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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庙的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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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庙的论文参考文献

汉传佛教传入中国汉族地区的佛教,经过长期的经典传译、讲习、融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形成具有民族特点的各种学派和宗派;并外传朝鲜、日本和越南。历史 佛教传入中国汉地年代,学术界中无定论。古代汉文史籍中,有秦始皇时沙门室利防等18人到中国的记载。据《善见律毗婆沙》记述,在阿育王时代,佛教第三次结集后,曾派大德摩诃勒弃多至臾那世界(原注:汉地);派末世摩至雪山边国,西藏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称达摩阿育王时,高僧善见至大支那弘法。南传佛教史书则称派末世摩至支那。以上这些布教活动因无译述遗迹传世,无法证实。初传 汉建元二年至元朔三年(公元前139-前126),张骞出使西域期间,曾在大夏见到从印度贩运去的蜀布、邛竹杖,说明当时中印之间已有民间往来,可能佛教也随之传入汉地。汉武帝还开辟了海上航道与印度东海岸的黄支等地建立联系。近年考古发现,东汉时的四川彭山墓葬中已有佛像,江苏连云港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初步证实也属于东汉时期。东汉明帝于永平八年(65)赐楚王英诏言其“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可见当时已有佛教传人。经典的传人,据传始于汉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卢以浮屠经(佛典),但究为何经,已失传无闻。历来均以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谴使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经》为佛法传人中国之始。此说是否为历史事实,近代颇有争议。因当时西域发生战乱,交通断绝,至永平十六年才开放。因此,只能推定大概在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始传人汉族地区。传播的地区以长安、洛阳为中心,波及彭城(徐州)等地。当时有人认为佛教是一种神仙方术,故桓帝将黄帝、老子和佛陀同祠,“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沙门视同方士。三国时期 承汉之后,天竺、安息、康居的沙门如昙柯迦罗、昙谛、康僧铠等先后来到魏都洛阳,从事译经;支谦、康僧会等前往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弘法。支谦深得孙权礼遇,拜为博士;并为康僧会建立寺塔。昙柯迦罗、昙谛精于律学,译出摩诃僧祗部的戒本《僧祗戒心》一卷。主张僧众应遵佛制,禀受归戒,为汉地佛教有戒律、受戒之始。昙谛也在白马寺译出《昙无德羯磨》一卷。此外康僧铠还译出《郁枷长者所问经》和《无量寿经》等4部。吴国译经,始于武昌,盛于建业。支谦专以译经为务,所译典籍广涉大小乘经律,共88部,l18卷,现存51部,69卷;康僧会译出《六度集经》9卷等。当时译经,大小乘并举。小乘经典强调禅法,注重守神养心(“守意”);大乘偏重般若。这个阶段的译经工作和对教义的宣传、研究,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打下了初步的思想基础。此外,这个时期的寺塔建筑、佛像雕塑也各具规模,但今存极少。南北朝 南朝宋、齐、梁、陈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笃信佛教,自称“三宝奴”,四次舍身入寺, 皆由国家出钱赎回。他建立了大批寺院,亲自讲经说法,举行盛大斋会。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余人,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就有大寺700余所,僧尼信众常有万人。北朝虽然在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发生过禁佛事件,但总的说来,历代帝王都扶植佛教。北魏文成帝在大同开凿了云冈石窟;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为纪念母后开始营造龙门石窟。北魏末,流通佛经共计415部,1919卷,有寺院约3万余座,僧屁约200余万人。北齐僧官管辖下的僧尼有400余万人,寺庙4万余座。在南北朝时,有大批外国僧人到中国弘法,其中著名的有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真谛、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中国也有一批信徒去印度游学,如著名的法显、智猛、宋云、惠生等曾去北印度巡礼,携回大批佛经。隋唐 佛教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无论在思想上和经济上都为隋唐时期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创造了条件。隋文帝统一南北方朝后,即下诏在五岳胜地修建寺院各一座,并恢复了在北周禁佛时期所破坏的寺院、佛像。在首都大兴城(汉长安城东南)建立了执行佛教政策的国家寺院——大兴善寺。仁寿(601-603)年间在全国建立了111座舍利塔,并广置译场,罗致中外译师、明僧进行翻译、疏解佛教经典。炀帝继文帝的保护佛教政策,在扬州建立了著名的慧日道场等,作为传播佛教的据点,并继续发展前代的译经事业,佛教十分兴盛。仁寿年间,全国有重要寺院3792所,度僧23万人,写经46藏1328616卷,修理旧经3853部,营造大小石像106580尊,修复旧像1508940尊。唐代是中国佛教臻于鼎盛时期。唐朝帝王虽然自称是道教教祖老子的后裔,尊崇道教,但实际上是采取道佛并行的政策。唐太宗在清除割据、平息骚乱时,曾得僧兵之助,在即位后,下沼在全国“交兵之处”建立寺刹,并在大慈恩寺设译经院,延请国内外名僧进行译经、宣化事业,培养出了大批高僧、学者。高宗继位后,在帝都和各州设宫寺,祈愿国家安泰;武则天更令各州设大云寺。终唐之世,佛教僧入备受礼遇,赏赐有加。不空和尚曾仕玄宗、肃宗和代宗三朝,出入宫门,封肃国公;入寂后,代宗废朝三日,以示哀悼。唐时中国名僧辈出,对佛学义理上的阐发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前代, 因此为建立具有民族特点的很多宗派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佛教信仰深入民间,创造了通俗的俗讲、变文等等文艺形式。在建筑、雕刻、绘画、音乐等方面,建树很大,丰富了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的宝库。在唐时有大批外国僧侣、学者来我国从事传教和译经事业,中国也有不少僧人(如玄奖、义净)不辞艰辛去印度游学。中国佛教宗派开始传入朝鲜、日本、越南和诃陵(今印度尼西亚),加强了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宗教、文化和商业的关系。但是,到了会昌五年(845),由于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原因,发生了大规模的禁佛事件。武宗下令没收寺院士地财产,毁坏佛寺、佛像,淘汰沙门,勒令僧尼还俗。据《唐会要》记载, 当时拆毁的寺院有4600余所,招提、兰若等佛教建筑4万余所,没收寺产,并强迫僧尼还俗达260500人。佛教受到极大的打击。隋唐佛教义学蓬勃发展,促成大乘各宗派的建立。重要的有智顗的天台宗;吉藏创立的三论宗;玄奘和窥基创立的法相宗;道宣、法砺和怀素分别创立的律宗,有南山、相部和东塔三家;由北魏昙鸾开创,隋代道绰相继,而由唐代善导集成的净土宗;弘忍的弟子神秀和惠能分别创立的禅宗,有北宗和南宗,在唐中叶后又陆续出现“禅门五家”,即沩仰、临济、曹洞、云门和法眼五派; 法藏创立的华严宗;由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和惠果所奠定的密宗。这些宗派创立之后,随着隋唐中国对外交通的开拓,不久即传播海外。两宋 北荣初期,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建隆元年(960)普度蹭人8000人,继之又派行勤等157八赴印度求法,并使张从信于益州(今四川成都)镂雕大藏经版。太平兴国元年(976)又普度僧人17万人,五年设立译经院,恢复了从唐代元和六年(811)以来中断达170年之久的佛经翻译工作。同时,西域、古印度僧人携经赴华者络绎不绝,至景佑(l034-1037)初已达80余人。译经规模超过唐代,但成就稍逊。宗派以禅宗特别是临济、云门两派最盛,天台、华严、律宗、净土诸宗稍次。由于各宗互相融合,提倡“教(天台、华严)禅一致”、“净禅一致”,因而广为流行华严禅、念佛禅等等。另外,在天台宗中分为山家、山外两派,而在民间念佛结社特别兴盛,影响极大。天禧五年(1021),天下僧尼近46万人,寺院近4万所,为北宋佛教发展的高峰。徽宗时(l101-l125), 由于朝廷笃信道教,曾一度下令佛道合流,改寺院为道观,佛教一度受到打击。南宋偏安 江南佛教虽仍保持一定盛况,但由于官方限制佛教的发展,除禅、净两宗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远非昔比。禅宗不立文字,不重经论,因而在会昌禁佛和五代兵乱时所受影响较小。净土宗强调称名念佛,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简单易行,且北宋以后禅教僧人又多归宿净士,故能绵延相续,直至近世,仍甚盛行。宋儒理学一方面汲取佛教华严、禅宗的思想,从而丰富了它们的内容,另一方面又批判和排序佛教。排佛者中最著名的是欧阳修,但欧阳修的排佛思想曾受到契嵩和尚、宋朝宰相张商英、李纲和刘谧等人的反对。张商英作《护法论》创三教调和说,认为孔子之道与佛教所主张的识心见性、无上菩提之道无异,儒以治皮肤之疾,道以治血脉之疾,佛以治骨髓之疾,三教本旨无违。刘谧的《三教平心论》也发挥了同样的旨趣。元明清 元代的统治者崇尚藏传佛教,但对汉地佛教也采取保护政策。佛教中的禅、律宗等继续流传、发展,寺院林立,僧尼众多。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全国有寺院42318座,僧尼21.3万人;中央和地方设有严密的僧官制度,加以监督,颁行了《敕修百丈清规》,雕印了著名的普宁寺版的大藏经。明万历以后,祩宏、真可、德清、智旭四大家出,进一步发展了对内融会禅、教、律等宗学说,对外融通儒、释、道三家的风气,所以深受士大夫的欢迎和一般平民的信仰,并使佛教更加具有中国的特色。清初皇室崇奉藏传佛教,对汉地沸教采取限制政策。康熙时禁令稍弛,迎请明末隐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师,使已经衰微的佛教一时又呈现出活跃的气象。雍正虽重视体系的思想渊源之一。此外,一批名僧如月霞、谛闹、圆瑛、太虚、弘一等也都奋起从事振兴、弘扬佛教的工作,使佛教产生了新的气象。经典传译与编纂 随着佛教的传人,来华西域僧人和佛教学者日益增多, 译经事业也随之发展。 自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至北宋靖康元年(1126)的千余年中,共有译师230多人,其中有史可证的印度在华僧入计71人。译出经、律、论5700余卷(现存),加上其他佛教著作和汉地著述,据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收录为13520卷。大乘经典的传译 佛经的大量翻译,始于东汉桓帝时(146-167)到中国的安世高和灵帝时的支娄迦谶。安世高虽以传译《安般守意经》等小乘经典为主,但其译籍中已有大乘经典。东汉光和二年(179),支娄迦谶译出《道行般若经》;西晋永平、元康之际,无罗叉、竺叔兰译出《放光股若经》;这些大乘经典开始流行,即与汉文化相结合。 当时学者常以佛经与中国道家思想相比附,认为经中有关“空”的思想和老庄“无”的思想一脉相通。这对魏晋玄学的发展颇有影响。如王弻提出的“得象在忘言”、“得意在忘象”的玄学命题和般若理论有密切的联系。三国吴支谦于黄武二年至七年(223—228)间译出《大阿弥陀经》、《维摩经》、《大般泥洹经》等;魏康僧铠于嘉平四年(252)译出《无量寿经》;晋竺法护于大康七年(286)译出《正法华经》等154部309卷,其中包括般若、法华、净士等大乘经典。后秦弘始三年(401), 鸠摩罗什至长安,以后十余年间,广译般若系经典及龙树、提婆的论典共74部384卷。昙无谶于北凉玄始十年(421)也译出《大般涅盘经》40卷;佛陀跋陀罗于东晋义熙十四年至元熙二年(418-420)译出《华严经》60卷;求那跋陀罗于南朝宋元嘉二十年(443)译出《楞伽经》4卷;菩提流支于北魏永中元年(508)译出《十地经论》12卷;真谛于南朝陈天嘉四年(563)译出《摄大乘论》3卷及《摄大乘论释》12卷;唐显庆五年(660)玄奘译出《大般若经》600卷;般若系经典的传译工作基本完成。其后,不空与善无畏又分别译出《金刚顶经》、《大日经》等。这些大乘主要经论的传译、僧人、学者竟相研习,形成天乘佛教思想发展的主流。大藏经的编纂 佛教及其经典传人中国前,印度已有四次三藏(经、律、论)的结集,内容全属小乘。小乘三藏汉译多届北传之本。但自汉末迄宋,译出经籍6000余卷,则多属大乘,《开元释教录》著录1076部,5048卷,皆为写本,自北魏起始有石经,以隋代开始所刻房山石经最为完整。木版刻经,始自唐代,至宋开宝年间始刻全藏,历元、明、清、民国至今共编篡印行木刻和排印本大藏经22种。宋《开宝藏》初刻时共5048卷;金《赵城藏》共6004卷;元《普宁藏》共6004卷;明《万历藏》共5997卷;清《龙藏》》7168卷;民国《频伽藏》8416卷。近年,中国正在编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拟收23000余卷,集汉译佛典及汉地佛教著述之大成。佛教原典,除巴利语大藏经尚较完整外,大乘梵文原典大多失传,幸赖汉译得窥其内容,因而对佛学研究贡献甚大。僧伽制度 出家僧众遵行的戒律,汉地相传有五部。自唐代律宗兴起,推行《四分律》,基本上保持印度传统,但也具有自己的特点:1、出家僧徒自道安以后一律以“释”为姓;2、憎徒必须素食;3、不行乞食,安居寺中修行,生活由寺供养;后来禅宗提倡农、禅兼修、僧人可务农自养;4、僧人受菩萨戒,唐代已有烧身供养以示愿行坚固,以后逐渐变为燃顶(烧香疤)。1983年12月,中国佛教协会在《关于汉族佛教寺庙剃度传戒的决议》中,认为这种习惯“并非佛教原有的仪制,因有损身体健康,今后一律废止”。寺院一般都有住持(方丈)、监院、维那、知客等僧职。唐末禅宗盛行后,逐渐在全国寺院推行改订的《百丈清规》,对僧徒诵经的仪式和参禅、普请等活动,作了具体的规定。佛事活动与节日 主要有忏法、盂兰盆会等。忏法原为佛教忏悔罪愆的仪则和作法,起于晋代道安和慧运,历代相沿。孟兰盆会盛行于唐代,为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日举行供佛及憎超度先灵的法会。宋以后又有水陆法会和输伽焰口,用以为众积聚“功德”超度先灵。半月布萨之制,在汉地早已形成习惯,每逢朔望之日,聚集礼佛、供养、诵经。佛陀诞辰(农历四月初八)、成道日(农历腊月初八)、涅盘日(农历二月十五日)皆为佛重要节日,其中以佛陀诞日最为重要。此外,观音和地藏菩萨在汉地民间信仰颇盛,每逢传说中两菩萨的诞辰等节日,亦多举行佛事活动。文化 佛教自传人汉地以来,即与中士传统文化相结合,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及至隋唐时期,达到了高峰。其中,在绘画方面,历代著名画家大都精于画。如三国时吴曹不兴、晋顾恺之和卫协并称为汉地最初三大佛画家。梁张僧繇于天监中为武帝所建寺院作画极多,北齐曹仲达与唐吴道子的画质世称为“曹农出水”与“吴带当风”。特别是甘肃敦煌石窟壁画,集中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艺术才华,为世界上现存最太的艺术宝库。唐代盛行变文,用以讲述佛经故事,讲时多配台图画(变相),对后世鼓词、弹词等说唱文学影响很大。在雕塑造像方面,有东汉的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自北魏起又有各种石刻、木雕、金镂、漆塑、浇铸等造像艺术,形式多样,气魄宏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风格,如敦煌、云冈、龙门石窟,均为世界文化之瑰宝。在建筑方面,历代佛教寺院不仅依照宫殿形式,而且多有发展,美轮美奂,为中国建筑艺术的精华。在音乐方面,相传陈思王曹植曾制鱼山梵呗,以后龟兹等地舞乐传人内地,逐渐形成了汉地特有的佛教音乐传统。此外,佛经的翻译和佛教的发展;对中国音韵学、翻译理论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自鸠摩罗什译《大品般若》以后,译场组织完密,迄至唐代益臻完善。宋代更有译经院之设,以宰辅为润文使,成为国家正式机构。此外,伴随佛教传人的医药、历算等知识也对中国这些学科的发展超过一些促进作用。

建议去下西宁和西藏,你会有更深的了解

楼上不要妄语,影响修行。建议你历史课的论文,要写深入点的话,可以写写乔达摩悉达多,本身是太子,生活优越,家有贤妻。为什么要出家苦行。手头没有合适的文章,抱歉了。

你大概要的是笔记类小说,给你推荐几部,都是比较有名的经典:一、<

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403—444年)撰写,梁刘峻(字孝标)注。汉代刘向曾著《世说》,早已亡佚。

该书原名《世说》,后人为与刘向书相别,又名《世说新书》,大约宋代以后才改称今名。全书原八卷,刘孝标注本分为十卷,今传本皆作三卷,分为德行、言语等三十六门,记述自汉末到刘宋时名士贵族的遗闻轶事,主要为有关人物评论、清谈玄言和机智应对的故事。

《隋书·经籍志》将它列入小说。< >称刘义庆“性简素”,“爱好文义”,“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

该书所记个别事实虽然不尽确切,但反映了门阀世族的思想风貌,保存了社会、政治、思想、文学、语言等方面史料,价值很高。 《世说新语》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小说」的代表作,由南朝宋刘义庆编撰。

依内容可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类,每类收有若干则故事,全书共一千多则,每则文字长短不一,有的数行,有的三言两语,从此可见笔记小说「随手而记」的诉求及特性。 内容主要是记载东汉后期到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

书中所载均属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但他们的言论或故事则有一部分出于传闻,不尽符合史实。此书相当多的篇幅系杂采众书而成。

如《规箴》、《贤媛》等篇所载个别西汉人物的故事,采自《史记》和《汉书》。其他部分也多采自前人的记载。

一些晋宋间人物的故事,如《言语篇》记谢灵运和孔淳之的对话等,则因这些人物与刘义庆同时而稍早,可能采自当时的传闻。 德行第一 言语第二 政事第三 文学第四 方正第五 雅量第六 识鉴第七 赏誉第八 品藻第九 规箴第十 捷悟第十一 夙惠第十二 豪爽第十三 容止第十四 自新第十五 企羡第十六 伤逝第十七 栖逸第十八 贤媛第十九 术解第二十 巧艺第二十一 宠礼第二十二 任诞第二十三 简傲第二十四 排调第二十五 轻诋第二十六 假谲第二十七 黜免第二十八 俭啬第二十九 汰侈第三十 忿狷第三十一 谗险第三十二 尤悔第三十三 纰漏第三十四 惑溺第三十五 仇隙第三十六 《世说新语》主要记述士人的生活和思想,及统治阶级的情况,反映了魏晋时期文人的思想言行,和上层社会的生活面貌,记载颇为丰富真实,这样的描写有助读者了解当时士人所处的时代状况及政治社会环境,更让我们明确的看到了所谓「魏晋清谈」的风貌。

此外,《世说新语》善用对照、比喻、夸张、与描绘的文学技巧,不仅使它保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言名句,更为全书增添了无限光彩。 如今,《世说新语》除了文学欣赏的价值外,人物事迹,文学典故、等也多为后世作者所取材,引用,对后来笔记影响尤其大。

《世说新语》的文字,一般都是很质朴的散文,有时几如口语,而意味隽永,在晋宋人文章中也颇具特色,因此历来为人们所喜读,其中有不少故事,成了诗词中常用的典故。 二、《酉阳杂俎》前集20卷共30篇,续集10卷共6篇。

所记有仙佛鬼怪、人事以至动物、植物、酒食、寺庙等等,分类编录,一部分内容属志怪传奇类,另一些记载各地与异域珍异之物,与晋张华《博物志》相类。其所记述,或采缉旧闻,或出自己撰,“多诡怪不经之谈,荒渺无稽之物,而遗文秘籍,亦往往错出其中,故论者虽病其浮夸,而不能不相徵引”(《四库全书总目》)。

其中不少篇目颇为隐僻诡异,如记道术的叫《壶史》,钞佛书的叫《贝编》,述丧葬的叫《尸穸》,志怪异的叫《诺皋记》等等。续集中有《寺塔记》2卷,详述长安诸佛寺的建筑、壁画等情况,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每为后代编长安史志者所取资。

三、《齐东野语》 20卷,宋周密撰。作者字公谨,自号草窗,又号弁阳啸翁、萧斋、泗水潜夫、华不注山人、弁阳老人等。

祖籍济南。其曾祖泌,自济南迁居吴兴,至密四世。

其家世代为官,本人在宋宝佑年间任义乌令;入元不仕,寓杭,居癸辛街,以南宋遗老自居,交游很广,故见闻甚博。是书用《齐东野语》之名,乃作者不忘祖籍之意。

书中所记,多宋元之交的朝廷大事,很多可补史籍之不足,如“李全始末”,“端平入洛”,“二张援襄”等,都是很有价值的资料。本书以中华书局 1983年张茂鹏点校本最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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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文题目: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 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

(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 3、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

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

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 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

5、论文正文: (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 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

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 〈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论证过程和结论。

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 a.提出-论点; 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 c.解决问题-论证与步骤; d.结论。 6、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

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 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 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 (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

(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

参考文献细则:

(1)文献标识

论文正文中需按出现顺序标识参考文献编号,文献编号用阿拉伯数字置于方括号“[ ]”中,置于所引内容最末端,按上标处理。如: *****[1]。

另外,同一篇文献在文中如多处引用,选择其一最主要的地方加注就可以,其它地方无需标注。

全文中引用文献只能按顺序标注。

论文中引用文献原文应加引号;若引用原意,文前用冒号或逗号,不用引号。较完整的长段引文应提行独立成段,即在冒号后另起一段。

(2)书写格式

参考文献中的中文内容采用宋体五号字书写,英文内容采用 Times New Roman五号字编写。

参考文献书写格式应符合GB7714-87 《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按论文引用顺序编排,文献编号顶格书写,加括号“[ ]”,其后空一格写作者名等内容。文字换行时与作者名第一个字对齐。常用参考文献编写规定如下:

①连续出版物

[序号] 主要负责者. 文献题名[J]. 刊名. 出版年份,卷号(期号):起止页码.

② 专著

[序号] 主要负责者. 文献题名[M].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③论文集

[序号] 主要负责者. 文献题名[C] . 主编. 论文集名.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④学位论文

[序号] 主要负责者. 文献题名[D]. 保存地:保存单位,年份.

⑤报告

[序号] 主要负责者. 文献题名[R]. 报告地:报告会主办单位,年份.

⑥专利文献

[序号]专利所有者. 专利题名[P]. 专利国别:专利号,发布日期.

⑦国际、国家标准

[序号] 标准代号,标准名称[S].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⑧报纸文章

[序号]主要负责者. 文献题名[N]. 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⑨电子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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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寺庙类硕士论文范文

关于“系统的介绍佛教寺庙,包括寺庙文化之类,典型寺庙”这些东西,很多人都写过了,很难写出新东西来。所谓论文嘛,应该有自己的观点,特别是有创新的观点,要不然不能称之为论文,只是一篇游记啥的。建议写一篇关于现在寺庙经商的文章,阐述一下在现代社会,寺庙经商行为是否符合佛教教义。大家大概都听说过关于少林寺有上市的传闻。

一、研究背景随着社会的发展,寺庙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不仅在宗教活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寺庙也存在着一定的社会隐患。二、研究内容本次研究的目的是探讨寺庙社会面隐患的现状,并从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提出改善建议。1. 社会经济方面:寺庙的经营状况和经济收入情况,寺庙的社会责任,寺庙的资金管理等。2. 文化方面:寺庙的文化传承,寺庙的文化活动,寺庙的文化环境等。三、研究结果经过调查,发现寺庙社会面存在一定的隐患,如经营状况不佳,经济收入较低,社会责任不足,资金管理不当,文化传承不足,文化活动缺乏,文化环境不佳等。四、研究建议1. 加强寺庙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收入,增强社会责任感。2. 加强寺庙的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3. 加强寺庙的文化传承,提高文化活动水平,改善文化环境。4. 加强对寺庙的监督,确保寺庙社会面的安全。五、结论本次调查发现,寺庙社会面存在一定的隐患,应加强经营管理、资金管理、文化传承和文化活动,加强对寺庙的监督,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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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 ··都是抄袭

嵩岳寺塔论文参考文献

在工土地二三

佛塔的演变:

根据佛教文献记载,佛陀释迦牟尼涅槃后火化形成舍利,被当地八个国王收取,分别建塔加以供奉。

此外,释迦牟尼一生共有八处纪念地,如出生地的蓝毗尼园、成道地的涅盘禅河、第一次说鹿田园、他所住地方唯一的沱园、他所住地方的群邑三亚石果等。

阿育王统治时期,佛教被列为印度的民族宗教,佛塔的建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在孔雀王朝的领导下,这个小国有万座宝塔。

这一时期开始建造有碗的宝塔。宝塔有两种:有遗物的称为宝塔,没有遗物的称为直梯。最早的现存宝塔是在阿育王时期建造的。

扩展资料:

现存最古的砖塔河南登封县的嵩岳寺塔即属于密檐式塔。此塔也是中国现存古塔实物中年代最早的,该塔修建于北魏永平二年。

嵩岳寺塔是由木结构向砖石结构过渡的早期实例,非常值得重视。嵩岳寺塔的总高度约30米,底层直径米。全塔除塔刹和基石之外,均以砖砌筑。

塔的下部是低平的基台,台上建塔身,塔身平面呈十二边形,这在全国是唯一的例子。第一层塔身特别高大,用叠涩平座将之分为上下两段,在四个正面开了贯通上下段的塔门。

下段的其余八面都是素面平砖,没有加以装饰。上段是整个塔装饰最集中的地方,分别装饰壶门、狮子、火珠垂莲。

第一层塔身以上,叠涩出密檐十五层,每层塔檐之间距离甚短。塔刹用石雕刻而成。刹座是巨大的仰莲瓣组成的须弥座,须弥座上承托着梭形的七重相轮组成的刹身,刹顶是一个巨型的宝珠。

篙岳塔的外形流畅、秀丽,艺术成就非常高,正是由于它的设计和施工的优秀,使得这座古塔保存至今。其他像西安小雁塔、云南大理千寻塔也是密檐式塔中的精品。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佛塔

这个问题很大,只好简单讲一讲。秦汉以后,中国文化的主流基本是儒、释、道三家。佛教虽是外来宗教,但和中国传统文化水乳交织。就像体内输入的外来血液,虽然是外来的,但已和我们自身血液融为一体,不分彼此。

一、对思想界的影响

从中国哲学史来看,自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始终贯穿着佛教的哲学思想;而宋明理学,基本骨架也都是佛教思想;一直到近代,维新代表人物梁启超、康有为、谭词同也还是秉承了佛教的思想理念来推广社会改良。

中国哲学思想,萌芽于周,而盛于战国。战国时代,诸子争鸣,各倡其说,使中国哲学思想,极盛一时。汉朝,则唯有孔老,后因武帝斥百家而定儒为一尊,故道教日衰,及魏晋六朝,佛教盛行于世,而道教亦渐复兴,遂起冲突,因冲突而排斥,因排斥之接触而融和,后讲老庄者,多取义于佛经,而讲佛学者,亦多引用老庄。

唐末宋初,唯有禅宗独盛,且操纵当时思想界。当时学术界受禅宗影响的,如周濂溪、程明道等…。

至于宋周程朱子等之理学,及陆象山、王阳明等之心学,无一不受佛教禅宗思想的影响。 在晚清时期,中国知识界研究佛学成为一时普遍的风气。一些民主思想启蒙运动者,如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学术名流,都采取了佛教中一部分教理来作他们的思想武器。

佛教的慈悲、平等、无常、无我的思想,在当时的知识界中起了启发和鼓舞的作用。佛教道德观也对国人产生了很大影响,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说,就是沿用至今的生活准则。

二、对文学界的影响

佛教为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伟大富丽的文学作品。马鸣的《佛所行赞》带来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法华》、《维摩》、《百喻》诸经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般若和禅宗思想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的诗歌。变文、俗讲和禅师的语录体都和中国俗文学有着很深的关系。

佛教对中国语言方面的影响,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通过语言文字表达出来,所以语言的变化会影响到文化。佛教对于中国的语言有极大的影响,大家可能不知道,如果没有佛教传入的话,大概也不会有我们现在的拼音。因为我们的拼音是根据我们过去所谓的反切来的,而反切又是根据把梵文佛经翻译成汉文时的启示来的。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对文体的影响。现在大家公认,中国的通俗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佛教。我们从敦煌遗书里面可以看到有不少的唱经文,或者讲经文,它们其实都是对于佛经的一种通俗的宣讲。

佛教对于中国的文学理论的影响也是极其巨大的。佛教讲空,讲境界,讲空灵,这些都深深影响了中国的文学和艺术。包括诗歌、绘画、书法,等等,只要去看看我们历代流传下来的文学理论著作,从《文心雕龙》开始,到后来的诗话、词话、书论、画论,都能够看到佛教思想的影响。

三、对艺术界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艺术之影飨,可分四点说明:

1、建筑的弘伟

我国古代建筑保存最多的是佛教寺塔,现存的河南嵩山嵩岳寺砖塔,山西五台山南禅寺、佛光寺的唐代木构建筑,应县大木塔,福建泉州开元寺的石造东西塔等,都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史的宝贵实物。许多佛教建筑已成为我国各地风景轮廓线突出的标志。在一片郁郁葱葱之中,掩映着红墙青瓦、宝殿琼阁。精巧的佛教建筑为万里锦绣江山平添了无限春色。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则作为古代雕刻美术的宝库举世闻名,它吸收了犍陀罗和印度的特点而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造象艺术,是我国伟大的文化遗产。

2、雕刻的逼真

中国古代虽有雕刻,而塑像及铸像,却始于佛教之输入,唐朝名工之塑像,以及用木或石所雕刻之佛像,实是划时代之艺术创作。如洛阳龙门与大同云岗之石佛、炖煌石窟之佛像与壁画,其形态之逼真,人物之,岂止栩栩如生,简直是飘飘然欲飞之势,诚属中国艺术界之无价珍品。

3、绘画画像的肖妙

佛经中的动人故事常常成为艺术家们绘画的题材,曹不兴、顾恺之、张僧繇、展子虔、阎立本、吴道子等历代名画家皆以擅长佛画而传世。中国画学中由王维一派的文人画而发展到宋元以后盛行的写意画,则与禅宗思想有关。由此可见佛教对绘画艺术所起的作用。

由于隋唐佛教之繁盛,而使中国国画获得极大的启示,因为当时名工绘画佛像,力求维妙维肖,且将佛经中故事人物绘于壁上,以作庄严之点缀。如炖煌壁画,云岗石佛,均名播遐迩,为中国艺术放一异彩,吾等虽未能亲睹大陆佛寺之艺术创作,仅从书本及画片略窥一二,虽然,亦心向往焉。

4、音乐梵呗的感人

公元三世纪,中国已有梵呗的流行。唐代音乐又吸收了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等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唐代音乐至今还有少部分保存在某些佛教寺庙中。

中国古乐甚佳,但佛教来华,更有新调加入,使旧调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有特别的发展,如‘鱼山梵呗’‘寺院钟声’等乐曲,皆摹佛经中极好之梵音,至于佛寺中档磬钟鼓等,皆僧众起居与共之礼乐,使人闻之,俗念顿消。中国诗人多喜闻佛寺之暮鼓晨钟,而歌咏出绝妙诗词歌赋,即使是现代乐府,亦多取韵于佛教唱诵,可见佛教音乐之感人。

伴随佛教俱来的还有天文、医药等科学技术的传习。唐代高僧一行创《大衍历》和测定子午线,对天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隋唐史书上记载由印度翻译过来的医书和药方就有十余种,藏语系佛教中并且有医方明之学。佛教的刻经促进了我国印刷术的发展,至今被保存下来的世界上最古的版刻印本,几乎都是佛教经书图像。

比如说从治国的理念、制定政治制度这个角度来看,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主体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世俗领域里面,生活习俗里面,特别是民间习俗里面,只提到儒家,显然是不行的。道家、佛教可能在某些方面还大大地超过了儒家。

我们从汉族的角度来看,儒家的影响更深一些,所以会说它是主要的。但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我们到西南地区、云南地区可以看到很多少数民族,他们的核心文化也是佛教文化。

所以,儒释道确实是中国文化里面鼎足而立的三个支柱,一个鼎至少有三个脚才能站得住,缺一个脚都不行。这个鼎就是中国文化,这个鼎就是儒释道这三个脚给它支撑起来的。我之所以将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道家思想和中国文化、佛教思想和中国文化分成三讲,就是希望大家既要看到它们的不同,也要看到它们相互贯通,相互影响的一面。

总之,中国的儒释道这三种思想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地来支撑着中国的传统文化的。

参考文献:赵朴初,要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佛塔的造型起源于印度。汉代,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佛塔的建筑在后汉末年,就已经风行全国了。据《后汉书》记载,汉末三国时期,丹阳人笮融“大起浮屠。上累金盘,下为重楼,有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这些描述真实地记载了当时佛塔建筑的宏大与华丽。佛塔随着佛教自世纪初传入中国后,中国的工匠们将印度原有的覆盆式的塔的造型与中国传统的楼阁相结合,便产生了楼阁式的佛塔。继而由楼阁式衍生出密檐式塔。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地域文化特点,因此便派生出了各种不同风格、不同式样的佛塔。并且佛塔的内容还被延伸,具有了更广泛的意义。一般来说,不论佛塔是什么形态、大小如何,它的基本造型是由塔基、塔身、塔刹组成的。塔基有四方形、圆形、多角形。塔身以阶梯层层向上垒筑,逐渐收拢。在中国,若论塔的数量和它们形式的多样,风格的丰富,可以说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各种极富有建筑装饰美感的塔,与山川、河流、村落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独特的人文自然景观。佛塔,亦称宝塔,是佛教的象征。遍布我国南北东西的上万座佛塔,是古代高层建筑的代表,其用料之精良、结构之巧妙、技艺之高超、类型之丰富,远远超出了历代文人墨客的笔端。 佛塔起源于印度。在公元一世纪佛教传人我国以前,我国没有“塔”,也没有“塔”字。当梵文的stupa与巴利文见Thupo传入我国时,曾被音译为“塔婆”、“佛图”、“浮图”、“浮屠”等,由于古印度的Stupa是用于珍藏佛家的舍利子和供奉佛像、佛经之用的,亦被意译为“方坟”、“圆冢”,直到隋唐时,翻译家才创造出了‘‘塔’’字,作为统一的译名,沿用至今。 我国的佛塔按建筑材料可分为木塔、砖石塔、金属塔、琉璃塔等,两汉南北朝时以木塔为主,唐宋时砖石塔得到了发展。按类型可分为楼阁式塔、密檐塔、喇嘛塔、金刚宝座塔和墓塔等。塔一般由地宫、基座、塔身、塔刹组成,塔的平面以方形、八角形为多,也有六角形、十二角形、圆形等形状。塔有实心、空心,单塔、双塔,登塔眺望是我国佛塔的功能之一。塔的层数一般为单数,如三、五、七、九、十一、十三层…所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七级浮屠指的就是七层塔。 我国劳动人民先后吸收了古印度和尼泊尔的佛教艺术,融合了中国传统建筑精华而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式“塔”。如始建于元代的北京“妙应寺白塔”就是一例,该塔高51米,为通体洁白砖石结构,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大的佛塔,又称喇嘛塔。 我国有五大塔林,鬼斧神工,各具特色。 五台山塔林,位于山西五台县佛光寺东山腰和西北塔坪里。唐代始建,现存古塔7座,其中4座为唐代墓塔,形制特别,古老质朴,有原形覆钵体塔身、八角形和六角形塔身,宏伟壮观,为我国塔林中首屈一指的塔林。 少林寺塔林,在河南登封嵩山西麓五乳峰下。塔林共有唐、宋、元、明、清各朝代的砖石塔2209座,为我国现存最大的塔林,塔高度均在15米左右,绝大多数有雕刻和题记,其造型有四角、六角、锥体、瓶体、抛物线形等,风格各异。 灵岩寺塔林,坐落于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方山向阳坡上,计有墓塔167座,另有墓碑300多幢,碑文题记极多,达10万余字,为国内罕见。该塔林造型优美,形制多样,其中以唐代慧崇和尚塔为最早建筑,是研究我国佛教历史的珍贵资料。 青铜峡塔林,位于宁夏青铜峡县峡口黄河西岩一个陡峭的山坡上,背山临水,共108座塔。该塔林建筑奇异,是我国唯一的大型白塔林。 飞龙山白塔林,在云南景洪县大勐龙乡曼飞龙村后的山上,为小乘佛教建筑。该塔林始建于傣历565年(公元1204年),塔林由大小9座白塔组成,巍峨参差,耸入云天,为当地一大胜迹。这9座塔均建在高4米的圆形基座上,中为主塔,高达21米,雄伟挺拔。其余8座小塔分列八角,高10米,形似莲花,宛似群星拱月,壮丽奇特。 我国佛塔众多,而咏塔的诗文更多。如“古塔云中影,佛寺夜半钟”、“赞宇弘开壮帝都,碧天空起玉浮图”、“谁建浮图礼大千,灵光遥与白云连”、“望尽人间多少事,身在大干几沧桑”、“点燃八百灯火,指引千帆夜海航”…等。这些千姿百态的古佛塔和诗文构成了我国珍贵的古代文化艺术遗产。中国馆内最显著的位置摆放着一座巨大的佛塔,2米高,青铜鎏金,通体各层镶嵌着绿宝石。塔的左右摆放着一对象牙和一对青铜雕龙,与故宫、避暑山庄等处皇帝宝座前放置的青铜龙形制一样,说明这对青铜龙应是圆明园正大光明殿皇帝宝座前的摆放之物。一对金罐和一只金曼扎(藏传佛教的寺庙摆设品),金罐通体如意花纹闪闪发光,金曼扎镶有珍珠、绿松石和红宝石,说明当时圆明园内的摆设有多么奢华。玻璃桌柜里摆放着一串大念珠,这串珠子共有154颗,跟一般108颗珠子的朝珠不一样,这是孟托邦将一串皇帝的朝珠和两串皇后的挂珠串在一起献给欧也妮王后的,没想到欧也妮王后并不满意,因为她早已听说远征中国的军官们个个满载而归。她埋怨孟托邦只带给她这样的礼物,于是孟托邦另外又送她三车宝物,前后总共送了她七车,包括从圆明园抢来的各种青铜器、玉器、瓷器、漆器、金银制品、景泰蓝……

孔庙研究论文

论孔庙的儒家文化特征

《优入圣域》(黄进兴)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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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优入圣域

作者:黄进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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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年份:2010-3

页数:404

内容简介:

我不是儒家的,但对孔子有很高的敬意。我在孔子墓前三鞠躬,结果闹了个小风波。因为周围的人都在围观,把带我去的那个教授搞得很窘。他说:“你鞠一个躬就够了。”很多人以为我在拍电影。

我们常讲一些很抽象的“道统”、“治统”,你把这些概念放到具体的祭祀制度里,轮廓就出来了。两千年中国怎么样变化,儒生集团跟统治集团怎么较劲,一目了然,都记录在孔庙发展史上。

它还写了统治集团所认同的思想是什么,因为能够进孔庙一定经过皇帝的批核。这样做出来的中国思想史,跟我们以前所想象的就有些不一致。每一次儒生推举哪个人可以进孔庙都有一连串的理由,从地方、社会到学术,你可以看到很丰富的东西。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研究孔庙,因为可以解答经济、政治的很多问题。

——摘自《时代周报》第42期黄进兴访谈

目录

目次

新版序

原序:孔庙因缘

壹 个人观点

一、所谓“道德自主性”:以西方观念解释中国思想之限制

的例证

二、“道德自主性”与“责任伦理”:康德与韦伯的分歧点

三、孟子的“四端说”与“道德感说”

四、十年之后:后记

五、韦伯论中国的宗教:一个“比较研究”的典范

六、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迷思或事实?

贰 皇帝、儒生与孔庙

七、清初政权意识型态之探究:政治化的道统观()

八、道统与治统之间:从明嘉靖九年(1530)孔庙改制论皇权与祭祀礼仪

九、权力与信仰:孔庙祭祀制度的形成

十、学术与信仰:论孔庙从祀制与儒家道统意识

十一、孔庙的解构与重组:转化传统文化所衍生的困境

叁 理学、考据学与政治

十二、“朱陆异同”:一个哲学诠释(池胜昌译)

十三、理学、考据学与政治:以《大学》改本的发展为例证

十四、“学案”体裁产生的思想背景:从李绂的《陆子学谱》谈起

十五、“学案”体裁补论

肆 附录

十六、荀子:孔庙从祀的缺席者?

十七、以序为书:评介《朱熹的历史世界》

新版序

从1981年初次造访台北孔庙,至2001年旁及武庙而收笔,自己摸索孔庙文化整整二十年。

对这样一个“封建制度”,人们不禁浮起一个疑问:耗费如许的时间是否值得?答案却是肯定的。就学术而言,确是丰富之旅。以今日的眼光回溯,重印《优入圣域》倘还有些许学术意义的话,大概是攸关“孔庙”的研究。它所彰显的“国家宗教”(state religion)的性格,别具意义。

过去数十年的宗教史与人类学都集中在“民间宗教”(popular religion)、“民俗信仰”(folk beliefs)、或“原始宗教”(primitive religion)的研究,并且取得十分丰硕的成果。反观“国家宗教”或“帝国祭典”却乏人闻问,其原因存于传统社会里,“国家宗教”与政治脱离不了关系。因此一旦帝制崩解,作为“国家宗教”的孔庙祭典遂无所依托;而后尤受政治情势的拖累,人们视之为专制政体的文化象征,喻为万恶的渊薮。民初“打倒孔家店”的激情,以及文革“批孔”的浪潮,便是此一心结的表征。

然而时过境迁,今日我们容可以较超然的观点(detached view),来审视儒教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文化意义。尤其在制度性的实践层次,孔庙祭典确是极佳的具体指标。

要之,在帝制中国,孔庙祭典概由人君与士人统治阶层所笼断。它不但为官方所主导,并且展现“公共宗教”(public religion)的特质。惟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缘浸淫于西式“私人宗教”(private religion)的范式,反而习焉不察,无从捉摸其独特的宗教性格;从而判定儒教非为宗教。针对此一盲点,重启孔庙的探讨适可发掘历史的原貌,进而厘清传统中国信仰的多元面相。

惟拙作主要聚焦于上层政治与文化力量的较劲,较少顾及地方的特色。其实,各处孔庙的状态均略有出入;譬如:南京孔庙,除了政教象征,环绕其间尚有商业聚落的现象;而台北孔庙,则由地方士绅集资兴建,成为民间修筑孔庙的特例。凡此,均难一概而论。

此外,孔庙的数据蕴藏有丰富的历史讯息,足可解答传统社会诸多的提问。举其例:山东曲阜档案已发表的文献,即载有清代的物价、文字狱,或者明代以降,中央政府与地方(曲阜一域)的互动、人君与自视“天下第一家”孔府的紧张性等等。

记得1995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孔庙研讨会,会场爆满,远远超过其所能容纳的人员,多数人竟只能席地而坐。与会学者从礼制、社会、思想、音乐、建筑各方面进行严肃的探讨,所有论文后来由哈佛大学出版社集结成册。近年,从历史、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各领域出发,探讨孔庙文化更不在少数。简之,孔庙经历多年的冷漠,今日能重获青睐,何其有幸。这与传统孔庙“门前车马稀”,恰成鲜明地对比。

另外尚值一提的,1994年拙作《孟子的“四端说”与“道德感说”》始揭孟子伦理与西方“道德感说”颇有相契之处。原初的做法只不过是项“思想的实验”(thought experiment),拟举证西方18世纪的“道德感说”,较康德的伦理更契合儒家伦理,借此证明新儒家援康德入儒的局限。不意近日看到施若特教授(Michael Slote)也援引休谟(Hume)的“道德感说”(moral sentimentalism)疏通孟子伦理,图欲表彰“德性伦理”(virtue ethics)的特色。令人惊奇万分,盖“闭门造车,出则合辙”,委实不易。而我自己则全然同意儒家伦理较接近“德性伦理”的类型,而不类康德的伦理(Kantian ethics)或效益论(consequentialism)者。

末了,感谢北京中华书局愿意再次为拙作刊行较为理想的读本,这种严谨的出版态度,令人敬佩。此一改版删除了原繁体字版的“附录”部分,另增录《孔庙从祀的缺席者》和《以序为书》二文,希冀较贴近原书的意旨。

黄进兴

志于南港中研院史语所

2008年11月

作者简介:

黄进兴,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余英时先生的学生,曾任教于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与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2008年荣任中研院院士。主要论著有《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优入圣域》、《圣贤与圣徒——历史与宗教论文集》、《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哈佛琐记》、《半世纪的奋斗》等。

作者近十年的研究聚焦在宗教文化史与史学理论两个项目。首先,在宗教文化史方面,基于以往孔庙研究的基础,从事比较研究与儒教宗教性质的探讨。在“优入圣域”的阶段,孔庙被视为传统中国里政治与文化力量的汇聚点,以分析统治者与儒生集团在历史上的互动。在“圣贤与圣徒”阶段,则进而拓展此一成果,除了由概念上借着儒、释、道三教互比,厘清儒教的宗教性质,并且挪用孔庙从祀制与基督教封圣制(canonization)进行跨文化的比较。另外旁及其他武庙、通俗小说、像设与毁像的探讨。其次,在史学理论方面,则取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作为关注对象,检讨当下史学研究的因应对策。作者以前现代的治学精神,做后现代的事业:透过大量直接阅读后现代的名家,进而梳理出与史学的关联,必要时且切入中国史学的议题,达致交相切磋、知己知彼的效果。攸关的论文,则结集成册为《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

作者主要学术著作均被引入大陆,简体字版如下:

《优入圣域》 陕西师范大学,1998

《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 陕西师范大学,2002

《圣贤与圣徒》,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三联书店,2008

孔庙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姻缘庙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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