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索时间〗2010-09-05 08:08:07〖检索范围〗全部期刊〖起止年代〗1989-2010〖检索条件〗题名或关键词=电视选秀*年=1989-2010〖检索结果〗检中77篇,选中19篇1/19【题 名】浅析中国选秀节目的现状与发展【作 者】彭思源【机 构】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刊 名】青年作家:中外文艺.2010(5).-56-57,61【ISSN号】1003-1669【C N 号】51-1083/I2/19【题 名】当选秀遭遇七年之痒【作 者】刘桂芳 天皓 林艳雯【机 构】不详【刊 名】看世界.2010(10).-22-23【ISSN号】1006-0936【C N 号】44-1358/C3/19【题 名】论电视选秀节目的策划【作 者】吴笑天【机 构】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刊 名】新闻爱好者:上半月.2010(4).-81-82【ISSN号】1003-1286【C N 号】41-1025/G24/19【题 名】电视选秀迎来七年之痒?“快男”再遭总局设限【作 者】轩召强【机 构】不详【刊 名】当代电视.2010(4).-96-96【ISSN号】1000-8977【C N 号】11-1322/J5/19【题 名】消费主义视角下电视选秀“热”现象的文化解读【作 者】陈晔【机 构】温州电视台公共民生频道【刊 名】视听纵横.2010(2).-42-45【ISSN号】【C N 号】6/19【题 名】“电视选秀类”节目的发展思路【作 者】李佛亮【机 构】河南电视台电视剧频道【刊 名】新闻爱好者:上半月.2010(1).-79-79【ISSN号】1003-1286【C N 号】41-1025/G27/19【题 名】中性化·审美化·消费化——从电视选秀节目透视中国男性新气概【作 者】陈占彪【机 构】上海社科院文学所,上海200235【刊 名】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75-78【ISSN号】1008-2611【C N 号】43-1468/T8/19【题 名】电视选秀的形象设计【作 者】易军【机 构】【刊 名】艺海.2007(2).-91-92【ISSN号】1673-1611【C N 号】43-1208/J9/19【题 名】电视选秀节目的文化分析【作 者】朱丹【机 构】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刊 名】电影评介.2007(19).-78-79【ISSN号】1002-6916【C N 号】52-1014/J10/19【题 名】电视选秀面面观【作 者】张雨豪【机 构】不详【刊 名】中外文化交流.2009(11).-18-21【ISSN号】1004-5007【C N 号】11-3004/G211/19【题 名】浅析中国电视选秀节目两性模糊化现象的社会原因【作 者】段蕾【机 构】山东艺术学院艺术文化学院传媒系,山东济南250014【刊 名】科技信息.2009(27).-103-103,100【ISSN号】1001-9960【C N 号】37-1021/N12/19【题 名】“曾轶可”,电视选秀议程设置的产物【作 者】无【机 构】不详【刊 名】现代广告.2009(9).-19-19【ISSN号】1007-2888【C N 号】11-3168/F13/19【题 名】向电视选秀进一言【作 者】孙萍【机 构】安徽省教育宣传中心【刊 名】教育文汇.2009(10).-14-16【ISSN号】1009-8186【C N 号】34-1211/G414/19【题 名】电视选秀评委专业户月入40万【作 者】王琳【机 构】不详【刊 名】今日南国.2009(15).-53-53【ISSN号】1673-1190【C N 号】45-1334/C15/19【题 名】浅议电视选秀节目的发展及核心创造力的建构——以《我爱记歌词》与《歌唱小蜜蜂》的模式比较为例【作 者】曾祥敏【机 构】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刊 名】中国电视.2009(7).-25-27【ISSN号】1002-4751【C N 号】11-2750/J16/19【题 名】动画片《红楼梦中人》引发的电视选秀思考【作 者】邱玲【机 构】陕西科技大学【刊 名】电影评介.2009(15).-30-30【ISSN号】1002-6916【C N 号】52-1014/J17/19【题 名】再谈电视选秀节目【作 者】苏红丽 王秀云【机 构】不详【刊 名】剧作家.2009(3).-163-163【ISSN号】1001-3768【C N 号】23-1093/I18/19【题 名】从受众心理透视电视选秀节目【作 者】程蕾蕾[1] 钟蕾[2]【机 构】[1]黄山风景区管委会,安徽黄山242700 [2]天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066311【刊 名】黄山学院学报.2009,11(1).-96-100【ISSN号】1672-447X【C N 号】34-1257/Z19/19【题 名】电视选秀中的平衡与博弈——从传播和文化角度看“选秀”【作 者】钱梅【机 构】中央电视台,北京100000【刊 名】新闻界.2009(2).-148-149,155【ISSN号】1007-2438【C N 号】51-1046/G2
具体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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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视后期制作》教学中,要从艺术的理念教育学生,这就势必要加强学生的美学修养,注重影视制作课程艺术性教育。影视作品说到底是一种视听艺术的记录与表达,构图、光影、色彩等视觉造型元素共同构成了影视影像的画面语言,背景音乐与画外音的添加则进一步彰显艺术魅力。
因此,教师在讲授影视制作各项基础技能和基础理论知识的同时,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审美认知和审美趣味,进而提高影视审美素养。对于影视技术技能,教师可以在课堂上通过演示的方法传授给学生。
扩展资料:
影视后期制作中的技术应用反映着当下新媒体时代的科技水准,是影视科技发展到一定时期的自然表现。然而,出色的影视作品必然离不开艺术与技术的完美融合,失去了艺术的积淀与彰显,技术的运用只能是没有灵魂的拼凑与堆砌。
结合所在学院实际教学中的经验,强调教师在《影视后期制作》课程教学中,要有意识地将视频制作的艺术性理念渗透进技能的实践应用环节,引导学生从艺术的视野和高度去观照影视技术,从而培养出既懂影视制作技术、又具艺术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参考资料:人民网-强调艺术性的《影视后期制作》课程研究
黄匡宇 当代电视摄影制作教程[M].新世纪版 复旦大学出版社 傅正义 电影电视剪辑学[M]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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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乃鸥。何以笙箫默是很好看的,有一个张乃鸥的演员,扮演的是这个杂志社社长,演技是很好的。电视剧《何以笙箫默》改编自顾漫同名小说,由上海剧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刘俊杰执导,顾漫、墨宝非宝联合编剧,钟汉良、唐嫣领衔主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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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梅戏,旧称"黄梅调",是十八世纪后期在皖、鄂、赣三省毗领的安庆地区形成的一种民间小戏。在其漫长的过程中,不断地吸收了青阳腔、徽剧等和当地民歌及其他戏曲的音乐精华,逐渐形成了今天自己独特的风格。黄梅戏用安庆语言念唱,唱腔淳朴流畅,以明快抒情见长,具有丰富的表现力;黄梅戏的表演质朴细致,以真实活泼著称。黄梅戏来自于民间,雅俗共赏、怡情悦性,她以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清新的乡土风味感染观众。早期黄梅戏的演出剧目,大多为老艺人自编自演的反映底层民间生活的小戏。本世纪50年代,一大批有志于戏曲事业的知识分子加入黄梅戏传统剧目的发掘与再创造的行列,他们的加入,大大丰富了黄梅戏的表现形式,加强了黄梅戏的文学性,发展了唱腔和伴奏,使其原来的民俗性和通俗性得到质的升华,旋律更为优美,影响更为扩大,黄梅戏真正迎来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艺术春天。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严凤英、王少舫、潘璟琍、张云风等一大批优秀表演人才,《天仙配》、《女驸马》、《罗帕记》就是这一时期所产生的代表性作品。随着众多优秀剧目的不断推出,国内外的观众,认识并接受了黄梅戏,使黄梅戏从乡村草台登上了都市的大雅之堂,最终成为驰名海内外的著名剧种。本剧院的剧目和演员曾获得众多奖项,多次赴香港、澳门、新加坡、德国、台湾、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演出,获得文泛的好评,被外国友人誉为"中国的乡村音乐"。骄傲和光荣已成为历史,新世纪已经找开希望之门,如今的安徽黄梅戏又涌现出如马兰、黄新德等为代表的众多新人。面对新世纪,我们寄希望于新一代黄梅戏传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用青春、美丽和智慧,创造新的灿烂……黄梅戏的发展历史黄梅戏是安徽省的主要地方戏曲剧种。在湖北、江西、福建、浙江、江苏、台湾等省以及香港地区亦有黄梅戏的专业或业余的演出团体,受到广泛的欢迎。黄梅戏原名“黄梅调”,是十八世纪后期在皖、鄂、赣三省毗邻地区形成的一种民间小戏。其中一支逐渐东移到安徽省怀宁县为中心的安庆地区,与当地民间艺术相结合,用当地语言歌唱、说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被称为“怀腔”或“怀调”。这就是今日黄梅戏的前身。黄梅戏的发展历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约从清乾隆未期到辛亥革命前后。产生和流传到皖、鄂、赣三省间的采茶调、江西调、桐城调、凤阳歌,受当地戏曲(青阳腔、徽调)演出的影响,与莲湘、高跷、旱船等民间艺术形成结合,逐渐形成了一些小戏。进一步发展,又从一种叫“罗汉桩”的曲艺形式和青阳腔与徽调吸收了演出内容与表现形式,于是产生了故事完整的本戏。从小戏到本戏还有一种过渡形式,老艺人称之为“串戏”。所谓“串戏”就是各自独立而又彼此关连着的一组小戏,有的以事“串”,有的则以人“串”。“串戏”的情节比小戏丰富,出场的人物也突破了小丑、小旦、小生的三小范围。其中一些年龄大的人物需要用正旦、老生、老丑来扮演。这就为本戏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第二阶段,是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这一阶段,黄梅戏演出活动渐渐职业化,并从农村草台走上了城市舞台。黄梅戏入城后,曾与京剧合班,并在上海受到越剧、扬剧、淮剧和从北方来的评剧(时称“蹦蹦戏”)的影响,在演出的内容与形式上都起了很大变化。编排、移植了一批新剧目,其中有连台本戏《文素臣》、《宏碧缘》、《华丽缘》、《蜜蜂记》等。音乐方面,对传统唱腔进行初步改革,减少了老腔中的虚声衬字,使之明快、流畅,观众易于听懂所唱的内容。取消了帮腔,试用胡琴伴奏。表演方面,吸收融化了京剧和其他兄弟剧种的程式动作,丰富了表现手段。其它如服装、化妆和舞台设置,亦较农村草台时有所发展。第三阶段,是1949至今。1952年,安庆黄梅戏艺人带着《打猪草》、《蓝桥会》等剧目到上海演出。几十年来造就了一大批演员,除对黄梅戏演唱艺术有突出成就的严凤英、王少舫等老一辈艺术家外,中青年演员马兰、韩再芬等相继在舞台上、银幕上和电视屏幕上展现了各自的英姿,引起了观众的注视。严凤英、王少航合演的《天仙配》,曾二度摄制成影片,轰动海内外。黄梅戏的艺术特色在剧目方面,号称“大戏三十六本,小戏七十二折”。大戏主要表现的是当时人民对阶级压迫、贫富悬殊的现实不满和对自由美好生活的向往。如《荞麦记》、《告粮官》、《天仙配》等。小戏大都表现的是农村劳动者的生活片段,如《点大麦》、《纺棉纱》、《卖斗箩》。解放以后,先后整理改编了《天仙配》、《女驸马》、《罗帕记》、《赵桂英》、《慈母泪》、《三搜国丈府》等一批大小传统剧目,创作了神话剧《牛郎织女》、历史剧《失刑斩》、现代戏《春暖花开》、《小店春早》、《蓓蕾初开》。其中《天仙配》、《女驸马》和《牛郎织女》相继搬上银幕,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严凤英、王少舫、吴琼、马兰是黄梅戏的著名演员。黄梅戏的类别主要有花腔和平词。花腔以演小戏为主,富生活气息和民歌风味。平词,正本戏中的主要唱腔,常用大段的叙述、抒情,韵味丰富,如行云流水。黄梅戏的优秀剧目有《天仙配》、《牛郎织女》、《槐荫记》、《女驸马》、《夫妻观灯》、《打猪草》、《柳树井》、《蓝桥会》、《路遇》等等。黄梅戏的定名与源头 (引自著名的黄梅戏理论家吴功敏先生的研究文章)黄梅戏有两大声腔体系———花腔体系、平词体系。花腔体系脱胎于民歌小调,属曲牌体;平词体系渊源于高腔、弹词、罗汉桩、道情、吹腔、徽调、京剧等声腔,属板腔体。这两大声腔体系,都植根于安庆地区的声腔土壤。黄梅戏表演形式,在学习借鉴昆曲、京剧、徽剧等大剧种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早期黄梅戏从业人员中,有成就、且有史料记载的黄梅戏老艺人,绝大部分都是安庆地区的人。例如蔡仲贤(已知最早黄梅戏演员,生于1821年,望江县人),胡普伢(最早黄梅戏女演员,生于1821 年,太湖县人)、洪海波(潜山县人)、叶炳池(东至县人)、咎双印(怀宁县人)、胡玉亭(望江县人)、龙昆玉(望江县人)、程积善(贵池县人)、查文艳(怀宁县人)、丁永泉(怀宁县人)、潘泽海(安庆市人)、严凤英(桐城罗岭人)等,他们之间都有师承关系。建国前,黄梅戏没有文人介入,演出的百余本大小传统剧目,绝大部分都是移植于青阳腔、岳西高腔、京剧和徽剧。通过以上对黄梅戏声腔形成的探讨,剧目积淀的溯源,演员师承关系的觅踪以及黄梅戏历史沿革发展的总体把握,我们对黄梅戏剧种的发展概貌,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黄梅戏的源头就在安庆地区,黄梅戏诞生于安庆地区,成长于安庆地区,兴盛于安庆地区。声腔系统是一个剧种的重要标志,任何一个剧种和隶属于这个剧种的声腔系统的形成,都有一个不断吸纳、借鉴、融会、扬弃、改造、流传、不断适应观众审美需求、艰难复杂的积累创造的过程。在这个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一定会有与本剧种在文化背景、人文环境、审美趋向、生活习俗等方面,存在着渊源关系的某一种或某几种音乐素材,是本剧种的重要养分,从而加速了这个剧种的形成。如果我们将一个剧种比喻成一条江河,那么,对于催生这一剧种成熟的某一种或某几种音乐素材,只能算是沿途汇入那条江河的支流。黄梅戏之于黄梅采茶调的关系,就如同江河与支流的关系,黄梅采茶调是促成黄梅戏成熟的重要因素,但决不是黄梅戏的源头。黄梅戏源头的历史记载陆洪非先生在《黄梅戏源流》一书中,对黄梅戏的源头列举了几种传说。传说之—∶“黄梅戏是在‘怀宁腔’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每当春种秋收之时,农民们惯唱‘怀调山歌’来歌颂自己劳动的丰收。这种民间优美抒情的山歌小调,统称为‘怀宁调’。”传说之二∶“……黄梅戏起源于安徽安庆地区。从前每逢黄梅季节,常常洪水成灾,四乡农民为了祈求丰年,就在这个时候举办迎神赛会,会上出现各种歌舞演唱,在这种歌舞演唱形式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戏曲形式,因与黄梅季节有关,故名曰‘黄梅调’。”传说之三∶“黄梅戏源于湖北黄梅县的民歌小调即黄梅采茶调。”以上三种传说,我认为前两种传说较为符合历史真实,后一种传说就显得牵强附会,很多人因为黄梅戏和黄梅县同字同音而趋同黄梅戏源于黄梅县的说法。当然,一些专家也曾从音乐、剧目、师承的层面进行分析、推论,认为黄梅戏源于黄梅采茶调,但提出的论据、论点不具有说服力,他们也坦承由于可供借鉴的资料匮乏,所以,无法最终形成定论。至于黄梅戏到底源于何处,很少人有兴趣去探讨研究。这既有年代久远,原本就缺少文字资料,一些了解情况的老艺人也相继去世,又无经费支持的原因,也与人们普遍对黄梅戏起源持漠视态度有关。性 黄梅戏经过一代又一代人艰苦卓绝的创造发展,已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民间小戏,一跃成为全国著名剧种,且在戏曲整体萎缩的形势下,依然保持着一种良好的发展态势,这得益于黄梅戏的通俗化、大众化的艺术品格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我们不能只将关注的目光聚焦在今日的成绩上,而漠视黄梅戏风雨兼程的来时路。如果连一直以黄梅戏为家乡戏的安庆人,都无法说清黄梅戏的源头,岂不有数典忘祖之嫌?再者,厘清剧种的源头,找到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唤起人们对黄梅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正本清源,进一步凝心聚力开拓进取,也是黄梅戏在新世纪的持续发展.主题开掘上更具深刻性黄梅戏的再度繁荣的时代,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优秀成果相互交融的时代,是多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时代,也是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质量迅速提高的时代。黄梅戏《红楼梦》所走过的戏曲主题深化道路,在20世纪末的时代氛围中得到更加广阔的延伸。例如,《徽州女人》把一种等待升华为一种信念和人格力量,剧中的女人曾因等待不得而失望乃至绝望过,终因信念不倒而在绝望中获得洗礼和升华。《风雨丽人行》把3个知识女性的人格升华作为主要表现对象,讴歌了她们在反抗非人道的斗争中“从人道主义走向英雄主义”。黄梅戏电视剧《秋》在改编中,也把历史对年轻一代的选择和年轻人对历史的选择作为表达的重点。这些剧目的演出和播映,能动人音容,撼人心魄,撩人情肠,无不在作品主题的开掘过程中显示出深厚的思想文化含量。风格追求上更具多样性受到应接不暇的当代艺术风格的启迪,踏着二度繁荣的艺术足迹,世纪之交黄梅戏的再度繁荣在风格追求方面显现出强烈的多样化意识。例如:《秋千架》的舞台上荟萃了多种艺术形态,意在尝试黄梅音乐剧的风格,把古装题材表现成为一个现代童话,比较适合青年观众的口味;《风雨丽人行》把视角聚焦在几位知识女性的情感深处,用较多的篇幅进行诗意盎然的情感描述,使黄梅戏舞台上展示出一种儒雅风范,赢得了知识界的观众;《徽州女人》把形体语言作为重要舞台手段,实验一种风格化的表现方式,令许多观众耳目一新;《木瓜上市》和《柳暗花明》不同程度地对传统写意风格做了现代诠释,从而更接近时下观众的审美情趣;《斛擂》和《乾隆辨画》完全是一派风云际会、豪情冲天的舞台景象,为原本轻柔的黄梅戏输入了阳刚之气。经由这些剧作的努力追求,黄梅戏的艺术风格真正呈现为多姿多彩的景观。近年来,优秀的黄梅戏剧目被搬上荧屏和银幕,已经不再是对舞台景象的简单复制。黄梅戏剧目得以用“音乐电视剧”和“电影故事片”的身份走向观众。而且,黄梅戏电影和电视剧在影视美学追求上努力突出画面的多义性,尽量强化唱腔的唱歌性和表演的平实性,当这些追求受到充分关注,并在一定程度上反过来渗入舞台时,使得黄梅艺苑更是“万紫千红总是春”。 从艺术角度对黄梅戏的再度繁荣做出归纳和梳理之后,需要立即提出黄梅戏如何持续发展的问题。黄梅戏今后的发展任务将会更重,也更加艰巨。回顾黄梅戏几度繁荣的历程,有一条基本经验值得我们牢记,那就是充分发挥可塑性较大的艺术个性,充分展示轻灵飘逸的艺术魅力,坚持不懈地走艺术变革之路,坚持不懈地追求艺术创新的目标。回首50年代,《天仙配》和《女驸马》中的那些脍炙人口的唱段,就是在当时的传统唱腔基础上,经过增加曲调种类和重新组合各种曲调,并且引进西洋乐器及其配器手法后形成的,就是艺术变革的成果。到了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红楼梦》和《无事生非》的艺术变革主要表现在,用轻灵见长的黄梅戏来接纳曹雪芹和莎士比亚的博大精深,深化了剧种的思想内涵,拓展了剧种的承载容量。再看近年来的黄梅戏,《徽州女人》的高雅风度,《秋千架》的童话色彩,《风雨丽人行》的诗化结构,《柳暗花明》和《木瓜上市》的质朴趣味,《斛擂》和《乾隆辨画》的阳刚气概,无不显示出黄梅戏的艺术变革精神。因此,我们要认真总结半个世纪以来黄梅戏几度繁荣的经验,积极提倡黄梅戏的艺术变革和创新。黄梅戏的可塑性较强,具备了腾挪转换的剧种优势,但要把这种客观优势转化为主观追求,还需要黄梅戏艺术家们更加敏锐和更加灵活,不断强化剧种里适应时代变化的艺术因素,保持与社会审美趋向的同步。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进行艺术创新,不仅要改造艺术形式,也要在艺术内容上体现时代精神。作为传统艺术样式的黄梅戏,演起古装戏来轻车熟路、得心应手;创作现代戏的数量较少,质量上总是差一把火,这种状况需要改变。黄梅戏不能满足于古代题材,不能满足于改编和移植,要深入火热的现实生活,反映人民群众投身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社会实践,把形式的创新和内容的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 摸索雅俗共赏的路子,应当研究当今流行的各种艺术样式。这些年的实践证明,从现代媒体的丰富多彩出发,把黄梅戏舞台向荧屏和银幕延伸,就是扩大观赏面的一种有效手段。黄梅戏能够流传得这样广泛,唱腔旋律好听是主要原因。热爱黄梅戏的观众来到剧场,往往就是来欣赏黄梅戏的优美旋律,很怕在听觉感受上变味。因此,唱腔看来是最能显示戏曲本质特征的部位,也是创新的过程中最讲究继承的部位,应当谨慎从事。总起来说,黄梅戏要坚持艺术创新,但创新中要把握好“度”,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黄梅戏语言以安庆地方语言为基础,属北方方言语系的江淮方言。其特点为----唱词结构在整本戏多为七字句和十字句式。七字句大多是二、二、三结构,十字句大多是三、三、四结构。有时可根据需要以七字、十字句为框架,字数可压缩或增扩,曲调则常使用垛句。花腔小戏的唱词灵活多变,有三至七字不等,中间常夹杂多种口语化无词意的字。句数不一定为偶数有时奇数句重复最后一句便成偶数。唱念方法均用接近普通话的安庆官话唱念。整本戏中用韵母念、官话唱,小戏说白则用安庆地方的乡音土语,唱腔仍用官话唱。若说到黄梅戏语言在塑造艺术形象,渲染艺术情境,迁移默化的“寓教于乐”的艺术功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概括:其一,黄梅戏的语言具有“山歌”体的内在韵律美。黄梅戏从抒情、嬉谑的小戏基础上发展起来,它的前身就是山歌时调,小旦、小丑舞台对唱,在此过程中,它吸引了各种时代的、地方的、人文的文化养料,发展为今天的黄梅戏剧种,而其主要的“灵魂”——山歌时调的美学特质却不变。因此,黄梅戏的语言与它所依赖的音乐美质相辅相成,从而形成黄梅戏剧本语言的内在韵律美。其二,黄梅戏的语言语近情遥,脍炙人口。黄梅戏语言从表面上看,是比较土气的,句句都是大实话,但仔细一琢磨,就会发现它其实内蕴丰富,极富有弹性,在点染戏剧情境、表现矛盾冲突、突出人物此时此境上,有恰倒好处之功妙。由于黄梅戏语言及唱词同时汲取了古诗、古词、民间口语、民谚、民歌的所长,摈弃其太雅,以至令人听不懂、不好入戏的弊端,发挥了语近情遥、明白如话的特点,因而成为一种雅俗共赏、文野合流、情浓语淡的剧本文学。其三,黄梅戏语言的乐天夸张化倾向。黄梅戏的语言犹如戏谑的外衣,覆盖在大多数传统剧目之上,从而形成特有风采。这些语言基本出于劳动人民和下层社会人士的口头创作,到了黄梅戏里,经过艺人的加工提炼,使其更具有个性化,更能结合戏剧情境,引发观众的笑声,所以黄梅戏能给人以愉悦、朝气蓬勃之感。第四,黄梅戏语言充满了当时现实社会的哲理经验之谈。由于很多黄梅戏传统剧目都直接来自于传唱当时当地的真人真事的民间文学,因而它的语言和唱词就不可避免地渗透着那个时代的生活哲理及经验之谈,而且对下层社会生活民众的刻画及表述尤其细腻、独到,丰满。第五,黄梅戏语言中的一些独特用法。黄梅戏的语言及唱词有些特殊用法。一是根据调式变化而加的衬词、垫词,如“呀嗬啥,依嗬呀”之类。这种衬字垫词乍看不起眼,但将它们去掉,只唱实词就会索然无味。衬字垫词是民歌韵味的体现,离开了它们,就等于好花离了泥土,无根无底了。黄梅戏中对歌队舞的形式极普遍,小旦、小丑或猜谜,或对花,或报地名,或讲古,既热闹好看,也抒情有趣,它所要求的唱词一般都有形式上的同一格律。此外,利用歇后语来猜药名,"用一二三……十“的数目字来串唱词,都起到演唱活泼、生动抒情的效果。可以用轻快、平易、幽默、风采四个词来概括黄梅戏的语言。轻快,指它的深入浅出,明白如话;幽默,指它的风格与情趣落落大方,机智嬉谑;风采,指它不断汲取民间口头文学创作的养料,丰富自己,常有新鲜独到之处。黄梅戏最初只有打击乐器伴奏,即所谓"三打七唱"。抗日战争时期,曾尝试用京胡托腔;后又试用二胡伴奏,但都未能推广。到建国初期,才逐渐确定用高胡作主要伴奏乐器,并逐步建立起以民族乐器为主、西洋乐器为辅的混合乐队,以增强音乐表现力。 伴奏锣鼓最初只有大锣、小锣、扁形圆鼓,被称作"三打七唱",即3人演奏打击乐器并参加帮腔、7人演唱。以后执堂鼓者又兼奏竹根节和钹,3名伴奏者分别坐在上场门内外侧和草台正中(奏鼓者)。30年代后,因受徽班和京剧影响,逐渐移至下场的台侧。传统的锣鼓点质朴、洗练,常用的有一、二、三、四、五、六、九槌,和十三槌半、四不粘(又名"一字锣")、蛤蟆跳缺、凤点头、三条箭、推公车等。配合身段表演的有起板锣鼓、十三槌半、七字锣、叫锣等。建国后,又陆续吸收京剧技艺,编创了一些新锣点,以适应表演和声腔伴奏的需要。起初,黄梅戏无伴奏曲牌,抗日战争前后因与徽调、京戏同台演出,才吸收了京剧中的《三枪》、《大开门》、《小开门》、《枯皇天》等曲牌。建国初期,艺人又吸收了一些民间吹打及道教音乐中的《游春》、《琵琶词》等曲牌,使黄梅戏伴奏音乐逐步丰富起来。黄梅戏是由山歌、秧歌、茶歌、采茶灯、花鼓调,先于农村,后入城市,逐步形成发展起来一个剧种。他的起源,大约可以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间,但形成一个完整的剧种,那还是近代的事。在这段时间内,他吸收了汉剧、楚剧、高腔、采茶戏、京剧等众多姐妹艺术的精华,使自己逐渐完善起来而成为一个名剧。在谈说这个名剧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到,表演这个剧种的团体,同样经历了这么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他也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逐步完善起来的。也可以说,黄梅戏的形成发展和他的表演团体的形成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中韩电视剧文化的传播范式 1、“使用与满足”的受众观——韩剧对社会心理的认同 “使用与满足”研究(uses and gratification approach)把受众成员看作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把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看作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 这种新型的受众理论,虽然过分强调了受众的主观选择的随意性,有矫枉过�囊幻妗5����パУ氖苤谘芯刻峁┝艘桓鋈�碌氖咏牵�?ldquo;受者中心论”,挑战了传统的“传者中心论”的主导地位。体现了新型受众研究理论中“受众本位”和“人文关怀”的人本主义思想。韩剧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产品,必须要满足各国观众的“心理需求”。对受众的满足程度越高,其市场消费使用量也就越大。 (一)对纯真唯美的修饰 从较早接触到的《爱情是什么》,到青春偶像剧《蓝色生死恋》、《泡沫爱情》,轻喜剧《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再到历史剧《大长今》、生活剧《看了又看》,每一部韩剧都在东亚文化圈获得了成功。爱情、亲情、友情和信义是韩剧的表现主题,也是最打动观众情感的核心内容。韩剧大多描写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和小事件,表现手法朴素平实,没有很多刻意设置的离奇情节,故事看似老套,然而剧中的人物就在爱情、责任和良心之间备受煎熬,同样也考验着观众内心的情感尺度。韩剧为亚洲的观众所普遍喜爱,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它充分考虑到亚洲文化圈集体认同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审美趋向,并以传统的手法进行了真实的表现。作为韩剧中的重头戏,恋爱场景的处理一般都比较含蓄,点到为止,很少有让人肉麻的激情戏表演,这反而产生出了比较纯粹的唯美效果。《冬日恋歌》郑惟珍和姜俊尚二人互探心曲那场戏中,惟珍教俊尚练钢琴,她弹的练习曲《梦幻曲》转到俊尚的指间就变成了境由心生的《第一次》。通过乐曲的自然衔接,少男少女初涉爱河时的悸动、羞涩、勇敢和憧憬,都十分真实流畅地表现了出来。惟其纯真,才更显得感人。 (二)对温情和欢娱的期待与满足 没有哪个时代像我们这个时代这样,拥有这么多的选择,却又无从选择。或许选择的机会大大增加了,但选择增多也使我们容易迷茫和困惑。现代人是充满困惑和压力的,每天在工作中承受着压力和挑战使现代人疲惫和无奈。正是这种心态电视剧成为人们消遣娱乐的宝地。在有人被问及为什么喜欢看日韩剧时,如此作答:“因为它本身没有寄托什么,所以避免了艰难的自醒和思考,轻松呀!”确实这反映了同龄人的心声。但并不是说港台韩日如今的创作倾向全是单纯的消闲和娱乐,没有任何的底蕴。恰恰相反,在一些优秀的电视剧中,生活化的气息,人物的对白,以及对这些人物生活状态或方式的转变,都留有给人思考的余地。尤其是这些剧目往往反映生活的原生态,有令人感触的对白,人物在探求某个问题的时候,都会在对白中有一些精彩的表述和理解,看似浅显其实很有启迪。这些经历和场景与我们相识相织感同身受,这些电视剧提供了一个温暖的场所,我们在这里与剧中人物一起体会生活的浪漫或温馨、淡淡的忧伤和无奈,获得了一次寻求温情的机会,也找到了一个对生活可能产生共鸣的伙伴。实际上,艺术就是来源生活,正是生活的平淡无奇,才造就了这些剧作者的灵感,把生活比较真实的一面展示给观众,并试图在这些简单和平淡的故事中讲述各种观念和生活方式,同时也迎合了今日观众对温情的期待。 韩剧的通常情节发展缓慢,人物关系较简单,三五个中心人物,主题通常是爱情,场景变换也极少,多是公司、家庭和洒吧,整个故事也十分简单。尽管有着单一的主题和雷同的剧情发展模式,韩剧仍很受欢迎,究其原因,或许电能吸引人的就是亮点就是温情。比如韩剧的强点就是就是返璞归真,剧情简单,着重的是人物最基本、最发自内心的情感。比如《蓝色生死恋》就是以动人质朴的感情、经典的人物对白、简单却凄美的故事席卷了东南亚。这些电视剧大多有着温情的发展脉落,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发展由一些细腻的点滴组成,这些点滴时常是浪漫温馨或充满内心涌动的回忆或片段,加之简单却触动人的人物对话,使看来平淡中有着动人的温情,吸引着向往温情看重温情的年青人。 社会学家赖特在《大众传播的社会学观点》一书中,对拉斯韦尔的“媒介三大社会功能说”做出了重要的补充,增加了一项新的功能—“提供娱乐”。电视媒介特有的“声画一体”的特点,使人们的听觉和视觉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延伸,成为人们寻求娱乐的最主要大众传播媒介。电视剧作为一种依靠电视媒介传播的大众文化产品,其社会功能也与电视媒介本身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即“提供娱乐”。传播学者D.麦奎尔等人通过对电视节目的调查,分析了各类节目提供“满足”的不同特点,认为电视节目,特别是电视剧,可以提供消遣和娱乐,能够帮助人们“逃避”日常生活的压力和负担,带来情绪上的解放感。这种效用被称为“心绪转换效用”。 韩剧大多数走人情、爱情、友情和亲情为主的情感路线。被日常生活和工作所累的观众,在电视剧演绎“拟态生活空间”中,可以寻找到一丝情感上的慰藉。韩剧还大量使用喜剧和悲剧元素,最大限度地调动观众的情感,使观众在“悲与喜”的情感波动过程中,达到“心绪转换效果”。此外,韩剧追求一种“世俗的美”,这种美真诚的描摹世态人情的庸常与无奈,充满人类质朴的爱、质朴的同情与关怀。“世俗之美”来源于现实的生活之中,所以易于被普通大众所感触和理解。频繁使用“白马王子和灰姑娘”这种世俗化的爱情叙事模式,满足了观众最朴素的期待视野和最原始的审美欲望,因此也更容易引起共鸣,达到“娱乐大众”的目的。2005年的春天,韩剧也一改冬日里的悲凄,在忧伤冷酷的《对不起,我爱你》后,18集的爱情喜剧《豪杰春香》接档,尽展阳光般的明媚,说尽恋爱的美好。由于《豪杰春香》改编自古典名著,在韩国开播之初受到不少舆论的苛责,不过轻快搞笑的剧情和原著正好相反的角色设定,让本剧的收视率一直保持在20%以上,大结局更达到了的超高收视率,成为今年初韩国最具人气的电视剧之一。三)对中国电视剧创作方向的再思考 诚然,综上分析韩剧的风行还有时代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比如明星阵营,画面的精致,或者时尚元素。但是,我们在这些获得广泛观众的电视剧中应该可以获得一些值得思考的触点,共同来分析和借鉴。我们最应该受到启发的或许就是这些电视剧的创作对现代人心理走向的良好把握上。创作者反映的是都市人的生活,他们没有试图给电视剧贴上什么标签,他们并不想便电视剧变得沉重或有太强的教化意义,也不想对社会问题做深入探讨,他们只是想换取某个角度,把生活轻松化、温情化,本身就给观众带来了另一种心理感受,这些轻松但不低俗温情并不滥情的电视剧给年轻受众打开了另一个天窗。可以说这些电视剧创作是成功的,他们有着与国内许多电视剧不一样的面孔,于是给自己迎来了大量的口味多元化的观众。这也应证了“使用与满足”理论中以受众为本位的思想。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创作不是一个想当然的过程,需要对观众有分析和理解,从韩剧的创作中我们可以借鉴一些经验。国产剧近几年来一直以涉案为主流。《中国电视剧市场报告(2003-2004)》中指出,根据2002年对33个城市156个频道17时至24时电视剧收视的统计数据,中央级频道和省级卫视频道播出的涉案剧和都市生活剧在现代剧中并列第一,而观众收看涉案剧的时间最多,占收视份额的17%。《重案六组》、《玉观音》、《荣誉》、《绝对控制》、《至高利益》等涉案剧成为荧屏“霸主”。紧随其后的都市剧,也多以婚外恋和第三者为主要题材。题材的单一化极易使观众产生收视上的疲劳。所以韩剧这种主打家庭伦理和坚贞爱情的电视剧,弥补了国内电视剧市场的空缺,满足了大众对真、善、美最基本社会道德的心理渴望,自然也就吸引了广大观众的眼球。尤其是言情剧的制作,内地的制作越来越同质化,整个人物的爱恨情仇全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而且渲染婚外情的创作实在太多。反映现实不等于重复描写现实中的某些现象,这样所起的不良导向作用也是难以预料的。韩剧的成功说明对于温馨和平实的东西观众还是认可的。此外电视剧创作也不该走向瓶颈状态,国内一窝风现象尤其严重,古装秘史、清宫戏说泛滥不说,都到了要扫皇打妃辫子满天飞的地步。电视观众本是个大群体,电视创作也该有自己的市场定位,面对中国如此巨大的市场,题材选择的丰富与现实创作的贫发窘境不能不让人忧心。为什么不能真正把脉观众喜欢的,真正了解与观众心理走向呢,创作出不同分格的电视剧来丰富观众的视野。 黑格尔认为,在艺术作品中形成内容核心的,不是这些题材本身,而且是艺术家主体方面的构思和创作加工所灌注的生气和灵魂,是反映在作品里艺术家的心里。实际上在电视剧创作中,心灵的把握是至关重要的。对观众的心理渴求的理解和感知,对整个作品可能对观众产生的心灵的感受,创作者应该有宏观的了解和分析,只有懂得了观众才能创作好的作品,给人以享受。2、“社会文化心理”的满足: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普列汉诺曾经说过:“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在一定时期的艺术作品和文学趣味中都表现着社会文化心理。”社会文化心理是经过遗传积淀下来的传统的思维模式、生活经验、审美心理等原始心理印迹的集合,在人们的审美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当审美客体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审美主体的社会文化心理需求,就能成功地达成了审美活动关系。 韩剧成功打入中国市场,是一次跨文化传播行为的胜利。跨文化传播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它找到了两种不同文化的契合点,实现了社会文化心理的接近。韩国和中国同处亚洲,共同拥有亚洲文化的共同情感。韩剧文本中所蕴藏的韩国社会文化,就是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为根源的东方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像《看了又看》、《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这样的家庭伦理剧,提倡的是大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关爱、孝敬父母、夫妻恩爱等最基本的儒家道德思想,十分迎合中国观众的家庭伦理观念。《天堂的阶梯》、《青春》、《冬日恋歌》等爱情悲剧,演绎的是男女主人不离不弃、坚贞不渝的爱情,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经典的“海枯石烂不变心”的爱情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处。中韩两国社会文化心理的共通性,使中国观众对韩剧文本的解读变的更容易,对韩剧思想内涵的理解更深刻。 立足民族传统,依托东亚文化,面向世界性主题,在不断开放中走向成熟。从民族性,到东亚性,再到世界性,是韩剧发展的几个阶段。韩剧最初模仿日剧和港剧,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以情感为主线的电视剧继承了日剧温馨浪漫的风格,但又比日剧更唯美,也显得更日常化、平民化。韩剧中处处渗透着本民族的观念,观众可以通过作品进入到普通韩国家庭的真实生活,感受到传统的儒家文化、家庭观念和协作意识与新生活观念的冲撞,这不仅使韩剧的故事内容充满了民族色彩,而且也触及到东亚传统文化步入现代社会进程中的精神重建问题,因而受到了亚洲观众的欢迎。 立足民族,洋为韩用,是韩剧走向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原则。韩剧拿捏民族性和世界性元素的分寸非常适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民族的情感体验恰恰是包孕在世界文化的关怀之中。韩剧所表现出的世界性气质不仅仅是借鉴了现代意识和影像表现手法,也在于通过民族文化的表达,容纳并且丰富了我们对共同面临着的世界性文化命题的审美理解。爱情、道德、忠诚、伦理和人性,这些都是古往今来所有艺术样式反复咏唱、孜孜以求的主题。浪漫唯美的情感故事,积极多元的产业运营,再加上对于普通人群、普遍情感的关注与表现,“韩流”从东亚社会到国际世界的文化震荡,再次证明了各民族的文化精神是共通的。韩剧的成功提示我们,只有保持不断开放的文化姿态,相互吸纳,相互融合,才能够推陈出新,在民族形式、当代生活和世界情感之间搭建起通向艺术美的桥梁。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韩国电视人深谙此道。 在保持传统文化的同时融入很多时尚因素,打动人心的剧情、时尚的服饰以及烘托剧情的音乐。近来CCTV-8热播的韩剧无一例外关注的是生活,在关注主角的同时,不会赋予主角太过完美的个性,都是普通人的的欢喜悲伤。韩剧还关注更多人的内心世界,父辈和奶奶辈的对话也时有出现,人人性格各异却有十足个性。演员表演细腻而轻松,对白幽默,感情含蓄深沉。 这样的韩剧也比较适合一家三代同乐的家庭化观赏特征,我们知道中国社会结构是由漫长的农耕经济决定的,是延续了最长历史时期的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和细胞的社会构造方式。它一直没有生长出西方那种大工业生产方式为主、以纯粹个体直接参与社会的构造关系,既使在当今已经起步的市场经济时代真正的个体意识还是十分薄弱的,家庭关系和家族观念在中国文化观念的发展中一直具有核心性的地位和决定性作用。中国人包括儒家文化历来注重家的稳定与和谐。中国人对于人生最高幸福的理解也首先是家庭的完整与美满。就如同全家收看春节联欢晚会,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应景式的欢度春节的电视节目,它实际上已经在人们的潜意识被生长和固定成一种仪式。电视剧家庭化的“小众”观赏特征也非常符合中国人的这种文化特质。这种特质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的电视剧必须考虑到“家庭立场和家庭视角”。具体说就是在思想文化观念上要与传统相吻合,或者相契合;艺术形式上体现大众化、通俗化与艺术风格上符合民族化特征的中合、平和、温和。总之,就是强调艺术整体上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相比韩剧近乎全民皆兵似的热潮,国产电视的受众面就显得窄小了许多。 当然韩剧并非十全十美,还有很多硬伤,如剧情太过模式化,许多韩剧也十分催泪,剧中女主角和男主角经过千辛万苦在一起后,编剧再费尽心机地让祸从天降,赚取人们眼泪。还有,不少韩剧的台词也十分“琼瑶化”,此外,韩剧过分拖沓,动辄200多集,让人长吁短叹,往往一集已经结束了,剧情还丝毫未见长进,说韩剧的配乐不错也是相对的,与日剧相比,韩剧的配乐算不上经典。尽管硬伤尤在,韩剧在最短的时间内崛起,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输出电视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近些年来韩剧成为出口大户,占据了国内电视半壁江山的现象,的确值得中国电视人反思。《看了又看》170集、《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80集、《明成皇后》132集,《人鱼小姐》据说有190集。长篇电视剧最考验观众的耐心,但这些韩剧剧集长却后劲十足,让观众欲罢不能。韩国电视剧能打动中国观众很大程度上是在文化上与中国观众找到了共鸣,相比西方电视剧,韩剧很东方,场景很现代,但骨子里却很传统。韩剧具有完全东方式的谅解、宽容精神以及惟美的情调,体现许多东方式的伦理观念,如年轻人应该孝顺父母、朋友之间以信义为本,做人要诚实,对家庭亲情要珍惜。这些都深深打动了中国观众。韩国影视剧是以韩国人为首要对象拍摄制作, 其次博得亚洲人的共鸣, 这里包含的方向就是应该以韩国人自身的具体问题为基础,扩大到亚洲人的普遍问题,全人类的普遍问题, 经确立的普遍性能够广泛地引起共鸣, 也难得地使观众成为参与者,从而开创出开放的文化氛围。韩国的大众文化并不是通向西欧文化的桥梁,其自身才是目的地。 这种目的地换句话说就是中国透过韩国的大众文化这面镜子去寻找的自身的文化。3、“深层控制”理论透视韩国影视产业的媒介生态 所谓“媒介生态环境”就是指大众传播机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它主要由政策环境、资源环境、技术环境和竞争环境构成。其中政策环境对媒介生态环境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从传播学的控制分析的角度讲,任何大众传播机构作为信息的传播者,都不能随心所欲的传播信息,它的传播行为总是受到社会特定的政治制度、政策法规、文化范式构成的潜网的深层控制。 电视剧作为一种文本信息,它的生产和传播也必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以政策和法规的影响最为突出。 韩国在遭遇亚洲金融风暴袭击后,重新认识文化产业,并将其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积极进行培育。1998年正式提出“文化立国”方针。韩国文化观光部长南宫镇曾表示:十九世纪是军事征服世界,二十世纪是以经济,到二十一世纪是以文化建构新时代的时候。1999年至2001年韩国政府先后制定《文化产业发展5年计划》、《文化产业前景21》和《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明确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计划,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有力地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影视产业作为文化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政策的扶植下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大量的资金投入,保证了韩剧的高质量制作水准。在当今电视“内容为王”的时代,韩剧凭借高品质高质量迅速打开了的海内外市场。前面数据已是明证在此不必赘文。 相比之下,国内的电视剧市场则不容乐观。据上海电视节、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公司合作完成的《中国电视剧市场报告(2003-2004)》 中指出:目前中国每年电视剧的产量在4万集左右,但其中只有7千集最终能在各地电视台播出,在能够播出的电视剧中,能称为精品的却是少之又少,一些“垃圾剧”长期霸占黄金时段。在中央台—省台—城市台三级市场格局下,有些地区垄断现象严重,电视剧交易价格和数量下降,限价和拖欠片款成为困扰制片方的难题。而相应的政策法规却不能及时的跟近,国产剧的生存环境得不到彻底的改善,自然也就拿不出更多的精品剧来。从国产电视剧外销的市场现状看,2005年全国电视剧题规划会上,有关部门透露,2004年我国电视剧海外销售总额是1亿人民币,外销比例明显低于韩剧、日剧和港台剧,主要市场仍局限在东南亚华语地区,剧集类型主要还是历史剧和古装剧。据《环球》刊发的《中国电视剧“走出去”的困惑》一文中,列举了国家广电总局对中国电视剧为何在“走出去”的道路上步履蹒跚做了三点分析:第一,政府主导作用不够显著,各种行政手段和相关政策的扶持力度不够,;第二,管理部门、制作机构和创作人员的外宣意识需要进一步加强;第三。海外推广力度不够。而文化评论家、《北京日报》文体部主任记者彭俐则从电视剧创作本身出发来考虑这一问题。早在2002年他就公开发表论文,呼吁中国电视剧要树立全球意识。中国电视剧当前的市场环境还相当孱弱,一些政经“瓶颈”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一味要求走出去,从某总意义上只能是一厢情愿。当前,中国电视剧市场环境的新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新政策使电视剧市场进入新的调整期。新世纪伊始,国家广电总局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民族产业,出台了港台剧退出黄金档的规定,这一措施使国内电视剧市场进入一个新的调整期。在调整期内,有利的政策可能是促进国产电视剧制作单位进一步抓好电视剧生产的动力,也可能滋生“惟我独尊”、“奇货可居”的惰性,甚至可能使假国产和买壳入市的现象再度浮起。二、社会文化转型使国产电视剧生产面对新的消费环境,近年来通俗影视剧的兴起是影视艺术的大众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一大众文化类型致力于世俗梦想的表达,娱乐游戏至上、消费至上,是一种开放的文化游戏。这一类节目的崛起并占据主流无疑表征了观众娱乐需求的增长以及转向平民化、市井化的文化消费趋向。三、参与国际竞争已成为现实性课题。对于国产电视剧来说,当前最具可行性的市场是华语区,因为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社会文化观念具有相似性。如果我们在电视剧创作中抓住中华民族传统故事文化的精髓,并掌握华语区大众文化的共同特点,我们的前景将是非常光明的。 原中央电视台台长、现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杨伟光表示,电视剧要走出去,关键是要提高电视质量,避免制作上的粗制滥造;还应当建立常年的电视节目交易市场,在为内地电视制作公司提供公平竞争平台的同时,也能向海外购买电视剧的机构提供一个展示平台。 除此以外,观念转变也很重要,我们的所谓文化交流更多的打扮好了给人看,但这并不是文化交流,不是呈现只是展示。在全球化背景下,以行政主导的方式推动文化交流实不可取,既便是以文化的方式推动交流也可能使预期目的流产,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采取市场的手段,适应市场需求,也制造市场需求。所以电视剧走出去,应该在观念上弱化行政诉求,而更多地依靠市场杠杆自然而然地来完成。何况地方性电视剧对本国更有吸引力,一部电视剧在他国受欢迎是有很多偶然因素促成的,而我们总喜欢把偶然虔诚地当做必然来供奉着。 笔者认为中国电视剧要想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除有要树立全球意识外,练好内功是首要的。让一些有代表性的类型剧得到健康稳定的发展。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据最近一期《环球时报》 载文说,中国电视剧让邻国观众着迷表明中国电视剧仍有不少潜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观众将倾向于选择那些与他们自己的文化最接近和更紧密的节目,在与中国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和审美价值观念的东亚、东南亚各国,中国电视剧还是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红楼梦》、《西游记》、《努尔哈赤》、《三国演义》、《水浒传》、《雍正王朝》、《汉武大帝》等电视剧就曾在香港、台湾、日本及东南亚各国播出。这些从形式到内容都凝聚着为中华文化所珍视的审美传统和艺术精神的电视剧,在亚太地区成功发行,表明中国文化在漫长的历史中对亚洲各国的深刻影响,而这些电视剧传统的叙事类型、传统的审美规范和传统的文化内容,作为全世界华人文化圈的心理共鸣点,为中国电视剧在国际市场的竞争提供了文化基础。但是,当流行文化和大众作为一种蓬勃生长的新的文化类型,也在不断地引导人们对传统作出新的理解和阐释,电视剧也要求传统文化得到现实的言说。特别是在电视竞争激烈跨文化日益融合的今天,如何争取华语电视的话语权,如何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如何在一个世界多种声音的世界里发出强音,是每一个电视人所必须面对和思考的。《水浒传》、《三国演义》、《宰相刘罗锅》、《雍正王朝》、《康熙微服私访》等电视剧展现的中国传统文化,无不渗透当代生活、当代意识对传统的反思和大众文化的轻松通俗,是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的有力尝试,从而在国际市场中获得成功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妄自菲薄,一方需要走出去,借鉴新鲜模式和表达手段,营造更加宽松的媒介生态;更重要的是努力保持我们的民族特色,保持中国电视剧本身的叙事机制与民族叙事审美传统从而找到中西文化的契合点、兴奋点以及西方的审美习惯和接受方式。借鉴与反思 “韩流”涌动不仅创造出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成为继汽车之后赚取外汇的第二大支柱产业,而且促进了民族文化交流,推动了国际间的友好交往。韩剧热播连锁引发的文化放大效应,也给中国的观众和影视从业者带来了许多有益的启示。“韩流”涌动的强大后劲源自以下几方面因素的支持 (1)选材贴切:韩国电视剧大都以普通人的生活为描述对象,用细腻而朴素的手法再现韩国的精神风貌。电视剧所表现的生活状态,或者轻松幽默,或者焦虑伤感,但是都真实而亲切,使观众在观看电视剧的时候,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剧中的人物就在自己的身边。 (2)制作精良:韩剧制作质量比较精良,目前名列亚洲电视传媒之首。许多优秀的电视剧都是按照电影的技术要求精雕细琢而成。韩剧力求诗化的画面风格,像薄雨、雪原、浓雾、湖滨、村庄、枫林等,自然的美在镜头中得到了精致的呈现,带给观众赏心悦目的视觉享受。而音乐旋律也根据剧情的需要不断转换,音画相配,与剧中人物的情感遭遇形成了完美的共振,在音乐合成方面表现出精准的技术。 (3)生产模式灵活:韩国电视连续剧《蓝色生死恋》和《冬季恋歌》的导演尹锡湖在介绍韩国电视剧的制作时曾说:“韩国电视剧是在流水线上完成的艺术作品,是有它自己独特的规律的。”尹锡湖对韩国目前的电视剧生产环境相当满意,他认为现在从事电视剧生产的所有人员都非常专业,他们大都受过专业教育,对工作十分敬业。韩剧在后期制作上追求尽善尽美,完全按照电影镜头的标准精雕细琢,使每个镜头都充满美感。正是整个行业人员在每个环节上的共同努力,才使得韩剧在亚洲久盛不衰。韩剧在制作方式上有别于中国电视剧的生产。中国电视剧需要编剧先构思出一个完整的故事,然后要把这个故事编写成剧本,最后导演与编剧对剧本进行完善之后,才进入拍摄阶段。而韩国电视剧不是这样。韩剧在制作之初,并不知道剧情将如何发展,也不知道将拍摄多少集,更不知道人物的命运将是怎样的。它是在拍摄过程中,在观众反馈的基础上逐步完成的。 如在韩国播出两个多月的SBS电视剧《爱在哈佛》,在进入完结篇时,在众多fans的极力争取下,剧组居然更改了事先预定的结局:金泰熙在《爱在哈佛》中免于一死,并且与金来沅有情人终成眷属,步入礼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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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电影的话,你可以从剧情,拍摄手法,剪辑手法等方向进行赏析。
对于国产的电视剧,我一般是不怎么感兴趣的,尤其是那些所谓的涉案剧和武侠剧以及那些哭哭啼啼的爱情剧,让人提不起精神来。可是一些描写革命历史题材和战争题材的电视剧,我还是偶尔会看一下的,这和我童年时代所受的教育有关,因为那个时代崇尚的是革命英雄主义,崇拜的是革命英雄。这种崇拜不同于当今社会上年轻人对电玩和动漫上英雄的崇拜,也不同于当今社会人们对金钱和物质的崇拜;这种崇拜是发自内心的,神圣的一种精神寄托。 偶尔一次机会,听同事说起《亮剑》这部电视剧,他说这部电视剧很特别,不同于以往看过的国产战争剧,尤其是主人公的性格,根本就不像我们所了解的那些英雄,简直就是个土匪。有了同事的这句话,我决定去看一下这部特别的《亮剑》,在现在工作忙的情况下,也许我只用看一下,没必要把他看完。 剧情开始是在抗战初期,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新一团在完成阻击日军的任务后,接到总部撤退和转移的命令。然而,团长李云龙却让话务员关掉了对讲机,命令部队发起冲锋,目的只是让全团剩下的唯一一发迫击炮弹能够打到日军的指挥所,这一炮不仅炸死了日军的联队长,也打懵了敌人,使得新一团能够从日军的正面冲出了包围圈。正是这发炮弹,不仅让日军、国军和我军的将领感到震惊,同时也让我对李云龙的指挥艺术和人格魅力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促使着我一集一集不停地看下去。我完全融入了这部电视剧,也深深地他所感动。 李云龙由于阵前抗命而被撤了团长的职务,新一团由李云龙在红军时的老战友丁伟接任团长,而三八六旅独立团在一次日军特工队的偷袭中莫名其妙地做了冤大头,李云龙又被起用任命为独立团的团长,原独立团团长孔融后被调任为新二团团长,于是就形成了当时晋西北的所谓铁三角。这个铁三角成了华北日军的一个恶梦。当然还有国民党山西晋绥军的楚云飞团也功不可没。本剧就是在这四个团的恩怨纠葛以及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中国军人携手抗敌的故事中轰轰烈烈地展开。 说句实话,这部电视剧在一些战争场面的叙述上仍显粗糙和简单,可是剧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中国军人前赴后继、英勇无畏的精神和“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强者气势,实在让人敬佩和感动。这种气势也正是敌人所害怕的。 李云龙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就是:“做为军人,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无论是百团大战还是伏击日军的车队,不论是反“扫荡”的突围战还是xx县城的攻坚战,甚至在最后他做为师长的淮海战役中,作为指挥员,李云龙很少想以前我们所熟知的那些指挥员一样在指挥所里指挥战斗,这在一般人的眼里简直就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典型人物,但正是他的这种作风凝成了独立团无坚不摧、英勇顽强的战斗风格。犹如政委赵刚所说的,他的整个人已经融入独立团每一个战士的心中,即使他不在了,他的魂依然存在。 剧中那个骑兵连的故事让人难忘。在一次突围后,独立团骑兵连和主力失去了联系。他们且战且退地牵制着日军的一个骑兵联队,最后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所剩无几的骑兵连战士调转马头,齐齐拔出锃亮的马刀,连长高呼着“骑兵连,进攻!”带领着战士们迎着敌人冲了上去。几个回合下来,连长调转马头,身边已经没有其他的战士,他的手臂也被砍去了一只,鲜血从他的断臂处喷射而出。他稳住自己的身子,高擎着马刀全力呼喊:“骑兵连,进攻!”再次冲向敌阵。日军的马队过后,在夕阳的余辉中,大地上留下了阵亡八路军骑兵的遗体和死伤的骏马。没有音乐,也没有歌声,惟有战马的低鸣在山谷中回荡。面对这样的场面,一向飞扬跋扈的日军官兵也低下了高傲的头颅,日军少佐脸色凝重地说:厚葬他们,他们是真正的军人。 在XX县城的攻坚战中,一个区小队和一个县大队组成的一支地方部队,用最原始的武器和他们的血肉之躯,阻击了八个小时,硬是把敌人的增援部队挡在了路上,为独立团的攻城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而他们却全部牺牲在了阵地上,没有一人生还。看着这样的战斗,阎西山的晋绥军官兵无不肃然起敬。楚云飞对他的手下说:八路军这样一支所谓的区小队县大队竟然能阻击装备精良的日军长达八小时之久,真是惭愧啊。随即,楚云飞的部队也投入了阻击日军的战斗。 在XX县城外,面对着城楼上被日军绑架的新婚妻子,李云龙悲愤地点燃了炮火。战斗结束了,荒野上垒起了一座孤坟。李云龙独自坐在坟前,请求妻子的原谅。他娓娓地述说着,看似那样的平静,可我们作为观众却深深地感觉到李云龙此刻内心的痛楚。 在剧中,编导并没有简单地把李云龙描写成一个只会打战的武夫,而是用很多的篇幅描述了李云龙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独特的情感魅力,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情感丰富的李云龙。通过描述他对两任妻子的爱,通过对他和赵政委之间个人友情的描写,通过叙述他和晋绥军团长楚云飞两人之间难以说清的恩怨情仇,尤其是他对“和尚”、张大彪以及段鹏他们兄弟般的战友之情,让人无不动容。 现在的影视剧能让我流泪的几乎没有,可当我看到“和尚”被土匪杀害,李云龙不顾丁伟已经要收编土匪的事实,率部端掉了匪窝,遭到上级处分的那场戏时,我的思维完全把自己当成了李云龙。随着李云龙在政委面前的挥泪发泄,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我觉得这场戏是全剧李云龙感情最丰富,描写最好的一场戏,使我们看到了什么叫做“男儿有泪不轻弹”。 剧中还有一个能更好体现李云龙情感世界的重要人物,便是楚云飞。楚云飞毕业于黄埔五期,又有精良的武器装备,可他就是搞不懂为什么八路军的指战员会如此勇敢和拼命,不明白没读过一天军事院校的李云龙会让日军如此地害怕。他从开始对李云龙的漠视到后来的重视,从对李云龙的敬佩到最后的惺惺相惜,以至最后两人战场上以死相拼,病床上又各自对对方备加赞赏。 在最后军事学院的论文中,李云龙为他的这种作风作了精辟的论述:古时候的剑客在遇到对手的时候,即使明知自己不是敌人的对手,也要拔出自己的宝剑,就是死在敌人的剑下也毫无怨言,这就叫“亮剑”。做为军人就应该具有这样的“亮剑”精神,因为这就是我们中国军人的军魂。或: 电视连续剧《亮剑》的热播,给中国电视剧上了生动而深刻的一课。央视年度收视调查数据显示,该剧平均收视率%,稳坐2005年的冠军宝座,力压呼声很高的《京华烟云》、《大宋提刑官》等剧。据网上说,在中国许多大中城市,该剧的VCD、DVD一时脱销,甚至租碟也较为困难。这样的空前盛况,让我们联想到近几年出现的另外几部革命历史题材或者说军事题材的电视剧,这就是《激情燃烧的岁月》(2001年)、《军歌嘹亮》(2003年)、《历史的天空》(2004年)。它们在播出时同样引起过轰动效应,比如,《激情燃烧的岁月》在北京电视台曾重播七次,首播收视率12%,重播收视率。 几部革命历史题材或者说是军事题材的电视剧,为什么会有如此之高的收视率,并受到观众如此热情的追捧?为中老年观众定位的电视剧,为什么青年人也能喜欢? 应该说,这几部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都根据当代观众的价值取向和欣赏心理,进行了准确的市场定位。 一、《亮剑》等电视剧市场定位的成功,首先在于它们对观众的价值取向的准确把握 把握观众追求真实性的价值取向,还原历史的真实。近年来,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往往大受欢迎,而一些现实题材的电视剧却被观众冷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所谓的现实题材电视剧,往往是反现实、伪现实的,是鲁迅所批评的“瞒和”的艺术。现实题材反映时代生活,其中的虚假更容易为观众一眼识破,因此,这些反现实的所谓现实题材电视剧被观众冷落和抛弃也就在情理当中了。当然,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作品的真实性问题,同样不容乐观。但是,在“瞒和”的问题上,历史题材与现实题材相比,距离观众所熟悉的现实生活较远,因而更具有欺性和迷惑性。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存在一种倾向,就是“戏说”历史,甚至走向“反历史”。《亮剑》、《历史的天空》等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出现,是对这几年电视剧反历史倾向的一种反拨,它们采取现实主义手法,还原历史的真实,满足了观众对真实历史的心理期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传统的革命历史题材和战争题材片中,对战争的描写往往是浪漫化和非现实化的,有时甚至非常“小儿科”,我军勇敢善战、足智多谋,总是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而敌人则貌似强大,实际上愚蠢而无能。即使写牺牲,也仅是战争的“花边”而已,用来证明胜利之不易。这些反历史、反现实的“战争童话”早已为观众所厌弃。而《亮剑》描写了战争的惨烈和残酷,敌人并非如此愚蠢,我军也不是战无不胜,如骑兵连的全军覆没。这就打破了用谎言编织的“战争神话”,在相当程度上,还原了历史的真实。 把握观众对野性精神的寻求和心理补偿意向,强化民族精神的生命元阳。中国的传统封建文化,造成了中国人个性上的柔弱和精神上的奴性,中规中矩,谨小慎微,中庸保守,男人女人化,女人病态化。因此,《水浒传》等古典作品中具有野性精神、反抗精神、叛逆精神的英雄形象,成为人们的精神偶像,同时也成为了人们反抗现实的精神源泉。近年来,中国武侠小说和武侠影视片的盛行,正是这种心理需求的反映,同时也是对柔弱、怯懦民气的某种反拨和平衡。《亮剑》、《历史的天空》、《激情燃烧的岁月》等历史题材电视剧,极力张扬这种雄性的精神、野性的精神,暗中切合了观众潜在的价值取向和隐蔽的心理补偿意向。这在《亮剑》中被概括成“亮剑”精神,也就是李云龙的那句名言:“古代剑客和高手狭路相逢,假定这个对手是天下第一剑客,你明知不敌该怎么办?是转身逃走还是求饶?当然不能退缩,要不你凭什么当剑客?这就对了,明知是个死,也要宝剑出鞘,这叫亮剑,没这个勇气你就别当剑客。倒在对手剑下算不上丢脸,那叫虽败犹荣,要是不敢亮剑你以后就别在江湖上混啦。”现在,人们处于和平时代,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在呼唤这种“亮剑”精神、硬汉精神和野性精神。正是这种时代和现实的需要,以及民众价值取向和心理的需要,“亮剑”一下成为流行语,被广泛使用。这种野性的精神其实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所不可缺少的生命元阳,甚至是我们的“精神伟哥”。 对观众平民化和反英雄主义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的把握,塑造平民化英雄。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文化的普及,人们的精神追求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平民化成为新的价值取向。《亮剑》等剧中的主要人物,都出身于民间,崛起于草莽之中,本身就很具有平民性。他们靠不断努力走向成功,成为将军。毫无疑问,这几部剧中的英雄人物,是以平民化和平民性为基础的。另外,这些所谓“英雄人物”,都具有反英雄的基本倾向。那就是说,他们与我们传统意义中的英雄人物有着非常本质的差别。在作为“主旋律”的传统革命历史题材中,这些革命英雄人物,一般都是“高大全”式的人物,近乎希腊神话中的“神”。而在《亮剑》、《历史的天空》等剧中,李云龙、姜必达甚至有点痞气和流氓气,他们讲话粗鲁,夹杂着下流话,李云龙永远歪戴着军帽,姜必达则有一颗丑陋的大牙。他们不是完美无缺,而是有许多严重的缺点和不足,他们有着常人的七情六欲。但是,他们勇敢、正直、豪爽、血性、讲义气、重情重义,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赴汤蹈火,又确实是真正的民族英雄。这些有缺陷的英雄、真实的英雄、平民化的英雄,对于观众来说是如此真实、自然和亲切。 二、《亮剑》等剧的成功还体现在对观众欣赏习惯和心理的尊重 首先,在人物塑造上,具有强烈而鲜明的个性化特征。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传统革命题材剧在人物塑造上,出现脸谱化、概念化的倾向,人物成为某种抽象的政治符号,或者表达某种政治观念的传声筒或代言人。新时期以来,随着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流行,反人物、反情节的作品时髦一时。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往往符号化、抽象化,性格模糊,个性不明。这样的作品往往是“速朽”的,它们最多只能成为政治的“样板”,或者艺术的“实验”而已。基于此,《亮剑》等剧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可爱人物,如李云龙、姜大牙(姜必达)、高大山等等。他们不仅外部特征各有特别之处,语言往往也别具个性。特别在对敌人的塑造上,《亮剑》具有重大的突破。它打破了传统的革命战争题材影片中,把敌人妖魔化、漫画化、符号化的习惯做法,细致刻画敌人的性格,并揭示他们在凶残、狡诈之外的人性特点,从而让这些反面人物显得真实而可信、生动而形象。 其次,对故事性与传奇性的刻意追求。这一点,既符合中国观众的传统欣赏心理,同时也是电视剧必须具备的基本特征。中国古典小说、古典戏曲(如元杂剧、明清传奇)等,都是在故事性和传奇性上取得成功的典范。《亮剑》、《历史的天空》、《军歌嘹亮》、《激情燃烧的岁月》等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成功,正是缘于对这种传统的继承。这些剧往往引人入胜,让人兴奋,看了上集,还想看下集。这告诉我们,一个优秀的电视连续剧,故事性和传奇性永远是一对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几部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在市场定位中,切中了观众的价值取向和审美习惯,因此,在人们心里引起了共鸣,在取得很好市场效应的同时,也取得了好的宣传效果。不过,一部电视剧仅仅有准确的市场定位是不够的,还需要辅之以市场运作。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由于市场定位准确,非常叫座,但由于市场运作方面的缺位(比如档期问题),最后仅仅是收回成本,并没有取得应有的市场业绩。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另外,有人批评说,艺术在于创造,《亮剑》并无什么创意,只是对《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历史的天空》等几部电视剧的拙劣模仿。这种批评并不新鲜,早在《军歌嘹亮》、《历史的天空》播出时,就有人批评它们与《激情燃烧的岁月》题材、人物雷同。这几部剧确实在题材选择、人物塑造、表现手法等方面,有着许多共同的东西。但对大众传媒工业来说,这种类型化并不可怕,倒可能恰恰是中国电视剧正逐步走向市场、走向成熟的某种表现。
《亮剑》是一部战争艺术和传奇色彩融会贯通的主旋律作品。书中,爱国精神与英雄主义、铁血丹心与人世常情、斗智与斗勇、友情与爱情交相辉映。故事内容是讲述我军优秀将领李云龙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从他任八路军某独立团团长率部在晋西北英勇抗击日寇开始,直到他在1955年授予将军为止。“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这句话就是李云龙,这位“战神”式将军的一生写照。主角不是一个完美的英雄,最多也只是赶上了那个时候。乱世出英雄嘛!他一身的草莽气息,刚开始没有什么自己思考的能力,是一个典型的农民英雄。他盲目地崇拜毛主席,尊重自己的上级,对于日本人有一种完全不分是非的憎恨;他满口粗话,整天日爹操娘,动不动拿人撒火;有仗打就兴高采烈,没仗打就浑身不舒服,找人吵架;惟恐天下不乱,挑事儿,和军校国民党教官对着干,爱炫耀自己的战功,自以为是……他有很多的缺点。同时,他是农民出身,对共产党有一种忠诚;他关心群众和下级,在全军都树立起了威信,他永远是士兵打心眼里尊敬的人,他的精神影响了一个师;没有人和他对着干,都知道他和他的士兵都是惹不起的主儿;他果断机敏,在战场上身先士卒,几乎赢得了每一场战役,虽败犹容,和国民党的军官建立了一种超乎意识形态的友谊;他耿直乐观,和朋友建立了一种超乎时间的友谊……他有很多的优点。在战争岁月,这几乎不算什么,因为太多的影视作品反映的都是这一类的英雄。 然而在动乱年代,文革的时候,他从盲从到开始自己思考。开始的时候,他不允许自己的学者岳父怀疑党,怀疑党的政策,不相信岳父的远见,甚至和岳父产生了很深的隔阂,要老人家改造改造思想;可是后来听说岳父在改造农场的誓死不屈,坚贞勇敢,他由衷的佩服。当组织派人来让他妻子和自己的父母划清立场的时候,他勃然大怒,没有爹娘哪儿的自己,他支持自己的妻子,没有向组织妥协。他从反省自己到开始怀疑,最终做出行动。他的行动保护了更多人的生命。他在听说了外地的灾情时,痛心不已,完全不顾自己家的人也饿得前胸贴肚皮,把用高价买来的粮食送给士兵,让他们接济前来投难的亲人。像他一个男人,也经受不住弱者的眼泪,哪怕是他们无知,他任凭打骂,要不是妻子的勇敢,他早垮了。他最后为了更多人的生命采取了行动,也把自己送进了监狱。他没有怪那些殴打他的士兵,因为他懂得对待敌人要决不留情,他也是这样教育自己的士兵;他不能忍受士兵的侮辱——在他的碗里吐口水,他是一个有尊严同时懂得尊敬人的人,他会满足日本俘虏死的要求,觉得他们还算个军人,尽管这违反军纪。他不要战士的营救,他害怕连累他们,连自己秘书在关键时刻要求辞职,他也十分理解。他不要妻子和自己一起受苦,让她和自己划清界限,他把孩子给前来救援的战友,自己留在暴风雨的中心。他以大无畏的精神亮剑,死都死得很有尊严,用军人的死赢得了敌人的尊重。 书中有很有趣的地方,也有感人肺腑的地方。是一本值得推荐的好书! 亮剑,是江湖中的术语。在面对敌人的时候,就算明知自己赢不了,也要宝剑出鞘,这就是亮剑,把习武人的气势拿出来,把尊严亮出来。 对于国产的电视剧,我一般是不怎么感兴趣的,尤其是那些所谓的涉案剧和武侠剧以及那些哭哭啼啼的爱情剧,让人提不起精神来。可是一些描写革命历史题材和战争题材的电视剧,我还是偶尔会看一下的,这和我童年时代所受的教育有关,因为那个时代崇尚的是革命英雄主义,崇拜的是革命英雄。这种崇拜不同于当今社会上年轻人对电玩和动漫上英雄的崇拜,也不同于当今社会人们对金钱和物质的崇拜;这种崇拜是发自内心的,神圣的一种精神寄托。 偶尔一次机会,听同事说起《亮剑》这部电视剧,他说这部电视剧很特别,不同于以往看过的国产战争剧,尤其是主人公的性格,根本就不像我们所了解的那些英雄,简直就是个土匪。有了同事的这句话,我决定去看一下这部特别的《亮剑》,在现在工作忙的情况下,也许我只用看一下,没必要把他看完。 剧情开始是在抗战初期,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新一团在完成阻击日军的任务后,接到总部撤退和转移的命令。然而,团长李云龙却让话务员关掉了对讲机,命令部队发起冲锋,目的只是让全团剩下的唯一一发迫击炮弹能够打到日军的指挥所,这一炮不仅炸死了日军的联队长,也打懵了敌人,使得新一团能够从日军的正面冲出了包围圈。正是这发炮弹,不仅让日军、国军和我军的将领感到震惊,同时也让我对李云龙的指挥艺术和人格魅力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促使着我一集一集不停地看下去。我完全融入了这部电视剧,也深深地他所感动。 李云龙由于阵前抗命而被撤了团长的职务,新一团由李云龙在红军时的老战友丁伟接任团长,而三八六旅独立团在一次日军特工队的偷袭中莫名其妙地做了冤大头,李云龙又被起用任命为独立团的团长,原独立团团长孔融后被调任为新二团团长,于是就形成了当时晋西北的所谓铁三角。这个铁三角成了华北日军的一个恶梦。当然还有国民党山西晋绥军的楚云飞团也功不可没。本剧就是在这四个团的恩怨纠葛以及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中国军人携手抗敌的故事中轰轰烈烈地展开。 说句实话,这部电视剧在一些战争场面的叙述上仍显粗糙和简单,可是剧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中国军人前赴后继、英勇无畏的精神和“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强者气势,实在让人敬佩和感动。这种气势也正是敌人所害怕的。 李云龙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就是:“做为军人,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无论是百团大战还是伏击日军的车队,不论是反“扫荡”的突围战还是xx县城的攻坚战,甚至在最后他做为师长的淮海战役中,作为指挥员,李云龙很少想以前我们所熟知的那些指挥员一样在指挥所里指挥战斗,这在一般人的眼里简直就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典型人物,但正是他的这种作风凝成了独立团无坚不摧、英勇顽强的战斗风格。犹如政委赵刚所说的,他的整个人已经融入独立团每一个战士的心中,即使他不在了,他的魂依然存在。 剧中那个骑兵连的故事让人难忘。在一次突围后,独立团骑兵连和主力失去了联系。他们且战且退地牵制着日军的一个骑兵联队,最后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所剩无几的骑兵连战士调转马头,齐齐拔出锃亮的马刀,连长高呼着“骑兵连,进攻!”带领着战士们迎着敌人冲了上去。几个回合下来,连长调转马头,身边已经没有其他的战士,他的手臂也被砍去了一只,鲜血从他的断臂处喷射而出。他稳住自己的身子,高擎着马刀全力呼喊:“骑兵连,进攻!”再次冲向敌阵。日军的马队过后,在夕阳的余辉中,大地上留下了阵亡八路军骑兵的遗体和死伤的骏马。没有音乐,也没有歌声,惟有战马的低鸣在山谷中回荡。面对这样的场面,一向飞扬跋扈的日军官兵也低下了高傲的头颅,日军少佐脸色凝重地说:厚葬他们,他们是真正的军人。 在XX县城的攻坚战中,一个区小队和一个县大队组成的一支地方部队,用最原始的武器和他们的血肉之躯,阻击了八个小时,硬是把敌人的增援部队挡在了路上,为独立团的攻城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而他们却全部牺牲在了阵地上,没有一人生还。看着这样的战斗,阎西山的晋绥军官兵无不肃然起敬。楚云飞对他的手下说:八路军这样一支所谓的区小队县大队竟然能阻击装备精良的日军长达八小时之久,真是惭愧啊。随即,楚云飞的部队也投入了阻击日军的战斗。 在XX县城外,面对着城楼上被日军绑架的新婚妻子,李云龙悲愤地点燃了炮火。战斗结束了,荒野上垒起了一座孤坟。李云龙独自坐在坟前,请求妻子的原谅。他娓娓地述说着,看似那样的平静,可我们作为观众却深深地感觉到李云龙此刻内心的痛楚。 在剧中,编导并没有简单地把李云龙描写成一个只会打战的武夫,而是用很多的篇幅描述了李云龙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独特的情感魅力,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情感丰富的李云龙。通过描述他对两任妻子的爱,通过对他和赵政委之间个人友情的描写,通过叙述他和晋绥军团长楚云飞两人之间难以说清的恩怨情仇,尤其是他对“和尚”、张大彪以及段鹏他们兄弟般的战友之情,让人无不动容。 现在的影视剧能让我流泪的几乎没有,可当我看到“和尚”被土匪杀害,李云龙不顾丁伟已经要收编土匪的事实,率部端掉了匪窝,遭到上级处分的那场戏时,我的思维完全把自己当成了李云龙。随着李云龙在政委面前的挥泪发泄,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我觉得这场戏是全剧李云龙感情最丰富,描写最好的一场戏,使我们看到了什么叫做“男儿有泪不轻弹”。 剧中还有一个能更好体现李云龙情感世界的重要人物,便是楚云飞。楚云飞毕业于黄埔五期,又有精良的武器装备,可他就是搞不懂为什么八路军的指战员会如此勇敢和拼命,不明白没读过一天军事院校的李云龙会让日军如此地害怕。他从开始对李云龙的漠视到后来的重视,从对李云龙的敬佩到最后的惺惺相惜,以至最后两人战场上以死相拼,病床上又各自对对方备加赞赏。 在最后军事学院的论文中,李云龙为他的这种作风作了精辟的论述:古时候的剑客在遇到对手的时候,即使明知自己不是敌人的对手,也要拔出自己的宝剑,就是死在敌人的剑下也毫无怨言,这就叫“亮剑”。做为军人就应该具有这样的“亮剑”精神,因为这就是我们中国军人的军魂。或: 电视连续剧《亮剑》的热播,给中国电视剧上了生动而深刻的一课。央视年度收视调查数据显示,该剧平均收视率%,稳坐2005年的冠军宝座,力压呼声很高的《京华烟云》、《大宋提刑官》等剧。据网上说,在中国许多大中城市,该剧的VCD、DVD一时脱销,甚至租碟也较为困难。这样的空前盛况,让我们联想到近几年出现的另外几部革命历史题材或者说军事题材的电视剧,这就是《激情燃烧的岁月》(2001年)、《军歌嘹亮》(2003年)、《历史的天空》(2004年)。它们在播出时同样引起过轰动效应,比如,《激情燃烧的岁月》在北京电视台曾重播七次,首播收视率12%,重播收视率。 几部革命历史题材或者说是军事题材的电视剧,为什么会有如此之高的收视率,并受到观众如此热情的追捧?为中老年观众定位的电视剧,为什么青年人也能喜欢? 应该说,这几部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都根据当代观众的价值取向和欣赏心理,进行了准确的市场定位。 一、《亮剑》等电视剧市场定位的成功,首先在于它们对观众的价值取向的准确把握 把握观众追求真实性的价值取向,还原历史的真实。近年来,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往往大受欢迎,而一些现实题材的电视剧却被观众冷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所谓的现实题材电视剧,往往是反现实、伪现实的,是鲁迅所批评的“瞒和”的艺术。现实题材反映时代生活,其中的虚假更容易为观众一眼识破,因此,这些反现实的所谓现实题材电视剧被观众冷落和抛弃也就在情理当中了。当然,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作品的真实性问题,同样不容乐观。但是,在“瞒和”的问题上,历史题材与现实题材相比,距离观众所熟悉的现实生活较远,因而更具有欺性和迷惑性。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存在一种倾向,就是“戏说”历史,甚至走向“反历史”。《亮剑》、《历史的天空》等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出现,是对这几年电视剧反历史倾向的一种反拨,它们采取现实主义手法,还原历史的真实,满足了观众对真实历史的心理期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传统的革命历史题材和战争题材片中,对战争的描写往往是浪漫化和非现实化的,有时甚至非常“小儿科”,我军勇敢善战、足智多谋,总是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而敌人则貌似强大,实际上愚蠢而无能。即使写牺牲,也仅是战争的“花边”而已,用来证明胜利之不易。这些反历史、反现实的“战争童话”早已为观众所厌弃。而《亮剑》描写了战争的惨烈和残酷,敌人并非如此愚蠢,我军也不是战无不胜,如骑兵连的全军覆没。这就打破了用谎言编织的“战争神话”,在相当程度上,还原了历史的真实。 把握观众对野性精神的寻求和心理补偿意向,强化民族精神的生命元阳。中国的传统封建文化,造成了中国人个性上的柔弱和精神上的奴性,中规中矩,谨小慎微,中庸保守,男人女人化,女人病态化。因此,《水浒传》等古典作品中具有野性精神、反抗精神、叛逆精神的英雄形象,成为人们的精神偶像,同时也成为了人们反抗现实的精神源泉。近年来,中国武侠小说和武侠影视片的盛行,正是这种心理需求的反映,同时也是对柔弱、怯懦民气的某种反拨和平衡。《亮剑》、《历史的天空》、《激情燃烧的岁月》等历史题材电视剧,极力张扬这种雄性的精神、野性的精神,暗中切合了观众潜在的价值取向和隐蔽的心理补偿意向。这在《亮剑》中被概括成“亮剑”精神,也就是李云龙的那句名言:“古代剑客和高手狭路相逢,假定这个对手是天下第一剑客,你明知不敌该怎么办?是转身逃走还是求饶?当然不能退缩,要不你凭什么当剑客?这就对了,明知是个死,也要宝剑出鞘,这叫亮剑,没这个勇气你就别当剑客。倒在对手剑下算不上丢脸,那叫虽败犹荣,要是不敢亮剑你以后就别在江湖上混啦。”现在,人们处于和平时代,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在呼唤这种“亮剑”精神、硬汉精神和野性精神。正是这种时代和现实的需要,以及民众价值取向和心理的需要,“亮剑”一下成为流行语,被广泛使用。这种野性的精神其实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所不可缺少的生命元阳,甚至是我们的“精神伟哥”。 对观众平民化和反英雄主义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的把握,塑造平民化英雄。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文化的普及,人们的精神追求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平民化成为新的价值取向。《亮剑》等剧中的主要人物,都出身于民间,崛起于草莽之中,本身就很具有平民性。他们靠不断努力走向成功,成为将军。毫无疑问,这几部剧中的英雄人物,是以平民化和平民性为基础的。另外,这些所谓“英雄人物”,都具有反英雄的基本倾向。那就是说,他们与我们传统意义中的英雄人物有着非常本质的差别。在作为“主旋律”的传统革命历史题材中,这些革命英雄人物,一般都是“高大全”式的人物,近乎希腊神话中的“神”。而在《亮剑》、《历史的天空》等剧中,李云龙、姜必达甚至有点痞气和流氓气,他们讲话粗鲁,夹杂着下流话,李云龙永远歪戴着军帽,姜必达则有一颗丑陋的大牙。他们不是完美无缺,而是有许多严重的缺点和不足,他们有着常人的七情六欲。但是,他们勇敢、正直、豪爽、血性、讲义气、重情重义,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赴汤蹈火,又确实是真正的民族英雄。这些有缺陷的英雄、真实的英雄、平民化的英雄,对于观众来说是如此真实、自然和亲切。 二、《亮剑》等剧的成功还体现在对观众欣赏习惯和心理的尊重 首先,在人物塑造上,具有强烈而鲜明的个性化特征。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传统革命题材剧在人物塑造上,出现脸谱化、概念化的倾向,人物成为某种抽象的政治符号,或者表达某种政治观念的传声筒或代言人。新时期以来,随着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流行,反人物、反情节的作品时髦一时。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往往符号化、抽象化,性格模糊,个性不明。这样的作品往往是“速朽”的,它们最多只能成为政治的“样板”,或者艺术的“实验”而已。基于此,《亮剑》等剧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可爱人物,如李云龙、姜大牙(姜必达)、高大山等等。他们不仅外部特征各有特别之处,语言往往也别具个性。特别在对敌人的塑造上,《亮剑》具有重大的突破。它打破了传统的革命战争题材影片中,把敌人妖魔化、漫画化、符号化的习惯做法,细致刻画敌人的性格,并揭示他们在凶残、狡诈之外的人性特点,从而让这些反面人物显得真实而可信、生动而形象。 其次,对故事性与传奇性的刻意追求。这一点,既符合中国观众的传统欣赏心理,同时也是电视剧必须具备的基本特征。中国古典小说、古典戏曲(如元杂剧、明清传奇)等,都是在故事性和传奇性上取得成功的典范。《亮剑》、《历史的天空》、《军歌嘹亮》、《激情燃烧的岁月》等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成功,正是缘于对这种传统的继承。这些剧往往引人入胜,让人兴奋,看了上集,还想看下集。这告诉我们,一个优秀的电视连续剧,故事性和传奇性永远是一对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几部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在市场定位中,切中了观众的价值取向和审美习惯,因此,在人们心里引起了共鸣,在取得很好市场效应的同时,也取得了好的宣传效果。不过,一部电视剧仅仅有准确的市场定位是不够的,还需要辅之以市场运作。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由于市场定位准确,非常叫座,但由于市场运作方面的缺位(比如档期问题),最后仅仅是收回成本,并没有取得应有的市场业绩。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另外,有人批评说,艺术在于创造,《亮剑》并无什么创意,只是对《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历史的天空》等几部电视剧的拙劣模仿。这种批评并不新鲜,早在《军歌嘹亮》、《历史的天空》播出时,就有人批评它们与《激情燃烧的岁月》题材、人物雷同。这几部剧确实在题材选择、人物塑造、表现手法等方面,有着许多共同的东西。但对大众传媒工业来说,这种类型化并不可怕,倒可能恰恰是中国电视剧正逐步走向市场、走向成熟的某种表现。 毫无疑问,电视剧《亮剑》是一部不错的作品,正如有的人所评论的,“这是一部气势恢宏、充满着传奇色彩的英雄史诗”等等;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每次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只要碰到电视台播放《亮剑》,我都会看下去,无论内容是否看过。也正是如此,每次都看不全,所以我干脆买了一套光碟花了两个晚上的时间过瘾地看完。《亮剑》中有好几个成功的人物形象,比如李云龙、楚云飞、和尚、李云龙的顶头上司旅长等,毫无疑问的是,李云龙这个英雄是电视剧刻画最成功的人物形象。 不过,我们仔细研究李云龙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会发现这个英雄形象与我们传统观念中英雄形象有着很大的不同,甚至可以说这个人物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观念中英雄形象的消解,这种消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物形象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虽然我们并没有给英雄的形象定下什么确切的标准,但是一般来讲,英雄的形象至少应该是这样的:个头高大,身材魁梧,五官端正,气宇轩昂,英气凛然,服饰得体(即便不奢华也应该是干净整洁),尽管偶尔也有《水浒》塑造出个别类似于矮脚虎王英的英雄代表,但是这样的英雄实在是屈指可数。 然而,在《亮剑》中,李云龙却以这样的形象呈现在我们眼前:个头一般,身材说不上魁梧,面目近乎龌龊,再加上衣服很少有干净的时候,尤其是领口招牌式地肮脏,走路的时候甚至也是歪歪扭扭的,整个就是一幅邋遢的样子,至于气质什么的则更谈不上。从这个方面来看,《亮剑》中的李云龙形象是对于我们传统观念中英雄形象的消解。 二、人物语言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虽然我们也没有限定英雄的语言方式,但是一般来说,英雄的语言习惯应该是“冠冕堂皇”的,充满高尚和正义,起码说是不应该说粗话的,即便是气得快要发疯,也顶多一掌劈翻桌子或者一刀砍断大树什么的,语言上向来都是收敛的,必须与英雄的形象相符。 然而,在《亮剑》中,李云龙的语言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便是满嘴的粗话,动不动就是“他娘的”。除了少数时间的“克制”之外,李云龙大多时候都是骂骂咧咧的,可是也许是生性就是这么一幅臭脾气,所以即便克制,时间久了李云龙在女人面前还是会露出骂骂咧咧的本性来。从这个方面来说,《亮剑》中的李云龙形象是对于我们传统观念中英雄语言习惯的消解。 三、人物思想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英雄的思想往往是非常高尚的,心中装的是救死扶伤和民族大义,追求的是匡扶正义和拯救他人危难等等,很少有个人恩怨以及儿女情长的一面。 然而,在《亮剑》中,李云龙的思想看上去则有点“危险”: 首先,李云龙有点儿女情长。在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李云龙突然被丘比特神箭射中了,而且他在“秀芹”真情的感染下并没有克制住自己的情绪,不但将秀芹紧紧地抱住,还要脱秀芹的衣服,如果不是针扎了他的脚,李云龙还真要做出出格的事情。在解放后,已经结了婚的李云龙还差一点出轨。在我们传统观念的英雄形象中,一个英雄人物是不会犯下这样的严重“错误”的。 其次,李云龙有点江湖习气。在老婆秀芹被抓后,他擅自集结部队去攻打鬼子重兵防守的县城;在自己心爱的部下“和尚”被土匪杀掉之后,他暴跳如雷地带着部队去为“和尚”报仇。这样的举动在传统观念中是会大大削弱英雄的高大形象的。 如果按照我们传统观念中的英雄形象来对照李云龙,那么《亮剑》中的李云龙这个人物形象很可能和英雄形象是挂不上钩的,但是为什么这个人物形象在电视剧播出后却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甚至追捧呢?我想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这与目前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关。自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改革深入推进以来,我们不但继续保持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同时也更加明确地承认并鼓励了其他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由于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等日益多样化,人们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念、文化生活也日趋多样化。在这样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下,人们的思想观念无疑也会呈现宽松的状态,从而为接受李云龙这样的人物形象提供了根本性的条件。 其二,这样的人物形象更贴近于生活。“文学来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这个基本的道理告诉我们来源于生活的文学总要对生活作出一些修正或者虚化,也就是说,恰当的修正或者虚化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不过,在特定的年代,文学创作者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对于生活的修正或者虚化或有些过度,所以文学作品和人们生活的距离也比较遥远。在如今这个年代,再过度地修正或者虚化生活的文学作品必然会将自己与人们的联系割裂开来。《亮剑》中李云龙的人物形象则尽量减少对于生活的修正或虚化,尽量还原人物的本来面目,因此也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其三,这样的作品更尊重观众。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也自然会随之提高,人们对于文学作品的欣赏水平也自然会逐渐提高。人们不会再满足于程式化、样板化的文学作品,而需要多样化、富于生命力的鲜活的文学作品。文学创作者适时地推出这样的作品,应该说迎合了观众欣赏水平提高的客观需要,但毋庸置疑这是尊重观众的态度。 基于以上这几个方面的因素,《亮剑》中的李云龙这个看上去缺陷很多的英雄人物形象以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一个现实、鲜活、饱满的形象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可以说是对于我们传统观念中的英雄人物形象的一种巧妙的消解,虽然在一些细节的描摹上这个人物形象依然还有些符号化,但瑕不掩瑜,谁都无法否认这个人物形象是近年来一个非常成功的人物形象,值得人们拍手叫好。我想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地说,电视剧《亮剑》对李云龙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在电视剧人物塑造方面甚至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于类似电视剧创作者都有着难以估量的启迪和影响。
从“革命历史小说”到“新革命历史小说”内容摘要:“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构成了“新时期”以来的重要文学资源,近年来流行的“新革命历史小说”即在延续“革命历史小说”写作模式的基础上进行了改写,它在文学观念和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都做出了一定的拓展,显现了很多区别于经典的“革命历史小说”的风格特征,形成了新的叙述模式。这种叙述模式和美学风格的转换透露着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轨迹。全文电视剧“亮剑”现象 准确把握观众价值取向全文
电影最早是因为19世纪美国国家生活水平上升,紧接着大众需要的娱乐产物。下文是我为大家蒐集整理的关于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析电影插曲与时代怀旧情怀的表达
一、《夏洛特烦恼》――一个时代,一首金曲
《夏洛特烦恼》作为2015年的一部票房黑马影片,不但吸引了时下的观影主流―90后群体,还吸引了更多曾经处在影片主体年代的80后、70后。影片的故事主线从90年代一直发展至今,围绕着男主人公夏洛的梦中人生进行叙述,然而,其中贯穿时间点的方法就是运用故事发生当年的流行歌曲,从描述剧中男女浮夸爱情表演的《一剪梅》到充满了文艺气息的《那些花儿》,再到1998年大街小巷广为传唱的由港台音乐天后王菲和内地音乐天后那英演唱的《相约九八》,再到四大天王之一的刘德华的经典名曲《冰雨》,以及成为80后、90初时代记忆的周杰伦早期的脍炙人口的歌曲,都向观影者展现了每个时期鲜明的时代特点,展示了当时的人们对社会、对人生、对爱情的认识。这些歌曲勾起了各个年龄层对青春、逝去的岁月的追忆。
在观影过程中,当影片中响起《一剪梅》的前奏音乐时,不少观影的60、70后都坐直身体仔细聆听,对于部分80、90后来说,这仅仅是一首听起来有些耳熟的歌曲,看着片中人物的浮夸演技哈哈大笑,但是对于60、70后而言,《一剪梅》代表着一个时代,代表着伴随他们的青春追剧岁月的琼瑶剧时代。片中人物浮夸的表演方式,在琼瑶早期的电视剧中,曾经感动了很多当时还是青年男女的60后、70后、80后们,伴随着这首歌,让很多人开始追忆自己的似水年华。
本片中还有另一首歌曲让人印象深刻,是1985年由新加坡拍摄后被中国引进的同名电视剧中的主题曲《人在旅途》。由于当时社会逐渐开放,港台以及东南亚电视剧在中国大陆曾经风靡一时,以其鲜明的节奏感和歌手极具时代特征的演唱方式勾起了人们对港台剧、引进剧精良的制作和丰富的故事情节的回忆。对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而言,这首歌让他们回忆起了充满家族勾心斗角的家族伦理剧情以及现在依然在港台剧中常见的商战戏码。这首歌的歌词具有时代特点,突出了当时中国的新兴思想和新的精神追求,让观影者伴随着极具节奏感的音乐回想起了70、80、90年代的舞厅。
当然影片是不可能不照顾到80后、90后这些主流观影人群的怀旧情怀的。周杰伦,就是编剧和导演送给他们最大的怀旧大礼。周杰伦的歌曲随便哪个80 、90后都能唱上几首,那时的人们想到周杰伦,就是略带忧郁的眼神加上吐字不清的奇怪唱法。对于学生们而言,周杰伦是他们学生时代的一个纪念碑,在这个纪念碑上刻满了他们懵懂时期对爱情、音乐的理解,嘻哈风格也成了当时年轻人争相模仿的时尚潮流。当片中前奏响起的时候,很多人开始伴随着影片的画面回忆起自己的学生时代,回忆那些曾经在自己懵懂时期经过的他、她。
“夏洛”就这样以他独特的诠释,带着观影者一点点回忆他们的青春疯狂岁月,而徐峥导演、编剧的《港?濉吩蚴峭ü?直白的、大量的香港影视金曲带领大家走近那个曾经在很多人眼中十分神秘、令人向往的HongKong。
二、对香港影视金曲的致敬
很多看过本片的观众都认为,徐峥将整部影片的插曲都献给了香港经典影片中的歌曲,只要看过、钟情于香港电视剧、电影的人都可以在本片找到可以勾起回忆的歌曲,这些歌曲让观影者伴随着香港本地的画面和粤语,一下子回到了那个四大天王、劲歌金曲的时代。在本片题目出现之前,男女主人公徐来和杨伊青涩的爱情中就插入了不少脍炙人口的香港经典电影、电视剧的主题曲,两个人在剧中不停地换著香港影片的海报。而《偏偏喜欢你》这首歌就成了两人大学爱情生活的主题曲,这首歌中的歌词和曲调是典型的香港80年代情歌模式,表现两个人浓烈的爱情,导演用这首歌配合著两位演员的表演,将曾经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观众带回了他们的初恋时代。紧接着由于杨伊的离开,一直默默付出的蔡波出现在徐来的视线里,蔡波的付出感动了徐来,两个人结婚过起了正常但略感乏味的生活。在这部分,徐峥用了谭咏麟的《谁可改变》,这首歌就像是叙述徐来和蔡波的故事一样,日久生情、顺理成章、平平淡淡、白头偕老,非常形象的展示男主人公的初恋和婚姻,这其实也是大多数人一生爱情的写照,他们都曾经经历过不顾一切的爱情,然后在进入婚姻之后回归平淡。影片的片头部分则是用了香港四大天王之一的张学友的《饿狼传说》,这是非常具有时代代表性的香港歌曲,配合香港街景,导演就这样引领观影人走进了香港。
影片中的另一首歌的出现让观影者回忆起了一个充满热血和兄弟情义的时代,这首歌就是陈小春演唱的《乱世巨星》,也许很多人对这首歌的歌名不熟悉,但是只要旋律响起,80、90后的脑海里都会浮现出一个经典系列影片《古惑仔》,这个系列作为香港电影的代表作,对很多热血青年们都有着很深的影响,里面的歌曲代表着香港电影的全盛时代,每一个音符都跳动着对曾经共患难的朋友、兄弟、姐妹的情义。
影片很多影视金曲的应用是为了迎合影片突出节奏感,并制造环境的代入感,例如《拒绝再玩》《真的汉子》都是运用在长镜头或男主角的运动过程中,这些节奏感较强的音乐不仅仅可以让观影者回忆过去,还可以将观众通过音乐和香港老街的画面带入到剧情中,促使观众将自己融入剧情。
三、影视金曲――一个人一首金曲,一首金曲一段人生
其实很多电影导演都在用他自己的方式通过音乐来讲述所要表达的情感,例如贾樟柯在《山河故人》中引用了多首90年代流行音乐,与《夏洛》和《泰?濉凡灰谎?的是,贾樟柯用观众看起来土的掉渣的画面和人物配合音乐向人们传递著对故乡、故人的爱以及对时光流逝的感叹。在影片中《go west》这首迪厅音乐出现过两次,分别在开头和结尾,影片开头一群年轻人伴随着这个音乐跳舞,影片结尾年老的女主人公一个人在老家跳起了当年的舞蹈,就像贾樟柯本人说的一样:“他是一段青春的记忆,有一些解读会过度的诠释这首歌,但是我觉得他能代表时间和漂泊。”贾樟柯用诸如此类的插曲像人们展示了他对时间、对人生的理解,更加深刻的触及观影者内心深处的那些对前尘往事的追忆和感慨。
要说为什么这么多电影开始通过音乐怀旧,其实原因并不难猜测。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让人们不知不觉就失去了对时间流逝的注意,当人们放松思绪的时候,就很容易回想起自己的过去,那些在不经意间失去的时间和人,然而电影就可以起到这样的一个追忆和安慰的作用,可是直观的画面和故事内容不能够叙述每一个人的生活故事和时间轨迹,然而影视金曲的加入就可以将画面和观影者融为一体,观影者听到熟悉的音乐就可以回忆起在自己身上发生的种种。如果说画面是在叙述故事,那么加入了这些音乐之后,观影者在观看这些画面的时候就可以轻易地将自身故事带入其中,毕竟歌曲相比较画面更加的宽泛,每个人都可以对一首歌做出自己的理解,这时候在结合画面去看就像是人生MV一样,那些有关友情、亲情、爱情的事情一点点浮现在他们的眼前,这些画面对于观影者而言,是一种心理上的慰藉,是情绪的抒发,是证明自己在这个世界存在的意义,让他们在这个高节奏高压力的生活中寻找到内心的那一份感动和美好。
事实上,无论是电影也好,音乐也罢都是一种人类情感的表达,不同的年代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对那些经历过那些年代的人有着深深的影响,这些影视主题音乐、插曲以及每个时代的流行歌曲都诉说著每个人的人生故事和情感经历,时隔多年,也许这些画面、歌曲早已经被人们淡忘,当通过现代艺术形式再一次被表达出来的时候,于观影者而言,这就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内心尘封了多年的箱子,让人们带着眼泪回忆曾经的种种,珍惜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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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电影论文篇2 浅谈中外灾难类型电影比较 摘要:本文以好莱坞的类型电影为参照标准,结合国产电影创作实际,以近期的两部灾难片《唐山大地震》和《2012》为例,分别从叙事、女性主义、植入式广告及意识形态四个方面对国产类型电影和美国类型电影加以比较,提出类型电影尤其是国产类型电影以后的发展趋势及需要改进之处。 关键词:类型电影;叙事;女性主义;植入式广告;意识形态 一、类型电影的特点 类型电影作为高度模式化的影片,其存在是一个客观的电影现象。电影“类”的诞生较早,但电影类型的内涵如何界定,大师们的看法并不相同,美国学者罗伯特・考克尔认为:“电影一旦发展出一种叙事结构,从仅仅展示事物(如火车离开站台或两个接吻的人)转向讲述故事,就开始形成类型。故事一旦被讲述,它们就立刻进入了一定的类型:浪漫型、情节剧型、追捕型、西部型、喜剧型。”而澳大利亚学者理查德・麦特白则认为:“观众、制片人和批评家在讨论电影的时候都在用类型的概念,但是他们每一个人使用这些概念的含义可能大不相同……就像安德鲁・都铎(Andrew Tudor)所说的,类型‘是我们共同相信的一些东西’。当看一部惊悚片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是惊悚片。事实上,在我们看之前就知道什么是惊悚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不需知道影片的内容,就能认出这些有着广泛的文化共同点的类型电影。” 灾难电影作为类型电影的一种,除有其共性之外,还有其独特之处。每一种类型电影都具有相对固定的题材和人物类型、特定的故事空间与造型语言、剪辑风格和音乐特色。如歌舞片中的舞台、歌舞明星,科幻片中虚拟的未来世界、外星人,战争片中的两军对抗、战地英雄,警匪片中的强盗、警察、地下组织等。灾难电影的故事和主题,时常顺应时代的变迁和观念的更新而变化。《2012》是建立在玛雅预言的基础之上而创作的影片,该片上映时间是2009年,离2012年很近。与此相似,《唐山大地震》的拍摄也在汶川地震之后,群众尚未从地震的阴影中恢复过来,汶川大地震让人想起数十年前的唐山大地震。 其次,类型电影一般都迎合观众的某些感官和情感的需要,以满足观众内心深处的娱乐心理。每一种类型电影虽呈现娱乐的方式不同,但营造娱乐情景并最终希望实现娱乐功能上是相同的。类型电影的娱乐性,一方面是刺激和满足人们的种种情感,另一方面是通过把奇观融入情节,让观众在赏心悦目中获得审美的快感。灾难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的灾难片首先用宏大的灾难场景给人以视觉的冲击力,故事情节环环相扣,扣人心弦,观众的心情随着影片情节的进展时而紧张时而放松,有如身临其境一般,刺激而愉悦。中国的灾难片场面明显要逊色许多,叙事相对比较温和,注重内容的情感部分,以情动人。 最后,类型电影还具有商业性特征。不同的类型电影满足各类不同爱好的观众的消费需求。如果市场对某种类型电影有良好的反应,有观众捧场,片厂便会继续制作这类电影,否则,便会停止生产。《2012》上映后反响比较激烈,票房收入也相当可观,之后不久国产的灾难片《唐山大地震》上映,许多观众是因为对《2012》的意犹未尽而走进电影院观看这部所谓国产灾难片的。《唐山大地震》被作为灾难片宣传也是商业运作的一个手段。 二、叙事及其手法 《2012》讲述一个关于世界末日的故事。影片最大的亮点在于灾难发生时极致视觉特效,这种强大的冲击力让观众震惊。但看完电影之后,脑海里只存留了片中各种不可思议的灾难元素:地球板块移动、火山、地震、海啸、洪水集体肆虐,全球各种标志性建筑全被毁灭,给人一种恐怖震撼的末日来临之感。但这容易让观众忽视其剧情,也难以启人深思。此外,《2012》还被一些记者称为写给中国的情书,里面加入了很多中国元素。或许是导演被汶川地震发生时中国人民的精神所感动,故把中国描写成人类的救赎之地,片尾拯救人类的诺亚方舟也是中国制造的。 《唐山大地震》是一部比较有争议的灾难类型电影。准确的说,它应是一部典型的中国亲情剧。片中的灾难场景被一笔带过,更多的是叙述一个四口之家悲欢离合的故事,而把影片命名为《唐山大地震》只是一种炒作手段。影片宣扬了超越一切的亲情,正像冯导所期望的那样“内容大于形式”:“灾难片元素是《唐山大地震》的基础,而伦理片元素则是影片的灵魂。” 三、女性主义的折射体现 好莱坞类型电影中的女性角色多处于被动和附属的地位,或是作为家庭生活的象征。西蒙・波伏娃说:“所有男人写的关于女人的书都应加以怀疑,因为男人的身份就如诉讼案中,既是法官又是诉讼人。”《2012》中有一个细节,杰克逊开车来接孩子们去度假的时候,妻子给丈夫一包尿不湿,告诉丈夫七岁的女儿到现在还在尿床,每天晚上睡觉前要穿这个,丈夫看到这个东西后满怀质疑:还穿?显然丈夫之前并不知道女儿还尿床的事情,这一细节充分体现了其“大男子主义”,女人才是这个家生活的主宰。在灾难类型电影中,女性多处于危险境地,需要被保护。当海啸和地震发生时,镜头会立即转向女性们的反应:尖叫、恐慌、无助地四处逃窜。 而男性在遇到灾难时则会思考:“what the hell was that?”同时,在西方电影中,女性又是独立存在的个体,她们之于男性的附属地位是相对的。《2012》中的劳拉是一个聪明而有智慧的女孩儿,是独立女性的代表。面对灾难的时候,劳拉表现出来的沉稳、坚强、镇定完全不逊色于男性。当地球将要毁灭,杰克逊带着全家逃亡的时候,他似乎是全家命运的主宰,妻子和儿女都必须在其保护之下才能逃生。但如果妻子完全依靠丈夫的保护而丧失了自我,她和儿女们同样不能自保。轮船几乎要沉入大海,全家人都被困入浸满海水的船中,他们被迫与杰克逊走散,这时,阿曼达饰演的妻子就不得不承担起保护孩子生命的责任。导演在此处对情节的描写集中体现了在灾难中女性也有不可阻挡的坚强,与前面的表现女性面对灾难时的恐慌形成鲜明对比。 《唐山大地震》对女性主义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与《2012》相似,影片对母爱的描写显然更为深刻。但相比西方类型电影中的女性主义,国产电影仍有传统的保守主义倾向。片中元妮丧夫后,面对另一个男人的追求毫不动容,坚持一个人度过余生,因为她知道,丈夫是为保护自己在地震中死去,没有哪个男人会像丈夫那样用生命来爱自己。但细想一下,元妮的这种做法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冯小刚在影片以女性形象为中心塑造了一部催人泪下的亲情剧。元妮丧夫之后,一个人抚养儿子的艰辛,也体现了丈夫在一个家庭中的重要性,男人是家的顶梁柱,如果活着,她的生活就不会这么苦,显然这并没脱离中国家庭以男性为主的传统观念。从社会角度看,女性是沧桑时代的见证,是命运多舛的个体:灾难留下的痛苦只有在脆弱的女性身上才能得到很好的体现,并让人同情。 四、植入式广告在影片中的运用 随着广告业的发展,植入式广告越来越多的受到广告 主的重视。“植入式广告,又叫急性广告,是指广告传播一改往日单纯依靠说教和推销的营销策略,将产品或品牌及其代表性的视觉性符号甚至服务性内容策略性地带入电影、电视剧或其他电视节目及其他传播内容中(隐藏于载体并与载体融为一体),使观众在接受传播内容的同时,不自觉地接受到商品或品牌信息,继而达到广告主所期望的传播目的。”上述两片的植入性广告分以下类型: 1、置景道具植入型:这是最传统的植入式广告形式,主要指品牌视觉符号或商品本身作为影视作品的置景道具出现。“视觉形式的形象性对于以说服为目的的传播具有特殊意义。”如在影片《2012》中男主人公开的汽车标志便是其中之一。《唐山大地震》中,元妮在和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饭桌上摆的剑南春酒是最明显的植入性广告标志,此外还有汽车、电视、银行、运动品牌等。 2、对白植入型:就是在电影中通过人物的对话,巧妙地将产品、品牌、服务植入其中,成为电影中的台词,以此来达到广告效应。如《2012》中,男主人公匆匆忙忙地开车回家带儿女们去度假,在给爱人打电话的过程中,就提到“黄石公园”这个名字,这也是植入式广告的形式。《唐山大地震》中中国人寿保险的广告方式也属于此类:方达作为旅游公司的老总,当员工过来询问这次旅游保险用哪家时,方达说:“就选中国人寿吧,踏实。” 3、场景植入型:即是把品牌信息嵌入到影视作品的环境中去,品牌视觉符号或商品本身作为故事发生的场景或场景的一部分出现。如{2012}拍摄的场景中出现的海滩楼房以及主人公带孩子们度假的公园等,都注入了一定的广告元素。 国产类型电影与好莱坞大片在植入式广告方面相差甚远,好莱坞电影可不动声色地把广告植入其中,既能有效地为广告主服务,又不影响观众对影片的欣赏。但国产电影在这方面做得有点儿欠妥。植入式广告要尊重影片的故事情节,使其显得顺其自然,不影响影片的观赏效果。《2012》就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但看过《唐山大地震》之后,观众对片中的植入式广告批评声不断。植入式广告应有效地给观众一种暗示效应,遵循内容第一,广告第二的原则,避免片中突兀地出现广告词和任何不合理的广告场景,不能盲目的把任何广告都嵌入影片中。在进行植入式广告之前,要分析产品及其品牌适不适合在该影片中表现,能不能达到广告主想要的宣传效果等因素。 五、结语 中西灾难类型电影的差异折射出中西文化的差异,体现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我们不能苛求中国的灾难片完全符合西方的审美需要,但成功的作品肯定是把深邃的思想内涵,巧妙的艺术处理与大众的观赏热点结合起来。首先,中西方类型电影最大的交集就是商业性,它们未来努力的方向也离不开使其更具有商业价值,观众花钱去电影院看电影,买的大多是娱乐享受,所以,电影的商业性和娱乐性是分不开的。 其次,中西方电影还要努力提高其讲故事的水平。好莱坞电影重在场面的制作,掩盖其情节的跌宕起伏,观众震撼之后难免会感觉少了点儿什么。但中国电影讲故事的过程多有漏洞,故事出来之后多有批评之声。好莱坞类型电影在讲述故事方面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再次,电影应该注重宣传,激发观众的类型期待。从某种程度上讲,类型电影是预先出售给观众,在开发每一部类型电影时,往往就有相对的观众定位。如果一部影片能得到适当的宣传,从片名、广告宣传等每个运作环节将类型固着于观众的心灵,那么,电影的春天就不会远了。 最后,类型电影还应该注重整合生产和发行两个环节。类型电影是在吸引更多消费者和赚取更多利润的动机推动下向前发展的。好莱坞电影业总是力图复制它最近的商业成功。在市场开发中,有意识地遮盖其他方面来有选择地突出某些方面,使观众更加注意那些制作商想要强调的方面。然而中国电影市场目前还处在半市场化状态,院线体系虽已经逐步形成,但还要继续完善院线发展模式。 注释: [1]唐晋先:《(唐山大地震):动人因亲情,感人缘母亲》,《电影文学》2011年第3期. [2]任拯廷:《浅议植入式广告》,《今传媒》2006年第4期. [3]梅萨里:《视觉说服――形象在广告中的作用》,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4]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78页. 猜你喜欢: 1. 关于电影论文范文 2. 电影鉴赏论文 3. 关于电影论文参考 4. 有关于电影论文 5. 关于电影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