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毕业论文小说作者

李光头父亲淹死在厕所里的热闹、李兰再嫁的热闹、文革的热闹、宋凡平死的热闹、李光头偷看女人屁股被抓后游街的热闹、李光头向林红求爱的热闹、李光头出门闯荡失败归来被债主殴打的热闹、李光头在县政府门口示威的热闹、他发财后的热闹……所有的一起都发生在刘镇群众的眼皮底下，都是在群众的围观中上演的一幕幕闹剧或悲剧。这么多的热闹，折射出来的是中国社会从文革到改革开放的众生万象，我们可以嗅到文革那种狂热、血腥的气息，也可以感受改革开放后浮躁喧嚣的味道。 但是，我想，余华不是一个热衷于在作品中展示宏伟历史画面的作家，他惯于的是在残忍现实的冰面上涌现人性温热的温泉。小说中大部分人总是以鄙视的心态去看嘲笑别人的幸福，以虚假的同情是围观别人的苦难，他们就像鲁迅笔下的那些愚昧的看客，而点心店的苏妈那句“你会有善报的”终于让我们在世人的冷漠中沐浴到一点人性之光。也许是太过于“热闹”，也许是李光头太过于“搞笑”，也许是我习惯了余华惯有的冷峻笔锋，书中主要人物的悲剧没有引起我内心多大的波澜，而宋钢和李光头在县政府门口分着吃一碗饭的短短场景却让我落泪了，我重新想起这本书的名字叫《兄弟》。 我总觉得，余华笔下的主角都是有那么点没心没肺，李光头算是这类型人物的极品。他可以不理别人的指指点点，被游街示众也一副威风模样；他十岁不到就在总目睽睽之下与电线杆搞男女关系，并宣布自己“性欲来了”、“阳痿了”；他一厢情愿地认为刘镇最漂亮的女人林红对他有意思，死缠烂打地追求她，李光头指挥福利厂的十四个傻子瘸子瞎子聋子浩浩荡荡向林红求爱的场面甚为滑稽，我不得不佩服余华的想象力，暗自封他为文学界的周星驰。然而，李光头没心没肺却有情，对宋钢的兄弟之情自不必言，对林红的爱也超出我的想象，他竟然以结扎的方式表现他对失去最爱的痛苦，后来发了财还是想念纯真年代的林红。我想，没心没肺的人也许才是最真的，他们的爱恨是毫不遮掩的。 我曾经很不喜欢小说的结尾，宋钢为了生活把自己搞得不男不女，林红禁不住诱惑和李光头在一起，宋钢自杀后两人又双双愧疚。故事在最后草草以这样的结局收尾，与前面对李光头事迹的铺张叙述反差太大，一时让我“难以下咽”。我觉得宋钢不至于为了钱把自己变成那样，李光头不至于不顾兄弟情谊又与林红偷欢。后来转念一想，我因为反差所表现出来的错愕也许正是余华所要的一种效果。这样的世事无常，这样的悲欢离合，不就是人生吗？

你看看他的作品《人生》《平凡的世界》就知道了！很有意义呀

浅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上)2006-04-06 15:52:52大中小内容提要：金庸小说风靡一时，近几年更是作为影视作品的题材被反复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已经不是单纯模式上的武侠小说。但是读者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更为着迷的还是金庸笔下的侠义故事、英雄侠士。本文拟对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和侠义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从另外的角度解读金庸小说。关键词：小说分析 金庸 侠义精神 文化研究资料来源：浅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上)2006-04-06 15:52:52大中小内容提要：金庸小说风靡一时，近几年更是作为影视作品的题材被反复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已经不是单纯模式上的武侠小说。但是读者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更为着迷的还是金庸笔下的侠义故事、英雄侠士。本文拟对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和侠义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从另外的角度解读金庸小说。关键词：小说分析 金庸 侠义精神 文化研究现在对金庸小说的定性似乎很难用简单的“武侠小说”来说明问题了。从地摊读物到文学研究的经典文本，金庸小说从俗到雅的转变除了人们或大众的阅读尺度的放松，很大一部分也与金庸小说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有关系。陈墨先生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一书，从“文化知识论”和“文化精神论”两个部分，很详细地论述了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天然关系。①其实，金庸小说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不单单仅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包括西方文化的传统，比如情节的构思、西化语言的运用、电影手法的运用等等，还包括人物形象的的塑造和刻画，都与西方文化有着扯不断的关系。当然，作为华人作家的金庸，其作品的根柢还是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金庸的十五部小说，时代背景都是在古代的中国，人物大多是江湖的侠客，表现的主题也都是在此基础上铺衍开来的侠义故事。所以说，侠义精神是金庸小说中的精神母题。“侠义”二字，按我个人的理解，应该分成“侠”和“义”两个部分。侠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独特的一部分，也是较能体现只能中国文化本质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对于“侠”的理解可谓是大相径庭，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司马迁则不以为然，他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并做《游侠列传》为侠客高唱赞歌；李白的《侠客行》也对侠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而“义”则是儒家的基本论点之一，“仁义礼智信，忠良孝悌行”。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若是大忠大善，那他必定是个极重信义之人，一个若是大奸大恶，那肯定也是个没有义气的人。韦小宝说的更加明白：“一个人若不讲义气，那还不如死了算了。”金庸的小说，可以说很成功，很精彩地发挥和阐释了中国人精神深处的侠义观念，当然他的小说流传之广，读者之众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传统的小说很早就渗透着侠义的精神，宋代的话本小说就有专门讲述侠义故事的，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可以说就是这个侠义传统的成就。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可以追溯到唐人传奇《聂隐娘》，清代的公案小说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有武侠小说的影子。近代是武侠小说鼎盛发展的时期，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作者层出不穷，一直到现代的金庸、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小说可谓兴盛不衰、蔚为大观。当然，对武侠小说的看法可以说是毁誉参半，正统学者的批评不胜枚举，但是老百姓们可不管那么多，他们喜欢侠义故事，他们喜欢侠义英雄。在古代，人民的生活极端痛苦，贪官巫吏为所欲为，老百姓无奈之余，就希望有伸张正义、扶危济困的英雄侠士来拯救他们。从西方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情结”，或称“在上情结”，西方文学的源头就是“英雄史诗”，许多读者在阅读武侠小说的时候，都会有代入的现象存在，把自己幻想成为书中的英雄，以得到“英雄情结”的自我满足。在金庸的小说中，侠义精神得到了重新的阐释，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第一、金庸的十四部武侠小说，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形象。“侠”可以说是其中着力塑造的重点，根据金庸先生自己的观点：“侠与英雄的区别在于侠士可以不顾于自己的利益，可以为正义、为社会、为国家牺牲自己。侠士有一点，就是为了别人利益可以不顾自己的利益。”（按：根据笔者采访金庸先生录音整理）《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就是在各类的研究文章中被人津津乐道的“真正的侠”，“对国家忠，对朋友义，对爱情贞”，这是郭靖一生贯穿不便的原则。在《神雕侠侣》中，他助守襄阳，抵抗蒙古的入侵，可以说正是在实践他自己所说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时的郭靖其实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江湖恩仇框架，完全是把国家兴亡，百姓疾苦与自身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江湖上人人都称郭靖“郭大侠”，这并不是因为他武功高，而是因为他为国为民的情怀；《神雕侠侣》中的鲁有脚，武功并不算一流，但就是因为他领导丐帮抗击蒙古，所以人人也称他“鲁老侠”。在金庸的观念里，一个人若要成为侠，不在于他的武功或地位有多高，而在于他是否为国家，为百姓作出了怎样的贡献，或是他为正义，为他人作出了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出，与传统文化的“侠”相比，金庸赋予“侠”更多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李白的《侠客行》有云：“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古代的侠士可以为报知遇之恩舍生忘死，像荆轲，像专诸，像聂政，与其说他们是侠客，倒不如说他们是政治力量的工具，是为了报答知遇对方来实现自己的自身价值，比如荆轲，他去刺秦决不是想到刺杀秦王能拯救天下百姓，天下太平，而是想到去刺杀秦王能报答燕丹的一番知遇之恩。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纵观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从《书剑恩仇录》的陈家洛到《鹿鼎记》的陈近南，每可称之为侠的人都曾经为国家、为他人、为正义而奋不顾身：陈家洛是反清组织的头目，为了反清复明不惜抛弃自己心爱的女人；袁承志是抗清大将袁崇焕的儿子，名为承志，所作所为当然也是子承父业；胡斐只因恶霸凤天南逼死人命，千里追凶，不畏生死；乔峰更是为了宋辽两国息战，百姓免于战火而自尽而亡；陈近南一生鞠躬尽瘁，为的是光复大明的江山。以上所举的例子，金庸在小说中都作了可歌可泣的描述，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飞狐外传》中的赵半山说的好“咱们学武的，功夫自然有高有，但只要心地光明磊落，行事无愧于天地，那么武功高点的固然好，武功低也是一般的受人敬重。”这句话说的通俗一点，似乎可以理解为“练武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也可以说是金庸小说对于“侠”的最基本要求。第二、与“侠”相应的是“义”。如果说“侠”是金庸小说的血肉的话，那么“义”则是“侠”的灵魂，是金庸小说中最富有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②围绕着“义”，金庸小说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个豪气干云的故事。《雪山飞狐》中胡一刀、苗人凤英雄惺惺相惜的义气；《射雕英雄传》中丘处机和郭啸天、杨铁心的义气；《笑傲江湖》中正教高手刘正风和魔教长老曲洋的琴萧结义；直至《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在康熙和天地会之间来回，从头到尾，他也没有作过对不起任何一方的事。武侠小说中常描写到帮会、社团。他们集结的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要讲义气，是喝过血酒，拜过关公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背叛朋友是要三刀六洞，为人不齿的。在金庸看来，“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英雄人物肝胆相照，惺惺相惜，一诺千金，不负于人。③在《韦小宝这个小家伙》一文中，金庸写道：“中国人讲义气，是中华民族能够保存下来而且发扬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重视情义当然是好事。。。。。。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爱护，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尽量采取合理的方式与之适应，这样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时自然无往而不利，历久而常胜。” ④当然，金庸小说的“义”和一般的哥们义气自然是不一样的，旧派小说一味强调无原则的江湖义气，快意恩仇，这在金庸小说里是看不到的。因为所有的义气必须有一个前提------“正义”，与正义相联系，或以正义为基础，有时为了维护正义，当然“大义灭亲”也是难免、义不容辞了。《神雕侠侣》中杨过在不明杀父真相的情况下，屡次欲杀郭靖，但是当了解到父亲杨康的可恶行径之后，马上就放弃了报仇的念头；《倚天屠龙记》中宋青书杀害师叔莫声谷，父亲宋远桥最终也是大义灭亲，成就师兄弟的恩义。你好，请 登录 或 注册 孔庆东看武侠小说2006-03-05 17:25:13 来自: 丹丘生 (重庆)提起武侠这个词，想必各位都是耳熟能详的，这已经是我们生活中常用的一个基本词汇了。但是这个词汇所包含的内容，“武侠”这个词所指的那种人，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神秘。“武侠”这是很不容易的一种人，既要身怀绝技，又要道德情操高尚，好像还带有一点神秘色彩，高来高去的，平时生活中好像不容易遇到。所以武侠，总是给人以某种神秘感。武侠这种人真的是那么神秘吗？真的是离我们很远？真的是在我们生活之外很遥远的一个地方藏着，只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出来吗？其实可能不是这样的，其实武侠作为一种现实生活中的人，它的起源是很早的，或者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社会，自从出现了国家，出现了阶级，出现了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的压迫，出现了社会不公正，出现了不公平的时候，从那一天开始，就已经有武侠了。所以这种人物，才永远地存在于广大民众的梦幻之中。我们有一句俗话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凡是我们所梦想的东西，它不可能是毫无现实生活的根据的。武侠到底是什么时候起源的？如果讲起学问来，这是很复杂的，学术界有很多不同的探讨。我介绍一种意见，他们认为，武侠的精神最早来自于墨家的精神。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家、法家、农家、墨家，很多家。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武侠是不是来自于儒家？也有这样看的，因为儒家有一种精神，叫做“知其不可而为之”，比如，在孔夫子身上就有这种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知道这个事情不一定能够成功，但是因为它是正义的，我就要做它，即使不成功，我也要做到底，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精神。应该说，在儒家的思想里面，也有一定的这种侠的精神的反映。但是，比较之下，墨家似乎更具有这种精神。墨子他提倡一种精神，叫做“兼爱”，用我们今天的思想去理解，他的主要意思是说，牺牲一点个人的利益，去为他人谋福利。所以说，墨家似乎比儒家更具有牺牲精神，儒家还讲一点中庸之道，而墨子所提倡的牺牲自己，为天下苍生谋福利的精神，似乎是比较早的侠义精神的体现。至于说，很具体地论述“侠”这个概念的，也有一些著作。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韩非子。韩非子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但同时是一个官僚，他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为君王出谋划策，他反对侠。韩非子有一篇文章叫《五蠹》，里面有一段话，表达了对“侠”的否定，对“侠”的概念的这种否定。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是一句对仗的话，把儒--知识分子，和侠进行对比，这两个呢，一个是以文乱法，一个是以武犯禁。在韩非子看来，儒和侠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都是坏东西。也就是说，在统治者的眼里，知识分子和侠一样，都是讨厌的东西，都属于扰乱社会秩序，不让统治者好好睡觉的人，统治者把国家搞得安定团结的，偏偏有一种人叫知识分子，还有一种人叫侠，整天出来捣乱。知识分子成天提意见，说这儿不好，那儿不好，这堵车，那儿不公正，知识分子成天提意见；而侠他不提意见，他直接捣乱，他直接越过“警察”，自己去维持“交通秩序”，所以这些家伙，在韩非子看来，都属于社会的蠹虫，应该大力镇压。我们看韩非子这个立场，他是很简单地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来论述侠和儒的。他的这些观点，我们今天当然不能够认同。不过，他从反面，也指出了侠的一个功能，他的立场，虽然我们不能赞同，但是他把儒和侠最早联系起来这个思想，我们可以说，它是很深刻的。从韩非子的话中，给我们一个启示，侠的社会功能，和文人是很接近的，他们都是为社会鸣不平的。那么侠和知识分子的功能，主要是持批评态度，从批评的角度，一样来推动社会前进。所以一般看来，我们觉得，文人和武人似乎是两端的，离得很远哪。古代上朝的时候，文东武西，两班站立，好像是两端，其实不然，恰恰文人和侠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他有一本书，是研究武侠小说的，名字就叫做《千古文人侠客梦》，这个名字很好，《千古文人侠客梦》，恰恰是文人，最喜欢做侠客梦。侠客，我们今天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见到，我们主要是从小说中见到的，而小说都是文人写的，侠客形象都是文人塑造出来的，所以侠和文联系得是非常紧的。如果我们说到武侠小说中，侠义精神的起源，最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一些篇章，被认为是武侠文学的最早的源头。那还不是正式的武侠小说，但是是武侠文学的一个源头。那么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是怎么论述“侠”的呢？在《史记》中有两个“列传”，一个叫《刺客列传》，一个叫《游侠列传》。司马迁他的原话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司马迁这段论述，是对武侠精神很好地概括。但是我们注意一点，司马迁这里没有提到武，也就是说，在司马迁看来，侠是可以没有武的。我们今天一说，就是武侠武侠，似乎侠都必须有武，都必须有一点过人的本事，其实侠是可以没有武的。那么司马迁论述侠的特点，说他们的主要特征是，言行不合乎社会主流。不是说领导说什么，他马上就跟着说什么。但是他们做事，是“言必信，行必果”，这人讲义气，说话算数，男子汉大丈夫。然后是“不爱其躯”，就是不过分地爱惜自己的生命。我们今天都是把自己的生命，看成第一重要，自己不能受一点损害，在公共汽车上被人家挤了一下，就要吵起来，过分地爱惜自己的身体。那么侠客呢，是不过分爱惜自己的身体，首先考虑的是，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存亡死生”，救了别人的生命之后呢，又“不矜其能”，不夸耀自己，不要老惦记它。昨天是我帮了你的忙，那天我还帮你买菜了呢；上次我救了你家孩子一命……很少提这些事，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做了好事拂袖而去，做了好事不留名。所以我曾经有一个“谬论”，我到处传播这个“谬论”，我说，我们中国二十世纪，最大的侠是谁呢？就是雷锋，雷锋是我们中国当代的“第一大侠”。我第一次在北京大学发表我这个“谬论”的时候，学生们也不理解。他们说，雷锋怎么是侠呢？雷锋他也不会武功啊！雷锋虽然是个解放军，他也没打过仗啊，他是个开汽车的解放军啊。那么我跟同学们讲，是不是侠，跟他会不会打仗，跟他会不会武功，没有关系，只要他能牺牲自己的利益，为别人谋利益，“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瓢泼大雨之夜，看见妇女抱着小孩，他帮助她送回家去，帮助老大娘过马路；自己攒的钱寄给灾区，这不是侠，是什么？这就是侠！人们为什么被雷锋精神感动？为什么喜欢个子不高，胖乎乎，普通的解放军战士呢？是因为他身上有侠的精神，大家觉得，这个东西了不起！所以学雷锋才学得起来，而不是说，他一定要身怀绝技，才去学他。那么，古代有很多--今天看起来是“武侠小说”的作品。在当时并不叫“武侠小说”，当时没有这个名字，当时都是有种种其他的名字。“武侠小说”这个概念，是二十世纪以后，我们为了进行学术研究的方便而发明的一个术语。比如说，在《唐传奇》里边，就有很多武侠题材的作品。只不过当时不叫武侠，有的是写一种很神奇的武功，它是偏重于武侠中的武这一面；有的是写一种很不平常地帮助别人的一种侠行义举。唐朝之后呢，到了宋朝，宋朝的小说里面也有很多“公案小说”，“公案小说”里面有一些武侠人物。这些武侠人物的精神，跟唐朝比呢，略有逊色。总之，是武侠在现实生活中和在文学作品中的发展，似乎有一个走下坡路的趋势。其实，是随着封建国家机器的强大，国家机器越来越强大，所以侠的生存空间就越来越小，很多事不用你管了，国家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有警察，有军队。那么到了明朝初年的时候，中国千百年来积累的武侠文学的资源，汇聚起来，产生了一部古代最杰出的，最著名的武侠小说，这部小说就是《水浒传》。那么《水浒传》，以前我们把它叫做公案，后来的文学史也把它叫做“英雄传奇”，这都是对的，它是英雄传奇小说。但是如果我们从武侠小说的角度来看呢，《水浒传》也是古代最优秀的武侠小说的代表。我们今天想一想，《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那不都是标准的一个一个的武侠吗！要武有武，要侠有侠，它所弘扬的精神，也是正宗的武侠精神。所以《水浒传》给了后世无数的武侠小说以思想的和艺术的启迪。一直到清朝的时候，武侠小说都在不断地发展。比如，清朝后来就出现了像《三侠武义》、《七侠武义》这样一系列的作品。还有著名的，像《儿女英雄传》、《好逑传》。到了这部分小说，慢慢出现了一个“英雄加儿女”的模式，有男侠客，也有女侠客，或者侠客旁边有一个美人。可是到了清朝晚期的时候，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或者说，走向最黑暗的时候，武侠小说也一蹶不振，长期没有很优秀的作品出现，而且更要命的是武侠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一落千丈。侠客本来应该是一个自由的、光辉万丈的英雄，可是到了晚清的小说里，武侠都成了朝廷的鹰犬，成了朝廷的爪牙。我们想，武侠一开始是什么人呢？按照司马迁的那种写法，是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我们不要以为，社会闲散人员是一个单纯的贬义词，闲散人员里边有坏人，但是也有好人。这些侠客是凭着自己的良心，为社会鸣不平，他看见统治者做得不对，他就出来帮助弱者，拔刀相助。一开始，侠客应该跟朝廷，跟秩序是处在对立面的，他应该是跟朝廷作对的。所以韩非子才说“侠以武犯禁”，仗着自己有一点功夫，就来破坏法制建设。韩非子是这样批评他们的。正因为他跟朝廷是对立的，所以历朝历代都要大力地镇压侠客，特别是镇压武侠。那么镇压来镇压去，杀的杀了，死的死了，还有一部分就被朝廷收买了，收买了就把他融进了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把他吃进去了。这些侠客就变成了朝廷的人员，变成了“捕快”。所以我们看，清朝末期有很多小说，都叫什么“公案”--《于公案》、《包公案》、《施公案》、《刘公案》。那么这些公案小说里面的第一主人公，都是一个政府官员，都是一个政府的清官。这些小说里的侠客，一个一个都被招安了。招安了之后，就变成了包公身边的张龙、赵虎、王朝、马汉。我们一看京剧，包公一开头就叫张龙、赵虎、王朝、马汉，那么这些人物一旦变成了“张龙、赵虎”，他就没有光彩了，他就不具备英雄的色彩。我们今天看戏，我们去看包公戏，谁去注意台上王朝、马汉的形象呢？没人注意，他站在那儿就是一龙套，今儿这演员病了，换一演员还能演，我们并不提意见，我们只对包公这个形象加以格外地注意，光彩人物是包公。而包公是什么人呢？包公是政府的一个高级领导人，开封府尹，只不过他是一个清正廉明的高级领导人而已，他是一个大清官。那么人民为什么要看包公戏？为什么需要包公？就是因为社会不公正，法律不健全，经常有冤假错案，可是除了冤假错案，人民不去呼唤法律健全，而是呼唤包公，希望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清官，来帮助自己解决问题。那么这种幻想反过来又加剧了法制的不健全。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靠一套制度，靠一套办法，靠一套规章制度。但是老百姓天天不幻想这个，而去幻想包公。所以只能满足一种梦幻中的需要。那么到了“包公”铺天盖地的时候，武侠就隐没了。可是由于晚清时中国面临着民族危亡问题，虽然武侠小说中侠客形象一蹶不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民族却越来越需要侠的精神。就在晚清的革命运动中，比如说，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这些人中开始重新鼓吹武侠精神。包括鲁迅等人，他们都很推崇一种带有侠义色彩的铁血精神。晚清的革命党人，从武侠的角度看，普遍都是一种侠义，“侠义道”的精神。比如说，我们知道著名的革命党秋瑾，秋瑾女士她有一个号，叫鉴湖女侠，自号鉴湖女侠。其实很多革命党都是起了这样一个带有武侠精神的号，以侠客精神自诩。他们认为，要改变当时中国的现实，非有一腔侠义精神不可。我们都知道谭嗣同的故事，谭嗣同他自己愿意，为了变法而流血，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始”，中国变法之所以不成功，就是因为没有人流血牺牲，他说“此国之所以不昌也”，如果中国需要这样的人，“请自嗣同始”--请从我谭嗣同开始。所以他可以逃命而不逃命，他留下来慷慨就义。这种侠义精神是很感人的。那么在晚清的时候，侠义精神在现实生活中，开始逐渐地复苏，国人就认识到，中国之所以不昌不盛，是跟侠义精神的堕落有关系，国家腐败了，没有人出来挽救山河。我们看，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革命，它是很悲壮。我们看，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等革命党领导了一次又一次起义，这些起义大多数失败了--其实看上去是明明要失败的，不过是在海外募集了一点钱，然后回来制造炸弹，然后找几十个人，怀里揣着炸弹，弄一小筐，筐里放了些炸弹，就去攻打总督衙门，那能胜利吗？如果用统治者的话来说，这不是来送死吗？所以这些起义大部分都是寡不敌众，这些革命党大多数都成了烈士，包括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从军事上看，他们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但是一次又一次这样的牺牲，它积累起一种思想意义，能够唤醒国人。所以我们如果去看“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时候，看那些辛亥革命的英雄的时候，是会非常非常感动的，因为他们自己去的时候就知道要失败，要死。很多朋友可能还读过林觉民的《与妻书》。我们看《与妻书》里写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知道自己不能回来了，他已经告诉自己的妻子，以后可以改嫁。明明知道是以卵击石，但是他就是要抛弃自己那样幸福的爱情生活。所以说，这些人是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侠客。那么到武侠小说中的这种侠义精神的恢复，是要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出现了新的武侠小说，我们后来把它叫做“现代武侠小说”。可能一些年纪大的朋友，可能会熟悉这样的名字。比如说，平江不肖生，可能有年纪大的朋友会读过。还有还珠楼主，这样的名字可能你们知道。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了《江湖奇侠传》为代表的新的武侠小说。后来就慢慢地进入一种繁荣阶段，出现了像平江不肖生，他的本名叫向恺然。他有一个重要作品，叫《近代侠义英雄传》。这个小说里面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霍元甲，霍元甲的形象是在这里塑造的；还有一个，也是历史上的真人，叫大刀王五，就是当年和谭嗣同有过来往的这样一个江湖奇人。霍元甲和大刀王五都是现实生活中的真人。在这部小说中，平江不肖生，把霍元甲塑造成一个，为国为民的大侠形象。其中，有一段主要情节是写霍元甲，三打外国大力士，这个后来很多影视作品，都吸取素材加以渲染，霍元甲跟外国大力士打擂比武，并取得胜利的。这个情节，它是现实生活中的真的事情，也是当时很轰动的新闻。在这个小说中，他写霍元甲三打外国大力士，他写霍元甲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国人受辱。其实，正宗的武林界的大侠，他是不轻易出来走动的，不轻易出来参与俗事的，每天经常出来参与各种媒体，参与各种集会，这些人往往不是大侠，有一部分可能是骗子；不是骗子，也不是修养很高的人。我小时候接触过很多武术界的朋友，真正有功夫的人，他是不出名的，轻易不打架的，跟别人发生冲突，他都是忍耐的，不求名，不求利。像霍元甲这种人，本来也是应该安安稳稳地，过自己普通人的生活，但是他实在看不下去，这个外国大力士在擂台上公开地侮辱中国人，所以他要为国雪耻，不让国人受辱，所以他才出来。所以他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无端找他们这种受人豢养，供人驱使的大力士比武，实不值得。霍元甲自己也认为，这个事情是有失我的身份的，他看不起这些大力士，这些所谓“大力士”就是受人豢养的，到这儿来表演挣钱的，我跟他们比武，不是失了身份吗？多跌份哪！为什么还要出来去比呢？是实在忍不下这口恶气。那么霍元甲在为国雪耻的同时，没有走到另一个极端，他没有因此，就是打败了外国大力士之后，就说明我们中国人强，外国人不行，他没有这样。所以他并不是盲目排外的民族自大狂。而霍元甲所说的“报国”的这个“国”，并不是朝廷，而是中华民族。他说：“至于大清的江山，也用不着我们当小百姓的帮扶。”这个小说里边，写的霍元甲形象，是非常理智的，非常清楚，我报国，我为国雪耻，是这个民族，不是那个朝廷。所以这里面，就表现出平江不肖生这个作家，他所推崇的侠义精神。其实是一种人民性，是一种出乎天地正气，为国为民的大侠精神。而现代武侠小说，从一开始所奠定的现代武侠精神，后来在梁羽生、金庸那里，都得到了继承和光大。所以我一再说，梁羽生、金庸他们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许多基本东西都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他们只不过接过来接

我毕业的时候用的是张爱玲《金锁记》中金锁的人物形象分析你可以用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分析，形象分析这方面的都比较好写，资料也比较多。就像三楼说的，你的题目很大，作为一般本科生来说很难驾驭，像我的话，本来就是要写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分析，比你的题目还小，可是老师还是说比较难把握，书也看不完哎，所以就单挑了一本金锁记。而且本科生的论文重的是方法，研究生中把握，我的学姐告诉我一般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不会用这种非常多人研究的作家哎，很难出新，貌似这样。 如果从纵向展开，你的书看完了么？如果对书本没有一定的了解，你如果去归纳出特点，当然，很多特点一些专家肯定都说过了，但是自己的见解个人认为比较重要，论文马上也要开始写了，各个时期的书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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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预览：毕业论文作者：阿米欧第一章穿越？被穿越？更新时间2012-3-3 1:57:14 字数：3012精灵神历，22568年。今年，精灵皇家学院按例会送走一批毕业生，让他们为精灵帝国作出贡献，而在在一期学生中，最令人瞩目的一颗新星，阿卡拉，无论任何方面，体能，魔法，智谋，文学成绩非常优异，直追精灵皇家学院第一天才，22000级学生，菲京，不过，这位天才并未毕业，也是精灵帝国一直以来的一大谜案，至今没有定案。夏月，这批毕业生还剩最后的毕业论文，便可毕业，今天，22368级的所有学生将进入精灵森林挑选任务，精灵森林中有许多精灵任务树，在这儿，可以接到毕业论文任务，等级从D级一直到3S级都有，不过，精灵论文任务是精灵古树出的，精灵们也无法控制，等级低的任务完成也可以毕业，不过精灵古树的奖励也会很少，精灵古树是大陆为数不多的封神者，他的奖励定不会差。而且至今唯一一个3S级任务就是由菲京接的，不过……后来就不知道了。阿卡拉和同学们进入了精灵森林。“该毕业了。”阿卡拉进入森林，抬头望天。“唉，又得回到那个该死的皇宫了。”阿卡拉摸摸头，眼中闪过一丝茫然。“精灵古树啊，保佑我找到一个用时超长的任务吧。”阿卡拉在胸前画了一个庇佑咒。阿卡拉慢慢走向森林深处。经过三小时的找寻，也没找到一个合心意的任务，不是用时太短，就是等级太低，阿卡拉再怎么说而是精灵学校一大天才，眼界不会太低。这时……应该是你需要的吧

我胡说的，你随便看看就好因为我也实在喜欢张爱玲。1 成长年代2 家庭及成长背景的影响3 感情历程对写作的影响4 性格5 对比各个居住地所写文章的区别。

路遥作为一个纯洁的社会主义者和对生活的热爱者。

这是我的毕业论文，看看行不行？行的话，随便拷贝一下，或者从中提取资料或者观点。要是不够的话，联系我我再提供关于路遥个人资料等。从《人生》等作品看路遥的矛盾心理--- 爱情与事业孰轻孰重内容摘要:《人生》是路遥的成名作,通过对作者自身经历的了解,我们发现路遥在作品中所安排的矛盾路遥自身也曾面对过。他与初恋女友林红之间的那段心雨故事注定将成为他一生不愈的伤痛。同时，正是有了这处伤痛，才让他有了创作素材和创作城府。可惜即便是到了他成熟的完成《人生》以后他也不知道当初的选择是对还是错。有一种矛盾始终困扰着作者本身,那就是爱情与事业的矛盾,不但在他的《人生》里面,而且在其它的作品中也有同样的反映.本论文试图展示路遥在爱情与事业上的矛盾点,并且通过对比得出路遥的矛盾中心-- 爱情与事业孰轻孰重关键词: 爱情 事业 矛盾正文本论： 一：路遥矛盾心理的表现：1 安排高加林选择了黄亚萍在《人生》这部作品中路遥为高加林安排了两个选择,一个是与自己有共同语言甚至可以说是自己的初恋的黄亚萍,一个是一个字也不认识的农村姑娘刘巧珍.虽然是面对的两个女孩，然而又是面对整个人生的选择,要是和亚萍在一起的话,不但两个人有共同生活的语言,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到南京这样的大城市去展示自己的才华.而高加林却又偏偏是一个有着远大理想的青年,那要是和巧珍在一起呢,用文中的话来形容一下吧. "他想:巧珍将来除过是人优秀的农村家庭妇女，再也没什么发展了。如果他一辈子当农民，他和巧珍结合也就心满意足了。可是现在他已经是“公家人”，将来要和巧珍结婚，很少有共同生活的情趣；而且也很难再有共同语言：他考虑的是写文章，巧珍还是只能说些农村里婆婆妈妈的事。上次她来看他，他已经明显地感动了苦恼。再说，他要是和巧珍结婚了，他实际上也就被拴在这个县城了；而他的向往又很高很远。一到县城工作以后，他就想将来决不能在这里呆一辈子；要远走高飞，到大地方去发展自己的前途。现在，这一切就等他说个“愿意”就行了。”① 面对这样的选择，再结合自己的自身经历，路遥也只能选择面对现实，让高加林选择了黄亚萍，这是客观现实所决定的，而不是像太多的浪漫小说里那样让他为了爱情什么都可以放弃。路遥自身也十分的清楚这一点，在他的思想意识里也是认同这一点的，这就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可贵之处。2 对高加林作出的处理：虽然在路遥的思想认识里他让高加林选择了亚萍，但在在小说的最后结局上，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又重新让高加林返回了农村，而且无情的让巧珍也嫁给了他人，从而几乎在精神上杀死了这个可怜的青年，一个作家的作品中的情节当然是这个作家本身的思想的一种反映，所以说几乎是不可能一点的偏见都没有的，从路遥的《人生》的结局方面，可以看出他在对高加林的这种选择上是有反对态度的，甚至可以说是憎恨，所以才给他安排了如此可悲的下场，这在他写完这部作品以后很长时间以后在他对《人生》的评论中也可以得到证明，他曾这样评论作品中的高加林:“对高加林这个人物，老实说我也正在研究他。正因为这样，我在作品中没有简单地回答这个人物是个什么样的人. 像高加林这样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生活经验不足，刚刚踏上生活的道路，不成熟是不可避免的。”② 他总是在说高加林的思想还不是很理智，在面对人生的重大的选择上面还不是很成熟，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他做的到底是哪里不成熟呢？如果他当时要是选择了巧珍就是真的很成熟吗？在这点上作者没有做过相应的解释，我想作者本身也很难来说得清楚，因为作者在很长时间以后和王愚的谈话中才说，我也正在研究高加林这个人物。可见作者在这个方面是有困扰的。二：路遥矛盾心理所产生的原因1作者自身的爱情经历（1）与林红相爱 缘是天意，也关人情，因而先有情而后有缘。路遥与北京姑娘的初恋也是一种缘分。其时初中毕业返乡知青路遥非常风光，曾是延川县城最有权力的人物，他领着8000多名风雨同舟的红四野造反战士所向披靡，此时又作为群众代表，被推选当了县革委会副主任。延川县城好几个声势浩大，气派宏伟的群众对敌斗争批判大会由他主持。林红这个北京姑娘当时正在的延川县战备文艺队，两个人自然地相识了，林红能歌善舞，活泼美丽，路遥对她十分倾心，而林红对路遥的才华人品也颇有好感。在这段时间里，可以说路遥是最甜蜜的，不但自己的事业春风得意而且还有自己喜欢的女孩在自己的身边相陪。路遥的作品里不少是对美好爱情的描写，这和他的美好的初恋是分不开的。（2） 把招工的机会让给林红 1970年春，国家在插队知识青年中首次招工，林红体检不合格。那时，县上决定把路遥送去当工人，指标有限，两人只能走一个。路遥把自己当工人的指标让给林红，又通过几个铁杆朋友周旋，事情成功了。路遥当时可以说是有年轻冲动的因素在里面，但是也少不了一种伟大的为了爱情而牺牲的自豪感吧。至少在当时来说他是完全出于自愿的。（3）失意与失恋的痛苦 路遥心爱的姑娘去了某市某信箱当了工人，离开了陕北。林红第一个月的工资全部寄给了路遥，信中明言，让他买了香烟抽。第二个月寄回一条宝城牌纸烟。不知什么原因，慢慢地由一月一封信减少到三月一封信，到后来一年也不通一封信。此事对路遥感情损伤很大。苦恼中的路遥，屋漏又遇连阴雨，浑身长出许多疮，折磨得他两个月不能行走。一天县革委会军代表找到躺在病床上的路遥，对着他这个当过一派头头叱咤风云的人物宣布一个文件：经县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停止路遥的县革委会副主任职务，进行隔离审查。生活中总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巧合事件。就在上边宣布对路遥进行审查的当天中午，一封来自内蒙古要与路遥断交的信刺痛了他的心。原来，林红当了工人后对路遥的爱出现了“举棋不定”（路遥当时是农民身份），便写信给内蒙古插队的女友征求意见，想不到那位女友不等林红同意，便代写了断交信寄给路遥。船破偏遇打头风。风云一时又无比倔傲的路遥这一次可是从崖畔上掉到沟底了。这个少年得志而又突然中道崩阻的失败者，难以承受这种暴风骤雨的打击，他哭了，哭得肝胆欲裂，泪泗横流。③ 至少在当时的情况下，路遥是后悔了，应该说在这次经历是他一生难以忘怀的伤痛，当然这次刻骨的经历也让他在思想上成熟了很多，同时，也给了他丰富的写作素材，在他的作品中，特别是他的短篇小说中，有很多的作品是反映这方面的问题的。比如说：《姐姐》中的“高立民”,《痛苦》中的“我”等等《人生》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篇，在这些作品的结局方面，路遥多半没有给抛弃自己原本的爱人的小说主人工以好的下场，要不就像〈人生〉中的高加林那样遭到了可悲的下场，要不就是像《痛苦》中的“我”后来者居上，比抛弃的他的人还要好。从而，我们可以看得出 在很多年以后的路遥眼里 仍然是对当时林红的做法耿耿于怀的，显然他是后悔了当时的选择。在他的心里已经埋下了这样的阴影。2 自身的爱情观（1）传统道德的影响<1>以土地为象征的母性化爱情意识看路遥的《人生》，总是被一种感伤的情绪笼罩着，深深的为巧珍的痴情换来的不幸不平。但换一个角度仔细想想，那种先入为主的情绪受到了质疑，或许作者在社会转型期对传统爱情观进行着某种质疑，对传统女子所扮演的角色进行着质疑。 刘巧珍，作为一个传统的女子，在她的身上笼罩着母性之爱的神圣光环，用一种温柔体贴的方式，细心地培育着爱情的果实，表现出家庭伦理生活中尤如母亲对儿女，姐姐对弟弟般的骨肉情长。请看一下关于高加林和刘巧珍在夜晚幽会的描写:� 夜晚，天黑以后，他和巧珍站在村外的庄稼地相会了……走累了的时候，他们就找一个寂静的地方，加林躺下来，用愉快的叹息舒散着劳动的疲乏，巧珍就偎在他身边，用整理他落满尘土的乱蓬蓬的头发，或者用她小巧的嘴巴贴着他的耳朵轻轻地，轻轻地给他唱那些祖先留传下来的古老的歌谣，有时候，加林就在这样的催眠曲中睡着了，拉起响亮的鼾声。④��这里，既没有山盟海誓，也没有激情的喷发，刘巧珍象一位年轻的母亲，正在哼着儿歌，哄着自己的孩子悄悄地进入睡眠，这是一幅多么宁静、温馨的家庭生活的图画啊!在这类情感模式中，母性之爱特别具有一种完全的自我奉献精神。对于男人，从相爱的第一天起，她们就把自己的命运和对方紧紧地连在一起，毫无保留地献出自己的一切，即使受尽艰难困苦，心里也感到甜密和幸福，他们正是通过这种无私的给予和奉献，才能体验到自身生命的存在与价值。刘巧珍痴情地爱着高加林，看着心爱的加林哥在地里劳动受苦她心里疼得难受，她说:“加林哥，你如果不嫌弃我，咱们两个一搭里过，你在家里盛着，我给咱上山劳动，不会叫你受苦的”，刘巧珍甘愿用自己终生的劳累，来换取高加林生活中的愉快和轻松。为了表达对爱情的真诚，她不顾世人的讥笑，爹娘的打骂，公然和高加林一块骑车进城，在高家村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当高加林到县城参加工作以后，她不断问寒问暖，在家中则尽情尽意地照顾好公婆。高加林提出分手时，尽管一场感情的风暴撕扯着她痛苦的灵魂，但是，在理性的约束下，她不仅没有进城报复，反而对加林的行为给予体贴和理解。高加林最后被县里清退回村，巧珍闻讯后，竭力劝阻姐姐不让其乘机给加林制造难堪，同时，在她那颗受过伤害的心灵里，居然还为加林的困难处境感到痛苦和忧愁，并设法托人情给加林安排教学工作。这种不惜压抑、牺牲自我，向所爱的人做出最真诚、最无私的奉献，被人们称为是金子般珍贵的感情，而实质上所体现的乃是母性之爱的伟大。这样带有传统意味的女性，不仅具有牺牲自我的精神，而且，与此相关，都有一副菩萨般的仁慈心肠。这主要体现在她们这类人并不企羡腰缠万贯的富家子弟，也不高攀炙手可热的权贵人物，更鄙视自许风流的花花公子和傲慢自负的男子汉。她们所钟情的往往是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不惜把自己主动地献给那些生活中的弱者，因此，在这种爱情中，便往往渗透着同情与怜悯，而怜与爱的结合就进入了母爱的层次，它体现出这类女性通过对落难者的庇护，自身能充分体会到儿女般的柔情和强烈的责任感，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和实现人生自我价值的满足。面对这样的爱情，作为农民的儿子，路遥是没有勇气来背叛的，可以说是相当的崇敬的，甚至可以用向往来形容。因此，当有人想要背叛的时候，路遥应该是在第一时刻站出来反对的人，因为作为一个土地上长大的儿子，他更能体会到土地的伟大，更能体会到母爱的伟大，对土地，对母亲，不容他有丝毫的亵渎和不公。这也是路遥把高加林打回农村的重要原因之一。<2>以土地为中心的传统的旧道德文化的影响在《人生》中，路遥描写了许多体现出高尚道德的人和事。在读这部著作时，我们时时能感觉到作者正高扬着一把尺子，作为观人衡物的基本准则，作为价值判断的主要标准，这把尺子就是伦理道德。作者在写作中带有强烈的个人情绪，对于作品中的人和事，作者往往直接或间接地作出自己的评价，是褒扬还是贬抑，则取决于是否合乎这个道德标准，这种对伦理道德的极度强调，其实表明作者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正宗儒家文化，而对伦理道德的高度重视，正是儒家文化的特点之一。孔子说：“仁者爱人。”冯友兰解释说：“关于人的德性，孔子强调仁和义，特点是仁。义是事之‘宜’，即‘应该’”“但这些义务的本质则是‘爱人’，就是‘仁’。”⑤ 路遥在这部著作中，许多人都具有传统美德中“仁爱”“济世”等思想，难能可贵。对道德的强调，最为明显地体现在《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身上。候玉英当众侮辱过他，他却冒着生命危险把她重滔滔洪水中救出来；他挽救感情上有负于他的郝红梅，丝毫没有犹豫；他挺身而出，拯救遭受包工头欺凌的小翠，把一百块血汗钱都给了她；他推开醉酒的煤炭工人，自己却受了重伤。孙少平，几乎可以说是具有了理想的“君子”人格了。在《人生》中刘巧珍被高加林冷酷抛弃后却以德报怨，尽力帮助高加林；张克南在得知他妈妈以卑鄙手段报复高加林之后，痛苦万分；孙少安经济稍有起色，就大力帮助村中穷人；田润叶在李向前残废之后，毅然回到他身边，并承担起一个妻子的全部责任。路遥对这些行为进行了热烈的赞美，甚至不时以作者的身份站出来歌唱。把道德作为价值判断的尺度，还体现在人物结局安排上，道德高尚的人，都能幸福地生活，而违反》道德必然遭受惩罚。高加林之所以打回农村的悲惨命运，就是因为他抛弃了刘巧珍，转而与黄亚萍恋爱――如果没有抛弃刘巧珍，也就不可能和黄亚萍恋爱，张克南的妈妈也就不会去告状。高加林再次回到农村时，作者安排小孩唱道：“哥哥你不成材，卖了良心才回来——”，对高加林进行了沉重的道德谴责。而符合道德要求的孙少安一家，则生活越来越幸福了。这两部作品中，路遥笔下的主要人物，高加林，孙少平，孙少安，田晓霞，无不具有高尚气节，真正可说是符合“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要求。许多次要人物，如孙玉厚，高玉德，德顺老汉等，他们胸怀如大地般宽广，身上也闪耀这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光芒。在《人生》中，无论是写世俗人情、家庭亲情还是男女爱情，都处处表现出中华传统文化的气息，时时强调传统伦理道德的审美规范。路遥这无疑深受中国传统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的影响。伦理道德是数千年来中国文学价值评判的主要标准，路遥是中国文学文以载道传统的自觉继承者，他的作品中，不可避免的体现出了他的价值标准。(2)作者自身的浪漫情节<1> 风俗文化环境造就了陕北人的浪漫气质陕北曾属多民族游牧之地，形成多民族杂居的格局，陕北人豪爽、强悍、喜欢自由、爱热闹红火，这恐怕与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有直接关系，与多民族杂居和汉文化的溶汇有关。至今，在陕北民众生活的语言中常常夹杂着他族语言的地名、词汇，就是这个历史原因，所以陕北劳动人民所处的自然环境差，但他们并不是就愁眉苦脸，等待苦难的来临，而是积极主动地为改善生活条件作艰苦而长期的奋斗。穷困反而使他们更加期盼美好的生活，思维更加活跃、想象力更加丰富。在其最悲伤的时候，也不忘记快乐，就连表达苦难也是用最优美的旋律。所以，陕北很像是一个少数民族那样能歌善舞，并且有独特的艺术表现力。在这块土地上的男人和女人们，用自己的生命在贫脊的大地上书写浪漫、书写自由，书写美好。它妙就妙在不是用苦难来表现苦难，而是把苦难转换成一种比幸福更高境界的幻觉来表达。这样就使本来受苦受难的生活，通过演唱民歌而形成完全不同于现实的另一种快乐而抒情的景象。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陕北人的这种浪漫气质逐渐的形成了。一旦形成，又将会永不停息的发扬发展下去。路遥是作为作家，他长说的一句话就是作家创作不能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在他的创作过程中，他也始终都是这么做的。他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在乡下创作的。对家乡的风土人情可以说有着充分的了解和体验。再加上他本就是在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孩子，就更让他理解并且不可避免的具有了这种陕北人所有的浪漫气质。<2>自身的爱情经历证明,刚才已经说过了路遥的爱情经历,它可以为了自己的爱人抛弃自己的事业,这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当时的路遥可能是有些年轻,才作出这样的举动,但是在他以后的作品中,有太多的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像他一样为了爱情而让出了自己的事业,这可以说是他固定的思维模式,可见,在他的心理对于当时的这个做法是有一定个人可读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么以判定他是一个非常的具有浪漫气质的人,在当时我们只可以相信它可以为了林红可以抛弃自己的生命,这也并不能使人们感到器官因为它就是这样的人,在他的眼里,情感总是高于一切的,这也它能写出这莫多美好的爱情故事的原因吧.<3>作品中美好的爱情经历的描写在路遥的作品有太多美好的爱情经历的描写,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没有浪漫气质,没有美好的爱情憧憬的人,怎末能写出这般美好的爱情经历呢?在他的爱情描写中,太多的纯洁.太多的浪漫从这些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自身的浪漫气质,也可以看出作者对美好的爱情经历的向往和憧憬..三 矛盾心理的本质——新旧爱情观念在社会转型期的一次较量（1）结果：两败俱伤 ——选择了亚萍却遭遇不幸在<人生>这部作品中,作者让高价林选择了观叶坪,但同时也给了高加林悲惨的结果 ,这到底是为了什莫呢.因该说这里面有一定的必然性,在作者的心理,无疑高加林的做法是不对的,甚至是无法原谅的,这在许多的读者对作品的评论中也能看得出来,同样,在作者的眼里高加林的做法也应该受到惩罚,但是,作者显然已经看到了高加林选择的必然性,和无奈性,可以说它是同情和理解高加林的做法的,但这还不够让作者去放过她,或者说是原谅他对可怜的巧珍的做法 在对高加林的处理上,可以说路遥是费了心思的,他也曾经为了这个任务而痛苦和思考过,是的,他是不是就应该得到那样的结局,这是不是就是它应该得到的,难道仅仅是把它的命运归结是命运嘛,那末,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地向高加林,有同样作法的人并没有得到向高加林这样的结局.因此可以判定,这是作者的意思,那末作者为什莫又要这样的莱戏弄这样的一个有志向由亮相的青年呢,（2）原因：作者本身无法完全突破旧式爱情思想的束缚对爱情的描写，是《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的重头戏。路遥在作品中描写了许多由此可以推断他的爱情观：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在《人生》和《平凡的世界》里描写了很多的爱情故事，孙少平与田晓霞，高加林与刘巧珍，还有孙少安，田润金波，田润生等人的爱情。在这两部作品中，纯粹的爱情往往没有好结果叶，，而没有爱情的结合，却往往非常幸福。路遥对这些爱情的描写和结局的处理，表现出了他思想中具有深刻的男权社会的思想意识和审美意识。作者在爱情描写上出现了一对矛盾：一方面是纯真爱情的的无比美好，炽烈，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令人着迷；另一方面，是美好爱情的无情终结，让人惋惜，心痛不已。高加林与刘巧珍，孙少平与田晓霞，孙少安与田润叶，青海姑娘与金波，他们的感情纯真美好，超越了世俗的观念，是我们所理解的真正意义上的爱情，然而，在《人生》和《平凡的世界》里，这些爱情无一例外地，破灭了。这是为什么呢？路遥在《人生》和《平凡的世界》里，对待爱情的态度，表面上看，非常现代，可以说是前卫而大胆。高加林刘巧珍不顾各自父母的恼怒和阻挠，执着而坚定地确定了他们的恋爱关系，甚至敢于公开挑战长辈的权威和世俗的眼光。孙氏兄弟则得到了更加超凡脱俗的爱情。孙少平的恋人田晓霞，出身高干家庭，在她恋爱的时候，她的父亲田福军从地区专员到地委书记直至省城所在地的市委书记。而她自己，在大学毕业后，凭借才华和优秀表现，被省报录用为记者。像田晓霞这样不同寻常的女孩，怎么说也得嫁个有头有脸的国家干部吧？可她竟然就爱上了一个孙少平，一个家境极为贫寒，穿着破烂，出苦力的揽工汉，就是现而今所说的农民工！这样的事情，就是发生在二十一世纪的现在，也能够成为一则新闻。再看孙少安与田润叶，作者让田润叶爱上了地道的农民孙少安，而田润叶无论是其家庭，还是她自己的地位，都高出孙少安一大截。虽然孙少安由于其思想局限，不敢接受这段感情，但仅仅是爱上，本身就已经脱俗了。田润叶后来屈从压力，嫁给了司机李向前。李向前也出身干部的家庭，家境极好。田润叶却无论如何也不与李向前同居，后来寻找关系甚至调离了原西县，让他们的婚姻名存实亡。金波在青海当兵的时候，爱上了一个牧马姑娘，因为爱情，被复员回家，后来一直想念那个姑娘，还去找过一次。这些人物在追求爱情的时候，都大胆热烈，能冲破传统樊篱，超越世俗的观念，仿佛表明了作者思想的现代性。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路遥在写这些爱情的时候，其内心显然是充满矛盾的，现代爱情思想的背后，是更加强大的传统思想，因此，这些美好的爱情都最终不可避免地消亡了。对脱俗的美好爱情的赞美和这些爱情不幸结局的安排，表现了作者内心的矛盾，传统思想与现代思想的矛盾。可以看出，路遥在作品中极力赞美和强调女人的妻性，即女人应当屈从命运，要勇于牺牲，温柔贤淑，对顾秀莲、刘巧珍、兰花和润叶行为的肯定最明显，当以理想妻性标准来塑造田晓霞时，作者看到了理想和现实间的差距，怎么具有妻性，也很难把她和孙少平结合起来，所以不惜让她死去；孙少安不敢接受田润叶的爱情，而找了一个山西姑娘顾秀莲来，很快结婚了。孙少安和顾秀莲，在结闪电般结合，在结婚以前，绝对是不存在什么爱情的，不过是为了娶一个媳妇和找一个丈夫结合了。这样草率的结合，如果不是碰巧顾秀莲非常贤惠的话（现实中往往不会有那么幸运），很可能是悲剧的开始，但作者并没有认为有什么不合理，相反，他们被写成一见如故，结婚以后恩恩爱爱，生活很幸福。至于田润叶，结婚以后一直不肯与李向前同居，因为她不爱李向前，作者对她抱着同情的态度，可是，当李向前残废以后，田润叶回到李向前身边，担当起作为一个妻子的责任时，路遥满怀激情地写道：“生活啊，生活！你有多少苦难，又有多少甘甜！天空不会永远阴暗，当乌云褪尽的时候，蓝天上灿烂的阳光就会照亮大地。青草照样会鲜绿无比，花朵仍然会蓬勃开放。我们祝福普天下所有在感情上经历千辛万苦的人们，最后终于能获得幸福！” ⑥可见，其实路遥内心深处，对于田润叶之前不肯承担作妻子的责任是持反对态度的，认为那是乌云，现在，田润叶终于和一个不爱的人生活在一起了，乌云散了。果然，在后面的描写中，他们生活得很幸福，仿佛真心相爱了。一个思想现代的人，在路遥大力歌唱这“甘甜”和“幸福”的时候，心里一定极不是滋味。孙少平和田晓霞的爱情纯真美好，按理该有良好的结局，然而，路遥以一种不可挽回的方式，结束了它。显然，路遥认为他们之间的结合是不可能的，结束是这段感情注定的结局，用晓霞死的方式，维护了田晓霞形象的完美。路遥在爱情婚姻家庭问题上，把是否合乎道德放在第一位，而且是使用传统的伦理道德标准来进行评判的，对道德和责任的强调往往胜过了爱情本身，并且作品中人物的爱情都无比纯洁，完全剔除了性的因素，可谓“发乎情而止乎礼”的典范。两部作品中，男女青年的爱情含蓄而纯洁，颇符合荀子关于“礼”的论述：“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辩，辩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⑦作者写爱情的美好，但如果爱情和道德相遇冲突的时候，作者的安排往往是牺牲爱情而维护道德的完美，体现了作者深刻的人伦思想。这些爱情，实际上承载了太多的考虑、责任、出身等因素，爱本身，反而退居其次了。这种对道德的强调，尤其是在爱情中对道德的强调，正是儒家文化在表现方式之一。对于高加林的爱情，路遥在描写的时候，给我们留下的是这样的映象：作者认为，高加林在农村的时候适合与刘巧珍恋爱，在城市的时候适合与黄亚萍恋爱，但是，即便是到了城市，高加林也必须与刘巧珍恋爱。这就是爱情与道德的冲突，在这个冲突中，作者毫不犹豫地选择道德在这些爱情的描写中，作者表现出了男权社会的门第观念，润叶便是门第观念的牺牲品，还有人生中高加林的爱情也表现出了这一点。田润生与郝红梅的结合出人意料，作者也给予了赞扬，但仔细研究田润生的心理，其实是田润生男权思想的结果。诗人贾冰先结婚后恋爱，作者几次写他们的幸福。而兰花，竟然死心塌地的爱着二流子王满银。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路遥在对待爱情的问题上，表现出了他的思想中极为传统的一面，对道德、对女性的定位，以及门第观念，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路遥的思想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儒家传统思想，那些美好的爱情之所以一一破灭，要么是因为不合乎道德规范，要么是门第观念的牺牲品，而且，女性在这些爱情中，往往不能有所作为，他们所能做的，只是顺从——这是路遥在强调他们的妻性。参考文献: ① 路遥 《人生》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2 ② 路遥 《路遥全集〈人生评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3 ③阳坡 《路遥在恋爱的日子里》 ④路遥 《人生》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2 ⑤韩玉珠.《路遥作品的传统美》[J].载《陕西教育》1997年第4期 ⑥路遥.《平凡的世界》[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⑦ 陈正义.《土，是难以忘记的》[J]，载《重庆师专学报》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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