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我国古代学者对古玺的认识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直至清末民初，才基本确定了古玺的文字和时代；此间，清代学者、收藏家陈介祺对古玺的认识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元代的吾丘衍认为三代无印，他在《学古编》中说：“多有人依款识式作印，此大不可，盖汉时印文不曾如此，三代时却又无印，学者慎此。”[1]此说影响很大，曾笼罩了相当长的时间。元明两代虽然印学昌盛，但是没有学者举具体的实例谈及战国玺印。明人朱简较吾丘衍的认识有了一定的进步，从《印经》《印章要论》文字中可知他是肯定三代有印的。他在《印经》中说：“所见出土铜印，璞极小而文极圆劲，有识、有不识者，先秦以上印也……”又在《印章要论》中引王弇州语曰：“朱文印或用杂体篆。按三代未尝无印，朱文不始于唐，汉器岂非款识？杂体何施朱文？此余所不解者。”从文中可以看出，朱简对王弇州此语是认同的。清代学者对古玺的认识有了突破性进展。清代乾隆时，程瑶田与潘毅堂、张古余、宋芝山等友人披玩《看篆楼印谱》时认出“私玺”两字，但他并没有明断它的时代，只是认为是秦汉以前印。张廷济在《清仪阁古印偶存》自序中始有“古文印”的说法，其序说：“今并箧中所积，四百六十六部，印十二部，……为官、为私、为古文；为铜、为银、为涂金。……以审其文字，不可以秦、汉限也。”同治十四年，陈介祺致函吴云时说：“朱文铜印似六国文字，玉印似六国书法，近两周者。”陈介祺是第一次认定古玺文字与六国文字关系的学者。他自同治十一年始编《十钟山房印举》，同治十三年正是初稿编就之时。可见，陈介祺编《十钟山房印举》时浸淫于大量的古印对他提高对古玺的认识是很有帮助的，他的这一认识在《十钟山房印举》的编例中也必定会体现出来。吴大澄于光绪九年写成《说文古籀补》，据出土实物上的文字（包括古玺文字）补充、纠正《说文》的遗漏和错误。其实陈介祺对古玺与古文字、古玺文字与《说文》的关系的认识也是有先见之明的，因为早在同治十三年，陈介祺在致吴云的信中谈及以吉金文字补《说文》之遗的想法。王国维在桐乡《徐氏印谱序》中，以《正始石经》古文、战国遗文上的铭文、古陶文、货币文字等，与古玺文字相参对，认为合者十之八九，因此，他肯定了古玺文字为“六国文字”。此前的陈介祺其实已达此认识，只是认识没有他这样体系化，并且语气稍显得不肯定罢了。陈介祺的《十钟山房印举》开集众家印谱之先，同时他在《十钟山房印举》中对古玺的分类及整个印谱的编例，在中国印谱史上也可以说是开先例的大手笔。我们可以看一看此前印谱对古玺的著录情况。“考集古玺印成谱，实始于明，当时称为秦汉印。其实明人谱中已有战国古玺，当时人多列入未识时代的古印中。直至清代，康熙二十三年吴观均著《稽古斋印谱》，乾隆三年程从龙作《师意斋印谱》，这时各家印谱皆用原印拓谱，但对古玺的认识仍因袭前人。……徐同柏为张廷济编《清仪阁古印偶存》，第一次把战国玺称为古文印。……至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潍县陈介祺以所收古玺印汇合当时各家所藏，拓为《十钟山房印举》，极一时之盛。《印举》所分类目，首列战国古玺，较之明代显有发展。”陈介祺本人对于这样情况也是清楚的，他在同治十三年甲戌八月十七日致吴云书中说：“宋以来止知有秦印，不复知有三代，今以钟鼎通之乃定，已于印举中首举之。兹以印举中自存并借人之三代古官印五十纽，拓请教正。”[6]现存的明清各家印谱，或者古玺与秦汉印不分，或者虽标举古玺，但并不分系。我们现在看到的较早的印谱，比如顾从德的《印薮》、甘旸《甘氏集古印正》都是这样。陈介祺对这一情况是不满意的，他对《十钟山房印举》体例的选定是有力矫前代失的之自觉意识的。在光绪元年乙亥正月十二日致王懿荣信中说：“印举俟滋儿见编，未有期，今年拟以古玺印合周秦印朱墨拓之，先为一编，此印举之异于历代著录者，昔所谓秦印，实古于斯，亦不止周也。” 陈介祺对古玺的认识不只反映在他在《十钟山房印举》中明确标列出古玺，还表现在他对古玺的分系，这一点从此书的编例中可以看出来。陈氏所藏绝大多数为战国及秦汉玺印，他在《十钟山房印举》中将印分为古玺、官印、周秦等三十举。这三十举并不是用一种分类标准确定的。我们可以批评他的这种分类标准失于“芜杂”，但这一分类和编例可以见陈介祺匠心独具之所在。这三十举的分类标准，有的是以文字系统和印风分，如前三举；有的是以材质分，如第四、五举为金铁铅银，第六举为玉，第七举为晶、水石、石、陶泥，第八举为琉璃、骨、桼；另外有的以钮制分，有的以文字内容分，等等。我们通过这“三十举”可以对古玺进行“全景式”的观照。陈介祺首开先例“三系”分印，即第一至三举：古玺、官印、周秦。这一点很有意义。“三系”分印的价值首先在于。把六国古玺和秦国印分开了。作为此辅证的是在陈介祺和吴式芬编订的《封泥考略》明确标出了“秦印”，提出秦印标准主要是职官、地理符合秦制，印文风格同石鼓文、李斯小篆，印面有“十”字界格等。清代以前古玺和秦印的混淆不分已如前述，就是到了近代也有这种情况。沙孟海先生说：“旧时把传世的朱文小玺定为秦印，或称为“秦玺”。徽、浙两派篆刻家直到的近代赵之谦、黄士陵等的印谱中，常见“仿秦印”“仿秦玺”的作品。实际上这批小玺都是战国或战国以前印，决非秦印。”其实就是50年代以前的学者对秦印的特点还是掌握不够，周秦印、秦汉印混淆的现象仍然不少的。以现在标准来看，《十钟山房印举》的前三举古玺、官印、周秦，从“举名”和所举印例来看，名实是不符的，学理也不是很准确的。在我们看来，即使定战国印为“古玺”，战国时的秦玺也当属此列；第一举“古玺”中有大量印也是官印，第三举也是如此。这只是从“举名”和所收印的实际情况来看，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三举所举之印，却可以发现陈介祺对印的区分却基本是准确的。第一举中基本是战国时六国印，第三举基本是战国时秦国和并国后的秦代印。当然也有少数错误值得商榷入者，比如第一举古玺中“工师之印”（或作“上师之印”）“壬兵戎器”（或作“王兵戎器”）当是秦官印。战国秦印“咸陵园相”（或以为“陵”字不能确释）则归入第二举“官印”中。而第二举“官印”所收的多是两汉印。总体看来，陈介祺的“三系”分印法无疑是相当科学的。战国时代秦用籀文，近殷周古文；六国用古文，去殷周古文远。因此，王国维才有“西土文字”“东土文字”之说。相应地，周秦玺印与六国玺文字亦不相同。周秦玺印文字圆中见方，线条婉转流畅，结体紧凑，笔法自然有力。传世的秦诏版、秦虎符、秦权上的文字与之相近。相比较来说，秦文字比六国文字较多地保留了宗周的传统正体，虽然秦文字不免也有俗体，但它比较侧重于用方折、平直的笔法去改造正体而不是去创新。“三系”分印的方法不但避开了因秦代国祚短骤与战国秦印不易分明的麻烦，也照顾到了秦印的宗周特点，同时将虽然宗秦但已有明显发展的两汉印独立开来——既区分了时代也区分了地域。我们可以看一下文字学家对古文字的分系。唐兰在《古文字学导论》中认为古文字就分应为四系：“对于古文字的研究，通常用器物来分类，……所以做文字学研究时，这种老方法应该放弃，而用一种新的分类法。新的分类法着眼于时代的区分，和地域的别画。在现代已发现的古文字里，我以为应分为四系：一、殷商系文字，二、两周文字、三、六国文字、四、秦系文字。这四系中相互的关系虽然很密切，但每一种文字自具它的特殊性。……秦系文字大体是承两周……这样的分类既可以表现出每系文字的特点，又能包括各种畸零的材料，实是最善的方法。在目前，因研究的便利，固可以暂用旧的分类法，不过在精密完备的古文字研究里，是必需用这种方法的。”后来裘锡圭在《古文字概论》中也大致是这个分法。研究古玺，对古玺进行分域、分国是古玺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一大难题。陈介祺在《十钟山房印举》中不但对古玺作了分系——这一点从分举目录中可以看出来；如果我们仔细比勘此书的分册和每一册中“分组”，我们甚至可以推想陈介祺已有给古玺分域的自发意识。第二举和第三举自不待言，现在简要分析一下第一举“古玺”。第一举基本是六国古玺。此书的涵芬楼影印本共一百九十四册，第一举分十册。第一册大多是“燕玺”，其中杂有少数楚国、齐国等国玺印，如“左田将骑”是齐国玺，“王之上士”则是楚玺。第二册则齐玺居多。第五册白文小玺也是齐玺居多。第六册、七册朱文小玺则主要是晋国玺。在分册中不只是以分域为唯一标准，还考虑到了印面形式等因素。因此，分册标准也是多元的。另外，《十钟山房印举》编例并不是最细具体到了分册，其实还可以到分组。因为我们可以发现每册中往往有一组几个印的印面文字或印面形式相近。陈介祺编《十钟山房印举》时是一印一页，做成活页，可以灵活调动。其中必然考虑到分组的因素。我们可以从他留下来的关于编纂此谱的事记文字中可以窥见些许消息。他说：“一印一页，似太费纸，然易印不至损纸，易编可以更正，易补可至大观，不至一成难变。推之《说文》分字统编众书亦然，无续集、补遗之弊。另外，涵芬楼本的《十钟山房印举》陈敬第序中有这样的一段话：“纸用吴中六吉棉连，一印一页，都卅举，举分若干册。有一印互见数举，或数举合为一册者，每册又往往间以素纸。惜举例数易稿，率未董理就绪，故不能尽明其旨，美犹有憾。”①[11]和别的印谱同一印一般只出现一次不同，在《十钟山房印举》中往往会“有一印互见数举”，可见同一印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角色”。涵芬楼影印本合十八印于一页，原来素纸处则留以空格。空格前后的印往往不成组，和别处成组的印相比，显得比较零落。我们可以猜测，“素纸”处大概是陈介祺预留的待补处，而其中应该有使印成组，使其显得更有体系的愿望。当然，“素纸”的功能可能并不是单一的，但我们推想其中应该是有这种考虑。从《十钟山房印举》对印的分举、分册、分组中，我们甚至可以大致看出战国玺国主要的地域特征；按此线索排比玺印，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编例甚至有考古“标型学”的意义。当代学者对战国玺印的五系分域不可能没有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的启发。 《十钟山房印举》的编例是相当复杂的，张煊先生将《印举》编纂通例归结为三十九条。但是后出的稿本似乎也并不是陈介祺认为可以最终确定的。因体例难定，陈介祺先后编次十余年，散出各种版本，仅国家图书馆就有五十册本、一百零八册本、七十册本、二十二册本、二十册本、十六册本、十四本、八册本、八十一册本、一百九十一册本等。以至于陈敬第有“惜举例数易稿，率未董理就绪，故不能尽明其旨，美犹有憾”的喟叹。我们再看看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事记”的文字：———————————①《历代印学论文选》（615页）所引此句句读有误，且脱“或数举”三字，其作：“……有一印互见数举合为一册者，每册中又往往间以素纸，……”此句当作：“……有一印互见数举，或数举合为一册者，每册又往往间以素纸。……” ……自叙凡例目录考释。考人、考姓、考篆、考官、考地、考奇字。分时代。分印文。分朱白。分阑文。分象形间以印文。分玉、水石、琉璃、松石、水晶、白石虫奉（云母也）、象牙、骨角、乾漆、黑珀、瓦。分印纽。分印侧字及象形。古玺有王器、有君玺、有官玺、有银玺、有银、有玉、有摹刻石印。私玺别为一举，分朱白文，阑文。古玺有钩印，有象形，有奇纽。符节亦印类，附之。拓图，石与木二种。银错字非图不传。龙节传世惟一。汉至隋有虎符，唐有龟鱼符。半钩，余曰，合符钩。私符也，亦符类也，并举之。封泥，印所出也，并举之。……考释别刻，附后自成一书。[12]……由此一段事记可见，现在我们看到的版本并不是陈介祺最理想的定稿本。如果按照他在“事记”中所设想编定，《十钟山房印举》的体例将会更复杂，而且所展示古玺的“全景”将会更宏大，更全面、细致。按陈介祺的设想还会有“考释”自成一书，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想，《十钟山房印举》中的分册和分组是费尽斟酌的。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一百九十四册本的《十钟山房印举》，其编例已显示出它的分举标准多元的，甚至让人有“芜杂”之感，其实这正是陈介祺的高明之处。分举标准的多元正是太史公《史记》中所用的“互见”笔法，这样可以多侧面展示“古玺”，我们正好可以通过这样的复杂的编例窥测陈介祺对古玺的认识。
玺印是凭证工具之一。国家、官吏与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皆须以印记为凭证，于是产生了官、私玺印。玺印大约始自东周，代代相承，未曾间断。故宫博物院以制作时间先后公布了一些馆藏古玺印的图文数据，让我们一起领略古印的魅力！
名称：白玉鼻钮“节□”印（战国）尺寸：印面×，通高介绍：战国时期私印，白玉琢造，鼻钮，印面有阴线边栏，印文字体为战国古文，白文，右起横读“节□”二字。此印玉色青白，光泽素淡雅致，材质温润细腻，琢造极为工整。战国时期各国文字虽有差别，但无疑均已成熟，表现在玺印上的印文同样如此。此时的印面从文字布局看，更注重单个的文字结构，整体上不如汉代规整标准。细观单独的印文，工整紧凑，引人注目，若从印面通观，似显分散。当时入印的文字与社会生活中的实用文字仍不分，少有特定的某种印文或美术式的变体。战国玺印的印面广泛采用边框，宽阔的边框往往与纤细的阳文相配，而阴文则多增加复栏。这些组合的出现，说明在印文不变形的前提下当时已考虑到印面整体布局的修饰。后人摹刻战国玺印，往往以印文相互配合来整合印面，忽视了其特有的时代特点，作品并不具备战国玺印真实的历史风貌。
名称：铜鼻钮“连尹之沣”汊（战国·楚）尺寸：印面×，通高介绍：汊铜铸，鼻钮，汊面有阴线界栏。汊文为战国古文字体，白文，右上起顺读。此汊为战国时期楚国掌管居民“连”一级事务之官的官汊。“连”为居民编制，战时可编为基本军事单位，“尹”是主管某地方或某事务的官吏。“连敖”、“连尹”均为楚国的官名。《左传》载襄公十五年“屈荡为连尹”。《汉书·灌婴传》亦曾记“击破柘公王武君燕西，所将卒斩楼烦将五人、连尹一”。
名称： 铜鼻钮“埶关”鉨（战国·楚）尺寸： 直径，通高介绍： 鉨铜铸，鼻钮，鉨面圆形，有阴线边栏。鉨文为战国古文字体，白文，右起横读。鉨文字形线条流畅，结体秀逸，颇有后世毛笔书写之意韵，突出显示了楚鉨的地域特色。此鉨为战国时期楚国掌管某一关的官鉨。战国时期各国于关阻之地、国门、城内之市设守征税。《周礼·地官·司门》记其“掌授管键，以启闭国门，几出入不物者，正其货贿”。《周礼·地官·司关》亦记“国凶札，则无关门之征”。
名称：铜柱钮“大府”汊（战国·楚）尺寸：印面×，通高介绍：汊铜铸，柱钮，汊面有阴线界栏，印面中间有一纵向竖栏，使印之左、右字分开。印文为战国古文字体，白文，左起横读。印文笔道宽大，颇有书体之韵。印面虽大但布局不散，印文虽少而气韵充盈。印文的“府”字下部从“贝”，与“府”藏财货之意相合，颇有特色。此印形体之大在同时期的汊印中较为罕见。与其它需穿印绶的穿孔印钮不同，此印钮为长柱形，正适于一手掌握。此为战国时期的楚国官汊，府即府库。战国时楚国设有大府、行府、造府、高府等府库，皆是掌管储备各种物资或掌管制造的机构。
名称： 铜鼻钮“武遂大夫”鉨（战国·韩）尺寸： 印面×，通高介绍： 鉨铜铸，鼻钮。鉨文为战国古文字体，朱文，右上起顺读。鉨文中的“大夫”二字作“大﹦”，是一种省文，常为相通两字的连写。“武遂”，战国时期韩国的地名，曾一度属秦国。《史记·秦本纪》载秦武王四年“拔宜阳，斩首六万。涉河，城武遂”。又《史记·韩世家》中记襄王“六年，秦复与我武遂。九年，秦复取我武遂。……十六年，秦与我河外及武遂”。此鉨为战国时期韩国武遂邑的大夫官鉨。
名称： 铜瓦纽“圜阳马丞印”尺寸： 印面×，通高介绍： 印铜铸，方形，瓦纽。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五字三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圜阳马丞印”。此为新莽时官印。
名称： 铜瓦纽“金乡国丞”印尺寸： 印面×，通高介绍： 印铜铸，方形，瓦纽。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两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金乡国丞”四字。金乡国，《汉书·地理志》失载，此印可补其缺佚。此为西汉时侯国官印。
名称：铜瓦纽“南宫尚浴”印尺寸：印面×，通高介绍：印铜铸，方形，瓦纽。印面有阴线十字界格及边栏。印文为秦篆字体，白文，左上起交叉读“南宫尚浴”四字。此为秦王朝官印。
名称：铜瓦纽“山阳尉丞”印尺寸：印面×，通高介绍：印铜铸，方形，瓦纽。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两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山阳尉丞”四字。 山阳为郡名，《汉书·地理志》载“山阳郡，故梁，景帝中六年别为山阳国，武帝建元五年别为郡”。此印为汉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以后山阳郡都尉佐官之印。
名称：铜瓦纽“武陵尉印”尺寸：印面×，通高介绍：印铜铸，方形，瓦纽。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两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武陵尉印”四字。尉系指郡尉。《汉书·百官公卿表》载“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秩比二千石。景帝中元二年，名都尉”。此印为汉景帝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前郡都尉之印。
名称：铜瓦纽“小田南厩”印尺寸：印面×，通高介绍：印铜铸，方形，瓦纽。印面有阴线十字界格及边栏。印文为秦篆字体，白文，右上起交叉读“小田南厩”四字。印文中之“田”即指田官。秦简有“大田”之官。《吕氏春秋·勿躬》亦有“垦田大邑，辟土艺粟，尽地力之利，臣不如宁唣，请置以为大田。”之句。此为秦王朝管理小厩官田的田官之印。
名称：铜鼻钮“文桘西疆司寇”鉨（战国·魏）尺寸：印面×，通高介绍：鉨铜铸，鼻钮。鉨文为战国古文字体，朱文，右上起顺读。鉨文“文桘”读“文台”，《史记·魏世家》载：“无忌谓魏王曰：……从林乡军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边城尽拔，文台堕，垂都焚，……而国继以围。”此鉨为战国时期魏国文台所在苑囿之西部地区负责纠察等事务的司寇之官鉨。
名称： 铜鼻钮“广阴都左司马”鉨（战国·燕）尺寸： 印面×，通高介绍： 鉨铜铸，鼻钮，印面有阴线边栏。鉨文为战国古文字体，白文，右上起顺读。 “广阴都”鉨文作“怳都”，“怳”可读作“广”。燕国有货币“怳昌”布币，其铭文“怳昌”即燕国的广昌。《水经·圣水注》：“圣水又东，广阳水注之，水出小广阳西山，东迳广阳县故城北。” 中国古代以山之南、水之北称阳，以示其朝向阳光照射之意；以山之北、水之南称阴，以示背阳之意，“广阴”即广阳水之南岸。燕国广阳旧地在今北京市西南郊一带，广阴亦应距之不远。此鉨为战国时期燕国广阴邑负责军政的司马官鉨。
名称： 铜鼻钮“雷旦都司工”鉨（战国·燕）尺寸： 玺面×，通高介绍：“雷旦都司工”鉨铜铸，鼻钮。鉨面有阴线边栏，鉨文为战国古文字体，白文，右上起顺读。鉨文“□□”为地名“雷旦”的专用字，“雷”字在此处疑读为“漯”或“灅”。《说文》释：“漯水出雁门阴馆累头山，东入海，或曰治水也。”漯水上游为今山西境内的桑干河，其故道在今永定河北面，向东南流至武清县东北注入潞河。《说文》又释：“灅水出右北平浚靡，东南入庚。”即今河北沙河。漯水与灅水的主流均在当时的燕国境内，雷旦之名可能与此二水有关。此鉨为战国时期燕国雷旦邑负责工程建设的司空官鉨。
名称： 铜鼻钮“平阴都司徒”汊（战国·燕）尺寸： 印面×，通高介绍： 汊铜铸，方印，鼻钮，汊面有阴线边栏。汊文为战国古文字体，白文，右上起顺读“平阴都司徒”5字。春秋时期，齐、晋两国均有“平阴”地名，燕国的平阴不见记载，但燕国货币中有“平阴”铭文的布币。汊文“都”的写法为燕国官汊所独有，地名称“都”也是燕汊的一个显着特点。此汊为战国时期燕国平阴邑负责邦教的司徒官汊。
“古文印”其序说：“今并箧中所积，四百六十六部，印十二部，……为官、为私、为古文；为铜、为银、为涂金
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背景及意义
一、选题背景及其意义
投资是指个人或组织为了在未来获取收益而进行的资金投入及相应的资本形成过程。投资决策则是指公司在给定资本约束情况下对可能的投资项目进行有效选择，以使其投资收益最大。作为公司成长的主要因素和未来现金流量增长的重要基础，它将直接影响公司的融资决策，由此影响公司的经营风险、盈利水平以及资本市场对其经营业绩和发展前景的评价。因此，与筹资和股利分配相比较，投资决策是公司三大财务决策中最重要的决策。
近年来，我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投资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这也与企业投资决策的合理性密不可分。就企业自身而言，如果做出投资于超出或偏离自身的能力和成长机会，且净现值为负的非盈利项目的“过度投资”的决策,不仅会损害企业的价值，使大量资本沉淀在生产能力过剩而盈利能力恶化的领域，也会使我国的经济“过热”，从而引发能源和原材料的紧缺、产能过剩、经济结构扭曲、重复建设等一系列问题。而做出“投资不足”的决策，也将制约企业的发展，影响企业价值的实现。总体看来，投资过度及投资不足均属于投资决策中的不经济行为，轻则削弱企业成长能力，重者可能把企业拖入财务危机的泥潭。因此，在我国市场经济尚处于不成熟的阶段，自由现金流、公司股权结构不合理，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等相关因素都会影响企业投资决策，并成为制约我国上市公司质量提升和长期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
就电力行业而言，电力工业是社会公共事业也是我国的基础性产业，具有自然垄断性。其发展速度受市场需求的制约，发展规模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电价受社会承受能力的制约。其项目投资具有占用资金巨大、影响期间长远的特点，所以投资决策恰当与否将对电力行业上市公司产生深远影响。由于电力行业的特殊性，使该行业上市公司的发展既具有机遇又面临挑战，因此，合理的投资决策有利于电力行业上市公司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开发新项目，来提高其盈利水平、增强企业活力及实力，实施集团化发展战略。但投资决策的`合理性又与公司的自由现金流和公司治理结构等因素密不可分，管理者可能会受经理层较好控制的自由现金流、股权集中度及股权性质等因素的影响，或者是以寻求在企业内最大范围的控制力私人收益最大化为目标，营造王国与势力投资等管理机会主义氛围，难免会引发因投资决策不当而导致的投资效率和经营绩效不断下降的现象。信息不对称性的存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诸多因素不仅会影响公司治理成本也会影响公司的绩效及公司价值的实现。因此，电力行业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动机、影响因素及应对策略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
本文的研究意义：首先对电力行业上市公司投资决策进行实证分析和研究具有理论价值，为电力行业上市公司今后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其次，对电力行业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及研究具有实践意义。能够有效地找到电力行业上市公司在对外投资决策中存在的问题，促进电力行业上市公司发展，为我国其他上市公司提供借鉴，从而提高投资效率，促进经济的持续和谐发展。再次，我国电力行业的上市公司大都由国有电力企业股份制改造而来,其典型特征是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一些不利的相关因素都直接影响着电力行业上市公司投资决策的合理性。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不仅会促进电力行业上市公司做出合理的决策，也能对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不经济行为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因此，基于此种原因, 研究我国电力行业上市公司在面对全球经济环境变迁、中国经济结构及相关政策调整以及电力行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等因素带来的外部环境的变化时,如何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合理决策、规范投资行为，就成为一个十分有实践意义的研究课题。
财务会计论文开题报告
导语：财务会计论文的开题报告怎么写呢?财务会计对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下面是我分享的财务会计论文的开题报告，欢迎阅读!
论文题目：富铁轨枕有限公司成本管理分析与探讨
一、选题依据、意义和实际应用方面的价值
企业成本管理理论在企业管理理论中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分支，成本管理是为解决企业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而存在的，成本管理理论得以存在和不断发展这一事实本身也印证了成本管理对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加强成本管理降低成本对企业起着重要的意义。
通过本课题的研究，可以为富铁轨枕有限公司节约劳动耗费，增加生产，降低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增加盈利。为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和提高竞争能力提供保障。同时也为相关企业在成本管理问题上提供借鉴。
二、本课题在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国外：企业成本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提高成本管理信息有用性和如何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拓展成本管理功能、提高成本管理效率方面，特别是作业成本的应用和结合ERP的实施对成本管理的创新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英国教授罗宾-库珀(Robin Gooperand)提出了以作业成本制度为核心的战略成本管理模式，这种模式的实质是在传统的成本管理体系中全面引入作业成本法，关注企业竞争地位和竞争对手动向的变化，从而构成了一种崭新的会计岗位--战略管理会计。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成本管理的'理论界和企业界也开始加强对战略成本管理及其竞争情报的应用等研究，提出了具有代表意义的战略成本管理模式--成本企划。这种战略成本管理模式是从事物的最初点开始，实施充分透彻的成本信息分析，与竞争对手的产品比较，来设计产品的成本，从而使成本达到最低，其本质是一种对企业未来的利润进行战略性管理的情报研究过程。
国内：国有企业的成本预算内容不全面，不能发挥预算在成本管理中的指导作用。成本管理比较单一。成本管理的内容由产品成本逐渐向企业成本和战略成本管理发展，理论研究者和企业也在进行相关研究和实践。
三、课题研究的内容及拟采取的办法
研究内容：从富铁轨枕社会成本分析入手，针对富铁轨枕存在的成本管理的问题，找出影响富铁轨枕的成本管理的因素，并进行整理，结合理论所学和相关文献的理论支承，提出解决富铁轨枕成本管理问题的对策
拟采取的办法：实地调查、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归纳分析、规范研究等。
四、课题研究中的主要难点及解决办法
难点：成本数据的失真，由于成本核算技术问题可能会导致相关数据偏离真实值。
解决：技术分析与逻辑分析，实地调查。
五、论文工作日程安排
第六周至第七周 开题报告准备及开题答辩
第八周至第十周 撰写论文提纲 整理资料 外文译文
第十一周 论文初稿
第十二周至第十三周 论文修改
第十四周至第十五周 论文定稿、答辩准备
第十六周 论文答辩
六、参考文献：
冉秋红.战略成本管理的观念、方法与应用[J].中国软科学,2001,(05).
于婕.基于客户价值创造的营销成本分析[D].中国海洋大学,2006.
张智洪.战略成本会计在黑龙江省制造业的应用研究[D].哈尔滨理工大学,2006.
[4] 韦德洪,王珊珊.成本管理系统的柔性研究[J].会计之友(下),2007,(01).
[5] 葛兆强.战略管理、银行成长与商业银行战略转型[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7,(01).
一、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开始全面接轨，国内企业迎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挑战。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内外经营环境的变化，一部分国外施工企业涌入国内市场，使得市场竞争日益国际化。国内施工企业传统的粗放式管理模式已经跟不上时代的脚步，施工技术的成熟和普及也很难有突破，要想在竞争中取胜，就必须加强成本管理，采取各种措施降低产品和劳务成本，从而增加利润，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这也是企业在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获取更大经济效益的经营过程中所采取的重要手段。
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施工企业成本管理的研究，加强施工项目的成本管理，提高施工项目和施工企业的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对施工企业的长远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就目前我国施工企业成本管理现状进行分析，并对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提出改善措施。
二、文献综述
针对施工企业成本管理的现状，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和学者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些研究成果。
王满,高岩(2003)在《试论成本管理的演进及发展》一文中，阐述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激烈竞争中 ,企业若想拥有一席之地 ,关键要加强成本管理工作 ,树立现代成本管理思想和观念 ,因而 ,研究成本管理的演进过程 ,探求当代成本管理的发展方向很有必要。
冯金英(2008)在《论企业成本管理》一文中，阐述了现代成本管理的产生，在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指出了我国企业成本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对我国企业成本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若干建议,同时还列出了企业成本管理中的几个新方法。张晓光(2006)在《浅谈我国企业成本管理的改革与发展》一文中，在对传统成本管理作出客观评价的基础上, 详细地阐述了企业成本管理改革的措施及前景。
强雪峰,高峰(2008)在《施工企业的成本管理与成本控制》一文中，提出在当前市场经济形势下,建筑施工企业如何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且日益壮大,最有效的办法是加强管理,控制施工企业成本。梁明(2007)在《浅论施工企业成本管理》一文中，从提高管理水平、进一步完善各项工作、加强全员的成本意识、控制施工成本几方面对施工企业如何做好成本管理工作进行了论述,着重对岗位责任制的建立、定额管理的实行、监督约束机制的建立及强化等方面进行了阐述，以提高施工企业的经济效益。
靳刚(2009)在《我国企业成本管理方法探析》一文中，阐述了成本管理是我国企业管理的薄弱环节，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化，尤其是自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市场竞争不断加剧。作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成本深刻地影响着企业的未来。姚庆国(2001)在《论安全成本与安全成本核算》一文中，结合生产实际，提出“安全成本”概念及“安全成本核算”问题，在定义安全成本的基础上，对安全成本构成进行了系统分析和论述，提出了安全成本核算的分步核算法和同步核算法。李洁玉(2008)在《建筑施工企业全面成本管理的研究》一文中，首先谈了建筑企业实行全面成本管理的必要性，然后论述了建筑施工企业全面成本管理的措施。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研究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引言)阐述论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给出主要研究内容。
第二部分(第一章)介绍相关概念及理论的发展。
第三部分(第二章)分析施工企业成本管理的现状及问题。
第四部分(第三章)施工企业成本管理问题的改善措施。 第五部分(总结)对全文进行总结。
本文采用规范分析的方法及文献研究法，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先阐述成本管理理论，再分析我国施工企业成本管理的现状，从而指出施工企业成本管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善措施。
四、主要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企业司.企业成本管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陈传德,吴丽萍.施工企业经营管理[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7.
[3]王满,高岩.试论成本管理的演进及发展[J].经济与管理,2003(07).
[4]冯金英.论企业成本管理[J].科技信息,2008(05).
[5]张晓光.浅谈我国企业成本管理的改革与发展[J].今日科苑,2006(07).
[6]强雪峰,高峰.施工企业的成本管理与成本控制[J].西部财会,2008(11).
[7]王昆芳.建筑施工企业成本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国际商务财会,2009(09).
[8]梁明.浅论施工企业成本管理[J].山西建筑,2007(29).
[9]李国彬.施工企业成本管理问题浅析[J].交通财会,2009(12).
[10]陆茹.工程项目成本控控制管理浅析[J].水运工程,2003(08).
[11]靳刚.我国企业成本管理方法探析[J].金融经济,2009(24).
选题背景及意义：讲清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来研究，即阐述该研究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对国计民生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等。文献综述：对本研究主题范围内的文献进行详尽的综合述评，“述”的同时一定要有“评”,指出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讲出自己的改进思路。研究方法：讲清论文所使用的科学研究方法。论文结构安排：介绍本论文的写作结构安排。“第2章，第3章，……，结论前的一章”的写法是论文作者的研究内容，不能将他人研究成果不加区分地掺和进来。已经在引言的文献综述部分讲过的内容，这里不需要再重复。结论是对论文主要研究结果、论点的提炼与概括，应准确、简明，完整，有条理，使人看后就能全面了解论文的意义、目的和工作内容。主要阐述自己的创造性工作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本学术领域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同时，要严格区分自己取得的成果与导师及他人的科研工作成果。
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
①正义性的反侵略战争：这是中国民族革命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两重性质的进步的和正义的战争，因此得道多助，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②全民族抗战：抗日战争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战，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民族的凝聚力。
从敌后战场到正面战场，从国统区到论陷区。
从国内社会各阶层到国外华侨，从汉族到少数民族都充分体现了全民抗战的特点。
③ *** 的中流砥柱作用：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和建立，到全面抗战路线的制定；从敌后根据地的建立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到 *** 《论持久战》指明抗战前途；从坚持斗争求团结巩固统一战线，到抓住国际国内有利时机及时反攻胜利，都突出了 *** 在抗战胜利中的关键作用。
④两大战场相互依存，相互配合，坚持到抗战胜利，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突出特点。
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相互配合；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和作战的相互协调是二战胜利的根本原因,苏美对日作战是中国抗战决胜的有力配合甲 午 战 史
一八九四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以至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从中法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爆发的九年，是中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一段最好的时期。
在此期间，国内无大乱，远东的国际环境缓和，中国与西方各国都处于和平状态。
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历经三十年，效果明显。
这表现在：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战的胜利；冯子才在镇南关及谅山之役中大败法军；刘永福的黑旗军屡创法军；以及日本兵配合朝鲜开化党人制造政变遭到失败等。
当时中国的国势并不比日本弱。
英国权威人士评论说：“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共进行了五次对外战争，中法和约是唯一一个没有割地赔款的和约。
当时的环境应当说对中国的自强相当有利。
甲午战争前，远东地区基本是俄、英争霸，中国和日本的情况虽有不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条约的制约。
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
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颓微。
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之大，前所未有。
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国土。
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丧失殆尽。
清 *** 的独立财政至此破产，靠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
甲午一战，日本成为亚洲的暴发户。
战争赔款二亿三千万两平银；舰艇等战利品价值也有一亿多日元。
而当时日本 *** 的年度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
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好几亿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
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元滚滚而来，无论 *** 还是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占领朝鲜、台湾后，在战略上对东北、华东构成了直接威胁，成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
日本第一次尝到了侵略的甜头，极大地 *** 了其扩张的欲望。
今天，我怀着波动的心情早早的待遇在台式机前等待着《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著手。阅兵是中国向世界表明我们坚持维护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窗口。 我不知道那天让我期待了多久，因为对阅兵有极大的兴趣，建国60周年的阅兵式我也记不清看了多少遍，这次终于有机会在屏幕前近距离接班一番了。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战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人民抗战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战场爆发时间最早、历时最长。中国人民抗战战争坚定了盟国与法西斯作战的认为可靠，感动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人民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民族牺牲。看见阅兵式上的官兵们雄赳赳气昂昂、英姿飒爽的样子使人们倍感精神振奋、非常自豪，有这样的军队、有这样的官兵作为一名中国人我非常骄傲。我们希望通过举办纪念活动，呼喊每一个善良的人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避免历史悲剧重演，与热爱和平的国家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果实，开启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回头看70年前，以前的中国是怎样一种社会情况，内忧外患，贫困落后，如今可谓是截然不同了。现代化的城市，信息化的设备，巨舰横行海洋，坦克碾压陆地，战机翱翔长空，核武器威慑世界。现在的国家发展日新月异，这便是社会建设者立下的赫赫战功。二十一世纪，判断了祖国的飞速进步与发展，但我们不能够停留在别人的成果中，我们应建立起远大的理想与目标，向着我们远大的理想去努力，去建立起更加和谐美好的社会，这就是我们年轻人应该做的。自强不息，激流勇进，永不服输，是我们中华人民的传统精神。历史启示了我们将来的路不可能一马平川，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只是这条路我们会走下去，因为正是这些迎刃而解，坚持不懈，顽强拼搏，刻苦钻研才成就了我们祖国的今天，成就了我们祖国的繁荣富强。今天，中国繁荣昌盛，蒸蒸日上。作为中华民族子女的我们，更应该努力学习，把我们的祖国发扬光大。更应该为祖国作出一份力所能及的贡献。让我们在同一片蓝天下，共同奋斗吧，为我们的祖国有我们而骄傲！观察后真可谓感慨万千。我信任在看完《胜利日大阅兵》后每个人都会有所改变，让我们丢掉昨天的不快与气馁，共同走向新的明天！祝祖国繁荣昌盛，更加繁荣富强，早日达成祖国的伟大复兴！中国——万岁，中国——加油！
抗日战争胜利的启示历史会永远记住这一天。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在这一天，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和日本法西斯的失败而告结束。岁月的脚步匆匆走过65年。黄河边上的硝烟已随风飘散，历史仿佛已经远去。但是，从卢沟桥头卷起的那场战争留下的教训却是刻骨铭心。对于中华民族来说，那是永远的国殇，永远的奋争，也是永远的追思。“历史是一面映照现实的明镜，也是一本最富哲理的教科书。”正如一位青年评论家所指出的：“将那段历史仅仅理解为灾难与愤怒，而不从中寻找其内在逻辑，理解其复杂性，则同样辜负了那些身经灾难的一代人的付出。” 那段历史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悲痛欲绝的哀伤、洗刷不尽的血泪、永志追思的英烈和伟岸壮阔的史诗，更是追求和平的渴望、永不再战的期盼、强国富民的决心和睦邻友邦的祝愿。启示之一：落后就要挨打血色黄昏：偶然背后的必然73年前，一个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的日子———1937年7月7日，枪炮声震惊了卢沟桥。日军以士兵失踪为借口，要强行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拒绝后即枪炮相加，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不屈的中华民族也开始了长达8年的全民抗战。 “七七事变”仅仅是近代日本侵华野心的总爆发。在此之前，日本已经对中国这块富饶的土地觊觎已久。早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在建立近代天皇制的同时就制定了以鲸吞中国为核心的所谓“大陆政策”，在之后的70多年里，日本曾发动了14次侵略战争，其中多次是对华战争。1894年蓄意挑起中日甲午战争，迫使战败的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与澎湖列岛；10年后又在我国东北土地上发动日俄战争，强迫满清政府承认日本在东北的势力范围。“进入大陆”的迷梦、畸形膨胀的野心，使得这个受中国传统文化恩惠最重的国家成为近代以来祸害中国最深的国家。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抛出了对华侵略总战略：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趾高气扬的日本，已掩饰不住要彻底奴役中国的野心。上世纪30年代初，严重的经济危机加速了日本的侵略步伐：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我国东北地区，挑起侵华序幕，随后将枪口瞄向内蒙古、华北，步步进逼；1932年，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1933年，侵占热河省。回顾近代中日关系史，国防大学徐焰教授认为，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具体战斗在某一地点发生可能有其偶然性，但同日本进行一场决定民族命运的生死大战却是必然的！中日两国之间为什么会开战？这背后的根源在哪里？一个岛国为什么能一步步地侵吞国土面积数十倍于它的大国？历史学家的评论一针见血：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是其军国主义扩张野心不断膨胀的结果。战争是两国实力的对抗战争是精神的较量，更是物质的对抗。“七七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奋起抗战。然而，虚弱的国力，有国无防的现实，没有做好开战准备的民心士气，让西方的观察家们在惊讶于中国人顽强战斗意志的同时，也预言中国人在这场实力悬殊的厮杀中前景黯淡。让我们来看一看开战之时，中日两国的国力和军事力量的对比。
战争自古就有，为了财富和利益，人们用暴力达到自己的目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战争的手段也在不停地发生着变化。19世纪中叶以来的工业革命，使工业时代战争的铁甲携着巨大毁伤力隆隆碾过20世纪，在它身后留下了凡尔登“绞肉机”，留下了不列颠上空的千“机”大战和库尔斯克战场的千“车”大战，留下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数千万亡灵，留下了广岛、长崎的废墟。 20世纪的后半期，战争形态开始转变，信息时代战争初见端倪。 因而也就有了中学历史教材中的选修内容《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随着考试的不断深化，我们了也不得不对其进生正确评价。*战争目的：从“攻城掠地”到经济利益；从缺乏节制到有限；从政治目的军事化到军事政治目的经济化 。 “消灭敌人”，或者准确地说，从肉体上“消灭敌人”，是20世纪前半期战争追求的直接目的。20世纪的战争，是帝国主义疯狂掠夺殖民地的战争，也包括殖民地国家后来进行的独立战争。这些战争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围绕着争夺生存空间而进行的“攻城掠地”。军事上的任务是必须摧毁一切与之对抗的军事力量，甚至不惜进行大规模毁灭。然而，人类以两次世界大战的惨重代价无情宣告了这种无节制地追求国家目的的“绝对”战争的终结。二次大战结束后，战争形态发生了变化。“攻城掠地”式的绝对战争目的，在军事上难以实现，在政治上会陷于被动，在经济上也得不偿失，战争目的渐渐由缺乏节制走向有限，转向获取一定的政治经济上的控制力。战争不再围绕着掠夺殖民地而进行，不再以“攻城掠地”面积多少为获胜标准。核武器和信息化武器出现以后，战争拥有了直接达到战略目的的手段和灵活控制这些手段的能力，战争目的有了很大的可伸缩性，不易导致在剧烈对抗中走向绝对化或僵化。战争更加靠近政治，政治拥有了直接达成自身目的的手段。现代意义上的战争并不一定完全表现在拼杀的战场上，并不一定要经过改变力量对比的过程，而有可能成为一种政治色彩加重的“意志性”对抗的战争，呈现某种“间接性”和“潜在型”军事较量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战争所追求的军事目的更加贴近政治目的，并受到政治的严格控制，呈现出“有限性”的特征。现代战争目的变化的一个明显迹象，就是将“经济利益”突出出来。直接摧毁或影响综合国力，尤其是经济实力，成为战争决策者更有效地达成战争目的的理想选择。经济要素在战争中的地位突出，它既是诱发战争的动因，也是被攻击的主要目标。*战争主体：由国家发动战争到联盟直至个人发动战争；美国甚至出现了“战争公司”20世纪前期，战争的主体是国家。随着国际组织和跨国集团的大量出现，国家在国际间交往中的主体地位受到挑战，以国家为标志的战争主体也相应发生变化。
随着硝烟逐渐消散，枪炮声停止了轰鸣，聚焦了全世界人们目光的伊拉克战争终于结束了。 厮杀中得胜的人们在喜悦中也看到了自己身上的伤口，而失败的人们已永远失去了他们过去的辉煌。爱好和平的人们，又一次看到了战争的残酷！ 战争——这足以毁灭人类的最可怕的魔鬼，它什么时候才能消失呢？ 那些掌握巨大权利、动辄对他国诉诸武力、也把本国拖入战火的人，很少能真正尝到战争带来的苦水，而对普通的老百姓来说，战争带给他们的永远是不幸。 二十世纪，是个全世界发生天翻地覆巨变的世纪，这个世纪所取得的科技、文艺成就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然而，这个世纪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变化使战争变得更加频仍，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使战争变得更为可怕，在这个充满辉煌的世纪里，空前残酷的战争使人们在享受巨大精神和物质生活的同时，经历了一次次充满血腥与恐怖的浩劫！ 19世纪，那些拥有大量殖民地、经济飞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列强纷纷崛起，到20世纪初，它们的矛盾愈加尖锐，终于导致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人类也第一次经历了一场世界性的空前混战！ 1914年，随着萨拉热窝的几声枪响，德国、英国、奥地利、法国、俄罗斯、美国等几大列强展开了空前的混战，在这场浩劫中，新发明的坦克、飞机、潜艇甚至毒气等武器纷纷登场，使人类间的相互屠杀变的更加迅速，2000多万生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葬送！ 就在人们还处在一战后的喘息当中时，就在人类都盼望和平会降临的时候，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灾祸———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云已经在地球的上空弥漫！ 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冲昏了人们的头脑，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失去理智的人们把魔鬼捧为上帝，把疯子当作了偶像。一战后仅仅过了20年，德国、日本和意大利这三个法西斯国家就亮出了杀戮人类的屠刀，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整个地球在战栗！古老的欧罗巴被战火摧毁，广袤的华夏在灾难中哭泣，苏联草原烈焰滚滚、非洲大漠狂沙飞舞，大西洋下杀气腾腾，太平洋上恶浪滔天！全世界60多个国家卷入战火，5000多万人死亡，直接物质损失在4万亿美圆以上！ 1945年，在苏、美、英、中等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英勇奋战和全力打击下，法西斯终于彻底覆灭了！墨索里尼被暴尸街头！希特勒在地下室自杀！东条英机被推上绞刑架！这三个罪恶滔天的战争祸首终于得到了他们应有的可耻下场！但是，那惨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400万犹太人、那惨死于南京的30万中国人，还有那被原子弹毁灭的日本人，他们的生命永远被停留在那场浩劫中的恐怖一瞬了！ 二战终于结束了，联合国的建立和许许多多战后独立的国家使人们看到了真正的和平！然而，通过二战，人类已经拥有了足以把我们这个世界灭绝数次的恐怖武器！长久的和平还是渺茫！在战争中获得最大利益的美国，和自诩为社会主义老大的苏联，在本该享受和平的时代里开始了争霸世界的“冷战”，又一次使世人清楚的看到，战后的和平时代，实际上是那些大国重新对抗的时代，还是充满了刀光剑影！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巨变、两德统一、苏联解体，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没有对手的美国更是自我陶醉！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国第一次打赢了战后的大规模局部战争，给了那些“敢于不服”的国家一个下马威！ 世纪末，美国再生事端，以科索沃问题为借口，对南斯拉夫联盟发动了大规模空袭，连中国驻南使馆都成了它肆意袭击的对象！当人们带着极大的欣喜，听着新千年的钟声，跨入21世纪时，战争也伴着人们来到了新世纪，巴以冲突不断加剧，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使美国再次出兵亚洲，阿富汗战火刚刚消散，伊拉克上空又拉响了警报…… 善良的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人类要互相残杀，为什么战火永不退去，为什么没有永久的和平？人类什么时候才能学会真正的宽容与理智！站在新世纪的起点，我们回首战争，经历战争，更期盼和平！爱好和平的人们都希望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兄弟姐妹手足情深、人人相互友爱的世界。我相信，总有一天，人们会真正懂得爱，真正懂得“和平与发展”，真正抛弃武力，把我们这个蓝色星球真正当作全人类共同拥有的美丽家园！
自从人类出现以来，便从未停止过战争。 从利用兽骨打斗的部落间争斗发展到以步枪，手榴弹、大炮等为武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发展到利用飞机、导弹、潜艇等海陆空并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的规模和破坏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得到了大幅度提高，科学技术得到了飞速发展。因此，有的科学家认为战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我想，战争将使人类文明后退。我无法预知第三次，第四次世界大战使用的武器是怎样，而我深信，第五次世界大战的武器必定是木棍和石快，那时的战场情景与过去完全不同： 在一片荒芜的戈壁中，有一小片枯黄的树林，其中有一方小小的水面。 几百个蓬头垢面的未来人正手持石快、木棍互相打斗。大炮消失了，坦克消失了，飞机消失了导弹、潜艇也看不到了！ 这一切都因为能源矿产枯竭。人类曾经拥有的、引以为自豪的文明从地球上消失了。 在一片曾经被上万种先进武器破坏过的满目疮痍的土地上，一群曾经遭受生化武器摧残的人们，正在挥动着粗糙而枯瘦的黑手，争夺仅存的一片未被破坏的土地。 在遭受过战争毁灭性破坏的地球上，拥有一片净土是每一个人的希望。 全世界的人们都在进行着以肢体、棍棒和石块为武器的战争，这就是第五次世界大战。 人们为争夺土地、水源、阳光、食物，用最原始的方式战斗着。 经过无数代人的辛勤努力，人类从茹毛饮血原始社会进入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由于人类的贪婪、向自然无休止的索取和没有尽头的战争，使地球上的资源消耗殆尽，人类创造的高度物质与精神文明霎那间灰飞烟灭。人类社会又复归到原始状态。 战争是以文明来消灭文明，发动战争就是自掘坟墓、自取灭亡。无休止的战争终将毁灭人类！ 当我每天从电视上看到地球上不同地方仍然弥漫着战争的硝烟，流淌着死伤者的鲜血，高达宏伟的建筑在炮火中轰然倒地的画面，听到幸存者失去亲人后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时，忧心如焚。 仰望苍穹，人啊，为什么要屠杀同类呢？ 我憎恨战争！ 我期待和平！ 我期望战争从地球上绝迹！ 我期望人类在和谐相处中创造、共享高度的物质和精神文明
一．逼近眼前的生死抉择和平是人类最持久最朴实的追求。和平意味着生存的机会。人只有在和平的状态下才能正常从事一切有利于生存、发展的建设性活动，生命的尊严也只能在和平状态下才有条件得以普遍展现。然而对和平的持久追求本身也表明了人类长期被战争所伴随的不幸事实。战争，是人类自己发明出来的最大灾难之一。无论战争因何而起，它都不仅是手执武器的人互相残杀，更是平民的无辜受难。战争造成的惨烈后果——生灵涂炭、村庄被焚毁、城市成废墟……——从来就是要由人民来承受的。对于人民来说，战争意味着动荡、恐怖和死亡阴影。但战争却总在发生，人民防不胜防。在人类历史上，和平与战争犹如一对连体儿。一方面，战争手段的运用之普遍和经常，使它几乎成了人类一种常规活动。阿里斯托芬曾通过剧作《和平》发出感慨：“一直在将你期待，一直在将你找寻；非同寻常的期待，非同寻常的找寻。”这正是频繁的战争造成和平稀缺的一个佐证。另一方面，人们从未停止过创造和平局面的努力和在战争的间隙中创造生活的努力。在和平与战争的交替中，是创造与毁灭的悲剧性交替。如果说过去这种悲剧性交替中，人类还可以在战争的间隙中重建生活，如今当足以毁灭整个世界的生化武器、核武器被发明出来，诱发战争的因素又愈益增加，核战呈一触即发之势，“生存还是毁灭”这个似乎过于形而上的问题已经逼近眼前，成了全人类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在毁灭性的核战阴云笼罩下，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存在于制止战争和争取持久稳定的和平的努力之中。二．和平与反战的思想探索战争使人类历尽苦难而期盼着和平。但持久稳定的和平有赖于许多条件。对战争这一横贯全部人类史、称得上人类常规的活动进行反省并对诱发战争的原因进行探究，有助于为和平创造条件的努力。在人类思想史上，和平与战争是一对永恒主题，探究从来没有停止过，所涉内容，十分广泛。尤其人们熟知的那些杰出思想家深具人道主义精神，他们热爱和平反对战争。但作为思想家，他们不是简单地赞颂和平谴责战争，而是致力于对战争根源的挖掘和对战争性质的剖析，致力于探索摆脱战争的可能性和持久和平得以实现的条件，阐释的思想对于我们理性地认识战争和争取和平有着重要启示。1．战争根源探究思想家们从经济、政治、文化、人性等多方面对战争根源作了探寻，揭示了贫穷与战争之间存在着联系，种族、文化、宗教信仰冲突往往成为引发战争的因素，战争与人的攻击性和冒险精神，特别存在于某些人身上强烈的征服欲和野心有着关联。但我认为对战争根源所作的最重要探寻，是揭示了专制政体与战争的内在关系。这一思想在西方可谓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四百多年前苏格拉底就指出专制僭主通过挑起战争使人民需要一个领袖。稍后，亚里士多德把专制政体判定为要靠战争来维系稳定的政体。十八世纪，伏尔泰、卢梭等启蒙思想家揭露了专制统治者和教权主义者为着权欲、为着征服、为着所谓主义把人民推入战祸的真相，并指出对外的战争和征服与对内的独裁专权相互支持这一事实。当代思想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则不约而同指出近现代一个事实：专制国家不仅屡屡到处挑起战争，而且彼此之间也经常爆发战争，哪怕意识形态相近甚或相同也难免兵戎相见，这与战争从未发生在民主国家之间呈耐人寻味的反差。这一反差对战争是专制政体的内在本性提供了颇为独特且有力的证据。专制政体之成为战争根源，乃因作为这种政体特色而存在的专断权力在根本上处于无制约无制裁状态以及这种政体本质上的不正义和扩张、征服倾向。事实上，权力占有者对内的不义统治本身就酝酿着内战。对外，由于专制政体的权力来源、是否进行战争的抉择方式和取得战争经费的方式与共和政体判然有别，两种政体下民意的分量和人们生命的分量更是迥然不同，这使得战争决定如康德所指出的，在共和制下是最艰难的决定，但对专制者来说，却可以成为“全世界最不假思索的事情”。①所以，一旦实力具备或者以为实力具备，战争几乎是必然的选择。而对发动征服战争的人来说，战争可能带给他们的东西与带给人民的不一样。胜利带给他们的是财富、土地、荣耀和统治权的扩大，为取胜所必须付的代价却要由人民来支付；如果战败，战争发动者不必为后果负责，其惨烈后果将全部转嫁给人民，尽管人民从来没有机会对是否进行战争表达意见；如果面临灭顶之灾，“绑架”整个国家作“人质”，甚至拉全体人民作陪葬——这在历史和现实中都不少见。专制体制下权力与责任之间荒唐的不对称决定了使战争永久化是形形色色的专制统治者的共性。但专制制度成为战争根源还不仅在于上述原因，还在于这种制度具有把某些作为战争发生可能性的因素刺激、挑逗起来引向战争的倾向。其实，无论人性中固有的攻击好斗性、冒险性，还是某些人的野心和征服欲，或者种族、文化、宗教信仰差异，都并不必然使人走向战争，它们都只是一些潜在的可能。但专制制度注定要把这些潜在可能变成现实的战争因素。因为这种制度既给了统治者凭借权力强制性驱赶人民上战场卖命从而使他们的野心和征服欲得以兑现的条件，又使他们可以利用欺、煽动和暴力思想的灌输使人性中原本可能通过富于创造性和建设性的方式释放的攻击性冒险性采取暴力的破坏性发泄方式。至于在不同种族、文化、信仰之间制造隔膜、挑起仇恨，加深误解和冲突，把差异变成战争的理由，更是专制国家惯用手法。关于专制制度与战争的关系，专制制度导致战争是问题的一方面，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战争对民主国家的自由构成最大威胁。威胁不仅来自外部专制国的战争倾向，还因为战争将不可避免地会破坏民主国家作为人民自由之制度性保障的权力平衡。这就是托克维尔指出的那种危险：战争将不可避免地使参战的民主国家把对一切人的指挥权和对一切事物的管理权强制性地集中到行政当局。而一场持久的战争则势必把权力向行政当局集中的危险趋势固定下来。战争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多侧面关系，提示了避免战争、实现持久和平的最重要思路。2．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要避免战争、争取和平，需对战争本身抱理性态度。为和平而谋划的思想家们并不一概反对战争，他们中不少人赞成在某些情况下进行战争并为之辩护。最重要辩护是对战争作正义与非正义的性质区分。把战争区分为正义与非正义的，与对战争的谴责一样源远流长，而且不光众多思想家作这样的区分，一般民众也自发地倾向这种区分。尽管在“何为正义何为非正义”的问题上分歧重重，但人类还是逐渐取得一些基本共识，如：侵略战争、征服战争，出自压迫、掠夺目的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基于自卫，为保卫和平和家园、为了自由和尊严而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杰出的思想者就战争问题在一些原则问题上所作的是非辨析推动了基本共识的形成。从公元前六世纪中期开始达百年之久的希波战争，对希腊人来说，不仅是反抗侵略，而且是一场为着捍卫自己的城邦制而与强大的专制帝国进行的殊死斗争。斗争的胜利使希腊的独立城邦幸存下来，并创造了对全人类影响深远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基于这双重的正义性，希腊哲学家、诗人们，包括深刻揭露了战争残酷性的三大悲剧诗人无不引以自豪并为之辩护。即使反战立场最鲜明，以一系列喜剧鞭挞讽刺愚弄人民、鼓吹城邦之间内战的政客的诗人阿里斯托芬也对希波战争中抗击波斯入侵者的勇士大加赞扬。世界各大宗教创立者都反对战争，但也认肯了自卫的权利，尤其基督教一些著名神学家，如圣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他们都对这类权利作过有力论证。阿奎那不仅从战争理由、目的等方面梳理了使一场战争具有正义性的条件，还通过指出暴君在臣民中制造倾轧和纷争是犯了严重的叛乱罪，为推翻暴政的行动作了辩护。在十七世纪思想家洛克眼里，战争状态是一种敌对和毁灭的状态，这种看法表明了对战争的反感，但他同时坚决反对为了和平让无辜者乖乖地任人施暴。在他看来，这种由强暴和掠夺构成的和平无异于要民众充当驯顺的羔羊，不加抵抗地听任豺狼咬断自己的喉咙。人道主义者雨果主张以博爱促进和平，向往不再有持剑的士兵、不再有国界，整个宇宙为一家的和平前景。但他坚定表示，决不要低头屈膝的和平、专制下的和平、王朝下的和平。1869年的洛桑和平大会上，雨果提出和平的首要条件是解放，并认为为此“也许还需要最后一次战争”。二十世纪初，法国社会党领袖饶勒斯就日益逼近的战争对社会党人提出了双重任务：当战火还只是遥远的威胁时，应该用斗争来防止战争，但危急时刻就应该发动捍卫民族独立的战争。至于投入正义战争的必要性，爱因斯坦以反纳粹的战争为例作了透彻的表达。?�担�拔曳炊栽谌魏吻榭鱿率褂梦淞Α保�俺�桥龅揭韵�鹕���康牡牡腥恕保�八�尢跫�匾恍南�鹞液臀业拿褡濉��饩褪俏椅�裁慈衔�诙愿赌纱獾鹿�那榭鱿率褂梦淞κ潜匾�暮秃侠淼摹！雹?/P>虽然对正义战争的辩护内容、角度各异，但在重要之处存在共性，这就是：基于现实主义的理性态度，注意到某些情势下战争与和平的悖论，看到非正义基础上的和平是不可靠的和虚假的。战争与和平的悖论主要存在于这样一种情况：当和平的吁求全然无效，正义的警告根本没用，这种情况下，拿起武器可能就成了和平的唯一机会。对此，就连反战立场近乎极端，视非正义的和平强于一场正义战争的西塞罗也不反对，他就表示过，享有不受侵扰的和平生活是“可以参战的唯一理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使战争的性质转化为“为了和平的战争”、“结束战争的战争”，这个设想作为一种基于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无疑是看到了极端情况下和平局面也是需要以战斗来争取的，否则，为了避免参战而听任航行在公海的商船被一意孤行且无视国际准则的敌人击沉、平民无端丧身，既是对本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不负责，也助长了对方的战争气焰。而和平建立于什么样的基础上，直接关系到和平以及与和平相联系的那些价值的命运。当和平局面是以屈从于非正义为代价换来的，尤其当非正义是系统的，那么，无论就国与国之间还是一国之内而言，这种所谓和平都属于洛克、雨果坚决加以拒绝的“暴政下的和平”，它意味着隐型战争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民的生命以及生命的尊严之无保障，不亚于公开和显性的战争状态。然而，和平之所以珍贵，不就在于它是人们生活和尊严的前提吗？当面对这种情况，和平的机会或者说生存的机会就存在于重建正义的斗争之中。3．对战争思想的清算无论何时何处，战争的根源都不在民众。但战争在历史上已经成为惯例，与这不幸的惯例相应的那些道德和价值观长期支配着人们的是非评价。尤其专制主义长期盛行之处，对强力的崇拜把暴力道德化和神圣化，把为了宗教、文化、主义之争——这一切其实往往是统治欲征服欲的伪装——而牺牲人的生命说成天经地义；这些地方通过系统的谎言制造伪现实，通过系统的灌输既弱化人的智力，使人们轻易地相信弥天大谎，又把好战心理普遍植入人们内心，当统治者以个人野心冒充民族命运、把主义之争夸张为战争的必要性时，战争狂热也会像传染病一样在精神被毒害的民众中发作和蔓延。然而为战争殉难的始终是民众，他们应该成为制止战争维护和平的主要力量。古今众多杰出思想者都注意到这一点，在探索建立持久和平的可能性中，清算战争思想便是题中应有之义。蔑视人的生命、煽动仇恨、制造分裂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在思想家们的质疑和批判中首当其冲。这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往往具有“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不宽容性，这种不宽容可以把分歧和差异变成仇恨和战争；而对人的生命的蔑视，最赤裸裸也最野蛮的表现是要求所有人为某个特殊人物献身。这方面的清算主要是通过批判专制主义来进行的，可以说，古往今来抨击专制主义的思想家，批判无不涉此内容。这个角度的批判也最具实效。这从人道主义逐渐取得超意识形态、超文化和国界的公理地位，尊重生命日益成为无条件的道德律令和无论何种主义都不得逾越的正义底线以及与这一进程同步的专制主义日益衰落可以看到。尽管那种要所有人为一个人献身的野蛮原则至今在某些地方明里暗里仍在提倡和鼓励，但却已经从天经地义沦为很不合适宜。在清算战争思想上，对英雄观的反省尤为引人注目。既往的英雄观把征服战争这种蹂躏世界的癫狂行为当成英雄行为来崇拜。这种传统英雄观不可避免要成为各个时代的人道主义思想家的反思目标，尤其自文艺复兴始，以伊拉斯谟为代表的一大批人文主义者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我认为，在反省传统英雄观上最有代表性和最具冲击力的当数伏尔泰。他对不义战争的起因及其恶果作了相当系统和深刻的揭露。特别指出征服战争不仅造成无数看得见的灾难，而且这种罪行在败坏和毁灭人性方面，灾难更无可估量。其大量作品把战争这种人类愚行和罪恶特别刺眼地摆在了人们面前，催逼人们对战争和自身精神状况进行反省。基于对不义战争起因及其惨烈后果的认识，他具有一种独特的英雄观。历史上一向被视为英雄的，在他心目中多是罪犯。欧洲历史上，尤其自中世纪以来的王朝战争中，职业军人成了勇敢美德的化身而受到崇拜。伏尔泰却无情掀掉他们头上的神圣光环，称“这些编号列队的杀人犯在欧洲纵横，为的是干不了更正当的职业”。至于政治家和征服者这类哪个世纪也不短少的人，在他看来“不过是一些大名鼎鼎的坏蛋罢了”。特别是那些凭“强者有理”而逞威风的王朝统治者，“这批英雄”不过“是在家禽群中大发威风的狐狸和黄鼠狼”。他一反史家把眼睛盯在国王、征服者等显赫人物身上的作法，以无限的热情去关注开启人类智慧的人、那些在各国交战中不分国际、超越宗教分歧建立广泛交往以促进沟通和理解的人。无论这些人地位、境遇如何，在伏尔泰看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对这些在史学家视野之外的人，他作了如下评价：“进步的取得应该归功于散居欧洲某几个地方为数不多的智者和天才。他们几乎都长期默默无闻，时遭迫害。世界受战争蹂躏时，他们光照人世并给人间以安慰。”③伏尔泰的英雄观在撕开人们顶礼膜拜的那些“英雄”面具、破除野蛮原则加诸于人身上的魔咒的同时，又以对增进知识、超越狭隘立场造福于人类的人们的高度评价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英雄标准。它有助于人们把误置的英雄崇拜热情转向真正崇高的人和事，转向和平与建设。伏尔泰之后，有更多的思想家致力于以健康有益的英雄观去抵制至今尚支配着许多人、使人倾向于轻视生命、倾向于好勇斗狠等破坏性热情的英雄观。杜威提出的“废除战争的唯一途径是使和平成为英雄的壮举”，便是一例。值得注意的是，有相当多思想家在对战争思想的反省中把理性的触角伸向了爱国主义，对这一观念进行重新认识和具体分析。例如，德国启蒙运动领袖莱辛把“明?分�腊��饕逶谑裁吹胤讲辉俪晌�赖隆笔游�赖鲁墒斓谋曛荆挥胝庖坏赖赂锩�嗪粲Φ氖呛斩�绿岢隽硕园��饕濉凹右蕴崃叮��ピ闫伞钡木�袢挝瘛?9世纪，德国伟大诗人海涅则在批判德国专制政治时区分了两种爱国主义：使人狭隘和充满仇恨的德国式爱国主义与使人心胸开阔和温暖的法国式爱国主义……。至于民族主义这一伴随着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而出现，从19世纪以来不断引发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战争的意识形态，更是被置于理性精神的审视之下，成为战争思想反省的延伸和发展。还须一提的是，很早就有人注意到某些普遍存在的不良心理使人对是否进行一场战争抱轻率态度。修昔底德发现，伯罗奔尼撒战争受到雅典青年热烈欢迎，他们渴望在战场上赢得荣耀。这种与杀戮连在一起的荣誉心与战争的历史一样古老，又随着战争本身一起延续至今，尽管它也没有逃脱思想者的理性审视。欧里披底斯在悲剧《请愿的妇女》中则揭示了侥幸心理使并非不懂得珍惜生命的人赞成战争：“人民投票拥护战争，没有谁会想到自己会遇上死神；死尚遥远，他只想到其他人会面临那不幸命运；但如果他自己投票时也面对死神，希腊人就不会被战争的疯狂吞没”。其实，当代那些鼓噪或者加入好战喧嚣的人们很应该以欧里披底斯的揭示为一面镜子，照照自己内心深处。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如何抉择，不仅关系到当下的每个人，也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安全和福祉。在这个问题上，人颇为自相矛盾。一方面，人是所有动物中为后代谋划最多最远的，许多人甚至不惜为此铤而走险；另一方面，对子孙将面临的最大危险不是视而不见就是轻率之极。正如许多人在极端严重的生态危机面前为眼前利益而断子孙路一样，许多人也不顾战争将给当代和后代带来怎样的灾难而向往战争，某些地方则集体加入好战喧嚣，发作战争痉挛。对形形色色战争思想的清算表明：为了创造一个没有杀戮的和平的生存环境，在建构一个正义的社会的同时，人也需要在对自身精神状况进行反省的基础上克制自己的破坏性欲望和冲动——这是所有致力于和平的思想家们留下的精神遗训。4．世界主义和世界政府理想为了和平与正义而建立一个超越地域、文化、宗教界限的世界政府，这在西方是一个古老的梦。它基于各个地区或国家之间战事频仍的现实，依托于世界主义思想。而在对和平之路的探索中，世界主义和世界政府，无论从精神维度还是可操作性看，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一个颇有意思的事实是，探索和平之路的人们都是世界主义者，甘地可能是其中屈指可数的例外，我想这是因为他和他的民族正面临着争取国家独立的迫切任务。世界主义基于公理和人类的立场，把人性看得高于民族性，把人类共同利益看得高于任何特定民族或国家的利益。所以，世界主义者把对人类的忠诚置于一切责任之上，认为自己首先是人类的一员，然后才是特定民族特定国家的一员；这种立场和胸怀必然伴随着精神上的宽容，尊重差异和多样性，致力于从差异中发现共性，从多样性中看到统一性。世界主义早在古希腊就有萌芽和生长，尽管城邦之间具有强烈的排外性，但存在于整个希腊世界的几大圣地和共同节庆挑战了狭隘的地方观念，传输了一种“类世界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特别为视野广阔、思想突破了城邦界限的哲学家和诗人们所青睐。经过罗马这一颇具世界帝国之风的时代、又经具普世性的基督教会以及创建于中世纪时期的大学的催化，世界主义在思想界成为一种很具影响的精神倾向。但它真正成为遏止战争的重要精神资源应该是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民族国家逐渐形成之时和之后。在这一过程，战争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充满血腥。世界主义者们相信，一个世界性的国家是人类共同的家园和普世和平的保障。他们为着和平以各自的方式对世界施加了影响。例如，16世纪，北文艺复兴代表伊拉斯谟撰文揭露党派精神的狭隘，呼吁理性、宽容、公正解决争端和人类和睦相处；而他的欧洲统一梦作为一笔宝贵精神遗产深刻影响了日后的欧洲知识界。18世纪，莱辛已经明确提出超越民族偏见和不屈从于宗教偏见，通过剧本《智者纳旦》表达了世界一体、人类一家以及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同出一源的思想，倡导宗教宽容和人类和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陷入民族主义迷狂的欧洲不仅变成各国混战的战场，而且交战国之间的仇恨成了一种气氛、一种习惯。要在这种情况下表现超越国界的公正立场无异于把各方仇恨引向自身，罗曼.罗兰却超乎混战之上，以《超越混战》等一系列文章向仇恨公开宣战，并把“祖国还是公正？”“良心，即永恒真理还是祖国？”的尖锐问题推到人们面前。在欧洲，世界主义者有一个很长的精神谱系，仅从这里提到的便可看到，他们的正义呼声给了饱受战祸之苦的世界以慰藉；他们同失去理智的世界对话的努力给迷茫中的人们提示了回归理性的道路。而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各国拥有自行其是的主权往往成为在国与国之间实现和平的最大障碍。对于和平之路的探寻者来说，寻求一种可以遏制战争、实现公正和平的超国家机构，乃是顺理成章的。最早明确表达世界政府理想的是尚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之交的诗人但丁的著作《论世界帝国》。对这一理想作出热烈反应的伊拉斯谟的《呼吁和平》、法国圣皮埃尔的《永久和平方案》和卢梭的《圣皮埃尔〈永久和平方案〉摘要》等，都是有关世界政府设想的重要文献。但作了最系统探讨和论证的是康德。在《永久和平论》和其他一系列相关著作中，他提出，通过建立全球政府和平解决争端，历史将克服战争这种国际关系形式而趋向永久和平。他相信，通过建立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进而通过建立各个国家的联合体而实现世界大同，这是人类由野蛮走向文明的自然而又必然的过程。他借关于永久和平的三大正式条款对此作了集中表述：第一，每个国家的公民体制都应是共和制；第二，国际权利以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为基础；第三，世界公民权利将限于以普遍的友好为条件。康德的设想及其所依托的理念受到黑格尔的奚落④，更被许多“现实主义者”讥为乌托邦，但其生命力和可操作性一步步被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明。谈及世界主义和世界政府，国家主权问题是无法回避的。世界主义精神意味着一种高于爱国主义的更高更广的忠诚；世界政府机构要有效或者说要有存在意义，则意味各个国家必须让渡出部分主权。一个各国拥有绝对主权的世界，只能是战争之剑高悬的祸患无穷的世界。大概正因为如此，探寻和平之路的思想家对国家主权往往持保留态度，当主权在一些地方成为抵拒公理的掩体从而阻碍建立正义与和平的努力，对主权观的检讨也就势所必然。无论如何，宽容、尊重公理、世界主义等，为人们以理性的和平方式来消除社会灾难，解决人类问题提供了基本的精神构架。三． 创造和平局面的实践（上）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战争史，或者说是人们在战祸和战争阴影笼罩下争取和平的历史。在争取和平上，除了思想上的持续探索，还有实践上持续不断的努力，这些努力曾经或者正在起着遏制战争的作用，其中一些努力对于争取持久和平意义重大。1． 和平主义运动和平主义是一种反对用暴力解决冲突，以消灭战争和争取实现各民族间持久和平为目标的努力和主张，它是思潮也是社会运动。作为思潮的和平主义可以追溯到古代，作为一种运动，在欧洲也有上千年历史了。最早具规模的和平运动出现于暴力盛行的10、11世纪。这就是约10世纪末始于法国、11世纪初传遍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上帝和平运动。这一运动的实质是在战争频繁发生的情况下采取措施减少战事并在战争状态下遏制和缓和野蛮行为；其方式是通过多次宗教会议发出上帝和平令和上帝休战令。上帝和平令要求基督徒集体发誓支持和平，主要精神是严禁私斗和在战时保护非战斗人员，禁止在任何情况下侵犯僧侣、朝圣者、商人、妇孺、农民及其财产。通过上帝休战令则逐渐禁止在某些日子（如每周的某几天、某些宗教节日和大斋节期间）进行一切战争。就第一次和平运动把战事限制在一定时间和保护非战斗人员这两大内容看，如果向上追溯，其实是对希腊城邦时期一些从宗教节日中产生的惯例的回归，诸如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希腊全境必须休战，前往运动会的旅客不论来自何处、途经哪个城邦，都不得受干扰和侵犯。这在西方是一个可上溯很早又一直向后传递和延伸的传统。在这传统的链条上，以其教徒拒绝参加战争而闻名的贵格会是值得一提的重要一环。贵格会兴起于17世纪中叶的英格兰和北美殖民地。其教义的精神特征是和平主义，认为暴力导致分裂，而所有具高度道德价值的行为都是一种深刻而潜在的人类统一的表现，因而反对任何战争。贵格会教徒因其信仰拒绝参加战争，却并不能避免战争发生。正因为如此，教徒们有一种特别的义务感去致力于治愈战争创伤，自兴起到现在的三百多年间，教徒们在西方每次战争中都尽可能为交战双方提供援助，并致力于通过教育渠道消除既作为战争原因也是战争后果的仇恨和误解。⑤无论历史和现实中，和平主义都有绝对的和有条件的之分。绝对的和平主义无条件地反对武力和战争。然而这种主义虽宽容却不明智。和平主义所依托的价值理念是尊重生命，这使得无条件反对一切战争的绝对和平主义无论在实践上和逻辑上都面临不可克服的困难。当面对爱因斯坦所说的那种敌人时，反对进行战争无异于听任无辜者的生命被消灭。二战时期，当侵华日军在我们国土上烧杀抢掠，当纳粹军队的铁蹄践踏着法国土地、纳粹的空军在伦敦上空日夜轰炸，拒绝拿起武器无异于把祖国拱手送给侵略者，无异于听任生命和文明一起毁灭。何况，在这类情况下，当战争已经发生而拒绝上战场，实际上正如一些论者所指出的，是把应该共同分担的危险推给了别人，这就产生了道义上的问题。罗尔斯曾批评道：在任何条件下都拒绝参与所有的战争是一种天真的必然具有偏狭色彩的观点。⑥我认为，天真在于不了解特定情况下战争与和平的悖论；由此也导致否认任何正义战争可能性的偏狭。正因为如此，在具和平主义思想的杰出人物中几乎没有谁绝对反对武力。即使和平运动无可争议的代表和精神象征甘地和马丁路德金，他们也支持某些情况下使用武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甘地反对趁英国之危提出自治要求，而支持印军开赴欧洲战场“参加保卫帝国”，号召在英国的印度人在战争中作些工作，号召愿意参加的人登记为志愿队；第二次世界大
对今天的我们的意义就是有人拍三国赚了钱，有人讲三国出了名。我们看三国听三国得到了愉悦。
1.讲述历史，虽然只有七分实，但是别忘了，那些自称为正史的书并不一定是史实，加入了一些统治着自己的观念，甚至歪曲了历史。2.启迪人们的思想,教人忠，义和做人。读书必先明版本，这是学术研究的常识。要全面、系统地研究一部作品，弄清其版本源流乃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对于研究者整体而言，如果缺乏正确的版本知识，研究的科学性、准确性、完整性就会受到局限。举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些人常常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句话来概括《三国演义》的主题，分析罗贯中的思想；其实，这只是一种顺口的、省事的说法，虽然方便，却并不准确。首先，此说的基础是毛本《三国》开头的第一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明代的各种版本却根本没有这句话，不能随意用它来表述罗贯中的创作意图。其次，在罗贯中的心目中，“分”与“合”并不具有同等地位。尽管作品表现了东汉末年由“合”到“分”的过程，但这只是全书的发端，是对既定的客观史实的叙述；这种“分”并不反映作者的愿望，恰恰相反，作者对这一段“分”的历史是痛心疾首的。作者倾注笔墨重点描写的，倒是由“分”到“合”的艰难进程，是各路英雄豪杰为重新统一而艰苦奋斗的丰功伟绩。由此可见，如果要全面把握作品的思想内涵，就必须了解不同版本的区别；要从总体上提高研究的水平，就必须打好版本研究这个基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人们对《三国演义》版本的研究是比较粗浅的。一些学者虽然知道《演义》的重要版本除了清代康熙年间以来流行的毛纶、毛宗岗评改本（简称“毛本”）之外，尚有明代的嘉靖元年（1522）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嘉靖本”）等多种版本，但基本上都接受了郑振铎先生在其名作《三国志演义的演化》中的论断：“这许多刊本必定是都出于一个来源，都是以嘉靖本为底本的。”①由此形成这样几点普遍的误解：（1）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或者就是罗氏原作；（2）《三国演义》只有由嘉靖本派生的一个版本系统；（3）在众多的《三国》版本中，最值得重视的只有嘉靖本和毛本。因此，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各种文学史、小说史论述《三国演义》时，一般都主要针对毛本，附带提及嘉靖本，而对《三国志传》、“李卓吾评本”等其他明代刊本几乎不屑一提。这种状况，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三国演义》研究的总体水平不高。八十年代初期，人们开始重视对嘉靖本的研究；不过，对《三国》版本源流的基本认识，仍大致与以前相同。因此，尽管这一时期初步打开了研究的局面，但尚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从八十年代中期起，特别是1987年1月中国《三国演义》学会举行《三国演义》版本讨论会以后，有关专家对《三国》版本的源流演变的认识大大深化，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要价值的新观点：（1）《三国演义》的各种明代刊本并非“都是以嘉靖本为底本”，诸本《三国志传》是自成体系的；（2）从版本演变的角度来看，诸本《三国志传》的祖本比较接近罗贯中的原作，甚至有可能就是罗氏原作（当然，不同的志传本的刻印者可能都有所改动），而嘉靖本则是一个经过较多修改加工，同时又颇有错讹脱漏的版本；（3）从版本形态的角度来看，《三国演义》的版本可以分为三个系统：一是《三国志传》系统，二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三是毛本《三国志演义》系统②。按照这些观点，既然嘉靖本并非“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更不是“罗贯中原作”，那么，根据它和其中的小字注来考证《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便是靠不住的。这些见解，大大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冲击了旧的思维模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整个《三国》研究的发展，并在某些问题上有所突破。不过，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三国》版本的研究仍然是不够深入、不够系统的。对于诸本《三国志传》，人们至今研究得不多；对于《三国志通俗演义》和《三国志传》两大版本系统内各本的递嬗关系，以及两大系统之间的互相吸收，人们已有的掌握还相当粗略；对于不同版本中一些内容的认识，还存在较大分歧，如一些版本中关于关索和花关索的情节，究竟是罗贯中原作就有的，还是在传抄刊刻中增加的，有关专家的看法就大相径庭。这些问题若不解决，直接影响到对《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和罗贯中原作面貌这两大问题的研究；而这两大问题的研究，又直接关系到对一系列问题的定位。因此，我们必须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化对版本的研究，以版本研究的突破来促进整个研究的突破。二、必须在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上有所创新从宏观上看，《三国演义》研究在新世纪里要想取得新的进展，新的突破，就必须在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上有所创新。这个问题非常复杂，这里只想提出三点。1．在大文化的广阔背景下深入开拓。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人们对《三国演义》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观照，文学的研究日益拓展到文化的研究。这既是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研究热”在《三国演义》研究中的反映，又是《三国演义》研究自身向广度和深度进军的必然要求。一部内容丰富、底蕴深厚的作品，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而且是一种文化现象。象《三国演义》这样对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巨著，更是如此。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看，《三国演义》以其对小说体裁的历史性开拓、丰富多彩的故事情节、绚丽多姿的人物形象、宏大严密的总体结构、雄浑豪放的艺术风格，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古代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同时，《三国演义》又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积淀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多方面的文化意义。因此，对《三国演义》的研究，既可以从纯文学的角度进行，也可以从文化的角度进行。例如：对于《三国演义》的巨大影响，何满子先生超越纯文学的分析，从群众的历史感情的角度加以解释，认为：“《三国演义》确是中国历史小说中第一部成功之作……但是，它之所以拥有这样深广的影响，却不能完全系之于小说自身的艺术能力，不能把三国故事如此广传，书中人物如此深入人心的功劳，一古脑儿记在罗贯中、毛宗岗的账上。”这里更重要的因素，是南朝以来要求理解历史的人民对于三国这一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的特别关注之情，还要加上各种文艺形式帮助传播之力③。这样的认识，比之仅仅从《演义》自身的艺术成就来找原因，显然更为全面和深刻。又如：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在对《三国演义》的文学研究取得较大进展的同时，一些学者从人才学、谋略学、管理学、领导艺术等角度观照《三国演义》，出版了多部“应用研究”的著作，就是把《三国演义》当作中华民族古代智慧的结晶，当作人生的启示录来进行研究。这完全是可以的。当然，这种“应用研究”不是《三国》研究的主体，更不是《三国》研究的全部。在新的世纪里，我们更应在大文化的广阔背景下，对《三国演义》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这至少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对《演义》的文学特征和成就继续进行精深的探讨；二是将《演义》置于中华文化发展的长河中，深入发掘其文化内涵；三是全面总结《演义》对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的广泛影响。这样，《三国演义》研究的天地将是无限宽广的2．积极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学术研究的历史证明，研究方法的更新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方法问题不只是一般的工具问题，还有一个哲学上的方法论层次和认识论深度问题。古代小说研究的每一次历史性进步，都与研究方法的变革有关。二十一年来《三国演义》研究发展的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对于诸葛亮形象，许多学者都作过精彩的论述，丘振声先生的论文《万古云霄一羽毛》、陈翔华先生的专著《诸葛亮形象史研究》④便是其中很有影响的代表；而黄钧先生则独辟蹊径，从母题学的角度进行探讨，指出诸葛亮作为一个悲剧英雄形象，他那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奋斗精神，欲与天公试比高而终遭失败的悲剧结局，其实是我国的包括神话、传说、小说在内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永恒的母题。诸葛亮从历史人物到艺术形象的演进过程，必然受到远古神话中悲剧英雄，特别是夸父所留下的“种族记忆”的影响和制约。“夸父、诸葛等英雄与自然、天命所开展的这一场极其庄严壮烈的竞赛，只能以薪尽火传的方式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⑤这样的论述，颇能给人新的启示。在新的世纪里，随着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新的文艺理论、新的研究方法将不断涌现。我们应当以开放的态度和求实的精神，认真鉴别，选择吸收，推动《三国演义》研究的继续深入。3．勇于提出新的见解。学术研究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追求真理的过程，永远需要突破陈说、提出新见的勇气。二十一年来，许多研究者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勇于独立思考，或对陈说提出质疑，或对前人的观点予以发展，或提出新的观点，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在一系列问题上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例如：八十年代初，有学者根据欧洲叙事文学理论中“从类型化典型到性格化典型”的人物塑造规律，提出了“《三国》人物是类型化典型的光辉范本”的观点⑥，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对此，一些学者予以驳议，认为“类型化典型”的提法是不科学的。刘上生先生则进一步提出新的范畴，认为《三国》人物是特征化的艺术形象以至典型，代表了特征化艺术的高峰⑦。这就有利于研究的深入。在新的世纪里，我们应当更好地发扬勇于创新的精神，争取无愧于时代的新的成就。三、必须重视和加强对研究史的研究二十一年来，《三国演义》研究中思想深刻、观点新颖、具有独到见解的优秀论著固然不少，而题目陈旧、内容浮泛、缺乏新意的平平之作也相当多。一些文章，一望而知是“炒冷饭”的货色，作者既无卓异的见解，自然也就谈不上对他人的启示意义。类似情况，在其他领域的研究中也普遍存在。平庸之作之所以频频出现，原因当然很复杂：有的是由于思想水平不高，有的是由于学术功力不足，有的是由于治学态度不够严谨（或为了评职称而临时拼凑，或为了取得某次学术会议的入场券而草草应付，或对论题浅尝辄止率尔为文）；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缺乏了解。任何一门学问，都有其创立和发展的过程，都是在逐步积累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只有充分掌握已有的研究成果，才谈得上发展和创新；只有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比前人看得更远。因此，研究任何一个课题，都应该首先把握其研究史，了解别人已经研究了多少，研究到什么程度，有些什么观点，存在哪些问题，从而确定自己的研究起点，选取适当的研究角度，这是学术界公认的治学之道。如果对一个课题的研究史很不熟悉，甚至一无所知，仅凭一时的“读书有感”去闭门造车，往往会陷入“盲人骑瞎马”的尴尬境地。如果对研究史缺乏了解，在论题的选取上就会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常常是什么“热”就研究什么，什么容易着手就抓住什么，极易形成“炒冷饭”的毛病。当然，这并不是说别人研究过的课题便不能再研究，只要在材料、观点、方法诸方面能够出新，老题目照样可以写出好文章。不过，在思想、艺术功底不足的情况下，论题的重复极易导致内容的重复。反之，一些很有研究价值的论题，由于研究者不了解研究史，却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地位。例如，对于《三国演义》中对比手法的运用，诗赋谣谚的作用，数十年来仅有寥寥几篇专题论文；对于《三国演义》的语言特色，不少论著只是顺带涉及，而专门研究的论文却仅有一两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如果对研究史缺乏了解，在观点的提炼上往往会有较大的局限性，难免出现三种情况：一是起点可能偏低，二是思路可能偏窄，三是见解易与他人雷同。例如，对于《三国演义》“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五十年代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一些人简单化地斥之为“封建正统思想”。改革开放以来，经过重新讨论，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罗贯中之所以“尊刘”，并非简单地因为刘备姓刘（刘表、刘璋也是汉室宗亲，而且家世比刘备显赫得多，却每每遭到嘲笑；汉桓帝、汉灵帝这两个姓刘的皇帝，更是作者鞭挞的对象），而是由于刘备集团一开始就提出“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口号，为恢复汉家的一统天下而不懈努力，被宋元以来具有民族思想的广大群众所追慕；而这个集团的领袖刘备的“仁”、诸葛亮的“智”、关羽等人的“义”，也都符合广大民众的道德观。罗贯中之所以“贬曹”，是因为曹操作为“奸雄”的典型，常常屠戮百姓，摧残人才；而对曹操统一北方的巨大功业和非凡胆略，则作了肯定性的描写，并未随意贬低。由此可见，“尊刘贬曹”主要反映了广大民众按照“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的标准对封建政治和封建政治家的评判和选择。这一观点，已经得到《三国》研究界的普遍认同。如果今天的某位研究者仍然用“封建正统思想”来解释《三国演义》的“尊刘贬曹”倾向，那最多不过是重复五十年代早已有之的看法，根本谈不上是什么“新观点”了。常常看到一些研究者，费了很大力气写成一篇文章，自以为颇有见解，其实却是在重复别人早已论述过的观点，原因就在于不了解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三国演义》作为四大名著，价值肯定是有的，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说来说去，它是小说，读三国增添的更多在文学方面。 你可以好好看看这几个人、对你很有帮助 你还可以了解些计谋 了解下什么是城府极深 尔虞我诈 在职场上也有帮助 蜀先主刘备(学习他的仁、德） 蜀后主刘禅（吸取他的教训） 蜀丞相诸葛亮（学习他的忠、智） 蜀大将军姜维 （学习他的拼劲）
《三国演义》的社会意义：
1、《三国演义》代表着古代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后世，包括当代历史小说不少都是以之为典范，模仿其体制结构。
《三国演义》用一种比较成熟的演义体小说语言，塑造了四百多个人物形象，描写了近百年的历史进程，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小说体裁。
这不仅使当时的读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而且也刺激了文士和书商们继续编写和出版同类小说的热情。自嘉靖以后，各种历史演义如雨后春笋，不断问世，从开天辟地，一直写到当代。
2、《三国演义》名播四海，也受到了外国读者的欢迎。
在明隆庆三年已传至朝鲜，崇祯八年有一种明刊《三国志传》就入藏于英国牛津大学。
自日僧湖南文山于康熙二十八年编译出版日文本《通俗三国志》之后，朝鲜、日本、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英国、法国、俄国等许多国家都有本国文字的译本，并发表了不少研究论文和专著，对《三国演义》这部小说作出了有价值的探讨和极高的评价。
扩展资料：
《三国演义》文学城就：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更重要的是在军事政治描写和人物塑造上。小说最擅长描写战争，并能写出每次战争的特点。注意描写在具体条件下不同战略战术的运用，指导作战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而不把主要笔墨花在单纯的实力和武艺较量上。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等，每次战争的写法也随战争特点发生变化，在写战争的同时，兼写其他活动，作为战争的前奏、余波，或者战争的辅助手段，使紧张激烈、惊心动魄的战争表现得有张有弛，疾缓相间。
如在赤壁之战前描写孙、刘两家的合作、诸葛亮、周瑜之间的矛盾，曹操的试探，孙、刘联军诱敌深入的准备等等，在人物塑造上，小说特别注意把人物放在现实斗争的尖锐矛盾中，通过各自的言行或周围环境，表现其思想性格。
如曹操的奸诈，一举一动都似隐伏着阴谋诡计；张飞心直口快，无外不带有天真、莽撞的色彩；诸葛亮神机妙算，临事总可以得心应手，从容不迫。著名的关羽“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张飞“威震长坂桥”、赵云“单骑救幼主”、诸葛亮“七擒孟获”、“空城计吓退司马懿”等更是流传极广的篇章。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三国演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