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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时新罗著名的留学生是：崔致远。崔致远，字孤云，号海云，谥号文昌。朝鲜半岛新罗王京人。十二岁时，即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乘船西渡入唐。初在都城长安就读，曾游历洛阳。唐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年)进士及第，出任溧水县尉，任期届满，被淮南节度使高骈聘为幕府，后授职幕府都统巡官。其二十八岁时，即唐僖宗中和四年(公元884年)，以"国信使"身份东归新罗。其留唐十六年间，为人谦和恭谨，且与唐末文人诗客、幕府僚佐等交游甚广。
咳 我也好愁啊 咋写啊 上学期的书都扔了 历史也没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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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是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是世界上仅次于唐最强大的帝国！
唐朝，罗马帝国在唐朝时期是东罗马帝国而拜占庭帝国在那时已经没有西罗马帝国那么强大了罗马帝国后分解成了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还比较强大但是到了拜占庭时期的东罗马帝国战斗力也是那么的强但是比不上西罗马帝国唐朝巅峰鼎盛时期是公元620年~833年对战拜占庭帝国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到875年唐朝战斗力由盛转衰打西罗马帝国肯定会惨败打拜占庭东罗马帝国时也能拖住拜占庭帝国的主要力量就像岳飞灭金国一样但是灭不了东罗马帝国巅峰鼎盛时期能灭掉东罗马帝国但也会惨胜攻打西罗马帝国而也能打过但是比打拜占庭帝国的时候还要惨胜7~15倍打古罗马帝国时虽然打不过但是能拖住古罗马帝国21%~62%的主要力量
都确立了中央集权的体制。君主掌握国家最高权力，并通过军政官僚机关管理、控制国家的政体。 唐太宗在政治上实行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三省六部制的实行，使宰相的人数比秦汉时期增多，便于皇帝控制。中国封建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地方服从中央，中央又唯皇帝马首是瞻。这种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国民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灵活性，且极易酿成暴政。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政府组织实行“三省六部制”，但贞观王朝的三省职权划分则初步体现了现代化政治特征分权原则。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古罗马的政治制度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帝国时代前期实行普林斯制，后期实行多米那特制。普林斯制（Principatus）一般称为元首制，表面上依然保留共和时代的民众大会和元老院，但这些国家机构的职能被大大削弱，而帝国元首集军事、行政和宗教大权于一身，并且可以不断连任，成为实质上的皇帝。可以说，普林斯制是从共和制向君主的过渡阶段，以共和制之名，行君主制之实。普林斯制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君主的个人权力，使元首能有效控制内战初定而又疆域广阔的罗马帝国。实事证明这样的政体是行之有效的，确保了罗马帝国两百多年的和平，为帝国前期的社会发展创造条件，也使帝国境内的各个行省逐渐罗马化。
唐太宗时期和古罗马时期的政治制度相同点是：都确立了中央集权的体制，地主服从中央，并将最高军事和最高行政大权都统一起来由皇帝实施，所有官员都向皇帝负责。同时，在行政管理上都趋于调立行省这种级别的机构，以使皇帝能更好地行使对全国广阔疆域的管理权，提高行政的效率。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唐太宗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他强调以民为本，常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唐太宗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他患有气疾，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但他在隋朝的旧宫殿里住了很久。贞观之初，在唐太宗的带领下，君臣和谐，全国上下一心，经济很快得到了好转。到了贞观八九年，牛马遍野，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在政治上，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尤为可贵的是：李世民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警告贪污者，而是以身作则并制定了一切尽可能科学的管理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修明的管理体制，光靠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不能从根本上铲除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在具体政治举措方在确立分权制度，政治上实行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三省六部制的实行，使宰相的人数比秦汉时期增多，便于皇帝控制。中国封建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地方服从中央，中央又唯皇帝马首是瞻。这种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国民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灵活性，且极易酿成暴政。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政府组织实行“三省六部制”，但贞观王朝的三省职权划分则初步体现了现代化政治特征---分权原则。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很有点类似现代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制，西方在十七世纪兴起的分权学说，李世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成功运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进一步说明了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李世民规定自己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来潮和心情不好时作出有损他清誉的不慎重决定。中国历史上出了853个帝王，只有李世民一人拥有如此杰出智慧和胸襟。另外，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说：“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法律制定出来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划一和稳定。在贞观时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太宗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由于太宗的苦心经营，贞观年间法制情况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据载贞观四年，全国判死刑的才29人。几乎达到了封建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罚。古罗马的政治制度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帝国时代前期实行普林斯制，后期实行多米那特制。 普林斯制（Principatus）一般称为元首制，它表面上依然保留共和时代的民众大会和元老院，但这些国家机构的职能被大大削弱，而帝国元首集军事、行政和宗教大权于一身，并且可以不断连任，成为实质上的皇帝。可以说，普林斯制是从共和制向君主的过渡阶段，它以共和制之名，行君主制之实。普林斯制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君主的个人权力，使元首能有效控制内战初定而又疆域广阔的罗马帝国。实事证明这样的政体是行之有效的，它确保了罗马帝国两百多年的和平，为帝国前期的社会发展创造条件，也使帝国境内的各个行省逐渐罗马化。 公元3世纪左右，罗马帝国的局势再度混乱，迫使军事专制的不断加强，帝国的政体从普林斯制转变为多米那特制。多米那特制（Dominatus）意为君主制，从字面意思不难看出，后期的罗马帝国政体终于除去了表面共和制的伪装，实现了公开的君主专制。皇帝自称为多米那斯，宣扬君权神授，其命令有法律效力，掌握民众的生杀大权，并且采用东方的君臣之礼，所有官员都必须效忠皇帝。皇帝不但采用分封同姓王的方法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而且还利用基督教巩固统治。
汉代，出现了为配合音乐而歌唱的诗即“乐府诗”。
在语言上有四言，五言，杂言，但多数是五言的。
这以后曹操父子以及陶渊明为首的文人们发展了五言诗。
同时，七言诗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乐府诗的代表作<<孔雀东南飞>>,<<陌上桑>>在诗歌历史上有很大的文学价值。
汉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型时期。
汉（末）魏六朝在政治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和黑暗时期，但在思想文化艺术史上却非常重要，其影响之深远，直达现今。
在魏晋南北朝以前，诗的格律和声韵还没有形成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律，只是由作者按照个人的内容需要和声韵感觉来进行写作。
到了魏晋，由于受到了印度（古称天竺）的梵音学的影响，我国的声韵学得到了发展。
齐梁的周喁和沈约总结了汉字的发音规律，提出了“四声”“八病”之说，使诗歌创作由自然的声律发展到讲究追求声律，出现了作诗要注意平仄和韵律的性质，形成了格律诗的主要内容。
说起汉魏诗学，我们不得不提起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是三曹父子兄弟以及孔融、王粲、刘桢、阮瑀、徐干、陈琳、应暘等。
这些人被称为“建安七子”。
后人称这一时期是“结束汉响，振发魏音”，它标志着汉代文学风格样式的结束，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
唐代李白有诗赞扬“蓬莱文章建安骨。
中国自孔子以后相当一个时期里，文学崇尚理性，以说理，叙事为主，所以有“诗言志”、“文以载道”的说法，成为传统。
但三国时期却出现了“缘情”的主张，与“言志”并提。
“缘情”大体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抒情。
象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曹丕的“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等等，就是这样的诗歌。
汉魏诗学除了建安诗体外，还有一继承了《诗 国风》“民间自然性情之响”的诗歌体裁，即“汉魏乐府”。
继《诗经》《楚辞》之后，两汉乐府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景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汉乐府以其匠心独运的立题命意，高超熟练的叙事技巧，以及灵活多样的体制，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新的范本。
例如格调自由，情感真切的《古歌》；坦露女子对爱情的忠贞誓言的《上邪》；形式齐整，言词优美隽永的《迢迢牵牛星》；以及故事曲折起伏，人物性格鲜明，言语明快简洁的叙事类民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
受汉乐府的影响，汉魏诗学经历了由叙事向抒情，又模仿民歌到作家独创的转折。
列如传承至今的《古诗十九首》即是出自汉代文人之手。
而建安文学的创作，则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徒诗的转变。
中国传统诗歌也由此迈入雅文学的行列。
此外，诗歌从四字一句的“四言诗”发展到今天仍然很通行的五字或七字一句的“五言”、“七言”诗体，也是在汉魏之际确立的。
一般认为，曹操的《观沧海》、《龟虽寿》等四言诗是前代诗歌的“压卷之作”，也就是说四言诗中最后出现，却又是最好的作品，而曹丕《燕歌行》的灵活自由的七言诗，则为后来的七言律诗开创了一个新时期。
魏晋时期，其诗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魏晋风度”。
它包含有“狂饮”、“放诞”等狂放的行为，有“清谈”、“隐逸”、“拟古”一类奇特的风气，也有儒、道、佛混杂的思想。
在题材上，汉魏六朝的诗歌除了“缘情”之外，又产生了“山水”、“田园”和“玄言”等不同诗派；在诗风上，则出现了自然清新，明白晓畅的主流；在形式上，则共同趋于五七言的整齐，进而形成了完整严密的格律。
三、盛唐诗风
如果把中国诗歌流变的历史，譬作九曲黄河，那么究其源始，犹如雪水消融，点点滴滴，接下来则如轻溪泻地，随意流转，灵动自如，终于在汉魏六朝间进入了一个汇湾，吸纳他源，积蓄能量，汗漫浩荡。
直至隋唐则突然变化为飞瀑万卷，声势浩大，奔腾不息，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对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怎么估价都不算过分的。
鲁迅答杨霁云函锐：“我认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作完。
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甘而不必动手。”（《鲁迅书信集》
唐朝是我国诗歌的黄金时代，约300年中，流传下来的诗歌就将近5万首，比西周到南北朝的1600多年留下的诗篇多出2倍多。
唐诗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以大诗人李白、杜甫的诗歌成就最高，达到诗歌创作的高峰。
令后世诗人豪士可望而不可及。
这是中国诗歌的宝藏，也是中国诗歌的丰碑！
陈子昂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骨与兴寄两大主张。
陈子昂的诗歌鲜明的表现了他的理论，无论是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都是如此。
形式上都是五言古诗，内容表现是多方面，十分丰富的。
陈子昂所追求的是风骨，与他大致同时的张若虚，却在创作中追求明丽纯美。
他的一首《春江花月夜》达到了纯美的极至。
闻一多在《宫体诗的自赎》中总结《春江花月夜》说：“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因此，向后也就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
盛唐之后，国力由盛而衰，而诗歌的格调也身受其影响。
如冷落寂寞的大历诗风。
此后，诗人们着力于创新，创作出大量极富新意的各体诗歌。
尤以韩孟诗派为盛，其代表人物有“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古今之穷”的韩愈等。
韩愈致力于诗歌创新，主张“不平则鸣”。
陈寅格先生称其诗“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
与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诗坛又崛起了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
这派诗人重写实、尚通俗。
二者虽背道而驰，但实质却都是创新，取途虽殊而归趋则同。
步入晚唐，社会衰败，政治黑暗。
诗坛又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诗人。
如杜牧，贾岛，隐士诗等。
而晚唐诗歌的集大成者乃属李商隐。
李诗艳而不靡、凄美浑融、情调幽美、意象朦胧，最为杰出的则是其以无题为中心的爱情诗。
唐诗是唐人的是一种生存和竞争方式，也是唐人的一种思维方式。
他们状物言情，或者表达曲折微妙的情绪，索性直接以诗为言，信手拈来。
研究唐诗兴盛之由的著作如林，但除了从经济政治立说的“反映论”外，我们似更应该注意文化的因由。
我们谈“唐诗”，不应该离开“唐风”。
四、诗的低谷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是经历了盛唐之后宋元明清的诗歌的最贴切的写照。
随着诗歌在唐代达到鼎盛之后，诗歌在文坛中的地位逐渐衰落，本来桀傲不驯的诗歌洪流，在此之后一变而为一副循规蹈矩，安详驯顺的模样了。
经历了隋唐盛世，封建社会在浩瀚的中国历史中逐渐发展到了顶峰。
写关于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发展，比如文学昭明文选，还有玄学，史学的造诣，还有经济发展。政治的运作，改朝换代，派系宗室之争。还有北方孝文帝改革和北方太武帝的统一战争，以及北魏的分裂，北齐和北周的建立，北周的军事制度对隋唐的影响，内容选择性不少，我是这方面专家，希望可以帮你
你好，很高兴为你解答：宋词：是古代诗歌发展的一个阶段，从诗歌的角度去理解，从先秦两汉找它的形态，从唐五代论述它的起源，从宋词本身各流派论述它的丰富形态和内容，从明清显示它的衰落，宏观把握它的脉络、特征、从近现代诗词论述它的影响，从文学史上的显著地位演绎出论文的结论。很好写的。望采纳~~~~~~
一 唐装的起源有人说唐装“缘”于唐朝，不然！偏襟式旗袍称作“唐装”话可以从唐代说起。唐代十分注重与国内外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为此唐人的服饰也出现了自西汉“丝绸之路”以来空前的丰富多彩、瑰丽多姿：袍、襕、襦、衫、贯头衣、裙、披帛……，应有尽有，可谓是百花齐放、色彩纷呈。充分显示出了唐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文化高涨的鼎盛时期，对以后各朝代及今人的服饰文化之影响非同小可，且源远流长。在唐代的军臣百姓皆穿袍，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长衫、长袍。当时根据穿着者的身份、地位在款式、色彩、图案上有着严格的区别。一般平民用素色的麻布缝制的狭小袖口的袍子与用考究的绸、丝段缝制的文官绣飞禽、武官绣走兽的肥大袖子的官袍形成强烈的反差对比。皇帝的龙袍，又称黄袍。用色不可冒犯，用赤、玄、缥、绛、白、黄六色配置。下属的臣将及大小官吏选用紫、绛、绯、白、蓝等色制成朝服。这些表现出不同官衔等级、阶层地位的服装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的蟒袍，胸前和背后的正方形图案就有沿袭唐代官服的传统。在唐代的军臣百姓皆穿袍，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长衫、长袍。当时根据穿着者的身份、地位在款式、色彩、图案上有着严格的区别。一般平民用素色的麻布缝制的狭小袖口的袍子与用考究的绸、丝段缝制的文官绣飞禽、武官绣走兽的肥大袖子的官袍形成强烈的反差对比。皇帝的龙袍，又称黄袍。用色不可冒犯，用赤、玄、缥、绛、白、黄六色配置。下属的臣将及大小官吏选用紫、绛、绯、白、蓝等色制成朝服。这些表现出不同官衔等级、阶层地位的服装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的蟒袍，胸前和背后的正方形图案就有沿袭唐代官服的传统。多彩、瑰丽多姿：袍、襕、襦、衫、贯头衣、裙、披帛……，应有尽有，可谓是百花齐放、色彩纷呈。充分显示出了唐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文化高涨的鼎盛时期，对以后各朝代及今人的服饰文化之影响非同小可，且源远流长。在如今唐装遍地都是的情况下，到底哪种服装才能称得上是唐装呢?其实，唐装是由清代的马褂演变而来的，其款式结构有四大特点:一是立领，上衣前中心开口，立式领型:二是连袖，即袖子和衣服整体没有接缝，以平面裁剪为主;三是对襟，也可以是斜襟;四是直角扣，即盘扣，扣子由纽结和纽袢两部份组成。另外从面料来说，则主要使用织锦缎面料到了民国以后，清代满族左右开叉、行动方便的被“汉化”了的旗袍——男子穿的长跑马褂，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礼服。二十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以后，在中西方文化碰撞后，刹那间，穿西服、剪辫子、留分发、剪平头、拎文明棍的打扮蔚然成风。直到五六十年代在我国民主党派高级领导人张澜、沈钧儒及港澳台等地的男士种仍作为传统保留的文化服装在社交场合出现。不过这时期早已摒弃了三十年代以前罩在外面的马褂。而突出人体线条美的女性旗袍，也是在新文化运动以后，从直线或跳跃到曲线式，与日趋发展的流线型工业产品相吻合而走向世界——这变演化成今天的唐装。二 唐装的发展苏格兰男人可以穿裙子，日本人可以穿和服，朝鲜人也可以穿他们的服装。我们不禁要问那我们呢？我们中国人呢？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5000多年的渊源历史。尽在华夏出现的衣服样式就足以让历史学家花费LONG LONG的时间细数。当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色服饰是肯定的，朝鲜半岛基本都是朝鲜族，日本则是大和民族，也只有苏格兰的农村地区才会穿裙子。中国则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少数民族都还是有自己的服饰，而且日常一些重大场合都会穿，只是汉族的没有自己的服饰。至于其中泛泛，我们只需知道先祖们服饰的式样就以足够，而无需再去亲历亲为。这样既不忘祖，也跟的上时代发展的潮流。唐装其实也是国人的特色服饰。虽然它不曾在中国古代史上名垂千古可不可低估其在中国的影响力。每到过年或喜庆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穿上各色的唐装，甚至网球大师赛的时候来自世界各国的大师们也穿着唐装出现在上海。而且，相比而言，唐装的风格更符合当代服饰发展的需求，举手投足不会像汉服那样出现诸多不便，还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的特色。我们现在所称的民族服装，主要是农耕经济或渔猎经济中形成的。但这不等于说这种服装形态工业社会中就没有其生存的价值。从国际讲，中式服装独特的剪裁方式和韵味，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屡屡激发起西方人的兴趣。尤其是20世纪后叶，冷战结束后，世界上东西方文化的认同也成为一股潮流。一批东方的服装设计师，主要是日本的，用东方的服装元素创造了现代服装，在西方引起很大震动。所以一些西方著名的服装设计师也屡屡用东方的服装元素作为他们创作的资源。比如用中国的旗袍，以致中国红军的服装等等，包括用中国的革命歌曲作为他们的时装表演背景音乐。而从中国来讲，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们的经济从短缺逐步进入小康，服装业也逐步由弱到强，由幼稚到成熟。同时中国的消费者也逐渐成熟。从改革开放初期，只要是西方的，就都是好多，都“拿来”；到逐步意识到要追求自己的个性，其中一点就是追求自己的民族个性。首先是演义界和知识界重新选取了具有个性的中国传统服装，包括旗袍和中山装作为一些特殊场合的着装。在上海APEC会议之前，国内以有一批企业在生产中式服装，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消费群体。而且这几年这种趋势一直在加大。所以，今天的中式服装，不仅是上海APEC会议带来的，也是历史潮流发展的一种必然。世界开始认识到：拥有非常丰厚服饰文化底蕴的中国。中国政治的强大和经济上的发展，使得整个国民对重新认识我们的传统服装有了一个强烈的愿望，上海APEC会议触发了这个愿望。参考：
唐代送僧诗的文化审美——以贾岛诗为例摘要：唐代送僧诗是唐诗送别、留别题材诗作中独具艺术特色和文化审美意义的组成部分。其主要特色在于以委婉、含蓄的方式抒写离别之时的留恋、感伤；具有佛教意蕴的诗歌语象的生成和广泛运用； 多元的时间构成模式在抒情达意中的运用， 使其与一般的文人间送别、留别诗作呈现出不同的风貌。诗中传达出唐代 文人对追求功利的世俗生活的厌倦、对僧人超迈隐逸而又充满禅趣的生活的向往。 关键词：送僧诗，抒情特色，文人心态 唐代帝王大都主张儒、道、释“三教谈论”[1]，这种兼容并蓄的思想政策给宗教了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 , 佛教在唐代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 并对唐代的社会、文化产生了诸多影响。唐代文人中信仰佛教的诸如王维、白居易等不乏其例，他们习禅诵经，交游僧侣，写下了大量的与佛教、僧侣有关的诗文，其中包括许多送别、留别题材的诗作。这些送僧诗在艺术上独具特色，与一般的文人间送别、留别诗作保持着一定距离，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唐代士人的心态，因此，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化意义。本文拟以贾岛送僧诗为例，参考其他诗人之作，探求送僧诗的独特内蕴所在。 一拥策背岷峨，终南雨雪和。漱泉秋鹤至，禅树夜猿过。 高顶白云尽，前山黄叶多。曾吟庐岳上，月动九江波。（贾岛《送厉宗上人》。《全唐诗》卷572） 《唐才子传·贾岛传》载岛“尝叹曰：‘知余素心者，惟终南紫阁、白阁诸峰隐士耳！’”考贾岛《长江集》中多载其与终南诸隐士、僧人的酬唱、赠答之作。如《怀紫阁隐者》云：“废寝方终夕，迢迢紫阁心。”（卷四）《寄白阁默公》云：“已知归白阁，山远晚晴看。”（卷三）将这些诗歌与《唐才子传》相互参证可以得知，贾岛与终南诸峰隐士确有非同一般的交情。此位厉宗上人应该也是终南山中贾岛的知交之一。《送厉宗上人》首句 “岷峨”一词并非实指蜀地的大山，而是僧人栖身深山的比喻。如《全唐诗》中所载唐求《赠行如上人》诗云：“不知名利苦，念佛老岷峨。”（卷724）齐己诗《荆州新秋寺居写怀诗五首上南平王》云：“虚负岷峨老僧约，年年雪水下汀洲。”（卷845载）齐己诗《寄蜀国广济大师》云：“终思相约岷峨去，不得携筇一路行。”（卷846载）详味诗意，则可知，“岷峨”实为僧人远离世俗之居所的代指。 这首诗首联出句用虚笔，写厉宗上人离开隐居之地，即对句所云“终南”，但是却不实写，一则是为避免重复；二则正体现出贾岛“苦吟”造句的诗风。对句“终南雨雪和”，看似实写上人离开之地的景色，实则化用《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之意来叙离别之情。送别知交，自然是情深意重，依依难舍，而此两句却写得如此含蓄深婉，藏而不露。这是唐代送僧诗的特点之一。其他如刘长卿《送灵澈上人》：“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荷笠带夕阳，青山独归远。”（卷147）钱起《送少微师西行（一作送僧自吴游蜀）》：“天外猿啼处，谁闻清梵音。”（卷237）郎士元《赴无锡别灵一上人》（一作刘长卿诗，一作皇甫冉诗）云：“一入春山里，千峰不可寻。”（卷248）等，均写得含蓄蕴藉，韵味深长。送僧诗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风貌，原因可能是僧人乃方外人士，于世情、人事大都超脱出来，飘逸恬淡。他们“独归双树宿，静与百花亲。对物虽留兴，观空已悟身。能令折腰客，遥赏竹房春。”（李嘉佑《同皇甫冉赴官，留别灵一上人》。《全唐诗》卷206）不是一般士人所能比拟，因此，同僧人过从甚密的诗人们在与之惜别之时，因人而制宜，将留别之情暗含其中，委婉道来。而那些本来与所送的僧人没有多少交情的诗人，出于某种需要，或应制、或应时地写一些送僧诗以敷衍，更不会“为文而造情”。比如宋直问、李乂等人皆有《送沙门弘景道俊玄奘还荆州应制》诗（卷52、92），都写得中规中矩，平淡无可观之处。
写关于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发展，比如文学昭明文选，还有玄学，史学的造诣，还有经济发展。政治的运作，改朝换代，派系宗室之争。还有北方孝文帝改革和北方太武帝的统一战争，以及北魏的分裂，北齐和北周的建立，北周的军事制度对隋唐的影响，内容选择性不少，我是这方面专家，希望可以帮你
一个是布料的不同主要是丝和麻，而且官家的衣服都很薄的。二是衣服的式样不同，普通老百姓应该穿的比较简洁适于干农活什么的，官家当然是要美了
平民穿的比较简单，官家和妃嫔披金戴银
唐流行胡服，但后来统治者为了防止胡服泛滥，取代汉服，于是下令要求宫里的人都要穿宽袖的，而平民女子则是窄袖为主。【这个似乎是中唐之后了】 还有一点上面没有提到。唐朝宫廷女子穿着比平民开放而大胆。比如那个什么《仕女捣练图》里，还有出土的俑，宫廷女子穿的衣服可以是露胸露肩的，但平民女子不可以的。 另外如果想了解更多，可以百度一下“唐朝婚服与婚俗关系初探”，这是一篇论文，写得很全很好，不仅仅是婚服，对唐朝整个服饰都进行了总结。真的很好。
由隋入唐，中国古代服装发展到全盛时期，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达，生产和纺织技术的进步，对外交往的频繁等促使服饰空前繁荣，服装款式、色彩、图案等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而这一时期的女子服饰，可谓中国服装中最为精彩的 篇章，其冠服之丰美华丽，妆饰之奇异纷繁，都令人目不暇接。大唐二百余年的女子服饰形象，可主要分为襦裙服、男装、胡服三种配套服饰。下面借助古籍诗画，分而述之。[编辑本段]一、襦裙服 襦裙服系指唐代女子上穿短襦或衫，下着长裙，佩披帛，加半臂（即短袖）的传统装束。唐女襦裙装在接受外来服饰影响下，取其神而保留了自我的原形，于是襦裙装成为唐代乃至整个中国服装史中最为精彩而又动人的一种配套装束了。襦，一般只长到腰，很短，是唐代女服的特点。与此相近的衫，却长至胯或更长。唐女的襦、衫等上衣是各个阶层的常服。元稹诗句“藕丝衫子藕丝裙”，张佑诗句“鸳鸯绣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欧阳炯诗句“红袖女郎相引去”。从这些诗句看，唐代女子着襦、衫已非常普遍，而且喜欢红，浅红或淡赭，浅绿等色，并加上“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的金银彩绣为饰，外观更是美不可言。襦的领口常有变化，襦衫领型有：圆领、方领、直领和鸡心领等。盛唐时代有袒领，即领口开得很低，早期只在宫廷嫔妃、歌舞伎者间流行，后来连豪门贵妇也予以垂青，从唐墓门石刻画和大量陶制女俑来看，袒领流行开来，或许已经遍及黎庶，因而当时艺术形象中出现的袒领女装形象为数实在不少。裙，唐代妇女下裳为裙。这是当时女子非常重视的下裳形式。制裙面料多为丝织品，但用料有多少之别，通常以多幅为佳。裙腰上提高度，有些可以掩胸，下身仅着抹胸，外披纱罗衫，致使上身肌肤隐隐显露。如周昉《簪花仕女图》，以及周濆“惯束罗衫半露胸”等诗、画即描绘这种装束，这是中国古代女装中最大胆的一种，足以想见当时思想开放的程度。唐代裙的质料、色彩和样式均大大超过前代，可谓群芳争艳，瑰丽多姿。如唐诗中所涉及的诸多裙式有：“上仙初着翠霞裙”，“荷叶罗裙一色裁”、“两人抬起隐花裙”、“竹叶裙”、“碧纱裙”、“新换霓裳月色裙”等。唐代裙色多彩，可以尽如人所好，多为深红、杏黄、绛紫、月青、青绿。其中尤以石榴色流行时间最长。李白有“眉欺杨柳叶，裙妒石榴花。”万楚五有“眉黛夺得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其流行范围之广，从《燕京五月歌》中可见，“石榴花开街欲焚，蟠枝屈朵皆崩云，千门万户买不尽，剩将女儿染红裙。”石榴裙最大的特点，是裙束较高，上披短小襦衣，两者宽窄长短形成鲜明对比。这种上衣下裙的“唐装”，是对前代服装的继承、发展和完善。从整体效果看，上衣短小而裙长曳地，使体态显得苗条和修长。[编辑本段]二、女着男装 女着男装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是较为罕见的现象。《礼记 内则》曾规定，“男女不通衣服。”尽管事实上不可能这么绝对，但是女子着男装，常会被认为是不守妇道。唐以前虽然在汉魏时也有男女服式差异较小的现象，但那不属于女着男装，只有在气氛非常宽松的唐代，女着男装才有可能蔚然成风，即使这样，还应将一部分起因归于游牧民族的影响。当时影响中原的外来服饰，绝大多数都是马上民族的服饰。那些粗犷的身架、英武的装束，以及矫健的马匹，对唐女着装意识产生一种渗透式的影响，同时创造出一种适合女着男装的气氛。《旧唐书 舆服志》载，“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已明确记录下女着男装的情景。《新唐书 五行志》记，“高宗尝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 帝与后笑曰‘女子不可为武官，何为此装束？’”虽说这太平公主此举有些恃宠撒娇，但也说明了唐初已经出现女着男装的倾向。女着男装的风气尤在大唐开元、天宝年间盛行。《中华古今注》记，“至天宝年中，士人之妻，著丈夫靴衫鞭帽，内外一体也。”《新唐书 李石传》记，“吾闻禁中有金鸟锦袍二，昔玄宗幸温泉与杨贵妃衣之。”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女子仿制男装，穿着男装相当普遍。[编辑本段]三、胡服 初唐到盛唐间，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契丹、回鹘与中原交往甚多，加之丝绸之路的骆驼商队络绎不绝，对唐代服饰影响极大。所谓胡人，是汉族人对北方民族的一种贬称，我们这里讲史，权且保留当时的称呼。随胡人而来的文化，特别是胡服---这种包含印度、波斯等很多民族成分在内的民族装束，令唐代妇女耳目一新。于是，一阵狂风般胡服热席卷中原诸城，其中尤以长安及洛阳等地为盛，其饰品也最具异邦色彩。元稹诗：“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地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唐玄宗酷爱胡舞胡乐，杨贵妃、安禄山均为胡舞能手，白居易《长恨歌》中的“霓裳羽衣舞”即是胡舞的一种。另有浑脱舞，枯枝舞，胡旋舞等对汉族音乐、舞蹈、服饰等艺术门类都有较大影响。所记当时“臣妾人人学团转”的激动人心的场面也是可以想象到的。姚汝能《安禄山事迹》记，“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帽，妇人则簪步摇，衣服之制度衿袖窄小。”关于女子着胡服的形象或见于石刻线画等古迹。较典型者，即为上戴浑脱帽，身着窄袖紧身翻领长袍，下着长裤，足登高腰靴。《舆服志》云，“中宗后有衣男子而靴如奚、契丹之服”当为此种装束。[编辑本段]四、冠服制度 唐代是我国政治、经济高度发展，文化艺术繁荣昌盛的时代，是封建文化灿烂光辉的时代。唐统一了魏晋南北朝和隋的混乱分裂状态，建立了统一强盛的国家，对外贸交易发达，生产力极大发展，较长时间国泰民安。尤其当盛唐成为亚洲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中心的时期，更是我国文化史上最光辉的一页。这个时期吸收印度和伊朗文化，并融入我国文化之中，从壁画、石刻、雕刻、书、画、绢绣、陶俑及服饰之中，充分体现出来。 时至隋唐，中国服饰最明显的特点是双轨制。在大的祭祀场面，穿汉人的传统衣服。在平时，唐代的常服是胡服（即鲜卑装）系统。 唐代国家统一，经济繁荣，形制更加开放，服饰愈益华丽。唐代女装的特点是裙、衫、帔的统一。在妇女中间，出现了袒胸露臂的形象。在永泰公主墓东壁壁画上，有一个梳高髻、露胸、肩披红帛，上着黄色窄袖短衫、下著绿色曳地长裙、腰垂红色腰带的唐代妇女形象，从而对“粉胸半掩疑暗雪”，“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有了更形象的理解。 慢束罗裙半露胸，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在唐代，只有有身份的人才能穿开胸衫，永泰公主可以半裸胸，歌女可以半裸胸以取悦于统治阶级，而平民百姓家的女子是不许半裸胸的。当时，唐朝半露胸的裙装有点类似于现代西方的夜礼服，只是不准露出肩膀和后背。 唐代女服的领子，有圆领、方领、斜领、直领和鸡心领等。短襦长裙的特点是裙腰系得较高，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给人一种俏丽修长的感觉。 “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丝”。“眉黛夺得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唐代的裙子颜色绚丽，红、紫、黄、绿争艳斗研，尤以红裙为姣姣者。街上流行红裙子，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盛唐时期，就已经遍地榴花染舞裙了。 也许是受阴阳五行说的影响，杨贵妃最喜欢着黄裙，那是地位的象征。 “慢束罗裙半露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思想开放的程度。 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影响社会风尚、衣冠服饰的一个重要因素。服装是社会政治气候的晴雨表。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尤其是贞观、开元年间，政治气候宽松，人们安居乐业。唐朝的京师长安，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中心。在古城西安，雁塔晨钟、草堂烟雾、灞柳风雪、骊山晚照、华岳仙掌、碑林石刻仿佛还萦绕着袅袅的盛唐之音。和唐朝政府有过友好往来的国家，曾经有三百多个。灿烂的中国文化，通过他们传到世界各地。时至今日，东亚地区的一些国家，仍把唐朝时期的服饰作为正式的礼服，可见影响之久。外国的友好使者云集长安，也把他们的文化的种子，播撒在八百里秦川。唐朝的绘画、雕刻、音乐、舞蹈等艺术都吸引了外来的技巧和风格。对异国衣冠服饰的兼收并蓄，使唐朝服饰的奇葩开得更加鲜艳夺目。 由于唐朝采取开放政策，对西域、吐蕃的服饰兼收并蓄，因而“浑脱帽”、“时世妆”得以流行。这就是中国古代服饰史上的第三次大变革。与前两次服饰大变革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服饰大交流是由南北走向向东西方向流动。 冠服制度是封建社会权力等级的象征，作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精神支柱的儒学，则把恪守祖先成法作为忠孝之本，强调衣冠制度必须遵循古法，特别是作为大礼服的祭服和朝服，不能背弃先王遗制，故称法服；它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和封闭性。宫廷日常服装称为常服，常服具有时代的特征。唐高祖李渊（公元618年至 636年）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颁布新律令，即著名的“武德令”，其中包括服装的律令，计有天子之服十四、皇后之服三、皇太子之服六、太子妃之服三、群臣之服二十二、命妇之服六。内容基本因袭隋朝旧制，天子的14种服装为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通天冠、缁布冠、武弁、弁服、黑介帻、白纱帽、平巾帻、白恰。皇太子的六种服装有衮冕、远游冠、公服、乌纱帽、弁服、平巾帻。群臣的22种服装有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平冕、爵冕、武弁、弁服、进贤冠、远游冠、法冠（獬豸冠）、高山冠（侧注冠）、委貌冠（与皮弁同制）、却非冠、平巾帻、黑介帻、介帻、平巾绿帻、具服（朝服）、从省服（公服）、婚服；皇后的三种服装有袆衣、鞠衣、钿钗襢衣；皇太子妃的三种服装有褕翟、鞠衣、钿钗礼衣。命妇的六种服装有翟衣、钿钗礼衣、礼衣、公服、半袖裙襦、花钗礼衣。以上各类服装的配套方式和服用者对象及服用场合，《唐书·车服志》都有详细说明。凡是从祭的祭服和参加重大政事活动的朝服（又称具服）、制度与隋朝基本相同，而形式上比隋朝更富丽华美。一般场合所穿的公服（又称从省服）和平时燕居的生活服装常服（又称燕服），则吸收了南北朝以来在华夏地区已经流行的胡服、特别是西北鲜卑民族服装以及中亚地区国家服装的某些成分，使之与华夏传统服装相结合，创制了具有唐代特色的服装新形式。其中像缺胯袍、〓裆、半臂、〓衣、大口裤等都是例子。缺胯袍就是直裾，左右开衩式的长袍，又称四〓（音撰，衣缘也）衫，它可以和幞头、革带、长靿靴配套，成为唐代男子的主要服装形式。唐代官服发展了古代深衣制的传统形式，于领座、袖口、衣裾边缘加贴边，衣服前后身都是直裁的，在前后襟下缘各用一整幅布横接成横襕，腰部用革带紧束，衣袖分直袖式和宽袖式两种，窄紧直袖的称为〓衣，《释名》说它“言袖夹直，形如沟也。”这种款式便于活动。宽袖大裾的款式则可表现潇洒华贵的风度，称圆领衫、袍，上自帝皇、下至厮役都可以穿。幞头、圆领、革带、长靿靴配套的服式，一直流传到明代。 唐代冠服制度在武德令推行之后，也在不断修改完善，它上承周汉传统，从服装配套、服装质料、纹饰色彩等方面形成了完整的系列，对后世冠服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唐以前，黄色上下可以通服，例如隋朝士卒服黄。唐代认为赤黄近似日头之色，日是帝皇尊位的象征，“天无二日，国无二君。”故赤黄（赭黄）除帝皇外，臣民不得僭用。把赭黄规定为皇帝常服专用的色彩。唐高宗李治（公元650年至683年）初时，流外官和庶人可以穿一般的黄（如色光偏冷的柠檬黄等），至唐高宗中期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恐黄色与赭黄相混，官民一律禁止穿黄。从此黄色就一直成为帝皇的象征。 唐高祖曾规定大臣们的常服，亲王至三品用紫色大科（大团花）绫罗制作，腰带用玉带钩。五品以上用朱色小科（小团花）绫罗制作，腰带用草金钩。六品用黄色（柠檬黄）双钏（几何纹）绫制作，腰带用犀钩。七品用绿色龟甲、双巨、十花（均为几何纹）绫制作，带为银銙（环扣）九品用青色丝布杂绫制作，腰带用瑜石带钩。唐太宗李世民（公元627年至649年）时期，四方平定，国家昌盛，他提出偃武修文，提倡文治，赐大臣们进德冠，对百官常服的色彩又作了更细的规定。据《新唐书·车服志》所记，三品以上袍衫紫色，束金玉带，十三銙（装于带上的悬挂鞢〓带的带具，兼装饰作用）。四品袍深绯，金带十一銙。五品袍浅绯，金带十銙。六品袍深绿，银带九銙。七品袍浅绿，银带九銙。八品袍深青，九品袍浅青，瑜石带八銙。流外官及庶人之服黄色，铜铁带七銙（总章元年又禁止流外官及庶人服黄，已见上述）。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因怕八品袍服深青乱紫（古代用蓝靛多次浸染所得深青泛红色光，故怕与紫色相混），改成碧绿。自春秋时期齐桓公（公元前685年至前643年在位）穿紫袍始，才确定了以紫为上品的服装色彩格局，至宋元一直未变。到明朝才被大红色所取代。《新唐书· 车服志》记载文官官服花式，有鸾衔长绶、鹤衔灵芝、鹊衔瑞草、雁衔威仪、俊鹘衔花、地黄交枝等名目。 唐代政府规定的服装色彩制度，在实际生活中其实是无法彻底执行的。唐高宗咸亨五年（即上元元年、公元674年）五月，因在外官人百姓于袍衫之内，穿朱、紫、青、绿等色短衫袄，或在乡间公开穿这些颜色的袍衫，故又颁布过禁令。 唐代武官的服制花色，规定武三品以上、左右武威卫饰对虎，左右豹韬卫饰豹，左右鹰扬卫饰鹰，左右玉钤卫饰对鹘，左右金吾卫饰对豸。又诸王饰盘龙及鹿，宰相饰凤池，尚书饰对雁。后又规定千牛卫饰瑞牛，左右卫饰瑞马，骁卫饰虎，武卫饰鹰，威卫饰豹，领军卫饰白泽，金吾卫饰辟邪，监门卫饰狮子。唐太和六年又许三品以上服鹘衔瑞草、雁衔绶带及对孔雀绫袄。这类纹饰均以刺绣，按唐代服装款式，一般应绣于胸背或肩袖部位。 唐代在战场上驰骋的都是人披马甲不具装的轻骑，步兵甲占步兵人数60％，《唐六典》记唐甲有13种，即明光甲、光西甲、细鳞甲、山文甲、乌锤甲、白布甲、皂绢甲、布背甲、步兵甲、皮甲、木甲、锁子甲、马甲。 锁子甲即曹植表中所说的环锁铠，《晋书·吕光传》记载前秦吕光在进攻龟兹城时见西域诸军甲如连锁，射不可入，隋唐时西域康国向中原朝廷进贡过此种铠甲。唐代将此种铠甲分成大中小三种型号，按体型高矮分给战士使用。《唐六典》武库令中记载着弓、刀、甲的种类，盾则改名彭排，计6种，即藤排、团排、漆排、木排、联木排、皮排。据注明，藤、团、漆、木都是古制。[编辑本段]五、唐代大袖衫 唐朝还流行女子穿"胡服"。"胡服"就是西域人的服装。腰带形式也深受胡服影响。在此以前，人们的腰饰是以金银铜铁，这时候流行系"蹀躞带"，带上有金饰，并扣有短而小的小带以作系物之用。这种腰带服用最盛是在唐代，以后延用一直至北宋年代。 盛唐以后，胡服的影响逐渐减弱，女服的样式日趋宽大。到了中晚唐时期，这种特点更加明显，一般妇女服装，袖宽往往四尺以上。中晚唐的贵族礼服，一般多在重要场合穿着，穿着这种礼服，发上还簪有金翠花钿，所以又称"钿钗礼衣"。 唐高宗以后，以紫色为三品官的服色；浅绯色为五品官服色，深绿色为六品官服色，浅绿色为七品官服色，深青色为八品官服色，浅青色为九品官服色，黄色为宫外之人及庶民服色。 唐装还对邻国有很大的影响。比如日本和服从色彩上大大吸取了唐装的精华，朝鲜服也从形式上承继了唐装的长处。唐装襦裙线条柔长，十分优美自如，用料主要是丝织品，因此它的衣物以"软"和"飘柔"著称。唐装本身品类多，善变化，从外形到装饰均大胆吸收外来服饰特点，多以中亚、印度、伊朗、波斯及北方和西域外族服饰为参考，充实唐代服饰文化，使得唐代服饰丰富多彩富丽堂皇，风格独特奇异多姿，成为中国历史服饰中的一朵奇葩，世人瞩目。 唐代服饰图案，改变了以往那种以天赋神授的创作思想，用真实的花、草、鱼、虫进行写生，但传统的龙、凤图案并没有被排斥，这也是由皇权神授的影响而决定的。这时服饰图案的设计趋向于表现自由、丰满、肥壮的艺术风格。 晚唐时期的服饰图案更为精巧美观。花鸟服饰图案、边饰图案、团花服饰图案在帛纱轻柔的服装上，真是花团锦簇，争妍斗盛。正如五代王建所说："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每翩舞时分两向，太平万岁字当中。"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华贵优美的服饰图案，是画工们在敦煌石窟用艰苦的劳动为后人们保留下来的珍贵形象的资料。唐代服饰的发展是整体上的发展，这时服饰图案的设计趋于表现自由、丰满、华美、圆润，在鞋、帽、巾、玉佩、发型、化妆、首饰的表现，都说明了这一特点。 唐代承前继承了周、战国、魏晋时期的风格，融周代服饰图案设计上的严谨、战国时期的舒展、汉代的明快、魏晋的飘逸为一体，又在此基础上更加华贵，使服饰、服饰图案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唐代的服饰、服饰图案对后代的影响一直沿续到今天。缠枝纹在现代服饰图案中的运用，展示了传统纹样与现代审美意识结合所产生的意蕴。[编辑本段]六、小结 唐代服饰之所以绚丽多彩，有诸多因素，首先是在隋代奠定了基础。隋王朝统治年代随短，但丝织业有长足的发展。文献中记隋炀帝“盛冠服以饰其奸”，他不仅使臣下嫔妃着华丽衣冠，甚至连出游运河时大船纤绳均传为丝绸所制，两岸树木以绿丝饰其柳，以彩丝绸扎其花，足以见丝绸产量之惊人。至唐代，丝织品产地遍及全国，无论产量、质量均超过前代，从而为唐代服饰的新颖富丽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加之与各国各族人民广泛交往，对各国文化采取广收博采的态度，使之与本国服装融会贯通，因而得以推出无数新奇美妙的冠服。唐代服饰，特别是女子装束，不光为当时人们所崇尚，甚至于今日人们观赏唐代服饰，亦觉兴奋异常。这里没有矫揉造作之态，也没有扭捏矜持之姿。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充满朝气，令人振奋又使人心醉的服饰。其色彩也非浓艳不取，各种鲜丽的颜色争相媲美，不甘疏落寂寞，再加上金银杂之，愈显炫人眼目。其装饰图案，无不鸟兽成双，花团锦簇，祥光四射，生趣盎然，真可谓一派大唐盛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