时候，他总是仗义执言，奋不顾身出来说话，多次被贬到南方荒远之地。这样几位人物，除了杜甫以外的四位，应该说他们生平在政治上面，在其他的行动上面都有很多建树。惟独杜甫应该说他不算是一个政治人物，杜甫一生在政治上的建树，几乎没有多少可以值得提起的东西，因为他根本没有得到过那样的机会。他要报效祖国，他要忠于朝廷，他反对叛乱，但是历史没有给他多少机会。他除了在肃宗朝里面偶然仗义执言，从此受到朝廷疏远以外，其他时候始终是默默无闻，甚至很多时候他是处于民间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位人物，为什么也得到了朱熹的高度赞扬，为什么在朱熹看来杜甫可以跟诸葛亮到范仲淹这样一张名单中间他能够占有一席之地？那么朱熹说得很清楚，关键在于他们五个人的共同点是都有一颗伟大的心灵，他们在道德上面，在人格上面，都有伟大的建树。朱熹的原话这样说，他们都是光明正大、磊磊落落，这样一种在人格上面成为楷模的人。这显然不是一种文学的评价，而是一种文化的评价。 再到后来，到了近代，闻一多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叫做《杜甫》。闻一多先生是诗人，他的古典文学的论文不像我们今天的教授写得干巴巴、枯燥无味，他是用诗歌一样的语言来写的。在这篇《杜甫》的最后，闻一多这样说，他说杜甫这个人，他是我们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这是一种极高的文化上的评价。 到了现代，1961年，当时有一个国际组织叫世界和平理事会，那一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在瑞典的首都召开了一个主席团会。在那次会上确定次年，也就是1962年，号召全世界人民纪念四位世界文化名人，其中有一位就是我们的杜甫。由此可见，从宋代一直到现代，从中国到外国，人们都认可杜甫的意义，绝不是仅仅限于文学史。他确实是一个文化史上的伟大人物，他的意义是属于整个中华文化。 下面讲第二点。我们说为什么杜甫能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他在哪些方面起了这种代表作用？这里我们必须要稍微推测一下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我个人认为，中华文化虽然博大精深，内涵非常丰富，但是它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人本精神。它始终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以人为一切价值判断和出发点的这样的文化。这跟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是有一点区别的。所以在先秦的时代，虽然诸子百家争鸣得很厉害，各种思想流派各自提出不同的观念。但是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就是当他们思考问题的时候，不管是社会还是自然，他们最后的落脚点都在人，他们的出发点也在人。这是一种人本的文化，人本的思想，先秦诸子百家中间大概对后代影响最大，也是对我们中华文化成为一个主流的，可能就是儒家和道家。这两派虽然互相论争，看上去好像水火不交融，但是它们的共同点就是非常重视人，所不同的是道家所重视的是个体的生命价值，而儒家更重视的是群体的利益。儒家在重视个体基础上面更重视群体，一个家族、一个宗族乃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利益。那么这一方面儒家跟道家是互补的，是相辅相成的。由于中国古代我们中华民族的先民们，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不是非常优越，他们不能像印度人那样，在热带地区谋生，维持生命。而我们在黄河流域，在那个水深土厚，气候也不是很温暖的地方，在这样一种自然环境下面，又有滔滔的大河需要治水，不治的话会有水患。所以对中华民族来说，完全太强调个体生命而忽视群体利益的话，这不利于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和繁衍。因此以儒家为代表的这样一种伦理观念，这样一种道德理想，就历史地被选择为我们这个文化的核心。道家是一种补充，儒家是核心。这不是由于说孔孟怎么样怎么样宣扬，某个杰出人物奋斗的结果，这是一种自然的选择。换句话说，我认为在先秦时代只能这样选择，否则的话，中华民族就难以维持下来。到了后代，尽管我们中华文化不停地发展，不停地演变，也吸收了很多外来的新的养料，但是儒家思想在这一个变化的过程中间，始终占据着核心地位。儒家思想的丰富演变，基本上就是中华传统文化演变的一个主要的脉络。 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一看杜甫在这一个过程中间，他是起了什么作用或者说他有何种代表性？我们回顾儒学的发展史，基本上被认为主要有这么两大流派：一派被称为是汉学，一派被称为是宋学，这是清代的儒家提出来的。在这两个主要的高潮之间，唐代应该说是处于一个低潮阶段。不管看哪本思想史，哪本儒学发展史，唐代占的地位都不高的。唐代前不能比汉人，后不能比宋人。那么请问儒学的发展在唐代停顿了吗？唐代有没有值得注意的儒学的代表人物？钱穆有一个观点，钱穆在一本书里认为，唐代有的。唐代两个最主要的儒学代表人物：一个是杜甫，一个是韩愈。很有趣，两位都是文学家。韩愈我们不谈，我们看看杜甫。在何种意义上面，杜甫我们能够说他对于唐代的儒学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呢？大家一提到儒学的发展，提到唐代，马上就会想到唐初的《五经正义》。有的同学也许不同意我的观点，说唐代儒学有发展啊，我们的《五经正义》就是唐初编订的，孔颖达他们撰写的嘛。但是我想说《五经正义》尽管是长期以来在十三经注疏中间最重要的读本，但是《五经正义》中的观念，一些义理，基本上都是从汉儒那里来的，它没有很多地在学理上面新的阐发。也可以说，儒学的发展到了初唐，由于出现了《五经正义》以后，基本上停滞了。但是杜甫不然，杜甫是用他的一个生命，用他一生的实践、行为，来丰富、充实着儒家的内涵。儒家学说从本体上来说，它是一种实践的哲学，它非常重视的是人的行为，人的实践。所以我们看孔子也好，孟子也好，青年时代，中年时代，当他们年富力强的时候都不写书了，不搞著作了，他们奔走于天下，主要是从实践的角度推行他们心目中间的道。等到最后觉得“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道不行了，最后年纪也大了，才回过来写著作，把他们的学术用著述的方式流传后人，扩大影响。它从本质上最强调的是实践，强调的是人生前的行为，生前的一些建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说杜甫正是最好地体现着儒家，甚至是发扬着儒家这种精神的一个历史人物，。 我们举几个小例子。儒家重视仁政，重视仁爱思想，主张在天下推行仁政。那么杜甫用他的诗歌是“不遗余力”地在鼓吹这样一种思想，在宣扬这样一种理想。儒家谴责贫富不均，认为贫富不均是社会最大的危害。而杜甫对于这种现象也是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判。尽管历代揭露民生疾苦，揭露贫富不均的好的文学作品相当多，但是我想大家肯定都认可杜甫的那两句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在这一方面描写得最为惊心动魄的名句，以至于我们凡是听到这方面的事情首先要想到这两个句子，他对这方面体会得最深切。 再譬如儒家强调夷夏之辨，儒家强调我们民族要有一个民族的尊严，要维护民族的利益，在跟外民族的关系中间，要注意维护本民族的利益，也要维护本民族的尊严，强调要反对侵略，维持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独立性。这一方面杜甫也是做得非常好。安史之乱以后，因为安史叛军很快就占领了长安，无数的唐朝的大官都投降了，都变节做了安史的叛军，做了一个伪王朝的伪官。包括当时的宰相陈希烈、驸马张垍等人都这样，杜甫的好朋友王维等人也这样做。惟独杜甫，惟独这个官居八品以下，真正是一个小官，芝麻绿豆官，这么一个小官的杜甫，他坚持了民族气节。当然杜甫在长安因为官太小，也没有受到安史叛军太多的注意，仅仅是把他关在那里。但是他却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逃过唐军跟叛军对峙的那样一片战场，然后逃回唐朝临时政府所在地，这样一个举动，当时其他人都没有过，只有一位杜甫这样。所以在这些方面杜甫确实是身体力行地体现儒家的精神，用他的实践展示着儒家的一种道德风范。所以我觉得我完全同意钱穆的那个观点，在唐代的儒学发展史上，杜甫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他用他的行为来阐释着儒家的经义，说明儒家心目中间的道德规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方面，儒家非常重视修身养性，这一点因为长期受批判，大家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应该否定的命题。实际上不然，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文明的高度发达的社会里面，它的基础是什么？应该是文明的个体，是一个有道德自觉的个体，个体不应该受到外在力量的强制，在做一些符合道德的举动，它应该发自内心的，内心的一种自律这样才好。所以儒家非常重视个体的一种道德建树，崇扬一种人格精神。在这一点上面杜甫可称是一个典范，我们看到在《孟子》中间所提出来的那样一种大丈夫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样的一种大丈夫精神，如果在历史上取一个名人来看，是谁呢？我觉得杜甫，杜甫非常好地实现了这一点，体现了这一点。在这里我想特别请大家注意杜甫的身份，中国历史上面仁人志士不少，我们可以开出一张长长的名单来。但是这张名单中间的大部分人，都是在政治上面有比较重要地位的那样一些人物。这些人物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承担起天下的责任，惟独杜甫是一个例外。杜甫一生基本上是一个平民身份，他经常称自己是“杜陵布衣”，“杜陵有布衣”，他又自称是“少陵野老”，布衣也好，野老也好，自己不过是民间的一个普通人，一个平凡的百姓。以一个布衣的身份展示了儒家所崇扬的一种人格典范，这一点我觉得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你如果号召大家学习诸葛亮，学习范仲淹，当然有意义，有价值。但是大家会觉得难以学，他们距离我们太远了，他们的地位太高了，而且我们一般人可能一辈子也没有那样的机会给我们展示这一方面的建树。一般人就是一个普通人过平凡的一生。普通人过平凡的一生，能不能实现道德人格的完善？可以，那就是杜甫。儒家本来是主张“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说凡是人都可以成为尧，成为舜，都可以成圣。为什么？因为人性善，人的本性就是善良的。到了后来，明代的王阳明甚至主张说“满街都是圣人”。看上去满街都是善良的人，这些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假如我们对圣人的这个定义取一个很严格的定义，很高的标准，像朱熹那样高的标准，也许有人会问王阳明，你说满街都是圣人，你给我拉一个出来看看，哪个是圣人？哪个用严格的标准能够称得上是圣人？我想，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请出一位人物来，那就是我们的杜甫。他就是平民中间的一位圣人，虽然本人主要是一种平民的身份，但是他是一位圣人。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在以人本精神为核心内涵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间，杜甫是一个代表人物。 下面讲第三点，杜甫不仅仅是体现着儒家的一些道德伦理观念，他还用他的行为丰富了这种内涵，甚至使它变得更加切实可行。这也是对儒学，对传统文化的一个重大的贡献。说杜甫有仁爱之心，说杜甫忧国忧民，他关心人民，关心民族，关心国家，这个大家都知道。因为大家多少是从课本中间看到，大家在读杜诗的时候也深切地体会到，那么这一点我们不讲了。我们来看一看，杜甫的仁爱之心，还不止于此。他除了爱自己的家人，爱自己的朋友，爱自己的同胞之外，他的这个仁爱之心，还推而广之扩展到更大的范围。比如说爱其他民族的人。在盛唐时期，经常发生边境战争，以唐为一方，以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其他政权为一方之间发生战争。这些战争的性质很难确定，但是至少有几场可以肯定，唐帝国所发动的战争是非正义性质的。譬如说跟南诏的战争，盛唐时候讨伐南诏，南诏是在云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那一次不管从《新唐书》，还是《旧唐书》，还是从《资治通鉴》来看，应该说都可以肯定错在唐。那么唐对南诏发动战争以后，多次失败，打败仗，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时很多人，包括很多有名的诗人都被鼓起了一种谬误的爱国倾向。鼓吹我们要打南诏，要把它打败，这些诗歌的作者包括高适、包括储光羲都在内，都有类似的诗。惟独杜甫是非常清醒地看到了，这一场战争并没有正义性质，而且也只有他清醒地看到了这一场战争对于人民的和平生活，带来的巨大的破坏。所以他写出了《兵车行》，《兵车行》的诗在当时其他人都写不出来，只有杜甫就是他的仁爱精神，他觉得外民族异民族的人也是人，我们的仁爱之心也要施及于他们，我们应该跟他们之间保持和平，他是一种仁爱之心的推广。 那么除此以外，杜甫除了爱人以外，爱人本来是儒家所主张的，儒家认为仁是什么？仁就是爱人。杜甫除了爱人以外，他的同情心，他的仁爱心还推广到人以外的其他动物，推广到宇宙中间的一切生命。那么这一点也是非常突出的，我们在杜甫的诗中间无数次地看到他充满爱怜的描写，动物、植物，不但是那些外形是美的，外形是刚强的坚强有力的，比如马、鹰、松树，这些能够使人引起审美感崇高感的那样一些对象，甚至是一些细小的并不那么美的东西，杜甫在写到它们的时候也充满了爱心。杜甫看到江上面，横着一张密密的渔网，很多鱼都被那张网困住了，他就觉得很同情那些鱼。他说“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他认为生物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很细小的生物，它们的命运有的不好，有的好。但是人对它们都应该有一种关爱之心，我们知道“恻隐之心”本来是孟子提出来的，但是当孟子提出恻隐之心的时候，他关注的对象仅仅是人。他说有一个小孩子将要掉到井里去，那么我们大人看到都会产生恻隐之心。觉得一个小孩子快要掉下去，他关注的仅仅是人。而杜甫关注地却是推广到所有的生命，宇宙间一切的生命。 另外一点，杜甫也以他本人的行为和实践使儒学所提倡的那种仁爱之心变得更加切实可行。在这里我们要稍微把中国古代的仁爱、仁义精神跟西方的博爱等等稍微做一些对比。我个人认为西方的博爱精神，它最初的来源都是宗教，来源于宗教的博爱精神，本身当然是一种很可贵的价值观伦理观。但是我们推到它的最初的起源，最初为什么会有这种博爱精神？一个是服从于神灵的指点，是神灵叫你要博爱；还有一种是对于人类祖先所犯下的原罪——亚当、夏娃就犯了原罪——的一种赎买。当然还有一种等而下之的，境界比较低的，就是生前做善事，是为了死后进天堂，所以行善博爱之心是对于将来进入天国入场券的预付，我先付一张入场券在这里，死了以后可以进天国。但是中华民族的仁义之心不是这样，儒家强调，仁义理智根于心，都是从内心自然流露出来，自然生发出来的。孟子有一个很好的判断，他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我们的仁爱之心首先是由于我关爱自己的家人，我敬爱自己的老人，孝顺自己的老人，推而广之，我也爱其他人家的老人；我爱自己的孩子，推而广之，我也爱普天下的儿童。它是一种由近及远、由亲及疏这样的一种自然情感的流动。我觉得这样一种流动，在这个意义上面，生发出来的仁爱之心它更自然，更符合人的本性，也更切实可行。而杜甫他的诗篇，他的行为就很好地阐释了这样一种伦理价值观。我们看杜甫他在诗歌中间，有很多地方既写到他本人以及他的家庭所遭受到的一些不幸，他产生的一些痛苦，同时又延伸到普天下的百姓。当他到鄜县去探亲的时候，突然发现家里最小的儿子已经因挨饿而去世，饿死，他当然非常悲痛，一个小孩子饿死了，他也感到非常惭愧，觉得自己身为父亲，居然没有为他提供足够的食物，使他饿死，很痛苦。但是与此同时，他马上又想到了普天下还有很多比我更贫困的人，他们那些失业之徒。他说的失业之徒就是失去田地的农民。他还想到在边疆前线戍守的那些将士，他们遭受的痛苦比我更加厉害。所以他就把关怀之心从家庭扩展到整个民族，整个国家。当他自己在暴风骤雨之夜，他的茅屋被刮破了，雨漏下来了，自己不得安眠，床上都是潮的。这个时候他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他希望的是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拥有一所牢固的、安稳的一所茅屋，有一个容身之地，更希望普天下穷人都能够有这样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所以他的仁爱之心是推广出来的。 我觉得最典型的作品是杜甫乾元年间在同谷写的那一组诗，那一组诗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那个时候杜甫从甘肃的天水向四川的成都逃亡，因为他生活过不下去了，想逃到成都去。途经同谷，同谷就是现在甘肃的成县，在宝成铁路上，我到那里去看过。那么杜甫到了同谷以后，正是寒冬腊月，他在那里停留了一个月，他的生活陷入了绝境。他在那里写了七首诗，我们看看这七首诗的顺序，第一首说“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就是说我有一个客人，他叫杜子美，他已经白发苍苍了，他生活非常潦倒；第二首就写到他的家人，写到他为了要给家人找一些东西充饥，他就拿了一个铁铲到冰天雪地中间去挖一种野生植物，叫黄独，把这个东西带回去给家人充饥。可惜没有挖到多少，回家以后是“男呻女吟”，就是一家老小都是饿着呻吟，靠在墙壁上面，说话都说不动。第二首写他对家人的关爱；第三首“有弟有弟在远方”，想念他离散在各地的弟弟；第四首“有妹有妹在钟离”，想到他的已经守寡，还拖着三个幼年孩子的妹妹，远在钟离；然后五、六、七这三首想到国家的命运，想到现在战乱不止，天下动荡。他的整个的思考的过程，他的感情流露的一个方向，也是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这样一种情感流程。这样一种仁爱之心的发扬，我觉得是最符合人的本性，也是最切实可行、最自然的。因此在这点上面，杜甫堪称是儒家仁爱精神的一个杰出的阐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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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杜甫前些日子，我有幸领略了四川的峨嵋山与九寨沟，那灵山异水着实让我大开眼界，流连往返。而位于灵山异水中的一块圣地——杜甫草堂，更令我“蜀不思归”，折服进而膜拜。猛然间灵光一闪，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写写这位“诗圣”，明知自己很傻，研究杜甫的学者不计其数，他们挖掘的够深刻，够翔实了，可我特想以自己的视角来谈谈我心中最崇拜的偶像。我有幸领略了四川的峨嵋山与九寨沟——这个句子显然是病句，语文教师犯这样的语病，而且是以病句开头，很不应该留连往返应为流连忘返，连着用大开眼界、流连忘返两个成语也不大妙，有作者家天才儿童之风范圣地此词用的不妥，杜甫草堂没啥子大不了的，是因为你崇拜杜甫，那地儿才成为你心中的圣地，不能把你自身的感受用来定义草堂。此句应为“而在灵山异水之中，有一块我心中的圣地——杜甫草堂”蜀不思归——这个词是从乐不思蜀化过来的，但是搞的不好，应为“在蜀不思归”折服进而膜拜——这句话又很不应该，因为前面讲的是杜甫草堂，草堂里面有什么东西让你折服，让你膜拜呢？让你折服膜拜的显然是杜甫，不是草堂，因此这整个句子也可以看成是病句灵光一闪这个词也不好，跟下文的冲动没有啥联系，修饰词“猛然间”感觉上是小学生用的明知道自己很傻——这个傻是啥意思？如果说因为有很多研究杜甫的作品珠玉在前让作者感觉写写老杜有点惭愧，那应该说“明知自己水平有限”翔实这个词也值得推敲，翔实一般是用在具体的客观史实、材料上，不大好用来形容杜甫的研究文献我特想以自己的视角来谈谈我心中最崇拜的偶像——我心中最崇拜的偶像，很拖泥带水，要不说我最崇拜的偶像，要不说我心中的偶像。自己的视角云云，更不知从何谈起，因为下面的文字基本上都是老生常谈杜甫让我最欣赏的是他骨子里渗透着类似李白的洒脱与真挚的个性。他出生于官宦世家，书香门第，是晋朝名将杜预之后，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的诗人。杜甫的诗歌里很坦白，很自豪拥有这样的家庭。“吾祖诗冠古”，“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何等的豪情万丈，何等的真挚博大！世人皆知李白洒脱豪迈，孰不知杜甫有过之而无不及呢。骨子里渗透着类似李白的洒脱与真挚的个性——这句话叫人看着很不舒服，意思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骨子里渗透着个性”，不大通吧他出生于官宦世家——应为出身杜甫的诗歌里很坦白，很自豪拥有这样的家庭——这句也有毛病，语法不通，不知道主语谓语都是些啥，应为“杜甫在诗歌里很坦白的表达了对拥有这样的家庭的自豪”何等的豪情万丈，何等的真挚博大！——看不出来。古代的穷人家孩子少有从小接受良好教育的，大才子出身自名门世家，在诗作中谈及自己家学渊源，是最平常不过的了，这样就要夸人豪情万丈真挚博大，这种赞美似乎太廉价了，还要加上两个“何等”，再来个惊叹号，实在是有迎风洒狗血的味道世人皆知李白洒脱豪迈，孰不知杜甫有过之而无不及呢——这个应该是拍脑袋工程，凭老杜几句扯自己家学渊源的诗，就评价人家比李白还要洒脱豪迈，这样太无厘头了杜甫饱读史书，自许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抱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参加洛阳进士科考试，却不料“此意竟萧条”。名落孙山的他却能够坦然处之，将成败得失视为过眼烟云。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境深深的震撼了我，使我面对许多风风雨雨，都能一笑了之，宠辱不惊。自许——应为自诩名落孙山的他却能够坦然处之，将成败得失视为过眼烟云——何以得知？古代的读书人一向比较功利，大多是带着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渴望学而优则仕，考试落榜以后写首诗感叹一番自嘲两句，是极普通的事，基本上也没有说自己落第而后悲愤欲绝的，不知道作者是怎样联想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上面去的，居然还被深深震撼了，真是了不起使我面对许多风风雨雨，都能一笑了之，宠辱不惊——写文章明明是夸老杜的，写着写着就要转到自己身上，忍不住夸上自己两句，这个毛病以后要改掉让我最感动的是他与李白的真挚友情。“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当他在洛阳遇到“赐金放逐”的李白。两人一见如故，同游名胜古迹，同写万丈诗篇，同醉同睡同奔放！有诗为证：“醉眼秋共被，携手日月行”。两人亲如兄弟。不分彼此。同写万丈诗篇——诗篇有用万丈形容的吗？同醉同睡同奔放——同醉同睡很好理解，同奔放是啥意思？一起K歌泡妞？杜甫对李白极为推崇，对他有很高的评价。为他写下一系列肝胆相照的诗篇，“李候有佳句，往往似阴铿”，“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但杜甫又不是一味迎合，也曾苦口婆心得对李白的好道任侠，使酒尚气作了善意的规劝。“君子坦荡荡”的心胸一览无余。一位真正的诤友就耸立在世人面前，他演绎了这段经典的友情故事，无人能够逾越，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古代文人有很多歌颂友情的诗，不过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否真如诗里面写的那么好，那就很难说了。李杜相交之时李白盛名及天下，是文坛当红偶像，杜甫自然要推崇推崇的，这点很正常，但是说他们之间是经典的友情故事，就不大负责任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云云，更是让人目瞪口呆。有诗为证有诗为证，其实有时候诗是证不了啥的，桃花潭水深千尺，厉害吧？其实李白跟汪伦不过是泛泛之交。44岁的杜甫旅居长安，长达七年之久，历尽辛酸与坎坷。但他从不怨天尤人，对真正关心自己的朋友还是情意绵绵，是个非常重感情的性情中人，他常常赠诗以谢朋友的厚爱。在这段最暗淡，最失落的日子里，他竟然能够创作出最脍炙人口的名篇《兵车行》《丽人行》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可见他是多么的超凡脱俗，安贫乐道！实际上对于诗人来说，有时候生活环境越是困苦，创作力反而越强。老杜诗写的好，但是哪里看的出超凡脱俗，安贫乐道？作者特别喜欢用显而易见、可见之类的词，增加说服力，实际上这种推断是毫无道理的，反倒象神棍的上帝式逻辑杜甫的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吾庐独破受冻死也足”，把自己与人民的苦难紧密结合，得出人民遭受的痛苦比自己还深，他为人民命运而担忧就象大海一样永不枯竭，甘为天下人民的幸福而牺牲自己。他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是多么令人折服呀。这是何等的悲壮，何等的可贵，令天下所有的诗人在他高尚的品质面前黯然失色。这段很适合作者在课堂上给孩子们讲解，也就是说格调非常高，估计校长会很喜欢。问题在于古往今来写诗寄托忧国忧民思想的诗人可以说比比皆是，“令天下所有的诗人在他高尚的品质面前黯然失色”，不知作者是怎么把天下所有的诗人跟老杜作对比的他为人民命运而担忧就象大海一样永不枯竭——这个比喻实在是没有必要，这个句子也不通，“而”应为“的”他晚年漂泊在西南生活，虽穷困潦倒，疾病缠身，但心境依然洒脱自然。他在自己苦心修建，专心经营的草堂里写下了《狂夫》，高声吟唱“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这样的气魄，这样的胸襟，这样的诗句，谁能与之抗衡呢。——这首诗很好吗？苏东坡“老夫聊发少年狂”，能不能与之抗衡呢？他在草堂附近的武侯祠中瞻拜诸葛亮，写下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如此的悲壮浑劲，如此的爱国情结，一直为后人广为流传，赞叹不已。——这句诗当然好了，是叹息孔明的，悲壮浑劲还勉强可以算，“爱国情结”从何谈起？三国时期打来打去，不过是内战混战罢了。后人赞叹的是老杜的诗，哪是啥子爱国情结？而杜甫著名的组诗《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把萧散的自然情物写的优美从容，富有情趣，我最欣赏这句“黄四娘家花满溪，千朵万朵压枝底”，很难想象一个“诗圣”竟然有如此细腻的情感，如此浓烈的抒情，如此的仁民爱物，这给历代爱国者树立了很典型的形象，在士人的人格形成上，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这段实在太牵强了，如果没有细腻的情感和浓烈的抒情并在诗中表现，杜甫能成为大诗人吗？能被称作“诗圣”吗？作者作为老杜的粉丝，居然连这点都“很难想象”，倒把俺给看糊涂了，莫非作者只是叶公好龙？至于士人人格之类，扯的太远了，如果作者愿意赐教，俺倒想看看作者怎么解释，可以把老杜跟士人人格的形成联系起来伟哉，杜甫！——抒情式结尾，空洞恶俗通览全文，作者只是把自己所能够想得到的溢美之词统统加到老杜头上，而诸多赞美漫无边际，毫无逻辑可言，有如天外飞仙，基本上都是属于拍脑袋式论证，这样的文章实在是让人不忍卒读，而在文句语法上面，又是病句错词满天飞，基本功很不扎实，如果作者真如传说中所言，是个语文教师，那实在是很不应该。如果打了一个文章，自己觉得比较得意，欣欣然的拿出来供人赏鉴，突然被人家指出诸多纰漏，心下不爽，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去理会人家指摘的有没有道理，偏偏反而去探寻人家是否居心叵测，进而讥讽对方吃饱了没事找事，相对于文章的水平而言，这样的态度，就更不足取了。
说起杜甫，人们自然会想到他的诗，想到他忧国忧民的形象，可是仅凭这些，杜甫诗圣的称号才说对了一半。杜甫在诗作之外，还有很多人们不太知道的行为和品格，才足以使宋人把杜甫推崇为诗圣，而非李白；也正是这些行为和品格，就连苛刻的南宋理学宗师朱熹也大加赞扬，把杜甫评价为人格上的楷模。 孟子说，人皆可以成尧舜，意思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尧成为舜。明代的王阳明甚至说满街都是圣人，但是如果我们取一个严格的标准，谁能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圣人呢？而我们可以请出一位人物，那就是杜甫。杜甫一生身居下位，是一位平民中的平民，但他却以自己的行为和实践完成了平民到圣人的超越。这也是后人除诗歌之外极力推崇杜甫的原因之一。 我们知道在安史之乱之后，由于安史叛军占领了长安，无数的唐朝的大官都投降了，做了一个伪王朝的伪官。包括当时的宰相陈希烈驸马张垍，杜甫的好朋友王维等人也这样做，惟独杜甫，惟独这个官居八品以下，真正是一个芝麻绿豆官的杜甫，他坚守了民族气节。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逃过唐军跟叛军对峙的战场，逃到唐朝临时政府所在地。就是这样一个举动，当时其他人都没有过，只有杜甫这样。所以在这些方面杜甫确实是身体力行地体现儒家的精神，用他的实践展示着儒家的一种道德风范。他用他的行为来说明儒家心目中间的道德规范应该是什么样的。所以这些也许是杜甫在诗歌之外的另一种人格魅力。在群星灿烂的唐代诗歌的天空中，李白无疑是最为耀眼的一个星座。在整个中国诗歌史上，李白也是最伟大的几个诗人之一。他那豪放不羁的个性，排山倒海的气势，出神入化的想象，生动自然的语言，创造出一片雄奇瑰丽、五彩缤纷的诗境，使他成为继屈原之后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成为豪放派文学最优秀的代表。凡是有点中国文化基础的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可以随口背诵几句李白的诗：“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声，白波九道流雪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诗人的豪情逸兴，如同滚滚大江，长流天地，长流人心。 此刻，我想起了那首脍炙人口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诗情是那样豪迈，格调是那样轻快。可是，你能想到么，这首充满生气和文采，给人愉悦和振奋的诗，却是李白晚年之作，是他五十九岁时以衰病之身写下的作品？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标志着“开元盛世”结束，使大唐王朝从此走向衰落的“安史之乱”爆发。次年（756），叛军攻占长安，玄宗仓皇逃往蜀中，太子李亨自行即位，是为肃宗，尊玄宗为太上皇。国家的危难，人民的困苦，使隐居于庐山的李白寝食不安，他渴望投入平叛的战斗之中。这时，永王李璘奉玄宗之命，以抗敌平叛为号召，在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起兵，率师东下，并一再派人邀请李白入其幕府。李白出于一片爱国热忱，慨然接受了永王的邀请。在这羽檄交驰的战斗氛围里，青年时代那“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雄心又在他的胸中鼓动，他把自己想象为在淝水之战中指挥若定、大获全胜的东晋宰相谢安（字安石），乐观而自负地唱道：“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其二）然而，永王李璘却企图乘机扩充自己的势力，与其兄唐肃宗发生了矛盾，不久就被肃宗的军队所消灭。这一来，一心杀敌报国的李白竟莫名其妙地成了“叛党”，被投入浔阳（今江西九江）监狱。经人营救出狱以后，又被判处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这时，李白已经五十八岁。接踵而来的残酷迫害，数千里艰险坎坷的长途流放，使这位一向乐观豁达的老人倍感辛酸。在凄风苦雨的流放途中，他曾悲愤地写道：“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但是，李白毕竟是李白，尽管屡遭挫折，身陷困境，却改变不了他的一身傲骨、满腔豪情，消磨不了他的济世壮志、爱国热忱！乾元二年（759）春天，李白行至夔州白帝城（在今重庆市奉节县），遇赦获释。怀着意外的惊喜，他立即乘舟东下江陵，并在归途中写下了这首名作。 大多数读者可能都是在少年时代就记住了这首诗，并从此牢牢铭刻于心。“朝辞白帝彩云间”，多么明丽的景色；“千里江陵一日还”，多么迅捷的速度；“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更以具体而生动的形象，把舟行之轻快与诗人心情之畅快融为一体，写得既空灵飞动，又富有哲理，令人悠然神往，堪称千古名句。整首诗明白晓畅，琅琅上口，带给人浓郁的诗情画意，使与诗人相距一千几百年的少年读起来也毫不费力。那时，你幼小的心灵，一定充满了对这位才气横溢的伟大诗人的敬仰和羡慕。 不过，当你有了一定的人生体验，又了解了李白写作此诗的来龙去脉以后，再来细细品味这首诗，你的感受必定会有所不同。“朝辞白帝彩云间”，不仅写出了清晨明丽的自然景色，而且烘托了诗人摆脱流放苦境的愉快心情。“千里江陵一日还”，固然写出了轻舟顺流直下的迅捷，更写出了诗人向苦难告别的急切。“江陵”并非李白的故乡，此时的李白，已是孑然一身，无家可归，不过暂借江陵栖身而已。这里的“还”字，无非表现了一个垂暮老人从长流夜郎（在唐代尚被视为蛮荒之地），死无葬身之处的噩梦回到能够正常生活的世俗社会的些许欣慰，由悲转喜，喜中含悲，可谓意味深长。“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既是写实，又带有象征意义：让权贵的诬陷、小人的诽谤都像那匆匆而过的猿声一样抛在脑后吧，诗人的心中还燃烧着希望之火，还将继续奋力向前！事实也正是如此：在他回到江陵之后，还时时想着为国家效力。直到六十岁时，听说叛军气焰复炽，平叛名将李光弼出镇临淮，他又主动请缨北上，可惜因病半道而返。此后，贫病交加的诗人依靠族叔、当涂令李阳冰勉强维持生计。宝应元年（762），六十二岁的伟大诗人卒于当涂（今属安徽）。回顾诗人艰辛的晚年，再反观《早发白帝城》这首诗，你当然仍会敬佩诗人那挥洒自如的天才，但你更会被诗人那至老不衰的浪漫主义豪情所震撼。正因为如此，有过李白那样流放边远地区的经历、并从李白诗中吸取过营养的明代著名蜀中诗人杨慎（杨升庵）极力称赞这首诗“惊风雨而泣鬼神矣”。 确实，像李白这样毕生充满自信，历经磨难而豪情依旧，始终保持着高亢而嘹亮的歌喉的诗人，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与李白同时的杰出诗人王维，年轻时也曾写过一些豪迈的诗篇，留下了“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等被人广泛传诵的名句。但经过一番宦海风波，他的豪情便大为消减，转而专意于恬淡清丽的山水田园诗的吟咏，后来更是“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只有李白，哪怕被严酷的现实碰得头破血流，被明枪暗箭弄得伤痕累累，却一如既往地昂着高傲的头颅，唱着豪迈的诗章。这惊天动地的豪情，来自酷爱自由的天性，来自冲决一切罗网的勇气，来自对祖国的无比热爱，乃是中华民族伟大气魄的突出体现。 李白豪迈壮丽的浪漫主义诗歌，将中国文学的浪漫主义传统推向了新的高峰。还在李白在世时，著名诗人贺知章便惊叹其为“谪仙人”。与李白齐名的伟大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对他深怀敬意，推崇备至：“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继杜甫之后，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对李白十分尊崇，并将李白与杜甫相提并论：“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人们仰慕李白豪放飘逸的诗风可望而不可及，将他尊为“诗仙”。一千三百多年来，李白的诗风沾溉了历代诗人，流播于五湖四海，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值得中国人民永远引以自豪，巴蜀儿女当然更应为此而骄傲。 李白——巴蜀人民的杰出先贤。 李白——中华文化的光辉代表。你好！shaorunjia2001真心为您解答~~ ~亲，如果你认可我的回答，请点击【采纳为满意回答】按钮~~手机提问者在客户端右上角评价点【满意】即可。~你的采纳是我前进的动力~~【如果我做错了欢迎大家指出我的错误，毕竟我不是万能的】~如还有新的问题，请好评和采纳后重新另外起一题向我求助，答题不易，敬请谅解~~O(∩_∩)O，记得好评和采纳，互相帮助祝学习进步！
字数有点少，可能写不了太多内容。1、李杜诗歌的特色（一个浪漫一个现实，代表着古典诗歌艺术的主要流派）；2、李杜诗歌艺术的影响力（承上启下）；3、诗歌技法的现在意义（影响的深远度和现在人们还在模仿、借鉴那些高超的技艺）。其他的估计也写不了
杜甫，中华几千年历史长河中诗歌的代表人物之一。前期写田园山水，后期写社会现状。前后两期皆是实实在在的，所以杜甫的风格是以现实为主的。 在这里帮你写一篇作文是比较困难的啦。给你列个提纲吧。一：可以用一首杜甫的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作为引题。二：介绍杜甫（时代背景等），与及杜甫的诗歌特点。引出论点。三：分别写出前期和后期杜甫诗歌的主题内容。论证杜甫诗歌所写内容都为现实存在的。四：从历史价值角度，杜甫诗歌体现了唐朝当时的社会现实，进一步验证了现实主义的论点。五：总结全文，收尾完成。（这个会写了吧！） 相信你照着这个思路写，800字很容易的。
建议看…闻一多的《唐诗杂论》
我眼中的杜甫前些日子，我有幸领略了四川的峨嵋山与九寨沟，那灵山异水着实让我大开眼界，流连往返。而位于灵山异水中的一块圣地——杜甫草堂，更令我“蜀不思归”，折服进而膜拜。猛然间灵光一闪，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写写这位“诗圣”，明知自己很傻，研究杜甫的学者不计其数，他们挖掘的够深刻，够翔实了，可我特想以自己的视角来谈谈我心中最崇拜的偶像。我有幸领略了四川的峨嵋山与九寨沟——这个句子显然是病句，语文教师犯这样的语病，而且是以病句开头，很不应该留连往返应为流连忘返，连着用大开眼界、流连忘返两个成语也不大妙，有作者家天才儿童之风范圣地此词用的不妥，杜甫草堂没啥子大不了的，是因为你崇拜杜甫，那地儿才成为你心中的圣地，不能把你自身的感受用来定义草堂。此句应为“而在灵山异水之中，有一块我心中的圣地——杜甫草堂”蜀不思归——这个词是从乐不思蜀化过来的，但是搞的不好，应为“在蜀不思归”折服进而膜拜——这句话又很不应该，因为前面讲的是杜甫草堂，草堂里面有什么东西让你折服，让你膜拜呢？让你折服膜拜的显然是杜甫，不是草堂，因此这整个句子也可以看成是病句灵光一闪这个词也不好，跟下文的冲动没有啥联系，修饰词“猛然间”感觉上是小学生用的明知道自己很傻——这个傻是啥意思？如果说因为有很多研究杜甫的作品珠玉在前让作者感觉写写老杜有点惭愧，那应该说“明知自己水平有限”翔实这个词也值得推敲，翔实一般是用在具体的客观史实、材料上，不大好用来形容杜甫的研究文献我特想以自己的视角来谈谈我心中最崇拜的偶像——我心中最崇拜的偶像，很拖泥带水，要不说我最崇拜的偶像，要不说我心中的偶像。自己的视角云云，更不知从何谈起，因为下面的文字基本上都是老生常谈杜甫让我最欣赏的是他骨子里渗透着类似李白的洒脱与真挚的个性。他出生于官宦世家，书香门第，是晋朝名将杜预之后，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的诗人。杜甫的诗歌里很坦白，很自豪拥有这样的家庭。“吾祖诗冠古”，“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何等的豪情万丈，何等的真挚博大！世人皆知李白洒脱豪迈，孰不知杜甫有过之而无不及呢。骨子里渗透着类似李白的洒脱与真挚的个性——这句话叫人看着很不舒服，意思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骨子里渗透着个性”，不大通吧他出生于官宦世家——应为出身杜甫的诗歌里很坦白，很自豪拥有这样的家庭——这句也有毛病，语法不通，不知道主语谓语都是些啥，应为“杜甫在诗歌里很坦白的表达了对拥有这样的家庭的自豪”何等的豪情万丈，何等的真挚博大！——看不出来。古代的穷人家孩子少有从小接受良好教育的，大才子出身自名门世家，在诗作中谈及自己家学渊源，是最平常不过的了，这样就要夸人豪情万丈真挚博大，这种赞美似乎太廉价了，还要加上两个“何等”，再来个惊叹号，实在是有迎风洒狗血的味道世人皆知李白洒脱豪迈，孰不知杜甫有过之而无不及呢——这个应该是拍脑袋工程，凭老杜几句扯自己家学渊源的诗，就评价人家比李白还要洒脱豪迈，这样太无厘头了杜甫饱读史书，自许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抱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参加洛阳进士科考试，却不料“此意竟萧条”。名落孙山的他却能够坦然处之，将成败得失视为过眼烟云。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境深深的震撼了我，使我面对许多风风雨雨，都能一笑了之，宠辱不惊。自许——应为自诩名落孙山的他却能够坦然处之，将成败得失视为过眼烟云——何以得知？古代的读书人一向比较功利，大多是带着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渴望学而优则仕，考试落榜以后写首诗感叹一番自嘲两句，是极普通的事，基本上也没有说自己落第而后悲愤欲绝的，不知道作者是怎样联想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上面去的，居然还被深深震撼了，真是了不起使我面对许多风风雨雨，都能一笑了之，宠辱不惊——写文章明明是夸老杜的，写着写着就要转到自己身上，忍不住夸上自己两句，这个毛病以后要改掉让我最感动的是他与李白的真挚友情。“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当他在洛阳遇到“赐金放逐”的李白。两人一见如故，同游名胜古迹，同写万丈诗篇，同醉同睡同奔放！有诗为证：“醉眼秋共被，携手日月行”。两人亲如兄弟。不分彼此。同写万丈诗篇——诗篇有用万丈形容的吗？同醉同睡同奔放——同醉同睡很好理解，同奔放是啥意思？一起K歌泡妞？杜甫对李白极为推崇，对他有很高的评价。为他写下一系列肝胆相照的诗篇，“李候有佳句，往往似阴铿”，“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但杜甫又不是一味迎合，也曾苦口婆心得对李白的好道任侠，使酒尚气作了善意的规劝。“君子坦荡荡”的心胸一览无余。一位真正的诤友就耸立在世人面前，他演绎了这段经典的友情故事，无人能够逾越，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古代文人有很多歌颂友情的诗，不过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否真如诗里面写的那么好，那就很难说了。李杜相交之时李白盛名及天下，是文坛当红偶像，杜甫自然要推崇推崇的，这点很正常，但是说他们之间是经典的友情故事，就不大负责任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云云，更是让人目瞪口呆。有诗为证有诗为证，其实有时候诗是证不了啥的，桃花潭水深千尺，厉害吧？其实李白跟汪伦不过是泛泛之交。44岁的杜甫旅居长安，长达七年之久，历尽辛酸与坎坷。但他从不怨天尤人，对真正关心自己的朋友还是情意绵绵，是个非常重感情的性情中人，他常常赠诗以谢朋友的厚爱。在这段最暗淡，最失落的日子里，他竟然能够创作出最脍炙人口的名篇《兵车行》《丽人行》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可见他是多么的超凡脱俗，安贫乐道！实际上对于诗人来说，有时候生活环境越是困苦，创作力反而越强。老杜诗写的好，但是哪里看的出超凡脱俗，安贫乐道？作者特别喜欢用显而易见、可见之类的词，增加说服力，实际上这种推断是毫无道理的，反倒象神棍的上帝式逻辑杜甫的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吾庐独破受冻死也足”，把自己与人民的苦难紧密结合，得出人民遭受的痛苦比自己还深，他为人民命运而担忧就象大海一样永不枯竭，甘为天下人民的幸福而牺牲自己。他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是多么令人折服呀。这是何等的悲壮，何等的可贵，令天下所有的诗人在他高尚的品质面前黯然失色。这段很适合作者在课堂上给孩子们讲解，也就是说格调非常高，估计校长会很喜欢。问题在于古往今来写诗寄托忧国忧民思想的诗人可以说比比皆是，“令天下所有的诗人在他高尚的品质面前黯然失色”，不知作者是怎么把天下所有的诗人跟老杜作对比的他为人民命运而担忧就象大海一样永不枯竭——这个比喻实在是没有必要，这个句子也不通，“而”应为“的”他晚年漂泊在西南生活，虽穷困潦倒，疾病缠身，但心境依然洒脱自然。他在自己苦心修建，专心经营的草堂里写下了《狂夫》，高声吟唱“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这样的气魄，这样的胸襟，这样的诗句，谁能与之抗衡呢。——这首诗很好吗？苏东坡“老夫聊发少年狂”，能不能与之抗衡呢？他在草堂附近的武侯祠中瞻拜诸葛亮，写下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如此的悲壮浑劲，如此的爱国情结，一直为后人广为流传，赞叹不已。——这句诗当然好了，是叹息孔明的，悲壮浑劲还勉强可以算，“爱国情结”从何谈起？三国时期打来打去，不过是内战混战罢了。后人赞叹的是老杜的诗，哪是啥子爱国情结？而杜甫著名的组诗《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把萧散的自然情物写的优美从容，富有情趣，我最欣赏这句“黄四娘家花满溪，千朵万朵压枝底”，很难想象一个“诗圣”竟然有如此细腻的情感，如此浓烈的抒情，如此的仁民爱物，这给历代爱国者树立了很典型的形象，在士人的人格形成上，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这段实在太牵强了，如果没有细腻的情感和浓烈的抒情并在诗中表现，杜甫能成为大诗人吗？能被称作“诗圣”吗？作者作为老杜的粉丝，居然连这点都“很难想象”，倒把俺给看糊涂了，莫非作者只是叶公好龙？至于士人人格之类，扯的太远了，如果作者愿意赐教，俺倒想看看作者怎么解释，可以把老杜跟士人人格的形成联系起来伟哉，杜甫！——抒情式结尾，空洞恶俗通览全文，作者只是把自己所能够想得到的溢美之词统统加到老杜头上，而诸多赞美漫无边际，毫无逻辑可言，有如天外飞仙，基本上都是属于拍脑袋式论证，这样的文章实在是让人不忍卒读，而在文句语法上面，又是病句错词满天飞，基本功很不扎实，如果作者真如传说中所言，是个语文教师，那实在是很不应该。如果打了一个文章，自己觉得比较得意，欣欣然的拿出来供人赏鉴，突然被人家指出诸多纰漏，心下不爽，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去理会人家指摘的有没有道理，偏偏反而去探寻人家是否居心叵测，进而讥讽对方吃饱了没事找事，相对于文章的水平而言，这样的态度，就更不足取了。
有句佛语说：掬水月在手。也就是说从另一个角度有时可以办到根本不可能的事。同样，当我们虔诚地拜读杜甫的诗作时，一个鲜活的形象也可以很生动的跃出于面前。 杜甫不同于李白，他把自己推到一个压抑的屋檐下。背负着对国家和人民的沉重责任感，杜甫凝视着流血流泪的大地，忠实的描述着时代的面貌和人民内心的悲苦。 杜甫的诗犹如大唐由盛到衰可悲历史的一面镜子折射着他不同时期的真实景观和社会生活矛盾。又如一个历史宝库，包含着浑涵汪洋、千汇万状的丰富内容。“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和“百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的忧过忧民的深衷和“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个惊人死不休”的鸿鹄壮志，形成了他沉郁顿挫的独特格调和精益求精的诗艺，也铸就了这位彷徨者无数铿锵凝练脍炙人口的绝妙好辞。于是他便成了诗中的圣人。 他的诗便是他的情感发泄，发泄他对现实的不满而又无可为的无可奈何。读他的诗，俨然在接受清除心灵污垢的洗礼，高档格调的文辞、深刻压抑的真实的真实感情在读者的心中荡起一圈圈涟漪。于是人们便想起了大海的浩淼，想起了弯月的宁静，也想起了杜甫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杜甫是一位集大成者和承前启后的诗人，汉魏的浑朴古雅，六朝的藻丽纤秾、淡远韶秀杜甫无一不备。杜甫之后没有一个诗人不直接、间接学他的：韩愈跟着他将诗进一步散文化；而又造奇喻，押险韵，铺张描写，逞才使气，是“沉着痛快”的诗，元稹、白居易将杜甫写实的表现人生的态度理论化，导引了“新乐府”运动。也是元稹，在为杜甫写的墓志铭中，对杜甫的创作进行了全面的评价，并许以最高的地位。两宋诗之冠冕的江西诗派：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宗都以杜甫为祖、金、元、明之诗坛巨擘都是杜甫为之开先。陆游有诗曰： 千载《诗》亡不复删 少陵谈笑即追还 尝憎晚辈言“诗史” 《清庙》《生民》伯仲间。 他视人们尊杜诗为诗史为不足，必置于雅、颂之音中犹若诗中之经才好。秦观在《韩愈论》中，将孔子与杜甫同提并论，孔子对我国古代文化的总结整理之功可用集大成者来赞，“呜呼，杜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虽未直接称圣，实亦许之矣。到了明代，杜甫已经正是被称为诗圣了。 杜甫的一生，是饱经忧患的一生。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热爱祖国和人民，关心政治，从青年时代起就抱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匡时济世之心走进社会。但是，杜甫一生坎坷，屡次科场失意。他长期过着流离转徙的生活，使他有机会接触社会的各个阶层，了解政治情况，洞察社会动态，体验民间疾苦。他站得高，看得远，具有民胞物与的高尚情怀。因此，他的诗歌立足忠厚，其风格雄浑高古，自成一家，被尊称为“诗圣”。又因为他浓厚的民本思想，站在人民立场，敢于面对社会黑暗，痛陈时弊，把社会上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国家的政治动态，都概括在诗歌作品里，所以又被尊称为“诗史”。唐代元稹对杜甫的评价甚高，曾说：“上薄风骚，下盖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文人之所独专矣。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经过时间的验证，元稹对杜甫的评价与褒扬毫不过分。 杜甫是诗歌语言大师，他在语言的锤炼上是着意下了一番功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正是他刻苦努力的真实写照。翻开杜甫的诗集，人们会看到佳句连篇，妙语如珠，使人眼花缭乱，有目不暇接之感。杜甫诗歌语言的最大特色是精确凝练，概括力强，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仅用十个字就把封建社会里贫富悬殊做了鲜明的对比，爱憎分明。又如“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仅用两句就把战乱年月漂泊异乡之人的思家之情表露无遗。杜诗语言的又一特色是丰富多彩，形象鲜明，如“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色彩明快，妙语传神；又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则如一幅细腻逼真的田园风景画。杜甫诗歌语言的另一特色是质朴自然，明快通俗，如“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四句诗完全是民间流传的谣谚语言，经作者引入诗中，既通俗易懂又恰切自然。杜甫的诗歌音调美也是一大特色，如“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流连细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铿锵悦耳，富有节奏感，读来琅琅上口。 诗评，，，，，，，，，，，，，，，， 一部杜甫集，不仅继承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深刻而广泛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而衰这个特殊时代的社会面貌，而且也表现了诗人虽坎坷潦倒、颠沛流离却始终热爱祖国、同情人民的崇高精神。在艺术上，杜诗不仅集前人之大成，而成为辉煌的唐代诗歌的一面旗帜，也是开后世之先路，令百代学习景仰的楷模。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诗人，也是世界范围的文化伟人。 登高——[唐] 杜甫 风急天高猿啸衷,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絮霜鬓,潦倒此停浊洒杯。 《登高》写于大历二年（公元767年）。当年杜甫居住在夔州，在九月九日重阳节那天，诗人登高远眺有感，遂写本诗。 前四句重点是写景，但景中亦含情。 开篇“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便从细微之处着眼，描绘了诗人的所见、所闻、所感觉到的具体景物。在这两句诗中诗人排列了 “风”、“天”、“猿”、“渚”、“沙”、“鸟” 六种自然事物，每种事物后边都用一个字或词巧妙恰当地加以形容，“风疾”、“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这两句诗虽然没有一句写登高，也没有一个字点名秋天这一季节，但句句不离登高，字字饱蕴秋意。没有秋，便不会有“风疾”、“天高”和“猿啸哀”的所感；不登高，便不会有“渚清”、“沙白”和“鸟飞回”的所见。诗人将这多种物象组合起来，构成一幅立体的空间画面，一幅萦绕着悲凉萧瑟气氲的画面，流露了诗人心中无限凄凉。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诗人在这里从大处落笔，写登临高处所见到的两大壮观景象，犹如影视技术的特写镜头，在读者脑海中形成壮阔无边，波涛汹涌的动感画面——无边无际的树叶纷纷飘落，滔滔的长江之水波涛汹涌，滚滚而来。不仅壮观，更显大气磅礴。这里如同前两句一样，依然没有提到季节与登高，然而“无边落木萧萧下”是非深秋季节所能有的，“不尽长江滚滚来”也是非登高所能观赏和感受到的。此外，“落木萧萧”、“长江滚滚”又和前两句的“风急天高”、“渚清沙白”遥相呼应，承接而来，足见诗人构思之高妙。这两句虽然仍然是在写景，但那“无边”的“落木” ，“滚滚”东流的“长江”之水，却饱含着诗人强烈的思想感情，是诗人浩茫心事的真实写照。以上四个写景的诗句，构成了诗人登高时所见所闻所感的整体画面，而这个整体画面恰恰为下文抒发诗人的感情设置了一个典型的大的环境背景。 后四句重点在于抒情，但情中又寓景。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两句由前面的明写景物暗含抒情，转为直接抒情，暗中写景。上句写诗人思乡、悲秋和飘零他乡的客旅身世。“万里”，极言思乡情切。“悲秋”，秋季“落木萧萧”的景象出发了诗人身世飘零的悲叹。“作客”，是说身为他乡游子，举目无亲，不得与家人团聚的思亲之愁。又用一“常”字加以修饰，极言“作客”他乡时间之长久，更见思乡思亲之情切。诗人满腹愁苦都紧扣眼前的秋景，可见抒情中暗合秋景的描绘。“百年”，极言年老。“多病”，体弱多病，而更有忧国忧民之痛。“登台”，这是诗中点题之处，登高则能望远，然而登上高处的所见所闻又都是凄凉的景象，非但没能令诗人心旷神怡，反而更勾起心灵深处的哀痛，更何况还是“独”自一人去“登台”呢？这一个“独”字更显其孤独的处境。这两句诗，细致传神地描画出了诗人此时的自我形象，难怪后人千古传送。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进一步抒发诗人内心无尽的“苦恨”，暗中再次点明久久重阳登高之事。“艰难”，一是身世的艰难，坎坷，另一是国事和民生的艰难，诗人此时的感情，并不局限于个人的愁苦上。“霜鬓”，即白发，是由“苦恨” 所致，在着一“繁”字，则更显“苦恨”之情日深。“潦倒”，指体衰多病，愁肠百结，极言心中的愁闷。诗人本已年老体衰多病，却又加上长久在“万里”他乡“作客”，心中无限愁闷。适逢重阳，本想登高消愁，看见的确实满目秋色，结果是愁上加愁，悲苦之情又平添了许多。此景此情，诗人怎能不想起以酒消愁呢？然而却“新停浊酒杯”，因病刚刚戒酒。在这里，诗人的心境与眼前的景色完全交融在一起了，景中有情，情中有景，表达了诗人登高时的感怀，也构成了前四句所描写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感受。 作品意境浑厚感人，语言凝练含蓄，格律工稳严整，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 杜甫《月夜》赏析2008年12月02日 星期二 下午 10:39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赏析】 鄜(fu孚)州：地名，今陕西富县。 望月怀远。这在古典诗歌中是一个烂熟的题目。在杜甫生活的盛唐时期，古典诗歌固然正处于大开拓、大发展的阶段，但如像对景伤怀、思亲怀友这类的题材，却已早经无数作者吟咏，要出新意颇不容易。这一首五律，却在内容表达与章法技巧上脱落故常，出奇制胜，成为同类题材作品中千古独步的名篇。 应该承认，这首诗之所以感人至深，首先在于它所抒发的是诗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触发的郁勃真切的离情别绪。回溯诗人的生平我们可以知道，天宝十五年(756)五月，杜甫从奉先移家至潼关以北的白水。六月，安史叛军破潼关，玄宗奔蜀，杜甫只得携眷北行，至鄜州暂住。七月，肃宗李亨即位灵武，杜甫只身前去投奔，途中被叛军掳至长安。这首诗就是身陷贼营的杜甫八月在长安所作。没有那场惊天动地的大战祸，便没有诗人的这番家人离散，身陷绝境的悲惨经历。而如果没有这番特殊的经历，要产生诗中的哀惋凄切、深挚缠绵的离情也是不可想象的。此诗的重要价值，确乎在于它所反映的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情感这一点上。 不过使得这首诗在众多的抒写乱世之离情的作品中高标独秀的，却无疑是作者匠心独运的新奇角度与抒写章法。在这里，老杜并不一般地就景敷情、缘情述事，而是别出心裁从思念对象一边落笔，从头至尾细致熨帖地描摹自己想象中的对方的景况。无限的深情、痴情都从这一系列想象描写中流泻而出，达到了抒情的极致。首联二句，绝不说自己望月而忆妻，偏说妻子见月而思己，比起一般的直诉自己的情感的忆内之作，一开篇意思就深了一层。前人写过“隔千里兮共明月”(谢庄《月赋》)和“天涯共此时”(张九龄《望月怀远》)一类的名句，那都是兼及“忆”与“被忆”双方的，这里却偏偏只提被忆的一方，抒写角度的转换，使得辞旨婉切，更显出诗人对妻子的一往情深。妻子身边，是时时尾随着可爱的小儿女的。诗人月夜思妻，必然密不可分地念及孩子。可是颔联二句不正面说自己望月忆儿女，偏说儿女随母望月，又想象儿女幼小，尚不解望月而思念身陷长安的慈父。真是此情此景，将何以堪!诗人刻骨铭心的忆内之情，又在这痛苦的想象中更深入一层。第三联，想象愈加具体化，虚拟妻子在这个夜晚望月怀夫、久久不眠的情景，是整首诗中意境最优美，辞采最清丽的抒情句子。鬟湿而臂寒，状看月之久与怀人之痴。月色愈好而痛苦愈增，夜深天寒都浑然不觉。这位闺中娘子是如此多情而执着，难道还不值得我们的诗人深切思念吗?王嗣奭《杜臆》认为此联“语丽情悲”。实为中肯。诗的末联，方才将抒情主人公自己的形象摆进去，仍以想象之笔结情。这是盼望相思之愿能偿，有朝一日伉俪重逢，双双对此明月舒愁，抹掉战乱带来的伤痛痕迹。这里对前文的承接照应十分细密周到，表现出诗人情感之深婉沉绵，如“双”承“独”，“照”承“月”，“泪痕干”反衬双方各自“独看”时的泪流不止，这些都真切地传达出诗人憎恨乱离，盼望团圆的迫切心情。 愤恰是人民的悲愤，他在替百姓呼号。杜诗中著名的“三吏”、“三别”，全面反映了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的深重苦难。我们看其中的《无家别》: 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 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 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 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 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 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 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 宿鸟恋本枝，安辞且穷栖。 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 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鞞〔pí皮〕。 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 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 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 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 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 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 这是用第一人称写的，诗中的“我”是个当兵归来的青年农民。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后，农村普遍衰败，田园庐舍一片荒凉。这个败阵归来的士兵看到家乡已面貌全非，乡邻们走死逃亡，旧里已成空巷，连太阳都暗淡无光，一片凄惨气氛。村里成了狐狸之类的乐园，它们反客为主，竖起毛来发怒，怪这个青年的哭声搅乱了它们的安宁。在百无聊赖中，这个农民为活下去开始锄地，灌园，尽庄稼人的本分。然而仍不能安静地生活，县吏知他回来，又召他去练兵。这次是当地方兵，不出本州，转身看看家里，任何可携带的东西都没有。稍觉安慰的是，虽然只身一人，在本地总比远离家乡不知所归好些吧。可是又一想，家乡已一无所有，无所留恋，远近都一样，无所谓了。他又想起已经死去五年的母亲，生儿得不到孝顺，母子都留下刻骨的遗恨。人生到了这种无家可别的程度，百姓还怎么活下去呢? 杜甫诗歌，继承和发展了自《诗经》、汉乐府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面向社会，面向人民，无论是抒情诗还是叙事诗，都达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并由此形成了借以抒发自己忧国忧民、忧时悯乱思想感情的高度成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杜甫是我国古代第一个较多地歌唱时事的大诗人，他用高度成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写下了众多的、质量很高的叙事诗，塑造了众多的典型形象。杜诗通过这些艺术概括的形象，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各种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广大人民深重灾难的生活： 逾墙而逃的老翁、急应河阳役的老妪、新安被征的男子、暮婚晨别的新娘、无家可归的独身汉、夔州负薪的老处女，以及如狼似虎的役吏、炙手可热的杨国忠兄妹、烧杀虏掠的安史乱军…… 这些形象，从各个角度反映了人民遭受的苦难，无情地抨击了统治阶级的荒淫，强烈谴责乱军的暴行。 杜甫在《丽人行》、《石壕吏》、《兵车行》、《垂老别》等著名诗篇中，运用了把主观的思想感情融化于客观事实的叙述中，让人物和事实本身说话，不动声色地抨击了统治阶级，自然而然地表露了自己的爱憎感情。如《丽人行》：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新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后来鞍马可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杨花雪落覆白萍，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这首诗讽刺了杨氏兄妹的骄纵荒淫，曲折地反映了君主的昏庸和时政的腐败，妙在从头到尾，都用精工细腻的笔触、鲜明富丽的色彩、严肃认真的态度，来描写场面和情节，让诗人自己的倾向和感情从场面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浦起龙《读杜心解》），从而有了比一般轻松的讽刺更为强烈的艺术批判力量。 再次，杜甫在描写人物时还善于用人物个性化的语言来刻画心理，塑造形象。无论是独白还是对话，都精彩传神，很好地反映了诗人的忧国忧民思想。比如《新婚别》一诗，完全用新娘的独白写出，将她送别丈夫时的无奈、愤恨、抱怨、忧虑、沉痛、勉励、期待的复杂心理活动展示无遗，从而塑造出一位感情丰富、深明大义的劳动妇女形象。 最后，杜甫还善于捕捉富于表现力的能够显示人物本质和精神面貌的细节。例如《兵车行》中的“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这一细节，而且也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深寓着作者的同情与愤慨。 上述几点，在杜甫的叙事诗中往往是同时出现的，互相配合，相得益彰，为杜诗抒发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提供了最好的创作方法。 杜甫（公元712--770），汉族，字子美，河南巩县（今郑州巩义）人，世称杜工部、杜拾遗，自号少陵野老，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诗圣，世界文化名人，与李白并称“李杜”。杜甫祖籍襄阳（今湖北襄樊市），远祖为晋代功名显赫的杜预，乃祖为初唐诗人杜审言，杜甫本人出生于河南巩县（今郑州巩义）。杜甫曾任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被誉为“诗史”。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被后世尊为“诗圣”。杜甫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别”，并有《杜工部集》传世；其中“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杜甫的诗对后世影响深远。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以最普通的老百姓为主角，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生平详见《旧唐书》卷一九〇。 “三吏”、“三别”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杰作。它真实地描写了特定环境下的县吏、关吏、老妇、老翁、新娘、征夫等人的思想、感情、行动、语言，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现实和广大劳动人民深重的灾难和痛苦，展示给人们一幕幕凄惨的人生悲剧。在这些人生苦难的描述中，一方面，诗人对饱受苦难的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对官吏给于人民的奴役和迫害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他又拥护王朝的平乱战争，希望人民忍受苦难，与王朝合作平定叛乱。这种复杂、矛盾的思想是符合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面貌的。 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是杜甫到成都后的住所。
是卢玮銮吧中文名称: 卢玮銮又名: 笔名卢銮 笔名小思 笔名明川性别: 女国别: 中国籍贯: 广东省番禺香港散文家、学者。笔名小思，另有笔名明川、卢銮。原籍广东番禺，在香港出生。香港近代著名小说家、教育家，荣获香港教育学院第二届《杰出教育家奖2003》。她是香港中文大学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早年来到香港之后，小思曾在中、小学任教，因此对教育事业颇有心得。现时在香港《明报》副刊撰写「一瞥小思」专栏文章。1964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中文系，翌年入罗富国师范学院进修，先后任几所中学的教师。1973年赴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任文学研究员一年，1978年起任香港中文大学助教、讲师，并任香港青年作者协会顾问及多家报刊专栏作者，从事散文创作和搜集整理现代香港文学史料。1981年，以《中国作家在香港的文艺活动》之论文获得硕士衔。已出版的作品有《路上谈》、《承教小记》、《日影行》、《丰子恺漫画选绎》、《不迁》及合集的《七好文集》、《七好新文集》、《三人行》等。曾编纂《香港的忧郁——文人笔下的香港（1925—1941）》，与人合编有《茅盾香港文辑》，研究论文集有《香港文纵》。文章《蝉》入选初中一年级课文。编辑本段蝉今年,蝉鸣的很早.杜鹃花还没有零落,就听见断续的蝉声了.近月来,窗外蝉,更是知知不休,使事忙的人听了很烦.一天,在树下拾得一只病蝉,透明地翅膀收敛了,身躯微微颤抖,没有声响.她就是曾经知知不休的在树上过日子的小东西.那么小,却那么响,竟响彻了一个夏天!曾这样问:何必聒聒?那只不过是夏天罢了!朋友说:知道么?它等了17年,才等到一个夏天.就只有这个夏天,它从泥土中出来,从幼虫成长过来.等秋风一吹,它的生命就完结了.17年埋在一个泥土里,出来就活一个夏天,为什么乐?朋友说:那本来生活历程就这样.它为了生命延续,必须好好活着.那管使90年.90天,都不过要好好的活过.哦!那是蝉生命的意义!斜阳里,想起秋风颜色,就宽恕了那烦人德聒聒!小思的诗高人必经四种境界高人必经四种境界——先走出自己的房间，再走出别人的天地，然后走进自己的天地，最后走进别人的房间。怪哉（之一）地上一筐青叶，梁上一捆干草。可那牛儿却极力抬头卷舌——吃得到，不如够不着。青春青春，是一度阳春三月的煦风，来匆匆，去也匆匆。当风拂落满地的柳绿桃红，你朦胧，我也朦胧。坚持的诠释当我扒在竹枝上五分钟人们嘲弄我是只野猫当我援在竹杆上达五天人们就会把我视为波斯猫当我在竹林里待上五年人们就把我珍若熊猫了怪哉（之二）一层薄如轻纱的纸，竟可隔绝两个世界；一片春天的落叶，竟能让爱情错过季节。俯视很累我从不眼羡山的巍峨而觉得自己渺如苍海一粟想必俯视和仰望一样累因为那是同样的高度正如站着并不比躺着舒服真理当你站在山脚你看见的是百花争艳蜂舞蝶闹而当你停在山腰你能感觉到的是是气爽秋高而当你站在山顶我的人儿那里物景萧条北风怒号如果你想享受生命之乐宜住山脚如果你想为人称道宜住山腰如果你胸藏黎民宜住山顶
朱红大杜鹃频危的原因是因为环境不断的恶化，生态环境遭到破坏，适应不了这样的环境，最后导致出现了濒危的情况。
马缨杜鹃，为杜鹃花科，杜鹃花属的一种。常绿灌木至小乔木，高3～8米，最高可达12米以上。树皮棕色，呈不规则片状剥裂，枝条直立，幼枝被灰白色绵毛。 比较常见分布较广的植物，还不算国家保护野生植物吧可以百度对照
杜鹃花科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似血杜鹃的保护生物学研究似血杜鹃作为大理苍山特有的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我国特产的著名观赏花木，是杜鹃属中的珍贵种质资源，对育种很有价值。但其基础生物学资料却几近为零，亟待研究。本论文主要通过对该物种野外生存状态、生态环境、群落结构、繁殖生物学等关键环节的研究，评估其濒危现状及探讨可能的濒危原因，从而初步提出该物种的保护对策和建议。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1．地理分布及生境： 目前似血杜鹃仅分布于大理苍山大黑顶至洗马塘海拔为3400-3700米的区域，由于分布范围狭窄，群体与群体间相距又不超过10米，难以对似血杜鹃进行居群划分。调查中只有一个居群存在。似血杜鹃分布区域为典型的高山气候，具有温度低，湿度大，风力强劲的特点，周围植物群落也体现出适应高山气候的特征。 2．群落特征： 似血杜鹃所在群落生物多样性丰富，共记录到隶属于40个科67属的96种植物，其中杜鹃花科植物无论从种类还是数量上都占有优势。从垂直结构看，该群落分层明显，灌木层占优势，是典型的苍山冷杉林上缘群落。似血杜鹃所在群落区系成分分析表明，其主要为世界分布和北温带分布，尤其是北温带分布成分占优势，表现出明显的温带特征。 3．繁殖生物学野外对似血杜鹃进行套袋实验，结果表明似血杜鹃为虫媒传粉，不进行风媒传粉，无自交和孤雌生殖。但花蕾由于昆虫捕食或腐烂病变的原因往往无法顺利开花，只有％的花蕾可以顺利开花。由于开花受到阻碍，每一植株结果率均较低。成熟果实中种子呈薄片状，胚结构不明显，在萌发实验中萌发率极低。 似血杜鹃具有发达的无性繁殖能力，一株母株可以由地下发出数量不等的匍匐茎，并形成不定根和新芽苗，从而形成一个新植株，但仍与母株连在一起，新植株常可生长到与母株相同的高度，逐渐形成成片的群体。 4. 与血红杜鹃的异同在苍山海拔3400米以下的区域有大量与似血杜鹃高度相似的血红杜鹃分布，对血红杜鹃的生境，群落，外部形态，分布范围进行调查，发现两者分布范围完全无交叉，其他各方面也有较多差别。 5．濒危原因及保护策略似血杜鹃开花期花朵很容易腐败，严重影响其有性繁殖过程，但植株其他部分未见有明显病变影响。另外，昆虫对叶和花朵捕食严重，尤其对花蕾捕食，严重影响了其有性繁殖的顺利进行，对其造成了胁迫。似血杜鹃的种子有不育现象，这更进一步使得似血杜鹃的有性繁殖过程缺失，针对以上特点了对该物种的保护策略及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