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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战争与和平相伴相随。彻底消除战争的威胁进而实现持久和平，是世界各国人民多少个世纪以来苦苦追寻却又难以实现的梦想。 20世纪上半叶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将欧洲、西亚、非洲和远东地区卷入战争的漩涡，3000多万人在战火中伤亡。西方列强签署的所谓“和约”不过是一纸休战协议，交战各方的真实想法不过是伺机再战。日本、德国、意大利法西斯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一场规模空前的浩劫。61个国家和地区参战，17亿人饱受战乱摧残，9000多万军民伤亡，许多国家的经济社会遭到严重破坏。残酷的现实再一次将“是生存还是毁灭”这一古老的命题摆到世人面前。在满目疮痍的战争废墟上，各国人民思考最多的就是如何让杀戮和毁灭不再成为循环往复的梦魇，如何为世界和平大厦奠定牢靠的基石。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是人类和平进步事业发展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它不仅体现了世界各国人民“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的意愿和“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的崇高精神，而且也是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共同维护地区和全球安全的有效集体措施。 维护世界和平是全人类的共同使命，也是一个在困惑和挫折中不断前行的探索过程。上个世纪中叶那场涂炭生灵的热战一结束，世界随之陷入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虽说世界范围内的大战得以避免，但小规模的地区性冲突乃至局部战争时有发生。据统计，战后几十年来总共发生了百余次大大小小的战乱，1200万人在战火中丧生，大批无辜平民颠沛流离。 尽管如此，世界各国人民并未放弃对持久和平的执着追求。全世界范围内的和平力量不断发展壮大，联合国作用也随之逐步增强。20世纪后期，世界形势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形成了有利于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总趋势。冷战阴霾消散后，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各国更加重视对话合作，更加重视谈判解决争端，通过联合国预防和制止武装冲突、维护世界和平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诉求。 持久和平是全人类的共同心愿，也是需要世界各国戮力同心、不断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应当看到，虽然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享有和平与安宁，但局部战争和冲突时起时伏，地区热点问题错综复杂，国际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极端宗教势力在一些地区还相当活跃，环境污染、毒品走私、跨国犯罪、严重传染性疾病等跨国性问题日益突出，人类实现持久和平理想仍需不懈努力。 要实现持久和平，必须摒弃冷战思维，牢固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武力不能缔造和平，强权不能确保安全。只有增进互信，平等协商，广泛合作，才能实现普遍而持久的安全。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原则，也越来越成为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互相建立和发展关系的指导原则。 要实现持久和平，必须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当今世界不稳定、不确定和不可测因素在增加。非传统威胁与传统威胁相互交织，各类安全问题的跨国性、相关性、突发性日益增强。一国安全与地区和全球安全紧密相联。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有效解决各国共同的安全问题。作为集体安全机制的核心，联合国在保障全球安全的国际合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合理、必要的改革，增强联合国应对新威胁新挑战的能力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 要实现持久和平，必须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不仅有权自主地决定本国事务，而且有权平等地参与决定国际事务。在国际事务中，只有遵循平等协商、友好合作的民主精神，才能有效地扩大各国的共识，深化共同利益，应对共同挑战，实现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 要实现持久和平，必须维护和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世界各国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各自独特的文化、传统、信仰和价值观。信息化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也使国与国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各种文明只有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取长补短，加强沟通、对话与合作，才能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为人类的共同进步作出贡献。
一．逼近眼前的生死抉择 和平是人类最持久最朴实的追求。和平意味着生存的机会。人只有在和平的状态下才能正常从事一切有利于生存、发展的建设性活动，生命的尊严也只能在和平状态下才有条件得以普遍展现。然而对和平的持久追求本身也表明了人类长期被战争所伴随的不幸事实。 战争，是人类自己发明出来的最大灾难之一。无论战争因何而起，它都不仅是手执武器的人互相残杀，更是平民的无辜受难。战争造成的惨烈后果——生灵涂炭、村庄被焚毁、城市成废墟……——从来就是要由人民来承受的。对于人民来说，战争意味着动荡、恐怖和死亡阴影。但战争却总在发生，人民防不胜防。 在人类历史上，和平与战争犹如一对连体儿。一方面，战争手段的运用之普遍和经常，使它几乎成了人类一种常规活动。阿里斯托芬曾通过剧作《和平》发出感慨：“一直在将你期待，一直在将你找寻；非同寻常的期待，非同寻常的找寻。”这正是频繁的战争造成和平稀缺的一个佐证。另一方面，人们从未停止过创造和平局面的努力和在战争的间隙中创造生活的努力。在和平与战争的交替中，是创造与毁灭的悲剧性交替。如果说过去这种悲剧性交替中，人类还可以在战争的间隙中重建生活，如今当足以毁灭整个世界的生化武器、核武器被发明出来，诱发战争的因素又愈益增加，核战呈一触即发之势，“生存还是毁灭”这个似乎过于形而上的问题已经逼近眼前，成了全人类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在毁灭性的核战阴云笼罩下，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存在于制止战争和争取持久稳定的和平的努力之中。 二．和平与反战的思想探索 战争使人类历尽苦难而期盼着和平。但持久稳定的和平有赖于许多条件。对战争这一横贯全部人类史、称得上人类常规的活动进行反省并对诱发战争的原因进行探究，有助于为和平创造条件的努力。 在人类思想史上，和平与战争是一对永恒主题，探究从来没有停止过，所涉内容，十分广泛。尤其人们熟知的那些杰出思想家深具人道主义精神，他们热爱和平反对战争。但作为思想家，他们不是简单地赞颂和平谴责战争，而是致力于对战争根源的挖掘和对战争性质的剖析，致力于探索摆脱战争的可能性和持久和平得以实现的条件，阐释的思想对于我们理性地认识战争和争取和平有着重要启示。 1．战争根源探究 思想家们从经济、政治、文化、人性等多方面对战争根源作了探寻，揭示了贫穷与战争之间存在着联系，种族、文化、宗教信仰冲突往往成为引发战争的因素，战争与人的攻击性和冒险精神，特别存在于某些人身上强烈的征服欲和野心有着关联。但我认为对战争根源所作的最重要探寻，是揭示了专制政体与战争的内在关系。这一思想在西方可谓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四百多年前苏格拉底就指出专制僭主通过挑起战争使人民需要一个领袖。稍后，亚里士多德把专制政体判定为要靠战争来维系稳定的政体。十八世纪，伏尔泰、卢梭等启蒙思想家揭露了专制统治者和教权主义者为着权欲、为着征服、为着所谓主义把人民推入战祸的真相，并指出对外的战争和征服与对内的独裁专权相互支持这一事实。当代思想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则不约而同指出近现代一个事实：专制国家不仅屡屡到处挑起战争，而且彼此之间也经常爆发战争，哪怕意识形态相近甚或相同也难免兵戎相见，这与战争从未发生在民主国家之间呈耐人寻味的反差。这一反差对战争是专制政体的内在本性提供了颇为独特且有力的证据。 专制政体之成为战争根源，乃因作为这种政体特色而存在的专断权力在根本上处于无制约无制裁状态以及这种政体本质上的不正义和扩张、征服倾向。事实上，权力占有者对内的不义统治本身就酝酿着内战。对外，由于专制政体的权力来源、是否进行战争的抉择方式和取得战争经费的方式与共和政体判然有别，两种政体下民意的分量和人们生命的分量更是迥然不同，这使得战争决定如康德所指出的，在共和制下是最艰难的决定，但对专制者来说，却可以成为“全世界最不假思索的事情”。①所以，一旦实力具备或者以为实力具备，战争几乎是必然的选择。而对发动征服战争的人来说，战争可能带给他们的东西与带给人民的不一样。胜利带给他们的是财富、土地、荣耀和统治权的扩大，为取胜所必须付的代价却要由人民来支付；如果战败，战争发动者不必为后果负责，其惨烈后果将全部转嫁给人民，尽管人民从来没有机会对是否进行战争表达意见；如果面临灭顶之灾，“绑架”整个国家作“人质”，甚至拉全体人民作陪葬——这在历史和现实中都不少见。专制体制下权力与责任之间荒唐的不对称决定了使战争永久化是形形色色的专制统治者的共性。 但专制制度成为战争根源还不仅在于上述原因，还在于这种制度具有把某些作为战争发生可能性的因素刺激、挑逗起来引向战争的倾向。其实，无论人性中固有的攻击好斗性、冒险性，还是某些人的野心和征服欲，或者种族、文化、宗教信仰差异，都并不必然使人走向战争，它们都只是一些潜在的可能。但专制制度注定要把这些潜在可能变成现实的战争因素。因为这种制度既给了统治者凭借权力强制性驱赶人民上战场卖命从而使他们的野心和征服欲得以兑现的条件，又使他们可以利用欺、煽动和暴力思想的灌输使人性中原本可能通过富于创造性和建设性的方式释放的攻击性冒险性采取暴力的破坏性发泄方式。至于在不同种族、文化、信仰之间制造隔膜、挑起仇恨，加深误解和冲突，把差异变成战争的理由，更是专制国家惯用手法。 关于专制制度与战争的关系，专制制度导致战争是问题的一方面，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战争对民主国家的自由构成最大威胁。威胁不仅来自外部专制国的战争倾向，还因为战争将不可避免地会破坏民主国家作为人民自由之制度性保障的权力平衡。这就是托克维尔指出的那种危险：战争将不可避免地使参战的民主国家把对一切人的指挥权和对一切事物的管理权强制性地集中到行政当局。而一场持久的战争则势必把权力向行政当局集中的危险趋势固定下来。 战争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多侧面关系，提示了避免战争、实现持久和平的最重要思路。 2．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 要避免战争、争取和平，需对战争本身抱理性态度。为和平而谋划的思想家们并不一概反对战争，他们中不少人赞成在某些情况下进行战争并为之辩护。最重要辩护是对战争作正义与非正义的性质区分。把战争区分为正义与非正义的，与对战争的谴责一样源远流长，而且不光众多思想家作这样的区分，一般民众也自发地倾向这种区分。尽管在“何为正义何为非正义”的问题上分歧重重，但人类还是逐渐取得一些基本共识，如：侵略战争、征服战争，出自压迫、掠夺目的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基于自卫，为保卫和平和家园、为了自由和尊严而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杰出的思想者就战争问题在一些原则问题上所作的是非辨析推动了基本共识的形成。从公元前六世纪中期开始达百年之久的希波战争，对希腊人来说，不仅是反抗侵略，而且是一场为着捍卫自己的城邦制而与强大的专制帝国进行的殊死斗争。斗争的胜利使希腊的独立城邦幸存下来，并创造了对全人类影响深远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基于这双重的正义性，希腊哲学家、诗人们，包括深刻揭露了战争残酷性的三大悲剧诗人无不引以自豪并为之辩护。即使反战立场最鲜明，以一系列喜剧鞭挞讽刺愚弄人民、鼓吹城邦之间内战的政客的诗人阿里斯托芬也对希波战争中抗击波斯入侵者的勇士大加赞扬。世界各大宗教创立者都反对战争，但也认肯了自卫的权利，尤其基督教一些著名神学家，如圣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他们都对这类权利作过有力论证。阿奎那不仅从战争理由、目的等方面梳理了使一场战争具有正义性的条件，还通过指出暴君在臣民中制造倾轧和纷争是犯了严重的叛乱罪，为推翻暴政的行动作了辩护。在十七世纪思想家洛克眼里，战争状态是一种敌对和毁灭的状态，这种看法表明了对战争的反感，但他同时坚决反对为了和平让无辜者乖乖地任人施暴。在他看来，这种由强暴和掠夺构成的和平无异于要民众充当驯顺的羔羊，不加抵抗地听任豺狼咬断自己的喉咙。人道主义者雨果主张以博爱促进和平，向往不再有持剑的士兵、不再有国界，整个宇宙为一家的和平前景。但他坚定表示，决不要低头屈膝的和平、专制下的和平、王朝下的和平。1869年的洛桑和平大会上，雨果提出和平的首要条件是解放，并认为为此“也许还需要最后一次战争”。二十世纪初，法国社会党领袖饶勒斯就日益逼近的战争对社会党人提出了双重任务：当战火还只是遥远的威胁时，应该用斗争来防止战争，但危急时刻就应该发动捍卫民族独立的战争。至于投入正义战争的必要性，爱因斯坦以反纳粹的战争为例作了透彻的表达。
维护世界和平论文1500字写法如下。
人类期盼着和平与幸福。但是当今的世界并非太平，战争的阴影还笼罩着一些国家和人民：当地时间29日下午，戒备森严的韩朝边境突然传出数声枪响，这立即震动了全球媒体，韩国方面称，当日下午5时26分许，朝鲜哨所的士兵突然向对面的韩军哨所开了两枪，后者立即还以三枪。这起短暂的交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我们热爱和平，我们不喜欢战争，但在这个世界上，枪声，炮声，爆炸声，远远多于鞭炮和礼炮声。就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全世界发生的大小战争总共不下400次！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人类更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中国，九一八的炮声，七七卢沟桥的枪声和南京大屠杀中30万死难同胞的呼声，时时使我们警醒。
21世纪的今天，我们更加热爱和平，但战争离我们并不遥远。世界，何时才能铸剑为梨，和平永驻？我渴望和平，渴望一没有流血与眼泪的世界，渴望一个安祥、温馨的世界！在我渴望的和平天堂里，有着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无论何种民族，何种肤色，人们都相亲相爱；国家与国家，城市与城市，人与人互相携手，和平就是友谊的桥梁。
和平就是清清的小河水，绿绿的芳草地；小鸟在湛蓝的天空自由飞翔，骏马在辽阔的原野尽情狂奔；和平从绿色的地球延伸，向着未来，向着宇宙，想着美好......噢，和平像看不完的画，是写不尽的诗！逼近眼前的生死抉择 和平是人类最持久最朴实的追求。和平意味着生存的机会。
人只有在和平的状态下才能正常从事一切有利于生存、发展的建设性活动，生命的尊严也只能在和平状态下才有条件得以普遍展现。然而对和平的持久追求本身也表明了人类长期被战争所伴随的不幸事实。 战争，是人类自己发明出来的最大灾难之一。
无论战争因何而起，它都不仅是手执武器的人互相残杀，更是平民的无辜受难。战争造成的惨烈后果——生灵涂炭、村庄被焚毁、城市成废墟……——从来就是要由人民来承受的。对于人民来说，战争意味着动荡、恐怖和死亡阴影。但战争却总在发生，人民防不胜防。 在人类历史上，和平与战争犹如一对连体儿。
一方面，战争手段的运用之普遍和经常，使它几乎成了人类一种常规活动。阿里斯托芬曾通过剧作《和平》发出感慨：“一直在将你期待，一直在将你找寻；非同寻常的期待，非同寻常的找寻。”这正是频繁的战争造成和平稀缺的一个佐证。另一方面，人们从未停止过创造和平局面的努力和在战争的间隙中创造生活的努力。
在和平与战争的交替中，是创造与毁灭的悲剧性交替。如果说过去这种悲剧性交替中，人类还可以在战争的间隙中重建生活，如今当足以毁灭整个世界的生化武器、核武器被发明出来，诱发战争的因素又愈益增加，核战呈一触即发之势，“生存还是毁灭”这个似乎过于形而上的问题已经逼近眼前，成了全人类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在毁灭性的核战阴云笼罩下，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存在于制止战争和争取持久稳定的和平的努力之中。 二．和平与反战的思想探索 战争使人类历尽苦难而期盼着和平。但持久稳定的和平有赖于许多条件。对战争这一横贯全部人类史、称得上人类常规的活动进行反省并对诱发战争的原因进行探究，有助于为和平创造条件的努力。
在人类思想史上，和平与战争是一对永恒主题，探究从来没有停止过，所涉内容，十分广泛。尤其人们熟知的那些杰出思想家深具人道主义精神，他们热爱和平反对战争。
但作为思想家，他们不是简单地赞颂和平谴责战争，而是致力于对战争根源的挖掘和对战争性质的剖析，致力于探索摆脱战争的可能性和持久和平得以实现的条件，阐释的思想对于我们理性地认识战争和争取和平有着重要启示。
技巧：
细致观察是提高写作水平的金钥匙。只有仔细地观察，才能从生活现象的矿藏中发现碎金璞玉，于泥沙混杂中攫取闪光的宝物。广泛阅读是提高作文水平的前提条件。要写出好文章，就必须多读书。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我们强调既要多读，又要选择地读，更要读进去，理解所读文章的结构技艺，语言特点等。阅读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中学生，加强课外阅读，是非常必要的，阅读从大的作用来说，滋养着人的心田，提高自我修养，养成读书的好习惯，终生收益。
从小的方面来说，中学生阅读可以增加知识面，提高语文素养，尤其对于写作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逼近眼前的生死抉择 和平是人类最持久最朴实的追求。和平意味着生存的机会。人只有在和平的状态下才能正常从事一切有利于生存、发展的建设性活动，生命的尊严也只能在和平状态下才有条件得以普遍展现。然而对和平的持久追求本身也表明了人类长期被战争所伴随的不幸事实。 战争，是人类自己发明出来的最大灾难之一。无论战争因何而起，它都不仅是手执武器的人互相残杀，更是平民的无辜受难。战争造成的惨烈后果——生灵涂炭、村庄被焚毁、城市成废墟……——从来就是要由人民来承受的。对于人民来说，战争意味着动荡、恐怖和死亡阴影。但战争却总在发生，人民防不胜防。 在人类历史上，和平与战争犹如一对连体儿。一方面，战争手段的运用之普遍和经常，使它几乎成了人类一种常规活动。阿里斯托芬曾通过剧作《和平》发出感慨：“一直在将你期待，一直在将你找寻；非同寻常的期待，非同寻常的找寻。”这正是频繁的战争造成和平稀缺的一个佐证。另一方面，人们从未停止过创造和平局面的努力和在战争的间隙中创造生活的努力。在和平与战争的交替中，是创造与毁灭的悲剧性交替。如果说过去这种悲剧性交替中，人类还可以在战争的间隙中重建生活，如今当足以毁灭整个世界的生化武器、核武器被发明出来，诱发战争的因素又愈益增加，核战呈一触即发之势，“生存还是毁灭”这个似乎过于形而上的问题已经逼近眼前，成了全人类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在毁灭性的核战阴云笼罩下，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存在于制止战争和争取持久稳定的和平的努力之中。 二．和平与反战的思想探索 战争使人类历尽苦难而期盼着和平。但持久稳定的和平有赖于许多条件。对战争这一横贯全部人类史、称得上人类常规的活动进行反省并对诱发战争的原因进行探究，有助于为和平创造条件的努力。 在人类思想史上，和平与战争是一对永恒主题，探究从来没有停止过，所涉内容，十分广泛。尤其人们熟知的那些杰出思想家深具人道主义精神，他们热爱和平反对战争。但作为思想家，他们不是简单地赞颂和平谴责战争，而是致力于对战争根源的挖掘和对战争性质的剖析，致力于探索摆脱战争的可能性和持久和平得以实现的条件，阐释的思想对于我们理性地认识战争和争取和平有着重要启示。 1．战争根源探究 思想家们从经济、政治、文化、人性等多方面对战争根源作了探寻，揭示了贫穷与战争之间存在着联系，种族、文化、宗教信仰冲突往往成为引发战争的因素，战争与人的攻击性和冒险精神，特别存在于某些人身上强烈的征服欲和野心有着关联。但我认为对战争根源所作的最重要探寻，是揭示了专制政体与战争的内在关系。这一思想在西方可谓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四百多年前苏格拉底就指出专制僭主通过挑起战争使人民需要一个领袖。稍后，亚里士多德把专制政体判定为要靠战争来维系稳定的政体。十八世纪，伏尔泰、卢梭等启蒙思想家揭露了专制统治者和教权主义者为着权欲、为着征服、为着所谓主义把人民推入战祸的真相，并指出对外的战争和征服与对内的独裁专权相互支持这一事实。当代思想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则不约而同指出近现代一个事实：专制国家不仅屡屡到处挑起战争，而且彼此之间也经常爆发战争，哪怕意识形态相近甚或相同也难免兵戎相见，这与战争从未发生在民主国家之间呈耐人寻味的反差。这一反差对战争是专制政体的内在本性提供了颇为独特且有力的证据。 专制政体之成为战争根源，乃因作为这种政体特色而存在的专断权力在根本上处于无制约无制裁状态以及这种政体本质上的不正义和扩张、征服倾向。事实上，权力占有者对内的不义统治本身就酝酿着内战。对外，由于专制政体的权力来源、是否进行战争的抉择方式和取得战争经费的方式与共和政体判然有别，两种政体下民意的分量和人们生命的分量更是迥然不同，这使得战争决定如康德所指出的，在共和制下是最艰难的决定，但对专制者来说，却可以成为“全世界最不假思索的事情”。①所以，一旦实力具备或者以为实力具备，战争几乎是必然的选择。而对发动征服战争的人来说，战争可能带给他们的东西与带给人民的不一样。胜利带给他们的是财富、土地、荣耀和统治权的扩大，为取胜所必须付的代价却要由人民来支付；如果战败，战争发动者不必为后果负责，其惨烈后果将全部转嫁给人民，尽管人民从来没有机会对是否进行战争表达意见；如果面临灭顶之灾，“绑架”整个国家作“人质”，甚至拉全体人民作陪葬——这在历史和现实中都不少见。专制体制下权力与责任之间荒唐的不对称决定了使战争永久化是形形色色的专制统治者的共性。 但专制制度成为战争根源还不仅在于上述原因，还在于这种制度具有把某些作为战争发生可能性的因素刺激、挑逗起来引向战争的倾向。其实，无论人性中固有的攻击好斗性、冒险性，还是某些人的野心和征服欲，或者种族、文化、宗教信仰差异，都并不必然使人走向战争，它们都只是一些潜在的可能。但专制制度注定要把这些潜在可能变成现实的战争因素。因为这种制度既给了统治者凭借权力强制性驱赶人民上战场卖命从而使他们的野心和征服欲得以兑现的条件，又使他们可以利用欺、煽动和暴力思想的灌输使人性中原本可能通过富于创造性和建设性的方式释放的攻击性冒险性采取暴力的破坏性发泄方式。至于在不同种族、文化、信仰之间制造隔膜、挑起仇恨，加深误解和冲突，把差异变成战争的理由，更是专制国家惯用手法。 关于专制制度与战争的关系，专制制度导致战争是问题的一方面，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战争对民主国家的自由构成最大威胁。威胁不仅来自外部专制国的战争倾向，还因为战争将不可避免地会破坏民主国家作为人民自由之制度性保障的权力平衡。这就是托克维尔指出的那种危险：战争将不可避免地使参战的民主国家把对一切人的指挥权和对一切事物的管理权强制性地集中到行政当局。而一场持久的战争则势必把权力向行政当局集中的危险趋势固定下来。 战争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多侧面关系，提示了避免战争、实现持久和平的最重要思路。 2．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 要避免战争、争取和平，需对战争本身抱理性态度。为和平而谋划的思想家们并不一概反对战争，他们中不少人赞成在某些情况下进行战争并为之辩护。最重要辩护是对战争作正义与非正义的性质区分。把战争区分为正义与非正义的，与对战争的谴责一样源远流长，而且不光众多思想家作这样的区分，一般民众也自发地倾向这种区分。尽管在“何为正义何为非正义”的问题上分歧重重，但人类还是逐渐取得一些基本共识，如：侵略战争、征服战争，出自压迫、掠夺目的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基于自卫，为保卫和平和家园、为了自由和尊严而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杰出的思想者就战争问题在一些原则问题上所作的是非辨析推动了基本共识的形成。从公元前六世纪中期开始达百年之久的希波战争，对希腊人来说，不仅是反抗侵略，而且是一场为着捍卫自己的城邦制而与强大的专制帝国进行的殊死斗争。斗争的胜利使希腊的独立城邦幸存下来，并创造了对全人类影响深远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基于这双重的正义性，希腊哲学家、诗人们，包括深刻揭露了战争残酷性的三大悲剧诗人无不引以自豪并为之辩护。即使反战立场最鲜明，以一系列喜剧鞭挞讽刺愚弄人民、鼓吹城邦之间内战的政客的诗人阿里斯托芬也对希波战争中抗击波斯入侵者的勇士大加赞扬。世界各大宗教创立者都反对战争，但也认肯了自卫的权利，尤其基督教一些著名神学家，如圣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他们都对这类权利作过有力论证。阿奎那不仅从战争理由、目的等方面梳理了使一场战争具有正义性的条件，还通过指出暴君在臣民中制造倾轧和纷争是犯了严重的叛乱罪，为推翻暴政的行动作了辩护。在十七世纪思想家洛克眼里，战争状态是一种敌对和毁灭的状态，这种看法表明了对战争的反感，但他同时坚决反对为了和平让无辜者乖乖地任人施暴。在他看来，这种由强暴和掠夺构成的和平无异于要民众充当驯顺的羔羊，不加抵抗地听任豺狼咬断自己的喉咙。人道主义者雨果主张以博爱促进和平，向往不再有持剑的士兵、不再有国界，整个宇宙为一家的和平前景。但他坚定表示，决不要低头屈膝的和平、专制下的和平、王朝下的和平。1869年的洛桑和平大会上，雨果提出和平的首要条件是解放，并认为为此“也许还需要最后一次战争”。二十世纪初，法国社会党领袖饶勒斯就日益逼近的战争对社会党人提出了双重任务：当战火还只是遥远的威胁时，应该用斗争来防止战争，但危急时刻就应该发动捍卫民族独立的战争。至于投入正义战争的必要性，爱因斯坦以反纳粹的战争为例作了透彻的表达。
60年前，联合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欢呼声中成立了。联合国的成立，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60年来，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制止侵略行为，促进国际合作等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成为全世界维护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国际组织。中国作为联合国的主要发起国之一，先后参加了筹备成立联合国的华盛顿会议、莫斯科会议、华盛顿橡树园会议和旧金山会议，为《联合国宪章》的正式生效和联合国的正式成立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1971年 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来，中国认真遵循联合国宪章精神，切实履行联合国的各项义务以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重要职责，在联合国内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一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不断进步和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加深，中国以新的面貌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中国一贯积极支持和参与联合国的各项工作，遵守联合国议案和决议，捍卫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在维护正义和国际秩序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在当今世界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中国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深化国际民主，建立更加公正、合理、互惠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既维护国际正义、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也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既维护和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从全局出发解决国际社会的实际问题；既维护国家主权、坚持反对干涉国家内政的原则，也考虑在特殊情况下国际社会有权利有义务对一些国家采取维和、适当干预与预防措施的权利；既支持国际反恐、防扩散等维护国际安全的措施，也维护国际经济的正常秩序、大力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解决地区贫困问题。中国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解决国与国争端的基本准则，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精神。中国为促和平、求发展而采取的灵活、务实的态度，丰富了在联合国框架下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实践。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有了中国这一维护和平、稳定力量的积极参与，联合国才得以成为世界性的国际组织，并在谋求人类的共同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 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潜力最大的新兴市场，强劲的经济发展带动了全球经济的增长。保持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和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既是中国政府对本国人民的责任，也是对联合国充分履行促和平、求发展职能所做出的贡献。在25年时间里，中国解决了2．2亿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堪称人类历史的奇迹。联合国专家认为：“正是因为中国在消除贫困人口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世界贫困人口比率才有了大幅度的下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以上，经济总量翻了两番，实现了小康目标。去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跃居世界第三位，达到11548亿美元，为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劲的活力。到2020年左右，中国经济将实现第二个翻两番，经济总量将达到4万亿美元左右。中国人民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宏伟蓝图过程中，必将惠及世界各国，成为对世界贡献更大的国家。 三 中国尊重联合国宪章，积极提倡新型安全观，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不搞对抗，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而是通过对话、和平的方式解决国家间存在的分歧和争端。中国注重与所有邻国建立和发展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中国积极参加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为维护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建设性贡献；努力推动地区安全对话合作机制的建设，积极参与了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对话合作；成功实践了新型安全观，通过友好协商妥善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增进了军事互信，在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方面进行了有效的合作。随着自身的繁荣发展，中国在全球安全和全球繁荣中的责任也在增长。在防扩散和国际反恐斗争中，中国是一个关键的参与者。在尊重有关国家主权、不干涉内政、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原则下，中国积极参与了在柬埔寨、东帝汶、海地、刚果（金）等国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在一些国家不太愿意提供医护人员和工程人员的情况下，中国向各个维和区派出了大量军事观察员和工程、医疗部（分）队。朋友不管字的多少，只要文章你感觉很满意就可以了。
一．逼近眼前的生死抉择 和平是人类最持久最朴实的追求。和平意味着生存的机会。人只有在和平的状态下才能正常从事一切有利于生存、发展的建设性活动，生命的尊严也只能在和平状态下才有条件得以普遍展现。然而对和平的持久追求本身也表明了人类长期被战争所伴随的不幸事实。 战争，是人类自己发明出来的最大灾难之一。无论战争因何而起，它都不仅是手执武器的人互相残杀，更是平民的无辜受难。战争造成的惨烈后果——生灵涂炭、村庄被焚毁、城市成废墟……——从来就是要由人民来承受的。对于人民来说，战争意味着动荡、恐怖和死亡阴影。但战争却总在发生，人民防不胜防。 在人类历史上，和平与战争犹如一对连体儿。一方面，战争手段的运用之普遍和经常，使它几乎成了人类一种常规活动。阿里斯托芬曾通过剧作《和平》发出感慨：“一直在将你期待，一直在将你找寻；非同寻常的期待，非同寻常的找寻。”这正是频繁的战争造成和平稀缺的一个佐证。另一方面，人们从未停止过创造和平局面的努力和在战争的间隙中创造生活的努力。在和平与战争的交替中，是创造与毁灭的悲剧性交替。如果说过去这种悲剧性交替中，人类还可以在战争的间隙中重建生活，如今当足以毁灭整个世界的生化武器、核武器被发明出来，诱发战争的因素又愈益增加，核战呈一触即发之势，“生存还是毁灭”这个似乎过于形而上的问题已经逼近眼前，成了全人类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在毁灭性的核战阴云笼罩下，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存在于制止战争和争取持久稳定的和平的努力之中。 二．和平与反战的思想探索 战争使人类历尽苦难而期盼着和平。但持久稳定的和平有赖于许多条件。对战争这一横贯全部人类史、称得上人类常规的活动进行反省并对诱发战争的原因进行探究，有助于为和平创造条件的努力。 在人类思想史上，和平与战争是一对永恒主题，探究从来没有停止过，所涉内容，十分广泛。尤其人们熟知的那些杰出思想家深具人道主义精神，他们热爱和平反对战争。但作为思想家，他们不是简单地赞颂和平谴责战争，而是致力于对战争根源的挖掘和对战争性质的剖析，致力于探索摆脱战争的可能性和持久和平得以实现的条件，阐释的思想对于我们理性地认识战争和争取和平有着重要启示。 1．战争根源探究 思想家们从经济、政治、文化、人性等多方面对战争根源作了探寻，揭示了贫穷与战争之间存在着联系，种族、文化、宗教信仰冲突往往成为引发战争的因素，战争与人的攻击性和冒险精神，特别存在于某些人身上强烈的征服欲和野心有着关联。但我认为对战争根源所作的最重要探寻，是揭示了专制政体与战争的内在关系。这一思想在西方可谓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四百多年前苏格拉底就指出专制僭主通过挑起战争使人民需要一个领袖。稍后，亚里士多德把专制政体判定为要靠战争来维系稳定的政体。十八世纪，伏尔泰、卢梭等启蒙思想家揭露了专制统治者和教权主义者为着权欲、为着征服、为着所谓主义把人民推入战祸的真相，并指出对外的战争和征服与对内的独裁专权相互支持这一事实。当代思想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则不约而同指出近现代一个事实：专制国家不仅屡屡到处挑起战争，而且彼此之间也经常爆发战争，哪怕意识形态相近甚或相同也难免兵戎相见，这与战争从未发生在民主国家之间呈耐人寻味的反差。这一反差对战争是专制政体的内在本性提供了颇为独特且有力的证据。 专制政体之成为战争根源，乃因作为这种政体特色而存在的专断权力在根本上处于无制约无制裁状态以及这种政体本质上的不正义和扩张、征服倾向。事实上，权力占有者对内的不义统治本身就酝酿着内战。对外，由于专制政体的权力来源、是否进行战争的抉择方式和取得战争经费的方式与共和政体判然有别，两种政体下民意的分量和人们生命的分量更是迥然不同，这使得战争决定如康德所指出的，在共和制下是最艰难的决定，但对专制者来说，却可以成为“全世界最不假思索的事情”。①所以，一旦实力具备或者以为实力具备，战争几乎是必然的选择。而对发动征服战争的人来说，战争可能带给他们的东西与带给人民的不一样。胜利带给他们的是财富、土地、荣耀和统治权的扩大，为取胜所必须付的代价却要由人民来支付；如果战败，战争发动者不必为后果负责，其惨烈后果将全部转嫁给人民，尽管人民从来没有机会对是否进行战争表达意见；如果面临灭顶之灾，“绑架”整个国家作“人质”，甚至拉全体人民作陪葬——这在历史和现实中都不少见。专制体制下权力与责任之间荒唐的不对称决定了使战争永久化是形形色色的专制统治者的共性。 但专制制度成为战争根源还不仅在于上述原因，还在于这种制度具有把某些作为战争发生可能性的因素刺激、挑逗起来引向战争的倾向。其实，无论人性中固有的攻击好斗性、冒险性，还是某些人的野心和征服欲，或者种族、文化、宗教信仰差异，都并不必然使人走向战争，它们都只是一些潜在的可能。但专制制度注定要把这些潜在可能变成现实的战争因素。因为这种制度既给了统治者凭借权力强制性驱赶人民上战场卖命从而使他们的野心和征服欲得以兑现的条件，又使他们可以利用欺、煽动和暴力思想的灌输使人性中原本可能通过富于创造性和建设性的方式释放的攻击性冒险性采取暴力的破坏性发泄方式。至于在不同种族、文化、信仰之间制造隔膜、挑起仇恨，加深误解和冲突，把差异变成战争的理由，更是专制国家惯用手法。 关于专制制度与战争的关系，专制制度导致战争是问题的一方面，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战争对民主国家的自由构成最大威胁。威胁不仅来自外部专制国的战争倾向，还因为战争将不可避免地会破坏民主国家作为人民自由之制度性保障的权力平衡。这就是托克维尔指出的那种危险：战争将不可避免地使参战的民主国家把对一切人的指挥权和对一切事物的管理权强制性地集中到行政当局。而一场持久的战争则势必把权力向行政当局集中的危险趋势固定下来。 战争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多侧面关系，提示了避免战争、实现持久和平的最重要思路。 2．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 要避免战争、争取和平，需对战争本身抱理性态度。为和平而谋划的思想家们并不一概反对战争，他们中不少人赞成在某些情况下进行战争并为之辩护。最重要辩护是对战争作正义与非正义的性质区分。把战争区分为正义与非正义的，与对战争的谴责一样源远流长，而且不光众多思想家作这样的区分，一般民众也自发地倾向这种区分。尽管在“何为正义何为非正义”的问题上分歧重重，但人类还是逐渐取得一些基本共识，如：侵略战争、征服战争，出自压迫、掠夺目的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基于自卫，为保卫和平和家园、为了自由和尊严而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杰出的思想者就战争问题在一些原则问题上所作的是非辨析推动了基本共识的形成。从公元前六世纪中期开始达百年之久的希波战争，对希腊人来说，不仅是反抗侵略，而且是一场为着捍卫自己的城邦制而与强大的专制帝国进行的殊死斗争。斗争的胜利使希腊的独立城邦幸存下来，并创造了对全人类影响深远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基于这双重的正义性，希腊哲学家、诗人们，包括深刻揭露了战争残酷性的三大悲剧诗人无不引以自豪并为之辩护。即使反战立场最鲜明，以一系列喜剧鞭挞讽刺愚弄人民、鼓吹城邦之间内战的政客的诗人阿里斯托芬也对希波战争中抗击波斯入侵者的勇士大加赞扬。世界各大宗教创立者都反对战争，但也认肯了自卫的权利，尤其基督教一些著名神学家，如圣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他们都对这类权利作过有力论证。阿奎那不仅从战争理由、目的等方面梳理了使一场战争具有正义性的条件，还通过指出暴君在臣民中制造倾轧和纷争是犯了严重的叛乱罪，为推翻暴政的行动作了辩护。在十七世纪思想家洛克眼里，战争状态是一种敌对和毁灭的状态，这种看法表明了对战争的反感，但他同时坚决反对为了和平让无辜者乖乖地任人施暴。在他看来，这种由强暴和掠夺构成的和平无异于要民众充当驯顺的羔羊，不加抵抗地听任豺狼咬断自己的喉咙。人道主义者雨果主张以博爱促进和平，向往不再有持剑的士兵、不再有国界，整个宇宙为一家的和平前景。但他坚定表示，决不要低头屈膝的和平、专制下的和平、王朝下的和平。1869年的洛桑和平大会上，雨果提出和平的首要条件是解放，并认为为此“也许还需要最后一次战争”。二十世纪初，法国社会党领袖饶勒斯就日益逼近的战争对社会党人提出了双重任务：当战火还只是遥远的威胁时，应该用斗争来防止战争，但危急时刻就应该发动捍卫民族独立的战争。至于投入正义战争的必要性，爱因斯坦以反纳粹的战争为例作了透彻的表达。
在有关人类事务的发展过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其和另一个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并在世界各国之间依照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意旨，接受独立和平等的地位时，出于人类舆论的尊重，必须把他们不得不独立的原因予以宣布。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为了慎重起见，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应当由于轻微和短暂的原因而予以变更的。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是尚能忍受，人类都宁愿容忍，而无意为了本身的权益便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但是，当追逐同一目标的一连串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这就是这些殖民地过去逆来顺受的情况，也是它们现在不得不改变以前政府制度的原因。当今大不列颠国王的历史，是接连不断的伤天害理和强取豪夺的历史，这些暴行的唯一目标，就是想在这些州建立专制的暴政。为了证明所言属实，现把下列事实向公正的世界宣布－－ 他拒绝批准对公众利益最有益、最必要的法律。 他禁止他的总督们批准迫切而极为必要的法律，要不就把这些法律搁置起来暂不生效，等待他的同意；而一旦这些法律被搁置起来，他对它们就完全置之不理。 他拒绝批准便利广大地区人民的其它法律，除非那些人民情愿放弃自己在立法机关中的代表权；但这种权利对他们有无法估量的价值，而且只有暴君才畏惧这种权利。 他把各州立法团体召集到异乎寻常的、极为不便的、远离它们档案库的地方去开会，唯一的目的是使他们疲于奔命，不得不顺从他的意旨。 他一再解散各州的议会，因为它们以无畏的坚毅态度反对他侵犯人民的权利。 他在解散各州议会之后，又长期拒绝另选新议会；但立法权是无法取消的，因此这项权力仍由一般人民来行使。其实各州仍然处于危险的境地，既有外来侵略之患，又有发生内乱之忧。 他竭力抑制我们各州增加人口；为此目的，他阻挠外国人入籍法的通过，拒绝批准其它鼓励外国人移居各州的法律，并提高分配新土地的条件。 他拒绝批准建立司法权力的法律，藉以阻挠司法工作的推行。 他把法官的任期、薪金数额和支付，完全置于他个人意志的支配之下。 他建立新官署，派遣大批官员，骚扰我们人民，并耗尽人民必要的生活物质。 他在和平时期，未经我们的立法机关同意，就在我们中间维持常备军。 他力图使军队独立于民政之外，并凌驾于民政之上。 他同某些人勾结起来把我们置于一种不适合我们的体制且不为我们的法律所承认的管辖之下；他还批准那些人炮制的各种伪法案来达到以下目的： 在我们中间驻扎大批武装部队； 用假审讯来包庇他们，使他们杀害我们各州居民而仍然逍遥法外； 切断我们同世界各地的贸易； 未经我们同意便向我们强行征税； 在许多案件中剥夺我们享有陪审制的权益； 罗织罪名押送我们到海外去受审； 在一个邻省废除英国的自由法制，在那裹建立专制政府，并扩大该省的疆界，企图把该省变成既是一个样板又是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以便进而向这里的各殖民地推行同样的极权统治； 取消我们的宪章，废除我们最宝贵的法律，并且根本上改变我们各州政府的形式； 中止我们自己的立法机关行使权力，宣称他们自己有权就一切事宜为我们制定法律。 他宣布我们已不属他保护之列，并对我们作战，从而放弃了在这里的政务。 他在我们的海域大肆掠夺，蹂躏我们沿海地区，焚烧我们的城镇，残害我们人民的生命。 他此时正在运送大批外国佣兵来完成屠杀、破坏和肆虐的勾当，这种勾当早就开始，其残酷卑劣甚至在最野蛮的时代都难以找到先例。他完全不配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元首。 他在公海上俘虏我们的同胞，强迫他们拿起武器来反对自己的国家，成为残杀自己亲人和朋友的刽子手，或是死于自己的亲人和朋友的手下。 他在我们中间煽动内乱，并且竭力挑唆那些残酷无情、没有开化的印第安人来杀掠我们边疆的居民；而众所周知，印第安人的作战规律是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格杀勿论的。 在这些压迫的每一陷阶段中，我们都是用最谦卑的言辞请求改善；但屡次请求所得到的答复是屡次遭受损害。一个君主，当他的品格已打上了暴君行为的烙印时，是不配作自由人民的统治者的。 我们不是没有顾念我们英国的弟兄。我们时常提醒他们，他们的立法机关企图把无理的管辖权横加到我们的头上。我们也曾把我们移民来这里和在这里定居的情形告诉他们。我们曾经向他们天生的正义善感和雅量呼吁，我们恳求他们念在同种同宗的份上，弃绝这些掠夺行为，以免影响彼此的关系和往来。但是他们对于这种正义和血缘的呼声，也同样充耳不闻。因此，我们实在不得不宣布和他们脱离，并且以对待世界上其它民族一样的态度对待他们：和我们作战，就是敌人；和我们和好，就是朋友。 因此，我们，在大陆会议下集会的美利坚联盟代表，以各殖民地善良人民的名义，非经他们授权，向全世界最崇高的正义呼吁，说明我们的严正意向，同时郑重宣布；这些联合一致的殖民地从此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并且按其权利也必须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它们取消一切对英国王室效忠的义务，它们和大不列颠国家之间的一切政治关系从此全部断绝，而且必须断绝；作为自由独立的国家，它们完全有权宣战、缔和、结盟、通商和采取独立国家有权采取的一切行动。 为了支持这篇宣言，我们坚决信赖上帝的庇佑，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产和我们神圣的名誉，彼此宣誓。
全球性与民族性——论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挑战庞中英从“全球同质性”谈起最近两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关于“全球共同性”(global commonality)的讨论不断增加，一个基本的看法是，全球化的发展要求各国经济和社会在治理上的共同性，具体而言，全球化力量难容诸如“东亚模式”这些体现特殊性和差异性的东西，原因归之于全球化的本性，即它是一种同化力(assimilating force)。1998年，我在一篇英文论文中指出，中国已经创造了一种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发展模式。美国Portland州立大学一位匿名审稿人在评语中却针对这点问我质疑：“问题是，面对全球化的同化力量，中国将能够保持她自身的独特性吗？”实际上，这是一个涉及到如何理解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关系的重要问题，值得高度重视，到最后，我虽仔细考虑了这位美国学者的问题，但还是无法在修改过的那篇叫做《全球化与中国：中国对亚洲经济危机的反应》1论文中完全回答它。本文首先分析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关系，然后讨论全球性的加强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挑战。全球性在加强新西兰前总理穆尔(Mike Moore)为竞争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一职，1998年发表了强烈主张自由贸易的《未来的简要历史：新千年的公民》一书。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穆尔在书中指出：属于精英阶层的商业人士、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不是与他们国内的选民和股东有更多的共性，相反是与其国际同行分享着很多的共性，也就是说，全球的精英阶层在各方面都很近似2。这是穆尔称之为的一种“民主赤字”( democratic deficit)问题。在评论所谓“普遍文明”时，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到所谓“达沃斯文化”：“每年大约有一千名商人、银行家、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记者从几十个国家聚集到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有物理学、社会学、商学或法学的学位，从事文字或数字工作，英语相当娴熟，受雇于政府、公司和学术机构，有着广泛的国际交往，时常在他们的自己的国家之外旅行。他们一般具有对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共同信念，这些也是西方文明中的所共有的。达沃斯人实际上控制了所有的国际机构，许多世界管理机构，以及大量的世界政治和军事职位，达沃斯文化因此极为重要。”3亨廷顿在书中所谈是拥有共同知识文化但人数不到世界人口1%的全球性精英阶层与所谓“普遍文明”之间的关系。撇开穆尔和亨廷顿在他们各自的论述目的不谈，他们涉及的上述有趣事实不是从一个方面说明，在全球范围内一个具有同质性的社会阶层在不断发展壮大吗？那么，全球性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认为，全球性4指一个世界体系内的同质性(homogeneity)或者共同性，它来自全球化，是全球化的结果。全球性不是什么新东西，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在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当时，“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我们都非常熟悉这句话。不仅如此，在制度和技术层面，大到象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样的适应全球化的国家组织形式，小到繁杂的国际技术、产品统一标准，世界经济的发展总是带来越来越多的全球共同因素。今天，全球性又有其新的内容，那就是它的步伐和范围完全及于全球，而且总的趋势是不断加强。“全球化，…，照任何情形，不仅，或者甚至主要是指经济的相互依存，而且也是指我们生活其中的时间与空间之巨变”。5所以，全球性不仅体现在全球性经济方面，“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任何东西都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生产并销售到世界各地的现象”6，市场经济成为全球大多数国家接受的配置经济资源的方式，资本的国际流动几乎畅通无阻。而且，在其它所有领域，全球性都是明显的事实：在政治方面，民主化在全球范围不断发展，虽然西方和非西方在民主的本质和方式上存在分歧；在法律和规则方面，国际组织、国际法和国际体制在调节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价值观方面，西方和非西方都承认人权、民主、自由、生态等价值观的普遍性，但又存在着许多分歧，不管如何，全球性的道德观和价值标准在逐步确立。全球性的加强是否意味着民族性的弱化？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在大多数情况下，全球性的加强确实对世界上民族国家构成基本的重大挑战，这是从上面对民族国家权力的打击（另一方面，地方主义和分离主义的自治力量迫使国家不得不下放权力）。这里只举两个例子说明全球性对民族性的影响。现在，“几乎每一个国家，工人的税收负担都在增加，同时资本的税收负担则在锐减。”7因为资本可以在全球自由流动，而劳动则缺少流动性，民族国家因为资本的逃税而焦头烂额，丧失了越来越多的控制能力。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国家受到的影响不尽相同，在欧洲，主要是高度体现民族性和国家的作用的“福利国家”制度受到全球化的沉重打击，财政压力迫使政府一再减少社会项目支出，两位数字的高失业率几成无法治愈的慢性顽症。而在发展中国家，本来就严重缺少社会安全保障，一遇到金融、经济危机，千百万劳动大军很容易重新陷入贫困化，亚洲和拉丁美洲最近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的严重社会问题充分说明这一点。另一个例子是，从1991年初的海湾战争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多边干涉呈现上升势头，直到最近的北约对南斯拉夫战争，此种发展无疑对民族国家主权的不可分割原则、民族自决权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都构成空前的挑战和压力。多边国际干涉主义认为，在一个全球化（包括人权的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世界，一国的内部事务已经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挑战，不是孤立事件。关于民族国家受到全球化削弱的问题，已经有许多论述，本文不再论述。问题在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影响并不等于不少人宣称的那样，是什么“民族国家终结”（the end of nation-state）、“主权终结”（the end of sovereignty）。确实，民族国家主权已不再象过去那样至高无上，它们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参加普遍的国际合作，在许多关键的领域民族国家自愿或权衡再三交出不少主权，相应地，传统的民族文化和认同也因为全球化的冲击而发生了一些变化。然而，现在和可预见的未来，民族国家仍然握有重大的基本权力，是全球经济、政治和安全中最重要的一类角色。人们往往忽视的一点是，民族国家不可能是全球化的被动消极角色，而更多的则是主动积极的参加者，无论那种类型的民族国家，今天不都是在说正在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吗？“人们经常把全球化说成是好象为一种自然力量，其实它不是。国家，公司和其它集团都在积极推动全球化的进展。”8不仅如此，在少数情况下，就具体国家而言，某些国家，主要是大国和超级大国，成为全球化进程的塑造者，虽然在一些方面它们同样受到全球化的压力，特别是全球化产生的问题之挑战，但总体看，全球化反而使这些民族国家的利益和特性得到更大程度的伸张。最具体和有力的例子是美国。这里，在美国的全球主义者看来，全球化等于“美国化”，而世界具有的全球性在某种程度上几乎等同于这个世界的“美国性”。美国借自己在经济、金融、技术、军事和文化上的超级实力地位，要求其它国家拥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全球化，而且告诉全世界，如果你不这样，那么你将注定陷入边缘化和贫困化，因为全球化被规定为经济增长的唯一道路。9看来，全球化和全球性不过都是问题的表面，而非其实质。以下是几个支持这个论点的材料：（1） 有的美国学者认为，全球化确实突破了国界线和民族国家与主权的藩篱，但全球化的中心功能（即在经济活动中从经济意义上使领土“非国家化”，使主权“分散化”，而在法律制度上又使它“国家化”）是集中在高度发达国家领土之内的，这些功能的集中点是纽约、伦敦等全球城市；全球化所要求的“非管制”的跨国法律制度是从西方的经济概念中发展而来，所谓“国际的”、“跨国的”等等事实上是美国化（即所谓“国家化”）的一种形式。10（2） 分析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哥分校的一份研究报告，我们可以认为，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并没有改变其民族性本质。虽然这项研究仅以计算机硬盘产业的全球化生产为例，但它指出，虽然公司产品的组装、零部件的生产和雇佣的工人等经济活动已经全球化，但跨国公司的美国性却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因为公司仍然在本国进行研究与开发（是跨国公司全球价值增值链的最核心部分），其支付的工资的主体仍在国内，至于利润分配更加没有改变公司的民族国家性。11（3） 美国总统克林顿讲得更清楚：“某些人把这种不断增加的国际互相依赖视为对我们的国家和我们作为美国人的价值观的威胁。但事实几乎恰恰相反。在世界上影响不断加强的正是美国的价值观-自由、自决和市场经济。从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中获益最多的正是美国公司。当世界其它国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之后，需求最多的正是美国工人制造的美国产品。”12当前，金融危机后，美国诱导、支持甚至压迫拉丁美洲国家实行货币美元化，很明显是为了这种扩张美国国家利益的全球化。这个例子也说明了当代全球化的美国性质。全球性与民族性的矛盾统一不管那种情况，其实，全球性没有也不可能消灭民族性，因为它们之间构成矛盾的统一，在全球性中有民族性，而在民族性中有全球性。这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反映。全球性发展一方面是对民族性的否定，但另一方面又在加强民族性，往往后者更加突出。全球性与民族性同时并存，在一些方面，全球性确实弱化了民族性，这是许多论者都充分注意到的事实；但在另一些方面，全球性则加强了民族性，而且越是全球性加强，民族性也同时加强甚至更强，这是许多论者，特别是全球化的大力主张者没有强调、甚至是忽略的。最近几年，从墨西哥到泰国，从马来西亚到印尼，从俄罗斯到巴西，一系列的严重金融危机反映出来的最本质问题不是别的，而是全球化过程中深刻的全球性与民族性矛盾。上面提到了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命题，一些西方评论家在金融危机后对此大加发挥。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在治理方面差别很大的标准和政治体制不能与全球化，以及一种方式和道德的全球共同性(global commonality of styles and ethics)日益增加的预期共存”。如果发生金融危机国家不能接受全球化而是搞出另外的替代方案或者不根本参加全球化，亨廷顿所预言的“文明冲突”全球政治逻辑，即西方和非西方的紧张势所难免。13也许正是同样的思考方式，本文一开头提到的那位美国匿名评论人才质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行性，因为在他看来，不能忽视全球化的社会-政治方面，金融危机后，东亚大多数国家不得不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与全球化接轨，于是，更加清楚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全球共同性”差别日益明显。资本主义的使命就是创造一种名副其实的全球性，历经几百年、特别是20世纪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这个使命接近于基本完成。世界体系论者认为，全球性并非今天才有，而是现代世界体系-历史体系发展的结果。按照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观点，这个体系“发端于欧洲的部分地区，后来扩展到把世界其它一些地带也纳入其中，直至覆盖了全球”14。今天，如果有人想要消除全球性，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从根本上讲，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并非排除民族性，从一开始资本主义就利用民族和民族国家这样的东西开展全球扩张，资本主义“需要强化国家机构”15。“在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体系中，没有国家的帮助，就不可能建立垄断或某种类似垄断的东西…资本主义并不独立于国家”。16直到现在，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管全球化如何发展，如果它没有达到真正的“世界大同”、全球民主，我们不能说资本主义的民族性由于全球化而消失了，否则将因为学术上的幼稚性而犯严重的错误。另一方面，全球性越是充满了先进民族主导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性，后进民族就不可能放弃“反应性的民族主义”，即对这种已经深深打上先进的民族的民族性的全球化作出深刻反应，进而卷入世界体系，这样，世界体系就变成一个十分复杂的充满民族性的多元组合。全球化论者经常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本来就是揭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之间谜一般的矛盾特性的。以下我也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段话，当然不是为了老生常谈，而是为了说明问题之所在。“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7今天，国内外研究全球化问题的许多学者，如果不是孤陋寡闻或者不对马克思本人抱有意识形态偏见的话，几乎都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全球化理论的先驱，最早预见到今天我们完全看清楚了的“全球化”趋势，只是他们没有使用“全球化”的概念而已。问题的重要性还不仅在此，而是，我们应该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已经指出尚不为人们注意分析的一个重要命题，它与本文的中心论题紧密相关：资本主义下的社会关系（包括经济关系）在扩张成为全球社会关系，建立、发展和膨胀了世界市场，不断地改变世界历史面貌的同时，它也造就了各民族相互依赖的民族国家间关系体系。换句话说，他们所讲的“所有民族的全面、普遍相互依赖(intercourse in every direction, universal interdependence of nations)”意味着世界是国（民）际化的但还不是一体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包含着这样一对极为深刻的全球性矛盾运动：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本性是“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奔走于全球各地”18，但是它又不得不生活在由于这种全球性行为造成的必然结果中，那就是各民族的相互依赖环境中，因为现在“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未开化或半开化的、农民的和东方的民族为了生存都在竭力采用文明的、资产阶级的和西方民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果一个全新的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诞生了，这个世界体系不仅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组织起来，而且其中的各民族及其国家复杂相互作用。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生产和消费世界性必然要求的后果的“政治的集中”，民族国家是全球化历史过程的必然产物，它在这个进程中同样也有其历史使命。20世纪，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由于两次非常巨大的事件受到影响和中断。一是1918年后俄国发生的政治变化，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际经济体系的建立；二是1945年后的西方殖民体系的瓦解，一大批新兴民族国家的产生。当然，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与社会主义体系的兴起有很大关系。19苏联和社会主义国际经济体系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脱离西方国际经济体系，自成一体。新兴民族国家为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和文化认同，要伸张其国家主权，特别是经济主权，不能允许西方跨国公司任意任意利用其经济资源，不仅如此，新兴民族国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但自1970年代末期开始，由于各种历史因素的影响，全球化却呈现了加速化的态势：1971年8月，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制度解体，国际货币体系进入浮动汇率阶段，金融不稳定成为世界经济的典型内在特征，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全球化的当代形式始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20，然后，在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帮助下，资本流动越来越高速，规模巨大，跨越国界，远远脱离实体经济而全球化；西方国家成功应付了中东石油国家发起的两次大的“石油冲击”；1980年代，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被西方国家“冷处理”，南北谈判举步不前，发展中国家爆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对北方的全面依赖加深；1980年代初开始，中国和一些东欧国家经济逐步对西方开放；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其后苏联解体，原社会主义国际经济体系不复存在，东欧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回归欧洲”，俄罗斯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今天，金融和技术的全球联系效应，固然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失去意义，但世界仍然划分为大大小小近200个领土主权单位，民族国家的存在与作用仍是当今世界最基本的事实，全球化似乎不同于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但它还难以完全逾越“民族国家间相互依存”的逻辑，民族国家在顽强地探索如何适应全球化加速的新世界环境，再造（reinvention）自身。结果，民族国家力量代表的民族性与全球化力量代表的全球性之间的矛盾运动还将继续下去。冷战结束、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巩固了其全球统治后，全球性与民族性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更变成美国性与其它民族性之间的矛盾。世界和平与发展面对重大历史挑战全球性的加强和民族性遭到的空前挑战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有着深刻的持久影响。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繁荣与发展已经面对着空前的挑战。以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为核心的全球性本质上排斥一切与自由市场不完全相同的反映民族性的发展模式，美国性排斥其它民族性，要求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国家都要拥抱全球化，实行贸易投资自由化，“靠压制不同意见而开放市场”(opening markets by closing minds)21，而不顾发展中国家自民族独立以来一直在期盼的发展。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主要是由于资本的高度全球流动性和劳动的高度不流动性，就是说，资本可以突破国家控制，劳动则很难跨国，资本可以宣称自己没有民族性，但劳动则带有强烈的民族性。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深刻悖论之一是它不敢让劳动也全球自由化，相反对劳动流动的限制恰恰是资本全球化需要的：以发达国家为基地的跨国公司抛开本国劳动市场而到第三世界寻求更加低廉的劳动力，好处之一是逃脱掉它们在母国的社会责任，这就是发达国家存在着强大的来自劳工组织的反全球化力量的一个原因。不仅如此，跨国公司到世界各地配置资源而不让劳动自由流动，是因为，一旦劳动可以在世界范围自由流动，那么按照经济学的原则，劳动的价格将在世界范围内趋向均等，不可能再有可供跨国公司追逐的廉价劳动资源，从而势必降低其利润率。发展中国家国家试图按照自己的意志、战略推进发展，事实上已不可能。它们在内部不可能独立制定和执行宏观经济政策，一些国家的政府甚至要听命代表全球化势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来决定其经济政策；在外部要接受西方大国制定的世界经济规则。发展中国家对外部资源和市场的依赖使得它们不敢得罪跨国公司，相反要为跨国公司创造一切优惠条件以吸引外国投资者。不论是跨国公司，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展”问题从来都不是他们日程中的主要项目，让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才是他们的工作中心。强调这一点并非意味着“发展”就毫无出路可言，只是指出，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全球化的世界中要取得某种发展非常艰难，通过适应全球化还是能够找到生存和发展之道的。其次是世界和平面对的挑战。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同质性的扩大，不可避免地要带来各国国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一国内部的问题往往有深刻的外部根源，同时也对外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而在政治、经济甚至安全上具有全球同质性的“全球共同体”的扩大，改变着和平的逻辑，全球同质性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不可能变成战争，相反，全球同质性与非同质性之间则难以和平共处。冷战后，在西方学者提出的一系列关于世界秩序的理论模式中，“全球化理论”和“民主和平理论”两种关系密切的理论最为引人注目，全球化理论要求加强全球同质性，而且为各种干涉主义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和基础（包括道德基础），而民主和平论则认为，非我同类，必要伐之。更深层次的对世界和平的挑战来自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这是1945年前两次世界大战的最深刻教训之一。两次世界大战根源于此。所以，1945年战胜国吸取大战的教训，精心设计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和联合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它代表了一种全球力量与民族国家力量之间的妥协，布雷顿森林体系负责管理世界经济，特别是贸易正常和金融稳定，兼顾了多边自由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行和民族国家的切身利益，而联合国则通过大国协商一致以维护世界和平。半个世纪的发展，资本的全球性力量越来越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资本的短期性、投机性行为远超过其长期性、战略性行为，投入投机经济的资本急剧过分膨胀，而投入实体经济的则在持续相对萎缩，这无异于世界繁荣建立在随时可以逝去的海市蜃楼上，世界和平处在空前危险中。亚洲金融危机后地区安全和地缘战略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欧美对南斯拉夫的战争表现出的帝国主义、强权政治死灰复燃，都说明，金融全球化的恶性发展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不是耸人听闻之谈。资本全球化一方面已使旧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受到致命侵蚀并趋于瓦解，另一方面，它又在强化一种以资本为中心的美国和欧洲主导下的新世界秩序。因此，不受制约的资本全球性加强已经对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危险。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欧美中左翼社会政治势力倡导和实践“第三条道路政治学”(the third way politics)，它意识到资本统治的加强对世界和平和繁荣的危险性，力图通过协调资本与劳动、资本与国家之间的矛盾，探索一条既不同于自由市场自由主义，又有别于国家干预主义的新中间道路，以再一次挽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重蹈历史的覆辙。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人们更加感到这个世界要的不是重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全球化，因而迫切需要控制、降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形成负责 的全球性(responsible globality)，最终让全球化造福世界和平与发展。值得注意的是，1999年1月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就以“负责的全球性：管理全球化的影响”为主题。我理解，负责的全球性应是与民族性协调的全球性，这是真正的“第三条道路”的目标。但是，“第三条道路政治学”是否充分认识到这一关键点，并付诸行动，仍是一个未知数。21世纪的最主要课题当代世界是一个全球性与民族性共存的世界，不能忽视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的互动，片面强调它们中的任何一方面都是极其危险的，完全自由放任的全球主义和漠视相互依存世界性的民族主义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为了世界和平和发展，我们要找到协调、平衡全球性和民族性的战略和方式。对民族国家而言，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世界中的生存，如何做到这点？维护和实现国家主权与国家利益的最好办法不是别的，恰恰是适应而不是逃避全球化的环境，“通过相互依存达到独立”(the doctrine of independence through interdependence)22。这一点对象中国这样的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大国有着特殊的价值。对国际社会而言，应该认真总结20世纪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上的历史教训，开展卓有成效的国际合作，真正让全球步上“第三条道路”，以协调全球性与民族性、市场与国家之间的矛盾，确保21世纪是一个新的和平与繁荣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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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论文！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5月9日是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5月9日这一天，一些国家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庆祝这个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盛大节日。我们向在这场战争中为人类和平与正义而献身的许多国家的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向横遭法西斯杀戮的全世界无辜死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 60多年前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一场殊死搏斗。德、意、日法西斯为实现其称霸世界的野心，悍然发动侵略战争，对60多个国家的人民进行疯狂屠杀、掠夺和迫害，给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给人类文明造成空前浩劫。面对邪恶的法西斯势力，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联合了起来，互相支持，并肩作战，沉重打击法西斯的侵略扩张。经过多年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在人类史册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篇章。 在世界东方，中国人民最早举起了反法西斯的旗帜，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这是中国各族人民抗击日本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战争。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持续时间最长，牵制和抗击了日本陆军三分之二以上的总兵力，消耗了绝大部分的日军精锐部队，在战略上有力地支援了欧洲和太平洋及亚洲其他地区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和重要的历史贡献。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正义战争，它给全人类留下的历史启迪极为珍贵。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就是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共同创造人类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 和平与正义是不可战胜的。在历史的长河中，虽然威胁世界和平、破坏世界稳定的因素不可避免地存在，但是追求和平、向往正义永远是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不管法西斯如何猖狂，世界终究是世界人民的世界，中国终究是中国人民的中国。在热爱和平、追求正义、团结一致的人民面前，任何造成历史倒退的力量，最终都将被战胜。 只有以史为鉴才能面向未来。法西斯的侵略战争，不仅给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很多国家的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使发动侵略战争国家的人民深受其害。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就应当把对侵略战争的反省落实到行动上，绝不再做伤害那些被伤害国家人民感情的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才能取信于国际社会。 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强大。回顾中国近代历史，放眼当今世界现实，我们更深切地认识到，只有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中国人才会有尊严，中华民族才能长治久安，才能为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作出贡献。我们要始终牢记发展是第一要务，始终牢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始终牢记没有稳定的社会局面就什么事也干不成，始终牢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牢记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在近代史上，中国人民曾饱受屈辱和欺凌，深知和平与稳定的可贵，更加珍惜自己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中国人民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历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有能力把侵略者赶出自己的国土，有能力结束一切形式的压迫和奴役， 也一定有能力通过努力实现和平与发展。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同心同德，艰苦奋斗，为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而努力奋斗！ 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国战场 真相最有说服力。客观地再现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能唤起世人更全面地确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对各类持“贬低、抹杀论”者及其各种表演最有力的回应 长期以来，中国人民为抗击日本侵略所付出的巨大民族牺牲和做出的决定性贡献，一直被国际社会所忽视或贬低。本文以确凿的史实证明，中国人民在全世界率先打起反法西斯旗帜，中国战场是世界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中国人民是打败日本法西斯的决定性力量。没有中国对日本法西斯的长期打击与消耗，无论苏军出兵中国东北，还是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都不能打败日本法西斯。中国人民的牺牲与贡献理应铭刻于世界现代史册。 今年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5月8日是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60周年纪念日。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意义巨大,影响深远,它是20世纪世界历史从战争到和平的重大转折点。中国的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学术界,特别是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抗战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不少国外二战史著作对中国抗战着墨不多,或一笔带过,“贬低论”、“抹杀论”盛行。本文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互动的角度,从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视角审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中国抗战。 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中国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了侵华战争,也揭开了法西斯对外侵略战争的序幕。中国军民也正是从“九一八”起,开始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中国抗日战争,经历了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两个阶段。中国人民在极其险恶、艰难的国内外环境下,最早开始抗击法西斯的侵略;在世界东方开辟了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个战场,肩负起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历史重任。 其次,中国抗日战争规模宏大、持久,成为世界东方抗击法西斯的主战场。中国独立承担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任达数年之久。 1937年日本法西斯发动“七七”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亦开始全面抗战,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东方战场的爆发和开始。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和推动、领导下,中国很快结成了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互协同配合的持久战,正面战场对日军的大会战达22次,大战斗为1117次,小战斗达38931次。在广阔的敌后战场,创建了大批抗日根据地,并开展了百团大战和进行了局部反攻。中国不仅独立承担世界反法西斯重任达数年之久,而且始终把日本法西斯陆军主力死死地“钉”在中国战场上。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战场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惟一战场,拖住和抗击着日本陆军总兵力的80%;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仍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抗击着50%以上的日本陆军。 第三,中国人民的抗日战场是亚太地区反法西斯盟军重要的战略支柱和后方基地。 中国战场在美国军事战略设想中地位重要,中国的持久抗战是美英盟国制定和实施“先欧后亚”战略的先决条件之一,而且中国战场也是盟军对日作战的空军基地和反攻、进攻日本本土的重要基地。中国在援缅作战中,投入30万兵力，历时3年多,与盟军共同对日作战,打通中印公路,挽救了盟军在东南亚战场的危局,为盟军收复缅甸奠定了坚实基础,使中国战场成为亚太地区盟军重要的战略支柱。 仅从以上三个基本方面,已可清楚地看出和雄辩地说明,中国人民的抗战是与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紧密地联成一气、息息相关的,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不可或缺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抗战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理应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 中华民族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和伟大贡献 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四大国(中美苏英)之一和在东方战场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要国家,中国抗日军民作为战胜日本法西斯的决定性力量,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和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中国抗日战场的开辟和中国人民的奋力抗战,推迟了欧洲战场的开辟,迟滞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为世界反法西斯国家赢得了较为充分准备的宝贵时间。 中国全力抗击日本法西斯,打乱了日本法西斯北进苏联、南进东南亚的对外扩张计划,使“北进计划”夭折,南进计划受到阻碍。日本法西斯军队陷入中国持久战的“泥潭”,延迟了侵略步伐,也打乱了日、德、意法西斯“轴心国”的东西配合的计划和侵略行动,使英、苏、美各主要国家及其它广大国家和地区赢得了准备时间。 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为苏军抗击德国、战胜德国法西斯提供了有力支援。 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时,中国战场的“百团大战”使日军遭到沉重打击,而集中兵力扫荡根据地,拖住了三分之二以上的陆军兵力,日本法西斯无法实施“北进”计划与德国夹击苏联。苏联才放心地从东线调走大量兵力支援西线,所调总兵力达54万之多,从而有力支援了西线对德作战。苏军避免了腹背受敌、两线作战的被动,很快取得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并于1943年2月取得斯大林格勒血战的胜利,终于在1945年5月,取得对德国法西斯作战的最后胜利。如果中国战场不能拖住近200万日本陆军,德日东西夹击苏联,结果会是怎样呢？苏联著名史学家、院士E·茹科夫说得实在:“使日本帝国主义不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攻苏联远东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人数众多的游击队的英勇斗争,他们在中国捆住了日军的双手。中国人民从而给予苏联人民以很大的帮助,使苏联人民易于在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的正义的伟大卫国战争中进行巨大的斗争。”苏联的《伟大卫国战争史》一书中写道:“虽然日本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但是战争也给日本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牵制住相当大的日本兵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正义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起了重大的作用。”斯大林在1940年底派前苏军元帅崔可夫率军事代表团来中国时,对崔可夫说:“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事实上正是中国战场束缚了日军手脚,才使苏军免受夹击之苦,保证了苏联抗击德国的胜利。 丘吉尔、斯大林提出：“效法中国”,向中国学习。 美国总统罗斯福十分清楚中国战场对太平洋战场的重要作用。他曾对他的儿子说过一段著名的话:“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它方面来作战?他们马上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反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斩断通向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中国战场的战略牵制地位亦切实显示出中国战场在全球反法西斯战争战略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对此,罗斯福在1945年1月曾客观评价说:“我们也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 英国首相丘吉尔在1940年8月后,德国飞机狂炸英国时,为激励英国人民抗战,提出了“效法中国”的口号。1941年10月,德国兵临莫斯科城下时,斯大林为鼓舞苏联人民抗敌士气,也曾提出“效法中国”的口号。中国军民的坚持抗战,在大国元首心目中已经成为其学习、效法的楷模和榜样。 日本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夕,其法西斯军部曾制定了与德军会师的计划,即日军占领新加坡,海军进兵印度洋,与从北非及中亚南下的德军会师。如此一计划得逞,对英国是致命打击,亦将影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结局。对此,丘吉尔首相讲道:“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15个师团,也许有20个师团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犯印度,就确实可能了。”“如果中国停止抵抗,我们将面临巨大困难。” 中国抗战对牵制日军,迟滞日本“南进”和粉碎日本的日德会师共同作战的计划均起了巨大作用,并得到了大国元首们的称赞。不仅如此,中国军队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直接承担了进攻缅甸北部,打通中印公路之战的任务。中国军队刘仿吾团长在仁安羌地区突击日军,解救被围困已打算投降的英国军队7000多人,传为佳话。中国精锐部队反攻缅北,开辟了摧毁日本法西斯的新战场,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灭亡。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在缅北、滇西的反攻作战,一举收复城镇50多座,有力打击了侵缅日军的有生力量,为缅甸的最后光复,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史上,书写了极其辉煌的不朽篇章。
共同维护和平安宁的1500字论文如下：
1、谈到东西方冷 战的结束，造就短暂的世界和 平时代的来临，就不得不让人想起前苏联一位伟大的政治家、1990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DD戈 尔 巴 乔 夫，他和他的《改 革与新 思维》结束了一个强大的军 事苏 联，结束了一个强大的华 约军 事集团。因为他是结束东西方冷战最主要的人物，所以世界爱好和 平的人们都很怀念他，我断言将来历史会给他写上浓重的一笔。但由于他断送了苏联共 产 党的前途，一手造成了苏 联的解体，在俄罗斯很不受欢迎，甚至有人主张对他进行行事诉讼。
2、另一方面世界局部战争却从未停止过，由东西方对抗引发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边界领土冲突引发的中印、中苏、中越边境冲突、英阿马尔维纳斯群岛（福克兰群岛）之战；种族争端引发的五次中东战争、印巴冲突、前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黑种族冲突；价值观取向、宗教教义引发的我国三 年解 放战争、伊战争、阿富汗战争、美伊战争；此外还有无数个象斯里兰卡、柬埔寨、土耳其、北爱尔兰、海地、苏丹、斐济等国家和地区的局部冲突和战争。
3、热爱和平的人们，我们所看到的战争，永远是影视作品中宣传正义的战争场面和英雄人物形象。战争的伤亡，仅是一个枯燥的数字表达；战争的惨烈换来的只是人们的艺术享受和肾上腺素的升高，面对艺术化了的战争场面，唤醒人们的仅仅是爱恨情仇。人类的英雄崇拜情结与生俱来，人类对其他民族、其他群体或其他个体的征服欲也是与生俱来的。政治强人对局势、对战争的掌控，决定着人民的生死。芸芸众生的生 存权全都掌控在政治CEO手中。
4、有多少人会去想，战争波及的无故人群和战争造成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又有多少人会去思考，战争是不是解决争端的唯一手段和途径？战争对社会、文化、环境、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不同意 识形 态、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宗 教信 仰、不同地区、不同国度的人们都应该反思这些问题。如果国与国、人与人之间都学会妥协、让步、理解别人约束自己、相互包容，或许可以避免很多军事冲突以至于战争。人 权高于主 权的理念应该为全体人民所接受，为避免战争灾难的降临，请社会、民众、国家及伟大的政治家们优先关注人 权。
5、战争，是政 治巨人间以无故的民众做棋子，以大好河山做棋盘的一次对弈，无论谁胜谁负，受损的是大好河山和自然环境，受害的永远是普通民众。发动战争的政 治CEO，一般都具有口若悬河的辩才，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诈术，以某某主 义欺、蒙蔽人民于无形之中。反思历史，反思战争，无有例外（请读者原谅，此处不能说得太直接明了，否则会成为张 丹 红第二。）。时代进入到今天，人民应当醒悟，应当为维护自己的生存权而反对任何形式、任何理由的战争。希望政 治巨人们能怜天下苍生之悯，停止以战争手段创造历史，停止以战争手段扬名立万。让人类都能享有和平发展的生 存 权。
6、世界的局部战乱，受影响和受害的不仅仅是战乱地区和战乱国度，影响的是全世界人民的和平发展和正常生活，全世界人民都应该放弃自己的极端立场，与人为善，和谐相处，让我们一起来反对战争，阻止战争，维护世界持久和平，造福全人类，造福子子孙孙。
7、我是多么希望世界能会和平啊！到那时候，每一个人都伸出友谊之手，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自由的。没有侵略者的咆哮，也没有反抗者的怒吼，更没有战火无情的轰炸，到处充满儿童甜美的歌声，多么美好地世界啊！野心勃勃的侵略者，只要你们学会了放弃，放弃野心和贪欲，世上不再有战争，成为到处充满快乐的美好世界！
8、但愿我的愿望能够实现。
9、最近发生在格鲁吉亚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争端和民族冲突，又将世界局势推向了一个新的不平衡点，随着俄罗斯宣布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迎来了美国为主的西方世界的强烈对抗。俄罗斯在俄格关系上展现的强硬姿态让人们担心，新的东西方冷战的时代是否会重新来临。
10、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以推倒柏林墙、东西德合并、华沙条约组织解体、前苏 联解体为标志的东西方冷 战结束后，世界爱好和 平人们的力量不断强大，阻止了多次可能形成的世界大战和战争危机，世界又回到了暂时平和的时代。
维护世界和平论文1500字写法如下。
人类期盼着和平与幸福。但是当今的世界并非太平，战争的阴影还笼罩着一些国家和人民：当地时间29日下午，戒备森严的韩朝边境突然传出数声枪响，这立即震动了全球媒体，韩国方面称，当日下午5时26分许，朝鲜哨所的士兵突然向对面的韩军哨所开了两枪，后者立即还以三枪。这起短暂的交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我们热爱和平，我们不喜欢战争，但在这个世界上，枪声，炮声，爆炸声，远远多于鞭炮和礼炮声。就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全世界发生的大小战争总共不下400次！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人类更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中国，九一八的炮声，七七卢沟桥的枪声和南京大屠杀中30万死难同胞的呼声，时时使我们警醒。
21世纪的今天，我们更加热爱和平，但战争离我们并不遥远。世界，何时才能铸剑为梨，和平永驻？我渴望和平，渴望一没有流血与眼泪的世界，渴望一个安祥、温馨的世界！在我渴望的和平天堂里，有着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无论何种民族，何种肤色，人们都相亲相爱；国家与国家，城市与城市，人与人互相携手，和平就是友谊的桥梁。
和平就是清清的小河水，绿绿的芳草地；小鸟在湛蓝的天空自由飞翔，骏马在辽阔的原野尽情狂奔；和平从绿色的地球延伸，向着未来，向着宇宙，想着美好......噢，和平像看不完的画，是写不尽的诗！逼近眼前的生死抉择 和平是人类最持久最朴实的追求。和平意味着生存的机会。
人只有在和平的状态下才能正常从事一切有利于生存、发展的建设性活动，生命的尊严也只能在和平状态下才有条件得以普遍展现。然而对和平的持久追求本身也表明了人类长期被战争所伴随的不幸事实。 战争，是人类自己发明出来的最大灾难之一。
无论战争因何而起，它都不仅是手执武器的人互相残杀，更是平民的无辜受难。战争造成的惨烈后果——生灵涂炭、村庄被焚毁、城市成废墟……——从来就是要由人民来承受的。对于人民来说，战争意味着动荡、恐怖和死亡阴影。但战争却总在发生，人民防不胜防。 在人类历史上，和平与战争犹如一对连体儿。
一方面，战争手段的运用之普遍和经常，使它几乎成了人类一种常规活动。阿里斯托芬曾通过剧作《和平》发出感慨：“一直在将你期待，一直在将你找寻；非同寻常的期待，非同寻常的找寻。”这正是频繁的战争造成和平稀缺的一个佐证。另一方面，人们从未停止过创造和平局面的努力和在战争的间隙中创造生活的努力。
在和平与战争的交替中，是创造与毁灭的悲剧性交替。如果说过去这种悲剧性交替中，人类还可以在战争的间隙中重建生活，如今当足以毁灭整个世界的生化武器、核武器被发明出来，诱发战争的因素又愈益增加，核战呈一触即发之势，“生存还是毁灭”这个似乎过于形而上的问题已经逼近眼前，成了全人类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在毁灭性的核战阴云笼罩下，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存在于制止战争和争取持久稳定的和平的努力之中。 二．和平与反战的思想探索 战争使人类历尽苦难而期盼着和平。但持久稳定的和平有赖于许多条件。对战争这一横贯全部人类史、称得上人类常规的活动进行反省并对诱发战争的原因进行探究，有助于为和平创造条件的努力。
在人类思想史上，和平与战争是一对永恒主题，探究从来没有停止过，所涉内容，十分广泛。尤其人们熟知的那些杰出思想家深具人道主义精神，他们热爱和平反对战争。
但作为思想家，他们不是简单地赞颂和平谴责战争，而是致力于对战争根源的挖掘和对战争性质的剖析，致力于探索摆脱战争的可能性和持久和平得以实现的条件，阐释的思想对于我们理性地认识战争和争取和平有着重要启示。
技巧：
细致观察是提高写作水平的金钥匙。只有仔细地观察，才能从生活现象的矿藏中发现碎金璞玉，于泥沙混杂中攫取闪光的宝物。广泛阅读是提高作文水平的前提条件。要写出好文章，就必须多读书。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我们强调既要多读，又要选择地读，更要读进去，理解所读文章的结构技艺，语言特点等。阅读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中学生，加强课外阅读，是非常必要的，阅读从大的作用来说，滋养着人的心田，提高自我修养，养成读书的好习惯，终生收益。
从小的方面来说，中学生阅读可以增加知识面，提高语文素养，尤其对于写作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