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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度量衡的历史意义：1、全国上下有了标准的度量准则，为人们从事经济文化交流活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2、对赋税制和俸禄制的统一产生了积极作用。3、有利于消除割据势力的影响。4、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奠定了基础。利用《商鞅铜方升》插图，加深对商鞅统一度量衡的认识。5、它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贸易交流，也为国家收取赋税创造了必要条件。同时也为中华民族史前史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度量衡，是指在日常生活中用于计量物体长短、容积、轻重的物体的统称。度量衡的发展大约始于原始社会末期。因地域和国情不同计量统计方式不同。秦统一前，各国的度量衡也十分混乱，计量单位不统一。在量制方面，各国的差异更大，齐国自田氏以来，实行以升、豆、登、种为单位，即“五升为豆，各自其五以登于釜，十釜为种”。而魏国则以益、斗、斛为单位。至于衡制方面则更加混乱，单位名称差别更大。楚国的衡器是天平砝码，以铢、两、斤为单位；赵国则以镒、斩为单位。秦始皇统一的度量衡统一度量衡古代商鞅变法前，秦国各地度量衡不统一。为了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制造标准的度量衡器，要求全国统一施行。
统一度量衡 (2)统一度量衡 统一度量衡战国时期国各诸侯国长期割据，应量衡的制度也各不相同。如以长度方面比较，洛阳金村古墓出土的战国东周铜尺长甘三·一厘米，番禺叶氏藏东周牙尺长廿三厘米。传出的安徽寿县楚铜尺长廿二·五厘米，而长沙的两件楚国铜尺分别为廿二·七厘米和廿二·三厘米。仅从这几件出土的铜尺，就可知道：每尺长短之间相差○·六厘米，每丈就要相差廿四厘米（合一尺多）。 量制方面更为混乱，秦国以升、斗、桶（斛）为单位，一般是十进位，齐国则以升、豆、区、釜、钟为单位。姜齐时，是“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则十钟。”公元前三八六年，田氏代齐后，改为“五升为豆，各自其五以登于釜，十釜为钟”（《左传》昭公三年）。魏国以斗为单位。赵国有斗、升、分、益等计量单位。不仅计量的单位不同，就是名称相同的单位，各国之间实际大小也不一样。如魏国的斗，当今七一四○毫升，而从洛阳金村出土之九件铜钫壶实测，得知西周之一斗约为一九九七·五毫升，相差悬殊。 在衡制方面，有的地区以寽、为单位，有的地方以镒、釿为单位，有的则以铢、两、斤、钧、石为单位，换算也很不方便。 秦在统一全国以前，已在商鞅变法时，就对度量衡的标准作过统一规定，所以在秦国范围内度量衡的制度是较为整齐划一的。据文献资料和考古实物测量，可知秦国的度、量、衡制如下： 量制 单位：桶（斛）、斗、升、合、龠 进位制： 二龠=一合 十合=一升 十升=一斗 十斗=一桶（斛） 实测： 一桶（斛）=二○一○○毫升 一斗=二○一○毫升 一升=二○一毫升 一合=二○·一毫升 一龠=一○·五毫升 度制 单位：寸、尺、丈、引 进位制： 十寸=一尺 十尺=一丈 十丈=一引 实测： 一引=二三一○厘米 一丈=二三一厘米 一尺=二三·一厘米 一寸=二·三一厘米 衡制 单位：铢、两、斤、钧、石 进位制： 廿四铢=一两 十六两=一斤 三十斤=一钧 四钧=一石 据一九六四年西安市三桥镇出土的秦始皇三年（公元前二四四年）“高奴禾石铜权”测量得知：一石相当于三十·七五公斤。由于秦国在战国末期度量衡的标准已较为整齐划一，所以，统一全国后，秦始皇即以秦国的制度为基础，下令统一度量衡。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二一年），秦王朝政府颁发诏书，并把这一诏书铭刻在官府制作的度量衡器上，发至全国，作为标准器。其诏书全文是：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上述铭文多是加刻在秦统一中国以前使用的标准器上面，如商鞅方升底部就加刻有上列铭文，“高奴禾石铜权”也加刻有上述铭文及秦二世时的铭文，表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制，实际就是以法令形式肯定秦国原有制度，并向全国推广。 考古材料表明：秦代统一度量衡的法令，取得显著成效，解放前后在陕西的西安、咸阳、礼泉、宝鸡，甘肃的泰安，山东的邹县、诸城，江苏的盱眙，山西的左云、右玉，辽宁的赤峰，吉林的奈曼旗等地，都出土了秦代标准的量器和衡器。秦王朝确实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了度量衡 里面有图片
分有点少，给你拷贝点吧。试论我国度量衡的起源与发展梁方仲载《中国社会经济史论》关于我国度量衡史的研究，近数十年来，尤其是解放以后，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可惜的是对于一器一物或一朝一代的专题研究居多，而全面性的通论尚少；对于度量衡的量的变迁的论述为多，而对于以上度量衡所反映的社会经济性质的变化的探讨甚少。有不少学者只是从官府对人民的赋税剥削这一点出发，来阐述官定度量衡制度在单位量所发生的变化，但还没有结合到社会发展阶段，尤其是没有和每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内那两个对抗的基本阶级的斗争联系起来，由此作出的结论自然是不够全面的，并且不能揭发当日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矛盾方面。这里存在着的弱点主要表现为：1．官定的、中央的制度研究得比较多些，但所谓“民间制度”和地方制度就研究得很不充分，对前后两者的对立关系和历史继承性更是阐发不足；2．尺的研究比较多些，但量(如斗、石等)的研究就很不够了；3．对于古物的实测和史籍记载的考订这两种方法的运用，往往只是偏重其一，而没有把两者适当密切地结合起来；4．对于古物的实测，往往只是以求得实际数值为满足，对于古物的形制及其历史条件等则注意得不够；5．光从交换或分配的角度来论述历代度量衡制的变迁，而忽略了生产的影响和作用；6．关于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没有给予适当的发挥。以上各点，我在广东史学会1960年年会中曾提出了《中国历代度量衡之变迁及其时代特征》一篇论文，申述了自己的浅薄的见解。这里发表的只是该文的一部分。错误之处，希望同志们加以指正。一、度量衡的起源应当首先指出，度量衡的产生是在社会生产一定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而与交换行为的发生有着最直接联系的。在原始社会后期，才开始有氏族与氏族之间的交换。最初的情况是，一个部落或氏族和另一个部落或氏族，以偶然剩余的生产品作为礼物而互相赠送。稍后，两个部落或氏族之间，偶而也以不同种类的石器进行交换，如以石矛来换石斧等。但这样的交换只属于原始交换的范畴，是极为稀少，极为偶然的。在这里根本没有度量衡的必要。随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和第二次大规模的社会分工(农业和畜牧业，手工业和农业，都相继有了分工)以后，不同的氏族或部落就有了不同的产品，可以互相交换，如以谷易羊，以陶器易黍麦等。但初时的交换方法还多半停留在论堆计件的阶段，对于度量衡的需要仍是并不迫切的。交换更进一步的发展，就不只在氏族之间进行，而且逐渐地在氏族内部各成员间也有进行，这时交换行为已经从偶然的现象转入正规化和经常化了。从此成堆整件的交换方法便一天一天地显得过于粗率，它往往不适合于交换者双方的实际需要而容易引起争执，为了克服这些困难，于是便借助于最原始的度量衡方法或器具。这种情况的出现应该是在面临原始社会的瓦解时期了。最初用什么东西来作度量衡的器具呢?就是人自己本身。人用自己的手足和动作可以测出一定的长度。《孔子家语》说：“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寻(八尺)，斯不远之则也。”这就是说用人的中指的中节的长度为一寸，由于中指的中节有两条横纹，故以上面的一条为准；又以中指和大拇指伸长成一条直线的距离为一尺；两臂左右横伸的长度为八尺。《小尔雅》释长度单位命名之由来云：“跬，一举足也。倍跬，谓之步。四尺，谓之仞。倍仞，谓之寻。寻，舒两肱也。倍寻，谓之常。五尺，谓之墨。倍墨，谓之丈。倍丈，谓之端。倍端，谓之两。倍两，谓之匹。”又释容量单位之命名云：“一手之盛谓之溢，两手谓之掬。”虽则名称增加了许多，但度、量取法的原则基本上还是与《家语》所述相同的。《墨子·城门篇》：“必数城中之木，十人之所举为十挈，五人之所举为五挈，凡轻重以挈为人数。”《墨子》所说的是以人的体力作为权衡轻重的准则。《说文解字》说：“周制：寸、尺、咫、寻、常、仞诸度量，皆以人体为法。”又云：“寸，十分也。……人手却十分动脉为寸口(按寸口即手腕动处)，十寸为尺。”上面所说的是指男子的手掌而言。《说文》又云：“中妇人手长八寸谓之尺。”以上的记载当然不能认为信史，但把它们用来作为远古时度量衡原始状态的说明，却是未尝不可的。这种传说的来源，基本上是历史事实的反映。古代人对于度量衡可以取法于人身的粗率概念，是从生产和交换的实践过程中获得的。——直至今天，人们在某些场合还是用手足来测度长度，可见此法古时必更为盛行。《说文》又指明了用“中妇人”的手为准，其长八寸名曰一“咫”，这一说法分明是后起之义。然而这样的度量衡方法还是十分粗陋的。较上更进一步的办法，就是选择一条平直的树枝来作度器，或借用日常用的盛具(如釜、豆、缶、桶等)来作量器等等。但是，这些都不过是临时拿过来应用的，并非专作度量衡用途的器具。纵有遗物发现，我们也无法确定它们是度量衡器，因为它们并不是“专器”。在社会第三次大分工以后，由于社会分工的扩大，社会生产力有所提高，财产私有制已经产生，于是初次出现了一些不从事生产而只是经营生产物交换的商人，随着商业的发展，对于度量衡的需要又有所提高。当时交换形态上发生的变化，不只是从物物交换发展为扩大交换，而且更进入于一般交换的形态了，但仍以直接交换为主，货币交换形态还只是处于萌芽阶段。这时作为度量衡专用的专器可能已经出现，但它们的制作简陋情况比起以前来应该不会有很大的改进。相当于这一时期的历史遗物，在我国似乎尚没有发现过。二、从现存几件古代实物试论我国社会由奴隶制转入封建制时期度量衡制度的发展情况自从奴隶社会确立和发展以后，社会生产力有了大大的提高，财产私有制日趋巩固，随而交换经济也有了巨大的进展，它反过来又推动着生产力的进步。此时生产物中采取商品形态的成分遂大为增加，直接交换方式日益为间接交换方式所替代，货币交换形态便日趋发达。由于私有制的发展，人们对于财产的计较愈来愈认真；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等价交换的要求愈来愈明确；因此，对于度量衡的准确性也不能不大力讲求。所以，首先把它们的计量标准固定在一些特制的器具上，于是有所谓专器的出现。这种专器制造的过程也由粗糙而渐趋精确，于是又有所谓标准器的出现，这是国家明令颁布，规定一体遵照使用的。首先应当明确，度量衡三种器具之作为专器，初时只是由于人民在生产和交换上的需要而分别制定下来的。政府之明令规定不过承认既成事实而把它们制度化起来罢了，所以民间制度必先于官定制度。这里有一个问题：它们发生的次序，究竟哪一种在前，哪一种在后?学者们尚无定论。即如吴承洛的说法，便有自相矛盾之处。吴氏著《中国度量衡史》第6页云：“量器之制，发生最早”，第100页亦云：“量制之兴最早”；然第173页却说：“量衡起于度”，第218页亦云：“考中国度量衡之制，先定度，而后生量与衡。”按吴氏前后矛盾的原因，由于前说系据《周礼·考工记》“桌氏为量”一段作出来的，其误在于轻信考工记所记确是周朝实行过的制度；后说则据《汉书·律历志》所记黄钟之制立论，是从学理上言之。我以为无论在理论上或历史实际上，都应该是：度器的发生最早，量器次之，衡器又次之。因为从理论上来说，面积和容积、容量以至重量，均可由长度推算出来，可见度是最基本的。再则从器具制作之难易来看，也是如此：度器的制作，比较容易简单，量器次之，权衡器则不只是较为复杂，需要较高的手艺，而且，它的出现，必定是交换经济已经有相当活跃的时候了。然而度量衡制度之完全建立的时候，不只是三者各自有其专器(及其标准器)，而且这三种器都是根据同一标准，同时制订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三者构成一个整体，然仍以度为基本量，如新莽嘉量的制作便是。这一发展过程从我国度量衡的历史和文物方面也可以得到证明。今藏南京博物院、相传是安阳出土的商代骨尺一把，可以说是我国现存最古的度量衡器具之一了。商代的数字是十进制，故商尺分为十寸。此尺但有寸，不刻分，诸寸的长度亦不均等。尺中有一漕剖面作凹形。如果它真是商尺，可见作为奴隶制时期的商代的度具还是相当粗糙的；同时也似乎可以作为当时奴隶制没有达到很高的发展的一个旁证。此尺长合0．1679公尺，约等于一个手掌的长度，亦堪注意。据商承祚同志说，这一把尺或者是用来量度龟版的。从甲骨文字方面，也可说明商代已有计量长度的工具。见于甲文中有“<纟畕>”①这个字就是疆字，从弓、从田，据叶玉森的考证：两田相比，自有界限；从弓，知古代用弓记步。按今天原始氏族亦有拿弓作为丈量土地的尺度的。可见商人大概已经晓得丈量土地和划分疆界的方法。至于弓的长度如何，现时不得而知。因此，商代田亩面积的大小，也就无法晓得。解放后，我国考古发掘工作有了飞跃的发展，出土文物甚多。然能确定其为西周或周以前的度量衡器似尚无之，只战国时代的楚衡器中前后出土天平和砝码多次，特别是长沙左家公山十五号墓出土的木杆天平和砝码共九个，经精细计算，砝码重量约为大小倍增，数量准确。此外如长沙出土战国权，及山西左云秦权等器物虽能代表个别地区的衡器形制，但在考古研究上所发挥的作用不大。_________________①《殷墟书契后编下》第四页七版。我国秦汉时的传世遗物，经过学者的详细考订具有重大意义的，有以下三器：秦商鞅量、秦始皇及二世的权器、新莽嘉量。关于第一种，唐兰《商鞅量与商鞅尺》一文可以参考。第二种，可参看吴大澄《权衡度量实验考》一书。至于第三种，则古今来考订之者尤众。薪莽嘉量，自三国曹魏时起，至清初，至少有过五次发现。今北京历史博物馆尚保存有完整的量一件，又残量一件。抗日战争前在甘肃省又发现新莽衡附权数件，可惜都残缺不全。新莽嘉量迭经清代翁方纲，吴大澄及近人马衡、王国维、刘复等作过实物校验以后，其规制已弄得比较清楚。但实测数值方面，诸家所得的结果往往互有出入。吴承洛的数字是据《西清古鉴》所记推算出来的，其数与刘复的实测数略异。杨宽同志认为刘氏的数字“自较精密，然犹不能无疑”。关于这点，我没有作过调查研究，根本没有发言权。以下只是想从另一角度来讨论这些有关问题。我个人很不成熟的意见以为度量衡史的研究工作，首先要求对实际数值进行检定，这自然是十分必要的，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工作。但是光凭这点，并不能判断历代度量衡制度之有无变迁，更不容易论证其时代的特征。而且就度量衡制度本身来说，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数量问题。以下我试图通过对商鞅量、秦权、及新莽量三者的比较和分析，来说明我的这一论点。在这里我想只举出万国鼎先生195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作为我们讨论的出发点。万著《秦汉度量衡亩考》(载《农业遗产研究集刊》第二册)根据前人对古遗物的实测结果，并自己用积黍法进行校验，把秦汉度量衡亩折合为今制，同时指出吴大澄所考定的周尺有问题，吴承洛所定周秦汉尺是错误的，这些点都做得比较深入细致，所得的结果虽不一定完全正确，但还是有很多参考价值的。然而我不同意他对商鞅改制和王莽改制的论点和看法。据他的考订，晚周尺、商鞅量尺和王莽尺的长短是相同的，所以鞅、莽对度量衡制度都没有作过什么大改革。他说：“秦始皇统一中国，划一全国度量衡，是用秦国原有制度，即秦孝公以来的度量衡制度，来统一全国度量衡的。汉代沿用秦制。王莽也只是用原有标准制来划一全国度量衡。”又说：“莽尺既同晚周尺，王莽对尺度还有什么大改革呢?商鞅量尺也和韩魏等晚周尺的长度相同，可见商鞅也没有作什么大改革。”(万国鼎：《秦汉度量衡亩考》第144、147页)我以为构成度量衡制度的并不只是数量这个因素，器物的形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如鞅量为长方形，莽量为圆柱形，这一差异是应该给予充分注意的。即如南宋末年斛的形式，由圆柱形式改为截顶方锥形，这不能不承认是我国度量衡史的一大改革，因为这一改革对田赋的行政方面具有预防浮收的作用。其次，度量衡器物制作之精粗也可以影响到度量衡的准确性，从这点来考察，鞅量是不可和莽量作比的。指导器物制造的一套理论到了王莽时才完备起来，并已见之实践，说详下。再则，根据历史的记载，周以百步为亩，秦以二百四十步为亩。万先生且确定它是秦孝公时改的(《秦汉度量和衡亩考》第162页)。怎能说商鞅没有作过什么大改革?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三件器物出现时的历史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是不相同的。我国社会，到了春秋(公元前770—476年)时代，已经发展到奴隶制的末期。当时各国的阶级斗争是十分尖锐的，度量衡的情况也是非常紊乱和复杂的。统治阶级不只利用度量衡来作剥削工具，同时也运用它作政治斗争工具。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公元前六世纪齐国世族陈成子企图夺取齐国政权所运用的策略。当时齐国公室的量制，是以四升为豆，四豆为区，四区为釜，十釜为钟。陈氏私室的量，则以五升为豆，五豆为区，五区为釜，十釜为钟。他对人民放贷时，用的是家量(大钟)，收回货物时则用公量(小钟)。用这种小恩小惠的方法，收买人心。卒之，陈氏达到了夺取齐国最高统治权的目的。稍后，公元前479年白公胜在楚国发动政变时，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来争取人心：“大斗斛以出，轻斤两以纳。”两个例子都说明一国之内统治阶层可以各用自己的度量衡制，谁也管不了谁。经过政变以后，齐、楚两国都相继从奴隶社会转入封建社会，奴隶主贵族的血缘纽带的统治也为封建主的地域纽带的统治所代替，这一转变在度量衡制度上也得到充分反映。到了战国(公元前475—221年)，有不少国家早已进入封建制的初期，但秦国是最晚的一个，直至秦孝公一二年(公元前350年)商鞅第二次变法时，才“坏井田，开阡陌”，废除了西周以来的井田制度。统一度量衡的命令，是同一年颁布的。此后便是秦国由奴隶制转入封建制之正式开端，而商鞅量之制作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当时秦国的经济情况是比较落后的，秦献公七年(公元前378年)，“初行为市”，通过政治的力量把市场制度建立起来，其事早于商鞅统一度量衡时尚未满三十年；迨统一度量衡后再过十四年，至秦惠文君二年(公元前336年)，然后“初行钱”，货币制度才初次成立，可见交换经济仍不甚发达。货币之出现，是交换经济已有相当活跃的标志。当物物交换已采取一般价值形式的时候，度量衡早已存在了，但仍需等待货币的诞生，才可以免除直接交换的困难而达到货币价值形式的阶段。从这点来看，货币的进步意义是应该肯定的，但度量衡在交易上的作用毕竟比货币还更基本，还更重要，这因为，只有度量衡而无货币，交换还是可以进行的；若只有货币而无度量衡，则物品的单位数量及其价格均将无从确定，交换时的麻烦真不知有多少。由于当时秦国的交换经济是比较落后的，所以商鞅所订的度量衡制度不可能很精密，器具的制造似乎也比较粗糙。《史记·商君列传》载：“平斗、桶，权衡、丈、尺。”上文有可注意者两点：第一，它说明了当时度量衡的订定还没有和乐律结合起来；其次，据《说文解字》云：“桶，木方(器)，受六升。”段玉裁引《月令》作注说：桶即为容受六斗之斛。总之，不管大小如何，只是木桶罢了。按秦量有木、陶、铜制三种，形式有长方、椭圆及正圆形。诏版四角有孔，以便钉于木量之上。故知其制作仍颇粗糙，且不尽划一。今存世商鞅量为铜制之升，其旁刻有秦孝公十八年鞅造量铭文和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应为特别精制之器，但与新莽量制作之精巧相比，仍不可同日而语。商鞅在秦主持变法，前后总计十九年。他所颁布的一系列的变法令，其目的在富国强兵，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强有力的政府，秦国诸宗室的特权自然是他开刀的对象，度量衡制法之颁布的理由自然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制度，废除私室的度量衡制，但实行的范围最多只能限于秦国；到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全中国后，便颁布了“一法、度、衡、石、丈尺”的诏令，亦不过沿用商鞅的制度标准来统一战国以来各国度量衡不同的紊乱状态，志在于全中国范围内推行，这时已是封建主义进入中央集权制的时候了。吴大澄所藏秦代权器共有四件，有三种重量，其中重量相同的有两件，一为铜制，一为铁制。秦代的统一局面只维持了十五年。汉兴以后，度量衡未闻有定制的措施，当仍承秦遗制，然经过二百余年间制度必又趋于紊乱。王莽的改制，便企图对此现象加以整齐划一，这时不但是中央集权制已经加强，而且封建经济也有了长足的进展，从新莽嘉量制作之精巧亦可获得证明。我国度量衡制之完备而具著于书的，实自《汉书·律历志》始，此乃当时社会发展实际的反映。新莽嘉量，不仅是古今学者考证的重要资料，而且也是三国以后历代封建王朝修订度量衡制度时的主要参考根据。为什么它如此的重要?因为它所代表的是一种空前完整的制度。按新莽嘉量的制度，正是与《汉书》卷二一《律历志》一·上所说：“用度数审其容”的原则相符。在这一原则之下，从尺度可以计算量的容积，并从而决定他的容量。新莽的制度，是度、量、权(衡)各分为五个单位而构成的一个完整的体系的，而度量衡彼此之间又存在着相成相通的关系。这个标准器的制作，不消说需要相当高度的文化和技术水平，它标志着封建制度已经相当成熟时期的成果。所以王莽的度量衡制度，不但后汉沿用，而且它的影响直至清代。不但如此，王莽屡次对币制的改革，也证明当时交换经济之发达。古代泉学专家每用古币来验证古代度量衡制度，他们所用的不外是王莽的大泉和唐代的开元钱两种，因为在古钱中这两种钱的长度数是历史上比较精密的。总之，从商鞅量、秦始皇权和新莽嘉量三种器物来作考察，不论其制作之精粗程度，及其所根据的指导理论之完整性(见之于可靠史籍的记载者)，都是各自与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相符合的，我们不能仅就尺度长短相同这一点事实，便作出制度没有改变的结论。
计量是指实现单位统一、量值准确可靠的活动。中国古代以度量衡和时间为主要内容的计量技术，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父系氏族社会，度量衡和计时已是农业文明的基础。传说在黄帝时代已发明了以干支记日、月。继而尧命羲、和二人参照日、月、星辰定历法。舜到东方巡视，在部落联盟议事时，商讨把四时之气节、日之大小、日之甲乙，度量衡的齐同，乐律声音高低都统一起来。禹治理水患，划分九州，“身为度，称以出” ，以人体建立度量衡标准。上述虽然都属后人追溯，却真实地反映了先民们的自然哲学观念。计量制度的建立，单位标准的确定虽然都是人为的，但必须具有权威性。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用武力征服了各诸侯国，颁发了统一度量衡诏书，同时初步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度量衡制度。后经汉代的改进、完善，成文于典籍而被历代遵循，奉为圭臬。此后每经改朝换代，都要探究古制之本，以确定当朝度量衡和计时单位标准。历代流传下来的器物不断被发现，其传承关系明确便是有力的证明。直至清朝，无论是度量衡或计时制度都是秦汉古制的沿袭。今犹陈列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太和殿前的鎏金铜嘉量和晷便是有力的物证。中华民族的祖先，通过长期的生产实践和天文观测，创造了里亩、尺寸、升斗、斤两等度量衡单位制和年、月、日时、刻等计时单位。以当时先进的科学方法，制定了单位量值标准，不断完善测量器具和则量方法，使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科技文明，都能在时空坐标上定格记录下来，其量化的数据真实、可比。中华悠久的文明史流传下来的大量的珍贵文物，其中许多与计量有关的器物和文字资料，记录和讲述了一个个生动而有价值的故事。如考古学家曾统计过，在100多座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墓葬中，出土了数量不等的天平、砝码，它们是用来称量可切割的黄金贷币的。反映了楚地盛产黄金、经济繁荣、商贾活跃的社会面貌。而掌握着大量财富的王公贵族和豪商们，死后仍然向往着升入天堂，继续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天平、砝码便成为随葬品埋入地下。又如留存至今的“商鞅铜方升”，器壁刻铭详尽，其中“十八年”即器的制造年代在商鞅辅助秦孝公变法的公元前344年，为了统一秦国度量衡而由官居卿相的商鞅亲自督造的。“十六寸五分寸壹为升”，说明当时已普遍使用“以度审容”。“齐卿大夫众来聘”， 一方面是记录了当时重大的政治事件，同时也可能有两国共同商定过有关统一度量衡的内容。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下诏书统一全国度量衡，又将诏书加刻在器的底部。一件量器所刻铭文，向后人讲述了秦国几百年的历史，它的重要意义远远超过了器物本身。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几乎是世人有口皆碑的历史功绩。秦权、秦量出土地域之广、数量之多，令人惊叹。据粗略统计，出土地域囊括了被统一的每一个诸侯国旧地，数量多达百余件。这些都展示了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决心和雄才大略。中国古代计量技术，在历代史籍中都有辑录。研究者根据文献记载，对照所能见到的器物，考释其铭文，测量其实际数值，模拟、复现其计量功能，使尘封的古老科技重现光彩。西汉末年，经学家刘歆总结了前人的智慧，提出了一套系统的以黄种、累黍定度量衡标准的理论，后载入《汉书•律历志》。即以音频定长度，用累黍为介质加以复现。声与量皆为无形之物，量尚可通过度量衡量测出来，而在古代，声是无法测量并保存的。如何让以黄种定度量衡这一科学的设想得以实现，刘歆等先哲们通过反复试难后。提出以黍为介质，即选用中等大小的自然物“黍”，横排90粒得黄钟律管之长（9寸），加一寸即一尺。律管之积约容1200粒黍，与一龠的容量相当，二龠为一合（立方分）。积1200黍之重约12铢，24铢即一两。这样便形成了一组参量公式，厘定出度、量、衡三个单位量。从此这一量化了的公式便成为其后历代制定当朝制度时可遵循的古代标准，既可以用度量衡来定律，又可以用律来校度量衡。近现代许多学者对此做过大量的理论推算和实物验测，证明这一公式是符合物理学原理的，在一定误差范围内也是可以复现。中国古代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在他们的科学实践中因离不开“时空量”的测量，都关注和研究度量衡及时间计量。如战国时的著作《墨经》，首先讨论了等臂杠杆和不等臂杠杆各种平衡的状况，对衡器的制造作了理论上的分析。不足之处是尚示以应用数学或数学语言来表达这些平衡关系，三国时期的数学家刘微注释《九章算术》时以“新莽嘉量”与三国•魏时的尺度、容量作比较，得出魏尺、魏斛分别增大了和。南朝数学家祖冲之，经反复运算、研究后，得到了精确小数点后七位数的圆周率（）。并用它校核了“新莽嘉量”的设计数据后，指出其设计者———刘歆的数术“粗疏”。唐代在经过长期的实际运用后，把沿续了大约1600多年衡制中的“两、铢、累、黍”非十进制，改进为“十钱为一两”。后又经过宋代进一步完善，推出了“两、钱、分、厘、毫”皆十进位的质量小单位系列。宋代的另一特点是，众多的天文、音律、算术家以及达官显宦都参与到详考古今（宋）计量器具的行列中来。如开国之初便有刘承口精校朝廷收支银两的各种衡器，创制了精巧的小型杆秤———戥子，重新制颁了成套标准砝码。李照研制了“乐秤”（又称水秤），提出用1升水定1斤重的标准。司马光与范镇关于是“律生度”还是“度生律”，往返书信数万言，历时三十年。北宋科学家沈括著《浮漏仪》，将漏刻的结构及消除误差的各种措施一一记录下来。《宋史•舆服志》中对指南车、记里鼓车的内部结构、齿轮传动系和机构装置作了详细的叙述。把长度、容量、重量三个物理量建立起自然物标准，在我国秦汉时期已积累了这方面的知识并实验应用。西汉末年，律历学家刘歆(？～23年)用积累和黄钟律管互相参校，定出长度、容量、重量的单位标准量。这种利用音频原理和黍的容重特性，使度量衡三个量之间建立起参数关系，在一定条件下是合理的。又如史书记:“黄金方寸，而重一斤”，“水一升，冬重十三两”这些参数关系都是科学的。古时检定度量衡器具十分强调时令，都选择春分秋分时节进行，因为这时“昼夜均而寒暑平”气温适中，昼夜温差小，校正度量衡器具不会受温度变化的影响。古人还认识到“悬羽与炭而知燥湿之气”，“煤故炭轻，湿故炭重”测量湿度的知识。在掌握度量衡技术方面，对自然规律有深入的了解。千百年来，祖先们接连不断地进行计量测试实践活动，积累了丰富的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知识和经验，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度量衡文物，在中国灿烂的古代科学文明中，谱写下光辉的一页。
关于文化视域下的翻译研究分析
翻译实践的这种文化特质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本文关于文化视域下的翻译研究。
论文摘要： 本文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分析了文化和翻译的关系，阐述了文化翻译理论的发展，提出译者应在翻译实践中注重文化意识的培养。
论文关键词：文化;翻译;文化翻译理论;文化意识
一、引言
作为文化传递的载体，翻译活动在人类走过的几个世纪中可谓影响深远。i·a·理查兹曾于1953年提出，翻译很可能是世界史上最为复杂的一种活动。翻译是两种语言沟通的桥梁，主要任务是在目的语(targettext)中再现源语(originaltext)的思想内容，也就是文化信息在传递中的解码和重新编码的活动，以达到跨文化的社会交际、传递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社会的特殊文化活动，“翻译从来就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当今世界科技、经济和信息网络的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文化的多元一体化态势渐趋明晰，翻译的文化功用日益彰显，语际翻译必然是文化翻译。翻译研究需要“客观地考察译文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动因，分析研究社会、历史和文化因素对翻译策略和方法的制约，以及译著对接受文化产生的影响”。
二、文化的范畴
在我们试图探讨翻译和文化这一主题之前，首先我们来定义一下文化这个概念。文化无疑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它有着丰富的内容。文化人类学之父爱德华·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中认为：“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人们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文化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根据《辞海》的解释，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它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萨莫瓦(samovar)也认为，文化是-个民族知识、经验、信仰、价值、态度、等级、宗教以及时空观念的总合。文化具有一贯性、持久性，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风俗习惯、服饰礼仪、婚丧庆典、节日禁忌等等。据说文化影响已深埋于人的新大脑皮层之下，成为集体潜意识。我们从生到死，甚至死后的葬礼也摆脱不了文化的制约。
那么翻译与文化的关系如何呢?南开大学的王秉钦教授曾引用了美国著名汉学家约翰·j.迪尼的话对此予以说明：“每一种语言都从文化中获得生命和营养，所以我们不能只注意如何将一种语言的内容译成另一种语言，还必须力求表达两种文化在思维方式和表达情感方面的习惯。”由此看来，翻译虽然在基本形式上是一种语言转换的活动，但是还涉及到许多的文化因素。
三、文化翻译理论的发展
翻译实践的这种文化特质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如何在翻译活动中，全方位、多层次、多侧面地考虑并考察文化内涵，寻求语言文化中的翻译问题和翻译中的语言文化问题的统一呢?
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一佐哈尔(itamaeven—zohar)在后期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坦屉亚诺(tynjanov)的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多系统论(polysystem)。坦尼亚诺认为文学作品不是简单的素材和写作技巧的堆积，而是由不同成分所构成的系统。所谓的文学作品、文学类型、文学时代、文学或文学本身，实际上是若干特征的聚合，这些特征的价值取决于它们与网络系统中其他因素的相互关系。因此，文学研究必须置于共时和历时两个维度之下来进行。从共时研究的角度观察，文学似乎是一个和谐、平衡和静态的系统;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文学内部充满了冲突和变异。文学的演进和发展在于系统内部持续不断的、陌生取代熟悉、创新取代传统的运动。而佐哈尔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认为文学以及文化等社会符号现象都是一个开放式的多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抽象与具体的现象之间存在着各种关系，这些关系可以归为三类相互矛盾与对立的概念：中心与边缘()，经典化与非经典化()，来源与目的()。这些矛盾着的现象相互斗争，保持着此消彼长的状态共处于一个系统之中，维持着系统的现状，推动着系统的发展。并且佐哈尔将长期被人轻视的翻译文学重新定位，提出翻译文学也是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分析了三种能使翻译文学处于中心地位的社会状态，我们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来判断翻译文学是处于中心还是边缘地位。佐哈尔倾向于引入时间因素来分析影响翻译文本之外的社会文化因素。评价翻译文本时要将其放在大的社会文化语境下，考虑到社会文化历时的演变和发展，分析这些因素对翻译文本造成的影响，而决不以价值判断为准则来预先选择研究对象。显然，埃文一佐哈尔发展了俄国形式主义的观点，把系统的概念从文学作品内部推广到了整个民族文学、文化的构成。
之后，佐哈尔的学生吉迪恩·图里(gideontoury)又在多系统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描述翻译学。他引进了“常规”norms)概念，即社会文化对翻译的约束力。他认为常规是解释社会活动的最根本的概念，是社会秩序赖以建立的基础，也是解释文化、翻译活动的关键。译语文化中的社会规范(socialnomrs)和文学惯例(1iteraryconventions)制约着译者的审美趋向并影响译者所做出的具体选择。图里的描述性翻译研究主张接受并承认所有既成的翻译结果，探索影响其形成过程的所有社会历史因素，以及翻译作品在目标语文学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和产生的作用，并对此进行全面的历时性描述和分析。在图里看来，语言学和美学在翻译中并不是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是文化意识形态直接影响着翻译作品的抉择。描述性翻译研究可以有效地避免由于审美不同带来的干扰，客观地描述所有译作的特点和价值。这种理论为对多年以前产生的翻译文学或者是不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同一文学作品的不同译本进行研究提供了一种很好的研究方法。
1990年，巴斯奈特(bassnett)和勒弗维尔(lefevere)在其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正式提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culturaltum)的口号。他俩的研究超越了语言，着眼于翻译和文化的互动，关注文化影响和限制翻译的方式，研究有关语境、历史和习俗的问题。他们认为，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不应割裂孤立，而应相辅相成，在文化平等原则基础上，尽可能保留源语的`文化内涵，从而达到文化共享。根茨勒(gentzler)认为“文化转向”的提出是“翻译研究领域的一项真正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成果”，1]1它标志着翻译理论研究时代的来临。谢莉·西蒙也指出：“8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些进展属于被称为‘文化转向’的一部分。转向文化意味着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维度。不是去问那个一直困扰着翻译理论家的传统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去翻译?什么是正确的翻译?’——而是把重点放在了一种描述性的方法上：‘译本在做什么?它们怎样在世上流通并引起反响?’……这种转向使我们理解到翻译与其他交流方式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并视翻译为协作实践，贯穿所有文化表现的种种张力尽在其中。”20世纪的90年代，文化研究从三个方面影响着翻译研究：1.翻译作为一种改写，这是系统理论的一种发展;2.翻译和性别;3.翻译和后殖民主义。把目光投向文化层面之后，翻译研究迎来了一系列的转变：“从原文中心到译文中心，从规定性到描写性，从翻译过程到翻译产品，从语言研究到文化研究。”
四、翻译实践中的文化意识的培养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都有着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彼此相互渗透和影响，“文化进化的主要趋势是趋同，即随着文化的发展各种文化越来越趋向于统一”。[61但在文化趋同的过程中，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信仰、价值和态度不仅会造成跨文化交际的失误或误解，而且也会成为翻译理论家和翻译工作者的难题，给语言的翻译带来种种障碍和困难。因此，许多译界学者提出应在翻译实践领域加强文化意识，应将文化而不是文本作为翻译的单位，把文化研究纳入到译论研究中来。.
那么什么是文化意识呢?文化意识就是译者认识到翻译是跨越语言文字、跨越文化的信息交流，而文化的差异跟语言文字的差异一样，可能成为交流的障碍，他在进行语言文字的转换的同时，还要注意克服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以保证信息交流的顺利实现。为此，译者不仅要精通译出和译人语言，还要了解研究诸多语言背后的文化，并且要在正确翻译观的指导下知道在每一具体情况下如何处理文化差异、文化障碍。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曾指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所以，在翻译实践中，我们应该注意到翻译不仅仅传达语言信息，语言表象下也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源语中特有的文化因子可以通过解构和移植加入目的语中。缺乏文化意识的译者，可能只顾到字面上的转换而忽略背后的文化问题。
五、小结
翻译必定受到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制约。所以，译者在翻译实践中除了要提高自己的理解和使用语言文字的功底，还应注意培养文化意识，加强对中西文化差异的对比、分析和归纳，从而达到源语和目的语契合，真正实现两种文化的互动和移植。
论文摘要:翻译过程不仅涉及两种语言，还涉及到两种社会文化，这就要求译者翻译时不能只在语言上推敲，还应考虑不同的文化背景，采用合适的翻译策略，以在最大限度的保留原作的文化特色的同时，使译作可以被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所接受，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好翻译的文化传播作用。
论文关键词:翻译 文化传播 文化背景
一、文化的概念及翻译的任务
(一)文化的概念
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种表现方式，又是一种社会现象。两个不同民族的语言交流，实质上是两个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在语言交际过程中，不同国家或民族的人能否相互沟通，不仅决于他们对语言本身的理解，而且取决于他们对语言所负载的文化意蕴的理解，因此，文化翻译应“突破以往‘语言的囚笼’(theprison一houseoflanguage)的束缚”，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进行。笔者认为，当今不同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文化传播空前活跃，翻译又是文化传播中信息转换的桥梁，人们对翻译与文化的关系也愈来愈关注，因此如何翻译以实现更好地进行文化传播，我们就有必要进一步探究了。
有关文化的定义很多，笔者赞同王克非的定义:“所谓文化指的是历史上创造的所有的生活样式，包括显性的和隐性的、合理的、不合理的以及谈不上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一切，它们在某一时期作为人们行为的.潜在指南而存在。”他的定义指出了文化具有相对性和文化是人们行为的指南这两个重要概念。
(二)翻译的任务
翻译过程不仅涉及两种语言，还涉及到两种社会文化。正如张今先生所言:“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目的就是要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它的任务是把原作品中包含的现实世界的逻辑映像或艺术映像，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译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近代学者越来越注重翻译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奈达曾指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
二、文化传播与翻译的关系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反映文化并受着文化的制约。任何语言文学都是某种文化的反映，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社会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方式和表达能力。
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注定了翻译与文化的密切关系。翻译的过程就是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而两种语言转换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到两种文化。我们常常见到由于缺乏对源语文化的了解而错译、误译的情况。例如:将toblowone’sownhom译为“各吹各的号”，而这个习语的真正意思是“自吹自擂”。因此，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就无法真正掌握语言。我国著名学者王佐良教授在谈到文化与翻译的关系时曾指出:“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他处理的是个别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翻译已不再仅仅被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文化的交流。所以翻译越来越被看作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
三、中西方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由于社会历史、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原因，中西方存在着较大差异，彼此对事物的好恶不同，因此在遣词造句上就各具特色。例如，英语中绿色常用来表示“嫉妒、眼红”等意，如词组greenwithenvy“十分嫉妒”。若把“眼红”译为“red-eyed".将会使以英语本族语的人不能理解其内涵。又如，同一动物在不同语言中的含义是互不相同的。英语民族有爱狗的传统，中国人却崇敬龙。在封建时代，龙是皇帝的象征。中华民族称自己是“龙的传人”。
“龙”(dragon)在西方世界的神话传说中却是一只巨大的蜘蝎，长着翅膀，身上有鳞，拖着一条长长的蛇尾，嘴中喷出火焰，是罪恶的象征。因此，中文的成语“望子成龙”若译为“tohopethatthesonwillbecomeadragon"，西方读者一定会大惑不解甚至产生误解;若译为“toexpectone’ssontobecomeanoutstandingpersonage”或“tohopethatthesonwillhaveabrightfuture"则能恰如其分地传达源语的文化内涵，易被西方人所接受。中英人民对于某些动物的心理反应是不完全相同的，这就要求翻译时必须进行适当的转换。
中国遵循直觉的感悟式的思维方式，追求形象思维。而西方开放性的商业社会造就了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外向型思辨。这种外向性的“思物”又形成了西方注重逻辑关系的分析性思维方式。两种思维模式决定了对语言的两种审美标准:语言的形象美和语言的逻辑美。例如: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O’eroldtreeswreathedwithrottenvinesflyeveningcrows;
Neathtinybridgebesideacotaclearstreamflows;
Onancientroadinwesternbreezealeanhorsegoes.
对照上面马致远的“秋思”与译文可以看出，原诗通过九个形象性名词的连续使用，译文则是通过形式完整的逻辑语句来抒发作者当时的心境，这正符合东西不同思维模式的特点。所以，在翻译时若遇到这种情况，就要打破原文形式上的束缚，运用不同的思维模式构建译文，以符合译入语文化的审美标准。
因为中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社会习俗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人们的行为方式又受社会文化的潜在指引，所以翻译中最大的困难往往不是来自语言本身，而是语言所承载的文化意蕴。这就要求译者翻译时不能只在语言上推敲，还应考虑不同的文化背景，只有这样才能将翻译做好。
四、文化翻译的策略及原则
(一)翻译策略的选用
翻译的目的是促进不同语言、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沟通，因此，翻译是文化传播的中介，而译者就是文化传播的使者。译者的翻译策略与翻译目的、译者的意识形态、文化背景、社会氛围、读者的趣味要求等可变因素息息相关，又直接影响到翻译效果。因而，异化与归化等翻译策略在中外翻译史上都留下了浓彩重墨的一笔。“归化翻译法”(domesticatingtranslation和“异化翻译法”(foreignizingtranslation)是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LVenuti,1995)创造的术语，用于描述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归化翻译法追求译文文体自然流畅，一目了然，其目的是尽量减少原文给目的语读者带来的陌生感;而异化翻译法则故意冲破目的语常规，把原文本的异国情调带到目的语文化之中。随着翻译研究越来越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异化与归化也被置于文化研究的大视野中进行关照。叶子南将西化界为在两个语言体系中已固定的表达方式间有差异时(英译中)所采取的原语的表达方式;并认为缓慢适度的西化有益无害，西化的总趋势是合理的。郭建中认为归化与异化各有其长，这两种互补的方法将同时并存。孙致礼则持适度原则，即在“纯语言层面”用归化法翻译，在“文化层面”力求最大限度的异化。但他们又都推断异化法将最终会占上风。
(二)“文化传真”:翻译的基本原则
鲁迅说:“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所谓“异国情调”，鲁迅指的不是语言上一味仿效西洋，而是尽量保存原文所蕴含的异域文化特色。韦努蒂积极倡导翻译过程中对源语文本的异化处理，从而揭示两种语言在表达形式和文化上的差异。这就是说，翻译不仅要考虑语言的差异，还要密切注视文化的差异，文化差异处理得好坏，往往是翻译成败的关键。语言可以转换，但文化特色却不宜改变，一定要真实地传达出来。因此，“文化传真”应是翻译的基本原则。
为了能够更好地保留原文的民族特色和形象，一些来源于典故或宗教的习语常采用异化的译法。当然，为了照顾译语读者的需要可采用直译加注脚的方法，如汉语谚语“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由于基督教国家对“和尚”这一概念比较陌生，而有关和尚的典故更是鲜为人知，所以可以采用直译加解释:Onemonk,twobuckets;twomonks,onebucket;threemonks,nobucket,nowater一morehands,lesswork.这样既传达了语言的意义，又传播了文化背景知识。
与“文化传真”相对的是“文化误导”。如果光在文字上做文章，不考虑其文化内涵，有时难免会使读者对异国文化产生误解。如《红楼梦》第一回《好了歌》中第一行“世人都晓神仙好’，，霍克斯译为“Allmenknowthatsalvationshouldbewon"因为“拯救”是基督教的概念，从“罪孽”中得到“拯救”是基督教的最高追求，它利于译语读者的理解，但同时它也误导译语读者对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而杨宪益却译为“Allmenlongtobeimmortals"，变“神”成“仙”是道家的最高理想，"immortal”自然承载了中国道教的许多文化内涵。用异化的方法把它英译过来，既忠实于该句的原意又能巧妙地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人，让他们了解中国文化背景。这样处理显然弥补了归化翻译的不足。
“文化传真”就是要求译者尽量保存源语文化的韵味，使读者扩大文化视野，了解异域文化的精髓，从中获得知识和启迪;要求译者不仅要熟知译语文化，而且要熟知源语文化，熟悉其政治、经济、历史、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哲学思想、科技成就等。通过对比，才能尽窥源语之妙，运用译语做到真正对等的传译。翻译工作者应该把传达外国文化、繁荣和传播本国文化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带着强烈的文化意识，认认真真地做好等效翻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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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2001年10月15号由古天乐和宣萱主演的《寻秦记》首播上线之后，历史题材的穿越剧便成了无数导演心目中非常青睐的一大影视类型。譬如，2011年由杨幂、冯绍峰和佟丽娅主演的《宫锁心玉》，以及2011年由吴奇隆和刘诗诗主演的《步步惊心》，甚至是去年年底热播一时的《庆余年》等，这些影视剧作无一例外都成了十分叫座的优质剧作。《寻秦记》剧照当然，我们必须承认这些剧作的编辑和原著作者都非常的有才。而且，他们对于历史知识的也是了解得十分详尽。不过，若是大家以锱铢必较的心态来细看其中的每一处剧情的话。那么你一定会发现在这些穿越剧的故事情节中，事实上的确是有很多不太严谨的地方存在。《步步惊心》海报换句话说，即便真有人能够穿越时空回到古代的话，那这名穿越者也不可能对历史造成任何的影响。可能许多朋友看到这里一定会列举出一些穿越剧的桥段来证明，对此小编只能说那些穿越影视剧都是人的。那么一个穿越者想改变历史到底有多难呢？至少以下这3关你就过不了，不信的话下面小编就来给大家仔细的剖析一下。第一关：语言障碍，无法沟通。众所周知，一个穿越者在成功穿越之后要想改变历史，其首先必须要先融入到当时的社会之中。此时，现代人和古代人之间的语言障碍就会成为一大问题。要知道秦始皇嬴政在公元前221年一统六国之后，也只是做到了“书同文，车同轨”，以及对货币和度量衡进行了统一。秦始皇雕像而语言却并没有在统一的标准之列，所以《寻秦记》中项少龙仅凭一口普通话就能与六国之人交流，这一点就完全与历史不符（至少也应该学有一个学习各国方言的过程）。《寻秦记》剧照而且，即便是在普通话已经普及全国的现代社会中，许多地处偏僻的乡野地区依旧存在一些我们根本听不懂的方言。由此可见，如果一个穿越者回到古代不装聋作哑学习个一年半载的话，根本不可能与古代人实现正常的交流。溥仪老照片另外，相信凡是看过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影像资料的朋友，一定都有过这样感受。那便是是他在影像资料中所说的北京话，一般的老北京不字斟句酌的细听都很难听懂。第二关：身份障碍，来历不明。根据明清时期的相关史料记载，当时除了有个别的少数大城市之外，一般绝大多数的老百姓皆是以村落的形式聚居。而这就导致了村落中邻里之间对彼此的家庭情况都非常的了解，因此穿越者若是回到明清时期的话，基本上有很大概率会来到一个普通的村落之中。古村而古代村民们在面对一个身无长物且来历不明的人，肯定不会贸然收留。甚至，极有可能会去禀报官府。一旦惊动了官府之后，大堂之上你又解释不清楚自己来历的话。那么当地县令必然会判你个妖言惑众之罪，甚至还有可能直接当作外族的细作囚入狱中。《步步惊心》剧照当然，可能有人会说若是《步步惊心》中设定的那样，直接让穿越者附身到马尔泰·若曦的身上（以“灵魂穿越”的方式回到古代）。这样一来确实是能完美地解决穿越者身份和户口的问题。不过，你若认为如此就能随心所欲地去改变历史发展轨迹的话，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仅凭穿越者一个人的力量，根本不足以撼动一个朝代的历史。第三关：能力障碍，独木难支。关于这一点其实并不难理解，因为历朝历代一直都有许多有远见的古人出现过。譬如，清末的林则徐和魏源，以及一手创建了北洋水师的李鸿章等皆是如此。李鸿章老照片其中被誉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以及《海国图志》的撰写者魏源，便都曾提出过“师夷长技以制夷”等先进的发展理论。可事实上仅凭他们个人的努力，却并没能让清朝实现跳跃式的超前发展。还有亲手创建了“北洋水师”这支远东第一舰队的李鸿章，终究也扛不住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派。雍正帝画像总得来说，只有当穿越者以灵魂穿越的方式附身到某个大权在握的君主身上（譬如，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康熙、雍正和乾隆等），这样或许还有可能改变一丁点儿历史发展的轨迹。否则的话，一个穿越者回到古代所要面对的现实绝对会非常的残酷。
我现在喜欢古风的小说，穿越也算，以前看言情的也很多，但是感觉都很一般，写来写去都是差不多的情节，差不多的人物，有的青春校园的觉得有点无病呻吟，有的都市的又觉得有点太假，太过于美好。本人也喜欢奇幻题材的作品，但是真正好的奇幻小说很少，不是所有人都能驾驭好奇幻题材的小说，情节，想象力都很重要。而古代的，或是穿越的，可以写的很多，既可以是武侠的，也可以是带奇幻的，也可以是朝政的，可以写的很多，也不用太根据历史来写（架空什么的最好发挥了）。而且，由于穿越者的现代人身份和思想 知识，会与当时的社会有很大的出入，因此可以写的有很多，这些冲突可以搞笑，可以沉重，可以帮助别人，可以突出自己，并且往往现代人的知识和思想使穿越者更加耀眼，而不是如在现代只是一个平凡的人~这只是一个小说迷的想法啦~希望有帮助~
那么这些公式将会流传到外国，外国人更早的掌握了这些东西，然后迅速壮大，最后，中国被外国人灭了
其实你忽略了一点，就是生产力对人类文明的影响。任何时候生产力都是跟科学文化知识成正相关的。所以即使你穿越回古代，而且想方设法告诉古人现代文明，其实古人就算看懂也不会理解的，你懂不？懂和理解是两个概念。就像封建时代的中国，那时候很多西方的外国传教士，例如利玛窦，都翻译了大量的西方科学知识，比如几何原本，但是当时中国没有形成工厂作业，没有成熟的资本主义体制，那些西方的科学知识，什么牛顿三定律，都是跟机器生产息息相关的，而当时中国农业经济还是主力军，所以根本就没有用。所以即使你煞费苦心的给古人留下那些东西，他们也会很快抛弃的，因为这些知识对他们当时的生产和生存根本就没有用。
从世界各国的精神道德、国际关系、人际关系和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等实际情况看，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也有着重大的积极作用和价值。正如1988年一月，75位诺贝尔获奖者在巴黎开会结束时的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顾2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从精神方面来讲： 21世纪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世纪，人们的生活水平将普遍提高，但是如果人们只追求物质享受，不注重精神道德方面的修养，将会出现诸如暴力犯罪、道德沦丧、个人主义、精神空虚等问题而严重危害社会。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则是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法。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泰勒博士所说：“不管我们取得进步也好，或是缺少进步也好，当今是一昌盛、成功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人立足于孔子所确立和阐述过的很多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是超越国界、超越时代的；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过去，也会鉴照今天和未来。”泰勒博士对以孔孟的儒家文化在精神道德方面的当代意义和未来价值给予了中肯二恰当的评价。从国际关系方面来说：当今世界政治、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等都呈现出多元化趋势，21世纪将是一个多元化并存的世纪，不同文明之间的出现新的繁荣。但是当今世界仍不太平，局部地区仍弥漫着战争的硝烟。而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和而不同、和为贵”、“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将为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并存、避免战争、取长补短、互相促进做出贡献，也将成为世界各国屏保认同的思想观念，还将是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准则。儒家文化提倡的这些为人处世的原则，就是世界各国调整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所应遵循的原则。c从经济管理方面来看：正当大陆进行“文化大革命”，批判儒家思想的时候，临近的几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却正在悄悄进行着工业革命，经济迅速崛起，而他们全都以儒家文化为基础，运用儒家的思想和文化指导自己的工业建设。这一实例证明，启示人们去重新思考儒家思想和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有人甚至提出“第三种工业文明”，进而提出“现代新儒家学”的概念。这说明儒家的思想不仅可以用来建设精神文明，而且可以用来搞工业管理，发展经济，建设人类物质文明。人与自然： 儒家认为“自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主张“自然的和谐”和“人与自然的”，提倡一种普遍的和谐。如果世界各国都能重儒家的“普遍和谐”观念，对它做出适应现代化社会生活的诠释，并使其落实于操作层面，调整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自然，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就能达到生态平衡，从而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这个蓝色的星球也将更加美丽，我们人类也将更加健康、更加幸福、更加快乐！本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西方国家，经过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新教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并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认为，传统以来的儒家孔教，不但无助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反而构成了一大阻碍。因而，近代资本主义只能在西方国家产生而不能在东方国家产生。然而，历史的发展似乎向马克斯?韦伯的论断提出了挑战。上个世纪60—80年代，当西方国家的经济走向萧条时，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东亚经济圈却出现了经济起飞的奇迹。当时，人们在考察其原因时，首先考虑的是经济因素本身，如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制度、资本的积累、劳动力技术等等。但这时的世界各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为什么没有出现像东亚这样的经济奇迹？同时，人们又考察了非经济的制度结构，这些国家在制度结构方面也大不相同。人们在考察其文化因素时，发现这些地区的共同之处就是，长期以来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于是，一个饶有意味的问题产生了：儒家文化对于亚洲这五个地区的经济成就是否形成了文化层面上的有利影响?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是什么?它与现代化的关系如何? 一、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及对社会的整合价值 知识社会学家曼海姆认为，所有的思想和知识都是某个社会结构或历史进程的产物[1]。儒家文化就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和以皇帝为最高顶点的垂直隶君型的社会结构上产生的。经百家争鸣、两汉独尊儒术、魏晋儒道并融、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的兴盛，儒家文化经久不衰，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转化过程中通过对其他文化的吸纳和自身的改造而被保存下来。儒家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独领风骚两千多年，这不仅在于它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需要，还在于它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质。 （一）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 1、人本主义思想 在西方的神话传说中，宇宙万物是各种神创造的，在神之上有一个统而管之的上帝。在中国神话故事中，创造宇宙万物的不是神，不是超自然的力量，而是人世间的伟人：盘石、女娲、伏氏、神农氏、燧人氏、有巢氏，等等。也就是说，一开始，中华民族就肯定了人在宇宙万物中的主体性地位。在《孝经》中孔子曰，“天地之间，人为贵”。在《荀子?王制》中荀子曰，“人最为天下贵”。并进而解释，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草木、贵于天地之间，在于人有“仁”和“义”。“仁”是儒家人本精神的实质，仁者“爱人”，就是推己及人，把对自己之爱、对亲人之爱推广到对一切人的爱。《沦语?雍也》中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颜回》中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种博爱的精神，它提倡尊重人、理解人。“义”是指人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懂得遵守社会道德，并肯定事在人为，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来改变自然和现实社会。所以说，儒学是一种积极人世的人生哲学。它塑造了中华民族吃苦耐劳、勤奋向上的性格，培养了中华民族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责任心和紧迫感。“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孟子?告子》)。这种精神鼓舞了历史上的中国人创造了古代中国的灿烂文明。 2、“内圣外王”思想 在积极肯定了现实生活的人生态度之后，儒家提出了现实生活的理想原则，这就是著名的“内圣外王”思想。“内圣”是对个人主体心理修养方面的要求，以达至仁、至圣的理想境界；“外王”是指社会教化方面的要求，以实现仁政、王道的目标。“内圣外王”，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和社会理想的统一，它所注重的是个人人格的自我修养、人生理想的完成和对社会人际关系的治理。怎样进行个人的内心修养，实现“内圣”的人生目标，儒家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和规范，如“礼、仁、忠、孝、信、义、恕”等等。“仁”是指以血缘为纽带的父母兄弟之间的亲情之爱，以及由此推广到对一切人的爱。为了达到“至仁”的境界，儒家提出“礼”的概念。“礼”即“正名”，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思想。孔孟还强调忠君孝父、友信仁义。在此，儒家为君臣关系、家庭关系、一般的人际关系提供了行为准则，为封建的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提供了有效的伦理规范。至于怎样实施这些规范，儒家认为，除了人们自己潜心修养外，还有赖于社会对个人的道德教化，将这些伦理规范内化为人们的心理过程，转化为人们的内在品质与性格，因此，儒学十分注重教育，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教育先行。“外王”思想中，儒家提出了一套治国安邦的思想。如孟子的“民本思想”，他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得民心是得天下之所在。故此，孟子主张推行“仁政”，即要“制民恒产”，因为民有恒产才有恒心，无恒产则无恒心，仁政是王道政治的 基本要求。继孟子之后，荀子提出了“庶人安政”的思想，他以舟水形象地说明了“庶人安政”的作用：“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外，儒家还有许多推行王道的政治思想。“内圣”与“外王”并不是相对立的，而是相统一、相一致的。孔子认为“修己”可以“安人”；荀子认为“圣者”可以为王，圣者就是王者，圣王是合一的，即修养自己，安顿好家庭，达到至圣，就可以治国、平天下。 3、“天人合一”思想 儒家强调人本思想，但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后的人文主义。儒家文化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同时，还提倡“天人合一”，主张自然与人的和谐关系。而西方的人文主义在反神教的同时，也反自然，更多的是强调人定胜天，强调人类对自然的无限开发，如今的生态系统失衡与这一“戡天论”思想是不无相关的。 孔子所讲的天命，不等同于基督教的上帝。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郭沫若说：“孔子所说‘天’，其实是自然，所谓‘命’，是自然之数或自然之必然性。”[2]如《论语?阳货》所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在“究天人之际”问题时，把“天”与“人”纳入一个能自觉维持平衡的有机系统中进行思考，认为天人之间紧密相联，不可分割。孟子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者，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汉初，董仲舒提出“天人相类说”，认为人与天相似，天是有意志、有目的、有道德的主宰，人受命于天，天人之间存在着神秘的感应关系；天人之间用王者贯通起来，王者依天行事，“天瑞应诚而降”；反之，王者逆天行事，将招致“天谴”。显然，其目的旨在寻求天人的和谐统一，维持现存的社会秩序。传统儒家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现了有机的自然观，也是儒家文化特质之一。 从以上的内容来看，儒家文化充满了人文主义精神、有机的自然观、完美的伦理道德体系和重民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历代统治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文化的精神已渗透在中华民族日常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它的价值已远远超过了它所赖以产生的那个时代对它所做的要求，而成为中华民族及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整合功能 一定的思想文化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基础上产生并体现出其文化价值。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指出：“在一切文化现象中都体现出某种文化价值，由于这个缘故，文化现象或者是被产生出来的，或者是即使早已形成但被故意地保存着的。”[3]儒家文化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特点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就是它对于协调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稳定具有极强的凝聚功能和整合功能。 1、价值的整合。社会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和欲望，从而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如果没有统一的文化熏陶，就难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达成大体一致的观念，儒家文化之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绵延几千年，在于它为中国传统社会各阶层的人提供了统一的价值观，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思想。2、规范的整合。统一的价值观需要统一的规范去维持，文化的整合规范因价值的需要而产生，因文化的整合而系统化和协调一致。因此，不仅要制定统一的规范，而且要内化为个人的行为准则，从而将社会成员的行为纳入一定的轨道和模式，以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儒家文化的规范整合在于它提出了“礼、仁、忠、孝、信、义”等一系列的行为规范，并强调人们修身养性，通过人们的这种内在的教化来自觉遵守社会规范，实现规范的整合。 3、结构的整合。社会是一个多元结构的系统，是由众多互相分离而又互相联系的部分组成。每一个部分和单元都有自己的功能，但这种功能的发挥必须和其他部分的功能联结起来才能实现，才能对整个社会的运行发挥作用，即所谓的功能互补。由于统一文化的作用，使社会结构成为一个协调的功能体系，儒家文化既提出了“君君、臣臣”的君主制思想，又提出了民本思想，忠君爱民二者并不矛盾，而是相互依存。“忠君”是为了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爱民”是为了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二者都是为了巩固君主制，从而，实现了君主阶层与百姓阶层的结构整合，以进一步实现无为而治的社会理想。同时，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实现了自然系统与人类社会的结构性整合。还有人圣思想，即只要人人潜心修养，都可以成圣等等。整合功能是儒家的一大特色。所以说，儒家文化是秩序文化并不过分，它所追求的就是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二、儒家文化在东亚现代社会中的作用 儒家文化经历了几百年的衰微而重新让人们认识它的价值，是由于近些年来西方经济的萎靡不振和东亚经济圈的迅速崛起。人们发现，东亚经济的起飞除了科技、经济等物质性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在支撑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那就是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仍然在现代社会发挥着核心文化的作用。正如美国学者赖肖尔所说：“当代的日本人，虽然已经不是德川时代他们祖先那种意义上的孔孟之徒了，但是，他们身上仍然渗透着儒教的价值观、伦理观。” (一)儒教的整体性原则 本世纪中叶以来，由于西方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和对利益的无限追求，损害了经济组织和集团的正常运行，而东亚人虽然也有现代的民主、自由、平等意识，他们也追求个人利益，但社会仍保持着统一，并显示了集团整体性的效率。如在韩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市场经济的作用二者．是同时加强的。在日本、新加坡都莫不如此。这主要源于社会本身所具有的统一机制。东亚的这些国家历史上长期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它们都有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虽然君主制在近现代社会已不存在，但以“忠孝”为支柱的儒家伦理秩序经过长期在人们生活中的潜移默化，把优于其他文化的整体号召机制保留至今，从而，“国家，作为一个大集团，具有高效率地实现某个预定目标的能力”[5]。 (二)家族式的管理方式 西方的科层制被称为现代最具合理性、最有效率的管理方式而风靡全球。家族式的管理被韦伯看成是传统落后的、缺乏效率的管理方式。如今，它却在东亚国家的经济组织管理中体现了它的有效性。东亚国家把国家和民族看成是同等概念，所有集团都以家族主义方式联系在一起，在企业中，人们的地位虽然不同，却使人们有一种家族一体的感觉，企业成员之间保持着家族般的人际关系，忠孝相统一的行为模式。在韩国，许多企业把职员称为家族成员。在日本，家不仅仅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单位，而是扩大化了的具有独立性的社会集团或组织。日本学者认为，日本企业管理的全部秘密在于“家庭意识”。一个公司如同一个家族，每个职员为了维护公司的名誉，要忘我拚命地工作，甚至忘掉自我和自己的小家庭。而公司对职员实行终生雇佣制，以此对职员和家庭负责到底，增强公司的凝聚力和职员的归属感、责任感，使职员把公司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从而发挥集团的整体性效率。 (三)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 在以儒家礼义、忠孝为基础的规范体系中，东亚国家追求人与人之间和谐正常的人际关系，以克服个人主义膨胀所带来的社会灾难。新加坡独立之初，大力吸收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在一二十年间，迅速成为经济繁荣的现代化国家。针对物质享受骤增，个人利益受重视，却心灵空虚，忽视国家观念和责任感的现象，他们从自己的国情出发，重视儒家伦理，有领导、有计划地推行儒家伦理教育，以调节社会中的各种人际关系。在吸收和改造儒家学说中，赋予儒家伦理以新的适合新加坡现代化要求的精神和解释。日本有“大和”民族之称，这种“和”的思维方式主要是调和、和谐的意识，即讲人与人关系的义理人情。这种“和”被运用于企业之中时，就形成了日本式的竞争，即竞争与协调的融合，也就是说，群体外的排他性与集团内的和谐性。所以，日本企业界认为，日本企业的精髓就是“和”。当这种“和”的方式用于日本纵式社会结构关系时，“和谐高于一切”的人际关系将日本社会上下等级关系融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凝聚力，为着一个目标而同心协力。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东亚社会的特征之一。 (四)教育优先原则 20世纪初东亚国家大多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日本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它们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几十年内迅速地发展起来，还得力于它们的教育成就。这一成就渊源于儒家的重教传统，儒家为了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主张首先要对个人进行教化，提倡“有教无类”。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主张科举取才，强调通过学习和考试竞争来取得社会的成就和地位，通过学习社会知识成为社会有用人才。这一传统使东亚国家和地区无论政府还是家庭都十分重视教育。在韩国，家长为了子女的教育，无论生活多么贫寒也要不惜一切代价让子女上学。同时，韩国政府实行“教育超前”的政策，在教育上的投资也很高，发展中国家里，除以色列之外，韩国在教育方面的政府投资最高。我国台湾从 1968年开始实行“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在日本，教育立国更为突出，战后，日本的教育经费增长很快，从1950年到1972年增长了 25倍，教育经费占行政经费的20％以上。而同期，美国占15％，前苏联占16％，西德占12％，英国占13％左右。日本政府认为：“教育投资的成果，其特点是以培养人的才能的形式积累起来的。所以一旦作了投资，从其效果具有持久性这一点看，可以认为它是生产上的重要投资。”[6]教育的发展，人才素质的提高，无疑是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原始动力。 纵观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经验，充分说明了现代化并不仅仅是对西方国家科学技术、经济制度和管理经验的简单移植，而是根植于本国本地的文化传统。这些国家和地区经过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反思、批判、继承，并对之进行适应现代化的转化、改造，从而，使儒家文化不同程度地对现代化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正如韩国学者金日坤所说：“发展经济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必须引进有效的资本主义经济原理或经济原则，而在于必须处理好这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同经济的内在关系这一根本性问题。”[7]儒家文化倡导忠诚、责任感、献身精神、集体主义、教育优先的价值观，无疑对东亚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我认为是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下的男权意识和封建的性道德对女性的压抑导致的
浅析儒家“慎独本义及其现实意义“慎独”是儒家的一个重要概念，对该概念本义的解读学界始终未有定论。从“慎独”传统解读和本义入手厘清其含义，认为“慎独”意在强调内心对于仁义礼智圣的专注，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慎独”在当今社会个人道德修养方面的现实意义。何为“慎独” 。“慎独”源于儒家的《大学》、《中庸》。《大学》有云：“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 ，此之谓 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舍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 于 中，形 于外，故君 子必 慎其 独也。”《中庸》中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 闻。莫见乎 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东汉郑玄的解说中最早提出“慎独”一词，他说：“小人闲居而不善，无所不至也，君子则不然，虽视之不见，听之无声，犹戒惧恐怖自修正，是其不须臾离道也。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小人于隐者，动作言语自以为不见睹、不见闻，必肆尽其情也，若有觇听之者，是以为显见甚于众人之中为之。”由此可见，郑玄的所谓“慎独”就是指一个人在独居、独处时，在其行为不为他人所见所闻之处，也要时刻做到谨慎遵守道德规范。郑玄之说与刘向在《说苑 •敬慎》中的说法相似，之后北齐刘昼的《刘子 •慎独》、唐代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南宋朱熹的《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中关于“慎独”的解读实际上都继承了郑玄对于“慎独” 的阐说。而这其中朱熹虽然在一定意义上继承了郑玄的说法，但他的解读却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慎独”的传统理解。朱熹在《大学章句》中说：“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欲 自修者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恶恶则如恶恶臭，好善则如好好色，皆 务决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己，不可徒苟且以殉外而为人也。然其实与不实，盖有他人所不 及知而己独知之者，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 … …此言小人阴为不善，而阳欲舍之，则是非不知善之当为与恶之当去也；但不能实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舍其恶而卒不可舍，欲诈为善而卒不可诈，则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为戒，而必谨其独也。”在《中庸章句》中，朱熹又注：“独者，人所不知而己独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 ，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 ，则是天下之事无有著见明显而过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惧 ，而于此尤加谨焉，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 通过对朱熹的章句集注以及其他文字的研习，我们不难看出朱熹除了沿袭自郑玄以来的传统看法，即认为“慎独”就是在独处时更要谨慎戒惧，在人所不知不闻之地加紧个人道德养成，不可自欺，要在个人修养上实当用力之外，还将“独”的内涵扩大了。例如，朱熹强调“‘慎独’之‘独’，亦非特在幽隐人所不见处。只他人所不知，虽在众中，便是独也”。朱熹还说“这独又不是恁地独时，如与众人对坐，自心中发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独处。”由此可以看出，朱熹的解读较之郑玄的进步之处在于使“独”包含了精神性与内在性的意义。在郑玄看来，“慎独”之“独”只是空间上的独处，是别人无法干预的地方。而朱熹理解的“慎独”之“独”除了上述之义外，还指一种内心 意念 刚刚萌发而众人不知我独知的“独”，由此可 以说，朱熹把“独”从个人独居的空间推致到了一个虽在众人中但缺乏外界舆论监督与压力 的空间。这是对于“独”的理解上的深化。上述从郑玄到朱熹的关于“慎独”之义的传统解读，着力都在于强调“慎独”的实质是要慎重对待他人不知的隐蔽处之所作所为，努力地做到不欺暗室、不愧屋漏。随着2O世纪 7O年代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篇及 20世纪 90年代郭店楚简《五行》篇的出土，学界在对简帛文献进行整理和解读的过程中，看到了与传统解读不同的“慎独”，由此对于“慎独”本义的讨论重新拉开了序幕。清华大学的廖名春教授在其《“慎独”本义新证》一文中认为，庞朴先生《帛书五行篇校注》一书第 52到 54页的内容说明“帛书《五行》篇的‘慎独’说与《礼记 •礼器》篇、《苟子 •不苟》篇说同，而与《礼记 •中庸》、《大学》篇迥异。”并提出，“‘慎独’就是不重外表，只重内心”[3]52。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梁涛先生通过对简帛《五行》篇原文和传文的解读与分析，认为该篇讲仁、义、礼、智、圣五行“……是形成于内心的，但它还有‘多’的嫌疑，还没有真正统一于心” ，所以，《五行》中的“慎独”实际是指内心的专注、专一，指内心专注于仁、义、礼、智、圣五种德行的状态。在梁涛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大学》中的两个“慎独”，前一个是指“诚其意”，后一个强调只有“诚于中”，才可能做到“形于外”，由此可见“慎独”必须落实在“诚于中”上，这实际还是要“诚其意”，而《中庸》中的“慎其独”则从道人手，君子“慎其独”所需要戒慎的就是那个“不可须臾离也”的道，要时时保持内心的诚，这与《大学》的“诚其意”是一个意思。通过三者的对比分析，可以说三个“慎独”都是“诚其意”，强调要端正内心的意念，从本原上杜绝一切不善行为的出现，这些无一不在突出儒家“内省”的工夫。所以，《大学》《中庸》以及《五行》的“慎独”的本义均是指内心对于儒家涵含仁、义、礼、智、圣五行的完满人格的专一，指内在的精神状态。郑玄和朱熹的错误在于把“诚其意”的内在精神仅仅理解为“慎其闲居所为”的外在行为，把精神专一理解为独居、独处，因而造成整个意义发生改变。通过对“慎独”本义的追根溯源，以及对其传统解读的辨析，我们看到了儒家一贯的对于内省的重视，对于修己工夫的强调。那么，对于身处现代社会的个人，在理解了“慎独”的本义后，我们该如何联系时代联系自身，深刻而又发展地理解它运用它呢?这个过程中我们既不能违背本义，也不必完全抛离传统解读。我们首先要确定这是一种强调内心对于道德境界和人生修养目的专一专注的功夫(本义强调对于仁义礼智圣的合一状态的专注)，是对内心的关照，它具有形而上的超越意义。同时，我们也可以于传统解说中汲取其合理的因素，那就是把“慎独”的形上意义下达到形下层面。每一个人都有独居、独处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慎独”传统解读中对于闲居时道德自制力的强调。这样才能将“慎独”更好地融人到当今社会，也才能更好地发挥这个儒家传统观念的现实意义。“慎独”的现实意义。现在对于“慎独”的现实意义的分析大多是基于传统解读进行的。原因就在于《五行》篇中关于“慎独”的解释和郑玄、朱熹等人对于“慎独”的传统理解相比，在实践意义上缺乏可操作性。《五行》篇中将“慎独”归结为内心对于仁、义、礼、智、圣五行的专一与专注，进而统摄诸德而不失于性道之本质。这是具有形上意味的归结，在寻常百姓看来，这种说法不好理解难以践行，缺乏实践上的动力。而郑玄与朱熹的解读，强调闲居时要和有人监督时的行为相一致，这是将“慎独”下达到日用伦常层面后的一种道德自律，这样“慎独”就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要求，变为一般人修德修身时的途径，而不只是君子实现其圣人理想人格的专有门径。这显然比本义更能让世人接受，同时，在实践方面更具有效性。那么，能不能将本义与传统解说结合起来指导我们的道德修养呢?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将本义中内心对于儒家仁、义、礼、智、圣这一君子人格德行的专一，改造成对于现实中的完善人格与高尚的道德标准的专一与专注，以此形成一个牢固的内心信念，然后在这个诚于中的内心信念的统摄与驱动下，更好地形于外，这样我们就会不断修正自己在大庭广众下的显性行为，也会更为注重和调整独处时候的隐性行为。这样一来，“慎独”就会成为一种随时随地都伴随我们的道德自觉和自律，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道德修养方法，有助于修身正心。培养“慎独”能力，实践慎独的修养方法，可以锻炼和加强一个人在道德修养方面的自我控制力，使道德修养成为自我的内在要求，从而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此外，我们还应做到慎独而不唯“独”，也就是说我们要在有无人知晓，有无人监督时都同样注意自身的言行举止，绝不因为无人知晓而肆意妄为，也不能因为有人知晓而做表面文章，要时刻专注于内心信念。对于当今这样一个已经存在道德失范问题的社会而言，“慎独”的修养方法更凸显其必要性。只有当每一个个体都自觉地做到“慎独”时，社会的道德水准与道德意识才会得到一个很明显的提升，至少会减少坏人坏事的出现。这一点正如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指出的“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 ’，不做任何坏事。”虽然刘少奇同志讲的是共产党员，其实这对于每一个平常百姓的意义与影响是一样的。当我们心中已经拥有一个诚其意、毋自欺而诚于中的道德理念，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做到内外如一如是而行，做到时时处处符合道德要求。此外，朱熹把“独”从独居扩展到大众空间，对于当今社会更具现实意义。比较古今社会的外部压力不难发现，在中国古代社会，一个人要完全摆脱舆论压力，只会出现在真正意义上的个人独处时。而当今社会，由于人员流动性加大，我们很多时候都身处“陌生人社会”，没有熟人，也就缺少一种舆论压力。在这样的环境中很容易养成肆意胡为的习惯，认为反正做了不该做的说了不该说的也没有关系，反正没有人认识我监督我。由此可见，“陌生人社会”虽在众人之中实际也是独，在这种情况下更要注重“慎独”功夫，注重内心一念发动时别人不知我独知的独，绝不放松道德修养工夫通过“慎独”，我们要养成一种理想的道德人格凭借自己的内心信念，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都能依靠理性做出正确的选择并付诸行动。“慎独”，是儒家的传统观念与重要思想，是一种修养工夫，是一种自律品质。通过对“慎独”本义与传统解说的厘清，通过对“慎独”在道德修养方面的现实实践意义的分析，我们看到“慎独”永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失去现实意义。
一夫一妻多妾制我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即使皇帝也只是有一个老婆，但那个时候的内容只要有条件，可以娶很多个老婆，但那叫妾，不能称妻。妾下面还有通房丫头。只有办了手续的通房丫头才能称妾。如《红楼梦》里的赵姨娘。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人类社会的三大生产中，婚姻是实现人类自身生产的唯一方式，是社会伦理关系的实体。由于人类自身生产使人类的生命得到延续，从而形成各种人际关系以及社会文化心理和礼俗。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从事于生产资料和生活日用品的生产，其中一些产品则成为文化的物化成果；而人类精神生产所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又作为精神文化反作用于物质生产和人类的自身生产。正是由于婚姻在上述三大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被称为“婚姻大事”。中国封建伦理道德把婚姻当做人际关系的开端。《易·系辞》：“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自然界由阴、阳二气交感所产生，人类是由男女交接而产生。纳西族东巴经象形文字中有关于人类自然产生的观念，与《易·系辞》的说法相近。在天地之间产生气，气变成蛙，蛙变为人类（男人由天上生，女人由地上生，天地产生人类）。这是对产生人类的原始看法。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规范认为：“昏（婚）礼者，礼之本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政”(1)。它把婚姻家庭视为组成社会肌体的胚胎。我国封建社会，妇女没有社会地位,夫为妻纲,妇女的一切只能服从和依赖于丈夫,即使丈夫死了也不准改嫁,从一而终。而男子却可以三妻四妾，皇帝有三宫六院，一般的达官贵人亦都妻妾成群。一个男人能娶多少女人没有受到法律的限制，而这些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是不同的，只有被称为正室的女人才具有妻子的资格，其余只能处於从属地位。翻开《红楼梦》看看，王夫人和赵姨娘的家庭地位是多么不同，就是她们的儿子在家中的地位也是天壤之别。但在众多妻妾中正室只能是一人，否则，为什么贾宝玉不能同时娶林黛玉和薛宝钗为妻呢？所以我国古代实行的实际上是一种“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正因为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千百年来上演了多少人间悲剧？它是强加在我国古代妇女身上的沉重枷锁。古代婚姻礼仪指从议婚至完婚过程中的六种礼节，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一娶亲程式，周代即已确立，最早见于《礼记·昏义》。以后各代大多沿袭周礼，但名目和内容有所更动。一、纳采六礼之首礼。男方欲与女方结亲，请媒妁往女方提亲，得到应允后，再请媒妁正式向女家纳“采择之礼”。《仪礼·士昏礼》：“昏礼，下达纳采。用雁。”古纳采礼的礼物只用雁。纳采是全部婚姻程序的开始。后世纳采仪式基本循周制，而礼物另有规定。二、问名六礼中第二礼。即男方遣媒人到女家询问女方姓名，生辰八字。取回庚贴后，卜吉合八字。《仪礼·士昏礼》：“宾执雁，请问名；主人许，宾入授。”郑玄注：“问名者，将归卜其吉凶。”贾公彦疏：“问名者，问女之姓氏。”三、纳吉六礼中第三礼。是男方问名、合八字后，将卜婚的吉兆通知女方，并送礼表示要订婚的礼仪。古时，纳吉也要行奠雁礼。郑玄注：“归卜于庙，得吉兆，复使使者往告，婚姻之事于是定。” 四、纳征亦称纳成、纳币。六礼中第四礼。就是男方向女方送聘礼。《礼记·昏义》孔颖达疏：“纳征者，纳聘财也。征，成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男方是在纳吉得知女方允婚后才可行纳征礼的，行纳征礼不用雁，是六礼唯一不用雁的礼仪，可见古人义礼之分明。历代纳征的礼物各有定制，民间多用首饰、细帛等项为女行聘，谓之纳币，后演变为财礼。五、请期又称告期，俗称选日子。六礼中第五礼。是男家派人到女家去通知成亲迎娶的日期。《仪礼·士昏礼》：“请期用雁，主人辞，宾许告期，如纳征礼。”请期仪式历代相同，即男家派使进去女家请期，送礼，然后致辞，说明所定婚期，女父表示接受，最后使者返回复命。六、亲迎又称迎亲。六礼中第六礼。是新郎亲自迎娶新娘回家的礼仪。《诗经·大雅·大明》：“大邦有子， 天之妹，女定阙祥，亲迎于渭。”亲迎礼始于周代，女王成婚时也曾亲迎于渭水。此礼历代沿袭，为婚礼的开端。亲迎礼形式多样。至清代，新郎亲迎，披红戴花，或乘马，或坐轿到女家，傧相赞引拜其岳父母以及诸亲。岳家为加双花披红作交文，御轮三周，先归。新娘由其兄长等用锦衾裹抱至轿内。轿起，女家亲属数人伴送，称“送亲”，新郎在家迎侯。聘娶六礼中，雁是最重要的礼品。后汉班固在《白虎通·嫁娶》对用雁作为礼品作了解释：“《礼》曰：女子十五许嫁，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以雁为贽。纳征用玄熏，故不用雁也。贽用雁者，取其随时而南北，不失其节，明不夺女子之时也；又是随阳之鸟，妻从夫之义也；又取飞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礼，长幼有序，不相逾越也。又昏礼贽不用死雉，故用雁也。”古人以雁为礼，一取雁是候鸟，每年秋分时节南去，春分时节北返，来往有时，从不失信。喻男女婚前互守信约，婚后夫妻坚贞不渝。二取雁是随阳之鸟，喻妇人出嫁从夫；三取雁行有序，飞时成行，止时成列，迁徙中老壮雁率前引导，幼弱雁尾随跟紧，井然不紊，喻嫁娶之礼，长幼有序，不相逾越。由于雁是飞禽，很难捕捉，后人以鹅代雁，谓之“雁鹅”。 经过此“六礼”，婚姻正式成立。如此复杂漫长的过程，都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从中牵引，而真正结婚的男女双方都未直接参与，只有在结婚完成之后才见对方模样。如此玄妙的结合，是谓千里姻缘一线牵，男女之间的姻缘，要经过媒人的物色，经过生辰八字批合吉凶，就仿佛两个今生素不相识的人，不知经过几世的修缘，今生在出生之时，就以定下姻缘，共度一生。离婚制度我国古代社会实行许可离婚、专权离婚、限制离婚的制度。反映在离婚方式上，以“出妻”为主，以“义绝”、“和离”和一定条件下的“呈诉离婚”为补充。第一，出妻制度。出妻，即男子强制休妻，是我国古代社会最主要的离婚方式。我国古代的“礼”和“法”为男子休妻规定了七种理由，这就是所谓“七出”。《大戴礼记·本命》记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不顺父母，是指儿媳不孝顺公婆，得不到公婆的欢心，尽管妇女没有过错，只要公婆不喜欢儿媳，即可成为出妻的理由。无子，即妻子不生儿子，封建时代的法律规定“四十九以下无子，不合出之”。淫，即指妻子与人通奸。妒忌，在古代社会，官宦豪绅除娶一个正妻外，还可以纳妾。如果女子从思想、行为上不准丈夫纳妾，男子可以此为理由将她休掉。恶疾，指妻子患有严重传染性疾病，据考证，这里的恶疾，主要指的是麻风病。多言，指妻子多言多语，离间了夫家的亲属关系。窃盗，指妻子擅自动用家庭财产。在古代社会，妻子对家庭财产没有处理权，私自动用家财就被认为是盗窃。为维护封建道德，古代婚姻制度又规定了三种丈夫不得休妻的法定事由，客观上取得了保护女性权利的效果。这就是所谓的“三不去”，即使妻子有“七出”的理由，丈夫也不得将其休弃。其内容，按照《大戴礼》所记载为：“有所取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即：妻子无娘家可归、无所依附的，不能休；和丈夫一起为公婆服过三年丧的，不能休；结婚时夫家贫贱，曾与夫同甘共苦，后来富贵了，不能休。第二，和离制度。和离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一种允许夫妻通过协议自愿离异的法律制度。但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妇女受着传统的“三从四德”和贞操观念的严重束缚，很难真正实现其离婚的愿望。所谓和离，大多是一种协议休妻或“放妻”，往往成为男方为掩盖“出妻”原因，以避免“家丑外扬”而采取的一种变通形式。第三，义绝制度。义绝制度不是独立的离婚制度，而是一种刑事案件附带的民事法律后果。如果夫妻之间，夫妻一方与他方的一定亲属间，或者双方的一定亲属间发生了法律所指明的相互侵害如殴斗、相杀等犯罪事件，在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同时，夫妻关系必须解除。 义绝具有强制性，合当义绝而不绝者要受到处罚。第四，呈诉离婚制度。所谓呈诉离婚，即发生特定事由时由官司处断的离婚。依封建法律规定，如果“妻背夫在逃”、“夫逃亡三年”、“夫逼妻为娼”、“翁欺奸男妇”等，男女双方都可以呈诉要求解除婚姻关系。
社会网络分析理论： 在社会网络[63]由人类学家Barnes最早提出的概念，他在社会网络的分析基础上统地研究挪威一个小渔村的跨亲缘与阶级的关系。在社会网络分析中，存在一些经典的理论。这些理论主要包括:六度分割理论、弱关系理论、150法则、小世界网络理论、马太效应等。基于社会网络有关的研究方向和内容，在不同的领域着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例如，社会影响力分析，社区发现，信息传播模型，链接预测，基于社会网络的推荐。 150法则是指一个人能保持稳定社交关系的人数上限通常为150人。1929年由英国罗宾•邓巴教授(Robin Dunbar)提出了经典的”150定律”理论，该定律同时也被称为“邓巴数字”[64]。这个定律在我们的实际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是相当普遍的，SIM卡中只能存储150个联系人的电话，微软的MSN中也只可以最多把150位联系人的信息添加到自己的名单中[64]等等。 小世界网络是一种具有特殊结构的复杂网络，在这种网络中大部份的节点是不相邻的，但绝大部份节点之间是连通的且距离很短。六度分割理论也是小世界网络理论的一种体现。在多数现实世界的社会网络中，尽管网络中的节点数量巨大，网络中相邻的节点相对较少，但每两个节点间往往只需要很短的距离便能连通。 六度分割就是指一个人与其他任何一个人之间建立起联系，最多都只需要经过六个人。所以，即便邓巴数字告诉我们，我们是能力上维持一个特别大的社交圈的，但是六度分割理论却可以告诉我们，通过我们现有的社交人脉圈以及网络可以无限扩张我们的人脉圈，在需要的时候都能够和地球中想要联系的任何人取得联系。 弱关系理论弱关系(Weak Tie)是指需要较少或不需要情感联系的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这种联系几乎不需要耗费个人的时间或精力来维系，但这种联系却很有作用。美国社会学家Mark Granovetter在研宄人们在求职过程中如何获取工作信息时发现[65]，由家人、好友等构成的强关系在获取工作信息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很有限，而那些关系较疏远的同学、前同事等反而能够提供更加有用的求职信息。 马太效应可以理解为达尔文进化论中适者生存的理念。在社交网络的发展过程如同生物进化的过程，存在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现象。也就是说，在社交网络中越是处于网络核心的节点很大可能会变来越核心，而那些处于社交网络中边缘地带的节点或许会越来越不重要甚至直至消失。那些在社交网络中相比其他节点拥有更大影响力的节点，其带给该网络的影响也要比那些拥有弱影响力的节点所带来的影响要强。 从不同角度探索节点影响力挖掘算法： 1.基于邻节点中心性的方法。这类方法最简单最直观，它根据节点在网络中的位置来评估节点的影响力。度中心性[13]考察网络中节点的直接邻居数目，半局部中心性[14]考察网络中节点四层邻居的信息，ClusterRank[15]同时考虑了网络中节点的度和聚类系数。 2.基于路径中心性的方法。这类方法考察了节点在控制信息流方面的能力，并刻画节点的重要性。这类方法包括子图中心性[16]、数中心性[17]（一些演化算法包括：路由介数中心性[18]，流介数中心性[19]，连通介数中心性[20]，随机游走介数中心性[21]等）及其他基于路径的挖掘方法。 3.迭代寻优排序方法。这类方法不仅考虑了网络中节点邻居的数量，并且考虑邻居质量对节点重要性的影响，包括了特征向量中心性[13]，累积提名[22]，PageRank算法[23]及其变种[24-32]。 4.基于节点位置的排序算法。这类方法最显著的特点是，算法并没有给出一个计算节点重要性的定义，而是通过确定节点在网络中的位置，以此来确定节点的重要程度。在网络核心位置的节点，其重要性就相对较高，相反的，若节点处于网络边缘，那么它的重要性就会比较低。基于节点位置的以及不同应用场景的推荐算法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34-37]。 节点影响力评估方法： 在社交网络节点影响力的评估方法主要可以分为三类，基于静态统计量的评估方法、基于链接分析算法的评估方法，基于概率模型的评估方法。 众学者在静态统计量的方法上，结合不同社交网络中相关信息，借鉴链接分析法以及建立概率模型来评估节点影响力，对社交网络节点影响力可以做到更有效的评估[66]。 1)基于静态统计量度量方法 主要是通过网络中节点的一些静态属性特征来简单直接地体现节点的影响力，但面对社交网络中复杂信息以及不同平台，并不能有效地度量不同社交网络中节点影响力。如度中心性，主观认为节点的重要性取决于与其他节点连接数决定，即认为一个节点的邻居节点越多，影响力越大。在有向网络中，根据边的方向，分为入度和出度，在有权网络中，节点的度可以看作强度，即边的权重之和。度中心性刻画了节点的直接影响力，度中心性指标的特点是简单、直观、计算复杂度低，也具有一定合理性。 但针对不同平台的网络结构中，度中心性的影响力效果未必能达到目标效果，而且社交网络中用户间关系的建立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而且不同的用户间的关系强度也不同。度中心性没有考虑了节点的最局部信息，虽然对影响力进行了直接描述，但是没有考虑周围节点处所位置以及更高阶邻居。众学者在静态统计量的方法上，结合不同社交网络中相关信息，借鉴链接分析法以及建立概率模型来评估节点影响力，对社交网络节点影响力可以做到更有效的评估[66-67]。 2)基于链接分析算法的方法 链接分析算法(Link Analysis)主要应用在万维网中用来评估网页的流行性。通过超链接，万维网中的网页连接成一个网络，同时这个网络也具备了小世界网络的特征，且微博平台中的关注和粉丝关系与网页的链入与链出十分相似，因此链接分析法的思想也被应用在了微博社交网络中节点影响力的评估中。经典的算法是PageRank[68]和HITS算法[69](Hyperlink-Induced Topic Search)。 PageRank算法模型，是Google在搜索引擎结果中对网站排名的核心算法，核心思想通过计算页面链接的数量和质量，来确定网站的重要性的粗略估计，即节点的得分取决于指向它的节点的数量和这些节点的本身得分。即有越多的优质节点指向某节点时它的得分越高。 HITS算法是由Jon Kleinberg于1997年提出的。HITS算法模型中，有两类节点，权威(Authority)节点，和枢纽(Hub)节点。权威节点在网络中具有高权威性，枢纽节点具有很个指向边的节点。通过计算网络中每个节点的Authority权威值和Hub枢纽值来寻找高权威性的节点。即求值过程是在迭代中计算Authority和Hub值，直到收敛状态。Hub值和Authority值计算公式。 通过多数研究者发现，将链接分析法结合社交网络特性可以更好的对用户影响力进行评估，由于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交网络的多变性，因此如何将社交网络中的复杂数据和用户行为与相关算法进行结合，仍是需要我们继续研究的方向。 3)基于概率模型的方法 主要是建立概率模型对节点影响力进行预测。这么多学者将用户影响力作为参数对社交网络中的节点用户行为建立概率模型，并根据社交网络中已有的用户数据求解概率模型，得出用户影响力。 文献[70]认为用户间影响力越大、被影响用户的活跃度和转发意愿越高，则其转发另一个用户的信息的概率越大，所以利用用户影响力、转发意愿和活跃度等构建转发概率模型。通过用户发布的tweet数量、转发的tweet数和用户的历史转发行为数据，计算出用户活跃度、转发意愿和转发概率，进而社交网络中用户影响力。 文献[71]在度量影响力时融合了用户发布信息的主题生成过程，认为兴趣相似或经常联系的用户间影响力较强，用户的行为受其朋友的影响也受其个人兴趣的影响。基于这些假设，结合文本信息和网络结构对LDA模型进行扩展，在用户发布信息的基础上建立模型，通过解模型计算得出用户间基于主题的影响力。 文献[72]认为转发概率同样可以体现用户间的影响力，根据用户间的关注关系。历史转发记录，利用贝叶斯模型预测用户间的转发概率。 文献[73]考虑了用户建立关注关系的原因，用户被关注可能是与关注者兴趣投，也可能受用户的影响力影响。将基于用户的主题建模和基于主题的影响力评估相结合，并在同一个生成模型中进行计算，提出基于LDA算法模型的扩展算法模型FLDA模型(Followship-LDA)。[13]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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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网络对中学生的影响 今天当我们步入网络社会，发现青年与网络之间存在众多的契合点，正是这些契合点使青年对互联网“一网情深”。青年在网络影响下千状百态虽然向社会展示了其众多绚丽之处，也令人倍感惊喜。但不少青年网民的失色表现却无论如何不能给社会增辉，不能让人高枕无忧。 (一)网络的正面影响 1、网络有助于创新青少年思想教育的手段和方法。利用网络进行德育教育工作，教育者可以以网友的身份和青少年在网上“毫无顾忌”地进行真实心态的平等交流，这对于德育工作者摸清、摸准青少年的思想并开展正面引导和全方位沟通提供了新的快捷的方法。此外，由于网络信息的传播具有实时性和交互性的特点，青少年可以同时和多个教育者或教育信息保持快速互动，从而提高思想互动的频率，提高教育效果；由于网络信息具有可下载性、可储存性等延时性特点，可延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思想互动的时间，为青少年提供“全天候”的思想引导和教育。还可以网上相约，网下聚会，实现网上德育工作的滋润和补充，从而及时化解矛盾，起到温暖人心，调动积极性，激发创造力的作用。 2、提供了求知学习的新渠道。目前在我国教育资源不能满足需求的情况下，网络提供了求知学习的广阔校园,学习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接受高等教育，学到在校大学生学习的所有课程、修满学分、获得学位。这对于处在应试教育体制下的青少年来说无疑是一种最好的解脱，它不但有利于其身心的健康发展，而且有利于家庭乃至于社会的稳定。 3、开拓青少年全球视野，提高青少年综合素质。上网使青少年的政治视野、知识范畴更加开阔，从而有助于他们全球意识的形成。同样，又可提高青少年综合素质。通过上网，可以培养他们和各式各样的人交流的能力；通过在网上阅览各类有益图书，触类旁通，提高自身文化素养。 （二）网络的负面影响 1、对于青少年“三观”形成构成潜在威胁。青少年很容易在网络上接触到资本主义的宣传论调、文化思想等，思想处于极度矛盾、混乱中，其人生观、价值观极易发生倾斜，从而滋生全盘西化、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崇洋媚外等不良思潮。 2、网络改变了青年在工作和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及生活方式。青少年在网上公开、坦白地发表观点意见，要求平等对话，对青少年工作者的权威性提出挑战，使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往往不能达到预期。同时，上网使青少年容易形成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存方式，集体意识淡薄，个人自由主义思潮泛滥。 3、信息垃圾弱化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意识。有关专家调查，网上信息47%与色情有关，六成左右的青少年在网上无意中接触到黄色信息。还有一些非法组织或个人也在网上发布扰乱政治经济的黑色信息，蛊惑青少年。这种信息垃圾将弱化青少年思想道德意识，污染青少年心灵，误导青少年行为。 4、网络的隐蔽性，导致青少年不道德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增多。一方面，少数青少年浏览黄色和非法网站，利用虚假身份进行恶意交友、聊天。另一方面网络犯罪增多，例如传播病毒、黑客入侵、通过银行和信用卡盗窃、等。这些犯罪主体以青少年为主，大多数动机单纯，有的甚至是为了“好玩”、“过瘾”和“显示才华”。另外，有关网络的法律制度不健全也给青少年违法犯罪以可乘之机。
要我觉得的话，网络对我没影响，不就是现在我有重装系统强迫症，我初一下面来自二级宇宙文明初级人工智能系统程序（字数3046）———————————————————————————————————网络文化对大学生的负面影响及其对策 收费毕业论文 [2010-07-06 03:23] 18 摘要:随着网络的普及和发展,它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网络在给大学生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造成了一些负面效应,并且严重地冲击着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 关键词:网络文化;大学生;负面影响;对策 网络时代所构建的新的生存方式和生 摘要:随着网络的普及和发展,它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网络在给大学生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造成了一些负面效应,并且严重地冲击着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 关键词:网络文化;大学生;负面影响;对策 网络时代所构建的新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政治观念、价值取向、道德判断、文化理念等诸多方面。网络文化的兴起与发展,正加速改变着大学生的思想状态,影响着他们的认知、情感和行为。网络文化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对网络时代大学生行为的教育和管理提出几点建议,以期达到正确引导的目的,从而使大学生能够健康成长。 一、网络文化对大学生的负面影响 网络是一个开放的世界,网上的信息良莠不齐,特别是在目前网络立法监督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网上反动、色情的信息随处可见。大学生正处在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如果不能给他们提供一个健康积极安全的网络环境,就会很容易导致他们缺乏是非辨别能力、自我控制能力和选择能力,进而使得他们难以抵御网上的各种不良信息的侵蚀,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不良影响,网络的不文明现象,甚至网络犯罪也就显现出来了。 一是网络的多元化,使得各种思想、各种价值观都出现在网络之中 网络能够超地域无障碍的交流,它既是信息的集散地,又是信息的垃圾场,各种合法信息与非法信息、有益信息与垃圾信息都混杂其中,从而产生网络“信息污染”现象。在多种观念相互激荡、多种意识形态相互影响、多种文化相互融合的网络时代,大学生网民的思想观念面临着西方意识形态的全面渗透和前所未有的冲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基本掌握着网络信息的关键技术,网络正在成为灌输西方价值观的一个基本工具。我国作为技术上的“后起国”,在网络信息中,维护教育主权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防止敌对势力对我进行“西化”、“分化”的图谋,其任务是十分紧迫和艰巨的。[1]网络中的垃圾文化的传播会导致大学生价值冲突,使其价值取向多元化,进而大学生的道德意识逐渐弱化。 二是网络的开放性,易忽视现实的规则约束 网络是一个失去了某些强制“他律”因素的自由空间,是一个虚拟社会,在网络环境中缺少社会舆论的监督和现实的规范约束,使“他律”作用下降,容易诱发道德行为的失控。网络世界里没有相同于现实世界的规则约束,它的开放性容易使他们忽视现实生活中的社会规范和道德约束力,违规行为便频频出现了。很多的网络不文明现象在不断增多,有个别大学生网络道德自律性差,在网上匿名肆意泄露并宣扬他人隐私,攻击侮辱他人人格,给他人造成严重的精神伤害,对他人声誉造成不良的影响。网络黑客行为不仅对网络信息和网络安全构成巨大威胁,而且还严重干扰了网络社会的正常秩序,甚至危害到现实社会。 三是网络的虚拟性,影响了大学生的身心健康 网络引发了大学生的虚拟社会交往行为。网络的虚拟性使得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更愿意选择与网友交往,但是大学生在虚拟世界扩大社会交往范围的同时,在现实世界里又缩小了交往的范围。他们整天坐在电脑前,漫游在网上世界里,与真实社会慢慢脱离,变得日益孤僻,加深了与同学,老师和亲友间的感情隔阂。[2]从而使得他们极力回避现实的人际关系,变得与现实社会相隔离,不利于培养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导致自主创造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的逐渐削弱;不少大学生沉溺于虚拟世界、与符号化的对象交往而不能自拔,以致孤独感、抑郁感增强,形成自我封闭的心理,导致心理扭曲,不利于大学生的健康成长。 二、应对网络文化负面影响的措施 当代大学生是时代的弄潮儿,是祖国未来的承载者,作为网络影响最普遍的一个群体,越来越扮演着网络文化先锋的角色。网络文化对大学生思想的影响是多层次、多角度和多方面的。我们必须直面挑战、积极应对、主动介入,采取有效对策控制网络文化对大学生的负面影响,营造良好的网络文化氛围。 第一,加强网络的法律法规和道德规范建设 要加强网络立法,迅速提高司法人员在计算机网络管理与执法方面的能力。到目前为止,我国已颁布的有关网络的法律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互联网管理暂行办法》、《中国互联网域名注册实施细则》、《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互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我国有关部门还应该注意借鉴国外网络道德规范建设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精神,制定出更具科学性、操作性的网络道德规范要求,以便使高校开展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有章可依,能正确地引导大学生的网络行为。 第二,加强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 加强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要针对大学生网络道德的现状,要施行以辨识为主、辨识与灌输相统一的道德教育方法。[3]把管理和教育结合起来,自律和他律结合起来,使大学生的网络自由与自律、责任与道义相互统一。加强伦理道德教育、法律意识和安全意识教育,树立和宣传良好的网络道德榜样,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高尚的道德情感。使他们能够提高分析辨别能力和“免疫力”,增强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自觉地防止和抵制网络不良因素的影响。 第三,加强“慎独”教育,培养自律精神 网络社会所要求的道德,是一种以“慎独”为特征的自律性的道德。它强调在个人独处之际,没有任何的外在监督和控制,也能遵从道德规范,恪守道德准则。马克思曾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 [4]充分体现出道德自律的重要性。由于网络行为的隐蔽性特征,它对人们的自律性有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人们具有更高的道德境界。网络空间又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空间,大学生畅游在丰富多彩而又复杂的网络文化中,更需要大学生自觉强化自律精神和责任意识,自觉主动地增强网络道德意识。因此,自主、自律性的道德规范教育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第四,加强自我修养教育 自我修养是道德内化为良心和品质的内在要素。网络信息的开放、快捷、隐秘、广泛、虚拟等特征,使网络信息污染成为不可避免的一个严重问题。作为新时期的大学生,要确立自己远大的人生目标,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健全人格,提高个人的交际能力,矫正不良的上网习惯。从自身的层面来说,大学生要加强自我修养教育,提高自我心理调适能力。应培养自己的意志品质,增强自我约束能力,保持健康的情绪,从而增强抵御网络环境负面影响的能力。 参考文献 [1] 何志峰.网络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与对策[J].中国成人教育,2007,(9). [2] 董耘.网络对大学生行为的影响及其对策探究[J].教育与职业,2006,(18). [3] 陈德敏.大学生网络道德问题初探[J].中国成人教育,2007,(4).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网络对沟通行为的影响多少字呢能帮你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