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研究论文到哪里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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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达一些给别人。译者的方法可能有所不同，成就也有高低，但所有译者都感到一种很大的冲动；因为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同行的意识就不容许我对不同译本说长道短了。"比较是可厌的"这个说法对于好的批评来说，可能并不一定是良方，不过我认为，对于各位翻译者而言，却有几分道理。也并非每个人都为这部小说的魅力所感染。我记得在1949年初，赵树理在老北大民主广场上召开的露天会议上曾说："对于像贾宝玉之类的纨绔子弟的滑稽表演，对于唐明皇和他的小老婆的爱情生活，我们再也没有兴趣了。"(说这番话的时候，还没有认为《红楼梦》显示了"资本主义萌芽"而伟大的红学家俞平伯则因为没有看到这一点而受到迫害。)不过，为《红楼梦》的魅力而倾倒者，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各国都能找得到。伟大的汉学家瑞士裔法国人包罗·德米艾维尔有一次对我说，他记得在河内读书时，一次躺在床上读《红楼梦》，被小说所吸引，竟然没有感觉到他养的小猴子在蚊帐顶上朝下撒尿，直撒在他的身上。德米艾维尔自学了俄语，为的是能阅读原文本的《战争与和平》，然而他认为小说《红楼梦》更伟大--毫无疑问，较之普鲁斯特史诗般描述的"巴黎社会的颓废势利小人的世界"更加伟大。我译毕《红楼梦》已经多年，恐怕难以就翻译这本书的经验发表任何有益的意见了--只能说我记忆中的翻译《红楼梦》的那段时间是我一生中非常愉快的一段时光。我的工作进度很慢，但我庆幸能够从容不迫地工作，我在翻译过程中所享有的自由有人可能以为是不负责任，而我却因此而深受鼓舞。我的译本中免不了有错误，有的还很严重，到时候很可能这个译本会被替代，以至于被遗忘，而我确信，译本可能具有的优点则要部分地归于写作时所赋予它的精神--这一点我既无力分析，也难以解释。我最喜欢的英文译本--17世纪苏格兰托玛斯·厄克特爵士翻译的拉伯雷的《巨人传》--我确信，是受到同样的愉悦和自由的激励而译成的。我并不指望攀比前人的成就--而我毕竟也没有像厄克特那样拘泥于原文。不妨再想一想还有两位伟大的翻译家莫不如此：一位是《亚瑟王之死》的译者托玛斯·马洛里爵士，还有一位就是我们当代的杨宪益先生。恐怕这封信有点儿信马由缰了。2002年9月17日写于牛津译家闵屠德先生帕来信(译文)亲爱的刘教授：在南开大学召开《红楼梦》这部杰出小说的翻译研讨会前夕，您及时告知我，我深表谢意。我对于南开记忆犹新。1980年至1982年我在天津期间，曾几度参观南开校园。至于《红楼梦》，则属于那种能改变读者人生的名著之一。我从不因当初读起这部小说而后悔。我能够成为戴维·霍克斯的学徒，并帮助他完成这部译作，是我此生的一大幸事。后四十回译本若有什么小小的功绩的话，完全仰仗我当学徒期间霍克斯为我树立的光辉典范。一想到你们将要举行的研讨会，没有哪一位翻译者不心有余悸的!任何翻译都必然存在错误和缺点。学生、学者、批评家当然有义务把它们指出来。不过我可以肯定一点：无论是霍克斯还是我本人在着手这件工作时，并非把它作为学术活动，而是出于对原作本身的热爱之情。这便是使我们工作下去的动力。关于误译，翻译过另一部名著(迪福的《鲁宾逊漂流记》)的一位意大利翻译家曾有言在先，请允许我引录他的一句话："望善待我的错误，愉快地度日吧!但愿你们能从阅读这部小说的原作和译作中获得乐趣和快乐!但愿你们能从阅读中获得"无害的乐趣，而对于那些仍然需要醒悟的人，也有某种警示作用。请接受我良好的祝愿!约翰·闵福德 2002年10月4日特邀报告冯其庸《红楼梦》硇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在全国《红楼梦》翻译研讨会上的报告求。作者简介：《红楼梦》这个问题确实是非常复杂的，要说冯其庸，翻译，我想也会更困难。我不懂翻译，但是，就算是著名红学家，我们把《红楼梦》的原文要弄明白都不容易，那么中国《红楼梦》要把它翻译成外文，这个困难就更大了。我现在只学会名誉会能把我长期以来研究《红楼梦》的一些想法、一些长，《红楼梦》学理解给大家报告一下，看看有没有用处。也许有讲刊主编得不准确的地方，请大家多指教。在我要来讲《红楼梦》之前，我的两本书都同时出版了。一本是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的《论红楼梦思想》，还有一本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的《红楼梦概论》，这是我和李广柏同志一起合作的，概论部分是李广柏同志起的草，我做的修改。其余部分，关于曹雪芹的祖籍、家世等，再有两篇《红楼梦》的文章都是我写的。我刚好这次都带来了。这两本书是刚刚出来的样书，讲完之后呢，我就赠送给大会，作为我的一点心意。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因为我讲的后面有很多引文，都在这个书里头。我只能讲一个大概，具体的资料书里面都有，而且都注明了出处。每一段引文从哪里引来的，都有交代，所以大家可以再查原书。《红楼梦》研究确实有很大的困难。这种困难从我刚开始研究到现在体会不一样。刚开始研究时知道有困难，但没想到困难有多大，直到最近这几年才觉悟出来难处确实太大。为什么有这个难处呢?就是因为曹雪芹在当时的社会、当时的时代，不敢把话直率地都讲出来，拐弯抹角地来讲，话的表面的意思和话的实际意思刚好相反。有的意思虽不是相反，但是要引导你自己去想这个问题。在当时他是不得不如此，因为文字狱那么严重，就他亲身经历的就有很多次，而且其中有的就是因为写书，所以他不能不避开这一点。那么，这就造成我们今天理解上的困难。如果我们找不到这条门径，会永远进不去。所以在我国《红楼梦》的研究中瞎猜想的不少，现在瞎猜想的也不少，而且还觉得那样才对，其实完全不是那样的。比如说雍正皇帝是被曹雪芹和他的情妇谋杀而死的，这纯粹是无稽之谈。所以我觉得对《红楼梦》确实有必要认真做一次学术性、考证性、研究性的工作，把它一字一句的内涵都有证有据地弄确切。做学问最讲究证据。没有证据，创作可以，比如你写小说，不要你把证据拿出来。但是你写研究文章，没有证据，就很难了。今天主要讲怎样进入《红楼梦》，应该知道哪些问题。我想先简要地讲一下《红楼梦》所处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外部世界和这个时代的内部世界是怎么个状况。从五十年代开始，我国一直有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红楼梦》一书反映的民主思想属于什么性质。有一些朋友认为是封建的民主思想，这个民主思想不违反封建的一切，都是封建社会许可下的思想。另外一种见解认为这不是封建的民主思想，是属于反映资本主义萌芽这种经济现象的一种民主思想，是新的民主思想，也是属于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一种民主思想。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准确的解决。当年何其芳同志主张第一种看法，认为是封建的民主思想。何其芳是我们的前辈，和我的交情也很好，我也不能马上看出来他这个意见准不准确，但我在感觉上已经不太赞成他的思想了。到七十年代我写过两篇文章，就明确地提出来《红楼梦》不是封建的民主思想，《红楼梦》的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资本主义范畴的民主思想。这是1975年以后写的两篇文章。到了1983年我写了《千古文章末尽才》，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认识更加有一定把握了。文章写得也比较长，有三万多字，论证也比较多。这以后，红学界都比较赞成我的主张。在这本书里，我又增加了不少资料，论证了《红楼梦》这本书的思想不仅仅是新的一种民主思想，而且它跟当时学术界的思想斗争、哲学斗争是密切相关的，是跟当时哲学界许多人物一系列的反正统思潮、言论、思想一致的。这是我这几年来新做的工作。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论证的理由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让我们看一看《红楼梦》的外部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红楼梦》的时代就是曹雪芹的时代。曹雪芹的生卒年一直有争论，究竟生于哪一年，死于哪一年，学术界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但是大概的时间是可以确定的，按照我个人的意见，应该是生于康熙五十四年，也就是1715年，十八世纪初。康熙五十四年这个判断不是有证据的，任何结论都必须有证据，才能让人相信，这个没有证据，所以我要说清楚。但是没有证据是怎么得出来的呢?是从曹雪芹死的年代往上推出来的。这样也是一种证据，一种方法，可是比直接的证据还是隔了一层。曹雪芹的死的年份也有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是死于乾隆二十七年除夕，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死于乾隆二十八年除夕。乾隆二十七年的这个说法有证据，因为甲戌本脂砚斋有个批，"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这就是说壬午年的除夕，曹雪芹哭干了自己的眼泪，去世了。另外一个抄本也有一个同样的批，这两个都是乾隆年间的抄本。两个句子完全一样，可见没有抄错。再有1992年在通县张家湾发现一块石头，上面有"曹公讳霈墓"，埋的地方叫曹家大坟。那么看起来大家长期要找寻的曹家的祖坟可能就在这个地方，因为曹家大坟这个地方老早传下来都称这个名字。而曹家在通县张家湾有它的祖业，这都是有确凿的证据的。曹频写给康熙的奏折上面写得清清楚楚。曹寅死了以后，曹频继任。康熙非常关心他们，就说，你究竟还剩多少产业(因为曹寅去世以后，他家业慢慢地萧条了)，把你的情况告诉我，让我知道一酪? 下。曹频当时年纪还很小(当然也不是小孩了，至少也有十八九岁了)，就写了个报告，报告里讲到张家湾有典地六百亩、当铺一所等。他在张家湾有六百亩地，那么估计他的祖坟就在这附近。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是"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比较可信一点。癸未那个说法呢是因为到癸未年，曹雪芹的朋友在清明节以前，写过几首诗，邀请曹雪芹清明节到他家去喝酒，那是癸未年的春天，所以是癸未年人家邀请他去喝酒，那他壬午年就没有去世。但是这个问题就有分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曹雪芹住在西郊的一个荒僻的山村里，他在除夕去世了，到了第二年的三月，他的朋友写封信叫他来喝酒，那完全可能是他去世的消息还没有传到城里来，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何况自癸未年叫他喝酒的那首诗以后，再也没有人写诗给曹雪芹了，这一点也是个没有证据的证据了。没有人再跟他联系了，那可能就是后来知道他已经不在了。至于癸未年就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朋友寄给曹雪芹的第二首诗了。而反过来，证明壬午除夕的记载己经有了两个。另外还有一个，墓碑上面曹雪芹的名字，曹落旁边，有壬午这两个字。那么就有三个证据，我认为是比较可信。所以从乾隆二十七年往上推，怎么个推法呢?刚好曹雪芹有个朋友叫作张宜泉的写了一首悼念他去世的诗，里面有：年未五旬而卒。在那个诗题下面有一句话，叫"年纪没有到五十岁就去世了"。但另外一个朋友也写过一首悼念的诗，诗的句子是"四十年华付杳冥"，按照这个句子，有人说他只活了四十岁。四十岁和年未五旬差距很大，十年。但是大家分析的结果是张宜泉的"年未五旬"不是诗，是白话，所以他用不着凑，那么就是没有五旬也靠近五十岁。而大家觉得"四十年华付杳冥"那个句子是诗句，它必须要按平仄，要按整数，那么没到五十岁嘛，就来个四十年华。最近有个朋友有一个新的想法，他说雍正十三年，加上乾隆二十七年，刚好是四十年。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壬午除夕的说法，根据比较充实一点。上推年未五旬，就算他四十八岁吧，那么刚好是康熙五十四年，也可能是康熙五十五年，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意思。不管怎么说，康熙五十四年到乾隆二十七年这个大概的时间是没有问题的。《红楼梦》的时代应该就是曹雪芹的时代，这个时代也就是十八世纪初。在西方，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是轰轰烈烈了。1760年是瓦特发明蒸气机的年份，英国采取瓦特发明的蒸气机，进入大工业的生产时代。1760年是中国的乾隆二十五年，当时曹雪芹46岁，我们现在都重视的曹雪芹的那个叫庚辰本的抄本，就是乾隆二十五年的本子，最早的本子是乾隆十九年的，叫甲戌本。也就是说，到曹雪芹写完《红楼梦》的时候，正是英国的工业革命轰轰烈烈的时代，还有十四、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等等这些西方一系列的思想文化的革命。那么，西方已经进入到工业时代了，中国还是在封建王朝的时代，这两者如此隔绝和曹雪芹有什么关系呢?我想有一点应该引起注意，从明代后期，传教士来中国的不少。中国当时虽然是封建社会，是个封建专制的黑暗王国，但是跟西方还是有沟通的，其中最多的就是传教士。最有名的一个传教士叫利玛窦，就是明朝万历初年来到中国的，万历三十年到的北京。其中有一点值得讲一讲，就是他在北京编了一本世界地图，当时北京叫《坤舆万国图》。在北京印世界地图了，中国当然也包括在这个世界的范围内。如果在北京印世界地图而不把中国包括在内，那是不可思议的事。这证明中国已经列入到全世界的范围，也证明西方不断有传教士到中国来，而且把西方的科技知识、医学知识、生理知识不断地传到中国来。比如中国人原来的习惯，认为思考问题是心，所以常说凭良心。其实，心不管思维。那么是什么时候知道心不管思维，是由脑子来管思维呢?是康熙年间传教士带来的。这在我们清代学者的著作里面有明确的记载。这说明西方和中国，虽然一个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一个还是黑暗的封建王国，但是两者还是有沟通的。其中主要的沟通人就是传教士，他们带来的科学知识在中国还是起了相当的作用。传教士来中国并不是到明代就终止了，康熙到乾隆年间，传教士还不断地来。举一个例子，康熙年间，中国国力还是很强的。一次罗马教皇命令一个到中国来的传教士回去，康熙皇帝热情挽留，给罗马教皇去信，说你们的某某人在我们这里住得很好，我们友好相处，希望他不要回去，还继续留在中国。罗马教皇不同意，又来信说一定要他回去。康熙就马上给他一个回信，说，"行，你一定要他回去，我马上把他的脑袋给你送回去。罗马教皇就吓得不敢再说话，也不要他回去了。这件事情一方面显示了康熙确实还是非常能干的。他和俄国人打仗也是一样，他的主旨就是，为了边疆问题，军队先打，一定要打得他们打不了了，没有办法了，再开谈判。这样，我们打了大胜仗，然后坐下来谈。所以康熙时候，国力还是很强盛的。那个时候，康熙身边也有很多传教士，把西方的文化、科学知识不断地传过来。所以，不要把清代早期的社会看成是一个黑暗的、完全封闭的国，跟外国没有任何联系，其实已经有比较多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内部也会有许多现代人觉得不可理解的思潮起来。回过来要讲讲中国的内部世界，也就是曹雪芹时代中国的内部世界。到了曹雪芹的时代，清兵入关以后已经一百多年了。经过长期的政治调整，已经从明代末年的大乱，"扬卅十日"，"嘉定三屠"这种屠杀政策经过调整以后恢复过来。到了康熙末年，乾隆初期、中期，国力已经相当强盛。这方面的主要证明一个是人口成倍的增加。康熙五十年颁布命令：征收人丁税，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字为固定标准，以后增加的人口永不加赋。这道政策实际上是鼓励大家多生育，所以人口就猛增。到了乾隆时候，人口已经增到两亿多了。再一个是耕地的增加。到了康熙末年、乾隆中期，耕地面积成倍地增加，这证明了税收的增加，也证明了当时国库的充盈。为什么康熙到乾隆，有这么大力量不断地南巡，打那么多大仗?当时国家没有力量，不可能有这种举动。所以，到了乾隆时期，国家的经济财政繁荣起来了，发展起来了，人口孳生了，商业繁荣了，大城市增加了。当时南京、杭州、北京、天津、武汉、广州，还有很多城市，都是著名的全国性的商业大城市。而且从明代后期，已经有对外的口岸。清代初年，海关关闭了一段时间，到了台湾收复以后，海禁就开了。曹雪芹的舅祖李煦就曾做过广东巡抚，管过海关。《红楼梦》里面涉及到西洋国，这就是一个原因。所以由于这个原因，清代到了康熙乾隆时期，经济恢复了。因此，从明代后期所发生的资本主义萌芽这种经济形态，也不断往前发展。到了康熙时候，就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的时代，南京的纺织业的发展很快。曾经有一个文件，是请求曹寅向朝廷申请开放纺织业方面的限制，也就是不要限制织布机的数量，曹寅答应了，奏明了朝廷，于是就开放了限制。南京的纺织业开放以后，织布机的数量成倍成倍地增加，这都有历史记载，我也都引用在我的书里了。这也进一步地证明了工商业的飞跃发展。当时有一部分贫困的农民出卖劳动力，在南京有指定的几个劳力市场，劳力每天早上到那里去等，谁要劳力，也就到那里去雇工。这里面有的是短工，有的就长期雇下去了，这都有记载。这一点也说明尽管中国比西方晚了很多时间，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社会有一种新的经济因素也已经在蓬勃发展了。资本主义已经从萌芽开始发展了，这是必须注意的时代动向。可是，整个社会还是封建统治，尤其是思想统治。顺治、康熙、雍正、乾隆，都提倡程朱理学。程朱理学的统治是非常严厉的。举一个例子，雍正七年，有位大臣叫谢济世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大学注》，一本是《中庸疏》。当时康熙有一段话说，从朱熹以来五百年，他所讲的话，没有一个字可以改动的。那就是康熙的钦定。所以凡是读四书五经这种书，都必须要以朱熹的注释为准。谢济世知道不知道康熙的话呢，还是什么原因，他偏偏要注释大学中庸，而且明确声明：我的注释完全不用朱熹的一套，我有我自己的看法。这一下就违反了钦定，就是犯了大逆不道的罪，谢济世于是被杀头。文字狱从康熙二年庄廷罐的文字狱以后，层出不穷，举不胜举。上面举的例子是雍正七年，那时曹家已是抄家以后了(雍正六年抄的家)。当时曹雪芹大概十五六岁，他对此当然是记忆犹新(他那时还没有写《红楼梦》，是乾隆十九年写成的《红楼梦》，"十年辛苦不寻常"，所以大约是乾隆十年，或乾隆九年开始写书，那时距雍正还有一段时间)，这是前车之鉴。到了乾隆二十年，又有一个文字狱，一个叫胡中藻的人写了一句诗："一把心肠论浊清"，被人告发了。在"清"字前面加个"浊"，不就是把大清说成是污浊的吗?那时对于少数民族，汉人常说他们污浊，不干净，当时就是这么骂少数民族。在今天来说，这当然不符合我们的政策，都是兄弟民族，是一样的。可是那时的民族隔阂很大，这样，当有人告发在"清"字前面加个"浊"字明明是对满洲民族的诬蔑，因此就论斩。那个时候的文字狱，不是我们现在所想的惩罚一下那么简单，而是全家满门抄斩。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一个是严厉的程朱理学的统治，一个是不断的文字狱的发生，曹雪芹在这个时候要写《红楼梦》，这些都是他的障碍，都是他必须要思考的

刘心武，1942年6月4日出生，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红学研究家。笔名刘浏、赵壮汉等。曾任中学教师、出版社编辑、《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理事、全国青联委员，加入国际笔会中国中心。以短篇小说《班主任》成名，被视为伤痕文学代表作。其作品以关注现实为特征，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得茅盾文学奖。20世纪90年代后，成为《红楼梦》的积极研究者，曾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进行系列讲座，对红学在民间的普及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个人简历1942年6月4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 1950年后定居北京。中学时期爱好文学。 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 196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后任中学教员15年。 1976年后任北京出版社编辑，参与创刊《十月》并任编辑。 1977年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该作被视为伤痕文学的发轫之作。主编杂志，被批煽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翅膀。 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任中国作协理事、《人民文学》杂志主编等职。是中国作协第三、四届理事，第五、六、七届全委会委员。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五届委员会委员。 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5年发表纪实作品《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再次引起轰动。 1987年赴美国访问并在13所大学讲学。 1986-1987在《收获》杂志开辟《私人照相簿》专栏，开创图文相融的新文本。 1992年后发表大量随笔，结为多种集子。 1993年开始发表《红楼梦》研究论文，陆续出版多部专著，后修订增补为《红楼望月》，出版专著《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等。 1995年后开始尝试建筑评论。出版《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材质之美》等。短篇小说代表作还有《我爱每一片绿叶》、《黑墙》、《白牙》等。中篇小说代表作有《如意》、《立体交叉桥》、《小墩子》等。长篇小说有《钟鼓楼》（获全国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四牌楼》、《栖凤楼》、《风过耳》等。后又开创图文相融的新文本，推出图文融合的长篇《树与林同在》。著有《明星和我》系列文章，“民工三部曲”之《护城河边的灰姑娘》《民工老何》《泼妇鸡丁》，“北海三部曲”之《仙人承露盘》《九龙壁》《五龙亭》，歌剧剧本《老舍之死》。 2005年受邀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百家讲坛》栏目主讲《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系列节目，原定为36讲，但至23讲时遭致“红学家”干预而停播。2007年起继续主讲《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及《〈红楼梦〉八十回后真故事》系列节目，至2010年共计播出61讲。 2006年4月12日，刘心武应纽约华美人文学会之邀抵达美国，4月16日于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两次“红楼揭秘”演讲。编辑本段出版列表粗体为红学著作 1978年《母校留念》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1979年《班主任》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9年《让我们来讨论爱情》（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刘心武生活照(20张)1980年《刘心武短篇小说选》北京出版社 1980年《我是你的朋友》北京出版社 1980年《这里有黄金》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2年《如意》北京出版社 1983年《同文学青年对话》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5年《钟鼓楼》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年《日程紧迫》群众出版社 1986年《都会咏叹调》作家出版社 1986年《木变石戒指》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7年《斜坡文谈》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2年《风过耳》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2年《献给命运的紫罗兰：刘心武谈生存智慧》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年《四牌楼》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3年《刘心武文集》（8卷）华艺出版社 1993年《一窗灯火》华艺出版社 1993年《富心有术》群众出版社 1994年《秦可卿之死》华艺出版社 1994年《仰望苍天：刘心武随笔》知识出版社 1995年《人生非梦总难醒》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年《仙人承露盘》华艺出版社 1996年《边缘有光》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6年《我是刘心武：刘心武自白》团结出版社 1996年《你哼的什么歌》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6年《刘心武张颐武对话录：“后世纪”的文化瞭望》漓江出版社 1996年《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刘心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年《刘心武怪诞小说自选集》漓江出版社 1996年《刘心武杂文自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7年《胡同串子》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8年《栖凤楼》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年《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9年《树与林同在》山东画报出版社 1999年《红楼三钗之谜》华艺出版社 1999年《过隧道的心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楼前白玉兰》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0年《我爱吃苦瓜》广州出版社 2000年《刘心武侃北京》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年《亲近苍莽》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1年《从忧郁中升华》文汇出版社 2002年《春梦随云散》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年《刘心武自述》大象出版社 2002年《京漂女》（自绘插图）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年《画梁春尽落香尘：红楼解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3年《眼角眉梢：刘心武散文集》新华出版社 2003年《天梯之声：刘心武精品散文集》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年《在柳树臂弯里》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4年《材质之美：刘心武建筑文化酷评》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2004年《站冰：刘心武小说新作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心灵体操》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5年《红楼望月》书海出版社 2005年《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东方出版社 2005年《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第二部）》东方出版社 2005年《刘心武解读人世情》《刘心武感悟平常心》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6年《红楼拾珠》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6年《刘心武揭秘古本红楼梦》人民出版社 2006年《戴敦邦绘刘心武评金瓶梅人物谱》作家出版社 2006年《藤萝花饼》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6年《我是刘心武：60年生活历程之回忆》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年《用心去游》上海三联书店 2006年《刘心武自选集》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7年《刘心武：四棵树》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07年《一切都还来得及》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7年《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第三部）》东方出版社 2007年《长吻蜂》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善的教育》华龄出版社 2007年《私人照相簿》华龄出版社 2007年《刘心武说:世道人心》《刘心武说:寻美感悟》《刘心武说:草根情怀》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7年《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第四部）》东方出版社 2008年《健康携梦人》中国海关出版社 2008年《上有老下有小》团结出版社 2009年《人在胡同第几槐》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9年《刘心武短篇小说》《刘心武中篇小说》《刘心武散文随笔》自选自评集现代教育出版社 2009年《八十六颗星星》希望出版社 2010年《红楼梦八十回后真故事》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年《红楼眼神》重庆出版社 2010年《人情似纸》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年《命中相遇：刘心武话里有画》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1年《刘心武续红楼梦》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年《红楼梦》（周汝昌校前80回、刘心武续后28回）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本段获奖情况漫画刘心武刘心武的作品多次获奖：长篇小说《钟鼓楼》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短篇小说《班主任》获1978年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短篇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儿童文学《看不见的朋友》、《我可不怕十三岁》等都曾获全国性奖项；长篇小说《四牌楼》获得第二届上海优秀长篇小说大奖。编辑本段作品影响《刘心武说‘世道人心’》1993年出版《刘心武文集》8卷，到2005年初在海内外出版的个人专著以不同版本计已逾130种。若干作品在境外被译为法、日、英、德、俄、意、韩、瑞典、捷克、希伯来等文字发表、出版。其散文《错过》被选入苏教版八下语文教材，《白桦林的低语》被选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六年级上期语文教材，《百合献给谁》被选入上海小学实验教材。《冬日看海人》被编入初中七年级课本。刘心武对生活感受敏锐，善于作理性的宏观把握，写出了不少具有社会思考特点的小说，作风严谨，意蕴深厚。编辑本段代表作品《钟鼓楼》刘心武作品(15张)这部小说只写了1982年12月12日这天上午5点到下午5点12个小时里，在北京钟鼓楼一带发生的一系列貌似平凡却很值得玩味的事。四合院里的薛家办喜事，没想到婚宴上竟出现了惊险场面；女大学生单恋着一位年青的翻译，而年青翻译和他的对象却又受到一位农村姑娘的干扰；一位离过两次婚的“浪漫女性”，大胆地追求着一位副部长；当年北京丐帮的后代到婚宴上来大吃大喝，不想后来却被一位不动声色的老头点穴瘫倒；一位热心人却处处惹人厌烦；一位老编辑被一位“文坛新秀”气得发抖……作者笔下出现了一系列鲜明而生动的人物形象。在他的娓娓叙述中，读者还可以了解北京钟鼓楼的沿革、四合院的变迁，饭馆酒肆的兴衰，结婚风俗的变化，集邮武术方面的知识……本书内容丰富，手法新颖，把庄重的历史感和深刻的命运感交融在一起，使读者听到时代的足音，想到民族的使命，标志着作者在创作上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班主任》197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作，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首奖。小说发表后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强烈反响，出乎《人民文学》编辑部意料。编辑部收到的各界读者来信不下数千封，来自祖国东西南北二十几个省区。当然教育战线的来信最多了，也有不少中学生、青少年写信控诉“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对他们心灵造成的伤害。贵州偏远山区某劳改所一个少年罪犯讲了他与宋宝琦类似的经历，沉痛控诉“四人帮”“杀人不见血”。而今读了《班主任》这一篇，他有幡然悔悟，重新起步之意。要而言之，《班主任》在社会各界引起的反响，用“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句话来形容再恰当不过。这是一种心灵的感应和共振。刘心武的小说触着了读者心灵深处的痛楚或惊醒了他们，这就是作品的力量所在，也是小说最成功之处。《刘心武续红楼梦》刘心武在百家讲坛上(12张)曹雪芹是写完了《红楼梦》的，共108回，可惜80回后迷失。现在大家所看到的120回通行本的后40回，是1791年萃文书屋老板程伟元和文人高鹗联手攒出来的，那时曹雪芹辞世已近30年。程高本用活字摆印后流布甚广，使曹雪芹前80回得以普及，功不可没，但所续后40回背离曹雪芹原意，历来多有读者不满。120回通行本流布后，续作叠出，但绝大多数都从120回后续起，离曹雪芹原笔原意更远。当代有作者从80回后续写，各有特点，但大都是自由发挥。刘心武研究《红楼梦》已有20余年，他通过原型研究、文本细读，探佚出了曹雪芹写成又迷失的后28回的内容，在探佚的基础上，试图复原出曹雪芹后28回的大致面貌，历时7年完成了这部《刘心武续红楼梦》。刘续试图进入曹雪芹的文本语境，对前80回中所有“草蛇灰线，伏延千里”的大、小、明、暗伏笔逐一进行了照应，并对古抄本中所有脂砚斋、畸笏叟批语中透露、逗漏的后28回的情节、细节、文本用语、回目等也逐一加以了兑现。这本书自问世以来，一直造人质疑，凡续撰经典作品者，被人质疑，也属常理。不可否认，刘心武的红楼梦给读者以另外角度去看红楼梦。刘心武续红楼梦里主要人物命运贾宝玉与宝钗结为连理，后因不愿入仕而出家，经甄宝玉提点还俗，历经贾家彻抄、牢狱等大惊大险后，大彻大悟，悬崖撒手，回归天界，恢复神瑛侍者身份。林黛玉：绛珠仙草黛玉夙愿已还，泪尽血现，遁水仙去，沉湖而死。薛宝钗：与宝玉成婚后，想尽一切办法引导丈夫走仕途经济之路，未成想反而逼走了宝玉，宝钗心力交瘁，染病而亡。王熙凤：被贾琏贬为侍妾，且于贾家被抄后沦为阶下囚，在押回金陵老家途中，不堪凌辱，投江自尽。[1] 史湘云：嫁给如意郎君卫若兰，但好景不长，丈夫不幸于虎兕最后一搏中遇难，临死前将史湘云托于宝玉，成就金麒麟之缘，后湘云与宝玉携手红尘…… 妙玉：忠顺王追查贾府宝物，妙玉为掩护贾宝玉，和忠顺王同归于尽。编辑本段红学人生红学因缘刘心武是上小学的时候，发现父亲睡觉的那个床的枕头特别高就掀开枕头发现里面就有这个《红楼梦》，还不是线装的，但是印刷年代非常古老，里面还有绣像，刘心武就觉得挺有意思，刘心武的父母他们觉得他小，是不提倡他看，但是真发现刘心武从枕头底下薅出来看吧，他们也没有谴责。刘心武最早看《红楼梦》应该就是在上小学，大概那个时候应该是十二岁。在青年时期，应该说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那个时候看《红楼梦》就很安全，因为毛主席对《红楼梦》发表了他的一些意见，后来评红是一件非常安全的事情，而且《红楼梦》又重印了，所以这个时候读《红楼梦》。但是刘心武有自己的心得，就是那种人生的那种沧桑感。可是刘心武觉得好像经历了很多事情以后，人与人之间，人情，就开始琢磨这些东西，刘心武觉得那个时候就开始读出味了。到现在刘心武觉得仍然还保持着一份敬畏之心，不敢说自己把《红楼梦》就读懂读通了。刘心武觉得越这样倒越好，因为如果都觉得自己就完全读懂读通了，就正确了，刘心武现在在这儿讲《红楼梦》就是告诉你什么是正确的了，那刘心武也就不会再去读了，他就会觉得还读干吗啊？现在刘心武还要读，还仍然充满了新鲜感，觉得可能还会有新的收获。独特观点刘心武先生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具有自传性、家族史特点的作品，其中的许多人物在生活中都有原型。而秦可卿则是解读《红楼梦》的一把总钥匙，破解了秦可卿的生活原型，才能了解曹雪芹真正的创作意图。他认为，秦可卿的真实出身是清朝康熙时期废太子胤礽藏匿在曹府的女儿，也就是一位尊贵的公主级人物。有关她的所有疑团都与她的这个真实身份有着密切的关系。自从《百家讲坛》播出刘心武讲《红楼梦》的节目后，叫好声一片，骂声也不少。所有的声音中，最令他气愤的一种声音，来自红学家冯其庸和李希凡，“有人说我扰乱了社会文化的方向，感觉在给我扣帽子”。但刘心武说，自己是一个性格特别的人，不会生气，“这些红学专家的批评确实对我研究红学产生了干扰，但同时也是对我的一种激励，我甚至从中获得了一种动力。在这些质疑和尖锐的批评声中，我获益匪浅，还得到了一种启发”。续《红楼梦》后28回刘心武要续写《红楼梦》已经传了多年，之前只见雷声，不见雨点。但是，就在3天前，一则微博拨开了云雾，出版商凤凰联动宣布称，刘心武举七年之功，呕心沥血，重续后28回，已经杀青。这一重磅消息一出，立即在网上引起了震动。支持者断言：“此对于2011年文学出版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而质疑者则认为刘氏的劳动，可能出力不讨好，多少给人狗尾续貂的感觉。只能说是为《红楼梦》编织的一个新童话。续稿杀青七年之功呕心沥血著名作家刘心武因多次发表他的大胆探佚说，为原本只有“红学家”才有资格涉足的“红学”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也为草根“红迷”队伍壮大，拉起了大旗。4年前，刘心武就表示高鹗所续写的《红楼梦》后四十回内容和原著精神不符，并称曹雪芹《红楼梦》全本不是120回，而是108回，他打算重新续写后28回。去年3月，他在新书中已经试着列出了他臆想中的后28回目录，并推演出主要情节，但表示还未动笔。 14日晚上6时35分，出版商“凤凰联动”在微博上宣布：“刘心武举七年之功，呕心沥血，根据各类探佚成果和丰富的想象力，重续《红楼梦》后28回，日前已经杀青。港台大陆三地将在4月中旬同日出版。中国各大文学期刊同时间盛大转载。” 同时，凤凰联动总裁张小波也用“确为重大消息”来转帖并助推该条新闻。该公司宣传策划郑雨昨天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刘心武续写的《红楼梦》后28回目前已经完稿，他们正在筹备出版此书，但具体的情况还不方便透露。四月出书起印就是100万册昨天上午，张小波在微博上说，他此次签下了一个大单子，压力很大，起印就100万册。他为自己加油：“我要努力啊！”如此举动，是否看好的是刘心武的市场号召力？但张小波强调，刘心武的续写之举不是别人能够影响的，他绝对没有做“推手”。张小波说，90年代初，刘心武发表中篇小说《秦可卿之死》时曾说：“这只是一种基本上用现代语体写的小说，与所谓的‘续作’、‘补作’还有重大区别。我以为那是必须摹拟‘曹体’的；我目前还没有那样的能力和勇气。”由此可见，刘心武早就怀有重续红楼梦的心愿。在重续中，宝玉、黛玉等主要人物都将有新的“归宿”。刘心武认为，《红楼梦》以大悲剧收场：在党派纷争篡权夺位斗争中，贾王史薛及甄家一败涂地，凤姐儿不堪凌辱投江自尽，元春被人诬陷害死，贾母死后黛玉愈发没了靠山，于月圆之夜步入湖中。黛玉死后，宝玉和宝钗完婚，宝钗因内外交困染病而亡，卫若兰临死前又将湘云托付给宝玉。宝玉湘云二人一路行乞，虽不断有下人好心收留，但湘云溘然而逝，宝玉大彻大悟，回归天界恢复神瑛侍者身。回目标题先前构思有出入 15日晚，出版商的微博又披露了刘心武续写的前五回目录：“第81回：中山狼吞噬薄命女河东狮吼断无运魂。第82回：睿探春安民止谣诼，达宝玉婚礼赠麒麟。第83回：史太君失语难瞑目，金鸳鸯守志宁玉碎。第84回：倪二哥庙会遇知音，冷三爷村肆警旧雨。第85回：玻璃大围屏酿和番，腊油冻佛手埋奇祸”。对比来看，刘心武最终完稿的回目和几年前的构思有些出入，说明他在写作中，对最初的构想是做了调整的。记者查阅《〈红楼梦〉八十回后真故事》一书的最后部分，当时的28回回目中，第82回标题是“谣诼四起官中大乱，封园闭户胆战心惊”、第84回是“平安州事发不太平，洒泪亭鹤唳难洒泪”、第85回是“暖画破碎藕榭削发，冷月荡漾绛珠归天”。此前，刘心武猜测曹雪芹后28回最后5回的目录是：第104回，哭向金陵凤姐命断，疾走江南宝玉神昏。第105回，瓜州渡口妙玉献身，金山寺下悍王殒命。第106回，空茫大地中秋诗否，白首双星能聚几时。第107回，饥怡红寒冬噎酸齑，病枕霞雪夜围破毡。第108回，神瑛顿悟悬崖撒手，石归山下情榜俨然。提出的八十回后回目刘心武揭秘《红楼梦》自2005年4月2日起，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刘心武揭秘〈红楼梦〉》，邀请刘心武主讲。该节目先后推出了秦可卿系列、贾元春系列、妙玉系列、林黛玉系列、薛宝钗系列、贾宝玉系列、史湘云系列及“80回后真故事”等，至2010年3月27日止，共计播出61期。此间，亦相继推出四部同名书籍和《〈红楼梦〉八十回后真故事》一书。该讲座基本囊括刘心武通过文本细读和原型研究，对《红楼梦》进行探索的总体思路和基本心得，是刘心武研究成果的重要汇报。节目内容涉及《红楼梦》概况总说、曹雪芹家世与历史背景、各种探佚线索与分析等，并解读出书中数十位人物命运轨迹，由此提出诸多认知《红楼梦》的新的高级精神内涵。节目《刘心武揭秘红楼梦》详细目录：（01）刘心武谈红学（上）（02）刘心武谈红学（下）（一）（03）贾府婚配之谜（04）秦可卿抱养之谜（05）秦可卿生存之谜（06）秦可卿出身之谜（07）帐殿夜警之谜（08）曹家浮沉之谜（09）日月双悬之谜（10）蒋玉菡之谜（11）北静王之谜（12）秦可卿原型大揭秘（上）（13）秦可卿原型大揭秘（下）（二）（14）秦可卿被告发之谜（上）（15）秦可卿被告发之谜（下）（16）贾元春原型之谜（17）贾元春判词之谜（18）贾元春死亡之谜（三）（19）妙玉排序之谜（上）（20）妙玉排序之谜（下）（21）妙玉身世之谜（22）妙玉情爱之谜《刘心武揭秘红楼梦2》（23）妙玉结局大揭秘（四）（24）林黛玉血缘之谜（25）林黛玉眉眼之谜（26）黛钗合一之谜（27）林黛玉险境之谜（28）林黛玉结局大揭谜（五）（29）薛宝钗选秀之谜（30）薛宝钗指婚之谜（31）薛宝钗情爱之谜（32）薛宝钗与贾母关系之谜（33）薛宝钗情障之谜（34）薛宝钗结局大揭秘（六）（35）史湘云出场之谜（36）史湘云寄养之谜（37）史湘云定亲之谜（38）金麒麟之谜（39）史湘云结局大揭秘（七）（40）玉石之谜（41）贾宝玉人格之谜（42）贾宝玉意淫之谜（43）贾宝玉多重人格之谜（44）贾宝玉结局大揭秘（八）（45）全本《红楼梦》之谜《刘心武揭秘红楼梦3》（46）《红楼梦》结构之谜（47）贾迎春之谜（48）香菱之谜（49）贾家获罪之谜（50）贾惜春之谜（51）袭人、麝月之谜（52）贾探春之谜（53）王熙凤、巧姐之谜（54）李纨之谜（55）狱神庙之谜（56）金陵十二钗副册之谜（57）金陵十二钗又副册之谜（58）“情榜”之谜（59）八十回后回目之谜（上）（60）八十回后回目之谜（中）（61）八十回后回目之谜（下）

红楼梦论文研究

1、最容易的是可以就书中某一人物来写，通过其性格及行事作风和人物命运等剖析这个人物对故事发展的作用、与其他人物的交叉关系、作者的用意等等。或者以小见大，这个人物所影射的时代特征，包括伦理纲常和政治官场等。例如：《对<红楼梦>中薛蟠的多维视角解读》；《<红楼梦>中“二玉”与“二宝”的文化内涵》；《玉精神,兰气息——浅析<红楼梦>之妙玉》；《浅析<红楼梦>中史湘云形象》；《略论<红楼梦>中林黛玉的“无心”》；《对“红楼梦”主要人物王熙凤的分析》2、《红楼梦》与当今社会问题，这也是很多人热衷的话题，例如：《从红楼梦中学习企业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红楼梦》中的腐败蕴藏着会计文化影子》3、就书中某一点（可以很琐细），例如：《论<红楼梦>服饰文化审美意蕴》；《《红楼梦》中休闲活动的描写》;《《红楼梦》与中医药(之六) 林黛玉常服人参养荣丸》4、着眼于创作的手法、艺术特色、语言技巧、思想内涵等，例如：《《红楼梦》中“石头”意象的生命化倾向》；《从“黛玉葬花”看《红楼梦》中的意境创造》；《浅谈《红楼梦》中的女尊男卑思想》；《《红楼梦》中神话元素的创作笔法研究》；《文心雅韵与俗情俚语的结晶——浅析《红楼梦》的语言艺术》；《论《红楼梦》情节描写的对比艺术》5、做两部作品的对比研究，可以写得内容很多，但是要花费较多的精力在另一本书上，例如：《《哈姆雷特》与《红楼梦》中的婚姻选择分析》；《论《金瓶梅》与《红楼梦》宗教书写的效用差异》；《红楼梦》与《罗密欧与朱丽叶》主人公爱情悲剧比较》；《“死亡”架构起的叙述——《红楼梦》与《喧哗与骚动》比较研究》；《《红楼梦》与《三国演义》悲剧意识的比较》。

红楼研究第一人胡适先生，后来就是红楼痴儒周汝昌先生。研究红楼无非是学术上的问题，为的是更好的还原红楼梦这部小说的原貌。因为在康熙年间红楼梦因为有许多思想太前卫，涉及许多皇帝的私事，故被作为禁书。然而却又禁止不住，故皇帝派高鹗等御用文人去整编红楼梦，增删一些内容，来掩饰一些与皇帝利益冲突的内容。但是曹雪芹也留了一手，他在第五回写出个人判词隐晦的揭示了一些本该有的内容。高鹗心中也不愿删改，只是君命难为，过在许多地方将改过之处以一个标题带过来给后人研究留下线索，所以红楼梦中许多在标题上出现的内容在文中之子未提，或只言片面。故此研究红楼梦的秘密在于还原这一部伟大的巨作，并且那些被删改之处才是全书思想精华之所在。o

人们读《红楼梦》，常常有这样的体验：仿佛不是在读虚构的小说，而是在读一些曾经活过或还在活着的人们的心灵与事迹的实录。何其芳同志在《论<红楼梦>》中，有一段话，真切地描述了《红楼梦》的读者与书中人物发生关系的这种情形。我们少年时候，我们还没有读这部巨著的时候，就很可能听到某些年纪较大的人谈论它。他们常常谈论得那样热烈。我们不能不吃惊了，他们对它里面的人物和情节是那样熟悉，而且有时爆发了激烈的争辩，就如同在谈论他们的邻居或亲戚，一如同为了什么和他们自己有密切关系的事情而争辩一样。这种情形颇为令人寻味。包括《红楼梦》在内的一切文学艺术作品，本来是观念形态的东西，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是作家的创造物。然而有时候，文学艺术的创造物竟然与客观现实生活取得某种同一性或统一性，读者把文艺作品中的人物看作生活中实有的、具有客观实在的认识价值的对象。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怎样产生的呢?一般说，这是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在起作用。因为作品写得如实、逼真，就能使读者在意象中与艺术形象目接神交，如对生人。不但《红楼梦》，古往今来，一切优秀的现实主义艺术创造，都是凭借着艺术形象的真实性而打动读者，达到艺术形象、实际生活、读者感受这三者之间的互相联结、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与互相转化的。但我们还应再深入一步探究一下，现实主义形象的真实性，在艺术表现上最主要的标志是什么?我以为，那就是形象的客观性。只有那些不带作者的主观随意性而具有客观的生活具体性的形象，才能被称为现实主义的真实的形象。现实主义艺术创造区别于非现实主义(例如浪漫主义)艺术创造的主要特点，就在形象的客观性上。现实主义艺术形象的真实性，既主要表现为形象的客观性，又依存于形象的客观性。对于现实主义艺术创造来说，失去了形象的客观性，也就失去了形象的真实性。如果说形象的真实性是现实主义艺术的生命的话，那么形象的客观性就是现实主义真实性的生命。因此，形象的客观性应该成为我们深入研究现实主义理论和创作的一个课题。《红楼梦》是我们研究这个课题的一份至为博大渊深的教材。《红楼梦》在人物形象的物质可感性、客观可信性上所达到的卓越成就，是文学史上罕见的，是举世公认的。正是通过形象的客观性这个媒介，万万千千的读者情不自禁地同《红楼梦》中的人物发生这样那样的精神交感以致言行交通的关系，在阅读、研究和日常生活中自觉不自觉地进入《红楼梦》的艺术世界，在读者的感受中实现了观念形态的这部作品与物质形态的社会生活的统一

合理，因为作品写得如实、逼真，就能使读者在意象中与艺术形象目接神交，如对生人。不但《红楼梦》，古往今来，一切优秀的现实主义艺术创术创作

红楼梦红学研究论文

“百年红楼梦”论文，都是一些专家写的~~~

论对《红楼梦》的阐释 “英雄所见略同”的说法不能说不精辟至极，即使以此来评说近二百年对《红楼梦》的阐释与批评，也不能说是毫无道理。况且已经有人以此比附过《红楼梦》与《战争与和平》就是“英雄所见略同”的产物① 。当然，这是有前提的：首先，评说者非“英雄”莫属；其次面对同一个对象而评说。唯其如此，才会 “所见略同”。“略同”也只是说大略相同而已。其实，对《红楼梦》的批评和阐择，更普遍的情况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回顾自《红楼梦》产生以来的红学批评史，红学家们都力图进人《红楼梦》，进人曹雪芹的创作天地。力图获得对曹氏与《红楼梦》一个大略相同的认识。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了各式各样的方法，然而所获只是各种看法越来越多、越来越杂，不但没有求得“略同”，反而大有众说纷呈的态势。评点派着眼于小说文本现象的具体阐释与评价，这是“见木不见林”的阐释；而索隐派则文着重于小说文本之外的考释与索隐，这是比附、牵强的阐释。这正如茅盾先生评价王梦阮、沈瓶庵和《红楼梦索隐》时所说：他们的索隐“广征博引，而穿凿附会，愈出愈奇”, “不能自圆其说”。此后的新红学家又着重于作者的考释，联系到《红楼梦》的故事，推而衍之，故而又出《红楼梦》乃作者自传一说。当然，这样的阐释自有其科学客观的一面，然而，僵化地、固执地以为小说即作者，就又难免偏颇。上述的批评家虽有进人《红楼梦》的愿望，但是取径失法，显然也无由进人《红楼梦》。现当代的小说批评派红学家阐释《红楼梦》，比较地科学了一些，客观了一些，然而也是各执己见，各有千秋。当代文学评论家都乐于向作者—— 当然作者必须还活在人世——打探作品的意旨，让作者表态、定案。曾经就有人致函钱钟书先生，想打听本人对《围城》题旨的看法，以便澄清是非。结果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主张作者对自己的作品不该插嘴。”这不仅是钱先生明智明理的回答，而且是他对文学作品一旦产生便是客观的社会存在的科学阐释。假如《红楼梦》分的作者还在人世的话，他也会赞成钱先生的说法的。具体到《红楼梦》的创作、阅读和批评中来说，我们必须首先承认，《红楼梦》是作者在自己的特定时空环境中的创造，阅读和批评则是阅读者与批评者特定的情境，或者说是其“个人天地”中的事。显然，这二者是未可同日而语的两码事。海德格尔论“解释”时说：“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见到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以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② 很显然，海德格尔强调的是“解释”者个人的“先行”条件的存在，亦即“解释”者领会能力、解释能力及其“先见”、“先知”等等条件。解释有待解释的东西，是因为有待解释的东西已经处在解释者的领会之中。换言之，要阅读过《红楼梦》才谈得解释《红楼梦》，而解释凭借的是阅读时的“领会”。具体到某一个阅读者，对《红楼梦》的解释自然也只能建立在一个阅读者的领会程度的基础上，而这当然也只能是这一个阅读者个人的解释了。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比如红学家读《红楼梦》，《红楼梦》就在红学家的领悟中展开；一般读者阅读《红楼梦》，《红楼梦》就在他们的领悟中得到解释。这恐怕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言：看人生是因作者不同，看人生又因读者不同；一本《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 ”，③ 如果再区别各个阅读者各不相同的“个人夭地”及其所在的时空背景，那情况会更复杂。五、六十年代的红学家着眼于《红楼梦》的社会的、思想的意义，是因为当时的文化背景、政治环境。近十年的红学家又注重于《红楼梦》的艺术的、更深层次的哲学的意义阐释，也是因为近十年的政治的、文化的环境。所以我们说，《红楼梦》的阅读、阐释与批评，始终是个人的、历史的。以此，我们可以对《红楼梦》的阐释作一些这样的归纳：一、对《红楼梦》的种种阐释，其实质都在表明各种不同的阅读、批评及作品之间的相关性或即 “关系’；二、对《红楼梦》的阅读、阐释与批评是有前提的，这就是说，阐释开非一种独特的无制约的立场，它必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三、对《红楼梦》的阐释不是“看”，不是“旁观”，而是把主观投人于其中的理解性阅读，是对并不十分了然于“目”的本文的释读；四、对《红楼梦》的理解，归根结底是阅读者的自我理解― 我们不仅读《红楼梦》，《红楼梦》也在读我们。以笔者而言，《红楼梦》就读出了笔者本人的治学能力。换句话说，就是阅读者把自己对《红楼梦》的领悟给予了《红楼梦》，阅读者也从阅读《红楼梦》中提高了自己的领悟力。总之，对《红楼梦》的阐释构成了阐释者与《红楼梦》的双向交流。交流的结果则是：对《红楼梦》的阐释与批评愈来愈深人，阐释者也在阐释的过程中深人自己。这就是文学阐释学所认为的，我们在“本文语境”中，本文在我们的“阐释语境”中。《红楼梦》的批评者力图同《红楼梦》及潜隐的作者对话，但是终不能、也不可能独立于《红楼梦》之外对《红楼梦》作出纯粹客观、绝对精确的界定。说到这里，联想到近年来文学批评的理沦与实践中时兴的“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批评，非得以所谓的“科学化”、“精确性”来划一文学作品，来划一对文学作品的阐释与批评，显然有悖于文学的特性。因为文学是人学的经典命题，己经规定了文学自在的性质，所以，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阐释与批评也就不能不是自由的。以此作为阐释《红楼梦》的出发点，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如下事实存在的客观必然性：（一）对《红楼梦》的阐释批评只能是“百家争呜”，在具体问题上的探索和研究，也只能求大同存小异，完全的精确的绝对一致的看法是永远不存在的；（二）伴随着阅读者“先在”领悟的变化，伴随看阅读者“个人天地”的差异，对《红楼梦》的阐释与批评也是永无止境的，这也是“红学之树常青”的根木原因所在。（二）即使是阅读者处于同一时空环境、文化背景之中（即使把同一“时代精神”，同一“池城影响”等等都归属其中）对《红楼梦》的阐释仍然会存在着“同时之异世，并在之歧出”的阐释结果① 况且，《红楼梦》又非一般的交学作品，对其阐释也自然并非易事。仅以其文本的表述语言而论，要获得比较一致的理解就相当困难。红学史上诸多批评家打了上百年笔墨官司也难以解决的问题，大多是在其语言的丰富而旨深意远的语义阐释上。文学作品是语言的艺术作品，而语言则是一种人为规定的符号（见索绪尔《普遍语言学教程》）。用语言符号编码，是作家的写作；用语言符号解码，是读者的阅读。语言符号编码而成的“本文”，是读者与作者的中介，也是我们理解作品与阅读关系的关键。而《红楼梦》语言最突出的特色之一是含混浮泛，亦即语言的模糊性。其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具有象征性，与语言实际指称的对象并不同一。比如《红楼梦》中有一句颇多争议的话，即“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人色，自色悟空”。争议不休的重点在“色”、“空”二字的真正意蕴上，当代红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把“色”、“空”泛斥之为宿命学说．从而视其为评说的禁区。“色”、“空”概念按其能指看，本是佛家语。然而，当它出现在《红楼梦》中时，它又不只是佛家之言了。究其所指，范围相当宽泛，其中很难说没有道家的“有”“无”之意。参照《红楼梦》再三强调的“真”“假”说．也不能说其中没有一点儒家的去假存真的思想，所以我们说，《红楼梦》语言中的能指并非专能，所指也不止一指。由此可见，力图统一说法的对《红楼梦》之阐释，无论如何也无法突破《红楼梦》语言的非确指性障碍。《红楼梦》语言的模糊性是其短处，恰又是其长处。说是短处，是因为其模糊浮泛产生的歧义太多，影响到对作品含义的总体性把握。说是长处，是因为模糊而产生的审美体验的多向性，增强了作品内在意蕴的丰富性。《礼记· 乐记》云：“不学博依，不能安诗。”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中训“依”为“隐”( “衣者隐也”)意即着衣的目的是为了隐身，故“衣”有“隐”义。反训之“衣”为“显”也，因为“衣可资炫饰”，于是隐身的衣反有“自彰之效”。此即语言的相反相成、同体歧用之妙。若依据此意阐释《红资梦》中的表述语言，我们又会获得什么样的阐释解读的结论呢？《红楼梦》本文就是“衣”，既有“显”义也有“隐”义。“显”者即能指，“隐”者即所指即使是能指，也并非专能；是所指也非止一指。这是在特定的时空天地中，作者在刻意追求含混浮泛的语言来表达白己的人生体验。因其表达的体验复杂，所以赋予小说语言的所指功能也相当宽泛。当然，阐释《红楼梦》，《红楼梦》本文并非不可本，但依凭本文也须小心翼翼切莫被作者的本文创造所迷惑而误人岐途。这就是古人常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其意是说诵诗读书不可死在句下，而须层层剥笋，以觅其质。对于《红楼梦》的阅读与批评，既要重视《红楼梦》本文对于阐释思路的导引作用，又要防止“尽信书”而上当，更不应该“忘言觅词外之意，超象揣形上之旨”。“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不仅是作者结构小说主题的点睛之笔，也是提交给读者阅读阐释作品的一把钥匙。如上所述，我们的结论仍然是：对《红楼梦》的阐释与批评是不可穷尽的。那么是不是说，对《红楼梦》的阐释与批评永远不可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呢？显然不是的。其实，对《红楼梦》正确的阐释时时都在得出。但是，在一些问题上得出了一种正确的阐释，并不意味着在相同的问题上不会得出另外的也是正确的阐释。比如考证派红学家胡适先生对曹雪芹家族世系的考证，就比较接近实际。至少，他将作者的生平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而且他将考证与《红楼梦》的阐释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得出了《红楼梦》乃作者之自叙的说法。结论的正确性，我们无以否认。但是很显然，此说对《红楼梦》的解释远不是充分的。一说即一切说，一切说即一说，都是对伟大文学作品《红楼梦》机械的僵死的宗教裁判。且不说这样的评判是对《红楼梦》缺乏最起码的了解，而且是对文学作品特殊性的极大的抹杀。罗兰、巴尔特曾从结构主义的立场说过，文学本文是“一个大的句子”，那是用解析文本结构的法则去阐释文学本文。而最切合文学本文实际的阐释，莫如把文学本文看成是：“一个大的比喻”，或者是“一个大的象征。”文学与人生，犹冰山喻大海。卡夫卡的《城堡》就是一个人生的大比喻小说中的主人公千方百计要想进人一座城鸯，右城堡管辖的村子里定居，但是，尽管城紧就在照前，路上也看不到障碍，就是无法接近，努力越大，距离越远，最后终于被勒令离开。故事的喻义可以作多方面的阐释，人与目标，人与权力，人与自我，人与自由，等等复杂而缠扰人生的命题，都可以从中得到不同程度的领悟。钱钟书的《围城》、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李商隐的《锦瑟》，都莫不是关涉人生的大比喻。曹雪芹的《红楼梦》也是一个大比喻，贾宝玉的人生实践犹如红楼梦，从更宽泛的意义看，实在又是人生如梦的大比喻。当然《红楼梦》的喻义远不止如此简单、笼统。许许多多困扰人生的命题都在《红楼梦》的比喻中显现。试想一想那“太虚幻境”，想一想宝、黛的来历及缘份，想一想宝玉颈项上那块命根子的“宝玉”，甚至再想一想江南还有一个分裂体—— 甄宝玉的存在，甚至那“判词”、那“好了歌”… … 我们就不能不承认《红楼梦》是“一个人生的大比喻”，是一个人生意蕴无限的大象征。是比喻，是象征，那么一定是“此非彼也”，然仅仅是“似是而非”；是比喻、是象征，那么也会是“此即彼也”，然又仅是“似非而是”。是比喻，《红楼梦》本文就是显在的“此”，以显在的“此”就可以窥见隐潜的“彼”；是比喻，《红楼梦》本文可本，决不可脱离本文去考索所谓的隐潜的“彼”；但是，《红楼梦》本文也不可全本，因为依凭显在的文本并不能探索尽潜隐的非止一指的喻义与象征义。故而，对于本是一个大比喻的《红楼梦》的阐释，只能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如《中庸》所道的“执其两端而用其中”，方能领会赏析，妙的文心。红学家吴组湘在一次学术讲话中说过：“《红楼梦》里的描写就像一座冰山，很小一部分露在水面上，大部分沉在水底下 ”。《红楼梦》写出来的如同冰山露在水面上的那一些，另一部分没有明写出来，需要读者把书中描写到的联系起来进行思索。”显然借冰山比喻《红楼梦》的本文是套用了海明威谈创作的一段名言。海明威讲道：“我总二是试图根据冰出的原理去写。相对显露出来的部分，有八分之七是在水面以上的”。⑥ 《红楼梦》潜于水面之下的部分很多，比如说王夫人同贾母之间的矛盾就是藏在“水”底下的，没有直接写出来。这主要表现在对待林黛玉的态度上。王夫人绝不会接受林黛玉做儿媳的，而以贾母言，自然是心疼外孙女儿的。矛盾的尖锐冲突，只有经过阅读者对于文本的具体考察才能进一步阐释。但是，由于潜在内容的模糊性与不可知性，所以阐释的取向也很难趋于完全一致的，这也是《红楼梦》本身的隐密所造成的。从阐释学的观点看，《红楼梦》这样的优秀作品只能是可解而又未可尽解的。这正如歌德曾说：“优秀的作品，无论谁怎样去探测它，都是探不到底的。”把《红楼梦》比作一个球，释义者便可围而作面面观，那么处处都是进人《红楼梦》这个球的核心的“切入”点，于是所获也就各异。即便已经有几代人，甚至仍需几代人，在自己选定的“切人”点上辛勤探索，并且几近核心，但是仍须意识到《红楼梦》潜在意蕴的丰富性。把《红楼梦》比做试金石，它也在测试着我们—— 阅读、释义者自身的“含金量”，读得深者得之自深；读得浅者得之自浅。是个人的领悟力限制着对《红楼梦》的释读，而《红楼梦》本身无比深厚的蕴含，却是经得起任何人的释读的。因此说，对《红楼梦》的阐释和评说，必须具有较高的领悟力。所谓的领悟力，主要是指在具有较高水平的文学理论素养基础上的“悟性”，亦即直觉的审美力。《红楼梦》是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的典范之作，在思想的、艺术的表达方式上，具有突出的民族特征。譬如说，思维的直观性是我们民族的思维特点，表现在艺术上，则强调灵感思维，相信“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在《红楼梦》中这一特征表现得龙其突出。即以艺术形象的创造而论，客观物象的构成固然重要，但《红楼梦》更强调意象和意境的创造，把追求天人合一、物我浑成看成最佳艺术创造。在艺术的表现和表达上，《红楼梦》务求简约、不求穷尽。追求的极致是司空表圣所谓的“不著一字，尽见风流”，讲究的是神、气、韵、味。与之相适应的阐释，必须具备“妙悟”, “心领神会”的直觉审美力。《文子，访德篇》云：“上学以神听之，中学以心听之，下学以耳听之。”列为“上学”的“以神听之”，就是通常所说的神会，也就是悟。唯其有上学之“悟性”，才可深释《红楼梦》。在悟性高下不一、“先见”各有差别的情况下，对《红楼梦》的阅读、阐释与批评，过去，现在，以至将来都必定会是“仁者见仁，知见者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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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这部千古传奇，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文人学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每以论红、评红为时尚，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些红楼梦学术论文，大家快来跟我一起欣赏吧。

试论《红楼梦》

【摘要】《红楼梦》这部千古传奇，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文人学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每以论红、评红为时尚，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红学”。本文对主要红学派别进行了综合概括，并针对索隐派、考证派的谬误进行了分析，明确提出《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不是传记，也不是历史。作为文学作品的研究，重在研究作品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文化内涵、艺术成就，而不是去探佚、猜谜或毫无意义的考证。

【关键词】《红楼梦》研究;索隐;考证;思想内涵;艺术成就

《红楼梦》一经问世就引起了文人学士的极大兴趣，研究、评论《红楼梦》开始盛行，点评是研究《红楼梦》的最早形式，点评者人数众多，点评者旨趣也不尽相同，其中最重要最神秘的是脂砚斋，其点评已成为《红楼梦》的一部分，是研究《红楼梦》不可或缺的极为重要的资料。至光绪年间，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已成为显学，随着《红楼梦》的广泛流传，对《红楼梦》的研究日益发展。“清末的民族主义思潮，激励着索隐红学的兴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族与科学精神，激励着新红学的诞生……1954年由毛泽东亲自介入并领导的批俞运动，使得红学的显学地位达到空前的显赫状态。此后，学者、作家、艺术家、学生乃至普通读者都以论红、评红为时尚”。

1 《红楼梦》研究之红学派别

《红楼梦》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即“红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去研究《红楼梦》，产生了不同的红学派别：

索隐派

顺治董鄂妃故事说。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说《红楼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的诸名王奇女”。并且说董鄂妃是秦淮名妓董小宛，本是明末名士冒辟疆的爱妾，后来清兵南下把她掠夺了去，送到北京，得到了清世祖的宠爱，封为贵妃，后来董妃夭亡，清世祖非常悲痛，就跑到五台山做了和尚，遂以为宝玉即清世祖顺治帝，黛玉即是董小宛。

民族主义小说，影康熙朝政治状况说。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事本之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主张贾宝玉即为康熙帝废太子胤礽，金陵十二钗为拟清初江南之名士。书中“红”字多影“朱”字，“贾”字为斥伪朝。

历史小说，影康熙诸皇子争储说。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认为：以余所闻，则《红楼梦》一书……，与其谓为政治小说，毋宁谓为历史小说，不如迳谓为康熙季年宫闱秘史之为确也，盖是书所隐括者，明为康熙诸皇子争储事，只以事涉宫闱，多所顾忌，故隐约吞吐，加以障幕，而细按事实，皆有可证。

明珠家事说。陈康祺《郎潜纪闻》、钱静方《红楼梦考》认为：《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宝玉即纳兰成德，成德乃康熙朝宰相明珠之子，金陵十二钗，皆纳兰侍卫所奉为上客者也。

金陵张侯家事说。周春《红楼梦随笔.》认为：“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而叙金陵张侯家事也。忆少时见《爵秩便览》，江宁有一等侯张谦(一说张勇)，上元人，癸亥甲子间，听父老谈张侯家事，约略与此书相符，再证以《曝书亭集》、《池北偶谈》、《江宁通志》、《随园诗谈》、《张侯行述》诸书，遂决其无疑。”

考证派：曹雪芹自传说。胡适《红楼梦考证》，说《红楼梦》记的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贾政即是曹頫，宝玉即是曹雪芹。雪芹一生的事实，原是很合乎全书的故事的，作者在卷首自己也这样说：“因曾经历过一番幻梦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又云：“今日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厌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已告天下。”主张贾宝玉即曹雪芹缩影，书中事迹，乃备记其身历风月繁华之盛。考证派代表人物还有俞平伯、周汝昌、顾颉刚等。

新索隐派：“”结束，红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红学也呈现出市场化、普及化、大众化、消费化的特点，各种新旧流派纷纷登场，其中最引人注目、在社会上不时引起轰动效应的是索隐红学。新索隐派的代表人物是霍国玲和刘心武。索隐红学与曹学合流成为这一时期索隐红学的新趋势。

雍正、曹雪芹、竺香玉故事说。霍国玲的《红楼解梦》将《红楼梦》索解为雍正与曹雪芹和香玉三人之间的故事：康熙朝，曹雪芹家三代四人袭任江宁织造之职，享尽荣华富贵，雍正即位后，不仅结束了曹家的富贵荣宠地位，而且在雍正六年抄了曹家，雍正八年宫中选秀女，又把曹雪芹倾心爱恋的竺香玉夺入宫中，纳作妃子，后封为皇后。为了抗议这种****，曹、竺二人合力将雍正毒死，最后香玉以身殉情。

曹雪芹家族参与皇权争斗说。《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索隐出的“本事”则是曹雪芹家族参与康、雍、乾三朝宫廷内部争夺皇权的故事：《红楼梦》中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就是康熙朝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礽的女儿。曹家与胤礽关系密切，为了潜在的政治资本，将废太子胤礽的女儿偷运出来，藏匿曹家，并隐瞒其身世。而曹家当选为王妃的女儿，即书中的元春，为了保护家族和自己的地位，向皇帝告发了“秦可卿”身世秘密，这位废太子的女儿只好上吊自尽。后来曹家又参与了谋刺乾隆的“弘皙逆案”，事败，王妃“贾元春”被缢杀，曹家遭到毁灭性打击。

除上述红学派别外，还有运用西方哲学和文学理论对《红楼梦》的思想性、艺术性、主题、人物、语言等进行研究者，代表性作品，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李长之的《红楼梦批判》、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等等。

2 我对《红楼梦》研究之拙见

索隐派是《红楼梦》早期研究的主要派别，但他们既不讲究科学逻辑，也不尊重客观事实和材料，他们可以把事实和材料任意剪裁、组合使其成为符合自己主观需要的东西，甚至可以制造出事实和材料，以证明自己的主观猜测。他们用测字猜谜的方法，牵强附会地构想出人物和事件的某种关系。正如刘梦溪先生所说，索引派是“起于猜测，止于猜测，辗转相传，缺乏论证”。胡适先生认为，索隐红学属于“附会的红学”，其索隐工作是“猜笨谜”。王昆仑先生说：“《红楼梦》索引派不是从作品内容去说明作者的创作思想和人物故事的真实意义，偏要按照书中人名、故事、用字用语，穿凿附会，证明他是影射清初某些政治历史上的个别事实，或怀着善良的动机，力求说明作者以民族思想侧面宣传反对满清皇朝统治中国，这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意义，可是毕竟武断的歪曲了作者自己的写作目的，抹杀了她的社会的艺术的价值。”

以胡适先生为代表的考证派，其实与索隐派没什么本质区别，二者都认为《红楼梦》作品中隐匿或如实记录着历史事件，企图从作品中还原出历史本事来，只不过索隐派提出了所谓“明珠家事说”，“顺治董鄂妃故事说”，而胡适提出了“曹雪芹家事说”罢了。黄乃秋先生认为：“胡君考证《红楼梦》，范围限于着者与本子，不容以史事附会书中之情节。”“然胡君虽以此律人，其自身之考证，顾仍未出此种谜学范围，如谓甄贾两宝玉即曹雪芹，甄贾两府即曹家，又谓两府之接驾，皆曹家事。”“其以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与索隐派如出一辙，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文学创作要求的不是简单的记录生活，不是简单的生活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真实不等于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是作家认识生活、概括生活的产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是作家对生活真实进行选择、加工、提炼的结果，是通过艺术形象所反映出来的生活本质的真实，是生活真实的概括与升华，所以文学作品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它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李辰冬先生也说：“以创作家的惯例而论，他们的着作绝不是实际事物的抄写。”

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要塑造一个典型人物或安排一套故事，并不拘泥于生活真实，不一定仅仅根据一位模特或一件实在的事件照抄下来，他需要观察许多同类的人物和同类的故事。当他开始之时，可能是从一位模特或事件观察起，但久而久之，观察思考得多了，就会把原来真正的模特或事件忘记了，而只凝成为一个普遍的共性的典型人物或典型事件。所以对于一部伟大的作品的典型人物和故事，固然无从考证出其模特是谁，故事是哪一实事，即使作者自己恐怕也难于确凿的指出来。高尔基曾说：“文学者描写他所熟悉的商人、官吏或工人……如果作家从二十个至五十个，不，从几百个商人、官吏或工人每个人当中，抽出最特质的阶层特征——习惯、趣味、动作、信仰、言论等，而能够将他们统一在一个商人、官吏或工人身上，那么，作家就会由这样的手法而创造成典型。”鲁迅先生也曾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也一样，没有专用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像这样，我们如何叫鲁迅先生能如实的指出他的“阿Q”或“孔乙己”的模特究竟是谁来呢?曹雪芹在下笔写《红楼梦》之前，他一定不知观察和研究过多少实在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以及一切其他人物，然后才能产生他想象的笔下的人物，所以你现在想指出他们的生活原型是谁，那是徒劳无益的。

夫《红楼梦》者，小说也。他只是一本由许多素材综合而成的小说，而不是为一家一人作传，贾宝玉是许多贵公子性格所组成的典型，他代表着不热衷功名、贪图安乐、为祖母所宠爱的聪明温柔的贵族公子。这里面有纳兰容若、有和珅的公子玉宝，有其他我们所不知道的人物，也有部分是曹雪芹自己。这部混合体的伟大人情小说，目的只是寄托作者自己的出世的消极的愤慨，以及幻想的繁华梦。他是一本小说，一本利用各种材料和想象组织的小说，不是传记，也不是历史。所以李渔说：“凡阅传奇必考其事从何来，人居何地者，皆说之痴人，可以不答者也。”

不少研究者指出，“《红楼梦》只不过是一部小说”，“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小说”，呼吁回归到《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上来，回归到《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中地位研究，回归到作品的艺术分析，把《红楼梦》当小说来读。启功先生说：“我以为与其费劲炒作这种没有意义的发现，还不如好好读读《红楼梦》本身，体会一下书中丰富的内容。”如果抛开作品本身而去研究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去索隐作品影射谁，这是本末倒置，舍本而求末。离开了《红楼梦》这部小说，研究其它又有什么意义?研究曹雪芹及《红楼梦》版本对帮助作品的理解有一定作用，但没有弄清曹雪芹及其家族史，并不会影响《红楼梦》成为一部伟大作品，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由作品本身的成就所决定的。至于索隐是自传说、顺治董小宛故事说等，这原本偏离了小说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完全没有实际意义，对小说的研究也没有任何作用。如果研究某一部作品都要这么研究的话，那么“阿Q”是不是也要研究一下影射谁，“孙悟空”又是影射谁?吴俊升先生认为：“我们所以读此书，是因为艺术之美的欣赏，而此书美之所在，并不在乎勾心斗角，影射史事，而在乎即此人，即此事，写的入情入理，为深刻呈露的表现。所以读此书，只要就其本体欣赏，已便得其神髓，不必另下索隐的功夫。”

当然为满足公众对古典文学的娱乐需求，作为一种娱乐、消遣，就好像听故事，这种索隐也未尝不可，如刘心武先生的《揭秘红楼梦》。但这仅仅是一种娱乐，就好像“戏说”一样，不是学术研究，已偏离了学术研究的范围。

3 结语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他伟大就伟大在有深邃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鲜明的人物形象、复杂的结构、写实的手法、个性化的语言。作为文学作品的《红楼梦》，对它的研究应该重在研究作品的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意义、艺术成就、语言、结构、人物塑造、文化内涵等等。正如黄乃秋先生所说：“是故居今日而读《红楼梦》，首当体会其所表现之人生真理，如欢爱繁华之为梦幻，出世解脱之为究竟……。次当欣赏其所创造之幻境，如布局之完密，人物之敻绝，设境之奇妙，谈话之精美等。不此之务，而尚考证，舍本逐末，玩物丧志，于己徒劳，于人鲜益。”冯其庸先生也明确指出：“把《红楼梦》作为一部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社会内涵的文学作品小说来研究，而绝不是把它当做‘清宫秘史’或‘谜语大全’，文学就是文学。”

参考文献

[1] 吕启祥，林东海.《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何安萍.《红楼梦研究ABC》.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李长之,李辰冬.《李长之李辰冬点评红楼梦》.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

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启功.《启功给你讲红楼》.北京:中华书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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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研究论文2000

论对《红楼梦》的阐释 “英雄所见略同”的说法不能说不精辟至极，即使以此来评说近二百年对《红楼梦》的阐释与批评，也不能说是毫无道理。况且已经有人以此比附过《红楼梦》与《战争与和平》就是“英雄所见略同”的产物① 。当然，这是有前提的：首先，评说者非“英雄”莫属；其次面对同一个对象而评说。唯其如此，才会 “所见略同”。“略同”也只是说大略相同而已。其实，对《红楼梦》的批评和阐择，更普遍的情况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回顾自《红楼梦》产生以来的红学批评史，红学家们都力图进人《红楼梦》，进人曹雪芹的创作天地。力图获得对曹氏与《红楼梦》一个大略相同的认识。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了各式各样的方法，然而所获只是各种看法越来越多、越来越杂，不但没有求得“略同”，反而大有众说纷呈的态势。评点派着眼于小说文本现象的具体阐释与评价，这是“见木不见林”的阐释；而索隐派则文着重于小说文本之外的考释与索隐，这是比附、牵强的阐释。这正如茅盾先生评价王梦阮、沈瓶庵和《红楼梦索隐》时所说：他们的索隐“广征博引，而穿凿附会，愈出愈奇”, “不能自圆其说”。此后的新红学家又着重于作者的考释，联系到《红楼梦》的故事，推而衍之，故而又出《红楼梦》乃作者自传一说。当然，这样的阐释自有其科学客观的一面，然而，僵化地、固执地以为小说即作者，就又难免偏颇。上述的批评家虽有进人《红楼梦》的愿望，但是取径失法，显然也无由进人《红楼梦》。现当代的小说批评派红学家阐释《红楼梦》，比较地科学了一些，客观了一些，然而也是各执己见，各有千秋。当代文学评论家都乐于向作者—— 当然作者必须还活在人世——打探作品的意旨，让作者表态、定案。曾经就有人致函钱钟书先生，想打听本人对《围城》题旨的看法，以便澄清是非。结果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主张作者对自己的作品不该插嘴。”这不仅是钱先生明智明理的回答，而且是他对文学作品一旦产生便是客观的社会存在的科学阐释。假如《红楼梦》分的作者还在人世的话，他也会赞成钱先生的说法的。具体到《红楼梦》的创作、阅读和批评中来说，我们必须首先承认，《红楼梦》是作者在自己的特定时空环境中的创造，阅读和批评则是阅读者与批评者特定的情境，或者说是其“个人天地”中的事。显然，这二者是未可同日而语的两码事。海德格尔论“解释”时说：“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见到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以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② 很显然，海德格尔强调的是“解释”者个人的“先行”条件的存在，亦即“解释”者领会能力、解释能力及其“先见”、“先知”等等条件。解释有待解释的东西，是因为有待解释的东西已经处在解释者的领会之中。换言之，要阅读过《红楼梦》才谈得解释《红楼梦》，而解释凭借的是阅读时的“领会”。具体到某一个阅读者，对《红楼梦》的解释自然也只能建立在一个阅读者的领会程度的基础上，而这当然也只能是这一个阅读者个人的解释了。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比如红学家读《红楼梦》，《红楼梦》就在红学家的领悟中展开；一般读者阅读《红楼梦》，《红楼梦》就在他们的领悟中得到解释。这恐怕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言：看人生是因作者不同，看人生又因读者不同；一本《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 ”，③ 如果再区别各个阅读者各不相同的“个人夭地”及其所在的时空背景，那情况会更复杂。五、六十年代的红学家着眼于《红楼梦》的社会的、思想的意义，是因为当时的文化背景、政治环境。近十年的红学家又注重于《红楼梦》的艺术的、更深层次的哲学的意义阐释，也是因为近十年的政治的、文化的环境。所以我们说，《红楼梦》的阅读、阐释与批评，始终是个人的、历史的。以此，我们可以对《红楼梦》的阐释作一些这样的归纳：一、对《红楼梦》的种种阐释，其实质都在表明各种不同的阅读、批评及作品之间的相关性或即 “关系’；二、对《红楼梦》的阅读、阐释与批评是有前提的，这就是说，阐释开非一种独特的无制约的立场，它必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三、对《红楼梦》的阐释不是“看”，不是“旁观”，而是把主观投人于其中的理解性阅读，是对并不十分了然于“目”的本文的释读；四、对《红楼梦》的理解，归根结底是阅读者的自我理解― 我们不仅读《红楼梦》，《红楼梦》也在读我们。以笔者而言，《红楼梦》就读出了笔者本人的治学能力。换句话说，就是阅读者把自己对《红楼梦》的领悟给予了《红楼梦》，阅读者也从阅读《红楼梦》中提高了自己的领悟力。总之，对《红楼梦》的阐释构成了阐释者与《红楼梦》的双向交流。交流的结果则是：对《红楼梦》的阐释与批评愈来愈深人，阐释者也在阐释的过程中深人自己。这就是文学阐释学所认为的，我们在“本文语境”中，本文在我们的“阐释语境”中。《红楼梦》的批评者力图同《红楼梦》及潜隐的作者对话，但是终不能、也不可能独立于《红楼梦》之外对《红楼梦》作出纯粹客观、绝对精确的界定。说到这里，联想到近年来文学批评的理沦与实践中时兴的“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批评，非得以所谓的“科学化”、“精确性”来划一文学作品，来划一对文学作品的阐释与批评，显然有悖于文学的特性。因为文学是人学的经典命题，己经规定了文学自在的性质，所以，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阐释与批评也就不能不是自由的。以此作为阐释《红楼梦》的出发点，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如下事实存在的客观必然性：（一）对《红楼梦》的阐释批评只能是“百家争呜”，在具体问题上的探索和研究，也只能求大同存小异，完全的精确的绝对一致的看法是永远不存在的；（二）伴随着阅读者“先在”领悟的变化，伴随看阅读者“个人天地”的差异，对《红楼梦》的阐释与批评也是永无止境的，这也是“红学之树常青”的根木原因所在。（二）即使是阅读者处于同一时空环境、文化背景之中（即使把同一“时代精神”，同一“池城影响”等等都归属其中）对《红楼梦》的阐释仍然会存在着“同时之异世，并在之歧出”的阐释结果① 况且，《红楼梦》又非一般的交学作品，对其阐释也自然并非易事。仅以其文本的表述语言而论，要获得比较一致的理解就相当困难。红学史上诸多批评家打了上百年笔墨官司也难以解决的问题，大多是在其语言的丰富而旨深意远的语义阐释上。文学作品是语言的艺术作品，而语言则是一种人为规定的符号（见索绪尔《普遍语言学教程》）。用语言符号编码，是作家的写作；用语言符号解码，是读者的阅读。语言符号编码而成的“本文”，是读者与作者的中介，也是我们理解作品与阅读关系的关键。而《红楼梦》语言最突出的特色之一是含混浮泛，亦即语言的模糊性。其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具有象征性，与语言实际指称的对象并不同一。比如《红楼梦》中有一句颇多争议的话，即“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人色，自色悟空”。争议不休的重点在“色”、“空”二字的真正意蕴上，当代红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把“色”、“空”泛斥之为宿命学说．从而视其为评说的禁区。“色”、“空”概念按其能指看，本是佛家语。然而，当它出现在《红楼梦》中时，它又不只是佛家之言了。究其所指，范围相当宽泛，其中很难说没有道家的“有”“无”之意。参照《红楼梦》再三强调的“真”“假”说．也不能说其中没有一点儒家的去假存真的思想，所以我们说，《红楼梦》语言中的能指并非专能，所指也不止一指。由此可见，力图统一说法的对《红楼梦》之阐释，无论如何也无法突破《红楼梦》语言的非确指性障碍。《红楼梦》语言的模糊性是其短处，恰又是其长处。说是短处，是因为其模糊浮泛产生的歧义太多，影响到对作品含义的总体性把握。说是长处，是因为模糊而产生的审美体验的多向性，增强了作品内在意蕴的丰富性。《礼记· 乐记》云：“不学博依，不能安诗。”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中训“依”为“隐”( “衣者隐也”)意即着衣的目的是为了隐身，故“衣”有“隐”义。反训之“衣”为“显”也，因为“衣可资炫饰”，于是隐身的衣反有“自彰之效”。此即语言的相反相成、同体歧用之妙。若依据此意阐释《红资梦》中的表述语言，我们又会获得什么样的阐释解读的结论呢？《红楼梦》本文就是“衣”，既有“显”义也有“隐”义。“显”者即能指，“隐”者即所指即使是能指，也并非专能；是所指也非止一指。这是在特定的时空天地中，作者在刻意追求含混浮泛的语言来表达白己的人生体验。因其表达的体验复杂，所以赋予小说语言的所指功能也相当宽泛。当然，阐释《红楼梦》，《红楼梦》本文并非不可本，但依凭本文也须小心翼翼切莫被作者的本文创造所迷惑而误人岐途。这就是古人常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其意是说诵诗读书不可死在句下，而须层层剥笋，以觅其质。对于《红楼梦》的阅读与批评，既要重视《红楼梦》本文对于阐释思路的导引作用，又要防止“尽信书”而上当，更不应该“忘言觅词外之意，超象揣形上之旨”。“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不仅是作者结构小说主题的点睛之笔，也是提交给读者阅读阐释作品的一把钥匙。如上所述，我们的结论仍然是：对《红楼梦》的阐释与批评是不可穷尽的。那么是不是说，对《红楼梦》的阐释与批评永远不可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呢？显然不是的。其实，对《红楼梦》正确的阐释时时都在得出。但是，在一些问题上得出了一种正确的阐释，并不意味着在相同的问题上不会得出另外的也是正确的阐释。比如考证派红学家胡适先生对曹雪芹家族世系的考证，就比较接近实际。至少，他将作者的生平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而且他将考证与《红楼梦》的阐释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得出了《红楼梦》乃作者之自叙的说法。结论的正确性，我们无以否认。但是很显然，此说对《红楼梦》的解释远不是充分的。一说即一切说，一切说即一说，都是对伟大文学作品《红楼梦》机械的僵死的宗教裁判。且不说这样的评判是对《红楼梦》缺乏最起码的了解，而且是对文学作品特殊性的极大的抹杀。罗兰、巴尔特曾从结构主义的立场说过，文学本文是“一个大的句子”，那是用解析文本结构的法则去阐释文学本文。而最切合文学本文实际的阐释，莫如把文学本文看成是：“一个大的比喻”，或者是“一个大的象征。”文学与人生，犹冰山喻大海。卡夫卡的《城堡》就是一个人生的大比喻小说中的主人公千方百计要想进人一座城鸯，右城堡管辖的村子里定居，但是，尽管城紧就在照前，路上也看不到障碍，就是无法接近，努力越大，距离越远，最后终于被勒令离开。故事的喻义可以作多方面的阐释，人与目标，人与权力，人与自我，人与自由，等等复杂而缠扰人生的命题，都可以从中得到不同程度的领悟。钱钟书的《围城》、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李商隐的《锦瑟》，都莫不是关涉人生的大比喻。曹雪芹的《红楼梦》也是一个大比喻，贾宝玉的人生实践犹如红楼梦，从更宽泛的意义看，实在又是人生如梦的大比喻。当然《红楼梦》的喻义远不止如此简单、笼统。许许多多困扰人生的命题都在《红楼梦》的比喻中显现。试想一想那“太虚幻境”，想一想宝、黛的来历及缘份，想一想宝玉颈项上那块命根子的“宝玉”，甚至再想一想江南还有一个分裂体—— 甄宝玉的存在，甚至那“判词”、那“好了歌”… … 我们就不能不承认《红楼梦》是“一个人生的大比喻”，是一个人生意蕴无限的大象征。是比喻，是象征，那么一定是“此非彼也”，然仅仅是“似是而非”；是比喻、是象征，那么也会是“此即彼也”，然又仅是“似非而是”。是比喻，《红楼梦》本文就是显在的“此”，以显在的“此”就可以窥见隐潜的“彼”；是比喻，《红楼梦》本文可本，决不可脱离本文去考索所谓的隐潜的“彼”；但是，《红楼梦》本文也不可全本，因为依凭显在的文本并不能探索尽潜隐的非止一指的喻义与象征义。故而，对于本是一个大比喻的《红楼梦》的阐释，只能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如《中庸》所道的“执其两端而用其中”，方能领会赏析，妙的文心。红学家吴组湘在一次学术讲话中说过：“《红楼梦》里的描写就像一座冰山，很小一部分露在水面上，大部分沉在水底下 ”。《红楼梦》写出来的如同冰山露在水面上的那一些，另一部分没有明写出来，需要读者把书中描写到的联系起来进行思索。”显然借冰山比喻《红楼梦》的本文是套用了海明威谈创作的一段名言。海明威讲道：“我总二是试图根据冰出的原理去写。相对显露出来的部分，有八分之七是在水面以上的”。⑥ 《红楼梦》潜于水面之下的部分很多，比如说王夫人同贾母之间的矛盾就是藏在“水”底下的，没有直接写出来。这主要表现在对待林黛玉的态度上。王夫人绝不会接受林黛玉做儿媳的，而以贾母言，自然是心疼外孙女儿的。矛盾的尖锐冲突，只有经过阅读者对于文本的具体考察才能进一步阐释。但是，由于潜在内容的模糊性与不可知性，所以阐释的取向也很难趋于完全一致的，这也是《红楼梦》本身的隐密所造成的。从阐释学的观点看，《红楼梦》这样的优秀作品只能是可解而又未可尽解的。这正如歌德曾说：“优秀的作品，无论谁怎样去探测它，都是探不到底的。”把《红楼梦》比作一个球，释义者便可围而作面面观，那么处处都是进人《红楼梦》这个球的核心的“切入”点，于是所获也就各异。即便已经有几代人，甚至仍需几代人，在自己选定的“切人”点上辛勤探索，并且几近核心，但是仍须意识到《红楼梦》潜在意蕴的丰富性。把《红楼梦》比做试金石，它也在测试着我们—— 阅读、释义者自身的“含金量”，读得深者得之自深；读得浅者得之自浅。是个人的领悟力限制着对《红楼梦》的释读，而《红楼梦》本身无比深厚的蕴含，却是经得起任何人的释读的。因此说，对《红楼梦》的阐释和评说，必须具有较高的领悟力。所谓的领悟力，主要是指在具有较高水平的文学理论素养基础上的“悟性”，亦即直觉的审美力。《红楼梦》是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的典范之作，在思想的、艺术的表达方式上，具有突出的民族特征。譬如说，思维的直观性是我们民族的思维特点，表现在艺术上，则强调灵感思维，相信“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在《红楼梦》中这一特征表现得龙其突出。即以艺术形象的创造而论，客观物象的构成固然重要，但《红楼梦》更强调意象和意境的创造，把追求天人合一、物我浑成看成最佳艺术创造。在艺术的表现和表达上，《红楼梦》务求简约、不求穷尽。追求的极致是司空表圣所谓的“不著一字，尽见风流”，讲究的是神、气、韵、味。与之相适应的阐释，必须具备“妙悟”, “心领神会”的直觉审美力。《文子，访德篇》云：“上学以神听之，中学以心听之，下学以耳听之。”列为“上学”的“以神听之”，就是通常所说的神会，也就是悟。唯其有上学之“悟性”，才可深释《红楼梦》。在悟性高下不一、“先见”各有差别的情况下，对《红楼梦》的阅读、阐释与批评，过去，现在，以至将来都必定会是“仁者见仁，知见者智”。

论贾宝玉的爱情观（上）论点摘要：一、贾宝玉的“情痴”是自小积渐而成。二、贾宝玉青春觉醒，受到《西厢记》等爱情“传奇”的启发指导，寻求真爱，追求林黛玉；宝、黛爱情超越时代，具有先进性。三、贾宝玉的爱情观是精神和肉体的结合，他的婚姻观却仍留有封建残余。关键词：宝、黛爱情超越时代《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读者们都知道他是个“情痴”情种。书中写他梦游太虚幻境，警幻仙子说他“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这当然是曹雪芹所造神话。那么，贾宝玉的“情痴”性格是怎么形成的呢，贾宝玉的爱情观念是否也有一个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呢？《红楼梦》书中有关描写、叙述，提供了大量素材，我们可以考察、研究。强巴不揣浅陋，以蠡测海，试图在这方面提出自己的一得之见。贾宝玉是封建贵族家庭的“嫡子”，又“衔玉而生”（“衔玉”神话，或指他出生即受某位大贵人青睐，指定了继承权，如强巴根据朱淡文先生论述而猜想的“曹頔出生后由祖母孙氏太夫人作主过继给曹寅，准备继承曹寅”；或由长辈特别钟爱，自幼即佩以美玉，而传说成天生），祖母史太君溺爱，带在身边（参见第四回）；自幼丫鬟环绕，“捧凤凰似的”，各方面悉心照料；服侍贾宝玉的这些丫鬟多由贾母史太君拣择派来，一个个聪明清俊。再加上“他自幼姊妹丛中长大，亲姊妹有元春、探春，伯叔的有迎春、惜春，亲戚中又有史湘云、林黛玉、薛宝钗等诸人；他便料定，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他从小就既推重、亲爱美丽少女，又身受丫鬟们的呵护照拂；所处环境耳濡目染而又身受好处、心向往之，也就学习浸染了少女的温柔细心。第九回说贾宝玉是“天生成惯能作小服低，赔身下气，情性体贴，话语缠绵”，说的就是他情痴、“意淫”的一个方面；但是这里说“天生成”，是作者有意神乎其说。而由以上情况，强巴看贾宝玉的情痴、“意淫”，应该是自小积渐而成。心理学认为，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感到的困扰，常常并不是身体成长和性冲动的本身，而是以为自己看起来不如别人想象中的那么好，或者是能那么迎合别人的心意。宝玉赞叹袭人家“那个穿红的”女孩儿，说是她才“正配生在这深堂大院里，没的我们这种浊物倒生在这里”（第十九回）；见到那“腼腆温柔、有女儿之风”的秦钟，就以为自己“竟成了泥猪癞狗”（第七回）；对比女孩儿，宝玉常自嘲为“须眉浊物”；表现的正是这种情况。德国心理学家艾里克森还认为，青年人随着自己心理能力的迅速扩展，为自己所面临的无数正反选择而感到不知所措；由于对自己是谁感到犹豫不定，就急迫地倾向于把自己同一于“自己人”（in groups）。我认为贾宝玉就正是由于厌弃当时社会的“复杂”（相对于“小宝玉”幼童和他身边的少女们）而又腐朽丑恶，这才推重、亲爱纯洁少女，把她们当作“自己人”，希望自己能同一于她们，“来世也变成个女孩儿”。贾宝玉的情痴、“意淫”，应该就是这样形成的。第六回写贾宝玉梦中得到警幻秘授以后，说与袭人听，因“素喜袭人柔媚娇俏，遂强袭人同领警幻所授云雨之事”。这是贾宝玉爱情的开始吗？强巴认为，否，这仅代表贾宝玉生理上性成熟的开始。强巴认为：人类的爱情，应该是生理、心理（包括思想观念、感情情绪等等）的交融统一。“研究发现，男人和女人各自把所梦想的对象特征储存于大脑之中，就像把数据储存于软盘中一样，称之为‘爱之图’。这张图最早由父母构画，并不断受到外界因素的修正与补充。年龄越大，图像越具体。男人和女人由于某种契机而第一次目光相触时，眼睛就捕捉对方的身高、体型、眼神、肤色、发型、风度以及服饰等信息，以每小时400多公里的速度，通过视神经传给大脑，对方的特征与所储存的图像越是吻合，大脑发出的信息越是强烈。人脑内的‘化学工厂’便开足马力产生大量兴奋物质，在脑中形成一种幸福激素，引起诸如心跳加快、手心出汗、颜面发红等变化，心中激情涌荡，即‘一见钟情’”（杨建葆著《阅读生命》，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据瑞士的科学家们在作过大鼠的科学实验后对女大学生采用嗅Т恤衫的方法进行研究，这种“一见（一嗅）钟情”，主要是由于体内的基因不同，异性之间才互相吸引；也就是说，主要还是生物、生理原因。“一见钟情”要成长为人类真正的爱情，还必须经过男女双方相当时间的互相了解，能够接受对方的思想观念，接受或容忍对方的性格脾气、生活习惯等等。贾宝玉面对袭人，书中没有写出他那时有“心跳加快、手心出汗、颜面发红”等表现，没有“激情涌荡”，这时候连“钟情”都算不上；他们这初次的性行为，类似于儿童或少年之间一次“淘气”的出格游戏，强巴认为这并不代表爱情。贾宝玉初见林黛玉，“细看形容”，见到她那“与众各别”的美丽娇柔，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我看着面善，心里就算是旧相识”，并且根据黛玉之名马上给她取字“颦颦”；这倒还有点儿“一见钟情”的味道。不过这仍然还不是爱情；由于当时双方年纪都还小，心中的“爱之图”都还朦胧模糊，还没有能够具体、定型。因此，心理上都还没有产生爱情欲求。贾宝玉心理上的爱情欲求产生于什么时候呢？第二十三回写贾宝玉搬进大观园居住以后，“谁想静中生烦恼，忽一日不自在起来，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出来进去只是闷闷的。园中那些人多半是女孩儿，正在混沌世界，天真烂漫之时，坐卧不避，嬉笑无心，那里知宝玉此时的心事。那宝玉心内不自在，便懒在园内，只在外头鬼混，却又痴痴的”；我以为这表现的就是贾宝玉青春发动，心理上开始产生爱情欲求。若单纯是生理上的性欲求，他已经和袭人做过，袭人天天侍候在侧，“温柔和顺”，他要满足很容易，又怎么会“只是闷闷的”不自在呢。生在中国封建社会，作为贵族公子，他已经知道，袭人这一类“丫鬟婢女”，他若喜爱，传统上是只能作为侍妾即小老婆的。那么，他的“匹配”、他的正妻，在何方呢，是个什么模样儿呢？虽然他的婚姻大事按照封建礼教必须取决于“父母之命”，但是，他的独立意识、他的青春冲动，都促使他去考虑、探索、寻寻觅觅。茗烟“到书坊内，把那古今小说”、“传奇角本买了许多来，引宝玉看”，宝玉“一看见了便如得了珍宝”，“把那文理细密的拣了几套进去，放在床顶上，无人时自己密看”；于是，金圣叹评点的《西厢记》（王实甫《西厢记》共五本二十出，金圣叹评点谓第五本之四出“不知谁所续写”，只推赞前四本之十六出；书中写林黛玉从宝玉手中“接书来瞧，从头看去越看越爱看，不到一顿饭工夫，将十六出俱已看完”，因而可知他们读的是金评本），汤显祖创作的《牡丹亭》，成为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指南。第二十九回有一段话很值得研究：“原来那宝玉自幼生成有一种下流痴病，况从幼时和黛玉耳鬓厮磨，心情相对；及如今稍明时事，又看了那些邪书僻传，凡远亲近友之家所见的那些闺英闺秀，皆未有稍及林黛玉者，所以早存了一段心事，只不好说出来，故每每或喜或怒，变尽法子暗中试探”林黛玉。这一段话，强巴以为至少包含下面几层意思：一、贾宝玉自幼生成情痴、“意淫”，为什么说这是“下流痴病”呢？盖传统意识形态，都认为，男子汉应该投身社会、建功立业；若只管混在女孩儿堆中温存体贴，“在闺阁中固可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世俗认作“下流痴病”，而贾宝玉仍然坚持如此，只管将心思精力都用于探索和追求爱情，所以他确实是情痴情种。二、这里“邪书僻传”是指《西厢记》、《牡丹亭》等爱情宝典，故意采用了封建礼教“卫道士”对它们的贬称；说是阅读这些爱情经典进一步启发了贾宝玉对爱情的追求。三、寻求的结果，贾宝玉认为自己所见众多闺中英秀，仍推林黛玉为群芳之冠；况且和林黛玉自幼相伴成长、亲密有加，感到两人性情投合；于是心中暗将林黛玉当作自己的婚姻“匹配”，决心要娶她为妻，这就是他的“早存了一段心事”。四、有心事却“只不好说出来”，是指他心中仍存顾虑：一方面自己还是少年，怎么好意思就公然谈婚论娶；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也就是贾宝玉爱情观念进步、高尚的地方之一，他希望征求林黛玉的意见，要弄清林黛玉是不是也爱他，但是自小受礼教约束，又考虑黛玉极自尊、“面儿薄”，不能当面明确提出来。五、“变尽法子暗中试探”，就是指他（自以为是）“巧妙”地征求意见；既指他对林黛玉几次引用《西厢记》，“妙词通戏语”；也指第二十八、二十九回所写他对黛玉的几次真情表白。至于“及如今稍明时事”一句，含义复杂，请容强巴在下面分析“梦兆绛芸轩”一节再作臆谈。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他们受到《西厢记》、《牡丹亭》启发、指引，但是他们的爱情又超越了那种才子佳人“一见钟情”的模式；他们之间的爱情是超越时代的真正的爱情，即使放在当今社会也具有先进性。真正的爱情必须建立在互相了解的基础上。人各有性格脾气，要互相了解就免不了冲突、碰撞。第五回写宝玉“因与黛玉同随贾母一处坐卧，故略比别个姊妹熟惯些。既熟惯，则更觉亲密；既亲密，则不免一时有求全之毁、不虞之隙。这日不知为何，他二人言语有些不合起来，黛玉又气的独在房中垂泪；宝玉又自悔言语冒撞，前去俯就，那黛玉方渐渐的回转来”；这就很好地表现了他们二人相伴成长的过程。互相了解，由亲密接触而看到对方的缺点或与自己不同的观点、脾气、兴趣、习惯，等等，喜爱对方而希望能与自己“同一”，就不免“求全责备”，于是龃龉、争吵、甚至怄气；要继续交往，要做好朋友，就必须检点自己、宽容对方；怄气的时候必须有一方主动和解、“作小服低”。深入交往下去，发现对方在思想观念等大的方面和自己一致或者相容，其他方面也都相容、互补，或者自己能够宽容；这样的情况，若在同性之间，就能成为“知己”，甚至成为“生死之交”的朋友；若在异性之间，尤其在男未婚女未嫁之时，就能发展成真正的爱情。这样发展而成的爱情，即使在现代社会，也属于优秀的、美好的、高级的。《红楼梦》所描写的贾宝玉和林黛玉之间，口角怄气、探望赔情，“或喜或怒”、多方“试探”；很好地表现了他们二人互相了解、发现双方“心情相对”即性情投合、直到发展成美好爱情的这一整个过程。第三十二回，史湘云劝宝玉“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宝玉就赶她离开，并称赏林黛玉从来不说这样的“混账话”；在思想观念上的志同道合，这是宝玉坚持只选择黛玉为妻的关键。接下来“诉肺腑心迷活宝玉”，宝、黛二人我给你拭泪，你给我拭汗；研讲“放心”这句话，“林黛玉听了这话，如轰雷掣电，细细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觉恳切，竟有万句言语，满心要说，只是半个字也不能吐，却怔怔的望着他。此时宝玉心中也有万句言语，不知从哪一句上说起，却也怔怔的望着黛玉”；这就形成了宝、黛爱情的高潮。宝玉黛玉相爱――― 但是还有个薛宝钗。她“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谓黛玉所不及。而且宝钗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应该是当时社会的淑女典型。宝玉也曾爱慕宝钗的容貌美丽（第二十八回）；第三十四回写宝玉挨贾政暴打后宝钗来探望慰问，宝玉听她说得“如此亲切稠密，大有深意，忽见她又咽住不往下说，红了脸，低下头只管弄衣带，那一种娇羞怯怯，非可形容得出者，不觉心中大畅”，这时的宝玉对宝钗不能说没有爱的感情。那么，第三十六回“梦兆绛芸轩”，宝玉在梦中喊骂说“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为什么贾宝玉要坚决摈弃和薛宝钗的金玉姻缘，坚持成就和林黛玉的木石姻缘呢？《红楼梦》开篇第一回说了个“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神瑛侍者和绛珠仙草的故事，隐喻宝玉和黛玉有“木石前盟”；这当然是神话。强巴认为宝玉之所以选择黛玉，除了有“从幼时和黛玉耳鬓厮磨，心情相对”的基础，至少还有以下两大重要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宝钗可敬可畏而黛玉可爱可亲。“宝姐姐”比τ衲瓿ぃ矣?amp;ldquo;品格端方”，常常教导、批评宝玉；如第八回教他不要吃冷酒，第十八回讥评他作诗忘了“绿蜡”典故，第二十二回听戏曲演唱时批评他“不知戏”，等等。这样，在和宝钗的交校 τ褡苁歉械阶约翰缓谩⒂字桑髁⒉黄鹱宰鸷湍凶雍浩拧6?amp;ldquo;林妹妹”呢，她娇弱多病，宝玉经常去探望、呵护，甚至为她编讲小耗子“香芋”童话；她“孤高自许，目无下尘”，对人讲话时常尖酸刻薄，这既符合宝玉表面自嘲“须眉浊物”其实内心孤傲（如批评“国贼禄鬼”、讨厌贾雨村一类“俗物”等等）的性格，又给宝玉规劝、帮助她提供了机会。自从父系氏族社会确立以来，几千年男权统治；男女之间的爱情婚姻，多数是男子主动，作养、疼爱、呵护自己的爱人、妻子，显示自己“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而那些妻子成为了“女强人”的家庭，丈夫若各方面都被“妻管严”，老是没有机会显示自己的“男子汉”气概，多数就都很容易发生婚变。贾宝玉虽然大力宣言“女清男浊”，重女轻男，心中和/或潜意识中仍然具备大丈夫气概。我们只看第三十四回，宝玉见到薛宝钗“红了脸，低下头只管弄衣带，那一种娇羞怯怯”的少女风韵，“不觉心中大畅”，产生爱怜情意；就能够明白这一点。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金玉姻缘代表富贵结合，木石姻缘代表贫贱夫妻；而贾宝玉“及如今稍明时事”，作出了重大选择。贾宝玉渐渐明白了的“时事”，指什么？若按《红楼梦》描写的社会中的“时事”世俗，“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人们纷纷攘攘都在图名求利；人生在世，自是有钱有势好；能够娶薛宝钗这样美貌而又出身富裕家庭的淑女为妻，既能日对美女“秀色可餐”（参见“薛宝钗羞笼红麝串”回中宝玉的“呆雁”表现），又有她带来的大笔嫁妆维持安乐生活，有什么不好？像强巴这样的“俗物”，若进入《红楼梦》世界，就很可能选择了薛宝钗呢（或者是英豪阔大又很会做“女红”活的史湘云？）。因此，强巴认为这里说的“时事”，不是书中贾宝玉看到的时事，而应该是指作者曹雪芹所遭遇的“时事”。也就是说，曹雪芹创作至此，太上忘情，完全把自己代入贾宝玉，将自己的切身经历和深刻体会直白地写了出来。继承曹雪芹爷爷曹寅担任江宁织造的曹頫被革职抄家后，十三岁的曹雪芹（天佑）随家人一起到了北京，曹頫还被“枷号”追缴欠银，一家人的生活肯定不宽裕；乾隆五年受“弘皙案”政治风浪牵累，曹雪芹（天佑）被免去“现任州同”官职，虽曾多方奔走（“弹食客铗”、“扣富儿门”，见敦诚《四松堂集•寄怀曹雪芹》），却再也没能得到“起复”任用，于是“举家食粥酒常赊”，生活贫苦。面对这样的“时事”，曹雪芹悲愤莫名，只有抛弃“金玉姻缘富贵结合”的幻想，选择定“木石姻缘贫贱夫妻”。我们看薛宝钗，她既出身富有，又曾经教宝玉讲求“仕途经济”、立身扬名（第三十二回）；而宝玉既厌弃当时虚伪腐败的封建“仕途经济”，作者曹雪芹身受和看到抄家、革职之苦，又看到政治风浪一来，连科举进士出身的正直官吏也横遭厄运的“时事”；“富”，既可由被抄家而落败，“贵”，又怎么追求、如何能保持呢？“富贵结合”只是幻想，薛宝钗就被排除在贾宝玉（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作者曹雪芹）的婚姻选择之外。而林黛玉呢，她既从来不说要贾宝玉去追求“仕途经济”这一类“混账话”，就连贾宝玉珍重转赠北静王送的“圣上亲赐”鹡鸰香念珠，她也“掷而不取”，贬斥为“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这就十分符合贾宝玉内心孤傲的思想性格，两人“心情相对”，志同道合。所以贾宝玉十分决绝地（就连睡梦中也要“喊骂”着表示）反抗世俗，选择“木石姻缘”林黛玉，准备着作一对贫贱夫妻。 --------------------------------------------------------------------------------贾宝玉如此选择婚姻配偶，不重门第和家境；他对林黛玉的爱情，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既注重两人之间的“心情相对”，志同道合，又一定要征求对方意见，看对方是否也相爱、钟情于我，确定了以后才明确追求。这样的爱情观，超越了他所处的封建时代，具有超前的先进性；即使放在当今社会，也是优秀的、美好的、高级的。贾宝玉“意淫”。强巴撰文分析过，他“意淫”的对象是美丽的少女们，“意淫”的内容是推重和喜爱、维护美丽少女，对她们“情切切、意绵绵”地用情过度、过甚；他甚至宣言，“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第三十四回）！有人解释“意淫”，说它是“强调精神，蔑视肉体；推崇高尚，反对低俗”；是“把男女之爱寄托在纯情之内，置于一尘不染的神圣地位”。强巴认为这种说法，看似抬高，实际上却把曹雪芹等同于当代写“纯情小说”给初中生们读的作者一类，是贬低了伟大作家曹雪芹。人类的爱情、完美的爱情，应该是精神和肉体的结合。曹雪芹不是清教徒，他反对封建礼教把贞洁理想化，如他原作（己卯本、庚辰本等）中写尤三姐原来“淫荡”后来却能成为“殉情”、“殉理想”的烈女。曹雪芹倾尽全力塑造贾宝玉，贾宝玉“意淫”，是情痴、情种，却绝对是正常男人中的一员。我们看第六回宝玉“遂强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虽然不能说那就是爱情，却可知道他已开始性成熟，是个能够进行正常性行为的正常男人。而第二十八回，应宝玉要求，宝钗要褪下红麝串子给宝玉看，“宝钗生的肌肤丰泽，容易褪不下来。宝玉在旁看着雪白一段酥臂，不觉动了羡慕之心，暗暗想道：‘这个膀子要长在林妹妹身上，或者还得摸一摸，偏生长在她身上。’正是恨没福得摸，忽然想起‘金、玉’一事来，再看看宝钗形容，只见脸若银盆，眼似水杏，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比林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不觉就呆了”。如此地欣赏人体美以至动情，能说是“强调精神，蔑视肉体”吗！虽然羡慕欣赏薛宝钗的美丽，但是贾宝玉仍然选择定林黛玉；这是因为，林妹妹也自有“倾国倾城的貌”（第二十六回写黛玉睡醒，“宝玉见她星眼微饧，香腮带赤，不觉神魂早荡”），更可贵的是精神上和自己志趣相投。所以我说贾宝玉具有精神和肉体相结合的完美爱情观。贾宝玉爱情观如此优秀完美，而他的婚姻观是否同一于他的爱情观，也和现代社会一样，推崇一夫一妻制呢？贾宝玉的爱情、婚姻观在《红楼梦》书中还有另外一条线索。贾宝玉自幼年养成“意淫”，喜爱美丽少女。只要看见美丽少女，他就希望能够亲近。在自己家里除了疼爱贴身的俊美丫鬟袭人、晴雯、麝月等，他还赶着金钏儿、鸳鸯等秀美丫鬟，要吃她们嘴上的胭脂。给秦可卿送丧途中，遇见乡村少女二丫头，由于“此卿大有意趣”，宝玉竟“恨不得下车跟了她去”。在水月庵见到“模样儿越发出息了”的小尼姑智能儿，就和秦钟抢她端的茶喝。第十九回写宝玉在袭人家里看见“穿红的”少女，回来就对袭人赞叹，希望她能“生在这深堂大院里”，自己可以亲近。按贾宝玉那时的意愿，就是要美丽的少女们都“同看着我，守着我”，到死方休（第十九回）。贾宝玉这种痴心幻想，直到第三十六回他想要调弄小女伶龄官，碰了个软钉子，目睹了龄官和贾蔷之间的“儿女真情”，他才“情悟梨香院”：人生情缘，各有分定，只能“各人得各人眼泪”。贾宝玉是否从此就完全改过了泛爱，而形成了现代一夫一妻制的观念呢？否！他的婚姻观仍然是封建贵族做丈夫的一妻数妾制。你看，他对黛玉作爱情表白，说黛玉死了他“做和尚去”；不久，袭人怄了气说到死，他对袭人也说“你死了我做和尚去”！第七十八回，在看到“（大观）园中之人不久都要散”的情况下，宝玉悲感烦恼，就想“找黛玉去相伴一日，回来还是和袭人厮混，只这两三个人，只怕还是同死同归的”；他要和她们“同死同归”的这第三个人是谁呢？他十分疼爱的贴身丫鬟晴雯刚刚死去，强巴认为他这里指的是黛玉的贴身丫鬟紫鹃。第五十七回“慧紫鹃情词试忙玉”，宝玉急病，紫鹃服侍；经过这一番折腾后，紫鹃在和宝玉交谈中表示自己“离不开”黛玉，宝玉就对紫鹃发誓：“活着，咱们一处活着；不活着，咱们一处化灰化烟”。按照封建制度，贾宝玉若和黛玉结了婚，不但袭人，就连紫鹃也同服侍凤姐的平儿一样，成了“通房大丫头”，可以和男主人有性关系，再升格就成为妾亦即小老婆。由贾宝玉这个和“这两三个人……同死同归”的打算，我们可以看出贾宝玉爱情婚姻观中仍然残余着这种“妻妾成群”的封建腐朽观念。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现实主义地描写塑造人物，倾尽全力创造出贾宝玉这个封建家族的“浪子”，封建社会的“奇人”；我们今天来看贾宝玉，他当然是正面形象，优秀的艺术典型。阅读《红楼梦》，我们可以学习贾宝玉对待他人的体贴、温情，可以学习宝玉黛玉之间先进的爱情观；但是我们不能忽略，贾宝玉毕竟出身封建贵族家庭，自幼接受封建教育；他即使叛逆封建家庭，反抗封建礼教，仍然不可避免地携带着封建贵族公子哥儿的诸多毛病。我们评价贾宝玉，不可过分抬高，应该客观公正。贾宝玉那种多情泛爱，见到美丽少女就要吃她“嘴上胭脂”的毛病；那种娶了妻还想要几个妾的封建婚姻观念，却应该批判，决不能欣赏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