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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百字很好写啊比方说传统训诂学的意义或者举例分析训诂学的演变等等就把它当做一道论述题来答就好
训诂学简介：根据文字的形体与声音，以解释文字意义的学问。偏重於研究古代的词义，尤其著重於研究汉魏以前古书中的词义、语法、修辞等语文现象。训诂学（“诂”音“gǔ”，同“古”）是中国传统研究古书中词义的学科，是中国传统的语文学——小学的一个分支。训诂学也在译解古代词义的同时，也分析古代书籍中的语法、修辞现象。他从语言的角度研究古代文献，帮助人们阅读古典文献。所谓“训诂”，也叫“训故”、“故训”、“古训”、“解故”、“解诂”，用通俗的语言解释词义叫“训”；用当代的话解释古代的语言叫“诂”。“训诂”连用，最早见于春秋时期鲁国人毛亨注释《诗经》的书，书名叫《诗故训传》，“故”、“训”、“传”是三种注解古文的方法。训诂合用始见于汉朝的典籍。分类--------------------------------------------------------------------------------训诂学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训诂学包括音韵学和文字学，狭义的训诂学只是小学中与音韵、文字相对的学科。也有人将训诂学分为新旧两种。语言学家王力在1947年的《新训诂学》中提出“必须打破小学为经学附庸的旧观念，然后新训诂学才真正成为语史学的一个部门。”周大璞在《训诂学要略》中也说“训诂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词义和词义系统，他的首要任务就是研究语义发展演变的规律。”新训诂学是相对旧有的训诂学而言的。历史--------------------------------------------------------------------------------训诂学从先秦就已经开始了，到了汉朝时基本形成。，到了宋代，训诂学得到了很多的革新。元明时期，训诂学出现了衰退，而在清朝则是训诂学发展最辉煌的时候。现代则采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来发展训诂学。研究对象--------------------------------------------------------------------------------历史上每种语言都在不断地变化，古书中有许多词义已经变化，或语法变化，历史语言学家考证古书中词的当代意义，编著出注疏书籍，为训诂学。训诂学最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汉魏以前的古书中的文字。训诂学书籍有两种，一种专为注疏某一本重要的书，逐字解释全书的意义，如《论语注疏》、《毛诗注疏》、《韩非子集解》等；另一种是单纯解释古代的词汇，搜集古代词汇，分类注释，如《尔雅》、《说文解字》、《方言》等；此外后有对训诂学的书籍进行补充、考证、阐释的书籍，如《方言疏证》等。研究方法--------------------------------------------------------------------------------训诂学研究方法有：互训，用同义词互相解释，如“老，考也”；“考，老也”。声训，用声音相似意义相同的字解释，如“衣，依也”，说明这个“衣”在古书中是当作“依”的意思。形训，用字形说明其来源和意义，如“小土为尘”，说明“尘”字的意思是“小土”，这个简体字也是由此产生。义训，用当代的词义解释古词的意义，如“明明、斤斤，察也”，是说“明明”、“斤斤”的意思是“察”。反训，古代有的词和现代意义相反，需要用反义词注释，如“乱而敬，乱，治也”，说明这个“乱”字，在此处作“治”的意思。递训，用几个词连续解释，如“庸也者?靡玻挥靡舱撸?ㄒ玻煌ㄒ舱撸?靡病保?得髡飧觥坝埂弊钟蒙?凳谴印坝谩弊掷吹模??馑际导适恰暗谩钡囊馑肌?递训，用几个词连续解释，如“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说明这个“庸”字用声训是从“用”字来的，但意思实际是“得”的意思。文字训诂学（“诂”音“gǔ”，同“古”）是中国传统研究古书中词义的学科，是中国传统的语文学——小学的一个分支。训诂学也在译解古代词义的同时，也分析古代书籍中的语法、修辞现象。他从语言的角度研究古代文献，帮助人们阅读古典文献。
训诂学的重要性一、指导中学语文教学训诂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代的字义、词义，它跟讲授中学文言文的关系十分密切。1、帮助准确解释古书的词义2、帮助取舍进行决断在遇到众说纷纭的疑难问题时，训诂学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决断，以决定取舍，避免盲从3、帮助弥补注本的不足。4、帮助纠正误注。5、使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二、指导古籍整理。古籍整理不外乎对古籍进行校勘、标点、注释、翻译，而这些工作都离不开训诂知识、1、训诂与校勘通校勘是校读古籍的先决条件。2、训诂与标点正确理解古书的文意，是对古书进行断句和标点的前提，而要正确地理解古书的文意，必须通训诂。4、训诂与翻译近代学者严复论翻译，有信、达、雅之说。翻译古文亦然。三、指导辞书编纂1、参照体例，吸收成果，引用方法2、纠正旧辞书在释义上的谬误。掌握了一定的训诂学知识，懂得了训诂的条例和方法，可以发现和纠正字典辞书在释义上的个别失误。3、考索和补充被漏略了的义项。训诂学是研究字、词义的学问，它的研究成果可以为辞书编纂提供丰富的资料，从而使辞书不致将应列的义项漏略掉；已经漏略掉的，还可以在重新订时加以补充
民俗文化既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又增加了民族凝聚力，具有物质生活价值、精神生活价值和社会生活价值。民俗文化又称为传统文化，是指民间民众的风俗生活文化的统称。也泛指一个国家、民族、地区中集居的民众所创造、共享、传承的风俗生活习惯。民俗文化是在普通人民群众（相对于官方）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非物质的东西，民俗及民众的日常生活。民俗学是专门研究民间风俗习惯的一门科学，包含历史民俗学、理论民俗学、应用民俗学三个大的学科分支。其主要任务，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历史与当代的民俗事象，进行调查、集、整理、描述、分析和论证，探求它的本质结构、特点与社会功能，揭示其发生、发展、传承、演变、消亡的规律，为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服务。
1、民俗又称民间文化，是指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群体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世代相传、较为稳定的文化事项，可以简单概括为民间流行的风尚、习俗。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民俗传统的国家，在中国境内土生土长的各民族中，都有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各类民俗文化，代代传承。这些民俗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生活，还增加了民族凝聚力。民俗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各个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大和演变，为人民的日常生活服务。民俗就是这样一种来自于人民，传承于人民，规范人民，又深藏在人民的行为、语言和心理中的基本力量。2、民俗的价值包括：物质生活价值、精神生活价值、社会生活价值。①物质生活：（1）经济之物质 （如食料、衣饰、居屋、运输方法 ），（2）生存之方法（ 如乡村生活、城市生活等），（3）盈利与财富 （如劳力之生产、器具、不动产）；② 精神生活：（1）方言，（2） 民间学识与运用，（3）民间智慧，（4）艺术，（5 ）神秘（如民间法术、民间宗教）；③社会生活：（1）家族，（2） 社团，（3） 特别组合（如经济组合、政治组合、运动组合、宗教组合等），秘密组织（政府不知道的团队）。3、民俗的根本属性是模式化、类型性，并由此派生出一系列其他属性。模式化的必定不是个别的，自然是一定范围内共同的，这就是民俗的集体性：民俗是群体共同创造或接受并共同遵循的。模式化的必定不是随意的、临时的、即兴的，而通常是可以跨越时空的，这就是民俗具有传承性、广泛性、稳定性的前提：一次活动在此时此地发生，其活动方式如果不被另外的人再次付诸实施，它就不是民俗；只有活动方式超越了情境，成为多人多次同样实施的内容，它才可能是人人相传、代代相传的民俗。另一方面，民俗又具有变异性。民俗是生活文化，而不是典籍文化，它没有一个文本权威，主要靠耳濡目染、言传身教的途径在人际和代际之间传承，即使在基本相同的条件下，它也不可能毫发不爽地被重复，在千变万化的生活情境中，活动主体必定要进行适当的调适，民俗也就随即发生了变化。这种差异表现为个人的，也表现为群体的，包括职业群体的、地区群体的、阶级群体的，这就出现了民俗的行业性、地区性、阶级性。如果把时间因素突出一下，一代人或一个时代对以前的民俗都会有所继承，有所改变，有所创新。这种时段之间的变化就是民俗的时代性。如果帮助到你，能帮忙点个采纳吗，谢谢
民俗文化既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又增加了民族凝聚力，具有物质生活价值、精神生活价值和社会生活价值。民俗文化又称为传统文化，是指民间民众的风俗生活文化的统称。
中国民俗文化 ——风水文化和风水建筑风水一说被大多数人视为无稽之谈。在科学发展的今天，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风水之说并不是一无是处。大多数人也将其看做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 《黄帝宅经》曰：地善，苗旺盛；宅吉，人兴隆。短短十个字就完全道出风水学的精髓。风水从字面上来理解，风是流动的空气； 水是大地的血脉， 万物生长的依靠。有风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和生气，万物就能生长，人群就能生活。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正因为有了空气与水和适宜的温度，地球上才有了生命。所以，风水一说也有正确所在，正因如此，在建筑中从古至今人们都十分重视风水一说。在中国有许多风水建筑，人们在建造房屋，选择家宅的时候会注意风水的好坏，讲究环境方位问题。人们也常以山水俊秀，地灵人杰等词语来赞美自己所在的地方。风水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那么，何为风水文化？它究竟是迷信还是科学呢？《葬书》最早提出风水一词， “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所谓的风水学便是：太极生两仪（阴阳、正负） ，两仪生四相（五行） ，四相生八卦，八卦生二十四山。通常人们将风水分为：龙、穴、砂、水、向、意、形、天。所有高等的风水师，都是按这些理去做，但要结合人命理，本性去计算；以前风水大师们的一句发家名言便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中国古人把风水称为堪舆，也叫地理，我们可以将其连起来读做：堪舆风水地理——堪（观察天） 、舆（勘察地）、风（空气空间） 、水（水文水质）、地（地形地质）理（的研究分析理论） 。在地球上， 水、 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是也是风 占最大体积的物质是风、 地。 （空气）、水、地（土地） 。在地球上除了由天体进来的物质之外，几乎所有物质都由风水地三者所承载所包含所孕育，当然也包括人类。可见古代人所说的风水，就是泛指地球中的所有物质，风水学就是研究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微观物质（空气、水和土）和宏观环境（天地）的学说。 根据古人的感知，在大地上除了地和水之外，余下的就是空间了，空间里只有风了。古人认为，风和空间和天是联在一体的，风水学中所说的风，既是空气，也代表空间，同时也包含天。老子曾说过：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就是天，所以有天一生水之说，二就是地，三就是水。翻成白话文便是：天生地，天地生水，天地水生万物。 风水一词最早出于伏羲时代， 太昊伏羲根据自己研创的简易图， 推理出地球有过一段是风与水的时期。《简易经》里记载： “研地说：一雾水，二风水，三山水，四丘水，五泽水，六地水，七少水，八缺水，九无水。 ”这里所指的风水应该就是风水的原义了。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 风水一词是这样定义的： 指住宅基地、 坟地等的地理形势，如地脉，山水的方向等。在《辞海》中也是如是解释：风水，也叫“堪舆” 。旧中国的一种迷信。认为住宅基地或坟地周围的风向水流等形势，能招致住者或葬者一家的祸福。也指相宅、相墓之法。但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准确。其一，它将风水等同于一种迷信，没有肯定其科学的内涵；其二，没有把风水与风水术区别开来。风水是从古代沿袭至今的一种文化现象。从表面上讲，它是一种民俗，一种择吉避凶的术数；从本质上讲，它是古人研究人与环境之间关系 、的一门学问。简略地说，它与现代的“人类聚居学”“环境地理学”有些相似，但二者之间仍有本质的差别： 后者是建立在观察与实验基础上的一门科学； 而前者由于缺乏科学理论与实验基础， 夹杂着许多唯心主义的说法和迷信的内容， 以至于我们还不能将它作为一种科学，只能作为一种“术数” 。近年来，由于对传统文化研究不断深人，中外学者对风水的看法渐趋一致。他们认为：风水是中国古代为寻找建筑物吉祥地点而提出的一套景观评价系统， 是古人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处理的方法与布局的艺术。风水的范围包含住宅、宫院、寺观、陵墓、村落、城市等许多方面，其中涉及死人葬地的称“阴宅风水” ，涉及生人居住地的称“阳宅风水”。风水有糟粕也有精华，不能简单地采用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态度对待它。有的学者还认为，严格地讲，风水与风水术是有区别的。风水是一种客观存在，其本体是自然界；而风水术是主观对客观的活动，其本体是人。中国风水学是宇宙星体学、天文学、天体运行方位学、地球物理学、地磁方位学，水文学、地质地貌学、环境景观学、自然生态建筑学、社会伦理学、美学、人体信息学、气象学、空间选择学、时间选择学、民俗学、做人哲学、玄学、易学、预测学、阴阳学、五行学、形气学、理气学、日课学等等一门庞大的综合类学科。这是中国古人的伟大智慧的结晶，这是我们后人所应学习继承，应大力发扬光大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所有人都熟知的风水建筑可能非故宫和明十三陵莫属了。 北京有一条龙脉，贯穿故宫和明十三陵。 古代君王身前居住之所与身后安息之地皆在龙脉之上，受天神庇护。 故宫，距今已经有了 600 多年的历史。故宫的龙脉与昆仑山相通，而昆仑山与天上元气相通。故宫中的交泰殿是故宫的龙穴也是北京城的龙穴，同时也是全中国的龙穴。从静态风水来看，故宫后有景山，前有金水河，位于山水之间，镇山金水，处于山水的环抱之中，为延年穿宅之格。从后宫后寝分析，以前宫前三殿来论，主体建筑太和殿、中永殿、保和殿皆占吉星位置，以后寝、后三宫来论，朝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亦处于吉星位置，尤其是延年吉星得位，更主长久稳固。整个故宫是完全按照风水这个大体的格局来建造的。明朝皇帝的墓葬群——十三陵亦是如此，它始建于永乐七年。为了求得吉祥的墓地，明成祖命江西风水师在昌平境内找到了这一片山地， 经朱棣亲自踏勘确认后并封为“天寿山”。以后的十二代明朝皇帝也相继把陵墓建造在这里，十三陵周围层峦叠嶂，秀美天成。十三陵所处的地形是北、东、西三面环山，南面开敞，山间众溪汇于陵前河道后，向东南奔泻而去。陵前神道两侧的两座小山，为“龙山”和“虎山” ，符合东青龙、西白虎的四灵方位格局；用风水理论来衡量，天寿山山势延绵， “龙脉”旺盛，陵墓南面而立，背后主峰耸峙，左右“护砂（山）”环抱，向南远处一直伸展至北京小平原，前景开阔。陵墓的“明堂” （基址）平坦宽广，山上草木丰茂，地脉富有“生气” ，着实是一处天造地设的帝陵吉地。这次在去北京的旅游途中，我还听说了北京另一特别知名的风水建筑——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大厦。此建行位于北京西二环金融街 25 号。“金融街”在元代被称为“金城坊” ，明、清两代是金铺、银号聚集之地；清末至民国，我国的大部分银行也多设于此，是历代各种金融机构垂青的风水宝地。“现在的‘金融街’始建于1993 年 8 月，至 2005 年全部完工。南起复兴门， 北至阜成门，东临太平桥，西沿二环路，占地总面积 103 公顷。这里云集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中行总行、农发行总行等国家级银行总部，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中保集团、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网通等一大批著名金融保险证券单位和电信企业入驻。马来西亚丰隆集团等国外的著名银行机构等 200多家国内外金融及非金融机构落户此地， 成为我国掌握国际最新金融信息， 了解世界金融动态的国家级金融中心。” 虽说在此块“风水宝地”之上，但建行总行却是“地处不兴” 。建行门前天桥斜去，呈虚水而走遇“天桥煞”，而其西北角又面对十字路口遭“路冲煞” ，皆为泄财之象。相传时任行长周小川为此请来了香港著名的风水大师为建行的设计出谋划策， 力图化险为夷。于是便有了这幢为北京人所津津乐道的“风水建筑” 。金融街上的建行大厦通体黑色，在世界建筑史上实属罕见，在风水学中，黑色属水，水亦表财，黑色不仅催财力量强而且可以化煞；在西北角的煞重之位，大厦被设计成两把尖刀状的化煞布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顶部，为四个形如水闸放水的旺财设计， 意为财源滚滚；十字路口与天桥的西北角也有一对号称中国最大的汉白玉貔貅来招财镇宅；在貔貅的正中，竖立三根旗杆，意为三根高香表示对天地神灵的敬畏。在如此风水建筑的庇佑之下，这几年来，建行蓬勃发展，成为了我国四大商业银行之楚翘；原行长周小川也官升三级，从总行行长之位扶摇直上至证监会主席、央行行长之高位。真正的中国古代风水学应该是一种古代人类繁衍生息，治国安民等社会活动所形成的生存知识；是一种研究大自然对人类作用的精深学问；是一种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是一种趋吉避凶的术数； 是一种流传了几千年的民俗活动；是一种中国独有的以天人合一阴阳调和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产物；是一种由实践积累起来的经验所形成的人居环境选择优化的实用技术；是一种由中国古人的唯物唯心学术混杂而形成的博大学派； 是一种科学与玄学相提并论的、精华与糟粕并存的、落后于现代技术的、超越于现代科学的的系统理论；是一种宝贵的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风水可以改天命而夺神功，这是古人对风水学的高度肯定。风水学告诉人们要能顺应自然规律，做到天人合一，要优化自然环境，这样就有了好的阴阳宅，有了好的风水地的吉气感应与荫庇，自己和后人即可以平安昌盛，所以丁财贵秀，百福臻临，如果人人家家都能获得好风水地而吉祥， 社会就会因人人平安幸福而和谐，民族国家也就会因人人有为家家发达社会和谐而兴旺，这就是风水学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所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风水不是万能的，风水也只是影响人生的一种力量。中国风水学虽博大但杂乱，虽精深但虚玄，虽可验证但少数据，虽有作用但多无科学根据，尚存在很多局限性，广而无边，深不见底，艰以学习，难以操作，尚泥古不化，裹足不前，为此，但愿风水同行们能摒弃成见，在考古践今的同时，努力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不断地丰富它，充实它，完善它，提升它。是所至望！
现在学界普遍存在一种过于贬低传世文献价值的现象，即当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存在差异时，过于相信出土文献，欲以出土文献取代传世文献。 到底应当如何看待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作用？带着这个问题，记者专访了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阎春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如何看待出土文献的真伪？阎春新：对出土文献来说，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具体到某一种的出土资料，需作个案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出土文献中，有的是第一手资料，如甲骨文、金文及其它铭文，其可信程度无可怀疑。但也有一些是经过辗转传抄的，对于这类材料，就需要作具体分析。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唐兰、杨宽、马雍等相关学者根据帛书的相关资料，对《史记》、《国策》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史记》中的《苏秦传》错误百出，真伪参半。其它学者也有许多人持类似的观点。众多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众口一词，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外，如《史记》的各种版本及其流变等，对出土文献长沙帛书过于相信，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出土文献的过分相信，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对传世文献的过于怀疑。这种疑古精神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当时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说商纣王不会像古史中所描绘的那样残暴，是后人把天下的恶行都归之于其一身的缘故；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以人之理性阐发传世文献的史迹记载，固然非常具有诠释意蕴，但过于相信主体的主观思维，会严重贬低、破坏原始文献的史料价值，而加以无端指斥。晋代《竹书纪年》的出土，更引起了当时人们对传世文献尤其是儒家经典文献的怀疑和重新认识，重启疑古之风。至近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对历史文献持一味的怀疑态度，认为对于东周以后的史料“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这种全盘否定传世文献价值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什么样的价值？阎春新：出土文献对促进传世文献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新的发现、新的材料，往往会促进后者相关领域研究的拓展，同时深化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并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人们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些偏差。而传世文献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得以流传，往往是经过整理和选择的，必有其长处。然而，文献流传，历时愈久愈易失其真。以今日之所见古代文献而言，字词讹误，文句颠倒，段落、篇章脱漏增益，记事殊异，乃至于随意增窜改作，已逐渐失去了它的初始价值。而出土文献因长期埋藏，故得以保持较为原始的面貌。它们的大量面世，激烈的冲击着传世文献。不过，总起来讲，我们认为，以出土文献校勘、补正传世文献而非横加置疑甚或取代后者的相关记载，应受到当前学界的认可赞同和广泛使用。概括来说，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三个方面的作用：校读传世文献之文本；补充传世文献之不足；印证、支撑传世文献或纠正传世文献之谬误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校对作用体现在哪里？阎春新：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经过整理选择和辗转抄写，其中的字词、文句早已与原文献大相径庭，也出现不少的错误。出土文献与之相对照，可以用来校传世文献中的一些错误。以马王堆《老子》（乙本）为例，其中的一些篇目，跟《管子》里的不少文句可以相互对照；上博简第四支简《景公疟》所载晏子之言，可以在《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春秋·外篇》等传世古书中找到相对应的语句。还可以用来阐明传世文献中某些词语的意义，或者纠正某些词语书写上的错误。如：《汉书》古本所收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云：“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 ”而《文选》卷四一《报任少卿书》“茸”字作“佴”。 可见，《汉书》古本作“佴”。 “佴”字和“耻”字都从“耳”声，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竹书都有以“佴”为“耻”的例子，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报任安书》的“佴”字也应该读为“耻”，“茸以蚕室”就是“受宫刑之耻”。1973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定县博物馆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所得汉墓竹简《论语》，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论语》抄本。经整理，可知有《论语》简620枚，残简居多。通过比较，不仅简本各篇的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而且在文字上同今本的差异也有七百多处，这就为今本《论语》的全部释文，提供了可注释和校勘的新证据。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成为研究《论语》的新材料，启发了新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厘清《论语》研究中诸多聚讼纷纭的问题。通过根据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中谬误的校勘，使文献的记载更加贴近历史事件，使历史面貌得以更好的恢复。通过研究这些恢复后的文献，可以极大地促进研究者的工作，使研究工作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出土文献对推动传世文献的字形、字义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传世文献在传抄、印刷中流传，已逐渐失去了字形构造上的初始价值，这在与出土文献的对读中能得到有益弥补，而且不时还能带来认识上的新收获。在传世文献中一些字、词的走样，会使关键性语句的意义产生变化，进而导致对一种思想的理解发生变化，更有甚者还会致使相关史实的重新考量。所以出土文献在字形、字义研究上能非常有力地推动传世文献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的面世，自然对传世文献是一种补充，请您谈谈这个问题。阎春新：虽然传世文献浩如烟海，但仍有许多出土文献是传世文献中原本没有的，又或者一些文献的书名在传世文献中有所记载，但文献的内容却没有流传下来，使得传世文献的记载不可能是历史的全部，它对历史事件或对历史时期的记载是有所遗漏和缺略的。随着出土文献的出土，这类文献才第一次展示在读者面前，使许多佚失多年的文献得以重新问世。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对照，可以补足这些遗漏和缺略，有利于研究者贴近历史真相，更有利于后人真实地了解历史。1899年以来出土的甲骨文，属于商代中晚期文字，是当时史官保留的重要文献。虽然每片甲骨文比较简单，但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泛，包括国家争战、狩猎、畜牧、农业生产、祭祀等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丰富的甲骨文的出土，使我们当代的研究者见到了孔子、司马迁等古代史学家所没有见到过的可靠材料，扩大了史料范围，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商代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结构、内外战争、帝王世系以及风土民俗等等历史的大量的珍贵资料，使我们对商代以及上古时代的历史研究取得了众多突破性的进展，这是单纯依靠传世文献所无法取得的。1972年4月银雀山汉墓简出土，其中有《孙子》、《六韬》、《尉缭子》、《墨子》等传世文献，同时还有《孙膑兵法》一书。孙子》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就证明了孙武和孙膑确为二人，《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确也是并存的两本书。《孙膑兵法》的重新面世，结束了学术界的长期争论，而且还为研究先秦思想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以往时代没有的、全新的研究对象，扩大了史料的范围，弥补传世文献史料之不足，使研究者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历史事件、历史思想的发展脉络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印证和纠正功能，体现在哪些方面 ？阎春新：从整体考察，不言而喻，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着双重的印证与纠谬功能。就前者而言，出土文献印证甚或支撑着某些传世文献的真实性，至少部分史料的可行性。一方面，某些早期简、帛书籍的样子，传世文献有简略的记载，而出土文献则使今人看到了简、帛书籍的实物，印证了其相关的说法。又如，最近清华简的部分材料，印证了儒家文献如《尚书》的记载；另一方面，新出土的文献，又为一些被辨伪学派打入学术冷宫的所谓“伪书”，平反、正位。疑古学风在宋代兴起后，不少传世的先秦子书被怀疑为后人的伪书，如今本《晏子春秋》、《六韬》、《尉缭子》都有人怀疑不是先秦之书，而是汉以后的伪作。七十年代汉墓出土的古书抄本，更为好几种这样的传世文献恢复了名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可以为一些因刻意辨伪而生造的“伪书”正名，这对于理解古籍的真伪有很大的帮助 。就后者而言，传世文献大多是经过长期辗转抄写与时代流变而累成或增削加工的。抄写本身就容易造成众多的讹误，文句颠倒，篇章脱漏，而且抄写者往往会加入一些自己的观点，有时也会根据它所处时代的价值标准来对传世文献进行增窜改作，这样就改变了文献本来的面貌；而出土文献则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它所依据的材料往往会更加充分、更加可靠。最为关键的就在于，出土文献在埋入地下以后，基本再也没有被人改动过，保持着文献书写时较为原始的状态，可以说是同种文献中较原始的版本，这显然能纠正传世文献因主客观原因所造成的记载的部分失实与讹误，文献的本来面貌也就可以尽可能多地得以恢复 。因此，出土文献对于传世文献有着极为重要的补充、辅助作用。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关照，综合运用古文字学、社会学与哲学等跨学科的多维度研究视角与方法，以文献学与史料为依据的历史学，必然会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
Q: 二十世纪以来出土文献对先秦两汉研究的影响 : 二十世纪以来，出土文献成为了研究先秦两汉时期的重要来源，对学术界的影响十分巨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献是战国时期出土的《孙子兵法》和《吕氏春秋》，以及秦汉时期出土的《甲骨文》和《汉简》。这些出土文献的发现和研究，对于先秦两汉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孙子兵法》和《吕氏春秋》的出土，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和军事策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甲骨文》的发现，则为研究商代社会和文字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而《汉简》的出土，则为研究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材料。总的来说，出土文献的出现，为先秦两汉时期的研究提供了更加全面、准确的资料，对于我们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历程和文明成果，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王国维说：“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新的发现、新的材料，对于促进古文献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极大地推动了古文字学和殷商历史的研究；敦煌遗书的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新的显学——敦煌学；内阁大库元明以来书籍档册的发现、简帛文献的大量出土，也大大促进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载有《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齐孙子兵法》八十九篇，图四卷。两书分属孙武、孙膑。后因《孙膑兵法》失传，人们对《汉志》著录产生了怀疑，有人认为孙子是一人而非两人，也有人认为《孙子兵法》是一书而非两书，1972 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孙膑兵法》残简，使这一有争议的问题迎刃而解。对于《文子》、《尉缭子》、《鹖冠子》、《晏子春秋》、《六韬》等书的真伪问题，人们也多有不同看法，1973 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晏子春秋》、《文子》、《太公》，同年长沙马王堆帛书出土的《鹖冠子》残简，都大大深化了人们的认识，并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了人们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些偏差。大的发现，催生新的学问，小的发现，可深化人们对具体问题的理解，或提供新的材料、提供新的研究课题，新的资料的重要，自然是无可置疑的。王国维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主张将新发现的考古资料与传世文献互相验证，从而取得考据方法的重大突破，也与新材料的发现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中国学术史。一、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可以互补互证文献流传，历时愈久，愈易失真。以今日所见古代文献而言，文字讹误，文句颠倒，篇章脱漏增益，记事殊异，乃至于随意增窜改作，不胜枚举。出土文献长期埋藏，因而得以保持较为原始的面貌。有些文献经历了几千年（如甲骨文、金文等），少者亦有数百年，其可贵性不言而喻。传世文献的长处，则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传世文献经过了长期的自然选择。既要读书，主观上总是希望有一个好的本子。因此，传世文献得以流传，必有其原因，有其长处。更为重要的是，传世文献往往经过整理选择。古人很早就已经开始进行文献整理工作。《国语·鲁语下》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汉书·礼乐志》曰：“王官失业，《雅》、《颂》相错，孔子论而定之，故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对于六艺，都有整理之功。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主持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巨大的文献整理工作。这次文献整理不仅涉及面广，而且非常细致、深入。《艺文志》总序曰：“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肴乱……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艺文志》最后概括说：“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班固自注：“入三家五十篇，省兵十家。”这说明，西汉古籍整理，是得到国家支持、由著名学者、专家主持的一项系统工程，它使绝大多数西汉文献以前的文献都经过了认真的校理。刘向、刘歆校书时，条件相当优越。一是去古未远，可以见到大量古书，其中有不少是古文，甚至有一定数量的出土文献。二是用以校勘的资料亦相当丰富。如：《战国策书录》：“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其中“有国别者八”。《管子书录》：“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着八十六篇。”《晏子书录》：“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校尉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臣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着八篇，二百一十五章。”《邓析子书录》：“中邓析书四篇，臣叙书一篇，凡中外书五篇。以相校除复重，为一篇。”《孙卿书书录》：“所校雠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着三十二篇。”当时每校一书，都参考了不同版本，多者在十本以上。刘向父子整理古籍，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文字、篇章进行校勘。刘向《战国策书录》称：“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晏子书录》称：“中书以夭为芳，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如此类者多。”《列子书录》称：“或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如此者众。”又称：“中书多，外书少。章乱布在诸篇中。”《汉书·艺文志》曰：“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又曰：“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又曰：“（《论语》）经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二）是汇编与辑佚。《战国策书录》称：“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晏子书录》称：“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汉书·艺文志》曰：“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尚书》）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又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又曰：“《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三）是辨伪与存疑。《晏子书录》称：“又有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为一篇；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之言，疑后世辨士所为者，故亦不敢遗失，复以为一篇。”《列子书录》称：“《穆王》、《汤问》二篇，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杨子》之篇唯贵放逸，二义乖违，不似一家之书。”《汉书·艺文志》载：“《太公》二百三十七篇。”班固自注：“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班氏之注，亦当本于刘向《别录》、刘歆《七略》）“《文子》九篇。”注：“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似依托者也。”“《力牧》二十二篇。”注：“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孔甲《盘盂》二十六篇。”注：“黄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大禹》三十七篇。”注：“传言禹所作，其文似后世语。”“《神农》二十篇。”注：“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伊尹说》二十七篇。”注：“其语浅薄，似依托也。”“《鬻子说》十九篇。”注：“后世所加。”“《师旷》六篇。”注：“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务成子》十一篇。”注：“称尧问，非古语。”“《天乙》三篇。”注：“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黄帝说》四十篇。”注：“迂诞依托。”可以想见，这些经过认真校理的古籍必定不会是一无可取的。另一方面，出土文献本身也有各种复杂的情况，不一定十全十美。所以，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本质上应该是互补互证，不能绝对地划分高下优劣。二、出土文献需作具体分析出土文献是一个整体概念。具体到某一种的出土资料，需作个案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出土文献中，有的是第一手资料，如甲骨文、金文及其它铭文，其可信程度无可怀疑。但也有一些是经过辗转传抄的。对于这类材料，就需要作具体分析。兹举一例以明之。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其中的一种，后来被定名为《战国从横家书》，帛书共二十七章，中有十一章内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帛书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其中有关苏秦的资料较为集中，且与《史记》、《战国策》的记载大相径庭。一些学者根据帛书的相关资料，对《史记》、《国策》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唐兰先生说：“（司马迁）没有见到关于苏秦的第一手史料，因而把公元前三世纪初的苏秦事迹，推到前四世纪末；把张仪、苏秦的时序改为苏秦、张仪；五国伐秦错成了六国合纵，还推早了四十五年（前228年－前333）。时序既差，事迹中既有弄错的，又有假造的，他的《苏秦传》就等于后世的传奇小说了。”[2]杨宽先生说：“今本《战国策》中，既有比较原始的苏秦数据，也有出于后人伪造虚构的东西，可说真伪参半。而《史记·苏秦列传》所辑录的，几乎全是后人杜撰的长篇说辞。因为司马迁误信这些游说辞为真，误认为苏秦是和张仪同时对立的人物，反而把有关苏秦的原始资料抛弃了，或指把这些资料中的‘苏秦’改成‘苏代’或‘苏厉’。因此战国中期有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和苏秦活动有关的，真相就模糊不清。”[3]马雍先生说：“《史记》中有关苏秦的记载错误百出，其材料来源多出伪造，可凭信者十无一二。尤其严重的错误是以为苏秦死于燕王哙之时（公元前320－314），早于昭王之立（公元前311）。今本《战国策》中关于苏秦的纪录较《史记》为多，但亦真伪参半，又往往将苏秦和苏代兄弟二人弄得混淆不清。”[4]众多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众口一词，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外，对帛书过于相信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司马迁和刘向都曾见到过与帛书相类似的数据。《苏秦列传》赞语说：“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由此可见，司马迁所看到的后人假托附会的“苏秦数据”不在少数。《战国策》中也有若干署名苏秦的篇章时间较后。如：《齐策二·秦攻赵长平》，《齐策三·楚王死》、《孟尝君将入秦》，《齐策四·苏秦自燕至齐》、《苏秦谓齐王》，《赵策一·苏秦说李兑》、《赵收天下》，《韩策三·韩人攻宋》，《燕策一·奉阳君李兑甚不取于苏秦》。苏秦合纵在前，张仪连横在后，有苏秦联合六国，而后有张仪散纵连横，这是战国纵横最基本的事实。《史记》、《国策》对此都有极其明确的记载。《苏秦列传》载苏秦之死在燕王哙（公元前320－前314年）时，《张仪列传》、《六国年表》载张仪之死在魏哀王时（具体时间为公元前309年）。刘向《战国策书录》称：“当此之时，秦国最雄，诸侯方弱。苏秦结之，时六国为一，以傧背秦。秦人恐惧，不敢窥兵于关中……及苏秦死后，张仪连横，诸侯听之，西向事秦。”司马迁作《六国年表》，主要依据《秦记》，表中涉及苏秦、张仪事迹，有明确编年的资料就多达八条。太史公“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有诸侯史记作参考。汉初，战国权变之论著多在，亦为司马迁所得见。刘向亲自校勘诸子之书，而《汉书·艺文志》载“从横十二家，百七篇”，其中有“《苏子》三十一篇”，注：“名秦，有《列传》。”“《张子》十篇”，注：“名仪，有《列传》。”依据如此丰富的资料，当不难审定苏秦、张仪的先后次序：很难想象这些纵横家著作都会数典忘祖，连苏、张活动最基本的事实都搞不清楚。战国从横游说之风盛极一时，纵横之士于纵横捭阖之时，往往采撷旧事，加以整理润色，或参以己意，斟酌益损，以为游说之资。此类资料经过辗转传抄，极易产生歧异。加上帛书多孤立成章，且一概没有署名，更增加了产生讹误或者伪托的可能性。苏秦、苏代、苏厉活动时间虽然先后不同，但他们的活动范围和宗旨却惊人地相似。苏秦先在燕，后至齐，苏代、苏厉先奔齐，后适燕，主要活动地点都在燕、齐两国。苏秦的活动宗旨有二：一是主张六国合纵抗秦，二是在处理燕、齐两国关系时，他又明显偏向于为燕国着想而谋齐。苏代、苏厉在这两点上都与苏秦如出一辙。这就使得兄弟三人的事迹特别容易混淆。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出土的大量文献，对先秦两汉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文化史研究的突飞猛进：在先秦两汉时期，历史文献的保存情况相对较差，许多史料残缺失实、丢失，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无从得知。但是，在二十世纪起，考古学的发展和大量的出土文献已经填补了很多空白，并引领了新一轮的文化史研究。2.法律、政治和经济史研究获得重大突破：通过对出土文献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更为丰富、完整的政治、法律、经济史信息。例如出土的甲骨文、秦简、汉简、藏经洞等大量文献为研究先秦两汉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思想观念提供了重要的材料，为我们深入理解相关历史现象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3.学术研究和国际学术交流得到促进：随着出土文献数量的不断增多，各类文献研究也日益成为重要的学术领域，使得先秦两汉各个层面的研究逐渐得到了国际认可和关注，并对国际学术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确定题目；围绕题目搜集有关资料；第三，对相关资料进行筛选；第四，根据筛选后的资料确定论文提纲，在提纲中把自己的观点融入其中；第五，依据详细提纲开始论文。
目的: 1、培养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2、加强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理论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训练。3、从总体上考查学生大学阶段学习所达到的学业水平。意义: 1、撰写毕业论文是检验学生在校学习成果的重要措施,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2、通过撰写毕业论文,提高写作水平。
1、编写论文是检测学员在学校学习培训成效的关键对策，都是提升教学水平的关键步骤。在校大学生在大学毕业前都务必进行论文的编写每日任务。申请办理学士学位务必递交相对的学术论文，经论文答辩根据后，即可获得学士学位。能够那么说，论文是完毕大学生活衣食住行迈向社会发展的一个中介公司和公路桥梁。论文是在校大学生才气的第一次显出，是向中华民族和老百姓所缴纳的一份有分量的试卷，是投身于社会主义社会智能化基本建设工作的新生报道书。一篇论文尽管不可以全方位地体现出一个人的才气，也不一定能对社会发展立即产生极大的经济效益，对技术专业造成超前性的危害。实践经验，编写论文是提升教学水平的关键步骤，是确保较好优秀人才的关键对策。2、根据编写论文，提升写作能力是干部队伍建设“四化”基本建设的必须。中共中央规定，以便融入智能化基本建设的必须，领导成员组员理应逐步推进“革命化、低龄化、知识化、系统化”。这一“四化”的规定，也包括了对党员干部写作水平和写作能力的规定。
3、提升在校大学生的写作能力是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化和文明创建的必须。在新的历史时间阶段，不论是提升全族的科学研究文化艺术水准，把握当代科学知识和创新管理方式，还是塑造社会主义社会新手，都规定人们的党员干部具备较高的写作水平。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做为领导班子和行政机关的做事工作人员，要写标示、通告、小结、调查研究报告等应用文;要写使用说明、广告词、解说词范文等说明文;也要写科学论文、经济评论等议论文。在现如今信息内容社会发展中，信息内容针对加速社会经济发展速率，获得优良的经济收益充分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功效。创作要以规范字为数据信号，是转达信息内容的方法。信息内容的来源于、信息内容的搜集、信息内容的存储、梳理、散播这些都不可或缺创作。以上就是大学生要完成毕业论文的相关意义，其实，这个写作的过程也见证了从一个学生走向社会的过程。
一、选题阶段：在问题意识下框定研究领域确定选题是撰写学位论文的第一步，对学位论文有决定性的意义，“题好文一半”，选择了一个好的论文选题，就等于论文完成了一半。确定学位论文选题是学位攻读者独立研究的开始，是个体创造性的思维过程，颇具挑战性。1.要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要找到一个好的学位论文选题，必须要有强烈“问题意识”，用敏锐的眼睛去发现问题。 2． 要有“创新意识”创新是学位论文的灵魂，是评价学位论文质量与水平的主要标准。 3． 关注研究意义在选题时要关注研究意义，如果选题没有多大意义，花再多的精力，研究得再好，也没有多少价值。研究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理论价值体现为理论上的突破，表现为科学上的新发现和新创造，或对于学科内某一理论问题具有补充、整合或派生意义，为人类的知识积累添砖加瓦。实践意义指的是能否对解决现实问题有所帮助，为经济建设与社会繁荣发挥积极的作用。 研究意义集中体现在回答这样的问题上：为什么要做这项研究？二、综合考试阶段：逐步聚焦研究问题综合考试阶段是研究问题的逐步聚焦过程，可分为寻找问题、发现问题和挖掘问题等步骤。1． 通过文献综述寻找问题问题就是理论疑难和实际矛盾，因此，寻找问题的途径无非二条：实践途径或理论途径。2． 从社会现象中发现和聚焦问题从社会现实中发现问题，关键在于抓住核心问题，此外，还要剥离次要因素，限定范围，将问题聚焦并简化，并且用十分简练的学术语言清晰地表述出来。这是一个从表象问题向实质问题的转化过程，也是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抽象过程，更是一个从经验到理论的升华过程，需要多视角下的灵感迸发。完成文献综述后，待研究的问题时刻萦绕在心头。3． 在理论视角下挖掘和细化问题在实践基础上抽象出“组织化动员”概念后，还需要在理论视角下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挖掘和细化。三、开题阶段：综合设计研究问题到了开题阶段，就要对学位论文选题做好研究设计，包括确定相关理论、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思路、研究步骤等。在这个过程中，我对选择理论、确定研究对象和琢磨研究距离体会最深。1． 选择理论学位论文必须要有理论支撑，没有理论的论文是没有深度的，称不上是博士学位论文。 但是，因为我的研究问题源于现实问题，而现实问题是综合性的，非学科性的，这就决定了要选择一个针对性的理论难度较大。 另外，我的问题又源自本土的社会现象，要特别警惕西方理论的适用性。 最后，我选择以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作为理论基石，原因在于： ① 它的理论核心，即结构具有制约性和使动性，我们在受制约中创造了一个制约我们的世界，对我的研究问题有较好的解释力。 ② 这是一个综合性理论，融合了社会结构制约性和主体行动能动性两个方面，包容性较大。 ③ 这是一个形式模型，所以才具有超越不同社会结构形态，对研究具有一般性的指导意义。换言之，这个西方的理论用来解释中国的本土问题还是适用的。2． 确定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的选择最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这样，通过对典型案例的深度解剖，就能形成对这类现象较为深入、详细和全面的认识，起到“一叶知秋”的作用。对于本科评估“组织化动员”而言，地方院校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组织化动员”表现出最强烈的动机和最发达的形态。 而我作为一名地方院校组织评估工作的主要成员，具备“解剖麻雀”的便利条件。而且，本研究侧重在“组织化动员”的过程剖析，而这个过程通常是隐匿在文本之后的，了解其“幕后”的情况变得非常重要。 这个研究对象和研究重点的确定，使我这样背景的研究者具备了绝对的优势，研究条件十分有利。3． 琢磨研究距离经验基础上的学理研究，要与经验事实保持一定的距离。距离直接决定了观察的角度，观察的距离不同，看到的景象就会不一样。理想的距离应是既能看到事物的全貌以及事物之间的联系，又能抓住其中的细微之处。 距离太远，难以产生感性认识，抓不住深藏其中的“微妙”，深度不够；距离太近，就会深陷其中，跳不出来，宽度不足。对我来讲，用自己工作的院校作为案例研究对象会比较敏感，说什么、怎么说才能真正发挥“内里的局外人”作用，既抓住关键问题所在，又不损害组织利益，这是我在研究设计中反复琢磨的一个重要问题。将研究聚焦在“组织化动员”过程而非应对评估的具体措施与策略上，应该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观察距离。 既可以一个“内部人”深入其中，感受组织内部人员的情感和态度，理清该事件内部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组织化动员”的实质问题；又以一个“局外人”、一个研究者的身份，不陷入到具体的琐事之中，不遮盖问题，以理性的态度进行客观分析。开题阶段要对学位论文选题进行系统的研究设计，这是开展任何一项研究都必须经过的过程。这个阶段问题考虑得越详细、越深入，后续的研究就会越明确，可避免在研究中走弯路。四、论文写作阶段：对研究问题削枝强干论文写作是按照研究设计进行具体实施的过程，将研究设计中的核心问题进行深入和细化，并削减旁枝问题。1. 深入与细化核心问题我觉得自己的研究思路很清晰，论文写作只要按照研究设计进一步细化即可。2． 删除旁枝问题论文写作时的分析框架十分重要，要紧扣核心问题展开深入细致的研究，避免被旁枝问题所干扰，研究最好只回答一个问题，削枝强干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总之，学位论文研究问题在研究生培养过程的各个环节都有体现，从选题阶段的研究方向框定，到综合考试阶段的问题聚焦，再到开题阶段的研究设计，延续到论文写作阶段的削枝强干，直至答辩阶段的标题确定。学位论文贵在围绕问题开展研究，真正体现出研究的价值，并形成创新点。易美云学术是一站式在线学术教育服务平台，主要专注于科研培训服务，包括SSCI论文写作、社科基金申请、matlab编程培训等，协助广大的科研工作者顺利完成学业或者职业从容晋级。
训诂学与中学语文教学（文言文）
训诂学性质研究述评内容摘要：训诂学是汉文古籍释读术，它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型学科。释读汉文古籍均从词句入手，最终目的是弄懂文本的旨意。训诂学是汉语语言学、语文学的一个部门，是综合性学科，不等于语义学、词义学。训诂学不属于语言学、语文学之范畴。训诂学不等于语文学加语用学。尘封已久的训诂学自本世纪80年代复兴以来，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学术论著纷纷发表。这门几成绝学的古老学科已经走出了曾经鲜为人知而备受冷落的窘境，又生机勃勃地立于当代中国之学林。举凡涉猎中国古代文化的学人，均不同程度地向训诂学界投以关注、期待的目光。10余年的训诂学研究，有对前人成果的整理爬梳，有前贤未及的新领域的开辟，也有为传统学术现代化所做的努力。可以说成绩显著，功不可没。然而对于本学科的性质这个最根本的理论问题长期以来却一直很少有专门深入的探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尽管如此，这毕竟是研究训诂学难以回避的问题，不少学者也曾粗略地描述过它在科学坐标系上的位置。这些论述散见于训诂学概论一类的著作。本文就常见的有关著述，对训诂学性质的研究状况作一概述并加以评说。列举各种说法时以论著出版或发表的时间先后为序。笔者所见，专门探讨训诂学性质的论文仅有1篇，论及训诂学性质的著作有10余种。归纳诸家的论述，大体可得4种观点。1、训诂学即语义学｜词义学周大璞《训诂学要略》：“训诂学研究语义。训诂学也就是语义学。”（湖北出版社，1980年，1页）吴孟复《训诂通论》：“训诂学就是研究语义的。”“我国传统的训诂学与语义学相当。”（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1页，16页）陆宗达，王宁《训诂方法论》：“它（指训诂学，作者）实际上就是古汉语词汇学。”“训诂学就是科学的汉语词义学的前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5页）齐佩róng＠①《训诂学概论》：“‘训诂学’是研究我国古代语言文字的意义的一种专门学术。”“训诂学也可以叫做‘古语义学’。”（中华书局，1984年，1页）西学东渐以后，各种西方学术思潮猛烈地撞击着自成体系的国学。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有些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传统学科的地位、价值，力图在现代科学体系中找到其对应的位置。一分为三的传统“小学”音韵之学与科学语音学衔接，形体之学同科学汉字学相承，对于训诂学，自然就有人将其和现代语义学认同。这种认同用心之良苦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无庸讳言，这确实是一种简单的比附。语义学（ scmantics）是西方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们共同营造出来的一门跨学科的学问。由于研究的侧重点不同，有哲学语义学和语言语义学之分。不仅哲学语义学与训诂学大相径庭，就是语言语义学也与训诂学难以相当。1．1研究对象不同“语义学是一门研究意义、特别是语言意义的学科。”〔①〕这就是说，语义学的直接研究对象是各级语言或言语单位。其目的在于揭示语言或言语单位特别是词和句的意义，重在探明符号与符号所指对象的关系，从而指导人们的言语活动。而训诂学的直接研究对象当是训诂。任何一门人文科学都是先有了某种人类文化现象，然后才有相应的学科出现，而且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必定是那一相应的人文现象。正如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训诂学的研究对象也无疑是训诂。训诂是解释疏通古汉语言语作品，训诂学就是要通过对训诂材料、训诂活动的探讨，把握训诂的实质，揭示训诂规律，总结训诂方法，其目的在于指导古籍的释读。持训诂学即语义学或词义学之说的学者们混淆了训诂与训诂学的畛域，因而将训诂学与语义学等量齐观。训诂是一种活动，将其结果诉讼文字即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训诂材料，如随文释义的注疏和《尔雅》等训诂专书。它们的直接对象是汉文古籍中的语词，只指出某语词作如何解，而并不追究为什么要作如是解。这与语义学有较多交叉之处。训诂学则是对训诂材料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如许慎的《说文解字》和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广雅疏证》，章太炎的《文始》等。它们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某语词为何作如是解的规律，都不同程度地使训诂材料理论化了。人们从中可以领悟到汉文古籍释读的方法。由此可见，训诂学与语义学对象既异，任务有别。此外，语义学研究的是活在人们口头上的词和句的意义，而训诂学探究的则是如何理解和解释古代文献的意义。这就又有了历时的差异。1．2涉及范围有异迄至今天的语义学，无论是哪个学派的，研究范围尚未超出词和句的意义，而训诂学的研究对象虽然是以释词解句为核心内容的训诂，但训诂却不仅仅是释词和解句。训诂资料表明：除释词解句外，训诂尚需辨析古书异例，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可谓集大成之作。亦可指明篇旨段意，赵歧的《孟子章句》、王逸的《楚辞章句》即是。也有主要探究出典的，如李善的《文选注》。此外还兼及校勘，王念孙《读书杂志》和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中颇多精辟的理校。这些都是汉文古籍释读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所以自然就成为训诂学涉猎的范围。史籍训诂中则更有对史实的考核补订，如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等。而裴松之注《三国志》，列举魏晋人著作达二百余种，文字总数超出正文三倍，对史实多有补充和辨正。上述几个方面，是到目前为止的任何一家语义学也未曾涉及的。统览训诂书籍，我们可以发现，除释词解句是训诂家共同关注的核心外，随训诂文本的性质不同，训诂内容亦各有侧重。经籍训诂多兼阐发义理，名籍训诂多并考订史实。训诂学与语义学研究对象有别，涉及范围既异，则不能认为是同质的学科。当然我们并不排斥语义学研究成果如义素分析、语义场理论等作为训诂学的“他山之石”而被吸收借鉴。2、训诂学是汉语语言学｜语文学的一个部门，是综合性学科，不等于语义学｜词义学陆宗达《训诂简论》：“训诂学曾经一度是文献语言学的总称，……训诂学绝不简单地等于语义学，它其实包括了古代汉语研究的各方面的内容。”（北京出版社，1980年，168页）殷孟伦《训诂学的回顾与前瞻》：“训诂学是汉语语言学的一个部门，它是以语义为核心，用语言解释语言而正确地理解语言、运用语言的科学。因此它是兼有解释、翻译（对应）和关涉到各方面知识的综合性科学。”“应该注意的是，训诂学虽然以语义以为核心，但并不限于语义的范围。因此，训诂学并不等同于西方的语义学。”（载《文史哲》1982年3期）张永言《训诂学简论》：“按照近代科学系统来说，训诂学可以说是语言学（ philology）的一个部门，是主要从语文的角度研究古代文献的一门学科。它跟语文学的各个部门（如文字学、校勘学）和语言学（linguistics ）的各个分科（如词汇学、音韵学、语法学、修辞学）以及其他一些人文科学（如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都有密切的联系；它需要综合运用这些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来达到自己的研究目的。”（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20页）许嘉璐《训诂学的性质及其它》：“现代意义上的训诂学所研究的是自尔以前的训诂实践和古人对这种实践所做的并不系统完整的论述。这就决定了它是一门应用的、综合的、总结式的学科。”“如果一定要跟西方语言学中的学科比附的话，我们可以认为训诂学近于语文学加语用学，却离词义学更远。”（载《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增刊·古汉语专辑）许威汉《训诂学导论》：“训诂学既是传统的汉语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文字学、声韵学、语义学、历史语法学、文言修辞学及校勘学等的综合运用。它和词义学有密切的联系，而不等于词义学。……由此看来，我们应该认识到训诂学是这样的一门学科：它是以古代文献的训诂为研究对象，以语义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一门独立学科，是语言学里具有综合性和实用性特征的技术科学（参照白兆麟的一些见解）。”（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13页）按，白兆麟的见解可参见其《简明训诂学》（浙江教育出版社，1984年）以上诸家在表述上虽有差异，但其核心意思是一致的，训诂学是汉语语言学或语文学的一个部门，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他们都敏锐地指出了训诂学非语义学或词义学，同时不同程度地说明了其综合性。这无疑是很有见地的。然而这种貌似稳妥的界说其实并没有揭示出训诂学的性质，而是仅仅明确地指出了其属概念，并且说明了训诂学与诸多学科的联系。训诂学的特质究竟是什么，他们并未高度地概括出来。既使是以语言学或语文学为其属概念，其可商榷之处亦颇多。2．1训诂学不属于语言学｜语文学之范畴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语言学（linguistics ）和语文学（philolgy）均系舶来品，并非传统国学里固有的学科名称。将土生土长的训诂学硬放在西洋学术语言学或语文学的框架里，找它的位置，自然难免乖舛之处，因为这是两种迥异的文化背景下生长出来的学术之树，大体比照还可以，具体对应却很难。界定某一学科的性质，关键在于找出其种差。这就是说必须是精细的、周密的，大体比照是无济于事的。如果单凭后人对训诂二字的理解来界定训诂学的性质，说它属于语言学或语文学均无不可，因为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训诂即顺释古代的书面语言。但是在训诂活动方兴未久时，顺释疏通的就不止是古语古言了。只要我们能尊重训诂事实，对逸出训诂二字的涵义所圈定范围的归纳篇旨段意、审核异文、分析构字理据、校勘古籍讹误、考订史实真伪等不要视而不见，就不得不承认这些均非现代语言学或传统语文学所能涵盖的内容。〔②〕清儒戴东原的《孟子字义疏证》完全是阐发哲学思想的，与语言学或语文学的距离更远了，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它不是训诂书籍。这足以说明把训诂学放到语言学或语文学里是不合适的，犹如拿着柳树的枝在场树的干上寻觅它固有的位置。当然我们并不反对传统国学与现代科学嫁接，更不反对训诂学吸收现代语言学或别的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因为训诂学自它产生之日起就是开放型的综合学科，只要是对汉文古籍释读有用的学术，理所应当为训诂学所容纳吸收。2．2训诂学不等于语文学加语用学训诂学里的非语言因素，如前所述，自然不能以语文学来范围，因而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语文学。语用学作为一个科学术语，是30年代末由美国哲学家查尔斯·莫里斯在他的《符号理论基础》一书中首先使用的，1977年荷兰正式出版发行了《语用学杂志》，从此，语用学便成了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语用学（pragmatics），即语言实用学，是语言学的一个新领域，它研究在特定情景中的特定话语，特别是研究在不同的语言交际环境下如何理解和运用语言。”〔③〕其主要对象是句子，研究句子在特定情境中的特定用义。我们只能说语用学与随文释义的训诂在某些方面确有共同的旨趣，而且其研究成果如前提理论、交际中的文化因素等可以，也应当为训诂学所吸收。但训诂学并不能与语文学加语用学契合无间。因此，许嘉璐先生虽然为传统训诂学的现代化指出了一条新的途径，但这个勉强的比附却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够允惬的。古汉语书面语言确是训诂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但训诂学的研究内容却不止古汉语书面语言，而且不是其直接对象。其直接对象是训诂。因为训诂是对文本的解释，训诂学是研究如何解释文本的。文本的载体是记录语言的文字，解释当然要先从语言文字入手，但仅仅就语言文字论语言文字，对于一些比较专门的文本则难免捉襟见肘。如解经必有古代哲学知识，释史必有史学功底，解释有关于天文历法的文本，则不可没有天文历法知识。说训诂学不是语言学或语文学，并没有使训诂学降格贬值，实际上正是体现了汉民族文化在某一领域的特征。当然我们也不想妄自尊大，无端地抬高其地位。只是想实事求是地认识把握其特质，以期扬长避短，进而取长补短，使传统学术现代化。3．训诂学即阐释学申小龙《训诂：中国文化阐释的前沿—一评：＜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中的训诂学思想》：“张世禄明确指出，中国训诂学的性质，与其说它是字义学，不如说它是解释学。中国训诂学并非纯粹的字义理论，而是大部分偏于实用的研究，是读者识字或辨认词语的一种工具之学。它与语义学是异质的。”（载《读书》1988年2期）笔者手头没有张世禄先生的原著，凭申小龙博士的书评看，张先生对训诂学性质的界定确实别出心裁。这是他在传统训诂学和现代语言学中浸润了半个多世纪以后的独特领悟。虽然训诂学尚不能与西方阐释学相提并论，但毕竟为我们科学地把握训诂学的性质拓宽了思路。阐释学（hermeneutics）又名解释学、诠释学或释义学，“可以宽泛地定义为对于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或哲学。”〔④〕“在当代社会，释义学主要是作为社会科学的哲学、艺术和语言哲学、文化哲学及文艺批评理论出现的。”〔⑤〕它是哲学，也是一种跨学科的方法论。把训诂学视为阐释学，其合理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训诂学就是研究如何解释古代文本的。然而中国的训诂学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具备哲学和一般方法论的形态，所以不如换一个说法更为妥贴。训诂学是中国古代文化之树上枝桠，它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性特证，而西方科学虽然呈渐趋综合之势，但现有的学科绝大多数还是科学分工日益精细的产物。将两种文化背景迥异，思维走向完全不同的科学体系中的某些学科做简单的比照，势必出现方枘圆凿的情形。4、训诂学是研究正确解释语言的学科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诂者，故也，即本来之谓。训者，顺也。即引申之谓。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若以此地之语释彼地之语，或以今时之语释昔时之语，虽属训诂之所有事，而非构成之原理。真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初无时地之限域，且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是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81页）洪诚《训诂学》：“训诂的任务是解释语言。训诂学是研究怎样正确地理解语言、解释语言，也就是讲清楚怎样注释的道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4页）郭在贻《训诂学》：“质言之，训诂只是感性的，个别分析的，训诂学则提高为理性的，综合整理的，它能使许多零碎的训诂知识带上条理性和系统性。”接着引黄侃、齐佩róng＠①说以证之，然后在系统性之外，又提出了独创性和实用性。（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3—4页）上引诸说除黄侃说的笼统，郭在贻说的含糊外，洪诚说的最为明白剀切。他先从训诂说起，自然地引出训诂学是研究如何正确地理解语言和解释语言的结论。这一结论近是。训诂的本质是对文本的解释，这就决定了训诂学只能是研究如何解释文本。只是将解释的范围限定为语言，则又拘泥于训诂二字的含义了。如果无视在训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训诂资料中的非语言因素，强以训诂二字的涵义来范围训诂学，则不免有削足适履之嫌。一门学科的名称在当初大约是可以顾名思义的，但其后来的发展情况是谁也始料不及的。那么后人在界定某一学科的性质时则只能根据这一学科后来的实际情况判别，否则便是不尊重客观事实。我们认为训诂学是汉文古籍释读术，它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型学科，举凡汉文古籍释读中遇到的问题都是训诂学无法回避的。清代著名训诂大师戴震在《与是仲明论学书》中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可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这是说释读汉文古籍当从词句入手，然后才能了解圣贤的思想。虽然戴氏所言仅提及解经，但这正是训诂之事。我们何尝不能推衍开去：释读汉文古籍均由词句入手，最终目的是弄懂文本的意旨。《尚书》艰涩难懂是因为语言古奥，而《易经》玄幽难明却恐怕主要在于易理包罗万象。因而《易经》训诂就不能只是释词解句，注《山海经》必得古代地理知识撑持，释《黄帝内经》须有医学知识佐助。否则有注几于无注。事实上中国古代训诂大家极少纯汉语研究者，许慎“五经无双”，郑云是遍注群经的经学大师，扬雄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这说明没有鸿富的知识，只研究汉语是不能成为训诂大师的。一个训诂大师同时必定是一个汉语学家，而一个汉语学家则未必就是训诂大师。注释：①见毛茂臣《语义学：跨学科的学问》，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前言》第1页。②参见.哈特曼，.斯托克《语言与语言学词典》中译本，1981年版，200—201页、256页。③见何自然《语用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④见张汝伦《意义的探究—一当代西方释义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引言》第1页。⑤同④第3页。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王加容希望对您有帮助。
训诂学 facts and information 训诂学（“诂”音“gǔ”，同“古”）是中国传统研究古书中词义的学科，是中国传统的语文学——小学的一个分支。训诂学也在译解古代词义的同时，也分析古代书籍中的语法、修辞现象。他从语言的角度研究古代文献，帮助人们阅读古典文献。 所谓“训诂”，也叫“训故”、“故训”、“古训”、“解故”、“解诂”，用通俗的语言解释词义叫“训”；用当代的话解释古代的语言叫“诂”。“训诂”连用，最早见于春秋时期鲁国人毛亨注释《诗经》的书，书名叫《诗故训传》，“故”、“训”、“传”是三种注解古文的方法。训诂合用始见于汉朝的典籍。 分类 -------------------------------------------------------------------------------- 训诂学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训诂学包括音韵学和文字学，狭义的训诂学只是小学中与音韵、文字相对的学科。 也有人将训诂学分为新旧两种。语言学家王力在1947年的《新训诂学》中提出“必须打破小学为经学附庸的旧观念，然后新训诂学才真正成为语史学的一个部门。”周大璞在《训诂学要略》中也说“训诂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词义和词义系统，他的首要任务就是研究语义发展演变的规律。”新训诂学是相对旧有的训诂学而言的。 历史 -------------------------------------------------------------------------------- 训诂学从先秦就已经开始了，到了汉朝时基本形成。，到了宋代，训诂学得到了很多的革新。元明时期，训诂学出现了衰退，而在清朝则是训诂学发展最辉煌的时候。现代则采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来发展训诂学。 研究对象 -------------------------------------------------------------------------------- 历史上每种语言都在不断地变化，古书中有许多词义已经变化，或语法变化，历史语言学家考证古书中词的当代意义，编著出注疏书籍，为训诂学。训诂学最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汉魏以前的古书中的文字。训诂学书籍有两种，一种专为注疏某一本重要的书，逐字解释全书的意义，如《论语注疏》、《毛诗注疏》、《韩非子集解》等；另一种是单纯解释古代的词汇，搜集古代词汇，分类注释，如《尔雅》、《说文解字》、《方言》等；此外后有对训诂学的书籍进行补充、考证、阐释的书籍，如《方言疏证》等。 研究方法 -------------------------------------------------------------------------------- 训诂学研究方法有： 互训，用同义词互相解释，如“老，考也”；“考，老也”。 声训，用声音相似意义相同的字解释，如“衣，依也”，说明这个“衣”在古书中是当作“依”的意思。 形训，用字形说明其来源和意义，如“小土为尘”，说明“尘”字的意思是“小土”，这个简体字也是由此产生。 义训，用当代的词义解释古词的意义，如“明明、斤斤，察也”，是说“明明”、“斤斤”的意思是“察”。 反训，古代有的词和现代意义相反，需要用反义词注释，如“乱而敬，乱，治也”，说明这个“乱”字，在此处作“治”的意思。 递训，用几个词连续解释，如“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说明这个“庸”字用声训是从“用”字来的，但意思实际是“得”的意思。 参考书目 -------------------------------------------------------------------------------- # ''周大璞，训诂学要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 # ''林尹，训诂学概要，台北正中书局，1993'' Category:语言学 Category:汉语音韵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