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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经，1936年出生，河南汝阳人。24岁就到明清档案部工作了，并且一直从事明清档案T作，到他退休时，已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T作了37年，他所从事的一直是明清档案这一块工作。秦先生所积累的明清档案知识无几入能及，他本人也被称为清史专家。秦先生在T作时就有很多论文发表、著作出版，如《论乾隆帝治理宫廷的功绩》、《想有作为的光绪》等。而他退休后，更是笔耕不辍，独撰、主编了《紫禁城皇家生活全景》、《御笔诏令说清史》、《清代文书档案图鉴》等，还有本文要介绍的《明清档案学》。《明清档案学》是秦先生在退休后，用十几年的时间研究明清档案的积淀写就的力作。2005年于学苑出版社出版。秦国经先生将近四十年的档案1二作经验和长年累月积累的学识，都融进了这部57万字的巨著——《明清档案学》。拿到该书时，实在为该书的厚度惊叹，觉得这么厚的一本书，读完就得耗费很多精力吧，更何况是编写这部巨著!因此，不得不对秦国经先生感到钦佩。一、全书内容和结构梗概该书分七编，一共三十四章。第一编主要是历史背景，为后文的出场做引导，像论文的序言。第二编和第三编是对各馆所藏明清档案的介绍，让我们对明清档案的现状有一个大概的理解，主要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湾故宫博物院文献馆、辽宁档案馆、吉林档案馆、四Jlib案馆、山东档案馆等几十个档案保管机构所保存的明清档案以及民间的契约、谱牒等档案，还对国外留存的明清档案进行了介绍，从而展现了现存于世的2000多万件明清档案的全貌。第四编是按照档案的内容，分专题对明清档案进行介绍，有政务总类、宫廷皇族、职官吏役、军务、政法、民族事务、中外关系等十八类档案。第五、六、七编则是对明清档案业务丁作上的介绍，主要包括明清档案的开发和管理工作。从管理者的角度和工作思路告诉读者这些明清档案在编排上的内部联系，这就便利了我们进行明清档案的检索和查阅。章节之间的结构安排，我们会发现每一编根据需要会有所不同。第一编根据时间先后顺序，先明朝后清朝；第二、三编则按档案馆进行排序，先第一历史档案馆，然后是台湾和海外，然后是各省档案馆；第四编则更显示了其中的逻辑，作者将不同的内容进行了排序，总体来说是先政治，接着是文化，最后是经济，而政治当中又从皇族到宫廷，到官场，最后到百姓的一种自上而下的顺序。第五、六、七编里则按照档案管理和整到顺序的先后来排序了。该书的编排有很强的逻辑眭，像极了一篇行文紧凑的文章，步步相扣，紧紧相连。浑然一体。二、多功能性质品读《明清档案学》是一部拥有高尚灵魂的书。它的内容并不是单一的某一方面的，而是正如学界的评价：“既是研究明清档案、档案丁：作和明清档案事业的一部学术著作，同时也是检索利用明清档案的一部工具书。”…n，包罗了明清档案的万象。正是它的这些丰富的内容，使得该书具有多种功能，具体如下：1．史著功能：档案产生的相关历史背景介绍。在书的开始，作者安排了第一编的《明清王朝的国家机关与文书档案制度》，在该编当中，作者简要介绍了明清王朝的国家机构的设立及其改革，并重点介绍了这两个王朝的文书档案制度。例如作者在介绍明朝政治制度和国家机构的时候介绍了明朝废除行中书省，设内阁，立“三司”等等措施。而介绍两朝的文书档案制度则是更加直接地为我们了解明清档案服务了。介绍机构变更和文书档案制度将现今保存的明清档案形成、流传、归档、保管的整个过程像历史重现一样展现在我I'II艮前，对我们了解明清档案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背景。当然，作者的这些介绍也意外地收到了另一个效果，即向读者展示了明清两朝的机构和文书档案制度发展史．让本书也拥有了“史著”的一个身份。而且，作者在介绍每一个馆藏档案的时候，还会对档案形成机构进行介绍，如在介绍清朝的内阁档案的时候，就对内阁这个机构的设立、职责、发展等做了简要的论述。同时，该书还有大量的史料分析、论述等，这也是它拥有“史著”性质的原因之一。如在第四编当中，对明清档案分类研究和论述的时候，作者基本对每一个类别的档案都做了一定的背景介绍。如在介绍政务总类的档案时，将清朝每一个皇帝都进行了介绍。这无疑对我们了解清朝皇帝和历史是有很大帮助的。2．全宗指南：各馆明清档案保管情况介绍。当开始介绍各明清档案时，作者采用了分馆介绍的办法。先是保管最为丰富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接着是我国各地和国外所藏的明清档案的介绍。在介绍每一个馆藏的档案的时候，作者都会对形成档案的机构和背景先做一下简单的介绍，然后再对该类档案的收藏情况做一下介绍，最后再将该馆是如何对这一类别的档案进行分类的予以说明，便于读者按图索骥。可以说这部分的内容使得该书很像各个档案馆关于明清档案的全宗介绍，因此，该书具有了一定的“全宗指南”的性质，读者可以根据这个指南在档案馆找到相应的档案。3．工具书：大量史料汇集。大量史料的汇集集中体现在第四编，《明清档案分类与历史研究》。在这一篇当中，作者将档案像图书馆图书分类般将明清档案按内容分类介绍。大类是政治、经济、文化三类，每个大类里再分小类。例如政治里有政务总类、军务、政法等等。而且十分值得赞扬的是在这一编的介绍中，列举了很多例子，有些例子就是档案的原文，例如一些关于光绪帝和慈禧的治病药方等。这让无缘看到档案的人在这里找到了一点弥补。同时该书后面的很多附录也再次说明了该书工具书的性质。本书一共有五个附录，每一个附录都具有很高的史料和工具书的价值。例如第一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明清档案个全宗一览表》，这个表对我们了解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明清档案分类自然意义不小，而第三个附录，《明清档案缩微品目录》，则更是对我们利用这些档案具有极高的价值。因此这些附录虽少，但却都是精华，都十分实用，也为该书增色了不少。4．丁作手册：明清档案工作方法介绍和指导。一部书能拥有上述几个功能已经十分了不起了，但是该书却超过了这个“了不起”，它还可以作为工作手册来被明清档案工作者借鉴。该书的最后i编，正是对明清档案管理、开发利用的指导。无论是其对档案的收集、整理、编目鉴定、保管、修复等方面都十分有借鉴意义，这些应该都是作者四十年来的工作经验的总结。还有作者关于明清档案的开发利用的方法建议也是十分具有参考意义的，以及最后的关于明清档案的现代化管理更是让我们接近了管理的新手段。所以说该书也具有工作手册的功能是一点也不假的。当然，一本书不管再怎么优秀，其中也难免还是会有一些瑕疵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2月1日起施行。”其他的还有《电子档案移交与接收办法》(档发[201217号)、《企业档案工作规范》(DA／T42--2009)、《会计档案案卷格式}(DA／T39--2008)、《缩微胶片数字化技术规范》(DA，r43—2009)、《数字档案信息输出到缩微胶片上的技术规范}(DA／T44--2009)、《文书类电子文件元数据方案》(DA／T46--2009)、《版式电子文件长期保存格式需求》(DA，r47—2009)、《基于XML的电子文件封装规范》(DA／T48--2009)。但大多数编写者对此认识不够，加上没有工作经验、对实际工作缺乏了解等，所编教材脱离实际，内容过时，这些新法规、新标准、新技术等不能及时反映到教材中来，不能满足一线岗位对档案管理知识和技能的要求。部分教材内容还停留在几年甚至十几年前的水平上。如《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规定》已于2006年颁布多年，但有的201 1年、2012出版的教材还在沿用1987年的相关规定。另外，调查显示，高职高专文秘、行政管理、外语类等专业毕业生主要去向是各类中小型企业，主要岗位包括文员、秘书、档案员、人事薪酬专员、公关人员、行政助理、外贸经理助理、会计员、营销人员、客户经理等。其中，有不少人要兼任会计。一z-+l-lLtk资格考试中的《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会计基础》等科目也涉及会计档案。这也要求高职高专档案管理教材应当与时俱进，适当增加或充实会计档案方面内容。目前，绝大多数教材还没有涉及此类内容。2编写体例不合适。从总体上看，近年来出版的高职高专档案管理教材，绝大多数没有突破传统的编写路子，编写体例还是传统的理论说教风格居多。即使是理实一体化、任务驱动式教材，也没有真正过渡到以培养应用能力为主的工学结合体系上来，与现今高职高专院校的教改、课改、校企结合、培养操作性人才的整体目标不相符。当前，按照“任务驱动”、“项目教学”等思路编写的高职高专档案管理教材，不少还不是真正的项目式教材。这些教材不外乎是将原来的，而这本书也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1)书名与内容有些出入。本书的书名是“明清档案学”，可是其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明清档案的介绍、历史研究和管理，并没有介绍明清档案学这个学科，甚至连该学科的研究对象、任务等等都未进行深入的探讨，而书却用了这个名字，稍有不妥。若将书名改为《明清档案研究和管理)II更贴近书的内容。(2)体例安排上也有一些瑕疵。这主要是第四编中的第五章，关于明清档案价值和作用的探讨。如果将其移到第六编关于明清档案的开发和利用的开头，似乎能更合理。当然，瑕不掩瑜，尽管这本书存在一定的缺陷，但和其贡献相比，这些缺陷则微不足道了。最后要感谢秦国经先生为我们带来一部如此精彩的书，它将引领我们走近明清档案，了解更多的那些被尘封的故事。望采纳
1、《明清两代宦官专权与封建专制的关系》，《汕头大学学报》1985年2期，北京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明清史》分册 1986年2期全文转载，《全国高等院校文科学报文摘》1985年2期登载。获汕头大学1986年科研二等奖，汕头市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社会1986 年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从临清的兴盛看明代漕运的经济影响》，《松辽学刊》1986年增刊。3、《历代宦官名称及其演变考述》，《汕头大学学报》1986年2期。4、《历代宦官来源考述》，《汕头大学学报》1986年4期。5、《试论宦官的生理与心理特点》，(中国社科院)《未定稿》1986年11期。6、《从临清的衰落看清代漕运经济影响的终结》，《汕头大学学报》1987年2期。7、《从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看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汕头大学学报》1987年4期。8、《试论北魏宦官制度》，《汕头大学学报》1988年1、2合期。9、《略论北宋宦官》，《汕头大学学报》1988年4期。北京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宋辽元明清》分册1989年3期全文转载。10、《宦官生理及心理特点再探》，《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5期，《全国高等院校文科学报文摘》1989年2期登载。北京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心理学》分册1988年12期全文转载。11、《司马迁是不是宦官》，(吉林)《史学集刊》1989年1期。12、《建国以来宦官制度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9期。13、《张居正与宦官关系述评》，《汕头大学学报》1990年2期，获汕头大学1992年科研二等奖。14、《近四十年来港台地区宦官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990年12期，本人为第二作者。北京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史（一）（先秦至隋唐）1991年2期。15、《三杨与宦官制度》，《汕头大学学报》1992年2期。北京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明清史》分册1992年9期全文转载。获汕头大学1994年科研论文奖三等奖。16、《略论明朝初期军事制度之转变》，《汕头大学学报》1992年4期。17、《也谈崇祯朝宦官》，(上海)《学术月刊》1993年3期。18、《翁万达与安南莫登庸之“招抚”》，载于1992年《翁万达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潮汕文化研究论集二集》)，深圳海天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19、《无法超越的困惑━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论宦官制度》，载于第五届《中国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20、《明代宦官监军制度述略》，《汕头大学学报》1994年3期。21、《明代思想家与宦官关系》，(上海)《学术月刊》1994年10期。22、《明代政治家与宦官关系论略》，《广东社会科学》1995年2期。23、《叶向高与宦官关系论略》，《汕头大学学报》1995年2期。北京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宋元明清史》分册1995年10期全文转载。2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当代思潮》，汕头大学学报1996年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主义研究》分册1996年9期全文转载。25、《东南亚潮人的文化特点》，汕头大学学报1997年3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化研究》分册1998年3期全文转载。26、《明清以来韩江流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几点意见》，《潮学》创刊号，1993年12月。27、《浅论榕江流域社会经济史研究》，《潮学》2期。28、《榕江流域社会经济史资料及研究目录索引》，潮汕历史文化中心揭阳市研究会1994年出版。29、《十六世纪历史变化中的潮汕海上“盗商”》，1994年《海上丝绸之路与潮汕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深圳海天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30、《东南亚海外潮人在汕头的投资及其反映》，第一届马来西亚国际研讨会论文集(英文)，1997年6月出版。31、 《叶向高与东林党》，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1期。32、《东南亚海外潮人移民形态的演变轨迹》，《广东史志》1998年3期。33、《严嵩与宦官关系论略》，《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3期34、《明嘉靖朝的安南之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3期35、《中国古代农业对西方的贡献》，《农业考古》1998年3期。36、《海外潮人与暹罗曼谷王朝初期的制糖业》，《汕头》1998年1期。37、《泰国曼谷王朝海外潮人制糖业的兴衰》，《汕头大学学报》1998年5期38、《李时岳与汕头大学的历史学科建设》，《纪念李时岳先生纪念文集》，辽宁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39、论文《中国当代社会思潮的主要特征》，《理论与现代化》1998年6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分册1999年2期全文转载。40、论文《社会思潮变化中的汕头文化建设》，《社科大观》1998年3、4期41、论文《中国制糖业在日本的传播》，《学术研究》1998年12期。42、《海外潮人与马来西亚麻坡的德教会》，《汕头》1999年1期。43、《明清海禁政策对闽广地区的影响》，《人文杂志》1999年3期44、《18世纪清朝与缅甸及暹罗吞武里王朝的关系》，《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3期。45、《中国瓷器在东南亚的传播》，《东南亚纵横》1999年1期46、《叶向高‘东林党魁’考辨》，台湾《明史研究专刊》第12期。47、 《东南亚海外潮人与德教的关系》，《当代宗教研究》1999年2期48、《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朝鲜的传播》，《东北亚研究》1999年2期。49、《发挥历史学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教育发展研究》（原《上海高教研究》）1999年6期50、《明清潮汕地区的海外移民》，《第七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出版51、《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朝鲜的传播》，《海交史研究》1999年1期52、《中国古代炼丹术在西域的传播和演变》，《化学教学》1999年10期53、《中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在欧洲的传播》，《历史教学》1999年11期54、《蓝鼎元视野下的清初潮汕社会》，《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4期55、《潮汕地区的制糖业》，《中国农史》1999年4期，页74-80。56、《郑信与暹罗吞武里王朝的灭亡》，《潮学研究》7期57、《双性同体的历史衍变及文化含蕴》，《文艺争鸣》1999年5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化分册》1999年12期全文转载。58、《妇女在中国传统性别观念中的地位及其影响》，《妇女研究论丛》1999年2期59、《潮州学与客家学刍议》，《广东史志》1999年1期60、《潮汕地区海外移民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地理》分册2000年8期全文转载。61、《90年代中国宦官研究综述》，《史学月刊》2000年3期62、《妇女解放运动与“双性同体”观念的衍变》，《妇女研究论丛》2000年2期63、《海外潮人在汕头的投资》，1998年晋江《中国侨乡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文卷，页306-316，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64、《潮汕地区的海外移民与地方社会研究述评》，《海交史研究》2000年2期65、《潮汕海外移民研究管窥》，《广州大学学报》2001年1期。66、《戚继光平定海盗吴平论析》，《戚继光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67、《理想完美人格的追求--教育学、心理学中的“双性同体”》，《广州大学学报》2001年5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分册2001年12期全文转载。68、《国家、区域社会的外延变异—潮汕地区海外移民研究》，1999年湖南石门《第八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69、《“双性同体”在文学中应用综述》，《广州大学学报》2002年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分册2002年1期全文转载。70、《历史教学信息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广州大学学报》2002年2期。71、《历史信息化研究》，《广州大学学报》2002年6期。第二作者72、《明代潮州海盗论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2期。73、《开设全校选修课的几点体会》，《广州大学学报》2002年9期74、《“明清以来中西文化交流与岭南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5期，页149-151。第二作者。75、《“明清以来中西文化交流与岭南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清史研究》2003年1期，第二作者。76、《明清潮州海商研究》，《地位、权力、角色：明清时代中国商人与社会的分区域研究》论文集，东北师范大学明清史研究所2001年2月出版。《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1期。77、《戚继光视野下的明代潮州社会》，《广州大学学报》2004年3期。12000字。78、《论明代潮州海盗》，《李询先生纪念文集》页351-364，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79、《增设历史与社会新专业的实践与探索》，广州大学学报2004年增刊。80、《中国火药和火器在亚洲的传播和演进》，《历史教学》2005年9期。核心期刊81、《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师德观》，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增刊)2005年12月出版。82、《郑和下西洋与岭南关系论略》，广州大学学报2006年1期。
“历史学研究”上有没有这样的~~
历史，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推荐的有关历史的学术论文，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论叙述的历史
【摘 要】本文旨在，通过对历史学定义与目的的思考，探讨史学发展的沿革，并藉此探索史学辉煌与沉寂的内在原因。同时通过思索目前国学热与全民读史热潮的内在动因，探索如何兼顾史学的科学性与扩大学科的群众基础等问题。作为一门人文科学，创新是其发展不竭的动力。叙述历史无疑是增加史学群众基础的不二选择，史学平民化是一个趋势。如何兼顾叙述的历史和考证的历史，处理历史的科学性与艺术性，这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历史;历史学;叙述史学;史学理论;后现代
一、历史学的定义与叙述史的关系
1、历史学与叙述史学的关系。关于历史的定义不同历史学家根据自己的理解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感悟，这些感悟或与时代相关或与治史准则相联系。而几乎所有关于历史的定义无不关注到了历史的叙事这一价值。瞿林东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纲》一书中说：“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记载与撰述的综合活动，这便是史学。”i而杜维运先生也有过类似的叙述“一般来讲，所谓历史，不外是以往实际发生的事件(简言之为往事)，或者是以往实际发生的事件的记录(往事的记录)。” ii关于这一问题西方也有类似的认定，影响西方史学界数百年的兰克学派创始人兰克，在《拉丁民族日耳曼民族史》一书中提到，“人们一向认为史学家的任务是批判过去，为将来利益正时代，我不主张这样，我真正希望记录过去的事情”。中西史学家何以对此有着类似的认识，我认为基于历史以下几个特点。从历史的本身来看历史是有事实的构成，事实的确认，事实的表达，三方面组成。而事实的构成是其基础。而历史的本身，其实就是过去的事。是过去事物活动的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承认历史事件的存在，但由于他们认为这样的事实即使存在，对现在、对今人也没有什么意义，因而他们的主要关注点不是历史实在或“客体”，而是对“客体”的解释和叙述，认为历史的意义取决于对历史的解释，而历史解释不能不依托于历史叙事。是故叙述清楚史实是历史学的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而后现代主义从历史的艺术层面强调叙述的重视，这点与我国传统的文史不分家不谋而合。叙述事实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我们理应重视。
二、从史学的文学性谈叙述的史和民间述史
1、从史学的文学性谈叙述的历史。文学从定义上是一种以语言为手段塑造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情感的一种艺术形式。从定义上相比，貌似同史学不甚相及。但两者似确有相互渗透的地方。有句话叫做文史不分家，我们中国传统的历史著述总是和文学难分彼此，例如被鲁迅誉为“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至今都以期文字优美，叙事丰满，受到文史学界的重视，后世之史书纷纷仿其体例，让一个个冰冷的人物，跃然于纸上，仿佛重现了历史的场景一般，这样类似文学的描述赋予了历史灵与肉。这一点使其成为吸引大众，最受群众欢迎的学科之一。同时，文学作品也具备其史料价值，章学诚说过“五经皆史”陈寅恪先生发明了“以诗证史”的方法，而如今历史研究的对象范围更是大大扩展。文学作品成为其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西方19世纪上半叶风行一时的浪漫主义史学也强调了历史同文学的密切关系。法国浪漫主义史学家巴兰特说：“我一直设法使历史小说从历史中汲取的兴味再回到历史中去，首先，历史必须是准确的，但我想它同时也可以是逼真而有生气的”iii而后现代主义史学的许多思想滥觞于浪漫主义史学之中。后现代主义史学强调史学著作对历史的再现是艺术的再现，通过叙述，使史实变为故事，史学是叙事艺术中的一种形式，史学应当为史学与艺术之统一。不可否认后现代主义的有些观点有失偏颇，但我们也应真实的予以思考，从而推动史学的进步。比较激进的说法来自新历史主义史学家海登怀特，他认为将叙事作为历史学思考的重心，认为历史学家不可能在叙述之外把握历史，而叙述中对结构形式的选择有不同的情节效果。
2、从史学的文学性谈民间述史。近几年来，我国大地上掀起了一阵学习国学，复兴传统文化的浪潮。而历史学作为国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越来越多的国民的青睐。史学普及读物高居图书销售的前列，畅销书专栏长期被通俗说史类读物所占据。沉寂多年的历史仿佛一夜之间苏醒过来，并迸发出了惊人的生机和活力。这无疑是值得欣喜的一件事。体现了国民素质的增高下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国学如今何以如此之热，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是我国经济的发展。近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渴望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其次是学界的繁荣和对文化的努力推广。以及多媒体信息化时代下文化传播的新途径等等。
三、历史通俗写作的前世今生
老辈历史学家其实早已开始了历史通俗写作和叙述历史的尝试。最早的通俗讲史的大家可能算是旅美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了，1944年9月黎东方先生在陪都重庆开创收费讲历史的形式，受到了听众的一致好评。黎先生讲史生动形象，却又不虚构任何以人物与事件。林语堂先生得知此事后说要将“幽默大师”的名衔转送给黎东方。在先生写完《细说清朝》一书后，胡适先生鼓励他把历朝历代都讲一遍，先生笔耕不掇，陆续写出了《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和《细说民国》。1998年先生逝世后，出版社约请几位著名历史教授补齐了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和宋朝。成为现在我们看到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我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也重视历史的通俗解读。先生撰写的《苏秦张仪》、《关岳合传》、《中国地理大势》、《三国史话》。雅俗共赏，通俗易懂。深受读者好评。四部书现在以《吕著史地通俗读物四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发行。如今，由于多媒体的传播。更是有很多专家学者参与到普及历史，叙述历史中来。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拳头节目百家讲坛，搭建起专家学者同群众的一个桥梁，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将许多晦涩知识传播于民众之中，深受观众好评。出版的著作更是数不胜数。这些都是值得欣喜的尝试。
结 语
史学平民化和全民读史是大势所趋，对历史学的发展也是一个利好。从传统叙述史学和史学的文学性看也符合传统述史的传统，老派学者亦有诸多成功的尝试。人民的选择才是应有的改变。如果能抓住这一趋势，相信一定能够迎来史学的又一个春天。我们希望那一天的尽快到来。让历史学能“飞入寻常百姓家”。
注释：
i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2-12.
ii杜维运.史学方法论》，21页，台湾，1981。转引自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11页。
iii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M].商务印书馆，1992：129.
【参考文献】
[1]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M].北京出版社，1999.
[2]杜维运.史学方法论[Z].台湾，1981：21.转引自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11页.
[3]庞卓恒，李学智，吴英.史学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4](英)卡尔.历史是什么?[M].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8.
[5]马卫东.历史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6](古罗马)塔西陀.罗马帝国编年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7](法)布罗代尔.论历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8]张广智.西方史学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9]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M].商务印书馆，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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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写了一个，应够150字了，凑合用吧，隋唐应该是初一的历史吧——————————————————————————————————————————隋炀之殇历史上沦为暴虐之名的，上有始皇帝嬴政，下有隋炀帝杨广。而纵观历史，掩卷长思，这两位无一不是天纵英才，在历史上立下赫赫战功。秦统一中国，历二世而亡。炀帝广在位14年，征战不休，终于让大隋分崩离析。但正因如此，继秦之后，而有汉之盛。继隋之后，亦有唐之盛。可以说，汉唐，都是在秦隋的基础上扶摇直上。今人独以为汉唐之盛名，而不名秦隋之功，是为过也。 修通运河，至今遗泽后人。而开创科举，虽为后人诟病，但一定程度是最先进招贤揽才之手段。而开发西域更是开疆拓土，促进民族融合。这些，无一不是炀帝杨广的赫赫功劳。但杨广的征伐无度，造成民不聊生。而终于造成隋朝大厦的倾颓。唐太宗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其所谓也。——————————————————————————————————————
史学，亦称“历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自古以来，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出现过许多有名的历史学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著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也表述了各种史学思想、观点以及治史 方法 。这些从不同角度对人类进步所作的记录，乃是人类 文化 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理论和史学观点，就其主流而言，基本上是从保护剥削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的。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关于历史学的论文 范文 。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 全文如下：
求真是史学的学术性的根本原则，经世是史学的社会性的必然要求。求真是经世的基础，经世是求真的提升。古希腊一位学人卢奇安说过：“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论撰史》，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第19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这话说得直率而中肯。一位中国学人说得好：“史学成立的经过，当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则为致用”(《周谷城学术精华录》，第300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如果说，求真乃是史学的生命所在，那末经世则是史学的生命力之社会历史价值的反映。
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是所有正直的史学家所恪守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特别是从史学与社会公众的生活和工作的关系来看，人们认清楚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的特点，这不仅标志着史学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标志着人们对现实生活与历史前途的关注和热情。
一求真是史学学术性的根本原则
古今中外，凡是严肃的史学家，都把揭示历史的真相作为自己的职责，尽管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所达到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这种意识和努力历来是受到人们尊重的。这种意识和努力，就是历史研究中的求真精神。在中国，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只记人事活动，不记诬妄之说，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榜样。司马迁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也可以表明孔子撰写历史的严肃态度。至于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受到自刘向、扬雄及以后历代名家的高度评价，称其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所记殷商诸王世系，为新发现之甲骨文证明为确，致使西方学者大为惊叹，认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1卷，第88页，袁翰青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中国古代史学求真原则的发展，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积累以及在历史撰述上的积累，都十分突出。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 总结 了“辞宗邱明，直归南、董”的传统，提出了“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的命题。唐人刘知几《史通》有“直书”专篇，论述了直书的传统及其意义。此后，历代史家都有这方面的论述，而以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所论最为深刻。章学诚认为：史德反映了作史者的“心术”，“心术”的最高境界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凡此，表明中国史学之坚守求真原则的一贯传统在思想上、理论上的发展轨迹。同时，这一传统在历史撰述的积累方面也极为丰富。在刘知几之后，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如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马端临《文献通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王圻《续文献通考》、谈迁《国榷》，以及王世贞、钱大昕、赵翼、王鸣盛、崔述的考史之作等，就总体而言，每一部书都是求真之作。
求真是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但对史学家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及其成果，不能作绝对的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客观历史包罗万象、纷繁复杂且已成为过去，任何人都无法完全再现历史。从这个意义看，求真，就是“求”得反映历史主要趋势的本质的“真”。第二，史学家在反映客观历史过程中，其主观意识总是要发挥作用的;因此，史学家撰写出来的历史乃是客观历史同史学家主观意识结合的产物。第三，一般说来，即使是严肃的和正直的史学家，亦难免有知识上、器局上的局限，这种局限无疑是其通往求真道路上的障碍，只是因各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可能遇到的障碍大小有异罢了。此外，由于史学同政治的密切关系，故史家的求真，有时还会受到政治的无理干扰或无理政治的干扰而陷于艰难的境地。唯其如此，人们对以往的史学家在求真道路上之所得，都应给予应有的尊重和恰当的评价。
历史撰述的求真原则同任何事一样，也有它的发展过程。先秦时期，史官所“求”的是在当时伦理原则下“书法不隐”的“真”(《左传·宣公二年》)，这是当时的“书法”准则。两汉时期，史学有了进步，《史记》突破伦理名分，承认秦、项而作通史，并为项羽立纪以表明项羽在历史中的位置。盛唐刘知几撰《史通》，其中“直书”、“曲笔”两篇专论，是非之分明，言词之严峻，跃然纸上。但他承认维护“名教”是“直道不足”的表现，这也就意味着真正的求真应当突破伦理的障碍而尊重历史事实本身。在这个问题上，宋人吴缜比刘知几又前进了一步，认为事实、褒贬、文采是史书的三个基本要素，主张把对事实的认知和对事实的褒贬区别开来，认为：“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新唐出纠谬》序)。吴缜的这个见解，不仅强调了事实和褒贬的区别、强调了以事实为基础，同时也表明了事实和褒贬的结合乃是历史撰述所必需的。是否可以认为：强调事实为基础，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一步;在事实的基础作出恰当的价值判断，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二步。这就是说，只有事实认知和价值判断的合理的结合，才是近于完全意义上的求真。
二经世是史学社会性的必然要求
史学的经世之旨是伴随着史学的产生而产生的。在中国史学上，至晚在春秋时期的士大夫中间，已十分明确地论述到史学的社会功能。楚国的申叔时认为：学习史书，可以使人“耸善而抑恶”、“昭明德而废幽昏”、“知兴废而戒惧”(《国语·楚语上》)。这是表明史学对于个人修养的重要作用。楚国有位左史倚相，他通晓史籍，“能道训典，以叙百物”，经常向国君讲述历史上的得失成败，使国君不忘记先人创业的艰难(《国语·楚语下》)。这是史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春秋末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这是说的史学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作用。可见，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史学(或者说史书)对于个人、政治、社会都是非常有用的。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们的这些认识，都折射出社会对史学的要求。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这种要求和史学家的这种认识都在不断地提高与丰富。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汉书·司马迁传》)，到刘知几说的“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史通·史官建置》)，再到龚自珍说的“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尊史》，见《龚自珍全集》第1辑)，反映了约两千年中这一提高与丰富的历程。
史学之所以能够产生社会作用，能够经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史学能够延伸人们思考的时间范围，扩大人们视野的空间世界，这就是刘知几所概括的“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史通·史史建置》)。唐太宗所谓“不出岩廊，而神交千祀以外”，“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晋诏修书》，《唐大诏令集》卷81)，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第二，由于历史同现实本有天然的联系，因而在悠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中曾经出现过的人们的活动及其原因与结果，总是会引起今人的关注、回忆和兴趣。如人品的贤佞、国家的安危、朝代的兴亡、政策的得失、社会的治乱、世风的厚薄，以及文化传承及其种种 措施 ，天灾人祸及其应对之方，还有域外诸国的有关情况等等，凡此都对今人有很大的吸引力。
第三，史学不仅给人们提供了悠长、恢宏的思考时空和丰富、纷繁的思考对象，而且可以由此陶冶性情、知理明道、增益智慧，进而积极参与创造美好的现实与未来。这是史学具有永久魅力之所在。元代史家胡三省批评一种重经轻史的错误观点，指出：“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史可少欤?”(《新注资治通鉴》序)那种认为史书只不过是记事、记人而已，这是对史学的一种浮浅认识。反之，通过读史，了解了历史上史事、人物，进而从中认识其始末原委、常理法则，得到启示，有所借鉴，这才是对史学的真正的理解。
史学的经世作用，表现在它的社会功能的诸多方面。以下数端，是比较突出、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
——史学是认识历史的基本途径。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认识历史，但通过史学认识历史无疑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只有当人们真正认识了历史，才可能继承优秀历史遗产，为现实的历史运动提供借鉴、 经验 、智慧，开辟和创造新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通过史学去认识历史，确乎是史学的社会作用中最根本的方面，即所谓“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文心雕龙·史传》)历史知识、历史思想、历史经验、历史上的真善美等等，主要是凭借着史学活动来记载、积累和传承的。
——史学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以政治、文化、 教育 三个方面最为突出，也最为重要。在政治方面，又以政治决策、历史经验、忧患意识同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从政治决策来看，历史知识、历史参照是重要依据之一。如汉初，汉高祖刘邦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后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刘邦大为称赞，命名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新语·无为》篇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故也”;认为实行“宽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这是阐明了秦朝政策的失误，也是为汉初“与民休息”基本国策的确立提供了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从历史经验来看，史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从对历史的记载、描述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总结前人在历史活动中的经验教训作为今人和后人的借鉴。譬如从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深刻的见解、翔实的材料、精彩的史笔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开始，以后许多“正史”都有所效法，其中往往亦不乏优秀之作。又如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主旨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以便于“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读通鉴论》，以其深邃的历史见解，阐述了历史上的种种经验教训，他所总结的“谀臣”是否得势、得宠与国之存亡的关系，统治阶层是否看重“积聚”、“宝货”与政治得失的关系，“风教之兴废”与朝代兴亡的关系(以上见《读通鉴论》卷1、12，卷2、12，卷17、19)等历史经验，都是极具启发性的通论。再如，自贾谊《过秦论》以下历代史学家、思想家所撰史论、政论，其真知灼见，不乏于时。从忧患意识来看，因其理性和深刻而具有特殊意义。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这个品质在史学上反映得十分突出，清人龚自珍强调说：“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1辑)这句话从一个重要方面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良史”的优秀品质。“良史之忧”的内在精神是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它以洞察历史为基础，以关注现实为旨趣，以经世致用为目的。许多事实证明：史学上反映出来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思想影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之一。
——史学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记录和纽带。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秦汉以后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民族文化的发展在中华文化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学以其独特的形式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史书对于多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成为历代“正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而对于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深刻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史书对于西周、汉、唐这些盛大朝代的记载，既作为史学的形式又作为文化的形式影响着周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这种影响，反映在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上，反映在对多民族历史渊源的共识上，也反映在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相互吸收、融汇上。第三个方面，中华文明不曾中断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历史记载不曾中断，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史学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史学还是人生修养的重要的教科书，是历史教育的巨大宝藏。史学的全部社会功能，都是史学对于人的作用的结果，都是通过人的认识的提高和人的 社会实践 来实现的。这是因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的经世，史学的社会作用，本质上是历史教育作用。中国史学的优秀史学遗产，有大益于人生修养和历史教育：一是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使社会公众都能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和熏陶。二是具有突出的适应性，使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能从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著作中得到启示和教益。三是由于历史著作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底蕴和众多杰出人物的人格魅力，以及各方面的经验和智慧，从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深刻的感染力。
60多年前，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一位反法西斯的英勇战士布洛赫，在牺牲前写了一本名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的书，其主旨是回答“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他在《导论》中这样写道：“‘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职业道德之类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整个西方文明都与之有关”(见此书中译文本第7页，张和声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这里，借用布洛赫的话来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中华文明以至整个东方文明不也是与之有关吗!史学的经世作用，实在是不可轻视的一件大事。
三求真与经世的辩证统一
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
首先，我们从理论上看。刘知几《史通·人物》篇强调史书“诫世”、“示后”的作用，作者在篇末作结论说：“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所谓“诫世”和“示后”，是指史学的经世作用;所谓“难”，所谓“重”，所谓“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是强调史学的求真。刘知几是把史学的求真视为史学经世的基础。上文说到宋人吴缜论批评史书的三个标准，一是事实，二是褒贬，三是文采。他认为，事实是一部史书的根本，有了这一条，才不失为史之意。他说的褒贬，是著史者的价值判断，其中包含着史学经世的思想，而这些都应以事实为基础。吴缜所论，同刘知几所论相仿佛，都强调了史学的经世以史学的求真为前提。可见，求真和经世就是如此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由此也可以看出，凡对史事采取轻浮的、曲解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和做法并用以比符现实，既违背了史学求真的原则，也失去了史学经世的基础及其本来意义。
其次，我们再从实践上看。史学的求真，是史学家在学术追求上的实践。史学的经世，是一切运用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于现实历史运动的人们的实践，其中也包括史学家所作的努力。司马迁著《史记》，被后人誉为“实录”，当之无愧。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史记》的经世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力量;秦朝的二世而亡，使多少统治集团引以为戒;汉初的“与民休息”的国策，使多少杰出的政治家受到启示;汉武帝时代的富庶和浮华，使一代又一代后人陷于沉思;还有那些具有“国士”之风的名将贤相，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各阶层人物，以及各种各样的奸佞小人，使多少后来者“思齐”、“自省”。大凡读过《史记》和比较熟悉历史的人都会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史记》的经世作用之大，非笔墨可以形容。
唐贞元十七年(801年)问世的《通典》是制度文明的杰出代表作。作者杜佑撰写此书的宗旨是：“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序)。这里说的“人事”，是指历代制度的演变，“群言”是指历代群士关于制度的制订、实施、得失的议论，无疑都是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之上;这里说的“将施有政”，意在以所著之书用于施政的参考。《通典》在唐代和唐代以后的政治活动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受到许多政治家的称赞：“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唐文粹》卷68权德舆《歧国公杜公墓志铭并序》)：“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乾隆丁卯《御制重刻通典序》，参见咸丰九年崇仁谢氏重刊本)。作为通晓史学的政治家和精于政治的史学家，杜佑把“经邦”“致用”之旨缜密地、严谨地寓于制度史的阐述之中，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可谓相得益彰。
同样，司马光与《资治通鉴》鲜明的经世之旨，也是人们交口称赞的。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主旨已如上述。朱熹评论《资治通鉴》说：“(司马)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朱子语类》卷134)。王夫之认为《资治通鉴》包含着“君道”、“臣谊”、“国是”、“民情”，为官之本、治学之途、做人之道等多方面内容与启示(见《读通鉴论·叙论四》)。南宋以下，《资治通鉴》受到各族统治者的重视和广大士人的敬重，自有其史学上的崇高地位和实践中的参考价值。世人盛赞史学上的“两司马”，绝非偶然。上举三种体裁的三部通史，大致可以表明中国古代史学之主流在求真与经世上的一致性。类似的或相近的史书历代都有所出，不一一列举。
再次，我们还应从全局上和本质上看。毋庸讳言，中国史学上确有曲笔的存在，对此，刘知几《史通·曲笔》篇不仅有事实的列举，还有理论的分析。刘知几之后，史学上的曲笔现象仍然存在。举例来说，官修史书，时有修改，不论是修改曲笔，还是曲笔修改，都说明了曲笔的存在。而此种曲笔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政治因素影响所致，当然也跟史家“心术”相关。但是，在中国史学上有一个基本准则或总的倾向，这就是：直书总是为人们所称道，而曲笔历来受到人们的揭露和批评。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所说的那样：“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对奸邪给予惩戒，正是优秀史家的直笔所为，正如农夫看到田间的莠草就一定要把它锄掉一样。像这种做法，也是万代同一的准则。在中国史学上，曲笔或可得逞于一时，但终究免不了落下骂名，为人们所唾弃。
最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史家的职业角色与史家的社会责任是相联系的，史学的求真要求与史学的经世目的也是相联系的;这两种联系，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本质的沟通，即在史学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上统一起来。可以这样人为：揭示出这种联系，就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揭示出中国史学的总相和特点。
据我了解应该是人大目前执明清史研究之牛耳
近年来，国内学者特别关注全球史观，并致力于发挥全球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全球史观最先由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在其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的史学》[1]提出。他认为：主要从西欧观点来解释历史已经不够了，西方需要“重新定向”，史学家应该“从西方和欧洲跳出，将视线投向所有的地区和时代。”他认为历史学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界限，来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 在G巴勒克拉夫思想的指导下，不断发展的全球史观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全球史观强调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互动，既包括各个学科内部的交流，也包括中西文化的交流；其次，全球史观强调全球性和整体性，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全球的组成部分，但是每个社会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必须更加注重世界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第三，全球史观关注的是那些跨文明、跨区域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运动。 一、用全球史观指导明清史研究的必要性 全球史观对明史研究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2010年6月24日至28日在厦门大学召开的关于“明史在中国史上的研究地位”国际学术研讨会中，议题之一就是“明代历史对世界进程的影响”[2]。与会学者讨论的最热烈的问题，是在明史与世界是联系起来的研究过程中采取何种态度这一问题。全球史观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清朝时期，外国有多关于清朝的历史资料，主要包括清朝与各国政府的文书、传教士在华活动记录以及西方殖民者对我国进行侵略时，夺走的清朝的档案资料。清史研究中仍有许多空白的地方，而外国人记载和收藏的关于清史资料，是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了解当时中国社会情况不可或缺的资料。全球史观对于我们有效的利用国外关于清政府的资料，同样具有指导作用。 二、全球史观在明清史研究中的具体指导作用 （一）全球史观的互动性 全球史观强调学科内部之间应相互交流、借鉴，在明清史研究方面同样具有指导作用。以明朝的史料利用为例，《明实录》[3]中的曲笔较多，其中《太祖实录》三次编修，曲笔回护的内容更是屡见不鲜。《太祖实录》中，朱棣将建文朝一朝的历史一笔勾销，把建文朝的年号改为洪武三十二至三十五年，并且为自己发动叛乱、篡位夺权作粉饰。朱棣要求《太祖实录》增加朱元璋有意让朱棣即位的故事，这在很大程度上迷惑了后人，而且如果没有其他史料，历史可能真被朱棣篡改了。但是我们在顾炎武的《顾亭林诗文集》[4]中可以看到，“然而再修、三修，所不同者，大抵为靖难一事”。并且在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5]一书中，作者引用上百种史料，力图恢复建文朝的史事。另外，《明实录》缺少建文、景泰以及崇祯三朝史事，谈迁的《国榷》详于万历以后的历史，可以与《明实录》的材料相互补充。关于明史的史书的相互补充、借鉴这一例子说明了全球史观学科内部之间的“互动”对明清史研究的指导作用。 诗词、小说、书画以及戏曲等文学作品，它们的创作过程是从社会生活中吸取资料的，反过来也能反映社会生活，从而对历史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作用。以清朝张应昌编辑的《国朝诗铎》[6]为例，诗歌对于历史研究有重要的作用，可以以诗证史。张应昌把诗按内容分类，不仅涉及了农业生产技术、赋税政策以及徭役的征发等经济生活方面的内容，也包括法律、军事方面的政策及具体的执行情况，另外还有国家行政方面以及各个阶级阶层的生活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张应昌编写的《国朝诗铎》，内容丰富且庞杂，加上作者是清朝人，由当朝人记录当朝事，张应昌也记录了清朝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可以从这些诗歌中找到当时的历史痕迹。《国朝诗铎》为我们研究清朝历史提供了丰富的佐证。这体现了全球史观所强调的学科之间的“互动”这一特点。 另外，全球史观要求我们要注意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的联系，具体到明清史研究这一方面，我们应该注重中西方史学的相互借鉴与交流。西方殖民者在对我国进行侵略的同时，掠夺了明清两朝大量的档案文书。荷兰人所藏的涉及明末清初的历史的档案，主要反映了明末清初的中荷关系、郑成功经营台湾的历史；美国国家档案馆、斯坦福大学等处，藏有1844年《望厦条约》的中文本、19世纪初的中国政府的文书以及美国驻华公使有关使华的备忘录、草稿、摘要和公函。另外，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以及葡萄牙也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关于明清中国档案文书材料。我们在充分利用国外关于明清时代的档案材料时，也应注意吸收借鉴国外学者利用这一批档案材料做出的成果。这是在全球史观指导下的中西史学资源尤其是史料的交流学习情况。 （二）全球史观下世界各个名族和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 这一观点在明清史研究中的指导作用，是帮助我们辩证的认识中国与世界内在联系这一方面。 在张丽、骆昭东在《中国经济史研究》（季）2009年第4期撰文指出，明清诸商帮的兴衰与当时全球经济的发展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沿海商帮如闽帮、粤帮、浙帮等，内陆商帮诸如晋帮、徽帮以及江右帮等，它们的兴旺发达和衰落都与海外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以及中国商人、中国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市场份额有关。海外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越多、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中所占得份额越多，明清时期的商帮越发达；反之，越衰落。16至19世纪初，欧洲、日本以及美洲大陆的资本非常发达，国内原料无法满足这些国家自身的需求，需要从国外市场购买原材料。这一时期国外市场对中国产品的大量需求以及来自海外的大量白银，使得中国海商应运而生并且得到大规模的发展。但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欧美商人以及商业公司直接进入中国内地采购原材料，并且凭着众多优惠条件，他们的原料运输成本大大降低，这极大减少了海外市场资金的流入。而且，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的签定，使得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这使得中国商帮得优势逐渐丧失并且衰落。 （三）全球史观下的具有世界影响性的运动 以郑和下西洋为例，说明全球史观下的明清史研究。公元1405至1433年，我国明朝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先后进行了七次的远航，活跃在东南亚、印度洋、波斯湾、红海直至非洲东岸，遍及亚非30多个国家。这就是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的航海不同的是，郑和下西洋传播的是文明，是和平，而不是掠夺和侵略。郑和下西洋也对途经国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7]一书中介绍的那样：“当世界变革的序幕尚未揭开之前，即15世纪上半叶，在地球的东方，在海涛万顷的中国海面，直到非洲东岸的海域，呈现出一幅中国人海上称雄的图景。这一光辉灿烂的景象，就是郑和下西洋。” 明成祖在御制弘仁普济天妃之碑[8]中提出了郑和等人出使海外诸国应持有的立场：“恒遣使敷宣教化于海外诸国，导以礼仪，变其蛮习。”即以中国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引导那些尚处于蒙昧状态的海外邦国，使其改变野蛮落后的习俗，接受先进的文化和先进的生活方式。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郑和使团向亚非各国宣敷文教，传播中国的文化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并且，在郑和努力传播文化的过程中，海外各国受益颇多。 郑和凭着这七次下西洋的经历，有着巨大的海外影响，尤其是在东南亚的影响突出，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关于郑和的寺庙多；关于郑和的遗迹、传说多；用当地语言出版的关于郑和的著作多；纪念郑和的活动和研究郑和的机构也逐渐增多。西方学者对郑和也有研究。以西方研究郑和的著作为例，英国学者梅辉立（W・F・mayers）撰《十五世纪中国人在印度洋的探险》（英文版<中国评论>1874～1875年第3～4卷），并且他成为最早研究郑和在世界航海上的地位的海外学者。近年来，美国、法国和英国的学者也出版了有关郑和的研究专著，如李露晔（Louise Leavthes）的《当中国称霸海上》（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法国学者皮埃尔・加玛拉（Pierre Gamarra）：《郑和海军大元帅一生的奇迹》，（（巴黎）马扎然出版公司，2002.）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这两个问题，即怎样正确地比较郑和与他同时代的西方航海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以及怎样将郑和研究以及郑和下西洋的研究推向世界。中国古代书籍中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记载，有一部分涉及对某些海外民族的评价，如认为他们“野蛮”、“落后”以及有可能会伤害某些民族的传说，加上中国古籍中有关帝王“君临天下”的封建观念，这些可能会影响人们对郑和下西洋贡献的评价。对此，我们应该注重与国外学者的交流海外关于新课题的开展和新的研究成果，纠正西方对郑和以及郑和下西洋的误解，辨证地对待郑和及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三、明清史研究应如何在全球史的影响下走向世界 具体到将明清史研究推向世界这一问题，我们应该将明清史的研究与世界历史的背景有机结合，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们应该掌握明清史研究的热点问题，并能利用我国丰富的档案文献资料、方志碑刻资料等深入这些问题的研究；其次，应该树立全球史观，仔细考虑我们所研究的问题是否会对全人类问题（如人口史、环境史）的研究做出贡献，对于全人类有价值的课题应花费较大的精力，突出研究的重点问题；第三，我们应该在借鉴吸收国外研究成果的同时将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向世界。 我们在全球史观的指导下研究明清史，关注明清史研究中的学科之间的相互借鉴，与世界上的时代背景相联系，相信明清史研究会更上一层楼。
1、首先，明清史是中国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等专业的一个研究方向。不同学校的专业设置和研究方向不一样，但只要招收中国史专业的学校都应该会有明清史的研究方向，当然也可能有的招生单位不分研究方向。2、全国招收中国史专业的学校有很多，具体可以去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查看专业目录。
关于有明清史的学校，可以到 研招网 搜。其他的考研准备干货，建议你到 知乎 上去搜索。“如何准备考研英语？”等等相关问题答案，一搜一大把，质量高。
有的大学生他们在高中的时候成绩非常的好，在高考的时候也考入了一所不错的大学，但是当他们进入大学之后，他们的成绩就一落千丈，有些人他们经常旷课迟到，甚至是在期末考试的时候会面临挂科的危险。
根据相关消息报道教育部做出了新一轮本科教育评价设负面清单，而新一轮审核评估有以下几个特点：①立德树人导向更鲜明，强化立德树人基础、指标和制度建设，建立立德树人负面清单。②破除“五唯”顽疾，加强办学方向、育人过程、学生发展、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的审核。③探索分类评价，提供不同的“评估套餐”由高校自主选择。④大幅减轻评估负担。⑤突出评估结果使用，把上轮评估整改情况作为申请受理门槛条件，对整改期内突破办学规范和办学条件底线的高校，采取约谈负责人等问责措施。
其实我觉得教育部这么做还是十分有必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的大学和国外的大学相比，都是严禁宽出，而国外的大学是宽进严出，中国的大学采用严进宽出的这种做法的话，就会让很多的大学生当他们在进入大学之后，就会失去对学习的兴趣，甚至是失去对学习的热爱，他们根本就不会把很多的心思放在学习上面，放在科研上面，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对于我国的教育事业来说，是一个不好的信号通过这种做法，不仅可以提高高校的教学质量，也可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
强化立德树人基础、指标和制度建设，增设教师、学生出现思想政治、道德品质等负面问题能否及时发现和妥当处置情况，教材选用工作出现负面问题的处理情况等“负面清单”，加强学校办学方向、育人过程、学生发展等方面的审核，引导高校构建“三全育人”格局，“五育并举”培养担当民族大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真正让立德树人落地生根。
负面清单不仅仅使用在教育中，还有限定企业投资方面，很多也会出现公务员行为负面清单，楼市负面清单，医疗技术负面清单等等。可以说负面清单是一个概念，可以用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行业。
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为高等教育评估改革，特别是本科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方案》的出台，对于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非常的有必要，这样的话可以提高这些学生们对于学习的积极性以及注意力，然后也可以提高学校的毕业。
华东政法大学期刊黑名单可信，因为华东政法大学是一个非常有权威的学校，只要是划入黑名单的是失信于人。
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这样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学生的情况。
试论艺术史与艺术理论研究论文
艺术史与艺术理论向来关系复杂，本文从历史层面分析两次艺术史“遭受”的“理论入侵”，最终提出问题：艺术史研究的主旨是艺术还是历史?应怎样协调其间的政治实用主义和审美理性主义?
从历史发展来看，艺术史及其理论一直关系混乱且始终有争议。从近期这一层面的发展趋势而言，艺术史及其理论二者彼此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就造成了颇令人挠头的问题：二者的关系应如何定位——或者进一步将其具体化为艺术理论以何种形式贡献艺术史?
一、高等教育中“艺术史论汇通”
艺术史作为学科建制，其独立于19世纪前期，成熟于同一世纪后期。至今，高等教育体制内的艺术史已经成为颇为成熟、稳定、基本的历史学科。西方的很多高校都有“艺术史系”，其和其他学科互动关系很明显，专业性艺术院校则稍逊于综合性大学。而这一情况在中国则正好相反，艺术史至今从未“立户”，而艺术学理论却反之，即艺术史被定位为艺术学理论的分支。
在国外，很多艺术史学科都在对艺术理论加以“召唤”，即使是电影、媒体、设计之类专门性、实践性学科也不例外——如美国帕森斯设计学院便有提供多元训练、广泛课程的“艺术与设计史论学院”，以培养未来设计界、艺术界人才。就这一理念不难看出，若缺乏应有的理论介入和训练而仅有知识是不可能达到上述“境界”的。
而随着中国高等教育体制中艺术学的“正名”，艺术史论之间的“融通”趋势也显得更明显。从中国这一领域的现状而言，不仅艺术内部有艺术理论研究者，其他领域的学者中同样不乏其人。就学科建制层面来说，设立“艺术学理论”这一学科提供了坚实基础给艺术学研究的发展。从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层面来说，一方面艺术理论上升至“艺术学科核心”，可以提供理论思维训练给各种教学活动;另一方面其教学和研究又能对艺术能力、创作实践起到提升作用。尤其是融合两方面修养的做法，给艺术创新提供了丰厚资源和坚实基础。
二、艺术史的两次理论“入侵”
19世纪后期堪称艺术史“关键期”，该领域人才辈出，其一个突出的共性特征就在于讲究哲学基础和理论建构——也就是其中人物既是史家，又是理论家——这也就是艺术理论首次“入侵”。其主要特征包括：第一和美学的关联被极力撇清，转而汲取养料给艺术理论。第二，将艺术理论边界开放，将之定位为考察艺术品风格而不是解析审美经验、抽象分析之类活动。第三，艺术理论成为了很多基础性概念的来源，故而其成为了艺术史的基础知识系统或支撑学科。在其中，可以看出艺术科学中艺术理论所占据的核心地位。
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艺术史热点问题转向了方法论方面，在这一领域的考量已经显得更具文化政治意义、更加多元化，即成为了“跨学科领域”，其领地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理论和棋代表人物。在此过程中，艺术史及其理论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使得艺术史已经不再是“知识生产”、“学术研究”之类活动，而是更像意识形态、政治力量之间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战场，或者说成为了话语表意实践、争取文化表征权利的领域。甚至连研究主题和方法也和传统边界完全不同，对艺术史的地形图加以彻底重绘。
三、艺术研究中的史论张力
尽管艺术史遭到两次“理论入侵”并受到了颇为深刻的影响，然而，艺术史论关系依旧错综复杂。首先，两次“入侵”可见艺术史依赖于艺术理论，其次，“入侵”同样也成为了艺术史内部抵制和反对的状况。具体而言，作为艺术史，其发展依旧有着两种并存的矛盾：其一在于艺术史作为“物的科学”或经验学科，经常会和其他各种理论出现冲突;其二是艺术理论及其形成的不同艺术史范式之间会出现各种形式的冲突。
或者说，可以采取不同的概念来对两次艺术史当中的“理论入侵”造成的各种形式艺术史内在冲突加以描述。而其间的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可以说是艺术史范式以“政治实用主义”转向“审美理性主义”这一改变过程。后者的范式主要所体现得是艺术史在风格和形式等方面的一系列考察的视角，对艺术历史演变所存在的'内在逻辑加以关注，而这样的“现代性建构”活动，往往是与文化理论、文学理论美学的现代性有着完全一致的取向，故而其可以被称作“审美理性主义”。而在政治实用主义方面，所体现的则是“对抗话语”这一理论特性，可以称得上是文化建构艺术史中“含有”的某一“后现代性”的活动，其具备的突出特征，则再也不将艺术的历史作为一种审美趣味、艺术风格之类加以发展的独立系统，而将之作为更为广阔的文化史、社会史、文明史之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此之中，有着很强的话语形成、意识形态批判等层面的政治分析。就其中后一种观点而言，其“现代性”体系中设想出的一系列“自主性”、“纯粹性”实际上都是虚空的幻想，故而只有在文化政治层面解析艺术史研究方可获得正确答案。故而在如此背景下，艺术的风格和形式已经被艺术史家所淡忘，转而开始解读其中的文化政治意义，艺术的历史分析活动中越来越多地夹杂了文化领导权、平等、压迫、属下、阶级、种族、社会、性别、身份之类概念。艺术史也从艺术品及其风格的“品鉴场所”变为 “文化战斗”的“战场”，即将知识的生产逐步转变为“资本争夺”。
四、结语
“政治实用主义”取代了“审美理性主义”，艺术史的研究范式中越来越体现出理论的作用并形成了巨大的转型。这样的“转型”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艺术史这一层面所表现出的研究对象和与之配套的方法。
然而，“政治实用主义”和“审美理性主义”之间的紧张实际上并未出现任何形式的缓解。而近期“回归艺术”的艺术史研究倾向，和“审美回归”文学和美学理论的一致，造成了艺术史研究重新定位这一难题。这也就使得俄国“形式主义”理论体系的代表人物雅各布森先生在近一个世纪前的说法，即文学研究中关乎社会历史或心理者均非文学研究范畴。这个说法对研究者有了这一提醒：艺术史与期间一系列理论之间存在的关系至今还没有真正明确化，审美理性主义和政治实用主义能否兼容和整合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艺术史的方法论日益多元化，趣味和价值日趋多元化，但相对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潜在危险不可小觑。
写篇关于一件艺术品的论文最好要注意以下两点：1、艺术家想bai要表达什么？2、艺术家表达得怎么样？这个标准在可以在几种情况下使用。这是相对而言较好的标准（如果你不会不切实际地看待作品的话），这个标准划出了一道底线，在这道底线上看作品就会避免出现过好或者过低的评价。你可以用这种方法去写书籍、电影、戏剧表演、绘画、音乐以及任何创造性艺术作品。写艺术论文的大量工作时间是用在分析作品以及写提纲上的。在写作中，会面临许多挑战，不过要是你有个足够完美、坚实的大纲的话，论文就会很好写了。难度：比较简单说明你需要的东西：你要写的作品的图文本，电脑/纸和笔分析作品1、写出你认为艺术家想通过作品表达什么。16世纪莱昂纳多·达·芬奇画的著名的《蒙娜丽莎》，众所周知，而且高深莫测。很明显，你不能准确知道达·芬奇本人通过这幅肖像画究竟想传达什么。许多有成就的艺术史家写了大量关于这幅画的文字。所以，你能表述些什么呢？很多很多。在这个例子里，在一篇关于名画《蒙娜丽莎》的论文中，你可以总结说艺术家试图透过肖像画讲述一个特殊女人的故事。这可能看起来很明显，不过你要记得，你要描述的作品是很不一样的，比如，一张宗教教学画作，或者一副现代抽象画，因此，关于这种特殊作品的评价就会变得完完全全的不同。2、写出你看到这件充满创造力的作品时的认识和感受。举例而言，从达·芬奇画的女人身上你感受到了什么？这些感受不用和她的身份有关，但如果你知道了她背后的故事，会更加令人印象深刻。尽量忠实具体地描述你的反应。别在意自己有没有权威性。你要写篇关于《蒙娜丽莎》的好文章，不必先成为一个专业艺术批评家，或者曾画过意大利式杰作。3、检查一下第1步和第2步，你的反应是否和艺术家想要表达的相符合——这件艺术作品是成功的么？记住，你喜不喜欢你写的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正在用你自身的感受去写一篇艺术作品分析。记住，你可以写篇文章，比较一下用同样的表现手法的成功与不成功的作品。4、把所有创作作品过程中的变量都列下来——所有艺术家自觉或不自觉做出的决定。在《蒙娜丽莎》的例子中，这种变量可以是主题、构图、材料（颜料和肌理）、色调、笔触和细节表现程度。5、在每个变量下写个短小的简介。比如，《蒙娜丽莎》，你可以写“主题——女性”，“构图——肖像近照，画面中心”，“色调——宁静”，等等。论文发表声明与大纲敲定1、用上述步骤写一份发表声明的粗稿。别用第一人称，即使你的自身感受影响了你的很多想法。发表声明粗稿可以是“莱昂纳多·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是一副优美的画作，运用文艺复兴的绘画技巧，但主题仍然成谜。”你的发表声明可不能是“《蒙娜丽莎》真是太美了啊”。2、在发表声明里把变量整合一下。你不用把列表里的变量一一写出来，可以每个变量写段话。3、把每个变量如何使作品成功（或者不成功）表现记下来。写正文1、描述变量的时候写得越详细越好，把你的感受也写进去。一般来说。这些描述会让读者更相信你的观点。2、写个引人入胜的介绍和令人满意的总结。3、校对文章。
首先文章结构要清洗，有层次其次在主题上，可以围绕着一个艺术家来写，也可以围绕某一个作品来写。这个时候要注意，要理清艺术家的师承、影响他艺术的时代背景、社会背景，属于哪个流派等；把这个作品与同时代或同主题的其他作品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