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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宪的“宪”，指的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宪报》，刊宪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相关法律法条经上述宪报发布。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宪报》原称《香港政府宪报》（1841年5月1日—1997年6月30日），香港回归祖国后改称《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宪报》（1997年7月1日—至今），是香港政府发布公告、启事及法例等的官方出版物。宪报由政府物流服务署发行，受命于其署长及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
香港的所有条例及附属法例，都要在宪报刊登（通称“刊宪”）之后，才开始生效。早于1841年英国占领香港后，便已经有《香港宪报》的出现，当时中文译为《辕门报》或《香港辕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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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参考 百度百科—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宪报
刊宪是指《国歌条例》，2020年6月12日刊宪生效。11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香港基本法）第四十八条第三款，签署经特区立法会通过的《国歌条例》。《国歌条例》将于今日（6月12日）刊宪公布，之后即时正式生效。
据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11日消息，林郑月娥说，国歌与国旗、国徽一样，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立法维护国歌的尊严，是特区应有之义。
林郑月娥表示，很高兴《国歌条例》6月12日正式刊宪生效，标志着特区履行宪制责任，亦体现“一国两制”的精神。
《国歌条例》为奏唱、保护及推广国歌订定条文，以维护国家的尊严，增强公民的国家观念，弘扬爱国精神。《国歌条例》所订明的罪行只涉及不当使用国歌，或公开、故意、意图侮辱国歌的行为。
扩展资料：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2017年9月1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国歌法》)，并于同年11月4日将《国歌法》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
根据香港基本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凡列于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国性法律，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或立法实施。考虑到香港的普通法法律制度，以及香港的实际情况，特区政府决定以本地立法形式在香港实施《国歌法》。
特区立法会于2019年1月和2020年5月分别完成《国歌条例草案》首读、二读程序，并于6月4日三读通过该草案。
参考资料来源：凤凰网-《国歌条例》，今天刊宪生效！
根据黄康显的统计，“由1946年5月《青年知识》创刊，到该刊于1949年8月结束为止的40个月内，香港共有12种期刊出现过，出版的总期数是137，亦即是平均每月有三种以上期刊出现”。这些文学期刊有：(1)《青年知识》半月刊，1946年5月—1949年8月，共出版48期，由黄秋耘、张铁生主编；(2)《文艺丛刊》，1946年9月—12月，共出版两辑，由周钢鸣主编；(3)《野草》月刊，1946年10月—1948年9月，共出版12期，由夏衍、宋云彬、孟超，秦似、聂绀弩主编；(4)《文艺通讯》，创刊时间未详，1948年停刊，共出版13期，由文协香港分会主编；(5)《文艺生活》月刊，1947年1月—1949年5月，共出版29期，由司马文森、陈残云主编；(6)《新诗歌》丛刊，1947年1月—1948年5月，共出版9辑，由香港新诗歌社主编；(7)《野草》文丛，1948年2月—8月，共出版4辑，由《野草》月刊原班人马主编；(8)《中国诗坛》，1948年3月—5月，共出版3辑，由黄宁婴主编；(9)《大众文艺丛刊》，1948年3月—1949年1月，共出版6辑，由周而复、邵荃麟、冯乃超主编；(10)《海燕文艺丛刊》，1948年6月—1949年1月，现已知出版2辑，由新界达德学院文学系主编；(11)《小说》月刊，1948年7月—1949年6月，共出版8期，由茅盾主编，以群、适夷、周而复、葛琴、蒋牧良等任编委；(12)《新文化丛刊》，1948年9月—10月，共出版2期，由生活书店主编。
上述12种期刊中，寿命最长的是《青年知识》半月刊，最短的是《新文化丛刊》，其中，短寿的占一半左右。另外，从主阵的人员看，除《中国诗坛》由黄宁婴、陈残云、李育中等主编及撰稿外，其余的均由粤港之外的内地南来作家主持。
重要的刊物有《红豆》。一、20、30年代的香港文学五四新文学对香港影响甚微。20年代，现代香港文学逐步发生。1928年香港第一本新文学杂志《伴侣》创刊，培植了香港第一-批 新文学作者; 1929年，香港第一个文学社团“岛上社”成立，有力推动了新文学在香港的发展。30年代，是香港新文学的勃兴时期。新文学刊物大量涌现，大量新文学作品发表，初步显示了香港.新文学的成就。重要的刊物有《红豆》，重要的作家有侣伦等。二、抗战时期的香港文学1937年抗战爆发后，一些内地文化人士避战乱南迁至港，如巴金、茅盾、戴望舒、萧红、端木蕻良、叶灵凤、施蜇村、夏衍、林语堂、萧乾、郁达夫、巴人、陈残云等。南来作家对香港的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取得了丰硕的创作成果，使香港的新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这些作家写于香港的作品有长篇小说:茅盾的《腐蚀》、萧红的《呼兰河传》、端木蕻良的《大时代》、夏衍的《春寒》等;中篇小说有许地山的《玉官》;短篇小说有萧红的《后花园》、《小城三月》等;散文有茅盾的《劫后拾遗》、楼适夷的《香港的忧郁》等;诗歌有戴望舒《我的记忆》、《望舒草》 、《灾难的岁月》、袁水拍的《后街》等。
国内认可香港期刊，因为在我国内香港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而且香港是非常富有的，所以国内认可香港期刊
从1931年至1937年之间，又有《激流》、《春雷》、《今日诗歌》、《新命》、《晨光》、《时代风景》、《时代笔语》、《文艺漫话》、《南风》等刊物在香港问世。值得一提的是，《激流》并不像《伴侣》那样“以内容严整取胜，而是以态度之勇敢博得人的注意”，它的“香港文坛小话”一栏，“毅然地向所谓香港文坛算旧帐，向‘旧文坛’的盘踞者作正面的攻击”，这样的精神，“为前此的刊物所未见”，“也是那时候不得不有的精神”。1933年，由于受到国内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影响，香港文坛出现了以发展和巩固“普罗”文学为旗帜的《春雷》和《小齿轮》杂志，《小齿轮》由鲁衡主编，他把刊物列为工农革命文学的一部分。《小齿轮》刊登的主要是短篇小说、诗歌和散文，内容也是严肃的，但也只办了一期便停刊了。
这一时期香港的文学期刊，维持的时间最久，且跨越了30年代中期，作者群亦跨越了30年代香港文坛主力“岛上社”成员的，就是1933年12月创刊的《红豆》月刊，它一直到1936年8月出版第4卷第6期后才停刊。该刊由梁国英药局主办，以纯文学为主，封面特地印上“诗与散文月刊之始”字样，是香港文学期刊中最具文学色彩和学术气氛的一份刊物。它的作者群包括侣伦、李育中、芦荻、路易士、林英强、陈江帆、侯汝华等人。1935年来到香港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的作家许地山教授，翌年在《红豆》发表了《老鸦嘴》，为新文学助阵。可是，这也是该刊的最后一期，因为不合香港政府的出版条例而枯萎了。《红豆》在当时很受读者的喜爱，停刊之后，对香港新文学的发展，以及对许多的读者和作者而言，都是个不小的损失。
从创作的实绩来看，从1927年香港新文学最初的这十年间，香港的文学青年从新文学的拓荒、萌芽到兴起，从脱出新旧文学并行交替的格局到走出浑沌，迈向新文学的第一步，其创作的水平显然是在不断地提高。特别是30年代以后出现的作品，与20年代中后期相比较，题材日渐广阔，其中一些作品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香港社会生活的某些侧面，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认识价值。在艺术手法上，对于形象的塑造和白描手法也逐渐趋向自然和熟练。虽然，在吸取外国文学营养的过程中，还比较明显地出现模仿的痕迹，甚至于十足地欧化，但也有一些运用得比较自然的作品。
尽管，这一时期香港的文学青年受着中国新文学的启迪，学习并且摹仿了郁达夫以及创造社、太阳社等作家的风格，学习并且摹仿了沈从文的小说手法和新月派诗歌艺术，但他们大部分是借他山之石，表达自己对于社会现实的不满以及自己的切身感受。
这一时期香港的文学青年出版了一些作品集，基本上以诗歌为主。其中有陈江帆的《南国风》，路易士的《行过的生命》和《上海飘流曲》，林英强的《蝙蝠星》、侯汝华的《海上谣》、伦冠的《夜航》等。可见，新诗在当时的文学青年中，还是比较喜欢接受和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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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之重构 [ 马乾龙 ]——(2010-2-21) / 已阅268次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之重构马乾龙引言：作为继环境污染、毒品泛滥之后的第三大社会公害的未成年人犯罪引发了世界各国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康树华：《青少年犯罪与治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形势日趋严竣并不断呈现低龄化趋势。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统计资料显示，从1998年—2003年，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平均年龄下降了2岁，2005年青少年犯罪占全国刑事犯罪的74%，而其中14—18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占青少年犯罪总数的70%以上。[ 刑事法前沿，第313页。]因此有效预防与矫治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当前保障人权、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纵观我国刑事法律，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是以成年人犯罪为基点稍作调整而设置的，必然使得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矫治过分强调刑罚的作用，只看到刑罚的惩罚性与严厉性而忽视了未成年人由于生理、心理发育不成熟而具有的特殊性，片面追求刑罚的功能，以求尽快实现刑罚预防的目的，却殊不知这种适用于成年犯罪人的刑罚对于未成年人而言实质是从更深层面剥夺了其合法权益，并不能起到很好的教育与预防作用，相反很大程度上是对人权的挑衅。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现有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进行重构，强调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配置的节俭性，以使其在更大程度上维护未成年人权益，实现社会利益与未成年人利益的双丰收。借鉴国外立法和司法实践，顺应世界潮流，对未成年人犯罪予以轻缓化是我国当前唯一的选择。但我们所谓的轻缓化并不是一味的强调“轻罚”，而是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导下进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人类理性在刑事领域的产物，是社会法制文明程度的体现，它强调刑罚的谦抑性和人道性，其具体内容体现在宽和严两个方面，所谓“宽”是指宽大、宽容、宽缓，也就是说对于某些轻微的罪行，我们应该处以较轻的刑罚；对于某些该重判的犯罪，如果具有某些法定和酌定的减轻从轻处罚情节的，也应以宽缓态度对待。所谓“严”是指严格、严厉、严肃，即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处罚，有罪必罚。强调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充分贯彻罪刑法定、罪责刑相均衡以及适用法律人人平等三大基本原则，坚持“宽”的总体趋势，对某些规定从严；针对不同的犯罪事实，区别对待，该宽就宽，该严就严，以宽为主，宽严适中。具体到未成年人犯罪，针对其生理、心理发育尚不成熟，辨别是非与控制自我的能力较弱，必然要求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中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实行较为轻缓化的刑罚，尤其强调对于非刑罚处置措施的运用，以有效的预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第一章 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概述随着未成年人犯罪形势的不断严竣，它已为国际社会普遍重视。由于未成年人自身有着独特的身心特点，原本以成年人为基点构建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必然存在较大流弊。因此构建符合未成年人特点的刑罚制度成为有效预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手段，也是当前刑事立法与司法面临的一大法律难题。但首先需要明确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因为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概而言之就是针对未成年人犯罪设置的适合主体特殊性的刑罚制度，因此此概念的界定是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重构的前提基础。一、未成年人刑罚制度的内涵（一）未成年犯罪的概念何为未成年人犯罪？各个国家根据本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而作出了不同的定义。英美法系国家首先创制了现代少年法制，[ 朱胜群：《少年事件处理法新论》，三民书局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3页。]它们认为未成年人犯罪是指未成年人应受刑罚处罚和有罪倾向的行为，既包括未成年人实施的触犯刑事法律的行为，又包括有犯罪倾向但未触犯刑事法律、只是违反少年法且与未成年人身份密切相关的违法行为，即“身份犯罪”。如英国《青少年法》第一条规定：“本法所称的青少年是指那些违法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人”[ 张忠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美国《青少年犯教养法》第四十章也规定：“本章所称‘少年’是指未满18周岁的人”[ 谢彤：《未成年人的犯罪与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美国《世界大百科全书》对少年犯罪解释为“一般地说，所谓少年罪错，它包括诸如盗窃汽车和盗窃财物这样一些行为，但这些行为如果是成年人实施的，则被认为是犯罪。也包括诸如宵禁后呆在外边或酗酒这样一些行为，但这些行为对男女少年来说是非法行为。少年罪错也包括少年反对社会规范，不论这种行为是合法还是非法的。”[ 谢彤：《未成年人的犯罪与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英美法系之所以如此定义少年犯，根源在于他们对少年犯着眼于预防，而非惩罚，淡化对其的制裁而更为强调矫治与教育。以德、俄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则认为未成年人犯罪只包含未成年人实施的违反刑事法律、严重危害社会从而应受惩罚的行为，排除了英法法系国家主张的违反少年法的“身份犯罪”。如：原联邦德国《青少年刑法》第4条规定“少年的违法行为看做是犯罪还是过错以及时效问题，皆依照一般刑法规定处理。”[ 张忠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也就是说何为未成年人犯罪严格按照刑法的相关规定处理，而不考虑“身份犯罪”。《俄罗斯刑法典》第87条第2款也规定“对实施犯罪的未成年人，可以判处刑罚，或者对他们适用教育感化性强制措施。”[ 张忠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对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德、俄都规定为14周岁，即在这两个国家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年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实施的处罚刑事法律的行为。我国港澳台地区由于历史传统以及现行的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在各自刑法上也有不同界定。依我国台湾地区《少年事件处理法》规定看，未成年人犯罪是指12岁以上18岁以下的人实施的处罚刑事法律的行为。我国香港的法律制度由于深受英国的影响，其规定7岁以上14岁以下为相对刑事责任年龄，具体而言，此年龄阶段的未成人如明知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而有意实施具有较为明显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时即为犯罪。也就是说香港刑法规定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7周岁未满14周岁的儿童实施的触犯刑律的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页。]根据《澳门刑法典》18条关于“未满16岁的人，不可归责”可以看出澳门地区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实施的犯罪行为。我国内地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刑法上未有明确规定，只是将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14周岁以下、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16周岁以上三等份。其中“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由此可以看出我国负刑事责任的起点年龄为14周岁。综合我国宪法关于“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人”的规定，可以得出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实施的违法刑事法律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依法应当受到刑事处罚的行为。具体而言，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包括即包括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又包括已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实施的所有刑法予以禁止的行为。（二）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定义刑罚作为刑法理论的奠基石，与犯罪共同构成刑法的基本范畴，也是刑法之所以较其他法律制裁更为严厉的根本所在。犯罪论只是规定哪些行为为刑法所禁止，哪些行为可能如罪。但如何惩罚与防治犯罪行为，归根结底在于刑罚的威慑力，即通过制刑、求刑、量刑、行刑四个过程，打击犯罪，从而实现刑罚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目的。其中，制刑是指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制定法律、设置刑种的静态立法过程；求刑是指在对被告人做出有罪认定之后，公诉机关综合案情提出对罪犯的具体的、较为确定的量刑意见；量刑是指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在认定犯罪的基础上，对犯罪人是否判处刑罚，判处何种刑罚以及判处多重刑罚的确定与裁量；行刑，又称刑罚执行，是指依法将生效的刑事裁判对犯罪分子确定的刑罚付诸实施。这四个阶段由于所处的时间段不同，其作用必然存在区别，相互独立而存在，但四者在司法的具体适用时又相互衔接，缺一不可。因此，笔者认为所谓的刑罚制度是指关于刑罚的种类、刑罚裁量、刑罚执行的制度。具体到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是指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的种类、刑罚裁量、刑罚执行的制度。结合上文关于我国内地将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实施的处罚刑律的行为定义为未成年人犯罪，我们可以将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界定为对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处罚刑律的行为予以定罪、量刑及执行处罚的法律制度，具体而言包括刑罚措施和非刑罚措施。（三）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渊源与发展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并非随着刑事法律的出现而产生，只是当未成年人犯罪日趋严重才逐渐引起社会各界包括法律界、心理学界以及社会学界的广泛重视，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因此而产生、发展，并根据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变化不断丰富。联合国自1945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全球少年儿童的保护工作，尤其是未成年犯罪人合法权益的维护，先后制定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少年儿童权益保护公约，尤其是1959年通过的《儿童权利宣言》确认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为保护儿童权利的一项国际性指导原则。此后又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利雅得准则》）等规则，为联合国少年司法准则的进一步规范奠定了基础。联合国少年司法准则中关于少年犯的处置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强调“在考虑少年的案件时，应把其福祉看作为主导因素”（《北京规则》），以实现“儿童最大利益”。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1）强调尽量少用监禁：“把少年投入监禁机关始终应是万不得已的处理办法，其期限应是尽可能最短的必要时间”（《北京规则》），从数量上和时间上对监禁作出限制，很好的体现了第六届联合国大会第4号决议关于“除非在别无任何其他适当办法时，不得把少年罪犯投入监狱”的基本原则。“除非判决少年犯有涉及对他人行使暴力的严重行为，或屡犯其他严重罪行，并且不能对其采取其他合适的对策，否则不得剥夺其人身自由”（《北京规则》）。（2）禁止酷刑：“少年犯任何罪行不得判以死刑”（《北京规则》）。“不得对少年施行体罚”（《北京规则》）。“只有经过认真考虑之后才能对少年的人身自由加以限制并应尽可能把限制保持在最低限度”（《北京规则》）。“任何儿童不受酷刑或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对未满18岁的人所犯罪行不得判以死刑或无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 不得非法或任意剥夺任何儿童的自由。对儿童的逮捕、拘留或监禁应符合法律规定并仅应作为最后手段，期限应为最短的适当时间”（《儿童权利公约》）。（3）强调非刑罚处罚。“不应使少年部分或完全地离开父母的监管，除非其案情有必要这样做”（《北京规则》），依靠和求助于社区有效执行监外教养办法，逐渐完善以社区为基础的改造。“应发动志愿人员、自愿组织、当地机构以及其他社区资源在社区范围内并且尽可能在家庭内为改造少年犯做出有效的贡献。”（《北京规则》）。《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明确了国际社会关于矫治未成年犯罪人最为基本的处遇原则和限制规定，指出应更多的适用非监禁刑、个别化处遇。（4）保障儿童诉讼过程中的合法权益。“每一案件从一开始就应迅速处理，不应有任何不必要的拖延” （《北京规则》）。“应做出努力在诉讼的各个阶段为少年提供诸如住宿、教育或职业培训，就业或其他任何有帮助的实际援助，以便有利推动改造的过程”（《北京规则》）。“所有被剥夺自由的儿童均有权迅速获得法律及其他适当援助，并有权向法院或其他独立公正的主管当局就其被剥夺自由一事之合法性提出异议，并有权迅速就任何此类行动得到裁定”（《儿童权利公约》37D）。(5)保障儿童隐私。“其隐私在诉讼的所有阶段均得到充分尊重”（《儿童权利公约》）。在联合国的大力协调与指导下，国际社会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逐步趋向轻缓化，摈弃了对未成年人犯罪一贯强调刑罚、惩罚的处置办法，更注重未成年犯罪人主体的特殊性，在处理该类案件时“采取的反应不仅应当与犯罪的情况和严重性相称，而且应当与少年情况和需要以及社会的需要相称”（《北京规则》） ， 强调对未成年人犯罪处理手段的非刑罚化、非监禁化，而将刑罚处罚作为万不得已情况下的无奈之举。上述很多规定都被我国现行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所吸收。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的建立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虽然古代也有一些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罚的规定，如西周规定：“七十曰老，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 ]即7岁以下儿童、80岁、90岁以上的人犯罪，不处以刑罚。《唐律疏议》规定： 8岁以上，未满11岁，如果犯有谋反大逆、杀人等死罪，可以“上请”皇帝减轻处罚，犯强盗或盗窃以及杀人等罪可以收赎，对其他犯罪一概不负刑事责任；未满8岁的为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人。但并未形成系统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我国现存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从初具雏形到日臻丰富，其间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发展历程。1979年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劳动总局、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共同做出的《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的报告》中提及到的“对违反犯罪的青少年要实行教育、挽救和改造的方针”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确立了基本的原则和工作重心。1984年11月我国第一个专门审理未成人刑事案件的组织——未成年人法庭在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内部成立，[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编：《中国少年法庭之路》，人民法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1987年7月，该区法院又在未成年人法庭基础上成立了第一个审判业务一级建制的少年刑事审判庭，随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广，截止2004年，全国共有少年法庭2400多个。[ 参看《未成年人犯罪的全方位治理系统正在逐步完善》，引自新华 ,最后访问时间：2008年5月5日。]法律建设方面，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司法制度。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4条明确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现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再次重申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指导思想，其实质就是“要求政法机关把教育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转变他们的思想作为根本任务，要满怀热情地教育、感化、挽救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不让他们沿着犯罪的道路继续滑下去”。[ 谢望原等：《中国刑事政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7页。]《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4条规定：“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时，应当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诉讼权利，保障未成年人得到法律帮助，并根据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和犯罪的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法制教育。对于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未成年学生，在人民法院判决生效前，不得取消其学籍”，[ ]涉及到了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问题。《刑事诉讼法》第14条关于“对于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讯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的规定保障了未成年人在刑事审判过程中的合法权益。《监狱法》在第六章也强调了对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为主的原则，并规定了矫治未成年人犯罪的具体办法。2003年、2004年我国陆续出台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将未成年犯罪人作为社区矫正适用的重点对象予以关注和重视。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施行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再次表明了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进一步规范和推动了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体系。纵观我国立法和司法现状，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罚的法律颇多，总体趋势符合国际社会关于未成年人犯罪予以轻缓化的潮流，然而遗憾的是，相关规定零散，迄今为止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体系，因此有必要在此方面有所建树，以解决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日趋严竣的的社会问题。二、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价值取向
学术堂整理了一篇5000字法律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范文，希望你从中有所收获：范文题目：试析习惯对法制建设的影响摘要: 本文在习惯这一词语的基础上，仔细阅读了英、德、日、传统中国法制度建设的相关内容，分析习惯在对各国法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并试提出对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启示。习惯对于中国法制建设是良好的，有传统基础的；习惯汇编是实现习惯对中国法制建设影响的重要条件之一。关键词习惯法制建设影响启示造成一国之拙本，形成一国之国风，即习惯也。故此如有无视该民族之习惯，而规定各种法令，则不能期待于行政之完全者明矣。习惯是无论何种法律文化背景下都存在的一种法的渊源，法律中有不少规则就直接来自于习惯。一、习惯对英国法制建设的影响（一）习惯对属人主义产生影响的背景属人主义指的是法律适用于一个族群，民族，而这个民族中的每一个人也都拥有了该法律，无论身处何处，均适用这法律。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中》分析了日耳曼法属人主义产生的原因，他认为环境的因素影响日耳曼人的居住方式，他们喜欢分开居住，分开居住造成了各个群体产生各自的生活习惯和各自处理问题的方法，当日耳曼的各个群体相聚一起时，他们自然的按照各自已有的习惯去处理问题，这就是孟德斯鸠所理解的属人主义的由来。（二）属人主义对英格兰及其殖民地的影响日耳曼人的这种属人主义思想深刻影响着世界法学的发展方向，英格兰王国威廉一世原来是法国诺曼底公爵，他在征服英格兰后，并没有把自己领地原有的一套法律体系灌输于英格兰，而是在尊重当地英格兰民众原有的习惯习俗来进行断案，这样有效地缓和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矛盾，巩固他在英格兰的统治。后来的亨利二世继续在英格兰的实施属人主义，进行了一系列司法改革，他定期派巡回审判的专员到各地，这些专员在办案时，除依据国王诏书敕令外，主要是依据日耳曼人的习惯法和地方习惯。凡是他们认为正确、合理，并与国王的立法不相抵触的习惯和惯例，便被确认为判决的依据。他们经常聚集在中央所在地威斯敏斯特交换意见，彼此认可各自的判决。这样，一些被引为依据的习惯便成了以判例法形式出现的普通法。总之，英国的“普通法大部分是以接受和一般化全国的或广泛流行的习惯为基础的；英国的普通的，一般的习惯变成了普通法”。通过该措施，中央的司法权力得到统一，地方领主的司法权力得到削弱。这一习惯很好的贯彻到后来英国的殖民地统治当中，当时英国人统治香港时，也并没有将英国的法律直接适用于华人群体中去，只是当双方或者单方是英国人是才适用英国法，由此得出英国人在殖民地中的统治实施属人主义。当地的华人群体援用的仍然是大清律例，只有当他们的法律严重违反人权价值时，港英立法机关才会干预。这样就出现这这么一种现象，一个政府，两个司法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华人接受和认同了英国法的价值时，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主动放弃大清律例作为法律适用的依据，由原来的属人主义最终演变为属地主义。大清律例已经不再适用，但里面的一些规定，以习惯的方式存在于华人群体中去。詹宁斯指出，统治乃是一种合作的功能，而法律规则不能单独地促成合作的行动。惯例有助于民主制度的运转，能促使国家机构更加协调，否则，就会产生摩擦。这就是属人主义所带来的优点，它是一种缓和方式促进司法统一，它有利于维护统治者的统治，促进社会的稳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属人主义就像用文火熬成的汤，汤的营养价值得到很好的保存。英格兰和香港都一样，当地民众的优秀习惯得到了很好的保留。这些都是有利于本土法学文化的继续传承。二、习惯对德国法制建设的影响（一）萨维尼思想对德国成文立法的影响萨维尼在其《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使命》中阐述了他反对在全德立即制定包括民法典、刑法典、诉讼法在内的成文法典，他的主要观点为：“法律首先产生于习俗和人民的信仰，其次是假手于法学——职是之故，法律完全是由沉潜于内，默默无言而孜孜～～的伟力，而非法律制定者的专断意志所孕就的。”进而可以得出这样结论：本国的法律应该随着时间自然形成，立法机关的制定过于急进地制定法律必然使得法理的讨论不甚充分，从而使得有法律则无实施。民众不能充分理解其法理，则其实施的效果不大。因此，萨维尼非常重视习惯的作用，在笔者看来这个习惯不止是日耳曼习惯，也包括罗马法习惯。（二）萨维尼的研究方法中止所产生的影响1896年德意志帝国制定了民法典，并规定1900年1月1日施行，当今的联邦德国还是在适用该民法典。民法典的制定客观上确实促进了国家的政治统一，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民法典的颁布，确实将罗马法以及日耳曼法送进了历史里面去了，人们的研究再也不是民族传统习惯，而是专注于法典理论的研究，怎么样使得法典的逻辑结构能够更加完善，这样做确实能使得法典体系更加的完备。此时的我，不禁想起这么一个问题，萨维尼的研究方法，为什么德国成文法的出现就会嘎然终止呢？我想，应该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德国人出现了像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这样的大家，他们最为有名的是哲学理论，哲学使得人们变得有思辨，变得严密，变得具有逻辑性，他们觉得逻辑性的东西能够自我完善，因此制定一部具有严密逻辑体系的民法典是德国人的首要选择；第二，当时政治、经济的需要。德国的统一，经历血与火的考验。德国人的统一，由于教会的力量阻拦，再加上，英法等国不希望欧洲中部出现一个强大的国家来破坏其原有的政治、经济秩序。因此，德国人民希望尽快制定成文法典来维护这来之不易的统一，增强国家统一意识，实现民族复兴。第三，法国大革命不止冲垮了欧洲大陆的封建势力，不止为欧洲其他国家带来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而且也为其他国家带来了法典化的思想。因此，德国人自然受到法国法典化的思潮。但是过于注重法典本身难以有效解决实际问题，法典是具有滞后性的，社会生活中的问题，法典是不可能完全解决，因此，传统民族所遗留下来的习惯和民族精神此时将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三、习惯对日本法制建设的影响（一）从日本文化中的启发有一位学者说日本的文化是一种“洋葱”文化，把他一片一片地洋葱拨开之后，我们发现其是没有核心。日本文化的包容性实在领人值得深思。当深入了解日本，你会发现相扑运动，人们还是十分的喜爱，你会发现日本人民喜爱橄榄球。你会发现日本的时装还是让人着迷，你会发现和服是那样的端庄。所有这一切，引起我们对日本的法制现代化产生更加深入的思考。（二）习惯在日本法制近代化中的体现日本的法制现代化自倒幕运动开始，倒幕运动的成功，使得天皇的统治的模式得以重新确立。为下一步中央集权奠定十分深刻的基础。以大久保利通为首的内阁实行一系列集权政策：（1）废藩置县，版籍奉还；（2）废除士、农、工、商身份，实行新的身份，建立崭新的户籍制度；（3）文化教育上，实行全面的义务的国民教育（4）实行殖产兴业政策，集中以国家的力量进行经济建设（5）法制建设上，翻译照搬法国的法典。通过一系列这些政策，日本的近代化速度加快，大久保等人想进一步地脱亚入欧，对日本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结果是因改革过于激烈，改革过于去习惯化，大久保被暗杀。新上任的伊藤博文对此进一步的思考，改革的力度不仅要强，而且改革应该要更加注重习惯。为此，伊藤博文为此到了与日本国情更加相似的德国进行考察，以德国《普鲁士普通法》为蓝本对日本的宪法的蓝图进行勾画，天皇就像是人的脑袋，政府就像是人的心脏，上下两院如同人的左右两臂，海陆军就像人的拳头，政府各部门、司法部门组成人的躯体，民众是人的两条腿脚。基于此，伊藤博文基于日本国民所习惯的自然理念设置日本的宪政，天皇于1889年基于上述的构想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此后日本对六法在仿照德国法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制定了适合日本国情的六法体系，日本的法制近代化基本完成。比如日本民法中有这么一条规定：“因特定行为选定假住址，关于其行为视为住址。”假住址制，是日本结合本国习惯所采用的制度。德国民法中不采用此原则，因为德国用数个住址主义，故不必有假住址。四、习惯对传统中国法建设的影响在传统中国，基层存在着许多婚姻的缔结、解除，家庭财产继承等各种各样的民事纠纷。在当时，统治者重刑轻民，民事方面的法制不发达。民众在解决民事纠纷中往往是依据当地的习惯，并且在当地的社会中，这种解决方式得到大家的遵循。这些习惯被当时的基层长官以及他的法律助手们所认真的关注。实际上，基层的长官们并不一定要按照习惯对案件进行判决，他们可以依照当时律令等进行判决。但是，这些当地习惯之所以被他们娴熟地运用，最为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判决应该要得到当地民众的接受以及使得这些判决符合礼的规定，从而起到教化的目的。上级政府在收集习惯上的不遗余力有助于规范其行政。以清朝为例，地方的习惯经过按察使以及布政使的整理被编入省级资料库中，他们在法律布告中引用这些习惯用以纠正基层不良的民风民俗。除此之外，各地的有代表性的惯例，经过筛选被纳入到国家正式法典当中。最为有名的例子：“承继两房宗祧”的做法于1775年被编入到大清律例第78条第5条例中。其中规定了：“如可继之人，亦系独子，而情属同父母亲，两相情愿者，取其阖族甘结，亦准其承继两房宗祧”。“承继两房宗祧”这样一个民间习惯关系到当时整个清帝国的利益，民间的继承秩序得到明确修正，有利于当时的社会稳定以及财产安全。如今，“承继两房宗祧”这种制度虽然已经没有在成文法中规定，但是这样一种习惯仍然在农村社会普遍存在，正如刘作翔所说，习惯仍以其顽强的生命力遗存下来，成为人们的心理积淀或意识表现，在社会生活中以隐文化形态发挥功用。五、启示通过上面的分析，笔者以为有两点启示应引起我们的关注。一是重视习惯在法制建设中的良好作用。从英、德、日法制建设中可以看出尊重习惯并不是保守的表现，相反，在各国法制的改革中尊重习惯可以使得法制改革变得更加平稳。对于一个成文法的国家来说，尊重习惯也是有利于克服成文法典的僵化性以及滞后性。苏力指出，国内民商法极少强调尊从民商事习惯和惯例。2500件法律文件中。没有任何法律明确提出“依习惯”，只有一件强调了依据商事习惯。而另一方面，《民法通则》明确规定，“法律没有规定，应当遵守国家政策。”而在同样的2500件制定法中，竟然有1015件（2412条）以不同方式提及了各种类型的“政策”。政策能否解决一切问题呢？答案是否定的。传统中国法有着深厚地尊重习惯和惯例的传统，中国的法制建设应该继承这些有益习惯，在这种基础上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新法律制度。只有这样，民众对法才能比较容易接受，法律的执行效果才能更好，更充分。二是重视习惯的整理汇编。或许有人认为这项工作意义不大，因为现在人口流动频繁或者习惯的适用很不方便等各种原因。但笔者认为建立完整的习惯汇编应该说还是必要。首先，我们要清楚中国人有“同乡”以及“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我们很容易地发现，同乡借钱的现象屡见不鲜；在外打工的人们工作多年还是会回老家定居的情况也不少。建立习惯汇编有利于同籍同地的人们解决各种各样的纠纷。其次，习惯汇编也是中国法文化的宝贵资产。习惯的整理汇编促进法理、法史的理论发展，尤其是民商法的理论发展，进而得出这样一个观点中国民商法典的制定应该更加注重本民族的习惯。最后，各省在收集习惯时，应该归纳总结一些相同的习惯和惯例以方便人们使用，进而总结各省通用习惯来充实我国的成文法典。
香港的律师制度笔者在香港进修期间，学习之余，考察了香港的一些律师事务所，了解了香港的律师制度。人们常说，香港之所以有今天的繁荣和发展，并享有“东方之珠”的美誉，健全的法律制度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而律师则是香港社会维持法治的一支重要队伍。一、香港律师制度概况香港的法律几乎全部承袭了英国法，律师制度也不例外，尤其是在律师的分类上，至今仍保留着英国的做法，将律师分为大律师(Barrister)和律师(Solicitor)，这在英联邦国家已鲜为可见。大律师又称为讼务律师，专门从事法庭的诉讼辩护，在法庭上享有充分的发言权；律师又称为事务律师，专门从事非诉讼业务或部分诉讼业务，但在诉讼中，其出庭时的发言权受到限制。香港律师制度的发展，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自1844年香港建立第一间最高法院开始，香港便有了执业律师。1858年香港政府颁布的《律师执业条例》(Legal practitioners Ordinance)是最早规范律师行为的法例。该法例先后修订了十数次，现行的《律师执业条例》是1981年的修订本，共有条文70余条，主要规定各种律师执业资格的取得和丧失，执业的限制以及律师的收费等。此外，依法成立的律师公会和大律师公会还规定了律师从业规则和操守，专门行使对执业律师的管理职责，包括安排律师资格考试，律师注册登记，维持律师的专业及道德标准，查处市民对律师的投诉，对违纪律师进行惩处等。近年来，随着香港经济的飞速发展，律师队伍也不断在扩大。至1992年，香港共有执业大律师400多人，执业事务律师2000多人，另外还有300多名律师受雇于港英政府各部门，充当政府的法律顾问。二、律师资格的取得香港律师虽有大律师和律师之分，但实际上两者并无高低之别，只是执业范围不同而已。不过，要取得大律师或律师资格，却须经过不同的途径。一般来说，无论要成为大律师或律师，首先要取得法律学士学位(LLB)。目前，香港大学(University of Hong Kong)和香港城市理工学院(City Polytechnic of Hong Kong)都开设了法律学士学位课程，学制均为3年，课程包括香港基本法律制度、宪法、行政法、合同法、财产法、刑法、侵权法、信托法、商法、公司法、保险法、税法、证据法、家事法等。学生修完上述课程后，还须在模拟法庭实习，完成毕业论文后方可毕业，取得法律学士学位。除此之外，学生还可以通过学习英国伦敦大学为海外学生开设的校外法律学位课程而取得法律学士学位。学生毕业后，有志成为律师者，还必须申请攻读为期一年的法律深造文凭课程(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in laws，简称PCLL)。在PCLL期间，拟成为大律师的学生，会侧重于判例、辩护以及诉讼法方面的学习；拟成为事务律师的学生，则侧重于商法、公司法、合同法等实体法的学习。取得法律深造文凭后，即进入实习阶段。大律师与事务律师的实习方式不同。要成为大律师，须以学生的身份跟随一位“师傅”实习l年，“师傅”必须是已取得律师资格执业至少5年的大律师，实习期内，学生要协助师傅准备各种上庭文件，陪同师傅上法庭，出席聆讯，从而取得实际经验。实习期的后半年，学生可以在师傅的指导下独立处理法律事务。一般来说，前6个月的实习期内，实习律师是无任何收入的，只是在后6个月处理一些简单案件时才有一些酬金。实习期满后，经大律师公会考核合格，取得大律师资格。要成为事务律师，学生要跟随一名已取得律师资格执业至少5年的事务律师实习2年，学生以实习律师的身份在律师事务所工作，以掌握成为律师应具备的实务技能。学生在实习期内，可由律师事务所发给固定薪金。实习期满后，经律师公会考核合格，向香港最高法院申请登记注册，取得由律师公会颁发的执业证书。除上述途径取得律师执业资格外，已在英国取得大律师或律师资格的。也可在香港申请执业。另外，曾在香港政府法律部门工作或在香港高等学校法学院工作的法律专业人士，也可以此为理由申请律师执业资格。三、香港的律师业务香港法律对大律师和律师的执业范围作了明确的划分。大律师和律师执业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并受大律师公会和律师公会的纪律约束。大律师的主要职责就是代表当事人在法庭上进行诉讼，大律师可以出席任何法庭的诉讼，包括最高法院和地方法院，但大律师不得直接受理当事人的案件，不论刑事案件或民事案件，必须由从事诉讼的事务律师转聘大律师，除非时间不许可或对某种案件不熟悉外，大律师不得拒绝接受律师的聘请。大律师不得直接与当事人接触，也不能直接向当事人收取报酬，只能向事务律师收取。另外，法律规定大律师必须单独执业，不得与其他大律师或事务律师合伙开业。但通常，三、五名甚至更多的大律师会共同租用一个写字楼作为大律师事务所开业。我在香港学习期间，受香港一著名大律师Michael Thomas Q．C．[1]之邀，曾到他的Chambers实习近一个月，这是一家香港较大的大律师事务所，共有大律师21人，其中有5人是御用大律师(Q．C．)[2]。在大律师事务所里，每个大律师都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和秘书，有的则是二人共用一个秘书，每人的法律业务、财务、专业职责都是独立的，与同一事务所的其他律师毫不相干，一大律师毋须为另一大律师的行为负任何责任。因此，经常会出现同一事务所的律师作为同一案件的原被告律师在法庭上分庭抗礼的情形。在同一事务所里，大律师之间的关系就是按办公室的大小比例分担房租，共同雇用若干名职员来负责接电话、接待、清洁等日常事务。另外，每个律师的图书资料都是敞开的，相互之间可以借阅。在法庭诉讼中，律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香港法律属普通法体系，法庭审讯采取辩论(adversary)方式，诉讼双方在很大程度上自行决定审讯的进行，因此，法庭上的表现往往能决定其能否胜诉，加之香港法律庞大而复杂，许多当事人不熟谙法律和诉讼程序，要想打赢官司，就必须聘请律师。在正式的庭审中，大律师依照惯例必须头戴假发，身穿法袍出庭，通常从大律师身上的法袍能辩认出该律师的地位，身穿丝质法袍的是御用大律师，身穿布质法袍的是普通大律师。在刑事案件中，控方由律政署代表政府担任，一般案件均由该署律师出庭负责检控，但凡涉及律政署官员的案件，则委托私人执业大律师作为控方律师出庭。审讯的程序是：先由法庭书记宣读被告控罪，由法官讯问被告是否认罪，如果被告认罪，则辩方律师只需力其求情，例如可向法官提出被告没有案底，引致犯罪的特殊背景令人同情，被告的家庭负担等，以求法官减轻或免除被告刑罚。如果被告否认控罪，控辩双方律师就须就被告是否有罪进行辩护。按规定，控方负有举证责任。控辩双方律师要以质询和盘问的方式讯问双方证人，在讯问中，法官主要充当公证人的角色，保证控辩双方律师遵守证据法的规则，只有在某些情节不明时才询问证人，当控方律师陈词和举证后，如果连被告可能有罪都难使人相信的话，辩方律师可以向法官提出“无案需办”(No case to answer)或提出案情有合理的疑点，使被告当庭获释，否则，继续由辩方律师陈词和举证，双方讯问证人。最后，如果案件是由陪审团参加审理的，则由陪审团根据控辩双方所提供的事实和证据来决定被告是否有罪。如果案件较轻微，没有陪审团参加审理，则由法官独自判决。在民事案件中，原被告律师首先要经过提供证据程序(Discovery)和书面咨询程序。即在开庭前由原被告律师互相提供有关的审讯材料，包括起诉书、答辩书、证据等，以便双方在审讯前作好充分准备，交换文件后，双方可以书面的形式向对方提出在诉讼中所列事项的有关问题，但不得问及证人的名字和对方如何诉讼。在法庭上，如果在诉状中未列的事实，一律不得再被提出。案件的审讯主要由原被告律师就事实和证据进行辩论，双方都要找出过去相关的判例来支持自己的主张，法官则要研究各方提出的证据，决定哪一方提出的证据的可信度较大，从而决定哪一方胜诉。一般来说，法庭的判决很少出现各打五十大板的情况，败诉的一方除了赔偿对方的损失外。还必须支付对方的律师费(Costs)。在香港，法庭的诉讼费很少，法庭仅就一些需要做技术性处理的项目收费，但律师费却非常昂贵，一些资深律师以每小时3千至4千港币的标准收费，有些官司打下来，律师费往往比索赔数额还高，一旦败诉，非但承担本方律师费，还需赔偿对方的律师费，这使得一些索赔数额不大，又没胜诉把握的案件，当事人只好望洋兴叹了。那么是否穷人就打不了官司了，也并非如此。为了使经济状况不好的市民能得到法律帮助，香港政府实施了法律援助(Legal Aid)计划，不论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符合法律援助资格的当事人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得到律师免费或低收费的服务，该项计划的律师费由政府支付。两大律师个人开业不同，事务律师(Solicitor)可以个人开业，也可以与其他律师合伙组成律师事务所，还可以受雇于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是合伙组织，对外承担无限责任。在一个律师事务所里，一般可分为合伙人、助理律师和职员。合伙人是较有威望的律师，也是律师事务所的老板，他们按合伙比例分红。助理律师称为Assistant solicitor，是被律师事务所雇佣的有执业资格的律师，一般是按月支取固定报酬。另外，还有大量的行政人员和职员，负责处理律师事务所繁杂的日常事务，在一些规模较大的律师事务所里，律师、职员多达几百人。事务律师的业务比大律师要广泛得多，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房地产业务。近年来随着香港房地产业的发展，房地产业务成为香港许多律师事务所的主要业务，房地产业务包括房地产的租赁、买卖楼花(Project)，其中以房地产买卖为主。律师在房地产买卖中起了重要作用。通常，某一房屋或物业买卖、按揭(mortgage)时，当事人都委托律师办理一切手续。以一房屋买卖流程为例，．买方选择好房屋后，可到律师楼委托律师，由律师查看田土厅记录，审查卖方草拟的买卖合约草稿；买卖合约正式签署后，由买方律师负责将合同在田土厅注册，并就地权问题向卖方提出质询；然后，买方律师草拟产权转户合同，由买卖双方签署，至买方付首期款，卖方交钥匙并楼契，楼房即成交。最后，买方签署抵押合同，由买方律师将产权转户合同和抵押合同在田土厅注册，并将注册契据交贷款银行直至买方还清贷款。第二，诉讼业务。事务律师虽然不能代表当事人在高等法院出庭辩护，但可以代表当事人在裁判司法庭和地方法院出庭辩护。因此，大量的裁判司法庭和地方法院审理的案件都是由事务律师代理。由于香港法律规定，大律师不得直接接受当事人的聘请，只能由事务律师转聘大律师，因此，凡是大律师办理的案件，都须有事务律师协助，事务律师主要负责诉前的准备工作，包括会见当事人、证人、收集证据、草拟答辩书并陪同大律师出庭。第三，商业业务。商业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公司成立，公司转让、合营，公司上市、股票交易、合伙、银行贷款、税务、信托基金；商标注册、草拟遗嘱、处理遗产托管和继承、离婚及赡养费等。第四，咨询。向当事人提供各种口头和书面的法律咨询；担任银行、公司或个人的法律顾问。第五，公证业务。公证业务只能由公证律师负责。香港没有专门的公证机关，所有公证活动均由具有公证资格的律师担任。事务律师要申请公证人资格，首先必须执业lo年以上，并获得30名社会人士的共同推荐，经港英政府审查、英皇室批准，在香港法院注册登记后，取得公证律师资格。公证律师的业务就是为当事人认证有关的法律文件，公证律师只需证明某个法律文件上的签名盖章是真实的，即该文件上的签名、盖章是在律师面前签署的，而无须证明文件的内容是否真实。因此，公证律师只须对当事人的签名、盖章的真实性负责，而不必对文件内容的真实性负责。[1]Michael Thomas．Q．C：曾任香港律政司长(Attorney General)现为香港御用大律师。[2]御用大律师：Queen’s Councel，简称Q．C.，由英皇室批准，执业至少10年并获得公认成就的资深大律师。通常只受聘处理一些较复杂的案件，出庭时必须由一名普通大律师随同。目前香港有超过40名的御用大律师。原载《法学家》199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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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明报、星岛、苹果、东方、太阳、经济、信报、成报、新报杂志：一周刊、东周刊、明报周刊、明报月刊、经济月刊
你好，香港财经类的杂志有：《每周财经动向》、《经济一周》此外，香港的主要报章都会有财经版的，但如果是比较集中报导财经新闻的是《信报'》和《经济日报》，而信报亦有一份《信报月刊》专门讨论财经的。而《经济日报》比信报历史较短，它每个星期一都会附送一份《投资理财》的周刊，普通的投资者会较爱看， 因为相对来说比较浅易。如果以上回答能帮助到你，请记得随手点“满意回答” Y(^_^)Y
根据黄康显的统计，“由1946年5月《青年知识》创刊，到该刊于1949年8月结束为止的40个月内，香港共有12种期刊出现过，出版的总期数是137，亦即是平均每月有三种以上期刊出现”。这些文学期刊有：(1)《青年知识》半月刊，1946年5月—1949年8月，共出版48期，由黄秋耘、张铁生主编；(2)《文艺丛刊》，1946年9月—12月，共出版两辑，由周钢鸣主编；(3)《野草》月刊，1946年10月—1948年9月，共出版12期，由夏衍、宋云彬、孟超，秦似、聂绀弩主编；(4)《文艺通讯》，创刊时间未详，1948年停刊，共出版13期，由文协香港分会主编；(5)《文艺生活》月刊，1947年1月—1949年5月，共出版29期，由司马文森、陈残云主编；(6)《新诗歌》丛刊，1947年1月—1948年5月，共出版9辑，由香港新诗歌社主编；(7)《野草》文丛，1948年2月—8月，共出版4辑，由《野草》月刊原班人马主编；(8)《中国诗坛》，1948年3月—5月，共出版3辑，由黄宁婴主编；(9)《大众文艺丛刊》，1948年3月—1949年1月，共出版6辑，由周而复、邵荃麟、冯乃超主编；(10)《海燕文艺丛刊》，1948年6月—1949年1月，现已知出版2辑，由新界达德学院文学系主编；(11)《小说》月刊，1948年7月—1949年6月，共出版8期，由茅盾主编，以群、适夷、周而复、葛琴、蒋牧良等任编委；(12)《新文化丛刊》，1948年9月—10月，共出版2期，由生活书店主编。
上述12种期刊中，寿命最长的是《青年知识》半月刊，最短的是《新文化丛刊》，其中，短寿的占一半左右。另外，从主阵的人员看，除《中国诗坛》由黄宁婴、陈残云、李育中等主编及撰稿外，其余的均由粤港之外的内地南来作家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