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防务装备竞争性采购产生的原因从武器装备的获得过程来看,采购费用合同本身可能带来的财务风险变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是防务装备竞争性采购产生的直接原因。武器装备采购过程的特点意味着防务装备市场不可能是一个传统的、古典化的市场体系,而是一种类似行政买卖关系的市场体系。由于缺乏普通意义上的市场动力,因而有效地采购武器装备要求采购的真实主体———政府———既要通过直接控制承包商,又要通过实施奖优罚劣措施来干预装备采购,降低装备采购的财务风险。防务装备竞争性采购中广泛使用的种种刺激手段就是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为有效达到上述目标而采取的具有契约约束性质的措施。然而,导致防务装备竞争性采购产生的更为内在的原因应该是对于非竞争性采购的批判与扬弃上。在非竞争性采购条件下,装备采购的主体与客体分别处在相互对立的市场垄断地位两极上,他们通过某种性质的联系直接控制军事装备的生产和使用。一旦出现腐败、勾结贿赂等各种“道德危险”,那么军事装备的质量低下,技术含量递增速度降低及军事资源的无数浪费等问题将迅速出现,并可能导致该国军事实力及潜力的急剧下降,从而直接构成国家安全危机。为了防范道德危险,竞争性采购应运而生,它通过采购主客体的双向选择减少了道德风险的可能性,减少了生产装备企业的可能获得的租金,为进一步提高采办的稳定性与可信度打下了基础。二、防务装备市场竞争的存在形态防务装备市场无法用经济学家那种完美的竞争性模式来直接衡量,它通常以单一买主、少量大型武器装备供应商、无利润最大化追求的公司、信息不对称及市场进出壁垒等为特征。防务装备市场中竞争的目的往往集中于推进采购改革的转变以降低装备采购价格。尽管竞争这种手段本身固有的一些不利因素仍然无法完全回避和忽视,比如:竞争要求大量投入时间和精力;竞争增加了争论和对武器承包商的保护;竞争割裂了政府与承包商间长期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竞争需要不断评价参与竞争企业的能力,引发对有限资源的长期占用。然而,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在武器装备的采购中运用竞争比不使用竞争更合适,特别通过采购实践活动,竞争的的确确被证明是一种卓有成效的手段。在武器装备采购过程中,如果我们以价格为直接尺度,对一个项目按照其生命周期来分析其中竞争存在形态的话,可给出如下表所示的一般阐述:不同阶段的竞争形态竞争可能存在的阶段主导竞争类型风险-不确定性1.武器装备设计阶级无价格型最大2.武器装备发展研究-样本提供阶段无价格型预算限制型样本制造阶段最大3.武器装备生产阶段小批量生产阶段大批量生产阶段有价格型有价格型小至没有4.武器装备修、服务、人员培训及中期改进阶段有价格型一些至没有5.武器装备消耗阶段有价格型大的没有由上表可见,在武器装备采购过程中,竞争性的表现形式是不完全相同的。竞争一方面是减少了可能引起的道德风险危机,另一方面在其运用过程中又存在程度不同的不确定性。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竞争,所带来的风险性与不确定性也各不相同。因而,各种装备项目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仍存在引入和延伸进一步竞争的必要性和潜力。一般而言,防务装备采购竞争主要是围绕武器装备设计阶段和发展阶段的优劣比较而展开的,而这两个阶段的主导竞争表现为无价格型,也就是说采购代理机构考虑的首先是竞争者技术上的优势分析,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采购代理机构提出的技术设计要求的竞争者将进入下一轮筛选。在第二轮竞争中,采购代理机构将以价格和信誉等为主要因素进行比较,从而确定采购合同的归属。根据实践情况来看,这时的竞争结果往往会根据代理机构的偏好给予某个或多个竞争者最终的胜利。这种做法,既有利于保护采购方的既得利益,维持相对稳定的装备制造商;另一方面,还有利于采购方在装备制造过程中实施竞争延伸,进一步降低装备采购风险。防务装备采购不仅仅表现在采购合同使用的竞争性上,在采购制度上同样存在激励性竞争。为了提高武器装备生产效率,通过竞争刺激及报酬诱导实施竞争规制。迄今为止,应用的主要制度有以下几种:特许投标制度(FranchiseBidding);区域竞争制度(YardstickCompetition);社会契约制度、成本调整契约(SocialContract);价格上限的规制(PricecapRegulation)等。三、防务装备市场竞争的效果通过装备采购过程中投标竞标、刺激手段及合同类型的多方面、多角度竞争,我们不难看到竞争所带来的明显贡献。贡献之一,直接防范了参与竞争双方的道德风险。竞争性使定货方与交货方在长期生产关系中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有所降低。根据竞争所采取的不同类型,道德风险的消逝程度也有所区别。这为最终解决国家防务资源浪费危机提供了重要途径。贡献之二,降低了装备产品的价格,减少了对资源的浪费。竞争性报价与竞价机制的建立,减少了竞争获胜的生产企业企图在其垄断领域内提高的租金,客观上节约了对军事资源的耗费。同时,也迫使军事装备生产厂商通过不断的技术进步增加武器系统技术含量,增强其在下一轮装备采购竞争的地位。贡献之三,提高了国内防务生产企业的生产能力,促进武器采购政策的进一步改进。由于竞争性利益观贯穿于整个武器装备采购过程,国外防务装备厂商的竞争性报价或国内防务装备厂家在生产上存在的比较利益优势使武器装备的销售与购买体制发生深刻的变化。采购市场环境的变动,以“用户拉”和“技术推”双重作用促使国内防务生产企业为赢得并保持高比较利益地位而提高生产能力。四、当前西方国家防务装备市场竞争机制运用的现状及趋势西方国家武器装备采办工作的模式、规模、能力和水平虽不尽相同,但是,武器装备采办计划的组织实施却有诸多共同之处。武器装备作为军品,既有商品的一般属性,又具有自身固有的特性。这种特性主要表现在:军品按预先的订货进行研制和生产,并由政府独家采购;价格不完全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供需双方长期保持相当稳定的不即不离的关系。然而通过多年来的实践,各国逐渐注意到建立有效的竞争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有效地运用市场手段,对于军事装备采购工作能起到相当大的促进作用。大多数国家都开始或已经运用竞争方式来刺激军事装备品的采购,有的国家还专门从法律和法规上明确规定要最大限度地依靠竞争来采办所有物品和获取劳务,要把广泛开展竞争作为降低费用、提高武器性能和加强国防工业基础的一项重要措施。在美国,除了各主承包商要实行竞争外,国防部的有些指令还明确规定,主承包商在具体实施科研、生产过程中的层层转包时也都要广泛采用竞争机制,而且军方要把这些厂商过去在实行转包竞争中的成绩和实现充分竞争的潜力,作为评估和选择主承包商的一个依据。不过,在西方国家中,各国的国情不同,在竞争的做法上也很不一样。比如,法国国防部就不主张在主承包商一级进行竞争,而是引导有关企业进行合并,从而在武器装备各有关领域中基本上形成一家主承包商独家经营的局面,以此增加实力把竞争的对象由国内转向国防军工市场;但是,法国在主承包商实施转包的过程中强调要充分利用竞争,而且规定主承包商所选择的转包商要得到武器装备部的认可。西欧各国在武器装备合作研制、生产中的竞争主要体现在主承包商的确定,一旦确定之后则强调合作,而合作又是为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西方国家防务装备市场中对于竞争机制这个问题,逐渐青睐于以竞争机制为广泛基础的有限市场化的运用。对于这种竞争机制的运用,一般具备如下特点:1.军品市场的竞争有其固有的特点,军品市场的竞争在规模、方式、激烈程度等方面都同传统的自由市场的竞争有不同。70年代美国国防部通过竞争签订的采购合同仅占8%,到1987年达到58%。为了把参与竞争的厂家保留在军品市场内,竞争不是简单的优胜劣汰,竞争失利的厂家仍然有机会参与有关产品或零部件的研制与生产,还规定专门为小企业保留一定份额的研制、生产任务。有时为了竞争,还组织一些厂家合作充当竞争的对手。2.周密的计划是实行竞争的前提,必要的行政干预是公正、合理竞争的保证。在武器装备采办的任何阶段,要实行竞争,军方首先要提出“招标书”之类的文件,内容包括性能指标、经费预算、进度要求等,这些都是开展竞争的依据。而且,竞争过程的组织管理、竞争结果的评估、各类样机和产品的试验与鉴定以及采办过程中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推进的阶段审查等,实际上都离不开军方的直接干预。3.要充分开展竞争,还必须花大力气创造适宜的竞争环境和条件。这些环境和条件包括:有意识地培育竞争对手,有必要的法规条例,有适当的机构和人员(例如,美国国防部局以上各部门都设有“竞争代言人”),有充分的经费保障,有正确的评估、鉴定办法和手段等。否则,有开展竞争的愿望也难以付诸实现。4.不是所有的武器装备项目都实行竞争,非竞争的合同要实施严格管理。诸如大型舰艇和军用航天器之类的武器装备的生产,因造价极其昂贵,产量又非常少,一般不展开竞争;有些风险大、时间要求紧迫、保密性强的研制计划,也不实行竞争。这些武器装备的研制和生产一般是由军方请那些传统上业已证明确系经验丰富、实力雄厚而又稳妥可靠的企业来承担。但是,美国国防部的指令还规定,非竞争合同的申请要有根据和证明材料,要经上一级主管部门审批,而且要为后续采购活动尽可能实行竞争提出应有的措施。参考文献&Hartley:《TheEconomicsofDefense》TheCambrigeUniversityPress,1995,:《ComparisionofDefensePolicies》军事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3.张连超编译:《美国武器采办管理与改革》,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94-07-03-02,1994年版4.赵景曾等编译:《美、法等西方国家武器装备采办的管理》,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93-05-01-02,1993年版5.张振龙主编:《军事采办经济学》,中国物价出版社,1996年版6.总后司令部:《日军装备采购管理》.:《AffordingDefense》TheMITPress,1989,.《MajorWeaponSystemAcquisition:ProcessofFrance》AD-《ArmingAmerica:》,Boston,:“DefenseAcquisitionBreakthroughReachedViaRe-engineeredRules”NationalDefense,Feb1996,p39
核武器的出现,是20世纪40年代前后科学技术重大发展的结果。1939年初,德国化学家O.哈恩和物理化学家F.斯特拉斯曼发表了铀原子核裂变现象的论文。几个星期内,许多国家的科学家验证了这一发现,并进一步提出有可能创造这种裂变反应自持进行的条件,从而开辟了利用这一新能源为人类创造财富的广阔前景。但是,同历史上许多科学技术新发现一样,核能的开发也被首先用于军事目的,即制造威力巨大的原子弹,其进程受到当时社会与政治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从1939年起,由于法西斯德国扩大侵略战争,欧洲许多国家开展科研工作日益困难。 同年9月初,丹麦物理学家.玻尔和他的合作者.惠勒从理论上阐述了核裂变反应过程,并指出能引起这一反应的最好元素是同位素铀235。 正当这一有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发表时,英、法两国向德国宣战。1940年夏,德军占领法国。法国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领导的一部分科学家被迫移居国外。英国曾制订计划进行这一领域的研究,但由于战争影响,人力物力短缺,后来也只能采取与美国合作的办法,派出以物理学家J.查德威克为首的科学家小组,赴美国参加由理论物理学家.奥本海默领导的原子弹研制工作。在美国,从欧洲迁来的匈牙利物理学家齐拉德·莱奥首先考虑到,一旦法西斯德国掌握原子弹技术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经他和另几位从欧洲移居美国的科学家奔走推动,于1939年8月由物理学家A.爱因斯坦写信给美国第32届总统.罗斯福,建议研制原子弹,才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但开始只拨给经费6000美元,直到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珍珠港后,才扩大规模,到1942年8月发展成代号为“曼哈顿工程区”的庞大计划,直接动用的人力约60万人,投资20多亿美元。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制成 3颗原子弹,使美国成为第一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制造原子弹,既要解决武器研制中的一系列科学技术问题,还要能生产出必需的核装料铀235、钚239。天然铀中同位素铀235的丰度仅%,按原子弹设计要求必须提高到90%以上。当时美国经过多种途径探索研究与比较后,采取了电磁分离、气体扩散和热扩散三种方法生产这种高浓铀。供一颗“枪法”原子弹用的几十千克高浓铀,是靠电磁分离法生产的。建设电磁分离工厂的费用约3亿美元(磁铁的导电线圈是用从国库借来的白银制造的,其价值尚未计入)。钚239要在反应堆内用中子辐照铀238的方法制取。 供两颗“内爆法”原子弹用的几十千克钚239,是用3座石墨慢化、水冷却型天然铀反应堆及与之配套的化学分离工厂生产的。以上事例可以说明当时的工程规模。由于美国的工业技术设施与建设未受到战争的直接威胁,又掌握了必需的资源,集中了一批国内外的科技人才,使它能够较快地实现原子弹研制计划。德国的科学技术,当时本处于领先地位。1942年以前,德国在核技术领域的水平与美、英大致相当,但后来落伍了。美国的第一座试验性石墨反应堆,在物理学家E.费密领导下,1942年12月建成并达到临界;而德国采用的是重水反应堆,生产钚239,到1945年初才建成一座不大的次临界装置。为生产高浓铀,德国曾着重于高速离心机的研制,由于空袭和电力、物资缺乏等原因,进展很缓慢。其次,A.希特勒迫害科学家,以及有的科学家持不合作态度,是这方面工作进展不快的另一原因。更主要的是,德国法西斯头目过分自信,认为战争可以很快结束,不需要花气力去研制尚无必成把握的原子弹,先是不予支持,后来再抓已困难重重,研制工作终于失败。胖子(投向长崎的原子弹) 1945年5月德国投降后,美国有不少知道“曼哈顿工程”内幕的人士,包括以物理学家J.弗兰克为首的一大批从事这一工作的科学家,反对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城市。当时,日本侵略军受到中国人民长期抗战的有力打击,实力大大削弱。美、英在太平洋地区的进攻,又几乎全部摧毁日本海军,海上封锁使日本国内的物资供应极为匮泛。在日本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美国仍于8月6日、9日先后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仅有的两颗原子弹,代号分别为“小男孩” 和“胖子”。苏联在1941年6月遭受德军入侵前,也进行过研制原子弹的工作。铀原子核的自发裂变,是在这一时期内由苏联物理学家Г.Н.弗廖罗夫和Κ.А.佩特扎克发现的。卫国战争爆发后,研制工作被迫中断,直到1943年初才在物理学家И.В.库尔恰托夫的组织领导下逐渐恢复,并在战后加速进行。1949年8月,苏联进行了原子弹试验。1950年1月,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加速研制氢弹。1952年11月,美国进行了以液态氘为热核燃料的氢弹原理试验,但该实验装置非常笨重,不能用作武器。1953年8月,苏联进行了以固态氘化锂6为热核燃料的氢弹试验,使氢弹的实用成为可能。 美国于1954年2月进行了类似的氢弹试验。英国、法国先后在50和60年代也各自进行了原子弹与氢弹试验。中国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基础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即着手准备研制原子弹。1959年开始起步时,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 同年6月,苏联政府撕毁中苏在1957年10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协定,随后撤走专家,中国决心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这一任务。中国首次试验的原子弹取"596"为代号,就是以此激励全国军民大力协同做好这项工作。1964年10月16日,首次原子弹试验成功。经过两年多,1966年12月28日,小当量的氢弹原理试验成功;半年之后,于1967年6月17日成功地进行了百万吨级的氢弹空投试验。中国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世界上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核武器这两个发展阶段的任务。1945年8月6日和9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夕,美国空军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接连投掷了两枚原子弹。这场人类有史以来的巨大灾难,造成了10万余日本平民死亡和8万多人受伤。原子弹的空前杀伤和破坏威力,震惊了世界,也使人们对以利用原子核的裂变或聚变的巨大爆炸力而制造的新式武器有了新的认识。美国对日本投下的两颗原子弹,是以带降落伞的核航弹形式,用飞机作为运载工具的。以后,随着武器技术的发展,已形成多种核武器系统,包括弹道核导弹、 巡航核导弹、 防空核导弹、反导弹核导弹、反潜核火箭、深水核炸弹、核航弹、核炮弹、核地雷等。其中,配有多弹头的弹道核导弹,以及各种发射方式的巡航核导弹,是美、苏两国装备的主要核武器。通常将核武器按其作战使用的不同划分为两大类,即用于袭击敌方战略目标和防御己方战略要地的战略核武器,和主要在战场上用于打击敌方战斗力量的战术核武器。苏联还划分有“战役战术核武器”。核武器的分类方法,与地理条件、社会政治因素有关,并不是十分严格的。自70年代末以后,美国官方文件很少使用“战术核武器”,代替它的有“战区核武器”、“非战略核武器”等,并把中远程、中程核导弹也划归这一类。已生产并装备部队的核武器,按核战斗部设计看,主要属于原子弹和氢弹两种类型。至于核武器的数量,并无准确的公布数字,有关研究机构的估计数字也不一致。按近几年的资料综合分析,到80年代中期,美、苏两国总计有核战斗部50000枚左右,占全世界总数的95%以上。其梯恩梯当量,总计为120亿吨左右。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德国和日本投下的炸弹,总计约200万吨梯恩梯,只相当于美国B-52型轰炸机携载的2枚氢弹的当量。从这一粗略比较可以看出核武器库贮量的庞大。美苏两国进攻性战略核武器(包括洲际核导弹、潜艇发射的弹道核导弹、巡航核导弹和战略轰炸机)在数量和当量上比较,美国在投射工具(陆基发射架、潜艇发射管、飞机)总数和梯恩梯当量总值上均少于苏联,但在核战斗部总枚数上多于苏联。考虑到核爆炸对面目标的破坏效果同当量大小不是简单的比例关系,另一种估算办法是以一定的冲击波超压对应的破坏面积来度量核战斗部的破坏能力,即取核战斗部当量值(以百万吨为计算单位)的2/3次方为其“等效百万吨当量”值(也有按目标特性及其分布和核攻击规模大小等不同情况,选用小于2/3的其他方次的),再按各种核战斗部的枚数累计算出总值。按此法估算比较美、苏两国的战略核武器破坏能力,由于当量小于百万吨的核战斗部枚数,美国多于苏联,两国的差距并不很大。但自8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在分导式多弹头导弹核武器上的发展,这一差距也在不断扩大。而对点(硬)目标(见点目标)的破坏能力,则核武器投射精度起着更重要的作用,由于在这方面美国一直领先,仍处于优势。除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和中国已掌握核武器外,印度在1974年进行过一次核试验。一般认为,掌握必要的核技术并具有一定工业基础及经济实力的国家,也完全有可能制造原子弹。由于核武器投射工具准确性的提高,自60年代以来,核武器的发展,首先是核战斗部的重量、尺寸大幅度减小但仍保持一定的威力,也就是比威力(威力与重量的比值)有了显著提高。例如,美国在长崎投下的原子弹,重量约吨,威力约2万吨;70年代后期,装备部队的“三叉戟”Ⅰ潜地导弹,总重量约吨,共8个分导式子弹头,每个子弹头威力为10万吨,其比威力同长崎投下的原子弹相比,提高135倍左右。威力更大的热核武器,比威力提高的幅度还更大些。但一般认为,这一方面的发展或许已接近客观实际所容许的极限。自70年代以来,核武器系统的发展更着重于提高武器的生存能力和命中精度,如美国的“和平卫士/MX” 洲际导弹、“侏儒”小型洲际导弹、“三叉戟”Ⅱ潜地导弹,苏联的SS-24、SS-25洲际导弹,都在这些方面有较大的改进和提高。其次,核战斗部及其引爆控制安全保险分系统的可靠性,以及适应各种使用与作战环境的能力,也有所改进和提高。美、苏两国还研制了适于战场使用的各种核武器,如可变当量的核战斗部,多种运载工具通用的核战斗部,甚至设想研制当量只有几吨的微型核武器。特别是在核战争环境中如何提高核武器的抗核加固能力,以防止敌方的破坏,更受到普遍重视。此外,由于核武器的大量生产和部署,其安全性也引起了有关各国的关注。核武器的另一发展动向,是通过设计调整其性能,按照不同的需要,增强或削弱其中的某些杀伤破坏因素。“增强辐射武器”与“减少剩余放射性武器”都属于这一类。前一种将高能中子辐射所占份额尽可能增大,使之成为主要杀伤破坏因素,通常称之为中子弹;后一种将剩余放射性减到最小,突出冲击波、光辐射的作用,但这类武器仍属于热核武器范畴。至于60年代初曾引起广泛议论的所谓“纯聚变武器”,20多年来虽然做了不少研究工作,例如大功率激光引燃聚变反应的研究,80年代也仍在继续进行,但还看不出制成这种武器的现实可能性。核武器的实战应用,虽仍限于它问世时的两颗原子弹,但由于40年来核武器本身的发展,以及与它有关的多种投射或运载工具的发展与应用,特别是通过上千次核试验所积累的知识,人们对其特有的杀伤破坏作用已有较深的认识,并探讨实战应用的可能方式。美、苏两国都制订并多次修改了强调核武器重要作用的种种战略。有矛必有盾。在不断改进和提高进攻性战略核武器性能的同时,美、苏两国也一直在寻求能有效地防御核袭击的手段和技术。除提高核武器系统的抗核加固能力,采取广泛构筑地下室掩体和民防工程等以减少损失的措施外,对于更有效的侦察、跟踪、识别、拦截对方核导弹的防御技术开发研究工作也从未停止过。60年代,美、苏两国曾部署以核反核的反导弹系统。1972年 5月,美、苏两国签订了《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不久,美国停止“卫兵”反导弹系统的部署。1984年初,美国宣称已制订了一项包括核激发定向能武器、高能激光、中性粒子束、非核拦截弹、电磁炮等多层拦截手段的“战略防御倡议”。尽管对这种防御系统的有效性还存在着争议,但是可以肯定,美、苏对核优势的争夺仍将持续下去。由于核武器具有巨大的破坏力和独特的作用,与其说它可能会改变未来全球性战争的进程,不如说它对现实国际政治斗争已经和正在不断地产生影响。70年代末,美国宣布研制成功中子弹,它最适于战场使用,理应属于战术核武器范畴,但却受到几乎是世界范围的强烈反对。从这一事例也可以看出,核武器所涉及的斗争的复杂性。中国政府在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即发表声明:中国发展核武器,并不是由于相信核武器的万能,要使用核武器。恰恰相反,中国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是为了防御,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核讹诈,为了防止核战争,消灭核武器。此后,中国政府又多次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并就如何防止核战争问题一再提出了建议。中国的这些主张已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的赞同和支持。
作战方式颠覆传统 (此回答供参考) /来自中华网社区 -----------/来自中华网社区 新概念武器是相对于传统武器而言的高新技术武器群体,目前正处于研制和探索之中,它在原理、杀伤破坏机理和作战方式上,与传统武器有显著不同。主要包括定向能武器、动能武器和军用机器人。>定向能武器,是指武器的能量沿一定方向传播,并在一定距离内有杀伤破坏作用,在其他方向则没有。如激光武器、微波武器和粒子束武器等。动能武器,是能发射高速弹头、利用弹头动能直接撞毁目标的武器,如动能拦截弹、电磁炮等;军用机器人,可用于执行战斗任务、实施工程保障等。目前正在研制的新概念武器,还有网络战武器、非致命武器等。动能武器:火炮要"脱胎换骨" "水炮":固体发射药火炮的终结者 ----------- 液体发射药火炮又称“水炮”,是一种以液体发射药代替固体发射药的新型火炮。目前,许多国家都在研究液体发射药炮。有专家预测,液体发射药火炮的诞生,是火炮技术的革命性发展,将在未来战争中取代固体发射药火炮。 >与固体发射药火炮相比,液体发射药火炮省去了药筒等装置,结构简化,使火炮、弹丸的重量减轻,提高了发射速度;液体发射药能量高,增大了弹丸的初速和射程;液体发射药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其储存安全方便,即使被击中也不易爆炸。 电磁炮:能发射各类导弹 ----------- 是一种用电磁作动力的发射装置,由导轨、大电流直流脉冲电源和开关等组成。两条导轨之间用滑块连接,发射时将弹丸放在滑块前。当导轨接通电源时,就会产生强磁场,在强磁场作用下,滑块上的金属箔片转化为高速等离子体,等离子体推动弹丸,将弹丸从导轨上发射出去。 >电磁炮的最大特点,是发射的炮弹初速高。美国海军试验的电磁轨道炮,把3公斤重的炮弹以7马赫的高速发射出去,成为世界上飞行速度最快的炮弹家族成员。弹丸初速高,射程就远,能攻击远距离目标。同时,弹丸在空中飞行时间减少,可提高射击命中精度。它还能发射各类导弹,而且不像传统导弹那样需携带燃料飞行,从而降低了导弹的造价。军用机器人"文武双全" 机器人火炮:装填效率高 ----------- 它可以代替人完成输弹、装填和发射等任务。美国陆军研制出一种 155毫米机器人火炮,它在M109式榴弹炮的炮塔上,安装了一套机器人弹药输送和装填系统。 >该系统由液压传动和操纵,由机械手、自动输弹盘和快速输弹机等部分组成,机械手能轻松抓起45公斤重的弹丸。射击时,机械手将弹丸放在自动输弹盘上,输弹机能在10秒内装填3发炮弹,速度比人工操作快很多。 微型无人作战平台:没有最小,只有更小 ----------- 随着微机电、微制造技术的快速发展,微型无人作战平台显示出巨大的应用价值。目前,世界研究的微型无人作战平台,主要有微型飞行器和微型机器人。 >微型飞行器具有良好的隐蔽性,可执行低空侦察、通信、电子干扰和对地攻击等任务。美国研发的“微星”无人机,是一种可由单兵手持发射的微型飞行器,长度小于15厘米,重量不足18克,因形体微小,即使在防空雷达附近盘旋,也难以被探测到。它在侦察的同时,还能攻击地面活动目标,可谓“文武双全”。 >微型机器人可分为厘米、毫米和微米尺寸机器人,有一定智能,可在微空间进行可控操作或采集信息,能执行常人无法完成的任务,可批量廉价制造。美国研制的一种可探测核生化战剂的微型机器人,只有几毫米大。还有一种正在研发中的“黄蜂”微型机器人,只有几十毫克重,可携带某种极小弹头,能喷射出腐蚀液或导电液,攻击敌方装备的关键电子部件。网络战武器:攻防兼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 计算机病毒对信息系统的破坏作用,已引起各国军方的高度重视,一些国家正大力发展网络战进攻与防御的装备和手段,主要包括计算机病毒武器、高能电磁脉冲武器、纳米机器人、网络嗅探和信息攻击技术等。 >为了成功地实施信息攻击,外军还在研究网络分析器、软件驱动嗅探器、硬件磁感应嗅探器等网络嗅探武器,以及信息篡改、窃取和欺等信息攻击技术。 美军:计算机病毒发源地 ----------- 美国军方的计算机网络攻防武器种类繁多,其攻击性武器主要有:计算机病毒武器、芯片细菌武器和微米/纳米机器人等。美军投资7亿美元用于“病毒武器开发计划”,邮件炸弹、特洛伊木马等数以千计的计算机病毒,正在形成系列并不断推陈出新。 >在黑客组织方面,美国国防部成立了信息战“红色小组”,这些组织在演习中扮作假想敌,攻击自己的信息系统,以发现系统的结构隐患和操作弱点,并及时修正。同时也入侵别国的信息系统和网络,甚至破坏对方的系统。 俄军:某些技术领先于美军 ----------- >俄罗斯军方的计算机网络攻防武器,因受军费开支影响较小而发展较快,特别是网络攻击性武器,已研制出用于破坏或降低敌方信息作战系统效能的多种病毒武器,有些已领先于美国。如“远距离无线注入病毒武器”,可通过无线电频道或通信线路注入对方计算机网络,对其指挥中枢构成直接威胁。 五花八门的非致命武器 非致命武器是为使人员或装备失去功能,而专门设计的武器系统,按作用对象分为反装备和反人员两大类。 超级润滑剂 ----------- 采用含油聚合物微球、无机润滑剂等原料,复配而成的摩擦系数极小的化学物质。主要用于攻击机场跑道、航母甲板、铁轨、高速公路、桥梁等目标,可有效地阻止飞机起降和列车、军车前进。 超级腐蚀剂 ----------- 是一些对特定材料具有超强腐蚀作用的化学物质。设想一下,对坦克手来说,刀枪不入的复合装甲在这种腐蚀剂的作用下变软,该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次声波武器 ----------- 是一种能发射20赫兹以下低频声波,即次声波的大功率武器,可穿透米厚的混凝土。它虽然难闻其声,却能与人体生理系统产生共振。目前研制的次声波武器,分神经型和内脏器官型两种,前者能使人神经错乱,癫狂不止;后者能使人体脏器发生共振,周身产生剧烈不适感,进而失去战斗力。 幻觉武器 ----------- 是一种运用全息投影技术,从空间站向云端或战场上的特定空间,投射有关影像、标语、口号的激光装置,可谓最直接的心理战武器。它的作用是从心理上骚扰、恫吓和瓦解敌军,使其恐惧厌战,继而放弃武器逃离战场。 黏性泡沫 ----------- 属于一种化学试剂,喷射在人员身上立刻凝固,从而束缚人员的行动。美军在索马里行动中使用了一种“太妃糖枪”,喷出的化学黏稠剂可将人员包裹起来,使其失去抵抗能力。目前美国已开发出了第二代肩挂式黏性泡沫发射器。
未来战争是以信息和知识为主要作战资源的信息化战争,针对信息化战争的特点、结合高新技术在精确制导武器上的应用,分析了精确制导武器在未来战争中的发展方向。精确制导武器在走向体系化、网络化、智能化、隐形化的同时,也正朝着综合化、多用途方向发展,注重效费比的提高,将逐步成为未来战争的基本火力。� 关键词:信息化战争;精确制导武器;制导技术�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世界新军事的变革;信息化是新军事变革的本质和核心。作为典型的信息化武器——精确制导武器在现代战场上已广泛使用,在伊拉克战争中精确制导武器的使用比例已占到68%。近几年来,世界主要国家都非常重视在精确制导武器研发和采购上的投入,精确制导武器呈现强劲的发展势头;原有装备经过改进和改装后战术技术性能不断提升,新型精确制导武器不断涌现,使精确制导武器出现了综合化、多样化的发展格局。新时期新阶段,探讨精确制导武器的发展趋势,对研究信息化战争的对抗模式和作战样式,获取信息化战争的主动权有着重要的意义。� 1 精确制导武器的发射单元、制导系统与作战信息平台相融合,提高整体作战效率� 在未来信息化战争中,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战争形态,都要求能快速准确发现目标、及时决策和精确打击,信息化战争不仅是指挥控制系统的信息化,而且是武器系统的信息化。精确制导武器作为典型的信息化武器,其获得信息的来源不能只限于自身的探测器,还应当充分利用战场中的多种信息资源。对现有精确制导武器发射单元进行信息化改进,使其充分支持C4I、C4ISR、C4KISR等指挥控制系统,实现信息共享,使发射单元不但具备自身火力分布数据,还能共享上级的综合情报数据以共享敌方前沿阵地地形、布设、武器装备等情况,这些都对参战人员掌握精确制导武器的发射时机或者自动修正发射之前的参数提供必要的支持。目前,精确制导武器获取信息和利用信息的程度不高,弹上传感器的探测距离近,易受干扰,而且受体积质量的限制,弹上传感器的探测性能无法与其它探测平台的传感器相比。如果在精确制导武器上加装数据链,则精确制导武器之间、精确制导武器与其它信息平台通过数据链共享信息,能迅速察觉目标的机动和环境的变化,在飞行中进行数据交换,实时地对弹上数据进行修正,将极大地提高探测距离和探测精度,还可以识别特定目标和对目标毁伤评价,如果原定目标被摧毁,制导系统能够重新选择新的航线攻击备选目标。同时,弹上数据通过数据链也可以回传到指挥控制信息平台,指挥员可以根据数据链传回来的数据进行毁伤评估,对目标最易被破坏的区域实施攻击,从而显著提高作战效能。通过数据链,用地面部队或无人侦察机也可以来导引攻击机动目标或难发现的目标。目前,美军方正在致力于研制空中巡逻弹药,这种制导弹药可以停留在一个区域内直到按指令对目标进行攻击。� 在未来反坦克作战中,反坦克分队将配备比较完善的C4KISR系统,使每一个作战单元能够做到信息共享和互联、互通、互操作,反坦克武器系统将利用光电信息和计算机技术,实时地采集、融合、处理、传输、显示战场信息,实现发射、控制、打击和射击效果评估等综合任务,最终实现网络化、自动化、实时化、精确化的发展。反坦克分队不仅能够充分利用反坦克武器系统本身采集的战场信息,还能充分共享己方其它武器平台和C4KISR系统提供的作战信息,能够全天候、近实时地获取、处理目标的类型、距离、方位、数量等信息,快速决策、合理分发,以多品种和足够数量的反坦克武器协调一致地进行打击,并对毁伤效果近实时地评估以备实施二次攻击,使作战单元在整个火力配系中能够发挥最佳效率。� 2 新型制导技术的发展、制导技术的多模化以及末制导技术的智能化,将极大提高精确制导武器的命中精度和抗干 扰能力� 目前,红外(中、远红外)自导引、红外成像、激光半主动自导引和激光驾束、主/被动雷达自导引(重点是毫米波)、光纤制导、计算机最优控制、星光定位等新型制导技术不断发展;这些新型制导技术在精确制导武器上的成功应用,将使精确制导武器的制导精度有了一个质的飞跃。激光制导、红外成像制导、毫米波制导等诸多新型制导技术已在精确制导武器得到应用,这些新型高精度制导技术,使导弹制导精度提高了一个数量级。� 新技术并非完美无缺,任何一种制导体制在使用上都存在一定局限性。精确制导武器的探测系统由于受弹上探测器性能和环境的影响,末端探测距离受到一定限制。多模复合制导技术可以在不同频段(红外、紫外、可见光、微波、宽带微波、毫米波等)和不同的工作体制(主动、半主动、被动、指令等)下工作。一部分精确制导武器已采用中末段制导复合方式,中制导以卫星导航CPS/捷联惯导为主要途径,末制导主要采用凝视红外成像、毫米波宽带高分辨成像等制导技术。世界上多模导引头应用最多的是双模复合寻的导引头。目前双模导引头主要类型有:光学双色、微波/红外和毫米波/红外成像;而红外成像和毫米波主动两种方式是国内外多模复合制导技术优先发展的重要方向,预计在今后10年内将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并在精确制导武器上的成功应用,使精确制导武器将不仅具有自动攻击目标,还具有逻辑判断、推理和识别能力,成为世界上智能化程度最高的武器装备。尤其是信息融合、识别处理技术在数据级融合处理上的突破,使得各传感器获取的目标信息实现智能识别处理,在实施攻击时,不仅可以准确的命中目标,还可以进行多目标选择和自适应抗干扰;在选择命中目标时能自动寻找目标最易损、最关键的部位以获得极高的作战效能。智能化信息处理中ATR技术的研究是重点,新一代红外图像ATR系统是可编程的,它融入人工智能,有自适应和学习能力。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现在正在把人工神经网络应用到ATR技术中。尽管目前ATR技术还未达到实用程度,但已取得很大进展,必将带动精确制导智能化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
面向21世纪的俄罗斯武器装备发展一、认真研究未来高技术武器装备发展的革命性变化前苏联拥有强大的核力量、常规力量以及先进的军事技术和国防科研基础,对军事技术在武器装备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及对未来战争的影响都有透彻的了解。前苏联元帅奥加尔科夫早在70年代就曾预言,即将出现的种种新技术必将引发一场军事革命。80年代初,他指出,高新技术可以大大增强作战能力,核武器的政治、军事效用正日益下降。到80年代中期,他再次提出,以探测器和计算机领域的技术成果为基础的军事技术革命,可以做到使常规武器与核武器在效果上相当。俄罗斯作为前苏联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的主要继承者,对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技术群的出现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认真研究了高技术给武器装备发展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常规兵器的杀伤力进一步得到提高。以侦察--突击和侦察--射击综合体形式出现的毁伤手段和自动化侦察武器控制系统的一体化,再加上巡航导弹和无人驾驶飞行器的使用,使外科手术式的精确打击成为可能。常规武器高技术化使其可在有限的极短时间内,在任何距离上,有选择地准确摧毁任何重要设施。电子战兵器具备了极高的突防效能,并从过去的保障手段跃升为当前主动毁伤武器。太空武器即将登上军事斗争的舞台。太空资源可提供关于敌情及敌方所采取措施的详细情报,拥有利用太空资源的优势,首先使侦察效能全面提高,从而使战略兵器的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在未来空中--太空作战中,从太空可以用精确制导武器和新物理原理武器对任何目标实施猛烈的突击。他们认为,太空战将成为未来战争的主要样式,无能力抗击太空武器的国家是注定要失败的,俄必须发挥其在太空武器发展方面拥有的优势。非传统武器将相继问世。俄军事专家认为,武器装备毁伤效能主要来自物理能、化学能和生物能三种能量形式。传统武器装备毁伤效能的能量形式主要是物理能的动能和热能的效应,而非传统武器正在开发另一种物理能表现形式在军事上的运用,即声能、电磁能、辐射能等。目前正在研制开发的此类武器系统有:激光武器、射频武器、不相干光源、粒子束和次声武器等。另外一种非传统武器是用于破坏通信系统、电力系统和计算机网络的电子和电磁武器,还有可设置各种阻碍运动的全能障碍手段(包括各种泡沫物质、难以忍受的氯味和声响等)。武器装备发展趋向信息化。俄国家安全委员会现任科学顾问、海军上将彼罗诺夫认为,现代武装斗争涉及到一场夺取信息优势的斗争,这是一个确保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因素。俄军事科学界通过对军事革命、信息技术、信息武器和信息战的深入研究,提出了“军事革命的优势源于信息武器”、“信息武器的优势是克敌制胜的决定性因素”、“提高作战能力最合理的方式是提高武器和军事装备的信息支援能力”等观点,强调要在未来军事斗争中获得优势,必须大力发展信息化武器装备。二、确定俄罗斯武器装备发展的新思路为了在新的一轮军事技术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为了全面维护俄罗斯安全战略环境的需要,俄非常重视国防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发展。他们认为,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技术群,正在迅速地改变着军事领域的方方面面。武器装备正在向信息化、远程化、精确化与一体化方向迈进,其毁伤效能已大幅度提高。武器系统与系统的对抗趋势更加明显,为了适应未来军事斗争的需要,俄军武器装备发展必须走系统、集成化道路。预测21世纪初武器装备发展趋向。俄军认为,随着信息技术等高技术群的发展,到21世纪初,能够对军事斗争产生重大影响的军事技术突破至少有以下10项:一是提高了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制导系统精度;二是制造出新一代精确制导机动弹头,其效能不受大气层和天候因素影响;三是发展了“隐身”技术,不仅应用于飞机,而且也用于导弹,尤其是巡航导弹;四是采用了新型雷达(超视距雷达、相位自动调频雷达、可见光和红外线波段雷达);五是研制了“电磁脉冲”武器;六是发展了全球形势监控、获取和处理信息的综合系统;七是在军队指挥、通信中采用了新的信息技术;八是研制了军用机器人和智能武器(采用智能信息学成就);九是研制了定向能武器;十是进行了用于军事目的的宇宙开发。确定俄应重点发展的技术领域。世界军事正面临着一个核武器后的全新发展阶段。现代武器系统的毁伤效能越来越不取决于火力,而是更多地取决于信息参数:精确性、可控性和快速性。信息化在世界各发达国家的军事技术政策中已成为最优先的任务。在军事行动中,信息技术对抗的比重和意义越来越大。以毁伤计算机系统为主要目标的信息武器,已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通过比较研究,他们认为,俄罗斯武装力量已经在先进常规弹药、电子战系统、信息系统(C3I系统)、计算机技术、隐身技术、某些类型的激光技术等关键技术领域落后于西方国家。通过对海湾战争的研究,俄军认为,国防关键技术是未来武器装备发展的基础,必须超前发展。要重点加强对潜在的军事威胁和军事技术突破有重大影响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试验与设计工作。俄军确定重点发展的关键技术领域为:微电子和计算机装备技术、雷达技术、电子战对抗技术、航空和航海动力技术、新型弹药、燃料和核能技术、近实时导航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等。探讨武器装备发展的新思路。俄军事科学院院长马·加列夫大将1997年初在其《俄罗斯的军事学说》一文中指出:在发展军备和国防科研工作中,不要陷入别国的军备竞赛轨道,应努力选择符合国家经济能力和战略目标的途径,力争把军事技术发展放在首位;应当重视研究装备体系,而不是某一种武器。他认为,不能分散力量和资金追求发展其他国家已经有的或可能有的各种武器和装备;在必要时应当敢于冒险和超越几代武器,集中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研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武器,它们可以削弱或打乱别国谋求军事技术优势的长期计划。从目前来看,即使最完善的武器,装备最精良的海、陆、空集团,也只有在具有高度发达的组织性、可预测性、保密性、准确性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其优势。未来战争中,最主要的作战重心不是消灭某个武器,而是摧毁统一的信息系统、智力资源、导航通道和整个指挥控制系统。由此可见,俄军将重点发展其在《俄罗斯联邦军事学说基本原则》中确定的武器系统:即军队指挥系统、武器控制系统、通信系统、侦察系统、战略预警系统、无线电电子对抗系统、高精度武器系统、机动的非核毁伤武器系统及其信息保障系统等。三、加快技术成果向新型武器装备转化的步伐俄罗斯为保障其军队整体作战能力不因大幅度裁减员额而受到削弱,及时调整了武器装备发展的基本方针,加强了高技术科研成果向武器装备转化的步伐,并重点突出了信息武器的研制。确定武器装备发展的基本方针。俄军提出,武器装备的发展以高科技为先导,积极研制和发展新型高精度武器装备,巩固军事领域关键技术的科技优势。在保证现役武器装备不低于世界水平的前提下,努力减少繁杂型号武器装备的采购,重点改进现役武器装备,不大规模生产全新武器系统,但保持必要装备发展时进行大规模生产的能力。在战略武器方面,按照保障国家安全的总体构想,俄仍将主要靠战略核攻击力量的规模及战略导弹和核弹头的数量,提高机动发射能力和命中精度,增强生存能力。在常规武器发展方面,陆军主要保留80年代服役的先进武器装备,并不断改进某些分系统,使地面压制兵器实现装甲化和智能化,以适应现代高技术常规战争的需要。空军将逐步淘汰老式的第二、三代飞机,减少装备机型,保留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第四代飞机,以提高空军的整体作战能力;防空军将改进现役防空导弹的跟踪制导系统、提高攻击多目标和电子战性能,全面提高防空作战能力。海军将发展全球和区域指挥系统,完善单舰和编队的自动化指挥系统,注重综合武器系统的研制,装备可抵御全方位导弹攻击的武器系统,提高其隐蔽、机动和远洋作战能力。加快科研成果向新型武器装备转化的步伐。根据新的武器装备发展方针,俄军强调要以高技术为先导,加快科技成果向军事能力转化的步伐。1994年1月俄政府安全会议正式批准了国防部制定的,为期10年的“俄军武器装备发展长期规划”。该规划要求以新的国防科研成果为基础,优先发展空军装备、精确制导武器系统和机动部队运输工具;进一步提高战略武器的可靠性;完善师以下部队指挥通信设备和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目前,俄正加紧进行SS-X-27、SS-X-27和“胖孩”等新型战略导弹的研制;陆军开始少量装备90年代研制的采用计算机火控系统和第二代爆炸反应装甲并可攻击直升机的T-90E型坦克;空军重点发展并装备米格-33、35,苏-30、35、37等新一代具有隐形或反隐形功能的作战飞机;防空军重点研制具有全天候、全方位、全高度拦截战略弹道导弹和隐形飞机能力的防空兵器;海军正在加紧研制可垂直起降作战飞机的水面舰只和新一代战略核潜艇。1997年初,俄军制定了《2005年前国家武器装备发展计划》,该计划以发展武器系统为突破口,将未来一个时期武器装备发展的重点放在侦察、指挥、通信和电子对抗等领域,并强调国防企业要保持现代武器装备的生产能力,以便在财政状况好转后尽快投入生产、并装备部队。
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开始到1949年结束。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整个中国近代史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近代史始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止于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覆亡,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 19世纪中期,英、法等西方列强接连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断遭到破坏,西方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激化。70年代以后,列强对华侵略加剧,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 鸦片战争前,中国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制国家。但由于清王朝这个封建地主政权腐朽没落、妄自尊大,封建制度已危在旦夕。由于林则徐的虎门销烟,英国借机侵略中国,但其实质是为了打开中国市场,销售鸦片.1842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大量输出商品和资本,逐渐冲击着中国封建经济。 1840年,外国资本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一场场强加给中华民族的灾难。近百年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对中国发动过一次甚至多次侵略战争。有公然入侵,也有不宣而战;有单独入侵,更有合伙劫掠,强迫中国签订了数以千计的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资本主义列强扶植封建势力作为统治中国的工具;蚕食和鲸吞中国领土;出兵控制,窃取中国军事要地;划分势力范围;控制重要通商口岸和建立租界;施行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通过战争勒索巨额赔款;在中国进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推行的殖民主义,引起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巨烈动荡,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中国人民为摆脱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进行了长时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1840年以来,亡国灭种的危机一直威胁着千年古国。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一代民族精英觉醒:林则徐、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洪秀全领导的反清农民起义;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图强”;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正是他们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为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同仇敌忾,英勇奋斗,前赴后继,拼搏不息,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 1851年,洪秀全领导号召农民在金田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1853年春,太平军占领南京,把南京改名为天京,定为都城,正式建立农民政权,同清朝对峙。1856年,太平军摧毁江南大营,解除了天京之围。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了全盛时期。1864年夏,洪秀全病逝。不久,天京沦陷,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1856年,英国提出修改《中英南京条约》,但遭清政府的拒绝.英国借此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英法联军出兵侵略中国,美俄是帮凶.虽然第二次鸦片战争与鸦片无关,但其实质与鸦片战争一样,因此叫第二次鸦片战争. 1860年,英法联军再度攻占天津,一路烧杀抢劫,咸丰帝逃往承德避暑山庄,让他的弟弟恭亲王弈欣担任议和大臣,留守北京。接着英法联军洗劫并焚毁了北京西郊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占领了北京。并强迫清政府签定《北京条约》。 19世纪60—90年代,洋务运动,以弈欣为首。发展中国军事、民用、教育等,中国资产阶级产生并且有所发展。 1883—1885年,中法战争,签定《中法新约》,标志着中国西南的门户被打开了。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失败.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1900年,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镇压义和团起义,维护在中国的利益,发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它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沉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中国人民为反抗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开始了救亡图存的探索。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进行了维新变法运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新文化运动冲击了封建主义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中国在饱受列强欺凌、被迫开放的环境中不断进行着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国的近代化艰难起步,社会结构开始逐步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
随着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不仅对军队的武器装备作战理论,编制体制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对军事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构成战争基本要素的人,武器装备及人与武器的组合方式,都与科学技术密切相关。高技术战争,实质上是高科技的较量与对抗。作为战争主体的人,谁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并把其科学有效地运用于战场上,谁就可以获得战场上的主动与优势。 一、正确认识高技术条件下人与武器的关系 人与武器的关系问题,是确立正确的高技术战争认识观的首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早就明确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的是人不是物”这一科学论证,正确揭示了人和武器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辩证 统一关系。在现代条件下,武器装备的发展不仅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削弱人的决定作用,相反却显得更加重要,更加突出了,这是因为,人永远是战争的主体,这也是我们建立正确的技术战争认识军事人才的关键。 (一)高素质的人是高技术战争中决定性因素的关键要素。 在高技术广泛运用于军事领域的今天,高素质的人与低素质的人不是简单的能力差,而是战斗力的质量差,而以不同的二者形成的人的群体,军队,部队或战斗团体,在战争胜负的决定性作用上,具有本质的差别。因为高技术战争所涉及的技术与科学知识十分广阔,人的体力与体能在战争中的作用大幅度下降,而人的智能作用居于绝对优势的地位。在科学技术还十分发达的情况下人与武器的结合是件很容易的事,稍加训练就会提高技能,可以形成和提高战斗力。武器装备也要靠人去掌握和使用。同样的武器,在不同人的手中将发挥不同的效能。两伊战争,伊拉克和伊郎 各自得到了苏联和美国的一些新式武器装备,但由于双方军队的素质不高,结果是用先进的武器打了一场落后的战争。智能化的武器需要智能化的士兵来掌握。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的全胜与伊拉克的惨败,二者在科技素质上的悬殊差别是一个重要原因,而霍克导弹现象足以证明这一点。霍无导弹是美国雷锡恩公司1954年研制,60年代初装备部队的一种全天侯中低空的地对空导弹。经过近些年的高技术改造,在90年代初仍是比较先进的高技术兵器,它是美陆军、海军、陆战队标准的野战防空的中程防空导弹,可以用来拦截飞机,巡航导弹和地对空导弹。海湾战争前夕,美军卖给科威特140枚导弹及发射控制系统,当科威特陷落后,这140枚霍无导弹自然成为伊军的战利品,但由于霍克导弹采用了先进的制导方式,操作与发射过程十分复杂,由于伊军缺乏技术人才,尽管在90年8月份占缴获到手,但一直到1991年1月17日战争爆发,还没有掌握操纵,控制与发射的本领。尽管战场十分需要防空兵器,但由于缺乏高素质的人才,只能让其在库中睡大觉,造成了巨大的浪费。霍克导弹现象则进一步说明高素质的人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相反,低素质的人尽管再多,但它的作用很小,有时甚至是没有作用。 有的同志说战争就要投入大量的兵力,其实不然,下面我给大家讲一讲第二个问题: (二)人的数量优势不再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优势,战斗力不仅来自人质量,也来自人的结合体-武器的质量。 在武器装备水平较低的时代,兵力兵器的数量是军力大小强弱的主要标志数量优势可以弥补质量上的劣势,成为制约战争胜负决定性因素。“多兵之旅必胜”几乎成为战争制胜的名言,而现代高技术的今天,是用数量无法弥补的。海湾战争中,占尽兵优势的伊军,由于军力,经济和政治组织力方面的质量差,不仅一次象样的抵抗都没有,简直成为战场上的聋子,瞎子和靶子,只是被动挨打,丝毫没有还手的余地,因此人的决定性因素-不在数量优势。高素质的人与武器结合,才能生长和提高战斗力。 (三)人心向背在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性作用更为突出。 毛泽东同志历来把人心向背作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来看待,这也是他建立无产阶级战争观的基本出发点。在高技术战争的今天,人心向背,战争的正义性问题仍在战争胜负中起着重要作用。海湾战争更为深刻的说明这一点。(1)从战争的起源上,是由于伊拉克侵略科威特,因而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特别是伊拉克置联合国十项决议而不顾,一意孤行,形成了100多个国家参加反伊的联盟和30多个国家组成多国部队;(2)从战争力量的形成上,由于伊拉克的侵略行径,在全世界空前孤立,几乎全世界都反对伊拉克,伊拉克真正成了孤家寡人。而多国部队似乎具有了战争的“正义性”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要人有人要钱有钱,再不像美军侵略越南,奇袭利比亚那样遭到世界及国内的反对与遣责,原因不正是伊拉克的人心向背问题吗?就连生活中也是这样,如一个需要积极向上的整体,某名同志不顾制度及要求,自行行事,犯了于集体“摸黑”的错误,必然招来全体的反对。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思想切不可有丝毫的动摇。 二、人的因素在现代高技术出现的几种新的特点 (1)人的因素将更多地通过“物化”形式表现出来。 现代军事科技的发展,使人的作用在更加广阔的领域内和更高层次上得到充分发挥。如人借助“外脑”和其他先进的技术装备,成倍地提高大脑的功能;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广泛运用,把人的“智力”开发推向一个新领域;“机器人”参战也由幻想变为现实等等。这些都足以说明,人的因素的作用,将更多“物化”形式表现出来。 (2)人的因素在“寂静战场的的对抗中更加突出” 以往的战争,众人们习惯考虑双方打起来之后如何战胜对方。而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则要求把和平时期各个领域的广泛较量,即在“寂静战场”上的较量,视为“热战场”较量砂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作为战胜对方的新手段。当今世界,威慑理论的广泛研究和运用。凭借高精尖技术兵器,力图给对方构成一种威慑,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人的素质,观念及军事理论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 (3)人的因素将更多地在间接对抗中发挥作用。 新的技术兵器大量运用于战场几乎是强制性地改变着传统作战方法。打赢现代化战争不仅要靠直接操纵者,而且要靠保障者和组织者。人的因素将更多地表现为斗智斗谋。 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战争方式和作战方法的改变,作战理论的更新,归根到底是人创造活动的结果。 就连技术发展的美国1986年《作战纲要》指出:“战争是由人而不是由机器去进行并取胜的。一如既往,人的因素将在未来的战役战斗中起决定作用”。 三、现代军事人才产生的途径 1、在严格训练中成才。军事人才要经过系统严格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军事知识的教育,更要经过直接或间接的军事实践的锻炼。战争条件靠战争实践学习战争,在和平时期则要靠训练,靠苦练,邓小平指出:“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提高军队的;军事素质和部队整体作战能力,做到“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 2、努力提高科学文化知识。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军肩负着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稳定和统一任务。现代战争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需要更要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毛泽东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熟练掌握和运用现代军事技术,努力探索未来高技术条件下克敌制胜的战法。 3、坚持多形式多渠道自学成才道路。培养现代高素质军事人才,除上述主要途径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从实际出发,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辟军事人才的新途径,谋求21世纪战略主动,在军队建设上,实现收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实现质量建军,科技强军的战略思想。
挺厉害的!!我也上这个课,缘分阿,把分给我吧,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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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著[M]、论文集[C]、报纸文章[N]、期刊文章[J]、学位论文[D]、报告[R]、标准[S]、专利[P]、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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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距常见的有倍、22磅、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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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文内引用采用姓名和年份的方式,则以时间顺序在文内列出多个文献,再以字母顺序在文后列出这些文献。当文内引用采用文献号,则以数字顺序在文内和文后列出文献。
参考文献标准格式如下:
一、期刊类[J]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J]。刊名,出版年份,卷号(期号):起止页码。
【举例1】安心,熊芯,李月娥。7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与特点[J]。当代教育与文化,2020,12(06):75-80。
【举例2】[2]许竞。我国学历教育分化的证书制度溯源[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6):22-29。
二、专著类[M]
【格式】[序号]作者。书名[M]。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起止页码。
【举例1】葛家澍,林志军。现代西方财务会计理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42。
三、报纸类[N]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举例1】[1]葛剑雄,陈鹏。地名、历史和文化[N]。光明日报,2015-09-24(011)。
四、论文集[C]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份:起始页码。
【举例】伍蠡甫。西方文论选[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12-17。
五、学位论文[D]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D]。出版地:保存者,出版年份:起始页码。
【举例】郝桂莲。反思的文学:苏珊·桑塔格小说艺术研究[D]。四川大学,2014。
六、研究报告[R]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R]。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份:起始页码。
【举例】冯西桥。核反应堆压力管道与压力容器的LBB分析[R]。北京: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1997:9-10。
七、其他[N]
【格式】[序号]颁布单位。条例名称。发布日期。
在正文书写完毕后,空两行(宋体小四号),再书写“参考文献”四个字(居中),“参考文献”使用宋体四号加粗,前后两个字之间不空格。“参考文献”书写完毕后空一行(宋体小四号)再书写参考文献的具体内容。
参考文献的序号左顶格书写,并用数字加方括号表示,如〔1〕,〔2〕,?,每一参考文献条目的'最后均以“.”结束。参考文献只列出作者已直接阅读,在撰写论文过程中主要参考过的文献资料,所列参考文献应按论文参考的先后顺序排列,参考文献一律书写在论文正文结束后,不得放在各章(节)之后。
参考文献引用的技巧
如果我们在论文中有引用了他人的学术观点、数据、材料、结构等,就一定要记得详细的标注出来的。我们引用参考文献也应该要规范,如果我们在论文中标注的参考文献不规范,也从侧面反映出论文写作者的水平和态度。
参考文献不宜过多,文献的多少能体现出论文占有资料的程度。一般情况下,中文论文的参考文献偏少,但也不能简单以文献引用量达到多少简单划分,不同性质的论文引用参考文献的多少页相差很大。
面向21世纪的俄罗斯武器装备发展一、认真研究未来高技术武器装备发展的革命性变化前苏联拥有强大的核力量、常规力量以及先进的军事技术和国防科研基础,对军事技术在武器装备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及对未来战争的影响都有透彻的了解。前苏联元帅奥加尔科夫早在70年代就曾预言,即将出现的种种新技术必将引发一场军事革命。80年代初,他指出,高新技术可以大大增强作战能力,核武器的政治、军事效用正日益下降。到80年代中期,他再次提出,以探测器和计算机领域的技术成果为基础的军事技术革命,可以做到使常规武器与核武器在效果上相当。俄罗斯作为前苏联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的主要继承者,对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技术群的出现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认真研究了高技术给武器装备发展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常规兵器的杀伤力进一步得到提高。以侦察--突击和侦察--射击综合体形式出现的毁伤手段和自动化侦察武器控制系统的一体化,再加上巡航导弹和无人驾驶飞行器的使用,使外科手术式的精确打击成为可能。常规武器高技术化使其可在有限的极短时间内,在任何距离上,有选择地准确摧毁任何重要设施。电子战兵器具备了极高的突防效能,并从过去的保障手段跃升为当前主动毁伤武器。太空武器即将登上军事斗争的舞台。太空资源可提供关于敌情及敌方所采取措施的详细情报,拥有利用太空资源的优势,首先使侦察效能全面提高,从而使战略兵器的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在未来空中--太空作战中,从太空可以用精确制导武器和新物理原理武器对任何目标实施猛烈的突击。他们认为,太空战将成为未来战争的主要样式,无能力抗击太空武器的国家是注定要失败的,俄必须发挥其在太空武器发展方面拥有的优势。非传统武器将相继问世。俄军事专家认为,武器装备毁伤效能主要来自物理能、化学能和生物能三种能量形式。传统武器装备毁伤效能的能量形式主要是物理能的动能和热能的效应,而非传统武器正在开发另一种物理能表现形式在军事上的运用,即声能、电磁能、辐射能等。目前正在研制开发的此类武器系统有:激光武器、射频武器、不相干光源、粒子束和次声武器等。另外一种非传统武器是用于破坏通信系统、电力系统和计算机网络的电子和电磁武器,还有可设置各种阻碍运动的全能障碍手段(包括各种泡沫物质、难以忍受的氯味和声响等)。武器装备发展趋向信息化。俄国家安全委员会现任科学顾问、海军上将彼罗诺夫认为,现代武装斗争涉及到一场夺取信息优势的斗争,这是一个确保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因素。俄军事科学界通过对军事革命、信息技术、信息武器和信息战的深入研究,提出了“军事革命的优势源于信息武器”、“信息武器的优势是克敌制胜的决定性因素”、“提高作战能力最合理的方式是提高武器和军事装备的信息支援能力”等观点,强调要在未来军事斗争中获得优势,必须大力发展信息化武器装备。二、确定俄罗斯武器装备发展的新思路为了在新的一轮军事技术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为了全面维护俄罗斯安全战略环境的需要,俄非常重视国防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发展。他们认为,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技术群,正在迅速地改变着军事领域的方方面面。武器装备正在向信息化、远程化、精确化与一体化方向迈进,其毁伤效能已大幅度提高。武器系统与系统的对抗趋势更加明显,为了适应未来军事斗争的需要,俄军武器装备发展必须走系统、集成化道路。预测21世纪初武器装备发展趋向。俄军认为,随着信息技术等高技术群的发展,到21世纪初,能够对军事斗争产生重大影响的军事技术突破至少有以下10项:一是提高了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制导系统精度;二是制造出新一代精确制导机动弹头,其效能不受大气层和天候因素影响;三是发展了“隐身”技术,不仅应用于飞机,而且也用于导弹,尤其是巡航导弹;四是采用了新型雷达(超视距雷达、相位自动调频雷达、可见光和红外线波段雷达);五是研制了“电磁脉冲”武器;六是发展了全球形势监控、获取和处理信息的综合系统;七是在军队指挥、通信中采用了新的信息技术;八是研制了军用机器人和智能武器(采用智能信息学成就);九是研制了定向能武器;十是进行了用于军事目的的宇宙开发。确定俄应重点发展的技术领域。世界军事正面临着一个核武器后的全新发展阶段。现代武器系统的毁伤效能越来越不取决于火力,而是更多地取决于信息参数:精确性、可控性和快速性。信息化在世界各发达国家的军事技术政策中已成为最优先的任务。在军事行动中,信息技术对抗的比重和意义越来越大。以毁伤计算机系统为主要目标的信息武器,已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通过比较研究,他们认为,俄罗斯武装力量已经在先进常规弹药、电子战系统、信息系统(C3I系统)、计算机技术、隐身技术、某些类型的激光技术等关键技术领域落后于西方国家。通过对海湾战争的研究,俄军认为,国防关键技术是未来武器装备发展的基础,必须超前发展。要重点加强对潜在的军事威胁和军事技术突破有重大影响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试验与设计工作。俄军确定重点发展的关键技术领域为:微电子和计算机装备技术、雷达技术、电子战对抗技术、航空和航海动力技术、新型弹药、燃料和核能技术、近实时导航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等。探讨武器装备发展的新思路。俄军事科学院院长马·加列夫大将1997年初在其《俄罗斯的军事学说》一文中指出:在发展军备和国防科研工作中,不要陷入别国的军备竞赛轨道,应努力选择符合国家经济能力和战略目标的途径,力争把军事技术发展放在首位;应当重视研究装备体系,而不是某一种武器。他认为,不能分散力量和资金追求发展其他国家已经有的或可能有的各种武器和装备;在必要时应当敢于冒险和超越几代武器,集中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研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武器,它们可以削弱或打乱别国谋求军事技术优势的长期计划。从目前来看,即使最完善的武器,装备最精良的海、陆、空集团,也只有在具有高度发达的组织性、可预测性、保密性、准确性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其优势。未来战争中,最主要的作战重心不是消灭某个武器,而是摧毁统一的信息系统、智力资源、导航通道和整个指挥控制系统。由此可见,俄军将重点发展其在《俄罗斯联邦军事学说基本原则》中确定的武器系统:即军队指挥系统、武器控制系统、通信系统、侦察系统、战略预警系统、无线电电子对抗系统、高精度武器系统、机动的非核毁伤武器系统及其信息保障系统等。三、加快技术成果向新型武器装备转化的步伐俄罗斯为保障其军队整体作战能力不因大幅度裁减员额而受到削弱,及时调整了武器装备发展的基本方针,加强了高技术科研成果向武器装备转化的步伐,并重点突出了信息武器的研制。确定武器装备发展的基本方针。俄军提出,武器装备的发展以高科技为先导,积极研制和发展新型高精度武器装备,巩固军事领域关键技术的科技优势。在保证现役武器装备不低于世界水平的前提下,努力减少繁杂型号武器装备的采购,重点改进现役武器装备,不大规模生产全新武器系统,但保持必要装备发展时进行大规模生产的能力。在战略武器方面,按照保障国家安全的总体构想,俄仍将主要靠战略核攻击力量的规模及战略导弹和核弹头的数量,提高机动发射能力和命中精度,增强生存能力。在常规武器发展方面,陆军主要保留80年代服役的先进武器装备,并不断改进某些分系统,使地面压制兵器实现装甲化和智能化,以适应现代高技术常规战争的需要。空军将逐步淘汰老式的第二、三代飞机,减少装备机型,保留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第四代飞机,以提高空军的整体作战能力;防空军将改进现役防空导弹的跟踪制导系统、提高攻击多目标和电子战性能,全面提高防空作战能力。海军将发展全球和区域指挥系统,完善单舰和编队的自动化指挥系统,注重综合武器系统的研制,装备可抵御全方位导弹攻击的武器系统,提高其隐蔽、机动和远洋作战能力。加快科研成果向新型武器装备转化的步伐。根据新的武器装备发展方针,俄军强调要以高技术为先导,加快科技成果向军事能力转化的步伐。1994年1月俄政府安全会议正式批准了国防部制定的,为期10年的“俄军武器装备发展长期规划”。该规划要求以新的国防科研成果为基础,优先发展空军装备、精确制导武器系统和机动部队运输工具;进一步提高战略武器的可靠性;完善师以下部队指挥通信设备和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目前,俄正加紧进行SS-X-27、SS-X-27和“胖孩”等新型战略导弹的研制;陆军开始少量装备90年代研制的采用计算机火控系统和第二代爆炸反应装甲并可攻击直升机的T-90E型坦克;空军重点发展并装备米格-33、35,苏-30、35、37等新一代具有隐形或反隐形功能的作战飞机;防空军重点研制具有全天候、全方位、全高度拦截战略弹道导弹和隐形飞机能力的防空兵器;海军正在加紧研制可垂直起降作战飞机的水面舰只和新一代战略核潜艇。1997年初,俄军制定了《2005年前国家武器装备发展计划》,该计划以发展武器系统为突破口,将未来一个时期武器装备发展的重点放在侦察、指挥、通信和电子对抗等领域,并强调国防企业要保持现代武器装备的生产能力,以便在财政状况好转后尽快投入生产、并装备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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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是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预测性上具有的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创新见解和知识的科学记录。学术论文也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上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用以提供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讨论或学术刊物上发表,或用作其他用途的书面文件。学术论文就是用系统的、专门的知识来讨论或研究某种问题或研究成果的学理性文章,具有学术性、科学性、创造性、学理性。按写作目的,学术论文可分为交流性论文和考核性论文。 学术论文是对某个科学领域中的学术问题进行研究后表述科学研究成果的理论文章。学术论文的写作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衡量一个人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的重要标志。在学术论文撰写中,选题与选材是头等重要的问题。一篇学术论文的价值关键并不只在写作的技巧,也要注意研究工作本身。在于你选择了什么课题,并在这个特定主题下选择了什么典型材料来表述研究成果。科学研究的实践证明,只有选择了有意义的课题,才有可能收到较好的研究成果,写出较有价值的学术论文。所以学术论文的选题和选材,是研究工作开展前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步,是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学术论文,就是用系统的、专门的知识来讨论或研究某种问题或研究成果的学理性文章。具有学术性、科学性、创造性、学理性。基本类别按研究的学科,可将学术论文分为自然科学论文和社会科学论文。每类又可按各自的门类分下去。如社会科学论文,又可细分为文学、历史、哲学、教育、政治等学科论文。按研究的内容,可将学术论文分为理论研究论文和应用研究论文。理论研究,重在对各学科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研究;应用研究,侧重于如何将各学科的知识转化为专业技术和生产技术,直接服务于社会。按写作目的,可将学术论文分为交流性论文和考核性论文。交流性论文,目的只在于专业工作者进行学术探讨,发表各家之言,以显示各们学科发展的新态势;考核性论文,目的在于检验学术水平,成为有关专业人员升迁晋级的重要依据。 国家标准 技术报告科学技术报告是描述一项科学技术研究的结果或进展或一项技术研制试验和评价的结果;或是论述某项科学技术问题的现状和发展的文件。科学技术报告是为了呈送科学技术工作主管机构或科学基金会等组织或主持研究的人等。科学技术报告中一般应该提供系统的或按工作进程的充分信息,可以包括正反两方面的结果和经验,以便有关人员和读者判断和评价,以及对报告中的结论和建议提出修正意见。学位论文学位论文是表明作者从事科学研究取得创造性的结果或有了新的见解,并以此为内容撰写而成、作为提出申请授予相应的学位时评审用的学术论文。学士论文应能表明作者确已较好地掌握了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并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硕士论文应能表明作者确已在本门学科上掌握了坚实的基础理沦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并对所研究课题有新的见解,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成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博士论文应能表明作者确已在本门学科上掌握了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并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了创造性的成果。
这个不好回答~!!因为全世界都不知道以色列的核武到底有多大的实力。他也没有正式的公开他们有核武器,就算有也不是大规模毁灭性的,个人判断可能也就是微型当量的冲击波核弹类似的武器。华社耶路撒冷6 月1 8 日电(记者谭新木)以色列地震局局长夏皮洛1 8 日断然否认有关以曾于上月底在其南部埃拉特湾进行过核试验的传闻。夏皮洛当天在接受以色列电台采访时说,如果以色列确实进行了核试验,不仅本国的地震仪能监测到,周边国家的地震监测网络也会监测到,因为目前的地震监测仪十分敏感,数千公里之外的震动都会被监测到。据以色列媒体1 8 日披露,以议会工党议员埃拉尔和联合阿拉伯党议员达瓦舍1 7 日晚在议会会议上说,他们从国际原子能机构获悉,以色列于5 月2 8 日在埃拉特湾进行了核试验,并在该地区引发了一次地震。他们质问国防部副部长夏龙是否知道此事。夏龙拒绝回答两位议员的问题,但他在随后发表的一份声明中驳斥他们的说法“毫无根据”。他表示,以色列是核禁试签字国之一,并一直遵守条约的有关规定。以色列原子能委员会发言人也表示,以色列从来没有进行过核试验,也没有接到过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有关报告。为了保持一种模糊的威慑力,长期以来以色列官方既不公开承认也不公开否认拥有核武器。[法新社-南非新闻联合社2006年5月19日电]据以色列《新消息报》5月19日的消息,根据美国最新解密的一份文件,以色列和南非曾于1979年在南极北部的海上平台进行过一次核试验。没有1000字的
内容摘要: 幼儿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幼儿教育对于促进儿童身心全面发展,普及义务教育,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先从家庭中的幼儿心理素质教育谈起,家庭是启蒙教育的第一站。个体社会化的第一步,是在家庭里通过父母来实现的。作为家长,应从哪些方面对幼儿进行全面的素质教育呢?普遍认为,幼儿家庭素质教育有以下目标:身体素质、心理素质、智能素质、品德素质、劳动素质、审美素质。其中,“体、智、德、美、劳”早已作为全面发展的标准被提出来,而心理素质则是一个较新的、反映时代需要的课题,它包括情感、意志、个性、健全人格等方面。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心理素质各方面能否和谐发展将比智能水平的高低更能影响一个人的成功。那么在幼儿的心理素质教育方面应该做到哪几点呢?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和幼教改革的日益深入,二十一世纪的人才必须具备走向世界,开展国际交 流、竞争、写作的能力。幼师的学生学习外语,既是对学生进行语言和文学素质的培养;又为今后工作的实际 运用储备能量。当前世界各国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外语也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目前不少的幼儿园陆续开 设了外语课,由于缺少师资,只好到高校去找代教,以高薪聘用外语教师。这些教师不了解孩子身心发展的特 点,教学内容、形式、方法不符合幼儿的认知规律和特点。由此可见,幼师开设外语课,为幼儿园提供外语师 资,寓外语教学于一日活动之中是非常必要的。 然而目前学生的现状令人担忧。学生来自全省,外语水平相差悬殊。九三年以前招生时,报考幼师学校的 学生不要求参加外语考试,因此在初中阶段,想报考幼师的学生,在初二时就已经放弃外语学习,把主要精力 放在语文、数学上。九四年招生时,哈尔滨市内的报考幼师的学生要求参加外语考试,而外县、市的大部分地 区还与历年一样,没有参加外语考试,这部分考入幼师的学生,外语基础差,有的只认26个英语字母;一部分 考重点高中的学生落榜到幼师,这一小部分外语基础不错。这就形成了两极分化。所以在教学中,差的学生觉 得听不懂;好的学生认为学得太少,太慢。给教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从学生对学习外语的兴趣来看,一部分基础好的学生认为外语是非常有用的,不论是自身的素质提高还是 今后的工作应用都有帮助,故表现积极,愿意学习。但又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对学习外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 有看清当前幼教改革的趋势,认识不到学习外语是势在必行,觉得学习外语毫无用处,与自己的专业联系不大 。加之幼师学校的外语没有统一的教材,所学的外语教材内容与学生今后工作关系……
幼师音乐毕业论文 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 2000年5月,中国音乐学院举办民族音乐学论坛, 学科定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说明这一问题在我国尚未彻底解决。定位是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若不明确,该学科便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历史对此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 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 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被屏蔽广告] 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 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 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 是音乐学, Ethnomusicology 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 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 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 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 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 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 )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 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 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 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 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 “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 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 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 ethnomusicology)、 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 )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禁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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