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历史人物论文格式

李鸿章历史定位

李鸿章及其生活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

但他作为近代中国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言所行更是斑驳陆离，因而人们评价起来众说纷纭就没有什么可怪的了。

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

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晚清政坛上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

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

李鸿章虽然难以承载“英雄”桂冠，但为“时势所造”和影响“时势”进程则是不争的事实。

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

适逢其会的李鸿章也就成了“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

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

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

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揉，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

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

李鸿章以儒生起家军旅，凭借编练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削平大难”而“早膺疆寄，晋赞纶扉”。

太平天国运动是“四海变秋气”的封建衰世的农民群众企图用火和剑来变革现存的清朝统治秩序，把“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在现世、在中国建立起来。

尽管他们所憧憬的“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实际上只能给自己套上一副带有光环的封建枷锁，但他们反对“鹰?遍野，豺狼噬人”、内则残民以逞、外则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无疑是顺乎时代潮流的正义之举。

李鸿章维护腐朽的清朝统治，镇压太平天国，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自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罪无可赦。

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轨

李鸿章堪称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

洋务运动是时代的产物，是对外国殖民侵略和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所作出的积极回应，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和交融的初步结果。

与同时代的洋务官员相比，李鸿章不仅对中外形势和中国出路的认识要比同僚深刻，而且采用西法、举办洋务新政数量之多、成效之大，也无人能望其项背。

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大清帝国“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思振作。

为此，他提出必须向西方学习，举办洋务新政，以求“自强”、“自立”。

他斥守旧而不避“人君”，为“自强”而力倡变法，主张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

他力主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学习“外人所长”结合起来。

所谓“修明前圣制度”，就是“变法度必先易官制”，改善封建政治制度。

所谓学习“外人所长”，就是引进属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

必须指出的是，他力图排除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只热衷于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即近代军工技术，显然不能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但毕竟使封建体制发生裂痕，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加速中国向半殖民地沉沦

李鸿章曾长期跻身于晚清“外交第一冲要”，时人称“一生功过在和戎”。

外交的成败，自然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强弱和外交政策的当否。

就综合国力即军事、经济和政治组织力而言，封建的中国远逊于列强，因而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列强的枪炮就扫地以尽。

李鸿章有鉴于此，明确指出：中外实力相距悬殊，列强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中国无法取胜于疆场，因而对列强不可轻言战争，而应以“羁縻”之策谋求“中外相安”之局。

所谓“羁縻”，就是用儒家的道德规范即孔子“忠信笃敬”四字方针进行“笼络”。

在应对列强欺凌时，始则以理折之，进行与虎谋皮式的道德说教，并实施以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和西方的均势思想相结合为特征的“以夷制夷”之策；继而不惜在权益上作出某种限度的让步，以期“驯服其性”，实现“守疆土保和局”的目标。

李鸿章所以主张“羁縻”之策，目的之一是想争取并利用和平环境“借法自强”，预修战备，以期“确有可以自立之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

从李鸿章推行“和戎”外交的实际看，有得有失，而失远大于得。

他指挥过“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而以失败告终的甲午战争。

他亲手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除了《中日修好条规》、《中秘友好通商条约》等少数平等条约外，其他诸如《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均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这些丧权辱国条约标志着中国从独立国向半殖民地沉沦。

对此，作为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的重要一员和晚清丧权辱国外交决策的参与制定者和主要执行人的李鸿章绝对难辞其咎。

腐朽王朝的忠臣

李鸿章是清王朝的忠臣。

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

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认为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窥测朝廷之迹”。

他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

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权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需要依靠他“安内攘外”，维护清王朝的稳定。

他凭借清廷爬上权力顶峰，清廷则把他誉为华夏栋梁，声称“无鸿章，无清朝”。

他的悲剧在于既看出清朝统治风雨飘摇，犹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支”；又在自己“实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时，仍“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途”。

他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外交，无一不是为了拯救面临沉没的“漏舟”和倾覆的“广厦”。

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为“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破屋”，及至“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自然无计可施。

他为“无力回天”而深长叹息，瞻望前景而茫然若失。

独特的性格特征

李鸿章具有独特的性格特征，而他的性格特征则是其文化素质、心理条件和社会烙印的综合反映。

一曰“拼命作官”。

李鸿章“拼命作官”意在争权竞势和扶危安倾。

因而他“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

他精通“宦术”，“好结内援”，“献媚宫闱”，“固宠求荣”；他勇于任事，“不避劳苦，不畏谤言”，“屈心抑志，忍尤攘诟，以济时艰”。

二曰“不学无术”。

李鸿章曾自诩“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

不尚空谈固然是其所长，但缺乏以“真实学问”为根底的“以实心办实事”，绝不可能收到“旋乾转坤”的实效。

他直到晚年对此才有所省悟：“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

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4）三曰“恃才傲物”。

李鸿章入仕后，随着地位的飙升和权势的膨胀，心态畸变，飘然欲仙。

他吹嘘支持大清“天下”者，“舍我其谁”。

对同僚倨傲不恭，对部属动辄训斥，对洋人“尤轻侮之”。

曾国藩看出李鸿章“近颇傲，非吉兆”，曾密札劝诫：“一居高位，则宜时时检点”，“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谓，非傲慢之谓也。

”（黄?：《花随人圣庵摭忆》）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李鸿章依然故我，“自信自大”，“喜嘲谑，忌者日众”。

四曰“好以利禄驱众”。

被时人誉为识时务之大员的李鸿章，虽然出身儒生，但却在“西学”和“变局”的影响下，产生了疏离儒学的倾向。

他注重“治国平天下”，漠视“以修身为本”；注重事功，漠视为人；张扬功利主义，否定儒家义利观。

他直露地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周馥：《负暄闲语》，卷上）功利既是李鸿章搏击宦海的动力，又是他驱策部众的工具。

他遴选部众，“着重于经世致用。

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拨，文章道德，尚在其次。

”（王尔敏：《淮军志》）李鸿章以功利为纽带结成的庞大群体，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受到“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的责难也就是当然了。

历史论文写作格式及历史论文的写法

导语：围绕历史教育、历史教学这条主线来写历史论文，我们中学历史教师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而关于历史论文写作格式及历史论文的写法是怎样的呢？下面是我分享的历史论文写作格式及历史论文的写法，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一）历史论文写作的基本立足点和论文取向

在历史科学工作者的宏大队伍中，中学历史教师是一支重要方面军，在历史科学的广阔领域里，中学历史教学的理论与实践是一个重要分支。中学历史老师的业务特点决定了在撰写历史教学论文时除具有一般史学论文的共性外，也必然还带有自己的特性，这就是首先要紧紧围绕如何教好历史这门课程，提高教学质量，让学生在学到科学的历史知识的过程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树立科学的世界观、革命人生观。历史老师除教学外，安排适当的时间精力撰写历史教学论文，也是十分必要的。近年来，在职称评定工作中，在主要考评教学实绩之同时，也看有没有论文、论文写的怎样，就更表明了中学历史教师写历史论文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历史论文的内容取向与主要类型，是应很好考虑的。首先应该肯定，广大中学历史教师能够并且已经撰写出不少各种题材和内容的历史学论文，跟专业研究工作者、大专院校教师同样为历史科学做出了贡献。同时还应看到，通过长期大量的教学实践，中学历史教师积累下了极为丰富的课堂教学经验，这样，把教学经验加以总结提高，形成围绕历史教学的各种类型的历史教学论文，更是优势所在，最为擅长的，而这却很可能是其它史学研究者较为生疏或不谙其道的。我们在虚心向大学教师、专业研究人员学习，并研读他们的撰著的同时，也应看到在撰写历史教育教学论文时，我们特有的优势，在历史科学的总体建设中，在这方面，我们担负着的是一种“责无旁贷”、“舍我其谁”的劳作。

（二）教学总结是历史教师撰写历史论文的主要内容

围绕历史教育、历史教学这条主线来写历史论文，我们中学历史教师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这是主要的着眼点。同时也要看到某些现实条件，也使得我们侧重写这类历史教学论文，才更符合实际，事半功倍，易出成果。写这类历史教学论文，具体说可以“教学总结”为基础、为雏型，这能更有效地服务于提高教学，历史教学论文的针对性也更为明确，避免“教课”、“论文”两张皮，在繁忙的教学及班主任等工作中，因写论文而分夺过大精力。这样，写论文就不是额外负担，而是广义的历史教学的组成部分，与教学紧密相连，互相推动，较易引起撰写者的兴趣，增强写好历史论文的信心。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县、乡以下中学，有的老师是非历史专业毕业，有的老师以大局为重，服从工作需要，克服困难，不辞辛劳，身兼数科；有的老师迫于师资、课程情况而“改行”任课，教非所学。再加上参考资料相对缺乏，借阅、交流并不容易，等等。在清醒地看到这些实际情况之后，我们感到，若空泛地鼓励老师们大写一般性历史论文，“争取达到发表水平”，是不太现实的。更为现实的是：立足于教学总结，写出植根于这块沃土上的教学总结型短小精干有力的历史论文来，它们能言之有物，用之有效，然后汇总上交，审评提高，汇订成册。既是广大教师的历史教学论文成绩，又是县（区）文教成果。可供教学参考，可供评职依据。

以教学总结为基础写历史教学论文，不等于教学总结就是论文。教学总结与论文的区别及联系是应予研讨的。历史论文类型有多少？很难机械地界定；各类历史论文怎样分工？也没法生硬地划分，实际上必然纵横交错，互有联系。为立题、下笔方便，主题思路有所遵循，可粗分为如下几种：

（1）思想教育的贯彻；

（2）历史知识的讲授；

（3）教学质量的提高；

（4）教学经验的总结；

（5）教学艺术的研讨；

（6）学生学习的考察；

（7）教师业务的进修；

（8）历史专题的论述。

当然，此外还有其它各类，例如：对教材、教学指导书的评析，观摩教学的总结评议等等。我们的历史教学论文的旨趣及重点，很明显是向历史教学倾斜，而且各型历史论文，写起来不可避免是互有交叉、互为融通的。如（3）即带有（1）、（2）的综合性质，（5）（6）则多构成（4）的主要成分；（8）是指对某一历史专题作学术性或知识性的专题研究或论述，这类历史论文虽非大宗或主体，但并非排除在写作之外，也是完全应该写，能够写的。

众所周知，客观历史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有机联系的`整体，它的各个部分、各个侧面，本是不能跟别的部分、别的侧面割裂开来认识掌握的；只是在论述、研究时，因侧重点之不同，不得不突出什么、约略什么，于是表现为不同的历史论文类型与内容。从撰写人来说，仍应力争掌握史事全貌，才能从总体联系中深刻认知所要写的部分，才能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精确把握你要截而论之的各个阶段。为此，下些苫工夫、硬工夫是必要的，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广收精选，厚积薄发，深人浅出，由博返约。例如要写“太平天国”这个题目的历史论文，从三种不同的选题立意，可有三种不同的论文类型与行文风格。

（1）如果从加强教师进修，提高业务水平着眼，写出有一定学术质量的历史论文，则应写到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深厚的时代背景；取材自上帝教经洪秀全加工改造而本土化，成为与传统的农民起义不同的新式发动群众的精神武器；太平天国以雷霆万钧之势，摧枯拉朽，所向披靡，定都南京，震撼清朝统治，反抗西方侵略，预示着反帝反封性质半殖民地人民革命行将来临；对于天国领导集团内讧问题，则应指出它不只是人际关系上的利害纠葛，从本质上深刻分析农民阶级不代表先进生产力，在没有先进阶级领导条件下，只能砸乱旧社会，不能建立新社会，在取得若干胜利、进行某些“改革”后，要么是被旧有封建势力镇压下去，要么是自身蜕变为新的封建王朝。尤其应阐明，在总体性质上，太平天国虽然仍属旧式单纯农民起义，但《天朝田亩制度》已突出地反映了广大农民迫切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强烈愿望，表露了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伟大尝试，预示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式斗争行将来临。

（2）如果历史论文的主旨是研讨如何教给学生基本历史知识，考察学生理解巩固程度，就应侧重于太平天国重点事件、人物、地点、年代的讲授方法，如何讲的清楚、准确、明白易懂；怎样使学生在理解基础上巩固记忆，在记忆基础上更加深理解；并培养和训练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逐渐使学生达到自觉、能动地掌握历史学习。

（3）如果历史论文重在怎样凭借太平天国这个波澜壮阔的、特富英勇战斗精神的伟大革命业绩之讲述以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那就要侧重总结在教学中是如何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农民起义是推动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总结生动地、有感染力地讲述（朗诵、演示）的经验及效果。为加大思想教育力度、烘托历史场景，也应总结对革命文献等的利用，如太平天国的《天命诏旨书》中的“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同胆同杀妖”之类的词句，陈玉成、石达开等人壮烈牺牲时的言辞、气节等。

历史教学论文与教学总结虽然关系密切，但毕竟还有不同。教学任务，是依照教学大纲要求，依据课文内容，完整地、全面地讲给学生，各部分不能畸轻畸重，不可过详过简。对教学过程所作的总结，也自然受到制约，基本上需是全面总结。而论文则有所不同，除全面总结性作品之外，可选择某一特定环节、章题、段落，选择整个教学过程的某个侧面，加以研究、总结，形成论文。也就是说，论文比起总结来，有更大的灵活性、选择性、伸缩性，能更深更广地进行探讨。可以认为，论文是在总结的基础上，知识的优化过程。论文源于总结，论文高于总结。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在理性认识上，亦即在理论分析上，论文比总结有所提高。对一堂课或一章书的讲授，是较为成功还是缺点很多？不仅从实践角度总结提高，“下次讲课注意”；而且要分析其优劣成败的原因及条件：史实掌握是否准确、纯熟？理论认识是否正确、深刻？教法是否科学、得当？把个别零散的感性认识上升为完整系统的理性认识，使其具有普遍意义，用来指导一般。

（2）在对象范围上，亦即就哪些内容来论述上，论文较总结有所跨越或扩展。总结，一般只以本章节或本教学阶段为对象，论文则可前后对比，左右勾连，使历史问题得到进一步阐明，从而比教学总结增大了知识广度与科学深度。例如，可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上这三次革命高潮，从社会背景、群众发动、斗争策略、历史意义等方面比较分析，论述从旧式农民起义发展演变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机制与规律。又如，可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北美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分析其各自不同的产生条件、共同性质以及各自的历史效果。再如，对1848年法德革命、《共产党宣言》诞生等这些分散在不同章节与课时的“1848年大事”汇总论述，看本质联系，看互相促进，也可论述教师曾是怎样分别讲述，而在复习总结时又是怎样从联系发展中来认识历史的复杂性与统一性的。这就是说，论文可以而且应当不为教学总结的框架所拘束，多少逸出教学总结的范围。当然论文也可比总结更加收缩，可收更集中、精粹、深入有效。

（3）在社会效应上，亦即在所写出的作品的影响上，论文应比总结贡献更大。总结，从个人总结、教研组评议总结直到校际优课观摩总结，多数情况是就课论课，就师论师，很实际也很富实效，但局限性也甚明显，带有班级、学校、地区特点，反映相应水平。论文则面向社会，在刊物上发表自不待言，即在本县、区经过评审、选编成册的文集，也可成为以“社会”为读者对象的文献资料。对这些无定价、非卖品的内部参考文章，绝不可以轻视，它们能脱摆“出版难”的各种障碍而发挥效益。很多“油印本”的教育教学资料，被各大图书馆所珍视、搜集，付之馆藏。中学历史教师撰写的历史论文，提供为交流参考，贡献给社会阅读，不但推动了历史教学的发展与提高，也为历史科学的总体建设贡献了一份力量。

两面论从历史人物的贡献，功过，缺点出发

从这个人物的成长环境出发，看成长环境对他性格的影响，从而对他日后的成就的影响从历史环境出发，时势造英雄论

介绍一位近代历史人物论文格式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字豫才，后改名周树人，“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中国现代学术的开创者，中国翻译文学的开拓者。毛泽东曾评价他：“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堪称现代中国的民族魂，他的精神深刻影响着他的读者、研究者，以至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现代作家、现代知识分子。他的文学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则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领域。鲁迅同时又是20世纪世界文化巨人之一。他创造了“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并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的“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文学。他与同时期的世界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一样，在关注本民族的同时，也在关注着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并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林冲身上，似乎有《三国》中三个人物的影子：相貌如张飞，身手如赵云，一开始忍辱求全的性格象刘备。说到林冲有像张飞的地方，有人也许会感到突兀，觉得《水浒》中那个谨细而能忍辱的禁军教头，和《三国》中性如烈火、暴躁鲁莽的猛张飞实在挨不上，要说李逵像张飞还差不多。但列位看官当还记得林冲的绰号是什么，是“豹子头”，第七回中他一出场，就说他的相貌是“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八尺长短身材”，和《三国》中所写的张飞相貌“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完全相同，就连兵器，也和张飞一样，是与其相似的冷月枪，此外第四十八回林冲出马擒捉扈三娘时，书中也有诗说“满山都唤小张飞，豹子头林冲便是”，这些都说明，《水浒传》的写定者一开始可能是想把林冲写成“水浒版”的张飞，甚至还可以推断，在我们今天已见不到的《水浒》成书前早期民间流传的水浒故事里，说不定林冲真就是个张飞型的人物（《大宋宣和遗事》里有林冲的名字，绰号就已经是“豹子头”，但没有他的独立故事），但到《水浒》成书时，已经有了个猛张飞型的黑李逵要写（在晚期水浒题材的元杂剧如《李逵负荆》里，李逵形象已与《水浒传》中的十分接近），于是，就重新写了一个八十万禁军教头的人生故事，并在故事里寄托了一些有别于鲁智深、武松、李逵这些草莽人物故事的深沉情怀。列位看官当还记得，林冲这个八十万禁军教头是如何一步步被逼上亡命山林之旅的，可以说，林冲是《水浒》中唯一一个严格意义上被逼上梁山的人物。《水浒传》一开头便先后讲述了两个颇为相似的人物－－王进和林冲－－的颇为相似的命运：他们都是禁军教头，都武艺高强、无辜善良，都是很理想的国家良将，却先后被高俅这象他自己一脚踢起的气毬般轻飘飘直升到高位的无赖小人横加迫害，一个被害得远走异乡，一个被害得家破人亡，最后只得上演一出风雪山神庙血腥复仇，然后蹿入草泽。水浒故事的讲述者就是通过拿他们与奸邪无赖高俅反复对比，传达出对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大贤处下、不肖居上的黑暗的政治格局的深深的无奈与愤懑。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无奈与愤懑。早从屈原的《离骚》开始，千百年来，在诗歌、戏曲、小说里，它不知被反复传写了多少次。因为千百年来屈原放逐的命运一直就在一次次上演着，岳飞风波亭的命运一直就在一次次上演着，《水浒》中王进被逼逐的故事、林冲被迫害的故事和宋江最后被毒杀的故事，千百年来也一直就在一次次上演着。这种“浮云蔽白日”（“古诗十九首”中的一句，常被古人用来喻奸邪主政）的格局其实是专制时代永恒的问题。《水浒》通过讲述林冲故事抒发的正是对这浮云蔽白日的深广的忧愤，有了这种忧愤，并把它作为后来众好汉暴烈的反抗的背景和前奏，就使《水浒》这部“强人颂”提升了一层品格。因此，可以说水浒世界里风雪山神庙、林冲夜奔等故事的意味，和鲁智深、武松等草莽豪杰的传奇故事是迥乎不同的，它在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以及快意恩仇之外别抒怀抱，在水浒世界里独奏了一曲怨郁而又慷慨的悲壮之音。另外，从更普适的意义来说，水浒世界里的林冲故事，还传达出中国人－－尤其是有才干而善良的中国人那种深重的压抑人生的滋味。林冲的被压抑，不仅仅是来自高俅这个身居高位的小人，而是来自各色人等：先是受高俅的陷害，几乎被问成死罪；死里逃生，发配上路，又被董超、薛霸两个人渣百计折磨，然后捆在野猪林，差点给一棍当头打死；到了柴进庄上，虽有柴进热诚相待，但仍不免一度得对趾高气扬的平庸之辈洪教头陪着笑脸；到了沧州牢城营，因拿银子稍慢，就被差拨骂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这一切，林冲都逆来顺受，忍了，可陆虞候又来沧州追杀，终于，林冲忍无可忍，一幕风雪山神庙中，灵魂深处的“匪魂”，如睡狮猛醒，在漫天的风雪中，在火烧草料场的熊熊大火映过来的火光中，猛下杀手，血溅山神庙前的风雪大地，遗下一幅血红雪白的惨烈森冷的图景，而后，踏上了夜奔梁山的不归路。

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又字少穆，侯官（今福州市）人。进士出身，嘉庆十九年授翰林院编修，后历任云南乡试正考官，江南道监察御史，浙江杭嘉湖道，江苏、陕西按察使，湖北、河南布政使，云贵总督等职。道光时奉命为钦差大臣，赴广州查办禁烟事。后被遣戍伊犁，写下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悲壮诗句。此后皇帝再任命他为钦差大臣，他抱病起程，途中死于广东普宁行馆，终年66岁。为民办实事林则徐虽居高位，但清廉自好，勤于职守，循法秉公，被老百姓誉为“林青天”。在任江苏廉防使时，他在大堂上书写一联：“求通民情；愿闻己过。”事事为民着想，对于漕运、盐法、水利、农业、制币、吏治、救灾等关系民生的大事，无不予以关注。禁烟不禁商在广东期间，林则徐大举禁烟，并于1839年6月3日把收缴的英美商人的二百多万斤鸦片在虎门当众销毁。同时，他对外商采取了恩威并重、分化瓦解的策略，提出了“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原则，对正当贸易一律加以保护和鼓励。开眼看世界林则徐被称为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打破以“天朝”自居的妄自尊大和闭关锁国的保守思想，肯于了解外国情况，吸收新事物。他一面积极备战，增设西洋大炮，一面积极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情况，设立译馆，翻译外文书报、律例、军事技术等著作，先后辑有《四洲志》、《华事夷言》、《滑达尔各国律例》等，成为中国近代最早介绍外国的文献。他还是第一个了解国际法，运用国际法与英国人作斗争的中国人。

袁世凯具有代表性，去百度搜，关于他的正反面评价多的是，好吧还是我帮你搜一篇吧。以下内容为百度知道网友回答:对政治人物，与其追究其道德，不如认真关注他在制度建设上的取向和作为，那才是影响深远的东西。史学家们大都会同意，在大清帝国袁世凯是个颇为前卫的人物。从1895年开始的变法维新运动中，他是强学会的支持者，严复的朋友；除了小站练兵成绩突出外，所上奏章，谈论国事也颇有见地。进入20世纪，身为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推行新政成绩最为显著。大清王朝最后10年推行新政的主要成就之一是废除科举，实行新的教育制度。促使朝廷当机立断，在1905年开始永远废除科举的就是袁世凯和张之洞。而兴办学堂最多的也是他所管辖的直隶（今河北省）。他的精明之处还表现在吸取过往改革受制于原有官吏而失败的教训，非常重视“开官智”，把现有官吏的重新培训摆在突出地位。在政治体制改革和建立新的社会管理体系方面，直隶也走在全国前列。全国首次地方选举是1907年的天津市政选举。这是他努力推行的地方自治运动的成果之一。义和团事件后，规定中国不准在天津地区驻军，精明的袁世凯训练三千警察进驻这个地区，维护了主权和地方治安。用警察取代衙役管理社会治安，应该说是一个进步。在经济领域，发展工商企业也用力很勤，成绩显著；有的项目至今仍在继续发挥作用。中国人今天仍热情传颂詹天佑修京张铁路的功绩，但往往不了解这条铁路的决策、资金筹措，包括决定用中国人和中国资金修建等等主要是袁世凯的功劳。一位美籍华人史家说：“它（京张铁路）是由袁发起、提出和取得的惊人成就。” 以往史学家认为袁世凯是被政治错误埋葬的。但即使在政治领域，也有许多事件是值得推敲的。一是袁世凯的称帝问题。他的称帝是君主立宪，是有别于封建的帝制的。他是参考了当时比较强大的英日等国的国体。二是签订21条。随着日本等国一些档案的解密和观看袁世凯签订21条的手迹及签订21条前后他的言行，袁世凯在此事件中是没有大错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唯一能作的，也就是用艰苦的谈判，来换取一些对自己国家有利的条件。在当时，即使换了别的势力，别的人当政，也只能这样了。所以最后21条被迫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接受了。国家定为国耻纪念日，说是奇耻大辱，这确实是的。不过在签字之前的日，袁世凯就向全国通报，说不得已，只有签了，这实际上是奇耻大辱。在国人说这是奇耻大辱之前，他都承认这是奇耻大辱。在签订以后，袁世凯又下了一道手令:不经政府批准，有租让给外国一寸土地者，以国贼论处。当时的这种谈判，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没有办法。当时中国留学海外的精英胡适就说：这个谈判应该说在之前中国的历史当中，是没有过的，该柔的时候柔，该刚的时候刚，争取到了对自己最大的退让。王芸生在30年代初编辑的《60年来中国与日本》的时候也说，在回顾整个谈判，袁世凯的指挥和领导，应该说是没有大错的。当年的一些历史学家也都肯定了当时21条的交涉。所以说他拱手卖国，是没有历史依据的，陈伯达给他的窃国大盗的“谥号”也是偏颇的。至于出卖戊戌变法和暗杀宋教人，更是缺乏确凿证据。除此之外，在政治领域反而有一些是应该肯定的：首先，执政第一年就制定了《国会组织法》，接着又依法进行选举，并在1913年初召开了国会。其次，1913年1月9日公布《文官考试法》，表明他有意建立现代国家机关。其中规定文官高等考试，以国法学、刑法、民法、国际公法、行政法、经济学和财政学七种为主科，一定要考。商法、政治学、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通商约章等五种为附科，应试者自择其一。再次，他推行军民分治，一再下令军警不得干预政治，也是完全正确的。总的看来，他在制度层面的施政有可取之处，不能一概抹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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