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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栏”意象的历史渊源“凭栏”也称“凭阑”，在古文中“栏”通“阑”，“栏”是我国古代亭台楼阁上必备的栏杆，同时有装饰和防护作用。“凭栏”便是这字面意思，是说人倚着栏杆、扶着栏杆的动作，诗词人们在古诗词中根据情境押韵的需要也作“倚栏”、“拍栏”、“扶栏”。究其“凭栏”意象的来源，就要追溯到中国古代文人登高抒怀的传统了。早在《诗经》的《国风·周南·卷耳》中，便有了以登高抒怀情感的诗作：“陟彼崔嵬，我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妻子因为思念出征的丈夫，而登高怀远，饮酒慰伤，希望在那高山之处能排遣些许思念，能将自己的呼唤传得更远一些，离远去的丈夫更近一些。随岁月更迭，登高抒怀的文化渐渐延伸为倚栏感叹，这缘于楼台必得修有栏杆，观景楼台一般要建在高处，这样方能登高望远而赏景寄情。人们依楼阁而上，扶栏而望，栏杆给了人一种依靠的感觉，而那栏杆之外的高远之景，使人于苍茫天地间总会忆起前尘往事，也总会遥想未来之期，个中情愫，交织不绝。到了唐宋时代，我国园林建设的发展达到了全盛，亭台楼阁的建设也随之更为普遍成熟，宫宇庭院，山巅旗亭，河边湖畔，亭台可见，栏杆亦可见。同时，在唐诗宋词的文学潮流下，扶栏思远成为了文人们寄怀情志的一种方式，”凭栏“便成为了诗词人们抒怀思远常常喜用的意象。古诗词中凭栏的常见表达分类唐诗宋词里，凭栏而立的诗词人们极目望远，任轻风拂面，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个人际遇下，他们借“凭栏”抒怀着不同的情感意志，以下就常见的几类“凭栏”所抒发的感情色彩，作以分别论述。1、抒怀爱国情怀若说凭栏而表爱国忧国情怀的诗词，最为经典的当数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了，“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虽然这首《满江红》是否真的由岳飞所作尚有争议，但词中所饱含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和为国杀敌之志是令人感佩的。忠骨可鉴日月的将军看到国土又陷敌手，对雨凭阑，悲愤丹心，尽在这凭阑之刻慷慨倾吐。一生力主抗敌的“词中之龙”辛弃疾在福建任安抚使时遭主和派构陷而被落职，在经过南剑州（位于福建省北部）时，登上著名的双溪楼，写下“待燃犀下看，凭栏却怕，风雷怒，鱼龙惨”（《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以辛弃疾当时的境遇，收复中原的理想无从实现，如今临栏远眺，待要点燃犀牛角下水潭去看，凭栏却怕，风雷之怒，鱼龙之凶。此中凭栏而怕的
落花之下的独立人——从宋词中的落花意象浅析宋代文人的命运观【关键词】 落花 命运偶然性 文人的个人际遇 家国忧患意识【内容摘要】宋词中的意象浩如烟海，本文将选取“落花”这一意象，从士大夫阶层、失意文人以及女性词人，三个层面，结合具体作品，和词人写作时的背景和心态，试分析“落花”意象在宋词中的特殊意蕴和内涵，及其中所表达的宋代文人的命运观和家国意识。花在一个春天完成从盛开到凋落的生命周期，提示着四季循环，暗示着时光流逝。落花凋零，飘摇随流水，太多的人看到这样的一幕，都会觉得一种不可自制的悲伤。这是因为，花之迅速凋落，乃是“人之生死、事之成败、物之盛衰”的缩写。叶嘉莹先生在《迦陵论诗从稿》中也曾这样写道：“枝头上憔悴暗淡的花朵，较之被狂风吹落的满地繁红更加使人觉得难堪。后者虽使人对其夭亡深怀惋惜，而前者则使人清清楚楚地认识到生命由盛而衰，由衰而灭的残酷的事实。后者属可避免之偶然的意外，前者则是不可逃避的一切生物之终结的定命。” 看落花的人，由落花生命的逝去，而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就如同飘忽不定的落花一样偶然,毫无定则。从而，产生了一种，命运无常的悲戚心理。落花便由一种单纯的自然事物，转变成为了一种富有丰富的艺术内涵的意象。其实，最早提出这种落花意象中所蕴含的人类命运偶然观的是南朝的范缜。在《南史范缜传》中，这样写道：“竟陵王子良精言佛教，而缜盛称无佛。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贵贫贱？缜答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开藩篱落于粪溷之中。”这段话是他与竟陵王萧子良就关于因果报应说所作的辩论。范缜说，“人生好象落在地上的花朵，有些花朵被风吹落到厅堂里，飘落到席子上，坐垫上，正如你一样出身高门，享受富贵；而有些花瓣被吹到粪坑里，就像我，一生不幸。”这即是说，人的富贵、贫贱，只不过是偶然的遭遇不同罢了。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富贵贫贱完全是自然的偶然现象。它包含了一种不可知论的前提，即人们无法掌握自己命运，只能听其自然安排，个人是无能为力的。综观宋词史，在宋代诗人的词作中，落花意象比比皆是，有约六百多首。写花开的少，写花落的多。因为宋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具有纤巧细致的特点，更容易表现优美、悠闲或忧愁的情绪。故而，落花这种美丽、短暂、动态的意象，以忧伤之美，给词人留下的印象必然更为深刻。飘零的落花中，弥漫着春光不再、青春不再、美人迟暮的感慨与恐惧。缤纷的落花是宋词中伤春主题的核心意象。在词中，落花意象染上更多个人境化、女性化的色彩。同时，又由于作者的地位、身份、所处情境的不同，落花意象中所包含的思想内蕴也不尽相同。但是，我认为，采用落花意象中的词人，通常是借落花来感时伤物的，表达那种生命易逝、命运难料的情怀。在描写落花的时候，大多处于一个抑郁不得志的状态。对“落花”意象的表述，是一个由外在意象对内心世界进行表述的过程。从历史上看，首先，宋代是一个重文抑武，优渥文人的时代。为了适应宋代社会结构的变化，科举成为了入仕的主要途径，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从而形成了读书办学和研究学术的社会风气。学校教育的蓬勃发展，提高了民众的文化素质。明朝徐有贞在《重建文正书院记》中说：“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盛过之。”宋代统治者，鉴于前朝之教训，对文化没有实行专制，使学术思想得以活跃。宋代知识分子吸取了佛、道理论，与儒学相结合，形成了与“汉学”相对立的“理学”，以及对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境遇的探寻。但是，他们可以论政，却仍然是统治者手中的筹码。其次，在经济方面，宋代基本做到了长治久安，商业繁荣。这也使宋代文学的发展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宋朝的发展是一个从北方向南方的迁移过程。北宋前期境内比较安定，但是，在逐渐迁移的过程中，国势渐微，尤其是到了南宋，国力已大不如前。这也造成了南渡之前后词人词作的不同。正是这种得天独厚的文化土壤,才有助于宋代词人心态和价值取向的孕育和形成。而价值取向和处世心态一旦确立和稳固，宋代词人才会在这种价值观念的支配下，随心而动，去实现冶游、饮酒、隐逸、谪居、参禅等多彩的人生体验。我大体上将宋代的知识分子分为三类，将从三个类别分述之。第一类是士大夫阶层。他们多沉浮于宦海，有报国之心，却难以为统治阶级所真正接纳，从而产生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这一类型，在宋代词人中占了较大的比重。以晏殊、欧阳修为例。提起落花词，不得不提晏殊。晏殊以一寒门士子而至于位极人臣，但是，检索晏殊长达五十年的仕宦生涯，其于政治历史却无足以彪炳史册的突出建树。晏殊的性格，中庸之气稍重，不是那种不避风险，敢于斗争的人。经多年宦海风波的历练,他养成了处事圆通的习惯。这种性格，以及他的家世背景，必然导致了他虽身居高位，但却无法很好的施展抱负的状况。落花的意象，可以自然为他表达对个人际遇的无奈和悲哀。在耳熟能详的《浣溪沙》中，他这样写道：“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其中，“ 怜取眼前人”一句，语出自元稹《会真记》中的崔莺莺诗：“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这是宴会上即兴之作。下片首两句虽然仍是念远伤春，但气度较大，从放眼河山到风雨惜别，引出眼前人，并与上片别宴离歌前后呼应。唐圭璋在《唐宋词简释》中，定义此首为伤别之作。起句，叹浮生有限；次句，伤离别可哀；第三句，说出借酒自遣，及时行乐之意。换头，承别离说，嘹亮入云。意亦从李峤“山川满目泪沾衣”句化出。“落花”句就眼前景物，说明怀念之深。末句，用唐诗意，忽作转语，亦极沉痛。通过“落花”这两个富有生命流逝色彩的意象，明确地集中和体现了 “伤逝”之情。而因为春和美好生命的明显关联，对 “伤春”主题的揭示就等于展示了抒情主人公对美好年华的留恋，而时间性作为规定此在之 “在世”的基本性质，就在这种特殊的、在本质上是对生存本身的 “留恋”中被揭示出来。可以设想，假若没有这两个负载着主人公万千情思的生命化意象，此在又如何能从 “生命”自身中直观地感受到生命流逝的痕迹呢？晏殊需要以“落花”中所蕴涵的这种哲学人生观作为化解痛苦的灵药，其中包含着的无理性,不公平,可以,使他聊以平息底里矛盾的声音,得到短暂的心灵超脱。而欧阳修与晏殊又有着很大同。虽欧阳修词作不多，但仍多次出现了“落花”的意象。如《蝶恋花》中：“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里所谓“乱红”即是落花。此词写暮春闺怨，
二月东风吹客袂。苏小门前，杨柳如腰细。蝴蝶识人游冶地，旧曾来处花开未？几夜湖山生梦寐。评泊寻芳，只怕春寒里。今岁清明逢上巳，相思先到溅裙水。【鉴赏】:李商隐作有一诗，“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金蟾啮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想思一寸灰”（《无题》）。这是写他早春时的一段恋情：时令适至惊蛰，帘外东风细雨，耳畔阵阵轻雷，诗人心头的“春情”（艳情）随着大好春光的即将重返而油然萌生；但是他又马上告诫自己：“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今日之相思越是如花一样争发，那么他日的痛苦与忏悔就越象香灰那样积得深厚。这后两句诗实是一种“反说”，从中不难见其热恋之情的炽烈，以及与它所同时交织着的万般痛楚。同李商隐这位唐代著名诗人《无题》诗一样，史达祖的这首《蝶恋花》词，也是写他悄然而来的艳遇。当然，跟李诗相比，这首词缺了一些悲剧性的色彩，而增加了一些浓浓的令人心驰神往的韵味。这首词是首先从作者重返杭州城时的心情落笔，而逐步展开的。“二月东风吹客袂”，是写时值二月而身从客地归来。其中“吹客袂”三字，就生动地描绘了他回转杭城时“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的形象，也暗点了他“近乡情更怯”的兴奋和迷惘的心情。“苏小门前，杨柳如腰细”，迎接他的，正是“苏小门前柳万条，毵毵金线拂平桥”（温庭筠《杨柳枝》）的初春景象。而在“苏小”两字后面，便又悄悄地潜藏着作者内心的一段“艳事”。果然，“柳如腰细”句就象白居易《杨柳枝》“叶含浓露如啼眼，枝袅轻风似舞腰”所写的那样，“呼之欲出”地隐嵌着一个“倩影”——当然她并没有真正出现而只是存在于作者意念之中，因而这里用了一个“如”字。但词人此来，却又实是“奔”她而来，所以他就循着旧日的路径继续向前走去，企图早早寻觅到她的影踪。你看，虽然时隔好久，但那多情的蝴蝶却还认得昔日我与她一起游玩的地方，它们正翩翩飞入柳陌深处去呢。不过，写到此处，作者的词笔陡然来了个大转变，“旧曾来处花开未”？此句表面是说自己此行来得太早，或许当年共游处的丛花至今未开，因而她尚未践约在此相候；其实也是写他害怕“不见伊人”的担忧心理，不过用一问句更显得婉约缠绵。而事实上，联系下文看，则他此行确实是“扑”了一个“空”，所以又马上折入下阕：“几夜湖山生梦寐”。这从行文用笔上言，是一种“逆提反接”。它首先把时针“反拨”到以前的岁月中去：在没有回来之前，自己的梦境中就曾多少次出现过与她一起作湖山冶游的“镜头”！这里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其中的“生”字。这个“生”字不光是单纯的“产生”、“生成”之意，而且还包含有“创造”、“想象”之意在内。也就是说，多少个夜晚，我都在努力把这次重逢于西子湖畔的聚会，想象得更缠绵、更热烈一些，因而所生的梦境也就越发美好、越发温馨。但以上这些又仅仅是“梦寐”而已，因此下文就反接以“评泊寻芳，只怕春寒里”。眼前所遇，既然只是花未开、人不见的春寒景象，那又何能来“评泊寻芳”（意即谓：在万花丛中评论哪朵花最美，在游女如云的人群中评论哪位倩女最美），又何能来重践“花前月下”的旧约？这里用了一个“只怕”，虽属心理估测之辞，然却又是“实写”，——同上文“花开未”的问句一样，它就使感情的表达更显得委婉有致。词情至此，就暂告一个段落，即由开头归来时的亢奋迫切而结之于扑空后的惆怅，由开头蝶嬉杨柳的欣慰高兴而结之于情人不见的寂寞。前几夜的好梦，归来时风吹衣袂的欢快，蝴蝶领路时的盼望，所有这些就全部都被眼前的“春寒”景象所“冲掉”！但是且慢，就在作者只能“死心”的当口，词笔却又陡转，推出了“绝处逢生”的新境界来：在这无可奈何的现实环境中，词人却还有自己的“法宝”，——于是他那无法压抑的热情，立刻就展开着“想象”的翅膀，更加高涨地飞腾起来：“今岁清明逢上巳，相思先到溅裙水”，这真是妙不可言的佳句！我们知道，清明节本是一个踏青游春的佳日，其时杭城市民“寻芳讨胜，极意纵游，……无日不在春风鼓舞中”（《武林旧事》卷三）；而上巳日又“倾都禊饮踏青”（《梦粱录》卷二）。今年，则清明恰逢上巳，其游冶禊饮之盛况更将空前。所以作者遥想，今日暂未得见的伊人，到时必将出现在“长安水边多丽人”的行列中间（到时就必能重践旧日的盟约）。所以，尽管现在还是新春二月，但自己的心思早已飞到了她那令他神魂颠倒的石榴裙边去了！拿一句成语来讲，这一种想象真有点儿“匪夷所思”。它的奇特表现在下列两方面：第一，它不直接去写“三月三日天气新”的西湖春景，也不直接描绘“绣罗衣裳照暮春”的丽人倩影（以上两句为杜甫《丽人行》诗句），而是用了一个“溅裙水”的意象把这两者概括在一起写，这就显得既“经济”，又“香艳”（请想象一下：一群丽人佳娘正在湖滨掬水嬉戏，溅得绣裙上水痕点点，这是一幅多么优美艳丽的“仕女嬉水图”），确是作者的一个“发明”。第二，它说自己此刻的相思情意“先到”了溅裙的水边（也即溅上了水痕的石榴裙下），这就既写出了自己感情之真挚深长，又显得十分的缠绵和优雅。读着这一句，人们一下子从眼前的料峭春寒中跳到了那个春光骀荡的季节里去，同作者一样获得了心理上温暖而美好的快感。这种写法，利用了“时间差”，利用了“想象力”，使读者坠入了一种无限温馨而又迷离的境界中去；从词的结构来看，也大有“峰回路转”、“余味无穷”的妙处。所以从其“情”来讲，全词确是一往情深；从其“文”来讲，又显得相当的“瑰奇”、“警迈”（张镃《梅溪词序》）。史达祖的这首《蝶恋花》与李商隐的《无题诗》相比，《蝶恋花》构思精巧，有神来之笔，最明显的证据是李商隐仅仅感觉到“春心莫共花争发”，而史达祖却进一步在文中说到了“春心先于花争发”。您正浏览的文章《史达祖——《蝶恋花》》由第一范文网（）整理,访问地址为：
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 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 原因如下: ① 两宋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 ② 市民阶层的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 ③ 两宋社会矛盾尖锐，文学家用词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 先讲宋词的成就。词源于唐代的曲子词，句子有长有短，和乐曲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歌唱。由于宋代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数量不断增加，能够歌唱的词比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更适应市井娱乐生活的需要，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很尖锐，句子长短不齐的词也更便于抒发人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因此便逐渐兴盛起来，取代诗而成为文学的主流。课文按北宋前期、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四个阶段，分别介绍了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与陆游的词作风格及其成就。柳永是北宋词坛婉约派的重要代表。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作品多表现城市的繁华和男女的悲欢离合之情，尤长于抒写羁旅的孤寂与乡愁。他的词作，多采用俚俗口语，通俗生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因而流传很广。他的词作，还大量融入铺叙的成分，不仅扩大词的境界，也为元曲的发展开启了门径。苏轼是北宋中后期豪放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他的词作题材十分广泛，大大拓展了词的内容，并以豪迈奔放的感情，为词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两宋之交的李清照，是杰出的婉约派女词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善于用白描手法、浅白词句，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南宋的辛弃疾和诗人陆游，主张积极抗金，作品都以豪放为主，深刻地表达了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苏轼和辛弃疾是宋代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词作家，教材还在“历史纵横”小栏目和图注中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必须指出的是，宋代的豪放派作家，作品以豪放为主，但也写出一些非常动人的婉约词，并非只是一味地豪放。 词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亦称宋词、曲子词、诗余、长短句。始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在宋代达到其顶峰。一开始伴曲而唱，所以写词又称作填词、倚声。后来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诗歌艺术。 词牌，也称为词格，是填词用的曲调名。词最初是伴曲而唱的，曲子都有一定的旋律、节奏。这些旋律、节奏的总和就是词调。词与调之间，或按词制调，或依调填词，曲调即称为词牌，其通常根据词的内容而定。宋后，词经过不断的发展产生变化，主要是根据曲调来填词，词牌与词的内容并不相关。当词完全脱离曲之后，词牌便仅作为文字、音韵结构的一种定式。 按长短规模分，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按音乐性质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 、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 按拍节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 按创作风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约派和豪放派 一、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唐诗宋词”一语，宋词与唐诗并称，不唯标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之义，而且也说明，宋词是庶几可与唐诗媲美的一大诗体。宋季承唐，然而如鲁迅先生所言，好诗差不多已被唐人作完了。所以，到了宋代，宋人在诗歌创作方面，要不落唐人的窠臼，确乎很难。但是，唐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宋人也并不有白白浪费，而是将它们更多更灵活运用在“词”这一诗歌体式上，使词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 我们在论宋词与唐诗的关系时，往往更多的注意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差别的确是主要的也是重要的，在本书的宋词部分，笔者也主要着眼于宋词最主要的艺术特征（当然也是与唐诗的不同之处）来展开论述。但在此绪论中，就像我们在论述唐诗的艺术特性前必须先说明唐诗对前代的继承关系一样，我们也必须先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宋词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如果不是建立在唐诗如此卓越的成就和如此纯熟的技巧之上，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从后来挖掘出来的敦煌曲子词来看，词在进入文之手以前，除了它的句式长短参差不齐外，与此前的民间歌谣并没有什么两样，一样的主要是采用那种简单、质朴、直率的表现方法。到中晚唐文人开始实验填词以后，就像一切民间文学向文人的文学的转变一样，词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渐渐地带有了文人的因而也是更艺术化的色彩（当然，也会有负面影响，例如少了质朴和直率，但这比竟是次要的）。最早实验词的创作的白居易、刘禹锡，尤其是后来大量进行词的创作的温庭筠、韦庄等，他们本就是唐的重要诗人，他们的加入，必然地会把他们在诗歌创作中的种种技巧，带到词的创作中来。另外，五代、宋的词作者，也几乎都是诗人，他们一面作诗、一面填词，唐诗的各种技巧自然就会融汇、渗入到词的创作中去，使词的创作更加精美。实际上，我们只要对宋词的艺术稍稍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宋词在意象、写景抒情手法的运用方面，在词的境界营造方面，甚至在语言的锤炼、借代、典故等手法的运用方面，与唐诗都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倒如下面秦观的名词《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铲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 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 春风十里柔情,怎奈何、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 蒙蒙细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相对于诗，这是一首地道的词，它的情韵、它的色泽、它的意境，都是地道的词味儿的。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一品味，却发现它在很多方面，与唐诗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首句的“倚危亭”，看似是诗人的独创，但实际上，登高抒怀、寄愁正是唐诗人常用的写法，此类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例如杜甫的“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杜牧的“楼倚霜树外，镜天玩一毫”（《长安望秋》）、李商隐的“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州”（《安定城楼》）、许浑的“一上高楼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州”（咸阳城东楼）；甚至是“危”字的用法，也找得出唐诗的渊源，如杜甫的“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李商隐的 “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赠刘司户贲》）至于接下来的以“芳草”比喻“恨”，以“萋萋”形容“芳草”，那更是唐诗中常见的意象和写法；甚到 “铲尽还生”一语，也并非完全没有借鉴，例如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孟浩然的“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下面的“柳外”、“青骢”也一样，单纯的“柳”的意象就不用说了，就是以“柳外青骢”来暗示恋情、离别的写法，也不是完全无所本的，如李商隐的《无题》中就有“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储光羲的《钓鱼弯》中就有“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虽然它们之间有较大的区别，但也不能说它们完全没有联系。至于“青骢”代车马、“红袂”代女性的写法，也是唐诗中庞大的借代体系中所有的。至于下片中“夜月、春风、飞花、细雨、黄鹂”的意象，以及用大量的类似意象来渲染愁绪的写法，以及它所创造的迷朦的意境，与唐诗都有着直接的借鉴关系。例如下面韦应物的《寒食寄京师诸弟》：“雨中禁火空斋冷，江上流莺独坐听。把酒着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也运用了大量的这类意象来渲染愁绪，其意境也有些相似。就是“娉婷、一帘、十里柔情”这些词语及其组合，应该说与唐诗也是有关系的，如杜牧的《赠别二首》（其一）中，几乎就包含了所有这些意象和句式，其诗如下：“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笔者选择秦观这片词来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并不是它与唐诗有特别多的雷同处、借鉴得特别多，这实在是宋词创作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并不足怪，下如唐诗是在前代巨大遗产的基础上创新、 发展一样，宋词亦是在唐诗丰富的遗产的基地上进行创造的。 论到这种继承性，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宋诗与宋词都继承了唐诗这一遗产，那么，为什么宋诗的成就远在唐诗之下，亦不及宋词呢？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诗与词不同的体式是造成这一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说是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先打一个也许不十分恰当的比喻：唐诗的创作艺术好比是一种专利，宋诗人把这种专利拿来制作同一种东西，尽管他们并非完全没有创造、没有革新、没有增补，但是他们制作的毕竟是诗，是同一种东西，因此，这些东西一上市，就会被人窥见雷同处、摹仿处、剽窃处，被人控告侵犯了唐人的专利。正国为此（当然还会有别的原因），宋诗就希望有一点自己的东西，例如诗的议论化和散文化等，但不幸的是，这些东西新则新矣，但却或多或少地违背了诗的艺术规律。但宋代的词人则不同，虽然他们也继承了唐诗的创作艺术，但是，他们制作的却是另一种东西，是长短句的词，尽管明眼人也能窥见它们之间的某种继承关系，但这却不会被人视为侵犯了专利。有一种也许较为极端的现象可以证明这一点：宋词中也有很多摹仿、点化、甚至照搬唐人的诗句的，这种情总如果出现在宋诗中，是万万逃不掉蠹鱼之讥的。但它出现在宋词里，情况却大不一样，由于词的长短句式的不同框架、不同的韵味，却仿佛给唐人原句注入了新的生命。例如晏几道的《蝶恋花》： 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 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在这首精彩的词中，不要说意象、写景抒情、比喻等技巧的运用上继承了唐诗的艺术技巧，就是在字面上也有几处与唐人的诗句有些关系的，最末两句，几乎就是杜牧的成句。杜牧《赠别》诗：“多情却总似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若单以个别的句子来对照，晏几道是万万逃脱不掉书袋之名的。但若从词的整体来衡量，杜牧的这两句诗被稍加变化，放在一首结构、韵味全新的词中，却并不给人以多少摹仿、陈旧之感。如果借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现象，就一点也不奇怪：词对于诗而言，是一个不同的系统，即使同样的诗句进入词中，它也会获得新的系统质。对于这种现象，前人实际也有所认识，例如明王世贞说：“‘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隋阳帝诗也。‘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少游词也。语虽蹈袭，然入词尤是当家。”又如清胡薇元也说：“晏元献《珠玉词》集中《浣溪沙?春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本公七言律中腹联，一入词即成妙句，在诗中即不为工。此诗词之别，学者须于此参之，则他词亦可由此会悟矣。”为什么“语虽蹈袭”的句子，“然入词家尤是当家”呢？为什么“在诗中即不为工”，“一入词即成妙句”呢？这便是因为词是一不同于诗的新的系统，同样的诗句一进入词，就获得了新的系统质。至于更巧妙无痕迹的化用，那更可以视为一种全新的创造。如此词中的“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可以说是化用了白居易的《花非花》中的“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秋云无觅处”。但晏词化用后，不仅更凝炼，更由于句式的变化，使它比原诗获得了更深长的韵味。这种现象在宋词中很多，可以说举不胜举。 当然，我们说宋词继承了唐诗的遗产，也并不是说宋词就没有自己的创造。前面我们说宋词继承唐诗的创作艺术生产了一种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之“新”，当然就是唐诗中所没有的。它最大的新，就是它长短交错、变化多端的句式，这种句式，打破了唐诗（也打破中国古诗）齐言的传统，为更自由、委婉、更有韵味的抒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它的“言长”的艺术特性，就主要是由其句式、韵律及其所带来的其他艺术技巧所造成的。其次，它之“新”还表现在它的“诗余”功能上、它的“诗余”题材的选择上。这种新的功能与新的题材选择，与它特定的体式、句式相结合，又带来了宋词一系列新的东西，例如它委婉、倾诉式的抒情韵味、细腻而多层折的描写、对内心生活更细腻而深入的把握、装饰设色的艺术、轻丽婉约的风格等。这种种之新，就造成了宋词与唐诗很不相同的面目。对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王国维有一段虽然简约而不失精当的论述，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这段评述，可以说包含了笔者以上所言宋词之“新”，包括了它的体制、它的功能、它的题材特点等。在本书中我们探讨宋词的艺术，主要就抓住这些新的方面来进行研究。当然，对于它对唐诗艺术的继承，我们也会给予适当的关注。 （二）、宋词的艺术成就十分突出：首先，宋词不同于一般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善于将抒情与写景完美结合。在唐五代小令的基础上，宋代演为许多中调和长调，在曲折动宕、开阖变化中，使情景紧密交融，其细致、具体、微妙处，有的甚至胜过唐诗。其次，宋词又长于比兴，多以微妙而又细致的比兴手法，藉景物表达内心复杂而隐幽的感情，常以香草美人的传统来寄托政治上的感慨，感人至深。再次，宋词形成了众多的艺术风格。宋词虽沿袭着唐五代的传统以抒发感情、性灵为主，形成“诗庄词媚”的分野，以婉约为宗，但后来由于时代生活的变化，题材的扩大，艺术个性得到重视，艺术手法渐趋多样，所以使宋词风格在婉约和豪放之外，兼有真率明朗、高旷清雄、典雅精工、骚雅清劲、密丽险涩等多种风格。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众多伟大、杰出的诗人把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高峰。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三千七百多人，可见存世唐诗五万四千余首。这不过是唐诗的一部分，但我们从中已经可以大略窥见当时诗歌繁荣的面貌。 唐代初期，诗歌创作仍受南朝诗风的影响，题材较为狭窄，追求华丽词藻。待到被称为“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出现，才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从台阁走向关山和塞漠，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和开阔的襟怀。他们无论写边塞，还是写行旅、送别，都有着这样的情思风貌。在诗的体式上，这时完成了五七言律体的定型。律诗属于近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诗而言的。古体分四、五、七言和杂言，平仄没有限制，也不求对偶。近体诗平仄和押韵有一定的体式，也要求对偶。律体的定型，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它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主要体式。 在初唐的后期，出现了两位重要诗人：陈子昂和张若虚。陈子昂主张诗应该有所寄托。他的38首《感遇》诗，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但他写得最好的诗是那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抒写不遇的悲怆，但其中蕴含的是自信和抱负，情怀壮伟，有一种得风气之先而不被理解的伟大孤独感。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月夜春江明丽纯美的境界，融入浓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转的音调，无穷的韵味，创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陈子昂和张若虚艺术上的成熟，透露出盛唐诗歌行将到来的信息。 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高峰。此时诗坛群星辉映。王维和孟浩然善于表现山水田园的美，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王维的山水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把人引向秀丽明净的境界，那境界里洋溢着蓬勃生机。《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雨后的松林间月色斑驳，流泉琮 。浣纱女踏着月色从竹林间喧闹着归来；渔人正分开荷叶摇舟远去。山村之夜，如诗如画。他还有一些诗，宁静中带几分禅意。在唐代的重要诗人中，他是受佛教思想影响最为明显的一位。但他不是一位完全遁世的诗人，有些诗写得慷慨激昂，有的诗表现出浓烈的人间情思。那首《送元二使安西》，由于写出了人们深情惜别时的普遍感受，后来被编入乐府，成为离筵上反复吟唱的歌曲《阳关三叠》。孟浩然善于用最省净的笔墨，写山水田园的秀美。《过故人庄》写做客田家的喜悦，恬静的农舍，真挚的友情，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春晓》写春日那种明媚静美舒畅的感受。那首《宿建德江》，只用20个字，便写出了无尽的情思韵味：“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暮烟笼罩中的一抹树林，一轮水中月影。在这朦胧而明净、深远而静谧的境界中，弥漫着一缕淡淡的乡愁。孟浩然的许多诗，都这样以极俭省的文字，表现多重境界和情思。这时和王维、孟浩然的诗歌风格相近的还有常建、储光曦等人。 盛唐有一些诗人，善于写边塞生活，如王昌龄、高适、岑参、祖咏等。他们大都到过边塞，领略过边塞的壮丽景色，向往边塞立功。在他们的诗中，祖国山河的壮美与保家卫国的豪迈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王昌龄写了二十几首边塞诗，最有名的是《出塞》《从军行》。他的边塞诗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清刚的风格。其他题材的诗他也写得很好，七言绝句有极高的艺术成就。高适的诗风趋于雄壮慷慨：“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豪侠气质。边塞诗人的代表，还有岑参。他写边塞风物的雄奇瑰丽，写军人的豪雄奔放。荒漠与艰苦，在他笔下都成了充满豪情的壮丽图画。 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盛唐诗歌高度艺术成就的，是伟大诗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迈、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诗人。他的诗充分表现了盛唐社会士人的自信与抱负，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他的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极大地丰富了古体诗的表现技巧，把乐府诗的写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绝句和王昌龄的七言绝句一起被后世推为唐人七绝的代表作。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爆发式的抒情、变幻莫测的想像和明丽的意象。他把乐府和歌行写得有如行云流水，感情喷涌而出时，便如黄河之水，奔腾千里，一泻而下。他生于盛唐，感受着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晚年又亲眼看到唐代社会的衰败，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巨大反差。他的诗里既有建立不世功业在指顾之间的信心，又常常有愤慨不平和对于朝廷黑暗的抨击。他曾经奉诏入京，供奉翰林，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他以为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得意扬扬。不久被权臣毁谤，被逐出朝廷，他才明白朝政其实已经腐败不堪。他说自己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才华而不得重用；而痛斥那些庸才却春风得意，“骅骝拳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直骂那些奸佞之徒“董龙更是何鸡狗!”即使处在失意的境况中，他也不忘报国。安史乱起之后，他前后两次从军就是证明。他的诗想像瑰奇，常常想人所想不到处。前人评他的诗，说是“发想无端”，《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都是例子。在想像之中，又常常带着夸张的成分，写愁生白发，说是“白发三千丈”；写庐山的五老峰，说是：“青天削出金芙蓉”；写黄河，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他是一位富于想像的诗人，他的诗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又由于他性格开朗豪放，他的诗意象明丽清新、色彩鲜艳。他纯然是一位天才的诗人。 当时另一位伟大诗人，是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比李白小11岁，两人的深厚友情成为千古传颂的文坛佳话。杜甫的青年时代，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都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致君尧舜”的抱负，而一生却穷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体验到民众的疾苦。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半个中国沦为丘墟。杜甫在战火中流离转徙，写下了《北征》民生疾苦的诗作。战争中许多重大事件、战争带来的破坏、战火中百姓的心态，在杜诗中都有极为生动的反映。唐代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他那样深广地反映安史之乱的历史，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遇，对百姓的苦难深有感触，发为歌吟，家国之痛与个人的悲哀也就融为一体。《春望》《登楼》《登岳阳楼》都是这样的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百感交集，既是身世之感又是家国之悲，已经很难分开了。唐诗到杜甫是一大转变，题材转向写时事、写底层百姓的生活；写法上采用叙事和细节描写，在叙事和细节描写中抒情。为便于写时事，他多用古体，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诗。在他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律诗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他的律诗的成就，主要是拓宽了表现范围，尽力发挥律诗这一体式的表现力，既严格遵守格律规则，又打破格律的束缚。变化莫测而又不离规矩，写得出神入化。像《春望》诗，都是例子。有时为了更完整地表现一个事件或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感想，他采用组诗的形式。用组诗写时事，是杜甫的创造。律诗，尤其是七律，到了杜诗，是高度的成熟了。在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上，杜甫与李白不同，李是感情喷涌而出，杜是反复咏叹；李是想像瑰奇，杜是写实；李是奔放飘逸，杜是沉郁顿挫。一般认为，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杜甫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对于后来者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唐代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多元化，出现了有明确艺术主张的不同流派。韩愈、孟郊和他们周围的一些诗人，在盛唐诗歌那样高的成就面前，另寻新路。他们追求怪奇的美，重主观，常常打破律体约束，以散文句式入诗。在这一派的诗人里，李贺是一位灵心善感、只活了27岁的天才诗人。在他的诗里，充满青春乐趣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以及人生寥落的悲哀，与过早到来的迟暮之感交织在一起。他的诗，想像怪奇而丰富，意象色彩斑斓，而且组合密集。在这个诗派里，他的诗有着特别鲜明的风格特征。这时的另一个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主。他们主张诗应有为而发，应有益于政教之用。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白都写有新题乐府，表示了对于国家的关心、对于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于生民疾苦的同情。白居易的50篇新乐府，有写得好的，如《卖炭翁》等。在艺术表现上，白居易主张要写得通俗易懂，趣味与韩、孟诗派正好相反。白居易既写有大量的讽喻诗，也写了不少闲适诗，而艺术上最成功的，是长篇歌行《长恨歌》和《琵琶行》。中唐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的艺术趣味既不同于韩、孟，也不同于元、白，而有着自己的特点。
提交者： 张旭炎 （提交时间： 2011-12-3 21:31:41）答题内容：宋词中“高楼”意象的文学意味“意象是人脑对事物的空间形象所作的描绘。中国古代哲学家和文论家认为，意象是抽象和不可捉摸的，然而不少古代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意象却是形象具体的。现代心理学认为，意象是人对过去感觉和知觉方面的经验在头脑中的再现，正如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意象是‘想象力重新建造出来的感性形象’。”①在中国古代诗词作品中，许多词家爱用意象来表情达意，诗人词家审美意识通过意象外化。从他们所爱使用的意象中，我们可看出作品的内容、作者的审美情趣、思想情感和艺术风格等等。比如，晏殊作品中的小园香径，秦观词杜鹃声里的斜阳暮，都能显示作品主题、作者情感乃至其人品。虽说意象的捕捉并不都很容易，但是在阅读作品时，用心去体会作品内容，揣摩作者心思，就能很快捕捉到作品中的意象了。在我们的诗歌鉴赏教学中，引导学生注意把握高楼的意象，利于准确、有效把握作者的感情、了解作品的主旨。“高楼”应说是我接触的宋代词人作品中印象深刻的一个意象，在晏殊、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等的词作均有所出现，虽然频率不如“夕阳”、“明月”、“杨柳”等高，但它以独特的个性魅力吸引了我。生活的实际表明，凡是登高望远，尤其是倚楼凭栏，最容易引发离愁别思，易勾起情绪，也最能表达作者的心理情绪。登上高楼，或者临水、或者是悬高，可心旷神怡，但更多的是容易引人生发惆怅和烦恼之感。所以我觉得词人们是爱登高楼，但又怕登高楼。欧阳修在词中就警告：“楼高莫近危楼倚！”（《踏莎行》），苏轼也深有体会地感叹道：“悔上层楼。谩惹起新愁压旧愁。”（《沁园春》），还有，吴文英“莫登临，几树残烟，西北高楼。”(《高阳台》)，张炎“空怀威，有斜阳出，却怕登楼。”（《甘州》）都明确表明了词人对登高楼的态度。由此也进一步表明“高楼”这一意象耐人寻味而又别具魅力的文学意味。下面，我们就试以两、三个词人的具体作品作例，结合作者生平及思想分析“高楼”这一意象所具有的文学意味是如何令今人与作者产生思想上、感情上的共鸣的。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调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这首词是深秋时节伤离怀远之作，生动表现了主人孤守朱户的孤独凄清之感，体现了词人和婉细腻的情思。词的上片即景言怀，下片即由心理刻画转为行为描写，通过“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表现主人公强烈的难以克制的思念之情。大部分学者认为，晏殊作为一个太平宰相，生活非常优越，其作品大多是流连光景和表现自己阑珊意绪之作。但是从这首词，我们可以看出，晏殊虽然生活安定丰裕，生活态度闲雅容雍，但是在独自登上高楼后，仍不免追思过去，思念故人，感发愁怀，皆因高楼独立，突显当时孤身一人的境况，而顿生愁思。晏殊一生三次贬官罢职，第三次罢官直至逝世，但是他坚强朴直，如下片中“望尽天涯路”的广远境界一样，具有旷达胸怀，使得这首带有感伤的词中又隐隐透出几许哲理。如果说晏殊的“高楼”只是透出淡淡的感伤，那么范仲淹的独倚高楼却带来浓浓的秋之寂寥。我们来看范仲淹的《苏幕遮》：苏幕遮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香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作为北宋中期著名的政治家，范仲淹忠直敢言，胸怀豪迈，因而所作词作大多意境开阔，风格爽朗，体现词人广阔胸怀。但就是在这样的开阔之境中，却有作者独倚高楼的黯然身影。从词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念伤感离、羁旅相思之情。在万物寂寥的秋夜里，在冰冷如水的月光下，独自一人，独倚高楼，楼是孤立于此，人也孤伶伶的，两者颇有同“病”相怜之感。而满腹的乡思离愁无人能诉，只能借酒浇愁，却岂料是“借酒浇愁愁更愁”。在这里，“高楼”是游子旅居之地，却也是承载羁旅之人思乡情绪之所。在这两首词中，“高楼”的孤带来了登楼之人离情别绪，而在苏轼的《水调歌头》里，这天上的“高楼”又给作者带来了什么样的情思呢？“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苏轼的以诗为词大大提高了词品，扩大了词境，更表现了他豪迈奔放的个人性格及超逸的人生态度。如此一人，却仍还是有《沁园春》中“悔上层楼”的感叹，即使是登上天上的高楼——琼楼玉宇，却还是“高处不胜寒”。“所谓‘归去’，即旧月宫，也就是离开尘世利害纷争、抛却虚名微利之意。“惟恐”一句，是担心其过于寒寂，决心难下。”这几句解释说明无论多么超凡脱俗，也得面对这个任何宦游者都无法回避的实际问题——如何对待为官与归隐，也说明“琼楼玉宇”所象征的寒寂却正是诗人难下决定的因素之一。高楼楼高，自然寒寂，因而也怕登楼。看来，“高楼”确是宋词中令人难以释怀的意象。对古人来说，登上高楼时所勾起的千般情怀、万般思绪让人“却怕登楼”。而对于今人来说，“高楼”这一意象的解读却为我们提供了更多了解作者、作品的途径。特别是在我们的诗歌鉴赏教学中，引导学生注意把握高楼的意象，那么再去把握作者的感情、了解作品的主旨就容易得多了！引文：①转引自鲍昌主编《文学艺术新术语词典》，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P136
1. 前言在《中国文学史》上，袁行霈已经明确提出，“稼轩词所创造的战争和军事活动的意象，又使词的意象群出现了一次大的转换。”[1]（162）即已经认识到辛弃疾词的军事意象的存在，并且明确提到弃词中含有“刀、枪、剑、戟、弓、箭、戈、甲、铁马、旌旗、将军、奇兵等军事意象”。[1]（162）但是书中并没有深入探究这些军事意象所要表达的含义，只是说到“密集的军事意象群，连续成雄豪壮阔的审美境界，更能体现辛词的个性特色”，那究竟这些意象体现了词人什么个性特色呢？词人大量运用这些意象词语究竟是要表现他一种怎样的思想呢？鉴于这些疑问，本文就对辛弃疾词中的军事意象词语进行一些探讨，希望能了解到其中的含义。2 军事意象的内涵 刘宗朝在《试论辛弃疾词中意象的运用》[2]中也有对辛弃疾词中的军事意象做了分析研究，其文章中提到“辛词中仅‘剑’这一意象就有十八处”，然后列举了其中的一些句子，最后得出“这里的‘剑’是作者壮志难酬的象征”的结论。这种运用统计学的分析方法是科学的，但是但是通过列举了统计出来的句子就直接下结论，未免过于牵强。因此，笔者把统计学的数据分析方法和传统的具体词作内容分析法结合起来，最后才给辛弃疾词中的军事意象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下一个总体的结论。 数据分析 笔者以“唐诗宋词网”下载的《辛弃疾词全集》电子版[3] 作为蓝本，运用计算机统计工具，对一些宋词中描写战争普遍出现的词语做了统计。具体数据是：“剑”字在辛词中出现过4处，“醉里挑灯看剑”，“剑气已横秋”，“想剑指三秦”，“倚天万里须长剑”；
你好，很高兴为你解答：宋词：是古代诗歌发展的一个阶段，从诗歌的角度去理解，从先秦两汉找它的形态，从唐五代论述它的起源，从宋词本身各流派论述它的丰富形态和内容，从明清显示它的衰落，宏观把握它的脉络、特征、从近现代诗词论述它的影响，从文学史上的显著地位演绎出论文的结论。很好写的。望采纳~~~~~~
1. 关于古诗句的研究报告 关于古诗句的研究报告 1. 如何引导学生写好关于古诗词的研究报告 结题报告摘要本课题的研究旨在激发学生学习古典诗词的兴趣，调动学生学习古诗词的积极性，通过诗歌鉴赏理论知识做铺垫，加上教师精练做指导，以及高考前适度专题训练， 提高学生对古典诗词赏析的实践能力。 整个课题研究过程遵循“诗歌鉴赏理论—实践—理论”的规律。通过教给学生鉴赏古典诗歌理论知识，激发学生学习诗歌的兴趣。 通过诵读、实验、练习、创作等方法，适时、适地、适度地教给学生正确的鉴赏方法。通过本课题的研究，加深了学生古典诗歌的积淀，综合提高了学生的文化素养。 同时也促进了课题组参与教师教学观念的更新和教学方式的改变。结题报告一、课题背景及界定（在什么背景下我遇到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的内涵是什么？）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国古典诗词集意境美、情感美、语言美，韵律美于一体，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用心去诵读、去体会。 两千年前，先哲孔子身体力行传播“诗教”。今天，我们同样要重视古诗词教学。 从承载文化遗产这方面而言，古典诗歌有着其他文本所不具有的优势。特别是进入高中新课程改革，高中语文必修和选修课本中都收录了大量优秀的古典诗词，从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到唐诗宋词，无不反映出现代教育对高中生文学作品赏析能力培养的重视。 培养学生的古典诗歌鉴赏能力，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情趣，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潜能，发展个性，丰富精神世界。但目前高中学生对古典诗词的认识仅限于读读背背，满足于名句默写能挣到分，并没有深入理解诗歌的意境内容和情感；目光也仅限于课内诗词，并没有广泛涉猎延伸到课外，阅读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对诗歌的鉴赏仅限于浅层次的感知，懵懂乱猜，没有掌握系统科学的方法。 针对学生学习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急需教师“答疑解惑”“授之以渔”，对学生进行古典诗词赏析方法的指导。由于古诗词作为古代的一种文学存在，包含有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历史知识，作为最精粹的汉语言文学，又包蕴有丰富的情感和表达手段，因此，学会赏析古典诗词有一定的难度，对于普通高中的学生来说，更是如此。 对于教师来说，也时常会遇到费时费力地教，学生能力却难以提高的窘境。大多数教师面对古典诗词的教学，都会产生许多困惑，有自身文学素养的欠缺，有欣赏方法的概念模糊及具体应用的困难，也有对基础薄弱学生的教之乏术。 学术界也缺少对中学生赏析古诗词方法的具体指导，所以，在中学教学实际当中，确实有必要进行中学生古诗词赏析方法研究。本课题尝试通过教学实践和探究解决高中学生古诗词赏析方法的指导（如通过朗读、背诵、默写、赏析、解题等学习方法），致力于学生诗歌鉴赏能力的提高。 二、理论依据及意义研究的理论、实践、政策依据。《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要求高中学生“背诵一定数量的我国古代诗文名篇，学习中国古典诗词格律的基础知识，了解相关的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丰富文化积累，为形成传统文化的底蕴打下扎实基础。” 新课标在“课程目标”的“必修课程”部分中指出：能感受形象，品位语言，领悟作品的丰富内涵，体会其艺术表现力，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和思考。 《高考考纲》规定古诗词默写和欣赏是必考内容。 近几年高考对古代诗歌考查的要求是：（1）鉴赏其形象、语言和表达技巧；（2）评价其思想内容和作者的观点态度。人教版高中语文选修教材《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为本课题提供了直接的赏析方法理论指导，如“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如“置身诗境，缘景明情”，如“因声求气，吟咏诗韵”等，可以作为我们教学研究中的参考。 我校的常规活动“晨读暮诵”，为同学们朗读背诵古诗词提供了时间保障。学校每年都会有“中华经典颂”诗歌诵读比赛，为学生展示古诗词朗诵才华提供了舞台。 进行这一课题研究，1.有助于帮助指导高中学生进行古诗词赏析，落实课标有关古诗词的学习要求；2.有助于帮助参与研究教师在古诗词教学实践中提高指导能力；3.有助于提高学生高考古诗词部分成绩；4.也有助于总结出普遍而具体的方法供其他教师和同学们作为参考。三、研究的目标、内容、方法、步骤及过程研究目标： 1.让学生在接触、了解、诵读、鉴赏经典古诗文的同时，感受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激发其热爱传统文化的情感。 2.教给学生鉴赏诗歌的理论知识，激发学生诗歌学习兴趣。 3.在实践中探索研究高中学生古诗词赏析学习方法。 4.汲取诗歌中深厚的文化精神养料，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研究内容： 1.更新古诗词教学理念，改变传统教学方法，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 2.激发学生品读诗歌的兴趣。 3.引导学生反复诵读诗歌，增强语感，提升鉴赏能力。 4.注重诗歌鉴赏、答题方法的传授。研究方法、步骤及过程：结合教学实际，课题成员进行了明确的分工。 各个年级身体力行，进行课题的实验与研究。1.开展活动各年级根据各自年级的指定篇目开展古诗词背诵活动，掀起了学习古诗词的热潮，夯实了古诗词的积累，为感悟赏析打下了坚实基础。 2.拓展练习各年级本着课内总结方法，课外提高能力的原则，在课内学习的基上，适当进行了。 2. 怎样才能做好关于诗的研究报告 话说有点偏，希望对LZ你有所帮助噢~ ———— 一、古诗“专题学习”的内容 古诗词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 在中国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无数的文人墨客为我们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流传久远的诗词名篇。为了便于学生积累、体验、感悟，我在小学高段古诗教学中进行了“专题学习”的尝试。 经过多年的实践，构建了古诗“专题学习”的模块。使学生爱读古诗，会读古诗，提高了大多数同学的文学素养，丰富了学生的精神世界。 古诗“专题学习”的模块主要分“人物专题”和“题材专题”两大类。学生通过大量古诗的诵读积累，从古诗题材、风格和表现手法等方面进行同中察异，异中见同的比较、感悟，从而更全面地认识诗作者，更准确把握作品的立意和思想感情倾向，进入作品美的意境，提高对古诗词的欣赏水平和能力。 （一）“人物专题学习” “人物专题学习”主要是让学生了解诗人的生平，积累诗人的各种作品。在大量作品的诵读中体会不同诗人由于生活经历、感情气质、艺术素养等各不相同，因而在创作中表现出各自独特的格调、气派和趣味，也就是诗的风格。 比如李白之诗清新飘逸洒脱，杜甫之诗沉郁顿挫，陶渊明之诗冲淡平和，王维之诗诗中有画，如苏轼、辛弃疾之词豪迈奔放，柳永、李清照之词婉约含蓄。了解诗人的风格，有利于学生体会诗歌的意境，把握诗人在诗中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人物专题学习”以诗人的写作风格为主线，然后进行相同或不同风格的作品对比赏析。即当教材中出现某个诗人的作品时，要引导学生以这个诗人为专题，收集诗人所写的诗歌，并结合教材内容进行拓展对比，整理体现诗人风格的诗句。 在大量诗句的体验中，感受祖国语言文字的丰富性，从而喜爱读古诗。“人物专题学习”可以分同一诗人作品的专题学习和不同诗人作品的专题学习。 1、“同一诗人作品”的专题学习 同一诗人的作品比较欣赏主要是先把某一诗人的作品进行收集罗列，然后可以根据风格的相同和不同，主题的相同等，设计几个专题进行专题性学习。 （1）同一诗人相同风格古诗专题学习。 如教学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时，课前，让学生收集、诵读有关李白写的诗歌，对李白诗歌的风格有初步感受。课中，主要展开对比欣赏，合作交流充分感受诗人的独特的诗风。 教学时可以预设如下提示： ● 自由读诗，借助注释、发挥想象，向同学、老师说说诗歌展示了怎样一幅画面。 ● 感情诵读，结合诗风，合作探讨，向同学、老师谈谈你体会到的诗人要表达的情感。 ● 拓展朗读，渗透积累，对比欣赏，和同学、老师聊聊有关反映诗人风格的诗句。 《望庐山瀑布》是李白山水诗中的代表作。 诗人用丰富的想象，热情奔放的语言，展现了庐山瀑布的壮观雄美。特别是“飞流直下三千尺”极力夸张写山的高。 这种雄奇豪放的诗风，经过专题学习，学生发现下列诗句中也有充分体现： ▲ “白发三千丈……，” 《秋浦歌》 ▲ “天门中断楚江开……” 《望天门山》 ▲ “桃红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赠汪伦》 当学生在大量地阅读、对比分析李白的作品后，一定会感受到他大气磅礴、飘逸洒脱的诗风。 （2）同一诗人不同风格古诗专题学习。 主要是结合教材内容，拓展进行不同诗风的作品对比欣赏，如把王维的山水诗和边塞诗作为一个专题学习。王维是唐代有名的山水诗人，他擅长音乐和国画，他在《竹里馆》、《鹿柴》等诗中用白描的手法描绘出了空山深林的幽静（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表达自己对幽静环境的喜爱（“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自然平淡的语言中充分体现了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独特诗风。但他在早年也写过具有激昂、雄浑之气势的诗篇，如《使至塞上》、《少年行》、《从军行》、《燕支行》等。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当学生读着有明显不同风格的诗句时，对古诗的表达形式的丰富性也有了感性的认识。 此外，还可以分同一诗人同一主题（题目）古诗专题学习。如李白的《古朗月行》和《静夜思》都是写月亮这个主题的古诗，组织学生进行对比赏析。 通过感悟不同时期，诗人对月的不同感受：儿童时期对月亮的认识是“白玉盘”、“瑶台镜”，这种幼稚而美好的认识随着岁月的流逝，人生经历的丰富在变化，明月就成了“思念故乡”的代名词。使学生体悟到诗歌就是诗人的心理路程，是诗人的情感流露。 2、“不同诗人作品”的专题学习 不同诗人作品的专题学习主要是把两个或几个诗人的作品进行对比赏析，这是人物风格赏析的主要方法。一般建立在同一人物风格专题学习的基础上。 在具体古诗研读中，深刻感受到诗人的写作风格特色。 （1） 不同诗人相同风格专题学习。 当学生对陆游、苏轼、辛弃疾的写作 风格有一定了解、感悟后可以把他们三人的作品进行一个主题进行教学。如选取陆游的《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苏轼的《念奴娇 赤壁怀古》、辛弃疾的《菩萨蛮 书江西造口壁》等诗。 当学生对比赏析了陆游夸张的描绘（“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苏词磅礴的气势（“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和辛词的壮阔的境界“。 3. 找一篇关于宋词的研究报告 唐诗过后是宋词[时间：2008-10-25|作者：未知|来源：]铺天盖地的流行歌曲整天家的在耳边轰鸣，让你不听也得听。 看着追星族们如痴如醉的样子，不由你不相信这是一个它的时代，看看诗人们失魂落魄的样子，不由你不承认这是一个没有了诗歌的世界，曾经辉煌过的诗歌在这种似乎不怎么高雅的流行歌曲面前，只能低下高贵的头，用一句成语说叫"俯首称臣"。汉堡包三文治填饱肚皮就出发的快节奏生活里， 人们不再有时间细细品味诗里精微幽深的滋味，老话说"诗肠须曲"，可是，含蓄委婉的诗只适于案头清赏，无论如何总比不上满街传唱的流行歌曲，浓浓的味道嗬嗬的喘声沙沙的嗓 音和从丹田直奔喉咙的感情更让人觉得痛快。 诗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真的成了阳春白雪， 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真的沦落到曲高和寡，除了自己圈内人那几声喝彩外，很难享受到"掌声响起来"的惬意，这里用得上一句唐诗，叫"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也用得上一句歌词，叫"昨天的事情已经被人遗忘，挥挥手眼睛只看前方"。 其实，腰缠万贯的中产阶级迈着有力的步伐傲然走进没落贵族的客厅，满腿泥巴的农民兄弟带着胜利的笑容滚一滚地主乡绅的牙床，急匆匆的打工步伐代替慢悠悠的田园散步，机器单调乏味的节奏换过鸡鸣桑间狗吠深巷的声响，这是时代的变化，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来的自然就有口味的变化，就象以前过年吃的鸡腿一下子成了平常饭桌上的家常菜和昔日忆苦思甜才用的窝头眨巴眼成了时髦的健美餐，文化这个玩艺儿很怪，不见得社会进化就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有时候它也会跟你开个玩笑，当你觉得社会不断爬坡向上前进的时候，它却直个劲儿地向下滑行。 于是有人哀叹"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觉得整个文化似乎没救了似的； 有人死抱一定之规，任凭风浪起，我自巍然不动，仿佛要做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准备在首阳山采薇采蕨。我的一个朋友曾用一种头可断血可流的坚定语气对我说，"我绝不听什么邓丽君之类的流行小曲"，尽管他根本不知道现在流行歌曲排行榜上就连什么四大天王都快过气了，还以为是十来年前的邓丽君时代，还有一个朋友则从鼻孔里喷出一缕气来对我说，"这些东西算个什么艺术，不过是通俗小调而已"，虽然他也知道这流行小调已经如水银泻地， 连他的太太和儿子都被迷住，但他依然要恪守他那严正的立场。 我没有这么立场坚定，有时也听听什么《星星点灯》、《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也觉得怪好听的，不过，我也不见得那么入迷，听了几遍也会腻歪，更想不通这种歌曲为什么要灌成那不能洗不易坏贵得厉害的CD唱片，难道这能听个千儿八百遍始终不厌？我并不蔑视这些流行曲词，有时候甚至觉得它比我们现在这种死样活气的诗坛上无病呻吟或故自艰涩的诗作更让人喜欢，不过，我也并不觉得这些流行曲词好到哪儿去，除了少数之外，相当多的词都是花拳绣腿或滥俗套话，根本不值得人把它当口头禅挂在嘴上更不值得把它当红玫瑰缀在 胸前。但是，面对这满世界的流行歌曲，看着老少爷儿们都在那儿哼哼"何不潇洒走一回" ，看着诗歌集子版权页上越来越可怜的印数和诗人们脸上越来越惶惑的神情，我又不免产生一点儿疑惑，是不是"诗"的时代真的要让位给"歌"的时代，就象唐诗过后是宋词？ 《围城》里说方鸿渐到了赵辛楣家，听到无线电正在播放风行一时的流行歌曲《春之恋歌》，"心想该死该死，听这种歌好比看淫书淫画，是智力落后，神经失常的表示，不料赵辛楣失恋了会堕落至此"，其实这就是方鸿渐的偏见了。 文化人没有必要对流行歌曲作出一副高傲的不屑模样，这种不屑常常是对自己文化身份的显示，也常常是当自己文化阶层的标签，划地为牢和固步自封是同义词，流行歌曲唱的人多好象就成了大众快餐，进不得文化人的雅座，可是，对唐诗宋词吟味不已的文化人怎么也不想想，词在当年也是被轻蔑地称作"诗余"——仿佛诗歌上掉下来的土渣儿——的流行歌曲，你尽管可以"连眼珠都不转过去"，但谁敢断言诗坛的明天就不会象宋词继唐诗，元曲继宋词一样？当年柳永那种让满世界人传唱的"酸曲儿"就是如今的流行歌曲，也没有哪一位会把柳永从《全宋词》里剔出去以纯洁文化队伍，那么我们的专家学者为什么就不能屈尊光顾一下满天飞的流行歌曲呢？整日里摇头晃脑吟味不已的"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今宵剩把银釭照， 犹恐相逢在梦中"，翻成白话到底和流行歌曲有多大差别？ 仔细看看最近的流行歌曲，其实文人不必保持那种无谓的骄傲，流行歌曲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只会用甜得发腻的情话缠绕少男少女了，也不再像过去那样"为赋新词强说愁"似地硬拧眼泪了，好象渐渐长大了似的，"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点到天明"，渐渐有了一点思乡愁绪、有了一点人生唱叹、有了一点社会关切、有了一点故旧情怀 。从《爱你爱不够》到了《我想有个家》，从《路边的野花你莫要采》到了《爱一个人是很痛苦的事》，就连谈情说爱的歌词。 4. 古诗句报告 登鹳雀楼 王之涣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注释] 1.鹳雀楼：旧址在山西永济县，楼高三层，前对中条山，下临黄河。 传说常有鹳雀在此停留，故有此名。 2.白日：太阳。 3.依：依傍。这句话是说太阳依傍山峦沉落。 4.穷：尽。 [简析] 这首诗写诗人在登高望远中表现出来的不凡的胸襟抱负，反映了盛唐时期人们昂扬向上的进取精神。 前两句写所见。“白日依山尽”写远景，写山。 作者站在鹳雀楼上向西眺望，只见云海苍茫，山色空蒙。由于云遮雾绕，太阳变白，挨着山峰西沉。 “黄河入海流”写近景，写水。楼下滔滔的黄河奔流入海。 这两句画面壮丽，气势宏大，读后令人振奋。 后两句写所想。 “欲穷千里目”，写诗人一种无止境探求的愿望，还想看得更远，看到目力所能达到的地方，唯一的办法就是要站得更高些，“更上一层楼”。“千里”“一层”，都是虚数，是诗人想象中纵横两方面的空间。 “欲穷”“更上”词语中包含了多少希望，多少憧憬。这两句诗，是千古传诵的名句，它形象地提示了一个哲理：登高，才能望远；望远，必须登高。 这首诗由两联十分工整的对仗句组成。前两句“白日”和“黄河”两个名词相对，“白”与“黄”两个色彩相对，“依”与“入”两个动词相对。 后两句也如此，构成了形式上的完美。 鹳雀楼，旧址在山西永济县，黄河中的一个小岗上，后被洪水冲没。 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鹳雀楼三层，前瞻中条（山名）下瞰大河。”可见冲没是宋以后的事了。 王之涣（688-742），字季凌，晋阳（今山西太原）人，后迁居绛州（今山西绛县）。唐代诗人。 鹳雀楼，又名鹳鹊楼，位于山西省永济市蒲州古城西面的黄河东岸，因为当时有鹳雀栖息其上而得名。它与武昌黄鹤楼、洞庭湖畔岳阳楼、南昌滕王阁齐名，被誉为我国古代四大名楼。 鹳雀楼建于北周（公元557—581年），楼体壮观，结构奇巧，风景秀丽。唐、宋两朝，文人学士登鹳雀楼欣赏美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王之涣的《登鹳雀楼》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堪称千古绝唱，流传于海内外。 千百年来，鹳雀楼一直是供游人登高远望山河，放歌抒发情怀的游览胜地，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象征，激励着炎黄子孙的振兴之志。鹳雀楼经历了唐、宋两朝，可惜被元初（公元1272年）的一场战火烧毁了，后来又由于黄河泛滥，淹没了遗址，使数百年来无数观光的游人只能望河兴叹，空留下无尽的遗憾。 鹳雀楼已于1999年开始重建，2001年落成。 5. 有关古典诗词中的意蕴的研究报告 浅谈古诗词鉴赏中的意象和意境[李支舜] 浅谈古诗词鉴赏中的意象和意境 李支舜 意象和意境是诗家写诗、评论家评诗经常用到的两个术语，也是我们欣赏古诗词时必须要掌握的两个的重点，更是要分辨的两个难点。 比如全国语文高考卷曾考过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一诗：“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诗中“折柳”的寓意是什么？“折柳”在这首诗里就是一个意象，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指曲名，即一支汉乐府古曲《折杨柳》，此曲抒写的是离别行旅之苦。二是指一种习俗，一个场景，一种情绪，古代离别的时候，往往从路边折柳枝相送，杨柳依依正好借以表达恋恋不舍的心情。 折柳几乎就是离别的同义语。在古诗词学习和鉴赏中，类似“折柳”的意象还很多。 下面谈谈有关意象和意境问题。 意象 意象就是（物）象与（情）意的组合。 即诗中的形象，它不仅包含人物形象，也包括诗中所写的景和物，还包含了作者的情思。诗歌意象因物象的不同，有的是景，有的是物；有的是事，有的是人；有的是单一的，有的是多个的。 如苏轼的《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词人的怅惘心境正是由“缺月”、“疏桐”、“幽人”、“孤鸿”、“寒枝”等意象来表达的。王维《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由“竹林”、“孤琴”、“长啸”、“明月”等构成了清幽绝俗的意境。 白居易《忆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江花”、“江水”两个意象就足以说明白居易的快乐生活。 再如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中，通过“杨柳”、“晓风”、“残月”等意象，就能知道所传达出来的是伤别情怀。 意境 意境是诗人的主观情思与客观景物相交融而创造出来的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 诗歌创作离不开意象，意象的选择只是第一步，是诗的基础；组合意象创造出“意与境谐”的诗的艺术境界才是目的。意境与意象在本质上有一定的联系，它们都是主观与客观统一的产物，都是情与物的结合体。 但它们又有区别：从形式上看，意象与词句相关，意境则与全篇对应。 如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这首诗有如下意象：黄鹤楼、烟花、孤帆、长江等。 这些意象组合起来便成了一幅融情于境的画面：诗中没有直抒对友人依依不舍的眷念，而是通过孤帆消失，江水悠悠和久立江边若有所失的诗人形象，表达送别友人的深情挚意。字面上句句写景，实际上句句都在抒情，可谓一切景语皆情语。 再如贺铸《青玉案》中“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这三个意象组成一个整体，艺术地回答了“试问闲愁都几许？”它不是三个意象的简单相加，而是形成了一个感人的艺术境界：闲愁像无边无际的如烟青草，似狂飞乱舞的满城飞絮，若凄清迷茫的黄梅时雨。 一般来说，诗像不像诗，有无诗味，主要看意象；诗美不美，有无意蕴，主要则看意境。由诗味到诗美，实际上就是由意象到意境的挖掘过程。 离开了意象，就无以谈意境。因此，在诗词中，起点是意象，终点却是意境。 常见意象的寓意 古诗中的意象，一般有相对固定的寓意，如“梅”是“孤独”、“寂寞”、“孤芳自赏”、“高洁伟岸”的代名词；“蝉”是“惜时光”、“痛别离”、“苦远游”、“感身世”的同义语。 【花草树木类】花开：希望青春人生的灿烂；花落：凋零失意人生、事业的挫；折菊：隐逸高洁脱俗；梅：傲雪坚强不屈不挠；兰：高洁；牡丹：富贵美好；草：生命力强生生不息； 禾黍：黍离之悲（国家的今盛昔衰）；绿叶：生命力希望活力；黄叶：凋零成熟美人迟暮；松柏：傲岸坚强生命力；竹：气节积极向上；梧桐：凄苦；柳：送别伤感春天的美好 【飞禽走兽类】子规：悲惨凄恻猿；猴：哀伤凄厉鸿；鸽：理想追求；鱼：自由惬意；（孤）雁：孤独思乡消息；鹰：刚劲自由事业的成功；狗、鸡：生活气息田园生活；（瘦）马：奔腾追求漂泊；乌鸦：小人俗客庸夫；沙鸥：飘零伤感 【风霜雨雪类】海：辽阔力量气势；海浪：人生的起伏海；浪的汹涌：人生的凶险江湖的诡谲；江水：时光的流逝；烟雾：情感的朦胧、惨淡；小雨：春景希望生机；暴雨：残酷热情；春风：旷达欢愉希望；东风：春天美好；西风：落寞，惆怅衰败；狂风：作乱；霜：人生易老社会环境恶劣；雪：纯洁美好环境的恶劣；露：人生短促生命易逝；云：游子飘泊；石灰；天阴：压抑愁苦寂寞天晴：欢愉光明 【颜色器物类】白：纯洁无瑕丧事；红：热情奔放青春喜事；绿：希望活力和平；蓝：高雅忧郁；黄：温暖平和；紫：高贵神秘；黑：黑暗绝望庄重神秘；玉：高洁脱俗；珍珠：美丽无瑕；簪缨（冠）：官位名望 【其它类】酒：欢悦得意失意愁苦；英雄：追慕自愧自叹；小人：鄙夷明志自省鞭挞；古迹：怀旧明志昔盛今衰（国家）衰败萧条；破晓：初现希望；深夜：愁思怀旧；乡村：思归厌俗田园风光生。
宋词意象研究是对宋词中所出现的各种意象进行分析和研究，探究其中蕴含的文学价值、审美情趣以及时代背景等方面的意义。这样的研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1. 突显宋词的艺术魅力：宋词意象的研究能够挖掘出宋词中所蕴含的各种意境、意蕴和意思，帮助读者深入理解宋词的艺术魅力，进而提高对宋词的欣赏和喜爱度。2. 探究宋代社会文化背景：通过宋词中所描绘的意象，可以了解当时的社会文化风貌、政治经济状况、人民生活习惯等方面的情况，有助于读者更深刻地认识宋代历史。3. 寻找诗词创作的文学源泉：宋词中的意象往往源于传统文化、自然界和生活实际等方面，研究这些意象能够发现宋词创作的文学源泉，为后来的文学发展提供启示。4. 丰富文化内涵，激发创造力：通过研究宋词意象，可以发现其中所蕴含的深邃哲理和感人情感等抽象内涵，为今天的文学创作提供新的思路和灵感，同时也能够丰富人们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总之，宋词意象研究的意义在于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欣赏宋词，同时也丰富了我们的文化底蕴，激发了文学创作的热情。
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 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 原因如下: ① 两宋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 ② 市民阶层的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 ③ 两宋社会矛盾尖锐，文学家用词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 先讲宋词的成就。词源于唐代的曲子词，句子有长有短，和乐曲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歌唱。由于宋代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数量不断增加，能够歌唱的词比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更适应市井娱乐生活的需要，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很尖锐，句子长短不齐的词也更便于抒发人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因此便逐渐兴盛起来，取代诗而成为文学的主流。课文按北宋前期、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四个阶段，分别介绍了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与陆游的词作风格及其成就。柳永是北宋词坛婉约派的重要代表。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作品多表现城市的繁华和男女的悲欢离合之情，尤长于抒写羁旅的孤寂与乡愁。他的词作，多采用俚俗口语，通俗生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因而流传很广。他的词作，还大量融入铺叙的成分，不仅扩大词的境界，也为元曲的发展开启了门径。苏轼是北宋中后期豪放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他的词作题材十分广泛，大大拓展了词的内容，并以豪迈奔放的感情，为词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两宋之交的李清照，是杰出的婉约派女词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善于用白描手法、浅白词句，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南宋的辛弃疾和诗人陆游，主张积极抗金，作品都以豪放为主，深刻地表达了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苏轼和辛弃疾是宋代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词作家，教材还在“历史纵横”小栏目和图注中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必须指出的是，宋代的豪放派作家，作品以豪放为主，但也写出一些非常动人的婉约词，并非只是一味地豪放。 词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亦称宋词、曲子词、诗余、长短句。始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在宋代达到其顶峰。一开始伴曲而唱，所以写词又称作填词、倚声。后来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诗歌艺术。 词牌，也称为词格，是填词用的曲调名。词最初是伴曲而唱的，曲子都有一定的旋律、节奏。这些旋律、节奏的总和就是词调。词与调之间，或按词制调，或依调填词，曲调即称为词牌，其通常根据词的内容而定。宋后，词经过不断的发展产生变化，主要是根据曲调来填词，词牌与词的内容并不相关。当词完全脱离曲之后，词牌便仅作为文字、音韵结构的一种定式。 按长短规模分，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按音乐性质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 、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 按拍节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 按创作风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约派和豪放派 一、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唐诗宋词”一语，宋词与唐诗并称，不唯标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之义，而且也说明，宋词是庶几可与唐诗媲美的一大诗体。宋季承唐，然而如鲁迅先生所言，好诗差不多已被唐人作完了。所以，到了宋代，宋人在诗歌创作方面，要不落唐人的窠臼，确乎很难。但是，唐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宋人也并不有白白浪费，而是将它们更多更灵活运用在“词”这一诗歌体式上，使词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 我们在论宋词与唐诗的关系时，往往更多的注意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差别的确是主要的也是重要的，在本书的宋词部分，笔者也主要着眼于宋词最主要的艺术特征（当然也是与唐诗的不同之处）来展开论述。但在此绪论中，就像我们在论述唐诗的艺术特性前必须先说明唐诗对前代的继承关系一样，我们也必须先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宋词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如果不是建立在唐诗如此卓越的成就和如此纯熟的技巧之上，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从后来挖掘出来的敦煌曲子词来看，词在进入文之手以前，除了它的句式长短参差不齐外，与此前的民间歌谣并没有什么两样，一样的主要是采用那种简单、质朴、直率的表现方法。到中晚唐文人开始实验填词以后，就像一切民间文学向文人的文学的转变一样，词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渐渐地带有了文人的因而也是更艺术化的色彩（当然，也会有负面影响，例如少了质朴和直率，但这比竟是次要的）。最早实验词的创作的白居易、刘禹锡，尤其是后来大量进行词的创作的温庭筠、韦庄等，他们本就是唐的重要诗人，他们的加入，必然地会把他们在诗歌创作中的种种技巧，带到词的创作中来。另外，五代、宋的词作者，也几乎都是诗人，他们一面作诗、一面填词，唐诗的各种技巧自然就会融汇、渗入到词的创作中去，使词的创作更加精美。实际上，我们只要对宋词的艺术稍稍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宋词在意象、写景抒情手法的运用方面，在词的境界营造方面，甚至在语言的锤炼、借代、典故等手法的运用方面，与唐诗都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倒如下面秦观的名词《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铲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 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 春风十里柔情,怎奈何、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 蒙蒙细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相对于诗，这是一首地道的词，它的情韵、它的色泽、它的意境，都是地道的词味儿的。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一品味，却发现它在很多方面，与唐诗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首句的“倚危亭”，看似是诗人的独创，但实际上，登高抒怀、寄愁正是唐诗人常用的写法，此类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例如杜甫的“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杜牧的“楼倚霜树外，镜天玩一毫”（《长安望秋》）、李商隐的“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州”（《安定城楼》）、许浑的“一上高楼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州”（咸阳城东楼）；甚至是“危”字的用法，也找得出唐诗的渊源，如杜甫的“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李商隐的 “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赠刘司户贲》）至于接下来的以“芳草”比喻“恨”，以“萋萋”形容“芳草”，那更是唐诗中常见的意象和写法；甚到 “铲尽还生”一语，也并非完全没有借鉴，例如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孟浩然的“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下面的“柳外”、“青骢”也一样，单纯的“柳”的意象就不用说了，就是以“柳外青骢”来暗示恋情、离别的写法，也不是完全无所本的，如李商隐的《无题》中就有“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储光羲的《钓鱼弯》中就有“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虽然它们之间有较大的区别，但也不能说它们完全没有联系。至于“青骢”代车马、“红袂”代女性的写法，也是唐诗中庞大的借代体系中所有的。至于下片中“夜月、春风、飞花、细雨、黄鹂”的意象，以及用大量的类似意象来渲染愁绪的写法，以及它所创造的迷朦的意境，与唐诗都有着直接的借鉴关系。例如下面韦应物的《寒食寄京师诸弟》：“雨中禁火空斋冷，江上流莺独坐听。把酒着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也运用了大量的这类意象来渲染愁绪，其意境也有些相似。就是“娉婷、一帘、十里柔情”这些词语及其组合，应该说与唐诗也是有关系的，如杜牧的《赠别二首》（其一）中，几乎就包含了所有这些意象和句式，其诗如下：“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笔者选择秦观这片词来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并不是它与唐诗有特别多的雷同处、借鉴得特别多，这实在是宋词创作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并不足怪，下如唐诗是在前代巨大遗产的基础上创新、 发展一样，宋词亦是在唐诗丰富的遗产的基地上进行创造的。 论到这种继承性，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宋诗与宋词都继承了唐诗这一遗产，那么，为什么宋诗的成就远在唐诗之下，亦不及宋词呢？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诗与词不同的体式是造成这一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说是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先打一个也许不十分恰当的比喻：唐诗的创作艺术好比是一种专利，宋诗人把这种专利拿来制作同一种东西，尽管他们并非完全没有创造、没有革新、没有增补，但是他们制作的毕竟是诗，是同一种东西，因此，这些东西一上市，就会被人窥见雷同处、摹仿处、剽窃处，被人控告侵犯了唐人的专利。正国为此（当然还会有别的原因），宋诗就希望有一点自己的东西，例如诗的议论化和散文化等，但不幸的是，这些东西新则新矣，但却或多或少地违背了诗的艺术规律。但宋代的词人则不同，虽然他们也继承了唐诗的创作艺术，但是，他们制作的却是另一种东西，是长短句的词，尽管明眼人也能窥见它们之间的某种继承关系，但这却不会被人视为侵犯了专利。有一种也许较为极端的现象可以证明这一点：宋词中也有很多摹仿、点化、甚至照搬唐人的诗句的，这种情总如果出现在宋诗中，是万万逃不掉蠹鱼之讥的。但它出现在宋词里，情况却大不一样，由于词的长短句式的不同框架、不同的韵味，却仿佛给唐人原句注入了新的生命。例如晏几道的《蝶恋花》： 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 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在这首精彩的词中，不要说意象、写景抒情、比喻等技巧的运用上继承了唐诗的艺术技巧，就是在字面上也有几处与唐人的诗句有些关系的，最末两句，几乎就是杜牧的成句。杜牧《赠别》诗：“多情却总似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若单以个别的句子来对照，晏几道是万万逃脱不掉书袋之名的。但若从词的整体来衡量，杜牧的这两句诗被稍加变化，放在一首结构、韵味全新的词中，却并不给人以多少摹仿、陈旧之感。如果借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现象，就一点也不奇怪：词对于诗而言，是一个不同的系统，即使同样的诗句进入词中，它也会获得新的系统质。对于这种现象，前人实际也有所认识，例如明王世贞说：“‘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隋阳帝诗也。‘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少游词也。语虽蹈袭，然入词尤是当家。”又如清胡薇元也说：“晏元献《珠玉词》集中《浣溪沙?春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本公七言律中腹联，一入词即成妙句，在诗中即不为工。此诗词之别，学者须于此参之，则他词亦可由此会悟矣。”为什么“语虽蹈袭”的句子，“然入词家尤是当家”呢？为什么“在诗中即不为工”，“一入词即成妙句”呢？这便是因为词是一不同于诗的新的系统，同样的诗句一进入词，就获得了新的系统质。至于更巧妙无痕迹的化用，那更可以视为一种全新的创造。如此词中的“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可以说是化用了白居易的《花非花》中的“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秋云无觅处”。但晏词化用后，不仅更凝炼，更由于句式的变化，使它比原诗获得了更深长的韵味。这种现象在宋词中很多，可以说举不胜举。 当然，我们说宋词继承了唐诗的遗产，也并不是说宋词就没有自己的创造。前面我们说宋词继承唐诗的创作艺术生产了一种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之“新”，当然就是唐诗中所没有的。它最大的新，就是它长短交错、变化多端的句式，这种句式，打破了唐诗（也打破中国古诗）齐言的传统，为更自由、委婉、更有韵味的抒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它的“言长”的艺术特性，就主要是由其句式、韵律及其所带来的其他艺术技巧所造成的。其次，它之“新”还表现在它的“诗余”功能上、它的“诗余”题材的选择上。这种新的功能与新的题材选择，与它特定的体式、句式相结合，又带来了宋词一系列新的东西，例如它委婉、倾诉式的抒情韵味、细腻而多层折的描写、对内心生活更细腻而深入的把握、装饰设色的艺术、轻丽婉约的风格等。这种种之新，就造成了宋词与唐诗很不相同的面目。对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王国维有一段虽然简约而不失精当的论述，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这段评述，可以说包含了笔者以上所言宋词之“新”，包括了它的体制、它的功能、它的题材特点等。在本书中我们探讨宋词的艺术，主要就抓住这些新的方面来进行研究。当然，对于它对唐诗艺术的继承，我们也会给予适当的关注。 （二）、宋词的艺术成就十分突出：首先，宋词不同于一般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善于将抒情与写景完美结合。在唐五代小令的基础上，宋代演为许多中调和长调，在曲折动宕、开阖变化中，使情景紧密交融，其细致、具体、微妙处，有的甚至胜过唐诗。其次，宋词又长于比兴，多以微妙而又细致的比兴手法，藉景物表达内心复杂而隐幽的感情，常以香草美人的传统来寄托政治上的感慨，感人至深。再次，宋词形成了众多的艺术风格。宋词虽沿袭着唐五代的传统以抒发感情、性灵为主，形成“诗庄词媚”的分野，以婉约为宗，但后来由于时代生活的变化，题材的扩大，艺术个性得到重视，艺术手法渐趋多样，所以使宋词风格在婉约和豪放之外，兼有真率明朗、高旷清雄、典雅精工、骚雅清劲、密丽险涩等多种风格。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众多伟大、杰出的诗人把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高峰。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三千七百多人，可见存世唐诗五万四千余首。这不过是唐诗的一部分，但我们从中已经可以大略窥见当时诗歌繁荣的面貌。 唐代初期，诗歌创作仍受南朝诗风的影响，题材较为狭窄，追求华丽词藻。待到被称为“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出现，才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从台阁走向关山和塞漠，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和开阔的襟怀。他们无论写边塞，还是写行旅、送别，都有着这样的情思风貌。在诗的体式上，这时完成了五七言律体的定型。律诗属于近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诗而言的。古体分四、五、七言和杂言，平仄没有限制，也不求对偶。近体诗平仄和押韵有一定的体式，也要求对偶。律体的定型，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它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主要体式。 在初唐的后期，出现了两位重要诗人：陈子昂和张若虚。陈子昂主张诗应该有所寄托。他的38首《感遇》诗，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但他写得最好的诗是那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抒写不遇的悲怆，但其中蕴含的是自信和抱负，情怀壮伟，有一种得风气之先而不被理解的伟大孤独感。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月夜春江明丽纯美的境界，融入浓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转的音调，无穷的韵味，创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陈子昂和张若虚艺术上的成熟，透露出盛唐诗歌行将到来的信息。 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高峰。此时诗坛群星辉映。王维和孟浩然善于表现山水田园的美，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王维的山水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把人引向秀丽明净的境界，那境界里洋溢着蓬勃生机。《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雨后的松林间月色斑驳，流泉琮 。浣纱女踏着月色从竹林间喧闹着归来；渔人正分开荷叶摇舟远去。山村之夜，如诗如画。他还有一些诗，宁静中带几分禅意。在唐代的重要诗人中，他是受佛教思想影响最为明显的一位。但他不是一位完全遁世的诗人，有些诗写得慷慨激昂，有的诗表现出浓烈的人间情思。那首《送元二使安西》，由于写出了人们深情惜别时的普遍感受，后来被编入乐府，成为离筵上反复吟唱的歌曲《阳关三叠》。孟浩然善于用最省净的笔墨，写山水田园的秀美。《过故人庄》写做客田家的喜悦，恬静的农舍，真挚的友情，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春晓》写春日那种明媚静美舒畅的感受。那首《宿建德江》，只用20个字，便写出了无尽的情思韵味：“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暮烟笼罩中的一抹树林，一轮水中月影。在这朦胧而明净、深远而静谧的境界中，弥漫着一缕淡淡的乡愁。孟浩然的许多诗，都这样以极俭省的文字，表现多重境界和情思。这时和王维、孟浩然的诗歌风格相近的还有常建、储光曦等人。 盛唐有一些诗人，善于写边塞生活，如王昌龄、高适、岑参、祖咏等。他们大都到过边塞，领略过边塞的壮丽景色，向往边塞立功。在他们的诗中，祖国山河的壮美与保家卫国的豪迈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王昌龄写了二十几首边塞诗，最有名的是《出塞》《从军行》。他的边塞诗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清刚的风格。其他题材的诗他也写得很好，七言绝句有极高的艺术成就。高适的诗风趋于雄壮慷慨：“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豪侠气质。边塞诗人的代表，还有岑参。他写边塞风物的雄奇瑰丽，写军人的豪雄奔放。荒漠与艰苦，在他笔下都成了充满豪情的壮丽图画。 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盛唐诗歌高度艺术成就的，是伟大诗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迈、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诗人。他的诗充分表现了盛唐社会士人的自信与抱负，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他的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极大地丰富了古体诗的表现技巧，把乐府诗的写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绝句和王昌龄的七言绝句一起被后世推为唐人七绝的代表作。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爆发式的抒情、变幻莫测的想像和明丽的意象。他把乐府和歌行写得有如行云流水，感情喷涌而出时，便如黄河之水，奔腾千里，一泻而下。他生于盛唐，感受着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晚年又亲眼看到唐代社会的衰败，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巨大反差。他的诗里既有建立不世功业在指顾之间的信心，又常常有愤慨不平和对于朝廷黑暗的抨击。他曾经奉诏入京，供奉翰林，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他以为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得意扬扬。不久被权臣毁谤，被逐出朝廷，他才明白朝政其实已经腐败不堪。他说自己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才华而不得重用；而痛斥那些庸才却春风得意，“骅骝拳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直骂那些奸佞之徒“董龙更是何鸡狗!”即使处在失意的境况中，他也不忘报国。安史乱起之后，他前后两次从军就是证明。他的诗想像瑰奇，常常想人所想不到处。前人评他的诗，说是“发想无端”，《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都是例子。在想像之中，又常常带着夸张的成分，写愁生白发，说是“白发三千丈”；写庐山的五老峰，说是：“青天削出金芙蓉”；写黄河，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他是一位富于想像的诗人，他的诗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又由于他性格开朗豪放，他的诗意象明丽清新、色彩鲜艳。他纯然是一位天才的诗人。 当时另一位伟大诗人，是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比李白小11岁，两人的深厚友情成为千古传颂的文坛佳话。杜甫的青年时代，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都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致君尧舜”的抱负，而一生却穷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体验到民众的疾苦。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半个中国沦为丘墟。杜甫在战火中流离转徙，写下了《北征》民生疾苦的诗作。战争中许多重大事件、战争带来的破坏、战火中百姓的心态，在杜诗中都有极为生动的反映。唐代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他那样深广地反映安史之乱的历史，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遇，对百姓的苦难深有感触，发为歌吟，家国之痛与个人的悲哀也就融为一体。《春望》《登楼》《登岳阳楼》都是这样的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百感交集，既是身世之感又是家国之悲，已经很难分开了。唐诗到杜甫是一大转变，题材转向写时事、写底层百姓的生活；写法上采用叙事和细节描写，在叙事和细节描写中抒情。为便于写时事，他多用古体，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诗。在他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律诗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他的律诗的成就，主要是拓宽了表现范围，尽力发挥律诗这一体式的表现力，既严格遵守格律规则，又打破格律的束缚。变化莫测而又不离规矩，写得出神入化。像《春望》诗，都是例子。有时为了更完整地表现一个事件或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感想，他采用组诗的形式。用组诗写时事，是杜甫的创造。律诗，尤其是七律，到了杜诗，是高度的成熟了。在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上，杜甫与李白不同，李是感情喷涌而出，杜是反复咏叹；李是想像瑰奇，杜是写实；李是奔放飘逸，杜是沉郁顿挫。一般认为，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杜甫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对于后来者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唐代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多元化，出现了有明确艺术主张的不同流派。韩愈、孟郊和他们周围的一些诗人，在盛唐诗歌那样高的成就面前，另寻新路。他们追求怪奇的美，重主观，常常打破律体约束，以散文句式入诗。在这一派的诗人里，李贺是一位灵心善感、只活了27岁的天才诗人。在他的诗里，充满青春乐趣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以及人生寥落的悲哀，与过早到来的迟暮之感交织在一起。他的诗，想像怪奇而丰富，意象色彩斑斓，而且组合密集。在这个诗派里，他的诗有着特别鲜明的风格特征。这时的另一个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主。他们主张诗应有为而发，应有益于政教之用。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白都写有新题乐府，表示了对于国家的关心、对于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于生民疾苦的同情。白居易的50篇新乐府，有写得好的，如《卖炭翁》等。在艺术表现上，白居易主张要写得通俗易懂，趣味与韩、孟诗派正好相反。白居易既写有大量的讽喻诗，也写了不少闲适诗，而艺术上最成功的，是长篇歌行《长恨歌》和《琵琶行》。中唐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的艺术趣味既不同于韩、孟，也不同于元、白，而有着自己的特点。
当鲜艳的五星红旗伴随着第一轮红日缓缓的从东方升起时，我挺起胸膛，我为我是中国人而骄傲。（开门见山，文章开头很有气势）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于老师划线的这个句子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后文中你用了“你”，就前后不一致了。把划线句改成中国，我为你骄傲！这样，后文的“你”就有了明确的指向。）五千年悠久的文明酿造出今日的礼仪之邦，形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你见证了人类文明每一个的形成，唐诗宋词浇灌了每一位炎黄子孙。岁月的沧桑永远磨不去你的锐气，时光的流逝永远遮不住你的光芒。炎黄的血脉如滔滔江水般奔流不息，你永远是那矗立于民族之林的强者。（在这里，填补这一句：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以下两个小节也都这样修改。）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从古代的四大发明到今天的“神七”出舱，你一直用你的智慧创造了那一个个辉煌的时刻；从申奥成功到举办奥运，你一直用你的努力实现了那一个个耀眼的奇迹。自信，拼搏，勇敢，一直是你的座右铭，更高，更快，更强，永远是你的目标。在人群中，你永远是那最辛勤的耕耘者，用汗水收获最甜美的果实。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每一个炎黄子孙手牵着手，一起面对艰难险阻。“”大地震震痛了所有炎黄子孙的心：一个个美丽的家园被无情的摧毁，一个个无辜的生命轻轻的消失，原来幸福的人们却被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搞得家破人亡。但是，中华民族绝对不会因为这点挫折就被打倒的。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双双的手将爱心投入募捐箱，一批批捐赠物十万火急的被运到灾区，一位位有心之士前往灾区探望受灾群众。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向世界证明了中华民族团结一致的精神可以战胜一切的灾难。灾难无情，人间有爱。（本文比较有特点的是排比句、排比段的运用，很不错，完全可以变成一篇出色的演讲稿。）
回顾辉煌的昨天，注视灿烂的今天，展望光明的明天。我为我是中国人而骄傲。（这个结尾不错，总结了上文的回顾昨天，注视今天，再次点题，首尾呼应，很好。唯一遗憾的还是选材上都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内容，新鲜感不强烈。不过在气势上、语言的运用上，很到位。要表扬一下的。）
小时候，住在瓦屋下，每当下雨，便能听到淅淅沥沥、凄凄然然的雨声。
长大了，住在钢筋混凝土的森林中，听不到雨声凄然，似乎生活缺了不少的灵气，缺了能让人感动的至柔至弱的东西，心在慢慢地沙化。 于是就怀念起那瓦屋雨声。
雨是柔弱的，是世界上最轻灵的东西，敲不响那厚重的钢筋水泥的楼房。而瓦屋则不同，雨滴在上面，叮叮当当的，立即发出悦耳的声音。
身在小屋的人也就有了在雨中亲近自然的福气。雨势急骤，声音就慷慨激越，如百马齐鸣，如万马奔腾。
雨势减缓，声音也弱下去，轻柔地沁入你的心，像暖春时节耳边的轻风，瓦片似乎是专为雨设置的，它们尽职地演奏着，听雨人心中便漫出不尽的情意。 人们喜欢当心中充满怀念与感喟时，一个人静静地坐下听雨。
垂老的志士有“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的抱负；迟暮的美人有“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的幽怨；相思的情人有“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的索怀；多情的诗人有“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遐思。 雨成了人们修饰感情、寄托心愿的使者。
闲暇之中，有幸回到了自己曾经听雨的地方。恰逢那天下小雨，又听到这熟悉而又陌生的雨声。
迷蒙之中，雨声里透出一种古怪的情调，是久未沟通的那种。它拒我于千里之外，向我表明它对我的陌生，然而我却能从意识的最深处感受到它存在的气息。
我有一种从梦中猛醒的畅快和历经迷茫后的沧桑感。 哦，我在雨声中相约的竟是已隔了时空的自我，它在讲述我以前的一切。
我彷徨了，我问自己：我是谁？还是从前的那个我吗？ 有词云：“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人生境遇不同，听雨的感受也就各异。然而听雨却都是听灵魂的对话，听真情的奔泻，听年华的淙淙流淌。
雨声所敲打的，除去岁月的回响外，还有昔日难再的痛惜与欲语还休的惆怅。似乎只有在这瓦屋轻灵的雨声中，心灵才得以喘息，生命才得以延续。
雨声依然在响，像我真实的心跳……。
生命是一次华美的日落，盛大却忧伤，平凡而又震撼人心。有人认为它是轰轰烈烈的，因为它是上帝精心雕琢的杰作；也有人认为它是平平淡淡的，因为它周而复始，是一次又一次无法解释的轮回。
有时，我们会觉得生命是一种渺小的存在，当物欲、贪欲在蝼蚁般的人群中横行肆虐的时候；有时，我们会觉得生命是一种伟大的结晶，当它在 *** 、苦难、灾难中显出牺牲的悲壮的时候。绝大多数时间，我们有一种珍惜生命的本能，毕竟生命只属于这一个人而且仅仅只有一次。就因为每一朵花只能开一次，所以，它就
春日意象
河水在流逝，水花起起落落，映进我暇想的脑海，阳光那么美好犹是精灵
倚栏而坐，思念绵绵，轻快的音乐一遍遍重复，现实的剩活好像画家的水墨画， 燕子突来突往，影响我的思索。春天以来花儿开放，一切都让人意想不到。
花儿在村子里怒放，二胡的声乐时时晌起，一切都日以为常，而我依旧漫步
在那时光铺造的路上
易逝。易逝。仿佛什么都在时间里流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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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学习进步，步步高升！
写一封长信给对自己成长起重大影响的人，即使结束有太多未知，如在悬崖迅速坠落不可估量的谷底。关系不清，只在内心深藏，流露于外表却逃避不已。
说过用双手紧紧相牵，然后是吝啬的一只手。在崖底的溪流边，对立而行。形式上的连接，却没有温度。转身而看，背影渐行渐远。不愿做包袱，不愿强求，不愿同行而无语。松开手，转身。他亦不回头。两个人的脚步在旷谷中异常清澈。却不一致。
过一条河。天已暗，只微露微深蓝光。出奇地平静。此暗浓密的绿草，它们苍翠欲滴，质地柔软，如婴儿的肌肤，想要亲近，却怕惊扰。零星的花朵在其间点缀，在月光下，映衬淡黄洁雅的光。没有风。俯身，将身后的长法发撩到胸前，小心垂下，柔柔的浸在水里，像是抚摸自己的孩子，满足而会心。轻轻拂起，从发根到发梢，顺势埋着，手中沾染河水的生命气息，以及，长发所隐忍的欲望。
起身，提起洁白长裙，光脚跋涉，一上一下，或者，推水而行。脚踝 *** ，凸起而显得格外坚忍，饱含秘密。目光淡定，深刻。风吹起一只紫色蝴蝶飞来，停在刘海上，永远伫立。长发滑落到胸前，及腰，在一步一步间微微荡着，仿佛要开出花来。
涉水而过，空气清新，潮湿。成群的蝴蝶飞舞，山谷中隐透着紫光，充满灵性。她们飞过我的洁白衣裙，撒下光粉，落在我的裙摆上。
山崖高耸。却有葳蕤的枝和夜，藤蔓或粗或细。试着触碰一根，像是瞬间吸入众多
记忆。如同抓住线索，摸索而行。观察粗细，深浅，闻气息。闭上眼感觉，怀想。顺着藤蔓摸索前进。
进入深谷。有淡雅的清香，自矜，自爱，自重，不招摇。是一片开着的洁白山茶。天色微暗，隐透神秘，却又显得直接。面朝一朵花骨，茶花迎面而开，光投在脸上，亦似这朵花在脸上盛开。
弯下腰，茶花印在水中，仍是洁白。对着水面梳辫子。一点一点回环反绕。放在右胸前。仍是光脚而行，沾染泥土的微湿气息，裙摆掠过茶花深绿的叶，洁白的花。
美丽的意象，置身其中，仿佛要成为现实。
想起那座悬崖。写一封长信，讲述线索，蜕变，以及花朵，忏悔过错和自私，企求原谅。
想着写信的意义。在以后的年华中，似乎已与彼此无关。而那些生命的邂逅，却与他紧紧相连。
是可以从此沉寂的。但仍是回首。或许，因为他与自己的成长紧紧相连，于是想告诉他自己邂逅的一切美丽意象，自己浸润过河水的长发，以及面向花朵而盛开的脱俗和甘愿。
是一个，与生命相关的人。故人。
没有期待回应。与转身后的自恋有关。仿佛在写完信的最后一字的刹那，信便已失去意义。仿佛在此岸推动一艘载着茶花的小船，是否到达彼岸，是否有人拾去，都不重要。本质意义只是观望它的流逝，亦是与自己的对话，想要寻找见证。
蠢蠢欲动。想要看到彼岸的人的表情。即使以经永远成为过去，与过
去以外的任何时刻都断了关系。独立存在，那亦只是想要得到一种自我肯定。从而满足。
一直清醒地想着，做着。却为思考意义耗费了精力。当一件事想不出具体的，并且有足够说服力的意义时，变的迷茫和不确定。
会不会这样的意义被对方否决后，意象便暗淡。还有这样的力量吗？
也许这一切他并不明白。他有自己的一片天地。那么这样的意义，便真的只是一场如常的自我灵魂与躯体的对望。寻找曼妙意象。
并不带来满足。
早上，妈妈买了一盆剑兰花。
剑兰花的样子可漂亮了。它有11片叶子，叶片呈长方型，亭亭玉立。每片叶子上都有20条细纹，叶子分两边张开，里面短，外面长，紧密地排列在一起。
可是装剑兰花的塑料盆又矮又难看，妈妈就找来一个漂亮的瓷盆，把它移栽在瓷盆里。由于瓷盆比较大，而随塑料盆而来的土比较少，剑兰花在瓷盆里东倒西歪。妈妈想找点土，固定剑兰花，但小区内外都是水泥地，到哪儿去找土呢？这时，妈妈突然想到，家里还有些生虫的绿豆，于是，妈妈就抓了几把绿豆撒在种剑兰花的土上，终于把剑兰花固定好了。
剑兰花种好后，妈妈给花浇上了水，有的水珠从叶子上滚落下来，像一个滑动的小精灵。有的水珠落在叶片上，好象透明的珍珠，镶嵌在叶片中。剑兰花也显得更加青翠欲滴，非常迷人。
剑兰花在漂亮的瓷盆里，更加生气勃勃，叶子也更翠绿了。我很期待着，在剑兰花的绿叶间，开出一朵含苞待放的花蕾来。我默默地等待着……
第二天下午，剑兰花没有长出花蕾，绿豆反而发芽了。
绿豆长出了高高的径，在高高的径上，托着两片茶叶形的叶片。这些绿豆芽都争先恐后地向上长，像士兵一样，挺拔地站在瓷盆里，守护着这块土地，不让别人侵犯，好象这个瓷盆就是他们的家园。
瓷盆本来是给剑兰花做家的，现在却变成了绿豆的家，我本来期待着剑兰花开，现在却是绿豆先发芽，这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泪落古今，相思无痕 岁月揉碎了古韵，升起了一缕风尘，纤指拂去了霜痕，惊醒了一夜梦魂。古道荒草湮没了伊人清浅的足迹，却将相思撒落一地。轻纱薄雾中谁流下一滴胭脂泪，等待着那袭青衫策马回。藤花香溢，幽蝶翩飞，伊人袅娜的身姿舞出了谁的伤悲。清溪弱水，小桥风归，桃花林中谁潆洄的琴音惹醉了浮生晨辉。
素衣淡妆，丹唇触笛，染指一阕泪别离，为君守着墨笔，漫书满笺痴语。古筝沾了尘灰，弈盘遗落了残局，无眠的夜里谁翻开了凄婉的词句独自浅唱低吟。空谷断了音信，曲径掩去了温馨，落雨的阆苑谁拾起了香消的残花孑身漫捻冷琴。
翠裙衣薄，湘帘风劲，寒烟染芳鬓。华案清樽，酴醾香醇，思念悄无痕。淡云轻霭，画烛银屏，梦里谁含泪喃喃呓语轻喊着模糊的背影沾湿凤枕。玉簪束秀发，菱镜施铅华，寒月冷落了朱花。碧草无涯，雾卷烟霞，谁的长剑遮断了伊人盈笑的脸颊。
风翻翠幔，雨涩灯暗，流溪岸旁谁浣洗渍血的绣绢黛蛾长敛。露滴轻寒，月影当轩，寂寥的清夜撩起了谁凄楚的泪眼。绣帘微卷，粉黛妆残，紫陌东风中谁的香魂哽咽了管弦，默默徘徊在清溪的彼岸。
莫言谁负了谁的誓言，休道别后永世绝恋。清尘埋不了注定的情缘，流年改不掉缠绵的诗篇。玉指纤纤，今生为君谱一曲闺阁念，悠悠慢慢奏千年。
斜阳幕帘，风沙掩面，古道花残，谁的低唤盼来了那一身青衫。青冢墓前，繁花漫山，蝶舞窗轩，谁的古琴迷离了那双泛红的泪眼。
香案酒寒，玉枕画残，绣匣中谁的霓裳勾起了须眉无尽的心酸。幽径花繁，溪流水潺，那一只短笛吹出了谁的哀怨。
人间堪伤，花梦几场，醉眼寻芳，楼阁踏遍，鬓发成霜。琴韵流殇，长剑哀响，天涯断肠。伊人曾倚的轩窗，冰冷了谁温暖的胸膛。
风静秋凉，云淡月黄，残灯潇湘，轻歌浅唱。寂寞柔肠，孤斟把觞，烟柳画舫，墨笔久荒。醽醁无味，暮雨低垂，凄迷的古道上谁纵马疯狂试将昨日追回。
月落西桥，香烬烟消，罗幕挥墨，轻书淡描。碧溪流水，藤花憔悴，风止雨休的夜里谁弃剑推开了伊人阖掩的窗扉，落下盈眶的清泪。红烛幽影，绣榻清寒，那落尘的琴弦弹出了几世缱绻，演绎了多少离合悲欢。
相思浓了墨研，铜镜换了容颜，梦中谁轻舞红袖滴落花泪湿笺。一生柔情古今惊艳，一抹思念涂乱了满笺词签。亭榭荒草迷了双眼，无韵琴音醉了瘦马长剑。藤花香散，小桥风寒，那无期的等待中谁会为伊人守着墨笔续写残篇？
酸甜苦辣咸，五味是最基本的味道，五味交错编织，让舌尖触到了世界的丰富多彩。
品尝过许许多多的美食，品味过许许多多的味道，但舌尖上始终保留着那一缕挥之不去的记忆——外公的油酥饼。外公常与我们说起，他和油酥饼的情缘。
在外公小的时候，逢年过节，太外公便会拿出他的看门手艺油酥饼，这是太外公的同事、战友们来拜年时必备的年货，每个人都对油酥饼赞不绝口。后来，外公接过了这门手艺，油酥饼同样是很少做的，是只有过年时才能吃到的美味，外婆、妈妈、阿姨也成了外公的助手，一家人为油酥饼热火朝天地忙碌着。
做出来的油酥饼照例是不留多少的，大多是送给来拜年的街坊邻里亲朋好友的。但外公总会很开心，不仅是成就感，外公更享受这种难得的亲情、友情、邻里情。
而到了我和弟弟这里，油酥饼就成了一道日常尤其受欢迎的主食点心。到外公家，外公常常笑着让我们拿好些带回家吃，盘子一样圆的是白糖芝麻，鸭蛋一样椭圆的是咸味葱花，每一枚都由外公倾心制作。
轻轻咬一口，细小的碎裂声伴随着层层酥皮粒粒内馅落入口中，香味便怦然弥散在口腔中，仿佛节日里飞向天空的朵朵烟花，光影只有几秒的存在，但盛开过的印记久久留存。
“什么叫意境”我望那深蓝的天空，面对着南归的雁群自言自语。
早晨，搬张椅子，坐在清新的阳台上，旁边是一张古香古色的茶几，捧上一本醉人的小说，品一口好茶，含在口的清香久久未散，那一朵朵茉莉的幽香，沁人心脾，掺拌在冷冷的空气里，万物沉睡在寂静，吸一口模糊的空气，怪有些凉意，这就是意境！
午后的夏天，走在绿树成荫的小道上，吸着镇冰的柠檬饮料，太阳射到小道，射进心房，喉管凉冰冰的，却满心温暖，这就是意境！
日落时，望这那将面临沉睡的夕阳，小镇被沉浸在金红的世界，观赏着一天这最最美好\浪漫的时刻，不禁恍然大悟，这也是意境！
当落叶归根的秋天，自个坐在那被金黄的落叶铺满的“地毯”（半坡上），日落更给这眼前的一切锦上添花，这也是意境！
人世百态，意境成千上万，我如梦初醒……
静静的坐在故乡小院夕阳的晚照里，美丽的夜来香在和风的爱抚下，执着的色调变的又浓几许。
故居墙上镜框里那个穿着花花衫的女孩，就是我美丽的童年。童年的小院里，劲拔的兰草旺盛的舒展着修长的叶子，高高的香椿树茂密的枝叶合抱成荫凉的绿伞，哦，故乡别样美丽的岁月画廊里，流淌着我快乐的童年。
当春走进我的故乡，河沟两边那些成排的合抱不过来老柳，都在清明时，争先恐后的开满渲渲扬扬的柳花，黄灿灿的花朵馥丽芬芳，压弯的枝条垂下来搭满沟沿，那如锦如缎的美令人终身难忘。我们几个穿着花布衫的小丫头把柳枝折下来，连皮带叶的撸下来做成穗头，插在衣领里唱大戏。
四五月间，雨水渐渐稠浓，在村边的小枣树林里，会长出仙子一样的蘑菇，快腐烂的榆木上则生出黑黑的木耳，这对于儿时的我们象发现奇珍异宝一般兴奋。 夏日里的故乡是深深浅浅大色块的绿堆砌的版画，童年的我常和小伙伴们一起到河边用空罐头瓶诓鱼。
在水面零星的洒上馒头屑，不一会就引来许多小鱼。最好的是有十公分的小白鲢，最不受欢迎的是焉头焉尾的“棒子鱼”，总活不了几日。
有时会在荷塘边看见翠鸟，和那时课文里写的一样，橄榄色的羽毛，轻巧的身影，我们躲在苇荡里常盯上半天。 秋来时总是伴着绵绵的霏雨。
雨疾了，房檐下会站满成排的麻雀，紧紧挨挨，叽叽喳喳像是在聚会；房脊上则飘着一波一波随风起伏的雨雾，白白的仿佛印度女郎挥舞的纱丽。狂燥的风拼命摇撼着树干，红了的枣子就会不情愿的被吹落下来，歇雨时我们就出来寻，雨后的枣子总是分外的甜脆啊。
当冬天到来，纷纷扬扬的雪花就会来装扮我美丽的故乡。堆雪人时哈着冻红的小手，打雪仗时摔的跟头都是最美好的回忆。
等河沟里的冰冻的很结实，我们就会带上父亲做的滑冰车在冰上玩耍。冰面上冻僵的芦苇，河堤上裸青的树是冬天里最清雅别致的图画。
哦，我深深挚爱的故乡，充满欢乐的童年，永远如诗如画的伫留在我甜美的思乡梦里。
摘 要：经过诗人的锤炼，古诗的遣词造句特别精炼，包蕴量特别丰富，景、情、事浑然一体，创造出独特感人的意境。那么，什么是诗的意境？它是指诗中描绘的具体生活情景、生活画面，以及蕴含在情景、画面中的思想情感和深刻意义。学习古诗，只有抓住品味意境，细细体味，才能化难为易深入理解古诗。要想从古诗的意境中感悟诗人的情感，汲取高雅的审美情趣，必须准确抓住古诗的意象才能使诗的客观映像自然地转化为主观感受，收到较好的效果。 中国论文网 关键词：古诗；意象；意境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3）34-280-01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浩如烟海，古诗更是华夏文化的瑰宝，它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入选小学语文教材的古诗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瑰宝中的朵朵奇葩，读来沁人心脾，开启心智，回味悠长，给人以美的熏陶。 古诗中的意象就是情与景的统一，是诗人情感的载体，学习鉴赏古诗时只有在领悟意象寓意的过程中，才能把握诗歌内容，感知诗人情感，进入诗歌意境，领悟诗歌的主旨。而一些意象寄寓了约定俗成的审美习惯，如何抓住诗歌中意象的正确含义，以下是我在二十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总结出的点滴体会。 一、自然意象类 1、月亮（残月、明月、新月、玉盘、婵娟）：它在诗人笔下都是思亲、思乡的标志，多传达离愁别恨、寂寞思归之情。 2、夕阳（斜阳、日暮、残阳、落日）：大多流露凄凉失落，苍茫沉郁之情。 3、流水：多传达人生苦短，命运无常的伤感和哀愁。 4、烟、霜：多表示哀怨、惆怅、凄苦等情思。 5、风：春风――旷达、欢快、希望。 东风――代表春天、美好之意。 西风――惆怅、游子思归。 北风――萧条肃杀、离别惆怅。 二、植物意象类 1、杨柳：多传达离别、怀远等情思。 2、落花（落红、残红）：多表示青春易逝，人生无常的感叹与哀愁。 3、松、竹、梅、菊：多体现高洁、坚贞、不屈之意。 4、梧桐、芭蕉：传达光阴易逝，身世磨难的惆怅哀怨。 三、动物意象类 1、鸦、蝉、猿、杜鹃：多传达凄楚哀怨之情。 2、鸳鸯、鹧鸪：表示相思相爱；离愁、孤寂的情思。 3、燕子：象征着时事变迁，人事代谢。 4、鱼：象征自由。 5、孤雁：象征孤独、思乡。 6、鹰：象征刚劲自由。 古诗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我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在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中，我们的祖先创作了浩如烟海的诗歌作品，可以说我国是诗歌的王国。教师在进行古诗教学的时候只有让学生抓住意象，才能感悟古诗的意境美；注重读出古诗中的意象是学好古诗最基本的要求。 参考文献： [1] 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 刘庆森.古诗词鉴赏教学中的意象和意境.试题与研究.新课程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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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诗歌中“意境”和“意象”的关系 文/高登权 艺术品特别是诗歌作品主要是以审美意象为中心，从意象到意境，是每个诗歌创作者和阅读者追求的最高境界。诗歌是中国最早的传统艺术之一，它是一种语言艺术，而且是一种抒情的语言艺术。从春秋战国到盛唐兴宋，从绝句到律诗，从古体诗到现代诗，从格律诗到自由诗，中国的诗歌在不断完善、发展、突破，在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中，自古流传下来的脍炙人口的诗篇，或是抒写诗人对大好河山的热爱，或是抒发对人生的感悟以及以世界的思索，或是抒发某种浓烈而伟大的爱情，而诗的情感无不是以对客观事物的具体情态的描摹和场景的刻划自然地流露出来的。一首诗作的成功与否，首先在于作者如何恰当地处理好诗的两个基本要素“情”与“景”的关系，使它们形成统一体融进诗中；其次，优美的意象组合和精心的营造意境将会给诗带来长久的艺术生命，使诗歌的艺术价值源远流传，经久不衰，使诗歌的力量达到能够震撼生命，唤醒灵魂。这主要还是源于诗歌中的手法和其美的艺术，也就是诗歌中的意象和意境。一、诗歌的主要表现手法诗歌是美的艺术，这就要求诗歌创作者不仅要有一双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而且要求他们往往比平常人多一份感伤的情怀。他们一方面能够“在沙中见世界，在鸦背上见昭阳日影”，另一方面，遇落花而伤春，见流水而感时，在对自然界进行观照的同时，人情世态的变化无时不影响着他的内宇宙。例如李白的豪放诗中也有一些怨愤之作：“今生在世不如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杜甫沉郁浑厚的诗中也有一些感时的喜悦之作“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他们各自特定的情感不是无端生成而是有迹可寻的。李白生性豪侠且鄙弃世俗，建功立业的抱负既不能实现，何不去理想境界漫游呢？杜甫饱受流离战乱之苦，心忧天下，但在春雨降临之夜仍是掩饰不了兴奋的心情，在官军收复失地的捷报传来时，不禁“涕泪满衣裳”，狂喜之情溢于言表。这就是诗中的情与景的具体体现。在诗歌作品的创作中，一般来说，诗歌的情感应该是像流水一样流出来的，而不是用嘴巴大声叫喊出来的，诗歌是涓涓的细流，是山溪，是丁冬的韵脚，最忌凭空直白抒发，创作诗歌时，往往要和具体可感的场景描绘相融合。对于“情”和“景”二者之间的关系，王夫之有较为系统的论述：“情不虚情，情皆可景，景非滞景，景总含情”，“景中生情，情中含景，故日：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也”。（《唐诗评选·卷四》）。王夫之认为情景结合有三种形态：一是“景”中“情”，以景寓情，如“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传达的是“孤栖忆远”之情；二是“情”中“景”，情中有景，使情具形，如“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将感怀身世之情显现于登岳阳楼的景象中；三是情景“妙合无垠”，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里“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从而达到“情景相融而莫分”的境界，使诗歌在表现中言中流情，情中生出景物，生出优美的诗句，达到情景交融，融情于景，景中窥情的效果。在现代白话诗中，主要是以其表情达意的明朗性，以及形式的自由化，使情景结合的表现手法有了进一步发展。徐志摩的代表作《再别康桥》，可以称得上是情景交融的佳作。旧地重游，诗人并没有过多渲染自己的愁绪，反而以感奋的笔调与垂柳、水草、清泉、浮藻、星光对话，他想寻梦，“在星辉斑谰里放歌”，却很难有以前那样轻松的心情了，“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他在挥手作别之际，内心的情感是复杂的，既有对康桥的一往情深，又有对别离的难舍与无奈。由于情和景的和谐交织，使读者仿佛也置身于诗情画意中，而深深地受到感染，好象那一汪清水，流入的不是作者的内心，而是读者的灵魂，那一抹夕阳，照亮的不是诗人的情感，而是读者的目光，读者能从他的字里行间去感受到那一个一个富于诗意的景物组合成的画面，从画面上感受到诗歌作为其语言艺术的感性的美。二、关于诗歌中的意象组合所谓意象，并不是一句话就能够说清楚的，因为意象本身就是一个内容丰富、复杂的系统，是一种心理存在、一个审美的表象特征，我们只能从不同的侧面去感受它。我们之所以上面首先要谈到诗歌中情和景的关系，主要是“意”与“象”是和“情”与“景”相对应的一对概念。那些优秀的诗人总是把物象、景象、事象和自己的主观志趣相融合，产生一种可感的意象来传达具体的情思。李白的《秋浦歌》：“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将难以摹写的“愁”具象化为镜中的白发、秋天的白霜，抒发了怀才不遇、壮志难伸而生出的满腔愁绪。杜甫在《春望》中写道，“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诗人即景生情，将忧国伤乱的感慨通过具体的景象描画出来，使我们仿佛见到长安被安史叛军焚掠一空、满目荒凉的场面，又感受到诗人因感时伤别，而对花溅泪、听鸟惊心的悲凉心境。孟郊的《游子吟》中，“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将母子依依不舍的惜别之情通过缝衣这上具体动作表现出来，一针一线都折射出母爱的深刻涵蕴。“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舐犊情深，发人深省，因而千百年来仍广为传颂。因此，“意象”这个词，在中国传统的诗歌创作论中，很早就出现了。《易经》有“圣人立象以尽意”，意即借助形象，可以表达概念所无法表现和说清的思想。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里提出“窥意象而运斤”的美学命题，含有依循意象来运用技巧的意思。简而言之，意象就是主观情思与客观物象相融合的产物。“象”是指诗人的感知。“意”是“象”的触发，“象”是“意”的载体，二者水乳交融，互为依托。为表达特定的情感，诗人选取进入到视野的特定物象，再通过有组织的语言文字的传达，就形成了诗。诗歌创作的过程中，当主体意欲传达某种情感或表达某种体验时，“意”便出现了，“意”借以显现的、具有直观性的个别、特殊、具体的感性表象，便是“象”。“意”与“象”之间是一种辨证关系，“意”无“象”往往无法显现，“意”无“象”就失为空洞，肤浅。“意”由“象”来负载，“象”由“意”来充实，二者合为一体就是“意象”。意象的组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直接性意象，它是选取特定的能寄托情思的物象，通过形象的描绘，具有鲜明的可感性。马致远的《天沙净·秋思》，就是以一组蕴含着情思的景物，构成了秋日黄昏的一幅图画：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画面透射出荒凉、萧瑟的气氛，表现了诗人客居异乡、日暮途穷、凄凉窘困的心境。第二种是间接性意象，通过比喻和象征等手法，将抽象的感知和情思具体化，以含蓄的传达，给人以多方面的启迪。臧克家的《三代人》就是用比喻的手法造象：“孩子，在土里洗澡；／爸爸，在土里流汗；／爷爷，在土里埋葬。”小诗用了与土地有关而又富于特征的三个意象，形象地写出了旧中国农民的真实生活情况，说明无论少年、中年还是老年，都永远地被束缚在同一块土地上，而且一代接着一代承受着同样的命运，显示了诗人内心深沉的同情和忧伤。这就是意象的表现，在这些意象的生成中，意向和想象起着巨大的作用，因为意向是主体在审美中的思想倾向，意志追求和愿望企图的一种曲折的融合，是人类的一种审美需求的表现，想象则是一种运用表象自由地把握世界和创造形式的心理能力和机制。想象与意向相结合，在超越一切的无限的自由中，创造性地缔造出一个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意象世界。从意象的作用和在艺术作品中的功能来看，艺术作品特别是诗歌作品就一定要以意象为载体，为关键，人们通过作品的一个个意象，一步步走入诗歌最优美的艺术境界。因为在意象世界中，集中体现着诗歌艺术的审美特质，通过意象世界，主体之“意”从内涵到显现，诗歌艺术才现实地成为审美对象；借助意象世界，读者和作者之间审美经验的交流才能得以展开与完成。三、关于诗歌中的意境建构“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好的句子，要在很高的艺术感悟中才能产生，也只有具有高艺术辨别能力的好作者，才能在偶然的机会中吟诵出好句子。只要出现一个好句子，历史是不会忘记的，艺术也是不会忘记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写出了边疆的独特风貌令人神往，“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空旷幽寂的场面生出忘我的境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作诗的首要要求，“意与境二字而已”，“有境界自成高格”。陶渊明的诗有清幽闲适的意境，王维的诗则有恬静优美的韵味。因此，意境是从诗作的整体效果上说的。“意”即情意，是诗人的主观思想感情，“境”即境界，是诗中“寓情”的意象的排列层次。意境就是诗人的主观思想感情与客观事物互相交融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那么，什么是意境呢？宗白华先生指出：意境是“中国文化史上最中心也最具有世界贡献的一方面。”所谓意境，主要是指运用艺术意象，在主客体交融、物我两忘的基础上，将接受者引向一个超越现实的时空，富有形上本体意味的境界中。在中国美学史上，它在一步步地成为艺术作品的终极追求。当然，从意境的特点上来看，它是一种有限的象，通过这种象，引发一种带有哲理性的人生感、历史感和宇宙感。诗歌作品中，通过意象的载体，诗的意境在主客体的相交相融之中，因情景交融、互相生发而具有不断生成的特点。卞之琳的短诗《断章》体现了这样的特点。“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首先是呈现出两幅构图，其中的人物、小桥、风景、楼房、窗子、明月、梦等意象通过作者精心调度、安排，通过“看”和“装饰”，将不相关的事物各自联在一起。其次，画面巧妙地传达了诗人的哲思：在宇宙人生中，一切都是相对的（你既是欣赏者，又是被欣赏者），又都是相互关联的。再次，诗句中体现的主客体位置的互换，实象和梦境产交替使诗显出活动的空间，传达了超越诗人情感的人生经验。让人从作品中体现出对生命庄严、人格尊严的颂扬，从而超越外在意象而达到深沉哲思的境界。宗白华先生将艺术意境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直观感相的模写“，特点在于其呈现为静态的实象；第二层”活跃生命的传达“，特点在于飞动而虚灵；第三层“最高灵魂的启示”，特点在于超迈而神圣。所以对于诗的意境分析，不能停留于其单层平面的展示，而有从主客体交融的形象体系中深入开掘，体会“象外之象”，“味外之旨”，才能深深领会意境特有的魅力。在读诗的过程中，只有进入了真正的意境，才能找到诗歌的灵魂，才能感悟到诗歌所表达的寓意，才能从那些朴实或飘渺的语言中寻求到人作为人，物作为物的真谛。四、关于意象和意境之间的关系从意象的生成和发展来看，意境是以意象的存在为前提，它要求的是主客一体，物我合一的境界。二者都是主体与物象碰撞时形成的一种心理状态。艾略特曾经这样评论中国古典诗歌：“一个汉字是一个意象，一个句子就是一组意象。”并以此为理论翻译中国诗歌。其实这种观点还是站在西方诗歌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古典诗歌，自然有所偏差。中国古典诗歌偏重的是“意境”，一个整体化的意境。而不同于西方诗歌所表现出的一个或一组“意象”。从意象的组合方式上看，意象一般是对文字所描写的物象的感受和体会，意境是在意象所烘托的氛围中达到的一种境界，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意象与意境的创造不是由作者一个人来完成的，意象与意境需要作者与读者共同完成，作者营造出艺术氛围，读者感受这种艺术氛围，当二者融合在一起，就创造出了意象与意境，这比较符合中国的天人合一的理念，意象与意境是中国所特有的理解和概念。当诗人以文字将物象跃于纸上，对于物象的感受由读者来完成，形成意象，“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不同的读者所感受的意象可能不完全一样。对于意境，要求更高一些，感受一首诗，有些读者可能达不到理想的境界，或者仅限于意象的感受上。但是，我们要承认，凡是诗一般都存在意象，否则就没有诗味，但不是所有的诗都能创造意境美。在意象和意境的美学范畴来看，意象美比较容易感受，而对于意境则不容易体悟，感受意境美对欣赏者的修养、生活经历、生活环境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要求。李白的诗歌多意象美，而杜甫的诗歌多意境美，这也是李白的诗歌较受欢迎的一个因素。然而，从意象到意境的过程，它们是一致性的，可二者毕竟不属于同一层次的概念，有其区别。第一，意象主要讲的是审美的广度，意境则主要是从审美的深度而言，意境深邃，意象广阔。从空间角度来说，意象偏重于横向，意境则偏重于纵向。如“大漠孤烟直，黄河落日圆”主要是以意境为主，意象辅之，体现一种跨越时空的景致；而屈原的《天问》主要是横向性的意象排列，意境稍逊。第二，意境是意象的升华，它是主体心灵突破了意象的域限所再造的一个虚空、灵奇的审美世界。只有当“意”突破了“象”的束缚，向哲理性、终极性升华时才逼近“意境”。从意象走向意境，是从有限走向无限，从形而下的外观走向形而上的感悟；意境不能开意象而独立存在，但由必须超越意象才能达到。第三，在中国文化中，意象属于艺术范畴，而意境则指心灵时空的存在与运动，是一个美学范畴。对于中国艺术家来说，虚、空、远等始终是其创造的核心目标。作为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李白诗歌中的意象多为超越现实的，很少表现现实世界，他的诗歌多体现精神世界，读李白的诗会获得精神的极大自由，是对生命的超越。李白的诗歌语言平实，天真自然，不饰雕琢，却又强烈地表现了作者的自我意识与奋发激昂的精神,诗人的形象作为一个精神形象几乎无处不在李白的诗中。“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孤帆远影碧空尽,帷见长江天际流。”长江、黄河这些大川的意象表现了李白的精神世界，即蓬勃激昂、势不可挡。这是李白胸中沟壑，头脑中的意象。李白的诗歌中消极情绪掩盖不住他生命的跳动、生命的激情，诗歌中的意象总是鲜活的，充满力量。山如果是李白诗歌意象的伟岸气质，而大川就是李白胸中的力量源泉，生生不息。作为唐代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杜甫的诗多表现对生命的怜悯，作为有着读书人自洁情操的杜甫，杜甫本人与广大人民同悲同苦。杜甫的诗表现的多是意境美，他的诗歌表现的方面极为广泛，又十分贴近广大人民的生产生活，歌颂祖国的大好山河,描述人民的苦难及社会的动荡。这些东西，就是所谓意境在美学范畴中虚、空、远的无极表现。因此，意象和意境有这密切的联系，又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诗歌的创作和阅读中，只有将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从意象到意境，达到读者和作者共同追求的最高的审美境界，才能感受出诗歌的内在的美。总之，从意象的寻求，到意境的生成，读者会深入到两种境界，即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从诗的情感抒发上来探究，诗歌的感情、诗歌的最高境界是建立在形成意象的基础上的，最初都是从“情”和“景”开始，情景交融，就创设了美的境界，达到“意象”与“意境”的统一，在统一中，“意境”更强调主体和客体的交融所形成的境界。开掘诗意，深化意境，是诗的永恒追求，也是作诗者和读诗者永恒的追求。参考文献：1.《写作》（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2.《美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出版）3.《艺术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4.《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5.《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
意象和意境是诗家写诗、评论家评诗经常用到的两个术语，也是我们欣赏古诗词时必须要掌握的两个的重点，更是要分辨的两个难点。意境是没有渗透作者思想感情的客观物象，而意象则是诗人表达情感的载体。意境是文学作品中描绘的生活图画所形成的艺术境界。意境的概念比意象大，它由意象构成，意象包含在意境之中，但意象又不等于意境。
汉语言文学专业论文选题技巧
(一)写作流程：
1) 学生根据下面分设的专业选择一个，作为毕业论文的专业方向
2) 在所选择的专业方向里面在指导教师指导下自拟论文题目，开始论文写作流程。参考论文选题附后(学生论文选题不宜相同)：
(二)专业类别：
1.文艺学
文学概论 文化诗学 中国文学批评史 语文教学法 美学概论
2.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
明清小说研究 唐诗宋词研究 红楼梦专题 中国古代文学史(一)
中国古代文学史(二) 中国古代文学史(三) 元杂剧研究 《史记》研究
古典文献学
3.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现代小说研究 儿童文学 台港及海外华人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史
中国当代文学史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 中国现当代文艺思潮
青少年儿童文学概论 影视文学
4.民间文学与民俗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民俗学 民间文学概论 比较文学概论 二十世纪欧美文学 外国文学史(欧美) 外国文学史(东方)
(三)参考选题：
1. 文艺学：
1.形象——文学艺术的共同特征
2.“自我表现”与“ 摹 仿现实”
3.说“ 艨 胧”——对语言艺术的特点的新认识
4.面向生活——当前文艺创作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5.艺术，需要呕心沥血的创造
6.“性文学’是文学表现人性的必然趋向吗?
7.试论文学的不朽魅力
8.艺术典型化的要求过时了吗?
9.“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试论文艺创作中的主体与客体
10.化丑为美——典型化在塑造反面形象上的魔力
11.对实践派美学理论的历史考察
12.试论美学与文艺学的关系
13.简论“自然人化”与自然美
14.试论自然美的'根源与本质
15.艺术美与现实美关系之我见
16.“意象”与“意境”的比较研究
17.试论艺术美中主观与客观的关系
18.试论艺术创作中“形似”与“神似”的辩证关系
19.社会美与自然美特点的比较研究
20.试论人的“内在美”与“外在美”的关系
2. 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
1.论中国古代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
2.论《诗经》中的爱情诗
3.论《离骚》抒情主人公的悲剧形象
4.论《韩非子》的寓言艺术成就
5.论司马迁《史记》人物传记的进步倾向
6.被压迫者的心声——汉乐府中的人民自由精神
7.《孔雀东南飞》与中国叙事诗传统
8.试论《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色及它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9.论汉乐府民歌与
一篇和此相关的论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传承、建构、展望——关于二十世纪词学研究的对话 二十世纪词学的传承、变革与格局建构 严迪昌（苏州大学中文系） 回顾二十世纪词学研究可以有不同的眼光。思路不同、视角不同、趣味不同、兴奋点不同，定有不同的侧重点和评量。面对庞大丰富而又复杂的评估对象，当也应持一种“异量美”式的气度，否则以偏盖全，往往不够中肯公道 ，估衡失去意义。何况词学研究仍处在过程中，所以回顾也只能是相对的、不周全的、各见所见的阶段性的回顾。 二十世纪这百年词学研究历史所呈现的是不断处于蜕变中的动态过程，其始端实承接自晚清词学。除了王鹏运卒在世纪之初，继之郑文焯卒于1918年，况周颐则又后8年逝去，朱祖谋寿至1931年。这就是说，“四大家”的影响实际深远及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甚至还不止三十年。这种影响不仅是创作趋向的，也不只限自《四印斋所刻词》到《＠①村丛书》的整辑与版本校勘之学，更主要的是流派宗尚、风格倾向等词学审美批评的取向以及词史观念上的影响。回想一下五十年代中读到的吴梅先生的《词学通论》等著作以及直接或间接受到的师辈对词的有关教诲，上述影响是那样清晰。 刘扬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确，二三十年代崭露头角的那个新时代的词学家群体厥功甚伟，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这门学问很快地摆脱了过去几百年那种格局 小、人员少、门径窄、理论意识差、视野不开阔和研究手段落后的状态，加入了学术现代化的行列，并成为一门显学。当然，从学术传承上我们不应该忘记晚清时期以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等人为骨干的那批旧式词学家，是他们，以自己的数量和质量都极为可观的词学文献整理与理论探索的成果，为新词学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严迪昌回顾词学百年史，可以发现词这一文体研究，较之其它文体有明显的特殊色彩。传统的诗或散文在“五四”新文学潮起后曾一度淡散，不成集群形态，词则始终 有种传统承续而且保持群体的运动态势。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不仅没有如斥“桐城”文、“同光”诗为谬种那样视词家为顽悖，相反不少成员还饶有兴味地想接收这抒情文体予以改造，或称“解放”，而在所谓“传统”与“解放”之间似亦无尖锐冲突。这是二十世纪词学研究历史上极堪玩味的一个现象。 刘扬忠尽管如此，但我认为，二十世纪的新词学并不是传统词学自然发展的结果。恰恰相反，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新词学是本世纪开头30多年新文化思潮冲击旧词学， 使之发生裂变的产物，而决不是传统词学的传宗接代式的延伸或复制。 挟带着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方法闯进世纪初的词坛，给这门古老的学问带来新面貌的，是王国维、梁启超、胡适、俞平伯等一批受过西学薰陶的新派人物。同传统的旧式的词学家相比较，这些新派人物思维方式不同，治学路子不同，因而面对同样的研究对象所得的结论也大不一样。他们发表的那些在当时激起轩然大波的专著和文章，所代表的是一种新的学术方向，所提供的是一种新的学术范式。几十年来，词学界认同他们的人多沿着他们的路子往前走，去开辟词学研究的新天地；不赞同他们的则斥词学的“外行”甚至“异端”。而不管赞同不赞同，自从这批人物介入，词学研究的学科格局改变了，新质产生了，并且从总体上被引入了文学研究现代化和科学化进程之中。 王兆鹏（湖北大学文学院）词学研究，作为本世纪的显学及其格局建构有三个标志，一是有专刊。从三十年代起，词学就有了专门的刊物《词学季刊》，八十年代施蛰 存等先生又创刊《词学》，至今还在陆续出版。二是有师。本世纪的词学研究，出现 了夏承焘、唐师圭璋等一代宗师。本世纪的古典文学究，从文体分布来看，诗、词和小说三种研究都没有授予过“诗学大师”或“小说大师”的称号，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现象。三是有宗派。三十年代查猛济说：“近代的‘词学’，大概可以分做两派：一派主张侧重音律方面，像朱古微先生、况夔笙诸先生是。一派主张侧重意境方面的，像王静庵、胡适之诸先生是。”（《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三号《刘子庚先生的词学》）钟振振（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龙榆生先生也是一代宗师。三十年代他主编《词 学季刊》，几乎每期打头的都是他亲自撰写的长篇论文，对词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从总结过去到展望未来，从建构理论体系到评论重大作家，都有较全面、较深入的思考。他的许多见解，至今仍给人以启迪。 王兆鹏 说到词学宗师，他们的治学精神和治学境界，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专、精、大。所谓专，就是专一于词学，以毕生的精力从事词学研究，很少旁鹜，无论遇到什么人生的挫折和变故，从不动摇研究词学的信念。精，就是追求学问的精深、精到。夏承焘先生三十年代在日记中写道：“治学不可精力旁鹜，年来治《词人年谱》、《姜白石考证》及拟作《述林清话》等，虽自谓不轻心掉之，然究非第一等著作，当更为其精大者。（《天风阁学词日记》第323 页）他的《唐宋词人年谱》本来是“第一等著作”，但他自己还不满足，还想写出更精更大的著作。大，就是气魄大，拈大题目， 做大学问，解决系列性的、全局性的问题，而不是零打细敲。唐师圭璋三十年代，以一 人之力全力编《全宋词》。夏承焘先生做年谱，不是做一家或两家的年谱，而是做十几家的年谱，甚至是《词林年谱》（可惜该书没有完成）。 严迪昌 兆鹏先生对本世纪词学宗师的特点概括为“专、精、大”，很精要。可以补充的是：“专”，从成果现象看，宗师们主要成就在词的研究上，但事实是宗师们一生并非只是专精于词学。这一点固不必详辨，但却是值得后人师法的。 事实是，历史上的词人并非如今天分工细狭的犹如专业户式的作家。宋代词人与唐代诗人不同，往往多才兼能，两宋以后此特点则成为普遍现象，诗文词无不兼能，有的还是小说家、剧曲家以至书画大家、或者则为学者史家。要整体把握他们各自的心态，把握他们共时性群体生态，或叫原生态，以及作品表现形态，是必须有个宽博的研究视野空间的。不要把“专”变成狭。 “大”，我想也是整体性表现。宗师们的“大”也与博通有关，与词史整体性认识和把握有关。 两大宗派的学术贡献及其历史意义 刘扬忠 近年来，词学界同仁在总结本世纪词学史的时候，时常说起这个领域长期存在两大学术宗派：一派是以承续晚清民初旧词学为主的“传统派”，一派则是借助现代文艺学来解决词学问题的所谓“新派”。两派并立，是二三十年代以来词学界的事实，不是什么人主观划分的。是这两派词学家共同创造了本世纪词学繁荣的局面，使词学成为显学。我想补充说明的是，这两个学术宗派并非总是非此即彼和势不两立的，它们之间还常常有互相沟通、互相影响和互相合作的一面。而且两派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词学理论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所谓“传统派”，自从其中坚人物龙榆生撰写《研究词学之商榷》、《词体之演进》、《两宋词风转变论》等一系列有现代意识、有理论色彩的论文开始，就逐渐突破了专事词集校刻、词律订正与词话评点的藩篱，走上了用新观点和新方法研究词学的道路。当时不单单是龙榆生，其他一些原先属于“传统派”的词学家也发生了这种变化。比如唐圭璋先生1934年发表《李后主评传》，就以“性灵”、“情感”来评李后主的词，称赞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能扫除余子，独尊后主，可算是有卓识的鉴赏家”，从而表示了对新派词学家的理论和观点的相当程度的认同。另 一方面所谓“新派”也并非像某些人形容的那样毫无旧学根基，只是贩卖西方理论而在词学问题上凿空乱道，游谈无根；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旧学功底绝不比“传统派”差，而且他们在进行理论创造时，充分地采用了“传统派”的“实学”成果——包括那些被视为传统词学辉煌业绩的考据、校勘成果。这两个学术宗派的碰撞和对立，在那个新旧交替、学术研究处于转型关头的历史时期是必然的和正常的。随着词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完成和新的学术范式的深入人心，新旧两派的对立也就逐渐缓和及至淡化了。 王兆鹏 最近胡明在《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一文中，把这两派称为“体制内派”和“体制外派”，也很有意思。属于朱、况一派的代表人物则有夏敬观、陈洵、吴梅、赵尊岳、王易、梁启勋、陈匪石、林大椿、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詹安泰、赵万里等先生。这两派研究词学，各有特点。王、胡一派大多是“业余”的词学“票友”，是站在词学的边缘来看词，把词放在整个中国文学的进程中来考察，目光敏锐，与传统的词学观念和词学见解大异其趣。不过多主观的价值判断，选词、论词有随意取舍之失。他们虽然是业余玩玩，词学研究的成果也不算多，但影响却很大。龙榆生曾说“自胡适之先生《词选》出，而中等学校学生始稍稍注意于词，学校之教授词学者，亦几全奉此为圭臬；其权威之大，殆驾任何《词选》而上之”（《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词学季刊》第三卷三号）。胡适冲击波的影响可见一斑。而朱、况一派的学者多是“职业”的词学专家，主要的精力是从事词学研究，研究方法上更重实证，他们是在延续词学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开拓和创新。他们注重词学文献、词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成果丰硕。要说明的是，词学宗派的划分是相对的，两派也并不是截然对立，异中有同。而且到了八九十年代，这种宗派的界限就消失了。 严迪昌 词学研究者不管是“职业”的还是“业余”的，重要的是把握和认识词这一文体的功能。事实上功能性的认识决定着各自研讨的眼光。把词与音乐属性胶连一起看待，与把词视为抒情载体，即分野为各自不同体系的研究路子。顺便说到，我不赞成用“职业”、“业余”这样的名称来区分辨识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词学研究宗师们。“职业”，易成为“匠”，成为鉴古的骨董家，谋生的贩货人，也容易近乎“玩”；“业余”不免随意、率意、信口而谈。尽管前贤中不无“玩”意或手滑之处，但大抵是严肃地进行文学研究，为后人整体把握不断提供参照系。词学宗师没有偏执无识的漫议。 刘杨忠 这里顺便说一说，虽然词学领域两个学派的对立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今天来谈论它，回顾历史和总结经验，还须费点口舌，以消除对于词学“新派”的一些误解。多年来，词学界有人流传着一个不知起于何时何处的说法：认为词学“新派”诸人观点与方法虽新，但对词学这门“专门之学”却毕竟不是内行，因此对词学所说的一些话似乎“靠不住”。这一说法影响甚大，以致最近有学者发表回顾百年词学史的文章，还把“新派”称为“体制外派”；兆鹏君提到这一派时，也称之为“业余的词学‘票友’”。我是不赞同“体制外派”和“业余”、“票友”这类称呼的，因为这些用语包含着认为王国维、胡适、梁启超、俞平伯等人不是“词学中人”、不是“内行人说内行话”的意思，实际上否定了（至少是贬低了）他们在本世纪新词学中的作用和贡献。事实上，“新派”诸人几乎无一不是淹通文史而兼精词学的大学者。拿王国维来讲，他的旧学根基广博而深厚，兼通多门学问，这是尽人皆知的。他对词之一道，极为内行：他自己写出的一手好词，当行本色，学界早有公论；从他的《人间词话》、《清真先生遗事》等著作中更可看出，他对词的审美感受和理论把握，远比与他同时代的某些终生只专词学一门的名家高明得多。说到胡适，有人讥讽他对词学是外行“胡说”，他虽然年青时长期留学美国，接受“新学”，却一直并没有放弃“旧学”，且对“旧学”中的一支——词学情有独钟，把词视为他提倡的白话文学的源头之一，经常进行探究和琢磨，甚至，连他那首文学革命的“誓诗”也是用《沁园春》词调填写的！这样的学者涉足词界，你能说他是“体制外”的“外行人”“胡说”吗？至于梁启超以及俞平伯、缪钺等等学人，虽不专搞词学，但词学造诣却十分精深，他们的情况更是学界熟知的，我就不多说 了。总之，词学中的“新派”并非不懂词学，他们对本世纪词学的贡献应该得到充分肯定。他们与“传统派”的主要不同点在于思想、观念、方法新，在于他们为词学这块旧学领地引入了近代文艺科学理论，建立起了新的学术体系和研究范式。从本世纪前半期为词学带来勃勃生机和新气象的多半不是专搞词学的人这一点，我进一步联想到，我们这些新时期的“词学专家”如果眼睛只盯住“词学”这块领地，而不把研究对象放到整个文学系统乃至整个大文化系统中去研究、考察、诠释的话，我们就无法开拓词学的新局面，词学的“显学”地位也将溃落！我们应该真正打破传统词学封闭主义、孤立的、铁板一块的思维定势，像当年那些“新派”词学家那样，将这门学问向广阔的天地开放，让它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学术生命力。 二十世纪词学的两大阶段与成果 王兆鹏 回顾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我觉得有两个阶段值得特别注意。一是三四十年代，二是八九十年代。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成果，主要是产生在这两个阶段。词学作为一门“显学”，就是从三十年代开始发迹“显贵”的。 当时以“词学”命名的著作就有梁启勋的《词学》（1933）、吴梅的《词学通论》（1933）和胡云翼的《词学概论》（1934 ）等。 这两个阶段又各有特点，三四十年代造就了词学大家，八九十年代是大家造就了词学。三四十年代，造就了龙榆生、夏承焘和唐师圭璋等词学大师，他们个体的成就十分突出；而八九十年代，则是大家造就了词学研究的繁荣，群体的成就比较显著。稍稍比较一下《词学季刊》和《词学》，就明显可以看出这种差异。《词学》的作者队伍非常广泛，除了主编施蛰存先生在上面连载《历代词选集叙录》之外，似乎还没有其他的“专栏作家”。是众多的作者群体支撑着《词学》，个体的实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 钟振振 《词学》之所以没有“专栏作家”，恐怕主要原因还在于它的出版周期太长，一年才出那么薄的一小本，容量远不如每年出4 期、16开本的《词学刊》。何现代学术刊物的种类大大超过三四十年代，词学文章到处都可以发表，不必尽见于《词学》。可不可以换个说法，词学研究者的个体实力还是得到充分展现了的，不过他们是到处“巡回演出”，并非都挤在“天桥”那一小块地。至于说到“词学大师”，那是需要时间来考验、需要后人来认定的，二十世纪的后半段究竟有没有“词学大师”，现在且不忙作肯定或否定的结论，留给下个世纪的学术界去考虑吧。 刘扬忠 本世纪词学研究的基本格局，是在三四十年代建立起来的。 这一是出版了五大总集与丛刊：林大椿的《唐五代词》（1933）、唐圭璋的《全宋词》（1940）和《词话丛编》（1934）、赵尊岳的《明词汇刊》（1936）和陈乃乾的《清名家词》（1937）。这些总集和丛刊，为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文本依据。 钟振振 二是确立了词籍文献学研究的基本范围：版本、目录、校勘、笺注、辑佚，而且都有示范性乃至集大成性的成果，以致于每一种都成了专门的学问，当时就有词学“目录之学”、“校勘之学”、“笺注之学”、“辑佚之学”等说法。词集的版本与目录，有唐圭璋先生的《宋词版本考》（1940）和赵尊岳的《词集提要》。词集校勘与笺注，在前辈王鹏运、朱祖谋等人的成果基础之上，又提供了多种规范。李冰若的《花间集评（1935），建立了评与注的模式；唐圭璋先生的《南唐二主词汇笺》（1936）则完善了词集笺注的编年体制。辑佚，尤其是唐宋金元词的辑佚， 成果最突出。 赵万里的《校辑宋金元人词》（1931），以体例精审、搜采繁富著称；周泳先的《唐宋金元词钩沉》（1937），也是网罗散佚的力作；唐先生的《全宋词》，更是集大成的巨著。 三是完善了词人词作史料研究的基本模式。研究词人的生平思想、词作的创作年代，主要有两种著述方式，一是年谱或年表，二是传记或评传。这两种著述方式也是定型于三十年代。代表作有夏承焘先生的《唐宋词人年谱》（先后发表于《词学季刊》，后结集出版成书）、唐圭璋先生的《蒋鹿潭评传》（1933）等。 王兆鹏 四是建构出词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当时的词史著作，蔚为大观，既有通代的词史，如刘毓盘的《词史》（1931），王易的《词曲史》（1931），胡云翼的《中国词史略》（1933）等，都是从唐宋论述到晚清；也有断代的词史，如薛砺若的《宋词通论》（1937）等。研究的范围、论述的方式虽各有不同，但勾划出了中国词史发展过程的基本走向和基本脉络，后来的词史，就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词史专著的出版，是硬件建设；新的词史观的形成，则是软件创建，这对后来影响更大。当时的学者已经意识到古代词学者封闭性的词史观的局限，而注意到了并力图提示词的发展演变与时代环境的密切关系；要求研究者以历史家的客观态度，实事求是地考察词史流变的本来面目，克服前人以宗派门户之见，牵人就我或是古非今等毛病。 钟振振 对宋代词史的分期与词派的看法，基本上定型于三十年代。 比如在宋词分期的问题上，当时学者力图打破传统的北宋词、南宋词二分法的割裂、笼统之弊。龙榆生曾明确指出，“两宋词风之转变，各仍有其时代关系，既非‘婉约’、‘豪放’二派之所能并包，亦不能执南北以自限”（《词学季刊》第二卷一号）。他在《两宋词风转变论》中对宋词六个阶段的划分，一直影响着后来对宋词的分期和对宋词流变的看法。此后分期的观点虽有差异，但基本上是在龙氏六分法的基础上的修正和深化。 王兆鹏 八九十年代，词学研究突飞猛进。词的普及，也是空前的。要宏观的概括近一二十年词学研究进展的特点，当然是可以的，不过凭这种简短的“谈话”方式，容易流于空泛。咱们还是分几个方面来谈为好。 钟振振 词集文献的整理出版，品种和数量都超过了前几十年。有影印的词集，有修订再版的词集，新整理校注的词集更多。几部大型词集丛刊，如《唐宋名贤百家词》、《宋六十名家词》、双照楼和陶氏涉园的《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四印斋所刻词》、《〔村丛书》、《明词汇刊》等，八十年代都重新影印出版，有的附了索引，很便于检索利用。 王兆鹏 顺便说一下，我们词学界的学术著作，跟整个古代文学的著作一样，很少附有主题或人名索引，这一不符合国际惯例，二不便于读者、学人利用。《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9月27 日刊有张远山的《为何没有索引》一文，其中有几句振聋发聩的话，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每一个自视甚高的学者（这样的学者中国相当不少），如果不为自己的专著编好索引，那么就是对自己学术生命的自杀。”“应该将没有索引的书籍出版商，罚往地球以外十英里的地方。”（英国史家卡莱尔语）按照卡莱尔的说法，我们绝大数的著作和作者都该罚出地球以外。 不过，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用现代化的手段检索利用词学文献，近几年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南京师范大学研制的《全宋词》计算机检索系统已可以运行使用，查询、检索都非常快捷方便。最近这一检索系统经过改进（增加了《全金元词》的检索），又进入了因特网，网民只要进入南京师范大学的网址，就可以自由地检索利用。南京文史馆的朱崇才博士正在研制《词学电脑专家系统》，这一系统将包括《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和《词话丛编》等内容，具有查询、索引、统计和辅助等四大功能。我也在指导研究生做历代词选的计算机检索系统，现在已输入了古今多种词选，不久就可以完成《词律》、《词谱》检索系统和《全宋词》检索系统，据她自己介绍，功能比较齐全，可惜现在我们大陆学者无法利用。 钟振振 八十年代后修订再版的词集有《词话丛编》等。《词话丛编》在问世半个世纪后，又在原来所辑的60种词话的基础上增加了25种，使这部词林巨制收录的资料更加丰富。中华书局还出版了《词话丛编索引》和《全宋词作者词调索引》，给读者利用这两部词学巨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非常可惜的是，由于中华书局决定出版《词话丛编》的标点本时，先师唐圭璋先生已是八十多岁高龄，无力亲自作新式标点，书局乃请人代庖。限于水平，加之标点难度较大，标点者未能做好这项工作。因此，这部书里的句读错误是很多的，亟须重新点过。 王兆鹏 新出的词总集，则有张璋等先生编的《全唐五代词》。此书虽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比三十年代林大椿的《唐五代词》还是有很大的进步。我和刘尊明等师友新编纂的《全唐五代词》，也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书可能比原来的两种唐五代词总集要好一些。《全清词》顺康卷也出版了两册，《全明词》由饶宗颐和张璋先生也先后编纂多年，出版有望。到下个世纪，词的断代总集从唐五代到明清，可能会出齐。 钟振振 张璋等先生所编《全唐五代词》，好处是附有集评，颇便于学者；缺点是把不少诗也误当成词收了进来。另外，词人的编次也有时代先后颠倒的。八十年代的前夕，中华书局还出版了先师唐圭璋先生的《全金元词》。这是唐先生对词学的又一重大贡献。遗憾的是出版社校对不精，鲁鱼亥豕，俯拾皆是，也应当细细校改订正。 历代著名的词选本，八十年代以前，只有《花间集》等寥寥几种有校点本。最近几年，宋人选宋词的《乐府雅词》、《花庵词选》、《阳春白雪》、《绝妙好词》和两部明词选《明词综》、《兰皋明词汇选》等，都有点校本问世。 词别集的新笺注本就更多。八十年代以来，除李清照、辛弃疾、姜夔等人的词集原有校注本外，柳永、张先、晏殊、欧阳修、苏轼、晏几道、秦观、贺铸、晃补之、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刘克庄、史达祖、王沂孙等人的词集也都有了校注本，有的是编年本。薛瑞生先生的《乐章集校注》、吴熊和、沈松勤先生的《张先集编年校注》、徐培均先生校注的《淮海居士长短句》和邓子勉校注的《樵歌》，也都是上乘之作。 刘扬忠 词人生平史料的考证方面，也多有创获和发现。陈尚君的《花间词人事辑》就是一篇很有份量的论文，只是刊在一本纪念俞平伯先生的文集里，不大容易找到。宋代词人中晏几道的生卒年，一直是凭推测而难确考，最近因《东南晏氏重修家谱》的发现而使疑团得到彻底的解决（见《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大词人周邦彦的家世，自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以来，一直是不可考。最近刘永翔先生的《周邦彦家世发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3期）也揭开了谜底。 朱淑真生活年代的考证，近几年也有新的进展，其中邓红梅的《朱淑真事迹新考》，有新的发现。杨海明先生对张炎家世的揭秘和北游行踪的考证，也是较重大的发现。 自从《唐宋词人年谱》和《辛稼轩年谱》两种著名的年谱问世以后，八十年代以来又出了几种年谱，王兆鹏的《两宋词人年谱》和《张元干年谱》、严杰先生的《欧阳修年谱》、孔凡礼先生的《苏轼年谱》、郑永晓的《黄庭坚年谱》、白敦仁先生的《陈与义年谱》、程章灿先生的《刘克庄年谱》等，都是相当扎实的著作。 王兆鹏 近年还出版了一些词学批语的资料汇编，如《唐宋词集序跋汇编》和《词籍序跋萃编》，把历代的词集序跋汇集一处，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可惜收录都不全面，而《汇编》把叶梦得的《石林词》隶属于叶适，更是不应有的错误。刘庆云先生编撰的《词话十论》，钟振振等先生编撰的《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也都是很适用的书。《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由于部头太大（不下500万字）， 耗时近十年尚未最后完成。钟振振已表示力争在本世纪内竣工，不拖到下一个世纪。陈寅恪先生很推崇宋代的史学，宋人治史成功的经验之一便是先作“资料长编”，他们在这项基本建设工程上所投入的劳动是前人无与伦比的。钟振振做的这项工作也可以说是宋词研究的“资料长编”，举凡宋词作家的传记资料、作家作品的纪事资料和评论资料，各按时代顺序分系于相关作家条目之下，遂使各种记载、说法、观点的来龙去脉、此异彼同，孰为首创，孰为因袭，可以一目了然。此编所收录的资料，有许多是不太为人所知见，甚至从未被人 提及或使用过的。其中颇多公私所藏善本、稿本，乃至海内孤本。此外，钟振振还就所引各种资料的学术性错误，写了近万条按语，约有数十万字的考辨，供使用者参考，免得继续以讹传讹。相信这部书出版后会给词学研究者带来很大的便利。 钟振振 对个体词人的研究，成果也很丰硕。杨海明的《张炎词研究》和萧鹏的《周密及其词研究》，以深细扎实见长；曾大兴的《柳永和他的词》和刘扬忠的《辛弃疾词心探微》则以立论新颖取胜。尤其是《辛弃疾词心探微》，标志着一种研究范式的转换。 王兆鹏 词史的研究，是八九十年代成果最丰硕的一个领域。出版的通代与断代的词史不下十种。而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陶尔夫先生的《南宋词史》、严迪昌先生的《清词史》，则是最有影响和特色的著作。 就唐宋词的宏观研究而言，有两本著作深受学人的注目，一是吴熊和先生的《唐宋词通论》，一是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前书分词源、词体、词调、词派、词论、词籍、词学七章立论，对传统词学研究格局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差不多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代表着传统词学“过去时”的完美结束。而后者从词史观到词史的建构方式，都是全新的代表。
一篇和此相关的论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传承、建构、展望——关于二十世纪词学研究的对话二十世纪词学的传承、变革与格局建构严迪昌（苏州大学中文系）回顾二十世纪词学研究可以有不同的眼光。思路不同、视角不同、趣味不同、兴奋点不同，定有不同的侧重点和评量。面对庞大丰富而又复杂的评估对象，当也应持一种“异量美”式的气度，否则以偏盖全，往往不够中肯公道，估衡失去意义。何况词学研究仍处在过程中，所以回顾也只能是相对的、不周全的、各见所见的阶段性的回顾。二十世纪这百年词学研究历史所呈现的是不断处于蜕变中的动态过程，其始端实承接自晚清词学。除了王鹏运卒在世纪之初，继之郑文焯卒于1918年，况周颐则又后8年逝去，朱祖谋寿至1931年。这就是说，“四大家”的影响实际深远及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甚至还不止三十年。这种影响不仅是创作趋向的，也不只限自《四印斋所刻词》到《＠①村丛书》的整辑与版本校勘之学，更主要的是流派宗尚、风格倾向等词学审美批评的取向以及词史观念上的影响。回想一下五十年代中读到的吴梅先生的《词学通论》等著作以及直接或间接受到的师辈对词的有关教诲，上述影响是那样清晰。刘扬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确，二三十年代崭露头角的那个新时代的词学家群体厥功甚伟，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这门学问很快地摆脱了过去几百年那种格局小、人员少、门径窄、理论意识差、视野不开阔和研究手段落后的状态，加入了学术现代化的行列，并成为一门显学。当然，从学术传承上我们不应该忘记晚清时期以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等人为骨干的那批旧式词学家，是他们，以自己的数量和质量都极为可观的词学文献整理与理论探索的成果，为新词学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严迪昌回顾词学百年史，可以发现词这一文体研究，较之其它文体有明显的特殊色彩。传统的诗或散文在“五四”新文学潮起后曾一度淡散，不成集群形态，词则始终有种传统承续而且保持群体的运动态势。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不仅没有如斥“桐城”文、“同光”诗为谬种那样视词家为顽悖，相反不少成员还饶有兴味地想接收这抒情文体予以改造，或称“解放”，而在所谓“传统”与“解放”之间似亦无尖锐冲突。这是二十世纪词学研究历史上极堪玩味的一个现象。刘扬忠尽管如此，但我认为，二十世纪的新词学并不是传统词学自然发展的结果。恰恰相反，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新词学是本世纪开头30多年新文化思潮冲击旧词学，使之发生裂变的产物，而决不是传统词学的传宗接代式的延伸或复制。挟带着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方法闯进世纪初的词坛，给这门古老的学问带来新面貌的，是王国维、梁启超、胡适、俞平伯等一批受过西学薰陶的新派人物。同传统的旧式的词学家相比较，这些新派人物思维方式不同，治学路子不同，因而面对同样的研究对象所得的结论也大不一样。他们发表的那些在当时激起轩然大波的专著和文章，所代表的是一种新的学术方向，所提供的是一种新的学术范式。几十年来，词学界认同他们的人多沿着他们的路子往前走，去开辟词学研究的新天地；不赞同他们的则斥词学的“外行”甚至“异端”。而不管赞同不赞同，自从这批人物介入，词学研究的学科格局改变了，新质产生了，并且从总体上被引入了文学研究现代化和科学化进程之中。王兆鹏（湖北大学文学院）词学研究，作为本世纪的显学及其格局建构有三个标志，一是有专刊。从三十年代起，词学就有了专门的刊物《词学季刊》，八十年代施蛰存等先生又创刊《词学》，至今还在陆续出版。二是有师。本世纪的词学研究，出现了夏承焘、唐师圭璋等一代宗师。本世纪的古典文学究，从文体分布来看，诗、词和小说三种研究都没有授予过“诗学大师”或“小说大师”的称号，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现象。三是有宗派。三十年代查猛济说：“近代的‘词学’，大概可以分做两派：一派主张侧重音律方面，像朱古微先生、况夔笙诸先生是。一派主张侧重意境方面的，像王静庵、胡适之诸先生是。”（《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三号《刘子庚先生的词学》）钟振振（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龙榆生先生也是一代宗师。三十年代他主编《词学季刊》，几乎每期打头的都是他亲自撰写的长篇论文，对词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从总结过去到展望未来，从建构理论体系到评论重大作家，都有较全面、较深入的思考。他的许多见解，至今仍给人以启迪。王兆鹏 说到词学宗师，他们的治学精神和治学境界，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专、精、大。所谓专，就是专一于词学，以毕生的精力从事词学研究，很少旁鹜，无论遇到什么人生的挫折和变故，从不动摇研究词学的信念。精，就是追求学问的精深、精到。夏承焘先生三十年代在日记中写道：“治学不可精力旁鹜，年来治《词人年谱》、《姜白石考证》及拟作《述林清话》等，虽自谓不轻心掉之，然究非第一等著作，当更为其精大者。（《天风阁学词日记》第323 页）他的《唐宋词人年谱》本来是“第一等著作”，但他自己还不满足，还想写出更精更大的著作。大，就是气魄大，拈大题目，做大学问，解决系列性的、全局性的问题，而不是零打细敲。唐师圭璋三十年代，以一人之力全力编《全宋词》。夏承焘先生做年谱，不是做一家或两家的年谱，而是做十几家的年谱，甚至是《词林年谱》（可惜该书没有完成）。严迪昌 兆鹏先生对本世纪词学宗师的特点概括为“专、精、大”，很精要。可以补充的是：“专”，从成果现象看，宗师们主要成就在词的研究上，但事实是宗师们一生并非只是专精于词学。这一点固不必详辨，但却是值得后人师法的。事实是，历史上的词人并非如今天分工细狭的犹如专业户式的作家。宋代词人与唐代诗人不同，往往多才兼能，两宋以后此特点则成为普遍现象，诗文词无不兼能，有的还是小说家、剧曲家以至书画大家、或者则为学者史家。要整体把握他们各自的心态，把握他们共时性群体生态，或叫原生态，以及作品表现形态，是必须有个宽博的研究视野空间的。不要把“专”变成狭。“大”，我想也是整体性表现。宗师们的“大”也与博通有关，与词史整体性认识和把握有关。两大宗派的学术贡献及其历史意义刘扬忠 近年来，词学界同仁在总结本世纪词学史的时候，时常说起这个领域长期存在两大学术宗派：一派是以承续晚清民初旧词学为主的“传统派”，一派则是借助现代文艺学来解决词学问题的所谓“新派”。两派并立，是二三十年代以来词学界的事实，不是什么人主观划分的。是这两派词学家共同创造了本世纪词学繁荣的局面，使词学成为显学。我想补充说明的是，这两个学术宗派并非总是非此即彼和势不两立的，它们之间还常常有互相沟通、互相影响和互相合作的一面。而且两派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词学理论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所谓“传统派”，自从其中坚人物龙榆生撰写《研究词学之商榷》、《词体之演进》、《两宋词风转变论》等一系列有现代意识、有理论色彩的论文开始，就逐渐突破了专事词集校刻、词律订正与词话评点的藩篱，走上了用新观点和新方法研究词学的道路。当时不单单是龙榆生，其他一些原先属于“传统派”的词学家也发生了这种变化。比如唐圭璋先生1934年发表《李后主评传》，就以“性灵”、“情感”来评李后主的词，称赞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能扫除余子，独尊后主，可算是有卓识的鉴赏家”，从而表示了对新派词学家的理论和观点的相当程度的认同。另一方面所谓“新派”也并非像某些人形容的那样毫无旧学根基，只是贩卖西方理论而在词学问题上凿空乱道，游谈无根；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旧学功底绝不比“传统派”差，而且他们在进行理论创造时，充分地采用了“传统派”的“实学”成果——包括那些被视为传统词学辉煌业绩的考据、校勘成果。这两个学术宗派的碰撞和对立，在那个新旧交替、学术研究处于转型关头的历史时期是必然的和正常的。随着词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完成和新的学术范式的深入人心，新旧两派的对立也就逐渐缓和及至淡化了。王兆鹏 最近胡明在《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一文中，把这两派称为“体制内派”和“体制外派”，也很有意思。属于朱、况一派的代表人物则有夏敬观、陈洵、吴梅、赵尊岳、王易、梁启勋、陈匪石、林大椿、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詹安泰、赵万里等先生。这两派研究词学，各有特点。王、胡一派大多是“业余”的词学“票友”，是站在词学的边缘来看词，把词放在整个中国文学的进程中来考察，目光敏锐，与传统的词学观念和词学见解大异其趣。不过多主观的价值判断，选词、论词有随意取舍之失。他们虽然是业余玩玩，词学研究的成果也不算多，但影响却很大。龙榆生曾说“自胡适之先生《词选》出，而中等学校学生始稍稍注意于词，学校之教授词学者，亦几全奉此为圭臬；其权威之大，殆驾任何《词选》而上之”（《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词学季刊》第三卷三号）。胡适冲击波的影响可见一斑。而朱、况一派的学者多是“职业”的词学专家，主要的精力是从事词学研究，研究方法上更重实证，他们是在延续词学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开拓和创新。他们注重词学文献、词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成果丰硕。要说明的是，词学宗派的划分是相对的，两派也并不是截然对立，异中有同。而且到了八九十年代，这种宗派的界限就消失了。严迪昌 词学研究者不管是“职业”的还是“业余”的，重要的是把握和认识词这一文体的功能。事实上功能性的认识决定着各自研讨的眼光。把词与音乐属性胶连一起看待，与把词视为抒情载体，即分野为各自不同体系的研究路子。顺便说到，我不赞成用“职业”、“业余”这样的名称来区分辨识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词学研究宗师们。“职业”，易成为“匠”，成为鉴古的骨董家，谋生的贩货人，也容易近乎“玩”；“业余”不免随意、率意、信口而谈。尽管前贤中不无“玩”意或手滑之处，但大抵是严肃地进行文学研究，为后人整体把握不断提供参照系。词学宗师没有偏执无识的漫议。刘杨忠 这里顺便说一说，虽然词学领域两个学派的对立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今天来谈论它，回顾历史和总结经验，还须费点口舌，以消除对于词学“新派”的一些误解。多年来，词学界有人流传着一个不知起于何时何处的说法：认为词学“新派”诸人观点与方法虽新，但对词学这门“专门之学”却毕竟不是内行，因此对词学所说的一些话似乎“靠不住”。这一说法影响甚大，以致最近有学者发表回顾百年词学史的文章，还把“新派”称为“体制外派”；兆鹏君提到这一派时，也称之为“业余的词学‘票友’”。我是不赞同“体制外派”和“业余”、“票友”这类称呼的，因为这些用语包含着认为王国维、胡适、梁启超、俞平伯等人不是“词学中人”、不是“内行人说内行话”的意思，实际上否定了（至少是贬低了）他们在本世纪新词学中的作用和贡献。事实上，“新派”诸人几乎无一不是淹通文史而兼精词学的大学者。拿王国维来讲，他的旧学根基广博而深厚，兼通多门学问，这是尽人皆知的。他对词之一道，极为内行：他自己写出的一手好词，当行本色，学界早有公论；从他的《人间词话》、《清真先生遗事》等著作中更可看出，他对词的审美感受和理论把握，远比与他同时代的某些终生只专词学一门的名家高明得多。说到胡适，有人讥讽他对词学是外行“胡说”，他虽然年青时长期留学美国，接受“新学”，却一直并没有放弃“旧学”，且对“旧学”中的一支——词学情有独钟，把词视为他提倡的白话文学的源头之一，经常进行探究和琢磨，甚至，连他那首文学革命的“誓诗”也是用《沁园春》词调填写的！这样的学者涉足词界，你能说他是“体制外”的“外行人”“胡说”吗？至于梁启超以及俞平伯、缪钺等等学人，虽不专搞词学，但词学造诣却十分精深，他们的情况更是学界熟知的，我就不多说了。总之，词学中的“新派”并非不懂词学，他们对本世纪词学的贡献应该得到充分肯定。他们与“传统派”的主要不同点在于思想、观念、方法新，在于他们为词学这块旧学领地引入了近代文艺科学理论，建立起了新的学术体系和研究范式。从本世纪前半期为词学带来勃勃生机和新气象的多半不是专搞词学的人这一点，我进一步联想到，我们这些新时期的“词学专家”如果眼睛只盯住“词学”这块领地，而不把研究对象放到整个文学系统乃至整个大文化系统中去研究、考察、诠释的话，我们就无法开拓词学的新局面，词学的“显学”地位也将溃落！我们应该真正打破传统词学封闭主义、孤立的、铁板一块的思维定势，像当年那些“新派”词学家那样，将这门学问向广阔的天地开放，让它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学术生命力。二十世纪词学的两大阶段与成果王兆鹏 回顾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我觉得有两个阶段值得特别注意。一是三四十年代，二是八九十年代。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成果，主要是产生在这两个阶段。词学作为一门“显学”，就是从三十年代开始发迹“显贵”的。 当时以“词学”命名的著作就有梁启勋的《词学》（1933）、吴梅的《词学通论》（1933）和胡云翼的《词学概论》（1934 ）等。这两个阶段又各有特点，三四十年代造就了词学大家，八九十年代是大家造就了词学。三四十年代，造就了龙榆生、夏承焘和唐师圭璋等词学大师，他们个体的成就十分突出；而八九十年代，则是大家造就了词学研究的繁荣，群体的成就比较显著。稍稍比较一下《词学季刊》和《词学》，就明显可以看出这种差异。《词学》的作者队伍非常广泛，除了主编施蛰存先生在上面连载《历代词选集叙录》之外，似乎还没有其他的“专栏作家”。是众多的作者群体支撑着《词学》，个体的实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钟振振 《词学》之所以没有“专栏作家”，恐怕主要原因还在于它的出版周期太长，一年才出那么薄的一小本，容量远不如每年出4 期、16开本的《词学刊》。何现代学术刊物的种类大大超过三四十年代，词学文章到处都可以发表，不必尽见于《词学》。可不可以换个说法，词学研究者的个体实力还是得到充分展现了的，不过他们是到处“巡回演出”，并非都挤在“天桥”那一小块地。至于说到“词学大师”，那是需要时间来考验、需要后人来认定的，二十世纪的后半段究竟有没有“词学大师”，现在且不忙作肯定或否定的结论，留给下个世纪的学术界去考虑吧。刘扬忠 本世纪词学研究的基本格局，是在三四十年代建立起来的。这一是出版了五大总集与丛刊：林大椿的《唐五代词》（1933）、唐圭璋的《全宋词》（1940）和《词话丛编》（1934）、赵尊岳的《明词汇刊》（1936）和陈乃乾的《清名家词》（1937）。这些总集和丛刊，为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文本依据。钟振振 二是确立了词籍文献学研究的基本范围：版本、目录、校勘、笺注、辑佚，而且都有示范性乃至集大成性的成果，以致于每一种都成了专门的学问，当时就有词学“目录之学”、“校勘之学”、“笺注之学”、“辑佚之学”等说法。词集的版本与目录，有唐圭璋先生的《宋词版本考》（1940）和赵尊岳的《词集提要》。词集校勘与笺注，在前辈王鹏运、朱祖谋等人的成果基础之上，又提供了多种规范。李冰若的《花间集评（1935），建立了评与注的模式；唐圭璋先生的《南唐二主词汇笺》（1936）则完善了词集笺注的编年体制。辑佚，尤其是唐宋金元词的辑佚， 成果最突出。赵万里的《校辑宋金元人词》（1931），以体例精审、搜采繁富著称；周泳先的《唐宋金元词钩沉》（1937），也是网罗散佚的力作；唐先生的《全宋词》，更是集大成的巨著。三是完善了词人词作史料研究的基本模式。研究词人的生平思想、词作的创作年代，主要有两种著述方式，一是年谱或年表，二是传记或评传。这两种著述方式也是定型于三十年代。代表作有夏承焘先生的《唐宋词人年谱》（先后发表于《词学季刊》，后结集出版成书）、唐圭璋先生的《蒋鹿潭评传》（1933）等。王兆鹏 四是建构出词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当时的词史著作，蔚为大观，既有通代的词史，如刘毓盘的《词史》（1931），王易的《词曲史》（1931），胡云翼的《中国词史略》（1933）等，都是从唐宋论述到晚清；也有断代的词史，如薛砺若的《宋词通论》（1937）等。研究的范围、论述的方式虽各有不同，但勾划出了中国词史发展过程的基本走向和基本脉络，后来的词史，就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词史专著的出版，是硬件建设；新的词史观的形成，则是软件创建，这对后来影响更大。当时的学者已经意识到古代词学者封闭性的词史观的局限，而注意到了并力图提示词的发展演变与时代环境的密切关系；要求研究者以历史家的客观态度，实事求是地考察词史流变的本来面目，克服前人以宗派门户之见，牵人就我或是古非今等毛病。钟振振 对宋代词史的分期与词派的看法，基本上定型于三十年代。比如在宋词分期的问题上，当时学者力图打破传统的北宋词、南宋词二分法的割裂、笼统之弊。龙榆生曾明确指出，“两宋词风之转变，各仍有其时代关系，既非‘婉约’、‘豪放’二派之所能并包，亦不能执南北以自限”（《词学季刊》第二卷一号）。他在《两宋词风转变论》中对宋词六个阶段的划分，一直影响着后来对宋词的分期和对宋词流变的看法。此后分期的观点虽有差异，但基本上是在龙氏六分法的基础上的修正和深化。王兆鹏 八九十年代，词学研究突飞猛进。词的普及，也是空前的。要宏观的概括近一二十年词学研究进展的特点，当然是可以的，不过凭这种简短的“谈话”方式，容易流于空泛。咱们还是分几个方面来谈为好。钟振振 词集文献的整理出版，品种和数量都超过了前几十年。有影印的词集，有修订再版的词集，新整理校注的词集更多。几部大型词集丛刊，如《唐宋名贤百家词》、《宋六十名家词》、双照楼和陶氏涉园的《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四印斋所刻词》、《〔村丛书》、《明词汇刊》等，八十年代都重新影印出版，有的附了索引，很便于检索利用。王兆鹏 顺便说一下，我们词学界的学术著作，跟整个古代文学的著作一样，很少附有主题或人名索引，这一不符合国际惯例，二不便于读者、学人利用。《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9月27 日刊有张远山的《为何没有索引》一文，其中有几句振聋发聩的话，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每一个自视甚高的学者（这样的学者中国相当不少），如果不为自己的专著编好索引，那么就是对自己学术生命的自杀。”“应该将没有索引的书籍出版商，罚往地球以外十英里的地方。”（英国史家卡莱尔语）按照卡莱尔的说法，我们绝大数的著作和作者都该罚出地球以外。不过，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用现代化的手段检索利用词学文献，近几年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南京师范大学研制的《全宋词》计算机检索系统已可以运行使用，查询、检索都非常快捷方便。最近这一检索系统经过改进（增加了《全金元词》的检索），又进入了因特网，网民只要进入南京师范大学的网址，就可以自由地检索利用。南京文史馆的朱崇才博士正在研制《词学电脑专家系统》，这一系统将包括《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和《词话丛编》等内容，具有查询、索引、统计和辅助等四大功能。我也在指导研究生做历代词选的计算机检索系统，现在已输入了古今多种词选，不久就可以完成《词律》、《词谱》检索系统和《全宋词》检索系统，据她自己介绍，功能比较齐全，可惜现在我们大陆学者无法利用。钟振振 八十年代后修订再版的词集有《词话丛编》等。《词话丛编》在问世半个世纪后，又在原来所辑的60种词话的基础上增加了25种，使这部词林巨制收录的资料更加丰富。中华书局还出版了《词话丛编索引》和《全宋词作者词调索引》，给读者利用这两部词学巨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非常可惜的是，由于中华书局决定出版《词话丛编》的标点本时，先师唐圭璋先生已是八十多岁高龄，无力亲自作新式标点，书局乃请人代庖。限于水平，加之标点难度较大，标点者未能做好这项工作。因此，这部书里的句读错误是很多的，亟须重新点过。王兆鹏 新出的词总集，则有张璋等先生编的《全唐五代词》。此书虽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比三十年代林大椿的《唐五代词》还是有很大的进步。我和刘尊明等师友新编纂的《全唐五代词》，也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书可能比原来的两种唐五代词总集要好一些。《全清词》顺康卷也出版了两册，《全明词》由饶宗颐和张璋先生也先后编纂多年，出版有望。到下个世纪，词的断代总集从唐五代到明清，可能会出齐。钟振振 张璋等先生所编《全唐五代词》，好处是附有集评，颇便于学者；缺点是把不少诗也误当成词收了进来。另外，词人的编次也有时代先后颠倒的。八十年代的前夕，中华书局还出版了先师唐圭璋先生的《全金元词》。这是唐先生对词学的又一重大贡献。遗憾的是出版社校对不精，鲁鱼亥豕，俯拾皆是，也应当细细校改订正。历代著名的词选本，八十年代以前，只有《花间集》等寥寥几种有校点本。最近几年，宋人选宋词的《乐府雅词》、《花庵词选》、《阳春白雪》、《绝妙好词》和两部明词选《明词综》、《兰皋明词汇选》等，都有点校本问世。词别集的新笺注本就更多。八十年代以来，除李清照、辛弃疾、姜夔等人的词集原有校注本外，柳永、张先、晏殊、欧阳修、苏轼、晏几道、秦观、贺铸、晃补之、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刘克庄、史达祖、王沂孙等人的词集也都有了校注本，有的是编年本。薛瑞生先生的《乐章集校注》、吴熊和、沈松勤先生的《张先集编年校注》、徐培均先生校注的《淮海居士长短句》和邓子勉校注的《樵歌》，也都是上乘之作。刘扬忠 词人生平史料的考证方面，也多有创获和发现。陈尚君的《花间词人事辑》就是一篇很有份量的论文，只是刊在一本纪念俞平伯先生的文集里，不大容易找到。宋代词人中晏几道的生卒年，一直是凭推测而难确考，最近因《东南晏氏重修家谱》的发现而使疑团得到彻底的解决（见《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大词人周邦彦的家世，自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以来，一直是不可考。最近刘永翔先生的《周邦彦家世发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3期）也揭开了谜底。 朱淑真生活年代的考证，近几年也有新的进展，其中邓红梅的《朱淑真事迹新考》，有新的发现。杨海明先生对张炎家世的揭秘和北游行踪的考证，也是较重大的发现。自从《唐宋词人年谱》和《辛稼轩年谱》两种著名的年谱问世以后，八十年代以来又出了几种年谱，王兆鹏的《两宋词人年谱》和《张元干年谱》、严杰先生的《欧阳修年谱》、孔凡礼先生的《苏轼年谱》、郑永晓的《黄庭坚年谱》、白敦仁先生的《陈与义年谱》、程章灿先生的《刘克庄年谱》等，都是相当扎实的著作。王兆鹏 近年还出版了一些词学批语的资料汇编，如《唐宋词集序跋汇编》和《词籍序跋萃编》，把历代的词集序跋汇集一处，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可惜收录都不全面，而《汇编》把叶梦得的《石林词》隶属于叶适，更是不应有的错误。刘庆云先生编撰的《词话十论》，钟振振等先生编撰的《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也都是很适用的书。《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由于部头太大（不下500万字）， 耗时近十年尚未最后完成。钟振振已表示力争在本世纪内竣工，不拖到下一个世纪。陈寅恪先生很推崇宋代的史学，宋人治史成功的经验之一便是先作“资料长编”，他们在这项基本建设工程上所投入的劳动是前人无与伦比的。钟振振做的这项工作也可以说是宋词研究的“资料长编”，举凡宋词作家的传记资料、作家作品的纪事资料和评论资料，各按时代顺序分系于相关作家条目之下，遂使各种记载、说法、观点的来龙去脉、此异彼同，孰为首创，孰为因袭，可以一目了然。此编所收录的资料，有许多是不太为人所知见，甚至从未被人提及或使用过的。其中颇多公私所藏善本、稿本，乃至海内孤本。此外，钟振振还就所引各种资料的学术性错误，写了近万条按语，约有数十万字的考辨，供使用者参考，免得继续以讹传讹。相信这部书出版后会给词学研究者带来很大的便利。钟振振 对个体词人的研究，成果也很丰硕。杨海明的《张炎词研究》和萧鹏的《周密及其词研究》，以深细扎实见长；曾大兴的《柳永和他的词》和刘扬忠的《辛弃疾词心探微》则以立论新颖取胜。尤其是《辛弃疾词心探微》，标志着一种研究范式的转换。王兆鹏 词史的研究，是八九十年代成果最丰硕的一个领域。出版的通代与断代的词史不下十种。而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陶尔夫先生的《南宋词史》、严迪昌先生的《清词史》，则是最有影响和特色的著作。就唐宋词的宏观研究而言，有两本著作深受学人的注目，一是吴熊和先生的《唐宋词通论》，一是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前书分词源、词体、词调、词派、词论、词籍、词学七章立论，对传统词学研究格局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差不多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代表着传统词学“过去时”的完美结束。而后者从词史观到词史的建构方式，都是全新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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