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祥福和女儿林百家刚刚进溪镇时,暴雪天气使溪镇百姓的基本温饱都出现了问题。除了要抵御暴雪、龙卷风等天灾,“清王朝坍塌之后,战乱不止,匪祸泛滥”,他们还要承受土匪随时来袭的恐惧。
“与以上这些天灾相比较,对人群造成更大苦难的,其实是以匪患为鲜明象征性符码的人祸。”就在溪镇百姓的生活有所好转时,土匪出现劫走了陈耀武、李大掌柜等人,索要巨额赎金,虽然人质最后都活着回来了,但也都因这次劫难失去了一只耳朵。
溪镇民团因反抗张一斧率领的匪群而失去了生命。陈永良一家人救走顾益民以后,张一斧怒杀齐家村全体村民。“土匪挨家挨户搜查,见人就杀,见物就抢,杀完抢完一把火烧了房子。”无论老人、孩子,都“如同砍瓜切菜”一样被杀害。
一天的时间里,“尸体横七竖八,东一堆,西一堆,满村都是”[,齐家村变成了一片灰烬废墟。这就是土匪横行的乱世,这就是动荡的苦难年代。身处清末民初的百姓生活中处处充满混乱、不安、抢夺、生死离别。土匪形象塑造为小说设置了苦难背景,展现了土匪横行给百姓生活带来的灾难。更进一步,苦难背景的设置也指向文本的“苦难”主题,这也是余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中一以贯之的故事主题。
在溪镇的前十几年,陈永良和林祥福一家都过着平静安稳的生活,在认识了陈永良以后,林祥福和陈永良利用自己的手艺,为邻里修理家具、木窗,开了木器社。10年过去,“此时的林祥福已经拥有万亩荡一千多亩田地”,“木器社也是生意兴隆”。
林祥福女儿林百家和顾同年的婚事也已经基本确定。林祥福也慢慢习惯了这里的生活,暂时搁下了来到溪镇的初衷。按照这个轨迹发展下去,林祥福的生活应该是比较顺当的,但这种平静的生活就在林百家和顾同年定亲这天被打破了。
从林百家被土匪绑架,到陈耀武被割耳、在回家的船上险些丧命,再到溪镇民团与张一斧等土匪发生冲突,一系列跌宕起伏的事件使林祥福在溪镇的生活惊心动魄。田氏兄弟收到林祥福想要回故乡的来信,本想来溪镇接回林祥福,在林祥福写信寄给田大到田氏兄弟到达溪镇这一段短暂的时间里,林祥福就从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一具尸首。
土匪的出现打破了林祥福原本和平安宁的生活,也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他打算回到故乡“叶落归根”的想法再难实现。俗话说世事难料。在这里,“好人有好报”的常理被瓦解,作品设置与林祥福对立的土匪形象,安排林祥福惨死的悲剧结局,“凸显了人性的温暖与晦暗、谦卑与暴烈,宛如一曲生命与时代的双重挽歌”,使作品的文学意义更加丰富。林祥福的人生遭际,正显示出了个体命运的难以预测。
《文城》的故事发生在清末民初,那是一个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匪患频生的年代。作为站在土匪对立面的无数百姓承受着土匪来犯的风险。为了远离匪患,他们不惜迁居,以此远离动荡,求得平静的生活。可见匪患给百姓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也有像“和尚”这样的人加入了土匪的战队,与土匪站在同一战线,改变自身与土匪群体对立的局面,来换取安稳的日子。在乱世中,这一类人的选择有太多无奈。最终,“和尚”也为了维护正义而失去了生命。
土匪头子张一斧在那个时代选择了恶,他通过各种方式拉拢更多人和他站在同一战队,滥杀无辜、横行霸道、破坏他人财物、毁坏他人的生活。最终,“恶有恶报”,张一斧等人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正如该书腰封所写:“时代的洪流推着每个人做出各自的选择。
”张一斧、“和尚”、林祥福、陈永良等都在生活中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作者在《文城》中设置了土匪这一具有鲜明特点的人物群像,并不仅仅是要对他们进行批判和抨击,更是点出了“善恶”“苦难”“生命”三大主题。凡是人生,凡是选择,必有代价,最终,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生命中作出的人生选择负责。