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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后宫庙会敲响新春第一锣 从前，天津民间信奉多神，如财神、灶王、菩萨、玉皇等，但由于天津地处海边，民众一面强调航海技术一面祈求神灵保佑，所以在民间威望最高、崇拜最甚的要属“天后娘娘”———在南方称“妈祖”。同时天津又是航运枢纽，外来商人诸多，航运活动频繁，所以“天后宫”的香火也非常旺盛，并多有祭祀的花会活动。到了清朝初年，康熙皇帝巡视天津，视察了天后宫，并非常欣赏花会的表演，皇帝钦赐会旗，从此天后宫的民间花会成为了“皇会”。法鼓、狮子、中幡和花鼓等各种表演走街串巷，锣鼓声不绝，喝彩声不断。据《天津皇会考记》记载，“通宵如是，直至夜阑不散。烛灭香消，未觉东方之既已白。”后来，除了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天后诞辰大庆之外，农历腊月十五至正月初一还要举办盛大的庙会，慢慢地，天后宫庙会变成了春节最为重要的一个喜庆节目。 天津民俗博物馆副馆长尚洁说：“为什么在腊月这冰天雪地的寒冷季节举办规模宏大的娘娘庙会呢？说起来它与天津人传统的年节习俗有着很大的关系，天津人十分重视过年过节，这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大城市中极负盛名，这与天津的历史地理环境、五方杂处的人群结构、多数人长期从事漂泊无定的海运和漕运职业有关。每到年节，人们企盼着能够与家人平安团聚，共享天伦之乐，共祝来年好运。这种买价与心理的浓烈程度是其他城市的百姓无法相比的。天后宫腊月庙会就是在这样一个热闹的气氛中应运而生的。从腊月十五开始，各种年货商贩聚集到天后宫内，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年货交易市场。宫南宫北一带年节需要的杂货和庙内前院的儿童玩具，吸引了大量的游人，而这种形势至今未改。” 她还告诉记者，早年间，天后宫内就有许多由配殿改成的商业店铺，卖剪纸窗花、吊钱儿、金货以及花鸟鱼虫等，都是非常有名的。在大家去选购年货的时候，看着那琳琅满目的年货，“逛逛也是享受啊！” 大鼓伴杂耍老少爷们乐一把 旧时的天津，人称唱大鼓的生意人为“吃江湖饭的”。据传，大鼓这种演唱形式的起源至少有几千年的历史，尧舜时代朝堂里就设置谏鼓，虽是以下谏上，也有一种教化的意义。古代，周庄王为了“正风化俗”，曾“击鼓化民”，所以后世唱大鼓的就尊周庄王为祖师了。过年的时候，唱大鼓的不会在年货市场附近支棚设帐，三面摆上长板凳，一面平地设桌支鼓，当做演员演唱的舞台，谓之“拉场儿”。所谓的鼓曲都是成本大套的书，什么《呼延庆打擂》、《前后七国》、《杨家将》、《跨海征东》、《薛刚反唐》等等。 这一个年，几家大鼓棚子唱不同的曲目，老百姓在一饱耳福的同时，还能一饱眼福。因为过年的时候只要一有唱鼓曲，就必然会有“杂耍”，这种形式与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以吸引不同爱好的观众，将相声、双簧、戏法(魔术)、杂技(如抖空竹、耍坛子、踢毡子等)一起演出，称为“十样杂耍”，意为将吹、打、拉、弹、说、学、逗、唱、变、练十门技艺集于一堂，让大家在年里好好乐一把。 空竹嗡嗡响花样抖出大年味 提起抖空竹，每个孩子、甚至大人都会兴致勃勃的，因为空竹随着棉线及两根细棍子发出“嗡嗡”的声音，伴随着左右挥甩、上下起伏，由简单的拉响，到繁复优美的花招，抖空竹的技巧是相当多的。由于它两头大，中间细，天津人叫它“风葫芦”。 在老天津过年的庙会上，都会有人表演。表演者用两根短竹竿系上白线绳，在空竹中间的圆轴上绕一圈，两手持竹竿抖动时，使轴头上的圆盘旋转起来，圆盘上有竹片隔开的小孔，旋转时有风进入孔中，因而发出“嗡嗡”的响声。抖得快，圆盘转得也就快，发出的声音也就越洪亮。抖空竹时，常常是几个人聚在一起抖，比赛谁的空竹抖得响亮，谁抖得花样多，最简单的花样是“扬高”，就是把空竹抖响亮，抛向空中，带着“嗡嗡”响声，再用竹竿接住，继续抖。抖空竹的花样还有“猴子爬杆”，即让空竹顺着手中的竹竿往上旋转。复杂的花样还有“攀十字”、“张飞马”等。春节的庙会、年货市场几乎都可以听到“嗡嗡”的声音，现在的孩子大概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简单的玩具，在两根小棒拴着的一根小绳上，一只竹子做的小玩意儿随着绳子的抖动上下翻飞，发出“嗡嗡”的声响。如今，年过六旬的老人都能清楚地记得，几只嗡嗡作响的空竹，“嗖嗖”地从人群中飞向天空，随后，急速落下，然后各自被稳稳地用绳子接住，又重新抖了起来。小小的空竹就像流星一样不断从人们的眼前划过，令人眼花缭乱。一会儿从背后飞上来，一会儿又从腿下钻过去，一会儿又在他们的手指间来回跳跃，他们舞出的“流星赶月”、“猴子爬杆”、“蚂蚁上树”等花式令人叫绝。 男女老少齐上阵秧歌扭起来 还有一种与高跷并列为节日不可缺少的娱乐活动节日民间社火活动中的一种歌舞艺术，天津方言称为“地秧歌”。67岁的孙凤英老人说：“我是铁杆秧歌迷，一听见唢呐和鼓点声，手脚就痒痒。当你随着鼓点扭动的时候，连脚趾头都吃着劲。今年春节，我参加了宁河的秧歌队，好好地扭了一回新春大秧歌。扭秧歌的门道其实多着呢，一招一式，一行一动，都有许多讲究，把喜气洋洋的感觉带给看秧歌的每一个人，把新春的气氛带给每一个人。”“旧时秧歌都是男的闹，那时候的大年里，男人们装扮上身，吆喝着，欢笑着，在家里的大姑娘，小媳妇，隔着门缝往外看，一起跟着欢笑。女子跳秧歌是现在才有的。” 孙凤英还告诉记者，在京津一带，地秧歌有两种区别：一是踩跷与否，踩跷者腿子也只1尺余；二是大扭大唱与只扭不唱之分。以上4种形式中，只有不踩跷、只扭不唱，也不扮演故事角色的人，仅配以服装彩绸，随锣鼓伴奏碎步舞扭。至于“跑旱船”、“跑驴”等艺术形式，在天津往往是和秧歌会附在一起，也有的是附在高跷会后，作为大剧目间的一种缓冲表演项目或短节目后的补充项目。热烈火爆之后，诙谐曼舞，使观众情绪为之一舒。 唢呐伴奏铛子响跨鼓敲起来 据尚洁介绍，相传天津最早的一个法鼓团体是“大觉庵金音法鼓会”。法鼓会乐器以鼓为主，放在中央,钹、铙、铬子、铛子都在鼓后。法鼓曲牌约十几套，常用的有《老西河》、《摇通鼓》等。著名的法鼓会还有龙亭的井音法鼓、芥园的花音法鼓、侯家的永音法鼓等。而中幡会是跨鼓和中幡两种艺术形式结合表演的会，由厨行同业所办，会名“乡祠前远音跨鼓中幡会”，跨鼓队是大鼓八面，用黄绳系于颈间，鼓手人穿黄马褂；铛子八面，击者每人穿黄坎肩；另有双髻文童12人，各着鲜衣，手托花篮；武童亦12人，手持对钹。演奏时，跨鼓声轻重缓急不同，铛子打点。文童轻歌，唢呐伴奏。武童则击耍对钹和人体摆字，常摆的吉祥词为“江山太平”、“天下太平”等，变换极迅速。中幡队最初是中幡三架，各由三丈长竹竿挂长幡，幡宽五尺，青缎面初是中幡三架，各由三丈长竹竿挂长幡，幡宽五尺，青缎面，红布里。幡顶斜插旗子两面、灯笼两个、伞盖三把，并系缀铜铃若干，每架各有长幌绳两条(较北京中幡少一至二条)。每架总重超过百斤，行会中或托手中，臂上或杠肩头。表演时则顶上额或伸臂托塔，表演者做各种惊险动作，但幡竿不能离身，不能倒地。逛庙会的人们会大声地给表演者叫好，表演者得到认可后，会更加卖力地表演。 跳高劈叉翻筋斗高跷踩起来 每当过年，还有一种娱乐活动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踩高跷”。高跷的表演者双足缚于1～3尺高木棍制成的“跷腿”上，边行走边表演。清代中叶高跷盛行时，高跷腿子曾有高5尺者。高跷有文、武之分：文跷以走唱为主，简单的舞扭动作；武跷则表演诸如倒立、翻筋斗、叠罗汉、跳高桌劈叉等惊险动作。 天津高跷多属武跷，其舞扭动作，如倒立翻滚、前奔下倾等均有固定模式，造型美观，气氛红火。清代以来，天津城郊高跷会最为普遍，多以戏曲名目相标榜。表演时按戏目分项进行，演员在锣、鼓、铙、钹击打伴奏中舞蹈翻跌。在高跷铿锵有力的锣鼓点中，年味越来越浓，喜气洋洋的春节也越过越有意思！ “妈妈例儿”，也写做“妈妈论儿”，是京津地区一种民俗事象。《北京方言辞典》释义为：“日常生活中的迷信禁忌和迷信言论。”《北京话词语》里说它跟“老妈妈例儿”一个意思。 例儿，当然是当惯例、体例、规则讲，是应该仿效或依据的。妈妈，指长者，从前大都是家庭妇女。换句不大好听的话说，妈妈例儿就是家里老娘儿们的讲究。加上老字，则是突出“例儿”的老生长谈性质。 它是否都是“迷信禁忌和迷信言论”？我看不一定。由于妈妈例儿来自底层人民，是传承民俗，情况就复杂了，至少有三种情况：一、以迷信的形态出现，包含迷信的内容；二、以迷信的形态包含合理的内容；三、以合理的形态包含合理的内容。后二者在民俗学上叫“俗信” 这说需要用辩证方法，去看妈妈例儿。 一、正月不剃头剃头死舅舅 这是带判断性的妈妈例儿。有这一回事儿吗？没有。有人把它与清兵入关联系起来，只是小说家言。如果确是“真理判断”，即没有舅舅的人，在正月剃了头(理发)怎么办？有舅舅的死舅舅，没舅舅的管不了，那还是真理性判断吗？但是，它是用迷信的形式，引导合理行为。正月，人人过春节，它督促人们在春节前做好个人卫生；不搞这种个人卫生，就危及亲属，多厉害！再说，旧社会剃头匠(理发师傅)大都是宝坻县人，旧年年底夜以继日地干活，等除夕加班到正月初一天亮，立刻回家乡过年，你想剃头(理发)，哪儿找师傅去！ 二、窗户门对窗户门，不打官司就死人 建筑新房，或在院子里翻盖新房，最忌讳门或窗对着邻居的门或窗户，所以有了“门对门，净死人”一类妈妈例儿。 这种话，看起来是一种民俗禁忌，而且是荒谬的迷信禁忌，但是，却不能这么简单地做出结论。因为这是以迷信形态表明一种建筑规程。 门窗对门窗不便于居住生活。谁家都有隐私，至少都有不愿意别人看见的起居生活，都有不愿公开的行为。夏日炎炎，在个人居室内难免袒露上体，或者洗浴，能时时刻刻紧闭门窗吗？显然不能。还有例如某地有两家门对门的住户。甲走出自己的屋门时，总是无所谓地前行右拐。但对门的乙住户换房搬走了，住进新住的丙。没有几天，丙住户的男人站在门前骂街，“狗眼冲人家屋里看什么”，“不是东西”等等。甲住户发现丙住户“骂海街”也不依不饶，说：“也不尿一泡尿照照，你那模样的女人躺在地下也没人要。”“海街”骂了几次，甲与丙接上了火，大打出手，归了派出所。如果当初盖房的时候，遵守了妈妈例儿这种多年经验总结，把门与窗相互错开，就不会发生这种纠纷。可见这条看来十分迷信的妈妈例儿，道出了某些生活的真理。 旧时元宵节天津例儿多 为外甥祈福———舅舅送灯 正月十五，当舅舅的人可千万别忘了一件事，一定要给外甥送灯。旧时天津民间有舅舅给外甥送灯的习俗。 “讲究送‘鸭子’形的灯，取其谐音‘押子’之意，为外甥祈福。也有预祝外甥长命百岁之意。”至今此俗不衰，而且灯的种类日趋繁多，金鱼灯、蒺藜灯等取富裕有余和吉利的寓意。 结伴赏灯散逛———走百病 正月十六，天津还有一个习俗，这一天是走百病的日子，劳累一年从未离开婆家的妇女们，纷纷走出家门，或回娘家与父母团聚，或到庙里进香，或到繁华闹市逛一遭，消闲一番。但是，必须当日返回，不许隔夜。 妇女不仅要回娘家，而且多结伴出游，一边赏灯散逛，一边以行“走”除百病，民间认为在“走百病”时，必须越过3条河流，跨过3座桥，而且还要“摸钉”，方能求吉除疾。“摸钉”就是用手触摸桥梁上的铁钉或是庙门上的门钉。因“钉”与“丁”谐音，而“丁”又象征男子，所以妇女特别是未有身孕的妇女则必须诚心“摸钉”，以求子嗣，使家业兴旺，有传宗接代之人。好在天津河流多，桥梁多，庙宇多，不然走一天下来，女子们的小脚哪里受得了。 金银财宝驮回家———蒸老鼠 居民人家一般在正月十四就忙活起来，和面蒸制“刺猬、老鼠”。刺猬的周身剪出细三角尖儿，以高粱米做眼。老鼠则剪出四足和长尾,用黑豆做眼。刺猬、老鼠的脊背上和木铣头上堆着面做的元宝，两种为一对，分别摆放窗台角、门墩、厨房的灶台角处，头朝外。转天下午，把各处摆放的刺猬、老鼠头由向外转向屋内，以示把财宝驮回家中。至于神像前、祖先牌位前和灶王神像前所供的刺猬、老鼠则不转动。 十五晚间天黑后，撤下供品及各种摆放的刺猬、老鼠,由家中男性家长主持上香，供煮熟的元宵，全家男女老小叩拜尽礼，燃烛焚香焚黄钱、放鞭炮。香尽撤下元宵回锅煮热由全家分吃，谓“吃供尖”。吃供尖后正式吃晚饭，平时分家单过或者外出工作的，都要凑齐集中在家长的住处吃。因为正月十五是第一个月圆的日子，月圆家圆，象征着家庭和睦、美满幸福。 圆圆满满吃元宵 过元宵佳节，自然不能不提吃元宵。有糯米(津地叫“江米”)面和高粱面(津地叫“黍米面”)两种。糕点店出售的是糯米面的。元宵馅品种多样，故称“什锦汤圆”，制作时用畚箕摇制，煮熟后松软可口。一般家庭自制都是高粱面的，是包糖馅后用手制成，煮熟后略显硬实。 我国民间有元宵节吃元宵的习俗。民间相传，元宵起源于春秋时期的楚昭王。某个正月十五，楚昭王经过长江，见江面有漂浮物，为一种外白内红的甜美食物。楚昭王请教孔子，孔子说“此浮萍果也，得之主复兴之兆”。元宵和春节的年糕、端午节的粽子一样，都是节日食品。吃元宵象征家庭像月圆一样团圆，寄托了人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望。 元宵在南方称“汤圆”、“圆子”、“浮圆子”、“水圆”，由糯米制成，或实心，或带馅。馅有豆沙、白糖、山楂等等，煮、煎、蒸、炸皆可。再看元宵的品种和吃法。北宋以前的元宵是实心的，无馅，下在烧开的水中，配以白糖、蜜枣、桂花、桂圆等物。南宋时开始有了中间包糖的“乳糖圆子”，大概是较早的有馅元宵。其后，元宵馅又有甜、咸之分。甜馅一般用白糖、红糖、桂花、果仁、芝麻等制作；咸馅多为荤馅，单包肉或肉、蔬合包。元宵大多以水煮食，但也有油炸食用的。 今天，元宵的吃法就更加丰富了，人们把中西结合在元宵上发挥得淋漓尽致，连巧克力和冰淇淋都能当元宵馅了，还有什么不能煮来吃的呢
我这里有一些，不知是否用得上 。 天津卫有句俗话：“过了腊八就是年。”人们一过腊八就不再忙别的事，以极大的热情把精力和财力投入到忙年的活动中。各家各户务求把吃的、穿的、用的一并准备齐全。 其实，天津卫老少爷们过年的时候，不但能够饱了口福，还可以借这个年劲，大饱眼福，各式的庙会、花会、法鼓、大戏，各样的游戏、杂耍把春节的这几天排得满满的———“娱乐”就是天津人春节的主题。 天后宫庙会敲响新春第一锣 从前，天津民间信奉多神，如财神、灶王、菩萨、玉皇等，但由于天津地处海边，民众一面强调航海技术一面祈求神灵保佑，所以在民间威望最高、崇拜最甚的要属“天后娘娘”———在南方称“妈祖”。同时天津又是航运枢纽，外来商人诸多，航运活动频繁，所以“天后宫”的香火也非常旺盛，并多有祭祀的花会活动。到了清朝初年，康熙皇帝巡视天津，视察了天后宫，并非常欣赏花会的表演，皇帝钦赐会旗，从此天后宫的民间花会成为了“皇会”。法鼓、狮子、中幡和花鼓等各种表演走街串巷，锣鼓声不绝，喝彩声不断。据《天津皇会考记》记载，“通宵如是，直至夜阑不散。烛灭香消，未觉东方之既已白。”后来，除了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天后诞辰大庆之外，农历腊月十五至正月初一还要举办盛大的庙会，慢慢地，天后宫庙会变成了春节最为重要的一个喜庆节目。 天津民俗博物馆副馆长尚洁说：“为什么在腊月这冰天雪地的寒冷季节举办规模宏大的娘娘庙会呢？说起来它与天津人传统的年节习俗有着很大的关系，天津人十分重视过年过节，这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大城市中极负盛名，这与天津的历史地理环境、五方杂处的人群结构、多数人长期从事漂泊无定的海运和漕运职业有关。每到年节，人们企盼着能够与家人平安团聚，共享天伦之乐，共祝来年好运。这种买价与心理的浓烈程度是其他城市的百姓无法相比的。天后宫腊月庙会就是在这样一个热闹的气氛中应运而生的。从腊月十五开始，各种年货商贩聚集到天后宫内，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年货交易市场。宫南宫北一带年节需要的杂货和庙内前院的儿童玩具，吸引了大量的游人，而这种形势至今未改。” 她还告诉记者，早年间，天后宫内就有许多由配殿改成的商业店铺，卖剪纸窗花、吊钱儿、金货以及花鸟鱼虫等，都是非常有名的。在大家去选购年货的时候，看着那琳琅满目的年货，“逛逛也是享受啊！” 大鼓伴杂耍老少爷们乐一把 旧时的天津，人称唱大鼓的生意人为“吃江湖饭的”。据传，大鼓这种演唱形式的起源至少有几千年的历史，尧舜时代朝堂里就设置谏鼓，虽是以下谏上，也有一种教化的意义。古代，周庄王为了“正风化俗”，曾“击鼓化民”，所以后世唱大鼓的就尊周庄王为祖师了。过年的时候，唱大鼓的不会在年货市场附近支棚设帐，三面摆上长板凳，一面平地设桌支鼓，当做演员演唱的舞台，谓之“拉场儿”。所谓的鼓曲都是成本大套的书，什么《呼延庆打擂》、《前后七国》、《杨家将》、《跨海征东》、《薛刚反唐》等等。 这一个年，几家大鼓棚子唱不同的曲目，老百姓在一饱耳福的同时，还能一饱眼福。因为过年的时候只要一有唱鼓曲，就必然会有“杂耍”，这种形式与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以吸引不同爱好的观众，将相声、双簧、戏法(魔术)、杂技(如抖空竹、耍坛子、踢毡子等)一起演出，称为“十样杂耍”，意为将吹、打、拉、弹、说、学、逗、唱、变、练十门技艺集于一堂，让大家在年里好好乐一把。 空竹嗡嗡响花样抖出大年味 提起抖空竹，每个孩子、甚至大人都会兴致勃勃的，因为空竹随着棉线及两根细棍子发出“嗡嗡”的声音，伴随着左右挥甩、上下起伏，由简单的拉响，到繁复优美的花招，抖空竹的技巧是相当多的。由于它两头大，中间细，天津人叫它“风葫芦”。 在老天津过年的庙会上，都会有人表演。表演者用两根短竹竿系上白线绳，在空竹中间的圆轴上绕一圈，两手持竹竿抖动时，使轴头上的圆盘旋转起来，圆盘上有竹片隔开的小孔，旋转时有风进入孔中，因而发出“嗡嗡”的响声。抖得快，圆盘转得也就快，发出的声音也就越洪亮。抖空竹时，常常是几个人聚在一起抖，比赛谁的空竹抖得响亮，谁抖得花样多，最简单的花样是“扬高”，就是把空竹抖响亮，抛向空中，带着“嗡嗡”响声，再用竹竿接住，继续抖。抖空竹的花样还有“猴子爬杆”，即让空竹顺着手中的竹竿往上旋转。复杂的花样还有“攀十字”、“张飞马”等。春节的庙会、年货市场几乎都可以听到“嗡嗡”的声音，现在的孩子大概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简单的玩具，在两根小棒拴着的一根小绳上，一只竹子做的小玩意儿随着绳子的抖动上下翻飞，发出“嗡嗡”的声响。如今，年过六旬的老人都能清楚地记得，几只嗡嗡作响的空竹，“嗖嗖”地从人群中飞向天空，随后，急速落下，然后各自被稳稳地用绳子接住，又重新抖了起来。小小的空竹就像流星一样不断从人们的眼前划过，令人眼花缭乱。一会儿从背后飞上来，一会儿又从腿下钻过去，一会儿又在他们的手指间来回跳跃，他们舞出的“流星赶月”、“猴子爬杆”、“蚂蚁上树”等花式令人叫绝。 男女老少齐上阵秧歌扭起来 还有一种与高跷并列为节日不可缺少的娱乐活动节日民间社火活动中的一种歌舞艺术，天津方言称为“地秧歌”。67岁的孙凤英老人说：“我是铁杆秧歌迷，一听见唢呐和鼓点声，手脚就痒痒。当你随着鼓点扭动的时候，连脚趾头都吃着劲。今年春节，我参加了宁河的秧歌队，好好地扭了一回新春大秧歌。扭秧歌的门道其实多着呢，一招一式，一行一动，都有许多讲究，把喜气洋洋的感觉带给看秧歌的每一个人，把新春的气氛带给每一个人。”“旧时秧歌都是男的闹，那时候的大年里，男人们装扮上身，吆喝着，欢笑着，在家里的大姑娘，小媳妇，隔着门缝往外看，一起跟着欢笑。女子跳秧歌是现在才有的。” 孙凤英还告诉记者，在京津一带，地秧歌有两种区别：一是踩跷与否，踩跷者腿子也只1尺余；二是大扭大唱与只扭不唱之分。以上4种形式中，只有不踩跷、只扭不唱，也不扮演故事角色的人，仅配以服装彩绸，随锣鼓伴奏碎步舞扭。至于“跑旱船”、“跑驴”等艺术形式，在天津往往是和秧歌会附在一起，也有的是附在高跷会后，作为大剧目间的一种缓冲表演项目或短节目后的补充项目。热烈火爆之后，诙谐曼舞，使观众情绪为之一舒。 唢呐伴奏铛子响跨鼓敲起来 据尚洁介绍，相传天津最早的一个法鼓团体是“大觉庵金音法鼓会”。法鼓会乐器以鼓为主，放在中央,钹、铙、铬子、铛子都在鼓后。法鼓曲牌约十几套，常用的有《老西河》、《摇通鼓》等。著名的法鼓会还有龙亭的井音法鼓、芥园的花音法鼓、侯家的永音法鼓等。而中幡会是跨鼓和中幡两种艺术形式结合表演的会，由厨行同业所办，会名“乡祠前远音跨鼓中幡会”，跨鼓队是大鼓八面，用黄绳系于颈间，鼓手人穿黄马褂；铛子八面，击者每人穿黄坎肩；另有双髻文童12人，各着鲜衣，手托花篮；武童亦12人，手持对钹。演奏时，跨鼓声轻重缓急不同，铛子打点。文童轻歌，唢呐伴奏。武童则击耍对钹和人体摆字，常摆的吉祥词为“江山太平”、“天下太平”等，变换极迅速。中幡队最初是中幡三架，各由三丈长竹竿挂长幡，幡宽五尺，青缎面初是中幡三架，各由三丈长竹竿挂长幡，幡宽五尺，青缎面，红布里。幡顶斜插旗子两面、灯笼两个、伞盖三把，并系缀铜铃若干，每架各有长幌绳两条(较北京中幡少一至二条)。每架总重超过百斤，行会中或托手中，臂上或杠肩头。表演时则顶上额或伸臂托塔，表演者做各种惊险动作，但幡竿不能离身，不能倒地。逛庙会的人们会大声地给表演者叫好，表演者得到认可后，会更加卖力地表演。 跳高劈叉翻筋斗高跷踩起来 每当过年，还有一种娱乐活动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踩高跷”。高跷的表演者双足缚于1～3尺高木棍制成的“跷腿”上，边行走边表演。清代中叶高跷盛行时，高跷腿子曾有高5尺者。高跷有文、武之分：文跷以走唱为主，简单的舞扭动作；武跷则表演诸如倒立、翻筋斗、叠罗汉、跳高桌劈叉等惊险动作。 天津高跷多属武跷，其舞扭动作，如倒立翻滚、前奔下倾等均有固定模式，造型美观，气氛红火。清代以来，天津城郊高跷会最为普遍，多以戏曲名目相标榜。表演时按戏目分项进行，演员在锣、鼓、铙、钹击打伴奏中舞蹈翻跌。在高跷铿锵有力的锣鼓点中，年味越来越浓，喜气洋洋的春节也越过越有意思！ “妈妈例儿”，也写做“妈妈论儿”，是京津地区一种民俗事象。《北京方言辞典》释义为：“日常生活中的迷信禁忌和迷信言论。”《北京话词语》里说它跟“老妈妈例儿”一个意思。 例儿，当然是当惯例、体例、规则讲，是应该仿效或依据的。妈妈，指长者，从前大都是家庭妇女。换句不大好听的话说，妈妈例儿就是家里老娘儿们的讲究。加上老字，则是突出“例儿”的老生长谈性质。 它是否都是“迷信禁忌和迷信言论”？我看不一定。由于妈妈例儿来自底层人民，是传承民俗，情况就复杂了，至少有三种情况：一、以迷信的形态出现，包含迷信的内容；二、以迷信的形态包含合理的内容；三、以合理的形态包含合理的内容。后二者在民俗学上叫“俗信” 这说需要用辩证方法，去看妈妈例儿。 一、正月不剃头剃头死舅舅 这是带判断性的妈妈例儿。有这一回事儿吗？没有。有人把它与清兵入关联系起来，只是小说家言。如果确是“真理判断”，即没有舅舅的人，在正月剃了头(理发)怎么办？有舅舅的死舅舅，没舅舅的管不了，那还是真理性判断吗？但是，它是用迷信的形式，引导合理行为。正月，人人过春节，它督促人们在春节前做好个人卫生；不搞这种个人卫生，就危及亲属，多厉害！再说，旧社会剃头匠(理发师傅)大都是宝坻县人，旧年年底夜以继日地干活，等除夕加班到正月初一天亮，立刻回家乡过年，你想剃头(理发)，哪儿找师傅去！ 二、窗户门对窗户门，不打官司就死人 建筑新房，或在院子里翻盖新房，最忌讳门或窗对着邻居的门或窗户，所以有了“门对门，净死人”一类妈妈例儿。 这种话，看起来是一种民俗禁忌，而且是荒谬的迷信禁忌，但是，却不能这么简单地做出结论。因为这是以迷信形态表明一种建筑规程。 门窗对门窗不便于居住生活。谁家都有隐私，至少都有不愿意别人看见的起居生活，都有不愿公开的行为。夏日炎炎，在个人居室内难免袒露上体，或者洗浴，能时时刻刻紧闭门窗吗？显然不能。还有例如某地有两家门对门的住户。甲走出自己的屋门时，总是无所谓地前行右拐。但对门的乙住户换房搬走了，住进新住的丙。没有几天，丙住户的男人站在门前骂街，“狗眼冲人家屋里看什么”，“不是东西”等等。甲住户发现丙住户“骂海街”也不依不饶，说：“也不尿一泡尿照照，你那模样的女人躺在地下也没人要。”“海街”骂了几次，甲与丙接上了火，大打出手，归了派出所。如果当初盖房的时候，遵守了妈妈例儿这种多年经验总结，把门与窗相互错开，就不会发生这种纠纷。可见这条看来十分迷信的妈妈例儿，道出了某些生活的真理。 旧时元宵节天津例儿多 为外甥祈福———舅舅送灯 正月十五，当舅舅的人可千万别忘了一件事，一定要给外甥送灯。旧时天津民间有舅舅给外甥送灯的习俗。 “讲究送‘鸭子’形的灯，取其谐音‘押子’之意，为外甥祈福。也有预祝外甥长命百岁之意。”至今此俗不衰，而且灯的种类日趋繁多，金鱼灯、蒺藜灯等取富裕有余和吉利的寓意。 结伴赏灯散逛———走百病 正月十六，天津还有一个习俗，这一天是走百病的日子，劳累一年从未离开婆家的妇女们，纷纷走出家门，或回娘家与父母团聚，或到庙里进香，或到繁华闹市逛一遭，消闲一番。但是，必须当日返回，不许隔夜。 妇女不仅要回娘家，而且多结伴出游，一边赏灯散逛，一边以行“走”除百病，民间认为在“走百病”时，必须越过3条河流，跨过3座桥，而且还要“摸钉”，方能求吉除疾。“摸钉”就是用手触摸桥梁上的铁钉或是庙门上的门钉。因“钉”与“丁”谐音，而“丁”又象征男子，所以妇女特别是未有身孕的妇女则必须诚心“摸钉”，以求子嗣，使家业兴旺，有传宗接代之人。好在天津河流多，桥梁多，庙宇多，不然走一天下来，女子们的小脚哪里受得了。 金银财宝驮回家———蒸老鼠 居民人家一般在正月十四就忙活起来，和面蒸制“刺猬、老鼠”。刺猬的周身剪出细三角尖儿，以高粱米做眼。老鼠则剪出四足和长尾,用黑豆做眼。刺猬、老鼠的脊背上和木铣头上堆着面做的元宝，两种为一对，分别摆放窗台角、门墩、厨房的灶台角处，头朝外。转天下午，把各处摆放的刺猬、老鼠头由向外转向屋内，以示把财宝驮回家中。至于神像前、祖先牌位前和灶王神像前所供的刺猬、老鼠则不转动。 十五晚间天黑后，撤下供品及各种摆放的刺猬、老鼠,由家中男性家长主持上香，供煮熟的元宵，全家男女老小叩拜尽礼，燃烛焚香焚黄钱、放鞭炮。香尽撤下元宵回锅煮热由全家分吃，谓“吃供尖”。吃供尖后正式吃晚饭，平时分家单过或者外出工作的，都要凑齐集中在家长的住处吃。因为正月十五是第一个月圆的日子，月圆家圆，象征着家庭和睦、美满幸福。 圆圆满满吃元宵 过元宵佳节，自然不能不提吃元宵。有糯米(津地叫“江米”)面和高粱面(津地叫“黍米面”)两种。糕点店出售的是糯米面的。元宵馅品种多样，故称“什锦汤圆”，制作时用畚箕摇制，煮熟后松软可口。一般家庭自制都是高粱面的，是包糖馅后用手制成，煮熟后略显硬实。 我国民间有元宵节吃元宵的习俗。民间相传，元宵起源于春秋时期的楚昭王。某个正月十五，楚昭王经过长江，见江面有漂浮物，为一种外白内红的甜美食物。楚昭王请教孔子，孔子说“此浮萍果也，得之主复兴之兆”。元宵和春节的年糕、端午节的粽子一样，都是节日食品。吃元宵象征家庭像月圆一样团圆，寄托了人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望。 元宵在南方称“汤圆”、“圆子”、“浮圆子”、“水圆”，由糯米制成，或实心，或带馅。馅有豆沙、白糖、山楂等等，煮、煎、蒸、炸皆可。再看元宵的品种和吃法。北宋以前的元宵是实心的，无馅，下在烧开的水中，配以白糖、蜜枣、桂花、桂圆等物。南宋时开始有了中间包糖的“乳糖圆子”，大概是较早的有馅元宵。其后，元宵馅又有甜、咸之分。甜馅一般用白糖、红糖、桂花、果仁、芝麻等制作；咸馅多为荤馅，单包肉或肉、蔬合包。元宵大多以水煮食，但也有油炸食用的。 今天，元宵的吃法就更加丰富了，人们把中西结合在元宵上发挥得淋漓尽致，连巧克力和冰淇淋都能当元宵馅了，还有什么不能煮来吃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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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型的文化遗产属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重要结晶，属于人类生活紧密联系的一种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包括：民间传统知识、手工技艺等，发展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
最近几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非物质型文化遗产让高科技型的产物逐渐替代，反映出历史发展当中，人类慢慢淡忘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原生态化文化遗产整体保护与传承造成了一定阻碍。
为发扬中华民族的重要智慧结晶，我国对非物质型文化遗产的重点保护愈发重视，相继颁布各种规范与条约，进而明确提到非物质型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以及传承工作的关键。所以，本文主要阐述非物质型文化遗产基本概念，探讨保护与传承的价值，以期提供相应参考与借鉴，给非物质型文化遗产良性发展提供助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滋养了纳西族多元的传统文化
纳西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在深远的文化意义。它不仅是纳西方文明的起点，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它又不断地与各种文化交流而逐渐丰满。纳西族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是其文化多样性的生动体现。它像永不干涸的河床承载着纳西文明，使之得以薪火相传。
“它犹如民族文化的基因库，人文学科、自然学科都源于其中，文学艺术更是以非物质文化作为其生长的肥沃土壤。像诗歌艺术根植民歌民谣，小说创作的母胎是民间故事的口头传承一样。”
而今无论是大型实景演出《映像雪山》、民族歌舞汇演《丽水金沙》还是闻名遐迩的纳西古乐、东巴歌舞，其原初形态都是当地民族民间的音乐与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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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中华五千年，散落在各地的古村落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是中国农耕文明的结晶，是镌刻着人类智慧光芒的“活化石”。中国的村落遍布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江南水乡之唉乃，茫茫草原之炊烟，东方海岛之渔村，西北山中之人家，黄土高原之窑洞，东北密林之木屋，西南边陲之寨子……千姿百态，魅力迷人。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演进，许多历史街区、古镇、古村落正遭遇着被忽视、甚至被毁灭的命运。这些即将消失的历史遗存，在中国的文化中占居着何等的地位，它们目前的境遇如何，现在的人们又该如何对其进行保护和利用？带着这些疑问和担忧，近日中外专家聚首西塘，探讨古村落保护之法。在前来参加论坛的五十多名专家学者当中，有被称作“民间文化守望者”的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画家冯骥才；有以“骂”著称、且被媒体称为“保护古城的卫士”的国家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还有远道而来的两位日本民俗学界的领军人物：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福田亚细男和日本东京大学副教授菅丰博士。另外，国内外具有典型意义的古村落——江西婺源、山西榆次、越南顺化等地的代表也悉数到场，为论坛带来了更多的声音。让我们借着专家的智慧，试着寻找延续这些传统文化的良方。宣言书4月27日清晨，银色的月光刚刚退去，苏醒中的古镇西塘充满了生机，鸟鸣声、摇橹声、脚踏车声、还有清风拂柳的婆娑声袅袅不绝于耳……一如“生活着的千年古镇”本色。而此时，冯骥才和西塘镇党委书记沈国强两人早早地就出现在了“明清食代”的二楼露台上，参加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的节目录制，主题正是“古村落保护”。第二次来到西塘的冯骥才还是老样子，一头桀骜不驯的头发，说起话来慷慨激昂。这几年他一直为抢救民俗文化而奔忙，走了不少地方，今年他把保护的重点放在的古村落上，他坚定地认为，在民间文化遗产和抢救过程中，古村落是民间文化的“箱底”，因此从2005年3月至今，他已辗转考察了国内七八个省的古村落。他说：“时间很紧迫，我们现在连多少古村落都不知道，怎么保护？因此在这里开这个会议，希望集中各方力量探讨今后古村落的出路。”“古村落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农耕文明留给后人的财富，我不希望我们的后代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镰刀、锄头，那将是无比的悲哀。”这是他最大的担忧。不止在一个场合，冯骥才用“来晚了”来形容对西塘的感受，他也不止一次讲述他第一次到西塘时偶遇的一个细节：“我去年第一次到西塘，镇长陪我在岸边走，走着走着天有些凉了，我看到一个老太太正把支窗户的棍子拿起来关窗户，同时把一盆窗外的花拿进去。我注意到当时花盆上落了一只蝴蝶，老太太拿起花盆，轻轻一抖，蝴蝶飞走了。西塘连生活的诗意都保存下来了，这种和谐让我感动。”冯骥才认为西塘的经验是一种生态的保护方式，它延续了当地人生活的原态，是以人为本，可以作为典型供其他地方学习。当谈到为什么选择西塘作为论坛主办地时，他说，除了西塘的保护做得成功之外，当地政府的观念也让他感动。“当时西塘镇领导有两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一句是‘对于古村落的保护，责无旁贷是政府的事’，还有一句是‘当经济的GDP和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我们要把根留住。’一名基层的领导能有这样的先见之明和文化责任感，让我看到了希望。”带着这样的希望，冯骥才把论坛带到了西塘，并发出了旨在呼吁开展古村落保护的《西塘宣言》。他说：“必须要抓紧时间，不然的话，很多古村落可能我们还没来得及认识它，就要失去它。”观点论一批重量级专家、学者、官员的到场无疑为本次论坛增色不少，他们在会场上激烈的观点碰撞更是擦出了精彩绝伦的火花。冯骥才：古村落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我一直认为古村落是中国最大的文化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冯骥才这样解释他的观点，“从规模上讲，我国有5000年到7000年的农耕文明，56个民族，960万平方公里，约1600个县，19000个镇，按照一个镇10个行政村来算，我们有20万个左右行政村落。但不是所有村落都是古村落。我原来估计中国的古村落大约有3000个到5000个。但后来听说仅贵州黔东南地区就有六七百个古村落。所以我们心里应该有个数，我们的古村落数量至少过万。”他认为，古村落应该符合以下几个标准：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历史文化遗存，基本保留原来村庄的体系以及鲜明的地方特色。“村落是历史文化的容器，它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体。它的建筑，它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规划，都是其物质遗产，还有很多诸如民俗之类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关于民俗，他补充道：“我所说的民俗，包括人们生产、生活的民俗，商贸的民俗，婚丧嫁娶的民俗，起居饮食的民俗，节日的民俗，信仰的民俗，还有类似神话、故事、谚语、歌谣之类的口头文化。民间戏剧、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等艺人们身怀的民间技艺和民间手艺都是这个村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要进行保护？冯骥才这样回答：“我们的古村落有它研究的价值、学术的价值、见证的价值、历史文化的价值、审美的价值、欣赏的价值，但最终的价值还是它的精神价值。我们之所以传承文化遗产，最终的目的就是传承我们民族的独特文化，就是把我们的民族身份、民族基因传承下来。”他认为我们的文化遗产有一个问题，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化这种同质化的文化，它把我们的文化变成了同一个样子。同时它又是商业文化，能成为卖点的就利用，不能成为卖点的就抛弃、甚至毁掉。“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危机，也是我们这一代文化人的失职。”“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从去年开始做的，但是由于目前没有法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现在只能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令他感到欣慰的是，目前有关方面正在加紧相关法律的制定。阮仪三：村落是最后的“净土”“阮仪三”这个名字，对于关注中国遗产保护的人并不陌生。作为一名建筑学家，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就发起了山西平遥古城的保护运动，而他最让人熟悉的“力作”莫过于周庄古镇的保护了。在他的努力下，上世纪80年代，北京、西安、开封、扬州、洛阳等城市相继被列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山西平遥、江苏周庄、云南丽江等又在上世纪90年代同时进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行列；进入21世纪，阮仪三又马不停蹄地促使了同里、南浔、乌镇、西塘等古镇走上了“保持原汁原味、扩展文化内涵”的道路，为中国留下了叹为观止的“水乡”。阮仪三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城市建设热潮使许多传统历史地域遭到了灭顶之灾。许多旧城在“旧貌换新颜”的同时，失去了原有的特色风貌。他说：“一个民族文化的根基、一种精神文明的传承，需要载体。而我们所说的非物质的东西，民俗文化的东西，就依存在建筑等物质载体当中。所以那些具有价值的物质与非物质的遗存都应该保护。比如江南水乡，就要保护构成江南水乡的构建：因水成市、因水成街、因水建房、邻水建镇的特点，这是它的灵魂。”在谈到“城市记忆”这一概念时，阮仪三举了“上海犹太人保护区”的例子，那里是中国人民与犹太人民友好的见证，现在是上海市第12块历史风貌区。“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残酷屠杀犹太人，在许多国家拒绝接纳四散逃亡的犹太难民时，也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中国人民友好地接纳了3万多犹太人。曾任美国卡特政府财政部部长的布鲁门撒尔60年后旧地重游时，泪流满面，对身边的女儿说，‘记住，没有上海就没有我们一家，没有中国就没有我们这些犹太人的活路。’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街区反映了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慈爱之心，是和世界人民和谐相处的里程碑。这个街区就是重要的城市记忆，记忆着一代人的友谊，这不是语言能够承担的。相反，如果承载着历史信息的载体消亡了，负载在其上的历史和文化也必然会被冲淡或消亡。”他对把旅游与保护等同起来的看法嗤之以鼻：“我们通常认为用保护来发展旅游，来搞经济开发，把保护等同于赚钱。”他认为保护不应该围绕着商业利益，因为商业利益的背后必然是破坏。“保护不是为了政绩，不是为了开发旅游，为的是留存我们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民族建筑的精华、和谐的人与自然相处的环境。而这些是我们今后创造新城镇、新建筑的规范。”青岛泰之：保护活态的文化联合国教科文驻亚太地区总代表青岛泰之应邀出席了论坛。他在发言中表示，古村落是一个特定文化历史发展的珍贵的有形见证，反映了人们文化、哲学和审美价值的演变过程。与考古遗址和废墟相比，这些历史遗产群落是活态的遗产。青岛泰之认为，在快速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以及全球化过程中，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传统建筑和街道正不断被现代建筑所替代。因此，保护历史遗产群落的非物质文化元素与保护其物质形态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在保护这类遗产的努力中，提高当地社团保护遗产的意识，促进他们的参与至关重要。他说，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在中国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文化遗产保护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平遥古城、丽江古城以及皖南古村落西递和宏村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他同时希望中国政府、非政府机构和组织以及地方社团都能够参与到遗产保护工作中来。他山石在“中国古村落保护”（西塘）国际高峰论坛上，浙江西塘、江西婺源、山西榆次、越南顺化等地代表的经验发言也为其他古村落的保护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江西婺源——文脉的延续婺源的乡村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冯骥才对婺源也是赞不绝口，“色彩太漂亮了！青砖、灰瓦、白墙、翠绿的竹林、金色的菜花、蓝色的山野、红色的霞光，简直像一幅画。”婺源县政府根据各村落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不同的保护方式。包括景区式、博物馆式、分区保护式和原始生态式。由于婺源境内徽派建筑遍布乡野，独具地方特色的傩舞、徽剧、茶道等文化绚丽多彩，因此政府出资对分散在乡村的古建筑进行普查、登记、建档，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保护性规划，同时成立了“婺源县历史文化名村（古村落）建设管理领导小组”，还制定了详细的农村建房审批流程，以抑制乱拆乱建的现象。为了增强古村落的生命力，该县还专门成立“婺源文化研究会”，研究会下设茶文化、民俗文化、古建文化、徽商文化、民艺文化和民间故事等9个分会，负责对全县民间民俗文化进行保护性挖掘整理。今年，婺源傩舞、婺源徽剧、婺源徽州三雕、婺源歙砚制作技艺等4项民间艺术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山西榆次后沟古村——民居博物馆后沟古村以古朴的农耕文化、精美的建筑文化、传统的信仰文化、灵动的生态文化，构成了完整的民间文化体系。特别是精巧别致的古戏台、玉皇殿、观音堂等堪称北方民俗文化的“活化石”。后沟古村因地制宜、顺势选址、择吉而居，强调和谐的“田园山水”和“耕读文化”。2005年，在经过周密论证的基础上，当地政府对后沟古村进行了抢救性的整理和修复开发。同时还成立工作组，围绕村民生产生活的自然形态开展调查、挖掘、整理、引导工作，再现了古村久远的民间艺术、独特的饮食文化、特色地域节庆活动，并筹建了农耕民俗博物馆。在抢救和保护古村过程中，始终贯穿“简单不简陋，民俗不粗俗”这一主线，在修复保护过程中，力求展现其简单而精巧的建筑、悠久而古朴的风俗、厚重而传统的民风，使“田园风光、淳朴民风、古村风貌”跃然而出。越南顺化——新旧的和谐顺化市是承天化的省会，位于越南的中部。在顺化市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和金属时代遗物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当时受南方考古文化的影响和北方青铜时代文化的影响。因此从古代起，这里就成为独特文化的十字路口，也奠定了多样风格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基调。顺化的一个特点是博采众长，历史上所有的独特艺术形式都为顺化文化所吸收利用；而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宫廷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共存与互融。顺化是一个都市，但仍保存着历史中形成的诸多传统。因此，顺化不仅扮演着多样城市和历史城市的角色，其实它本身就是一座博物馆，在这座博物馆里有着很多的可触与不可触的文化遗存。
悠悠中华五千年，散落在各地的古村落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是中国农耕文明的结晶，是镌刻着人类智慧光芒的“活化石”。中国的村落遍布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江南水乡之唉乃，茫茫草原之炊烟，东方海岛之渔村，西北山中之人家，黄土高原之窑洞，东北密林之木屋，西南边陲之寨子……千姿百态，魅力迷人。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演进，许多历史街区、古镇、古村落正遭遇着被忽视、甚至被毁灭的命运。这些即将消失的历史遗存，在中国的文化中占居着何等的地位，它们目前的境遇如何，现在的人们又该如何对其进行保护和利用？带着这些疑问和担忧，近日中外专家聚首西塘，探讨古村落保护之法。在前来参加论坛的五十多名专家学者当中，有被称作“民间文化守望者”的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画家冯骥才；有以“骂”著称、且被媒体称为“保护古城的卫士”的国家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还有远道而来的两位日本民俗学界的领军人物：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福田亚细男和日本东京大学副教授菅丰博士。另外，国内外具有典型意义的古村落——江西婺源、山西榆次、越南顺化等地的代表也悉数到场，为论坛带来了更多的声音。让我们借着专家的智慧，试着寻找延续这些传统文化的良方。宣言书4月27日清晨，银色的月光刚刚退去，苏醒中的古镇西塘充满了生机，鸟鸣声、摇橹声、脚踏车声、还有清风拂柳的婆娑声袅袅不绝于耳……一如“生活着的千年古镇”本色。而此时，冯骥才和西塘镇党委书记沈国强两人早早地就出现在了“明清食代”的二楼露台上，参加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的节目录制，主题正是“古村落保护”。第二次来到西塘的冯骥才还是老样子，一头桀骜不驯的头发，说起话来慷慨激昂。这几年他一直为抢救民俗文化而奔忙，走了不少地方，今年他把保护的重点放在的古村落上，他坚定地认为，在民间文化遗产和抢救过程中，古村落是民间文化的“箱底”，因此从2005年3月至今，他已辗转考察了国内七八个省的古村落。他说：“时间很紧迫，我们现在连多少古村落都不知道，怎么保护？因此在这里开这个会议，希望集中各方力量探讨今后古村落的出路。”“古村落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农耕文明留给后人的财富，我不希望我们的后代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镰刀、锄头，那将是无比的悲哀。”这是他最大的担忧。不止在一个场合，冯骥才用“来晚了”来形容对西塘的感受，他也不止一次讲述他第一次到西塘时偶遇的一个细节：“我去年第一次到西塘，镇长陪我在岸边走，走着走着天有些凉了，我看到一个老太太正把支窗户的棍子拿起来关窗户，同时把一盆窗外的花拿进去。我注意到当时花盆上落了一只蝴蝶，老太太拿起花盆，轻轻一抖，蝴蝶飞走了。西塘连生活的诗意都保存下来了，这种和谐让我感动。”冯骥才认为西塘的经验是一种生态的保护方式，它延续了当地人生活的原态，是以人为本，可以作为典型供其他地方学习。当谈到为什么选择西塘作为论坛主办地时，他说，除了西塘的保护做得成功之外，当地政府的观念也让他感动。“当时西塘镇领导有两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一句是‘对于古村落的保护，责无旁贷是政府的事’，还有一句是‘当经济的GDP和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我们要把根留住。’一名基层的领导能有这样的先见之明和文化责任感，让我看到了希望。”带着这样的希望，冯骥才把论坛带到了西塘，并发出了旨在呼吁开展古村落保护的《西塘宣言》。他说：“必须要抓紧时间，不然的话，很多古村落可能我们还没来得及认识它，就要失去它。”观点论一批重量级专家、学者、官员的到场无疑为本次论坛增色不少，他们在会场上激烈的观点碰撞更是擦出了精彩绝伦的火花。冯骥才：古村落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我一直认为古村落是中国最大的文化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冯骥才这样解释他的观点，“从规模上讲，我国有5000年到7000年的农耕文明，56个民族，960万平方公里，约1600个县，19000个镇，按照一个镇10个行政村来算，我们有20万个左右行政村落。但不是所有村落都是古村落。我原来估计中国的古村落大约有3000个到5000个。但后来听说仅贵州黔东南地区就有六七百个古村落。所以我们心里应该有个数，我们的古村落数量至少过万。”他认为，古村落应该符合以下几个标准：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历史文化遗存，基本保留原来村庄的体系以及鲜明的地方特色。“村落是历史文化的容器，它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体。它的建筑，它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规划，都是其物质遗产，还有很多诸如民俗之类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关于民俗，他补充道：“我所说的民俗，包括人们生产、生活的民俗，商贸的民俗，婚丧嫁娶的民俗，起居饮食的民俗，节日的民俗，信仰的民俗，还有类似神话、故事、谚语、歌谣之类的口头文化。民间戏剧、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等艺人们身怀的民间技艺和民间手艺都是这个村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要进行保护？冯骥才这样回答：“我们的古村落有它研究的价值、学术的价值、见证的价值、历史文化的价值、审美的价值、欣赏的价值，但最终的价值还是它的精神价值。我们之所以传承文化遗产，最终的目的就是传承我们民族的独特文化，就是把我们的民族身份、民族基因传承下来。”他认为我们的文化遗产有一个问题，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化这种同质化的文化，它把我们的文化变成了同一个样子。同时它又是商业文化，能成为卖点的就利用，不能成为卖点的就抛弃、甚至毁掉。“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危机，也是我们这一代文化人的失职。”“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从去年开始做的，但是由于目前没有法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现在只能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令他感到欣慰的是，目前有关方面正在加紧相关法律的制定。阮仪三：村落是最后的“净土”“阮仪三”这个名字，对于关注中国遗产保护的人并不陌生。作为一名建筑学家，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就发起了山西平遥古城的保护运动，而他最让人熟悉的“力作”莫过于周庄古镇的保护了。在他的努力下，上世纪80年代，北京、西安、开封、扬州、洛阳等城市相继被列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山西平遥、江苏周庄、云南丽江等又在上世纪90年代同时进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行列；进入21世纪，阮仪三又马不停蹄地促使了同里、南浔、乌镇、西塘等古镇走上了“保持原汁原味、扩展文化内涵”的道路，为中国留下了叹为观止的“水乡”。阮仪三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城市建设热潮使许多传统历史地域遭到了灭顶之灾。许多旧城在“旧貌换新颜”的同时，失去了原有的特色风貌。他说：“一个民族文化的根基、一种精神文明的传承，需要载体。而我们所说的非物质的东西，民俗文化的东西，就依存在建筑等物质载体当中。所以那些具有价值的物质与非物质的遗存都应该保护。比如江南水乡，就要保护构成江南水乡的构建：因水成市、因水成街、因水建房、邻水建镇的特点，这是它的灵魂。”在谈到“城市记忆”这一概念时，阮仪三举了“上海犹太人保护区”的例子，那里是中国人民与犹太人民友好的见证，现在是上海市第12块历史风貌区。“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残酷屠杀犹太人，在许多国家拒绝接纳四散逃亡的犹太难民时，也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中国人民友好地接纳了3万多犹太人。曾任美国卡特政府财政部部长的布鲁门撒尔60年后旧地重游时，泪流满面，对身边的女儿说，‘记住，没有上海就没有我们一家，没有中国就没有我们这些犹太人的活路。’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街区反映了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慈爱之心，是和世界人民和谐相处的里程碑。这个街区就是重要的城市记忆，记忆着一代人的友谊，这不是语言能够承担的。相反，如果承载着历史信息的载体消亡了，负载在其上的历史和文化也必然会被冲淡或消亡。”他对把旅游与保护等同起来的看法嗤之以鼻：“我们通常认为用保护来发展旅游，来搞经济开发，把保护等同于赚钱。”他认为保护不应该围绕着商业利益，因为商业利益的背后必然是破坏。“保护不是为了政绩，不是为了开发旅游，为的是留存我们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民族建筑的精华、和谐的人与自然相处的环境。而这些是我们今后创造新城镇、新建筑的规范。”青岛泰之：保护活态的文化联合国教科文驻亚太地区总代表青岛泰之应邀出席了论坛。他在发言中表示，古村落是一个特定文化历史发展的珍贵的有形见证，反映了人们文化、哲学和审美价值的演变过程。与考古遗址和废墟相比，这些历史遗产群落是活态的遗产。青岛泰之认为，在快速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以及全球化过程中，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传统建筑和街道正不断被现代建筑所替代。因此，保护历史遗产群落的非物质文化元素与保护其物质形态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在保护这类遗产的努力中，提高当地社团保护遗产的意识，促进他们的参与至关重要。他说，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在中国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文化遗产保护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平遥古城、丽江古城以及皖南古村落西递和宏村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他同时希望中国政府、非政府机构和组织以及地方社团都能够参与到遗产保护工作中来。他山石在“中国古村落保护”（西塘）国际高峰论坛上，浙江西塘、江西婺源、山西榆次、越南顺化等地代表的经验发言也为其他古村落的保护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江西婺源——文脉的延续婺源的乡村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冯骥才对婺源也是赞不绝口，“色彩太漂亮了！青砖、灰瓦、白墙、翠绿的竹林、金色的菜花、蓝色的山野、红色的霞光，简直像一幅画。”婺源县政府根据各村落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不同的保护方式。包括景区式、博物馆式、分区保护式和原始生态式。由于婺源境内徽派建筑遍布乡野，独具地方特色的傩舞、徽剧、茶道等文化绚丽多彩，因此政府出资对分散在乡村的古建筑进行普查、登记、建档，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保护性规划，同时成立了“婺源县历史文化名村（古村落）建设管理领导小组”，还制定了详细的农村建房审批流程，以抑制乱拆乱建的现象。为了增强古村落的生命力，该县还专门成立“婺源文化研究会”，研究会下设茶文化、民俗文化、古建文化、徽商文化、民艺文化和民间故事等9个分会，负责对全县民间民俗文化进行保护性挖掘整理。今年，婺源傩舞、婺源徽剧、婺源徽州三雕、婺源歙砚制作技艺等4项民间艺术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山西榆次后沟古村——民居博物馆后沟古村以古朴的农耕文化、精美的建筑文化、传统的信仰文化、灵动的生态文化，构成了完整的民间文化体系。特别是精巧别致的古戏台、玉皇殿、观音堂等堪称北方民俗文化的“活化石”。后沟古村因地制宜、顺势选址、择吉而居，强调和谐的“田园山水”和“耕读文化”。2005年，在经过周密论证的基础上，当地政府对后沟古村进行了抢救性的整理和修复开发。同时还成立工作组，围绕村民生产生活的自然形态开展调查、挖掘、整理、引导工作，再现了古村久远的民间艺术、独特的饮食文化、特色地域节庆活动，并筹建了农耕民俗博物馆。在抢救和保护古村过程中，始终贯穿“简单不简陋，民俗不粗俗”这一主线，在修复保护过程中，力求展现其简单而精巧的建筑、悠久而古朴的风俗、厚重而传统的民风，使“田园风光、淳朴民风、古村风貌”跃然而出。越南顺化——新旧的和谐顺化市是承天化的省会，位于越南的中部。在顺化市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和金属时代遗物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当时受南方考古文化的影响和北方青铜时代文化的影响。因此从古代起，这里就成为独特文化的十字路口，也奠定了多样风格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基调。顺化的一个特点是博采众长，历史上所有的独特艺术形式都为顺化文化所吸收利用；而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宫廷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共存与互融。顺化是一个都市，但仍保存着历史中形成的诸多传统。因此，顺化不仅扮演着多样城市和历史城市的角色，其实它本身就是一座博物馆，在这座博物馆里有着很多的可触与不可触的文化遗存。
非物质型的文化遗产属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重要结晶，属于人类生活紧密联系的一种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包括：民间传统知识、手工技艺等，发展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
最近几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非物质型文化遗产让高科技型的产物逐渐替代，反映出历史发展当中，人类慢慢淡忘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原生态化文化遗产整体保护与传承造成了一定阻碍。
为发扬中华民族的重要智慧结晶，我国对非物质型文化遗产的重点保护愈发重视，相继颁布各种规范与条约，进而明确提到非物质型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以及传承工作的关键。所以，本文主要阐述非物质型文化遗产基本概念，探讨保护与传承的价值，以期提供相应参考与借鉴，给非物质型文化遗产良性发展提供助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滋养了纳西族多元的传统文化
纳西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在深远的文化意义。它不仅是纳西方文明的起点，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它又不断地与各种文化交流而逐渐丰满。纳西族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是其文化多样性的生动体现。它像永不干涸的河床承载着纳西文明，使之得以薪火相传。
“它犹如民族文化的基因库，人文学科、自然学科都源于其中，文学艺术更是以非物质文化作为其生长的肥沃土壤。像诗歌艺术根植民歌民谣，小说创作的母胎是民间故事的口头传承一样。”
而今无论是大型实景演出《映像雪山》、民族歌舞汇演《丽水金沙》还是闻名遐迩的纳西古乐、东巴歌舞，其原初形态都是当地民族民间的音乐与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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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中华五千年，散落在各地的古村落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是中国农耕文明的结晶，是镌刻着人类智慧光芒的“活化石”。中国的村落遍布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江南水乡之唉乃，茫茫草原之炊烟，东方海岛之渔村，西北山中之人家，黄土高原之窑洞，东北密林之木屋，西南边陲之寨子……千姿百态，魅力迷人。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演进，许多历史街区、古镇、古村落正遭遇着被忽视、甚至被毁灭的命运。这些即将消失的历史遗存，在中国的文化中占居着何等的地位，它们目前的境遇如何，现在的人们又该如何对其进行保护和利用？带着这些疑问和担忧，近日中外专家聚首西塘，探讨古村落保护之法。在前来参加论坛的五十多名专家学者当中，有被称作“民间文化守望者”的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画家冯骥才；有以“骂”著称、且被媒体称为“保护古城的卫士”的国家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还有远道而来的两位日本民俗学界的领军人物：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福田亚细男和日本东京大学副教授菅丰博士。另外，国内外具有典型意义的古村落——江西婺源、山西榆次、越南顺化等地的代表也悉数到场，为论坛带来了更多的声音。让我们借着专家的智慧，试着寻找延续这些传统文化的良方。宣言书4月27日清晨，银色的月光刚刚退去，苏醒中的古镇西塘充满了生机，鸟鸣声、摇橹声、脚踏车声、还有清风拂柳的婆娑声袅袅不绝于耳……一如“生活着的千年古镇”本色。而此时，冯骥才和西塘镇党委书记沈国强两人早早地就出现在了“明清食代”的二楼露台上，参加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的节目录制，主题正是“古村落保护”。第二次来到西塘的冯骥才还是老样子，一头桀骜不驯的头发，说起话来慷慨激昂。这几年他一直为抢救民俗文化而奔忙，走了不少地方，今年他把保护的重点放在的古村落上，他坚定地认为，在民间文化遗产和抢救过程中，古村落是民间文化的“箱底”，因此从2005年3月至今，他已辗转考察了国内七八个省的古村落。他说：“时间很紧迫，我们现在连多少古村落都不知道，怎么保护？因此在这里开这个会议，希望集中各方力量探讨今后古村落的出路。”“古村落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农耕文明留给后人的财富，我不希望我们的后代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镰刀、锄头，那将是无比的悲哀。”这是他最大的担忧。不止在一个场合，冯骥才用“来晚了”来形容对西塘的感受，他也不止一次讲述他第一次到西塘时偶遇的一个细节：“我去年第一次到西塘，镇长陪我在岸边走，走着走着天有些凉了，我看到一个老太太正把支窗户的棍子拿起来关窗户，同时把一盆窗外的花拿进去。我注意到当时花盆上落了一只蝴蝶，老太太拿起花盆，轻轻一抖，蝴蝶飞走了。西塘连生活的诗意都保存下来了，这种和谐让我感动。”冯骥才认为西塘的经验是一种生态的保护方式，它延续了当地人生活的原态，是以人为本，可以作为典型供其他地方学习。当谈到为什么选择西塘作为论坛主办地时，他说，除了西塘的保护做得成功之外，当地政府的观念也让他感动。“当时西塘镇领导有两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一句是‘对于古村落的保护，责无旁贷是政府的事’，还有一句是‘当经济的GDP和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我们要把根留住。’一名基层的领导能有这样的先见之明和文化责任感，让我看到了希望。”带着这样的希望，冯骥才把论坛带到了西塘，并发出了旨在呼吁开展古村落保护的《西塘宣言》。他说：“必须要抓紧时间，不然的话，很多古村落可能我们还没来得及认识它，就要失去它。”观点论一批重量级专家、学者、官员的到场无疑为本次论坛增色不少，他们在会场上激烈的观点碰撞更是擦出了精彩绝伦的火花。冯骥才：古村落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我一直认为古村落是中国最大的文化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冯骥才这样解释他的观点，“从规模上讲，我国有5000年到7000年的农耕文明，56个民族，960万平方公里，约1600个县，19000个镇，按照一个镇10个行政村来算，我们有20万个左右行政村落。但不是所有村落都是古村落。我原来估计中国的古村落大约有3000个到5000个。但后来听说仅贵州黔东南地区就有六七百个古村落。所以我们心里应该有个数，我们的古村落数量至少过万。”他认为，古村落应该符合以下几个标准：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历史文化遗存，基本保留原来村庄的体系以及鲜明的地方特色。“村落是历史文化的容器，它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体。它的建筑，它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规划，都是其物质遗产，还有很多诸如民俗之类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关于民俗，他补充道：“我所说的民俗，包括人们生产、生活的民俗，商贸的民俗，婚丧嫁娶的民俗，起居饮食的民俗，节日的民俗，信仰的民俗，还有类似神话、故事、谚语、歌谣之类的口头文化。民间戏剧、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等艺人们身怀的民间技艺和民间手艺都是这个村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要进行保护？冯骥才这样回答：“我们的古村落有它研究的价值、学术的价值、见证的价值、历史文化的价值、审美的价值、欣赏的价值，但最终的价值还是它的精神价值。我们之所以传承文化遗产，最终的目的就是传承我们民族的独特文化，就是把我们的民族身份、民族基因传承下来。”他认为我们的文化遗产有一个问题，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化这种同质化的文化，它把我们的文化变成了同一个样子。同时它又是商业文化，能成为卖点的就利用，不能成为卖点的就抛弃、甚至毁掉。“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危机，也是我们这一代文化人的失职。”“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从去年开始做的，但是由于目前没有法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现在只能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令他感到欣慰的是，目前有关方面正在加紧相关法律的制定。阮仪三：村落是最后的“净土”“阮仪三”这个名字，对于关注中国遗产保护的人并不陌生。作为一名建筑学家，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就发起了山西平遥古城的保护运动，而他最让人熟悉的“力作”莫过于周庄古镇的保护了。在他的努力下，上世纪80年代，北京、西安、开封、扬州、洛阳等城市相继被列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山西平遥、江苏周庄、云南丽江等又在上世纪90年代同时进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行列；进入21世纪，阮仪三又马不停蹄地促使了同里、南浔、乌镇、西塘等古镇走上了“保持原汁原味、扩展文化内涵”的道路，为中国留下了叹为观止的“水乡”。阮仪三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城市建设热潮使许多传统历史地域遭到了灭顶之灾。许多旧城在“旧貌换新颜”的同时，失去了原有的特色风貌。他说：“一个民族文化的根基、一种精神文明的传承，需要载体。而我们所说的非物质的东西，民俗文化的东西，就依存在建筑等物质载体当中。所以那些具有价值的物质与非物质的遗存都应该保护。比如江南水乡，就要保护构成江南水乡的构建：因水成市、因水成街、因水建房、邻水建镇的特点，这是它的灵魂。”在谈到“城市记忆”这一概念时，阮仪三举了“上海犹太人保护区”的例子，那里是中国人民与犹太人民友好的见证，现在是上海市第12块历史风貌区。“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残酷屠杀犹太人，在许多国家拒绝接纳四散逃亡的犹太难民时，也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中国人民友好地接纳了3万多犹太人。曾任美国卡特政府财政部部长的布鲁门撒尔60年后旧地重游时，泪流满面，对身边的女儿说，‘记住，没有上海就没有我们一家，没有中国就没有我们这些犹太人的活路。’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街区反映了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慈爱之心，是和世界人民和谐相处的里程碑。这个街区就是重要的城市记忆，记忆着一代人的友谊，这不是语言能够承担的。相反，如果承载着历史信息的载体消亡了，负载在其上的历史和文化也必然会被冲淡或消亡。”他对把旅游与保护等同起来的看法嗤之以鼻：“我们通常认为用保护来发展旅游，来搞经济开发，把保护等同于赚钱。”他认为保护不应该围绕着商业利益，因为商业利益的背后必然是破坏。“保护不是为了政绩，不是为了开发旅游，为的是留存我们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民族建筑的精华、和谐的人与自然相处的环境。而这些是我们今后创造新城镇、新建筑的规范。”青岛泰之：保护活态的文化联合国教科文驻亚太地区总代表青岛泰之应邀出席了论坛。他在发言中表示，古村落是一个特定文化历史发展的珍贵的有形见证，反映了人们文化、哲学和审美价值的演变过程。与考古遗址和废墟相比，这些历史遗产群落是活态的遗产。青岛泰之认为，在快速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以及全球化过程中，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传统建筑和街道正不断被现代建筑所替代。因此，保护历史遗产群落的非物质文化元素与保护其物质形态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在保护这类遗产的努力中，提高当地社团保护遗产的意识，促进他们的参与至关重要。他说，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在中国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文化遗产保护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平遥古城、丽江古城以及皖南古村落西递和宏村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他同时希望中国政府、非政府机构和组织以及地方社团都能够参与到遗产保护工作中来。他山石在“中国古村落保护”（西塘）国际高峰论坛上，浙江西塘、江西婺源、山西榆次、越南顺化等地代表的经验发言也为其他古村落的保护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江西婺源——文脉的延续婺源的乡村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冯骥才对婺源也是赞不绝口，“色彩太漂亮了！青砖、灰瓦、白墙、翠绿的竹林、金色的菜花、蓝色的山野、红色的霞光，简直像一幅画。”婺源县政府根据各村落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不同的保护方式。包括景区式、博物馆式、分区保护式和原始生态式。由于婺源境内徽派建筑遍布乡野，独具地方特色的傩舞、徽剧、茶道等文化绚丽多彩，因此政府出资对分散在乡村的古建筑进行普查、登记、建档，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保护性规划，同时成立了“婺源县历史文化名村（古村落）建设管理领导小组”，还制定了详细的农村建房审批流程，以抑制乱拆乱建的现象。为了增强古村落的生命力，该县还专门成立“婺源文化研究会”，研究会下设茶文化、民俗文化、古建文化、徽商文化、民艺文化和民间故事等9个分会，负责对全县民间民俗文化进行保护性挖掘整理。今年，婺源傩舞、婺源徽剧、婺源徽州三雕、婺源歙砚制作技艺等4项民间艺术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山西榆次后沟古村——民居博物馆后沟古村以古朴的农耕文化、精美的建筑文化、传统的信仰文化、灵动的生态文化，构成了完整的民间文化体系。特别是精巧别致的古戏台、玉皇殿、观音堂等堪称北方民俗文化的“活化石”。后沟古村因地制宜、顺势选址、择吉而居，强调和谐的“田园山水”和“耕读文化”。2005年，在经过周密论证的基础上，当地政府对后沟古村进行了抢救性的整理和修复开发。同时还成立工作组，围绕村民生产生活的自然形态开展调查、挖掘、整理、引导工作，再现了古村久远的民间艺术、独特的饮食文化、特色地域节庆活动，并筹建了农耕民俗博物馆。在抢救和保护古村过程中，始终贯穿“简单不简陋，民俗不粗俗”这一主线，在修复保护过程中，力求展现其简单而精巧的建筑、悠久而古朴的风俗、厚重而传统的民风，使“田园风光、淳朴民风、古村风貌”跃然而出。越南顺化——新旧的和谐顺化市是承天化的省会，位于越南的中部。在顺化市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和金属时代遗物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当时受南方考古文化的影响和北方青铜时代文化的影响。因此从古代起，这里就成为独特文化的十字路口，也奠定了多样风格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基调。顺化的一个特点是博采众长，历史上所有的独特艺术形式都为顺化文化所吸收利用；而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宫廷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共存与互融。顺化是一个都市，但仍保存着历史中形成的诸多传统。因此，顺化不仅扮演着多样城市和历史城市的角色，其实它本身就是一座博物馆，在这座博物馆里有着很多的可触与不可触的文化遗存。
理论意义 2、系别、专业。3 参考文献开题报告中应包括相关参考文献的目录4 要求开题报告应有封面页，总页数应不少于4页。版面格式应符合以下规定。开 题 报 告 学 生： 一、研究方法、必要的数据等等。2 提纲开题报告包含的论文提纲可以是粗线条的开题报告的格式(通用)由于开题报告是用文字体现的论文总构想，因而篇幅不必过大、 理论的渊源及演进过程 2、开题报告封面：论文题目，是一个研究构想的基本框架。可采用整句式或整段式提纲形式??、 本人对以上综述的评价 三??、 论文综述 1??。在开题阶段、1??，提纲的目的是让人清楚论文的基本框架、2、提纲。 1 总述开题报告的总述部分应首先提出选题，并简明扼要地说明该选题的目的、 选题意义 1、 现实意义 二、结论 四、论文写作进度安排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提纲一??二、1、2、3、? 、 国外有关研究的综述 3、 国内研究的综述 4、年级、姓名、2、理论适用等主要问题说清楚，应包含两个部分：总述、3、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四、研究条件和可能存在的问题五、预期的结果六?三、?，没有必要像论文目录那样详细??、目的意义和国内外研究概况三?? ?????、 论文提纲 前言、 一??、导师二、论文的理论依据、1、目前相关课题研究情况、理论适用，但要把计划研究的课题、如何研究、3
非物质型的文化遗产属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重要结晶，属于人类生活紧密联系的一种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包括：民间传统知识、手工技艺等，发展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
最近几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非物质型文化遗产让高科技型的产物逐渐替代，反映出历史发展当中，人类慢慢淡忘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原生态化文化遗产整体保护与传承造成了一定阻碍。
为发扬中华民族的重要智慧结晶，我国对非物质型文化遗产的重点保护愈发重视，相继颁布各种规范与条约，进而明确提到非物质型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以及传承工作的关键。所以，本文主要阐述非物质型文化遗产基本概念，探讨保护与传承的价值，以期提供相应参考与借鉴，给非物质型文化遗产良性发展提供助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滋养了纳西族多元的传统文化
纳西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在深远的文化意义。它不仅是纳西方文明的起点，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它又不断地与各种文化交流而逐渐丰满。纳西族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是其文化多样性的生动体现。它像永不干涸的河床承载着纳西文明，使之得以薪火相传。
“它犹如民族文化的基因库，人文学科、自然学科都源于其中，文学艺术更是以非物质文化作为其生长的肥沃土壤。像诗歌艺术根植民歌民谣，小说创作的母胎是民间故事的口头传承一样。”
而今无论是大型实景演出《映像雪山》、民族歌舞汇演《丽水金沙》还是闻名遐迩的纳西古乐、东巴歌舞，其原初形态都是当地民族民间的音乐与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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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范文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正式提出经过了漫长的过程。相对于有形的物质类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容易受到破坏甚至消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迫在眉睫，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鼓励在保护中利用，以利用促进保护。下面我们来看一篇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希望对你有帮助。
题目：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策略研究
【内容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誉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中华民族的血脉。在当今信息化高速发展，互联网无处不在的时代，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性发展，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介绍了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经验，我国可以借鉴日本的先进做法，从互联网背景、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培训计划、少年儿童走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海外传播四个方面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策略。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互联网；活态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作为文化的一种存在方式和表现形态，一直与人们的生活、习惯、风俗等融为一体，是一种无形的文化记忆。
近些年来，“非遗”一直是个热词，非遗的保护得到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
在传统村庄减少、农耕方式替代的时代背景下，非遗的保护和传承也要与时俱进，创造出具有时代意义的、符合当代人审美和精神文化需求的非遗，使非遗融入现代生活，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
一、非遗活态传承的意义
非遗的活态传承是指非遗的产生、发展在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环境中进行传承与发展，其最终目的是保护非遗。
非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活态呈现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血脉和情感的主要体现。
非遗不是文物，不是凝固的。非遗历经千百年的文化流变，是动态的、可变化的，在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各时代的传承人群在与历史、自然等环境的互动中不断对非遗进行再创造。
一方面，非遗项目需要在创新和传承相结合的良性互动中，为当代人理解和认同，真正实现活态传承。
另一方面，非遗的活态传承也要杜绝过度商业化的倾向。
例如，在一些旅游景点，“泼水节”“火把节”天天上演，那只是“表演”,而非“过节”;带有恶搞甚至低俗性质的婚庆习俗强拉游客参与，目的就是让游客为名目繁多的消费项目买单，早已失去了展示非遗项目、让游客了解认识非遗的初衷。
这种纯粹为了赚钱、改变非遗性质的所谓创新，实则是对非遗的严重破坏，在非遗的活态传承中是要坚决摒弃的。尊重非遗，保护和传承非遗，核心是保护传承人，尊重传承人群的主体地位，保护传承人群获得收益的权利，在保护和传承中实现非遗的创新性发展。
二、日本非遗活态传承的经验
日本是世界上文化遗产保护走在前列的国家，重视非遗的活态保护，他们的许多做法都值得借鉴和学习。
（一）创新求变的传承之路。
以传统手工技艺为例，早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的传统金属工艺、漆艺和陶艺制作时使用天然材料和传统技法，对器物形制、色泽、纹样进行改良创新以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和人们审美取向的改变。
1974年日本颁布了《传统工艺品产业振兴法》，1992年国会进一步修正该法律，加大了扶持力度。日本的传统手工艺坚持创新求变，因此多年来发展良好。
（二）“人间国宝”的认定和保护。
非遗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是“活”
的动态文化，其声音、形象和技艺存在于从事它们的人身上，传承人是确保非遗“活态性”的核心因素。
日本在非遗的保护中非常重视传承主体，强调对传统文化持有人的保护。
非遗保护工作的第一步就是对传承人的认定。日本将那些具有高超技能，能够传承某项文化的“身怀绝技者”,称为“人间国宝”.
日本的这些“人间国宝”对所传承的技艺予以记录、保存并公开。
日本 *** 每年给这些“人间国宝”200万日元补助金，用来培养和传承继承人。因此， *** 监督该笔款项的使用情况，“人间国宝”
每年要向 *** 报告该笔款项的用途。日本对“人间国宝”的认定和扶持有力推动了日本非遗的传承发展，“能乐”、“歌舞伎”、“狂言”这些日本传统的艺术表演由此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三）非遗保护中的儿童意识。
非遗的活态传承不仅是少数核心传承人的保护，还关系着培养传承群体，特别是传承群体中的少年儿童。
日本非常重视对传承群体中少年儿童的培养，为中小学生提供体验传统艺能的机会。
例如“歌舞伎”,2001年开始举办以中学生为对象的“歌舞伎讲习会”,从2002年起，“歌舞伎讲习会”拓展到小学生，并且每年都予以实施。
日本中小学在课程设置上也非常重视日本传统文化的学习，设立了传统工艺品课程，加深中小学生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感性和理性认识，培养他们从小对传统文化的喜爱和亲近之情。
三、我国非遗活态传承的策略
（一）互联网背景下非遗活态传承。
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借助互联网技术，让非遗走进现代生活，更加贴近年轻人、更加符合时代发展要求，被当代人特别是年轻一代接受与选择，拓展其生长空间，以真正实现非遗的价值。
微信推送、淘宝开店、视频课程，是许多非遗项目都在尝试的互联网背景下活态传承的新途径。
以桐乡竹编的传承之路为例，竹编传承人钱利淮和他的团队开创了竹芸工坊，让竹编从小众作坊走向大众传承。
他们根据受众的年龄和基础编写了生动直观的竹编网络课件，开设竹编私房课的网络直播教学，并在“竹芸”微店上推出竹编DIY商品。钱利淮开创的“互联网+竹编”的传承形式受到了人们的欢迎。
普通大众可以根据需要在网上选购竹编材料，按照网络课程自己在家学习竹编。
浙江桐乡推出了非遗项目专题传习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剪纸、桃核雕刻、蓝印花布印染技艺、木雕、麦秆画，最大程度地满足公众对非遗以及传统文化的需求。
非遗项目通过互联网汇聚人气，扩大影响，吸引更多的人到非遗项目实体店；通过非遗项目实体店的展览、展示，创造一种审美的情感体验，以及对于传统、对于历史的敬畏，形成互联网与实体店的良性互动发展。
社交媒体公众账号、移动终端应用程序这些途径让非遗越来越进入普通公众的视野。
例如，浙江象山的非遗订阅号“象山非遗”,信息发布频率很高，阐释质朴而到位，策划很接地气。
中央美术学院发布的《中国古典家具》APP大受欢迎，这个APP运用游戏的手法，实现明代榫卯家具的完成过程，在带给人们娱乐游戏的同时，使人们了解到中国传统木作的“灵魂”---榫卯的技艺。
这个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明代榫卯家具APP,是数字化背景下将现代新技术与非遗中的传统文化元素相结合的成功典范。
这个明代榫卯家具APP,使用户短时间内能够直观的认知榫卯家具的结构和组合，让非遗真正走进现代生活，实现了非遗的活态传承。此外，通过开发非遗游戏软件来扩大非遗在儿童、青年人中的传播。
例如：南通蓝印花布的游戏软件收录了近千种蓝印布典型图案，该软件还可用在苏绣、云锦等非遗项目中。
（二）实施非遗传承人群的支持和培训计划。
人是非物质文化的载体，传承人是确保非遗活态传承的核心问题。
除建立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制度之外，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第29条规定了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
目前，文化部已命名了4批共1986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国家自2008年起，补助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每人每年8000元，2016年起提高为每人每年2万元。
非遗的传承仅靠为数不多的代表性传承人作用甚微，还需要积极培养非遗持有者、从业者等非遗传承人群，通过非遗传承人群来推动非遗的活态传承。2015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以下简称“研培计划”
）正式启动，该研培计划是文化部联合教育部专门针对非遗保护发起的。
研培计划有助于提高非遗传承人群的技艺能力，有助于非遗传承人群深入领会传承项目的文化内涵，从而增强非遗活态传承的持久动力。
（三）非遗走进少年儿童。
非遗的活态传承要在少年儿童中扎根。聘请民间艺术家走进课堂为中小学生常年授课，教授传统手工艺课程，为学校里的少年儿童讲好民族文化的每一课。
在符合条件的中小学建立传统文化基地，将非遗烙印在少年儿童心中，鼓励中小学生从小就树立保护传承非遗的意识。
充分利用民俗、节日，让少年儿童在非遗实践环节参与技艺体验，在体验中培养少年儿童对非遗的兴趣爱好。
建立非遗博物馆，展示非遗项目的图文及实物，举办非遗项目展示展演互动活动，点燃少年儿童非遗教育的火种。通过深入认知和参与非遗项目，使少年儿童成为非遗活态传承的后备力量。
（四）非遗的海外传播。
将中国的非遗向世界传播推广，是进行国际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
以非遗项目剪纸为例，剪纸在中国多地广泛存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也有剪纸。
以剪纸为媒介，可以很好地起到文化交流沟通的作用。
在中国剪纸推向世界的过程中，中央美术学院通过剪纸与世界进行沟通交流，十多年间与不同国家进行以剪纸非遗为主题的创作合作，将剪纸作为国际间交流共有的文化背景。
这既推动了中国剪纸走出去在海外的传承，也促进了世界对中国剪纸艺术的认同与接纳。
从营销策略来看，将非遗产品上传到网络平台，除供应国内市场外，还远销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为非遗的传播提供了极为宽广的领域。
【参考文献】
[1]王英杰。浅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J].理论界，2013（4）：67
[2]陈又林。从日本经验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J].神州民俗（学术版），2012（3）：10~12
[3]徐继宏，薛帅，郑蕾。“走进非遗第一线”振兴传统工艺浙江行纪实[N].中国文化报，2017-06-08
[4]郑海鸥。专家学者共同探讨：让非遗活起来传下去[N].人民日报，2017-06-08
非物质型的文化遗产属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重要结晶，属于人类生活紧密联系的一种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包括：民间传统知识、手工技艺等，发展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
最近几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非物质型文化遗产让高科技型的产物逐渐替代，反映出历史发展当中，人类慢慢淡忘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原生态化文化遗产整体保护与传承造成了一定阻碍。
为发扬中华民族的重要智慧结晶，我国对非物质型文化遗产的重点保护愈发重视，相继颁布各种规范与条约，进而明确提到非物质型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以及传承工作的关键。所以，本文主要阐述非物质型文化遗产基本概念，探讨保护与传承的价值，以期提供相应参考与借鉴，给非物质型文化遗产良性发展提供助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滋养了纳西族多元的传统文化
纳西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在深远的文化意义。它不仅是纳西方文明的起点，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它又不断地与各种文化交流而逐渐丰满。纳西族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是其文化多样性的生动体现。它像永不干涸的河床承载着纳西文明，使之得以薪火相传。
“它犹如民族文化的基因库，人文学科、自然学科都源于其中，文学艺术更是以非物质文化作为其生长的肥沃土壤。像诗歌艺术根植民歌民谣，小说创作的母胎是民间故事的口头传承一样。”
而今无论是大型实景演出《映像雪山》、民族歌舞汇演《丽水金沙》还是闻名遐迩的纳西古乐、东巴歌舞，其原初形态都是当地民族民间的音乐与舞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