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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文化的六大支柱及其精神特质 王生铁 在祖国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荆楚文化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楚”既是民族概念，又是国家概念，也是地域概念，加上一个“荆”字，时间就延长了。楚文化有800多年的历史，影响深远;“荆楚文化”时间更长，可延伸至2000多年。在荆楚文化研究中，楚文化研究是重点，因为荆楚文化的源头是楚文化。楚文化 是在荆楚大地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吸取了周边文化之长，同时又保留了自己独有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特征。 在周代各国地域文化中，楚文化是极其重要的一支。楚文化的主要构成可概括为六大支柱：青铜冶铸、丝织刺绣、木竹漆器、美术音乐、老庄哲学及屈骚文学。从目前的考古成果来看，最先进的青铜冶铸出自楚国;最早的铁器在楚国；先秦漆器的数量之大、工艺之精莫过于楚漆器；最富有创造力的丝绸刺绣出自楚国；先秦金币、银币无一不是楚币。哲学有老庄，文学有屈骚，戏剧的鼻祖是楚人优孟，养由基是楚国著名的神箭手，楚国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超凡脱俗，楚乐“八音”是指金、木、土、石、丝、竹、革、匏。楚国的编钟乐舞水平之高，举世公认。在政体创新上，楚人最早在今湖北荆门设立县制，将其列为一级行政区划，改变了贵族分封制度，进而引发了军事、土地、赋税改革。在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楚人都有独特的贡献。总之，在采矿、冶炼、丝绸、漆器等方面，楚人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果，而老庄哲学、屈骚宋赋也成为显学。 在世界范围内，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300年间，东西方文化竞相争辉，我们完全可以把楚文化与同时期的古希腊文化并列为世界文明的代表。楚国的青铜冶炼、铸铁、丝绸、漆器早于古希腊，许多科学技术处于领先地位。在音乐艺术方面，楚人也在古希腊人之上。在哲学方面，二者各有所长。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根基在老子和庄子，而老子和庄子都是楚国人。1993年，湖北荆门出土的竹简本《老子》甲、乙、丙三种，受到国际汉学界的高度关注。在国家政体建设、货币制度方面，楚国则比古希腊更为完善。航海古希腊在前，车运楚人在先。古希腊人在理论科学、造船航海、体育竞技、写实艺术、建筑技术等方面要比楚人擅长。可以这么说，楚文化和古希腊文化从不同方向登上了世界古文明的光辉殿堂。 楚文化除了以上六大支柱外，还有以下四种非常明显的精神特质。 一是荜路蓝缕即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探寻楚人先辈艰苦创业的历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夏商更替之际，战火连年，楚人先祖辗转迁徙到了荆楚地区。到西周末年，楚人还是一个弱小的部落。熊绎成为部落首领后，率部族居江上楚蛮之地，“荜路蓝缕，以启山林”。正是这种荜路蓝缕的精神成为楚国强盛的立国之本，也成为中华民族史上艰苦创业的典范。周初，周成王盟会诸侯，熊绎出使受到冷遇。熊绎回来后告之群臣，立志发奋图强，发展生产，扩大疆土。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从熊绎到熊渠，疆域不断扩展，国力不断增强，由一个方圆不足百里的小国发展成泱泱大国。春秋时期，楚庄王饮马黄河，问鼎中原。楚国经济得到空前发展，当时楚国都城是“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曰朝衣鲜而暮衣敝”。正是凭着艰苦创业的精神，楚国才能在强国如林的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创造了先秦发展史上的奇迹。 二是追新逐奇即锐意进取、不断开拓的创新精神。楚人的创新精神有很多记载：楚君熊通自行称王，首创县制。楚国灭了权国，便设县治之。秦国设县，在楚国之后。早于商鞅变法的吴起变法，是楚国历史上的一次悲壮的革新运动，也是一次大胆的改革运动。楚人在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文学创作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以文学而言，庄周的散文奇诡莫测，变化无穷，气势浩荡，意象峥嵘。屈原是楚辞的宗师，后人对屈原作品的评价是“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它道出了楚辞惊世骇俗的奇异之美。楚人大胆革新，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楚文化。 三是兼收并蓄即融汇南北、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在先秦的诸民族中，楚人的民族偏见最少，主张民族融合，强调兼收并蓄，能够融合其他民族、国家包括来自南洋、西方的文化。在这方面突出的事例不少，比如称作“蜻蜓眼”的玻璃珠源于地中海东部，其风格似乎凝聚了地中海绚丽的蓝天白云、青山白石、碧波白帆和绿窗白墙。这种玻璃珠和淡绿色的玻璃一起，由南亚传入楚地，成为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实例，这条中西文化交流的“玻璃之路”比丝绸之路大约早4个世纪。在初创时期，楚王没有与周王室的血缘姻亲关系可依，没有辽阔的疆域可恃，只有积极主动地学习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学以致用，以独立强盛为目标，因而楚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开放性、多元性和务实性。这些特征多基于楚人的善于学习、包容众长的博大胸襟。青铜冶炼正是楚人学习吴越地区人民的技术发展起来的。楚国曾经兵伐鲁国，鲁国为了避免战事，奉送楚国100名刺绣工、100名木工和100名纺织工。楚国接纳了这300名技艺高超的工匠，迅即退兵。这300名工匠传授了先进的技术，对楚国的手工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些事例充分体现了楚人兼收并蓄，学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发展楚国的可贵精神。 四是崇武爱国即崇尚武装、热爱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楚人有尚武之风，如荆州博物馆有一种叫“连发弩”的文物，李白有一首五言绝句，写到秦始皇，其中有“连弩射海鱼”的诗句。连弩可以连发十箭，可见楚人很早就在研究发明武器了。在丰富的楚文化中，有很多例子反映了楚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如申包胥为了求得秦国发兵救楚，在秦国朝廷中哭了7天7夜，终于感动了秦王；楚将屈瑕战败，感到对不起家乡父老，以死谢罪，开了楚国将帅以身殉职的先河；楚武王、楚文王、楚庄王、楚共王等都身先士卒，亲临战阵之中，体现了非常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更有代表性的是屈原，屈原有这样的诗句：“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屈原是爱国主义诗人，其精神千秋万代为世人景仰，成为民族脊梁的象征。楚被秦灭时，楚人南公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不仅是预言，也是誓言。果然不过十六七年，秦国就在以楚国后裔为主要力量的农民起义中被推翻。楚人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超越了时空，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代代相传。 楚文化博大精深，蕴藏于其中的精髓很多，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与发掘。 （作者系湖北省政协主席、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
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湖北日报记者 黄宣传 通讯员宁微荆楚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我们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份文化遗传？元旦前夕，在中国地质大学召开的荆楚文化研讨会上，来自全省各地的荆楚文化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共同探讨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是什么荆楚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省政协主席王生铁指出：千百年来，湖北作为荆楚文化的中心，对灿烂辉煌的荆楚文化的形成作出过突出的贡献，也因此奠定了湖北作为文化大省的重要地位。在21世纪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集中研究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不仅对湖北的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湖北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与时俱进的文化精神、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党的历代领导人对湖北的亲切关怀。这是荆楚文化的重要内涵，有着极其宝贵的现代价值。“荆楚文化现代价值的核心内涵就是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而这种创新精神是促进湖北经济建设与发展的精神动力与源泉。”华中师范大学张正明教授明确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所谓“敢为天下先”就是指在与其他民族、其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想象力，形成自己的优势和特色。他指出荆楚文化的精华——老庄哲学思想与屈骚美学思想就是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典范。如何更好地开发利用荆楚文化王生铁认为：我们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更好地发掘历史文化遗传，继承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牢牢地把握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将荆楚优秀文化与湖北的现代化建设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激励全省人民奋勇前进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省社科院副院长刘玉堂研究员提出了构建以长江三峡、汉江、清江和神农架、武当山、大别山为载体的“三江三山”旅游布局设想。他认为，湖北旅游如果放弃了汉江、楚文化和三国文化就等于丢了一半，而处在湖北西部的清江，有着巴文化、土家族和苗族文化的底蕴。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大别山，将是我省有效地推行红色旅游的一份宝贵的革命文化资源。我省的文化旅游只有将“一江两山”战略调整为“三江三山”战略，才能比较完整地彰显出荆楚文化的内涵，体现出荆楚文化内涵的多样性。省社科院研究员何念龙在发言中再次提出了建立“荆楚文化走廊”的建议。所谓“荆楚文化走廊”是实体性的文化高地。从空间角度来看，它是以汉宜高速公路（另有与之重合的318国道）为主体的公路文化带，以荆州古城为中轴心向武汉和宜昌两个方向动态延伸，在地带上形成“一线贯五珠”（汉宜公路为一线，特大城市武汉，大中城市宜昌、荆州，小城市仙桃、潜江）的文化长廊优势和整合文化效应。从文化特色来看，建成的“荆楚文化走廊”将形成宜昌、荆州、武汉三个发展极点，传统底色有三峡文化（或巴楚文化）——楚文化——汉派文化；现代特色则相应体现于水电文化——复合文化（兼容综合）——光谷文化。“荆楚文化走廊”将成为水文化与陆文化交融、传统性与现代性、开放性与新异性兼具的文化纽带。具有举世瞩目的独特文化亮色。要想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推出具有湖北特色的文化品牌，建立“荆楚文化走廊”刻不容缓。文化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最为密切。湖北经济学院王麓怡副编审提出了从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考量荆楚文化资本，以湖北的文化资本积累带动最具增长潜力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地区资源禀赋优势的文化资本和第三产业作为湖北在中部“崛起”的内生性支撑的思路。荆楚文化同样可为现代城市建设做出贡献。来自荆州市社科联的刘柏芳、谢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充分发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楚文化资源，繁荣发展荆州市文化产业。无独有偶，鄂州市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员熊寿昌也认为，地处熊渠封王台，开发利用楚鄂文化，对于城市建设，对于创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文明卫生城、优秀旅游城具有重大意义。对荆楚文化的最新研究成果原湖北省政协副主席、荆楚文化研究会会长程运铁，荆楚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陈昆满，从倡导茶饮论荆楚茶事，考证了茶与荆楚的不解之缘，指出楚人如茶，我们从湖北茶事发展的历程中，可以显现荆楚的人文精神。如神农氏“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而毫不畏惧，陆羽为探究茶学而千里跋涉等等，体现出楚人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奋斗精神；荆楚茶事烂漫多姿，恰合楚人追新逐奇的艺术情怀；另外，荆楚茶事追求意蕴，恰好反映了楚人平和中庸的哲学理念等等。中国地质大学校长张锦高、中国地质大学自然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朝教授，对荆楚文化和楚文化的形成、楚文化的表现特征与成就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梳理。他们认为，我们今天来讨论和研究荆楚文化和古代文化，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更重要的是要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构建更为辉煌的现代文化。从思想特征来看，荆楚文化比之黄河流域诸文化更富有一种想象、思辨和浪漫的力度。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维武认为，这种思想文化的特殊性，在湖北地区逐渐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心学传统，而湖北文化对于中国哲学发展、对于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开拓所作出的最具特色的贡献，也莫过于这一心学传统。如荆门郭店的楚简，已关注、探讨心性问题。从隋唐至20世纪的千余年间，荆楚大地上更是涌动着一波又一波心学的浪潮；禅宗兴起于黄梅，陆九渊主政于黄安、麻城。。。荆楚文化哲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与取向产生了重大影响。省社科院副研究员刘宝昌在回顾了研究界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所走过的阶段后指出，荆楚文化哲学的诗性艺术的独具一格的审美取向，对现代文学美学世界的构建产生了重大影响。荆楚文化哲学的诗性艺术让中国现代文学具备了逍遥美和对大自然的关注而产生的自然美。华中师范大学姚伟均教授在梳理荆楚的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与节日礼仪在漫长历史中的变迁时指出，社会物质生活的状况也是评价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尺，探讨荆楚的社会生活传统实质上就是从一个新角度来研究荆楚文化，从而真实地重现和构拟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和未来方向。省社科院楚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邵学海的发言“别具一格”。他认为，作为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荆楚文化，经上世纪上半叶的发现和下半叶的开掘，已引起海内外瞩目，并在众多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掌握正确历史方法，以客观真实的材料以及严谨的态度为基础，才能更好地进行历史应用。狭隘的观念和实用主义，不利于开发楚文化的现代价值。此外，已知的阐释楚文化现代价值的研究成果，多限于精神层面，它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但过程是缓慢长期的，方式是潜默移化的，效果是模糊的。我们开掘楚文化的现代价值，不能企图毕其功于一役。在继承优秀文化遗传时，我们也应正视历史的教训以及所谓糟粕所具有的警荆楚简帛与荆楚文化罗运环荆楚简帛的研究已形成国际性学术热潮，这除了楚简不断有新的发现之外，更重要的是荆楚简帛内涵丰厚，吸引力强。我国简帛的出土主要集中在荆楚和西北两大地域，在荆楚和西北两大地域中又以荆楚居多。早在南齐时代，荆楚北部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就有一座被盗的古墓出土竹简书，经鉴定，认为正是《周礼》所缺佚部分的《考工记》。20世纪40年代初，在湖南长沙出土了著名的楚帛书。从50年代起荆楚简帛不断地出土面世，共计有50余批。其中自70年代以来，马王堆汉简帛书、睡虎地秦简、包山楚简、郭店楚简、张家山汉简、走马楼三国吴简、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竹书、里耶秦简等大宗简帛出土和发现，不断给学术界带来惊喜。荆楚简帛大都出于墓葬和古井，书籍、文书各具特色，种类甚多，内容丰富。荦荦大者，有如下数端。道家思想是荆楚文化的一大特色。荆楚简帛所出《老子》就有郭店楚简本和马王堆帛书本。竹简《老子》属于选本，抄写于战国中期，是所见最早的本子，与今传本相比，没有关于“道”的理论，以及“小国寡民”理想社会的阐述，没有“绝仁弃义”、“绝圣弃智”等与儒家主要学说相抵牾的内容，偏重于实用，当为楚国官方的一种传习读本。马王堆帛书《老子》有甲、乙本，分别抄写于刘邦称帝前和称帝后，除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今本不同外，内容结构基本一致，能解决今本章节、字句的许多争议，是所见最早的全本《老子》。道家著作还有郭店楚简本《太一生水》和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简《恒先》篇，这是两篇荆楚传习的十分珍贵的先秦道家佚籍，分别阐述道家的宇宙生成论及道家虚静理论和天地起源问题。道家在战国中后期分为黄老学派和庄子一派，黄老学派在战国时代影响颇大，因其著作失传而导致后世知之甚少。马王堆帛书《黄帝内经》的发现，使世人获得了重新认识黄老学派的机会。儒学一直是荆楚文化重要的内涵。春秋时楚人就有传习《诗》、《书》、《礼》、《乐》的传统，楚庄王的臣下申叔时就是著名的儒学家。在讨论楚太子教育问题时，他提出了善、德、忠、信、节、义、礼、孝、仁、文、武、罚、赏（《国语·楚语》），其核心内容是“耸善而抑恶”，追求“心”之“善”，开后世思孟学派心性学和“性情”论的先河，成为荆楚传习儒家学说的一大特色。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竹书中的《缁衣》（各一篇）、《性情论》（《性自命出》）、《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穷达以时》、《六德》、《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子羔》、《民之父母》、《武王践作》等篇都不同程度体现出儒家思孟学派的心性学说和民本思想。荆楚是一个擅长诗赋的地域。早在春秋时代，楚国就提倡诗教，贵族士大夫多擅长四言诗，常以《诗》中章句作为外交和人际交际的一种表情达意的方式。战国时代楚辞在荆楚崛起，出现了以屈原、宋玉为首的作家群体，创造了灿烂的楚辞楚赋作品，对荆楚文化以至整个中华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上海博物馆馆藏战国楚竹书就有诗、赋、音乐方面的简文。《诗论》是儒家文学评论性质的论文佚篇。楚简中除《诗论》所见《诗经》诗篇外，还新发现了6篇佚诗，十分珍贵。《诗乐》（或称《曲目》）有7支简，记40种诗的篇名和演奏、吟唱诗曲诗词的音高，写在一篇或一组（数篇）篇名前，由宫、商、征、羽4个音阶与穆、和等九个变化音调组合而成，如宫音有宫穆、宫群、宫汗、宫祝。楚地流传的这种诗曲的调名来源尚难考究。马王堆出土帛书《春秋事语》和《战国纵横家书》是史书的重要发现。《春秋事语》以“记言”为主，可能是《国语》的一种不同本子。《战国纵横家书》27篇，有16篇属久已失传的佚篇，是战国史的新资料，《战国策》、《史记》关于苏秦时代的错误，由此得到纠正，此书被称之为“司马迁所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竹书中还有一部战国楚文字字书，是楚地传习的，也是我国所见最早的字书。在战国汉初的荆楚简帛中，有关天文、历法、占卜的数术书籍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20世纪40年代初在长沙出土的战国时代的楚帛书，讲一年十二个月的宜忌，属于“月讳”一类的历忌数术书，其所配的图，应是所见楚国最早的一种“式”（数术家用以占验时日的一种工具）或“图式”。江陵九店战国楚简《日书》，是目前发现的最早选择时日吉凶的数术书。云梦睡虎地（M11）秦简《日书》，也分甲乙两种，内容更为丰富。马王堆帛书的数术书超过半数，《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主要以星象云气占行师用兵，与天文关系最为密切。其中30幅彗星图是世界天文学史上最早对彗星所作的精确观测和准确描绘。两种《阴阳五行》和三种《刑德》更是令人关注的数术书。江陵周家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均发现有历谱。前者为秦始皇三十四、三十六、三十七年及秦二世元年的历谱；后者为汉高祖五年至吕后二年间历谱。这些历谱或存全年日干支，或存各月朔日干支，是研究秦汉时期历法演变过程的珍贵资料。湘西龙山里耶（J1）秦简中的木牍乘法口诀表，是讫今我国最早的乘法口诀表、算术史上的珍贵实物。张家山汉简《算数书》是早于《九章算术》的一部数学著作，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数学发展水平，书中保留了一些不见于《九章算术》的数学史资料，弥足珍贵，在数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湘西张家界市（原大庸市）古人堤遗址也出土了东汉简牍乘法表。在简帛中，法律文书是一项大宗内容。包山楚简涉及法律文书，分有篇题和无篇题两种，《集著》、《集著言》、《受期》、《疋狱》四篇是有篇题的。无篇题的一类是诉讼记录和摘要；另一类是各地汇总上报案件的简要记录。包山楚简的法律文书，属于战国中期楚国司法活动的档案资料，是研究楚国法律的宝贵资料。云梦睡虎地（M11）秦简以发现秦律而著称于世。《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等六篇，涉及到刑法、诉讼法、民法、军法、行政法、经济法诸方面，在中国法制史乃至世界法制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云梦龙岗（M6）秦简，是继云梦睡虎地秦简之后又一次秦朝法律文书的重要发现。江陵王家台（M15）秦简《效律》的内容与云梦睡虎地（M11）秦简大致相同。张家山（M247）汉简也以发现汉律而闻名。其中《二年律令》是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颁布的法令，涉及律名多达20余种，部分律名与云梦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相同，包含了汉律主体《盗律》、《贼律》的内容。总之，荆楚简帛本身就是荆楚文化的一道靓丽景观。我国自20世纪初以来，出土简牍总计34万余枚，而荆楚一地的简牍就占半数以上，多达18万余枚，两次帛书大发现也均出自荆楚。战国楚简帛、秦简、西汉前期简帛、三国吴简以及西晋简牍，这五个时段的简帛，均以其独特的丰富内涵，不断地形成诸多国际性学术热点，促进了我国学术文化的繁荣和发展。示与劝戒作用。
荆楚文化的八大特点荆楚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经济文化开发价值。荆楚文化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其内涵可概括为八大系列：1、炎帝神农文化。湖北随州、谷城和神农架是炎帝神农的主要活动区域，有许多民间传说和文化遗址。在这里，炎帝神农遍尝百草，为民治病，发明农业，教民耕种，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标志着中华文明从渔猎时代向农耕时代过渡。掘《长江开发报》1996年4月10日四版，裴高才同志题为《盘龙考古新发现，“商代”过大别崇山峻岭，我国兴建古城的历史重新改写》文章介绍，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教授20年来潜心研究整理盘龙城遗址及其文物史料得出结论：被誉为中国南方第一古城的商代盘龙城遗址，最近有新发现，该城的兴废历经近300年，它将我国兴建古城的历史从春秋战国提前到商代。“……将武汉城市历史向前推进了两千年。……改写了‘商代文化不过大别山’的历史……”。文章说，盘龙城于1954年防汛时发现，于70年代大规模发掘，迄今共发掘文物二千余件，其中大铜鼎、大铜、大玉戈等数十件文物为罕世珍品，属当今中华古文物之最。……令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叹为观止。中外专家们称，盘龙城系我国迄今发现最大最早，保护最完好的商代古城，是古代南方的文化瑰宝，是江汉大地的一座文物宝库，是“研究中国古城不可多得的标本。”文章说，盘龙城遗址东西长二千一百米，南北宽一千八百米，中心面积一百一十万平方米。拥有古城址、古宫殿、古城墙、古作坊、古墓葬等八大古迹景观……在已发掘的两座宫殿中，一座设有四室，周围是回廊的宫室，另一座布局为一大空间厅堂。两座宫殿为前朝后寝格局，系当时祭祀、册命、听政、出师、盟会等举行国家大事的地方，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同时，四周作坊林立、酿酒、制陶、冶炼业十分发达，系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据考古研究所近期鉴定，盘龙城兴建于商代二里岗期，荒废于殷墟一期，历经时间在二百五十至三百年之间。盘龙古城遗址与武汉市城区仅一河之隔。……为古代河流滠水、汉水注入长江的交汇地带！《长江开发报》的上述报道，无疑是“汉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这一命题的最新支持论据。一、它有力地证明了我国兴建古城的历史是在汉水之畔开的先河，打破了史学界关于“兴建古城于春秋战国”的统一认识。二、“属当今中华古文物之最”的、代表汉水文化的数十件文物是从汉水之滨出土的；在商代汉水流域就有了“我国迄今发现最大、最早的”古城。三、从它改写了“商代文化不过大别山”的历史，把中国兴建古城的历史由春秋战国时期提早到商朝时期这一史实上看，正召示出了“商代文化过了大别山”，还是“汉江文化影响、造就了商代文化”这一新的急待重写的中华文明起源学说课题。《湖北日报》1996年5月31日第七版报道：“荆州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海内外学者近三百人来荆州研究楚文化的冶金、纺织、文学、美术、音乐、舞蹈等。专家们认为，楚文化成就包括铜铁冶炼与铸造技术，磨漆彩绘工艺，丝绸加工技术，道家哲学，楚辞散文和音乐舞蹈，在当时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英国大英博物馆馆长罗森夫人说，“楚文化代表了中华民族强烈的生命力。（汉江流域的）楚文化所创造的物质文明更令人叫绝：世界上第一块可锻铸铁；世界上第一块每平方厘米纺织170根丝的高密度绢；世界上第一件脱胎彩绘漆器；世界上第一架可连续发射20箭的弩，世界上第一张可折叠的大床……楚文化的精髓不仅熔铸于楚人后代的心底，而且成为中华民族所共有财富。”2、楚国历史文化。湖北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和强国之一，在8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楚国独步一时的青铜铸造工艺、领袖群伦的丝织刺绣工艺、巧夺天工的漆器制造工艺、义理精深的哲学、汪洋恣肆的散文、惊采绝艳的辞赋、五音繁会的音乐、翘袖折腰的舞蹈、恢诡谲怪的美术，都是十分宝贵的文化富矿。3、秦汉三国文化。秦汉时期的湖北地区是当时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云梦古泽、睡虎地和龙岗秦简、张家山汉简、汉明妃王昭君、汉光武帝刘秀、文学家王逸等都是重要的文化资源。湖北境内还是魏、蜀、吴三国犬牙交错、激烈争夺的“四战之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联合与斗争波谲云诡，惊心动魄，古隆中、赤壁、乌林、长坂坡等著名文化景区是三国文化的重要载体。4、清江巴土文化。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热情、质朴、勤劳、善良、勇敢，代表了土家人优良的民族素质。其婚丧习俗、歌舞曲艺、饮食服饰、建筑交通等构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鲜明特色。同时，以恩施自治州和长阳、五峰两个自治县为主体的湖北民族地区也是巴土文化的富集之地，这里山川秀美，物产丰富，是发展湖北特色经济的重要地区。5、名山古寺文化。湖北的名山古寺众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名山古寺文化资源。武当山是道教名山，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武当文化。此外，荆山、大别山、大洪山、齐岳山、九宫山和黄梅五祖寺、当阳玉泉寺、来凤仙佛寺、汉阳归元寺、武昌宝通寺以及荆州天星观、武昌长春观等众多的名山古寺以及钟祥明显陵等名胜古迹，都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独特的文化内涵。6、长江三峡文化。长江三峡是中国最壮观的峡谷，也是世界最著名的峡谷之一，还是举世闻名的水电能源基地和地球上最大的人工湖。随着三峡枢纽工程的蓄水发电和胜利竣工，其举世雄奇的自然风光、色彩斑斓的人文景观、神秘浪漫的神话传说和峡江两岸奇特的风土民俗，形成了具有浓厚峡江色彩的文化流派，构成了三峡文化的鲜明特色。7、江城武汉文化。武汉地处两江交汇之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早在商周时期就是南方连接中原的战略据点。以商代盘龙城为标志，3500多年的建城史使武汉积淀了底蕴丰厚的文化。明清以后，武汉逐步发展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近现代以来更成为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和重要工业基地之一。在现代史上，武汉曾一度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作为华中地区的特大城市和区域经济中心，江城武汉文化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8、现代革命文化。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在清王朝的统治腹心打响第一枪，一举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帝制，湖北的革命党人和仁人志士功不可没。以辛亥武昌首义为标志，形成了湖北和武汉近现代史上波澜壮阔的革命文化内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董必武、陈潭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武汉创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武汉曾经是大革命的中心。“二七”大罢工、武昌农讲所、“八七”会议、黄麻起义、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八路军办事处、武汉保卫战、新四军五师司令部、中原突围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等一系列的革命活动、革命事迹、革命遗址等，构成了湖北近现代革命文化的主要内容，是极其宝贵的革命文化资源。荆楚文化这八大文化系列具有超越时空的强大穿透力和影响力，是我们建设先进文化、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重要基础。湖北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古代楚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角度审视荆楚文化的发展轨迹，还可以进一步发现它在以下五个方面具有创新特质，是当今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精神遗产。一是“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二是“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三是“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四是“深固难徙”的爱国精神；五是“止戈为武”的和合精神。荆楚文化的这些创新特质，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优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具体展现，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源。
1．《楚同各诸侯国关系的古文字资料简述》（合写），长沙：《求索》，1983年6期。2．《〈史记·楚世家〉怀王十一年史事考证》，《楚史论丛·初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3．《楚国后妃考》，武汉：《江汉论坛》，1985年3期。4．《论楚国家的形成》，武汉：《江汉论坛》，1986年7期。——《中国史学年鉴（1987年）摘录主要论点。5．《古文字所见楚同各诸侯国关系》（合写），《湖北省考古学会论文集》，武汉大学学报专辑，1987年。6．《论楚国金文月肉舟及之止出的演变规律》，武汉：《江汉考古》，1989年2期。7．《论楚国的客卿制度》，《武汉大学学报》，1990年3期。8．《古文字资料所见楚国官制研究》，四省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二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9．《论包山简中的楚国州制》，武汉：《江汉考古》，1991年第3期。10．《战国农家学派与神农及神农故里》，《炎帝与炎帝文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11．《论乖伯簋的年代及国别》（合写），四省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三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12．《论楚玺及其它》，武汉：《江汉考古》，1994年4期。13．《楚钱三考》，武汉：《江汉考古》，1995年3期。——北京：《中国钱币》1998年第2期专门摘录了主要内容。14．《论楚国的太子制度》，《先秦史及巴蜀文化论集》，天津：历史教学社，1995年。15．《楚国历史文化新资料的不断发现与研究》，《国际长江文化研讨会—长江文化论集》（第一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16．《楚金币“称”字新考》，《于省吾教授诞辰纪念文集》，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17．《蚁鼻钱发微》（合写），北京：《中国钱币》，1997年1期。18．《谈蒲圻旅游业的市场定位问题》（合写），《蒲圻三国赤壁论文集》，四川：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19．《中国地域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人文论丛》（1998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20．《论楚玺及其它》，《容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古文字研究专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21．《漫谈楚公逆钟》，武汉：《武汉春秋》，1998年5期。22．《收藏古币：想发财不容易》，北京：《法制日报》，1998年11月17日。23．《嘉鱼所出楚公逆钟新论》，《吉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十五周年纪念文集》，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12月。24．《郭店楚简的年代、用途及意义》，武汉：《湖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25．《论郭店一号楚墓所出漆耳杯文及墓主和竹简的年代》，北京：《考古》，2000年第1期。26．《郭店楚简有关君臣论述的研究——兼论〈语丛四〉的问题》，《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99’武汉）论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27．《楚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影响》，北京：《光明日报》，2000年6月2日。28．《甲骨文“山”“火”辨》，《古文字研究》（第20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3月版。29．《论楚文字的演变规律》，《古文字研究》（第22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7月版。30．《楚国的太子制度研究》，武汉：《江汉论坛》，2000年第7期。31．《论振兴鄂菜》，《人文论丛》（2000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32．《荆楚文化的发展历程》，光明日报，2002年5月21日。33．《邑字考辨》，《古文字研究》第24辑，中华书局2002。34．《论失传已久的垂露篆》，台湾《海峡两岸中国文字学研计会论文集》万卷楼2002。35．《论涂山文化的历史地位》，中国先秦史学会论文丛书之五：《蚌埠涂山华夏文明》，黄山书社2002，12。36．《论荆楚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精神》，《武汉大学学报》2003。37．《荆楚简帛与荆楚文化》，《光明日报》2004年6月29日。38．《熊绎丹阳的地望》，《南漳文史》（第七辑），2004，12。39．《西周楚国落後说相关史料辨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楚文化研究会：《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六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6。40．《释包山楚简或吾邑三字及相关制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研究2002、200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6。41. 《包山楚简贷金简研究》，《武汉金融》2005年第10期。42. 《论谭戒甫先生治墨学之道》，《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年6期。43. 《金文简牍中的汉水与楚国》，《江汉论坛》，2006年第4期。44. 《屈原与齐楚关系研究》，《第六届齐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2月。45. 《楚地出土简牍与荆楚文化》，《史海侦迹—庆祝孟世凯先生70岁文集》，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6年3月。46. 《睡虎地秦简所见秦国秦代的货币研究》，《武汉金融》2006年第10期。47. 《论先秦两汉时期的荆楚巫术文化》，《鄂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48. 《荆楚所出陶拍原始文字破译》，《人文文化论丛（2005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49. 《惊世的发现——楚国简帛》，《世纪行》月刊，2007年第11期。50. 《〈尚书〉“伪篇”〈伊训〉新探——马王堆帛书〈易传〉读后》，朱凤瀚、赵伯雄编《仰止集——王玉哲先生纪念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51. 《楚王酓章镈铭文疏证》，《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年第4期。52. 《楚芋尹无宇“人有十等”新解》，《鄂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53. 《〈华阳国志〉所见巴蜀与荆楚边缘文化研究》，《巴蜀文化研究集刊》（第四卷），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8年3月。54. 《葛陵楚简寻郢考》，《古文字研究》第27辑，中华书局，2008年。55. 《论鄂君子晳之鄂》，《鄂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56. 《东汉曹喜垂露篆考论》，《中国文字博物馆》，2009年第2期。57. 《楚简字体分类研究》，载《全国楚简帛书法艺术研讨会暨作品展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
楚文化，也是先秦时代一种历史悠久的区域文化，在其早期，还是一种古老的民族文化(早 期的秦文化也是如此)。楚文化，从时间上说，是随着南方的诸侯大国——楚国的发展而成 熟起来的。从空间上说，又是随着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疆域的不断拓展而向广大的地区扩散的。像秦文化一样，楚文化也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它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情调和神话色彩，崇尚 自由，富有激情，善于想像，善歌好舞，但也信鬼好祠，重神厚巫，原始文化的味道甚浓。 楚文化的诞生和大发展是在江汉地区，这里属于长江中游。春秋时期，楚国曾有志北进，但遇到将它视为蛮夷的北方强国晋、齐的有力遏制。楚国因而改以东进与南拓作为战略目标。 到战国初年，楚国向东扩展的势头很猛，基本占有了长江下游地区，其北界已接近黄河，东部属于吴越文化区的吴、越故地已归其所有。同一时期，其南界也达到或越过了南岭。 然而，楚国又遭到来自西方大国秦国的严重威胁。到楚怀王(前328—前299)的后期 ，楚国在秦国的外交欺诈和军事进犯中，丢失了西北边境的土地。后来，形势益发恶化，楚 国的都城郢(今湖北荆州市)也失守了。在战国后期，楚国的西界一再东移，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移到了长江下游地区。与此同时，也发生了楚文化重心的东移。这一变动从历史记载中很容易看出来。一方面，楚国的都城先由郢迁到陈(今河南淮阳)，再 迁钜阳(一说在今安徽阜阳北，或说距陈不远)，又迁到寿春(今安徽寿县)。楚国的政治中心已移到长江下游地区。与此同时，楚于前[44]1年灭莒，前306年灭越，前256年灭鲁，势力推 进到东部沿海地区。楚国的贵族黄歇(春申君)的采邑位于大海之滨的江东，楚国的东境到达徐泗邹鲁一线，这里的居民都开始自称为楚人了。后来，西汉初年，刘邦改封齐王韩信为楚 王，其所持理由是“齐王韩信习楚风俗”�[1]，韩信，是淮阴(今江苏清江 市西南)人，他所封的楚国都于下邳(治所在今江苏睢宁西北)，可见，早在战国后期，所谓 “楚”的地域概念，重点已不是江汉一带，而是濒临大海的江淮之间了。 综观战国后期天下大势的发展，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一“武”一“文”的两个东进，前者是秦军东向的凌厉的军事攻势，后者是楚文化的东渐，其影响从长江中游扩大到东部沿海地区 。仅仅数十年时间，东部近海的邹鲁吴越一线，已是楚文化的天下了，从此以后，以“楚” 的标志冠于这一带的一切，似乎并没有遭致当地居民的严重反感和强烈抵抗。 秦汉之间最显赫的人物项羽、刘邦，都表现了鲜明的楚文化色彩。对于项羽来说，自有其原因，他的祖父项燕是楚国名将，因而对故国念念不忘；而刘邦所居的徐泗地区，原本离在江 汉平原的楚国中心地甚远，但到战国中后期，楚国的势力已达邹鲁境内，这一带很快“楚化 ”。刘邦好楚声、楚舞、楚衣，信口吟出的也是很地道的楚辞，可以称得上一个楚文化迷。 据载，“沛人语初发声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后以为常”�[2]。由此可见，徐、泗一带在语言上也受到楚语的影响，而原非 “楚人”的刘邦，对此十分欣然，并热心加以推广。 楚汉之间，民间多乐楚声。对此，鲁迅认为：“盖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势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3]以此来解释楚文化 的高扬，固合情理，但又必须看到，楚文化在东部滨海地区的长期浸染，早已取得显著的效果，乃是“楚声”大张更深层次的原因。反秦斗争初起之地是在“楚”，陈胜定国号为“楚 ”并以“张楚”作为政治纲领。秦二世也称陈胜等是“楚戍卒”�[4]。项羽 自称“西楚霸王”，他的政治旗帜依然是“楚”。刘邦继承陈胜等所开创的事业，他又曾受西楚霸王项羽之封。虽然他后来打败了项羽，但他并不以“楚”为讳。[1]《史记·高祖本纪》。 [2]《史记·高祖本纪》《集解》引《风俗通义》。 [3]《汉文学史纲》，《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85页。 [4]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楚国(地)文学源远流长。作为最早的文学形式枣神话，则在楚国(地)流传最广，影响最深。《庄子》、《楚辞》、《山海经》、《淮南子》等书中，都保留了不少有价值的神话和传说，成为楚文学产生的鼻祖。如“女娲化生万物”、“抟黄土作人”、“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等神话传说中，女娲、夸父、后羿等是神力无穷、饱满生动的非人亦人形象，反映了楚先民丰富的想象力和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在楚先民的精神生活中，无论是天神地祗或人鬼，都是那么有血有肉、奇谲瑰丽，富有艺术魅力，无疑的，这为后来楚人文学创作奠定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基础。 春秋时期，楚国文学创作的突出成就是诗歌。见于文献记载，楚国诗歌虽不算多，成书于春秋时代的《诗经》，其中虽无“楚风”，但《周南》、《召南》是为南方民歌，《汉广》等篇则又实为江汉流域之作。《候人歌》虽为一句，但“兮”、“猗”语助词的运用，已具楚地民歌的语言特色，对后来楚辞的创作，显然有直接的影响。散见于其他典籍，也还有不少楚国(地)民歌。如《说苑》记载的《楚人诵子文歌》、《楚人为诸御己歌》、《越人歌》，《新序》记载的《徐人歌》，《吴越春秋》记载的《弹歌》、《河上歌》、《申包胥歌》、《渔父歌》，《论语·微子》记载的《接舆歌》，《孟子·离娄》记载的《孺子歌》，以及《史记·滑稽列传》记载的《优孟歌》等，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楚国(地)诗歌的成就。 战国时期，楚国文学成就辉煌，主要表现在散文与诗歌。由于散文以《庄子》为代表，诗歌以屈原《离骚》及其他作品为代表，故两家合称“庄骚”。 庄子作为一位博学的哲学家，不仅哲学、政治思想丰富多彩，而且文学艺术思想也很突出，甚至涉及到关于文学艺术的创作规律。《庄子》一书，千奇百怪，“寓言十九”，变幻瑰玮，叙事以明理。如为了说明凡事顺其自然，追求“素朴而民性得”的“至德之世”，在《马蹄》篇中以马为例，说马以蹄践霜踏雪，举足能奔跑跳跃，这是马的本性。伯乐则力加驯化，削蹄烧烙，使马惨遭祸患，死亡大半，这样“残生损性”，就是破坏了事物的本性，也就不是“至德之世”。以寓言喻理，逸趣横生，耐人寻味。寓言既为喻理，所以它与譬喻手法是紧密相联的。《庄子》一书，处处设譬，与寓言相映成趣，构成全书一大特色。如在《应帝王》中以“浑沌”喻纯真的万民，以“凿窍”喻扰民的政举。 《庄子》不仅是一部哲学著作，也同时是一部有鲜明特色的散文著作。它思想奔放，文笔变化多端，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对后世文学影响很大。 楚国的诗歌源远流长，至战国中后期，大诗人屈原(图1，明代陈洪绶木刻《屈原》)在楚国诗歌的基础上，与哲学思想一样，融南北夷夏之交，创造出一种新的骚体诗歌----楚辞。“楚辞”一名，秦汉间已出现，至刘向收屈原及其后学宋玉等人的作品，编辑成集，从此，《楚辞》就成为楚国诗歌总集的名称(图2，《楚辞》及研究著作)。由于《楚辞》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宋人黄伯思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 楚辞是地方色彩最为鲜明的楚文学代表作，黄伯思对它的界说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它的外部特色，比较明确地突出了它的形式特点，故向来被视为解说“楚辞”得名及其特征的经典之论。楚文学作品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这一特征。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品，全诗2400多字，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抒情诗。全诗洋溢着诗人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奉献精神、真挚执着的念祖爱国忠君恋乡的爱国主义感情，也表现了不畏邪恶势力、刚正不阿的高尚品格。《离骚》在艺术上也具有独特的风格，主要表现在采用夸张手法与比兴手法，是积极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高度结合的杰作。由于它开创了楚辞创作的新途径，奠定了楚辞的历史地位，故后人称楚辞为“骚”，称屈原诗歌为“屈骚”。 宋玉是战国时楚国著名文学家。宋玉出身低微，仕途失意，曾师事屈原，通晓音律，雅好辞章，具有很高的文学才能。宋玉赋16篇，多已亡佚。现存《九辩》《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等诸篇。《九辩》，是一首自叙性的长篇抒情诗。该诗情景交融，意境深化，情感凄凉。句法灵活自由，字数增加，加强了诗歌的节奏感。宋玉是屈原艺术的优秀继承者，在赋的发展史上具有首创地位。 唐勒、景差是与宋玉同时以赋见称于战国晚期楚国文坛的作家，但两人的作品都未能流传下来。1972年，在出土简文中，出现了唐勒的赋作残篇，因而使人得以大致了解唐勒的创作情况和文学地位。 荀子不仅是一位大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文学家。《荀子》一书论理透彻，层次清晰，行文精炼，辞采缤纷，论点明确，每篇都是深刻有力的论说文。但作为一位文学家，其真正具有文学性质的作品则是《成相篇》和《赋篇》。《成相篇》是运用通俗文学形式来表达作者的政治见解的作品，表明作者已注重汲取民间文学的营养，借助民间喜闻乐见的曲调来传播政治主张，在文学创作上作出了有益的尝试。《赋篇》则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以“赋”名篇的作品，成为后世赋体的直接源头。荀子在楚国从事写作，无疑广泛地吸收楚国民歌的养料，这是荀子文学创作的一大特色。 楚文学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先秦时期中国文学创作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在文艺思想、创作精神、表现手法、体裁形式、修辞技巧等各方面都对后世文学创作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先秦时代，楚国历经八百余年的发展，由僻处丹阳一隅，到拥有 中国半壁河山；从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到问鼎中原，饮马黄河，不断 地发展壮大，成为“天下强国”。此间，楚国不仅位列“春秋五霸”、 “战国七雄”，而且创造了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楚文化。秦灭楚后， 海内一统，而楚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则流传至今。 屈原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 一个民族不仅要有自己的民族精神，而且还要有体现本民族精神 的典范。楚国的屈原就是这样一位跨越时空、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典 范。 屈原见闻广博，“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为人“正道直行，竭 忠尽智以事其君”，在受怀王重用期间，努力实行其“美政”理想。 他主张以法治国，“举贤才而授能”，并从制订“宪令”入手改革内 政。在外交上，则竭力主张改传统的联秦政策为联齐抗秦政策。这两 方面的改革虽符合历史实际，有利于楚国的发展，但触动了一些权贵 以及秦国的利害关系。内外反对势力因此互相勾结排挤诬陷屈原，怀 王不能明察，怒而疏远屈原。顷襄王即位后，又偏听“短屈原”的话， 将屈原放逐江南。但屈原并不因被放逐而改变“前志”，而是时刻 “眷顾楚国”，为表达其“存君兴国”（《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之意，以辞赋进谏。他痛恨那些祸国殃民的奸佞党人，同情人民的疾 苦，敬仰人民的英雄，特在《九歌》中作《国殇》一章，热情歌颂那 些为国捐躯的将士。在极度的抑郁苦闷中，他多次产生“远游以自疏” 的念头，但或以“览民尤（灾难）以自镇”（《九章·抽思》）；或 因“怀乎旧宇”，终于没有离开自己的父母之邦，直至以身殉国为止。 正是这种执著的爱国情怀，似“受命不迁”，“深固难徙，更壹志兮” （《九章·橘颂》）的“后皇佳树”，构成了屈原精神的特色。 千百年来，历史选择了屈原这个实有的历史人物，充当体现中华 民族的精神的典范。历代帝王着眼于屈原“竭忠诚而事君”（《九章 ·惜诵》）：唐代昭宗特地追封屈原为昭灵侯，宋代神宗等封屈原为 “忠洁侯”、“清烈公”，元朝仁宗封屈原为“忠节烈公”（《旧唐 书》、《宋史》、《元史》），等等。一些文人学者多从儒家角度， 引经据典评论屈原精神及其作品，汉代刘安首次把屈作楚辞同《诗经》 的《国风》、《小雅》相提并论，并对屈原忠廉正直、出污泥而不染 的操行予以高度评价：“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离骚 序》引）。宋代晁补之认为：屈原爱君，“被谗且死而不忍去”，其 行其辞，“实羽翼六经于其将残之时”，可与儒圣同等。故他说： “原之敬王，何异孟子？”（《鸡肋集》朱熹认为：屈原“乃千载而 一人”，其“忠君爱国之诚心”，不辨自显；其书可以发“天性民彝 之善”，“而增夫三纲五典（常）之重”（《楚辞集注》）。皆意欲 将屈原纳入正统的儒家范畴。而人民则因屈原的爱国精神和所受到的 不公正待遇深切地寄予哀思，不仅在他的故里秭归和投水的汨罗江畔 修建了屈原庙、屈子（原）祠和屈原墓，而且还以端阳节吃粽子和赛 龙舟的形式来纪念他。 屈原及屈原精神，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甚至于不同的国 度，都具有强烈的感染力。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所倡议纪念的 “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中就有屈原。诚如毛泽东所言：“（屈原）不 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 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 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费德林回忆录： 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 屈宋辞赋与中国文学 先秦时代，随着（《诗经》）热的衰落，以楚辞楚赋为代表的文 学崛起于楚国，并将我国诗歌创作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高峰。所谓 “自风雅（指《诗经》）寝声，莫或抽绪（继承），奇文郁起，其 《离骚》（代指楚辞楚赋）哉！”（《文心雕龙·辨骚》）即指此而 言。与此相应，涌现了以屈原为首，包括宋玉、唐勒、景差在内的楚 辞、楚赋的作家群体。其中，屈原以楚辞著称，宋玉等人皆效法屈原 而以楚赋见长。而水平最高、作品最多者，首推屈原，次为宋玉，故 后世或以“屈宋”并称。 楚辞作为一种文体，在民歌体式的基础上，开拓了宏大的篇体和 错落有致的句式。摆脱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句式的束缚，节奏韵 律富于变化，表情达意更为深刻而委婉。屈原利用自己所创的这一文 体，“发愤以抒情”（《九章·惜诵》），充分地展现自己的内心世 界，把执著的人生追求与爱国主义思想融为一体。故“其称文小而其 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还采 用一系列的艺术手法，尤其是把当时流传的巫文化引入辞章，神游幻 境，驰骋想象，开创了以现实为基础、充满积极浪漫主义特色的新文 学天地，从而成为当世及后世文学艺术的典范。 《楚辞》同《诗经》一样，是我国文学两大源泉之一。历代文人 学者几乎没有不读《楚辞》，没有不受屈作楚辞影响的。他们追慕屈 原，摹拟屈作楚辞，宋玉、景差开其端绪，入西汉而形成热潮。汉代 摹拟屈作楚辞的作品甚多，王逸《楚辞章句》所见11篇，如郑振铎先 生所言，“不过百中取一而已”。汉代以后仿屈作者较多，唐代柳宗 元“为骚文（楚辞）数十篇”（《旧唐书·韩愈等传》）；清初王夫 之还将自己的仿屈作《九昭》收入其所撰《楚辞通释》一书中，尤为 典型。屈作楚辞真可谓“其衣被辞人，非一代也”（《文心雕龙·辨 骚》）。至于“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诗 经》）以上”（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吸引中国乃至世界上一代又一代的学者研究楚辞，是屈作楚辞的 一种深远影响。对楚辞的整理研究当始于宋玉，在汉代、宋代、明清 以及20世纪，都分别形成研究热潮。20世纪的楚辞研究不仅专著多， 单篇论文更多；涉及多种学科，影响更加广泛。此外，楚辞对其他诗 文、戏曲等等也影响至深。 《楚辞》在汉文化圈内影响也很深广，它在唐代传入日本，对日 本文化产生过巨大影响。此外，还被译为多种外语版本流传欧美及俄 罗斯诸国。 楚赋与楚辞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文体。楚赋虽“拓宇于楚 辞”（《文心雕龙·诠赋》），但它是在与楚辞完全不同的创作环境 中形成的。宋玉、唐勒、景差等人，本来“好辞”，但因在襄王身边 奉命而作，受宫廷御用性质所决定，结果不是以楚辞见长，“而以赋 见称”（《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故司马迁将“辞”与“赋”明 确区分开来。但后世学者往往将二者混为一谈，导致了对楚赋的忽略。 楚赋是一种问答对话的方式，铺陈其事，极声貌以穷文，韵散结 合的文体。屈原的《卜居》、《渔父》发其端，宋玉的《风赋》、 《钓赋》，始标赋名，“与诗划境”（《文心雕龙·诠赋》），而宋 玉的《高唐赋》、《神女赋》是赋的成熟之作，其写法开汉赋名篇 《子虚》、《上林》诸赋的先河，对汉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宋玉的楚赋诸篇及其楚辞佳作《九辨》，借助《楚辞》、《文 选》、《古文苑》，得以广泛流传，影响后世。李白“屈宋长逝，无 堪与言”、杜甫“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的诗句，分别 表达了一些文人对屈原、宋玉的仰慕。他们的作品至今仍受到人们的 喜爱。总之，屈宋辞赋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文 化韵味，感染国人，影响世界。 楚人的巫、道与中国的哲学和宗教 楚人的巫、道，是指先秦楚国的巫文化和道家学说。巫以楚为盛， 道家学说是楚文化的特色内容，已为共识。这二者在中国哲学和宗教 的发展过程中都发生过深刻的影响。 楚人的巫文化可上溯到远古时代的楚先祝融。祝融为帝喾高辛的 “火正”，主“司天”，因功显名，故后世楚君多具有巫文化的传统。 熊绎、平王、怀王等，是“巫祝之道”的比较突出的信奉者，而著名 的巫学大师则是被称为“国宝”的楚臣观射父。 就其内涵而言，楚国的巫文化包括多神崇拜、各种巫术、飞升成 仙等等内容。它不仅渗透到楚国文学艺术等诸多层面，而且对后世宗 教信仰影响深刻。如：先秦时代，唯有楚人以东皇太一为至上神。马 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画《太一出行图》，太一在诸神中处于主神地 位；汉武帝重祭祀亦以太一神为至上神，显然继承了先秦楚人奉太一 为至上神的传统。神仙观念是道教的基本观念，得道成仙是道教的终 极追求。先秦时代的神仙观有两大系统，燕齐方士刻意于海上求取仙 药，楚地则重在借助灵物飞升成仙。楚地这种神仙观及其各种巫术， 都是后世道教神仙观和道教法术的重要来源。 道家学说，渊源于晚商时代的楚君鬻熊，而代表成熟的道家哲学 思想的则是春秋晚期的老子和文子。文子是老子的学生，楚平王的大 臣，他的思想对楚国朝政产生过影响。入战国中期以后，道家分化为 两大派系：即老庄学派和黄老学派。老庄学派以庄子为代表，黄老学 派，主要有�冠子、环渊等人。 道家思想博大精深，在先秦各家学派中最富哲学内涵，对后世影 响极为深广。汉初，黄老之学作为“君人南面之术”，清静无为，与 民休息，治理战争创伤，使天下殷富，社会获得稳定发展。东汉以后， 道教兴起，道家学说成为道教的理论基础。老子被奉为教主，称之为 “太上老君”，其书《老子》被奉为圣典，称之为《道德真经》。后 来，文子、庄子也分别被尊为“通玄真人”、“南华真人”，其著作 《文子》、《庄子》也被视作“真经”，列入道藏。魏晋时代，玄学 兴起，玄学以老庄道家的无为学说为本，探讨纲常名教与自然的关系， 最终使汉末陷入危机的名教重新焕发活力。唐初，李氏帝王出于巩固 统治的需要，信奉道教，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使老子的地位 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儒、释、道三教长期合流兼容，老庄思想对 佛、儒二家产生过重大影响。宋代理学开创者周敦颐的“自无极而太 极”的理论，就来源于道家的“有生于无”，“复归无极”（《老 子》）。老庄道家学说几乎在历史进程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发生思想共 鸣。晚清民国初年，受社会危机与西方思想的影响，一些文人志士如 谭嗣同、严复等，重新审视老庄文本，并从中发掘“民主”、“自由” 的思想，再度将道家学说视为匡世安邦理论。当今世界提倡返朴归真， 回归自然，遵从自然规律，加强环境保护，道家“天人合一”的整体 观念，以及“无为而无不为”等思想，不仅在国人中，而且在世界上 都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共鸣。 出土楚文化资料与现代学术文化 出土楚文化资料，主要是指考古发现的先秦楚人的文化遗存，包 括有文字的和无文字的两类。其中一些重要的发现，在我国乃至世界 学术界都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影响。 20世纪30～40年代，因盗掘先后在安徽省寿县和湖南省长沙楚墓， 出土了著名的“寿县楚铜器群”和“楚帛书”等重要文物资料。这两 大发现当时就在学术界形成了研讨热点。尤其是楚帛书流落到美国后， 其研究也逐渐国际化，促进和掀起国内外的帛书研讨热潮，并为中国 史研究走出疑古时代提供了帮助。 20世纪后半期，是楚文化考古成就最大的时期。 楚简批数多，数量大，居全国先秦简牍之冠。迄今为止已发现30 余批，其中已产生较大影响的有长沙仰天湖（M25）楚简、信阳长台 观（M1）楚简、荆门包山（M2）楚简、荆门郭店（M1）楚简和上海博 物馆馆藏楚简。尤其是郭店楚简，资料一发表，就引起强烈反响，学 术界接连在北京、美国、武汉举行3次国际学术研讨会。 青铜器及其铭文也有重大发现，如安徽省出土的鄂君启节、河南 省浙川下寺春秋墓铜器群、湖北省随州曾侯乙墓器群，等等。其中尤 以曾侯乙编钟编磬举世闻名，复制演奏，令世人耳目一新，为我国音 乐文化大增光彩。 楚国的货币也很有特色，主要有蚁鼻钱和金币。蚁鼻钱，是一种 有面文的仿海贝的铜质铸币。楚金币是一种称量货币。楚国是先秦时 代唯一通行黄金铸币的国家。据初步统计，20世纪50年代以来，出土 600余件，总重量接近4万克。其中江苏省盱眙穆庄乡南窑庄出土的11 件“郢称”金币里，有一件长12．2、宽8厘米，重610克，有完整的 印记54个，半边形印记6个，是所见最大最重的一件。这些楚币不仅 为楚文化学界所重视，而且也吸引了经济学界人士参与研讨。 中国传统的丝织工艺，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享有盛誉，而领先于 东周列国的楚国丝织工艺则是先秦中国丝织工艺的代表。湖北江陵马 山1号战国楚墓，出土丝织衣物38件，丝绸片452片，既多且精，品种 齐全，色泽鲜艳，被誉为“丝绸宝库”，甚为丝织与服饰研究者所重 视。 楚地多宝，地下矿藏丰富，湖北大冶县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南北 长2公里，东西宽1公里，开采时间上起西周下至汉代，出产过大量的 铜矿，揭示了楚人，也揭示了我国古代采矿和冶铜的生产情况，填补 了中国冶金史上的一大空白。 楚文化丰富多彩，对楚文化的考察研究既有利于开发地域文化资 源，也有利于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炎帝神农文化湖北随州、谷城和神农架是炎帝神农的主要活动区域，有许多民间传说和文化遗址。在这里，炎帝神农遍尝百草，为民治病，发明农业，教民耕种，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标志着中华文明从渔猎时代向农耕时代过渡。二、楚国历史文化湖北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和强国之一，在8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楚国独步一时的青铜铸造工艺、领袖群伦的丝织刺绣工艺、八音齐全的音乐、偃蹇连蜷的舞蹈、巧夺天工的漆器制造工艺、义理精深的哲学、汪洋恣肆的散文、惊采绝艳的辞赋、恢诡谲怪的美术，都是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代表同期的最高水平。三、秦汉三国文化秦汉时期的湖北地区是当时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云梦古泽、睡虎地和龙岗秦简、张家山汉简、汉明妃王昭君、汉光武帝刘秀、文学家王逸等都是重要的文化资源。湖北境内还是魏、蜀、吴三国犬牙交错、激烈争夺的“四战之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联合与斗争波谲云诡，惊心动魄，古隆中、赤壁、乌林、长坂坡等着名文化景区是三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四、清江巴土文化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热情、质朴、勤劳、善良、勇敢，代表了土家人优良的民族素质。其婚丧习俗、歌舞曲艺、饮食服饰、建筑交通等构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鲜明特色。同时，以恩施自治州和长阳、五峰两个自治县为主体的湖北民族地区也是巴土文化的富集之地，这里山川秀美，物产丰富，是发展湖北特色经济的重要地区。五、名山古寺文化湖北的名山古寺众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名山古寺文化资源。武当山是道教名山，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武当文化。此外，荆山、大别山、大洪山、齐岳山、九宫山和黄梅五祖寺、当阳玉泉寺、来凤仙佛寺、汉阳归元寺、武昌宝通寺以及荆州天星观、武昌长春观等众多的名山古寺以及钟祥明显陵等名胜古迹，都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独特的文化内涵。六、长江三峡文化长江三峡是中国最壮观的峡谷，也是世界最着名的峡谷之一，还是举世闻名的水电能源基地和地球上最大的人工湖。随着三峡枢纽工程的蓄水发电和胜利竣工，其举世雄奇的自然风光、色彩斑斓的人文景观、神秘浪漫的神话传说和峡江两岸奇特的风土民俗，形成了具有浓厚峡江色彩的文化流派，构成了三峡文化的鲜明特色。
楚文化、荆楚文化同属一个概念，均指楚人�族、楚国创造而长期沉淀的文化实体和形态。我们这里说的它们是同属一个概念，是因为历史上荆、楚不分，荆、楚或荆楚、楚荆作为一种特定的称谓，已沿袭三千多年了。 关于楚文化或荆楚文化的内涵，从目前大家比较习惯接受的角度概括，可以包括这样几个方面，即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社会制度文化和民俗文化。这种概括，只是罗列荆楚文化所大致涵盖的内容，绝非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研究荆楚文化的本质性蕴涵。 在楚物质文化方面，应包括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城市与交通各个方面。在农业方面，主要是体现在各种农具的发明和使用、水利工程的兴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耕地面积的扩大和粮食作物、农副产品的发展。在楚精神文化方面，当然也主要是包括心理素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诸多方面内容，体现着楚人“族”的精神特质。 楚社会制度文化，内涵深邃，楚国国祚绵长，与此有直接关系。政治上，楚国实行以王为首，王、贵族、官僚三位一体的中央集权制，地方首创县制，中央集权、地方分权，长期协调发展，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军事上，重创新改革，有步、骑、水、车等多种混合兵种，拥兵百万。官制简约灵活，办事效率高。楚国重法治，楚国法律与法官，很有特色。楚国重科技教育，这方面的运作与成就，也是很突出的。楚国并非“蛮夷”之国，而是礼仪之邦。 楚民俗文化，是随着民俗文化学兴起而出现的一门新兴的文化内容。“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泰勒语。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具有自己的特质与属性。楚文化或荆楚文化，公认为璀璨夺目、精采绝艳而又博大精深，其原因就在于它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质与属性。楚文化或荆楚文化的内涵与属性，是一个大课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说得清楚的。这里只是一般的概说，或挂一漏万，或错误不当，实所难免，当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探索。
楚文化的六大支柱及其精神特质 王生铁 在祖国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荆楚文化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楚”既是民族概念，又是国家概念，也是地域概念，加上一个“荆”字，时间就延长了。楚文化有800多年的历史，影响深远;“荆楚文化”时间更长，可延伸至2000多年。在荆楚文化研究中，楚文化研究是重点，因为荆楚文化的源头是楚文化。楚文化 是在荆楚大地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吸取了周边文化之长，同时又保留了自己独有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特征。 在周代各国地域文化中，楚文化是极其重要的一支。楚文化的主要构成可概括为六大支柱：青铜冶铸、丝织刺绣、木竹漆器、美术音乐、老庄哲学及屈骚文学。从目前的考古成果来看，最先进的青铜冶铸出自楚国;最早的铁器在楚国；先秦漆器的数量之大、工艺之精莫过于楚漆器；最富有创造力的丝绸刺绣出自楚国；先秦金币、银币无一不是楚币。哲学有老庄，文学有屈骚，戏剧的鼻祖是楚人优孟，养由基是楚国著名的神箭手，楚国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超凡脱俗，楚乐“八音”是指金、木、土、石、丝、竹、革、匏。楚国的编钟乐舞水平之高，举世公认。在政体创新上，楚人最早在今湖北荆门设立县制，将其列为一级行政区划，改变了贵族分封制度，进而引发了军事、土地、赋税改革。在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楚人都有独特的贡献。总之，在采矿、冶炼、丝绸、漆器等方面，楚人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果，而老庄哲学、屈骚宋赋也成为显学。 在世界范围内，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300年间，东西方文化竞相争辉，我们完全可以把楚文化与同时期的古希腊文化并列为世界文明的代表。楚国的青铜冶炼、铸铁、丝绸、漆器早于古希腊，许多科学技术处于领先地位。在音乐艺术方面，楚人也在古希腊人之上。在哲学方面，二者各有所长。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根基在老子和庄子，而老子和庄子都是楚国人。1993年，湖北荆门出土的竹简本《老子》甲、乙、丙三种，受到国际汉学界的高度关注。在国家政体建设、货币制度方面，楚国则比古希腊更为完善。航海古希腊在前，车运楚人在先。古希腊人在理论科学、造船航海、体育竞技、写实艺术、建筑技术等方面要比楚人擅长。可以这么说，楚文化和古希腊文化从不同方向登上了世界古文明的光辉殿堂。 楚文化除了以上六大支柱外，还有以下四种非常明显的精神特质。 一是荜路蓝缕即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探寻楚人先辈艰苦创业的历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夏商更替之际，战火连年，楚人先祖辗转迁徙到了荆楚地区。到西周末年，楚人还是一个弱小的部落。熊绎成为部落首领后，率部族居江上楚蛮之地，“荜路蓝缕，以启山林”。正是这种荜路蓝缕的精神成为楚国强盛的立国之本，也成为中华民族史上艰苦创业的典范。周初，周成王盟会诸侯，熊绎出使受到冷遇。熊绎回来后告之群臣，立志发奋图强，发展生产，扩大疆土。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从熊绎到熊渠，疆域不断扩展，国力不断增强，由一个方圆不足百里的小国发展成泱泱大国。春秋时期，楚庄王饮马黄河，问鼎中原。楚国经济得到空前发展，当时楚国都城是“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曰朝衣鲜而暮衣敝”。正是凭着艰苦创业的精神，楚国才能在强国如林的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创造了先秦发展史上的奇迹。 二是追新逐奇即锐意进取、不断开拓的创新精神。楚人的创新精神有很多记载：楚君熊通自行称王，首创县制。楚国灭了权国，便设县治之。秦国设县，在楚国之后。早于商鞅变法的吴起变法，是楚国历史上的一次悲壮的革新运动，也是一次大胆的改革运动。楚人在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文学创作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以文学而言，庄周的散文奇诡莫测，变化无穷，气势浩荡，意象峥嵘。屈原是楚辞的宗师，后人对屈原作品的评价是“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它道出了楚辞惊世骇俗的奇异之美。楚人大胆革新，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楚文化。 三是兼收并蓄即融汇南北、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在先秦的诸民族中，楚人的民族偏见最少，主张民族融合，强调兼收并蓄，能够融合其他民族、国家包括来自南洋、西方的文化。在这方面突出的事例不少，比如称作“蜻蜓眼”的玻璃珠源于地中海东部，其风格似乎凝聚了地中海绚丽的蓝天白云、青山白石、碧波白帆和绿窗白墙。这种玻璃珠和淡绿色的玻璃一起，由南亚传入楚地，成为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实例，这条中西文化交流的“玻璃之路”比丝绸之路大约早4个世纪。在初创时期，楚王没有与周王室的血缘姻亲关系可依，没有辽阔的疆域可恃，只有积极主动地学习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学以致用，以独立强盛为目标，因而楚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开放性、多元性和务实性。这些特征多基于楚人的善于学习、包容众长的博大胸襟。青铜冶炼正是楚人学习吴越地区人民的技术发展起来的。楚国曾经兵伐鲁国，鲁国为了避免战事，奉送楚国100名刺绣工、100名木工和100名纺织工。楚国接纳了这300名技艺高超的工匠，迅即退兵。这300名工匠传授了先进的技术，对楚国的手工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些事例充分体现了楚人兼收并蓄，学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发展楚国的可贵精神。 四是崇武爱国即崇尚武装、热爱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楚人有尚武之风，如荆州博物馆有一种叫“连发弩”的文物，李白有一首五言绝句，写到秦始皇，其中有“连弩射海鱼”的诗句。连弩可以连发十箭，可见楚人很早就在研究发明武器了。在丰富的楚文化中，有很多例子反映了楚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如申包胥为了求得秦国发兵救楚，在秦国朝廷中哭了7天7夜，终于感动了秦王；楚将屈瑕战败，感到对不起家乡父老，以死谢罪，开了楚国将帅以身殉职的先河；楚武王、楚文王、楚庄王、楚共王等都身先士卒，亲临战阵之中，体现了非常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更有代表性的是屈原，屈原有这样的诗句：“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屈原是爱国主义诗人，其精神千秋万代为世人景仰，成为民族脊梁的象征。楚被秦灭时，楚人南公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不仅是预言，也是誓言。果然不过十六七年，秦国就在以楚国后裔为主要力量的农民起义中被推翻。楚人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超越了时空，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代代相传。 楚文化博大精深，蕴藏于其中的精髓很多，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与发掘。 （作者系湖北省政协主席、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
千百年来，湖北作为荆楚文化的中心，对灿烂辉煌的荆楚文化的形成作出过突出的贡献，也因此奠定了湖北作为文化大省的重要地位。在21世纪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集中研究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不仅对湖北的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湖北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与时俱进的文化精神、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党的历代领导人对湖北的亲切关怀。这是荆楚文化的重要内涵，有着极其宝贵的现代价值。
作为一种诗体，楚辞的想象力丰富。楚地巫风盛行，祭祀时往往以巫觋扮演诸神，表演一些神话传说故事，以娱乐神人。这些都培育了楚人丰富的想象力，使作品带有想象丰富、文辞华美、风格绚丽的浪漫主义色彩，如《离骚》、《九歌》等均是如此。楚辞“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1]”，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楚辞的语句参差，富有变化，常用语助词“兮”、“些”等。并且结构一般比较宏大，篇幅一般比较长。 在表现手法上，楚辞继承了诗经得赋比兴，但在此基础上做了重大开拓，也把发挥应用达到极致。辞家们往往寄情于物，托物寓情，使主观之情与客观之物融为一体，创造出许多富于象征意味的艺术形象。在《离骚》中，屈原笔下描绘的善鸟香草、恶禽臭物、灵修美人、宓妃佚女、虬龙鸾凤、飘风云霓、高冠奇服、玉鸾琼佩……，它们或配忠贞，或比谗佞，或媲君主，或譬贤臣，或托君子，或喻小人，或示超俗，或表追求，这些都已不再是作为喻体或借以起兴之物的客体，而是融合了主体情感、品格和理想的象征，而成为蕴含艺术趣味的意象了。这突破了《诗经》以借物抒情为主要特征的比兴手法的局限。这是一种突破、一种创新、一种新的尝试。在中国传统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湘夫人十《楚辞九歌》组诗之一 描写相恋者的思慕，想象中的共同生活的美景合未能相遇的惆怅心情，热烈的追求和期盼终归失败的主题反映了诗人的精神痛苦。 特色 1 以景现情，寓情于景，把周围景物环境气氛和人物的思想情感融合一起构成美妙的情景交融的意境 2 章法上，回环跌宕，用赋的铺陈手法反复叙写（例如：意淫中的二人相会，极力渲染相会之处的淫荡。赋） 3 用高洁的事物做比兴，以此歌颂纯洁的感情和高尚的情操 4 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笔触细致而含蓄 5 本诗语言单纯自然而又情味悠远，既有民歌风情却也不失精炼典雅，“兮”的运用使句式活泼，增强了节奏感。
《〈诗话丛林校注〉简说》（第二作者），《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1期。《论韩国汉诗文献的整理研究》（第一作者），《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1期。《古代朝鲜文人名号的特点》（第二作者），载《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丛刊》第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韩国诗话丛编〉诗话作者及成书时间补正》，载《东亚视域中的汉文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36种韩国诗话与中国典籍之关系》，载《东方文化与文学研究辑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箕雅诗人名字汉义解诂》，（第二作者），载《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丛刊》第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韩国汉诗对中国诗歌借鉴与创新的几种形式》，载《东北亚语言文学的历史与现状》，民族出版社2011年。《〈箕雅〉引经考》，《文学遗产》2009年4期。《读詹福瑞〈不求甚解〉》（第二作者），《文学评论》2009年4期。《诗经中贞节受孕母题在历史中的流变》，载《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88年。《杜甫议降公主借回纥申说》（第二作者），《杜甫研究学刊》1998年3期。《论楚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引进》（第二作者），《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4期。《“擢德塞性”考辨》，《南开学报》1994年3期。《论屈原的历史意识》，载《楚辞研究论文集》，文津出版社1990年。《〈史记·乐书〉错简发覆举隅》，《文献》1986年3期。
屈原的《楚辞》不是议论文。楚是屈原创作的一种新诗体，即在文学中属于诗歌词赋类别。并且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 其运用楚地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楚辞》对整个中国文化系统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特别是文学方面，它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诗篇，因此后世称此种文体为“楚辞体”、骚体。而四大体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皆不同程度存在其身影。
发表论文数十篇，主要的有：《楚辞研究史略》（《语文导报》1986年10期），《楚辞版本源流考索》（《浙江学刊》1987年1期），《浙江四十年楚辞研究概述》（《浙江社会科学》1990年4期），以上三篇皆经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转载；《论版本和善本》（《杭州大学学报》1988年4期），《〈四库全书总目〉版本考辨》（《文史》第35辑）等。附论文不完全列表： [1]崔富章. 十世纪以前的楚辞传播[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06:74-90. [2]崔富章. 四库提要诸本分析——以《四库全书总目》本为优[J]. 文献,2012,03:3-17. [3]崔富章. 十世纪以前的楚辞传播[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4]崔富章,周晶晶. 《世本集览》手稿本之文献价值[J]. 文献,2010,04:52-58. [5]崔富章. 《楚辞补注》汲古阁刻本及其衍生诸本——竹治贞夫等四家误判辨析[A]. 中国屈原学会、南通大学楚辞研究中心.中国楚辞学（第十八辑）——2010年江苏南通屈原与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屈原学会、南通大学楚辞研究中心:,2010:7. [6]崔富章. 读漆雕世彩《梅赋》感言[J]. 职大学报,2010,01:44. [7]崔富章,朱新林. 《古逸丛书》本《玉烛宝典》底本辨析[J]. 文献,2009,03:144-150. [8]崔富章,柯亚莉. 天一阁藏明人奏疏四种经眼录[J]. 文献,2009,01:153-157. [9]崔富章,柯亚莉. 《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楚辞类》补正[J]. 文献,2008,03:72-77. [10]崔富章. 21世纪楚辞学的开拓与发展[J]. 国际学术动态,2008,03:8-11. [11]方铭,张曦,石川三佐男,陈怡良,崔富章. 中国屈原学会第十二届年会资料汇编[J]. 职大学报,2008,01:35-37+140. [12]崔富章. 天一阁与《四库全书》——论天一阁进呈本之文献价值[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01:148-155. [13]崔富章. 《四库全书总目》传播史上的一段公案——从傅以礼的《跋》谈起[J]. 文史知识,2007,12:44-49. [14]崔富章. 《楚辞书录解题》后记[A]. 中国屈原学会.中国楚辞学（第十四辑）——2007年浙江杭州屈原及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屈原学会:,2007:4. [15]崔富章. 《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楚辞类》补正[A]. 中国屈原学会.中国楚辞学（第十四辑）——2007年浙江杭州屈原及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屈原学会:,2007:6. [16]崔富章. 《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楚辞类》补正[A]. 东亚细亚比较文化学术会议、中国屈原学会.2007年楚辞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C].东亚细亚比较文化学术会议、中国屈原学会:,2007:4. [17]崔富章,郭丽. 《四库全书总目·韩魏公别录提要》补正[J]. 文献,2007,03:59-62. [18]崔富章. 屈骚精神 互古常新[A]. 中国屈原学会.中国楚辞学（第八辑）——2007年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一）[C].中国屈原学会:,2007:10. [19]崔富章. 屈骚精神 互古常新[J]. 中国楚辞学,2007,01:1-10. [20]崔富章. 屈骚精神 互古常新[J]. 中国楚辞学,2007,01:1-10. [21]崔富章. 屈骚精神 亘古常新[J]. 甘肃社会科学,2006,01:46-48. [22]崔富章. 《四库全书总目》武英殿本刊竣年月考实——“浙本翻刻殿本”论批判[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01:104-109. [23]崔富章. 《楚辞》校勘文献概论[J]. 中国楚辞学,2005,02:99-115. [24]崔富章. 《楚辞》校勘文献概论[J]. 中国楚辞学,2005,02:99-115. [25]崔富章,崔涛. 《春秋繁露》的宋本及明代传本[J]. 文献,2005,03:146-157. [26]崔富章. 文澜阁《四库全书总目》残卷之文献价值[J]. 文献,2005,01:152-159. [27]崔富章. 大阪大学藏楚辞类稿本、稀见本经眼录[J]. 文献,2004,02:232-243. [28]崔富章. 民俗节日里的屈原故事与士人向往的屈原形象[J]. 职大学报,2004,01:40-43+74. [29]崔富章. 陆时雍《楚辞疏》引“晁无咎曰”辨证[J]. 北方论丛,2004,01:1-3. [30]崔富章,石川三佐男. 西村时彦对楚辞学的贡献[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05:31-39. [31]崔富章. 版本释名[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02:101-107. [32]崔富章. 楚辞校勘文献概论[J]. 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01:20-25. [33]崔富章. 《楚辞》校勘文献概论[A]. 中国屈原学会.中国楚辞学（第七辑）——2000年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C].中国屈原学会:,2000:17. [34]崔富章. 论嵇康的著述指趣[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01:44-51. [35]崔富章. 嵇康的生平事迹及《嵇康集》的传播源流[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04:9-16. [36]崔富章. 论嵇康对《诗三百》传统的继承与发展[A]. 中国诗经学会.第四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诗经学会:,1999:10. [37]崔富章. 班固笔下的屈原[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04:81-86. [38]崔富章. 屈原《卜居》与嵇康《卜疑》[J]. 云梦学刊,1997,02:6-9. [39]崔富章. 浙江的刻书与藏书[J]. 文史知识,1996,10:65-70. [40]崔富章. 《四库提要·诗类》补正[A]. 河北师范大学.1993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河北师范大学:,1993:9. [41]萧兵,赵逵夫,戴志钧,刘毓庆,崔富章,汤漳平,曹大中,潘啸龙,江立中,黄中模. 楚辞学:现状与未来十人谈[J]. 云梦学刊,1991,01:1-6. [42]崔富章 ,黄征. 浙江敦煌学研究概述[J]. 浙江社会科学,1991,01:29-32. [43]崔富章. 浙江四十年楚辞研究概况[J]. 浙江社会科学,1990,03:22-25. [44]崔富章. 四库提要补正[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01:46-54. [45]崔富章. 四库提要补正[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01:46-54. [46]崔富章. 四库提要补正四则[J]. 文献,1988,04:236-241. [47]崔富章. 论版本和善本[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04:84-92. [48]崔富章. 《楚辞》版本源流考索——兼及《楚辞要籍解题》之讹误[J]. 浙江学刊,1987,01:120-125. [49]崔富章. 四库提要补正——史部地理类(浙江)[J]. 杭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02:89-97. [50]崔富章. 四库提要补正[J]. 文献,1982,03:187-198. [51]崔富章. 章学诚“方志为外史所领”说发疑[J]. 晋阳学刊,1982,02:20-22. [52]崔富章. “秬秠”辨[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04:125-127. [53]崔富章. 沈约籍贯考[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01:109-111. [54]崔富章. 从《秦献记》《秦政记》写作年代谈起[J]. 文史哲,1979,03:77+62. [55]崔富章. 关于《秦献记》的主题及其他[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03:127-133.
楚辞是属于散文的。议论文是以议论为主要表达方式，通过讲事实，摆道理，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的一种题材。散文是指还是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文章，它以文字为创作审美对象的文学艺术体裁。
楚辞本词条是多义词，共6个义项中国首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是屈原创作的一种新诗体，并且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 “楚辞”的名称，西汉初期已有之，至刘向乃编辑成集。东汉王逸作章句。原收战国楚人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是承袭屈赋的形式。以其运用楚地（注：即今湖南、湖北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对后世诗歌产生深远影响。《楚辞》经历了屈原的作品始创、屈后仿作、汉初搜集、至刘向辑录等历程，成书时间应在公元前26年至公元前6年间。刘向《楚辞》原书早亡，后人只能间接通过被认为保留最完整的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原书亦佚）、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楚辞章句》的补充）追溯、揣测原貌。《楚辞》对整个中国文化系统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特别是文学方面，它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诗篇，因此后世称此种文体为“楚辞体”、骚体。而四大体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皆不同程度存在其身影。对《楚辞》（楚辞）及其研究史作研究的学科，今称为“楚辞学”，其上迄汉代，宋代大兴，近现代更成为中国古典文化殿堂之显学，而《楚辞》早在盛唐时便流入日本等“儒家-中华文化圈”，16世纪之后，更流入欧洲。至19世纪，楚辞引起欧美各国广泛关注，各种语言的译文、研究著作大量出现，在国际汉学界，楚辞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