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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专业毕业论文的参考题目有哪些呢?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发展经济学论文题目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发展经济学论文题目：
1.宏观经济形势与经济政策分析
2.浙江经济研究
3.转型经济学研究
4.比较经济学研究
5.农业经济研究
6.生态经济研究
7.旅游经济研究
8.区域经济研究
9.空间经济理论研究
10.经济地理学研究
11.城市经济研究
12.产业经济研究
13.政府管制研究
14.管制经济学研究
15.制度经济学研究
16.行为经济学研究
17.卫生经济学研究
18.实验经济学研究
19.博弈理论研究
20.信息经济学研究
21.产权经济学研究
22.法与经济学研究
23.计量经济理论研究
24.数理经济学研究
25.发展经济学研究
26.管理经济学研究
27.环境与资源经济学研究
28.劳动经济学研究
29.交通运输经济理论研究
30.能源经济理论研究
30.国际贸易研究
31.国际商务研究
32.证券投资研究
33.金融经济学研究
34.行为金融学研究
35.汇率理论与汇率改革研究
36.银行改革研究
37.金融监管研究
38.财税理论研究
39.不确定性理论研究
40.投资研究
41.保险研究
42.社会保障研究
43.经济史研究
44.经济思想史研究
45.国防经济学研究
46.政治经济学研究
47.经济社会学研究
48.经济哲学研究
49.住宅经济学研究
50.世界主要国家经济研究
经济发展为社会进步提供物质基础,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历久不衰,并在世界上独具特色,这与古代经济的高度繁荣密切相关。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浅谈古代经济论文，供大家参考。
《 以比较的思维看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
理解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特点是个避无可避的问题，结合多版教材的论述，从耕作方式、经营方式、生产模式等多角度探讨，通过比较的思维进行分析，帮助大家厘清思路。
1 研究思路
什么是基本特点。特点是指人或事物所具有的特别或特殊之处，这势必要有参照物，即“与……相比，该事物的特征”;基本即主要。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就是指它的主要特点。
确定比较角度。应该抓住影响农业经济的基本要素进行探讨，如耕作技术、经营方式、土地制度等。
确定参照物。从纵横两个方向同性质比较，横向是跟世界其他地区对比，纵向是跟近现代中国比较。
2 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耕作方式、耕作技术、生产模式
耕作方式：铁犁牛耕是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耕作方式偏重于使用什么样的生产工具，原始农业刀耕火种，传统农业铁犁牛耕，现代农业机械化生产。中国古代农业耕作方式经历了三个阶段：远古社会的刀耕火种，夏商周的石器锄耕，春秋战国开始的铁犁牛耕。耕作方式也可理解为以什么单位进行耕作，同于经营方式。
耕作技术：耕作技术不断进步。广义的耕作技术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农业生产工具，二是水利工程和灌溉工具，三是具体农业生产技术和 方法 ，含土地使用(休耕、轮作、套作)、田间管理、节气、选种、收获、晾晒、储藏等。狭义上是指在同一种耕作方式上进行的具体技术创新，如从西汉藕犁到东汉一牛挽犁，耕作方式还是铁犁牛耕，但耕作技术却在不断进步。
生产模式：精耕细作。随着农业耕作技术不断进步，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模式日益完善。它区别于原始农业粗放型的生产模式，特征有①拥有较高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比较发达的水利设施 ②小农户个体经营，农民采取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在自己有限的土地上投入了较多时间和劳动力 ③农产品亩产量逐渐提高。当然，生产模式也可理解为男耕女织的经营方式或自然经济形态。
土地制度：以封建土地私有制为主要形式
原始社会是氏族公社土地公有制，商周井田制是土地国有制，春秋战国开始的土地私有制是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基本形态，有别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土地公有制。
经济形式、经济形态、经营方式
经济形式：农业是古代中国最基本的经济形式。农业是手工业、商业发展的基础，高度发达的工商业只是农耕经济的补充。农业被统治者看做立国之本，农业税成为封建王朝的主要经济来源。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取得的。
经济形态：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经济形态包括三种：自然经济(自给自足)、商品经济(产品交换)、产品经济(共产主义设想中的按需分配)。很显然，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生产出来的产品绝大部分用于自己消费，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经营方式：以小农户个体经营为主。经营方式是经济单位经营的具体形式，商周时期是奴隶大规模集体耕作，封建社会时期是小农户个体经营，近代资本主义则采取大规模农场经营。小农经济伴随着耕作技术进步和土地私有制确立而形成，它的特点是①分散性：以家庭为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②封闭性：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自给自足，交换少。③落后性：注重精耕细作，但容易催生满足的社会心态和民族性格。④脆弱性：易受天灾人祸的影响。
小农经济、自然经济、封建经济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小农经济是指经营方式，自然经济是指经济形态，封建经济是指封建专制统治的经济基础，三者其实都是指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因此古代小农经济也叫封建经济。
产业结构：以 种植 业为主、家畜 饲养 业为辅
广义农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等四种产业形式，狭义农业指种植业，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和绿肥等农作物的生产活动。在农业文明的古代中国，种植业在第一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中均占主体地位。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种植业在整个国民经济比例中所占据的比重已经明显下降，数据显示早在2002年，第一产业占GDP比重是，第二产业占，第三产业占。
农业起源和生产水平：历史悠久、独立发展、技术领先
从世界范围来看，存在三个农业起源中心，西亚、东南美洲和东亚，东亚的起源中心主要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国古代农业历史悠久、独立发展、自成体系，耕作方式先进，对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
地域分布：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地域特征鲜明、经济重心呈现南移过程
经过先民创造性的劳动，原始农业很早就在黄河、长江流域一带出现，逐渐形成南稻北粟的地域特征。中国农耕文明首先在中原地区达到很高水平，而后伴随着北方人口的南迁，从魏晋南北朝到南宋时期，逐渐完成了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
3 结束语
很多历史概念和问题本身复杂甚至存在争议，不同教材也是自成体系，教师自身理解上必须整合课程资源，从不同角度去分析。对于实际教学，与其百般纠结不如潇洒放开，建议按照本省教学要求和教材，立足于学情，必要的时候采用模糊处理，甚至不讲，使知识体系主干化清晰化，减轻学生的负担。
《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缺陷 》
多少年来，无数从事 经济 思想 研究 的学者一直在思考这样的 问题 ： 中国 古代先秦诸子百家的经济思想已经有了相当的 发展 ，完全可以与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经济思想相媲美，但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成果为什么始终未能从“前 科学 ”状态发展成具有近代科学形态的古典 政治 经济学等系统经济学 理论 ? 本文试通过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同 时代 的西方经济思想进行对比，发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古典经济学等系统经济理论的距离。
一、同时代中西经济思想比较
与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学者大约同时代的中国古代学者，提出了一系列在学术史上应该与上述古希腊学者形成的经济思想相齐的经济思想：
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在也公元前三世纪虽然发现了商业和手 工业 的存在和作用，并且初步论证了 社会 分工，但他们却鄙视手工业和商业。然而，在他们之前的约公元前645年，管子就提出一个 职业划分理论，将人们按职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民.这一划分，比色诺芬、亚里士多德的职业划分理论早300多年。管子充分肯定手工业和商业的作用，认为手工业可以提供生产工具、作战武器和生活用品，商业则可以沟通有无，沟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 联系，打破生产和消费的界限。
色诺芬在《经济论》中认为从事 农业是一切职业中最重要、最高尚的职业。柏拉图把农业看作他的“理想国”的经济基础，《理想国》一书中和很大篇幅是论述农业的。与色诺芬约同时代的中国古代学者李悝提出了一切财富根源于农业的重农主义思想。其鲜明程度却接近于后来法国的重农学派。他还提出了劳动生产率的概念。
亚里士多德认为，生财之道有两种：一种是属于家务 管理的一部分，一种是“货殖”，即无限制地追求货币增殖。前者是把大 自然 提供的生活资料安排好，积累对家庭具有使用价值的财富，取得这些财富是为满足消费，这种财富是有限并合乎自然的。后者的目的是增加货币，因而这种财富是无限的，也是违反自然的。他还在《政治论》中把奴隶制下的社会分工当作自然分工，用天生的人的差别(性别、种族和生理等)来论证奴隶制度的自然与合理。然而大约与亚里士多德同时代的孟子提出恒产论，主张维护私有产财产制度。孟子还提出轻视体力劳动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亦是不谋而合。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一书中从分工出发看到了分工、交换、货币和商人之间的关系，认为货币是为交换服务的，意识到了货币可以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然而，远在柏拉图之前的公元前524年，单旗就周景王“将铸大钱”，针锋相对提出子母相权论，意识到货币有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两个职能。
以上通过对古典经济学形成之前这一段时期中西经济思想的比较，可以看出古典经济学正式产生之前， 中国学者形成的经济观点与古希腊学者是大体类似，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超前性。
二、中西 “自由主义” 经济思想比较
早在公元前时期，中国古代学者就提出了诸多与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近代经济理论极为类似的观点。这些观点是构成近代经济学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石。
司马迁的《史记》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虽然恪守“述而不作”的原则，但在对先秦历代帝王经济 实践的 总结 与批评中，明显地表露了他的诸多经济主张。这些主张在近代和 现代 西方经济学中或成为重要理论基石，或成为重大学术流派的基本观点。 《史记•货殖列传》仅5000字，但是通篇极力推崇和讴歌“货殖”这一经济活动，围绕这一核心，司马迁提出了诸多堪与亚当•斯密理论相齐的思想。
(1)肯定人的物质和经济欲望，与“经济人”假设有异曲同工之妙。
近代经济学的前提条件之一是肯定人类的谋利动机，肯定人的“经济人”特征。经济学即研究人类经济欲望与稀缺性的关系的学问。离开对人的经济欲望和“经济人”特征的肯定，经济学难以确立。
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是有内在的动力的，不需要谁去命令，召唤，自己就会不停地运转。这种动力是人的求富的欲望。司马迁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是从批评老子的所谓“小国寡民论”开始的。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老子的理想社会是人们安于现状，没有什么追求。而司马迁认为如果以此作为治国的标准，那就是把百姓的耳目全部遮塞起来，是万万做不到的。
司马迁认为，要把这作为现实政策付诸实施，就必须限制和压抑人民的经济欲望，到头来只能是无法实现的空想。他肯定人的经济欲望本能。他认为，现实社会是普通人的群集。要讨论现实社会的经济，就要勇于承认普通人所共有的欲望，应把人的物质欲望当作已知条件来讨论经济.他写道：“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沦，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就是说，人的经济欲望是自然的东西，它作为原动力，产生想要提高生活水平的欲求，从而经济活动也就活跃起来了。经济政策顺应人的经济欲求，使经济活动自由扩张，是最上者;运用权力予以压抑和限制，继而与民争利，则是最下者。
相对于先秦思想家而言，司马迁的这一思想在思想 方法 上具有明显的现实性。在先秦儒家看来，人的经济欲望应被限制在不至于给精神生活带来障碍的程度。道家则从贬斥人为而提倡无为的立场出发，把满足欲望也看作是人为而加以否定，主张去欲、绝欲，宣扬“知足”。墨家则较为重视经济，尊富，也认识到形成财富的财货生产的重要性。墨子可以说是中国 历史 上第一个提出以“利”作为 哲学 指导原则的学者。《墨子•经上》说：“义，利也”。在他看来，义以利为依归。“利”被看作是社会伦理的基础，而分辨义与不义的标准是以其行为之利人与否。利人为义，不利于人为不义。可见，墨子所谓的“利”是广义的，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非物质利益。法家也重视财富生产，但他们主要是从富国强兵角度提出这一主张的，而且强调的重点是农业生产。司马迁的思想则明显比儒家、道家的思想要务实和实际一些，继承了墨家和法家重视增加社会财富的思想，同时将增加社会财富的动机最终追溯到人类基本的经济欲望这一根源上。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其现实性与积极意义更为明显一些.
(2)提出社会分工自然形成和自然调节学说，近似于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
司马迁认为社会分工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是受到自然调节的。他认为整个社会经济是自动地有秩序地发展和运行的。人们“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史记•货殖列卷》)这种社会经济的自动运行是符合自然和人的本性的，用司马迁的原话说，就是“道之所符”和“自然之验”
司马迁的社会分工理论也是继承和发展了先秦思想家有关思想的。《管子》最早将人按职业进行划分，即划为士、农、工、商四民。士即奴隶主阶层的下层，农主要是指从事农业的平民和奴隶，工即官府控制下的手工业奴隶。商包括商人和商人、官府控制下的奴隶。管仲第一次肯定了工、商的作用。司马迁的农、虞、工、商之分与管仲的士、农、工、商之分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而且在社会分工的形成原因与协调机制以及社会分工的意义等方面有所发展。
翻阅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我们发现，亚当•斯密也是从这个角度阐述国民财富之源。他写道：“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可见，亚当•斯密的国富源泉论与司马迁如出一辙。
(3)主张经济自由化，可以与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相媲美
司马迁的经济运行思想继承了管仲轻重思想中强调经济依其 规律 运行的一面，批判了孟子过分强调国家干预和 计划经济的思想。 理论上，他肯定人的谋利动机与行为是自然的，商品生产与流通也如“水之趋下”，是自然规律作用使然。因此，经济的运作听其自然为上策，凭借权力的干预和统制是下策。他的这种观点还体现在他对汉初经济自由化政策及结果的充分肯定上。汉朝兴起，秦末四分五裂的局面一经统一，就废除了秦朝各种统制政策，试图实行经济自由化，即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等，采取了刺激经济活动的积极政策。其结果是，“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平准书》叙述了汉兴以来70余年间的繁荣，其中写道：“国家无事，非遇水早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自由放任思想是贯穿亚当•斯密所有经济观点的主线。斯密主张不需要计划，不需要国家元首的统治，因为市场会解决一切。与自由放任思想相适应，斯密认为政府应该仅仅充当“守夜人”的角色，而不应直接干预经济生活。可以发现，斯密主张的“自行调节的自然秩序”与司马迁所说的“若水之趋下”，“道之所符”是何等相似，斯密所设想的政府的“守夜人”角色与司马迁所说的“善者固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之，最下与之争”如出一辙。三、 中国 古代 经济 思想的缺陷
以上通过两个维度的比较不难看出，尽管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当时已经是相当先进、发达，完全可以与同 时代 的西方相媲美。然而 历史 的 发展 ，以前西方并不系统的经济思想后来发展成为系统的经济学 理论 —古典经济学以及后来的 现代 西方经济学等。而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为什么没有最终产生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呢? 本人认为主要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具有“先天不足”的缺陷：
首先，经济学范式的缺乏。如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缺乏构建古典经济学所必须的理论抽象和一系列基本范畴，如商品、价值、价格、货币等。司马迁没有达到构建类似于古典 政治 经济学那样的完整经济理论体系的理论抽象高度。之所以如此，又是因为：一方面，当时中国的商品经济并不发达，更谈不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和发展，而古典政治经济学首先是商品市场经济的理论抽象。是资产阶级要求在经济思想上的反映;另一方面，先秦思想家和司马迁都没有在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即价值上作多的 研究 ，没有形成系统的价值理论。而且，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概念是模糊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济理论范畴和经济概念的非确定性，无论外延、内涵都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比如本末、奢俭、兴利、除弊、富民、长技、商战、轻重、子母等，都没有明确的公认的定义，谁也说不准它究竟指什么，也不顾前人、旁人的用法，用意会的办法去理解并运用各个经济概念。
与之相反，西方早期经济思想家所建立的经济学范式是其后来以至现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不断发展升华、推陈出新的坚实基础。因为范式是一门学科内被人们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共同的一套概念体系和 分析 方法 。按照美国 科学 哲学 家汤姆斯•库恩的说法，任何一门科学知识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过程都是一个演化与革命、积累与创新、连续与间断交替发生的过程，典型的形态是受某个既定的哲学范式支配的积累性常规研究与突破旧范式的创新性非常规研究交替出现的历史进程。西方古典经济思想提供了一系列经过理论抽象的基本范畴，如商品、价值、价格、货币等。它们共同构成了经济学理论的范式。在这个既定的范式的支配下，古典经济思想研究最终形成了一个对经济学 问题 进行系统解答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有了这个共同的范式，一方面，同时代的经济学家能够有一个以自己的信念或基本观念为背景的概念和文字表达系统，这样相信这个范式的从业人员就有了共同的学术 语言，彼此用这种语言进行学术研究和交流;另一方面，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就可以“交流”了，特别是后代的经济学家就能够继承前人，不断地修正或发展前人研究成果，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将经济学理论愈来愈深化，愈来愈科学化。
这一点几乎是导致中西经济思想发展不同结局的根本原因之一。经济学范式的缺乏应该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致命伤”：那里不同的概念体系、学术语言成为学术交流的严重障碍，也是理论难以形成共识，进行代际交流从而不断走向深入的“鸿沟”。
其次，中国经济思想缺少形成系统的经济理论体系所需的一切重要的理论品格。司马迁以后，中国的经济理论走向衰落，理性色彩褪化，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窒息经济思想理性的特性，中国经济思想逐渐丧失了形成系统的经济理论体系所需的一切重要的理论品格。这些特性包括：
(1)浓厚的道德伦理色彩。西欧中世纪经济思想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文艺复兴运动及人文主义将经济学从神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经济学因此跨上了理性的轨道。
然而, 中国古代在“道德哲学家”孔于思想支配下的中国经济意识形态领域里，具有的不是宗教色彩，而是道德伦理色彩。中国人的道德 心理特别强烈，2000多年都在克制那种“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这种强烈的道德心理存在，不仅大大地妨碍了经济思想的成就，成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贫乏的重要原因，而且迫使历代思想家披上道德外衣，像中世纪西欧思想家披着宗教外衣一样，研究经济问题。在他们的思想中夹杂道德伦理意识。例如，安插流民，募民屯耕。薄赋敛。抑兼并，体恤民众生计，爱民如子……是因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仁者爱人;抑末;困辱商人，禁止穿戴“奇装怪服”，严禁奢侈品生产和流通，反对进口“奇巧淫技”……是因为担心破坏纯朴、敦厚的 社会 风气，扰乱了愚钝、麻木的民性，消费标准上的僭越、财富分配上的凌夺，商品交换上的欺诈。 农业生产领域中主佃关系的紧张……是因为世风不正，人心偏邪.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 自然 也离不开道德方面的整顿。直到晚清，开近代风气的社会激进批评家龚自珍还著书坚持“统之以至淡之心”，来调剂贫富悬殊、维持财富占有上“小不相齐”的局面，以达到王朝久安长治。这种道德伦理对经济思想的制约力较之宗教要更为强大。道德伦理具有巨大的历史张力，阻碍经济思想肯定人的谋利动机和谋利行为，反对围绕“利”思考社会经济生活，反对基于此 组织社会经济生活。
(2)疏于 理性思维 。司马迁以降，先秦典籍如《管子》中许多优良传统，例如，重视用数字、重量、尺度 统计方法研究经济问题，重视理论探讨和充分说理的学风等，都没有被继承下来。中国历代经济思想家从来没有想到通过深入研究、仔细观察建立真正“以不变应万变”的理论体系。征赋纳税的办法、修正方案倒是很多，就是没有赋税原理;铸钱、行钞议论纷然，就是没有货币理论;土地问题时常出现，土地改革方案(名田制、井田制、占田制……)汗牛充栋，就是没有国土经济原理;抑商喊了2000多年，商人照旧衣锦食肉，就是没有人对商业资本进行过认真研究.两汉以后，经济思想的实用更加明显，他们在理论上很少突破先秦经济思想基本框架。著名学者甘乃光说：“我国经济思想除了先秦以外，汉以后的思想家实不能越先秦思想家的雷池一步;汉后的经济思想不过是延先秦的余绪罢了……汉后什么王莽、李觏、王安石，以至最近谭嗣同等实在无特别研究价值。”这个说法虽然过激、绝对、片面，但从理论成就上说，决不是毫无道理的。经济思想的实用性，大大妨碍了它本身的一般性指导意义。
(3)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封闭性的，是在这块生养不息的“神州”大地独立产生的。谁能找到它受过外来经济思想的 影响 痕迹? 谁能说在佛教输入、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西域商人来华贸易以及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等几次较大的来自外部 文化 的冲击运动中，经济思想受过什么冲击? 因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经济思想大致分为两个极端：一是纯中国的，以整个古代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出现以前的经济思想为代表;一是纯西方的，以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出现以后的经济思想为代表。西方经济思想，即便是在早期、中世纪，也是开放型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古希腊、罗马思想家几乎成了西方所有国家的人类的精神童年偶像;托马斯.阿奎那一个人几乎代表了西欧中世纪的思想，亚当。斯密的理论影响遍及欧美各国。西方各国的、历代的思想家几乎是超时空的。
由于上述原因，中国古代辉煌的经济思想并没有像西方古代经济思想那样，自然演化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古典经济学和后来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等系统经济学理论。通过以上中西对比，分析出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天生缺陷，不难得出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落后仍然是社会经济演进的合理结果。这也正好印证了经济学本身的历史属性：经济学理论自身的发展过程，没有任何超越历史性质的要素产生，因为任何经济学理论都只能产生于历史发生过的经济问题与经济现象之中。
参考 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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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靖、石世奇，《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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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这个你可以重 个方面入手，首当其冲的是货币政策这一块，这个写点很多，比如央行的货币政策是什么，采取了哪些措施，这些措施间的相互影响，对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影响极其利弊等，有可以通过何种举措来平衡利弊之间的关系。。。还有就是汇率这一块，这块可以写的太多了，而且被各位经济大师都写过很多次了，这个你可以上网收索参考下，总之，一一个点切入，贯穿众多经济领域，发表你的独特见解。我也是个经济学初学者很多东西都不懂，不会什么专业术语，也不会长篇大论，如果这些对你有帮助我深感欣慰，如果没用就当看个帖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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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的分配职能税收的分配职能简单的来说就是国家在借助政治权利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过程中，需要将一部分社会产品或者国民收入转化为国家所有。从整体的角度来看，税收在执行分配职能的过程中主要是将一部分社会产品的所有权和支配权转变为一个新的具有经济单位与个人收入的格局。从国家的角度来看，税收执行分配智能的过程就是国家进行财政收入的过程。根据相关资料可以了解到，一般的分配相比，这种分配职能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1)税收分配与财产权利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其主要以国家的政治权利作为主要的分配依据。而且这种分配在筹集资金的过程中没有太大的限制，包含的范围比较广。(2)形成之后的税收收入基本上都归国家的支配和占用，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3)税收分配是一种强制性的分配，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也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税收所执行分配的职能其实就是为了更好的调节国家、经济单位以及个人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为了平衡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之间的关系。要想确保二者之间关系能够长久的维持下去，一定要保证整体利益不受危害。主要是因为在国家整理利益维护的基础上，才能更好的解决局部之间的利益。不仅如此，也要注重维持局部利益，只有这样才能为维护国家整体利益奠定坚实的基础。税收的调节职能现实中的每件事情都是在不断的运动的，在不断的运动过程中其也在不断的完善和调节。调节的本质就是使事物能够符合客观客观规律的要求。比如说，吃药解热属于自觉调节的过程，人体出汗散热则属于自发调节的过程，自然界的每件事物都有其该有的规律，税收调节也是这样。税收调节主要是通过对经济活动的调节来对税收进行合理的分配。并且将按照不同分类方式对其进行划分。其中，根据其目的可划分为鼓励性调节和约束性调节。按其范围可将其划分为普通性调节和特殊性调节两种。根据相关资料可以了解到，税收执行调节职能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1)调节主体的集中性。税收调节主要是由国家来操控的，与某个经济单位或者是个人都没有太大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税收调节主要由国家负责；二是调节过程中的各种活动主要是根据国家的意志来确定的；三是调节的相关政策也是由国家来制定的，与其他团体之间没有太大的联系。(2)调节范围的广泛性。税收调节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广，在生产、分配、交换以及消费都各个过程中都有其参与。(3)税收的调节方式比较灵活。国家在进行税收调节的过程中，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对相关的经济情况和政策进行调节。虽然说税收调节的职能是客观的，但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如何进行税收调节又有较大的差距。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有很多，不仅是因为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之间的差距，还与不同地区之间统治阶级的意识有着较大的关系。不仅如此，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会因为其政治文化的区别而导致国家税收调节方向的不同，当然其税收调节的制度和目的也会因其产生较大的差距。税收制度的构成要素国家各种税收法令以及征收办法的总称就是税收制度，其中，法律、法规、税收管理以及各种税收管理办法等都属于税收制度的包含范围之内。不仅如此，税收制度也是国家法律有机组成的一部分，对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相关的作用中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不仅是我国，其他国家的税收制度也与其国内的社会制度、经济结构以及经济政策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不仅如此，税收制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一定的不同，每个历史时期的经济、文化、政治以及统治阶级的意识都会有很大的差别，这导致不同历史时期所产生的税收制度也不尽相同。所以说，税收制度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有一定的差距，其也会随一些因素的变化而变化。据调查，这些因素主要是由实体要素和程序要素两方面所组成的。纳税人什么征税、征多少以及由谁缴纳是每一种税收都会存在的三个问题，从法律上讲，纳税人其实就是课税主体。根据相关资料可以了解到，纳税人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所谓的自然人就是指国家的公民或居民。而法人则是指在法律允许的条件下所形成的，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参加经济活动的组织结构。不仅如此，这部分法人需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一定的义务和责任。法定纳税人负有直接缴纳税款的义务。通常情况下，负税人就是所纳税款的实际负担人，纳税人和负税人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纳税人可以进行税负转嫁，这时候的纳税人与负税人之间就存在一定的差距了。“扣缴义务人”简单的来说就是国家为了保证财政收入，所采取的一些手段。根据相关资料可以了解到，纳税人和负税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税收征纳的关系所改变的，而税收转嫁所引起的纳税人和负税人的分离则是影响了其分配关系。通常所说的税负转嫁就是指纳税人通过一定的渠道或者方式，将相关的税收负担通过一些方式转嫁给别人负担的过程。税负转嫁主要是在日益发展的经济市场以及商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所形成的。税收不仅是分配范畴，也是历史范畴。在现在社会上很多经济活动都伴随着税收，这必然会造成税收负担的产生，但是税收却不一定会产生税负转嫁，只有在一定情况下才会造成税负转嫁现象的产生。在自给自足的社会中，大多数的生活会直接从生产领域将物品转换到消费领域，其并不进行市场交换，国家一般不会对商品或商品流转征收课税，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税负转嫁出现的可能性。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商品交换的范围也逐渐扩大，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商品之间都有可能进行商品交换，该过程主要是将商品通过货币进行不同的转化，而且对商品流转额的征税也会随之扩大，在这种条件下，税负转嫁就具备了足够的条件。所以说，能否完成税负转嫁与商品货币发展程度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当商品经济活动有规律的发展时，税负转嫁的发生率就会大大增加。不仅如此，不同的社会制度也会对税负转嫁的产生形式和范围造成一定的影响。如今市场经济影响广泛，纳税人为了最大限度减少自己的应纳税额，以便获得最大的利润。大体有五种基本形式的税负转嫁：首先，是为了实现对税负的转嫁，在销售商品时将其价格进行提高，这种行为被称作前转，又被称作顺转：影响的具体过程是：把交纳的税额放到单位产品的实际生产费用里，这一行为使得税收成为组成生产成本的一个部分，在这一情况下，厂家为了不降低利润，比照税额将价格抬升成为了必然行为。但在价格无法提高的时候，生产费用又不得不提高，逼的一部分厂家不得不退出该领域的生产过程，将资本投入到其他的生产领域，而这一行为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产品的生产量直接减少，价格进一步升高。同时，消费者就将直接承受价格升高中的部分税款。再次是为了达到转嫁税负的目的，在收购原材料或企业的劳动力时将价格压低，或者双管齐下，两者方法都采用：这种行为的好处就是即使在产品出厂价格无法改变或者不得不降低的情况下，纳税人也能达到不负担或者减少负担税款的最初目的。再者是即将前转与后转结合起来进行的，其被称作混合转。如果实际的经济情况不允许纳税人用上述任何一种方式转嫁全部的负担税额，这种情况下，纳税人通常会采取混合嫁接的方式。通过这种转嫁方式，当抬高价格或者压低价格的总额超过其直接纳税额度时，还可以获得额外的利润。因为这种方式比其他方式隐蔽性更好，所以在实际作用时往往被更多纳税人采纳。然后是消转，即对已缴纳的税额，纳税人直接选择自己“消化”，即纳税人不选择提高销售价格也不选择压低生产成本。当然，这种方式需要拥有一定的条件，如降低生产成本、产品销量还有扩大的空间等，纳税人可以通过加强经荷管理，深挖内部潜力。由课税商品在生产销售流通过程中获得的额外利润来消除税负。再然后就到了税收资本化：“资本还原”是它的别称，即购买生产要素的人将未来购买的生产要素需要缴纳的税款通过从购人的价格提前扣除（即压低生产要素的购买价格）的方法，向后转嫁给生产要素的销售者这种方式的人大部分是一些可以增值的产品，比如土地、房屋、股票等，税收资本化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税收转嫁，通常意义上的税收转嫁是把经济交易每次所得税款，随时通过各种途径进行税款转嫁，而税收资本化则是一次性地将累计应缴纳的税款进行转移，因此它客观意义上是一种特殊的税负后转形式。通过纳税人转嫁税负的基本方法可以得知：税负转嫁必然附带着价格背离价值的运动。不论纳税人是提升价格还是压低价格，或者两者兼之的方式以此达到税负转嫁的目的，其相同之处都是通过价格背离价值部分取得的差额来补偿其应纳税额的同时，税负转嫁不仅需要自由定价的基本条件之外，而且还需要根据经济的景气情况、商品供求关系以及商品自身的特性（比如此商品是否是必需品还是非必需品，是否有代用品和L代用品之间的比价情况）等非主观因素而定，而不能随心所欲。征税对象课税的目标被叫做征税对象，而国家根据政治、经济的相关需求和征收某种特定税的目的，会明确对哪些产品征税，也同时也会确定征收范围。不同的税种由不同的课税对象和征收范围构成，税率等相关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课税对象数量的的变动将直接被征税数额的数量大小决定，这也是它在税收制度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原因。确定课税对象，首要选定税源。税源是在分配过程中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形成的各类收入。它一般表现形式是利润、利息、股息、工资等。税源既可以是直接的课税对象，也可以不是直接的课税对象。举例来说，纳税人的利润所得都是征收所得税，税源和课税对象。针对财产的征税，财产的数量和价值是课税对象，财产所带来的收益和财产所有人的收入是税源。由此不难看出课税对象和税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也是为什么在设计税制时，必须依据经济形势的实际情况，注意不断变化的税源，针对课税对象进行适当的选择，并且对税种恰当的选择。课税对象的选择至关重要，如果选择课税对象时不恰当，纳税的作用不仅发挥不了，严重更可能会造成税源萎缩，税收枯竭。之所以课税对象成为了税制中的基本要素，是因为它不但决定了本税种的性质和作用，甚至本税种的名称也由它确定。因为现如今各国的社会制度各不相同，所以在经济结构、自然条件等方面，彼此也有差异，上层建筑进而影响了经济结构，当然，税制结构也是存在差异，对于税种的设置多少，名称设定都大不相同。所以对这些不同的税制和各种各样的税种的研究由此而生，为了研究税收的发展演变过程、税收的负担状况、税收来源的分布等需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深究，这是为了税收法规的合理性提供相应的依据。因为各人的分析角度不同，所以也会有不同的分类方法，目前有以下几种（1）按课税对象的性质分类什么是对流转额课税呢？它是一种以商品流转额和非商品流转额作为课税对象，在流转环节进行征收的税。在我国，目前所征收的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关税等全都属于对流转额课税，其具有与商品经济密切联系、以商品的生产与交换为前提的特点。而结合这些特点，就可以很轻易的发现，对流转额课税的税制在制订的过程中，需要参考客观商品经济的情况，从决定要征税的商品类别、商品流通环节、征税时的税率等等，其收到商品经济的很大影响。然后，流转额在对流转额课税的税额大小起到决定作用，二者是正相关的关系，且对流转额课税这一税负在自由运行的市场经济现状下能够轻易的实现转嫁。对流转额课税有这很多好处，它对国家进行资金的积累有着很大的帮助，其计税时将流转额当做基础，就算企业的成本发生了变化，税额也能保持稳定，从而使国家的财政收入更加具有稳定性，所以说其具有稳定财政的作用。什么是对收益额征税呢？它是一种将纳税人的净收入作为征税对象，即对其收益额开征的一种税。收益额体现在不同主体上，其名称也各不相同，其中，应缴纳税款的各种收入是个人的收益额，利润所得额是企业的收益额，而企业所得税和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农业税等是我国目前实行的对收益课税。而对收益课税与对流转额课税有着很多的不同点，这也是它所具有的特点，第一，对收益额课税时，由于国家在制订税率时，参考了纳税人所具有的负担能力和国家财政的需要，在对待不同企业时，按照“多得多征，少得少征，不得不征”的远的来进行收益额征税，因此有没有收益和收益多不多就对税收收入产生了巨大的制约，导致了该税收不具备较强稳定性，不如流转税类可靠。第二，收益时间对于税收收入有着很大的影响，工商企业的利润结算期对于所得税有着很大的影响，收益季节对农业税产生着很大的影响，受到以上影响，就限制了其征税周期，迫使其减小征收次数，而通常用分期预缴与年终汇算清缴的方式来进行征收。第三，该税的课税对象是纯收益，因此便于合理税收政策的贯彻落实。第四，收益税相比对流转额征税更难转嫁，这是因为很难企业在现实生活中对工人的工资很难进行下调，也很难持续让工人加班。什么是对财产的征税呢？结合目前的实际来说，目前的房产税与土地使用税等都属于对财产的增税，以后可能出现的遗产税与赠与税包括在其中，其开征是将财产的数量或价值作为标准进行的。对财产的征税有着许许多多的特点，第一，其面向范围广，覆盖广大老百姓，因此其具有较小、较分散的税源。第二，财政在财产税类的收入具有稳定性，这是与流转税额和收益额相比，财产额的变动数量很小的缘故。第三，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的税收管辖权的放开，使得地方政府更加容易实现征收管理的灵活化，让征税的效率得到更大的提高。什么是对行为征税呢？结合目前的实际来说，目前的印花税、车船使用税，契税与城建税等都属于对行为征税，其开征是将那些特定行为作为标准进行的。对行为征税有着税收选择上的灵活性这一特点，而这也是它的优点，如此一来，它能够让国家更好的实现对某一行为或者某些方面进行的税收调节，让税收调节与国家的政策需求和现实要求相结合，便于国家开展调控。（2）按税收收入形态分类实物税，顾名思义，其征税形式不是货币，而是以那些类似粮食、棉花、牲口等实物来收缴的。在我国实行的实物税，主要是在1985年之前的农业税的收缴，而在这之后，就开始逐渐用货币税来代替实物税，最终于2006年取消了实物税。货币税，顾名思义，其征税形式就是货币，而纳税人在缴纳货币税时，可以通过许多形式来实现，如通过现金缴纳，通过支票缴纳等，货币税的形式相比之前的实物税是一个显著的进步，意味着我国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使得国家财政的管理与使用更加便利。（3）按税收的课征方法分类定率税，顾名思义，就是依照国家法律规定的税率来进行税款的收缴，它有着许多有点，如它有着更加简便的征收过程，是更加稳定的税收来源，可以起到稳定国家财政的作用，同时能够帮助经济更好发展，所以得到世界各国的大力推行。对于摊派税来说，其又被叫做配赋税，它是将国家提前规定好的应该征收的税的总额来照规定好的份额来分摊下去，来分别确定全部的纳税人和课税的目标应该缴纳的额度，这一制度在我国的历史上曾经得到过施行，有一定的经验可供参考。（4）按税收的计征依据分类用应税产品的价格来对税款进行计算，这是从价税的一个判断依据，也是其定义，比如，从价税包括多种多样的流转税，其有着税额发生增减是伴随着商品价格的高低变化的特征。用应税产品的重量、件数、容积、面积等数量来对税额进行计算，这是从量税的一个判断依据，也是其定义，比如，从量税包括资源税，其有着不随价格上升或下降而发生变化，而只是关联着课税对象的目标变化的特点。（5）按税收和价格的关系分类价内税，按照字面意思来进行理解，就是那些价格里面包括了税金的，就被称作，这是其判断依据与定义，而价内税包含着相当多数的对流转额课税。价外税，按照字面意思来进行理解，就是那些价格里面不包括税金的，它要在价格之外进行税金的附加，这种情况在我国比较少见，只占了税种中的一小部分。（6）按税负是否容易转嫁分类纳税人无法通过一些手段来对其他人转嫁税收的负担，而负税人一定是纳税人本身，这就是直接税，直接税包括了很多种，其中有财产税、遗产税与所得税等。如果纳税人可以通过某些手段来对其他人转嫁税收的负担，如增值税和营业税都可以实现这一点，那么这里的负税人就可能不是纳税人，这就是间接税。不容易转嫁的是直接税，而与之相反的间接税就属于容易转嫁的一类，而这也是在对比中得出的，具体需要依照价格运动的基本原理来决定是都进行税负的转嫁。那些只是将直接税和间接税的划分作为标准，来对某些税进行绝对化的判断，就脱离了现实情境。（7）按税收收入归属分类中央税，顾名思义，就是那些如中央控制的国有企业缴纳的所得税，铁道部、银行总行、保险的营业税，以及海关关税等诸如此类的税种，这些税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划归中央财政所有，因此就都属于国家税，也被称为中央税。地方税，顾名思义，就是那些如地方控制的国有企业缴纳的所得税，集体企业、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城市房地产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农牧业税，等诸如此类的税种，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划归地方财政所有，它们于是就被称为地方税。按照上面的分类方法，地方税就是那些被划归给地方的税种，中央税就是那些被划归给中央的税种，那么对于像增值税这样，地方与中央都能够分到一定份额的税种，我们在对它们分类时，就把它们划为中央地方共享税。将上面提到的各种方法进行总结，它们都是按照特定的要求来进行分类的，在这里面，按照课税对象的性质来进行分类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而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由于课税对象才是税法最最核心的要素，因此对经济的调节效果与作用就会随着课税的对象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如此一来，就需要根据课税对象的不同来分别进行税收制度的制定，在征管方法上，也需要适应不同的课税对象来制定，结合它们各自所具有的不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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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亚当.斯密《货币战争》宋鸿兵《资本论》马克思《卧底经济学》《财政学》哈维 罗森《货币银行学》
自1995年樊纲与崔之元、吴易风的“范式之争”以来,“中国经济学”及其建立或重建的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学界近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围绕中国经济学的界定、历史、现在、未来以及怎样看待中国经济学,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误区和发展方向作一简要的分析。 一、中国经济学的界定 也许是出于对以前过度概念之争的逆反,现在很多论文没有明确界定“中国经济学”的定义,但也有少数文章有所界定。何炼成、丁文峰认为:“所谓中国经济学,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中国经济学是指作为一门科学的中国经济学,即中国经济学科;广义的中国经济学则是指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它应是中国经济学科、中国经济学人、中国经济学派、中国经济学工具与方法等范畴的有机统一和总称。(1)”刘诗白认为,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和小平同志的理论为指导,以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为源泉,科学地反映和深入揭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批判地吸取西方经济学的积极要素和继承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学优秀遗产,这样具有中国的理论特色、风格和气概的新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发展。”(2) 也有学者不认为将有“中国经济学”,在行文中常出现“经济学的中国化”、“经济学的本土化”、“经济学的中国学派”等。盛洪是代表之一。盛洪认为是否有一个与西方经济学的不同的中国经济学的问题,类似于我们要与西方人共建一座大厦,还是另起炉灶的问题。现在看来,答案很清楚,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应该是同建一座大厦(3)。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将出现新的经典、新的定义、新的理论,但这只是对经济学这座共同大厦的贡献,是“经济学的中国学派”。 有的学者引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观点,从范式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学”。李义平认为,要建立“中国经济学”,作为一次经济学的革命,必须对中国经济生活领域“能够提出崭新的理论,这种理论由一套范畴、概念、定律、方法组成”,对中国经济问题做出“为学界公认的、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崭新的说明”(4)。宋冬林进一步认为“范式是人们对实践活动的理论认识”。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包括这样几个内容:范畴的创新、分析方法的创新和理论体系的创新。”因此,他认为古老悠久的传统文化与现行制度使中国人对本国的经济活动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外来文化必须同本国实际相结合”,形成自己的范畴、思想和理论,才有“中国经济学”。(5) 还有的学者从历史考证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学”,指出中国经济学或中国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并不是新近才出现的时髦名词,它可以追溯到数十年以前。王亚南于1946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原论》一书,就曾试图“创建一种专为中国人攻读的政治经济学”,它区别于泊来政治经济学之处,在于“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特别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经济理论教程”;或者说,它的内容“比较更切实用”,意在“创立一种特别具有改造中国社会经济,解除中国思想束缚的性质与内容的政治经济学”(6)。谈敏指出,王亚南的上述解释,大致给中国经济学这个概念从理论上划定了一个范围,其侧重点是要求在理论体系、论断结论、案例材料、性质内容等方面,努力形成一种全然不同于现行泊来的政治经济学、而特别适用于中国自身情况的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读本”(7)。王亚南自己撰写这部《中国经济原论》,就是在实践着这一努力。此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以研究“中国原有的经济形态”为其宗旨,分别从导论,即论述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形成发展及其研究上的两种基本对立见解开始,随之相继考察了中国社会的商品与商品价值形态、货币形态、资本形态、利息与利润形态、工资形态、地租形态、经济恐慌形态,最后在结论中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生产关系下的诸经济倾向进行了总考察;此外,书中还以附论的形式,补充考察了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中国经济学界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国商业资本论、中国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间的流通问题、中国官僚资本之理论的分析等论题。显然,这是一部道地的中国式政治经济学读本,所以有人揣测说,“大概这部名著就是他自己所设想‘中国经济学’的初步尝试”(8)。由此可见,早在50多年前,我国学者中就已明确提出了创立中国经济学的命题,而且关于这个命题的解释,在不少方面,与今天讨论中国经济学中的许多观点,也是相通的。 二、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误区 (一)教条主义 这一倾向突出表现为传统政治经济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某些论述的生搬硬套和神圣化。过去不少人“僵化”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说过的话。遇到理论和实际问题时,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而是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找答案。表现在理论研究中,误把一般的经济关系和特定的所有制联系在一起,误把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当作资本主义的特殊范畴,误把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当作普遍真理,误把经典作家的规范判断当作实证分析的基础,误把实现目的的手段当作目的本身。这是教条主义倾向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的突出表现。改革开放以后,有一部分学者对西方经济学采取了同样的教条主义态度。 (二)急功近利 理论研究需要艰苦细致的工作和持之以恒的努力,经济学也不例外。然而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学研究却似乎充满了躁动和急功近利,其表现有多种:研究题目的选择侧重于当前的需要,较多的是对策性的研究,对策性研究算不算经济学研究。可以讨论,即使算恐怕也只能是它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按理说,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要经过社会较长时期的检验,才能评价它的价值,可是我们的做法却相反,下年评上年,下月评上月,这种评奖方式屡见不鲜。再比如说,当前中国经济学还存在着经济研究“政治化”、“长官意志化”的倾向。本来经济与政治是不可分的,经济研究也要表达长官的意志,但如果仅拘泥于这一方面,完全受这样的约束就不妥当了。 (三)本末倒置 众所周知,经济活动是以人为主体的行为,经济实践也是人们的社会实践。这是一般的经济常识。经济学就是研究“人”这个主体的科学,它要深入分析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利益满足的程度,参与经济活动的态度、情绪,以及新的愿望和要求,从而促进经济活动一切依靠人、一切服从人、一切为了人。离开对“人”这个主体的分析,将人游离于经济学之外,不仅使整个经济活动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经济学本身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可是,在现行经济学教科书和经济学论著中,却充斥着见物不见人的现象。似乎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与“人”这个主体本身关系不大,或者把“人”这个主体当作已经解决的问题。比如,人们研究发展生产力,谈得较多的都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诚然,这些也很重要,但却忽视了“人”是生产力的主体要素,“人”既是生产力的物质承担者,又是生产力发展的受益者。现在我们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强调物质财富的增长必须与“人”自身的发展相一致,要服从于“人”的目的。我们平时研究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都不能回避生产总是以人为主体的生产,分配也是以人为主体的分配,交换、消费亦如是。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更重要的是深入研究“谁”来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经济活动是否顺利,当然有技术性问题,但是更多的、带根本性的,还是“人”本身的问题。经济学研究,首先应该研究人们在经济过程中的情绪和愿望,分析人们的劳动能力是否得到充分发挥,是否具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通过经济活动出现的问题,仔细寻找隐藏在“人”背后的原因和答案。我们坚信,经济学突出了人的主体性,不再从现象到现象,而是从发现人的问题入手,解决人的问题,实现人的愿望和要求,中国经济学就一定能抓往这门科学的根本,从而推动这门科学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积极的贡献。 与忽略对“人”的问题的研究相联系,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出现了对生产关系理论的轻视。其实,生产关系即人们的经济利益关系,是基本的经济关系。在现实经济生活,这种利益关系几乎无处不在,并且客观上总是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可是十分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常识性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许多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济学界就对把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表现出比较普遍的怀疑,有提出把生产方式作为研究对象的,也有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共同作为研究对象的,还有人提出干脆将生产力放在首要地位。甚至在政治经济学(也有叫理论经济学)研究中,给人一种印象,即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弊端与研究生产关系有关,似乎继续研究生产关系理论是“左”的思想表现,是理论上的僵化。因此,许多搞了多年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将兴趣移至生产力经济学、部门经济学等方面;年轻学者几乎都迷恋起西方经济学。现在广泛流行的,除了各种各样的西方经济学译著,以及根据西方经济学编写的教材和阐述的文章外,现行的政治经济学也基本上是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的大杂烩。有关生产关系的理论,即使在那些仍将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教科书中,分析论述也相当肤浅,有关生产关系的论著则如凤毛麟角。不过,生产关系作为人们之间客观存在的经济利益关系,既不会因人们在理论上的轻视而消失,更不会因人们误解和偏见而丧失其功能作用。其实,传统政治经济学,并不是因为研究生产关系,而是受“左”的思想影响,满足于教条化的理论推演,对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利益关系矛盾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不愿作深入的分析探讨。当经济发展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又夸大利益矛盾,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解决利益矛盾,结果搞得人人自危。这些不仅不能作为轻视和放弃生产关系研究的原因,相反恰恰说明对生产关系研究不够,过于狭隘和肤浅。 (四)形式主义 这在数学方法的运用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经济学领域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许多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研究中比较偏重于采用数学方法,而且是相当艰深的高等数学方法和模型。不仅西方经济学书籍和杂志是满篇满纸的公式,就是在国内一些早就出名的经济刊物,也改弦易辙,刊载起大量的布满数学公式和符号的经济学文章。一批经济学者沾沾自喜于数学方法的运用。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经济学研究领域出现的新气象,为经济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就是传统经济学的创新,中国经济学的创立,是否主要依靠数学方法的推广和运用? 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质和量的规定性,是质和量的统一体。在经济学研究中,也有定性和定量的问题,并且经济学从定性向定量的发展,也是经济学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不过,我们感到,定性分析为体,定量分析为用,定量分析要服从和服务于定性分析,经济学的定量分析必须建立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经济学数学方法的运用必须以准确的定性分析为前提,如果定性不准,定量分析很可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甚至南辕北辙。现在有些运用数学方法撰写的经济学文章,往往为了表述上的方便,常常追求数学技巧而抛弃经济学原则,好像根本不准备让别人读懂,或者主要是为西方经济学者写的。有些文章滥用数学方法,结果最后说明的理论简单而肤浅,许多本来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明的问题,却运用了一大串的数学公式推导,给人一种故弄玄虚、华而不实之感。 因此,对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的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而这主要不是依赖于数学方法的运用。当然,如果真有谁能用数学方法说清楚和解决好中国的基本经济问题,那也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五)时空绝对 1.中国经济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泛时空观。经济体制改革在当代中国的进展,使中国的经济运行大体上纳入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之中。可是,由于旧的理论、旧的思维方式的惯性等方面的原因,指导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经济学体系的构建,显然处于较为明显的滞后状态。这方面最有力的例证是,在中国流行的各种颇具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体上都是由极不协调的三大板块组成:(1)马克思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2)列宁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理论;(3)对现实的经济运行作浅层次描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相对稳定的第一、第二板块与急骤变化的第三板块,共处于同一教科书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中国经济学演进尴尬处境的生动写照;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经济学家尴尬处境的生动写照。 在我们看来,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时空相对的,西方经济学如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例外。从斯密到约翰.穆勒、马歇尔、萨缪尔逊,西方经济学每一重要的发展阶段,都使经济学体系产生基本上是“面目全非”的变化。而中国流行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板块,则大体上是数十年一贯制;较之一个多世纪前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人们几乎找不到实质内容上的不同之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确实是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但它肯定不是从内容到形式都可以永远定格不变的。 然而,由于某种思维定势,人们基本上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否可作为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分析框架这一问题也不作考虑,似乎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分析框架,来探讨中国市场经济运行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各层面对策。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空界限,这不仅造成了中国经济学的尴尬,中国经济学家的尴尬,也造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尴尬。如此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坚持,只会使我们距离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本质内容更为遥远。可以说,泛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空界限,是中国经济学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 2.中国经济学对待西方经济学的狭隘时空观。当人们讨论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借鉴意义时,尤其是在较为庄重的场合,大多采取的是这样的评价:西方经济学在总体上是庸俗的(非科学的),但其中亦有一些观点或见解可供参考或借鉴。 其实,理性地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之后,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尤其是边际革命后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对以考察市场经济运行或发展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具有较为系统性的启发作用。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西方经济学较之人类文明同一大道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多“修炼”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更不是立足于西方经济学可能比马克思经济学包容了更多的真理性成份,而是在于现代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处在同一时代,现代西方经济学所研究的现代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学所研究的市场经济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一句话,中国经济学之所以应当而且可以系统地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在于二者之间有一定的时空相似性。 3.中国经济学对待中国现实经济的绝对时空观。中国经济学当然要以中国现实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然而,在现实的研究活动中,却时常可以看到将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绝对化理解的现象。其一,过分夸大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运行的相似性,以为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不过是或最终不过是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运行的翻版,表现在理论上,绝对照搬和套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来解释中国现实经济。推崇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和私有化,否认研究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学术”意义,即是明证。其二,过分渲染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的特殊性,否认中国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定性,将中国经济学演变为诠释现行制度和现行政策合理性的理论工具,从而使得中国经济学带有明显的随意性、动荡性和不确定性,失去了一般理论研究所应具有的规范性、稳定性和相对确定性。其三,忽略中国现实经济的发展特性,拘泥于中国市场经济的现实水平,不理解中国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演变的迅捷性和复杂性,不注意中国市场经济也在面临知识经济的挑战,因而在理论研究中缺乏前瞻性和预见性,失去了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三、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一)立足于中国现时的基本国情 何炼成、丁文锋曾指出,中国经济学的真正的“根”,实际上是指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依据。因此,“这个‘根’不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不是西方经济学,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只能是中国经济活动。其理由有三,一是与认识论的一般原理相符合。中国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毕竟不是经济思想史,而是关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学问。二是有利于防止崇古主义对中国经济学建立和发展的误导。三是还中国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的本来面目,以保证中国经济学建立和发展能够健康进行。”(9) 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学的发展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有极强的同步性。近代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并且不断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种结合一方面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或科学体系,更重要的则在于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经济传统,或者说是适应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国,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历史、理论和实际的统一。在当前国际竞争日趋白热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准确、全面理解,才能建立真正“全新的”中国经济学。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总的思路是对“经典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实践探索,但是更多地停留在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注释上;另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实现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方法,使得经济学开始探讨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西方的科技、管理、学说不断地引入,使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然而,中国经济学在与西方经济学融合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某种盲目引进、机械嫁接甚至全面接受的倾向。这表现在滥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范畴来剪裁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一些理论完全无视中国的实际,“言必称希腊”,导致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混乱。理论的混乱必然导致实践的盲目,政策变动频繁,改革成本加大。从中国经济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呈现出对过去的过多的定性分析的“矫枉过正”的现象,要么过于追求经济模型的形式上的完美,忽视其实践指导性,要么以晦涩的理论来片面地提出改革方案。中国经济学的“贵族化”倾向明显加大,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实践的背离越来越大。对此如无清醒的认识,必将把中国经济学引入歧途。因此,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须立足于中国现时的基本国情,在中国经济传统与现代经济相结合的基础上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时代需求所组成的三维空间中把握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1.注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导向作用。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了经济运行(包括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正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耦合关系的原理对以改革问题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可以发挥重要的导向作用一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社会生产均衡发展的原理等也必将对以市场经济运行为考察对象、以经济发展问题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产生重要的导向作用。 2.以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中国经济学基本框架的重要方面。现代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能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基本框架的重要方面,主要是因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起点较为贴近我们这个时代经济生活的实际;作为寻求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机理以及优化各层面对策的经济学,与我们要构建的经济学大体上属同一类别,在研究对象、基本使命、基本方法等方面均有大体的同构性。 3.顺应时代要求,实现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跨越式发展。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经济学正孕育着一场新的革命,其意义可能会远远超出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和凯恩斯革命。其主要诱因是因为经济能量流动模式的变迁(10)。古典经济学家生活的时代,主要是以手工劳动为基础、以再生资源为主体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边际革命时代的经济学家,面临的则是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非再生资源在经济资源中占有较大比重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今天,科技革命一方面是显著放大了经济运行中经济能量的流量,另一方面则是,较之边际革命时代,非再生资源在经济能量流动模式中占有更大的比重,从而使非再生资源的枯竭化前景以极为引人注目的形式凸现出来。如果说边际革命时代的经济学家对他们那个时代的、与古典经济学家面临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具有基本异质性的、新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的深切反思,导致了经济学的边际革命,那么,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深切反思,也就必将会产生能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深刻变迁的新的经济学革命。 中国市场经济的后起性,使中国没有能产生与古典经济学相对应的经济学;也没有能产生与边际革命及其之后的西方经济学相对应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当然没有必要像西方经济学那样,经过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国经济学家可以也应该在以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边际革命后的西方经济学为基本构件或分析框架的同时,顺应时代需求,走一条非常规的发展路径,在某些方面超越西方现代经济学,以相当一部分资源具枯竭前景假设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起点,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学家在新一轮的经济学革命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11) (三)时空相对地把握中国经济学 首先,中国经济学必须以现实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演进为基础,以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和将要面临的问题为导向,体现中国经济学的时代特色。其次,中国经济学必须广泛吸取古今中外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的精华,用之于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在此基础上体现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特色。第三,中国经济学必须摒弃西方主流经济学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在既定制度下研究人们行为关系的做法,回应中国现实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合理兼顾制度分析和行为分析,体现中国经济学的方法特色。第四,中国经济学必须正视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不规范性,比如说,国有经济战略调整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问题,城乡不对称二元结构问题,商品市场化与要素市场化不同步问题,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区域经济保护问题,经济、科技、社会、政治体制改革不协调问题,等等,既要用规范的方法分析比较规范的问题,也要用规范的方法分析不规范的问题,还要用“有规范”的方法分析不规范的问题,体现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特色。第五,中国经济学必须考虑知识经济的挑战问题,这不仅在于中国迟早也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而且在于知识经济正在全面冲击着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因此,在我们接受并从现代经济学中吸取养分的时候,就不能不有所鉴别,有所取舍,从而对知识经济可能对中国经济学的冲击早做准备。比如说,关于作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基本假定和理论基础的经济人理性行为假定,且不谈众多学者对其颇有微辞,也不谈这一假定与中国传统观念是否融合,即便是着眼于中国经济的长远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所激发的个人、组织和地方的自利倾向对于生态、环境和社会、政治等方面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以及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我们也有必要考虑这样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尽管我们不能回避人的自利倾向,但是,我们是否有充足的理由以此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借以进一步渲染和扩张这种自利倾向,而不是以同样无法回避的人的合作倾向和多目标导向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 注释: (1)(9)何炼成、丁文锋:《中国经济学从何处来》,《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7期。 (2)刘诗白:《中国经济学构建的若干问题》,《经济学家》1997年第3期。 (3)盛洪:《会有经济学的中国流派吗》,《南方周末》1997年10月10日。 (4)参见欧阳文和、周成名:《’97“中国经济学”研究动态》,《财经研究》1998年第3期。 (5)宋冬林:《从范式危机看经济学的发展》,《当代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 (6)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附论——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96-325页。 (7)谈敏:《中国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从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学”主张所想到的》,《经济研究》2000年第4期。 (8)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43
毫无疑问的当然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是每一个入门者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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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方式向集约型方式转变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一项重要历史任务，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推荐的经济学术论文文献，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经济学术论文文献篇一 信用类经济资本管理优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在经济资本管理框架下，本文以某商业银行二级分行为对象，运用案例分析的 方法 对如何实现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有效管理进行实证分析，特别是对银行的重点业务―信贷进行贷款组合经济资本收益率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经济资本管理的建议，力求将该方法真正应用于实践，切实提高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 关键词：经济资本管理 信用风险 应用 信用类经济资本管理存在问题与实证分析 本文以某商业银行二级分行为例进行分析： (一)经济资本管理存在的问题 1.经济资本占用居高不下，大量吞噬银行经营绩效。通过笔者实地调查，该行贷款非违约类经济资本占用57724万元，同期贷款额度亿元;表外类经济资本占用1792万元，同期表外资产亿元;违约资产占用1265万元，同期违约资产亿元。前5个月银行平均经济资本占用57064万元，比年初的50197万元增加6867万元，增幅，而同期银行贷款仅增加亿元，增幅。上半年，因经济资本占用增加带来银行经济增加值净减少755万元，绩效工资减少113万元。 2.信用等级评定不连续，导致经济资本占用大量增加。该行评级覆盖率平均为83%，有近13亿元资产处于未评级状态，未评级客户原为AA级的系统默认为BBB级，无效经济资本占用提高61%，全年多增加经济资本7000万元，减少经济增加值770万元，影响绩效工资116万元。 3.客户结构不合理，抵押类贷款占比低，付出较大经济资本。该行客户结构中，电力、纺织、机构客户贷款占比较大，这类客户在评级系统中违约概率较高，其经济资本占用要高于平均资本占用约15%。抵押类贷款占比低，风险暴露金额大，造成债项违约损失率高，经济资本占用相应增加。同时，风险资产占比高、经济资本占用少的贴现、表外业务资产等占比低。 4.在信贷营销时考虑经济资本占用的意识淡薄。经济资本在贷款定价方面的应用没有引起客户经理等相关人员重视，贷款营销考虑产品定价基本原理的少，价格谈判具有盲目性，对剔除各项贷款成本之后的毛利润率不敏感。部分贷款收益甚至不能有效覆盖贷款风险成本、资本成本。造成资本与风险不能够匹配。经营意识不能紧密结合进而有效提高资产质量、客户结构调整、基础管理及风险管理水平提升等，未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以资本为基础的风险防范体系。 (二)经济资本占用分析 1.信贷产品的经济资本占用分析。由表1统计数据分析，可以初步得出与银行信贷资产业务相关的主要结论：第一，在贷款定价时必须充分考虑信贷产品的资本占用成本，产品设计及营销尽量向客户提供低成本率信贷产品。第二，要改变固定资产贷款、外国政府转贷款发放就有收益的思路，因为以上两品种贷款大部分执行基础利率，如果扣除资金成本、信用风险溢价、税费，再减去远高于平均成本的资本占用率，最后的毛利率所剩无几，有的贷款甚至亏本。第三，个人类贷款住房类与非住房类差别较大，最高达22个基点。第四，表外业务并非没有成本，只是占用较低。以承兑汇票为例可以看出，其成本接近该项业务所产生的手续费收入的一半。第五，客户经理必须熟悉产品经济资本占用成本率及其他成本费用率，以在客户谈判的过程中指导贷款定价，力戒盲目定价行为。 2.信用等级对经济资本占用影响分析。本文以保证类流动资金贷款为例，说明某借款客户信用等级与经济资本占用关系。如表2所示，不同的客户等级，占用的资源和创造的效益也不相同。如某个AA级客户，目前经济资本占用为804万元;如果该客户是AAA级信用等级，其所占用的经济资本就减少到512万元，是AA级的65%，相应地经济增加值将会增加万元;反之，如果客户信用等级为A级，则其所占用的经济资本就增加到1033万元，是AA级的倍，相应地经济增加值将会减少万元。 3.担保方式对经济资本影响分析。借款客户采用担保方式不同决定了客户的风险暴露程度，进而需要不同的经济资本来抵补非预期损失。从表3来看，质押方式为收费类帐户，其经济资本占用与抵押类基本相同，比完全保证类贷款节约经济资本万元。可见，信贷资金投向不同的客户和产品，经济资本的占用是不同的，带来的效益也不相同。因此，要充分发挥信贷审批在执行和传导全行统一风险偏好的关键作用，统一区域内行业、产品的审批标准，实施“有保有压”的经营策略，引导贷款投向优质行业、优质客户和重点区域，加大对基础设施领域项目和个人贷款业务的营销拓展力度，适时退出部分产能过剩行业和问题客户的信贷工作，积极主动地调整、优化信贷结构。 经济资本管理模式下贷款组合经济资本收益率分析 经济增加值(EVA)计算模型为： EVA=人民币贷款余额×[(贷款利率-内部资金利率-信用风险溢价-费用率-贷款利率×营业税及附加税率)×(1-应缴所得税率)-资本成本率]，其中资本成本率=经济资本占用率×经济资本回报率。 在公式中，要注意到：第一，贷款利率是变动的，对客户的谈判溢价能力越高，EVA越大。但它不是决定性因素，仅是其中一个重要影响因子。第二，内部资金利率由总行提供， 1年期贷款转移价格为。贴现贷款转移价格。第三，信用风险溢价即贷款减值准备率，由总行提供，借款客户分类级次不同，信用风险溢价率也不同，正常类公司贷款减值准备比率为，关注贷款比率 。由于减值准备是特殊性资产，随着贷款的回收，准备金会随之回拨，只要贷款被正常回收，那么它等同于过渡性成本。但是，它仍然会直接影响当期利润。第四，费用率取决于客户开发和维护及银行内部管理效率，银行平均约。第五，根据本文前部分分析可知，资本成本率是可变的，它决定于客户评级、担保方式、信贷品种、债项违约以及基础数据准确率等。 下面举例说明，考虑经济资本变动因素的贷款定价原理： (一)AAA级和AA级客户贷款的效益测算 在担保方式为保证的情况下，对于AAA级客户，执行基准利率，如果不考虑信用风险溢价及费用率，则贷款毛利润大都在左右;执行下浮10%的利率底限，贷款毛利润也在左右;对于AA级客户，如果执行基准利率，贷款毛利润大多也可保持在1%以上。总体看，AA级及以上客户各期限档次贷款毛利润贡献均较为可观。在担保方式为抵押的情况下，执行基准利率，如果不考虑信用风险溢价及费用率，则贷款毛利润大都在1%左右;执行下浮10%的利率底限，贷款毛利润也在左右。 (二)A级客户贷款的效益测算 在担保方式为保证的情况下，对于A级客户，执行基准利率，如果不考虑信用风险溢价及费用率，则贷款毛利润大都在左右;执行下浮10%的利率底限，贷款毛利润在左右，基本保本;执行上浮10%的利率底限，贷款毛利润在左右。如果考虑信用风险溢价及费用率，那么即使执行10%的上浮利率，贷款毛利率也仅为左右。所以，对于此类客户利率上浮应不得低于20%，否则高风险贷款不会带来相应回报。在担保方式为抵押的情况下，对于A级客户，执行基准利率，如果不考虑信用风险溢价及费用率，则贷款毛利润大都在左右;执行下浮10%的利率底限，贷款毛利润在左右;执行上浮10%的利率底限，贷款毛利润在左右。如果考虑信用风险溢价及费用率，那么即使执行10%的上浮利率，贷款毛利率仅为左右。所以，对于此类客户利率上浮应不得低于15%，否则高风险贷款不会带来相应经济回报。 通过比较发现，在同一担保方式下，因其经济资本占用不同，AA级及以上客户收益率比A级客户要高左右。所以，对于A级客户在不考虑其风险成本的情况下，应给予更高的贷款利率溢价，用来抵补经济资本所带来的成本损失。 优化信用类经济资本管理的建议 (一)树立经济资本节约意识并用先进理念指导信贷营销管理工作 在营销和管理过程中应努力调整风险资产的结构，压缩高风险资产所占比例，节约经济资本。要熟悉和掌握不同信贷产品资本成本率，便于在营销和风险管理过程中，根据客户的信贷需求，合理向客户推荐成本率低的信贷产品。要积极营销中间业务，改善收益的多 渠道 方式。经济资本预先定量后，尽量在低风险市场和低风险产品(主要是中间业务产品)中良好地运作，使银行以较低成本创高收益。 (二)科学选择行业与客户以降低经济资本占用水平 严格遵照总行文件规定，客户经理和风险经理应时刻遵循总行的风险偏好，及时掌握国家各部委和总行公布的行业宏观调控政策，及时避免限制行业的准入，并根据政策的调整及时对存量客户压缩退出。但好的行业里也存在不好的客户，而限制行业里也有优良客户，关键是从中选择符合该行信贷条件的优良客户进行营销，要充分利用收集到的各种正确信息，熟练运用内部评级系统(IRBS)，及时通过系统程序操作，分析和判断初始评级(R1)和系统评级(R2)、风险限额、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等重要指标。在当前信贷规模严格控制、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市行相关部门应积极引导基层行营销优质客户，把营销重点放在利率或综合收益率上浮幅度较大的信用等级为AA级(含)以上的客户，以及能获取高额综合收益率的A级(含)以下客户，提高带来丰厚回报的优良信贷客户占比。 (三)制订不同信贷产品组合方案并提高综合定价能力 客户营销与拓展固然重要，而营销成果核算更为重要，产品和客户营销的重点应该是能够给银行带来高额利润回报的，而非高信用低收益客户或产品。在积极营销好行业的客户时，应在全面了解客户信贷需求的情况下，综合考虑为客户制订信贷产品需求组合优化方案，在充分考虑资金成本、风险成本的情况下，按照不同产品风险，本着风险与收益平衡或收益大于风险的基本要求，采取灵活定价模式。 (四)夯实信贷管理基础并提高客户评级覆盖率 业务部门要高度重视客户信用等级评定工作，加强与审批部门沟通联系，及时做好评级到期客户的评级，避免因客户信用等级不连续造成经济资本占用的无谓增加;经办人员对于在评级、计量中出现的问题，应尽早处理，重大问题及时上报，做到夯实基础，提升银行经济资本计量水平;加强基础数据管理，保障基础数据质量，确保风险计量结果的正确性。 参考文献： 1.解冉.经济资本配置在商业银行的实践应用[J].经济视角(下)，2008(4) 2.佘运九，严力群.基于风险管理的商业银行价值创造模式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08(10) 3.刘建德.经济资本―风险和价值管理的核心[J].国际金融研究，2004(8) 4.王伟, 邓学衷.经济资本：商业银行管理的核心工具[J].华东经济管理，2007(4) 经济学术论文文献篇二 “自然”与人类经济形态的变迁 摘要：从自然中心主义(自然经济)、人类中心主义(工业经济)到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经济)，人类对“自然”内涵的不同解读进而到采用不同的经济手段对待自然，反映了人类不同的经济活动乃至生存状态的变迁。以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胸怀去体悟自然的神秘、奥妙和无限性，尝试“道法自然”，理应成为现代人类解决自己经济发展困境的优先价值取向和现实行为选择。 关键词：“自然” 人类经济形态 非人类中心主义 目前，学界关于老子“道法自然”思想的研究主要是从经济(人与自然)、社会(人与人)以及精神(人与其自身)三个角度展开的。本文拟从人类经济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基本上已经进入现代(工业经济社会)并且在某些地方后现代(生态经济社会)已初露端倪的时空背景中，以不同生存状态下人们对“自然”内涵不同解读进而到采用不同的经济手段对待自然为轴线，进一步去挖掘老子“道法自然”生存智慧中的积极因素在解决当今人类所面临的经济(生态)和精种两大危机(尤其是前者)中的现代价值。 一 老子天道自然、人道无为的“道法自然”思想无疑是整个中国传统哲学之精髓“天人合一”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足道家生态经济伦理思想的逻辑起点和思维基础，同时也是道家处理经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 在中国思想史上，老子可能是第一个对“自然”概念进行哲学思考的人。在“道法自然”中，“自然”不但是天、地、人的终极价值和最高存在状态，而且也是“道”的根本特性。如果从“自然”即“让自身的自己而然”的意义上理解，“自然”就是一种不同于“人为”而又高于“人为”的天然状态。这一点和约翰?密尔在《自然》一文中的观点相似。密尔认为，“自然”一词的一种含义是“未受到人类干预按其本来应是样子所足的事物”，这就足天然的、自生的、自在的、符合本性的自然。按照三国魏王弼说法，自然是宇宙万物在没有人为干扰时的本来面貌，是一种无须用语言也无法用语言言说的存在状态或天然本性。“自然”既存在于天地万物之内(“地”、“天”“法自然”)，又存在于并展现在人的行为、欲望和感觉之中(“人”“法自然”)。从无生命的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到有思想、有意识的人的七情六欲、生老病死，只要是“未受到人类干预按其本来应是样子所是”，莫不如此。 也许正是有了这种“自然中心主义”的思维基因，人类历史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都是在一种自己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度过的。不管人类是否都意识到了道家的这种“有所为有所不为”特别是“有所不为”之最高境界的“道法自然”思想，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毫无例外，为了生存，他们就“有所为”，积极地去认识改造自然。毕竟，人类能力的现实发展是历史的，是在内外尺度的博弈中逐步提高的。人类此时在处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时，更多地也许是无奈地体现出一种“有所不为”，一种顺其“自然”， 一种道法“自然”。也正因为如此，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整体上说是和谐的。当然，以“自然中心主义”为思想基础的“自然经济”中的“自然”，还只是一个朴素而原始的概念。 二 从 文化 渊源上讲，发韧于欧洲的现代工业经济生产模式，是以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为基础、以对人类知识理性和主体性的强调为核心的，它用理性化的社会建制(包括市场经济体制甚至民主法制等)协调着具有不同才能世俗化的人们为发展工商业而效力，其间所表现出的“世俗趣味的高涨、工具理性的蔓延和个性表现的放纵”至今仍方兴未艾。当初这种多少带有点西方中心主义(更多地是人类中心主义)特色的文化之火一日在欧洲燃烧，便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席卷世界各地，并逐步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而世界 其它 地方(尤其是那些具有深厚自然经济传统的民族)的人们(已经习惯田园牧歌式的生产生活方式)在苦苦挣扎的阵痛后，如今却也正兴奋地品尝着现代工商业所带求的甜果，乃至于他们对祖上留下的本来弥足珍贵的遗产也似乎有点满不在乎。 与东方文化强调人与自然交相感应“天人合一”价值观不同，在西方经济、文化传统中，尽管在占希腊时期曾经把人与自然作为一个有机体过，但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天人相分以及人对自然的主导的。不管是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论还是____的神学目的论等，都是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把自然仅仅作为一种为人而存在的工具。尤其是到了近现代，人与自然的对立空前激化，而人的主体性却被大大张扬。笛卡儿首先确立了人是作为一种精神性主体而存在的，康德又提出“人为自然界立法”，黑格尔则把自然界视为人绝对精神的外化，而尼采更是表明，人是可以取代上帝的全知全能和至善至美的。从此，作为主体的人成为科学知识、政治价值和道德法则的最终依据，从此，作为人类生活方式基础的工业经济的成长与壮大也便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三 然而，正是基于这种主客二分并带有宰制性色彩的现代理念，以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和消费丰义为特征的现代工商业发展模式所带来的生态危机，今天却逐渐成了曾经欣喜若狂的现代人眼前挥之不去的乌云，尤其是在那些渴求加快经济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譬如中国);而信奉“上帝死了”的现代人募然发现自己，怎么也走不出失去终极关怀后虚无主义精种危机的阴霾。尤其是前者，即生态问题，已经成为现代人类不得不去严重关注和认真解决的问题。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人们已经开始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对自己本来所引以为豪的工业发展模式，开始进行全面而深刻的 反思 ，并试图找出产生这一问题的真正根源。 在美国，历史学家林?怀特最先探讨了生态危机产生的历史根源，他认为，西方社会片面地去发展工商业经济而破坏自然的态度起源于____。社会学家芒克雷弗则认为，基督____义只是对人类去采用何种方式发展经济的一种误导，即是基督____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因为按照人类中心主义的逻辑，人类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无休止地掠夺地球资源，发展工业，因为自然没有内在价值。而形成于20世纪中叶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生态伦理学，则主张把伦理道德关怀对象的范围从人类共同体扩展到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去尊重每个生命生存的权利。循着这种思路，人类所能发展的也只能是生态经济了。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追求仁智会通的东方智慧被纳入西方学者新的诠释系统。他们逐渐认识到，如果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古朴、神秘而又深刻的东方智慧不仅有“过去时”(自然经济)的美感和魅力，而且有“现在时”(工业经济)乃至“将来时”(生态经济)的启示意义。爱因斯坦、普利高津等人都以浓厚的求知欲研习东方的《易经》、《老子》和佛经，希冀从中发现治疗现代社会工业病的精神启示。作为中国“愿住民”、与儒释共同构成中华文化智慧之源的道家道教，在奠定其理论基础的《老子》一书中所阐释的“道法自然”的生态经济思想尤为西方学者所肯定和重视。 总之，从西方到东方，从现代到后现代，从自然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到非人类中心主义，从自然经济、工业经济到生态经济，人类对“自然”内涵的不同解读进而到采用不同的经济手段对待自然，反映了人类不同的经济生活乃至生存状态的变迁。以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胸怀去体悟自然的神秘、奥妙和无限性，尝试“道法自然”，走发展生态(循环)经济之路，理应成为现代人类解决自己经济发展困境的优先价值取向和现实行为选择。看了“经济学术论文文献”的人还看： 1. 经济学术论文 2. 会计学术论文文献 3. 会计学术论文文献综述 4. 计算机类毕业论文参考文献大全 5. 大学关于经济方面的论文
经济学专业参考文献（通用11篇）
按照字面的意思，参考文献是文章或著作等写作过程中参考过的文献。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经济学专业参考文献（通用11篇），欢迎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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