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篇叙事结构毕业论文

故事性叙事，简单来说，就是纪录片所表达的内容以故事性的视觉方式呈现，即上下线发展具有一定的逻辑关系，比如因果、转折等等。当叙事结束时，在观看者心中形成的是一个故事，有事件的起因、经过、高潮、结局这几个部分，也就是事件发展的阶段和支干。

画面配合解说式；访谈配合解说式；客观记录式。画面配合解说式：这种叙事方式曾被我国大部分纪录片所采用，那时，由于受苏联“形象化政论”的影响，这种叙事方式深受创作主体的青睐。这种叙事方式在实际运用时，一般要先确定主题，进而根据确定下来的主题写出文稿，待通过审查之后便可以进行拍摄。后期编制作时，也是首先依据文字稿进行配音，然后以配音为依据来编排画面。所以，在这种叙事方式，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创作出好的解说词，通过解说词的叙事表达作用，来展现纪录片的内容与发展。但是，正式由于这一方式的过度发展，慢慢出现了无内涵中心的解说加音乐的现象，结果造成了其他声音成分和画面对作品整体效果塑造力度的不足，这让纪录片的画面似乎只是作为一种图片结构的工具，纪录片整体上特别是形式上来看更像一篇文章。而且，从创作的观念上来看，这种叙事方式的重点一般是更在乎共性而不是个性，重点是突出主题及结论而不是那些丰满的事件和人物，创作者很容易忘记是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去表述自己的一家之言，却把自己当成一个政府工作者，来表达纪录片的主题。这样的作品太过于注重作品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结果使得纪录片抽象不具体，空洞没有细节，渐渐地离电视的本性越来越远，丧失了纪录片的可观性。访谈配合解说式：画面配合解说这种形式是由于时代的发展而产生的，随着时代的变迁，特别是由于观众对影视的欣赏水平大幅度提高，这种叙事方式的不足之处慢慢显露了出来，而且越来越明显。正因为如此，纪录片的创作主体不得不去寻找探究一种新的叙事方式，在这种情况下，访谈配合解说的这种叙事方式产生了。因为加入了访谈，解说的比例再慢慢的降低，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创作者主观感受对纪录片主题的影响。另一方面，采访的部分，可以更加直观的将过去和将来的时空转换展现给观众，使得整个片子的表现力和张力大幅增加。同时，解说与访谈的配合使用，给片子在无形中带来了节奏感，因而与观众的视听需要更加的符合。同样作为叙事手段，采访有着与解说不同的表达方式。不过，采访在这里指的是狭义的采访，也就是说单纯的指采访者与被采访者的话语上的交流，然后将被采访者的语言思想在片子中表现出来。有些纪录片让采访成为贯穿纪录片始终的主线，这时候，整个纪录片的叙事作用就由采访来承担，当纪录片中要表现的内容大多都成为过去，同时也没有的音像资料可以运用的时候，采访就理所当然的成为了唯一一种可以使用的叙事手段。有些纪录片为了克服画面配合解说这种模式的不利因素，刻意把背景因素和动态过程相融合，用采访的方式来表述事件的进程，二者共同实现了纪录片的叙事功能。客观记录式：纪实的创作风格开始被人们所大量运用是在90年代，纪录片的客观纪录的方式的创作也慢慢开始出现。这种方式着重要求保持生活的原生态，非常注重取材的客观性。过多的解说词和作者的主观感受决不会在这里被运用。这一叙事方式的最初灵感来源于于故事片的创作，它要求创作主体深入的体验生活，甚至深入被拍摄者的生活中区去体验和感受，从切实感受中去提炼细节、情节甚至故事。这种方式与故事片的不同在于：纪录片讲究的是同步取材，取得是生活的真实事件。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充分的了解和体验，也就很难有深入到位的采访，就很难呈现给观众好的作品。而在这里的采访就不再是狭义的采访了，这里的采访指的是采访者了取得好的采访效果而进行的一系列的调查体验等活动。客观记录并不单纯的指的是纯客观主义，还要将创作者的主观情感所表现的内容融入进去，不然纪录片就会成为单纯记录见闻的流水帐。所以，可以说，这种客观记录的叙事方式其实完美的将主观和客观结合起来。在实际创作中，创作者通常会在与被采访者交流相处甚至是实地采访上面花费大量的精力，进而形成一种轻松和协的采访氛围。当被采访者愿意表达其真情实感的时候，拍摄的最佳时期也就到了。无疑，这种方式要求创作者的有折充足的采访经验和熟练的采访技巧。而在正式拍摄时，往往创作者是隐藏的，创作者的形象和声音是不会进入画面的。在后期制作编辑时，结构和叙述一般是通过一个故事来表述，同期声的大量使用，则代替了解说词。从创作观念上讲，客观记录的叙事方式主题的确定一般从细节出发，以小见大，看重的是具有个性化的丰满的事件和人物，将叙事更加情节化，创作者总是会把节目是否好看，是否吸引受众作为创作的重要标准，这样的纪录片当然对受众也就更有吸引力。这种叙事方式“是对纪录片纪录本义的回归，也是目前纪录片创作的一种发展方向”。

纪录片的叙事与结构在纪录片创作中，叙事的技巧和结构的方式不仅是对素材进行选择和处理的过程，更是创作者通过素材的挑选和组合，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和感受的过程。也就是说，叙事结构是创作者赋予素材以意义和解释的手段和形式。一部纪录片艺术质量的高低和思想意义的深浅，不仅取决于纪录片拍摄到的内容，也取决于对于这些内容的剪辑与组合。剪辑组合得体，原本好的内容可以变得更加精彩，某些一般的内容也能发挥得较为出色。相反，剪辑组合不当，就有可能糟蹋原本非常好的素材，使原本十分精彩的内容失去应有的效果。所以，叙事和结构对于作品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要甚于素材本身。由于生活积累、人生感受、艺术功力和艺术追求的不同，不同的创作者有不同的叙事技巧和结构方式。即使出自同一创作者的不同纪录片，其叙事风格也不会完全相同，正如一棵树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一样。但是，另一方面正如建筑学上的分类一样，尽管房屋的结构千差万别、形态各异，我们依然可以依据一定的标准把他们粗略地分为几类，比如木制结构，石制结构、土木结构和钢筋混沥土结构。纪录片的叙事方式也一样可进行这样的分类，纪录片常见的叙事方式有：画面加解说式、访谈加解说式和客观记录式。一、画面加解说式。这一叙事方式曾是我国纪录片的主导叙事方式，那时，由于受苏联“形象化政论”的影响，绝大多数纪录片采用了这种叙事方式。如《丝绸之路》、《话说长江》和《话说运河》。在实际创作中，一般是先有选题，主创人员根据选题写出文字稿本，领导审查通过后开始拍摄。后期编辑时，则是先根据文字稿配音，再根据配音编画面。这种叙事方式非常重视解说词的创作，非常重视解说的叙事说明作用，通过它来表现内容的发展。随着这一形式的发展，出现了通篇泛滥的解说加音乐，结果忽视了其他声音元素和图像对作品整体形象造型的功能，这使得画面或多或少地成为一种图解的工具，整个片子从文稿上来看更象一篇论文。另外，从创作观念上讲，这种叙事方式往往注重的是共性而不是个性，注重的是主题和结论而不是具体的事件和人物，创作者也往往把自己当作一个政府工作者代表政府、而不是把自己当作一个艺术工作者仅表述自己的一家之言，这样片子就承载了过多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内涵，结果抽象大于具体，空泛压倒细节，逐渐偏离了电视的本性，丧失了可看性。二、访谈加解说式。画面加解说的模式是一种时代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观众影视文化的提高，这种叙事方式的弊端正日益放大。为此，纪录片创作者不得不寻求一种新的叙事方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访谈加解说的叙事方式。由于有了访谈的介入，降低了解说的比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片子的主观介入程度。另一方面，由于有了采访的介入，可以向观众展现过去和将来时空，从而扩展整个片子的表现力。当然，解说和访谈的交替出现，无形中给片子带来一种节奏因素，因而更加适合观众的收视需要。采访作为叙事手段，又有不同的呈现方式。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采访是指狭义的采访，即记者和被采访者语言的交流，并将被采访者的语言结构在片子中。有的纪录片通篇用采访来贯穿，采访承担着整个纪录片的叙事作用，比如《忠贞》就大量运用采访段落，把志愿军战士被俘的过程，在美军集中营受到的残害，以及归国生活等经历展现给观众。在这部纪录片中由于片子要反映的内容大都成为过去，又没有可利用的音像资料，采访成为一种唯一可利用的叙事手段。有的纪录片为了克服画面加解说式的弊端，结合背景因素和动态过程，把采访融入事件的进程之中，共同承担叙事功能。比如《广东行》的第一集《开放市场》，该片运用了大量的同期声采访，阐述了开放市场、实行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的纪录片把采访作为一个细节，承担局部叙事功能。比如大型纪录片《望长城》，为了考察长城的最西端，主持人焦建成对地理教师的采访；在《三节草》中，为了了解轱辘湖的解放，对肖老太太的采访。访谈加解说作为电视纪录片的叙事方式，是电视纪录片创作观念的一种进步。运用这种叙事方式比较成功的片子还有：《共产党宣言》、《邓小平》、《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国的外交风云》等。三、客观记录式。从90年代开始，纪实的创作观念开始兴起，纪录片的创作中也相应地出现了客观纪录的叙事方式。它反对使用大段大段的解说这种过强的主观形式，主张不干涉拍摄对象，保持生活的原生态，强调取材的客观性。这一叙事方式借鉴了故事片的创作方式，对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创作者深入生活，切实体验生活，甚至把自己完全融入被摄者的生活，从中提炼细节、情节乃至故事。与故事片不同的只是：纪录片是同步取材，而且这种“材”是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不是虚构和扮演的。可以想象，没有创作者较长时间的投入，没有深入细致的采访，就难以出现好的作品。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采访是指广义的采访，既记者为获取节目素材而进行的一切社会调查活动。客观记录不是纯客观主义，它必须融入创作者的主观表现因素，否则片子就成了一本有闻必录的流水帐。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叙事方式是主观和客观的完美结合。在实际创作中，创作者一般会花很长的时间，去实地采访，与被采访者交流沟通，逐渐形成一种融洽自然的氛围。当被访者达到真情自然流露的时候，真正的拍摄也就开始了。这种方式要求创作者有较深的采访功力和一定的采访技巧。在正式拍摄时，尽量隐蔽创作者，不让创作者的形象和声音进入画面。在编辑时，往往运用一个故事来结构和叙述，并大量使用同期声，较少依赖解说。从创作观念上讲，这种叙事方式的选题一般从小处入手，注重的是个性化的事件和人物，讲究叙事情节化，创作者往往把节目好看当作创作的第一要素，结果片子就有了吸引人的因素，好看、耐看。这种叙事方式是对纪录片纪录本义的回归，也是目前纪录片创作的一种发展方向。无论是《婚事》、《阴阳》还是《小武》、《重逢的日子》，无不是采用这一叙事方式的杰作。叙事方式的演进，是伴随着技术手段、创作观念和观众欣赏水平等一系列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种新的叙事方式的出现，原有旧的叙事方式就会消亡，只是这种旧的叙事方式会慢慢退居次要位置。即使是在客观纪录式叙事占统治地位的今天，仍不乏运用前面两种叙事方式的杰作，如运用画面加解说的《沙与海》、运用访谈加解说的《解放》。叙事就是对事件系列进行排列，以说明一个事实或表达一个观点；而结构则是将素材进行排列组合的方式。在纪录片中，结构是叙事的具体化，叙事要通过结构才能流畅地进行，所以，确立结构，也就是确立展开和完成叙事的方式。结构作为纪录片创作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指将前期素材进行排列组合的方式，不同的结构会产生不同的叙事效果。比如里芬斯塔尔的《意志的胜利》经苏联人之手，无非是进行了重新剪辑，也就是改变了素材的结构方式，就变成了反法西斯的影片《普通法西斯》。这就有点象化学中的碳原子的排列，一种方式是石墨，如果改变这种排列方式，普通的石墨就会变成了光彩夺目的金刚石。不过，纪录片创作中的这种“化学变化”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结构方式的变化只会引起所谓的“物理变化”，即叙事效果的优劣分野。优秀纪录片的结构严谨、统一而又自然，低劣的纪录片结构雕刻痕迹很重，整体给人的感觉是松弛、甚至混乱。结构能力的高低是区别纪录片水平高低的一个最重要方面。即使面对相同的素材，结构能力不同的编导也会创作出质量迥异的节目。比如《生活空间》曾播出的纪录短片《姐姐》，编导原来准备把拍回来的素材编一个反映先进警察的人物片。后来制片人发现这段素材如果重新编，就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反映儿童的纪录片，正是制片人的金手指才有了《姐姐》的出笼。纪录片的结构有内在结构和外在结构之分，所谓内部结构是构成形象的各个要素的内在逻辑联系和组织形态，所谓外部结构则是纪录片的外在组织形式，即纪录片的构成框架。内部结构更多的是内容方面的问题，外部结构更多的是一种形式方面的问题。在本文中，主要讨论与叙事方式直接相关的外部结构。常见的纪录片结构有线形结构和版块结构两大类。线形结构分为单线结构、双线结构和多线结构三大类，根据线索交叉与否又派生出双线平行结构、双线交叉结构和网状结构。一、线形结构。线形结构最主要的特点是有一条乃至多条贯穿全片的线索，这条线索可以是内在的、逻辑的，如《远去的村庄》中的缺水问题，《中华百年祭》中画家的创作体会；也可以是外在的、形式上的，如《龙脊》中村口的那个大槐树，《万里长城》中的长城。张雅欣教授在她的专著《中外纪录片比较》中也谈到《远去的村庄》，她认为该片是典型的绘圆法结构，它的圆心就是缺水问题，所有的素材都是围绕这一圆心展开的。显然，张教授的提法与本文的提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日本的《万里长城》和中国版的《望长城》尽管题材完全一致，都是拍中国的万里长城，但是日本的《万里长城》更多的是以长城为中介，探讨长城两边人民的生活。在这部片子中，长城已经不是创作者关注的主体，而是作为一条贯穿全片的一条中心线索。在实际创作中，创作者不仅通过采访来显示这条中心线，还多次用航拍长城的空镜头来强化这条中心线。对于比较复杂的叙事，使用线形结构的片子往往要用两条或两条以上的线索。如《中华百年祭》就有多达五条的线索：1、画家作画，2、画展展出现场，3、百年史实，4、画家谈创作理念，5、画家的日记。线形结构可以使复杂的叙事变得条理清晰、紊而不乱。线形结构是纪录片常用的结构方式，但是并非所有的题材都具有中心线。弥补方法除了后期强加一个象征元素外，采访的介入是一个重要手段。采访作为结构方式，是创作者结构能力提高的一个标志。用采访作为结构因素，除了后期发现之外，更多地是在前期构思时就要有所考虑。这样，由于结构不是后期强加给片子的，整个片子就显得自然、具有整体性。采访作为结构因素，有两个层面的作用。第一、采访的同期声作为转场因素，起连接画面的作用。和解说词作为转场因素相比，采访作为转场因素难度很大，但是一旦成功，会使片子更为紧凑、简洁。比如《命运》就是通过人物的采访，不断引出新的人物，新的场景，从而实现其典型的套层结构。第二、采访作为贯穿全片的线索。创作者往往在采访之初，就对结构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设计，以保证能采访到它需要的内容。在后期编辑时，创作者会将采访分成若干段落，根据节目内容的需要，让这些段落分布在片子的相应位置，从而把整个片子连接起来。比如《中华百年祭》中画家的创作体会，《神鹿啊！神鹿！》中柳芭的自叙。二、版块结构。当然线形结构的这条线并不是每部纪录片都能具有的，也不是说纪录片就只有用线型结构。特别是那些依据文理逻辑展开的纪录片，这类纪录片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以前人们习惯称呼的专题片，由于它们大都是主题先行，又基本上是解说词从头灌到底，因此拍摄的素材只是论证这一主题的工具，这使得素材和素材之间缺少内在的逻辑性，如果又找不出合理的外部线索，就只能寻找其他结构方式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版块结构。所谓版块结构，就是按照人物、时间、地域或主题的不同，将不同的内容分成不同的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可以互无联系，也可以有起承转合的一种结构方式。如《命运》和《祖屋》就是典型的版块式结构。《命运》是按人物来划分版块的，只不过创作者在构思人物时作了精心的挑选，常常是在上一个人物的内容即将结束时，或从对他的访问中，或从与他有关系的事件中引出下一个人物来，这种特殊形式的版块结构也被称作套层结构。套层结构既保持了版块的相对对立性，又加强了版块之间的联系，使整部片子被分成若干个版块仍然能保持较为完美的整体性。《祖屋》是一种传统的版块结构，共分为五个版块，每个版块都配有一个小标题，他们依次是：“祖宗风水”、“耕读世家”、“族上人物”、“仁者爱人”和“红白喜事”。尽管五个版块都是围绕“冯琳厝”这个祖屋展开的，但是这五个版块彼此之间没有什么明显的外在的联系。使用传统的版块结构最好是有张力的题材，否则，由于版块和版块之间缺乏内在的必要关联而使整部片子显得零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