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高论文题目

写作思路：可以从该画作的主题以及构图、色彩这几个角度进行鉴赏，中心要明确，语言要通顺等等。

正文：

《星空》是荷兰后印象派画家文森特·梵·高于1889年在法国圣雷米的一家精神病院里创作的一幅油画，是梵高的代表作之一，现藏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梵高出生于1853年3月30日荷兰乡村津德尔特的一个新教牧师家庭，早年的他做过职员和商行经纪人，还当过矿区的传教士最后他投身于绘画。

他早期画风写实，受到荷兰传统绘画及法国写实主义画派的影响。1886年，他来到巴黎，结识印象派和新印象派画家，并接触到日本浮世绘的作品，视野的扩展使其画风巨变。

1888年，来到法国南部小镇阿尔，创作《阿尔的吊桥》；同年与画家保罗·高更交往，但由于二人性格的冲突和观念的分歧，合作很快便告失败。

此后，梵高的疯病（有人记载是“癫痫病”）时常发作，但神志清醒时他仍然坚持作画。1889年创作《星空》。1890年7月，梵高在精神错乱中开枪自杀，年仅37岁。

在这幅画中，梵高用夸张的手法，生动地描绘了充满运动和变化的星空。整个画面被一股汹涌、动荡的蓝绿色激流所吞噬，旋转、躁动、卷曲的星云使夜空变得异常活跃，脱离现实的景象反映出梵·高躁动不安的情感和疯狂的幻觉世界。

《星空》是后印象派画家梵·高的代表作之一。在这幅画中，夜晚的天空高又远，大星、小星回旋于夜空，金黄的满月形成巨大的漩涡，星云的短线条纠结、盘旋，仿佛让人们看见时光的流逝。暗绿褐色的柏树像巨大的火焰，是星夜狂欢的响应者。天空下，安睡的村庄那么宁静、安详。淡蓝的色调，动感的线条，给人自由的时空感。

梵·高通过这幅画作不是想用浩瀚的宇宙来反衬出人类的渺小，令人类生出畏惧之心，而是传达出一种不向命运低头的精神。天空中飞卷的星云，好像在旋转着跳舞，好像鲜花一样怒放，那柔韧的枝条虽然力量微薄，却无畏地抽向天空。而直上云端的巨大柏树，形如一团黑色的火舌，不屈地奋力伸展着枝叶。传达出作者内心的苦闷和忧郁。也表现出人类的挣扎与奋斗。

从构图上来说，该画面构图极为准确，画中以树木衬托天空，下部的房舍托起了无边的宇宙，以获得构图上微妙的平衡。特别是那些柏树的线条画得流畅而别具一格，正如梵·高自己曾描写的那样：“那些柏树总是占据着我的思绪——从来没有人把它们画得像我看到它们的样子，这使我惊讶。柏树的线条和比例正如埃及金字塔及尖碑那么美丽——在晴朗的风景中的黑色飞溅。”

在绘画技法上，梵·高接受了前期印象派的某些特点，不是用简单的线和面来表达物体。而是用点来表现物体的光影，达到了传统画作无法达到的效果。同时，他又注重采用夸张和对比的方法，给光影添加动感。

前景中以短促清晰的水平线笔触描绘出来的小镇，与画面上部呈主导趋势的曲线笔触，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教堂的细长尖顶与地平线的交叉，柏树的顶端恰好拦腰穿过旋转横飞的星云，这一切都使画面产生出一种流动的感觉

基调，给人以沉重的感觉，加强了夜色的黑暗，前景中的柏树用了深绿和棕色，意味着黑夜的笼罩。明亮的白色和黄色来画星星及周围的光晕，又给人一种温暖光明的感觉。梵·高运用浓厚并且短促的笔触，交织成弯曲的旋转线条，海浪般的图形使画面呈现出炫目的奇幻景象，画中漩涡状的天空与平静的村落形成对比。

在大面积冷色调的流动星云中，一轮橙色的月亮散发出亮光，仿佛明灯般点亮了沉寂的夜宅，奇幻的色彩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整个画面着色搭配协调。浓淡相宜，深浅适中，很好地配合了画中的氛围。

从艺术特色看，这幅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看到的幻象。这种幻象，超出了中世纪艺术家当初在表现基督教的伟大神秘中所做过的任何尝试，它来自画家某种直觉或自发的表现行动，并不受理性的思想过程或严谨技法的约束。

梵·高以火焰般的笔触，标新立异的无畏，把自己超自然的，或者至少是超感觉的幻想体验大胆地用笔触来加以证明，作品预示了画家用幻想作为手段而对自己的主观世界加以表达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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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语言学（一）古希腊语言学有文字记载的语言研究可以追溯到二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当时的语言研究是在哲学研究的范围内展开的,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就对语言问题进行过两场有名的大论战.第一场论战是在“自然发生派”和“约定俗成派”之间展开的.论战的焦点集中在语言的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上.“自然发生派”认为,单词的形式反映了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说事物的名称是由事物本身的性质决定的.他们以语言中的象声词为依据,得出语言是自然发生的结论.“约定俗成派”则认为,事物的命名是人们在实践中互相约定的,和事物的性质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语言中的象声词是极少数,即使没有它们也不会影响语言交际.由此,他们认为语言是约定俗成的产物.这场论战持续了很久.虽然没有得到什么结果,但它促进了对词源的研究,对词的各种关系的分类产生了兴趣,可以说是开创了在哲学这个总的框架中研究语法的先河. 值得一提的是,战国末期的荀况（公元前335—255年）曾在其《正名篇》中指出：“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实名.”由此可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学者就持有与“约定俗成派”相类似的观点. 第二场论战与第一场论战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在“变则派”与“类推派”之间展开的.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语法结构是否规则这一问题上.“变则派”认为,由于语言是自然发生的,所以也是不规则的,并以语言中许多不规则现象作为立论的依据.“类推派”则认为宇宙间日月的运行、四季的轮转是有规律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受法则支配的,语言也不例外.它虽然有不规则的现象,但总体来说还是规则的.由于希腊语既有规则的成分,也有不规则的因素,所以论战的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但双方都对语法理论的产生有较大的贡献.“变则派”的贡献在于他们辨别出了主要的语法范畴；“类推派”的贡献则在于他们确定了主要的屈折变化形式. 早期的希腊学者对语言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词源学、语音学和语法学三个方面.其中语法学所取得的成绩最为突出,对传统语言学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428—348年）在“自然发生派”和“约定俗成派”的论战中持中立态度.他认为,有些词直接反映了事物的本质；但有许多词,其语音形式与意义之间究竟有些什么联系是无法判断的.他在分析单词与意义的关系时,把词分为主词和述词两大类（大致相当于名词和动词）,是西方语言学史上第一个对词进行分类的学者.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年）是位坚定的“约定俗成论”者.他认为语言是约定俗成的,是有规则可循的.他在柏拉图的词类两分法的基础上把那些既不属于主词又不属于述词的词自成一类（大约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连词）.他还注意到名词有格的变化、动词有时态变化等这样一些结构上的特征,并第一次给词下了定义. 后来的“变则论”者斯多葛学派（The Stoic School）又在亚里斯多德的词类三分的基础上,进一步把词分为冠词、名词、动词和连词.后来又把名词分为专有名词和普通名词.他们还对动词的时态和名词的格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认为名词有主格、宾格、与格、所有格和呼格之分. 在古希腊时期,对传统语言学作出较大贡献的是亚历山大里亚学派（The Alexandrian School）的特拉克斯（约公元前一世纪）.他在名为《读写技巧》的只有15页的小册子中,把词分为名词、动词、分词、冠词、代词、介词、副词和连词八大类.这本小册子对后世影响很大,在此后将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欧洲的语法学家在分析其它语言时,仍将词分为八大类,尽管所用的术语略有不同. 特拉克斯对语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词法上.最早对希腊语句法进行全面描写和分析的是公元二世纪在亚历山大里亚从事著述的狄斯考鲁.他名词与动词之间的关系入手,再分析描写其它词类与名词和动词的关系.同时,对动词与名词或代词在人称和数的一致关系、对一类词代替另一类词的替换关系等问题也进行了研究.他的句法分析和描写为后来区分主语和宾语、区别主从结构等奠定了基础. （二）古罗马语言学从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希腊的统治地位逐渐由罗马帝国所代替.到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的统治已相当稳固.在罗马帝国统治西方文明世界的年代里,研究语言的空气比较活跃,并已经了解到古希腊的两次有名的大论战,也了解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和斯多葛学派对语言问题的看法和他们的成果.瓦罗（公元前116—27年）曾对“变则派”和“类推派”的观点进行过详细地叙述和说明,同时也对拉丁语法作过大量的分析.他把语言研究划分为词源学、形态学和句法学三大部分.在西方语言学史上是他首次把派生结构和屈折结构区分开来,并发现拉丁语的名词除了有希腊语名词的五个格之外,还有一个夺格. 昆提利安（公元35—95年）是一位对教育比较关心的学者,在语法方面也有过一些论述.他认为语言的正确运用应合乎推理、应仿效权威和引经据典.在词汇的发展过程中,意义比其形式重要得多,因此词汇的选用应遵循自然逻辑和类推这一基本原则,即应合乎推理.要判断现行的用法是否正确,则应求助于那些受过教育的权威人士,看是否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可.如果学者之间对某一用法意见不统一,就应在古代的经典中查找证据.这些主张无疑对后来的传统语言学家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在制定语法规则、对某一用法进行硬性规定时,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到这些原则. 在所有的拉丁语法学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当属多纳图斯（约公元四世纪）和普里斯基安（约公元五世纪）.普里斯基安所著的一套18卷的语法书可视为拉丁语法的代表作.在这部巨著中,普里斯基安运用特拉克斯和阿波洛纽斯的理论体系和方法对拉丁语法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描写.他基本上全盘借用了希腊学者的语法体系,只是由于拉丁语没有冠词而将其改为叹词,甚至连瓦罗区分开的派生结构和屈折结构也没有被他接受.总的来说,绝大多数的拉丁语法学家都同普里斯基安一样,注重用希腊语法的模式来分析拉丁语法,而对语法理论少有建树.他们对语言学的最大贡献就是建立了拉丁语法. 普里斯基安的拉丁语法虽然没有什么独特的见解,但它对传统语法的传播却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后来的好几个世纪中,拉丁语法一直袭用这一模式.在中世纪,其它语言的语法书相继问世,12世纪中叶就已经有希伯来语语法、阿拉伯语语法、古爱尔兰语语法等.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几乎所有的欧洲语言都有了自己的语法.但所有这些语法都是以希腊语法或拉丁语法为模式的. 二、历史比较语言学（一）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形成讨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成就与发展,我们不能忽视古印度语言研究在历史比较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古印度的语言研究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就已蓬勃发展,富有成效.巴尼尼（约公元前四世纪）的梵语语法《八章书》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其讨论问题的深入程度、自身的系统性以及表述的简练性是其他语法书无法比拟的.在巴尼尼之后,古印度的语言研究更加兴旺,先后出现了十多种语法派别,尽管它们或多或少都打上了巴尼尼语法著作的烙印.古印度的语言研究有两个方面是西方传统语言学望尘莫及的：一是对语音问题研究；二是对单词内部结构的研究.虽然直到18世纪末西方学者才开始大量接触到古印度学者的语言研究成果,但正是因为古印度学者对梵语语音所作的准确详尽的描写才使得梵语同拉丁语、希腊语和其它日耳曼语言的比较成其为可能. 虽然语言学界公认19世纪是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时期,但早在12世纪,冰岛一位姓名不明的学者就根据词形的类似来确定冰岛语与英语的关系,进行了语言的比较研究.14世纪初,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的《俗语论》问世.虽然这是一本讨论方言问题的著作,但也涉及到了语言的起源问题：不同语言是同一源语经过时间的推移和说话人的移居而造成的.16世纪的斯卡利格（1540－1609年）和17世纪的莱布尼茨（1646－1716年）,都对语言的起源问题感兴趣,并试图将语言分成不同的语系.到了18世纪,已经有人收集有助于比较研究的各种语言材料,如德国人帕拉斯的《世界语言比较词汇》就是一例.18世纪末,西方学者开始接触并掌握古印度语——梵语.通过比较研究,他们发现梵语和欧洲的几种主要语言在某些词汇层次和语法结构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其中,英国学者W. 琼斯爵士（1746－1794年）在1786年举行的亚洲学会上宣读的论文影响最为显著.在这篇论文中,他根据梵语、希腊语和拉丁语在动词词根和语法形式的相似性断言,这三种语言源于同一原始语言.从而正式揭开了语言学史的新的一页. （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 19世纪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世纪.1808年, 施勒格尔（1772－1829年）发表了题为《论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的学术论文.他强调语言内部结构方面的研究,指出梵语和拉丁语、希腊语、日耳曼语等在词汇及语法关系方面有着亲缘关系,并首次使用了“比较语法”这一术语.19世纪初从事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的学者中,最著名是丹麦的拉斯克（1787－1832年）与德国的格里木（1785－1863年）和葆朴（1791－1867年）.拉斯克在1811年出版了一本讨论古北欧语的语法书,1830年又出版了一本讨论古英语的语法书.在这两部书中他首次使用语音对应关系来比较不同语言中的词源形式.后来的“格里木定律”中的各种对应关系实际上是由拉斯克首先提出并用例子加以证明的.格里木1822年出版的《德语语法》（第二版）,用较大的篇幅来讨论字母,阐述了德语与其它印欧语言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他所发现的这些语音对应规律被后人称为“格里木定律”.葆朴的语言研究目的是为了找出语言的原始语法结构.他在《比较语法》一书中宣称,他的目的在于对有关语言进行比较描写,探索支配这些语言的规律及其屈折变化的起源.就是在探索原始语法结构的过程中,他发现了比较语法的原理.有人在评价他发现比较语法原理时认为他的发现可以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相媲美. 19世纪中叶的语言学家几乎都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语言,其中最为著名、影响最大的是施莱歇尔（1821－1868 年）.在他众多的著述中,最主要的当属《印度日耳曼语言比较语法纲要》.该书于1861年出版,后来曾再版过四次,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施莱歇尔根据语言的共有特点而将其分为不同的语族,并用谱系树形图来表示语言的历史渊源和体系.他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认为语言的生命同动植物的生命一样,都有成长期和衰老期,因此语音的变化是严格按照规律进行的,这些规律与自然规律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语言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语言发展史,研究语音的变化规律.在《印度日耳曼语言比较语法纲要》中,他用了约三分之一的篇幅来研究语音.他的这种观点对后来的青年语法学派的影响尤为明显. （三）青年语法学派青年语法学派产生于19世纪末叶,并在当时的语言学界占统治地位.其代表人物有雷斯琴（1840－1916年）、奥斯特霍夫（1847－1909年）、勃鲁格曼（1849－1919年）、维尔纳（1846－1896年）、德尔勃吕克（1842－1922年）等人.青年语法学派认为语言之间的语音对应规律没有例外,所谓例外是由于不同规律交叉运用或其它因素所造成的.维尔纳在1875年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讨论“格里木定律”中的例外问题,认为这些例外实际上是由于重音的变化所导致的.他的这种音变规律后来被称为“维尔纳定律”.青年语法学派还认为语音和形态的变化是由于类推所起的作用.他们强调对现代语言及其方言的研究.青年语法学派的观点及其研究推动了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并对同时代学者及后人有很大的影响. 三、现代语言学在19世纪末的语言学界,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语言研究已到达顶点,科学的语言研究方法就是历史比较法.20世纪初,语言学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折而进入到现代语言学时期. （一）索绪尔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1857－1913年）,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尽管索绪尔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特别是在印欧比较语言学中作出重大贡献而在语言学界崭露头角,但真正使他享有“现代语言学之父”这一美称的却是他在1906年至1911年期间为日内瓦大学的学生开设的“普通语言学”课程.1913年他去世之后,他的两位同事根据学生所作的笔记和他所留下来的讲稿整理出了《普通语言学教程》这部不朽的著作,并于1916年出版. 索绪尔主张把语言和言语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区分开来.他认为语言是抽象的语法规则系统和词汇系统,它潜存于人们的意识之中,是社会产物,不从属于某一个人.言语是说出来的话或写出来的文章,因此运用同一语言的人很少有同样的言语.言语是由个人通过运用语法规则将语言单位组织起来的结果,因此言语是语言的具体体现,而语言则是对言语的抽象.虽然言语是可以直接接触到的素材,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却应是语言. 他主张将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区别开来.他虽然承认社会史、文明史等因素与语言发展有很大的关系,但认为这些因素不会触动语言的内部系统.研究语言内部系统的内部语言学完全没有必要知道语言是在什么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在他看来,语言学就是一门研究语言内部系统的科学. 他主张将共时性的研究同历时性的研究区分开来.在他之前,人们研究语言往往是纵向地追溯语言的历史,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语言现象,甚至有人认为唯有历时性的研究才是科学的.索绪尔认为对语言进行共时性的研究,即对语言作出静态描写也是一门科学,而且还优于历时性的研究,因为对说话的大众来说,历史变化是很少在考虑之列的. 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在构成关系系统时存在于两种关系之中,即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之中.组合关系与语言成分的线性排列次序是一致的,而聚合关系则是以语言项目中一定成分的选择为条件的.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也就是说语言是一套规则体系,而不是具体的材料.规则体系是相对固定的,约定俗成的,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索绪尔对现代语言学的贡献还在于他确立了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所必需的特点.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结尾处指出：“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就是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虽然这段结论性的话语的后半部分在语言学界尚有争议,但它确定了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和相应的研究方法,明确了语言学成为一门学科所需的特点.索绪尔对共时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后来涌现出的各种学说和流派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他的这些观点的影响. 四、当代语言学（一）乔姆斯基与转换生成语言学本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1928年－）的《句法结构》问世在语言学界掀起了一场新的革命,并由此而产生了一个新的学派——转换生成派.转换生成派在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的土壤上产生,并在同结构主义决裂和挑战的过程中成长起来. 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研究应致力于探索人的内在的语言能力,不应满足于对言语行为这种表面现象的观察和描写.结构主义研究语言的目的是为了对语言进行分类描写,而在乔姆斯基看来,语言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套形式化的演绎系统,一套有限的语法规则.这套规则既能生成出无限合乎语法的句子,又能解释各种句子内部的语法关系和语义上的歧义性.既然研究的目的不同,那么研究的材料和方法也就大不一样. 结构主义研究语言的材料是随机搜集起来的大量句子.乔姆斯基认为,随机搜集的句子是十分有限的,而句子的数量却是无限的,人们不可能将所有的句子搜集完全,所以,语言研究的不应是人们的言语行为,而应是人们内在的语言能力,因为正是语言能力使人们能够不断地产生并理解新的句子.在研方法上,结构主义是先搜集语言素材,然后通过一套发现程序对素材进行分析并找出规则,最后用所得出的规则来解释语言现象.乔姆斯基认为,既然语言材料是无法搜集完全的,那么,从零星的语言素材中发现的规则必定是不完整的,无法说明所有的语言现象.因此,语言研究的方法应当同自然科学中的研究方法相同,即先根据观察作出假设,然后再到实践中去检验或证明假设,并针对实际情况对假设进行修改.这样多次地进行反复,直到能够正确地解释句子结构为止. 在儿童语言习得的问题上,结构主义接受英国哲学家洛克（1632－1704年）“白板说”的哲学观点.洛克认为人的心灵的原始状态只是白板一块,一切知识和观念都是后来从经验中获得的.由此,结构主义者认为小孩的语言是靠反复地模仿和记忆,使其成为一种习惯而获得的.乔姆斯基认为“白板说”的观点很难解释这样两种现象：一是动物通过反复训练之后为什么不能掌握语言；二是供小孩模仿的句子无论数量有多少,但毕竟是有限的,小孩为什么能够理解并产生以前从未听见过的无限的句子.乔姆斯基赞成17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1596－1650年）的“天赋观念”说,因此他认为人的大脑中天生就有一个“语言习得机制”,一旦特定的语环境触发这一机制,小孩就自然能够获得某种语言. 乔姆斯基还认为结构主义只是对语言结构的表层进行切分和描写,所以他们无法解释为什么具有相同结构的句子会在意义上有很大的区别等这样一些语言现象.语言研究不仅应注意表层结构,而且还应注意其深层结构. 乔姆斯基在发展自己语言理论的过程中,主张将语言能力和言语行为区分开来.并试图说明人的语言能力,试图用语言研究来说明心理活动,因此,他认为语言学应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 转换生成语言学在发展过程中曾作过多次修改,经历了早期理论、标准理论、扩充式标准理论和修正的扩充式标准理论四个阶段.最近一个阶段的语言理论模式由句法、语音和语义三大部分组成.句法部分包括基础部分、转换部分和格部分,基础部分生成出深层结构,然后通过转换部分生成出浅层结构,再通过格部分而成为带有格标志的浅层结构.带有格标志的浅层结构既可通过语音部分而获得语音表达,也可通过语义部分获得语义表达.

1.玲珑剔透2.惊天动地富丽堂皇手不释卷

外篇论文:“境界说”我见“境界”说我见在中国近代文艺批评史上，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无疑是一部承前启后的著作。在这部著作里，他以中国传统诗论方法为刀，以西方新颖哲学理论为刃，以五代以降数十词人词作为解剖对象，品定高下，独创“境界”说，成为王国维词学理论的核心。“境界”说不仅提出了一种文艺学的概念范畴或风格、特征，而且深入地探讨了文学本源的问题，揭示了艺术表层与深层的内涵，其重要思想不但在当时居于划时代之历史地位，而且在今天的文学批评中仍然得到广泛的运用。本文将以《人间词话》全本(1)为研究对象，尝试对“境界”说这一理论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兼对“境界”说产生的历史、作者性格背景及其存在的局限作一初步的探讨。一、“境界”说之名词缘来及王氏“境界”说之概念。研究“境界”说，首先要研究“境界”说这一概念的确切定义。究竟什么是“境界”？《人间词话》通篇全是围绕“境界”而展开，围绕着“境界”写作成篇，可是，王国维却有意无意间，并没有对“境界”一词下个完整的定义。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境界”一词并非王国维所独创。据钱仲联先生考据，“在王氏以前或同时，用‘境界’一词以说诗或词的，就已有司空图、王世贞、王士祯、叶缨、梁启超、况周颐诸家。尽管他们所阐说的并没有王氏的全面，说法也不完全相同，但总不失为王氏‘境界’说的先河。”（2）“境界”一词在中国古籍中的最早出现可能是《诗·大雅·江汉》“于疆于理”句，汉郑玄笺云：“正其境界，修其分理。”谓地域的范围。《说文》训“竟”（亦作“境”)本义曰：“竟，乐曲尽为竟。”为终极之意。又云：“界，竟也。”到唐代，己开始用“境”或”境界”论诗，如现已失传的王昌龄的《诗格》中：“诗有三境”，即“物境”、“情境”、“意境”。到明清两代，“境界”、“意境”已普遍使用了。然而仔细推敲前人的用法，不难看出他们的“境界”含义互有参差，不尽相同。唯有到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境界”始有了崭新、特定的内容。（3）叶嘉莹先生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中认为“境界”一词的出现与佛家经典中的术语有关。梵语为Visaya,并引佛经《俱舍论颂疏》中“六根”、“六识”、“六境’之说，可见唯有由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所具备的六识之功能而感知的色、声、香、味、触、法等六种感受才能被称为境界。以我的思考，“境界”一词到王国维的手中，其内涵与佛典中重感受的特点，还是有相通之处的。故能写真景物、真情感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我把这句话倒过来说：所谓“境界”，就是真景物、真情感的身受。这个论述就是我对境界说所作的定义。二、从《人间词话》中几对辨证的关系来进一步描述、理解“境界”说。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事实上，对于“境界”这一复杂、丰富的概念来说，对其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以概括其全部的内涵是困难的。不少王国维的研究者，试图对此下个略为完整的定义，或划个基本的范围，但往往不是过于死板，就是走向泛化（包括我的定义也一样）。与其刻板机械的界定，有丧其丰富、生动的理趣，倒不如把它一一描述出来，才来的更为确切。我通过研究，并结合前人的成果，从境界说中归纳出六组相互辨证的关系。 1、境界的有无，即“真”与“不真”的问题。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情感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以无大误矣。境界的有无在于真，诗词的优劣亦在于真。何谓真景物？何谓真情感？以我的理解，若写景，取诸自然，经与诗人心灵相生发，能给读者以“顿悟”的感受，达到与心而徘徊的功效则是真景物。若写情，取诸己心，放于外物“著手成春”，能让人有“与心戚戚焉”的感受则是真情感。真景物是人的理念与外景物形式的完美结合，是诗境生动直观与寄兴深微的统一。“真情感”是个性化了的“人类之感情”，是诗人对宇宙、人生本质和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和体悟。什么样的人能写真景物、真情感？只有真正意义上纯粹的诗人！只有经历过“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之境界的诗人！这种人，眼里见过萧瑟，心头还泛有温热，笔头所以能流出深情，登高凭秋，看得见远方，回身自照，为理想、为人类而有担当。他们或明澈、或豪壮，能不羁、能思想。“绣幡开”，“我去也”！（4）合于传统抑或反动，乘风破浪抑或特立独行，总是一番真诚意思。看得透，所以写得出，有担当，所以放得开。除此种人外，碌碌诸人如何能写得真性情、真景界？只怕穷极工巧，“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擎鲸鱼碧海中”（5）啊。王国维有关文体进化论的思想，也是根基于“真”。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其极强盛时代。即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亦词胜于诗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此亦文学升降之一关键也。摒去王国维对宋诗、南宋词的个人观点不谈，王国维认为诗词彼此升降，是因为“真”的问题。讲究“真”就兴盛，失去“真”就被替代，具有十分沉痛的意义，诗词沦失为羔雁是文学的悲哀，是丧失生命力的象征。返观当今诗坛、文坛，为什么描述社会现实的小说、杂文和抒发人生感悟的散文与随笔仍然得到人们的重视，具有不绝的生命力？而囿于个人狭隘体验，形式上又拼命逐奢求异的现代诗越来越失去人们的兴趣，甚至于为人不耻的地步？相对而言旧诗由于褪去了很多功利色彩，一些写作者无为而为，从而能真正观照心灵，所作真情流露，反而使旧诗有复活的迹象。有“真”才有境界，失去“真”便失去境界。王国维的文体进化论从这个方面来讲具有值得肯定的意义。 2、工与拙的问题。 “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两句为何高妙，从修辞学上讲是因为诗人给景物以人性的动态，贴切自然，诗人炼字铸句的本领高，所以好。若教常人写此情景，将“闹”字换为“满”，“弄”字换为“伴”字，意思虽未变，而境界却全失。所以只要看作品的细微处，就能分辨出作者的功力。功力深的词“工”，功力浅的词“拙”，作为同种情、景的表达，语言运用的工拙，决定了作品的层次。作为诗人，有眼界、有性情自然难得，但“境界”若只讲悟，古今悟道者也多。随园老人当年讲性灵写作，“我手写我口”，诗论一出，天下的诗人多了起来，而一代的诗词却未见繁盛。“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既乎篇成，半折心始。”（6）写作哪里是容易的事？所以词作有“淫”、“鄙”、“游”三病。金朗甫作《词选后序》，分词为“淫词”、“鄙词”、“游词”三种，词之弊尽是矣。五代北宋之词，其失也淫。辛、刘之词，其失也鄙。姜张之词，其失也游。淫词，放纵、淫逸之词；鄙词，粗疏、简陋之词；游词，浮而不实之词。三种词病均因笔力不足，不能约束所致。而王国维，对前二种犹有原谅，对于第三种则认为最无可恕。 “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坎坷长苦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亦然。非无淫词，读之但觉其亲切动人。非无鄙词，但觉其精力弥满。可知淫词与鄙词之病，非淫与鄙之病，而游词之病也。“岂不而思，室是远而。”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恶其游也。 “真”的作品由于创作上的不“工”，也不能避免“淫”、“鄙”之讥，更何况大量与“真”无缘的“游词”呢？改正词的“三病”需要创作上的锤炼，使创作由“拙”而“工”，这个锤炼的过程用王国维的意思说就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粹。” 就是要沉吟文章，把作文来当成一种终生的事业来用心，反复醅酵之、浸渍之、淘汰之，终于至于纯粹。人们都认为屈原、韩愈的文章好，却不知一个得力于半生缮撰的积聚，一个因缘于数十年处若遗、行若忘的思索。又所谓“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的故事，得的不是诗意，而是词句。郊寒岛瘦，为何寒？为何瘦？“只因从来作诗苦”，衣带渐宽而已。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出乎其外，所以能真，入乎其内，所以能切。我认为只有“真”与“切”完美结合起来才是境界的完美构成。以上两节合起来是讨论创作者的态度和修养的问题，即境界的标准问题。千古用心人，只有经过夜雨江湖的十年灯火，才有资格坐于桃李春风之下喝那一杯醇和的美酒。（7） 3、“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境界的优美与宏壮。论毕标准，再说种类。王国维认为，有“无我之境”，有“有我之境”。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能自树立耳。关于这段话，前人有朱光潜先生的论述。他所谓“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就是近代美学所谓“移情作用”。“移情作用”的发生是由于我在凝神观照事物时，瞬时间由物我两忘而至物我同一，于是以在我的情趣移注于物。换句话说，“移情作用”就是“死物的生命化”，或是“无情事物的有情化”，这种现象在注意力专注到物我两忘时才发生。从此可知王先生所说的“有我之境”，实在是“无我之境”。他的“无我之境”的实例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都是诗人在冷静中所回味出来的妙境，都没有经过移情作用，所以其实都是“有我之境” （8）。我的看法与朱先生有所不同。“有我”、“无我”的境界说一般都以为是受启发于叔本华和康德的哲学思想。但王国维借用“无我”、“有我”这对在中国佛道典籍中多有论述的范畴，必然赋于其较新的内涵。无我，实是“物我”，以万物为我，物我无间，物我一体，所以忘我，失掉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悠然一见虽然是诗人的一见，有主体的存在，但在一见的瞬时，菊、篱、南山、诗人己泯然合一，在淡远静穆的景物中，诗人获得了一种坐忘的状态，与万物化合，所以虽然境中有我，但心确为无我，因此王国维将此句判为无我之境是精当的。至于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这决非是“移情作用”，因为有我之境的结果决不是物我同一，而是万物被我所奴役！有我之境实是作者个体强大的一种表现，强大得足以改变万物。“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孤馆何怨？春寒何情？杜鹃何知？斜阳何思？一切景物全被作者变化，涂抹上自己的色彩，打上心灵的烙印。真是适于我者我有之，不合我者我变之，何里没有我？哪里不是我？有我之境也是非具大气魄的作者不能做到的，与无我之境一刚一柔，一优美，一宏壮，都是创作所要达到的理想境界，王国维认为无我之境胜于有我之境，此论断我认为有失公允。无我之境，人唯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静之动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 “优美”与“宏壮”这对概念，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发表以前就在思考了。他在1904年的《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中就试图论述这两个概念：美之中有优美与壮美之别。今有一物，令人忘利害之关系，而玩之不厌者，谓之曰优美之感情；若其物不利于吾人之意志，而意志为之破裂，唯有知识冥想其理念者，谓之曰壮美之感情。优美与宏壮是王国维从西方美学中引进的一个重要概念，很明显，“宏壮”即“崇高”。王国维将其译为“宏壮”，不难看出加入了中国古典诗论的很多意思进来。宏壮与优美实为中国古典诗境中刚与柔的二元，无我之境中，我与外物不存在利害冲突，在一片宁静之中静观，诗人与万物化合，与万物共生共存，这就是优美的境界。有我之境中，我的意志力与外物决裂，所以情绪为之波动，遂与之决斗，并战胜之，征服之，其过程摇曳动荡，而形成有我之境必待征服的结束，此时万物己被作者驯服所以又必归于平静。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这就是壮美的境界。 4、“造境”与“写境”。论毕种类，再说方法，王国维认为，有造境，有写境。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 “造境”与“写境”同样也属于“境界”种类的划分，但它们的区别更主要是因为来源于不同的艺术创作方法。“造境”来源于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成就“理想”一派，“写境”基根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成就“写实”一派。王国维的这种分法无疑来自于西方当时流行的美学观点，但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在两派划分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了一大步。他不但注意到了两派的区别，而且深入分析了两派的联系和渗透。“颇难分别”是因为“自然”与“理想”有密切联系，只有大诗人才能真正注意和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随后他更发挥了此种思想：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从自然之法，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理想与写实二派，虽然创作出发点不同，但创作素材均来自于自然。自然是什么？不仅是指大自然，更是文学赖以存在的人类社会。写实派作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处”的过程，就是“典型化”的过程，这就离不开理想。理想派作家惯于“造境”，实际是将自然事物肢离而后重组，“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否则就是无根之水、空中楼阁，所以也离不开现实。所以王国维有感而发：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轻视外物，理想诗人也；重视外物，写实诗人也。王国维心目中理想的诗人形象，正是理想与写实达到高度统一、完美结合的诗人形象。 5、境界的“大”与“小”、“高”与“低”。论毕方法，再谈规格。王国维认为境界有“大”有“小”，有“高”有“低”。境界有大小，而不以是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闭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皇帝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然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两则词话均论及“大”、“小”，我以为还是有所不同的。第一则说境界“大”、“小”，认为不分优劣，不含评价作用。第二则词话具有很明显的评价作用，认为后主境界之“大”胜道君。这岂不是自相矛盾了吗？其实不然，经过细致考查，会发现第二则词话所论其实是境界的“高”与“低”。什么是境界之“大”？我认为在于意象的空间之阔、数量之多、力量之巨。“大用外腓，真体内充”，诗境在广阔的场景上铺展，“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诗人占有控制的意向众多，所以有激荡人心的效果。这与美学上“崇高”范畴有所联系。什么是境界之小？在于意象的空间之精微，数量之简单，力度之柔和。“俯拾皆是，不取诸邻”，诗人从身边的寻常物着手，“俱道适往，著手成春”（9），化腐朽为神奇，天籁无声，因此有平和人心的功效。这与美学上“优美”范畴有所联系。境界“大”、“小”这一区分，我认为是从意象的平面展开而划分的，无论写“大”写“小”，决定于诗人的写作意图，所以是不能分优劣的。而境界的“高”、“低”的意义则更多在于体验的纵深。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境界的“高”、“低”取决于作品的深度，宋徽宗所作“自道身世之戚”，自哀自怜，不过溺于一己之悲欢，并没有上升到一种共性的高度，因此感人也浅。李后主以心血创作，“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10）、“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11），触动了一种人类共同的哀伤，“俨然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因其体验深沉，所以词作感人也深。境界的高低实源于诗人心灵体验深浅的层次，自然存在优劣的分别。境界的“大”、“小”与“高”、“低”的划分一侧重于平面，一侧重于立体，虽有联系，但实是两对有较大区别的范畴。 6、隔与不隔，文艺形象性的问题。论毕规格，再谈优劣。上节己从境界的“高”、“低”涉及到作品的优劣问题，在最后再着重谈一谈王国维议论最多，也最受人争议的“隔”与“不隔”的问题。王国维认为诗词有“隔”、与“不隔”之分。词忌用代字。美成《解语花》之“桂华流瓦”，境界极妙，惜以“桂华”二字代“月”耳。梦窗以下，则用代字更多。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则语不妙也。盖意足则不暇代，语妙则不必代。此少游之“小楼连苑”、“绣毂雕鞍”所以为东坡所讥也。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阕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眼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统计一下，前后共有七则词话或显或隐地论及“隔”与“不隔”的问题。但总归只是举例说明“隔”与“不隔”的分别，而没有详细说明他的理由。怎么办呢？王国维在其著作《红楼梦评论》中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正是解开这个迷团的锁匙。唯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结合上下词话，我们不难发现，“隔”与“不隔”的讨论实际较深地触及了艺术的形象性问题。通过理解，大略可归纳出两个要点，即“语语都在眼前”，不论写情还是写景，凡是直接能给人一种鲜明、生动、真切感受的则为“不隔”，“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就是不隔。相对应，若在创作时感情虚浮矫饰，遣词过于做作，如多用“代字”和虚情假意的“游词”，以致于一定程度地破坏了作品意象的真切性，使读者产生如雾里看花般的感受，便是“隔”或是“稍隔”。对王国维这样的区分，也有一些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对于具体而“不隔”的写作，难道都是优秀的诗品吗？“油盐柴米酱，豕犬马牛羊。”难道是写景“不隔”？“处处无家，处处家；年年难过，年年过。”难道是写情“不隔”吗？难道这也叫好诗品吗？（12）我认为这是曲解了王国维的本意。“隔”与“不隔”的理论只是强调了直觉在审美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揭示出艺术直觉的瞬间性及诗人的捕捉能力。而若是在强调“不隔”时，却把形象性与含蓄性对立起来，那就大可不必了。所谓形象性，正是音节、语意等复杂的因素相互作用而综合给人的一种直接完整的意象，如果抛却这些复杂的因素单独强调直观的作用，我想这也未必是王国维先生的本意。最后再简略讲一下“代字”的问题，所谓“代字”、“隶事”、“用典”可以归入一个范畴，与直白的写作相对。据我的了解，关于对“代字”的态度，古今的文学批评家，只有钟嵘与之相似。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典。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13）我最初读书到此，精神曾为之振奋，虽说有当时少年气胜的因素，但也确实不能否认其思想具有独到的闪光之处。文学创作贵于尽抒怀抱，曲尽其意，以求得读者的共鸣，又何必再以文饰情，于情境以外再设置一层迷障？作为接受者来说，也确是直白的作品最易理解。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也把“用典”归入八种文病之一，但他在讨论中也认为一些恰当的用典是必要的。我随着对文学本质理解的加深，也逐渐发现，一些委曲婉转、层层叠叠的意境是不宜直白的语言描述的。简单举例如“落红不是无情物”一句，落红“代”了残花的“字”，却因此增添一种哀伤的意韵；“落花犹似坠楼人”一句，落花“隶”了“绿珠”的事，又因此多了一层叹挽的情怀。咏物诗是这个样子，咏史诗的情况就更为复杂，这里限于篇幅，不再多作讨论。总而言之，作品的优劣还有赖于综合全面的评判，钟嵘的说法后多被学者讥讽，是因为他对文学创作的复杂性考查不足。王国维的思想融中西方思辩精华，将这一思考推向了更为深广和科学的层面，但强调作品的形象性是对的，若仍然仅仅从作品是否用“代字”就判断作品的隔与不隔，未免太片面，也太把“境界说”简单化了。真正进行文学分析实践就必须就事论事，谨慎综合考查，在接受与运用“境界”说理论时进行辨证的分析与体验。三、从王国维的末世士子情怀来看其臧否词人的标准。文学批评虽然以客观理论为手段，但必竟因参与者是人，又是一件主观性非常强的工作。特别当涉及到艺术个体的问题，因牵连及批评人的喜好、经历及学问构成，所以结论无不打上批评者个人思想的烙印。王国维作为一开创性的人物，他臧否词人的标准与前人及同时代的人有很大的不同，即便到了现在，他的某些观点与标准也不能得到学术界全面的认同。虽然词话中的一些品评部分只能当作“境界说”个别性的例证，但必竟是“境界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有必要利用一定的篇幅进行分析与讨论。在王国维之前的大多论词者，如朱彝尊、厉鹗等，其论词观点莫不以南宋为宗，而到了王国维处，态度为之一变。他说：予于词，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而不喜《花间》。宋喜同叔、永叔、子瞻、少游，而不喜美成。南宋只爱稼轩一人，而最恶梦窗、玉田。之所以会有这种观点，我认为和王国维的末世士子情怀有较大的关联。王国维一生以忠臣自许。“王氏家族的先世祖籍开封。《宋史》有王氏先世王圭、王光祖传，远祖王圭、王光祖、王禀、王荀四世，均以战功显赫，其中王圭、王禀及王荀死于国难，尤以王禀于靖康元年，在太原抵抗金兵，守城御敌而殉国，是一位勋绩卓著的抗金民族英雄。”“王国维对此也深感自豪，撰有《补家谱忠壮公传》。”（13）而王国维所身处的时代，又是一个不可救的乱世。一个不可救的乱世，造就了一个无法自我解脱的人物。作为一介文人，他身受傅仪的礼遇，对于一个没落的王朝虽知不可救，但充满了同情与怜悯。追慕先人，自己却私毫没有为国报效的能力，心情是苦闷的。所以转身投身于学术以求解脱，然而求索中西，却只得到“知其可信而不可爱，觉其爱而不能信”（14）的彷徨，虽然有一身“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可望”（15）的学问，却充满了“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16）的绝望。这种复杂的心态，我将其定义为末世士子的情怀。我们基于这种对王国维的理解，再回过头来看一看《人间词话》，不但以此观察他对词人、词句的好恶，作个别性的说明，且对他整体的词学史观有所体察。由于篇幅所限，只是初步的研究。 1、见证清亡之历史，对无辜之君的哀怜。对南唐二主和冯延巳的理解与推崇正是他这种心态不经意间的流露。李煜是一个亡国之君，但南唐的亡是亡于历史的趋势，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的。李煜本身并没有历史记载的恶行，所以是一个无辜之君。结合清末的现实，在王国维看来，当时也有一个无辜之君。在历史洪流涌动之处，宣统皇帝傅仪是一个无能为力的人，清朝亡于它的极度的腐败，但最后的宣统帝却无法为帝国的灭亡承担责任，因为当时他太小了。1906年王国维被罗振玉推荐赴京任清廷“学部行走”，直至1922年又任溥仪的紫禁城小朝延内的“南书房行走”，并得到了“食五品俸”，“赐紫禁城骑马”的封赏，王国维能接受并引以为荣，可见他内心还是以清国遗臣自命，并且对傅仪存有感激之情的。王国维真正在朝廷的时日虽然不多，但却目睹了溥仪的登基与被迫退位，身心所亲历，更增添了许多无奈与叹挽的情绪。在清王朝垂死挣扎的几年间，正是王国维写作《人间词话》的时候，在他对词家的研究中，自然而然有意无意间将李煜与傅仪有所比较。作为同样见证了一个王朝末路的人，王国维对冯延巳也有代入的感觉，所以对李、冯两人的词境体会尤深。李煜最后被毒死的事实，更增加了王国维心中的悲剧感和对傅仪皇帝命运的忧虑。“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傅仪自己的心里倒底怎么想不知道，但王国维眼瞧见这个末代皇帝自己心里却已是血泪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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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梵高论文

这世界的Sunflower——梵高的梦摘要：简单地插在花瓶里的向日葵，呈现出令人心弦震荡的灿烂辉煌。梵•高以重涂的笔触施色，好似雕塑般在浮雕上拍上一块黏土。黄色和棕色调的色彩以及技法都表现出充满希望和阳光的美丽世界。然而在画此作的同时，画家死命想抓住的这个世界还是缓慢却无情地溜走了。或许这画的表面反映了他悲剧性的短促一生接近终结时期的心理状态。他是个热爱自然并能从简单的事物看到纯粹之美的画家，他说他宁可画从窗户向外看到的树影而不想象中的美丽幻像。在他的眼中，只有生机盎然的自然景观，他陶醉于其中，物我两忘。他视天地万物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他用全部身心，拥抱一切。梵高的生活，如梦如幻，在世间轻轻地挥毫，为这世界留下一片刺眼的明黄！关键词：生平艺术价值一、他的一生像向日葵一般——明亮得悲哀（一）梵高与梵高家族文森特•威廉•梵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1853－1890），荷兰后印象派画家。他是表现主义的先驱，并深深影响了二十世纪艺术，尤其是野兽派与德国表现主义。梵高的作品，如《星夜》、《向日葵》与《有乌鸦的麦田》等，现已挤身于全球最具名、广为人知与昂贵的艺术作品的行列。1890年7月29日，梵高终因精神疾病的困扰，在美丽的法国瓦兹河畔结束了其年轻的生命，是年他才37岁。梵高的祖父是一位牧师。也叫文森特（Vincent van Gogh ）梵高的祖母叫伊丽莎白（Elisabeth Huberta Vrijdag 1790-1875）来自一个瑞士家庭。他们生育了12个孩子，其中一个在幼年时就死了，剩下了5个女儿和6个儿子。梵高的父亲西奥多卢•梵•高（Theodorus van Gogh ）1849年就在尊得特布道，他是一位基督教牧师。两年后他与梵高的母亲安娜•科尼莉亚（ Anna Cornelia Carbentus -1907）结婚，安娜生于海牙，她的父亲在海牙被誉为“国王的装帧师”，因为他被选中装订第一部荷兰宪法。他的几个女儿中，有一个嫁给文森特•梵•高叔叔。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刚生下不久就夭折了，而当梵高降生后，他被取了那个死去的兄长的名字：Vincent willem。梵高在家中是老大,他还有三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在凡高一生中，他只与弟弟提奥和妹妹威廉明娜保持了亲密的关系，而提奥也是凡高这一生中最大的支持者和崇拜者。在梵高1890年去世六个月后，提奥也追随他的兄长去了…虽然梵高的父亲只是一位牧师，但凡高家族在当时是很有社会地位的，因为梵高的几个叔叔伯伯在当时都是“很有影响”的人物。（二）梵高与梵高人生梵高1853年3月30日生于津德尔特，早期因为表达内心的悲痛，曾割断了自己的耳朵。1890年7月29日在法国瓦兹河畔因患精神病自杀身亡。早年经商，后热衷于宗教，1880年以后开始学习绘画。曾在巴黎结识E.贝尔纳、P.西涅克和P.高更等画家。 1888年2月，梵高在朋友推荐下来到法国南部小城－阿尔，并很快爱上了这儿。猛烈的阳光和刺目的麦田使他 “疯狂”。创作进入了高峰。虽受法国印象派和日本浮世绘影响。但他的作品已极具个性，这源自其独特的视角和敏感的性格。他热爱大自然，热爱生命；他不满足于只是理性的 “模仿事物的外部形象”，而要借助绘画 “表达艺术家的主观见解和情感，使作品具有个性和独特的风格” （引号中的是凡高的原话）。所以，梵高是用心灵作画的大师。梵高在小城广场边租下“黄房子”，想建立“画家之家”。后来高更前来同住。不幸的是，梵高梅毒进入三期，引发精神时常，他与高更日夜争吵，后发生著名的 “割耳事件”。在阿尔居民的抗议下，梵高迫离开，并自愿前往距阿尔不远的圣雷米的圣保罗精神病院接受治疗。梵高在阿尔创作了大量的作品，但仍无法卖出以养活自己。《向日葵》《收获景象》《夜间咖啡馆 - 室外》《夜间咖啡座-室内》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精神病的恐惧和对前途的迷茫中。他每隔几个月发一次病，但事后却非常清醒，并且经常到户外作画。令人惊叹的是，梵高在这样的情形下并没有颓废，而是画出了一幅幅更加成熟，更加大胆，更加令人震撼的作品。这一时期的作品，许多都表现出强烈的情绪和“视觉冲击”，旋转的线条，粗犷有力，让人感到画家复杂强烈的感情和表达的冲动。代表作品有：《星月夜》《柏树》等。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这时，评论家开始评论梵高，而且卖出了他生前唯一一张油画。7月27日下午，梵高外出作画时开枪自杀。29日黎明，凡高在提奥身边死去。当时他只有37岁。关于梵高自杀的原因始终存在争论。个人认为，梵高的自杀并不只是由于精神问题，《麦田上的乌鸦》等作品绝对是画家极其清醒的状态下画的，但这些画暗示了梵高的死亡却是很明显的。梵高在成名前夕突然自杀，也许终是一个谜。但请记住他的遗言：“The sadness will last forever…” 梵高死后，他的名气越来越大。随着作品在各地的展出和书信的出版，甚至传记小书的出版，凡高在世界各的逐渐家喻户晓，俨然已成了最受爱戴的艺术家之一。凡高生前穷困潦倒，而死后，其作品竟成了亿万富翁炫耀的资本！在世时的穷困潦倒，离世后的辉煌腾达，他的一生像向日葵一般，明亮而悲哀！二、他的艺术像刺目的阳光——炽热却温暖（一）梵高的作品意味深长1 朴实的画这里展示的是梵高最早的油画。当梵高画它们时已经是快30岁的人了。这些作品大约完成于1881-1883年间。此前，梵高在博里那日矿区受到巨大打击，对上帝几乎绝望，却终在迷茫与困惑中找到了一生的归宿--绘画。他开始大量临摹名画，并画了大量素描习作。可以说，凡高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天才画家。他从小受到艺术熏陶，又有极高的文学素养，这使他具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梵高喜欢伦勃朗，喜欢米勒，他用自己的画笔描绘农民，工人，社会底层人。深沉厚实的风格虽与其以后的画风有极大的反差，但画中所表现出的气质与精神却是永恒不变的。梵高苦练素描技巧。在画了大量素描写生和习作后，他完成了第一幅著名作品（所谓的著名都是后人评价的结果，当时的凡高只是个待业青年）－《吃土豆的人》。这幅作品和他这一时期的很多作品都受荷兰现实主义画风的影响，画面深沉，有极强的乡土气息。这也表现出梵高很强的农民情结，他似乎很想成为一位农民画家。一方面，他受到“精神导师”米勒的影响，更重要的可能是内心深处对乡间生活的向往，对淳朴农民的尊敬和对诚实劳动的赞美！2 意向的华丽割耳朵后的自画像1888年梵•高邀请高更来阿尔同住，起初他们相处愉快，但随着梵高病情反复，两个的艺术家却是不断的争吵。在一场剧烈争执后，高更大怒而去，梵•高无法阻止，亦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竟割下自己的右耳。世界把自己的癫狂最先传染给人类的画师——就像曾经给他的笔端注入魔力。我们惊讶地注视着梵•高扭曲的面孔、恐怖的眼神和颤抖的手势：他仿佛在代替整个人类受刑，成为痛苦的化身。想到这里，也就能理解梵•高作品中挣扎的线条与狂舞的色块：倾泄的颜料里调和着他的血，而画布，不过是他包扎伤口的绷带。这是一位生活在伤口里的大师，他习惯用伤口对世界发言。这是一个疼痛的收割者，他的镰刀最终收获了自己的耳朵。梵•高死了，却留下了一只著名的耳朵——这最后的遗物似乎并没有失去听觉，收集着后人的议论。梵高的宇宙，可以在《星夜》中永存。《星夜》是一幅既亲近又茫远的风景画，这可以从十六世纪风景画家老勃鲁盖尔的高视点风景手法上看出来，虽然梵高更直接的源泉是某些印象主义者的风景画。高大的白扬树战栗着悠然地浮现在我们面前；山谷里的小村庄，在尖顶教堂的保护之下安然栖息；宇宙里所有的恒星和行星在“最后的审判”中旋转着、爆发着。这不是对人，而是对太阳系的最后审判。这件作品是在圣雷米疗养院画的，时间是1889年6月。他的神经第二次崩溃之后，就住进了这座疗养院。在那儿，他的病情时好时坏，在神志清醒而充满了情感的时候，他就不停地作画。色彩主要是蓝和紫罗兰，同时有规律地跳动着星星发光的黄色。前景中深绿和棕色的白杨树，意味着包围了这个世界的茫茫之夜。夜间露天咖啡馆梵高的激情，来自他所生活在其中的那个世界，来自他所认识的人们所做的按捺不住的强烈反应。这绝不是一个原始人或小孩子所做的那种简单的反应。他写信给弟弟提奥的信，是一个艺术家写出来的最动人的故事。信中表明了他高度敏感的知觉力，这种知觉力完全符合他他那感情的反应。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正在获得效果，这种效果是通过黄色或蓝色来取得的。虽然他的大部分色彩观念用来表达对于人物和自然的爱，及其表现过程中的愉快，但他对较深的色彩十分敏感，所以在谈到《夜晚的咖啡馆》时说：“我试图用红色和绿色为手段，来表现人类可怕的激情。”《夜晚的咖啡馆》是由深绿色的天花板、血红的墙壁和不和谐的绿色家具组成的梦魇。金灿灿的黄色地板呈纵向透视，以难以置信的力量进入到红色背景之中，反过来，红色背景也用均等的力量与之抗衡。这幅画，是透视空间和企图破坏这个空间的逼人色彩之间的永不调和的斗争。结果是一种幽闭、恐怖和压迫感的可怕体验。作品预示了超现实主义用透视作为幻想表现手段的探索，但是没有一种探索，能有如此震撼人心的力量。鸢尾花《鸢尾花》，画面上的花依稀是模样怪异状，但细细品味中，鼻间处飘过那浓烈的气味，淡淡地、阵阵地、传说中的“味”，好似刻在你的画盘上、你的心上，继而翩跹飞舞着。宛如我们心灵，不语的期盼和那蓝紫色的浅浅的回忆。也极像我们将要绽放的青春一样，飞扬与燃烧在火红的岁月，尽管也要殆尽。但那美丽、那光芒、那生机，就在你注视瞬间的鲜活中像火山样喷薄。是炫耀与欢乐，是宣泄与任性，那样的记忆，那样的刻骨铭心。也许人们在历史的回放片段中，在生物进化链上，似乎早已遗忘了过去那寂寞的衣角、阴郁的阁楼、深邃的世界。而只用赞叹的目光，感受梵高，感受他寂寞、孤独与死亡。只凭这一纸画作的定格，抛弃梵高蓝紫色的忧郁和灰褐色的悲伤，也抛弃了人们对自己心痛的灵魂与愧疚，一次又一次，一天又一天，永永远远向日葵这些简单地插在花瓶里的向日葵，呈现出令人心弦震荡的灿烂辉煌。梵•高以重涂的笔触施色，好似雕塑般在浮雕上拍上一块黏土。黄色和棕色调的色彩以及技法都表现出充满希望和阳光的美丽世界。然而在画此作的同时，画家死命想抓住的这个世界还是缓慢却无情地溜走了。或许这画的表面反映了他悲剧性的短促一生接近终结时期的心理状态。他是个热爱自然并能从简单的事物看到纯粹之美的画家，他说他宁可画从窗户向外看到的树影而不想象中的美丽幻像。《乌鸦群飞的麦田》在这幅画上仍然有着人们熟悉的他那特有的金黄色，但它却充满不安和阴郁感，乌云密布的沉沉蓝天，死死压住金黄色的麦田，沉重得叫人透不过气来，空气似乎也凝固了，一群凌乱低飞的乌鸦、波动起伏的地平线和狂暴跳动的激荡笔触更增加了压迫感、反抗感和不安感。画面极度骚动，绿色的小路在黄色麦田中深入远方，这更增添了不安和激奋情绪，这种画面处处流露出紧张和不详的预兆，好像是一幅色彩和线条组成的无言绝命书。就在第二天，他又来到这块麦田对着自己的心开了一枪。（二）他创造了艺术也成为了艺术梵高作品的价格是随着他名气的增大而上涨的，这些价格只能说明梵高是最受推崇的艺术家之一，并不能代表艺术品的真正价值。艺术品的价值在于它本身，那是无法用金钱计算的。梵•高几乎没有受过什么正规的绘画训练。为弄到画布、油彩和画具而日复一日地奔波劳碌，精神上也不断处于矛盾的状态，为追求艺术的完美而承受着压力，这些即使不是他后来罹病的直接原因，也给他的生活悲剧埋下了种子。梵•高着意于真实情感的再现，也就是说，他要表现的是他对事物的感受，而不是他所看到的视觉形象。梵高把他的作品列为同印象主义画家的作品不同的另一类，他说：“为了更有力地表现自我，我在色彩的运用上更为随心所欲。”其实，不仅是色彩，连透视、形体和比例也都变了形，以此来表现与世界之间的一种极度痛苦但又非常真实的关系。而这一鲜明特征在后来成了印象派区别于其他画派而独立存在的根本。梵•高是一位具有真正使命感的艺术家，梵•高在谈到他的创作时，对这种感情是这样总结的：“为了它，我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由于它，我的理智有一半崩溃了；不过这都没关系……” 梵•高从来没有放弃他的信念：艺术应当关心现实的问题，探索如何唤醒良知，改造世界。在他完成了他举世瞩目的十一幅向日葵后，他选择了自杀。梵•高自杀年仅三十七岁，作为一位艺术家，直到死前不久他才以其震撼人心而富于想象力的绘画赢得评论界的赞扬。梵•高死后不出几年，一些画家就开始模仿他的画法，为了表现强烈的感情，可以不对现实作如实的反映，这种创造性的态度被称作表现主义，并且证明是现代绘画中一种历久不衰的倾向。即为了主观意识而对物体进行再塑造。高这位绘画天才，在年仅37岁时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生命的最后一段岁月中，他留下了多幅最为著名的画作，其中包括他于1889年在法国南部的精神病院画下的《星夜》、1890年所作的《有丝柏和星星的小路》及《麦田上的乌鸦》。研究人员称，在所有这些画作中，都能找到湍流经典数学模型的影子。好几个世纪以来，众多科学家一直试图用精确的数学模型来描述湍流现象，然而这个被视为比量子力学还要深奥的难题，至今依然没有人能够解决。如今的现代湍流理论，其中一个重要基础，还是前苏联科学家柯尔莫哥洛夫在上世纪40年代提出的。柯尔莫哥洛夫经过多番钻研，最终得出一个描述流体间任意两点间速率差的数学公式。这种关联如今被称为"柯尔莫哥洛夫微尺度"。能够用绘画作品如此精确地还原漩涡现象的画家，全世界似乎也只有梵高一个！梵高，在他生活的哪个时代，他的作品很难被人们所接受。但他的画，却对后来西方20世纪的艺术有着深远的、不可质疑的影响。后人以梵高的真实生活为模板，创造了一部又一部关于梵高的经典，涤荡后人的心灵！ 1 渴望生活——梵高传简介：1956年，好莱坞拍摄了这部根据小说《渴望生活》改编的同名电影。由美国著名影星柯克•道格拉斯饰演梵高。评价：梵高的一生无法拍出一部令人微笑的电影，尽管名画"向日葵"中"不可复制的灿烂之黄色"给予后人无与伦比的激情和炫耀,柯克•道格拉斯以对画家崇高的尊敬，塑造了这位"上帝的弃民"的绝望一生--其悲烈,正如那幅"向日葵"永不枯败的灿烂。 2 中文片名：梦英文片名：Dreams 简介：《梦》是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的第28部作品。影片由导演的八个梦组成。影片中的第5个梦是关于梵高的。黑泽明梦到梵高是有道理的。他从小就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喜欢梵高。他的画保持了梵高式的浓烈画风。好莱坞大导演斯皮尔伯格，科波拉，卢卡斯从上世纪70年代起就是黑泽明的忠实支持者，为他寻找资金。这就不奇怪本片的制片是斯皮尔伯格，而梵高的饰演者竟然是大导演马丁•斯科西斯3中文片名：文森特和提奥英文片名：Vincent&Theo 剧情简介：本片主要记叙了1890年，梵高在巴黎近郊的奥维尔度过的最后十天的生活4 编辑本段一首写给梵高的歌Don Mclean(唐.马克林）是一位美国出生的游吟歌手。1971年，Don Mclean在阅读了一本关于梵高生平的书之后，写下了这首歌的歌词。第二年，这首歌在英国排行榜登上第一名，美国榜单第12名。这首歌亦是和梵高的作品之一《星夜》有相关性，正如歌曲开头的第一句歌词一样，starry,starry night，让人联想图画中的场景。三他的梦被这世界铭记普罗旺斯的太阳又大又圆，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见不到这样大的太阳。它距离大地很近，阳光直射，不但照亮了也照透了世上的一切，也使梵高一下子看到了万物本质——一种通透的、灿烂的、蓬勃的生命本质。他不曾感受到生命如此的热烈与有力!他在给弟弟迪奥的信中，上百次地描述太阳带给他的激动与灵感。而且他找到了一种既属于阳光也属于他自己的颜色——夺目的黄色。他说“铭黄的天空，明亮得几乎像太阳。太阳本身是一号铭黄加白。天空的其它部分是一号和二号铭黄的混合色。它们黄极了!”这黄色立刻改变了梵高的画，也确立了他的画! 大太阳的普罗旺斯使他升华了。他兴奋之极。他急要与高更一起建立起一间“未来画室”。幻想着他们共同和永远地使用这间画室，并把这间画室留给后代，留给将来的“继承者们”。他心中充满一种壮美的事业感。他真的租了一间房子，买了几件家具，还用他心中的黄色将房子的外墙漆了一遍。此外又画了一组十几幅《向日葵》挂在墙上，欢迎他所期待的朋友的到来。这种吸满阳光而茁壮开放的粗大花朵，这种“大地的太阳”，正是他一种含着象征意味的自己。他选择离开这个世界后，他的弟弟也随他而去了。一片浓绿的长春藤像一块厚厚的毯子，把他俩的坟墓严严实实遮盖着。岁月已久，两块墓碑全都苔痕斑驳。惟一不同的是梵高的碑前总会有一束麦子，或几朵鲜黄的向日葵。那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献上去的。但没有人会捧来艳丽而名贵的花朵。梵高的敬仰者们都知道他生命的特殊而非凡的含义。他生命的本质及其色彩。梵高的一生，充满世俗意义上的“失败”。它名利皆空，情爱亦无，贫困交加，受尽冷遇与摧残。在生命最后的两年，他与巨大而暴戾的病魔苦苦搏斗，拼死为人间换来了艺术的崇高与辉煌。如果说梵高的奇迹，是天才加上精神病；那么，梵高至高无上的价值，是他无与伦比的艺术和为艺术而殉道的伟大的一生。真正的伟大的艺术，都是作品加上他全部的生命。

梵高的宇宙，可以在《星夜》中永存。这是一种幻象，超出了拜占庭或罗曼艺术家当初在表现基督教的伟大神秘中所做的任何尝试。梵高画的那些爆发的星星，和那个时代空间探索的密切关系，要胜过那个神秘信仰的时代的关系。然而这种幻象，是用花了一番功夫的准确笔触造成的。当我们在认识绘画中的表现主义的时候，我们便倾向于把它和勇气十足的笔法联系起来。那是奔放的，或者是象火焰般的笔触，它来自直觉或自发的表现行动，并不受理性的思想过程或严谨技法的约束。梵高绘画的标新立异，在于他超自然的，或者至少是超感觉的体验。而这种体验，可以用一种小心谨慎的笔触来加以证明。这种笔触，就象艺术家在绞尽脑汁，准确无误地临摹着他正在观察着的眼前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看，实际确是如此，因为梵高是一位画其所见的艺术家，他看到的是幻象，他就是幻象。《星夜》是一幅既亲近又茫远的风景画，这可以从十六世纪风景画家老勃鲁盖尔的高视点风景手法上看出来，虽然梵高更直接的源泉是某些印象主义者的风景画。高大的白扬树战栗着悠然地浮现在我们面前；山谷里的小村庄，在尖顶教堂的保护之下安然栖息；宇宙里所有的恒星和行星在“最后的审判”中旋转着、爆发着。这不是对人，而是对太阳系的最后审判。这件作品是在圣雷米疗养院画的，时间是1889年6月。他的神经第二次崩溃之后，就住进了这座疗养院。在那儿，他的病情时好时坏，在神志清醒而充满了情感的时候，他就不停地作画。色彩主要是蓝和紫罗兰，同时有规律地跳动着星星发光的黄色。前景中深绿和棕色的白杨树，意味着包围了这个世界的茫茫之夜。梵高继承了肖像画的伟大传统，这在他那一代的艺术家里鲜见的。他对人充满了激情的爱，使他不可避免地要画人像。他研究人就象研究自然一样，从一开始的素描小品，一直到1890年他自杀前的几个月里所画的最后自画像都是如此。它如实地表现出疯人凝视的可怕和紧张的眼神。一个疯人，或者一个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画出这么有分寸、技法娴熟的画来。不同层次的蓝色里，一些节奏颤动的线条，映衬出美丽的雕塑般的头部和具有结实造型感的躯干。画面的一切都呈蓝色或蓝绿色，深色衬衣和带红胡子的头部除外。从头部到躯干，再到背景的所有的色彩与节奏的组合，以及所强调部位的微妙变化，都表明这是一个极好地掌握了造型手段的艺术家，仿佛梵高完全清醒的时候，就能记录下他精神病发作时的样子。记得一句关于梵高的话：“灿烂到极致不是黯淡就是死亡，所以梵高也只能，毁灭了自己

找谷哥，度娘吧，在这儿问，别人也是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