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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离骚》的自我形象 《北方论丛》1986（6）。论屈原艺术想象的独创性 《东北师大学报》1988（4）。先秦国家观念与屈原的宗国意识 《东北师大学报》1989(4)。春秋战国时代“士”阶层的类型分析 《延边教育学院学刊》1990(1—2)。“生王之头不若死王之垄” 《甘肃社会科学》1991(1)。先秦“士”阶层的文化心态与历史命运 《贵州文史丛刊》1991(2)。《离骚》审美价值的层次分析 《延边大学学报》1992(2)。屈原社会理想与儒法两家的关系 《东北师大学报》1992(3)。《招魂》作者补证 《社会科学战线》1993(3)。楚辞：诗歌形式的纵深拓展 《人文杂志》1993(3)。中国礼乐文化初论 《东北师大学报》1993(6)。《九歌》“二湘”异辞同源说 《松辽学刊》1994(1)。话说《橘颂》 《名作欣赏》1994（2）。楚辞《招魂》的结构特征与语言特征 《苏州大学学报》1994(3)。百世诗宗的文化传承 《东北师大学报》1994(5)。中国诗歌中渔父意象的发轫之作——读楚辞《渔父》 《文史知识》1994(12)。屈原人格的背景、内容与价值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1)。中国古典小说中诗文融合传统的渊源与发展 《中国文学研究》1995(2)。公木的诗学世界 《人民日报》1996年6月27日第十一版。广阔的视野，崭新的高度 《社会科学战线》1998（3）。读诗札记（六则）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8（6）。从《诗经》看周代天命观念之兴衰 《江海学刊》1999（2）。“平淡”：陶诗风格之阐释 《社会科学战线》1999(2)。《诗经》对答之体及其历史意义 《文学遗产》1999(2)。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展望——古典文学研究片论 《文学前沿》第一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孔子的诗学 《深圳大学学报》2000（6）。从“兮”字用法看楚辞《九歌》的音乐特性 《社会科学辑刊》2001（2）。中国上古诗歌的历史文化观照 《社会科学战线》2001（1）。睹新春之景 咏乡思之情——读王湾《次北固山下》 《名作欣赏》2001（1）。夏夜的图景 丰年的欢乐——辛弃疾《西江月》赏析 《古典文学知识》2001（3）。青春溪水里的一朵浪花——读李清照《如梦令》 《名作欣赏》2001（4）。仰望泰山 志在高远——杜甫《望岳》赏读 《古典文学知识》2001（6）。从《生民》到《离骚》——上古诗歌历史发展的一个实证考察 《文学遗产》2001（4）。中国古典诗歌中“生命意识”的内涵与泛化 《深圳大学学报》2001（6）。中国古典诗学的抒情理论 《中华读书报》2002年11月27日。屈原的诗学 《深圳大学学报》2002（6）。道家语言哲学对中国古典诗学的影响《学术研究》2002（12）。夏商时代的天命观念及其文化形态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3（2）。性善·仁政·浩然之气——孟子精神世界的再认识 《深圳大学学报》2005（3）。一个哲学悖论的诗学消解——老子“道”本体的无限性及其审美转向 《文艺研究》2007（11）。流芳千古的一代文宗欧阳修 《文史知识》2007（12）。眼观风云浩荡 胸怀日月运行——读曹操的《观沧海》 《古典文学知识》2008（2）。
40．《从原始儒家的终极理想看中西价值观的一致性》，张岂之等主编《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的走向》，香港东方红书社2001年出版。41．《儒学与中国文学》，《中国儒学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42.《游国恩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1期。43．《文学史与文学历史的复原---关于文学史写作原则及评价体系的思考》，中国文化研究（北京）2002年1期。44．《〈孔子诗论〉与孔子的文学目的论的再认识》，文艺研究（北京）2002年2期（新华文摘2002年7月）。45．《论学术规范的开放性与古代文学研究的多元化和规范化》，职大学报（内蒙古）2002年3期。 46．《诗志与诗经及古代文学的价值》，诗经研究丛刊第三辑，学苑出版社（北京）2002年7月。47．《先秦文人君子人格的丰富性探讨》，中国文化研究（北京）2002年4期。48．《孔子诗论与先秦诗学》，人民政协报（北京）·文化周刊·学术家园，2002年1月20日。49．《文学史写作原则及评价体系——论还原文学历史对于文学史的重要性》，人民政协报（北京）·文化周刊·学术家园，2002年7月23日。50．《先秦文人君子人格的丰富性探讨—以屈原为中心的考察》，中国楚辞学第一辑，学苑出版社（北京）2002年7月出版。51．《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谈学术的尊严与当前学者的责任》，人民政协报（北京）·文化周刊·学术家园，2002年9月17日。52．《从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的文献素养到维护学位制度的公正性与公平性》，社会科学评论（西安）2003年1期。53．《劣质遗著：我们遭遇另一种学术腐败》，中国教育报（北京）读书周刊2003年3月20日。54．《大学教育的根本目的》，中国青年报（北京）2003年5月29日第四版。55．《楚国地域文化流变的全景透视》，人民政协报（北京）文化周刊·学术家园，2003年6月24日。 56．《林庚先生著作系年》，（合著）《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4期。57．《郭店楚简唐虞之道中原始儒家的终极理想》，《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4期。58．《重视文化发展中的地域特性》，《中国文化研究》（北京）2003年4期。59．《爱奇心态与战国政治及文化的关系》，职大学报（包头）2004年1期。60．《吴林伯先生与文心雕龙研究》，中国文化研究（北京）2004年2期。61．《吴林伯先生与文心雕龙义疏》，中国教育报（北京）读书周刊·人文阅读，2004年5月20日。62．《人格自觉与文化自觉—兼论中国传统文化中君子人格的现代价值》，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京），2004年1期。63．《从郭店楚简〈唐虞之道〉看大同为原始儒家的终极理想》，《先秦两汉文学论集》，学苑出版社（北京）2004年7月。64．《赋的内涵和外延》，光明日报（北京）2004年8月28日文学遗产。65．《屈原的放流问题》，光明日报（北京）2004年11月24日文学遗产。66．《关于汉赋研究的几个问题》，北方论丛（哈尔滨）2005年1期。67．《先秦文学的学科内涵》，江海学刊（南京）2005年1期。68.《现代性立场：从中西文学观念的发展看中国古代文学的现代价值》，《文学理论前沿》第二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 70．《滑稽家及东方朔与屈原》，湖南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2期。71．《儒家迂远而阔于事情辨》，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2期。72．《楚辞文本研究对楚辞研究的重要性》，沧州师范专科学院学报2005年1期。73．《从史记研究到史记学研究》，中国文化研究（北京）2005年1期。74．《林庚先生的生平和著作》，（合著）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诗歌研究中心编《化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2005年3月。75．《林庚先生著作系年稿》（合著，增订本），见《林庚诗文集》第9卷，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2005年2月。76.《战国巨变与欧洲浪漫主义的现象关联》，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2期。77．《游国恩先生的楚辞学研究》，《中国楚辞学》第七辑，学苑出版社（北京）2005年7月出版。78．《赋者古诗之流：诗经传统与汉赋的讽谏问题》，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2期。79.《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日本的楚辞研究史——评徐志啸〈日本楚辞研究论纲〉》，人民政协报（北京），2005年8月8日，文化周刊·学术家园 80.《屈原：中国诗歌史上伟大的诗人》，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3期。81．《以理性精神重新审视先秦文化的发展轨迹》，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5期。82.《在广阔的学术维度中寻找司马迁》，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6期。83．《立足于比较文学立场的日本楚辞学史研究》，湛江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05年5期。84．《人格自觉与文化自觉》，见《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论文集》，香港商务印书馆2005年3月出版。85． 《关于文心雕龙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心雕龙学刊第六辑，学苑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86．《在广阔的学术维度中寻找司马迁---评张强〈司马迁学术思想探源〉》，人民政协报2006年1月9日学术家园总第252期。87. 《〈孔子诗论〉第一简“隐”字及与〈诗序〉的联系》，湖北大学学报2006年1期。88.《游国恩先生的楚辞研究及其学术史意义》，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1期。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6年5期。89．《我眼中的孟二冬》，光明日报2006年1月14日综合6版。该文收入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编《品格：北大教授孟二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出版。90．《以理性精神重新审视先秦文化发展的轨迹——评程水金〈中国早期文化意识的嬗变〉第一卷、第二卷》，人民政协报2006年2月27日学术家园总第254期。 91. 《<孔子诗论>第一简“隐”字解》，光明日报2006年2月24日文学遗产。92.《儒学复兴与西汉官僚的政治操守》，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1期。93．《孔子诗论第一简与诗序》，文艺研究2006年7期。94．《学术研究与文化责任》，《屈乡文化》2006年夏、秋合刊。95.《怀念林庚先生》，人民政协报2006年10月14日学术家园总第270期。该文又载《北京盟讯》2006年9月。96．《战国诸子的主要流派及其思想》，中国文化报2006年12月28日风雅中国·守望传统。97．《褚斌杰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光明日报2006年12月29日文学遗产。98．《2005年的屈原研究与楚辞研究》，云梦学刊2007年1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7年6期)99．《怀念恩师褚斌杰先生》，职大学报2007年1期。100．《褚斌杰先生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贡献》，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1期。 101.《国学传统与现代学术》，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2期。102.《褚斌杰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国际言语文学会刊《国际言语文学》（韩国）第十五号，2007年6期。103.《屈原与溆浦序》，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出版。104.《文心雕龙释名序》，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又名《取精用宏〈文心〉津梁---评陈书良〈听涛馆文心雕龙释名〉》，湖南商学院学报，2008年1期。105《破解屈原溆浦之谜序》，东方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106.《宋玉研究的新高度——评刘刚教授〈宋玉辞赋考论〉》，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5期。107．《从秦博士与秦始皇的冲突认识儒家的迂远而阔于事情》，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人文论丛》2005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出版。108．《2006年的楚辞研究》，云梦学刊2007年6期。109．《〈楚辞·九歌〉组成及主旨问题申论》，香港《新亚论丛》2007年卷，总第九期。110．《孔子诗论第一章文意解》，《诗经研究丛刊》第十四辑，学苑出版社，2008年1月。111．《学术研究与学术责任—读谭家炳先生〈屈学问题综论〉》，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1期。112．《吴林伯先生学行述闻》，人民政协报学术家园，2008年5月5日，总第305期。113.《2007年楚辞研究述评》，云梦学刊，2008年5期。114．《楚辞·九歌主旨发微》，深圳大学学报，2008年3期。115．《走在路的中间》，中国文化研究，2008年3期。116．《出土文献与战国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日本中国出土资料学会会报2008-12-12117．《访日日记》， 日本中国出土资料学会会报2008-12-12118．《屈原及楚辞学研究综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年鉴,2008年出版119．《楚辞研究中的夜光珠——吴福助〈楚辞注译〉评介》，台湾东海大学文学院学报，第四十九卷，2008年7月出版。120．《共同研究-近年的出土文献和战国文学（中文、日文）》，日本教育实践研究纪要，第30卷， 2008年5月出版。 121.《楚辞原物序》，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122.《古典新韵传承华夏文明——大树集序》，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年4月出版。123.《读书赋》，《书摘》2008年12期。124.《灵性诗性---诗性的中华文化序》，成都文艺，2008年5期。125.《汉乐府研究史论序》，同心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126.《屈原天问解疑序》，学苑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127.《公羊三世学说与孔子的政治智慧》，中国文化研究，2009年4期。128.《左传具有现代叙事文学的文体特征》，《春秋左传研究---2008年春秋左传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出版。129.《中国人为什么敬仰和推崇屈原》，北京日报，2009年6月1日。人大复印资料《马克思主义文摘》2010年1期转载。130.《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文学理论前沿》，第六辑，200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31.《左传的叙事方式与文体特征的再认识》，文艺研究，2009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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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的一篇博文，感兴趣的话可以改改用。被低估了的文史大家：左丘明一部《史记》使司马迁得以名垂青史，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两千多年来，文史大家首推司马。然在司马迁之前200多年，一部文史价值丝毫不亚于《史记》的鸿篇巨著，纵贯240余年、18万余字的编年体史书《左氏春秋》（也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悄然问世，其作者便是堪称文史双绝的巨匠，中国传统史学的创始人左丘明。左丘明为鲁国人，大概与孔子同时代(或稍晚于孔子)，为鲁国史官。传说孔子非常推崇左丘明,《论语.公冶长》中记载，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说明左丘明生活年代大致与孔子同时。而《史记》则称道左丘明为“鲁君子”，其故乡肥城也因此而获“君子之邑”之美称。笔者说左丘明是“被低估了的文史学大家”，主要基于二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左传》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史书。《左传》之前，有两部史书流传于世。一是《尚书》，是中国最远古的图书，记载传说中的“五帝三代”之史实。但是《尚书》的内容支离破碎，不成体系，只能算是记载虞、夏、商、周四代帝王大臣言辞和重要文件的“集萃”，类似档案性质，不能算是完整意义上的史书。二是相传为孔子根据鲁国史料修订而成的，记载鲁国历史的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春秋”原为鲁国对各国史书的统称，作者是各国的史官（太史），而且许多诸侯国的史官还是家族世袭制（据《孟子、离娄下》载孟子言：晋人称史书为“乘”，楚人称史书为“梼杌”（音táo wù），鲁人称史书为“春秋”）。相传孔子根据鲁国使官编写的鲁国“春秋”，掺入个人对历史事件的看法、褒贬、批判（后人称“春秋笔法”）而修订集成《春秋》，与鲁国国史别成一家。后人所称的“春秋”时代也因此而得名。但是正因为《春秋》在孔子的编纂之下，过多地表现出了孔子本人的思想倾向，其“笔则笔、削则消，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的风格，已经偏离了史家“秉笔直书”的笔法。故后世往往将《春秋》列为经书而非史书。《左传》为《春秋》三传之一，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用来发挥、阐述孔子《春秋》（经）的专著。但通览全书不难发现，与《公羊传》、《谷梁传》不同，《左传》所描写的内容已经明显超出了《春秋》涵盖的范围。所写内容包括周王室和晋、楚、齐、鲁、魏的史实，同时还包含了当时其他小国如宋、卫、郑、吴、越等国的一些史实。可见作者占有的史料相当丰富，240多年间各国重要的人物、事件几乎都囊括在内。其篇幅浩繁长达18万余字，而《春秋》仅18000余字。从写作手法看，《左传》纯以直笔写实、叙事为主，记录史实客观、清楚，寓褒贬于记叙之中，这与《春秋》及另“两传”也明显不同。因此说，《左传》释《春秋》的说法并不足信，《左传》应该是鲁“春秋”、孔《春秋》之外，自成体系的一部史书。从思想性看，《左传》具有一定的的民本主义思想，其价值取向基本是儒家的.其重视 “仁”、“信”、“礼”等价值观念，对许多历史事件成败的原因做出了比较合理的解释。书中对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荒淫残暴行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而对一些有作为的政治家、士大夫、甚至下层平民，也不吝章节文字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纵观古今史籍，恐只有《史记》能与之媲美。其在我国历史学中的地位可以说是无可替代的。第二个原因，左丘明是中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家。《左传》之前的文学作品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全面反映现实生活的“诗”（大约有三千多首,后经编订为《诗经》,存诗三百零五首），其文学价值极高，但作者多湮没无闻；二是记载各国史实的文字，如《尚书》、各国史书等，史料价值高，但是文学价值较低。而《左传》即是史学著作，同时也是优秀的文学名著。其在文学方面的造诣，可以说是达到了历史散文的最高境界。《左传》叙事客观准确，脉络清楚，围绕重要的历史事件，往往抓住事件的重要环节或有典型意义的史实展开描述，做到了材料集中、结构完整、叙事清楚。《左传》特别善于刻画众多的历史人物，剖析纷繁的社会矛盾。尤其是描写战争，能够非常准确地交待清楚战争的原因、经过和结果，特别是对大规模战争场面的描写尤为为传神。《左传》写战争并不单纯写军事行动和惨烈的杀戮，常常着眼与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战争因素结合起来，故对战争的起因、过程、结果往往能做出比较中肯的评判。如对晋楚“邲之战”的记载，原文大约3500余字,却记述了晋楚两国军队39位将领（晋21，楚18）的言行。作者用大量篇幅详细描写了晋楚两军在战前、作战中、战后三个阶段的言辞、作战表现，揭示了晋军将领将帅不和、意见不一、指挥失措、各自为战等具体状况，与楚军战役初期虽意见不一，战时却能同仇敌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揭示了晋军作战失利的根本原因。整个战事描写生动，叙事条理井然，情节精彩纷呈，运笔灵活自如。晋军主帅荀林父优柔寡断，副帅先縠争强好胜，士会足智多谋，赵氏兄弟（赵括、赵同）年少无知，魏锜、赵旃不顾大局，孙叔敖当机立断，楚王的老成持重，无不描写的生动传神。其叙事技法纯熟，富于故事性、情节性、戏剧性。能在这样短的篇幅里，把大规模的战争场面描写得如此传神，笔者以为虽《史记》亦有所不及。正是因为《左传》独特的的文史价值，后世文史大家无不从中汲取营养。我们读《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往往能从中发现《左传》的影子。笔者以为，我国浩繁的历史典籍中真正属于独立修史，且能够“成一家之言”者，惟有《左传》和《史记》。而从语言文学的角度来考虑，似乎《左传》还要高出《史记》一筹。
吕氏春秋》简介--------------------------------------------------------------------------------《吕氏春秋》，亦称《吕览》，为秦相吕不韦集门客各著所闻而成。分《十二纪》、《八览》、《六论》三部分，共26卷，160篇，为杂家代表作之一。春秋战国时，诸子为宣传和实现其政治主张，不少人潜心于著书立说或聚徒讲学。他们总结历史上王朝的兴衰得失，总结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各种经验教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和学说，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家”。但由于中国封建时代的特殊原因，尤其是严格的师承关系，各家墨守家法，互相攻讦，水火不容。在秦势强大、行将统一中国的大环境中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已渐告结束，各派学者汇集一堂的可能性已经出现，他们中的一些人能聚在吕不韦身边，各抒己见，集成一书，是以杂家的代表作《吕氏春秋》应时而生。当中既有儒家和道家思想，又有墨家和法家思想，也有阴阳家和纵横家思想，其他如名家、兵家、农家、小说家等派，无不在书中占有一席之地，相安地汇集在一起，不仅能与各家相表里，而且有出于各家之上者。正如东汉高诱在《吕氏春秋序》中所说：然此书所尚，以道德为准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孙卿、淮南、扬雄相表里也。是以著在《录》、《略》。诱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经》解毕讫，家有此书，寻绎案省，大出诸子之右。《吕氏春秋》的准的、纲纪、品式、检格，高诱都认为是整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优秀楷模，不仅能与各家相表里，而且经过“寻绎案省”，得出“大出诸子之右”的结论，确为独家之评。但因该书是杂家，表面上未能像诸子之显著，加之吕不韦之行事，为历代学者所唾骂，故而长期以来未引起研究者应有的重视，致使该书并未享有它应有的地位。直至近世梁任公先生才去其偏见，对《吕氏春秋》一书推崇备至，认为“此书经二千年无残缺，无窜乱，且有高诱之佳注，实古书中之最完好而易读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此后，不少学者重对该书进行研究，得出公允之评价。综观全书，它在吸收各家之长时，扬长避短，自具特点，自成体例，闪耀着它独有的光辉。首先，在体例上就与诸子各书不同，将全书分为《纪》、《览》、《论》三部分。比较各种版本，各部分在次第上虽有差异，但各版本内容完全相同。比如《史记·吕不韦列传》：“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而以后的《诸子集成》、《四部丛刊》、 以及许维遹的《吕氏春秋集释》、陈奇猷的《吕氏春秋校释》均采用《纪》、《览》、《论》的排列顺序。照《序意》“大圜在上，大矩在下”之意，《十二纪》写四时的运行，正表“大圜”的天，理应在前。它以四时为纲，按春夏秋冬的发展和各季中“孟仲季”之时序排列，组成60篇文章，论述了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有关事宜，突出了民以食为天和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思想。《八览》、《六论》当是表“大矩”之地，当然应排在后面。《八览》中各“览”均8篇文章（《有始览》似脱一文，仅有7篇）。并各有其主题：《有始览》从开天辟地说起，有总摄之意；《孝行览》论为人当以孝为本；《慎大览》多讲治国之道；《先识览》教人如何去认识事物和分辨事物；《审分览》评名实之关系；《审应览》则反对淫辞诡辩；《离俗览》阐述如何用民；最后以阐释君道的《恃君览》作结。各览相连，篇篇相贯，在结构上与《十二纪》一样，颇具匠心。《六论》类似杂说，各篇虽不太连贯，但仍与人事相关，并非泛泛之论。其次，该书在思想上，也突出了它特有的价值。其内涵之丰，技艺之长，也随处可见。由于经过长时间的学派相争，各家主要观点、优劣态势，必然在当时得到广泛的流传，并逐渐为人们所熟悉，而且相府门客，绝非那等无术之辈所能企望，能吃住在丞相府并能各抒己见的人，当然是当时有成就者，这也许正是该书能“大出诸子之右”的一个重要原因。书中所反映的思想，其先进性不但在当时已属领先地位，就是在今天，也仍有其可借鉴的价值。一是从农业的中国实际出发，在《孟春》中就明确要求天子重视农耕，将“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大夫九推”定为常法，用以推动全国的农业生产。在《季夏》中申明农忙时应坚持“三不可”，即“不可以兴土功，不可以合诸侯，不可以兴兵动众”。这种重农思想，在不少篇章中反复进行申说。如《上农》讲农业的重要，认为是富国强兵之本；《任地》讲如何利用地利和天时，并讲述了具体的耕作方法；《辩土》讲耕种与土壤的关系；《审时》讲天时和收成的关系，可见编著者的用心，也可见编著者能抓住时代的特点和当时之国情，而且在安排上也具匠心，全书首篇《孟春》讲农业，最后几篇全是讲农业，一首一尾，都在阐述这一根本问题。二是在官制设置和对于官员的要求上也极为考究，提出一系列的主张，因这是国家各项措施能否得到贯彻执行的重要保证。该书在第二篇《本生》中指出了“多官反以害生”的客观现实，要求精减机构，减少各级行政官员，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在选用官员时，要求选贤任能，甚至主张国君要禅让，高度赞扬“尧有子十人，不与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去私》）的至公精神。在《去私》中大胆记载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事例：腹黄享之子杀人，腹黄享作为父亲和执法者，是执法呢，还是徇私枉法呢？这时，连秦国的最高统治者秦惠王也以照顾大臣腹黄享为由，出面保释，但并未阻止腹黄享按法律处死杀了人的儿子，真是大快人心！文章评论道：“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义”，腹黄享可谓最无私的执法官了。三是该书还对国君提出了要求，《先己》中提出只有先治己、治身，才能治国，要求国君在生活上“处不重席，食不贰味，琴瑟不张，钟鼓不修”，还要求国君“子女不饬，亲亲长长，尊贤使能”。这里，不仅限制了国君的吃喝玩乐，而且还限制其子女的奢华生活。另一方面，要求国君尊贤使能，这对巩固政权是极为重要的。“尊贤使能”为整个社会所推崇，成为人们评价国君治国成败的标志之一。所谓“主贤世治，则贤者在上；主不肖世乱，则贤者在下”（《谨听》）。如果国君反其道而行之，就会导致危难。在《听言》中是这样说的：今天下弥衰，圣王之道废绝，世方多盛其欢乐，大其钟鼓，侈其台榭苑囿，以夺人财；轻用民死以行其忿；老弱冻馁，……诛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宙之安也，社稷之不危也，不亦难乎！确是一针见血之论！历代亡国之君，有哪一个不是这样？四是对学习的反复强调。在《劝学》一文中，大讲学习的重要，学习可以改变人的一生，可以使人荣耀。要学习就应尊师，说“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的，要求统治者应以尊师为荣。紧接《劝学》之后，安排另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讲述有关学习的问题。《诬徒》说明不学之患；《用众》讲好学的人，可以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尊师》阐明师生的关系，认为通过学习，坏人也可变为好人，但一定要尊敬师长、广宣教育才能达到目的。提倡贤者也要通过刻苦学习才能成为圣人，没有什么天生的圣人。在《博志》中详细讲述了孔子、墨子、宁越等人之所以能从布衣之士成为人人口称的圣人，主要靠不断学习，绝非天生。他们能做到：“有便于学者，无不为也；有不便于学者，无肯为也”。宁越甚而说：“人将休，吾将不敢休；人将卧，吾将不敢卧”，达到废寝之地步。再次，该书受先秦各家相互辩驳风气的影响，不少篇幅写到辩证的实例，非常有说服力，充分表现了我国辩证法在那时已得到广泛的应用，以及所取得的成就。比如广为流传的“祸福相依”的辩证观，在《制乐》中就有明确的说明。又如在《禁塞》一文中，用战争中攻和守为例说道：故取攻伐者不可，非攻伐不可，取救守不可，非救守不可，惟取义兵为可。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这确是辩证不疑的真理。再如《用民》中关于“威”势的使用，是这样写的：“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无益于御。”接着举人主为例加以申说道：人主之不肖者，有似于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亡国之主，多以多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无有，而不足专恃。恩威之用，不讲辩证，结果必然失败。在《期贤》中，以“明火不独在乎火，在乎暗”极形象深刻地阐明了明暗相依的辩证关系。另外，历来各选家所选名段，紧贴生活，极富哲理，有的为《吕氏春秋》所独有，有的则是他书所记录，在《吕氏春秋》中重又得到申述。如《察今》全篇；《权勋》记晋献公使荀息假道于虞以伐虢”之事；《谨听》中的“一沐而三捉发”；《察传》中“打井得一人”的笑话；《达郁》中的“召公谏弭谤”；《爱类》中的“公输般造云梯攻宋”；《去尤》中的“人有亡鈇者”等等名段名篇，在思想内容和艺术上均属上乘之作，至今仍广为流传。值得一提的，是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事例，或多或少在《吕氏春秋》中找得到相应的说明。这些说明是非常有趣而生动的，它会使我们去想到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及其答案，并从中可以领略到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延续和强有力的影响。为节省篇幅，下面只引述书中几句原文而稍加说明，让我们广大读者在读《吕氏春秋》全书后，自去深思，去细想，去找答案。事例之一：天下之民，穷矣苦矣。民之穷苦弥甚，王者之弥易。凡王也者，穷苦之救也。（《慎势》）这是各代季世之所以亡、新兴王朝之所以兴的主要原因，不但先秦如此，整个封建时代莫不如此。事例之二：故一则治，异则化；一则安，异则危。（《不二》）要求上下一致、全国安定的思想，不仅是秦国统一天下后巩固政权之所需，也是国家繁荣昌盛所不可缺少的内部条件。任何一个朝代为了巩固其政权，都十分需要安定团结统一的局面。文章接着说：夫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一穴者，其唯圣人矣乎！这样的圣人，在古时，应该指那些具有才智而又能尽心尽力为人民谋利益的人。事例之三：孔子曰：“燕爵争善处于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区区焉相乐也，自以为安矣。灶突决，上栋焚，燕爵颜色不变，是何也？不知祸之将至也，不亦愚乎！为人臣而免于燕爵之智者寡矣。”（《务大）》历代国君在奸臣当道时全都如此。他们只图个人富贵，贪于个人和小集团的私利。最腐败时，“为人臣者，进其爵禄福贵，父子兄弟相与比周于一国，区区焉相乐也，而以危其社稷，其为灶突近矣，而终不知也，其与燕爵之智不异。”（《务大》）这正是各个朝代灭亡前的通病：国君昏庸无能，大权旁落，群小当道，朋党相结，三亲六故，一起把持朝政。他们鱼肉乡里，欺压百姓。一旦“灶突决”，这些狼狈为奸的群小也只有亡国身死，遗臭万年！但在未灭亡前，“亡国之主，多以多威使其民”（《用民》），可他们哪里知道，“威愈多，民愈不用”，其下场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在《适威》中指出防民之口，“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的客观现实。历史确实无情，任何一个即将灭亡的封建王朝，在他们即将灭亡的前夕，一定会残酷镇压群众，不让群众讲话，强奸民意，但要不了多久，他们自己也就灭亡了。事例之四：在封建时代讲连坐法。一人受罚，全家遭罪，有时诛连三族，甚而九族。这种连诛法极为残酷，但在《吕氏春秋》中，提供了不少不讲连坐的例证。在《行论》中记载说：“舜杀禹父鱼玄于羽山，禹不敢怒，而反事之，官至司空，以通水潦，颜色黎黑”，说明禹父被舜杀后，他不但未受诛连，反而官至司空，最后替舜执掌君权。在《开春》中又说：“故尧之刑也，殛鱼玄于虞（羽）而用禹；周之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不慢刑也。”可见古时不讲连坐。事例之五：宋王筑为蘖帝，鸱夷血，高悬之，射著甲胃，从下，血坠流地。左右皆贺曰：“王之贤过汤、武矣。汤、武胜人，今王胜天，贤不可加矣。”宋王大悦，饮酒。室中有呼万岁者，堂上尽应，堂上已应，堂下尽应，门外庭中闻之，莫敢不应，不适也。（《过理》）这种不合礼义的呼叫，并非完全出自本心，而是造成一种“莫敢不应”的气氛。这一陋习，居然成了整个封建时代一成不变的套式。对此，《吕氏春秋》早加以有力的批判，指出其虚伪性。事例之六：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审分》）这种“公作迟”、“私作速”言论的提出，当时必在生活中有其实例，否则，当是无的放矢。而《吕氏春秋》能在那么早的年代对之进行剖析批判，其思想是超越于时代的，因后世不时会重复这种早已批判了的作法。事例之七：古之贤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见《荡兵》）文章指出废兵是行不通的，义兵是需要的，不能“因噎废食”，所以《荡兵》中又说：夫有以噎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伤其国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则为福，不能用之则为祸；若用药者然，得良药则活人，得恶药则杀人。义兵之为天下良药也亦大矣。这种对用兵的辩证看法，可以看为是永恒适用的真理。这种思想还反映在《爱类》中有关公输般为云梯攻宋一事上。在《应同》中，当论述到兵与国家治乱的关系时，说：“割地宝器，卑辞出服，不足以止攻，惟治为足”。我国古代北宋、南宋的被侵，清朝的被洋人欺负，正与国内的“不治”有关，可见《吕氏春秋》思想的先进性。事例之八：善棺椁，所以避蝼蚁蛇虫也。今世俗大乱之主，愈侈其葬则心非为乎死者虑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为荣，节俭者以为陋，不以便死为故，而徒以生者之诽誉为务，此非慈亲孝子之心也。（《节丧》）这段话道破了历代那些丧葬奢华的根本原因，确实是“相矜尚”的思想在作怪！事例之九：夫审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时，因也。推历者，视日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国，裸入衣出，因也。墨子见荆王，锦衣吹笙，因也。孔子道弥子瑕见厘夫人，因也。汤、武遭乱世，临苦民，扬其义，成其功，因也。（《贵因》）文章强调了因时因势之重要。“因则功，专则拙，因则无敌”。可见凡事均应注重“因”，这是事业成功与否不应忽视的条件之一。事例之十：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即位谅暗，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惧，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言之不类也，兹故不言。”古之天子，其重言如此。（《重言》）国君三年不言，当然不对。但提倡君主慎言则是对的。因整个封建社会是靠人治治国，如果举国上下，事无巨细，各个方面都要靠君主一人讲了才行事，那也是行不通的。否则，国家的进步，定会受其影响。所以高宗明智地认识到“恐言之不类也”所带来的后果，自我约束，不轻易发表意见。事例之十一：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裤。民之献衣襦而学讼者，不可胜数。（《离谓》）这段记载，说明我国古代曾经有过类似于今天律师职业的出现，而且从学者要交纳学费（实物），学的人多到“不可胜数”。他们学有所成后，可以与执政柄者辩驳，可以做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离谓》）。这确实不是一般平庸的律师所能做到的，但它合于今天律师的宗旨：律师的目的是打赢官司。故而邓析在与当权者辩驳时，是是非非，完全可以任意颠倒，弄得历史上最有名的政治家子产也大为头痛，不得已借用统治者的权威强行取缔和镇压收场。事例之十二：在《召类》一文中，记载了工尹池受楚国之派出使宋国时，所亲眼看到的事：他到宋国后受到司城子罕的接待。他到子罕住处，看到南边邻居的墙挡住了子罕家的正堂，使之不能看远方；西边邻居家的积水要从子罕家庭院流过。工尹池很感奇怪，这样两件事怎么会发生在全国高级官员的住处呢？他问子罕，这是怎么一回事。子罕回说道：南家工人也，为鞔者也。吾将徙之。其父曰：“吾恃为鞔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国之求鞔者不知吾处也，吾将不食。愿相国之忧吾不食也。”为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宫库，潦之经吾宫也利，故弗禁也。（《召类》）这段回话，不但说明了国相子罕在与邻居相处时，宁可自己不方便，也要照顾邻居们的生活和为他们提供方便，突出了国相子罕的高贵品质，为后代任高官者做出了光辉的榜样，而且还说明了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以做鞋为业的手工业者，他家三世靠制鞋维持家庭生活，不希望因搬家而使宋国人不知到哪儿去买鞋，从而断了他家生活的出路。这是极可宝贵的手工业史的资料。事例之十三：该书用较多的篇章，如《大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音初》、《制乐》、《明理》等文，论述了音乐和律吕的产生、音乐的作用以及音乐与时代的关系等一系列的问题。我们知道，音乐在古代，儒家曾将它作为教学内容的“六艺”之一，用以教育人民，并对音乐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和探索。《吕氏春秋》也不例外，他在接受儒家的音乐理论研究成果的同时，重申了音乐的教育作用，说：（音乐）产生于人心者也，感于心则荡于音，音成于外而化乎内，是故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贤不肖、君子小人皆形于乐，不可隐匿，故日乐之为观也深矣。（《音初》）将音乐的产生、音乐的作用，一层深似一层地讲得明明白白。如何通过音乐观志，作者在《本味》中记述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讲得更为具体。他说：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这是千百年来一直流传的音乐佳话。音乐的作用太大了，它可以使人奋发，也可使人意志消沉，这完全取决于使用音乐的人。《顺说》一文中还记载了管子为尽快脱离险境回到齐国，曾用音乐使役人加快步伐的故事，这就是音乐魅力之所在。音乐这东西，“贤者以昌，不肖者以亡”（《古乐》），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吕氏春秋》花那么多篇幅来详加阐述，正透露了编著者的政治眼光。以上十三项，仅举大要而已，读者尽可以通过原文去研究，并从中得出自己的答案。关贤柱1995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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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是秦国丞相吕不韦主编的一部古代类百科全书似的传世巨著，有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多万言。《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公元前“239”年前后）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属下门客们集体编撰的杂家（儒、法、道等等）著作，又名《吕览》。
谢谢您的邀请和提问。“《吕氏春秋》是如何集合诸子百家学说的？作者为什么这样做？”《吕氏春秋》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产生的一部重要的思想学术著作。虽然这部著作是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而准备的，但是，这个起跑线划的有点超前了，不但秦始皇没有从这个起跑线上跑起来，还彻底把这条起跑线给拆了。 值得庆幸的是，秦朝灭亡以后，汉朝的起跑线却完全是从《吕氏春秋》开始的。也跑出了一个世界 历史 上强大繁荣的汉帝国。《吕氏春秋》是吕不韦集合自己散落在六国的3000门客编撰的一部黄老道家名著。 大约完成于公元前239年左右，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的前夕，各国之间的政治斗争非常复杂多变，秦国以进攻性大国，对六国构成很大的威胁之势。 这时，吕不韦被秦襄王封为文信侯，在丞相位置已经整整10年，他辅佐秦王政6年，秦王亲政也是两年了。 所以，吕不韦对自己的政治抱负也雄心勃勃，好像他的政治生命才刚刚开始，所以，加快推出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和主张，打算让秦帝国像周朝那样长久，像传说的尧舜那样理想。 吕不韦上任丞相以来，就模仿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礼贤下士，结交宾客，著书立说，决心要超过他们的美名。 于是招徕四方名士到他的门下，各显神通。这些宾客来自不同的学术流派，他们各有各的学说推荐，于是，形成了集道家、儒家、法家、墨家、兵家、农家、纵横家和阴阳家等各派学问，内容兼蓄并收的一部著作。 但是《吕氏春秋》的核心思想是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和儒家仁政大同的思想。 全书以道家思想为基调，坚持无为而治的行为准则，用儒家伦理定位价值尺度。 在此思想准则和价值尺度的基础上，再对其他各派学问进行有选择性地吸纳柔和，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治理学说体系。 这套学说其内容与商鞅变法以来的秦国政治准则几乎是格格不入的。所以，秦始皇并没有按照他的学说去做，而是选择了有法家思想倾向的李斯、魏缭这些政治家的思想主张。 吕不韦在10年的丞相位置上，为秦国的强大确实做了一些事情，但是，他还是没有弄懂亲政只有两年，年龄才22岁的秦始皇究竟有怎样的雄才大略。 我们看看吕不韦完成《吕氏春秋》以后的这一年，秦国发生的三件大事： 第一件事情是，秦王政的弟弟长安君成蟜，在屯留叛秦降赵，这明显就是一次有预谋的政治叛乱。 第二件事情是，嫪毐被封为长信侯。 第三件事情就是，《吕氏春秋》正式编撰完成。从史料记载看，成蟜的叛乱内有秦军将领和士兵支持，外有赵国策应，应该是蓄谋策划已久的一个政变计划。但是，被秦始皇给剿灭了这次政变。 剿灭这次叛乱的是首领的嫪毐，所以嫪毐因功被秦王政封侯。 但是，自我膨胀至极的嫪毐发动的叛乱，同样被秦始皇给粉碎了。 而这一年吕不韦以道家思想为核心价值的《吕氏春秋》问世了。似乎是对吕不韦最大的讽刺。 秦国是一个崇尚法家的国家。从秦孝公商鞅到一直秦始皇亲政，在秦国开创的以法家思想为主，墨家思想为辅的“君主集权制”占据着绝对的上风。 秦国也因为以军功论赏，所以，在七国中说最厉害最强大的一个国。在七雄争霸还在进行中，显然道家和儒家的治国方略是不符合秦国发展道路的发展阶段要求的。吕不韦却想把秦国的治国方略带到以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为主的道路上去。这注定是一个脱离实际幻想。 所以，你看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向秦始皇歌颂了孝公时期的商鞅，赞美了惠王时期的张仪，褒扬了昭襄王时期的范雎，唯独不提庄襄王时期和秦王政亲政前吕不韦有什么贡献。 不过，吕不韦确实是个人才，他眼光不错，以一个商人之力，投资于政治，居然也没有投错人。从一个富商，居然成为一个政治明星。 所以，他自入秦从政以来，就对秦国的政治做了详细的调查研究他发现了秦国的一些制度之9弊端。出于改造秦国政治理念的伟大抱负，吕不韦决心在秦王亲政之初，利用好自己手中的相权，对秦国的政治体制进行纠偏和调整。 既然要纠正和调整，现有的治国方略和国家体制，就必须大刀阔斧地去修正，思想舆论这个阵地，你不占领，别人就会占领。于是，精心策划的一部20万字的巨著《吕氏春秋》应运而生。 此书以儒家学说为主干，以道家理论为基础，以名、法、墨、农、兵、阴阳家思想学说为素材，熔诸子百家学说于一炉。吕不韦作《吕氏春秋》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想在大秦统一后，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思想的意识形态制造出符合自己理想的 社会 舆论。 吕不韦为了宣传《吕氏春秋》他还把书的内容写在布匹上，并将之刊布在咸阳的城门，上面悬挂着一千金的赏金，遍请诸侯各国的游士宾客，若有人能增删一字，就给予一千金的奖励。 但是，也许人人惧怕吕不韦的权势，也许《吕氏春秋》真的无可挑剔，最后没有一个人能够得到一千金。 两年之后，公元前237年（秦王政十年）十月，秦始皇免去了吕不韦的相邦职务。 吕不韦的3000食客分别好几个国家，听说吕不韦被秦始皇解职，有人出来劝说秦始皇，给吕不韦说情。齐人茅焦劝就是其中之一。秦王这才到雍地迎接赵太后，使她又回归咸阳，但把吕不韦遣出京城，迁往河南的封地。 过了一年多，各诸侯国的宾客使者络绎不绝，到吕不韦的封地洛阳问候。秦王恐怕他发动叛乱，就写信给吕不韦说：“你对秦国有何功劳？秦国封你在河南洛阳，食邑十万户。你对秦王有什么血缘关系？而号称仲父。你与家属都一概迁到蜀地去居住！”吕不韦一想到自己已经逐渐被逼迫，害怕日后即使到了蜀地也会被杀，就喝下酖酒自杀而死，结束了从巨贾商人，到出相入将政治家的传奇的一生。 吕不韦主持的《吕氏春秋》也叫《吕揽》，虽然在秦朝没有发挥任何政治作用 ，就连吕不韦的命也搭进去了。 但是，秦朝灭亡以后，在汉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治理国家的重要思想基础。司马迁的《史记》、刘安的《淮南子》都对《吕氏春秋》评价很高，而且是西汉立国之初的主要政治思想理论。 可以说《吕氏春秋》在历朝历代都得到了很高的重视。除了汉代，唐代对《吕氏春秋》也是非常重视的，把它作为是治国安邦良书。 《吕氏春秋》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前夕，由秦国丞相吕不韦召集门下宾客、儒士编纂而成，基本上实现了融合百家之言而集大成，涵盖了当时 社会 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 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国富民强，虽然商鞅车裂而死，但是法家治国思想完全保留下来了，秦国在统一全国的前夕，道家、儒家、阴阳家、墨家等思想并行于世，作为秦国丞相的吕不韦其实也看到了法家治国的弊端和严酷，吕不韦作为一位高超的政治谋略家，他也能看到秦国的治国理念也需要转变，特别是即将完成统一大业之后，治理国家不能再一味的严刑峻法，利用高压政策来管理国家，需要采用儒家道家思想来缓和国家人民之间的矛盾。 后来我们也知道，强秦统一之后15年，就灭亡了，这一点和他的苛政是有关系的。吕不韦就是想把百家之言整理采集编成论著来影响秦王，改变他的治国思想，由于焚书坑儒，很多书都被烧掉了，但是吕氏春秋因为是相国组织编撰而成的，也被保护了下来，但是法家思想在秦国已经根深蒂固了，秦王也没有采用他的道家为主体的治国理念，这也是秦国快速灭亡的原因。 总而言之，吕不韦编撰《吕氏春秋》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想获取美名留存后世，另一个就是想利用道家儒家等治国思想来影响秦王，改变秦国的苛政，缓和统一之后国内的矛盾。 《吕氏春秋》，又称《吕览》，是在秦国丞相吕不韦主持下，集合门客们编撰的一部以儒家学说为主干，以道家理论为基础，取各家之长而弃其短，中国 历史 上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的文集。 吕不韦原本是一个商人，因散尽家财帮助在赵国为人质的赢异人立嫡有大功劳，在异人继位为秦庄襄王后，被任用为秦国丞相。吕不韦素来善于谋略，十分注重文才，所以他广招文人学士，给他们优厚的待遇，门下多达三千人。吕不韦没有条件著书立说，但他对著书立说可以天下闻名，流传后世，永垂青史有深刻的认识，所以借助门下擅长舞文弄墨的文人学士，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和愿望。公元前239年，吕不韦对门下撰写的文章十分看重，挑高手进行筛选、归类、整理、删定、综合在一起成书，取名《吕氏春秋》，并夸口说该书是包揽了“天地、万物、古今”的奇书。《吕氏春秋》规模宏大，大量吸收道家虚静无为之说和儒家的仁义学说，并把它运用于为君之道的政治理念中。上应天时、中察人情、下观地利，用儒家伦理定位价值尺度，收收墨家的公正观念，名家的思辩逻辑，法家的治国技巧，加上兵家的权谋变化和农家的地利追求，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国家治理学说。这部书集虽采取各家学说，但采取观点之间并不抵逆，比较合理。在管理思想史上，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寓言史上都具有着特殊的学术价值和重要地位。 很乐意就《吕氏春秋》的话题谈点个人的见解。《吕氏春秋》是战国时期吕不韦组织编成的一部先秦古籍，属于《子部》从书的杂家类。主要是以史叙事，学术倾向不太明显，有一定的政治意味和倾向。 一、编写《吕氏春秋》的 历史 背景 战国末期，秦国地处岐山以西，受地理位置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与东方六国不同，此地民风彪悍，崇尚习武，思想与文化相当滞后。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中的著名人物没有一个是在秦国土地上培养出来的。秦国虽然国力强势，但多的尽是武士，文人却很稀缺。 随着“奇货可居，千金买国”计划的成功，吕不韦帮助异人登上王位，他也如愿当上了秦国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相国。在他刚执政时，天下统一的迹象己十分的明朗了。吕不韦已经在思虑天下统一后，应当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他认为，人和物各有其长短，只有善于吸收和利用他人之长补己之短，才能得到天下。由此，他下定了决心，组织招揽天下人才和手下宾客，发挥各家各人之特长，著书立说，“集百家为自家”，编写先秦杂家代表性著作《吕氏春秋》（或称）《吕览》。全书共分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三个部分，共二十余万字。 这是中国 历史 上第一部有主编、有宗旨、有计划、集体编成的政治论著。 二、杂家“杂糅百家，融合多个学派、学说” 《吕氏春秋》成书前，已有诸子百家的许多著作问世，并流传于天下。身为丞相的吕不韦他是具有战略眼光的人，他意识到：贤能人才的向背对一个国家地兴衰成败关系重大！自东方赵国而来的他当然明白争夺人才的这一战场上秦国并不占优势，因此他要广泛罗织文士来弥补秦国文化的不足。当然，他也有吸引人才扩大自己势力的意图。他是如何“集百家为自家”的呢？ 吕不韦意识到，单纯地用某一家某一派的观点来治理国家是有缺陷的。所以，他以杂家的形象出现，提出“兼采百家”尤其是倡导融汇儒法的政治策略，以有利于统治和管理。参加编修的来自方方面面，注入各学派的观点，并不机械地照搬儒、法、道、农、兵、阴阳等原有观点。而且按照当时的政治需要有所选择和扬弃。将法家的法治和耕战，儒家们礼治与仁政，道家的无为，墨家的义治与节俭以及阴阳家的时政，还有名家的正名全都融冶于一炉，形成一种相当完备的适应“大一统”需要的政治理论体系。在有利于君主集权统治的前提下，不尊奉一家一派，力图超越诸子，融汇百家，包纳一切有用的思路方略和治术。 汉代 历史 学家班固称《吕氏春秋》是“兼儒墨，合名法”，而且像这样的体裁是独一无二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吕氏春秋》的编纂和问世，实在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大创举。但因吕不韦是商人出身，而且又以政治投机起家，所以后人对他多有诟病。然而，从吕不韦的执政效果来看，或许他商人起家的独特背景正是政治与思想上有所建树的原因。他很早就奔波于天下各处，见多识广，能与 社会 中各类人打交道。从而才能包容百家，极少有狭隘的门户之见。 可惜最终因为吕不韦与秦王赢政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吕氏春秋》问世不久，就被赢政打入了冷宫。秦国依然旧沿严刑峻法治国，虽然统一了天下，而只不过是“昙花一现”，仅仅十五年就迅速崩塌了。 结语 吕不韦组织编写《吕氏春秋》集百家为自家的目的很明确：其一，巩固执政地位；其二，为秦国统一天下做思想、文化和人才上的奠基。 解题到此，水平有限如有不足敬请指正！ 吕不韦作为秦国宰相，权倾一时。门下门客三千，会舞文弄墨的人不少。 吕不韦让门客们把自己的所学所思都写了出来，交由几个高手整理规范，以道家黄老之说为纲领，兼容儒家，法家，墨家等诸子百家学说，最终形成了吕氏春秋一书。 吕不韦编纂《吕氏春秋》，目的不外乎有三个。 1.名声。吕不韦商人出身，虽然治国理政很有一套，但始终不是根正苗红的文人政客，还有人盛传他和嬴政之间有不清不楚的关系，名声可谓狼藉。当时著书立说的思潮很流行，吕不韦自然也想编纂一本书，图个身前身后名声显赫。所以，在《吕氏春秋》一书成后，他还留下了一字千金的故事。 2.权力。意识形态工作是极端重要的工作，吕不韦编纂《吕氏春秋》，存了利用权势统一全国意识形态的意图。意识形态一样，自然就是一个派系，自然会自发维护本派系的利益。作为派系之首，地位会更稳固，权力会强大。 不管吕不韦本意如何，他终究为后世保存了一部珍贵的典籍，让我们还能从中窥到先秦学术思想的一斑。 《吕氏春秋》是如何集合百家的？其目的是什么？ 吕不韦是秦国一代名相，任职于战国末年。早年经商于阳翟，扶植秦国质子异人回国即位，成为秦庄襄王，拜为相国，封文信侯，食邑河南洛阳十万户。带兵攻取周国、赵国、卫国土地，分别设立三川郡、太原郡、东郡，对秦王嬴政兼并六国的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庄襄王去世后，迎立太子嬴政即位，拜为相邦，尊称"仲父"，权倾天下。 在战国时期，魏有信陵，楚有春申，赵有平原，齐有孟尝，他们都是著名的豪杰名，门客无数。而吕不韦认为我秦国如此强大，于是也广收门客，礼贤下士，给予更好的福利待遇，吕不韦开始招揽门客，当时秦国猛将如云，军力强大，吕不韦觉得没有必要再蓄养能征善战之士，吕不韦一生善于谋略，于是就广纳贤才，收文才斐然之士， 而其时许多善辩之士纷纷著书立说，广为流传，不但天下闻名，还可传之后世，永垂青史，这一点尤其令吕不韦眼热。此中可以看出，吕不韦的目地，古人云，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他想的是名垂千古！ 吕不韦本是商人出身，自身条件有限，但他可以借助这些擅长舞文弄墨的门人，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和愿望。那时各诸侯国有都许多才辩之士。 待到一切准备就绪，吕不韦就令门下凡能撰文者，每人把自己所闻所见和感想都写出来。无花八门，上下四方、天地万物、兴废治乱、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全都有所论及，于是就找来文章高手，删减，编辑，最后综合修成了一本书，取名叫《吕氏春秋》。文章内容按照春生、夏长、秋杀、冬藏的自然变化逻辑排列，属于应和天时的人世安排，蕴含百家思想，体现了道家天道自然与 社会 治理的吻合。《序意》所说:"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 虽然吕不韦此人做书包含着功利的性质，但不得不说，他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做了很大的贡献。 这是吕不韦作为当时的文士儒家平民所作的政治努力。 嫪毐是作为当时的武士儒家平民登上 历史 舞台。 赵姬是作为当时的女士儒家平民的代表，虽然连名字都没有，仍然在特殊情况下叱咤风云。 历史 上一般把吕不韦作为杂家的代表人物，而他这个杂家，是儒家平民思想为主，道家贵族思想为辅。 他所来源的国家，是以殷商后裔为主体的卫国，商人后裔，一般都擅长经商，所以才有“奇货可居”的著名商业故事。 为什么秦始皇后来对儒家印象那么差，要将其打入黑名单，就是因为吕不韦的文士儒家，嫪毐的武士儒家，赵姬的女士儒家形成一张大网，以阻扰其获得权柄，所以才有其摧毁武士儒家的血腥反叛，打压文士儒家的地位超然，排挤女士儒家的母仪天下，也才有后来的“焚书坑儒”！ 《吕氏春秋》是战国时期秦国的相国吕不韦组织自己的门客集体编写的。 吕不韦生年不详，逝世于秦始皇十二年（公元前235年）。吕不韦祖籍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原为阳翟（今河南禹县）大商人，秦庄襄王时做了丞相，被封为文信侯，后来做了秦始皇的相国，被称呼为“仲父”。 战国末期，各诸侯国都喜欢招徕士人，让这些人著书立说。吕不韦认为秦国强大，在这方面也不能落后。于是，吕不韦让自己的三千多名门客都著其所闻，最后合编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卷，凡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余言，“以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为《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由于是许多人共同编写的，所以思想很不统一，其思想内容以道家、儒家为主，兼采墨家、法家、农家、兵家、名家的学说，其中既有各家的精华，也有各家的糟粕。 吕不韦组织编写《吕氏春秋》的主要目的，是汇集当时战国时期各派学说，为秦国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 《吕氏春秋》所作各篇文幅短平，运用故事说理明快，文字生动形象切要，揭示事络清晰可醒，蕴含哲理深邃达远。 没读过哈[捂脸]
《吕氏春秋》是在秦国丞相吕不韦主持下， 集合门客们编撰的一部黄老道家名著。成书于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夕。此书以儒家学说为主干，以道家理论为基础，以名、法、墨、农、兵、阴阳家思想学说为素材，熔诸子百家学说于一炉，闪烁着博大精深的智慧之光。
吕不韦想以此作为大秦统后的意识形态。但后来执政的秦始皇却选择了法家思想，使包括道家在内的诸子百家全部受挫。《吕氏春秋》集先秦道家之大成，是战国末期道家的代表作，全书共分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
扩展资料：
吕氏春秋思想特点
《吕氏春秋》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的文集，规模宏大，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十二纪每纪五篇共六十篇，八览每览八篇（《有始览》少一篇）共六十三篇，六论每论六篇共三十六篇，另有《序意》一篇，共一百六十篇。
十二纪按照月令编写，文章内容按照春生、夏长、秋杀、冬藏的自然变化逻辑排列，属于应和天时的人世安排，体现了道家天道自然与社会治理的吻合。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吕氏春秋
了解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军事家；以及他们对社会作出的贡献；和他们对中国的影响； 教学重点：圣贤孔子是本主题重点； 教学难点：诸子百家是本科的难点。 教学过程： 我们都知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句话出自哪里？《论语》在论语中有很多比较著名的教育经验，都是孔子提出的。传说孔子有弟子三千。孔子就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在那个时期还涌现出了很多的思想家，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板书：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 一、思想家、教育家——孔子 1.说说你对孔子的了解 2.说说你知道的孔子比较著名的言论 3.为什么孔子离开我们2000多年了，还有那么多人知道他，纪念他？ 4.出示人们纪念孔子的图片； 5.讨论：“古今中外，为什么人们崇拜孔子”？ 6.学生汇报自己租的结论。 7.教师结合自己的教学方法与孔子的教学方法结合，都是从孔子的教法中借鉴而来。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了解孔子的教育思想，培养正确的学习态度和科学学习方法； 2.了解我国古代的文化成果，曾强民族自豪感。 教学过程： 在春秋战国时期，除了孔子外，还涌现出了很多的教育家，思想家，军事家。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他们被称为“诸子百家”。为什么成为“诸子百家”也就是说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很多。 1.老子 2.孙子 3.孙膑 4.韩非子 5.寓言故事：塞翁失马、守株待兔等。 课后反思：了解孔子的教育思想，培养正确的学习态度和科学学习方法，了解我国古代的文化成果，曾强民族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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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随着经济力量的增长，新兴地主阶级迫切要求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以维护其政治和经济利益。 经济 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井田制的瓦解、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 思想 法家思想的产生，韩非子等提出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思想，为这一制度的形成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军事 在改革政治、经济制度的同时,纷纷改革军制，以适应政治、经济变革的顺利实现。如齐国“作内政以寄军令”，郑国“作丘赋”,鲁国“作丘甲”,晋国“作爰田”、“作州兵”。尤其是战国时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建立军功爵制，健全户籍，什伍编组，向农民征收军赋等。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了以《孙子》为代表的一大批军事专著。在变法图强、争当霸主、进而以武力统一天下的激烈角逐中，
春秋时期齐国是第一个称霸中原的大国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强国之策就是齐国宰相管仲当时施行的史无前例的改革 当时主要把齐国推向中原第一强国的核心人物是管仲和鲍叔牙其中管仲对齐国的强大起到了最支撑的作用和巨大贡献管仲施行的改革措施在当时就是一种颠覆、颠覆旧有的凝固的传统制度、就好像当今时代的互联网颠覆传统企业一样。管仲的改革分以下几步行政改革管仲整顿行政管理系统，“叁其国而伍其鄙”。所谓“叁其国”，就是将国划分为21乡，士居15乡，工居3乡，商居3乡，分设3官管理。所谓“伍其鄙”，就是将鄙野（国都之外的广大地区）分为5属，设立5大夫、5正官分管。属下有县、乡、卒、邑4级，分别设立县帅、乡帅、卒帅、司官管理。整顿行政系统的目的是“定民之居”，使士、农、工、商各就其业，从而使部落的残余影响被彻底革除，行政区域的组织结构更加精细化，并且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人事改革国中“慈孝”、“聪慧”、“拳勇”出众者，由乡长推荐试用，称职的委任为吏，任用称职的又可以晋升，直至升为上卿助理。选贤任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世卿世禄制，扩大了人才来源，这一制度成为日后科举制度的雏形。兵制改革其原则是“作内政而寄军令”，其措施是“参其国而伍其鄙”，其内容为：将全国分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工商之乡不从事作战，实际从事作战的是士乡十五。五乡为一帅，有一万一千人。由齐君率为中军，两个上卿各率五乡为左右军，是为三军，就是“参其国”。一乡有十连，一连有四里，一里有十轨，一轨有五家，五家为一轨，这就是“伍其鄙”。轨中的五家，因世代相居处在一起，因为利害祸福相同，所以，“守则同固，战则同强”。(见《国语·齐语》)。这是一种社会与军事相结合的战斗体制，亦为后来大规模的战争作了准备。经济政策管仲相齐的经济政策是“遂滋民，与无财”(《国语·齐语》)，“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史记·齐太公世家》)。或言“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史记·平准书》)，以至“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四库全书管子管子反对向“树木”、“六畜”和人口抽税，而主张“唯官山海为可也”，“山海”就是铁和盐(《管子·海王》)。若此记载为可信，则于管仲时就已经实行了统治盐铁的经济政策了。管子熟练的运用轻重之术对外策划了衡山之谋、石壁谋和菁茅谋，堪称古代货币战争的经典案例。管仲实行了粮食，“准平”的政策，即“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故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民矣”，(《汉书·食货志》下)。这种“准平”制，平衡粮价，间接承认了农民自由买卖粮食的权利及自由私田的合法性，保障了私田农的生产利润。管仲提出“相地而衰征”即按照土质好坏、产量高低来确定赋税征收额，同于马克思级差地租。管仲面对当时“竭泽而渔”的经济开发，为了有效利用齐国的林木和渔业资源，制定了“山泽各致其时”。即历史上最早的自然环境保护法，即禁止人们为了眼前利益而滥伐滥捕,以保护树木和鱼类的正常生长、免遭破坏。伐木和捕猎只准在适当的季节进行。管仲修齐太公“九府圜法”，在齐国设立了专管货币的机构——“轻重九府呻”。齐国由政府统一铸造货币，这种规范的货币呈刀形，名为“齐法化”或“节墨法化”，俗称“齐刀”。在《管子·奢靡》一文中，系统的阐述了消费对生产的促进效用。法制改革管仲以法治国，“事断于法”。提出：“明主者，一度量，立仪表，而坚守之；故令下而民从。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于方正之治而不敢为奸。百姓知主之从事于法也，故吏所使者有法，则民从之；无法则止。民以法与吏相距，下以法与上从事。故诈伪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妒之人不得用其贼心，谗谀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诈伪。”“正法直度，罪杀不赦，杀戮必信，民畏而惧。武威既明，令不再行。”就是：法律公正，制度明确；杀有罪，不宽赦；执行刑罚一定说到做到，民众就会畏惧。权威明示于众，法律就不必一再重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严格执法，公开执法。“君一置其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君之置其仪也不一，则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翻译过来就是：国君统一立法，百官就能守法；上面把制度公开，下面行事就都能合于制度。如果国君立法不能统一，下面为公法而另立私理的人就会增加。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公开公平公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法制“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故曰：亏令则死，益令则死，不行令则死，留令则死，不从令则死。五者死而无赦，唯令是视。故曰：令重而下恐。”翻译过来就是：英明的君主知道治民的根本，根本中没有比法令更重要的。所以说，随意增删法令的，不执行不遵守法令的和扣押法令的都必须处死，法令有了权威，下面的人就畏惧了。“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同意管仲以法治国的法制主义理念，在齐国实施。此后，“事断于法”便成为法家法治的基本理论。在这一基本理论的指导下，管仲整肃齐国内政，上下齐心，国家实力得到迅速提升，从而实现了称霸中原。第二步：就是思想的改革人性趋利管仲最核心的，也是最被后人所漠视的治国思想是“以商止战”。就国家内政而言，“以商止战”就是发展商品经济，让国民富裕而不至于造反。就与各诸侯国的关系而言，“以商止战”就是扩大对外贸易，并以军事的威慑力维持均衡。管仲有很强烈的民本思想。他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他不主张用严酷的刑罚来威慑百姓，因为“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那么，如何才能做到“顺民心”？管仲的答案是要“从其四欲”，即“百姓厌恶劳苦忧患，我就要使他们安逸快乐；百姓厌恶贫困低贱，我就要使他们富足显贵；百姓厌恶危险灾祸，我就要使他们生存安定；百姓厌恶灭种绝后，我就要使他们生养繁衍”。他认为，为政者只要懂得这些道理，把给予看成是取得，就是从政的法宝了。基于此，管仲提出了那句非常出名的格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6] 管仲雕像在管仲眼里，老百姓是“人”---好逸恶劳，贪财好色，自私自利，但也有人情亲情。在管仲眼里，官员和皇帝也是“人”，只是多了一些欲望野心和责任而已。在管仲眼里，这个世界不是由“好人”或“坏人”组成的，而是由“自私自利”的人组成的，所以“政之所兴，在顺民心”。孔子和孟子看到了人性的善，尤其在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商鞅和韩非看到了人性的恶，尤其在面临利益冲突的时候。所以，儒家和法家的观点确实是对立的，但他们都推崇管仲。管仲既看到了人性的善，也看到了人性的恶，更看到了人性的“贪”---贪生怕死，贪财好色。齐国之所以富强，正是基于管仲对人性的了解，并想办法使之有机会得到人性的满足。藏富于民在经济方面，管仲把富民放在首位：‘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和“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实现‘富民’，管子认为发展农业最重要。因为‘五谷粟米，民之司命也’，‘粟者，王者之本事，人主之大务也’。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就要‘辟田畴、制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管子不仅重视农业生产，同时也十分重视工商业。他说：“无市，则民乏矣。无末利，则本业何出?”因而认为，农、工、商各业必须同时兼顾，‘务本饬末则富’。在社会政策方面，特别重视调节贫富差距。他主张：治理国家，要‘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他认为，‘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又说‘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因此，他认为统治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及时地调节社会贫富：‘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如何调节？他的办法是‘长者断之，短者续之；满者洫之，虚者实之’；‘富而能夺，贫而能予，乃可以为天下’。如何夺富予贫呢？他提出了以下措施：向富者征收消费税；限制富人进入某些行业，以免与民争利；间接运用行政手段，以迫使富人散其财物等。同时，对贫者要‘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此外，管子在对外贸易、货币和价格、粮食等许多方面都有深刻而精彩的论述，这些论述集中在《管子·轻重》篇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均田分力管仲推行的在‘均田分力’基础上的‘相地而衰征’的政策，顺应时代发展，以适应当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齐国收到了‘粟如丘山’之效，导致了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均田分力’就是把土地经过公开折算后租给农民，使其分户耕种。《管子·乘马》中说：‘把土地分下去，实行分户经营，可以使人民自觉抓紧农时。他们会知道季节的早晚、光阴的紧迫和饥寒的威胁。他们会自觉地早起晚睡，全家人都关心劳动，不辞劳苦地经营。若不实行均田分力，地利就不能充分利用，人才不能充分发挥。不告之农时，人民就不抓紧；不教以农事，人民就不积极干活。’‘均田分力’把劳动者在土地所有者野蛮强制下的劳动变为自觉主动的尽心尽力的劳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与‘均田分力’相配套的是“相地而衰征”的新田赋制改革，就是依据土壤的肥瘠征收数额不等的实物农业税。‘相地’又称‘相壤’，就是把可耕地核正准确，再对土壤进行质量区分。四民分业这一方针是把国民分红军士、农人、工匠、商贾四个类别，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区域。管仲指出四民分业好处：一是“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同一作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历，进步技艺；二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对推进商品出产和流转有很大效果；三是营建专业空气，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然后构成作业的不稳定性；四是无形中营建杰出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潜移默化，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把握专业技能。管仲将“工商”与“士农”并排，以为这些人是“国之石民”，他说：“齐国大众，公之本也。”专业分工、子承父业的准则让齐国的制造业技能领先于其他国家，以丝绸为例，中国最早呈现的丝织中间就在齐国首都临淄。其时，临淄出产的冰纨、绮绣、纯丽等高级丝织品，不只齐国国内供应充沛，还许多热销周边各诸侯国，乃至“全国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对外开放齐国地处海边，渔业和煮盐业一贯兴旺，管仲规则，鱼盐能够自在出口，关口只挂号而不予交税，以便当诸侯各国。其他的出口商品也实施单一税制，在关口征过了的，在商场上就不再征了，反之亦然。关于前来齐国经商的商人，他更是大开国门，无尽期待，提出“空车来的不要去讨取税费，步行背东西来的不要去交税，这样来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他还主张齐桓公专门建立款待外国商人的客舍，每三十里有一处，来一搭车者供应自个饭食，来三搭车者供应马的饲料，来五搭车者装备可供自在调遣的人员。从此，“全国之商贾归齐若流水”。为了活泼贩子，管仲乃至首开公营色情业。“管子之治齐，为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佐军国。”[7] 他在国都临淄开了七间官办的倡寮(“女市”)，每一间有妓女(“女闾”)100人，共700人。管仲以此招引外来商旅，并大收其税。在后世，管仲因而被拜为娼妓业的“祖师爷”，好像鲁班在木匠业的位置。在这种自在贸易方针的鼓舞下，能够想见齐国商业的昌盛以及商人的活泼，《战国策·齐策》如此记载齐国首都临淄盛极一时的富贵现象：“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据核算，其时临淄的居民人数达30万之多，是其时国际上最大规划、最富贵充足的城市，而与其一起的雅典城生齿不到5万。战略合赢齐桓公与管仲屡次商讨富国之策，齐桓公主张对生齿、房子楼台、树木、家畜交税，管仲逐个否定，在他看来，税收是有形的，直接向公民收取财物，自然会导致公民的不满。“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管子·国蓄》。最佳方法是“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并提出了“寓税于价”的方法。并给指出“唯官山海为可耳。”在农耕时期，盐和铁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性工业，无一民众能够顷刻脱离。他说，万乘之国的生齿约为千万，如按成人征人头税，应交纳者约为一百万人，每人每月征三十钱，为三千万钱。若是进行盐的专卖，每升盐斟酌涨价出售，每月能够得到六千万钱，就可望得到一倍于征人头税的收入。表面上，政府确乎不曾交税，不致导致公民的“嚣号”对立，还可运盐出口而获取重利，即“煮沸水以籍全国”。铁的专卖也是相同。管仲说，大凡一个农户，无论是从事耕耘仍是做女工，都需求针、刀、耒、耜、铫、锯、锥、凿等铁制东西，只需在一根针上加价一钱，三十根针就可收三十钱，即等于一人应缴的人头税了，由此类比，则全国收入总数亦不下于人头税的征收总额。表面上，国家并没交税，实践是“无不服籍者”。管仲发起盐铁专营，但不是主张政府亲身下场，兴办公营盐场或公营铁厂---后世之人学管仲，以为专营即是公营，多入歧途。食盐工业在盐业，管仲实施专卖方针，敞开盐池让民间自在出产，然后由国家统一收买。因为操控了盐业的出售和产值，进而操控了报价，齐国的盐出售到别国去，价格能够举高到成本价的四十倍，国家和商贾都得利颇丰。在冶铁业上，管仲实施的是国有民营。他首要严峻地着重了国家对一切矿山资源的独占，所谓“泽立三虞，山立三衡”，他出台法则宣告，只需一发现矿苗，就立刻要由国家保护和封存起来，有勇于私行挖掘者，左脚伸进去的，砍左脚，右脚伸进去的，砍右脚。进而，政府又控制了铁器的定价权，并对所出产出来的铁器进行统购统销。在这些条件之下，管仲敞开冶铁作坊业，答应由民间商人自主经营，其增值有些，民商得七成，政府得三成，适当于征收30%的所得税。《管子·轻重乙》：“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因为自己的经商经历，管仲深知经商之苦，故对“负任担荷，服牛辂马，周流四方”的商人恤怀有加。他虽最早倡导“盐铁”官营，但是并没有禁断民间商人的介入。《管子·海王》篇记载，齐桓公曾要求管仲下令“断山木，鼓山铁”，禁止民间商人经营冶铁。管仲不同意。管仲说：“如果那样去做，会激起民怨，一旦国家危难，则怀宿怨而不战。未见山铁之利，而内败矣。故善者不如与民分利共赢，民得其十，君得其三。”这就是说，如果国家以垄断经营的方式经营冶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得不偿失的。管仲主张制定严格的交易法规以规范市场，将商人的趋利行为纳入一个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公平环境之中，才能使工商经济发展健康有序。他实行的“轻重”之法，即国家干预与市场竞争并重的经济政策使齐国终于跃上春秋五霸之首。[3] 由政府控制资源，然后把经营权下放给民间商人，以必定份额分配利润，这即是后世十分盛行的“财物国有、承包经营”的雏形。‘官山海’政策的推行盐铁利润的获得，迅速增加了齐国国家财政，为齐桓公的霸业奠定了坚实的财政基础。早在公元前841年之前，周厉王就任用荣夷公大力推行‘专利’政策，其本质也是国家对战略经济资源的掌握。但由于种种原因，周厉王的改革很不得人心，导致改革走向彻底失败。管仲的国家专营政策建立在对周厉王改革失败的经验教训之上，增加了这项关系到齐国富国强兵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性改革成功的可能性。管仲推行的国家战略资源专营的理论和具体实践对后世王朝国家经营管理产生了重要历史影响，并成为大一统之后的帝国存在下去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一。统计考核年终总结很重要，考核制度很重要。每年的腊月最后五天是年终总结，齐桓公亲自临朝听政，议定罚、罪、刑、杀。年终总结之后，就是全年考核。每年正月初开始，就是齐国的考核期。考核也是五天时间，也由齐桓公亲自进行。考核的对象是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考核之后，做得好的有赏，最后一名会受到批评警告。在今天，就是末位淘汰。考核结束之后，开始法律学习班。新的法令在正月初一向百官颁布，但是在初六开始召集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进行学习，认真领会法律精神。为什么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要专门有一个学习班？因为他们还要负责把法令传达到各地。学习班结束之后，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回到各自的管辖范围，必须第一时间把新法令公布出去，然后才能回家，否则这叫做“留令”，属于死罪。同时管仲设立了“啧室”，啧是什么意思？就是七嘴八舌吵吵嚷嚷的意思，“啧室”就是信访办。“察民所恶，以自为戒。”这是管仲设立“啧室”的目的。信访办的门口写着四句话：法简而易行，刑审而不犯，事约而易从，求寡而易足。翻译成现代话就是：法律是不是简明易行，刑罚是不是审慎公正，政事是不是简单而不扰民，税收是不是少而且方便缴交。什么意思？就是说在以上这些方面有投诉的，无任欢迎。直接批评国君的过失的，被称为正直之士，他们的意见都会被受理。宏观调控《管子》认为，商品、谷物和货币之间存在着如下关系：商品轻重与否，取决于这种商品的多少，“少或不足则重，有余或多则轻”；谷物被“囤积则重，被抛售则轻。集中于国家则重，流散于民间则轻；货币流通得通畅则重，流通不通畅则轻；国家政令与该商品关系重大则重，关系不大则轻，这些论点在《国蓄》、《轻重乙》、《揆度》等篇中都有论及。有形的手，无形的手《管子》把谷物、货币从万物中独立出来，指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乘马数》）‘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币重则谷轻，币轻则谷重。’（《山至数》）并强调了粮食在三者关系中起决定作用。轻重之术有以下几个方面：1．稳定物价的措施。国家采取“敛轻散重”的策略，购进人民所轻者，抛售人民所重者，这样既可以稳定物价，又能使政府从中获利。‘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故人君散之以重。’（《国蓄》）国家还需要采取‘以重射轻’的方法稳定物价。就是用高价收购市场上跌幅较大的商品，以改进商品价低滞销的状态，使物价稳定下来，防止商品飞散他处。因为任何商品都是‘重则至，轻则去’，（《揆度》）商品的价格‘重’，外地的同类商品就会涌人；商品的价格‘轻’，本地的商品就会外流。与‘以重射轻’相对应的措施是‘以贱泄贵’，就是以低价推销的办法，把过高的价格拉下来，这就防止了‘大贾蓄家’囤积居奇而‘豪夺吾民’。（《国蓄》）2．国家采取对粮食、食盐、铁等重要商品进行控制的措施。国家控制了‘民之司命’、‘万物之主’的粮食，就可以控制整个经济，利用对粮食的垄断价格，激发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从而保障国家的经济基础。管仲建立了国储粮准则，国家收买储备了许多粮食，其数量足以操控商场粮价的动摇，以到达丰饥平衡的成效。管仲对粮食十分重视，他不容许任何人操作粮价，禁止在饥馑之年使用粮食生意欺凌农人，粮价动摇有必要由国家掌控。3.调控货币。《管子》认为，货币是国家控制经济的重要工具，‘先王运用货币，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轻重乙》）为了掌握货币的铸造和流通，《管子》制定了一个货币投放与管理的措施，称为‘币乘马’。‘乘’指‘算’，‘马’指计数的‘法码’。《管子》提出的货币投放与管理的基本步骤和方法是：第一步先在方圆6里的地区内作典型调查，第二步由点及面估算全国的货币需求量，以此为基础确定货币的铸造发行量。这样周密的治国理财谋略，必然带来经济的稳定发展。《管子》主张在对外贸易中灵活运用轻重之术：为保证本国缺少而重要的商品不外流，采取‘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的措施，保持重要物资的高价，也会使天下的重要物资流入我国。而对本国的剩余商品，则采取‘天下高而我下’‘天下重我轻’的低价政策，促其对外倾销。在一般情况下，要做到‘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保持大体相同的轻重关系。刺激消费对于国外的富商、官员和百姓，必须提倡“消费主义”，让他们想方设法穷奢极侈。要提倡让他们吃最好的饮食，听最好的音乐。把普通的蛋品雕画，敬之若稀有之物，吹嘘它的妙用，然后煮食，吸引敌国以十倍之利加以购买；把木柴刻得美轮美奂，然后焚烧，假称这是比万年青松还要珍贵的材料，敌国的富商必然纷至沓来，加速进货，争当代理。丹砂矿产的洞口不要堵塞，商贾贩运的渠道不要阻滞。让外国用这些“无用之物”的富人奢侈消费，让本国制造这些“无用之物”的穷人劳动就业。这样，本国的百姓将安居乐业，敌国也就危如累卵。管仲的商业头脑与战略齐桓公把南方的楚国看成王霸事业上的“假想敌”，整日里都在琢磨如何削弱楚国①。但楚国的军事战斗力很强，这让齐桓公头疼。他问管仲：“楚国是一个强国，其人民精通格斗的技巧。我们要举兵讨伐楚国，恐怕力不从心。一个楚国就很麻烦了，以后的路该怎么走？”管仲说：“大王您出高价购买楚国特产的鹿吧。这一招准管用。”齐桓公于是在与楚国交接的边境上设立了一座小城，并派人到楚国购买活鹿。楚国活鹿的价格为八万钱一头，管仲让齐桓公派中大夫王邑带了二千万钱去楚国大肆搜购。楚王听说了这件事情，乐了，对其宰相说：“那个金钱，是人都喜欢的，也是国家赖以生存的东西。而鹿，不过是禽兽而已，楚国多的是，即使都不要也无所谓。现在齐国出那么多钱来买我们不需要的东西，这是我们楚国的福气啊！老天让齐国这个傻冒来便宜我们，太好了！赶快发布命令，让老百姓赶紧捕捉活鹿，尽快把齐国手上的钱换过来！”为炒做这一事件，管仲还煞有介事地对来自楚国的官方采购商人说：“你能给我弄来二十头活鹿，我就赏赐你黄金百斤；弄来二百头，你就可以拿到千斤黄金了。楚国就算不向老百姓征税，财用也够了。”于是楚国上下都轰动了：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无论男女老少，全都来劲了，颇有点“全民炒股（或炒房）”的意味。老百姓都放下手头的农活，漫山遍野地去捕捉活鹿。这个时候，管仲让大臣隰朋悄悄地在齐、楚两国的民间收购并囤积粮食：楚国靠卖活鹿赚的钱，比往常多了五倍；齐国收购囤积的余粮，也比往常多了五倍。于是，管仲对齐桓公说：“好了，这下我们可以安心去攻打楚国了！”齐桓公问：“为什么？”管仲回答：“楚国拿了比往常多五倍的钱，却误了农时，粮食又不可能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收割的，楚国到时候一定会去收购粮食的。到时候我们封锁边境就行了。”齐桓公恍然，于是下令封闭与楚国的边境。结果楚国的米价疯涨，楚王派人四处买米，都被齐国截断，逃往齐国的楚国难民多达本国人口的十分之四。楚国元气大伤，三年后向齐国屈服。注：①齐桓公大会诸侯，讨伐楚国，借口是楚国一直不向周王室交纳贡品。齐国主导的诸侯联军出兵进攻楚国是在公元前656年，楚成王派大臣屈完去和齐桓公谈判，接受了齐桓公的责备，并答应向周王室进贡。战争结束。衡山之谋衡山国盛产兵器，衡山利剑，天下无双。管仲早就在谋划征服衡山国，不过，要想以武力攻打衡山国，肯定要费一番功夫。替代性做法是，管仲在起兵前一年就派人到衡山国高价收购兵器；十个月后，燕、代、秦等国都跟着到衡山国收购兵器，可谓天下争购。看到赚钱的情况，衡山国君告诉宰相：‘天下各国都争购我国兵器，可使价钱提高二十倍以上’，衡山国百姓于是纷纷放弃农业转而打铁。一年后，齐国派人到赵国购运粮食，赵国粮价每石十五钱，齐国却按每石五十钱收购。包括衡山国在内的诸国都运粮卖给齐国，就在各国为发财欢呼的时候，齐国突然封闭关卡、停止收购粮食和衡山国兵器。在夏收前，对衡山国出兵。此时，衡山国已经无粮可用，兵器也差不多卖光了，又不能在别国买到粮食，在经济和军事两个战场上败的精光，只得奉国降齐。‘衡山之谋’说穿了其实很简单，以高价诱使敌方放弃本业，追求某种产业的畸形利润，最终造成敌人经济瘫痪。在任何时代，一种商品价格暴涨都会带来巨额利润。这种利润高的让人炫目，除非这种利润来自于国内垄断性技术，那是一定会出事情的。高利润会吸引相当一批人冲进去，而且，这批人往往还是能率先看到商机的精英。等到一个国家几乎全民干一件事情的时候，暴利就要终结了。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强国之策在当时乃至至今都有着深远的意义希望这些对你有帮助或启迪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仅是一场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而且是一场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场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华民族为战胜和消灭日本法西斯、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尊严,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抵御侵略、争取独立的英雄气概和伟大壮举,谱写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中国人民率先举起反抗法西斯侵略的正义旗帜,打响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开辟了第一个大规模的反法西斯战场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开始了法西斯侵略中国的罪恶行经。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以"卢沟桥事变"为契机,挑起全面侵华战争,成为世界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不仅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而且遭到了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举起了反法西斯侵略的义旗。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危亡、世界和平受到严重威胁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最早发表宣言,深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独占殖民地的野心,鲜明指出日本侵略行径是其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大声疾呼全中国人民迅速动员武装起来,共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打响了反法西斯侵略的第一枪。"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和支持下,东北人民和部分爱国官兵迅速组建抗日义勇军,在白山黑水之间,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是中国的全民抗战在世界东方开辟了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七·七"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下,国共两党捐弃前嫌,一致对敌,建立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各族人民齐集在这一光辉旗帜下,同仇敌忾、万众一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家卫国、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运动。世界反法西斯第一战场的开辟,不仅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也极大地动员和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世界各国人民把中国人民抗战看成是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第一线,纷纷给以道义、物质和人员的支持。国际反法西斯侵略的声音最早在中国大地上汇集和反映。中国战场始终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抗击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支持配合了苏联卫国战争和美英盟国"先欧后亚"战略,打乱了德日意法西斯的全球侵略计划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战场抗击和牵制了日本陆军三分之二以上的总兵力,始终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东方主战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战场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惟一战场,抗击和牵制着日本陆军总兵力的80%左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仍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抗击和牵制着半数以上的日本陆军。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不仅粉碎了日本侵略者速亡中国的迷梦,而且最终彻底摧毁了日本法西斯。为实现迅速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日本侵略者把陆军总兵力的90%以及其他军兵种的很大一部分兵力投入中国战场,企图一举踏平中国。但英勇不屈的中华儿女以血肉之躯顽强抗击着日本法西斯的全力进攻,不仅牵制了日军主力,而且歼敌150余万人,约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伤人数的70%,对日本法西斯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迫使日本放弃"北进"计划,为苏联避免两线作战创造了条件。"北进"侵苏,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奉行大陆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陆军差不多每年都制定进攻苏联的作战计划。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企图利用千载难逢的机会,配合德国东西夹击苏联。但中国人民将日本陆军主力牢牢"钉"在中国战场上,使其无法抽兵实现"北进"作战计划。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迟滞了日本"南进"步伐,有力地支援了太平洋战争。"南进"南洋地区,是日本法西斯既定的世界战略。1940年6月,德军横扫欧洲大陆的同时,竭力敦促日本"南进"。日本当局也认为这是"南进"的绝好机会。但中国人民正面战场的冬季攻势和敌后战场的百团大战使日军损失惨重,"南进"计划被迫推延。1941年12月,日本为打破中日战争僵局,终于启动"南进"战车,但较之原定计划,时间大大推迟,规模大大缩小,已无力冲出亚洲与德军会合,打通欧亚战场的计划最终破产。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不仅避免了中国沦为日本后方基地的危险,而且作为重要的战略支柱,直接支援配合了盟军的反法西斯斗争。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历尽艰辛向苏联出口了具有重要经济价值和战略意义的矿产品和农产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后方,不仅为美国等盟国军队提供了战略物资,而且成为盟军对日作战的空军基地和太平洋战场反攻及进攻日本本土的重要基地,极大地加速了太平洋战争的进程。1942年初,中国根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总体需要,在国内抗战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派出约10万人组成的中国远征军,紧急入缅支持英军作战,为反法西斯战争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支持和军事援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充分表明:没有中国战场的顽强抵抗,没有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沉重打击,就无法实施美英盟国"先欧后亚"战略,就将极大地改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个进程。没有中国战场的最后胜利,没有日本法西斯的彻底灭亡,也不可能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中国坚持与苏、美、英等盟国一道,积极倡导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为彻底战胜世界法西斯侵略者凝聚了强大的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反法西斯侵略的联盟战争。建立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战胜德日意法西斯、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中国不但成功建立了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积极倡导、有力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张。早在全国抗战前夕,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也是美、英、法、苏等国人民的敌人,率先提出了建立五国太平洋联合阵线的思想。1937年8月,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主张,迅速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联合一切和平民主力量共同抵抗法西斯侵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就发表宣言,呼吁中国与英美等国建立统一战线,实行配合作战。中国共产党还在延安成立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和实际行动,直接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倡导和不懈努力下,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率先在世界反法西斯的东方战场上建立。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具有积极的示范意义。1942年1月1日,由中、美、英、苏四国领衔26国共同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实现了世界现代史上空前的国际大联合。中国人民的持久抗战和外交努力巩固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团结。中国作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四个最大的国家之一和亚洲大陆反对日本侵略的主要国家,以其顽强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不屈精神和英勇行动,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也获得了应有的国际地位,在维护和巩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3年10月,苏、美、英、中四国共同签署《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首次倡议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美、中、英三国首脑在开罗举行会议,着重讨论三国联合对日作战计划,并一致通过了《开罗宣言》,显示了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团结一致,加速打败日本法西斯的坚强决心和意志。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使得主要盟国在经济上互相支援,政治上互相协商,军事上互相配合,极大地增强了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大大加速了德意日法西斯的灭亡。中华民族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为人类进步事业和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不朽的历史贡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从1931年"九·一八"开始,到1945年9月日本投降签字,历时14年之久。与世界反法西斯其他战场相比,中国战场抗击法西斯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划上了胜利的句号。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与世界人民一道,共同筑起人类历史上维护正义与和平的一座巍峨丰碑。在长达14年的英勇抗战中,特别是1937年全面抗战后,3000多个浴血奋战的日日夜夜,中国军民进行重要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为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伤亡总数达3500万人以上,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总死伤人数的40%之多。按1937年的比值计算,日本侵略者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但英雄的鲜血没有白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避免了自身被奴役的命运,而且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的殖民主义妄想,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的国际政治形势,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乃至世界的战略格局和政治秩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取得了自身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且推动了亚洲乃至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中国人民在这场战争中积累的丰富经验,特别是半殖民地弱国打败帝国主义强国的经验,极大地鼓舞了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反帝斗志,促进了各国革命和进步力量的增长,推动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挽救了自身优秀的民族文化,而且为世界文明史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抗日战争是一场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的较量。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彻底摧毁了日本法西斯的野蛮侵略,结束了日本法西斯的罪恶行径,为世界文明史的发展增添了辉煌的一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使中国跻身世界大国行列,而且为战后世界和平与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作用,确立了中国在战时和战后世界上的大国地位。1945年,中国参与发起建立联合国,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直接参与了战后世界的安排,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建立新的政治战略格局发挥了重要作用。爱好和平、坚持正义、追求进步的中国人民,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力量,而且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充分证明:不管侵略者如何野蛮、如何凶残、如何猖獗,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终究是不可战胜的。在世界反法西斯的伟大斗争中,中国人民始终站在正义的一边,同各国人民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一起,相互支援、并肩战斗,最终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法西斯侵略者,拯救了人类文明,赢得了世界和平。今天,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就是要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牢记历史教训,不忘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是为了避免战争悲剧重演,更好地珍惜和维护世界和平,更好地开创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饱受外来侵略和压迫之苦的中国人民,深知和平的珍贵,和各国人民一样,渴望世界持久和平,渴望过上稳定安宁的生活,不希望任何地区、任何国家再发生新的战争。中国人民将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在与国际社会实现互利共赢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中国人民将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倡导和维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世界各国在政治上相互尊重、共同协商,在经济上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努力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人民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渴望发展、向往进步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共同建立一个持久和平、普遍繁荣的和谐世界参考资料：
南京大屠杀！
甲午战争战败原因之一：官兵嫖妓 甲午战争这场战争的结果是中国完败，日本完胜。中国割地赔款，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就是这次战争后“让与日本”的，确实“丧权辱国”。这场战争中，最让人不可思议是“甲午海战”中黄海一役的失利。对于失利的主要原因，传统的历史教课书上早有定论，首先是“清政府腐败无能”；其次是日本蓄谋已久，突然袭击；再是中国军事经费不足，装备落后，指挥不当。史学方面研究查找资料，“战斗力低下”除了抽吸大烟，还有“成人方面”的原因。如当年北洋舰队的总司令（提督）、被视为英雄的丁汝昌，是一位“风流首长”；不少驻守海防的士卒、舰上的水兵，则是“勇”字号嫖客。如此这般，又抽又嫖，战斗力能不低下？ 清军方面,战前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 由于统治集团主战、主和意见分歧，相互掣肘，事先既未组成专门的作战指挥机构，更无统筹全局的战略指导。始寄希望于俄、英等国的"调停"，继则在海陆战端已启的情况下仓促宣战，并命令北洋大臣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沿江、沿海"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六)实际上是实行海守陆攻的作战方针。据此，清廷决定增调陆军赴朝，先在平壤集中，然后南下驱逐在朝日军；以海军各舰队分守各自防区海口，北洋舰队集结于黄海北部，扼守渤海海峡，确保京畿门户安全，并策应在朝清军。 战争进程 整个战争持续近9个月，依据战场转换及双方作战态势的变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清军陆军自平壤败退鸭绿江，日海军夺得黄海制海权 8月上旬,总兵卫汝贵、马玉昆、左宝贵和副都统丰升阿等四部援朝清军万余人先后抵达平壤。其时占据汉城之日军为混成第9旅，共8000余人。 8月中旬,日本大本营根据海军主力决战时间难以预料，并以年内已无法实行直隶平原决战，乃修改其"作战大方针"第一期作战计划，除已派第5师余部赴朝外，又增遣第3师参战，两师合编为第1集团军。将陆军在朝鲜的牵制作战改为攻势作战,由第1集团军执行平壤之战,相机进攻奉天(今沈阳)的任务。同时,决定组建第2集团军，待机攻占辽东半岛，为尔后直隶平原决战建立前进基地。 9月初，日军第5师和第3师一部由汉城等地出发,分四路向平壤推进，对平壤清军取包围之势。新近由成欢败退的提督叶志超奉命总统平壤各部清军，因其战守无策,各部心志不齐。9月15日，日军分三路总攻平壤，战斗至为激烈。午后，玄武门失守。入夜后，叶志超等弃城而逃，至26日全部退至鸭绿江以北中国境内。 在陆军争夺朝鲜半岛的同时，日本海军联合舰队亦前出至黄海西部,甚至闯到威海卫和旅顺军港挑战,企图寻机与北洋舰队进行主力决战。北洋舰队在丰岛海战后拘于"保船制敌"之令，主要巡弋于威海、旅顺之间，将黄海制海权让给日本海军。9月上旬，清廷鉴于平壤将有大战，拟由海路迅速运兵赴援，北洋舰队奉命护航。9月17日，北洋舰队在完成护航任务后正准备由大东沟口外返航，突与搜索前进的日联合舰队遭遇，随即爆发了著名的黄海海战。战斗历时5个多小时，北洋舰队沉毁5舰，伤4舰，日本联合舰队伤5舰。 日军在第一阶段作战中，适时调整作战计划，海陆同时出击。平壤之战不但击败在朝清军，且一举将战线推进至鸭绿江边，直接威胁中国本土。清军由于平壤迅速败退,不仅使"海守陆攻"的总计划归于失败,且来不及在鸭绿江一线组织坚固防线，以致在第二阶段作战中仍然陷于被动。在海战方面，北洋舰队实力被严重削弱，日本联合舰队达到了控制黄海制海权的目的，使尔后的战局能朝着其二期作战计划的第一案方向发展。 第二阶段，日军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并在花园口登陆 平壤之战和黄海海战后，日本为实施"作战大方针"中直隶平原决战的计划，决定以陆军第2集团军向中国辽东半岛进行登陆作战,突破渤海湾门户。陆军第1集团军则向鸭绿江清军防线发起攻击,造成对清朝祖宗陵寝之地奉天的巨大压力，掩护第2集团军的登陆作战。清廷则采纳李鸿章之议，实行"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顾东省之根本"(《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七十八)的平分兵力方针。在实际兵力部署方面，由于对日军主攻方向判断失误，以及过分眷顾祖宗陵寝，集重兵于鸭绿江一线和奉天、辽阳之间。同时，为保卫北京，又令各省抽调兵力，驻守山海关至秦皇岛之间,以及天津、大沽、通州(今北京通县)等地。致使地处渤海门户正面的辽东半岛兵力不足，又多系临时填防部队，加之黄海制海权已被日军所得，失去海军掩护，防御极其空虚。 鸭绿江江防之战开始于10月24日。驻守鸭绿江北岸的清军共82营约3万人，四川提督宋庆为诸军总统。防线分中、东、西三段,以九连城一带为主防御阵地。兵力成一线部署，各部之间缺乏协同，纵深内又无强大预备队。日军第1集团军先于九连城上游的安平河口突破成功，继于虎山附近的鸭绿江上搭浮桥抢渡并攻占虎山。其他各部清军闻虎山失陷，不战而逃。26日，日军未遇抵抗即占领九连城和安东(今丹东)。清军鸭绿江防线崩溃。 在日军第1集团军进攻鸭绿江清军防线的同一天,大山岩上将指挥日军第2集团军万人在日舰的掩护下，开始在旅顺后路的花园口登陆。日军的登陆活动历时十余天，清军竟坐视不问。11月6日，日军攻占金州(今属大连)。7日，分三路向大连湾进攻，发现清军早已溃散，唾手而得大连湾。17日，日军开始向旅顺口进逼。驻守旅顺口地区清军7名统领互不统属,万余名官兵军心涣散。18日，日军前锋进犯土城子，只有总兵徐邦道指挥拱卫军奋勇抗击。22日，日军陷旅顺口，并血洗全城。 在战争的第二阶段，清军节节败退，不可收拾。 清廷内部的主和主张渐占上风。旅顺口失陷后，日本海军在渤海湾获得了重要的前方基地。从此，渤海湾门户洞开，北洋舰队深藏于威海卫港内，战局更加急转直下。 第三阶段，清军在山东半岛和辽东两个战场全面溃败 日军攻占旅顺后,大本营鉴于渤海湾冬季封冻,登陆困难，决定暂时搁置直隶平原决战方案，代之以进攻威海卫，消灭北洋舰队，为尔后直隶平原登陆决战进一步提供安全保证的新计划。为此，以陆军第2集团军为基础组建"山东作战军"，大山岩上将任司令长官，共万余人。又令联合舰队协同山东作战军作战，并以陆军第1集团军在辽东战场进行佯攻，继续吸引清军主力。 清廷对日军主攻方向再次判断失误,以为日军第1、第2集团军将并力攻取奉天,以主力打通锦州走廊，进逼山海关，然后与从渤海湾登陆之部队会攻北京。因此以重兵驻守奉天、辽阳及天津至山海关一线，关内外总兵力达10万以上，而于日军的主攻方向山东半岛则仅部署官兵3万余人，其中驻守荣成(今旧荣成)的仅1400余人。至于北洋舰队，则根据李鸿章"水陆相依"的防御方针，龟缩于威海卫港内。 1895年1月20日,日"山东作战军"在荣成龙须岛登陆，占荣成。随即分南北两路向威海南帮炮台进行抄袭。30日，南帮炮台陷落。2月1日，日军占领威海卫城。此后，日军水陆配合，攻击刘公岛和港内北洋舰队。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等先后自杀殉国。17日，威海卫海军基地陷落,北洋舰队覆灭(见威海卫之战)。 辽东之战持续时间较长。自日军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之后，连占凤凰城(今辽宁凤城)、岫岩、海城等地。清政府调任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赋以指挥关内外军事的全权，并任命湖南巡抚吴大澄和宋庆为帮办，以期挽回颓势。1895年1月17日起，清军先后数次大规模反攻海城,皆遭挫败(见海城之战)。2月28日，日军从海城分路出击，3月4日占牛庄(今海城西北),7日取营口，9日陷田庄台(今大洼南)。10天之内，清军百余营6万余人便从辽东全线溃退。 战争结局和影响 早在日军占领辽东半岛后,清廷便开始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本请和。威海卫失陷后，清廷求和之心更切，遂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4月17日,《中日马关条约》签字,甲午战争结束。日军未经直隶平原决战便达到了预期的侵略目的。 此后，中国人民为反对《中日马关条约》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台湾军民在刘永福等领导下自发组织起来，抵抗日军割占台湾，使日本侵略者付出了重大的代价(见台湾军民抗日之战)。 甲午战争对远东战略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日本既占台湾,又获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其资本主义经济以此为契机更加迅速发展起来，并进一步扩军备战，开始成为远东的主要战争策源地。而日本的崛起又改变了远东地区英、俄对立和争霸的原有格局。列强在远东的角逐日趋激烈，预示着一个更加动荡不安的时代的到来。 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使半殖民地化速度进一步加快，民族危机愈益深重，同时也促使中华民族日益觉醒，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迅速高涨。清政府也在更加艰难的处境下，开始变革军事制度，中国近代军事改革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 回答者：高楼居士 - 翰林文圣 十八级 3-12 19:20 1894年2月，朝鲜爆发了农民起义，直逼汉城，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应朝鲜政府的要求，清政府派兵开赴朝鲜，驻守牙山，并按照《天津条约》的规定通知日本。早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就确定了以朝鲜为跳板，进而吞并整个中国和亚洲的“大陆政策”，此时便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借口，派兵入朝。朝鲜政府见日本大军入境，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希望早日平定起义，以使中日两国撤兵。6月10日，起义军与政府达成了《全州和约》，汉城趋于平静。至此，清政府建议中日两国共同撤兵，但遭到了日本的拒绝。日本蓄意制造事端、挑起战争的图谋已昭然若揭。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在黄海丰岛海面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同时日本陆军向驻牙山的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挑起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 回答者：湛蓝之辉 - 门吏 二级 5-3 09:58 原因：1：直接原因：朝鲜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帮助镇压。 2：根本原因：日本本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 结果：经过丰岛海战``平壤`黄海`辽东`威海卫这几场战争下来``中国军队掺败``最终中国与日本签定了中日《马关条约》。 极受李鸿章器重，而被送出去“深造”的丁汝昌，应该是受到过西方文明影响的一个海军大臣，但这位是陆军出身的海军司令，与众多传统的中国文人一样，其根子里那个风流雅兴却未绝掉。据孙国群所著的《旧上海娼妓秘史》一书记载，19世纪80年代，有一次丁汝昌率舰队南下上海时，曾经到名妓胡宝玉的香闺摆酒宴客。酒宴结束后，丁拿出100两银子作为一席酒的费用。但胡宝玉对娘姨等人讲，这笔钱是丁大人赏给她们的，宰了丁大人一把。结果，丁汝昌只好在次日再拿出三百两银子以作酒资。这曾作为“佳话”，流传于当年上海滩。 头都如此，下面就别说了。1956年出版的《中日战争》一书中，有这样的文字：“琅威理去，操练尽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挚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这文字里透露一个情况，就是每年冬天北方海面结冰的时节，是官兵最快乐的时分，由于要移防南方地区军港，正好方便到上海、香港这些妓业发达的城市嫖玩，有时人去舰空，集体出去寻乐。 中华书局1993年出版的《清末海军见闻录》中也证实，北洋舰队“海军军官生活大都奢侈浮华，嫖赌是平常事。刘公岛上赌馆、烟馆林立，妓院有七十多家。”从各国家海军历史上来看，嫖妓现象都比较普遍，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由于官兵长年在外，体内生理能量积蓄过多，除自慰外，只好通过或明或暗地召妓解决。如驻日、韩美军都是东方风月场上的老手，由于官兵“性”趣十足，当地出现了专业娼妓，还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但如北洋官兵这种规模的，还是少见。 不只在国内嫖，有逛妓院习惯的北洋官兵有一次竟然嫖到了日本。《炎黄春秋》曾发表署名史春林的文章，记述了这件事情。1886年7月，清庭令丁汝昌和吴安康分别率领北、南洋舰队前往朝鲜的永兴湾一带巡防。丁汝昌、琅威理立即率“定远”等 6艘军舰，前往朝鲜东海岸海面操演。海上长途航行需要上油、修理，因为这原因北洋舰队第一次到访日本，在长崎港进行大修。8月13日，官兵上岸购物，个别水兵则跑到妓院嫖娼，与当地警察发生了冲突，导致1名日本警察受重伤，1名中国水兵受轻伤。顺便说一下，这次“日本嫖娼”引发的后果很严重，四天后的8月15日，数百名日本警察将各街道两头堵塞，围住手无寸铁的中国水兵挥刀砍杀。当地居民则从楼上往下浇沸水、掷石块，甚至有人手拿刀棍参与混战。北洋水兵猝不及防，又散布各街，结果吃了大亏。双方共死伤80余人，中方水兵死亡人数多于日方。 如此好嫖的海军，面对治中有方、军纪甚严、有意侵华、久有蓄谋的东洋海军，“战斗力低下”就很自然了。在甲午海战发生前，中日两军在朝鲜的忠清道牙山县成欢地区交锋，史称“牙山战役”，或“成欢战役”。清军投入3000多人（以“淮军”为主），日军投入4000多人。战役中，双方伤亡相差不多，但牙山还是失守了，系战败。战役指挥（直隶提督）叶志超却谎报战绩，谎称获胜，可笑的是还受到了清ZF的奖赏。“总兵”卫汝贵也因此得到提升，成为清军驻平壤总司令（总兵）。 后平壤失守，卫汝贵败退回国。再驻防鸭绿江下游安东县，再败于日军，丢城失地，遭数朝臣弹劾，清廷遂将其革职逮捕。1895年1月15日清ZF发布上渝，治其罪，称“卫汝贵平日待兵刻薄寡恩，毫无约束，此次统带盛军，临敌节节退缩，贻误大局，并有克扣军饷，纵兵抢掠情事，罪状甚重”次日，卫被斩于北京菜市口。卫汝贵嫖妓比丁汝昌的瘾大多了，故事也更多。据光绪丙午(1906年)长沙刊本《韩客笔记》记载，卫汝贵升任总兵后，“益无忌惮，谂知平壤歌妓久冠全球，遂心醉之。日夜在中军帐狎妓宴乐，营哨将，弁尤而效之，明日张胆宿娼营中，无复以军务为意旨。” 甲午海战中方失利的原因很多，而且复杂，但是，官兵上下集体嫖妓，视冶野为正常，成为甲午海战（甲午战争），乃至清末对外所有战役失利的又一不可忽视原因。一定程度上说，李鸿章精心打造的有钢铁外壳的北洋战舰，不是被日军鱼雷击沉，而是让青楼流淌出来的胭脂锈蚀掉的，在风情丽人绵柔温香的床榻边解体了。但这一严重影响军队软实力的原因，却不时被军事专家、史学者忽略。
2009年担任《炎黄春秋》杂志法人代表。吴思，男，著名作家、记者、历史学者，"2013第八届中国作家富豪榜最佳经典畅销书"得主。1957年出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任《农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任、群工部副主任、机动记者组记者。1993年出任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桥》杂志社副社长兼中文版主编。1996年在《炎黄春秋》杂志担任执行主编、副社长。2009年担任《炎黄春秋》杂志法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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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龙 本名熊耀华，江西人；台湾淡江英专(即淡江大学前身)毕业(一说肄业)。少年时期便嗜 读古今武侠小说及西洋文学作品，一般多以为他是受到吉川英治、大小仲马、海明威、杰克 伦敦、史坦贝克小说乃至尼采、沙特等西洋哲学的影响启迪。 (古龙自己也说过“我喜欢从 近代日本及西洋小说‘偷招’。”) 故能日新又新，后来居上，且别开武侠小说新境界。 1938 出身於香港。 1942 随父母迁居来台。 1946 初恋。 1948 失恋。 1949 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属於纯文学创作) 1952 父母离异。 1956 第二次失恋。 1960 始尝试写武侠小说《苍穹神剑》，但技巧甚劣，有如故事大纲。 1961 写《飘香剑雨》、《残金缺月》、《月异星邪》等书，以诡异情节取胜； 但基本走的还是传统路子，顶多加上几句文艺腔，并无特别过人之处。 这一时期古龙写作态度迹近儿戏，新作随开随抛，不负责任，惟偶为名家 (如卧龙生、 诸葛青云) 代笔，却几可乱真，足见本身确具实力，尚未激发；或以为武侠小说业经‘定 型’，不过如此而已。 1962 发表《剑气书香》、《失魂引》等早期诸作，文情不俗，乃渐有起色；然 基本上仍未能突破创新。 1963 受到陆鱼《少年行》之启示，发现「新型武侠」大有可为，遂亦逐渐改变 传统笔法，陆续作《孤星传》与《湘妃剑》等书，试图走出一条新路，却未成功。 1964 完成他第一阶段的压卷之作《浣花洗剑录》，文情跌宕，饶有诗意；令人 直觉地感到：古龙不耐烦在半新不旧的武侠传统里兜圈子，讨生活了。他要浣花洗剑，自作 主人！作为一个改革传统武侠小说的“急先锋”，古龙汲取了日本名作家吉川英治《宫本武 藏》所彰显的“以剑道参悟人生真谛”、战前气氛及一刀而决；会通了金庸《神雕侠侣》的 “无剑胜有剑”之说，而发为“无招破有招”的无上剑道奥旨，析理精微之极。此一所谓“ 无招胜有招”，较金庸《笑傲江湖》写风清扬传授小冲“独孤九剑”之无上心法者，足足早 了三年！！！ 其次，他引进倭人“迎风一刀斩”的刀法，三招两式，人头落地；从此即不再写冗长的 打斗场面----这是他突破武侠传统之处，也是他一切“简单化”的开端。 其三，由此书起，他竭力营造文艺气氛，藉平凡简洁的对话，点出哲理。并且运用许多 饶有诗意的语言，刻画人性，并寓於生命哲理。可惜《浣花洗剑录》伏笔太多，无法收束， 终贻“虎头蛇尾”之讥，而减损了此书应有的艺术价值。 参考资料散见各大报、《文艺月刊》、《(香港)明报月刊》、《春秋杂志》、《中国论 坛》、《国文天地》、《上海文论 >及万盛、远流、联经等出版社书籍，其中最早一份来自 的《中国时报》。 逐渐探索自己的风格，有《武林外史》、《铁血大旗》等；后期（终成宗师）：形成独特的文风，有《多情剑客无情剑》、《楚留香》、《欢乐英雄》等。
古 龙 本名熊耀华，江西人；台湾淡江英专(即淡江大学前身)毕业(一说肄业)。少年时期便嗜读古今武侠小说及西洋文学作品，一般多以为他是受到吉川英治、大小仲马、海明威、杰克伦敦、史坦贝克小说乃至尼采、沙特等西洋哲学的影响启迪。 (古龙自己也说过“我喜欢从近代日本及西洋小说‘偷招’。”) 故能日新又新，后来居上，且别开武侠小说新境界。 1938 出身於香港。 1942 随父母迁居来台。 1946 初恋。 1948 失恋。 1949 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属於纯文学创作) 1952 父母离异。 1956 第二次失恋。 1960 始尝试写武侠小说《苍穹神剑》，但技巧甚劣，有如故事大纲。 1961 写《飘香剑雨》、《残金缺月》、《月异星邪》等书，以诡异情节取胜；但基本走的还是传统路子，顶多加上几句文艺腔，并无特别过人之处。 这一时期古龙写作态度迹近儿戏，新作随开随抛，不负责任，惟偶为名家 (如卧龙生、诸葛青云) 代笔，却几可乱真，足见本身确具实力，尚未激发；或以为武侠小说业经‘定型’，不过如此而已。 1962 发表《剑气书香》、《失魂引》等早期诸作，文情不俗，乃渐有起色；然 基本上仍未能突破创新。 1963 受到陆鱼《少年行》之启示，发现「新型武侠」大有可为，遂亦逐渐改变传统笔法，陆续作《孤星传》与《湘妃剑》等书，试图走出一条新路，却未成功。 1964 完成他第一阶段的压卷之作《浣花洗剑录》，文情跌宕，饶有诗意；令人直觉地感到：古龙不耐烦在半新不旧的武侠传统里兜圈子，讨生活了。他要浣花洗剑，自作主人！作为一个改革传统武侠小说的“急先锋”，古龙汲取了日本名作家吉川英治《宫本武藏》所彰显的“以剑道参悟人生真谛”、战前气氛及一刀而决；会通了金庸《神雕侠侣》的“无剑胜有剑”之说，而发为“无招破有招”的无上剑道奥旨，析理精微之极。此一所谓“无招胜有招”，较金庸《笑傲江湖》写风清扬传授小冲“独孤九剑”之无上心法者，足足早了三年！！！ 其次，他引进倭人“迎风一刀斩”的刀法，三招两式，人头落地；从此即不再写冗长的打斗场面----这是他突破武侠传统之处，也是他一切“简单化”的开端。 其三，由此书起，他竭力营造文艺气氛，藉平凡简洁的对话，点出哲理。并且运用许多饶有诗意的语言，刻画人性，并寓於生命哲理。可惜《浣花洗剑录》伏笔太多，无法收束，终贻“虎头蛇尾”之讥，而减损了此书应有的艺术价值。 参考资料散见各大报、《文艺月刊》、《(香港)明报月刊》、《春秋杂志》、《中国论坛》、《国文天地》、《上海文论 >及万盛、远流、联经等出版社书籍，其中最早一份来自的《中国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