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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朝鲜文化与儒学的关联摘要:中朝两国文化源远流长,儒学传入朝鲜后,对朝鲜的政治统治、思想观念、教育制度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朝鲜立足本国国情,从多角度、多侧面与儒学发生了融合,并逐步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关键词:朝鲜文化;儒学;关联一、儒学何时传入朝鲜厘正春秋末期,中国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孔子以“治世”、“行道”为己任,总结历史经验,创立了儒学。儒学历经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们的不断加工改造,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干,深刻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著名历史学家杨昭全认为,“自春秋末期由孔子创立,至清末,历数千年之儒学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春秋末期至隋唐时的儒学、宋元时期的理学和明清时的实学”。[1]本文主要探讨儒学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对于朝鲜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儒学产生和发展以后,不仅在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还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东方国家,与这些国家的传统思想相结合,成为该国思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朝鲜和日本,儒学思想成为思想文化的主流而形成特殊的“东亚儒学文化圈”。据史料记载,儒学最先传入的国家是朝鲜。古代朝鲜地处亚洲东部,与我国山水相连,由于地理上的这种原因,中朝两国很快就开始相互往来,思想文化交流也日益深入。儒学传入朝鲜后,经过朝鲜学者的理解消化,儒学已深深融进朝鲜的传统文化中,影响了朝鲜的社会发展,并形成了其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对于儒学传入朝鲜的时间,中外学者观点不一。主要观点有:商末箕子东走朝鲜时引入;由战国燕与秦末中国移民引入;汉初,卫满率众避难至朝鲜时传入;汉四郡建立时引入;朝鲜百济、新罗时期传入。而笔者较认同杨昭全学者的观点:儒学传入朝鲜以汉四郡的建立(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为宜。其一,公元前135年(西汉武帝建元六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儒学开始成为全国占统治地位的独尊思想,为其对外传播创造了前提条件。其二,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西汉灭卫满朝鲜,并于其地设立乐浪、临屯、真番郡,翌年复设玄菟郡,即汉四郡。汉四郡设置后,封卫满朝鲜原官员为侯。汉武帝在卫满朝鲜故地封五侯,立四郡,标志着体现儒学思想的儒家政治制度进入朝鲜。其三,在汉四郡建立儒家政治制度,俎谷、朝服、鼓吹等体现儒家思想的中华文物随处可见。因此,在汉四郡建立起的体现儒家思想的政治、礼仪制度,标志着儒学已传入朝鲜。二、儒学朝鲜化的系统性由于儒学符合百济、新罗和高丽王廷的利益,又符合朝鲜封建社会的发展需要,致使百济、新罗和高丽封建王朝对儒学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在发展中儒学逐渐对百济、新罗和高丽的统治理念、道德秩序、教育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朝鲜理念体系的构建中国汉代董仲舒的天命论标志着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其学说的最高范畴是“天”。天是宇宙的最高主宰,万物非天不生,同时又是最高的神灵。“天者,百神之大君也。”[2]他认为宇宙万物皆天之产物,人类社会一切也是天意之安排,君主贯通天地人,是上天在人世间之代表,具有绝对的权威。他的这一理论论证了封建专制的合理性,君王统治地位乃天之意志,即君权神授论。儒学这种君权神授和秉承天意治国的理论自然符合朝鲜历代国王的需要,因此成为维持与巩固其封建统治的护身符。而宣扬其统治地位乃天之意志与安排,其治国治民秉承天之意志,实质是借助天界之权威强化人间之权威。这就致使朝鲜历代国王与王廷信奉天命、信奉君权神授。再者,朝鲜历朝统治者提出以德治国。所谓“道”,即儒学,意即用儒学治理国家,以道德治理国家,即德治。同时,《书经》指出,要以德治与武功结合并重来治理国家。高句丽太祖东明王将自己一生的政治经验概括为“以道与治”,这是德治思想的最初提出。此后,高句丽历代国王都把它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理念,并努力加以实施。孔子创立的仁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仁者爱人。从对人的关怀出发,孔子反对统治者执政之穷奢极欲,要求他们贯彻仁爱原则,关心百姓生活,使其安居乐业。朝鲜历代王朝也将“仁”,即“爱民”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想,如公元676年新罗统一半岛后,新罗文武王为此颁令减轻百姓负担。公元681年,文武王“欲新京城。问浮屠义相。对曰‘虽在草野茅屋,行正道则福业长。苟为不然,虽劳人作城,亦无所益。’(文武)王乃止役”,[3]从而减免了百姓的徭役。(二)朝鲜道德秩序的完善“三纲五常”是儒学提倡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朝鲜历代王朝的国王都利用儒学的伦理理论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完善国家的道德秩序。朝鲜固有“子孝于父”的孝道思想,与儒学伦理理论相结合,进而提出了子女对父母尽孝是天经地义的事,将孝道提高到人伦的最高原则。这就使得孝道深入民间,成为人们事亲的行为规范。《三国遗事》中记载的“贫女养母”、“孙顺埋儿”就是很明显的事例。另外,儒学三纲中的“夫为妻纲”实是男尊女卑,朝鲜历代深受其影响。高句丽著名实学家金富轼就曾强烈地抨击过新罗曾有的善德、真德两位女国王。他曾写到,“新罗扶起女子,处之王闰,诚乱世之事,国之不亡,幸也”。[4]又如,公元861年(新罗宪安王五年)新罗国王宪安王病危时,曾嘱其臣下说:“寡人不幸,无男子有女。吾邦故事,虽有善德、真德二女主,然近乎牝鸡之晨,不可法也。甥膺廉年虽幼少,有老成之德,卿等立而事之,必不坠祖宗之令绪,则寡人死且不朽矣”。[5]可见,当时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十分普遍,也十分严重。(三)朝鲜教育体制的确立儒学对于朝鲜文化教育思想方面的影响也尤为巨大,也成为朝鲜教育体制确立的影响因素。公元682年新罗于礼部下属设置主要讲授儒学思想的教育机构———国学。公元747年,新罗在国学设置诸业博士和助教。公元759年,新罗改国学为大学监。但其后继位的惠恭王又将大学监恢复为国学:“惠恭王复故”,[6]把《论语》、《孝经》作为共修之科目,目的是强调儒学的实践意义。公元992年,高丽在首都开京设置国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招收贵族两班子弟学习儒家经典。除朝廷官办的儒学教育机构外,高丽还出现了私人兴办的儒学教育机构,推动了儒学的发展,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其中朝廷重臣、学术泰斗崔冲被誉为“海东孔子”。此后,高丽历代国王都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公元788年,新罗设立读书三品科的科举考试制度,即从国学之学生中选拔官吏。考试的内容为儒家典籍。这一制度的设置,充分表明新罗王廷对精通儒学思想的人才的需求。同时,新罗国王由于亲幸国学,曾多次听讲儒学经典,这一举动进一步表明了王廷对儒学思想的重视与渴求,从而更促进了儒学思想在新罗的传播与发展。公元958年,高丽国王光宗采纳中国后周人双冀的建议,“始设科举。试以诗、赋、颂及时务策,取进士兼取明经医卜等业”,且“大抵其法颇用唐制”。[7]高丽科举考试的内容也基本为儒学经典,科举的实行使学习儒家典籍成为热潮。儒学与仕途的结合,使儒学具有了特殊地位,使其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同时,唐太宗还大力扩充国学和太学,这为新罗等国派遣大量贵族子弟入唐求学创造了条件。新罗派遣王族子弟入唐宿卫也是来唐学习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如金仁问为武烈王的次子,于公元651年奉王命入唐宿卫。又如金嗣宗为圣德王之弟,公元728年奉命入唐献方物,同时“兼表请子弟入国学”,[8]唐帝应允。新罗不仅派王族子弟入唐宿卫,还经常派遣贵族子弟赴唐求学。公元837年新罗在唐求学的学生为216人,公元840年,新罗自唐回国的学生达105人。除新罗王廷派出贵族子弟赴唐求学者外,新罗也有不少一般平民子弟赴唐求学,如崔致远、崔承佑、崔承 等皆为自寻途径赴唐求学者。高丽从建国初就派遣学生赴中国求学,学习儒学思想,高丽学生不仅在中国可以应试,还可以在中国任官。公元976年,高丽派金行成入宋国子监求学。翌年,金行成擢进士弟,授官,后官累至殿中丞。公元980年,在宋求学的高丽兵部侍郎康允之子康戬参加科举及第,并任为官吏,官至工部郎中。公元1115年,高丽派遣金端、甄惟底、赵奭、康就正、权适等五人入宋太学。高丽赴宋求学的学生应试中举后任宋吏者众多。另外,新罗还通过多种形式大量输入儒学典籍。公元686年,新罗遣使赴唐,“奏请《礼记》并文章”,武则天应允,“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戒者,勒成五十卷,赐之”。[9]公元743年,唐玄宗遣使嘉奖景德王,“并赐御注孝经一部”。[10]此外,不仅赴唐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回国时携带儒学典籍,而且新罗的商人也自唐购买书籍,其中有大量的儒学经典。到了高丽前期,随着高丽与宋、元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儒学典籍也大量输入高丽。其输入方式与途径更是多种多样,有奏请宋、元皇帝赐与的,有高丽使者、学生带回来的,这使得儒学典籍广为传抄和翻刻。三、结论朝鲜文化在与儒学的融合中逐渐形成其本土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百济、新罗对峙时期为朝鲜儒学的萌芽期;统一新罗时期为朝鲜儒学发展期;高丽前期为朝鲜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期。在每个时期,对于朝鲜的政治方面、教育方面及社会生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朝鲜社会变革的各个时期,儒学都因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显现出来,成为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维护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精神法宝。而朝鲜文化在与儒学不断融合的基础上,结合了本民族文化特色,逐渐使儒学本土化,最终演化为与儒学相近同时又有所差异的朝鲜儒学,并使其成为朝鲜思想文化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深层动力。[参考文献][1]杨昭全.中国—朝鲜、朝鲜文化交流史[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2]董仲舒.春秋繁露·郊祭[Z].[3][朝]三国史记·卷7·新罗本纪第7·文武王下[Z].[4][朝]三国史记·卷5·新罗本纪第5·善德女王条[Z].[5][朝]三国史记·卷11·新罗本纪第11·宪安王条[Z].[6][朝]三国史记·卷38·杂志第7·职官上·国学条[Z].[7][朝]朝鲜史略·卷3·高丽史[Z].[8][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圣德王条[Z].[9][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神文王条[Z].[10][朝]三国史记·卷9·新罗本纪第9·景德王条[Z].
一步一步来的。作为中国在明清时期最重要的附属国，朝鲜对明清两朝的态度确实非常不同。明朝将朝鲜列为不可征用的国家。两百多年来，它从未主动侵略过朝鲜。当日本大规模入侵朝鲜时，国家的精锐部队援助朝鲜，把李氏王朝从灭亡的边缘拯救出来。此举被李氏王朝之后的历代国王称赞为 "重建之利"。韩国君臣对明朝一直奉行 "大主义"，对中华文明无限崇拜，对明朝政府无限尊重。
与明朝与朝鲜的关系相比，清朝与朝鲜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在建立统一的过程中，清朝不仅两次入侵朝鲜，而且还两次迫使朝鲜在城下签订盟约。虽然它被打败了，但朝鲜的君主和知识分子对清朝始终持蔑视甚至敌视的态度，甚至试图称其为清朝。所谓的反清复明活动就是在内乱中进行的。皇太极对朝鲜的行为非常愤怒，决定对朝鲜进行清理。于是在1636年，他再次派出一支大军进攻朝鲜。清军一路所向披靡，占领了汉阳。北朝鲜不得不投降，并签署了一份合同，宣布与明朝彻底断绝关系。他成为清朝的附庸国，并将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送往清朝。
朝鲜并不愿意因此而成为清朝的附庸国，它仍然致力于清朝的统治。1650年，朝鲜孝宗继承了王位。他憎恨大清，清洗了朝廷中的亲清派。他重用金尚贤等反清人士，将 "北伐之耻 "视为 "当今第一义"。
1659年，孝宗秘密召见大臣宋时烈。他认为，顺治皇帝 "酒足饭饱，权势不长"。挑衅，出其不意，达到关外"。但这个计划提出后不到两个月，孝宗就病死了，"北伐 "也就无法实施。明朝只剩下南明政权后，朝鲜仍积极派人与南明联系，认为当时的清朝就像三国时期的曹魏一样，人人都是败将。为此，朝鲜派出大量商人与南明政权接触，试图与南宁建立海上通道，由北向南进攻满清。
由于南明政权的迅速崩溃，这一计划未能实现。1673年，吴三桂在云南举兵。朝鲜听说后大喜过望。他认为，反清复明的机会又来了。当时，他大义凛然，率众而行，乘虚而入"。但由于吴三桂的再次失败，朝鲜的反清复明计划又一次没有完成。甚至在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朝鲜还梦想着与台湾联手抗清复明。
朝鲜李朝认为清朝是犬羊夷狄，还在私底下叫清帝“胡皇”，称清朝的使者为“虏使”。当时他除了对清朝的公文贺表之外，一切都是内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庙、文庙祭享祝文，也都用崇祯年号。
就朝鲜的《仁祖庄穆大王实录》来说，在明朝灭亡之前用的是崇祯年号，明朝灭亡以后用的就是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年号。仁祖之后的历朝历代朝鲜国王的《实录》，只书千支纪年和国王在位纪年。至于那些私人方面的记录，一直到清朝末年，都还有人书写崇祯年号，这样一来导致有“崇祯二百六十五年”的纪年。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儒家最重视的就是“正朔’问题，朝鲜也是这样处理的。
因为朝鲜财政比较困难，军需也很薄弱，所以一直都没有实施北伐大计。而且因为新兴的清朝连续出现了顺治、康熙两位励精图治的皇帝，这不仅巩固了全国的统一，而且还为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繁荣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朝鲜反对清朝的派别一直都期望汉朝武装反抗、清朝统治土崩瓦解，但是这种局面一直都没有实现。
到了1683年，清朝统一了台湾，南明残存势力也彻底灭亡，这导致当时影响中、朝、日关系的不确定因素也消失了。作为实际行动纲领的朝鲜北伐计划也结束了。朝鲜没有参加中国的内战，也没有同日本一起跨过鸭绿江入侵辽沈，冒犯处于全面上升和旺盛时期的新兴满洲军事强权。这是朝鲜的最幸运的地方，不然后果难以估计。
北伐虽没有成为事实，但是它加重了朝鲜的经济上的问题，而且还推迟了中朝关系改善的局面。朝鲜的北伐论者不想接受中国在清朝统治下的文化和经济变得先进这个问题，而且在后来几乎还全面封锁了对中国先进文化的引进。
朝鲜不仅对清朝鄙视仇恨，而且朝鲜还恪守藩属朝贡制度，同时反清复明的计划和北伐准备是在隐蔽状态下进行的，清朝政府知道的人很少。后来清朝统一了台湾，中朝关系才得以缓和，进入稳定发展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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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吉林和龙北大渤海墓葬〉，《文物》1994年第1期。（2）〈渤海贞孝公主墓出土一块文字砖订正〉，《北方文物》2000年第4期。（3）〈91年发掘的三陵屯渤海壁画墓与高句丽壁画墓的关系〉，93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报告书（3）。（4）〈高句丽，渤海, 靺鞨墓葬形制比较研究〉，《高丽亚学研究》1995年。（5）〈延边博物馆藏遗物和保存管理〉，《韩国保存科学研究》14集，1984年。（6）〈延边地区先史时代四种文化类型〉，《韩国上古史学报》15集，1994年。（7）〈东清渤海墓葬发掘报告>，《渤海史研究（3）》，延边大学出版社1993年。（8）〈集安高句丽壁画墓及其保护〉，《中国境内高句丽遗迹研究》，1985年。（9）〈渤海初期通往日本的陆路研讨〉，《渤海史研究（5）》，延边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稻作农耕的起源与传播〉，《北方文物》1992年第3期。（11）〈韩国考古学研究概况及存在的问题〉，延边大学朝鲜学学术讨论会文集1998年。（12）〈延边地区城郭研究〉，《渤海史研究（8）》延边大学出版社1999年。（13）〈渤海贞孝公主墓壁画与三陵屯2号墓壁画〉，韩国美术学会1999年度年会论文集1999年。（14）〈贞孝公主墓建筑年代及几个问题〉，《渤海史研究（8）》，延边大学出版社1999年。（15）〈渤海贞孝公主墓出土一块文字砖订正〉，《渤海史研究（8）》，延边大学出版社1999年。（16）〈延边地区城郭研究〉，《渤海文化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17）〈渤海的疆域和五京位置〉，《渤海史研究（9）》，延边大学出版社2002。（18）〈渤海遗民和韩民族〉，《古代东亚的民族与韩民族学术讨论会》2001年。（19）〈渤海的经济生活〉，《日本东亚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学术讨论会》，2000。（20）〈和龙北大渤海墓葬出土的三彩器〉，《韩国上古史学报（7）》1991年。（21）〈1991年发掘的三陵屯渤海壁画与高句丽壁画墓的关系〉，《韩国上古史学报（16）》1994年。（22）〈和龙县龙海古遗迹调查记〉，《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第2期。（23）〈和龙龙海附近考古学调查〉，《延边文物资料汇编》1983年。（24）〈吉林汪清考古调查〉，《北方文物》1985年第1期（合作，第一著者）。（25）〈中国吉林省安图县永庆东清村渤海墓群发掘略报〉，《朴成洙教授花甲纪念论丛》1991年。（26）〈最近几年中国东北地区渤海遗迹调查发掘与渤海史研究动向〉，《韩国上古史学报（9）》，1992年。（27）〈罕见的千年古墓—渤海贞孝公主墓〉，《吉林日报发》1982年1月3日。（28）〈和龙县龙海渤海墓葬〉，《博物馆研究》1983年第3期。（29）〈渤海墓葬研究〉，《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年第2期。（30）〈渤海墓葬研究〉，《韩国上古史学报（4）》1990年。（31）〈1988年发掘的北大渤海墓葬及三彩器〉，《渤海史研究（2）》，延边大学出版社1991年。（32）〈高句丽，渤海，靺鞨墓葬形制比较研究〉，《百济研究（22）》，韩国忠南大学百济研究所1991年。（33）〈延边地区高句丽遗迹研究〉，《韩国上古史学报（4）》1990年。（34）〈延边地区高句丽遗迹—论栅城位置〉，《延边大学第一次朝鲜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9年。（35）〈最近几年朝鲜史学界渤海史观变化〉，《高句丽、渤海学术讨论会文集》，2003年。（36）〈近代朝鲜史学界的渤海史观的变化与问题点研究〉，《白山学报》2004年67号。（37）〈高句丽，渤海，靺鞨埋葬习俗比较研究〉，《白山学报》2005年72辑。（38）《对渤海史的中国视角》，《东北亚历史财团》 2007年12月。（39）《渤海文化考古学新探---以陶器为中心》，《东疆学刊》2008年4期。
学术著作：1、《朝鲜近代史研究》（主编），延边大学出版社，1992年。2、《在汉城没有讲完的故事》（主编），（韩国）话和创造社出版，1997年。3、《1930年代延边民生团事件研究》（专著），（韩国）白山资料院，1998年。4、《从军慰安妇》（编著），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9年。5、《东满抗日革命斗争特殊性研究》（专著）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6年。6、《朝鲜·韩国历史大事编年》（主编），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8年。7、《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辑，（主编），延边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一辑，（主编），延边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二辑，（主编），延边大学出版社，2012年。 主要学术论文：1.<试论独立协会的历史地位>,中国朝鲜史研究会编,《朝鲜史通讯》,第四期,1982年.2.<1876～1893年日本对朝鲜的殖民贸易>,延边大学,《朝鲜问题研究丛书》,第一辑,1983年.3.<独立协会活动始末>,吉林省朝鲜研究学会编,《朝鲜研究文集》,第二辑,1983年.4.<试论俞吉浚“西游见闻”及其基本思想>,中国朝鲜史研究会编,《朝鲜史研究》,第五期,1983年.5.<论独立协会>,《延边大学研究生论文集》,1984年.6.<侵略朝鲜是日本明治政权的一项基本国策>,《朝鲜研究论丛》,第一辑.延边大学出版社,1987年.7.<朝鲜开化思想的产生及其主要内容>,中国朝鲜史研究会编,《朝鲜历史研究论丛》,第一辑,1987年.8.<独立协会活动的历史意义>,《朝鲜学研究》,第一卷,1989年.9.<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与朝鲜人大屠杀事件>,黑龙江《银河》杂志,1989年第三～五期.10.<对民族文化遗产的历史反思问题>,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银河》杂志,1989年,第十二期.11.<选择调查延边朝鲜族社会资料分析>,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银河》杂志,1991年,第一期.12.<关于延边朝鲜族迁入历史的若干调查研究>,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机关志,《民族团结》,1991年,第四号.13.<关于延边朝鲜族家庭消费品所有状况的若干调查研究>,《民族团结》,1991年,第五号.14.<关于延边朝鲜族人口的社会职业构成与经济收入状况的若干调查研究>,《民族团结》,1992年,第一号.15.<朝鲜族家庭构造>,(韩国)福祉政策研究所编,《中国朝鲜族社会研究》,1992年.16.<延边朝鲜族村落构造>,(韩国)福祉政策研究所编,1992年.17.<中国朝鲜族与韩国关系>,(韩国)《黄海文化》杂志,1994年,第四号.18.<中国朝鲜族迁入史与人口状况>,(韩国)《殉国》杂志,1996年,第五?期.19.<论日本明治政权“征韩论”的几个问题>, 延边大学《朝鲜学·韩国学论丛》(六),1998年.20.<民生团事件与东北朝鲜人游击队>,(韩国)历史问题研究所,《历史批评》,2000年夏天号,2000年.21.<延边人对南北最高级会谈的认识>,(韩国)历史问题研究所,《历史批评》,2000年秋天号,2000年.22.<实现世界化绝非意味着忘却自己>,(韩国)历史问题研究所,《历史批评》,2002年春天号,2002年.23.<试论朝鲜民族在东北抗日武装斗争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增刊,2002年.24.<中国延边朝鲜族社会与故国南北统一问题>,(美国)国际韩民族财团发行,《民族论坛》,2002年.25.<延边地区朝鲜民族抗日革命斗争的特殊性研究>(1、2),(韩国)《国史馆论丛》,第100辑.2002年.26.<韩国新政权的对北政策与朝鲜的变化发展>,(美国)《第四次世界韩民族论坛发表论文集》,2003年.27.<关于朝鲜‘朝鲜人民革命军’说的一考察>,(韩国)《韩国独立运动史研究》,第21辑，2003年.28.<间岛大韩国民会>,(韩国)《韩国独立运动史词典》,第三卷,2004年.29.<大韩独立期成总会>,(韩国)《韩国独立运动史词典》,第四卷,2004年.30.<赤旗团>,(韩国)《韩国独立运动史词典》,第六卷,2004年.31.<铁血光复团十五万元夺取事件>,(韩国)《韩国独立运动史词典》,第七卷,2004年.32.<关于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与外交关系的若干理解>,(美国)《第五次世界韩民族论坛论文集》,2004年.33.<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一任州长朱德海>,(韩国)海外韩民族研究所,《韩民族共同体》,第12号,2004年.34.<可认定朝鲜的“朝鲜人民革命军”说>,《朝鲜半岛问题研究论丛》(1),2004年12月.35.<关于中国对朝鲜半岛政策与朝鲜南北统一问题的若干思索>,(韩国)《统一研究》,第9卷第2号,2004年.36.<1930年代初中国东北朝鲜民族与抗日武装斗争>,(韩国)《历史文化研究》,第21辑,2004年.37.<试论朝鲜史学界的“朝鲜人民革命军”说>,《朝鲜—韩国文化的历史与传统》,2005年.38.<东北朝鲜民族反日武装斗争与“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实体>,(韩国)《现代史诸问题》,2005年.39.<再论朝鲜史学界的“朝鲜人民革命军”说>,《多元视野中的中外关系史研究》,2007年.40.<三论“朝鲜人民革命军”说>,(日本)东亚教育文化学会编,《东亚教育文化学会年报》第4号,2007年.41.<关于中国延边大学韩国史研究现状与课题的若干介绍>,(韩国)《韩国学研究》,第18辑,2008年.42.<再论朝鲜民族在东北抗日武装斗争中的先锋模范作用>,《中韩交流与韩国传统文化研究》,2008年.43.<四论“朝鲜人民革命军”说>(与博士生张玉红合作),《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辑,2009年.44.<论朝鲜民族在东北抗日斗争中的“双重使命”及其历史地位问题>,《韩国独立运动研究新探》,2010年.45.<研究会30年历史回顾与几点思考>,《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一辑,延边大学出版社,2011年.46.<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在中国东北抗日斗争中的地位和贡献>,《世界历史》,2012年第3期.47.<试论朝鲜民族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的建立>,《韩国研究论丛》,2012年.48.<试论东满民生团事件及其历史经验教训问题>,《朴文一教授80周年寿辰纪念史学论集》,2012年. 至2012年为止,在国内外各类刊物上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评论.史话.随笔等,共计137篇(其中,国外40篇).计178万字.还有翻译文540余万字.至2012年为止,指导培养研究生48名,其中博士生24名.硕士生24名.
论朝鲜文化与儒学的关联摘要:中朝两国文化源远流长,儒学传入朝鲜后,对朝鲜的政治统治、思想观念、教育制度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朝鲜立足本国国情,从多角度、多侧面与儒学发生了融合,并逐步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关键词:朝鲜文化;儒学;关联一、儒学何时传入朝鲜厘正春秋末期,中国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孔子以“治世”、“行道”为己任,总结历史经验,创立了儒学。儒学历经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们的不断加工改造,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干,深刻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著名历史学家杨昭全认为,“自春秋末期由孔子创立,至清末,历数千年之儒学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春秋末期至隋唐时的儒学、宋元时期的理学和明清时的实学”。[1]本文主要探讨儒学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对于朝鲜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儒学产生和发展以后,不仅在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还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东方国家,与这些国家的传统思想相结合,成为该国思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朝鲜和日本,儒学思想成为思想文化的主流而形成特殊的“东亚儒学文化圈”。据史料记载,儒学最先传入的国家是朝鲜。古代朝鲜地处亚洲东部,与我国山水相连,由于地理上的这种原因,中朝两国很快就开始相互往来,思想文化交流也日益深入。儒学传入朝鲜后,经过朝鲜学者的理解消化,儒学已深深融进朝鲜的传统文化中,影响了朝鲜的社会发展,并形成了其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对于儒学传入朝鲜的时间,中外学者观点不一。主要观点有:商末箕子东走朝鲜时引入;由战国燕与秦末中国移民引入;汉初,卫满率众避难至朝鲜时传入;汉四郡建立时引入;朝鲜百济、新罗时期传入。而笔者较认同杨昭全学者的观点:儒学传入朝鲜以汉四郡的建立(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为宜。其一,公元前135年(西汉武帝建元六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儒学开始成为全国占统治地位的独尊思想,为其对外传播创造了前提条件。其二,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西汉灭卫满朝鲜,并于其地设立乐浪、临屯、真番郡,翌年复设玄菟郡,即汉四郡。汉四郡设置后,封卫满朝鲜原官员为侯。汉武帝在卫满朝鲜故地封五侯,立四郡,标志着体现儒学思想的儒家政治制度进入朝鲜。其三,在汉四郡建立儒家政治制度,俎谷、朝服、鼓吹等体现儒家思想的中华文物随处可见。因此,在汉四郡建立起的体现儒家思想的政治、礼仪制度,标志着儒学已传入朝鲜。二、儒学朝鲜化的系统性由于儒学符合百济、新罗和高丽王廷的利益,又符合朝鲜封建社会的发展需要,致使百济、新罗和高丽封建王朝对儒学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在发展中儒学逐渐对百济、新罗和高丽的统治理念、道德秩序、教育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朝鲜理念体系的构建中国汉代董仲舒的天命论标志着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其学说的最高范畴是“天”。天是宇宙的最高主宰,万物非天不生,同时又是最高的神灵。“天者,百神之大君也。”[2]他认为宇宙万物皆天之产物,人类社会一切也是天意之安排,君主贯通天地人,是上天在人世间之代表,具有绝对的权威。他的这一理论论证了封建专制的合理性,君王统治地位乃天之意志,即君权神授论。儒学这种君权神授和秉承天意治国的理论自然符合朝鲜历代国王的需要,因此成为维持与巩固其封建统治的护身符。而宣扬其统治地位乃天之意志与安排,其治国治民秉承天之意志,实质是借助天界之权威强化人间之权威。这就致使朝鲜历代国王与王廷信奉天命、信奉君权神授。再者,朝鲜历朝统治者提出以德治国。所谓“道”,即儒学,意即用儒学治理国家,以道德治理国家,即德治。同时,《书经》指出,要以德治与武功结合并重来治理国家。高句丽太祖东明王将自己一生的政治经验概括为“以道与治”,这是德治思想的最初提出。此后,高句丽历代国王都把它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理念,并努力加以实施。孔子创立的仁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仁者爱人。从对人的关怀出发,孔子反对统治者执政之穷奢极欲,要求他们贯彻仁爱原则,关心百姓生活,使其安居乐业。朝鲜历代王朝也将“仁”,即“爱民”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想,如公元676年新罗统一半岛后,新罗文武王为此颁令减轻百姓负担。公元681年,文武王“欲新京城。问浮屠义相。对曰‘虽在草野茅屋,行正道则福业长。苟为不然,虽劳人作城,亦无所益。’(文武)王乃止役”,[3]从而减免了百姓的徭役。(二)朝鲜道德秩序的完善“三纲五常”是儒学提倡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朝鲜历代王朝的国王都利用儒学的伦理理论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完善国家的道德秩序。朝鲜固有“子孝于父”的孝道思想,与儒学伦理理论相结合,进而提出了子女对父母尽孝是天经地义的事,将孝道提高到人伦的最高原则。这就使得孝道深入民间,成为人们事亲的行为规范。《三国遗事》中记载的“贫女养母”、“孙顺埋儿”就是很明显的事例。另外,儒学三纲中的“夫为妻纲”实是男尊女卑,朝鲜历代深受其影响。高句丽著名实学家金富轼就曾强烈地抨击过新罗曾有的善德、真德两位女国王。他曾写到,“新罗扶起女子,处之王闰,诚乱世之事,国之不亡,幸也”。[4]又如,公元861年(新罗宪安王五年)新罗国王宪安王病危时,曾嘱其臣下说:“寡人不幸,无男子有女。吾邦故事,虽有善德、真德二女主,然近乎牝鸡之晨,不可法也。甥膺廉年虽幼少,有老成之德,卿等立而事之,必不坠祖宗之令绪,则寡人死且不朽矣”。[5]可见,当时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十分普遍,也十分严重。(三)朝鲜教育体制的确立儒学对于朝鲜文化教育思想方面的影响也尤为巨大,也成为朝鲜教育体制确立的影响因素。公元682年新罗于礼部下属设置主要讲授儒学思想的教育机构———国学。公元747年,新罗在国学设置诸业博士和助教。公元759年,新罗改国学为大学监。但其后继位的惠恭王又将大学监恢复为国学:“惠恭王复故”,[6]把《论语》、《孝经》作为共修之科目,目的是强调儒学的实践意义。公元992年,高丽在首都开京设置国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招收贵族两班子弟学习儒家经典。除朝廷官办的儒学教育机构外,高丽还出现了私人兴办的儒学教育机构,推动了儒学的发展,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其中朝廷重臣、学术泰斗崔冲被誉为“海东孔子”。此后,高丽历代国王都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公元788年,新罗设立读书三品科的科举考试制度,即从国学之学生中选拔官吏。考试的内容为儒家典籍。这一制度的设置,充分表明新罗王廷对精通儒学思想的人才的需求。同时,新罗国王由于亲幸国学,曾多次听讲儒学经典,这一举动进一步表明了王廷对儒学思想的重视与渴求,从而更促进了儒学思想在新罗的传播与发展。公元958年,高丽国王光宗采纳中国后周人双冀的建议,“始设科举。试以诗、赋、颂及时务策,取进士兼取明经医卜等业”,且“大抵其法颇用唐制”。[7]高丽科举考试的内容也基本为儒学经典,科举的实行使学习儒家典籍成为热潮。儒学与仕途的结合,使儒学具有了特殊地位,使其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同时,唐太宗还大力扩充国学和太学,这为新罗等国派遣大量贵族子弟入唐求学创造了条件。新罗派遣王族子弟入唐宿卫也是来唐学习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如金仁问为武烈王的次子,于公元651年奉王命入唐宿卫。又如金嗣宗为圣德王之弟,公元728年奉命入唐献方物,同时“兼表请子弟入国学”,[8]唐帝应允。新罗不仅派王族子弟入唐宿卫,还经常派遣贵族子弟赴唐求学。公元837年新罗在唐求学的学生为216人,公元840年,新罗自唐回国的学生达105人。除新罗王廷派出贵族子弟赴唐求学者外,新罗也有不少一般平民子弟赴唐求学,如崔致远、崔承佑、崔承 等皆为自寻途径赴唐求学者。高丽从建国初就派遣学生赴中国求学,学习儒学思想,高丽学生不仅在中国可以应试,还可以在中国任官。公元976年,高丽派金行成入宋国子监求学。翌年,金行成擢进士弟,授官,后官累至殿中丞。公元980年,在宋求学的高丽兵部侍郎康允之子康戬参加科举及第,并任为官吏,官至工部郎中。公元1115年,高丽派遣金端、甄惟底、赵奭、康就正、权适等五人入宋太学。高丽赴宋求学的学生应试中举后任宋吏者众多。另外,新罗还通过多种形式大量输入儒学典籍。公元686年,新罗遣使赴唐,“奏请《礼记》并文章”,武则天应允,“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戒者,勒成五十卷,赐之”。[9]公元743年,唐玄宗遣使嘉奖景德王,“并赐御注孝经一部”。[10]此外,不仅赴唐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回国时携带儒学典籍,而且新罗的商人也自唐购买书籍,其中有大量的儒学经典。到了高丽前期,随着高丽与宋、元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儒学典籍也大量输入高丽。其输入方式与途径更是多种多样,有奏请宋、元皇帝赐与的,有高丽使者、学生带回来的,这使得儒学典籍广为传抄和翻刻。三、结论朝鲜文化在与儒学的融合中逐渐形成其本土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百济、新罗对峙时期为朝鲜儒学的萌芽期;统一新罗时期为朝鲜儒学发展期;高丽前期为朝鲜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期。在每个时期,对于朝鲜的政治方面、教育方面及社会生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朝鲜社会变革的各个时期,儒学都因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显现出来,成为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维护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精神法宝。而朝鲜文化在与儒学不断融合的基础上,结合了本民族文化特色,逐渐使儒学本土化,最终演化为与儒学相近同时又有所差异的朝鲜儒学,并使其成为朝鲜思想文化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深层动力。[参考文献][1]杨昭全.中国—朝鲜、朝鲜文化交流史[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2]董仲舒.春秋繁露·郊祭[Z].[3][朝]三国史记·卷7·新罗本纪第7·文武王下[Z].[4][朝]三国史记·卷5·新罗本纪第5·善德女王条[Z].[5][朝]三国史记·卷11·新罗本纪第11·宪安王条[Z].[6][朝]三国史记·卷38·杂志第7·职官上·国学条[Z].[7][朝]朝鲜史略·卷3·高丽史[Z].[8][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圣德王条[Z].[9][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神文王条[Z].[10][朝]三国史记·卷9·新罗本纪第9·景德王条[Z].
论朝鲜文化与儒学的关联摘要:中朝两国文化源远流长,儒学传入朝鲜后,对朝鲜的政治统治、思想观念、教育制度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朝鲜立足本国国情,从多角度、多侧面与儒学发生了融合,并逐步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关键词:朝鲜文化;儒学;关联一、儒学何时传入朝鲜厘正春秋末期,中国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孔子以“治世”、“行道”为己任,总结历史经验,创立了儒学。儒学历经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们的不断加工改造,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干,深刻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著名历史学家杨昭全认为,“自春秋末期由孔子创立,至清末,历数千年之儒学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春秋末期至隋唐时的儒学、宋元时期的理学和明清时的实学”。[1]本文主要探讨儒学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对于朝鲜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儒学产生和发展以后,不仅在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还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东方国家,与这些国家的传统思想相结合,成为该国思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朝鲜和日本,儒学思想成为思想文化的主流而形成特殊的“东亚儒学文化圈”。据史料记载,儒学最先传入的国家是朝鲜。古代朝鲜地处亚洲东部,与我国山水相连,由于地理上的这种原因,中朝两国很快就开始相互往来,思想文化交流也日益深入。儒学传入朝鲜后,经过朝鲜学者的理解消化,儒学已深深融进朝鲜的传统文化中,影响了朝鲜的社会发展,并形成了其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对于儒学传入朝鲜的时间,中外学者观点不一。主要观点有:商末箕子东走朝鲜时引入;由战国燕与秦末中国移民引入;汉初,卫满率众避难至朝鲜时传入;汉四郡建立时引入;朝鲜百济、新罗时期传入。而笔者较认同杨昭全学者的观点:儒学传入朝鲜以汉四郡的建立(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为宜。其一,公元前135年(西汉武帝建元六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儒学开始成为全国占统治地位的独尊思想,为其对外传播创造了前提条件。其二,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西汉灭卫满朝鲜,并于其地设立乐浪、临屯、真番郡,翌年复设玄菟郡,即汉四郡。汉四郡设置后,封卫满朝鲜原官员为侯。汉武帝在卫满朝鲜故地封五侯,立四郡,标志着体现儒学思想的儒家政治制度进入朝鲜。其三,在汉四郡建立儒家政治制度,俎谷、朝服、鼓吹等体现儒家思想的中华文物随处可见。因此,在汉四郡建立起的体现儒家思想的政治、礼仪制度,标志着儒学已传入朝鲜。二、儒学朝鲜化的系统性由于儒学符合百济、新罗和高丽王廷的利益,又符合朝鲜封建社会的发展需要,致使百济、新罗和高丽封建王朝对儒学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在发展中儒学逐渐对百济、新罗和高丽的统治理念、道德秩序、教育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朝鲜理念体系的构建中国汉代董仲舒的天命论标志着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其学说的最高范畴是“天”。天是宇宙的最高主宰,万物非天不生,同时又是最高的神灵。“天者,百神之大君也。”[2]他认为宇宙万物皆天之产物,人类社会一切也是天意之安排,君主贯通天地人,是上天在人世间之代表,具有绝对的权威。他的这一理论论证了封建专制的合理性,君王统治地位乃天之意志,即君权神授论。儒学这种君权神授和秉承天意治国的理论自然符合朝鲜历代国王的需要,因此成为维持与巩固其封建统治的护身符。而宣扬其统治地位乃天之意志与安排,其治国治民秉承天之意志,实质是借助天界之权威强化人间之权威。这就致使朝鲜历代国王与王廷信奉天命、信奉君权神授。再者,朝鲜历朝统治者提出以德治国。所谓“道”,即儒学,意即用儒学治理国家,以道德治理国家,即德治。同时,《书经》指出,要以德治与武功结合并重来治理国家。高句丽太祖东明王将自己一生的政治经验概括为“以道与治”,这是德治思想的最初提出。此后,高句丽历代国王都把它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理念,并努力加以实施。孔子创立的仁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仁者爱人。从对人的关怀出发,孔子反对统治者执政之穷奢极欲,要求他们贯彻仁爱原则,关心百姓生活,使其安居乐业。朝鲜历代王朝也将“仁”,即“爱民”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想,如公元676年新罗统一半岛后,新罗文武王为此颁令减轻百姓负担。公元681年,文武王“欲新京城。问浮屠义相。对曰‘虽在草野茅屋,行正道则福业长。苟为不然,虽劳人作城,亦无所益。’(文武)王乃止役”,[3]从而减免了百姓的徭役。(二)朝鲜道德秩序的完善“三纲五常”是儒学提倡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朝鲜历代王朝的国王都利用儒学的伦理理论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完善国家的道德秩序。朝鲜固有“子孝于父”的孝道思想,与儒学伦理理论相结合,进而提出了子女对父母尽孝是天经地义的事,将孝道提高到人伦的最高原则。这就使得孝道深入民间,成为人们事亲的行为规范。《三国遗事》中记载的“贫女养母”、“孙顺埋儿”就是很明显的事例。另外,儒学三纲中的“夫为妻纲”实是男尊女卑,朝鲜历代深受其影响。高句丽著名实学家金富轼就曾强烈地抨击过新罗曾有的善德、真德两位女国王。他曾写到,“新罗扶起女子,处之王闰,诚乱世之事,国之不亡,幸也”。[4]又如,公元861年(新罗宪安王五年)新罗国王宪安王病危时,曾嘱其臣下说:“寡人不幸,无男子有女。吾邦故事,虽有善德、真德二女主,然近乎牝鸡之晨,不可法也。甥膺廉年虽幼少,有老成之德,卿等立而事之,必不坠祖宗之令绪,则寡人死且不朽矣”。[5]可见,当时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十分普遍,也十分严重。(三)朝鲜教育体制的确立儒学对于朝鲜文化教育思想方面的影响也尤为巨大,也成为朝鲜教育体制确立的影响因素。公元682年新罗于礼部下属设置主要讲授儒学思想的教育机构———国学。公元747年,新罗在国学设置诸业博士和助教。公元759年,新罗改国学为大学监。但其后继位的惠恭王又将大学监恢复为国学:“惠恭王复故”,[6]把《论语》、《孝经》作为共修之科目,目的是强调儒学的实践意义。公元992年,高丽在首都开京设置国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招收贵族两班子弟学习儒家经典。除朝廷官办的儒学教育机构外,高丽还出现了私人兴办的儒学教育机构,推动了儒学的发展,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其中朝廷重臣、学术泰斗崔冲被誉为“海东孔子”。此后,高丽历代国王都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公元788年,新罗设立读书三品科的科举考试制度,即从国学之学生中选拔官吏。考试的内容为儒家典籍。这一制度的设置,充分表明新罗王廷对精通儒学思想的人才的需求。同时,新罗国王由于亲幸国学,曾多次听讲儒学经典,这一举动进一步表明了王廷对儒学思想的重视与渴求,从而更促进了儒学思想在新罗的传播与发展。公元958年,高丽国王光宗采纳中国后周人双冀的建议,“始设科举。试以诗、赋、颂及时务策,取进士兼取明经医卜等业”,且“大抵其法颇用唐制”。[7]高丽科举考试的内容也基本为儒学经典,科举的实行使学习儒家典籍成为热潮。儒学与仕途的结合,使儒学具有了特殊地位,使其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同时,唐太宗还大力扩充国学和太学,这为新罗等国派遣大量贵族子弟入唐求学创造了条件。新罗派遣王族子弟入唐宿卫也是来唐学习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如金仁问为武烈王的次子,于公元651年奉王命入唐宿卫。又如金嗣宗为圣德王之弟,公元728年奉命入唐献方物,同时“兼表请子弟入国学”,[8]唐帝应允。新罗不仅派王族子弟入唐宿卫,还经常派遣贵族子弟赴唐求学。公元837年新罗在唐求学的学生为216人,公元840年,新罗自唐回国的学生达105人。除新罗王廷派出贵族子弟赴唐求学者外,新罗也有不少一般平民子弟赴唐求学,如崔致远、崔承佑、崔承 等皆为自寻途径赴唐求学者。高丽从建国初就派遣学生赴中国求学,学习儒学思想,高丽学生不仅在中国可以应试,还可以在中国任官。公元976年,高丽派金行成入宋国子监求学。翌年,金行成擢进士弟,授官,后官累至殿中丞。公元980年,在宋求学的高丽兵部侍郎康允之子康戬参加科举及第,并任为官吏,官至工部郎中。公元1115年,高丽派遣金端、甄惟底、赵奭、康就正、权适等五人入宋太学。高丽赴宋求学的学生应试中举后任宋吏者众多。另外,新罗还通过多种形式大量输入儒学典籍。公元686年,新罗遣使赴唐,“奏请《礼记》并文章”,武则天应允,“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戒者,勒成五十卷,赐之”。[9]公元743年,唐玄宗遣使嘉奖景德王,“并赐御注孝经一部”。[10]此外,不仅赴唐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回国时携带儒学典籍,而且新罗的商人也自唐购买书籍,其中有大量的儒学经典。到了高丽前期,随着高丽与宋、元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儒学典籍也大量输入高丽。其输入方式与途径更是多种多样,有奏请宋、元皇帝赐与的,有高丽使者、学生带回来的,这使得儒学典籍广为传抄和翻刻。三、结论朝鲜文化在与儒学的融合中逐渐形成其本土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百济、新罗对峙时期为朝鲜儒学的萌芽期;统一新罗时期为朝鲜儒学发展期;高丽前期为朝鲜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期。在每个时期,对于朝鲜的政治方面、教育方面及社会生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朝鲜社会变革的各个时期,儒学都因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显现出来,成为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维护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精神法宝。而朝鲜文化在与儒学不断融合的基础上,结合了本民族文化特色,逐渐使儒学本土化,最终演化为与儒学相近同时又有所差异的朝鲜儒学,并使其成为朝鲜思想文化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深层动力。[参考文献][1]杨昭全.中国—朝鲜、朝鲜文化交流史[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2]董仲舒.春秋繁露·郊祭[Z].[3][朝]三国史记·卷7·新罗本纪第7·文武王下[Z].[4][朝]三国史记·卷5·新罗本纪第5·善德女王条[Z].[5][朝]三国史记·卷11·新罗本纪第11·宪安王条[Z].[6][朝]三国史记·卷38·杂志第7·职官上·国学条[Z].[7][朝]朝鲜史略·卷3·高丽史[Z].[8][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圣德王条[Z].[9][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神文王条[Z].[10][朝]三国史记·卷9·新罗本纪第9·景德王条[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