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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教子的不同之处： 横向激励与纵向发展 中国的儿童教育，表扬与批评为惯用的教育手段，教师喜欢采用横向比较法，如利用小红笔、小红旗、排名次表等方式鼓励孩子，看谁表现好。当纠正孩子不良行为时常常采取表扬其他孩子，以其他孩子做榜样的方式。美国教师则不同，一般对孩子不表扬也不批评，理由是：批评了你的孩子会刺激你的孩子，表扬了你的孩子会刺激其他的孩子，他们注重儿童自身的纵向发展而避免对儿童进行相互比较。 集体精神与发展个体 中国人强调个人服从集体，个体要与集体保持一致，如果出现不一致则需要调整自己的行为。美国人强调个性差异，教师总是根据孩子不同的个性与能力安排活动。目的是为了使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别于他人的独特个体。 稳重听话与活泼好动 中国人在评价孩子的性情时，“稳重听话”是一大优点，“听话的孩子是好孩子”已在国人中形成共识。学校教育强调秩序井然，用各种规章来约束孩子的行为。美国人喜欢孩子富有孩子气，小学和幼儿园的课堂上允许孩子随便说话，甚至相互打闹，美国人总觉得中国孩子在课堂上太死板，没有生气。 强调自制与突出自主 中国教师总是鼓励孩子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专门做好某一件事，以期培养儿童的恒心、耐心，他们多强调儿童自我意识的社会性发展，多引导儿童逐步学会适应和控制自己的情感，而美国教师常常鼓励孩子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从事多项活动，以期培养孩子的灵活性、创造性，多注重儿童自我意识自然发展，多鼓励儿童自由且自然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情感。 肯定结果与重视过程 中国人重结果与技能的掌握；无论学习什么，为求学深学透，无论干什么，力求完美无缺。美国人重过程与能力的增减，他们注重孩子的参与意识，孩子们自由选择的机会多，教师还极力鼓励孩子自由发挥、自由创造，以培养孩子的想像力和创造力。 概括地说，中国人力图使儿童发现社会存在，创造环境使儿童学会怎样长大成人，儿童是被动的，富有可塑性的，重在成人的帮助指导下成长。美国人力图使儿童能真正作为孩子，儿童是主动的，富有创造的，自我实现是儿童自身的自然与发展，成人只需提供有利的条件即可。 中美家庭教育的跨文化比较： 今天，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而这种竞争归根到底是人的素质的竞争，是人才培养的竞争。我们知道，人才培养的首要阵地是家庭，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才的竞争是父母育儿能力的竞争。所以，世界各国在培养新世纪人才的教育工程中，都很重视家庭教育这一环节。虽然家庭教育在我国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特别是教育界的极大关注，但是时至今日，我国不少家庭的教育仍存在着误区，它甚至成为一种顽疾，严重地影响着青少年一代良好素质的形成。因此，借鉴其他国家在家庭教育中有价值的实践，对走出我国家庭教育的误区将有很好的启发和警醒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对中美两国家庭教育相关方面的比较，分析形成两国家庭教育差异的原因，进而提出对我国家庭教育改革的启示。我们不能断言美国家庭培养的人就是理想中的现代人，但他们国家家庭教育中的合理成分；恰恰是我国家庭教育所缺乏的。因此，美国家庭教育的一些实践，能为我国家庭教育的改革提供借鉴。 一、中美家庭教育的结果比较 不同的教育目的、内容和方式，会产生不同的教育结果。我们可从中美两国家庭教育结果的比较中略见一斑： 一般而言，美国的儿童、少年从小就表现出以下特点：性格倾向积极，遇事镇定沉着，能与人和谐相处，开朗、胆大，有克服困难的毅力，敢想、敢做，具有创新精神；自立能力强，社会活动能力强，有作为社会成员独立存在的信心和勇气，他们18岁开始不依靠家庭，多数打工补贴自身的消费需用；具有适应市场经济的头脑，他们从小就参与“当家理财”，学会一些推销、与顾客沟通的能力等“经营之道”，实践使他们深知钱来之不易，从而养成了精打细算、勤俭度日的习惯。一句话，美国孩子的特点就是非智因素成熟，能力强，能较为顺利地适应社会。 而中国的儿童、少年，乃至大学生，虽然学习成绩不亚于美国孩子，但是往往在性格上表现出消极倾向：做事被动、胆怯，依赖性强，人际交往能力差，缺乏自立意识，不太会“当家理财”，独立生活能力差。一句话，缺乏适应社会的能力。中国孩子的这些个性和特点，恐怕是与我国倾向于“学历教育”有很大关联，父母希望孩子躲在学校这座象牙塔里寒窗苦读，不让孩子在风云变幻的社会里摸爬滚打。 现代社会更能接纳哪一种教育结果呢?社会发展的动因是人的能动性、创造性，要求人性的充分解放。伴随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类将越来越关怀人性的发展，人的各方面能力的发展，所以现代社会需要的是有活力的、全面的人。显然，美国家庭教育更能培养个性张扬、有创造力、生存力的“人”，而中国家庭教育培养的是“守规矩”、“会读书”的所谓的“才”。这是中国家庭与学校“合作”进行“应试教育”的结果，这种教育的结果将严重影响我国青少年的身心素质。因此，中国家庭教育改革刻不容缓。 二、中美家庭教育的过程比较 从家庭教育的结果反观家庭教育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家庭教育虽然是非制度化的教育，父母的素质也参差不齐，但是作为教育系统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同学校教育一样，也有一定的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其中家庭教育的目的是家庭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归宿点，家庭教育的内容、方式都是依据目的确定的。 1、教育目的的比较 家庭教育目的制约了家庭教育的方向，决定其总体效果，所以家庭教育目的是家庭教育的核心，是决定中美两国家庭教育差异的根本原因。家庭教育的目的就是通过家庭教育要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什么样的人。一旦目的确定，教育内容、方式都据之选择。那么，美国和中国家庭教育的目的，或者两国父母对子女的期望有什么差异呢? 美国家庭教育的目的，是要把孩子培养成具有适应各种环境和独立生存能力的“社会人”，这个目的的期望值不高。“社会人”不是一种飘渺的理想，而是一个平实、易操作而又宽泛的要求。所以美国父母能较为轻松地对待子女的教育，把子女个性中积极的成分最大限度地挖掘出来，让子女实现自我价值，就算达到目的，也并不追求一些功利性的目标如高学历、好职业，但事实上，这样的教育却产生许多“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效应，天才产生在不经意中。另外，在这个目的的指引下，确实能培养子女的自主意识和独立生存的能力。看看各个阶段的美国孩子：他们从小就独立睡；当会行走时，就自己玩耍，很少父母抱着玩；再大些时，就有自己的空间，房间内的摆设、布置和清理全由小孩负责；他们从小就做些力所能及的有偿服务，如做清洁、帮人看小孩、送报纸等，到了高中或大学后就勒工俭学，换取生活费。 相比之下，我国的家庭教育目的是把孩子培养成“才”，将来有出息，有个好职业，一生能在顺境中度过。首先，这个目的的期望值高，而且功利性强，因为“有出息”、“好职业”、“顺境”不是一个一般的目的，较难实现。出于这个目的，中国父母特别关心孩子的学业成绩，对孩子的唯一要求就是专心、安静地坐下来读书、学艺，却忽视孩子的天分，限制他们的创造力，结果为了培养所谓的“人才”反而扼杀了天才，产生许多“有心栽花花不发”的效应。而且由于很少考虑孩子的性格、社会适应能力、公民意识等问题，即使学业成绩好，将来也未必能顺利地立足社会，有时候，还会使父母的期望完全落空。 2、教育内容的比较 有什么样的教育目标，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内容。美国家庭教育内容丰富，注意让孩子在体力、认知、语言、社会性、情感上获得和谐发展，可称之为“素质教育”。在促进体力的增强上，重视开展幼儿户外活动、体育锻炼，如在庭院里荡秋千，野外远足等；在认知的发展上，重视训练孩子的各种感官，注意开拓孩子的文化、审美视野，孩子的学习兴趣，如父母到图书馆借阅图书或学习时，喜欢带上孩子，让其受周围环境的熏陶，萌发学习的愿望；在社会性的培养上，教育孩子自我服务，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并要求孩子学会具有与同伴合作、分享、互助的行为；在情感的陶冶上，指导孩子欣赏音乐、美术、舞蹈、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如带孩子到美术馆、博物馆观看各种展品，鼓励孩子参加艺术创作活动，让孩子亲身接触、体验大自然的奥秘，如带孩子到森林公园旅游，海浪中游泳、攀登岩壁等。 中国的家庭教育内容虽然也可以分为德、智、体、美几方面，但往往是当孩子进入了学龄期（有的甚至在学龄前期）就开始将智育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使得教育内容出现不平衡的倾向。在体育上，中国的家庭保证孩子生长发育所需营养，保护孩子的安全，注意疾病的预防与治疗，与美国对比起来，这种教育是一种防御性的、静态的、消极的保护，温室培育起不到强身健体的作用；在智育上，向孩子传授知识、技能，如为孩子购置各种知识性、趣味性的读物，训练孩子朗读、书写、计算等技能，当孩子开始接受学校教育后，家庭教育出现学校化倾向，父母监督学习、检查作业、购买习题集、实行题海战，应付永无休止的考试；在美育上，越来越多的父母，认识到“一技之长”的重要性，因而盲目培养孩子特殊艺术才能，如把孩子送入绘画班、歌舞班学习，聘请家庭教师教孩子学拉小提琴、学弹电子琴等，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一方面无视孩子的兴趣，另一方面由于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费用，往往对孩子的要求过高而增加了他们的负担。 相比之下，美国的家庭教育内容相对丰富和科学，而我国家庭教育的内容狭窄，不够科学。比如家庭教育中的体育，中国的父母往往比较在意孩子的体形、体态这些体育中低层次的内容，重视保证孩子的营养、注意疾病预防，却容易忽略体能锻炼，孩子的户外运动少，多呆在家里看电视，肥胖症增多。智能可以分为实能和潜能，实能即实际能力，即你知道什么，掌握什么知识和技能。我国家庭教育忽略的是技能，如动手能力、协调能力、生活技能、劳动技能、工作技能等等，而美国在社会性的培养上特别重视这些技能，在他们看来，这些技能是一个人立足社会的基本。我国的家庭教育在智育上忽略了一部分实能的同时，更加忽略的是潜能，潜能分为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表面上我国父母很重视知识的学习，空际上只注重认知能力中的低层次部分，这部分可以应付考试，但始终不能构成未来社会的创造力量。《全国青少年创造培养系列社会调查》中问，如果发现孩子在拆装闹钟，家长会有什么反应。40％的家长对孩子“训斥”、“警告”，48％的家长以“不耐烦”、“不屑于”或“敷衍”的方式对待，可见我国父母对创造力培养的认识还需要提高。相比之下，美国家长在认知发展上就注意培养孩子的多方面兴趣爱好，重视对创新精神的培养，美国许多专家不主张过早地让孩子死记硬背一些他们并不理解的知识。孩子放学回家后，中国父母问孩子的第一句话多是：“老师教你的知识记住了吗?”，“今天得了多少分?”，而美国父母第一句则问：“今天你向老师提了什么问题?”，“今天的课有意思吗?”。这就反映了中美父母对智能的不同理解。 3、教育方式的比较 家庭教育方式是父母完成教育内容的具体措施和手段，选择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和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风格习惯、历史背景紧密联系，而且受教育目的制约。反过来，能不能恰当地选择并创造性地运用科学的教育方式，关系到家庭教育目的的实现和内容的完成。 一般而言，美国家庭以民主平等的教育方式为主，父母尊重孩子的人格和人权，把孩子当作是一个独立的和平等的家庭成员相待，与孩子建立民主平等的关系；而中国家庭民主平等的教育方式相对欠缺，没有把孩子当作一个与父母平等的人来尊重。 美国家庭民主的教育方式表现在：（1）孩子在家里有发言权、参与权，美国父母鼓励孩子“保留意见”、“固执”、“不听话”，允许孩子“不听话”主要是指思维上的“不听话”，据美国心理学家托伦斯研究发现，创造力高的孩子特点之一就是淘气、处世固执。（2）美国孩子有选择权，美国父母在孩子的认知能力有了初步发展时，就很重视让孩子自己去进行选择，作出决定，他们可以选择游戏、图书，长大了自己选择朋友，自己选择职业、自己选择婚姻对象、结婚时间。美国父母不会代替孩子选择，他们主要是引导孩子怎样进行选择，或者站在孩子的身后，给孩子信心，鼓励孩子“用你的眼睛去观察”。（3）美国父母如朋友，他们可以平等的交流，关系比较密切。（4）美国父母尊重孩子的隐私。 中国家庭的教育方式表现在：（1）孩子在家庭生活中较少有发言权、参与权、中国父母对孩子的要求就是守规矩、服劝导、不要有异见。正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中国的教育制度从小把他们训练得十分驯服，从小灌输要听大人的话的思想，不允许有独立见解，更不允许像爱因斯坦自称的‘离经叛道’，这种教育方式只能培养出守业型人才”，“但却失去了中国的达尔文和爱因斯坦”。（2）中国孩子的选择权、自主权较小，许多事情都按父母的意愿去办或由父母包办代替。（3）中国父母在家庭里往往以权威出现，因此与孩子的距离较远。（4）中国孩子的隐私常常受到侵害，书包被搜查，日记被偷看，行动被跟踪。 美国父母主张开放式教育：（1）重视实际锻炼，强调在实践中培养孩子，而不是说教。美国人认为，凡是孩子的事情都让孩子自己去完成，在完成任务过程中提高认识、积累经验、掌握技术、增强能力、培养兴趣特长，增强自信心和责任心。可以说，美国父母“给孩子开门的钥匙”而不是“替孩子开门”。（2）看重玩耍游戏，美国人认为玩才是孩子这个年龄段最重要的事。在美国，孩子进行各项兴趣活动、体育活动的时间都比较充裕，活动场所到处都有。父母经常利用节假日、周末带领孩子外出游玩，在玩的过程中开发智能如感知、想象、判断、推理和人的交际和情绪的调节等。 中国父母多是封闭式教育：（1）以说教为主，轻视实践活动的重要作用。父母对孩子的要求就是读书，连力所能及的自理活动都由父母包办，导致许多中国孩子学了许多知识都没用，走上社会后就什么也不会。（2）户外活动少，因为中国孩子从早到晚有学不完的功课做不完的作业，被功课压得喘不过气来；有时即使想活动一下也很难找到好场地。 民主的教育方式表现为一种宽松教育，优点很多：首先，有利于创新精神的培养。宽松是激发孩子创造力的重要条件，在高压下孩子的创造精神将受到压抑，只有在平和、愉悦的家庭氛围中才能激发孩子对知识的兴趣。而创造宽松的环境，必须与孩子建立民主平等的关系。其次，有利于健康人格的培养。孩子在家有发言权、参与权、选择权以后，主动性强、自主意识强、胆子大、有自信心和责任心。另外，亲情关系和睦使孩子愿意把秘密告诉父母，父母也理解孩子的情感世界，这能使孩子形成良好的性格。而专制的教育方式表现为一种管束教育，压抑创造性，束缚了个性的发展。 三、中美家庭教育差异的原因分析 同是现代社会，同样有重视家庭教育的父母，为什么美国家庭教育和中国家庭教育有以上的差异?综合来看，造成不同教育的原因是： 首先，历史背景的差异。 美国是一个历史比较短的移民国家，旧有的思想文化保留得很少，在多元文化、思想价值观的影响下，能够较快地接受新的思想和文化，发展的约束较少，因此，他们更多的具有冒险和创新精神。而中国历史文化悠久，同时所受旧有的约束也较多，特别是封建小农意识长期的影响太深，文化价值观上多是比较内敛和保守的，缺少冒险精神和创造意识，顺从、听话教育被从小就灌输着，相对而言，在整体上也缺少一种接受新思想的环境。 其次，经济形态的差异。 美国生产力先进，商品经济发达，就业机会多，生存压力小，而且美国是个“能力社会”，用人机制健全，劳动力流通自由，跳槽机会多，所以美国人择业观开放，职业选择面宽。美国父母认为孩子将来只要能在社会上立足生存，职业是不分高低贵贱的（当然要合法）。另外，“商品经济使生产关系总处于躁动不安的变化之中”，职业更换不断，所以父母不企求子女一生顺境。因此，美国父母的教育目的重在育“人”，更为宏观、宽泛，以不变应万变。而中国经济落后，生存压力大，是个“学历社会”，行业流动性差，所以中国人往往把一生的幸福都压在某种职业上，选择面窄。中国父母认为学业成绩好，找到好工作，求得一生安稳，是一个人最好的出路。因此，中国父母的教育目的重在成“才”（“才”就是学业成绩优秀，能考上好学校，能获得高学历）。 再次，社会条件的差异。 美国经济条件好，社会养老保障健全。父母不认为养儿就是为了防老，自己老了可以进养老院，无后顾之忧。因而把孩子培养到18岁，并成为一个独立自主有责任心和同情心的人就算尽到了自己的义务，完成了养育孩子的任务，孩子将来的路如何走，全靠他自己去奋斗，将来能否光宗耀祖升官发财，父母考虑并不多。而中国则由于经济条件比较差，社会养老保障不健全和一些旧有的观念问题，对孩子的教育从个人养老或个人荣誉面子角度考虑得比较多，把孩子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来看待，要孩子知恩图报，因而在教养的方式和方法上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不少家长把打骂孩子看作是家庭内部私事，任何人无权干涉，更谈不上法律约束了。 最后，文化传统的差异。 1、价值取向不同 美国人重个性，价值取向是以个人为本的个体主义，注重个人利益，崇尚个人发展，实现自我，这是美国文化核心。美国一个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民主的社会，每个公民习惯地琢磨一个很小的目标，那就是他自己。在家庭中，个人是本位，个体具有最高价值，不依赖他人存在，独立于家庭关系中。所以在美国家庭中，父母倾向于把自身与孩子看成是两个独立的个体，“自我”包括父母自我和子女自我。首先，子女自我价值的实现显然要尊重子女的意愿、兴趣和爱好，因人而异，美国父母比较重个人生活享受，平时决不会为了孩子而放弃去听音乐会、看电影、跳舞或约会。 中国人讲共性，有整体至上的价值观，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中国人认为人的确立方式是在“二人”对立关系中生成的。从古至今，“自我”这个概念总是与他人相伴而生，个人的价值只有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得以体现。在中国家庭中，父母丧失自我，也不尊重子女的自我，我国父母丧失自我的表现就是存在严重的“亲子一体感”，父母把孩子视为自身价值的延续，将孩子作为自己生活的全部和人生的希望，具有和孩子不可分割的一体化感觉。这样父母会以自己的意志替代孩子的兴趣，站在成人的角度设计孩子的未来，所以中国父母的期望相对于孩子的能力是过高的。 美国重个性，中国讲共性的价值取向是有其经济背景的。美国在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充满活力的商品经济过早排斥了自然经济，独占鳌头近百年。个人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相对独立，个人只有提高自我、扩展自我，才能在商品经济竞争中立足和发展，所以养成了重视自我的传统。而中国自然经济延续数千年，中国人习惯性地束缚在土地上，个人失去了独立发展的条件，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也未能让中国人摆脱依赖性。个人的发展常需要“走关系”，对个人的评价是通过与他人的比较进行的，所以喜欢融入集体，以免被孤立。 2、思维风格不同 美国人是理性主义，美国的家庭教育推崇以理性的基本原则对待家庭成员和家庭事务。美国父母多是把抚养教育孩子的义务，与对社会应尽的义务一样看待，这是超越个人的立场，而不是完全从家庭本身或父母自身的利益来看待家庭教育。既然他们认为抚育子女是义务，也就不图养儿防老，不图回报，自己老了进养老院是一个人应有的归宿（当然，这些中国人视为不道德的做法源于美国的社会保障机制和文化习惯）。 中国人是情意至上，我国的家庭教育以人伦为基础，以情感情理为法则，来处理家庭人际关系。我国父母把孩子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从个人养老或个人荣誉面子角度考虑子女教育，在无微不至的父母爱怜中隐含着较为浓厚的“投桃报李”的私情。由此说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父母“望子成龙”、“盼女成凤”的心情远胜于美国，往往把家庭教育目的功利化。 四、结语 本文是对中美两国家庭教育作一般性的比较，两国家庭教育中肯定存在着个别的特殊性，而且，事实上与中国比较，美国家庭教育中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比如过于放任造成儿童青少年诸多社会问题；过于理性，使孩子对赡养老人的责任感较为缺乏；过于重视“乐学”，使得儿童青少年学习水平下降等）。显然，本文并不是要全盘肯定美国的家庭教育，也不是要全盘否定中国的家庭教育。笔者试图通过中美家庭教育的比较分析，引发对我国的家庭教育的改革思路： 1、教育目的——变“成才”教育为“成人”教育。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从总体而言，美国家庭的教育目的，更能产生创新人才，更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不可否认，我国的家庭教育在“应试教育”的氛围中出现了误区，教育目的短期化、功利化，扼杀了不少天才。要改变现状，需要家庭内外的努力。宏观上讲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竞争的加强，人们择业观的开放，一个人的综合素质将会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而这种综合素质事实上就是最基本的“成人”教育。将“成人”作为家庭教育的目的，就会使我国的家庭教育走出误区，使得青少年的成长更切合自身及社会发展的需要。 2、教育内容——变“片面”教育为“全面”教育，目前的家庭教育，由于教育目的是“成才”教育，造成在教育内容方面的误区就是智育压倒一切。这样的教育，会使孩子片面、畸形地发展，成为只会“死读书”人，这样的人将无法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因此，确立了“成人”教育的目的，在家庭中，父母应当提高孩子的综合素质，要提高综合素质，就必然要变片面的教育为全面的教育，尤其不能忽略潜能、道德、性情的培育。 3、教育方式——变“管束”教育为“宽松”教育，变“封闭”教育为“开放”教育。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家庭中，父母对子女往往权威大于民主，这样的教育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现代社会应该提倡“宽松”教育、“开放”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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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紧张而又充实的大学生活即将结束，毕业生都要通过最后的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是一种有计划的检验大学学习成果的形式，那么应当如何写毕业论文呢？下面是我整理的汽车毕业论文参考文献，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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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致谢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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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取得了飞速发展，双边贸易额持续增加。然而，在双边贸易不断增加的同时贸易摩擦也频发。尤其是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与美国的双边贸易摩擦高发已成为一种常态。由此，本文深入分析了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及影响，期望推动中美双边贸易良好发展。关键词 中美贸易摩擦 原因 影响自从3月1日美国宣布对钢铁、铝制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进口关税以后，中美贸易摩擦就不断升级：3月22日，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拟对总价值约6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增收关税；4月5日又再次发表声明，指使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依据“301调查”对从中国进口的额外1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至此，美国针对中国拟增税的税基已经扩大到1500亿美元。6月15日，美国白宫发布对华关税清单，将对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时宣称第一组针对34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将于7月6日开征，对160亿美元的第二组关税还需进一步评估。据7月11日的报道，特朗普政府推出了一份目标清单，计划对中国新增2000亿美元产品关税，这标志着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急剧升级。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一份声明，关税可能在8月30日公开磋商结束后生效。一、原因（一）美国固执己见，对华频繁发起“双反”调查，激化中美贸易争端美国自推崇贸易保护主义以来，对进口中国的产品不断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新华网的数据统计，2017年，美国商务部应国内企业要求，对华发起了高达79起“双反”调查，而财经资讯的信息显示，2018年1月18日，美国对我国塑料装饰丝带发起了“双反”调查。据悉，美国进口我国这类产品的金额高达1810万美元，这使中美贸易争端逐渐被激化，贸易摩擦也呈现高频化。（二）美国认定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加剧了中美贸易摩擦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5条规定中表明，中国自2016年12月11日起，便“自动”成为市场经济国家，这也意味着国外对华反倾销中，采用替代国计算倾销幅度这一做法被终止。但事实上，美国商务部在对华反倾销过程中一直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并按照代替国计算倾销幅度，对中国征收相应的税率。（三）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严重，增大了中美贸易矛盾两国之间贸易发展极不平衡是中美贸易矛盾最直接的原因，美国对我国的贸易逆差十分严重。从2000年开始，中国代替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后，中美之间的贸易差额不断扩大，美国逐渐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地。而且美国对华严重的贸易逆差，加之其治标不治本的贸易行为，使两国贸易矛盾逐步增大，不利于双边贸易的良好发展。（四）非关税贸易壁垒主导，加重了中美贸易冲突近年来，美国为了促进国内产业与市场的发展，纷纷发起并实施了多次非关税贸易壁垒，加重了两国的贸易冲突。网易财经数据显示，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贸易保护倾向愈发明显。WTO相关数据统计，2008—2016年间，美国发起并实施的非关税贸易壁垒共有2259个，其中中国受到影响的多达2067个，占比高达，专门针对中国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有99个，占比为。受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影响，两国的贸易冲突逐渐加重，贸易摩擦愈发严重。二、影响一是影响我国就业。虽然当前我国经济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内需稳步扩张，为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我国要实现经济增长左右的预期目标和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以内这一目标仍有压力。二是影响我国物价的可控性。总体来看，加征关税不仅会影响CPI，还会影响到PPI。虽然据初步估算，假设大豆价格上涨25%，将拉升国内CPI约个百分点，平摊到全年，预计CPI波动中枢将保持在的水平，仍在3%的调控目标之内，但仍将对我国物价可控性产生影响。三是影响我国证券市场。中美贸易战对两国经济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美国的股市出现了暴跌，中国的上证指数也下跌了接近500点。在A股所面临的长期压力里面，实际上包含的虽不只是贸易战的因素，但从长远而言，贸易战仍然会威胁A股的表现。因此，在贸易战期间，应该加强对A股市场的关注。三、结语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对于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我国政府一直保持十分冷静、清醒的认识：中美进行贸易战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是没有赢家的。这是深谙历史与现实作出的判断。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与包括美国经济在内的世界经济已经深度融合，因此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不仅会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也会危及第三方，包括美国的盟友。事实上，当前美国政府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不仅不符合美国的主流民意，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也在逐渐转向冷静，逐渐公开谈论美方在这场贸易摩擦中的利益诉求。中美两国都是WTO成员方，因此如果想为了化解当前的贸易冲突而举行谈判，双方必须遵守WTO的互惠原则。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贸易战，最终真正维护中美两国的利益。（作者单位为辽宁大学经济学院）[作者简介：祁慧娟（1993—），女，河南平顶山人，辽宁大学经济学院2017级投资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参考文献[1] 乔宝华.特朗普新政下中美贸易摩擦预期风险点及应对[J].工业经济论坛，2017（5）.[2] 张玮.中美贸易摩擦持续性的根源[J].全球视线，2018（5）.[3] 王珂.中美贸易逆差从何而来[N].人民日报，2018-03-27.
OK ，我帮忙，如何联络你？
这是必然发生的，人的能力越大，消耗越多。地球上的资源越来越少。等那天资源不够了，就到打仗的时候了。国家比咱看的远，为什么老是造武器，离战争不远了。贸易摩镲是官话，实话就是战争来到以前，先抢东西。褚备物质。等到打起来了，钱没用。动西重要。一个人有两亿钱，买不来一块砖，什么用。你有千万，没有资源没水喝，什么用呢。
一、中美关系的简要回顾 50多年来，在国际舞台的大背景和两国自身现实的影响下，中美关系起伏跌宕、阴晴变幻，走过了极不平常的道路。大致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2年，这是中美战略对抗阶段。在这一阶段中,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和60年代美国卷入越南战争是中美两国战略对抗的标志性事件。这期间中国先是一边倒向苏联社会主义阵营抗击美国后对美苏“两面出击”，美国则对中国进行封锁、包围和直接干涉，中美关系经历了残酷的“热战”和尖锐的“冷战”,是全面对抗的敌对关系。 第二个时期，是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这是中美战略合作阶段。这一阶段中美关系的特点是:双方出于各自国家利益和对付苏联扩张的战略需要，终于走上了和平对话、求同存异的轨道。在这一阶段中,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发表是双边关系发展进程中的标志性文件。美国在完成同台湾“断交、废约、撤军”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后，基本上遵守了三个公报的原则和精神，使中美关系保持正常、良性发展势头，中美双方是战略合作的准伙伴、朋友关系。 第三个时期，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这是一个防范性的接触阶段。从1989年中国发生“六"四”事件开始，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美战略合作的原有基础逐渐失去，新的基础尚未巩固，美国对华采取“接触与防范”的双重战略○1。这一时期中美关系风波不断、曲折起伏，“六"四”事件后美国宣布对华“全面制裁”，利用“银河号事件”向中国无理挑衅，1995年允许台湾李登辉访美，1996年台海危机时派遣航空母舰向中国示威，阻挠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美国通过“‘接触战略’保持美国和中国的正常联系，推进美国的各种利益和目标”，同时针对中国崛起的“潜在威胁”，“加强对中国的防范”○2。这一时期的战略尚不成熟稳固，既没有明确内容和目标，前后也不连贯，属过渡时期，其间中美双方敌对关系强于朋友关系。 第四个时期，是1997年至现在，这是中美关系重建阶段。1997年10月和1998年6月中美两国元首互访,双方决心“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3可是，1999年5月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严重破坏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2000年中美之间继中国加入WTO与美国完成双边贸易谈判以后,美国众参两院又分别于5月和9月通过了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议案。然而,新当选的小布什政府又把中国作为美国“战略竞争对手”来定位，并发生了中美军机在中国南海上空相撞事件和美国大规模售台武器。从2001年“9•11”事件开始，布什总统重新调整对华政策、重新定位对华关系，对华政策基调的积极面增加。这一时期，尽管双方表达了“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良好愿望，但其关系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有限合作性的竞争对手关系。几十年来，中美之间既有对抗也有缓和，既有合作也有竞争，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但中美关系仍然克服了各种困难和障碍，在惊涛骇浪中向前发展。中美两国之间的矛盾与分歧,这是美国遏制中国的根本原因,但共同战略利益的存在,这是两国开展合作的基础。美国对华采取遏制还是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对中美之间共同利益的当今世界，在一超（美国）多强（俄罗斯、欧盟、日本、中国等）并存竞争的现实背景下，政治多极化态势与经济全球化趋势共同发展，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继续作用于国际舞台，借重合作与牵制防范共同构成了大国间的相互关系。中美两国之间虽然存在着不少的矛盾和分歧,但同时也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正是这种共同利益才架设了一座联系太平洋两岸两个大国关系的桥梁,构成了两国战略关系的基础。扩大和巩固共同利益，减少矛盾对抗，加强对话合作，进行伙伴式积极的竞争，是构筑和发展中美战略关系的有效途径。认定。当今影响中美关系的决定因素主要有三个：安全、经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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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如果是论文的参考文献，我们那会儿是这样的格式：作者参考文献名参考文献出处哪一年第几期多少页例子：彭文波，骆伯巍，周丽华，等.青少年学生体像烦恼对学习积极性的影响.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5（3）：48~52
杨振宁教授在比较中美教育时指出：“美国的教育比较重视启发式，中国的教育比较重视灌输式。”那么我们该如何写有关中美教育的论文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希望大家喜欢! 篇一 《中美教育差异比较》 摘 要 杨振宁教授在比较美中教育时指出：“美国的教育比较重视启发式，中国的教育比较重视灌输式。”那么，在教学方面中美之间到底有哪些具体差别?这些差异又有那些利弊?本文会从中美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两个方面入手进行分析和阐释。 关键词 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中美差异 一、基础教育 中美两国的教育有着极为不同的传统，中国的教育注重对知识的积累和灌输，注重培养学生对知识和权威的尊重，注重对知识的掌握和继承以及知识体系的构建。相比较，美国则更注重培养学生运用知识的实际能力，注重培养学生对知识和权威的质疑、批判精神，注重对知识的拓展和创造。 美国中小学生的课时非常少，课外作业是有时间限制的， 周末一般也不布置作业，如果某一门功课作业布置过多，该教师可能被学生或学生家长依法控告。美国中小学生所学课业知识在这个阶段要少于中国中小学生，中国初中二年级数理化课本的知识程度与美国一般同类学校的初中三年级持平，美国的高校和中学都推行学分制、选课制和主辅修制，课程实行综合化， 理论联络实际，抓好第二课堂，使学生们有了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比如在语言教育方面，美国学校着重培养孩子的自我认识及语言能力，老师经常会出一些讨论性的题目，要求学生结合实际写作业，比如：你长大后想做什么?要求根据该行业的特点，询问从事过该行业的成人，写出一篇真实可行的报告，然后在课堂上讲述。所以大多数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在演讲及与人交往上更胜一筹。我认为最理想的教育是将中美两种教育模式的优势相融合，使我们的孩子既有很好的基础又有很高的创造力。在中美教育差异中，最明显的还是教育观、知识观的差异。譬如，到底什么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基础?我国教育的“基础”是指，大脑在独立于计算机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储备知识，尽可能快地提取知识，因而中国学生的大脑在这两方面是得到了充分的训练。美国教育的“基础”是指，大脑在充分利用计算机的前提下，放弃发展那些属于计算机的工作领域所需的能力，只发展那些属于计算机无法工作的领域所需的能力。在利用和开发大脑的内在功能上，中国的教育是卓有成效的，但在利用和综合外界的各种资讯以及扩充套件大脑的功能方面，美国的教育则更胜一筹。因此，在闭卷笔试的考试形式下，美国学生比不过中国学生，但是，在可以随意使用各种资讯工具的现实研究中，中国学生就远远比不上美国学生了。 二、高等教育 美国的高等教育重视综合素质培养，主要表现在对学校课程的设定上。美国的许多大学都曾开设“九十年代大学生活”课程，其作用类似于国内高校的“生活导论”课和“思想品德修养”课，内容则有异有同，包括大学教育的作用、校园生活方式及生存技能等。 美国各大学开设了各种课程，每门课程规定相应的学分和任课教师的具体要求。每学期选修哪些课程，完全由学生自己来决定。美国对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学习只规定必须达到的学分总量，没有入学考试、修业年限、年龄等方面严格规定，只规定在校学习的最长年限，至于学分在哪个学年完成则由学生自己决定。 中国的高校招生主要以高考成绩作为录取依据。我国的高等教育，本科大多数是四年制，有少部分是五年或六年制。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管理还或多或少地受到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尚有许多管理原则和制度不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 与我国的高等教育相似，美国的本科也是四年制。不同的是，其课程设定在前两年是基础课程的教育，后两年才偏向于专业方面的教育。美国高校在学期的设定上与国内不尽相同，有的是一年两个学期，与国内类似;而有的则为一年四个学期，一个学期只有十周左右。在学分制下，学生的学习周期和老师的授课周期都大大缩短，使得课程的安排显得更为紧凑，专业性更强，并且每个学期内学生负担的课程数相应减少。这样的安排有利于减少课程与课程之间在时间上的冲突，便于学生尽可能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在一段时间内把精力集中到少数课程上也有利于提高学习质量。 美国大学的辅助教学活动丰富多彩，成龙配套。学校组织的各种型别的讨论课很能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启发学生们独立思考，深入钻研，又可以相互学习交流。各种学生俱乐部活动内容生动活泼， *** 了个人志趣爱好的发展。各种学术讲座繁多，大都是美国学术界知名人物的报告，拓宽了学生们的视野。美国大学是入学容易毕业难，一是课外作业特别多，老师讲课很精，大量的是让学生课外自己去阅读、思考、写文章，完成各类作业。而且平时学习与作业情况，老师要作为评价学生每学期总成绩的重要内容，学生们是一点也不敢怠慢的。二是考试特别多。各学科几乎每周都有考试，稍不留意，考试就会出麻烦，将影响到综合成绩的高低。 美国的大学是分等级的。名牌大学不仅学费较高，而且学生质量也比较好。名牌大学学生的特点就是特别有志而勤奋。美国的一般普及类大学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人们靠竞争生存，靠自己的能力生存。所以美国的孩子从小就培养起了什么事都靠自己的习惯，读大学也是靠自己打工、贷款，很自立，他们从不依赖父母活一辈子。美国大学对教师水平或业绩的评估，非常重视学生的反馈意见。如果大多数学生对教师不满意，就会直接导致教师下岗。所以，在美国大学任教很有危机感，如何既要讲好课，又要严格要求学生并使学生满意，这的确是门学问。 美国教育较注重自学。教师讲的内容与教材上的差异很大。到博士这个层次，上课时大部分时间用来讨论，教授的作用是引导，讨论主要是让你对读过的内容提出看法，作出批评。在研究生硕士这个层次上，他们很重视写，一般说来，每周看完阅读材料后要写5-10页的小论文。如果是比较大的讨论课程，每学期至少要写两篇25页左右的论文，主要是对所读文献进行评论，提出自己的见解。 三、对于中国教育的启示 美国的教育注重广而博，中国的教育注重窄而深;美国的教育注意培养学生的自信、自主、自立精神，中国的教育注意培养学生严格、严密、严谨精神。从发展创新能力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学生容易偏于自我约束、自我控制，以及因害怕出错而习惯于固守规范。我们应该看到，美国是在创新有余而基础不足的前提下才以抓基础来补不足。我国的情况却是与美国恰恰相反，我们是基础有余而创新不足，因而我国教育的完善必须以抓创新来补不足。 美国的大学教育很注意个人能力的培养，善于调动个人学习研究的潜能，利于人才的发展和脱颖而出。教育是一种文化现象，不同的教育反映的是不同的社会文化内涵，适宜美国今日社会的教育方法或教育体制并不一定适应于中国现在的社会。因此，不同国家的教育比较必须基于社会文化背景的比较。正是由于社会环境与文化传统的差异，构成了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的教育差异。美国的教育传统是与美国的文化传统相一致的，同样，中国的教育传统也必然根植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如何探索出既能适应中国社会又能汲取世界教育精华的教育模式，是教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研究的难点。通过交流我们可以了解了彼此的长处和不足。把中国人的含蓄和美国人的开放，中国人的刻苦钻研和美国人的创造精神，中国人的脚踏实地和美国人的浪漫、富有想象力结合起来。将不失为现代化教育的良好方法。相信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教育一定会取得更加重大的成功和突破。 参考文献： [1]杨振宁.杨振宁教授对中美教育的比较反思[J].复旦教育，20002 [2]刘黎，赵德龙.中美高等教育之比较[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43 [3]郝云龙.中美高等教育之比较及其启示[J].北京教育高教版，20046 [4]孙莱祥，周洪林.赢在起点，输在终点―对我国传统教育教学太重基础的反思[J].中国大学教学，20022 作者简介：何 娟1989-，女，湖北宜昌人，硕士，研究方向：汉语国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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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重返亚太对中国的影响 美国重返亚太，只是一个伪命题，事实上美国从来没有离开过。只不过在小布什期间投入不够多，这两年希拉里一直强调美国要重返亚太，而今美国战略重心已经东移。美国为何垂涎于亚太地区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希拉里分别访问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近期美国一直高调宣扬“美国的太平洋世纪”，要重返亚太，其背后的真实战略意图究竟是什么？希拉里出访前称，随着亚太地区逐渐成为21世纪全球战略与经济重心，“这里也将成为美国外交战略的重心，美国外交在未来十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亚太地区增大投入。”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美国遭遇了令人头疼的一连串挑战：全球金融危机、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恐怖主义威胁、全球核不扩散体系遭遇的直接挑战、以及仍在演变之中的中东及北非局势。美国目前面临的是经济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对抗情绪升温,而欧盟自己都帮不了自己,美国只有在依旧繁荣的亚太地区寻求克服危机的道路。然而美国又宣称做太平洋领导者，其矛头实际所指是中国，而且美国也不隐晦这样的战略意图或安排。随着中国崛起以及与东盟国家关系越来越好，美国感觉中国越来越可能对其霸权构成威胁。因此，美国战略东移的目标实际上牵制、遏制中国，平衡中国的发展。又如乔治敦大学教授查尔斯•库普钱说，奥巴马在2012年的连任机会取决于他的经济业绩，“当你寻找光线，也就是增长的来源时，主要答案之一是对亚洲的出口。这是本届总统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特别是在选举期间。”美国重返亚太打造“太平洋世纪”——借助APEC、TPP、完善地区多边机制打造“太平洋世纪”2011年11月12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召开之际表示，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大国”，将“坚守在这里”，他承诺说在将来数年内巩固美国在亚洲的地位美国高度重视APEC峰会，并全力参与2011东亚峰会，力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达成框架协定，试图在亚太树立一个高质量、具有约束力的地区经济合作样本。所以，奥巴马亚太行的重头戏就是在于出席东亚峰会，此访标志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取得阶段性的成果。从经济、军事、民主与人权的视角看，奥巴马亚太行有三大看点：一是大力推进经济外交，以TPP领导地区经济合作，并为美国商品出口及投资寻找机会。二是加强军事存在。美澳达成驻军协定，美军从2012年起在澳大利亚北部部署250名海军陆战队员，未来驻澳美军总兵力将达到2500人。据称，与驻日、驻韩美军基地相比，驻澳基地距离南海更近，有利于美国作出反应。此外，今年下半年以来，美越、美日澳、美韩、美菲、美澳等联合军演陆续上演，美国试图通过联合军演达到显示其军事存在的目的。三是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宣布12月初访问缅甸，意在推动缅甸改革进程。缅甸大选以来，美国与缅甸接触增多，设立了对缅事务特使。最近，缅甸政府释放了部分政治犯，进一步拉近了与美国的距离，美国政府认为缅甸“改革之风已经吹起”。11月17日，奥巴马与缅甸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通话后，宣布了希拉里出访的消息。——美国雁形安全模式从 2010 年开始，美国在中国周边 构造了“雁型安全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美国是雁首。第二梯队是 美日、美韩同盟，尤其是美日同盟被置于首要位置，是美国接触亚太 地区的“基石”，美日韩三边存在形成军事同盟的趋势。第三梯队是 美国与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等盟国的关系。第四梯队是美国与印 尼、越南和印度的关系，这一梯队的显著特点是以地区为平台，呈现 出网络化发展趋势，这也是美国塑造亚太地区秩序最广阔的依托。美国“重返”对中国的影响——对中国周边产生的影响中国在周边海域不仅有岛礁主权争端、 海洋油主权争端、海 洋油油气与渔业资源争夺以及海域划界争议，公海局势更加恶化，且局部恐有冲 突激化的危险。在南海问题上遭到挑衅，不断在南海制造事端TPP协议在经济、贸易、军事、政治上表现了美国对华全面包围，使美国成为亚太经贸机制的中心，改写亚太经贸版图，并且在美国加入东亚峰会之后，削弱了中国在东亚的影响力，从而扩大了美国的控制力。从地缘角度看，美国正在加速从东亚到中亚的战略链条连接力度，从韩国、日本、关岛、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巴基斯坦、阿富汗到乌兹贝克斯坦的海外驻军基地，一旦完成，环形包围圈将构建完毕。——雁形安全模式对我国周边安全造成如下 影响： 首先，进一步强化与盟国的安全合作。在美泰、美菲、美澳 双边层次上，美国也进一步深化了同盟关系。其次，“雁型安全模式”中不同梯队间加强安全合作，共同应对 地区安全挑战和中国崛起。随着南海争端的白热化，美国不仅增强在 太平洋的军事实力，还主导和支持“雁型安全模式”不同梯队成员间 的安全合作。在美国主导的“雁型安全模式”中，既包括南海争端的 主要相关方菲律宾和越南，又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它们分 别处于梯队的不同层次， 除了直接与美国保持紧密程度不等的大安全 合作外，彼此之间还存在密切而频繁的互动，它们的共同目的则是制 衡中国。中国如何应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运“时”帷幄美国大选年可能引发地区外交格局新变化，这对于中国来说是巨大的风险与挑战，但同时也是一个机遇；阿基诺三世上台后，积极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着实给中国减压；缅甸新政府上台后一系列新举措使中缅关系发生微妙变化；马英九连任表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台湾多数选民认同马英九的两岸政策，乐享两岸“和平红利”；朝鲜领导人更替以及韩国大选，可能给朝鲜半岛局势缓和带来新变化；——海洋战略面对当前的海洋安全形势，中国正致力于加强海上防御力量，打造一 支满足中国海防需要的海军。 这包括建造新型潜艇、购买俄罗斯基洛级潜艇，研发类似用于攻击舰艇等等应对错综复杂局势的武器，加强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 稳步推荐共同体建设，推进与域外国家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丰富东盟与日韩为主渠道的东亚合作的内容和完善的合作体系。——外交战略 以政经合一的方式管控周边局势。增强中美战略互信与合作，带动亚洲经济互惠互利，塑造稳定的周边环境。 建立均衡的地区秩序，既扩展中国的利益，又容纳美国的利益，同时又使周边国家收益；采取合作性参与战略，来维持地区稳定；建立以多个次区域为依托点的周边外交战略；从而建立多层次的安全等级秩序。——应对美国“太平洋世纪” 美国的“太平洋世纪” 对于中国来讲，目标就是要紧紧盯住对方 这头狼，对方的破绽，就是我们取胜的机会。虽然对方现在向我们亮出了金融危机的"破绽"，但这不是决定性的。 北美的市场确实十分萧条，但这并不等于已经伤到对方的筋骨--躺在地方流血的恶狼咱又不 是第一次见到，中国早就有农夫与蛇的典故。打下钓鱼岛，只是一个战术问题，解决日本的未来，是战役问题，重定中美势力范围，才是战略问题。 而且只有战役问题解决好了，才能解决好战略问题。对与少见于媒体之上的琉球地位问题也渐趋多了起来，至少中国官方已不禁止讨论这样的问题， 琉球地位未定对日本的打击远高于钓鱼岛的讨论。 同时，琉球问题的解决，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如果说中国与日本的 冲突如何收场，那为日本量身定做一份合适的未来，则是上上之选择。 琉球地位未定的强化，必然会避免中国在钓鱼岛战后"守"的困境。而这一战略的实施， 中国则必然重温大明水师对琉球海域的主导权。 同时， 琉球问题的解决，也必使头狼门户洞开，其关岛基地直接面临中国兵锋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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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9月11日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袭击对中美关系的改善起了相当的促进作用。诚然，中美两国间的结构性矛盾，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没有因此而得到解决，两国在台湾问题上仍然存在严重分歧，在中国发展过程中两国利益的调整也不可能迅速得以实现，两国间仍然存在战略疑虑。但“9·11”事件使美国决策者认识到，对美国最危险的是“激进主义与技术的结合”，即恐怖主义掌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冷战结束以来一直在进行的美国对华政策辩论暂告终止；它也影响了美国的战略调整，使美国认识到与大国合作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重要性；反恐扩大了中美两国合作的领域，中国支持了美国对塔利班的战争，中国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方面完善了出口管理体制，实现了从行政管理向法制化管理的转变。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地发展有利于保持世界和平和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也符合中美两国政治和经济的根本利益[1]。 二、中美关系目前的现状 中美关系总体上说是极端复杂的，但又是简单的利益问题，中美关系实际上就是两国利益之间的相互利用关系而已。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是通过世界现代经济的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美国一方面要抑制中国的发展，一方面又害怕中国的动荡引发的世界经济动荡，因此，美国又不得不忐忑不安的看到生机勃勃的中国在逐渐崛起，甚至威胁到他的霸主地位，于是美国一方面要表面上支持中国的崛起，另一方面又忧心忡忡的不愿中国强大，甚至在各方面打压中国，不愿使之富强。 从保持世界和平和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的角度出发，中美两国都需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来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全面推进二十一世纪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造福两国和世界人民。目前双方一致同意，推动互利双赢中美经贸合作关系的发展，对于分歧和摩擦可通过平等磋商妥善解决。2005年至2006年，间隔差不多五个月时候，11月到4月份，这么短的时间，两国元首进行互访，表明了双方加强接触和沟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现在中美关系相对比较稳定，并面临着进一步发展的良好机遇。 三、中美关系存在的问题 中美关系里面有一个最基本的定律，就是从冷战结束之后，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增大，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现在基本上已经形成中国需要美国，美国也需要中国，只是需要的层次和方面不一样，但双方已经形成依存的关系。既然是依存的关系，里面必然有相互利益之间的关系，也有问题的关系[2]。 中美关系存在的问题重点是：在“9·11”以后中美的合作面扩大了。由于美国目前把主要的关注点放在大中东；另外，由于美国主要解决的恐怖问题、防扩散问题都使得美国对中国的需求上升；由于近年来中国的成功，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戒备也在上升，中国这几年国力增长得非常快，外交上也不断取得成功，中国在周边的影响力也在日益提升，美国非常担心会把它的势力从亚洲赶出去；第四，由于台岛内部的政治原因，包括政治上的一些逻辑问题，非理性，包括“台独”冒险主义，现在中美关系当中的台湾问题突出了[3]。 中美关系存在的问题更多是战略问题，像越南问题，讨论问题都是跟战略关系相关的。冷战之后有很大的变化，集中讨论战略关系情况发生问题，扩展了。既要谈对重大国际事件的看法，也要谈涉及中美之间大国的战略关系，还要谈很多亚太地区的问题，比如日本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等。 亚太地区的金融问题，亚洲金融危机出来之后要谈怎么克服金融危机的问题。朝鲜半岛问题出现谈论怎么克服朝鲜半岛问题、伊朗核问题等。现在中美交往越来越频繁，交往面越来越扩大，有两军交流，经贸交流，文化、教育等等方面的交流，还包括关于反恐问题，打击跨国犯罪的问题[4]。 另外还要讨论中美之间存在的问题，比如在台湾问题上的看法，贸易不平衡问题，汇率的问题，转让的问题等等，现在谈论的双边关系的问题也在增加。无论谈战略问题还是地区问题，还是双边关系问题，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中美关系处理的好，就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甚至对世界和平与发展都有很大的贡献。 如果中美关系处理不好，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并且双方对全球形势的判断如果有共识，双方都会对共识一起努力。还包括中美两国对未来的期待，还有认知的问题，比如互信的问题，就是在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沟通，有分歧没有关系，但双方可以进行沟通。 有的可能随着时间会改变，达成共识。有的随着时间也不一定改变，毕竟两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价值理念不一样，民族信念不一样，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也不一样，所以这种沟通是非常有意义。 四、中美关系面临的机遇 中美关系在新世纪面临进一步向前发展的好机遇。中美两国都是世界上的重要国家，两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负有重要责任。两国在相互合作中，虽然有分歧，但更重要的是有共同利益。中美关系经历了一些波折，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友好协商，在认识到双方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特别是去年下半年以来，两国关系有了很大发展。现在的价值就在于中国和美国关系已经是越来越密切了，我们利益纠缠在一起，我们之间问题也有不少，这就是为什么中美要交往的价值，我们怎么使两国关系更好的发展，使中间存在的问题更好的解决，这就是中美交往之间的价值。 事实说明，中美关系的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利益，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近年来，中美关系出现积极的发展势头。中美一致同意要共同推动互利双赢的中美经贸合作关系的发展，对于存在的一些分歧和摩擦可以通过平等协商，妥善解决，不久前召开的第十七届中美经贸联委会所取得的成果就是一个例子。两国在军事、执法、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教育合作有着广阔的前景。在反恐、防核扩散、禽流感防空、能源、环保、抗灾救灾等重要方面的对话与合作也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推进朝鲜半岛核问题六方会谈进程，继续为实现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而努力，可维护世界和平。抓住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良好机遇，大力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建立我国的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并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是一个重要历史机遇，也是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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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全球化所引起的国际关系中的诸多问题日益引起政界、学界的重视。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希望大家喜欢!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一 《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摘 要：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通过语义学对道德的分析，可以看 出国 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国际关系 道德 国际伦理 气候变化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无”与“有”是学界争论通常的焦点。一种颇为流行的分析方式是把“非道德”(amoral，或译无涉道德或超道德)标签贴在现实主义身上，将其与“道德主义”作为对峙的两端加以比较，哈里斯(Own Harries)采取的就是这种 方法 [1]，国内学者石斌也认为，以“非道德”著称的现实主义与法理-道德主义双峰对峙，是影响最大的两大国际伦理传统[2]。在注重科学方法和价值中立的美国，也有很多学者把理性主义同道德主义对立起来，作为不可调和的矛盾[3]。更多的中国学者则强调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复杂性与伦理传统的多样性，并认为应对此采取更加灵活和宽容的态度[4]。 本文首先列举有关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的流行观点，然后从语义学角度即道德概念的内涵与作为这一概念外延的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入手，对上述争论进行分析，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第三部分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案例，简要说明这一观点。 文章 的结论是：道德选择，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 1.争论的观点 在谈到国际关系中道德时，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但大概有六种观点，可以被学界普遍接受。下面简要列出的观点，前四种通常被视为包含在现实主义框架之内，后两者可以被归纳为理想主义的论点。 最极端的立场可以定义为“非道德主义”。这一立场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根本没有道德的位置,国家考虑道德义务非但不必要,甚至很危险,这还意味着“不道德”的行为有时也是必要的[5];“在国家外交政策中没有道德可言”,“外交政策与国际政治本质上是非道德的活动”[6]。 第二种观点则主张“道德相对”论。该观点怀疑道德原则的普世性，或者虽不赞成道德相对论,但仍然认为具有普世性质的道德原则较之国内政治领域极为有限,也殊少约束力。例如卡尔认为:“这些所谓的绝对和普世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它们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而制定的国家政策的下意识反应而已”[7]。凯南则指出:“不能认为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对任何地方的人都必定正确有效”[8]。 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国家理由”。它强调“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区别,把国家作为道德诉求的对象，使国家人格化，并赋予国家利益以道德内涵[9];认为国家本身乃价值之源泉，而非实现其他目的的必要手段。国家本身就是道德力量和高层次的善[10]。从这一观点看，“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是从“不打仗”或“不杀人”的道德观念出发，而是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国家利益需要。 较温和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有限道德”。该观点认为国家及其政治代理人可以充当有限道义角色,但必须有利于增进国家利益，或者至少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度 [11]。 第五种观点是“形势伦理”(situational ethics) 或非完美主义。从坚持道德原则出发，该观点既讲求实际、又坚持道德伦理的适当指导作用, 并且按照具体情况来具体判断政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 具体决定道德伦理态度。 最后一种立场可以被称作理想主义或道德主义。“坚持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政治手段都必须符合根本的道德伦理”[12]。“应用于个人道德的共同原则――同情、慷慨、宽恕、仁慈、容忍――同样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13]。康德缔造永久和平的思想就是以普世道德作为基础，受其影响发展至今的“民主和平论”，也是把民主视为可以推广至全球的一种价值取向。 在图1中，非道德主义与道德主义各执一端，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两大派别，是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其间的广阔范围内，存在着各种温和的、偏左或偏右的派别。为了不被繁杂的标签所迷惑，从语义学角度开始厘清国际关系的道德概念，是有必要的。 2.道德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概念内涵与外延 道德(Morality),在《柯林斯英语词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中的解释有三，a.道德是关于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和可以接受的以及哪些是错误的一种信念;b.道德是被某一社会或特殊人群所普遍接受的有关人行为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道德指某行为正确或可以接受的程度。 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道德概念的三种内涵：第一，道德是一种信念，此信念认为凡事或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有善恶美丑之别，人们必须以道德的眼光看待事物和行为，必须在各种价值判断中做出选择。第二，道德是信念的体系，当一个群体(无论个人还是社会)中出现被大家广为接受的某种或某些信念时，就形成普世或一定程度上普世的道德观。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与道德认同互为条件：群体中的互动既形成又调整个体的道德信念，道德认同又为群体的维系提供基础。第三，道德是评价标准，个人或群体根据自己的道德观或普世道德观对某一社会行为作以评价。从历史唯物论看，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不同个人或群体的评价标准必然不同，从辩证唯物论看，同一个人或群体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下，其评价标准也可能不同。 我们再把这一概念延展到国际关系领域。根据道德的内涵，我们可以这样延展出这样的道德定义，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是：a.关于国际行为的是非与可否接受的信念;b.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对国际行为作出的道德评价。 首先，凡是承认国际行为是可以评价的，即是承认国际关系中有道德存在。从这一点说，即使是“非道德主义”，也是有道德观的，实际亦是如此。马基雅维利在否定君主该受道德约束的同时，同时就是积极地对君主(国家)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只不过他对国家道德评价的标准与个人道德不同而已。同时，他也不曾忘记普世道德观的影响力，他认为“仁慈、守信、诚实、人道、虔诚”等品质,君主没有必要具备,但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14]，为什么要“显得具备”? 显然是因为人们都认同这些品质，认为其是好的，是对的，是应该具备的事情。上文列出的所有观点实际上都是不同程度地承认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道德相对论”怀疑的是道德原则的普世性，但并不否认有道德;“国家理由”所强调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项道德原则，相信只要坚持“国家理由”就是好的，是正确的事情;“有限道德”及“形势伦理”原则也肯定了道德的存在。总之，同个人行为相比，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行为也是有是非对错之分的。 其次，国际关系中的普世道德。国内道德规范依据的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认同，因而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而如果存在国际道德规范，它所依据的也应该是国际社会大多数行为体的认同。那么实际上存在这样的道德规范吗?哈里斯在其文章中列举“国家道德”观点时讲道，“国家存在本质上是为了提高和保护自身及国民的利益，它的道德必须与那个目标协调一致。” “实施外交政策的人其首要责任不是阐释自己的道德观点或偏好，而是要确保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一个政治领袖的责任就是他的人民的福利、国家健康发展，而非纯洁他自己的灵魂，这两者并不必然一致”。“道德主义”立场则与其有本质不同，“国家行为没有什么不好判断的，因为应用于个人的道德判断标准同样适用于国家”[15]。可见，他们列举的或阐释的都只是某一部分群体的价值体系，而非“普世”的被大多数所认同的价值体系。从这一方面考察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尽管国际上存在着由一些国家、甚至大多数国家认同而形成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但严格意义上的普世道德，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尚不存在。不仅如此，不同国家对不同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的认同，还有可能相互冲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基于认同导致的冲突，远比基于利益所导致的冲突更难和解。比如“人权高于主权”与“不干涉内政”这两种道德观念产生的冲突，还有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种族冲突等等。第二，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密切，国家供给个人道德认同的能力逐渐削弱，逐渐受到更为广大的群体(国际社会或世界社会)的挑战，这个更广大群体有机会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道德认同，而更广泛的道德认同又将会为真正的普世道德观念的形成创造条件，人类就有可能建筑一个道德的“巴别塔”。 再次，国际关系中的道德评价，是国际关系主体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对国际行为做出价值上的判断。这种评价是主观行为，不同国家做出的判断会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同样是持“国家理由”观，但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和国家需要的价值取向，可能在不同的时期有很大差异，那么国家在对国际行为的评价也会相应变化(如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待阿富汗政府和伊拉克政府行为的评价)。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采取不附加条件、不干涉其内政的政策，这在中国和非洲等大多数国家看来，是正确的、道德的国际行为，然而让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评判，就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国际道德的行为。道德评价上的主观性，不仅存在见仁见智的层次，甚至会导致严重分歧、对立与对抗。 综上所述，从其涵义的第一个方面来看，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存在是毋庸质疑的，然而，关于道德认同即普世道德的存在，以及道德评价方面，由于国际关系的国家中心特性以及道德标准的主观化等原因，存在各种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观点也有合理性。因此，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争论，不是简单的存在或不存在问题，而是更加复杂的“道德选择”问题。正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而言，这“并非是对与错之间的争论，而是对与对(rights and rights)之间的争论，而这就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无比复杂[16]。 不能否认的是，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其存在的痕迹总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道德与价值、经济与利益、政治与权力常常作为国际行为的多种属性混杂一起，很难区分。当小布什宣布对伊拉克的战争时，很多人认为他是为了石油，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全球争霸的重要一步，而小布什公开的理由之一，则是“自由”。国际关系和价值判断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很难对一种国际行为做一定论。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各国分歧，很多学者都从国家利益等非道德角度入手研究，当事国家的所作所为，也让人感觉在此问题上很难找到道德解释的立足之地。本文接下来将简要分析这一问题，对国际关系道德的实在性加以说明，并应用上文所列六种观点对该问题加以解释。 3.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看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人类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的关注，源于温室效应理论，而该理论在近200年前便已经由法国科学家提了出来，1908年，瑞典科学家阿兰纽斯出版专著，首次提出人类活动将会极大影响地球气候，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比重将在未来几个世纪增加到引人注目的程度[17]。但此后半个多世纪，人们对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仍然采取“可接受”的态度，甚至给予“道德”的评价[18]。 相比之下，减排在当今世界几乎成为一种普世道德，就连一向对此无所作为的美国也于2008年4月17日发起第三次“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并提出在2025年前使本国温室气体排放不再增加的目标。 尽管国际上对减排问题几乎形成共识，但是谁在其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却没有定论。原因很简单：各个国际行为体都有自己难以割舍的利益。此时的“国际道德”让位给国家利益。欧盟在世界排量中的份额总共只占15%并且从趋势上还将减少，而门槛国家所占份额自然会有所增加。也就是说，谁也不能躲避开这个全球责任”。这种共同责任，建立在“形势伦理”的基础之上，因为欧盟的排放量本身就比较少(15%)，加上今后新能源的使用，减排对欧盟国家自身利益的影响并不算大，提出“共同责任”，既不削弱自身利益，又坚持了道德伦理，这是欧盟国家积极倡导减排的原因之一。 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此则采取了“有限道德”的态度。提出“算总帐”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算总帐”基于排放时间和总量的计算，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这样的原则，是在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履行道德责任1。 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共同的道德压力下，不同的国家根据各自的价值判断、观念与原则，在“责任”、“义务”与“利益”间作出不同的道德选择，它们的国际行为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减排问题上是如此，其他的国际行为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1]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Orbis, Fall, 2005, pp. 599-612. [2]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载于《欧洲》2002年第1期，第1-11页。 [3]Fred M. Frohock,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Impossibility Theor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4, No. 2, 1980, pp. 373-384, and Viktor J. Vanberg and Roger D. Congleton,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Exi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2, 1992, pp. 418-431. [4]何怀宏：《国际伦理的特殊性和必要性》，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5-7页;时殷弘：《民族伦理传统与中国的伦理观》，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9-20页。 [5][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3-75页。 [6]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7][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8]George F. Kennan, G. (1954).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47. [9]楚树龙，耿秦主编：《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探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0]Jack Donnelly, “Twentieth-Century Realsim”, in Terry Nardin and David R. Mapel, eds., 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85-111. [11]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第2页。 [12]时殷弘：《历史?道德?利益?观念――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谈话》，载于《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43-149页。 [13]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14]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74页，第84-85页。 [15]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1-605. [16]Kenneth W. Thompson, “Moral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8, No. 3, 1973, pp. 368-374. [17]徐再荣：《从科学到政治：全球变暖问题的历史演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第115页。 [18]阿兰纽斯还期待着由二氧化碳比重增加带来的全球变暖会给人类带来更加丰富的作物，并为迅速增加的人类造福，见徐再荣：前引文，第115页。 注 释： 1.秦大河：《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及我国的对策》，载于《 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二 《国际关系中的情感》 摘要：国际关系中的情感问题成为当下国际关系理论微观研究的 热点 。目前研究情感基本有两大路径：一是动态的分析，主要包括情感如何生成，生成的机制有哪些，情感如何导致合作与冲突，变量间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情感如何建构身份或认同等问题的分析;二是静态的分析，包括情感的类型学分析(即人际间或国际间存在多少种类型的情感)和情感的性质分析。本文认为，存在三种性质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三种情感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国际关系;情感;交换资源;情感动机;互动结果 一、引言 情感是人际关系的维持者，也是一种能够分裂社会的力量。情感在所有的层面上，从面对面的 人际交往 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然而，情感研究并非受到本应有的重视。著名的情感研究者特纳(Jonathan Turner)说：“……对情感的研究一直是隐形的——至少到最近几十年。在这门学科(指社会学)经典的创始人之中，较少研究情感的任何细节。”直到20世纪70年代，情感研究才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之前“情感主题被完全忽视”。[1](1?2)情感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的境况更为糟糕，直到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0年以来，才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探讨情感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例如克劳福德(Neta Crawford)、罗斯(Andrew Ross)、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罗森(Stephen Rosen)、利博(Richard Ned Lebow)、郝拓德(Todd Hall)、默瑟(Jonathan Mercer)等。①近几年中国学者也在情感研究方面有所建树[2]，归纳起来，已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情感基础，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排斥情感要素。建构主义的集体身份理论、自由主义的合作命题和民主和平论、现实主义的均势联盟学说等都必然含有情感的成分，因而，用情感分析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具有正当性。[2] 第二，情感有助于而非有害于理性，理性决策需要情感的辅助，甚至在看似完全理性的状态下也有情感在发挥作用。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指出，我们可以假设存在纯粹理性的人，他们的行为仅受到自我利益的驱动，那么新的问题产生了：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而对他人漠不关心的话，社会秩序如何维持?弗兰克认为，情感可以解决行动者对集体目标和社会价值的承诺问题，情感将调整理性，培育助人行为。弗兰克还主张，人们在社会情境中通过多种微妙的线索交流他们的情感，并且这些线索对预测他们将如何行动发挥着重要的符号作用。因此，理性甚至是自我利益都要关注情感方面。[3] 第三，情感对合作与冲突均具有重要的影响。情感导致合作集中体现在情感促成内群体认同和联盟的研究上。[2]与之相对，情感也往往导致冲突。著名的情感社会学家舍夫(Thomas Scheff)和雷辛格(Suzanne Retzinger)结 以上研究丰富了人们对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的认识。本文拟从一个静态的视角来认识国际关系中的情感，这个视角便是情感的性质界定，当然这个界定不是罗列国际关系中存在多少种不同的情感，而是从性质判定上概括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形式。笔者打算首先分析情感和理性的关系，尽管这是情感研究的老问题，但确实是所有情感研究必须明确和肯定的根本性问题;然后分析三种形式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 二、理性与情感 尽管国家之间的情感互动十分频繁，但总体上国际关系研究排斥情感关注，深刻的原因在于国际关系的理性统治，情感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情感和欲望、意志一样，被认为是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因此唯有依赖国家和领导人的理性及其内含的逻辑、审慎和推理方有可能实现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秩序。不得不说，情感确实具有消极的国际政治效应，比如憎恨往往带来不加思索的战争冲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心理学家和情感社会学家在人类有多少种基本情感的问题上莫衷一是，但基本共识是高兴(如愉快、欣悦、满意)、恐惧(恐怖、焦虑)、愤怒(憎恨)和悲伤(忧伤、哀愁)构成人类四大基础情感，[5]可见人类的基本情感中绝大部分都是消极的。但是，消极情感的数量优势不能掩盖情感的积极效应，一方面，消极情感能够带来某种积极动力，如愤怒和悲伤同样可以带来发奋图强;另一方面，积极情感本身具有极大的良性效应，如情绪性信任是维系(内)群体认同、凝聚力以及团结的根本动力。 进一步分析，很容易发现国际关系理论对理性与情感的绝对划分是有问题的。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强调，理性是一个中性词，所以，非理性也非贬义词。非理性即情感，它并不需要理由(即理性)的支撑和证实，情感自身具有自在和自足性。换句话说，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并非是人们所简单理解的“好的和精明的”与“坏的和愚蠢的”，理性和感情可以各司其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分化的社会为人的理性和感情的分化及其作用提供了前提，由于社会分化为系统与生活世界，因而支配系统的是理性原则，支配生活世界的则是感情，由理性来安排利益和效率，由感情赋予我们协调和平衡[6](138)。 如果以上只是说明感情具有独立的空间和运作过程的话，更为彻底的倾向则是把理性和情感融合起来。实际上，情感和理性绝非泾渭分明，著名的政治心理学家马库斯(G E Marcus)认为：“ 短语 ‘情感与认知’(affective and cognitive)可能给人这么一个印象，即一方或者另一方占统治地位。然而，更为可能的是，不是在情感评价和认知评价之间进行比较，而是在只有情感(affect—only)的评价和认知加情感(cognitive plus affective)的评价之间比较。几乎不可能存在缺失了情感内容或情感影响的思考对象。”[7]马库斯的话实际上说明，不管是行为体的心理(如认知、需要、态度和评价)还是行为，其中都必然包含感情的要素，而且感情的效应还相当重要和明显。这又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具有情感能量②的人和国家，并非仅仅严格按照事实或逻辑采取行动，无论在什么情境之下，即使是理性的行动也掺杂着感情因子。实际上，当前的个性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情感社会学存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情感是行动的动机中很有力的因素，情感发动理性、支撑理性并且帮助理性找出目标，只要有目标行动，就总会伴随相应的情感付出和回报。卢梭认为，人的理性和情感是相互施惠的，一方面，人的理性通过情感的活动才得以完善，因此很难想象“既无所畏惧又没有欲望的人会劳心费神的进行思考”;另一方面，情感的发展又受动于人的知识，对于任何事物，人是有了概念之后才会去希求或畏惧它，“否则就是纯粹出于本能的冲动”。[8](82?83)培根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人的理智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情感浸透在里面。” 猜你感兴趣： 1. 关于2016-2017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2.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 3. 2016-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 4. 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 5. 2017形势与政策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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