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1 何谓媒介语言 媒介语言（media discourse）是媒体向受众呈现社会现象与传达社会文化意义的载体，是媒介研究的重要内容。媒介语言同语言既有共性又有区别。语言是人际沟通的语言符号，主要指传统意义上的听说读写的语言交流活动，即人们之间的对话、书信。狭义的语言分为听觉语言和视觉语言。媒介语言已经摆脱了传统的语言文字形态，是用于大众传播的符号，是信息与娱乐的表现方式，其内容涵盖广泛，也有视觉语言与听觉语言之分。视觉语言除了文字以外，还有色彩、图片、动画、雕塑等多种形式。听觉语言除了话语之外，还有音乐、背景音效等多种形式。这些媒介语言形式大都与现代媒介技术、传播方式密切结合，在媒介技术的发展下不断产生新的形态与传播方式。 2 何谓城市形象 城市形象是指城市以其自然的地理环境、经济贸易水平、社会安全状况、建筑物的景观、商业、交通、教育等公共设施的完善程度、法律制度、政府治理模式、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市民的价值观念、生活质量和行为方式等要素作用与社会公众并使社会公众形成对某城市认知的印象总和。城市形象是能够激发人们思想感情活动的城市形态和特征，是城市内部与外部公众对城市内在实力、外显活力和发展前景的具体感知、总体看法和综合评价。它涵盖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以及市容市貌、市民素质、社会秩序、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城市形象建设是城市现代化过程中继生产建设、公共设施建设之后迎来的城市发展的更高阶段。 3 媒介语言与城市形象的关系 美国城市学家芒福德曾指出：“城市形象是人们对城市的主观印象，是通过大众传媒、个人经历、人际传播、记忆以及环境等因素的共同作用而形成的[1]”大众传媒因其传播效率高、覆盖面广的特性，一直是塑造与提升城市形象的利器，极大地影响着受众对城市形象的感知。现阶段，在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和日益激烈的城市竞争时代背景下，良好的城市形象是城市品牌的核心，是提高地方吸引力的重要因素，媒介语言中城市形象的构建与传播更是彰显自身魅力的捷径，因而日益成为城市发展进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之一。如今，我国各级政府对城市形象的传播实践几乎涵盖了一切大众传媒，包括广播、报纸、电视等等。而以网络、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则突破了电视、报纸等大众传媒在传统城市形象传播中的主导地位，日益成为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方面的宣传报道中不可忽视的生力军，对国家和地区的形象塑造和宣传承担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 4 媒介语言环境下的河南城市形象现状 媒介语言的主要功能是媒体向受众呈现社会现象与传达社会文化意义，它通过大众媒介有选择性地“提示” 现实环境中的客观变动而构造出符号化的信息环境，它是人们感知现实世界的中介。最早发现媒介语言这种隐性功能的人是李普曼，他在《公众舆论》一书中借用柏拉图的“洞穴人”寓言，对媒介语言的隐性功能作了绝妙的象征性阐释。他认为媒介语言把受众看不到的“背后的东西”投射到洞壁上，形成影像，而受众便借助这些影像去感知真实的存在。也就是说，在媒介语言社会中，人们看到的不是实物而是它的影像，而这些影像都是由媒介语言符号呈现在他们面前的。[3] 若符号世界未能真实全面地反映现实世界，或只是提供单面的、不健全的新闻，甚至是以扭曲和错误的方式提供了一副虚假的现实世界景象，这样的话，过多地接触“新闻”（那些非常的、不正常的、反常的事件）可能会使受众者对于”社会究竟什么才是通常的、正常的、合乎常规的事情反而知之甚少。[4] 最终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们对现实世界形成错误的或扭曲的看法。不可否认，河南城市负面形象的形成正是一系列媒介事件推波助澜的后果。河南上蔡艾滋病村、洛阳大火、河南人天津扎针事件，这些接二连三的报道构建了一个闭塞无知、野蛮愚蠢者的形象，而河南本地媒体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时的缺位和失语，更给了外地媒体进行解读操作的空间。由于外地读者对河南的情况不甚了解，为了简单明了地告知新闻，外地媒体在报道此类负面消息时往往不约而同地冠以“河南”二字开头，诸如“河南艾滋病村”、“河南蟊贼”等，这种媒介语言使得外地读者自觉不自觉地就将艾滋病和蟊贼同河南画上了等号，使之成为了河南的代名词。平面媒介通过词语刻画河南城市形象，而视觉媒体诸如电影和电视则通过典型人物的塑造使河南人的形象更加具体化和直观化，例如冯小刚电影《手机》中的严守一、《天下无贼》中的傻根和《落叶归根》中郭德纲饰演的劫匪，以及众多影视作品中的反面人物都操着一口地道的河南话，这种负面的河南人个体形象可能具有偶然性与戏谑成分，但若众多影视作品中都不约而同地显示河南形象的负面因素，则不得不说偶然中有必然的意识倾向成分。就这样，河南人一次次被动地成为剧中的丑角，媒介受众通过媒介语言对这个地域进行窥探，并经由自己的想象进行加工，进而以讹传讹推波助澜，于是被旁观着的河南城市集体负面形象被逐渐定格，正如勒庞所指出的：群体通常很容易受人暗示。最初的提示，通过相互感染的过程，很快会进入群体中所有人的头脑，群体情感的一直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定事实。[5]就这样，媒介语言与其受众者无意之间完成了一次河南城市负面形象的建构与传播。 5 媒介语言环境下城市形象的传播 植入式隐性传播 媒介隐性传播虽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传播，但其对城市形象传播的作用不可小视。城市形象的植入式传播早已出现，其中尤以影视剧等文学作品的传播为主。但在以网络、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环境下，城市形象传播的植入式隐性传播策略也应该纳入创新的思维和发展的眼光，在传统的影视剧植入之外探索出新的植入媒介和值入方式。 （1）电影与微电影传播：电影与微电影都是城市形象推广的有效途径。现阶段，我国电影产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一方面，中式大片在产量和社会效果两方面都越来越好，重新赢得了国内观众的信任；另一方面，它在海外市场的拓展也呈持续上升趋势，电影产业的良好发展现状对于推广区域文化价值及其软实力起到积极作用。2011年由洛阳菁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原创的3D动画电影《牡丹》以“和平、正义、反毒、励志”为主题，讲述了百花之王“牡丹”历尽种种磨难，最终战胜邪恶、贪婪的“罂粟”，率领百花走出百花谷，终将美丽的花朵带给人间故事。这部3D动画电影的中国元素丰富，体现出原汁原味的中原文化，给观众带来视听和心灵震撼的同时也供给观众提供了一次奇妙的中原文化之旅，并且这部电影的宣传海报还登陆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大屏幕，成为推广千年帝都牡丹花城洛阳城市形象的里程碑。 2014年1月7日，由洛阳北方易初集团有限公司出品的开年首部微电影《夫妻游戏》首映礼在北京蓝色港湾传奇时代影城成功举行。这部微电影是由台湾新锐导演陈正道执导，台湾知名演员蓝正龙、新生代女演员尹航担任主演，芒果台主持人杜海涛等著名演员倾力加盟摄制。这部微电影主要讲述了夫妻爱情保鲜秘决、如何让平凡的婚姻生活变得更加多姿多彩的故事并向社会传递正能量爱情观。伴随着这部微电影的热播，投资方洛阳北方易初集团旗下的大阳CHOK时尚欧式情侣车也随之热销，企业产品畅销的同时也带来了洛阳企业品牌认知度的推广和提升，与此同时，企业所在地洛阳的城市形象也得到了有效传播。尽管微电影仍是一个新生事物，但对于城市形象传播而言，微电影最重要的启发意义在于“微电影+广告”的新型传播方式。与传统的影视剧植入相比，微电影制作周期更短、费用更低，表现更为集中，且凭借着丰富的故事情节、高端的制作水准而引人入胜，往往易被大量分享、转载和评论，成为城市形象推介的有力工具，而河南城市恰恰可以把握这一机遇进行尝试，这不仅有助于城市形象的推广传播，亦可向大众展示河南城市的创新与变革，摆脱河南城市固有的传统、保守的形象，可谓一举两得。 （2）动漫传播：动漫产业是二十一世纪的朝阳产业也是有效的城市形象传播途径。动漫植入式广告也是新媒体广告的一个重要创举，它依托动漫爱好者群体为基础，通过特定的条件，在动漫中的适当时间和适当位置出现城市场景从而构建城市形象并将其推广。而动漫也就此升级为一种新型城市形象媒介语言。动漫世界是一个不同于传统媒体所营造的 “虚拟世界”， 它能够带给动漫观众不一样的体验，使观众在动漫中获得娱乐和享受，使得动漫广告成为一种极其优秀的体验式营销方式，在这方面，河南省已有城市进行了此种尝试，例如洛阳动漫《小破孩儿》中就通过动漫故事展示了洛阳的风土人情、山水美景，此外，“洛阳才子动漫系列”之《洛阳纸贵》、《苏秦刺骨》等原创动画片都对传播河洛文化，传播城市形象起到了良好的助推作用，如同微电影广告一样，动漫植入性广告尽管涵盖面广，却尚未有系统的城市形象的广告，因此不妨将整个河南城市背景移植到动漫中，让基数庞大的动漫爱好群体能在漫画中获得关于河南城市形象的直接感受和体验，从而心生向往。 跨媒介沟通策略 在新媒体环境下，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进行受众细分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在此背景之下，任何一种传播手段都不足以覆盖绝大多数受众群体，因此，要想使城市形象传播取得更好的效果，必须综合运用各种传播媒介，这不仅需要在媒介选择方面做到全方位、多渠道，更需要各媒介间的相互沟通和配合。新媒体的涌现和高速发展不能彻底动摇传统媒介的地位，二者各有所长。新媒体虽然以高科技、高效能和高参与度著称，但在权威性和公信力方面仍远远不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且大众传媒作为城市形象传播的习惯性选择，资源雄厚，经验丰富，其对国家和地区的形象塑造和宣传仍然承担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河南城市形象的推介过程中，应当充分利用各种新、旧媒介形态的传播优势，以优化的媒介组合实现最佳传播效果。 多层次分众传播策略 传统媒体立足于“大众传播”。而以微博、微信、博客等为代表的新媒体要求对受众进行细分，从而实现更精准和更高效的传播。城市形象传播的受众广泛，具体可以分为城市市民、外来务工和求学人员、消费者和投资者等不同层次，各个层次群体的生活方式各不相同，关注点和媒介语言使用习惯也各不相同。受众的差异性与多元化决定了在选择传播媒介语言时必须具有针对性地进行信息传递。 6 结语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日益激烈的城市竞争，城市形象构建与传播的重要性已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各级政府亦非常重视城市形象构建与传播的创新和发展，城市形象的媒介语言塑造与传播是城市形象传播的重要课题，虽然我国学界对城市形象传播的理论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但仍处于起步阶段，尤其缺乏从媒介语言传播角度对城市形象的构建和传播进行专门的研究和分析，本文着重从媒介语言理论角度阐释河南城市形象的构建与传播策略，以期对河南城市形象的媒介语言传播策略的优化有所裨益。 参考文献： [1]（美）刘易斯・芒福德著，倪文彦等译.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2]（美）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3]（美）Walter Lippman著，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美）沃尔丁・赛弗林，小詹姆斯・ W・坦卡特著，陈韵昭译.传播的起源、研究与应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5]（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北京：中央翻译出版社，2005.
河洛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源泉之一，是指产生在河洛地区的区域性文化，是中华民族主流文化。 河洛文化指的是中国古代河洛地区的文化。河洛地区指的黄河中游潼关至郑州段的南岸，洛水、伊水及嵩山周围地区，包括颍水上游登封等地，大致包括北纬34°至35°、东经110°至114°之间的地区，概言之就是今天河南省的西部地区。河洛地区南为外方山、伏牛山山脉，北为黄河，西为秦岭与关中平原，东为豫东大平原，北通幽燕，南达江淮，在古代雄踞于中原，为“天下之中”（《史记·周本记》），即所谓“中国”（西周何尊铭文），是古代中国东西南北的交通中枢，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古代社会进入文明时代最重要的标志。 河图洛书是中华文明之始。易经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论语》上讲：“凤鸟不至，河不出图。”《竹书纪年》里讲：黄帝在河洛修坛沉璧，受龙图龟书。 太极图是河洛交会的自然现象，这是因为太极图很像是黄河洛河交汇形成的旋涡，通过这个自然现象触发灵感，人族伏羲才创造出太极和八卦。 河洛地区先民们创造的河洛文化是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文明的核心和发祥地，河洛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文化，是数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因而河洛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河洛地区文化积淀厚重，历代名家辈出。这里是河图洛书的发源地，研究易经的人寻根拜祖，哪个不到河洛汇流处？这里是少林拳，太极拳，轨迹拳，苌家拳的发源地，欲学武术真功的人，舍此何求？ 我们依托资源的优势，开设河洛讲坛，传承文明，开拓创新！ 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 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中华民族文化，是在当今中国版图范围之内，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大量考古发现资料和古代文献记载说明，华夏文化是汉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母体文化。华夏文化主要源自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夏商文化及其更为久远的河南龙山文化，多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已经证实，河南龙山文化是夏文 化形成的直接源头。河洛地区是河南龙山文化的重要分布地区，就这点而言，河洛地区可以说是夏文化、华夏文化的发源地及其形成、发展的核心地区，也可以说是以后汉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源地。 20世纪初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了大量甲骨，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通过艰辛努力，释读了甲骨文，利用地下出土文物与古代历史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证明了殷墟确实属于商代晚期都城，证实了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关于有商一代历史的基本可信。 20世纪50年代，河南省考古工作者在郑州市发现了属于商代早期的二里岗遗址，几十年来的田野考古工作证实，二里岗遗址是一座商代早期大型城址，其中有规模巨大的城墙、数量众多的宫殿建筑遗址，有重要的手工业作坊遗址，还有一些“重器”——大型青铜礼器的出土。这就说明该遗址不是一般的大型城址，而应该是商代早期都城遗址之一。80年代初，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在配合首阳山电厂基本建设时，在偃师县城和塔庄一带发现了一座保存较好的商代早期城址。此后，考古发现了这座城址的宫城遗址及其中多座宫殿建筑遗址，勘探了“小城”和“大城”城墙与范围，发掘了城门遗址、库房遗址和一些手工业遗址，清理了同时期的若干墓葬。通过对这些丰富考古资料的深入、全面、系统的考古学研究，证明偃师商城遗址与郑州商城遗址同样是一座商代早期的都城遗址，而且偃师商城还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保存着宫城与郭城时代最早的中国古代都城遗址。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从考古学上解决了早期商代王朝的存在问题，从而使安阳殷墟的商代晚期文明在河洛地区找到源头。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考古学家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村找到了早于安阳殷墟商代遗址、晚于河南龙山文化的大型建筑遗址。其后，这里又发现了数十座大型夯土建筑遗址，考古工作者全面发掘了其中的第一、二号大型建筑遗址及其它宫殿建筑遗址。研究表明，这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中国古代宫殿建筑遗址。除此之外，二里头遗址还发现了围绕这一大型夯土建筑群遗址的围墙遗迹，初步研究确认这是宫殿建筑群周围的宫城遗迹。在二里头遗址范围之内还发现了制铜手工业作坊遗址、贵族墓葬、重要的青铜礼器、玉器等遗物。上述一系列考古发现证实，晚于河南龙山文化的二里头遗址，不但早于安阳殷墟遗址，也早于郑州商城遗址和偃师商城遗址。据此，学术界一般认为以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不但是一处重要的、典型的“二里头文化”遗址，还是一座夏王朝的都城遗址，即历史文献所说的“夏墟”。正是由于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不但确定了夏代后期的都城遗址，而且使河洛地区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中的历史地位更为突出。 河洛地区的夏商王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早期王国。在同时期的当今中国范围之内，各地没有比夏商王国对以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影响更大、更为重要的王国。寻找直接产生夏商王国文明的考古学文化，是实施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的关键。田野考古揭示，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就是夏文化的母体文化。 近年来学术界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中，由于辽西红山文化、江浙等地良渚文化的考古新发现，一种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地区、“多元”学说比较流行，而河洛地区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关键性作用却被忽视。我认为，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文明在学术概念上不是等同的，不能因各地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就推导出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多元”。有的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反映出从史前向“文明”的过渡，甚至从中还能看到文明的形成、国家的出现，但大多数考古学文化则是伴随着社会历史的“文明化”进程发展，被先进的考古学文化所“同化”、“融化”，也有极少数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趋于“石化”，近代的民族学资料可以提供这方面的许多生动例证。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历史道路，也基本上遵循着上述历史发展过程。近年来，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在中国古代历史的“文明化”过程中，在不同地区的不同考古学文化社会群体，基本在相同时期或稍有先后进入“文明”时代，形成“万邦”、“万国”的局面。但是这些“万邦”、“万国”，是否即真正具有科学意义上的、数以“万”计的“国家”，这还是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大学术课题。作为科学常识而言，这些“万邦”、“万国”对以夏商王国为代表的华夏文明的影响不可能是等同的，进而言之，即使当时的“万邦”、“万国”文化对河洛地区的夏文化产生影响，形成于河洛地区的夏文化及华夏文明也不可能是河洛地区以外的“文明”所造就的。这是因为，近年来不断发现的考古新资料说明，夏文化产生于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也就是说夏文化基本上是河洛地区“土生土长”的考古学文化。我们承认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都对同时期及其后的中原地区、河洛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产生过程度不同的作用，但是河洛地区古代文明的形成与早期发展的源头，只能是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而不是红山文化或良渚文化，更不是中原地区以外的其它考古学文化。因此，我们以为，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源头来说，夏文化直接渊源于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从对夏王朝以后的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而言，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夏文化是孕育华夏文明、中华民族文化、汉文化的核心文化。
河南人写的中华姓氏起源，虽然对所有姓氏有些牵强，但实例比其他的要多，很有参考价值：据初步统计，在《中华姓氏大辞典》所列11969个姓氏中，有4925个未注明姓氏来源，有2224个系少数民族姓氏，二者合计7149个，占11969的，下余4820个为汉族姓氏。笔者根据大量的古代文献资料，对这4820个姓氏逐一进行研究，得出的结果为：起源于河南的姓氏共有1834个，占4820的38%。但是，仅有姓氏数量，尚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每个姓氏拥有人口数大不相同。为了进一步弄清河南在中华姓氏中所占的重要地位，笔者又根据该书提供的姓氏拥有人口资料，对我国最常见的汉族姓氏逐一进行了考证。当今按人口多少排列的前120大姓共占汉族人口的，也就是说13亿人中有亿人姓这120个姓。在这120大姓中，全源于河南的姓氏有52个，即李、张、陈、黄、周、林、何、宋、郑、谢、冯、于、袁、邓、许、傅、苏、蒋、叶、阎、潘、戴、夏、范、方、石、姚、廖、孔、康、江、史、邵、段、雷、汤、尹、武、赖、樊、兰、殷、陶、翟、安、倪、严、牛、温、芦、俞、葛，部分源头在河南的姓氏有45个，即王、刘、赵、吴、徐、孙、胡、朱、高、郭、罗、梁、韩、唐、董、萧、程、沈、吕、卢、蔡、丁、魏、薛、杜、钟、姜、熊、陆、白、毛、邱、秦、顾、侯、孟、龙、黎、常、贺、龚、文、施、洪、季；两项合计，起源于河南的姓氏共有97个，占120大姓的，占全国汉族人口的。如果减去一些多源的姓氏中源于河南以外的成分，人口百分率会有所下降，但起源于河南的姓氏总数是1834个，减去97个，还有1737个，加上这些姓氏，起源于河南的姓氏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率仍在80%以上。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河南是姓氏资源第一大省，海内外华人的祖根大半在河南。河南为何在中华姓氏中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呢？概括地说，河南是华夏文化的主要发祥地，自然也是华人姓氏的摇篮。如果进一步分析，把中华姓氏史与河南历史加以对照，就不难发现，无论是姓氏的萌芽、产生，还是普及、定型，无不与河南息息相关。河洛，是黄河与洛水的简称，也指黄河中下游和洛水流域的一些主要地区。据《史记》等文献记载，“河洛”这一地域概念，一般是指狭义的中原地区，即今河南，或中原地区最核心的部位。文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如果说中原文化是中原先民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那么，河洛文化便是这“总和”中最精彩的篇章。河洛文化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广及诸多领域。本文仅就其与中华姓氏起源的密切关系予以概括论述。一、河南是姓氏肇始时期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姓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制时期，而河南正是此期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因1921年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的仰韶文化，正是母权社会繁荣阶段的代表。该文化陶瓷上的鸟、鱼、蛙及人首虫身等图象，可能就是最原始的“姓”的标志。姓的起源与先民们的图腾崇拜有关，有些姓氏是由图腾转化而成。传说太昊与其妹女娲所处的时代，即是中国图腾制的标本时代。那么，他们所居住的河南淮阳，也当是产生图腾和姓氏较多的地方。氏起源于父系氏族社会，是从氏族、部落中的少数家族形成的“氏族贵族”中产生的，而此期中原地区(主要是今河南)氏族林立，正如《史记•封禅书》中所云“黄帝时万诸侯”。中原地区这成千上万的氏族、部落便是“氏”的渊薮。二、河南是华人祖先炎、黄二帝和太昊的活动中心笔者对当今120大姓从血缘关系上进行追根溯源后，发现它们分别属于三个族系，即黄帝族、炎帝族、东夷族，出自四位祖先，即黄帝、炎帝、太昊与少昊。具体情况是：属于黄帝族的有86姓，占120姓的72%，即：王、张、刘、陈、杨、周、吴、孙、胡、朱、林、何、郭、罗、宋、郑、韩、唐、冯、于、董、萧、程、曹、袁、邓、傅、曾、彭、苏、蒋、蔡、贾、魏、薛、叶、阎、余、潘、杜、戴、夏、钟、汪、田、范、石、姚、邹、熊、陆、孔、康、毛、史、顾、侯、邵、孟、龙、万、段、钱、汤、黎、常、武、乔、赖、庞、樊、兰、殷、施、陶、翟、安、颜、倪、严、牛、温、芦、季、俞、鲁。属于炎帝族的有6姓，占120姓的5%，即：许、姜、崔、雷、易、章。属于东夷族的有8姓，占120姓的7%，即：李、赵、黄、徐、马、谭、郝、江。兼属黄帝族与炎帝族的有11姓，占120姓的9%，即：高、谢、吕、卢、丁、方、邱、贺、龚、文、洪。兼属黄帝族与东夷族的有9姓，占120姓的7%，即：梁、沈、任、廖、金、白、秦、尹、葛。总的来说，120大姓多数属于黄帝族，少部分属于炎帝族和东夷族，而河南长期是这三族活动的中心，因此，这三族的姓氏也多数是在河南境内形成的。(一)黄帝族与姓氏黄帝是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为少典之子，本姓公孙，长居姬水，因改姓姬，居轩辕之丘(在今河南新郑西北)，故号轩辕氏，国于有熊(今河南新郑)，故亦称有熊氏，因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相传炎帝扰乱各部落，他得到各部落的拥戴，在阪泉(今河北涿鹿东南)打败炎帝；后蚩尤扰乱，他又率领各部落在涿鹿(今属河北)击杀蚩尤。从此他由部落首领被拥戴为部落联盟领袖，并与炎帝共同被后世尊为“人文始祖”。司马迁在《史记》中把中原地区不同时代居于统治地位的部族，如颛顼、帝喾、尧、舜，以及夏、商、周的最高统治集团等，全都说成是黄帝的后裔。这些部族，接连居于统治地位，历时久，势力大，占据的地盘广，所以人丁极其兴旺。通过对120个大姓的研究发现，无论从血缘关系上说，还是从地缘关系上说，黄帝族有许多姓氏与河南密切相关。黄帝族主要有两大分支：一为颛顼族，二为帝喾族。此外，据有关文献记载，匈奴族和鲜卑族同黄帝也有血缘关系，所以，凡出自匈奴族或鲜卑族的姓氏，均列入黄帝族系。⑴颛顼族与姓氏颛顼是传说中古代部族首领，《史记》说他是“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号高阳氏。他居于帝丘(今河南濮阳东南)，死后葬于顿丘(在今河南浚县北)。颛顼后裔比较有头绪的，主要有三支：一为舜族，二为禹族，三为陆终族。舜是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史记》说他是颛顼的7世孙，其后代产生出陈、袁、田等姓氏。禹是颛顼的6代孙，原为夏后氏部落领袖，奉舜命治理洪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后担任部落联盟领袖。他的儿子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即夏朝，后产生出一些姓氏。陆终是颛顼族系中一位重要人物，其父吴回即祝融，是颛顼的曾孙。陆终有6个儿子，其后曾孕育出一些姓氏。⑵帝喾族与姓氏帝喾是传说中古代部族首领，号高辛氏，《史记》说他是“黄帝之曾孙”，“于颛顼为族子”。他活动的地区主要是豫西和豫北。帝喾后裔中繁衍旺盛的，主要有尧族、商族、周族。尧是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是帝喾之子，其后产生出一些姓氏。商族始祖名契，是帝喾之子，被封于商(今河南商丘南)，赐姓子氏。子姓商族产生的姓氏，一部分直接源于商朝王族，而大多数则出自由殷纣王帝辛的哥哥微子启所建的子姓宋国。周部族始祖名弃，也是帝喾之子，姓姬氏，其后衍生的姓氏多达数百个，不仅为黄帝族之最，而且在整个中华姓氏中也是首屈一指的，被列入当今120大姓的就有47个，其中有一大半出自河南。(二)炎帝族与姓氏炎帝是传说中上古姜姓部落首领，因生于姜水(在今陕西岐山东，是渭河的一条支流)，故姓姜；因以火德王，又以火名官，故称炎帝；相传他教民耕种，又曾尝百草为医药以治病，故又号神农氏。他原居姜水流域，后发展到中原地区，《竹书纪年》说他曾居陈，“陈”即今河南淮阳。他的子孙大部分在河南境内定居，使姜姓失而复得，又衍生出其他一些姓氏。在河南境内的炎帝后裔，主要有方氏、雷氏、吕氏、许氏、文氏、申氏。炎帝后裔还有在山东北部的齐氏，但其始祖吕尚是南阳吕国的子孙。(三)东夷族与姓氏“夷”是中国古代对东方各族的泛称，亦称“东夷”。东夷族分为太昊族与少昊族。⑴太昊族与姓氏：太昊，是传说中古代东夷族首领，也是中国神话中人类的始祖。太昊族以龙为图腾，曾以龙为官名，其后裔姓氏有任、郝及白姓的一支等。⑵少昊族与姓氏：少昊，号金天氏，也是古代东夷族首领，相传他因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少昊与太昊是继承关系，少昊部落是从太昊部落分出来的，活动中心在今山东曲阜一带，但其后代却分布在全国许多地方。少昊后裔有两个重要人物，即皋陶和伯益。皋陶是少昊的曾孙，也是东夷族的首领。当今第一大姓李及廖姓的一支，都是他的后裔。伯益是皋陶之子，是舜时东夷部落的首领。他是古代嬴姓各族的共同祖先，后裔相当繁盛，在当今120大姓中，赵、黄、徐、马、谭、江等姓都是他的后代。三、河南是姓氏发展时期夏、商两代的国都所在地夏、商时期，从奴隶制兴起到全盛，也是中华姓氏得以发展的时期，而这两个朝代活动的中心地带均在今河南境。夏朝从开始到桀灭亡，共传14世、17王，历时400多年，其统治中心在今河南西部的黄河、洛河流域。夏禹建都之阳城，即今登封告城镇；后迁阳翟，即今禹州。禹之子启的都城也在禹州，此后，太康居斟寻(今巩义西南)，相都帝丘(今濮阳)，少康都阳翟，杼居原(今济源西北)，后迁老丘(今开封东)，胤甲居西河(今安阳东南)，孔甲及其子皋均居今偃师，桀都斟寻。除了《史记》所列“用国为姓”者外，夏朝在河南境内还有不少诸侯国，于夏朝末年被商汤所灭，都演变为姓氏。商朝自汤至盘庚，曾5次迁都：仲丁由亳迁嚣(即隞，今河南郑州)，河亶甲由嚣迁相(今河南内黄东南)，祖乙迁于邢(即耿，在今河南温县东)，南庚迁于奄(今山东曲阜)，盘庚迁于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此后未再徙都，这说明商朝的统治中心基本上都在河南。商代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奴隶社会，国家机器日益扩大和加强，特别是盘庚迁殷后，达到了奴隶制的兴盛时期，国家机器也空前强大。商代的大奴隶贵族约20多支，有王、诸侯、“多生(姓)”、“多子”等，总称为“百姓”。这说明那时只有奴隶主贵族才有姓氏，而广大群众，尤其是奴隶，是没有姓氏的。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姓氏来源增多，姓氏也得到了发展。商朝的国家形式，是以王族为主体，联结着许多旁系、支系的贵族大家族所构成的统治网，到商朝后期，形成了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商王有直接统治区，还分封一批诸侯于商的周围；在诸侯的封地之间，以及诸侯封地的外围，还存在着许多方国部落。这些诸侯国、方国，后来有许多都演变为姓氏。再就是商朝建立了一套比较复杂的官僚机构，设置了许多官员，因而有以官为氏者，如理氏便出自“大理”(掌刑法的官)一官。此外，还有以祖字为氏和以技艺为氏的。四、河南在姓氏普及时期的周朝占有重要位置周朝是我国古代史上一个重要时期，也是产生姓氏最多的朝代。西周是一个强盛的奴隶制国家，立国初期实行的贵族内部层层分封的大封建，为后来的姓氏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奴隶社会逐渐瓦解，封建制开始出现，大多数诸侯国被强国所吞并，演变成姓氏，因而使中华姓氏空前大发展。战国时期，我国进入封建社会，随着奴隶制宗法制度的崩溃，姓与氏已无什么区别，逐渐合而为一，同时无论贵与贱，人们都有了姓氏，不再是“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因而姓氏基本上普及，并相对定型，此后没有更大的发展。西周虽建都于镐京(今陕西西安)，但在建国初期便营建了洛邑，至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洛阳便成了东周的统治中心。据初步考证，从周初到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分布于今河南境内的，有周朝同姓(姬姓)国20多个，异姓国40多个，合计60多个，约占诸侯国总数140多个的二分之一弱。这些大小诸侯国基本上都演变成为姓氏，同时，诸侯的子孙以采邑名、官职名等为氏，又形成一大批姓氏。由此可见，河南是在姓与氏发生重大变革，姓氏空前大发展、基本普及和相对定型时期起到关键作用的地区。五、河南有得天独厚的产生姓氏的优越条件古代的“得姓受氏”，与地理位置、人口多少及政治、经济状况等条件有密切关系，而河南在这些方面则独具优势。河南地处黄河中下游，位居中原腹地，气候温和，资源丰富，地理条件优越，适宜于农、林、牧、副业发展，古代的手工业发达，又是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因此，人口密集，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长期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夏朝建立至民国年间，先后有20多个朝代在此建都，因而使河南成为古都最多的地区。中国有七大古都，河南就占3个，即洛阳、开封、安阳。河南历史悠久、人口密集、建都频繁，正是河南成为中华姓氏主要发源地的先决条件，因为：一历史悠久，产生的姓氏必多。中华姓氏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而有人称河南“是整个中国历史的缩影，是一座浩瀚的中国古文化博物馆”。从这种意义上说，河南的历史包含着中华姓氏产生、发展、演变的全过程。正是由于河南历史与中华姓氏史紧密相连、息息相关，所以才孕育出了众多的姓氏。二人口密集，得姓受氏者必众。具体地说，人口密集，职业部类必繁，居住地必广，因而以各种技艺为姓氏的、以居住地为姓氏的以及以其他方式得姓者必多。三建都频繁，得姓的机会必广。首先，建都多标志着历史上出现的国家多，因而以国为氏者就多。其次，国都是国王居住之地、文武百官云集之所，是一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因而应时因势兴起的新姓氏就特别多，诸如国王赐姓，一些生有爵、死有谥的王公大臣的后代以官为氏、以爵为氏、以谥为氏、以字为氏，等等。在源于河南的姓氏中，与都城有关者相当多，真可谓不胜枚举。六、河南是北魏鲜卑族政权入主中原改姓的基地黄河两岸的中原，原本是汉族长期生息的中心地区，由于西晋末年大战乱的推动，从“八王之乱”开始，汉族从中心地区出发，向边远地区流亡，而居住在长城以外的少数民族则大量内迁，至北朝时期达到高潮，历时长达三个世纪之久。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各族人民相互影响，总的发展趋势是与汉族融化成一体，从而形成了黄河流域各民族的大融合。其中，大规模地迁入今河南境内，施行与汉族同化的少数民族政权是北魏。北魏是由鲜卑族拓跋氏所建的政权，统一北方后，为加速北魏政权封建化的进程，孝文帝拓跋宏于493年率领贵族、文武百官及鲜卑兵自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接着，进行汉化改革，实行鲜卑人与汉人通婚，以汉服代替鲜卑族服装，禁止在朝廷上说鲜卑话，令鲜卑人改姓并自称河南洛阳人等等。改姓数量，一说有300多，仅见于《魏书•官氏志》单独列出的，即有114个，其中被列入当今120大姓的就有25个。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构成了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优势，使河南成为中华姓氏的主要发源地。源于河南诸姓的先民们，植根于中原沃土，为故乡的繁荣与进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在历史的长河中又不断向外播迁，广及全国，进而又远徙海外，至今几乎遍布全世界。
河洛文化，顾名思义，是指存在于黄河中游洛河流域，以伊洛盆地（亦称为洛阳盆地或洛阳平原）为中心的区域性古代文化。由于该地区在我国历史上十三朝古都的历史地位，所以自古夏代开始，河洛文化长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久负盛名的京都文化、王畿文化，是我国5000年华夏文明的源泉与主脉。黄河中游的洛河，发源于陕西省洛南县洛源乡木岔沟，先后流经河南省卢氏县、洛宁县、宜阳县、洛阳市区，在洛阳市区瞿家屯、下园分别与涧河、瀍河相会后继续东流，在偃师市杨树村与伊河汇流后经巩义市神堤注入黄河，全长公里。伊河，发源于河南栾川县陶湾乡三合村闷顿岭，先后流经嵩县、伊川县、洛阳区、偃师市注入洛河，全长268公里。洛河支流繁多，除伊河外，在河南省境内长度在3公里以上的有105条，其中10公里以上的有61条，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有24条。这些支流南北错开，均匀注入，为其下游流经的伊洛盆地提供了丰足的水量和优越的生态环境。根据古环境学的研究，在距今大约8500-3000年之间，在地球上最后一个冰期结束之后，出现了世界性气候回暖，称为“全球世温暖期”2。1972年，我国著名学者竺可桢先生在研究中国近5000年气候变迁时就指出：“在近5000年中最初2000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一月份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5℃。”3当时黄河中游的河洛地区温暖湿润，洛阳皂角树遗址考古发掘所获的古环境资料表明，约距今4000-3600年，河洛地区降水量近1000毫米，以其疏松易耕而富含肥力的黄土，充足的日照，以及全新世温暖期所带来的适宜农作物生长的温湿度等气候条件，成为我国农业起源与发展的中心区域。在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发现粟、黍、大豆、小麦、稻等农作物籽实，说明在距今4000年前的夏代已经栽培多种农作物5。河洛地区先进的农业，发达的手工业，为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夏国的建立，亦为河洛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照实的经济基础。二里头文化有发达的经济。根据考古资料，当时的农业虽然使用的木耒、石斧、石铲、骨铲、穿也石刀、陶刀、石镰、蚌镰等传统的原始工具，但种植的黍、粟、大豆、小麦、稻等农作物，与《周礼·职方氏》郑玄注中的“五谷”即“黍、稷、菽、麦、稻相符，说明夏代河洛地区已是文献所说的“五谷丰登”。当时的畜牧业亦属发达，据洛阳皂角树遗址提供的鉴定资料，猪、牛、狗都属家畜，其数量占鉴定动物总数的52%，依据这个比例可以推测当时人们肉食以家畜为主要来源6。洛阳皂角树遗址中出土的鲤鱼、蚌、鳖、鸡、鼠、兔、猪獾、梅花鹿、小型鹿科动物骨骸以及骨镞、刮削器，二里头遗址出土多种渔猎工具，如骨镞、陶弹丸、蚌镞、骨鱼钩、蚌鱼钩、铜鱼钩、骨鱼镖、陶网坠和骨网坠等等7。都说明当时人们经常捕捉野生动物以补充食物不足，采集和狩猎依然还是重要的辅助经济。二里头作为夏代都城，有许多门类的王室手工业。依据考古发掘资料，可以确认的有青铜冶铸业、制陶业、制玉（石）业、制骨业、制与髹漆业、制车业、纺织业、酿酒业等且都非常发达、现依据《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一书所归纳的考古资料略举二三，予以论述8。在二里头遗址的南部发现铜渣、熔炉碎块、陶范等青铜冶铸作坊的遗物。其中在遗址东南部的冶铸作坊遗址，估计面积近万平方米，经发掘发现了由几座东西向的长方形建筑，南北排列组成青铜器浇铸现场，在其工作面上发现红烧土硬面、铜液泼撒形成的铜渣层和散落在地的熔炉碎片、铜渣、小铜块等遗物。在遗址范围内还发现被推测为烧（烘）陶范的窑和可能用于预热陶范的房子。在遗址内发现大量与青铜器冶铸有关的遗物，如陶范、石范、熔炉碎片、铜渣、铜矿石（孔雀石）、木炭和小件铜器。出土陶范，多为破碎外范，均系细泥制作经培烧涛工艺，如浇铸工艺，如浇铸一件铜爵需用外范5块，一件铜盉需用外范7块以上，一件铜斝至少需要12块外范等等。此外根据二里头出土铜器成分的测定数据，当时铸造的青铜器主要是铜、锡合金（铅占微量），也有铜、铅合金（锡占微量）和铜、锡、铅三元合金。二里头遗址的制玉产品，主要有刀、璋、钺、圭、戈、柄形饰、铃舌、镞、铲、凿、环、镯、纺轮、坠饰等玉器和绿松石质料的坠饰、串珠和镶嵌物。据专家研究认为，当时的玉工不仅善于制造长度可达40-60厘米大型的礼器，如玉刀、玉璋、玉戈等，还发明了先进的工具，用旋转的“砣子”来雕刻玉器上的花纹，其纹样线条笔直，非常规整。此外，他们还运用高超的镶嵌技术，在玉器或铜器上镶嵌绿松石。如1987年VI区M57出土的兽形铜牌饰，出土时绿松石片还悬空镶嵌在铜牌上，完整地保持原来的图案，镶嵌工艺可谓精美绝伦。古代文献记载夏代以丝绸为衣饰，如《管子·轻重篇》说：“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无不服文绣衣裳者。”在二里头遗址里发现麻和丝制品一般都附着在玉戈、玉刀、铜铃、铜表面。据观测，麻制品，麻制品每平方厘米经纬线各8根或各10根；丝制品每平方厘米的经纬线为32-36根，最细的可织到50X50根。专家认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纺织品以平纹为主，个别织物是斜纹，似是“绞经”。洛阳四周环山，地势险要。它背负邙山，南眺龙门，左控函谷，右握虎牢。犹如东汉傅毅《东都赋》所描述的：“被昆仑之洪流，据伊洛之双川，狭成皋之严阴，扶二崤之崇山。”在当时人们所知道的地理概念中，洛阳地处崤（崤山）函（函谷关）古道，为东西之中；位黄河、淮河之间的交通要冲，居南北之中。夏人背过黄河可到河北平原和唐尧汾河谷地，南经伊阙、轩辕关可下南阳以致三苗江汉平原，西过崤山、函谷送可通后稷关中盆地和甘青地区，东出虎牢关可抵东夷江淮平原乃至太湖流域。洛阳居中央而应四方，可谓“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史记·周本纪》）。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亦正是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裴骃《史记集解》）。正因为此，洛阳作为王朝理想的建都之地，夏代为之都，商、周袭之，以至于“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史记·封神书》）。中国历代王朝“言必称三代”，一直被封建帝王视为古之圣人明君，今之为君者的楷模。由此，洛阳为“三代之居”，“天下之中”的理念，“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之王者之里”（左思《三都赋》）的思想，一直在封建社会延续，根深蒂固，成为后世诸多王朝定都的主要根由。“自古河洛帝王洲”。从夏代开始，洛阳先后有夏、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含武周）、后梁、后唐、后晋13个朝代在这里建都，建都历史累计1500余年，是我国建都时间最早、最长，建都王朝最多的城市。在我国5000年文明史中，大约近三分之一的时期，洛阳是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其历史地位犹如宋代史学家司马光所说的：“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这种洛阳居“天下之中”的地理优势，“河山控戴，形胜甲天下”（《读史方舆纪要·河南府》）的居险制险的战略地位，以及洛阳自夏代以来繁荣的社会经济和建都1500年的历史，赋予河洛文化丰富的文化内涵，赋予它中国古代正统文化的历史地位。应该认为，这就是河洛阳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自然条件、经济基础以及历史渊源。统河洛文化发展史，我们以为，夏商周三代是河洛文化的早期，并对尔后的河洛文化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第一阶段夏代是早期河洛文化的第一阶段，在这时，河洛文化的内涵就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就是当时河洛文化的核心载体。考古研究表明，在距今约5000-3500年期间，生活在中原地区，具体地讲生活在河南省中、西部地区的先民们，创造了被称为是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王湾三期文化、新砦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考古学文化。这几种文化在考古学地层上先后叠压，在文化内涵上一脉相承。这些考古学文化主要分布在嵩山南北，集中在黄河及其支流伊河、洛河，淮河支流汝河、颍河的中上游。根据考古研究成果，当时我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可以分为既同时并存又相互影响的6个文化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长江中游文化区和江浙文化区9。中原文化区位居中央，与四邻的5个文化区密切联系，其地域优势使它汲取四邻文化精粹，迅速发展自身文化，在诸区域文化中起着核心、主导作用，最终率先跨入文明社会。这个研究成果与文献记载是吻合的，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在距今5000-3500年期间，该区域就是古代传说中的黄帝及其后裔与夏族活动的中心区域。根据文献记载，夏代建国之初禹都阳城、阳翟，启都夏邑，地域在颖河上游的现郑州市所辖的登封、新密、禹州一带，距洛阳仅百里之遥。启子太康继位，就把都城迁到斟X，以后的夏桀也定都斟X，如《竹书纪年》：“太康居斟X，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了战国时期军事家吴起对魏文侯说的一段话：“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在这里，“河济”指济水入黄河处，在今荥阳以北；“泰华”即华山，今陕西华阴县；“伊阙”为洛阳南的分水阙口；“羊肠”指黄河北岸太行山上的崎岖羊肠小道；“夏桀之居”的地理位置无疑就是洛阳，就是伊洛盆地。1959年四五月份，著名考古学家徐旭先生率领的中国科学院考古所考古队在河南省西部进行以探索夏文化为目的的考古调查，在今洛阳偃师二里头村发现了一处大型遗址，命名为“二里头遗址根据考古发掘，结合文献资料，确认生活在嵩山南北的伊、洛汝、颖河流域的河南龙山晚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就是历史上的夏文化。根据《竹书纪年》记载，夏代“自禹到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纪年估定为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二里头文化的年代 范围推定为公元前19世纪中叶至前16世纪中叶，约300年。夏代是我国第一奴隶制国家，奴隶制经济的繁荣为国家的强盛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伊洛盆地已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50余处，形成了以都城为中心，村落星罗棋布的聚落群。在二里头都城遗址内，中部是宫城，宫城北面和西北一带是祭祀区， 中型建筑基址主要分布在宫城的东北与西北，小型建筑基址则分散在宫城以外的四周。都城与村落，王室、贵族、平民与奴隶，阶级分化、等级森严，这就构成了夏代的王畿社会。在二里头遗址的中部是宫城，宫城呈长方形，四周围以夯土城墙。东、西、南、北城墙复原长度分别为378米、359米、295米、292米，面积约万平方米。宫墙墙体上宽米，底宽可达3米。东墙上发现宫门2处。宫墙外均发现平行于城墙的大道，如东墙外的大道已探出近700米，宽度可达20米。宫墙内分布着数十座夯土基址，已探明的有34座。一般的长宽为40-50米，最大的长、宽各100米，最小的仅20-30米10。其中最大的两座宫殿（宗庙）基址已经发掘。1号宫殿基址是一座大型夯土台基，形状略呈正方形，方向352度。台基高出当时地面米，东西、南北长宽各约100米，总面积达9585平方米。台基夯土纯净，夯印密集，质地坚硬。台基之上建有主体殿堂，南面大门，四周回廊。长方形主体殿堂建筑位于台基中部偏北处，夯土殿基高出台基面米，东西长36米，南北宽25米，面积为900平方米。殿堂由木骨墙筑成宫室，根据殿基柱洞保存情况推测，宫室面阔8间，进深3间，应为四面坡顶重檐式建筑，也就是《周礼·考工记》所记载的“四阿重屋”。主殿之南为宽敞的庭院，与主殿建筑正南相对的宫殿正门位于台基南端，门道下有长方形的夯土基座，东西长28米，南北宽约13米。门道基座上3个门道，在门道间建有塾房，3个门道上都还保留有厚厘米、宽3米左右的南北向的路土。路土一直向南延伸形成一片开阔呈缓坡状路土面，无疑是出入宫殿建筑的大道。环绕台基四周设围墙、回廊，回廊为廊庑式建筑，西宫墙内侧宽6米，北、东、南宫墙内、外侧各宽3米。在北围墙东部和东围墙北部各有一道缺口，为宫殿的东、北侧门，宽米。整个宫殿建筑形成以殿堂为中心，门厅、廊庑为屏障的建筑群。布局合理，结构严谨，规模宏伟，它已经完全具备我国帝王宫殿建筑的规模和特征11。2号宫殿基址被认为是王室宗庙建筑基址。基址为南北长米，东西宽米，方向354度的长方形夯土台基，总面积约4000平方米，是由一座大墓、一座主体殿堂、东南西三面的廊庑和四面围墙、南面的门厅及庭院组成的一座完整的宫殿建筑。主体殿堂位于台基的中间偏北处，其基址呈长方形，东西长约33米，南北宽约米；殿堂由木骨墙筑宫窒，面阔3间。宫室四周置有回廊。主体殿堂之南为宽敞庭院，正南为大门。大门建筑为面阔3间的小型屋室，左右二室呈方形，为塾房，中室较宽，为出入宫殿的主要通道。台基四周筑有宫墙。东、西两宫墙内侧筑有回廊，廊长各约60米，宽约5米；南宫墙两侧均筑回廊，廊宽均在3米左右；北宫墙吕段内侧筑有长约3米、宽约米的短廊式建筑。在2号宫殿的主体之北与北宫墙之间，整个宫殿建筑群的中轴线约米、宽约米，底部长米、宽米。墓葬早期被盗，未见随葬品及人骨12。在二里头遗址宫城北侧的东西二三百米范围内，发现东西方向排成一线的建筑基址群，建筑基址或为圆形，或为长方形。平面呈圆形者，直径在5米以内，高出地表，其上布列一圈或二圈圆形“土墩”，四周平整干净，上下都发现路土；平面呈长方形者为半地穴式，可分小型和大型，或长宽各数米，或长达二三十米，在浅穴内铺垫层层净土，并有路土面和烧土面。在这些或圆形或长方形建筑物的附近往往发现一座或数座排列整齐的墓葬，随葬铜器、玉器、漆器和精美陶器或朱砂。有学者根据《礼记·祭法》郑玄注“封土曰坛，除地曰土单”的记载，认为地面上的圆形建筑是“坛”，半地穴式的长方形建筑是“土单”之类的祭祀建筑遗存13。《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载，“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礼记·祭法》“天下有王，分地建国，置都立邑，设庙、桃、坛、土单、而祭之”。宫城的发现，宫殿、宗庙、坛、土单的发掘，无疑可以确认二里头遗址是夏代的都城。二里头遗址宗庙、坛、土单的发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祖先崇拜”；在该遗址发现制作精良、形象逼真的石祖，反映了他们的“生殖崇拜”；该遗址发现的陶龙、陶蟾蜍、陶龟、陶鸮艺术品，陶尊和铜牌上的饕餮纹，即龙或虎的艺术形象等，透露了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夏书》曰：“官占，惟能蔽志，昆命于元龟。”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卜骨，证实当时社会流行占卜。这一切集中到一点，说明当时人们存在着万物（包括人类自己）有灵的宗教观念和迷信行为，自然，其中最首要的是表现对人类祖先崇拜。根据文献记载，宗庙、坛、土单是我国古代都邑中常见的崇拜祖先的祭祀场所，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的陶鼓形扁壶、漆鼓、铜铃、石磬、陶埙等，都应该是当时都邑举行祭祀或其地礼仪活动时使用的乐器14。文字的发明，是人类由野蛮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殷墟甲骨文，被认为是处于定型了的汉字的初期文字，并不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了许多“刻画符号”，有学者认为，这些“符号”中确实有早期文字，分别表述数字、植物以及自然景象。如，一（十）、二、三、六、七、八、木、禾、矢、菔、并、墉（或亚？）、山、射、竹（或冉），等等，这些字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均可找到相同或相似的字15。如李学勤先生认为：“我们知道商代是有竹本简的，但简的实物迄今未能发现。夏代的情况也许正是这样，尽管有文字，却没有多少能传留至今。”16二里头文化的墓葬布局，反映出当时是聚族而葬。当时的大型墓，仅发现一座，墓室面积在20平方米以上，由于被盗，随葬品不详。当时的中型墓，随葬品中以陶器最多，其次是玉器、铜器，另外有石器、漆器、骨器，等等。陶器以酒器居多，是以爵为核心的爵、鬶，或爵、盉的基本组合；铜器亦以酒器为多，主要是爵，另有斝、盉和个别铜鼎。除此之外，有铜铃、镶绿松石的铜牌饰、铜钺等；随葬玉器除柄形饰外还有圭、璋、钺、戈、戚、刀各种礼仪用器，随葬漆器主要是觚。在此特别要提出的是，在夏代晚期即二里头三、四期，随葬器物群中青铜礼器的出现。二里头青铜礼器数理少，往往是青铜礼器与其他质料礼器（主要是陶质礼器、漆器）搭配成礼器群，这就是二里头夏文化礼器制度17。我们必须看到，夏代青铜礼器的出现并以后逐渐取代陶礼器，最终在商周时期形成了以青铜礼器为主体的礼器群。其意义重大在于，以“天子九鼎八簋”为首的青铜礼器，构成了我国青铜时代以王权为核心的奴隶制礼乐制度的物质载体。 第二个阶段约公元前1600年，商汤伐夏，建立商朝。据古代文献记载，汤灭夏之后都西亳，其地望在河南偃师。如《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汤受命而王，应天变夏作殷号……作宫邑于下洛之阳。”《汉书·地理志》中“河南郡偃师县”，下班固自注：“尸乡，殷汤所都。”《尚书·立政》：“三亳阪尹。”孔疏引皇甫谧曰：“三处之地皆名亳……偃师为西亳。”1983年，考古学家在二里头遗址（夏都斟鄩）西北6公里的洛河北岸一处被称为“尸乡沟”的地方，发现了大型商代早期都城遗址，命名为“偃师商城”。
含义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和女诗人蔡琰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无论是“曹氏父子”还是“建安七子”，都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这种骏爽刚健的风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关的。“风”风，就是文章的生命力，是一种内在的、能感染人的精神力量，有了风，文章才能鲜明而生动，当然，“风”始终比较虚化，它与作品的内容和情感有关，但并非指内容和情感自身。“骨”骨是指文章的表现力，也就是说文章应该表现的刚健有力，“骨”是一个比较实的概念，直接体现在语言的运用上；语言准确、简练、明晰，文章就能表现得有力。风骨这一概念很强调完整性，它们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去理解，但是不能分成两个概念来看。由来汉献帝最后的年号为“建安”（公元196年～220年），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是指建安至魏初的一段时间。这一时代的作家，逐步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注重作品本身的抒情性，加上当时处于战乱动荡的年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更为慷慨激昂，他们创作了一大批文学巨著，形成了文学作品内容充实、感情丰富的特点，即人们常说的“建安风骨”。如像曹植的诗，既有一定的华美，又不至于伤害风骨，因此人们在提倡建安风骨时，不仅肯定了它的风骨，也肯定了它风骨和藻饰结合的一面。所以，从南朝到唐，提倡建安风骨的人尽管各自的着眼点不同，但基本上都是针对当时文坛上的一些不足，象辞藻过于华丽，用字过于艰深，风格软靡无力，内容或空洞或繁杂，感情昧暗等，而要求作品有生气，内容充实，感情充沛，风格明朗刚健等，这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尤以诗歌最为突出，建安诗歌是从汉乐府和“古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领军人物，曹操的诗文，深沉慷慨、气势雄浑；曹丕与文士相处极欢洽。王粲死时，他率众文士送葬，说：“王粲生前喜欢听驴叫，我们都叫一声送他。”于是墓前响起一片驴叫声。著有现存最早的七言诗《燕歌行》；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他文才富艳，辞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他的《洛神赋》是千古名篇，以精炼的语言及淳厚的感情，描绘出洛神绝世之美及纯洁无瑕的形象。“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是汉末战乱动荡的真实写照。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虽也讲究用辞和文采，但仍保持了乐府民歌的本色，不象后来某些文人诗那般过分追求辞藻。此外，刘勰也强调：辞藻修饰与风骨良好的结合，才是文章中的精品。特点由于汉末社会动乱，连年战乱，这一时期的文人既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又有务实的精神、通脱的态度和应变能力；他们不再拘束于儒学，表现出鲜明的个性，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建安文学家，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浓郁的悲剧色彩，而这些，都构成了“建安风骨”的时代风格。南朝齐梁时，刘勰论汉末建安之诗文风格为“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也。”定性这是文学史上的一个辉煌的时代，当然也是诗歌史辉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诗歌、辞赋以及散文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诗歌，兴起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的高潮，从此奠定了文人诗的主导地位，给后世留下极深远的影响。建安文学的辉煌成就，对后来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北朝刘勰和钟嵘反复推崇建安时期的文风；唐陈子昂盛赞“汉魏风骨”，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的诗句；当代鲁迅先生赞誉：建安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学有它自身的价值和独立的地位。曹丕的《典论·论文》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论文，是建安时代文学自觉的标志。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纯粹的七言诗。
河洛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源泉之一，是指产生在河洛地区的区域性文化，是中华民族主流文化。 河洛文化指的是中国古代河洛地区的文化。河洛地区指的黄河中游潼关至郑州段的南岸，洛水、伊水及嵩山周围地区，包括颍水上游登封等地，大致包括北纬34°至35°、东经110°至114°之间的地区，概言之就是今天河南省的西部地区。河洛地区南为外方山、伏牛山山脉，北为黄河，西为秦岭与关中平原，东为豫东大平原，北通幽燕，南达江淮，在古代雄踞于中原，为“天下之中”（《史记·周本记》），即所谓“中国”（西周何尊铭文），是古代中国东西南北的交通中枢，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古代社会进入文明时代最重要的标志。 河图洛书是中华文明之始。易经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论语》上讲：“凤鸟不至，河不出图。”《竹书纪年》里讲：黄帝在河洛修坛沉璧，受龙图龟书。 太极图是河洛交会的自然现象，这是因为太极图很像是黄河洛河交汇形成的旋涡，通过这个自然现象触发灵感，人族伏羲才创造出太极和八卦。 河洛地区先民们创造的河洛文化是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文明的核心和发祥地，河洛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文化，是数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因而河洛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河洛地区文化积淀厚重，历代名家辈出。这里是河图洛书的发源地，研究易经的人寻根拜祖，哪个不到河洛汇流处？这里是少林拳，太极拳，轨迹拳，苌家拳的发源地，欲学武术真功的人，舍此何求？ 我们依托资源的优势，开设河洛讲坛，传承文明，开拓创新！ 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 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中华民族文化，是在当今中国版图范围之内，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大量考古发现资料和古代文献记载说明，华夏文化是汉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母体文化。华夏文化主要源自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夏商文化及其更为久远的河南龙山文化，多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已经证实，河南龙山文化是夏文 化形成的直接源头。河洛地区是河南龙山文化的重要分布地区，就这点而言，河洛地区可以说是夏文化、华夏文化的发源地及其形成、发展的核心地区，也可以说是以后汉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源地。 20世纪初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了大量甲骨，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通过艰辛努力，释读了甲骨文，利用地下出土文物与古代历史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证明了殷墟确实属于商代晚期都城，证实了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关于有商一代历史的基本可信。 20世纪50年代，河南省考古工作者在郑州市发现了属于商代早期的二里岗遗址，几十年来的田野考古工作证实，二里岗遗址是一座商代早期大型城址，其中有规模巨大的城墙、数量众多的宫殿建筑遗址，有重要的手工业作坊遗址，还有一些“重器”——大型青铜礼器的出土。这就说明该遗址不是一般的大型城址，而应该是商代早期都城遗址之一。80年代初，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在配合首阳山电厂基本建设时，在偃师县城和塔庄一带发现了一座保存较好的商代早期城址。此后，考古发现了这座城址的宫城遗址及其中多座宫殿建筑遗址，勘探了“小城”和“大城”城墙与范围，发掘了城门遗址、库房遗址和一些手工业遗址，清理了同时期的若干墓葬。通过对这些丰富考古资料的深入、全面、系统的考古学研究，证明偃师商城遗址与郑州商城遗址同样是一座商代早期的都城遗址，而且偃师商城还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保存着宫城与郭城时代最早的中国古代都城遗址。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从考古学上解决了早期商代王朝的存在问题，从而使安阳殷墟的商代晚期文明在河洛地区找到源头。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考古学家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村找到了早于安阳殷墟商代遗址、晚于河南龙山文化的大型建筑遗址。其后，这里又发现了数十座大型夯土建筑遗址，考古工作者全面发掘了其中的第一、二号大型建筑遗址及其它宫殿建筑遗址。研究表明，这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中国古代宫殿建筑遗址。除此之外，二里头遗址还发现了围绕这一大型夯土建筑群遗址的围墙遗迹，初步研究确认这是宫殿建筑群周围的宫城遗迹。在二里头遗址范围之内还发现了制铜手工业作坊遗址、贵族墓葬、重要的青铜礼器、玉器等遗物。上述一系列考古发现证实，晚于河南龙山文化的二里头遗址，不但早于安阳殷墟遗址，也早于郑州商城遗址和偃师商城遗址。据此，学术界一般认为以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不但是一处重要的、典型的“二里头文化”遗址，还是一座夏王朝的都城遗址，即历史文献所说的“夏墟”。正是由于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不但确定了夏代后期的都城遗址，而且使河洛地区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中的历史地位更为突出。 河洛地区的夏商王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早期王国。在同时期的当今中国范围之内，各地没有比夏商王国对以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影响更大、更为重要的王国。寻找直接产生夏商王国文明的考古学文化，是实施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的关键。田野考古揭示，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就是夏文化的母体文化。 近年来学术界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中，由于辽西红山文化、江浙等地良渚文化的考古新发现，一种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地区、“多元”学说比较流行，而河洛地区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关键性作用却被忽视。我认为，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文明在学术概念上不是等同的，不能因各地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就推导出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多元”。有的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反映出从史前向“文明”的过渡，甚至从中还能看到文明的形成、国家的出现，但大多数考古学文化则是伴随着社会历史的“文明化”进程发展，被先进的考古学文化所“同化”、“融化”，也有极少数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趋于“石化”，近代的民族学资料可以提供这方面的许多生动例证。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历史道路，也基本上遵循着上述历史发展过程。近年来，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在中国古代历史的“文明化”过程中，在不同地区的不同考古学文化社会群体，基本在相同时期或稍有先后进入“文明”时代，形成“万邦”、“万国”的局面。但是这些“万邦”、“万国”，是否即真正具有科学意义上的、数以“万”计的“国家”，这还是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大学术课题。作为科学常识而言，这些“万邦”、“万国”对以夏商王国为代表的华夏文明的影响不可能是等同的，进而言之，即使当时的“万邦”、“万国”文化对河洛地区的夏文化产生影响，形成于河洛地区的夏文化及华夏文明也不可能是河洛地区以外的“文明”所造就的。这是因为，近年来不断发现的考古新资料说明，夏文化产生于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也就是说夏文化基本上是河洛地区“土生土长”的考古学文化。我们承认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都对同时期及其后的中原地区、河洛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产生过程度不同的作用，但是河洛地区古代文明的形成与早期发展的源头，只能是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而不是红山文化或良渚文化，更不是中原地区以外的其它考古学文化。因此，我们以为，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源头来说，夏文化直接渊源于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从对夏王朝以后的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而言，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夏文化是孕育华夏文明、中华民族文化、汉文化的核心文化。
河南人写的中华姓氏起源，虽然对所有姓氏有些牵强，但实例比其他的要多，很有参考价值：据初步统计，在《中华姓氏大辞典》所列11969个姓氏中，有4925个未注明姓氏来源，有2224个系少数民族姓氏，二者合计7149个，占11969的，下余4820个为汉族姓氏。笔者根据大量的古代文献资料，对这4820个姓氏逐一进行研究，得出的结果为：起源于河南的姓氏共有1834个，占4820的38%。但是，仅有姓氏数量，尚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每个姓氏拥有人口数大不相同。为了进一步弄清河南在中华姓氏中所占的重要地位，笔者又根据该书提供的姓氏拥有人口资料，对我国最常见的汉族姓氏逐一进行了考证。当今按人口多少排列的前120大姓共占汉族人口的，也就是说13亿人中有亿人姓这120个姓。在这120大姓中，全源于河南的姓氏有52个，即李、张、陈、黄、周、林、何、宋、郑、谢、冯、于、袁、邓、许、傅、苏、蒋、叶、阎、潘、戴、夏、范、方、石、姚、廖、孔、康、江、史、邵、段、雷、汤、尹、武、赖、樊、兰、殷、陶、翟、安、倪、严、牛、温、芦、俞、葛，部分源头在河南的姓氏有45个，即王、刘、赵、吴、徐、孙、胡、朱、高、郭、罗、梁、韩、唐、董、萧、程、沈、吕、卢、蔡、丁、魏、薛、杜、钟、姜、熊、陆、白、毛、邱、秦、顾、侯、孟、龙、黎、常、贺、龚、文、施、洪、季；两项合计，起源于河南的姓氏共有97个，占120大姓的，占全国汉族人口的。如果减去一些多源的姓氏中源于河南以外的成分，人口百分率会有所下降，但起源于河南的姓氏总数是1834个，减去97个，还有1737个，加上这些姓氏，起源于河南的姓氏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率仍在80%以上。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河南是姓氏资源第一大省，海内外华人的祖根大半在河南。河南为何在中华姓氏中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呢？概括地说，河南是华夏文化的主要发祥地，自然也是华人姓氏的摇篮。如果进一步分析，把中华姓氏史与河南历史加以对照，就不难发现，无论是姓氏的萌芽、产生，还是普及、定型，无不与河南息息相关。河洛，是黄河与洛水的简称，也指黄河中下游和洛水流域的一些主要地区。据《史记》等文献记载，“河洛”这一地域概念，一般是指狭义的中原地区，即今河南，或中原地区最核心的部位。文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如果说中原文化是中原先民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那么，河洛文化便是这“总和”中最精彩的篇章。河洛文化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广及诸多领域。本文仅就其与中华姓氏起源的密切关系予以概括论述。一、河南是姓氏肇始时期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姓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制时期，而河南正是此期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因1921年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的仰韶文化，正是母权社会繁荣阶段的代表。该文化陶瓷上的鸟、鱼、蛙及人首虫身等图象，可能就是最原始的“姓”的标志。姓的起源与先民们的图腾崇拜有关，有些姓氏是由图腾转化而成。传说太昊与其妹女娲所处的时代，即是中国图腾制的标本时代。那么，他们所居住的河南淮阳，也当是产生图腾和姓氏较多的地方。氏起源于父系氏族社会，是从氏族、部落中的少数家族形成的“氏族贵族”中产生的，而此期中原地区(主要是今河南)氏族林立，正如《史记•封禅书》中所云“黄帝时万诸侯”。中原地区这成千上万的氏族、部落便是“氏”的渊薮。二、河南是华人祖先炎、黄二帝和太昊的活动中心笔者对当今120大姓从血缘关系上进行追根溯源后，发现它们分别属于三个族系，即黄帝族、炎帝族、东夷族，出自四位祖先，即黄帝、炎帝、太昊与少昊。具体情况是：属于黄帝族的有86姓，占120姓的72%，即：王、张、刘、陈、杨、周、吴、孙、胡、朱、林、何、郭、罗、宋、郑、韩、唐、冯、于、董、萧、程、曹、袁、邓、傅、曾、彭、苏、蒋、蔡、贾、魏、薛、叶、阎、余、潘、杜、戴、夏、钟、汪、田、范、石、姚、邹、熊、陆、孔、康、毛、史、顾、侯、邵、孟、龙、万、段、钱、汤、黎、常、武、乔、赖、庞、樊、兰、殷、施、陶、翟、安、颜、倪、严、牛、温、芦、季、俞、鲁。属于炎帝族的有6姓，占120姓的5%，即：许、姜、崔、雷、易、章。属于东夷族的有8姓，占120姓的7%，即：李、赵、黄、徐、马、谭、郝、江。兼属黄帝族与炎帝族的有11姓，占120姓的9%，即：高、谢、吕、卢、丁、方、邱、贺、龚、文、洪。兼属黄帝族与东夷族的有9姓，占120姓的7%，即：梁、沈、任、廖、金、白、秦、尹、葛。总的来说，120大姓多数属于黄帝族，少部分属于炎帝族和东夷族，而河南长期是这三族活动的中心，因此，这三族的姓氏也多数是在河南境内形成的。(一)黄帝族与姓氏黄帝是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为少典之子，本姓公孙，长居姬水，因改姓姬，居轩辕之丘(在今河南新郑西北)，故号轩辕氏，国于有熊(今河南新郑)，故亦称有熊氏，因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相传炎帝扰乱各部落，他得到各部落的拥戴，在阪泉(今河北涿鹿东南)打败炎帝；后蚩尤扰乱，他又率领各部落在涿鹿(今属河北)击杀蚩尤。从此他由部落首领被拥戴为部落联盟领袖，并与炎帝共同被后世尊为“人文始祖”。司马迁在《史记》中把中原地区不同时代居于统治地位的部族，如颛顼、帝喾、尧、舜，以及夏、商、周的最高统治集团等，全都说成是黄帝的后裔。这些部族，接连居于统治地位，历时久，势力大，占据的地盘广，所以人丁极其兴旺。通过对120个大姓的研究发现，无论从血缘关系上说，还是从地缘关系上说，黄帝族有许多姓氏与河南密切相关。黄帝族主要有两大分支：一为颛顼族，二为帝喾族。此外，据有关文献记载，匈奴族和鲜卑族同黄帝也有血缘关系，所以，凡出自匈奴族或鲜卑族的姓氏，均列入黄帝族系。⑴颛顼族与姓氏颛顼是传说中古代部族首领，《史记》说他是“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号高阳氏。他居于帝丘(今河南濮阳东南)，死后葬于顿丘(在今河南浚县北)。颛顼后裔比较有头绪的，主要有三支：一为舜族，二为禹族，三为陆终族。舜是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史记》说他是颛顼的7世孙，其后代产生出陈、袁、田等姓氏。禹是颛顼的6代孙，原为夏后氏部落领袖，奉舜命治理洪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后担任部落联盟领袖。他的儿子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即夏朝，后产生出一些姓氏。陆终是颛顼族系中一位重要人物，其父吴回即祝融，是颛顼的曾孙。陆终有6个儿子，其后曾孕育出一些姓氏。⑵帝喾族与姓氏帝喾是传说中古代部族首领，号高辛氏，《史记》说他是“黄帝之曾孙”，“于颛顼为族子”。他活动的地区主要是豫西和豫北。帝喾后裔中繁衍旺盛的，主要有尧族、商族、周族。尧是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是帝喾之子，其后产生出一些姓氏。商族始祖名契，是帝喾之子，被封于商(今河南商丘南)，赐姓子氏。子姓商族产生的姓氏，一部分直接源于商朝王族，而大多数则出自由殷纣王帝辛的哥哥微子启所建的子姓宋国。周部族始祖名弃，也是帝喾之子，姓姬氏，其后衍生的姓氏多达数百个，不仅为黄帝族之最，而且在整个中华姓氏中也是首屈一指的，被列入当今120大姓的就有47个，其中有一大半出自河南。(二)炎帝族与姓氏炎帝是传说中上古姜姓部落首领，因生于姜水(在今陕西岐山东，是渭河的一条支流)，故姓姜；因以火德王，又以火名官，故称炎帝；相传他教民耕种，又曾尝百草为医药以治病，故又号神农氏。他原居姜水流域，后发展到中原地区，《竹书纪年》说他曾居陈，“陈”即今河南淮阳。他的子孙大部分在河南境内定居，使姜姓失而复得，又衍生出其他一些姓氏。在河南境内的炎帝后裔，主要有方氏、雷氏、吕氏、许氏、文氏、申氏。炎帝后裔还有在山东北部的齐氏，但其始祖吕尚是南阳吕国的子孙。(三)东夷族与姓氏“夷”是中国古代对东方各族的泛称，亦称“东夷”。东夷族分为太昊族与少昊族。⑴太昊族与姓氏：太昊，是传说中古代东夷族首领，也是中国神话中人类的始祖。太昊族以龙为图腾，曾以龙为官名，其后裔姓氏有任、郝及白姓的一支等。⑵少昊族与姓氏：少昊，号金天氏，也是古代东夷族首领，相传他因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少昊与太昊是继承关系，少昊部落是从太昊部落分出来的，活动中心在今山东曲阜一带，但其后代却分布在全国许多地方。少昊后裔有两个重要人物，即皋陶和伯益。皋陶是少昊的曾孙，也是东夷族的首领。当今第一大姓李及廖姓的一支，都是他的后裔。伯益是皋陶之子，是舜时东夷部落的首领。他是古代嬴姓各族的共同祖先，后裔相当繁盛，在当今120大姓中，赵、黄、徐、马、谭、江等姓都是他的后代。三、河南是姓氏发展时期夏、商两代的国都所在地夏、商时期，从奴隶制兴起到全盛，也是中华姓氏得以发展的时期，而这两个朝代活动的中心地带均在今河南境。夏朝从开始到桀灭亡，共传14世、17王，历时400多年，其统治中心在今河南西部的黄河、洛河流域。夏禹建都之阳城，即今登封告城镇；后迁阳翟，即今禹州。禹之子启的都城也在禹州，此后，太康居斟寻(今巩义西南)，相都帝丘(今濮阳)，少康都阳翟，杼居原(今济源西北)，后迁老丘(今开封东)，胤甲居西河(今安阳东南)，孔甲及其子皋均居今偃师，桀都斟寻。除了《史记》所列“用国为姓”者外，夏朝在河南境内还有不少诸侯国，于夏朝末年被商汤所灭，都演变为姓氏。商朝自汤至盘庚，曾5次迁都：仲丁由亳迁嚣(即隞，今河南郑州)，河亶甲由嚣迁相(今河南内黄东南)，祖乙迁于邢(即耿，在今河南温县东)，南庚迁于奄(今山东曲阜)，盘庚迁于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此后未再徙都，这说明商朝的统治中心基本上都在河南。商代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奴隶社会，国家机器日益扩大和加强，特别是盘庚迁殷后，达到了奴隶制的兴盛时期，国家机器也空前强大。商代的大奴隶贵族约20多支，有王、诸侯、“多生(姓)”、“多子”等，总称为“百姓”。这说明那时只有奴隶主贵族才有姓氏，而广大群众，尤其是奴隶，是没有姓氏的。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姓氏来源增多，姓氏也得到了发展。商朝的国家形式，是以王族为主体，联结着许多旁系、支系的贵族大家族所构成的统治网，到商朝后期，形成了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商王有直接统治区，还分封一批诸侯于商的周围；在诸侯的封地之间，以及诸侯封地的外围，还存在着许多方国部落。这些诸侯国、方国，后来有许多都演变为姓氏。再就是商朝建立了一套比较复杂的官僚机构，设置了许多官员，因而有以官为氏者，如理氏便出自“大理”(掌刑法的官)一官。此外，还有以祖字为氏和以技艺为氏的。四、河南在姓氏普及时期的周朝占有重要位置周朝是我国古代史上一个重要时期，也是产生姓氏最多的朝代。西周是一个强盛的奴隶制国家，立国初期实行的贵族内部层层分封的大封建，为后来的姓氏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奴隶社会逐渐瓦解，封建制开始出现，大多数诸侯国被强国所吞并，演变成姓氏，因而使中华姓氏空前大发展。战国时期，我国进入封建社会，随着奴隶制宗法制度的崩溃，姓与氏已无什么区别，逐渐合而为一，同时无论贵与贱，人们都有了姓氏，不再是“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因而姓氏基本上普及，并相对定型，此后没有更大的发展。西周虽建都于镐京(今陕西西安)，但在建国初期便营建了洛邑，至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洛阳便成了东周的统治中心。据初步考证，从周初到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分布于今河南境内的，有周朝同姓(姬姓)国20多个，异姓国40多个，合计60多个，约占诸侯国总数140多个的二分之一弱。这些大小诸侯国基本上都演变成为姓氏，同时，诸侯的子孙以采邑名、官职名等为氏，又形成一大批姓氏。由此可见，河南是在姓与氏发生重大变革，姓氏空前大发展、基本普及和相对定型时期起到关键作用的地区。五、河南有得天独厚的产生姓氏的优越条件古代的“得姓受氏”，与地理位置、人口多少及政治、经济状况等条件有密切关系，而河南在这些方面则独具优势。河南地处黄河中下游，位居中原腹地，气候温和，资源丰富，地理条件优越，适宜于农、林、牧、副业发展，古代的手工业发达，又是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因此，人口密集，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长期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夏朝建立至民国年间，先后有20多个朝代在此建都，因而使河南成为古都最多的地区。中国有七大古都，河南就占3个，即洛阳、开封、安阳。河南历史悠久、人口密集、建都频繁，正是河南成为中华姓氏主要发源地的先决条件，因为：一历史悠久，产生的姓氏必多。中华姓氏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而有人称河南“是整个中国历史的缩影，是一座浩瀚的中国古文化博物馆”。从这种意义上说，河南的历史包含着中华姓氏产生、发展、演变的全过程。正是由于河南历史与中华姓氏史紧密相连、息息相关，所以才孕育出了众多的姓氏。二人口密集，得姓受氏者必众。具体地说，人口密集，职业部类必繁，居住地必广，因而以各种技艺为姓氏的、以居住地为姓氏的以及以其他方式得姓者必多。三建都频繁，得姓的机会必广。首先，建都多标志着历史上出现的国家多，因而以国为氏者就多。其次，国都是国王居住之地、文武百官云集之所，是一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因而应时因势兴起的新姓氏就特别多，诸如国王赐姓，一些生有爵、死有谥的王公大臣的后代以官为氏、以爵为氏、以谥为氏、以字为氏，等等。在源于河南的姓氏中，与都城有关者相当多，真可谓不胜枚举。六、河南是北魏鲜卑族政权入主中原改姓的基地黄河两岸的中原，原本是汉族长期生息的中心地区，由于西晋末年大战乱的推动，从“八王之乱”开始，汉族从中心地区出发，向边远地区流亡，而居住在长城以外的少数民族则大量内迁，至北朝时期达到高潮，历时长达三个世纪之久。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各族人民相互影响，总的发展趋势是与汉族融化成一体，从而形成了黄河流域各民族的大融合。其中，大规模地迁入今河南境内，施行与汉族同化的少数民族政权是北魏。北魏是由鲜卑族拓跋氏所建的政权，统一北方后，为加速北魏政权封建化的进程，孝文帝拓跋宏于493年率领贵族、文武百官及鲜卑兵自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接着，进行汉化改革，实行鲜卑人与汉人通婚，以汉服代替鲜卑族服装，禁止在朝廷上说鲜卑话，令鲜卑人改姓并自称河南洛阳人等等。改姓数量，一说有300多，仅见于《魏书•官氏志》单独列出的，即有114个，其中被列入当今120大姓的就有25个。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构成了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优势，使河南成为中华姓氏的主要发源地。源于河南诸姓的先民们，植根于中原沃土，为故乡的繁荣与进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在历史的长河中又不断向外播迁，广及全国，进而又远徙海外，至今几乎遍布全世界。
河洛指的是黄河流域和洛河流域。该句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封禅记》，是司马迁感叹好多祭祀祖先和山神的礼数都失传时所记。“三代”肯定指的是夏商周；那么这个"河洛“应该要用描述那个时候的相关文献来参考。据此得出结论。
这里的河洛指的是现在的河南洛阳附近，在这个九朝古都里，其实有许多文化名人，并且也是古代百姓宜居的地方，所以许多人祖辈都生活在这里。
这里的洛河指的是黄河和洛河。这个洛河指的是位于陕西的洛河，属于三川之一，所谓三川就是关陇地区的渭河，泾河和漯洛河。
文化，洛阳真正的名片洛阳，作为一十三朝古都，盛名于册，声显于世，放眼全国，可以说也是历史最为悠久的古城。每一个喝着洛河水长大的河洛郎，对于洛阳，心中都有一份难掩的自豪。可当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古洛旅游，从满怀希望而来，到轻轻唏嘘而去，我们不难窥见那份遗憾。何以如此？仔细想来，不难发现它的原因所在。一个城市名著于世的资本，不仅仅是它的经济，更是其对自己城市特色的一种坚持。威尼斯，不可谓不名扬天下，大凡知道者，都知它是一个美丽的水上城市。今天，让我们重新审视它，会发现，它原来只有十万之众，面积也仅平方公里。微型的威尼斯却是成功的，原因何在？那是因为它对自己独特的文化进行了保护和宣扬。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是继佛罗伦萨和罗马之后的第三个中心。现在的威尼斯不仅对那个时期的历史遗存进行了重点保护，还依托这些举办了闻名世界的国际电影节,电影节反过来又把威尼斯的文化推向了世界。威尼斯的房屋建造独特，地基大都淹没在水中。在这座水上城市，汽车、摩托车、甚至自行车都是被政府所禁止使用的，城市的公共交通靠的是公共汽船。这种独特的文化和环境氛围，似是一种魔力，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每一个人。 威尼斯如此，洛阳亦可如此。洛阳，历经多次浴火重生的磨难，地上文物，城中所存，已剩无几。可是，但凡有心，觅于荒野，仍可见遍地的旧朝瑰宝。轘辕古关的岁月沧桑、会圣宫碑的巍巍秀美、杜子美墓的人文故事等，不都是洛阳历史的符号吗？这些不也正是吸引全国乃至世界的地方吗？可我们自己，又有几人知道呢？悠悠岁月易过，历史遗物尚存。在洛阳未来的复兴中，这些承载着历史的遗存才是我们最大的资本！ 洛阳，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也应该得到宣扬。我们不仅是一十三朝古都，更是华夏文化中的圣城。历史上，和洛阳有关的名人和诗词歌赋，真可谓举不胜举。一个人就是一个故事，一段诗词就是一个传说。洛阳，更是华夏第一道曙光照耀的地方，儒学、佛学、道学、理学、经学、玄学等对中国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学说，无不与洛阳有关。这些华采乐章，能给洛阳美誉度带来多大的提升，可以说是远不可估量的。 历史遗存的厚重和洛阳文化的博大，将会让洛阳成为一个充满魅力的城市。这些潜藏的软实力，也许正是洛阳最吸引世人的地方。 洛阳，真正的名片是文化。用文化来打造洛阳，是我们应该有所意识的，让洛阳作为华夏文化圣城的地位得到彰显，更是我们应该坚持并要努力做的。经济发展的同时，用我们的全力来保护和开发洛阳的这些遗存，宣扬洛阳历史文化，我想，也许这才是这座古城的沧桑正道。 鉴于此，建议将文化强市写进我们强市途径之中，从“工业强市、旅游强市”到“文化强市、工业强市、旅游强市”。 文化自然泱泱，要想彰显绝非易事。我想可以从下面去做点事情来。 一、树立两个文化核心 树立“根在河洛”和“洛阳是中华民族圣城”的两个理念。根在河洛是我们寻根旅游的主旨，更是我们彰显洛阳历史的王者之作。洛阳历史，从可追寻的五千年里，遥至夏商，是源头。洛阳，不仅仅有历史，更是一个被文化所深埋的古城，和洛阳相关的诗词歌赋，在中国，没有一个可出其右者。对于中华民族的性格塑造影响深远，所以她是我们的圣城。 二，依托河洛文化,在洛阳成立“河洛文院”，承载和发扬河洛文化。我们洛阳目前的书画在中原地区与开封一道支撑着中原门庭，在“河洛文院”里设置“书画院”，用以壮大书画队伍，弘扬河洛文化。洛阳围棋，全国响亮，作为第二个城市达到百段的城市，在“河洛文院”里，我们也设置“洛阳棋院”。我们还可以考虑在“河洛文院”里设置洛阳考古研究院，依托洛阳雄厚的考古人才和大量古文物资源，打造成国内知名的且有影响的研究单位，也不是什么难事。其它方面，诸如文学创作，河洛文化研究等，我们也可考察论证，发挥洛阳特色，做出一个响亮的“河洛文院”。 “河洛文院”，拼凑容易，做强很难，如我们把这个“河洛文院”提升到弘扬河洛文化的高度，用一个城市的力量来打造，我想，说不定，这会成为我们新城市名片。 三，依托旅游产业做大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在洛阳，我认为可以相互支撑发展．通过河洛文化的弘扬，我们可以加大洛阳旅游的魅力，反过来，通过旅游的效应，又可以带动文化产业的发展．这两者是一个很好的搭配，只要我们措施得当，这两个将会是一个极佳的相互支撑产业． 四，依托历史资源，做强古文化．我们洛阳要做强古文化，是极其重要的，我们还要着重打造夏商文化，这个是洛阳所独具的，其他七大古都则只有安阳有殷商文化，这对我们打造源头文化，树立根在河洛的观念是极其重要的．除了夏商文化，周文化、唐文化，等等，我们可以有重点打造几个文化品牌出来。这样，我们古文化可以形成方阵形，让人有极强的震撼。在这其中，需要我们加强对仿古建筑的建设和古文化的挖掘。 五，培养洛阳自己出版业，打造自己的“龙门书局”。 作为一个河洛文化的中心，也作为中华文化的源头，洛阳需要培养自己的出版业，努力打造自己的龙门书局。商业化运作，我们不具备优势，需要政府进行支持。我们的龙门书局，要以古代文化为主，承接多种业务，创出一番自己的天下来。这个比较难做，需要雄心，更需要我们的精巧运做。 六、加强与印度的合作 印度多被忽略，但对于洛阳来说，它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国家。在洛阳被边缘化的今天，唯有印度国家元首来华是在北京之后直奔洛阳，所以佛教是洛阳和印度的联接点，这是一个对洛阳影响极大的联结点。 如果，我们能利用好与印度的关系，佛教旅游也会得到极大的促升。印度拨款为洛阳建佛殿就是一个好的开端，希望我们不要被动，而是积极主动，与印度沟通，抓住机会，为我们旅游赢得另一个亮点。 七、在文化宣传上，要有大手笔。 在CCTV和全国性的传媒上做些精心的宣传，远比我们到其它城市开新闻发布会的效果要好。今年，我们在中央台做了形象宣传，这个就不错，以后，我们也考虑在凤凰进行广告片宣传，洛阳在海外有很高的认同，凤凰是个很好的平台。甚至，我认为可以邀请张艺谋来，让他将牡丹和龙门等标签性的洛阳文物做一个宣传短片。今年邀请了《同一首歌》和《相约洛阳》来洛阳，凤凰在洛阳做了《根在河洛》的大型寻根，这些都为洛阳进行了很不错的口碑宣传。对于提升洛阳美誉度，有很大的提升。 八、彰显河洛文化,做大洛阳旅游，何不来个“一票通”呢？ 持“一票通”可以旅游洛阳任何景点的牡丹和文物，时间为一个月。打造“一票通”，将极大增强洛阳的吸引力。门票一次性“少得”，将换来人流的“多得”，所以门票的收入不一定会降。另外，服务业的收入将会因此而大大提高，洛阳的美誉度也会在大家的口碑中进行传播。看重门票的杀鸡取卵，还是追求综合旅游经济效益，值得我们思考。 一个小小的“一票通”，将会是一个很好的旅游催化剂，也是彰显河洛文化、做大洛阳旅游的契机。
休闲文化研究专栏介绍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表明，休闲时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现象，既内在深刻的人文意蕴，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关注休闲这一新的社会文化现象，以及由这一现象提出的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等理论与实践问题，已成为时代的重大课题之一。本刊与中国休闲研究中心合作，特邀马惠娣研究员主持，开设“休闲文化研究专栏”，刊载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专栏开设以来，先后发表了于光远先生、成思危先生、范曾先生、马惠娣研究员等专家学者的研究论文，受到学术界广泛重视。本刊改版后，“休闲文化研究专栏”继续热忱欢迎原创性显著的休闲文化研究论文。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专栏介绍“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专栏”刊载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与社会等领域的学术论文，同时通过“专题”“笔谈”等形式聚焦与科学技术相关的学术热点问题。自专栏开设以来，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热情支持，刊载了大量学术特色鲜明、个性突出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受到科学技术哲学界的普遍关注。《洛阳师范学院学报》改版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专栏”以继续服务学术研究为己任，尤其欢迎反映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新进展的学术论文。河洛文化研究专栏介绍《洛阳师范学院学报》“河洛文化研究”专栏（1991年之前称为“河洛春秋”栏目）根植河洛大地，创办27年来，一直以发掘与弘扬河洛文化、促进学术繁荣为己任。我刊长期刊载有关河洛地区历史、考古、哲学等方面研究的文章，并取得了较好的反响，刘庆柱、李伯谦、齐东方等先生就曾赐稿本刊。2010年被评为“全国优秀社科学报特色栏目”。我刊2011年改为月刊出版，“河洛文化研究”专栏继续欢迎校内外、省内外的专家学者继续关注本栏目、为本栏目撰写高水平的文章。期刊征订欢迎订阅洛阳师范学院学报，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进行订阅：来函：河南省洛阳市龙门路71号，洛阳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邮编：471022
1.撰写毕业论文是检验学生在校学习成果的重要措施，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大学生在毕业前都必须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任务。申请学位必须提交相应的学位论文，经答辩通过后，方可取得学位。可以这么说，毕业论文是结束大学学习生活走向社会的一个中介和桥梁。毕业论文是大学生才华的第一次显露，是向祖国和人民所交的一份有份量的答卷，是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报到书。一篇毕业论文虽然不能全面地反映出一个人的才华，也不一定能对社会直接带来巨大的效益，对专业产生开拓性的影响。实践证明，撰写毕业论文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是保证出好人才的重要措施。2.通过撰写毕业论文，提高写作水平是干部队伍“四化”建设的需要。党中央要求，为了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领导班子成员应当逐步实现“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个“四化”的要求，也包含了对干部写作能力和写作水平的要求。3.提高大学生的写作水平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在新的历史时期，无论是提高全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技知识和科学管理方法，还是培养社会主义新人，都要求我们的干部具有较高的写作能力。在经济建设中，作为领导人员和机关的办事人员，要写指示、通知、总结、调查报告等应用文；要写说明书、广告、解说词等说明文；还要写科学论文、经济评论等议论文。在当今信息社会中，信息对于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写作是以语言文字为信号，是传达信息的方式。信息的来源、信息的收集、信息的储存、整理、传播等等都离不开写作。
从别的地方，借鉴来的，然后再每个地方多介绍几笔，2000字就凑出来了河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远在新石器时代，中原人民就创造了著名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历史上， 河南长期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先后有20个朝代建都或迁都于河南，中国八大古都河南有四个，即九朝古都洛阳、七朝古都开封、殷商古都安阳和商城郑州。悠久的历史为河南留下了极为珍贵和丰富的文物古迹，历史学家称河南为“中国历史博物馆”。河南地下文物和馆藏文物均居全国首位。这里有记载着人类祖先在中原大地繁衍生息的裴李岗文化遗址、仰韶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有“人祖”伏羲太昊陵、黄帝故里和轩辕丘；有最古老的天文台周公测景台；有历史上最早的关隘函谷关、最早的禅宗寺院白马寺；有以少林武术发源地名扬四海的“中国第一名刹”嵩山少林寺和闻名中外的相国寺，等等。洛阳龙门石窟、安阳殷墟分别于2000年和2006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河南人杰地灵，名人辈出。如古代哲学家、思想家老子、庄子、墨子、韩非, 政治家、军事家姜子牙、苏秦、岳飞，科学家、医学家张衡、张仲景，文学家、艺术家杜甫、韩愈、白居易、司马光，佛学家玄奘等等。他们都为华夏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也是河南人民的骄傲。河南是中国姓氏发源地最多的省份，是台湾70%的客家人，48个姓氏的祖居地。近年来，海内外华人来豫寻根者络绎不绝。此外，蕴含着丰富文化内容的郑州少林武术节、洛阳牡丹花会、开封菊花节影响巨大，吸引了众多国内外客商的到来。
网上搜，抄，管他子够不够(*^__^*) 嘻嘻……
河南在人口、农业、经济、文化与形象上表现为中国的缩影。河南是圣地,洛阳是圣城,河南段黄河是圣河,嵩山是圣山,河南堂为圣堂,河南文化对中国人而言是朝圣;河南是中华人文始祖的主要活动地、中华姓氏的主要发祥地、姓氏郡望的主要衍生地、客家先民的首次南迁出发地,是中国人的家园;河南是人们创大业、干大事的福地。第一个关键词:缩影在中国,哪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代表中国,可以较为概括地反映中国的现状与历史?广东省,太富裕了,它是富强中国的代表;上海市,太城市化了,它是发达中国的代表;青海省,太偏远了,它是原生态中国的代表……可以说,在中国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最能代表中国的是河南省,河南省是中国的缩影。第二个关键词:朝圣中华文化是与其他文明并列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也是具有神秘色彩的东方文明。这一文化以中国为中心,深深影响了日本、韩国、越南等周边诸多国家,成为一支极具魅力的文化圈。随着中国的逐步崛起,任何喜欢中华文化的人,都要到中国进行文化体验。黄河文化是中华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大河地域文化,黄河文化的核心是中原文化,体验中华文化河南应该成为首选,叫响“朝圣”的主题,是中原文化魂之所在第三个关键词:家园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战略思路,这种共有的家园,必须依托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而认祖归宗与弃恶扬善,是传统认知中两个最为突出的特征。河南作为中华文化形成与发展的核心地区,其以根文化为代表的“家园”表现在以下若干方面:一是中华人文始祖主要活动在河南。二是中华姓氏,尤其是100大姓中,有78个姓氏,根在河南; 300大姓中有171个姓氏根在河南。。三是在当今120个大姓中,郡望在河南的姓氏达98个。四是客家先民首次南迁出发纪念地在今偃师市。五是闽台人的原乡固始县。因此,河南是中华民族共有的以根为纽带的精神家园。第四个关键词:福地福地,乃宝地,是对人才最能吸引聚集的地方。在《二十四史》中有列传的名人共5700余人,仅汉、唐、宋、明四个朝代,河南籍名人达912人,占总数的15. 8%,名列各省第一[14]。河南有谋圣姜太公、道圣老子、墨圣墨子、商圣范蠡、医圣张仲景、科圣张衡、字圣许慎、诗圣杜甫、文圣韩愈、画圣吴道子、酒圣杜康、厨圣伊尹、律圣朱载堉。因此,从历史的角度看,诸多想成大事者,必须到中原,“问鼎中原”成为胸有大志的化身;诸多影响我国古代历史进程的事件都离不开中原,所以“逐鹿中原”成为成就大事业的象征。解读河南文化的四大关键词,是任何一位华人一生中必到河南的四大理由,这其中体现着正史所记载的“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河南是体验中华传统文化的最佳地区。如果对河南进行最集中的概括,应为:“天下之中,中国缩影。河南:中。”
大哥，我们现在也是别逼着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